拙斋文集卷十二

译有人问他说：“那个人既然已经死了，您为什么还叹息呢？”他回答说：“那个人虽然死了，怎么知道他没有不死的药呢？”可见他向人求取的，只是取得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至于那个人能不能做到，并不是他所关心的。虽然如此，孟尝君能够这样听从劝谏，却终于默默无闻，为什么呢？大概孟尝君听从劝谏，并不是出于真诚去实行，免不了有使自己获利的意图。他心里想，门下三千士人不愿意失去一个宾客，便会把三千人都看作亲近自己的人。我私下曾说，孟尝君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有两件：公孙戍责备他的君主不接受象床，而孟尝君能够听从他的劝谏，不问这个人的品行如何，这是第一件；冯驩在外面举债索取债券，便把债券烧掉，而孟尝君不生气，这是第二件。假使他再加上真诚，周公难道还能超过他吗？五国讨伐秦国 孟子问齐王说：“邹国人与楚国人交战，那么大王认为谁会胜？”齐王说：“楚国人胜。”等等。以一国抵挡八国，这和邹国抵挡楚国有什么不同呢？秦国凭一国之力同楚、燕、韩、赵、魏五国相抗，也就是以一敌八。小国固然不能敌大国，少数固然不能敌多数。然而秦国却每每获胜，六国却每每失败；秦国越来越强，六国越来越弱，为什么呢？大概按照天下的常理来看，小与大、多与少，确实不能相敌；但秦国每每获胜，是凭气势压倒别国。譬如人赌博，气势旺盛而钱财少的人，赌博往往获胜；气势衰弱而钱财多的人，常常反而失败。由此看来，秦国能够获胜、六国常常失败，是因为秦国气势旺盛，而六国气势衰弱。如果从气势的盛衰来论，那么大小、多寡就不值得讨论了。张仪游说秦王 主张合纵的有六国，即楚、齐、燕、韩、魏、赵。这六国相互约定实行合纵，联合为一体，以抗拒秦国。张仪想破坏合纵联盟，必须先游说魏国使它归附秦国，大概是因为张仪合纵之策能否成功，其利害关键在魏国。魏国这个国家，四面平坦，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险阻，实际上是六国交战的战场。假如魏国能够守住合纵盟约，秦国就一定不敢越过魏国去图谋六国。自古天下有大梁，实际上是南北的界限。汉代吴楚之乱时，梁孝王命军队守卫魏州，吴楚不敢越过大梁向北。唐代安禄山叛乱时，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安禄山也不能越过睢阳向南。由此可知，梁地是古代的战场，实在是南北的要冲。因此商鞅想使秦国强大，必须先欺骗公子卬而夺取西河之地，使他献出西河，然后商鞅的谋略才能成功。到了张仪破坏合纵，也先游说魏国使它归附秦国，然后张仪连横的主张才确定下来。由此可知，梁地是天下的要害。张仪想破坏六国的合纵，必须先游说大梁，然后五国才可以被他降服。像张仪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善于实行连横的人了。秦惠王讨伐蜀国 秦国攻破六国，世人都说根本在于张仪实行连横、破坏苏秦的合纵。合纵盟约的破坏虽然出自秦国，但秦国之所以兼并六国，实际上并不是靠连横的力量。假如秦国不能懂得事情先后缓急的次序，诸侯就无法被逐一平定。秦国能够兼并诸侯，实际上出自远交近攻的谋略。这一谋略，出自司马错，完成于范雎。秦惠王想讨伐蜀国，认为道路险阻、难以到达，司马错却主张先做容易的事情，去讨伐蜀国。后来秦国攻打诸侯，想用军队夺取刚寿，范雎认为应先攻打韩、魏，然后再攻打齐、楚。这两种主张，秦国兼并天下的谋略，大概就出在这里。大体说来，用兵的方法是：攻打坚强之处，薄弱之处反而会变得坚强；攻打薄弱之处，坚强之处反而会变得薄弱。蜀国薄弱而韩国坚强，所以先攻蜀后攻韩；韩、魏薄弱而齐、楚坚强，所以先攻韩、魏后攻齐、楚。这大概就是先攻薄弱、后攻坚强。薄弱的已经归我所有，坚强的又有什么可以凭恃呢？由此看来，秦国兼并天下，实际上先靠这两种谋略，而张仪的连横，只不过是帮助它罢了。攻打韩国、劫持天子的恶名 世上的议论者往往认为，周在战国时期不能复兴。