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拙斋文集卷十四宋林之竒撰防问

译钦定《四库全书》《拙斋文集》卷十四，宋林之奇撰，策问 别试 请问君王能够贯通天地人而做到一通十吗？作为士人，怀有辅佐君王之才处在下位，本来就希望自己能够闻一知十、无所不通。伊尹身处田野之中，却以尧舜之道为乐；大概他虽然困居田野，所学习的却是尧舜的学问。一天忽然改变想法，应汤的聘请而出仕，那么使君主具有勋华般的功业、使百姓达到唐虞时代的境界，难道是做官以后才学习这些的吗？在屋里造车，在道路上使车轮与车辙相合，起初并没有什么困难。傅说在版筑之间，太公在渭水之滨，颜子在简陋的巷子里，都是在学习，只是困穷与显达不同罢了。不只是古代圣贤如此，即使后世士人也有这样的人。马周见唐太宗，谈论天下大事，明白熟悉典章制度，仿佛一向在朝廷做官；其实他的学问是在一个平民草野之人的时期完成的。姚元崇用十件事情劝说唐明皇，到了开元初年，全都可以施行；但他早在广平任猎师、折节读书的时候，就已经预先形成了这些学问。士人作为士人，不应当这样吗？我朝对待士人，可以说很优厚了。每三年举行一次郊天祭祀，也每三年举行一次取士。大概科举大比和圆丘祭祀各隔一年举行，把取得贤士看得同祭祀上天一样。难道只是追求虚文、完备旧例，白白把它作为众多士人求取功名俸禄的阶梯吗？确实应当使天下的平民都能够将自己的意见上达朝廷，抒发他们在田野中的志向，以辅助圣明的政务。冒昧请问诸位，凭借贯通、通达国体的学问，斟酌当今事务，希望施行的有多少？想要改革的又有多少？想通过熏陶使风俗变得淳厚，怎样增益或减损才能使公家和私人都富足？请把你们所学的全部陈述出来，不要过高而迂阔，也不要过低而谄媚，务必使它确实能够施用于实际，不要成为纸上的空话，希望这样才不辜负朝廷求取贤才的诚意，也不愧为士人的美名，难道不是很好吗？官制 周代设置六卿，实际上是推究、继承唐虞考察古制的制度。大概从任命九官开始，就已经各有职掌了。百揆就是太宰，秩宗就是宗伯，士就是司寇，共工就是司空。契担任司徒，又有后稷播种百谷，唯独没有所谓司马。解释者说，皋陶实际上兼任了司马之职。这对于六卿的职掌，有的把其中一职分为两职，有的又把两职合为一职，为什么呢？唐虞的制度既然如此，夏商应当没有不同。所以《甘誓》有“于是召集六卿”的文字，而《曲礼》记载商代制度，却把太宰、太宗以及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同列为天官的六太。其余四卿于是同司士并列，称为五官。它们又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呢？天子的六军，其将领都由卿担任；没有战事时做卿，有战事时做将。这些将领所担任的卿，是哪一种卿呢？假如说是分掌职务、统率属官的卿，那么太宰的职掌统领百官、协调四海，对于天下事务没有不总管的。等到出征时，却分掌一军担任将领，而隶属于大司马，这又是为什么呢？每乡有一名乡大夫担任卿，这当然不是太宰以下的六卿。所谓军队的将领，莫非就是由乡大夫中的卿担任吗？然而武王在牧野的誓师中，从友邦的冢君以下，讲到御事、司徒、司马、司空。把他们称为御事而参加牧野之战，说明他们作为诸侯、尚未拥有天下时，已经使用自己的三卿担任将领。难道天子的将领反而不用太宰以下的卿吗？晋国设置六军，由六卿统领；鲁国设置三军，由三家统领。以小推大，卿在国内统率属官，在外担任将领，是确定无疑的。既然由统率属官的卿担任军将，王师出征时，从比长、伍长等逐级向上，到州长，实际上就是军队的统帅了。那么所谓乡大夫之卿，又该如何安置呢？诸侯的国家只设置三卿，康叔封在卫国时，只说“祈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等职名罢了。然而鲁国有夏父弗忌担任宗伯，陈国以司寇为司败，吴国、宋国都有太宰，又像是配备六卿而全部设置了这些官职，希望把其中的道理全部告诉我。孟子所论述的，同《王制》《周礼》所说的不同。问：从汉代以来，孟轲传承圣人的言论于道统将要坠失之时，振兴王道于将要衰颓之际，列举盛世的典章制度来规范列国的君臣，本来应该著书立说，以前代为准则。试取《孟子》七篇考察，其中同经书大相违背的地方很多，姑且摘出其中最突出的，与诸位辨析说明，可以吗？王者的制度是：禄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所属的大夫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可是孟子却在公、侯之上增加天子一等，又把子、男合为一等，共为五等；在卿、大夫之上增加君一等，共为六等。不知孟子所记载的为什么不同于王制？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一百里。可是孟子却只说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把公、侯、伯、子、男合并为三等，不知孟子所记载的为什么不同于《周礼》？