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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文宪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文宪集》三十二卷，是明代宋濂所撰。宋濂有《篇海类编》，已经著录。元末的文章家，以吴莱、柳贯、黄溍为一代后起的劲敌。宋濂最初跟从吴莱学习，后来又向柳贯和黄溍学习，他们之间的传授有明确的源流。他早年又跟闻人梦吉研读柳贯的五经著作，因此他的学问也有根基。《明史》宋濂本传说，他从小到老，没有一天离开过书卷，对于学问没有不通晓的。他写文章醇厚深沉，铺陈流转，可以和古代作者并列。朝廷举行郊社、宗庙、山川百神的典礼，以及朝会、宴飨、律历、衣冠制度，四方夷狄进贡、赏赐慰劳的仪式，旁及元勋重臣碑记刻石的文字，全都交给宋濂撰写。他是开国文臣中的第一人，士大夫登门请求他作文的前后接连不断。外国贡使也知道他的名声，高丽、安南、日本甚至拿出兼金来购买他的文集。刘基传中又称，刘基所作文章气势昌盛而奇特，和宋濂并为一代宗师。如今看两人的文集，宋濂的文章雍容浑厚肃穆，好像天厩中的良马，仪态从容，步伐合乎节度；刘基的文章锋芒四射，好像价值千金的骏马，突然越过山涧，奔流如注。两人都是天下文章中的极佳作品，但从德行和才力来说，略有不同。方孝孺曾向宋濂受业，努力继承他的事业，然而比较两人的品格，最终也如同苏轼之于欧阳修。大概刘基讲求经世治国的策略，所学不如宋濂醇厚；方孝孺自我期许太高，意气太盛，修养也不如宋濂纯粹。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文宪集》卷一 明　宋濂撰 表【共五十八章】进呈《大明律》表 臣听说，天生万民，没有谁没有欲望。欲望发动而感情胜过理智，诡诈虚伪日益滋长；强暴者任意侵凌，柔弱怯懦者无法自立。因此圣人出现，顺应时势制定治理办法，设置刑法作为防范，使作恶者知道畏惧，使善良者获得安宁。《传》中所说：“诉讼刑狱，是万民的性命所系，是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养育众生的。”拿它比作禾黍，必须割除稂莠，禾苗才能茂盛；比作白米，必须除去沙砾，食物才能入口。如果那些败坏教化、破坏风俗的人没有办法诛除，即使尧、舜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自轩辕以来，各代都有掌管刑法的官员，五刑的法令也逐渐完备，但其中详情已经无法完全知道。到了魏文侯向李悝学习，才开始采集各国刑典，制定《法经》六篇。汉代萧何增加三篇，总称九章。曹魏刘劭又把汉律推衍为十八篇。晋代贾充又在魏律基础上增订为二十篇。唐代长孙无忌等人又取汉、魏、晋三家的律令，选择可以施行的，定为十二篇。大体上都以九章为根本。历代的律法到了唐代，也可以说汇集了其中的大成。伟大的皇帝陛下接受亿兆百姓拥戴、作为君主和师长的使命，登上帝位，保卫安定臣民，勤勉不懈。陛下训诫群臣，反复讲说数千言，唯恐群臣触犯他慈爱仁厚的心意，这种心意常常流露在言辞之外，这正是大舜“对于刑罚仍心怀怜悯”的意义。陛下怜悯愚民无知而陷入罪过，法司奏报审判时，常常恻然不安，因而多加宽赦，这正是神禹见罪人而哭泣的心情。只有贪污的官吏，接连承袭元代的弊病，就像白米中的沙砾、禾黍中的稂莠。因此不得已借助严刑来约束他们。自陛下即位以来，多次诏令大臣重新制定新律，达到五六次也不厌倦，完全是为了使百姓得以生存。如今又特意敕令刑部尚书刘惟谦，重新编订各种律令，使它们协调而合乎中正；对于近代繁多的比附条文，以及奸吏可以借此任意出入法网的条款，也全都痛加革除。每完成一篇，就誊写成书进呈，张贴在西廊的墙上，陛下亲自挥笔裁定。