因为当时周作为一个国家，只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土地不比曹、滕大，人民不比邾、莒多，究竟凭什么能够复兴呢？然而依我看来，实际上有可以复兴的道理。威烈王时，诸侯不来朝见周王，只有威王能够率领诸侯前来朝见。显王时，韩、魏都称王，而赵武灵王独自不肯称王，这说明周的名分仍然存在，怎么能说它不可能复兴呢？然而它最终不能复兴，是因为没有能够使它复兴的人。比如楚国想用兵攻破韩、魏，以窥伺周王的九鼎，武公劝说楚王道：“如今您将要诛灭天下共同尊奉的王，居有三代相传的宝器，吞并三翮六翼，以在诸侯之上显示威势，这不是贪心又是什么？”于是楚国的计划便没有实行。张仪游说秦国出兵进攻三川，逼近东西二周的郊外，司马错认为如今攻打韩国、劫持天子，会留下恶名，惠王于是停止了行动。武公认为占有天下相传的宝器、吞并三翮六翼以在诸侯之上显示威势是不对的，司马错认为攻打韩国、劫持天子会留下恶名。周作为周，实际上确实有可以复兴的道理；它所以不能复兴，是因为东西二周没有能够使它复兴的人。周文王兴起时，封地也不过方圆百里，哪里在于土地广大呢？先从郭隗开始 君子想了解一个国家，必定要看这个国家如何对待贤才。孔子将要前往赵国，听说窦犫、鸣犊、舜华被杀，便来到黄河边叹息说：“多么美啊，水势浩荡！我不能渡河，这大概是命吧。”只因为杀了鸣犊、舜华，孔子于是返回，不再前往赵国。由此可知，郭隗的谋略是想先从自己开始，而昭王听从了他，也可以说善于招纳贤才。像郭隗这样的人尚且如此对待，何况比郭隗贤能的人，难道会不来吗？这就是燕国能够从魏国招来乐毅、从赵国招来剧辛的原因。过去齐桓公设置庭燎之礼来等待贤士，一年过去了，贤士仍没有到来。齐国东部有个乡野之人，凭借九九乘法来求见，威公说：“我礼待贤士已经一年，却没有贤士到来，你为什么只凭九九之术而来？”他回答说：“我听说您设置庭燎等待贤才，一年过去却没有贤士到来。我之所以带着九九之术来进见，是因为如果您连九九之术都能以礼相待，那么拥有高于九九之术的人，难道还会不来吗？”由此看来，九九乘法尚且足以招来贤人，何况像郭隗这样的人呢？蔡泽劝应侯辞去相位

译蔡泽游说范雎，虽然他的志向在于取得范雎的职位，但他对范雎也确实是忠诚的。仁者把自己所爱的人推广到自己所不爱的人，不仁者则把自己所不爱的人牵连到自己所爱的人。秦国施政，实在非常不仁，放纵虎狼般的威势吞食诸侯。当时被秦国任用、掌权的大臣，最终都不得善终，是因为秦国把对自己所不爱者的态度也施加到自己所爱者身上，形势本来如此。商鞅、白起、吕不韦、范雎、李斯，都是秦国共同谋划取得天下的人，却都不能保全首领直到死去。能够保全首领的，只有范雎。四时运行有序，功业成就的人就应退下。范雎既然长期处在相位，正处于功成身退的时候，却不知道盛衰消长的道理，不主动退身，等到安平君、王稽的事情发生，被昭襄王责备，仍不知道退身离去，可以说是在冒着死亡而不顾了。如果没有蔡泽的话，哪里能够免于死亡呢？这样看来，蔡泽在秦国任相数月便离开，对秦国起初没有什么补益，但对范雎却大有好处。鲁仲连辞去齐国封爵 鲁仲连不是战国之士那一类人。战国的士人如苏秦、张仪、公孙衍一类，他们替诸侯排除困难、调解纷争，大多是为了取得利益，和商人所做的事相差不多。齐威王八年，楚国讨伐齐国，齐王派淳于髡到赵国请求救兵，带着黄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帽带都笑断了，说：“我从东方来，看见路旁有个祈求丰收的人，拿着一个猪蹄、一盂酒，祷告说：‘五谷繁茂成熟，满满地装满我家。’我认为他拿出的东西太少，而想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于是齐王又增加黄金千镒、车马百驷。这种做法和商人相比，也相差不多。看看鲁仲连拒绝新垣衍、不肯尊秦王为帝，平原君向赵王进言想封赏他。鲁仲连说：“士人可贵之处，在于替别人排除困难、调解纷争而不取报酬。如果有所取，那就是商人的事情。鲁仲连不忍心这样做。”等到他攻下聊城，齐人想封他爵位。鲁仲连说：“如果为了富贵而受制于人，我宁可贫贱却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志趣。”