有虞氏设上下庠，夏后氏设东西序，商人设左右学，周人设东西胶。可是孟子断然说夏称校，商称庠，周称序，不知建学的名称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上等田每家百亩，莱田五十亩；中等田百亩，莱田百亩；下等田百亩，莱田二百亩，余夫也同样如此。可是孟子说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不知分田的等级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孟子说，天子的卿所受的田地比照侯，大夫比照伯，元士比照子、男。考察《王制》，却说天子的三公所受的田地比照公、侯，天子的卿比照伯，天子的大夫比照子、男，天子的元士比照附庸。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孟子说，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上次等养活八人，中等养活七人，中次等养活六人，下等养活五人。考察《周礼》，却说上等田每家养活七人，中等田每家养活六人，下等田每家养活五人。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孟子说，国都之内按十分之一征税，让民众自行纳赋；可是《载师》又有二十取三、二十取五、十取二、二十取一的制度。孟子说夏后氏以五十亩纳贡，而《禹贡》又有田地列第八等而赋税列第三等、田地列第一等而赋税列第六等的说法。井田本是周公制定的，而文王治理岐地时却已有九分取一的耕作制度，那么商代也有井田吗？彻法本是周人实行的，而滕文公询问时，孟子却告以七十亩实行助法，那么周代也使用助法吗？周公封在曲阜，封地方圆七百里，为什么又有俭约到百里的说法？

译文王兴起时只有百里之地，为什么又有方圆七十里的苑囿？立言著书，竟然如此处处不相符合，凭什么取信于后世呢？请试着思考驳正这些说法的办法，不要说孟子只是用来发问的书，就放置一边不加讨论。历 问：自汉代以来，历法推行于天下，大概因时代不同、朝代不同，即使在推算、沿革变化之间，也彼此如冰炭、楚越，不能相同。但是推究它的源流，哪一种不是出自古代圣人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授予时令的本意呢？尧命令羲、和掌管天象，舜使用玑衡，这些记载在《尚书》二典中，是表示它们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常法。三代历法，在其他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必定也是因袭尧代的旧法。可是汉代的古历却有黄帝、颛顼、夏、商、周、鲁六种，各自成为一家，这是为什么？三代改定正朔，经书所见的，也只是它们所属的统纪有天、地、人之别而已。后世历家却说，既然统纪不同，那么立元也不同：天正的元年为甲寅，人正的元年为乙卯，二者相互经纬。又有人说，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谈论历法的人因此各有异同，又是为什么？古代推步历法，只不过校正太阳的影长来求中星，并归纳闰余。到唐代洛下闳制定《太初历》，才开始以甲子日的朔日、旦时、夜半和冬至为基准，使日、月、五星都汇聚于子位，出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的征验。这与古代的推步方法相比，是对还是不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太初历》依据音律产生历法，以八十一作为统母。刘歆又用《春秋》与《易象》配合这些数，扬子云作《太玄》来比拟《易》，也说与《太初历》相合。到了唐代一行制定《开元历》，推究大衍之数，却说这种方法起源于《易》。那么，它和《太初历》起源于音律的说法，是相同还是不同？贾逵推求金火革变的意义，认为数不能贯通，必然要有所更改。蔡邕说不必用一家之术强行求合，说明历法应当随时变化。姜岌却又说历法可以永久流传，使用它不应有改历变法的道理，难道真是这样吗？祖冲之开始制定岁差的限度，张胄元、傅仁均等人沿用它，大概是说天体运行的位置，经过很久必然会产生差异。王孝通却又说，假如尧时昴星黄昏时出现在中天，后来差到东壁星宿，那么这样积累下去，将会导致寒暑季节互相错位，难道真是这样吗？斗分有时远、有时近，究竟应当怎样确定？章、蔀、统、元有时多、有时少，究竟应当遵从哪一种？怎样才可以校准太阳运行之法？怎样才可以校准二至？历法中先大后小、先小后大的方法哪一种更好？气盈、朔虚的说法怎样辨析？怎样验证各家历法的差错，并完全考定《春秋》所记日食的日期？怎样推算逆数，并列举出与六经相合的甲子？这些都记载在史书和历志中，是可以全面考察的。请分别寻求最恰当的说法而加以保存。