由此可以仰见陛下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与虞、夏帝王同样具有哀怜之情。《易》说：“山上有火，是旅卦。君子因此明察慎重地使用刑罚，不使狱讼滞留。”这是说审理狱讼不可不谨慎。《书》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没有刑罚。”这是说用刑罚来制止应受刑罚的行为，使百姓自然不敢犯法。陛下圣明的思虑深远，上考察天理，下揣度人情，制定了百代共同遵守的准绳，实在包含《易》《书》的深奥原则；可以预见，陛下好生的德行将遍及民心。凡是日月照耀之处、霜露降落之地，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承受神圣教化、改过向善，全部达到和乐兴盛的治理状态的。这是多么盛大啊！臣刘惟谦在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接受诏令，第二年二月完成此书。篇目完全依照唐律：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采用已经颁行的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定的律三十一条，摘取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共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其中有的删减，有的增加，有的仍依旧文，务求使轻重相宜。臣等谨俯伏在宫阙之前，进呈这篇表章报告此事。臣等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上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译进呈《元史》表 臣恭敬地认为，记载一代而编成史书，史法沿袭自司马迁、班固；考察前代君王的成法，周家就以夏、商为借鉴。因为过去的兴亡，可以作为将来的法则和警戒。元氏建立国家，本来以朔漠为根基，以兵戈争强；兼并部落达十代，逐水草为食，在一隅之地擅自称雄。到了成吉思汗时期，大体在斡难河之上开始尊定名号，逐渐制定教令。既向近处攻取乃蛮，又向远方攻打回纥；渡过黄河进攻西夏，越过居庸关窥伺中原。太宗继承其业，金朝因而成为废墟；世祖承接其统，宋朝的国运于是终结。建立纲常、陈列法纪，以夏制改变夷俗，放开宏远的规模，成就统一天下的基业。到了成宗、仁宗等君主，世人称为有志于治理的君王，他们只遵守祖宗的训诫，思考把治国谋略遗留给后代。自此以后，号称太平盛世；丰亨豫大之说在天历年间被鼓吹，离析溃散的灾祸却逐渐形成于至正朝。宠幸之人在内部迷惑君主，权奸在外部蒙蔽视听；汉高祖的法网本来因疏阔而放纵，周王朝的纲纪也很快走向衰败。执掌风纪的官员都成了不捕鼠的猫，将士全都变成反咬主人的狗。因此群雄角逐，九州分裂如瓜，风波只在重重海域中沸腾，天下山河最终归于真正的君主。臣叩首致谢。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奉承天命、承受运数，拯救世道、安定百姓，建立万世的大业，继承历代君王的正统。大明兴起，微弱的火光便熄灭了；天下都焕发光彩。迅雷震响，众多声响便停止；宏大的声音于是传播开来。陛下又想到盛衰的原因，仰体推行忠厚的仁德。众人都说，国家既已灭亡，名声也会随之消亡；只有陛下认为，国家可以灭亡，而史书不应灭亡。于是特意诏令隐逸的士人，希望求得公正的议论；文辞不要过于艰深，事迹务必写得明白。如果善恶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或许可以使劝善惩恶对人有所帮助。这些都是天子的谆谆嘱托，更显出圣心的广大。