像鲁仲连这样的人，怎么能把他同战国之士一样看待呢？大概做士人的如果想轻视世俗、放纵志趣，就不能希望富贵；如果希望富贵，就会不知羞耻而受制于人。这两者大概不能同时成立，又怎么能既得到富贵，又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志趣呢？魏文侯见段干木时，站着累了也不敢休息；退下后见翟璜，却叉开腿坐在堂上同他交谈。翟璜很不高兴，文侯说：“段干木给他俸禄，他不肯接受；给他官职，他也不接受。你的地位是上卿，俸禄是万钟。既然接受我的供养，又责怪我不合礼仪，怎么能做到呢？”汉高祖取得天下时，张子房、韩信、萧何号称三位杰出人物。萧何位居相国，韩信裂土封王，只有张子房愿意受封留侯，闭门辟谷，抛弃人世间的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可以说是不受富贵役使而能轻视世俗、放纵志趣。后来萧何被械系，韩信被诛杀，只有张子房凭功名善终。他不取那些微小的爵禄，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扬子云说：“鸿雁高飞远去，弋射的人还会仰慕什么呢？”说的或许就是张子房、鲁仲连吧？秦国讨伐东周 周国失在过于弱小，秦国失在过于强盛。然而秦国灭亡在它正强盛的时候，周国灭亡在它衰弱之后。二者有什么不同呢？老子说：“柔弱，是属于生的一类；刚强，是属于死的一类。”所以牙齿刚强，彼此便会摩擦；舌头柔弱，因此不会损坏。这难道不是自然的道理吗！郑国离间秦国 君子创立事业、传留基业，必定要作万世的打算；而战国的君主治理国家，只要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就什么都肯做，这就是所谓苟且偷生、勉强活命。韩国国君派郑国到秦国施行离间，让他开凿渠道来延长几年的寿命，确实可以说很拙劣。然而假如在这几年中能够有所作为，也不能算拙劣。汉高祖和项羽转战争夺天下，曾对随何说：“替我游说九江王英布，使他背叛楚国。假如能使项羽留在齐国几个月，那么我夺取天下的计划就确定了。”古人本来就有延缓敌军行动以完成自己谋略的办法。项羽留在齐国几个月，高祖夺取天下的计划于是完成，何况使敌军延缓数年呢？秦国既然采用了郑国的谋略，数年不讨伐韩国，而韩国在这几年中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作为，只是白白消磨岁月，以苟延一时的性命。数年以后，秦国的渠道修成，韩国也灭亡了。自从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谋略，二十年不对楚国用兵，四十年不对齐国用兵，幸而齐、楚两国君主都庸碌、昏暗、懦弱、愚昧，所以终于陷入秦国的谋略而不觉悟。假使齐、楚两国君主有一个像越王勾践那样的人，那么在这二十年、四十年之间，秦国怎么能够逃脱呢？李牧替赵国守卫边疆 安定边境、抵御戎敌的谋略，只在于坚固营垒、清理野外，不同敌人争夺利益，以使敌军困顿，使它兵力衰老、力量削弱，然后乘机进攻。伯禽居住在曲阜时，淮夷、徐戎一同兴兵作乱，于是作《费誓》，率领众人征讨他们。誓词说：“现在只须放纵地放牧牛马……”等等。这大概就是坚壁清野的谋略。边境敌人之所以侵扰中原，只在于掳掠。假如我军入城固守而不和敌人争夺利益，敌人不能从侵掠中得到东西，军队就会疲惫、力量耗尽，然后乘敌人的间隙、利用敌人的空当发动进攻。这就是伯禽能够战胜徐戎的原因。孔子记录帝王的典籍，认为伯禽抵御徐戎，确实掌握了抵御戎敌的上等谋略，所以把它附在《典谟训诰》的末尾，作为后世的法则。像李牧守卫雁门，谨慎设置烽火，多派间谍，匈奴入境抢掠时，立即入城收兵固守，这大概是掌握了伯禽的长远谋略。本朝澶渊之战，寇准替真宗谋划，命令河北各郡全部入城固守，靠近州郡的迁入州郡，靠近县的迁入县；有壕沟的填平，有粮仓的粮食藏入地窖。敌人进入境内却掳掠不到东西，最终只得请求讲和。由此看来，坚壁清野的谋略，确实是抵御戎敌的长远计策。赵王重新任用李牧为将