汉代从《太初历》到《乾象历》，共有三家；从魏黄初到隋代，以张胄元为首共有十四家；从唐戊寅元到五代钦天历，共有十一家；本朝从《应天历》到《统天历》，共有九家；至于《皇极》《稽极》《经纬》《光宅》《景龙》《符天》《明元》等历书，虽有其书，却没有实际施行。正朔、齐政等历法中，万分之法有的并不正确，其中本来有疏略的、精密的，纯正的、驳杂的，符合古法的、不符合古法的。请把它们逐条列举并计算清楚，以便考察诸位通晓天人之学的程度。律吕 问：声音没有形体，而音乐有器具；根据有形的器具制作声音，又从无形的声音寻求器具。因此，器具不能永远保存它所发出的声音，声音也不能绝对限定它所依凭的器具。自古以来讨论乐律的人，无不想求得中正之声的止处；可是寻求它的方法，自三代以来直到今天，历经数千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律吕相生，有人以蕤宾为重上生，有人以大吕为重下生；又有人认为从黄钟到大吕，采用三分损益法，只上生一次、下生一次。这三种说法，在度数方面为什么有多有少的差别？十二管依次旋转相生，作为宫调，有人以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只按照相生的次序；又有人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各自通过避合而相乘。这两种说法，在常规次序方面为什么有先后不同？上下相生，本来止于十二律。可是后世又从中吕增加，直到南事，称为六十；又从南事增加，直到安运，称为三百六十。这样岂不是在十二律之外徒增枝节吗？还宫的运行，本来只到五声为止。可是后世又增加变宫、变徵，称为七均；又有十二种变徵调，位于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种变宫，位于羽音之后、清宫之前。这样岂不是多于五音了吗？古代制定律管，有人说用玉，有人说用铜，有人说用竹；又有人说阳律用竹，阴律用铜。不知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正确？后世确定律法，有人制作准器来寄托数理，有人裁制笛子吹奏，有人制作四件器具，称为通；有人制作二十四轮扇埋在地下，用来测定地气。不知这些器具究竟哪一种得当？有人说律在钟之前，钟在律之后；又有人说先有钟，后有律。有人说以一粒黍的宽度为尺，然后制作律管；又有人说从一粒黍开始，累积一千二百粒黍才产生尺。宫、徵、商、羽、角依次相生，各有相应的数目，这种说法确实恰当。为什么又有宫生角、角生徵、徵生羽、羽生宫的另一种说法？土没有候气之管，寄旺于四季，这种说法确实恰当。为什么又有半黄钟九寸之数，即管长四寸五分六杪，用来候气的说法？律管的周长，究竟是直径三分、周长九分吗？还是黄钟九分、林钟六分、太蔟八分，各自依照它们的寸数而定？三统的律管，究竟都是整寸而没有余分吗？还是黄钟九寸、林钟六寸一厘、太蔟八寸二厘，不能算作整寸？用黍来制作律，有的按宽度累积，有的按长度累积。律管所容纳的黍，有少到八百八粒的，也有多到二千八百六十九粒的。这几家的说法是否正确、是否恰当，关系到中正之声能否取得，往往都要由此决定。通晓音律的人，都不能不加以讨论。请把各家彼此凿枘不合的说法逐一列举出来，并分别寻求最恰当的所在，使夔、师襄再生，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岂不是很好吗？大衍太玄

译问：《易》这部书，本于天地生成的数。天的生数为二十有五，地的成数为三十，合起来为五十有五，用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那么这些数似乎不可以增减。然而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四十有九，这样就都少于天地之数，学者对此感到疑惑。所以各位儒者凭自己的臆见作出解释。有人说五十是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的总数，其中不用的一数，是天的生数。有人问，《易》说有太极，就是北辰；北辰生两仪，日月和四时运行，十二月、二十四气运转，而北辰居于本位不动，其余的才运转而使用。又有人认为八卦各有六爻，共四十有八，再加乾、坤二策，总共五十；初九说“潜龙勿用”，所以只用四十有九。又有人说，虚置一数而不用，就是太极；没有名称可以称呼它，所以叫太极。有人认为五行之气贯通万物，因此减去五，大衍又减去一；有人认为减去六，以象征六画。如果确实是这些说法，那么圣人制定大衍揲蓍之法，岂不是仍有所附会配合，而不是出于自然之数吗？还是其中自有最恰当的意义，只是诸儒没有想到呢？扬子云的《太玄》，大概是仿拟《易》的数理。它的泰积要数，始于十有八策，终于天地人之数五十有四，合起来为七十有二；其中一半是泰中的数，所以用三十有六策，并虚置三策来占筮。这种多少、乘除的法则，似乎又与《易》不同。《易》在天地之数中只缺少五，而《太玄》在始终的策数上却废去了一半。《易》虚一，《太玄》虚三，难道也各有自己的道理吗？请尽意陈述，不要受诸儒已经提出的说法牵制。