于是命翰林学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祎、儒士臣王克宽、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凯、臣陈基、臣赵壎、臣曾鲁、臣赵汸、臣张文海、臣徐尊生、臣黄箎、臣傅恕、臣王锜、臣傅著、臣谢徽、臣高启，分科编修。因此上自太祖，下至宁宗，没有不搜罗的，严格广泛地搜集材料，唯恐玩忽时日、虚度光阴，每天接续前一夜的灯火来工作。所以在五六个月之间，完成了这十三朝的史书。何况过去史籍错误极其严重，其他书籍又没有可靠的旁证，即使竭尽忠勤，也难免疏漏。至于元统以后，相关史籍已经不存在，已经派遣使者从各处搜求，等续编完成后再进呈。惭愧我的才识有限，不能称得上具备三种长处；再加上记述还不周全，实在没有丝毫补益。臣宋濂忝居执掌文史的职位，有幸看见成书，只是确实的就传下确实的，存疑的就传下存疑的，仅仅能够编纂整理年月，应该记的就记，应该删的就删，哪里敢说自己能够像《春秋》那样褒贬人物？只希望仰承陛下一夜之间的阅览，成为后世千秋的鉴戒。所撰《元史》本纪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二卷，目录二卷，共计一百三十万六千五百多字。谨慎地抄写成一百二十册，随同表章进呈，以此报告。

译致仕谢恩表 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诚欢诚喜，叩头再拜上言：臣听说，生在世上而遇到真正的君主，做官之后能够回到故乡，这是人臣最荣耀、最大的愿望。臣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书生，粗略读过经史，在前朝时虽然多次参加科场考试，却始终没有得到一点俸禄，本来甘愿终老山林。如今幸而遇到圣明君主，陛下定都建业，特意命令中书省臣派使者送来礼物，把臣从金华山中起用，使臣掌管儒学机构，继而升任右史，侍奉东宫讲经，在翰林院供职。去年又承蒙陛下特意授予承旨之职，使臣成为文章之臣的首位。臣的次子宋璲被提拔为中书舍人，长孙宋慎任殿廷序班，一门三代都蒙受恩荣。近来又承蒙追封祖父，陛下亲自挥笔，以宏伟文章加以宠荣，灿然如奎璧的光辉照耀霄汉。并且怜悯臣年老，命臣退休还乡，又赐给冠服、文绮和宝楮，浩大的恩泽丰厚充沛，数也数不尽。恩德高如天，厚如地，照临如日月，不是笔墨能够全部叙述的。臣实在欢喜，叩头再拜。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以平民身份统一四海，如同汉高祖；以仁义教化遍及天下，超过唐太宗。陛下早起晚睡，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希望天下苍生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恩泽。即使凭臣的愚昧浅陋，没有尺寸之功，也蒙受如此极其优厚的恩遇，臣铭刻在心骨，发誓不敢忘记。臣自知无法报效犬马般的忠诚，只有早晚焚香，祝愿陛下享有千万岁寿命，并以忠诚勤勉教导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不忘陛下深厚的仁德罢了。臣无法承受仰望上天、敬仰圣明而激切惶恐至极的心情，谨奉表章称谢并报告此事。臣宋濂诚欢诚喜，叩头再拜，谨此上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濂谨上表。致仕谢恩笺 具官臣宋濂诚惶诚喜，叩头再拜上言：近来承蒙圣恩，追赠臣祖、父二代，允许臣退休还乡。臣自正月初六日向陛下辞行，初十日开船，二十七日到家。二月初三日到墓地祭告，宣读诏书，皇恩光辉显赫，下照九泉。乡里亲朋一时全都到来，相互感叹仰慕，认为天朝如此优厚地对待士人，没有不感激奋发的。这全是皇上的大德、太子的深恩。只是臣这样微不足道的人，拿什么来报答万分之一呢？