译李牧用兵，实在太像王翦了。起初，秦始皇想夺取荆国，问李信，李信说：“不过需要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认为他胆怯，于是派李信率二十万人讨伐荆国，最终在荆国战败。秦始皇于是重新起用王翦，王翦说：“如果不得已要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说：“就听将军的谋划。”于是王翦率领六十万人讨伐荆国，荆国人倾尽军队抵抗秦军。王翦到达后，坚固营垒守卫，不肯出战。荆军多次挑战，他始终不出兵。每天让士卒休息沐浴，给他们良好的饮食，安抚体恤他们，亲自和士卒一起吃饭。过了很久，王翦派人询问军中：“有什么游戏吗？”回答说：“正在投石、跳远。”王翦说：“士卒可以使用了。”于是命令将士进攻，俘获荆王负刍，终于平定了荆国土地。这大概说明，坚持既定谋略而不改变，才能有所成就；抚慰士卒、让他们休养，才能应对变化。没有舍弃这两点而能够成功的。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叛乱，哥舒翰守卫潼关，因敌军势头正盛，想坚守营垒等待，以挫伤敌人的锋芒。明皇派使者催促出战，哥舒翰不得已，痛哭着出兵，果然被安禄山击败。看哥舒翰起初所坚持的，与王翦的坚守大概没有不同。然而他受制于君王的命令，不能坚持先前的主张，勉强出兵，以至于失败。这不是他的智慧不足，而是智慧已经考虑到了，却不能坚持。优秀将领坚持自己的谋略，可以被杀、被侮辱、被罢免、被斥责，但他确定下来的谋略不能轻易改变。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取胜。秦、赵、燕三国接近北方敌人 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都修筑边塞来抵御敌人，而内地的诸侯，如韩、魏、齐、楚，都不承受匈奴的进攻。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及到了汉代以后，匈奴才得以入侵。汉文帝时期，候骑于是能够通达甘泉宫，中原才开始承受匈奴的兵祸。本朝建国初年，刘继元凭太原十多个郡控制北方边境，所以中原没有北方边患。等到太宗攻克太原以后，契丹便连年入侵。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战。大概太原是中原赖以抵御北方的屏障，必须有截然分明的障塞，使它独自承担一面，然后中原才不会受到敌人的侵扰。唐代以三位节度使守边，确实是良好的防御谋略。春申君实行合纵 治理国家，必须有一个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计划；计划既已确定，就应把胜败置之度外，不能因为一胜一败而沮丧。汉高祖和项羽交战时，他确定的计划只是同诸侯约定合纵，以消灭项羽。所以从穿着白衣为义帝发丧起，跟随诸侯讨伐项羽，这个计划虽然屡战屡败，他的气势却从未稍有沮丧，因此最终同诸侯合兵，在垓下挫败项羽而消灭了他。大概因为起初有确定的计划，所以不因胜负而产生喜怒。六国对于秦国来说，能够获利的地方，只在于约定合纵来攻打秦国。看楚王担任合纵的首领，而春申君掌权，可以说计划已经取得成功。这个计划一旦确定，本来不应该因为一次失败而沮丧。等到秦军出动，五国军队败逃，楚王不能坚持自己的计划，反而把罪责归咎于春申君，春申君因此更加被疏远。从此以后，诸侯不再实行合纵。正因为没有确定的计划，所以最终被秦国兼并。唐宪宗讨伐淮蔡，连续多年不利，群臣都请求停止用兵。皇帝说：“一胜一负，是用兵的常势。假如用兵能够常胜，那么自古以来还有谁会害怕用兵？先帝也不会把这个贼人留下来交给我。” 如今只需讨论将帅是勇敢还是怯懦，以及军队强弱和处置方式如何罢了。难道军队一次失败，就要因此沮丧而破坏既定计划吗？”于是身边的人无法从中插话，所以最终捆绑元济并将他杀掉。韩愈说：“凡是取得平定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完成。”由此可知，想成就事业，不能没有决断。