河图洛书 《易·系辞》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这些话都是在说作《易》的事。《尚书》说：“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却从未指明洛书就是上天赐给禹的东西。汉代儒者把二者附会在一起，于是有龙图授给羲、龟书赐给姒的说法。这种说法出自纬候之书，并不是两部经书的原文。假如洛书果真是为神禹而出现的，就不应当在《易·系辞》中说它。如今《洪范》不说洛书，《易·系辞》却说河图、洛书，又怎么知道图书的出现不都在伏羲时代呢？《周官》记载天府掌管河图，却没有洛书。孔子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也只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那么在周代，洛书未必已经流传于世。汉代儒者究竟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河图之数纵横十五，这不是人的私意和小聪明所能制作的；它必定是上天授予伏羲的。然而伏羲开始画八卦，从乾卦三次求取而得到巽、离、兑，从坤卦三次求取而得到震、坎、艮。那么它与纵横一至九的数究竟怎样配合，才形成这样的八卦方位呢？世上流传的洛书之数是：一、六属水，二、七属火，三、八属木，四、九属金，五、五属土。有人因为它符合《洪范》五行之数，就相信这种说法。然而五行是五，五事、五纪、五福也都是五，并没有区别。假如一果真是水数，二果真是火数，那么一为貌、二为言；一为寿、二为富之类，难道也都有相应的数吗？假如认为它们不是五行之数，那么《系辞》为什么又有“天一地二”直到“天九地十”的话呢？纬书谈河图，只是因为认为它出自伏羲。《山海经》又说伏羲氏得到它，夏后氏因而称为《连山》；黄帝氏得到它，商人因而称为《归藏》；列山氏得到它，周人因而称为《周易》。这样看来，河图的出现已经多次了。又怎么知道洛书既已授给伏羲，使他取法而作《易》，就不会再赐给禹，使他取法而作《洪范》呢？洛书具有五行生成之数，已经属于值得怀疑的范围。汉代儒者对于五行传，又把九畴的名称说成是龟背所负，有人说是三十八字，有人说只有二十字。难道上天授给禹的东西，竟然这样反复详尽吗？那么《春秋纬》所说“河图九篇出于天苞，洛书六篇吐自地符”，如今流传于世的究竟哪一种才是真的？它们果真符合圣人的经书吗？军制 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共同使用，缺少一种都不可以。设置军队由来已久，所以军事装备常常存在于文治事务完全兴举之时，军容的整治也必定安排在闲暇之际。因此，即使君上安逸、臣民和乐、天下太平无事，军政也不可以不讲求。天子有六军，大国有三军，次国有二军，小国有一军，这不只是周代的制度。从《甘誓》《胤征》推考，自夏代以来就是这样。文王作为西伯时，祈父、宏父、农父实际担任三卿；即使他已经取得天下三分之二，仍然不敢越过大国的制度。可是《棫朴》诗却说：“周王出行，六师跟随。”这是为什么？假如说文王受命称王后才装备六师，那么武王在牧野誓师时也只有司徒、司马、司空在场，似乎仍没有改变。春秋时记载鲁国设置三军，批评它不应设置；记载撤去中军，称赞它恢复古制。那么鲁国三军本来符合次国的制度。可是《閟宫》诗却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只有大国才有千乘之车、三万士卒。僖公时代已经把这件事当作美德，到了襄公、昭公之间，却开始责怪设置三军而赞许撤去中军，这是为什么？鲁国如果真是大国，那么军队应当有三万七千五百人，可是只说“公徒三万”。假如认为这是举成数而言，那么齐国的内政从五人编为一伍，直到五乡编为一师，恰好是一万人，难道所谓三万人竟与《夏官·司马法》完全不合吗？晋侯是侯爵，却分设六军来配备六卿；郑伯是伯爵，却有左右拒和鱼丽之阵；吴子是子爵，却编为三军来操练以抵御楚国，这些都是僭越。然而天子的六军只取自六乡，其外还有六遂，都会和乡遂的军队遇有事情便调发。天子既不止有六军，诸侯也就不应当拘泥于这个数目，可以根据情况有所增减。鲁国伯禽征伐徐戎时，既有三郊，又有三遂，也几乎接近六军；记载这件事的书并不认为有嫌疑，那么凡是使用超越等级的军队，未必都算僭越。可是设置、撤除三军和中军，圣人一定如此谨慎地加以记载，又是为什么？春秋时代距离成周还不远，而军政已经如此；从此以后，如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也就可以推知了。至于汉、唐的制度，则有七校、三更、建章、羽林府、卫弓骑等名目，由朝廷制定；雄边子弟、昭义步兵等法令，著于郡国。它们的制度究竟是否符合先王的制度呢？这虽然不是俎豆礼器方面的事情，但也是通晓世务的人所应当知道的。请试着把其中的是非得失如实条陈出来，不要只是说自己没有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