臣听说古代圣人有言：“做君主很难，那么所说的难究竟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四海广阔，百姓众多，把他们托付给一个人；敬慎就能治理，怠惰就会混乱；勤勉就能治理，荒怠就会混乱；亲近君子就能治理，接近小人就会混乱。这其中的关键极其微妙，一旦发动就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不能不谨慎。这就是二帝三王相传的心法，所说的德、仁、敬、诚，无非都是在这件事上下功夫。治乱之间，只在于内心是否存有这些品德。臣诚惶诚喜，叩头再拜。恭敬地想到，皇太子殿下仁慈孝顺、温和恭敬，出言合乎法度，行动符合至道，中外没有不仰望您的。然而臣仍然要讲二帝三王相传的心法，实在是因为做君主确实艰难。臣退居乡里，但忠诚爱戴之心更加迫切，早晚都不敢忘记。因此斗胆献上樵夫、农夫般的浅陋意见，希望殿下察看臣所说的话并切实实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无法承受仰望激切、惶恐不安至极的心情，谨奉笺申谢并报告此事。臣濂诚惶诚喜，叩头再拜，谨此上言。赋【共二章】奉诏撰《蟠桃核赋》【有序】洪武乙卯年夏五月丁丑日，皇上驾临端门，召见翰林词臣，拿出一枚桃核给臣看，这是元代内库所收藏的东西。它长五寸，宽四寸七分。前面刻着“西王母赐汉武桃及宣和殿”十个字，涂饰着金色，中间绘有龟、鹤和云气的图案。后面刻着“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所刻字数和前面相同，也用金色装饰。所谓“庚子”，实际是宣和二年。字体很像宋徽宗赵佶所书。臣接受诏命以后，撰写这篇赋来垂示戒诫，留给后世。臣宋濂谨考：西王母献桃的事情，详细见于张华《博物志》第八卷“史补”类。张华说桃有七枚，大如弹丸，送给汉武帝五枚，自己吃了两枚。按照如今看到的桃核来看，至少大十倍于弹丸，那么桃实有斗那么大也就可以知道了。难道是张华出于传闻而凭想象记载的吗？还是他的话没有足够依据，后来好事之人假托传说而编造的吗？不然，汉武《内传》所说桃子像鸭蛋，形状圆而颜色青，又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再考察蔡京的记载，尚库中有西王母蟠桃的桃核，颇为巨大。蔡京曾经辅佐宋徽宗，他所见的桃核与今天这枚相符，这件事应当可以作为证据。如此说来，传记和志书所记载的事情，确实有不可信的吗？臣不敢顾念自己的固陋，谨慎地撰写一篇赋，俯伏在宫殿台阶下献上。开头极力描写它的形状，结尾则归结到正道。赋文如下：炎汉传到第六代，实际是武皇帝；他阐明坤地的祥瑞，掌握乾天的纲纪，在汾阴祭祀，建立竹宫。仁兽出现在宫中，赤芝献入内室；西海进献续弦之胶，弱水送来燕卵般的香物。各种福庆全都聚集，武帝想要骑龙到达天帝的故乡；幸而神奇的桃子入口，便把仙种传到人间。想象那时，瑶阶露水寒冷，朱红宫庭秋意空旷；银烛还未熄灭，彩绘屏风斜斜映照。武帝打开承华殿的秘殿，远望瑶池而神思驰骋。忽然西王母从远方降临，托青鸟传达使命；浓郁的祥瑞之气葱茏茂盛，美丽的姿容显现而明艳。于是玳瑁席刚刚铺设，霞光般的酒杯多次传递；兰香般的言辞吐出，香气袭人，青色衣袖举起，高高飞扬。紫云装饰的车驾暂时停驻，九重天的灯火还在燃烧。于是打开锦绣车盖，洗涤翠玉酒器，拿出桃实，在武帝面前献上。桃味甘美醇厚如甜酒，颜色丰润而不干枯。用鸾鸟形的刀切开桃子，甘美的汁液像泉水一样流出，滋润华池。身体轻盈，几乎想要成仙，武帝将桃核怀在手中，想把它种在上林苑，挖开寒烟笼罩的土地。西王母微微一笑，说尘世容易变迁，假如花和果实能够同时出现，年岁也要经历三千年。只有紫府中的真人，才把沧海看作桑田。那些从小窗窥看的孩子，哪里能够测知其中幽深玄妙？这枚桃核，不是铸造而成，也不是陶土凝结而成；它借助五行之气孕育，凭借六气流动而成形。