战国诸侯最终被秦国兼并，难道是他们兵力不足吗？是因为决断不足。李斯杀害韩非 李斯的反复倾覆，实在太厉害了！当秦国颁布驱逐宾客的命令时，李斯已经在被驱逐之列，于是上书说：秦国之所以称霸，是因为任用宾客，而宾客从诸侯国来，都对秦国有益。等到他嫉妒韩非而想杀害他时，却又说：韩非是韩国公子，最终一定会忠于韩国而不会忠于秦国。他和前一天的谋论相比，为什么相反到如此地步呢？当李斯遭到驱逐而上书时，假使有一个像李斯这样的人说：“李斯是楚国人，如今想兼并诸侯，李斯最终一定会忠于楚国而不会忠于秦国。”那么李斯也不能免于祸害了。替自己辩护时，就说诸侯来的宾客有益于秦国；到了陷害韩非时，却说韩非最终会忠于韩国而不会忠于秦国。反复倾覆到这种地步，李斯最终不能善终于秦国，难道不是所谓“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吗？虽然如此，李斯陷害韩非，确实有罪；韩非遭到祸害，也有自取的原因。孟子说：“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造铠甲的人只怕铠甲伤人，所以所学习的技艺不能不谨慎。”君子所学习的是仁义，因此亲爱自己的亲人，并把这种亲爱推及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并把这种爱推及别人的国家，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忠厚之道。假如所学习的是刑名法术，就不知道亲爱自己的亲人，反而亲爱别人的亲人；不爱自己的国家，反而谋划危害别人的国家，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刻薄之举。韩非所学习的是刑名法术之学，所以他出使秦国时，竟替秦国谋划，首先谋求覆灭自己的宗国，以便使自己的言论得到施行。他虽然写了十多万字的《说难》，最终却死在《说难》所说的处境中，是因为他所操持的学术使他自取祸害。司马温公说：“君子亲爱自己的亲人，并推及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并推及别人的国家，因此功劳大、名声美，还能享有各种福祉。”如今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想覆灭自己的宗国，以求自己的言论施行，他的罪过本来就不容死罪以外的宽免，又哪里值得怜悯呢？大概他对自己应该厚待的人尚且薄待，那么就没有什么人不会被他薄待，这就是李斯能够把谗言加到他身上的原因。韩非、张良都是韩国人。张良在秦人灭亡韩国以后，散尽家财寻求刺客，想替韩国报仇。因为他的家族五代在韩国任相，所以最终得到力士，用铁锤在博浪沙中袭击秦始皇，即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不后悔；而韩非在韩国尚未灭亡时，却替秦人谋划攻破韩国的策略。人的智慧见识彼此相差，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燕太子丹向秦国报仇

译嬉笑中含有的愤怒，超过了瞪裂眼眶的怒容；放声长歌中的悲哀，超过了痛哭。古人将要报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时，不能让敌人知道自己有憎恨他的意图，这样以后才可以报仇。越王勾践退守会稽，他对吴国的怨恨深重到了极点，深入骨髓。然而他向吴国称臣称妾，竭尽侍奉吴国的礼节，二十五年间卧薪尝胆，慰问死者、抚恤孤儿，以维持自己的国家，慢慢谋划报仇，后来才在吴国实现自己的志愿，最终使吴王退守姑苏，以洗刷过去会稽之耻。善于报仇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猛禽发动攻击，必定隐藏自己的形体。燕太子丹怨恨秦国，想要报仇，便让荆轲带着匕首劫持秦王，使秦国全部归还侵占诸侯的土地。就像曹沫对待齐桓公那样，却不能趁机刺杀秦王，这两个谋划最终都没有成功，于是遭到秦王赫然震怒，燕国也被秦国灭亡。