译它鄙弃葫芦瓠瓜般脆弱单薄的质地，却兼有玉石般坚贞的品质。指甲刺不进去，敲击便有声响。不知在哪一年从中间剖开，只剩下半块玉璧般晶莹的形体，俯伏贴在金盘上。巢莲的龟仰头承接玉露。常蒲杯的杯体，尖端高耸如尖峰，下面丰厚而呈椭圆形【“吐火切”，意为狭长】；像坠落的星辰那样布满皱纹，背部收缩形成籀文般的纹理。面上有一处凹陷，颜色赤红。荷叶似乎将要展开，蚌壳尚未闭合。藏着桃仁的痕迹还在，含有肌理的裂隙仿佛仍然鲜活。肉和孔的形态隐约可见，周围合拢的线纹层层交错。龟鹤飞翔的图像显现，宝贵的纹章绚丽灿烂，金光闪耀。凤凰形的卣、鸾鸟形的彝器，都把真正的珍宝藏在天府；星辰的形状、月亮的精魄，携带着蓬莱瀛洲的浩大清气。唉！自古以来的仙灵，恍惚难以凭信，出于无形而进入有形，变化不止。橘子大得像酒盎，巴地园中的枣大得像瓜；汉武帝在宫廷中任由燕、齐方士放纵，施展诡异的辩说。仰望咫尺的云路，却遗憾凡人的骨骸难以登上。凭着盖世雄才，仍甘愿沉溺而不醒悟。至于建章宫月色暗淡，甘泉宫风声寒冷，铜柱高高耸立，仙人掌高高托举。仰望飞仙车轮却始终不来，徒然把情思奔驰到遥远的天际；苦恨白日容易短促，最终无法控制衰老的年岁。桃核虽然还在，人却已经逝去，只能在茂陵对秋风悲叹。何况宣和年间还沿袭旧迹，仰慕西王母鼎湖乘龙升天的故事；托称青华帝君的后代，设置神霄派的玄妙名号。前代的鉴戒明明并不遥远，为什么还要接连重复覆车的旧辙？上天开启大明，真人降临。兴起顺应天地的大化，调和阴阳的极精之道；以道德施行，便胜过龙虎丹法；显明忠信，便胜过铅汞炼丹的功效。把九州扩大成为仁爱长寿的地域，使亿兆百姓与乔松般的长生者为伍。神妙的机理流布浸润，太和之气薰蒸弥漫；指斥奸佞之人，屈轶草便生长；调和阴阳四时之气，台阶旁便长出尧时的瑞草。看这区区遗留下来的桃核，原本有什么轻重可言？这正是革除往古的荒唐，效法唐尧虞舜来建立准则的缘故。赋末说：桃核啊大得超过手掌，经历千年啊多么恍惚；可叹神仙啊徒劳梦思，谁见昆仑山啊紫芝长青？真人出现啊海内安宁，礼乐成为冠冕啊仁义成为衣带；箫韶九成啊凤凰鸣叫，青鸟不敢再来啊虚幻传说澄清；千秋万岁啊永远长生。我私下考察宋徽宗本纪：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换年号，随即把宣和殿改为保和殿。到了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诏令抄录三馆藏书，设置宣和殿以及太清楼、秘阁，这才重新使用“宣和”的名称。如今桃核上面的字刻在宣和二年庚子年甲申月，却不写保和，仍然沿用宣和的名称，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怀疑。何况丁酉日属于庚子年癸未月的末尾，如今又把它归入甲申月的开头，更有无法追问清楚之处。我很怀疑这枚桃核不是汉武帝时期的东西，字也不是宋徽宗所书。杂书所记海外国家多有大桃，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或许有人得到它留下的桃核，只是仿制后假托为古物吧？然而宋濂年纪已经很大，旧日学问都荒废遗忘，这些话未必足以作为证据。姑且把它写在这里，以等待后世君子考察。《崆峒雪樵赋》【有序】刘君宗弼，家住赣州崆峒山的南面，学问广博，文章雄健，曾经考中进士，入国子监任教，出仕浙江，担任部使者所委任的职务，声名光彩已经十分显著了。刘君却退避自处，不肯以此自居，正以“崆峒雪樵”为号。他大概是把显达与幽隐看作一致的吧？不是贤能而有德的人，大概做不到这一点。刘君曾间或请我为他的事情作赋。雕虫篆刻的学问，我年老了已经将要忘掉，只能勉强拿起笔来写；虽然采用赋体，但多半是借物寄托义理。刘君向西归去后，或许会在清泉白石之间歌唱，山中神灵听见了，也未必不会展颜一笑。赋文如下：那崆峒山拔地而起，镇守着五岭以南的灵秀之地。翠色旗幡纷纷荡漾在空中，播散浩大清气的繁盛。绥江、章江挟带并流，滋养丰腴的土地。山洞远远通向龙穴，山势盘曲绵延到郁孤山。它确实是大地深奥的居所，是神灵真人聚集的都城。那里有白鹅羽人、黄唐丹士，把玉辟成房屋，铸金制成黍粒；仰望青帝张设的帷幕，拨开赤霞打开宝箱。哀悯下界尘土污浊，乘着刚劲的风径直飞越。只有彭城的仙人，遵循烂柯山遗留下的道路；认为神奇的棋局值得观赏，心意翩翩远举。用鹿皮剪成花纹做衣裘，用芝田的花蕊系成鞋饰；用湘江云彩的枝条制巾，以彩色野鸡的尾羽作腰带。为胡麻尚未煮熟而伤感，却喜爱白石可以烹煮。越过洞真宫的石门，借用修月神人那把宝斧；期待缑山仙人降临，或许能遇到绿色仙书。此时玄冬正值朔日，寒气交汇，水腹坚凝；铜柱高耸，夜里仙鹤鸣叫。乌鸦白昼藏起，茫茫六角雪花聚成洁白。空旷寥廓与混沌之气相合，幻化出九清天的幽秘景色。打开太素神奇的花苞，夺人眼目，仿佛流水翻腾在空中，无法停定。满眼皆白而没有固定的界限，如烂银在霜地上闪耀。琼林玉树，花穗重叠，枝条相连。树枝顿时消失在春日的绿色中，花朵巧妙地点缀在晴朗的枝梢。于是踏过美玉般的石阶，依傍结冰的树荫；肌肤中寒气侵入而起栗，手指屡屡冻僵却不弯曲。丁丁当当、许许作响，不遗余力地砍伐；已经枯死的树木砍成柴薪，正在生长的树木却不砍折。玉屑随着声音轻轻坠落，结霜的树干靠着云层刚刚堆积。用九真山的赤藤捆扎，附上千年灵芝的精魄。既逍遥自在又长久归去，忘却今昔如蕉鹿之梦。歌唱道：我采柴，我砍樵啊，在大蒙山的原野；万树玲珑啊，玉光照亮夜晚。谁能和我同行啊，与彩虹般的旌旗一同下降？于是筑起石灶，翻阅金色经典，养炼神火，炼制黄宁丹。水虎之窟生出水银，火龙之门产出铅；药液承接太乙的珠机，运转元精之华。凭借天地的封券，建造鄞鄂的丹城。等到剃除毛发、洗炼骨髓，使阴气熔化而阳气凝聚；在琼玉山种植灵芝，在广寒宫庭折取桂枝。到桥门统领儒生，在王庭聚集鹓鹭般的贤臣。白色的奏章如霜飞落，绣衣使者使春光明亮。靠近一座山便手持斧头，使盛夏生出冰来。于是乘风归来，先登上瀛洲；隔绝人间的风雨，立即显出真人与凡人不同的道路。至于西邻的儿子，沉醉于腥膻荤食，遮蔽龟香般的清晨，笙歌和灯火装点着春天。

译宝阶上跳着楚舞，银馆里唱着秦歌。黄尘迷住了庄子《南华经》的梦，破鞋却讥笑东郭先生的贫穷。喜爱钟鼎留下的荣华，厌弃烟霞近旁的醇厚清逸。姜太公在渭水垂钓，伊尹在莘野耕作；有的在东海受封为齐侯，有的辅佐君主建立华勋。贤者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走同一条正道，难道会因时势的屈伸而改变志向吗？世间纷纷扰扰啊，美丽却不断翻新；用蜡烛代替柴薪啊，令人伤感美好的时辰；翻转海水使它化为甘霖啊，却始终不能洗净游尘。谁不化作胡地的燕子啊，依附华美屋椽上的雕饰？丹穴的凤凰在空谷中鸣叫啊，也只是寥寥可闻。弹奏樵歌的高逸声调啊，把绿绮琴寄托给秋日长空。歌唱道：仿佛有一位仙人啊，在兰草的山崖；停住白虎作为使者啊，登上高峻险山；停住洁白的毛裘和回旋的风啊，铺展满天花朵；停住内心空明朗澈啊，断绝一丝瑕疵；停住仁爱的斧、正义的钺啊，龙纹相击铿锵作响；停住脂膏不施啊，疮痂便不显现；停住砍伐那些薪樗啊，扶助松柏；停住在大鼎中养育贤者啊，煮熟来烹食；停住使天下归公啊，使大道施行；停住逆风屹立啊，思绪盈盈。停。颂【共八章】《平江汉颂》上天命令皇上做亿兆百姓的君主，旌旗所指向的地方，全都臣服归顺。起初皇上只凭一支军队在濠州、泗州之间兴起，随后安抚淮南，平定江东，攻克浙江东西两路，收入版图的土地方圆已有数千里。定都江左，施行政令，推行仁政；老人和儿童都沐浴在至高的教化中，安乐和煦，如同太平时代。当时陈友谅占据江汉地区，僭越称帝，杀害原来的君主，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残酷驱使百姓，使他们像陷入水火。他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又聚集蜂蚁般的军队，直逼豫章，三个月不能解围。