越王勾践谋划报吴二十五年，后来才实现志愿；燕太子丹报复秦王，却想在一天之内劫持他，也可以说是考虑浅薄、毫无谋略到了极点。秦王既不能杀，又不能劫持，燕国于是灭亡；它这样灭亡，本来就是自取的。然而即使荆轲能够劫持秦王，使秦王归还所侵占的土地，燕国也仍然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秦王放纵虎狼般的威势，不再以信义对待诸侯，又怎么能把他当作齐桓公那样对待呢？假使荆轲能在一天之内劫持秦王，等荆轲返回时，秦国也会出兵攻灭燕国；这样一来，劫持秦王也会导致灭亡。凭燕国这样的小国杀死大国的君主，秦人必定举国为仇，难道秦国就不会再有一个秦始皇吗？由此可知，不能劫持秦王也会灭亡，能够劫持也会灭亡；不能杀死秦王也会灭亡，能够杀死也会灭亡。荆轲这次行动有两个足以导致灭亡的原因，而燕太子丹却把它当作保全自己的计策，这就是所谓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结果使自己和国家都灭亡。荆轲刺杀秦王 以忠信作为周身的防护，大概只有忠信才能防护自身，使周密而没有漏洞。假如不用忠信作为护身的装备，即使防患的思虑很周密，也没有不出现漏洞、可被人乘隙而入的。秦人考虑防患，可以说很周密了；秦王宫廷的卫士，大概是诸侯的数倍。然而荆轲进献督亢的地图，地图展开到尽头，匕首便显露出来，他抓住秦王的衣袖刺向秦王胸口，秦王几乎不能免于被荆轲杀死，是因为秦国的法令规定：群臣在殿上侍奉时不得携带尺寸长的兵器；拿着兵器在殿下侍奉的人，没有诏令召唤不得上殿。所以荆轲劫持秦王时，侍奉在左右的人想救他却没有兵器，侍奉在殿下的人虽然有兵器，没有召令也不得上殿。这可以说是考虑防患很周密了，但秦王最终正因为这一点，几乎被荆轲杀死。即使没有忠信作为周身的防护，只是拘泥于宫廷守卫的严密，虽然考虑防患很周密，却必定会有出现在其未曾考虑之处的祸患。秦人考虑防患，不仅如此。攻破诸侯，不封功臣子弟；杀害豪杰，销毁兵器，认为天下人没有值得信任的；然而最终发动祸乱的，却是他身边亲近信任的赵高。焚烧《诗》《书》，消灭礼乐，使百姓愚昧，让天下人都不读书，以为这样便达到了目的；然而起兵于田野之间，学习作乱而使秦国灭亡的，却是没有读过书的陈胜、吴广。由此可知，秦国考虑祸患虽然周密，但祸害的发生常常起于它没有考虑到的地方，这是因为不知道用忠信作为周身的防护。汉光武帝在宣德廊下会见马援，敞开头巾迎着他笑，说：“您周游于二帝之间，如今见到您，使人感到非常惭愧。”马援说：“当今世上，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我和公孙述是同县人，年轻时关系很好。我先前到蜀地，公孙述登上台阶、摆出威严之后才召见我；我如今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或奸人，却这样简易随便？”皇帝笑着说：“您不是刺客，只是说客罢了。”敞开头巾迎笑，可以说是简易而没有防患的装备；然而没有人敢侵犯他，大概只是因为以忠信作为周身的防护，没有漏洞可以被人乘隙而入。卢生、侯生讥讽议论秦始皇，秦始皇发怒，于是坑杀儒生。神仙家这一流派，同儒家这一流派不同。卢生、侯生是秦始皇派遣的方士，派他们去寻找长生不死的药。他所穷究追查的对象，应当限于方士一类人，不应该牵连儒者；可是他却因为方士的技艺彼此传授、相互引荐，最终发展到坑杀儒生。像秦始皇这样的人，正所谓在家里发怒，却把怒色显露在街市上。秦二世即位 国家的存亡，虽然可以说是天命，然而人事修治得好还是修治不好，天命也会随之改变。所以有因原本可以保存而变成灭亡的，也有因原本已经灭亡而转为保存的；这取决于人事，并不是天命预先规定的。比如让尧做君主，却有丹朱；让舜做君主，却有商均。这两个人的品行，都有必然导致国家灭亡的道理。然而尧不把天下传给丹朱，而传给舜；舜不把天下传给商均，而传给禹。国家社稷于是安定，天下百姓于是得以生养。这就是依据天命中本来必然的道理，实行使国家必然保存的办法。秦始皇像这样暴虐，却有扶苏做儿子。