皇上赫然震怒，于是召集群臣在朝廷中告诉他们：“陈虏不守道义，竟敢屡次侮辱我。过去他动摇我边境，侵袭姑孰，窥伺金陵，幸赖你们一两位臣邻的力量，进攻并击败了他。我也亲自攻覆他的巢穴，他连夜逃走，暂且在武昌喘息；我不忍追赶而将他消灭，希望他悔改灾祸，自己逃避上天的刑罚。癸卯年夏天，他竟然又围攻我的豫章，可见他的凶恶贪婪没有止境，这是自取灭亡，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机。上天的威严光明，我不敢不顺从。只有你们这些勇猛的臣子、不怀二心的将士，希望辅佐我完成这项功业。” 群臣说：“好。”于是右丞臣达、知政事臣遇春、帐前亲兵指挥使臣国胜、同知枢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准备好兵器，选拔军队，等待出发。七月癸酉日，皇上亲自穿上铠甲头盔，举行祃祭，祭告军旗；龙江的战船数百艘遮蔽江面向上游行进。陈虏大为恐惧，解除包围逃走。丁亥日，与我军在鄱阳湖康郎山相遇。戊子日，皇上把水军分为十二营，命达、遇春、永忠突入敌阵；喊声震动天地，箭锋像雨点般集中，炮声如雷鸣，波涛高高涌起，飞火照耀，百里以内水色全都变红，烧死、淹死的有一两万人，漂流的尸体像蚂蚁一样，满眼望去没有尽头。己丑日，焚烧伪平章的战船，斩杀余众二千人。辛卯日，又进行激烈战斗。敌将张定边一向号称勇猛如枭，皇上亲自抵御他，将士都拼死作战。经过一两个时辰，遇春等从左右夹击，杀死敌兵无数；张定边中了百余箭后退走，偷偷据守鞋山，不敢出声。我军也占据湖口，扼住敌人的咽喉，在南北江岸排列栅栏，又把火筏放在江心，水陆严密戒备，等待敌军行动。八月，敌军粮食耗尽，派五百艘船到都昌抢粮，又被我军大将擒获。壬戌日，敌军计穷力尽，冒死突围，准备向九江进发。皇上命令诸将同时合击，战况如同戊子日；从辰时到酉时，督战更加紧迫，陈友谅被飞箭射中，死在船中。癸亥日，敌军五万人投降。皇上下令释放他们，没有杀一人，唱着凯歌回师。船头船尾相接，旌旗飞舞飘扬，不快不慢，曲折从容地归来。万民前来欢迎，俯伏在道路两旁，山川草木也都显出喜色。到太庙告捷，举行饮至礼，论功行赏；赐给遇春若干田地，永忠若干田地，其余将士分别赐予金帛。我考察往事，曹操率领八十万水军进攻孙权，周瑜、黄盖在赤壁击败了他；苻坚从长安发动六十多万步兵、二十七万骑兵进攻晋朝，谢玄、谢石在淝水击败了他。然而赤壁不过是烧了一把火，敌军就逃走；淝水也不过是军队混乱后奔逃，起初并未真正大战，可是史臣仍详细记载，把它作为千古美谈。何况如今湖口之战，血战多日，天地为此昏暗，日月为此无光，山河为此震荡；这神奇的功勋、骏伟的战绩，光辉铿锵，与天地同久，和前面两国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可是竟没有歌咏，这难道不是典章中很大的缺失吗？臣谨慎地详细记载这件事，撰成一篇颂词，使伟大的功绩流传无穷，等待太史氏采录。颂辞如下：上天眷顾有德之人，实在是圣明的皇帝。于是施展神妙谋略，安定寇乱。义旗向东指去，没有谁敢不恭敬。风势猛烈如虎啸，云气飞腾如龙行。长淮已经归附，江左于是归属；浙江东西设置诸侯和牧守。于是建立国家，安定南方，招抚中原，控制西蜀。蠢笨的小丑，竟敢与大国结仇；聚集凶恶顽徒，刀锋像刺猬，斧钺如螳螂，轻率渡过我国疆界，跳跃奔窜。既已将他们砍杀，僵尸覆满江面；再次整齐六军，直捣他们的巢穴。释放他们而不诛杀，使他们自己惩罚洗刷。谁料他们仍不改变，又像猪一样反过来咬人，举起细弱的手臂，竟敢抵挡我军车辙。皇上的威明震怒，历数罪状告诫朝廷群臣，断定他们决不悔改；于是命令将领前去征讨。你们选择水军，整顿铠甲兵器，运输军粮，各自竭尽忠诚。摇光星居中，正值夷则之月，在江边举行祃祭。皇上手持大斧，发誓告诫，催促军队出发。纪律严明，火器猛烈，旌旗高扬；战船铿锵前进，矛戈光耀，铠甲头盔明亮。既愤怒又严厉，既飞驰又高扬。雄威所向，荆湘已经无力抵抗。刚与敌军相遇，便大声呐喊冲击；火药腾跃，火器交错，星星般的流箭和火光飞驰，暴烈的火焰如闪电奔涌，巨大的炮声如雷霆劈裂。杀气弥漫，连咫尺之内也辨认不清。