扶苏为人宽厚、喜爱儒学，寄托着天下人的希望。假使扶苏做了君主，秦国就可以不灭亡。然而秦始皇却放逐扶苏，宠爱小儿子胡亥；李斯、赵高之流揣摩他的心意，杀害扶苏而立胡亥。这就是把本可不亡的道理，变成了必然不能保存的办法。大概舜的德行同尧相合，所以尧立舜；禹的德行同舜相合，所以舜立禹。丹朱、商均的德行，都不同于尧、舜所认可的德行，这就是他们不能即位的原因。胡亥的德行同秦始皇相合，所以胡亥被立为君主；而扶苏的德行不同于秦始皇所认可的德行，这就是他不能即位的原因。由此可知，天命所在，假如人事修治得好还是修治不好有所不同，天命就能够随之改变。汉武帝的作为同秦始皇相差不远。然而汉武帝死后天下没有动乱，大概是因为昭帝继承帝位，后来废止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的政策，减轻徭役和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就是天下得以中兴并安定的原因。假使扶苏继承秦始皇，秦国的基业也可以重新振兴，这也就像汉昭帝一样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扶苏呢？

译论杨朱、墨子、申不害、韩非的危害 韩愈的论断认为，孟子排斥杨朱、墨子，功劳不在禹之下。禹的功劳，使大地平治、上天成就，六府三事都得到治理，万世永远依赖他的功业。他的功劳对于天下的作用，体现在具体施政上，深切、显著而明白。孟子排斥杨朱、墨子，却只是空洞的言辞，没有实际功效，怎么足以和禹相比呢？大概杨朱、墨子的危害，比洪水的危害更严重；只是杨朱、墨子的学说遭到孟子的言辞排斥，这种危害才没有显现出来。假如没有孟子排斥杨朱、墨子的言论，那么它的危害难道会比洪水的危害小吗？孟子排斥杨朱、墨子，认为杨朱主张“为我”，就是目无君主；墨子主张“兼爱”，就是不顾父亲。没有父亲、没有君主，就是禽兽。站在战国时代来看，还没有看到杨朱、墨子的危害时，孟子的话确实像是说过了头。然而从申不害、韩非的学术来看，孟子的话并不过分。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能任意放纵，叫作桎梏。”韩非说：“尧舜拥有天下时，堂屋高不过三尺，使用的椽木未经雕琢，即使旅舍的住宿，也不会简陋到这种程度。冬天穿鹿皮衣，夏天穿葛布衣，用土簋盛饭、用土器盛羹，即使看守门户者的饮食，也不会比这更差。” 禹开凿龙门，使水通入大海，大腿没有肌肉，胫部没有汗毛，手脚长满老茧，面孔眼睛都晒得黧黑，即使是百姓服役的劳苦，也没有比这更辛烈的。凡是人们看重拥有天下的原因，难道是想使身体劳苦、精神疲惫，住在旅舍一样简陋的地方，口中吃看门人的粗食，亲手从事沉重困苦的劳作吗？关键在于放纵心意、满足欲望，君主重视并明确法令，下面的人不敢作奸犯科，以此控制天下罢了。”申不害、韩非提出这种说法时，也只是没有实际根据的空言。等到秦人采用它，督促责罚越来越严酷，被施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人侧目而视，只怕不能保全性命，到了手脚都不知放在哪里的地步。崤山以东的群盗已经起兵，百姓跟随作乱就像回家一样，天下陷入涂炭达数十年，这些都是申不害、韩非的学说造成的。杨朱、墨子的学说，假如没有孟子排斥它，就一定会发展成申不害、韩非的危害；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假如被孟子当时就排斥，也会被废弃而成为杨朱、墨子那样的空言。大概疾病在皮肤、肌肉、血脉时，治疗容易，所以看不出明显的功劳；等到疾病到了肠胃、骨髓，治疗它虽然可以看见功效，却也很难说是功劳了。孟子排斥杨朱、墨子，正是所谓疾病在皮肤、肌肉、血脉时就加以治疗；虽然功劳无法显现，实际上却是最大的功劳。申不害、韩非的学说给秦国带来的祸害，正是疾病到了骨髓而无法再救治。处在这个时候，即使让孟子重新活过来，去劝告秦国，恐怕也难以施展力量了！《拙斋文集》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