译箭锋所穿透之处，十人五人相联成列，纵横交错，死者也不倒下。桅杆聚集，帆樯相接，像竹笋捆束、刺猬编连；漂尸堵塞江流，船只无法前进。敌军魂魄已经被夺，扶着伤口逃走，聚集在湖湾深处，只剩下喘息之力。我军在江南北岸设置栅栏，火筏漂在江中，遮蔽得像鸟翼。过了四十天，敌军飞逃之路全都穷尽，只能冒着万死一搏，冲破包围。我军见到他们，战船如龙，像兔子奔逃而鹰在后面追逐。激战六个时辰，从辰时到酉时。一支仆姑箭射出，杀死了敌军首领，箭贯穿眼睛直到头颅，他像枯柳一样倒下。最大的祸患已经消除，余党不敢再作恶，彼此传告说：我们若不扶助皇上，皇上就会革除我们的顽恶；我们归附仁德。谁说小土丘可以高过山岭？他们崎岖屈身，再拜叩首，前来投降称臣。皇上说：“好。你们这些俘虏，我接受你们；宽恕你们，不杀戮；我做你们的父母。你们受冻，我给你们衣服；你们饥饿，我给你们食物。过去为什么昏暗迷惑，如今才撤去遮蔽。”奏凯旋归，骑兵和鼓吹声繁盛摇荡，显现在乐歌中，以镯铙击节。到太庙举行饮至礼，在朝廷颁赏；丝帛堆满他们的家，肉食摆满他们的厨房。都城百姓聚集观看，举手加额，有的叹息，有的歌唱，议论声啧啧不绝。干戈相互接连，并非一朝一夕。从今以后太平，可以坐享其成了。皇帝神武，行动就能取胜，群敌全都屈服，四方都来效法。皇帝宽厚慈爱，敌人投降便释放他们，仁义的声名震荡天下，谁能与之匹敌？皇帝明察决断，遇事立即决定，洞察千里之外，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因此四方征讨成就这样伟大的功业，无论大小都来朝见，谁敢再放肆作乱？过去的赤壁之战，直到合肥之战，事情都是侥幸成功，尚且流传史书；何况这次功劳俊伟显赫，考察古今也毫不逊色，难道可以不作诗歌来歌咏吗？臣虽然微贱，所任职责正是文章；面对皇上的美德，谨以臣下的心意献上颂词。三代以来，凭借仁德兴盛国家，皇上应当继续实行，永远成为百姓的准则。《膏露颂》洪武二年冬十月十三日甲戌，甘露降在乾清宫后苑的苍松上。皇帝命中官折取下来，给禁林中的诸位臣子观看。甘露光泽润滑如酒，凝结如珠，颜色白得像脂肪，味道甜如饴糖，遍布松枝；浓烈的香气通达左右，蓬勃郁积，淋漓弥漫，薰染并涵养着太和之气。上天降下的祥瑞震动中外，人们都感叹不已。第二天丙子日，皇上驾临外朝，左丞相宣国公臣李善长率群臣称贺。皇上说：“甘露降临，往代史籍都有记载；然而吉凶的征兆，应当按照同类来感应。朕有什么德行足以招致这种祥瑞呢？卿等还请明白地替朕说一说。”知政事臣李稼回答：“圣人的德行，上达太清，下及太宁，中和万灵，于是甘露呈现祥瑞。陛下敬畏恭敬天地，调和安定人民，所以上天不吝惜施道，而吉祥的征兆显著出现。”起居注臣观回答：“帝王的恩德施及万物，顺合人心，于是甘露降下。陛下大大减轻百姓赋税，众人欢喜安乐，达到安抚安宁的境地，神灵感应降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翰林侍讲学士臣素回答：“君王敬重奉养老人，甘露就会降下而落在松柏上；尊重贤者、容纳众人，甘露就会落在竹苇上。如今甘露降在松树上，是陛下奉养老人的德行所致。” 应当用礼币和祝告祭文告知宗庙，颁布到史馆，使这种无穷无尽、延续亿万年的声誉永远流传。”皇上心存谦抑，全部推让而不自居。话说完后，丞相率领本班群臣退下。翰林学士臣宋濂私下俯伏思考：氐宿北面有一颗星，名叫天乳；如果它明亮而润泽，甘露就会降下。君王的德行感通上天，恩泽普及下民，祥瑞之气充盈，神秘的恩赐于是显现，这是天人感应的常理。恭敬地想到，皇上从临濠起兵，单骑渡江，十五年间便成就帝王大业。天降祥瑞、滋育万物，不止一次：彩霞化成凤凰，卿云聚成锦绣，赤乌飞翔，白兔俯伏，瑞莲并□，嘉禾孕育有文理的果实；这些都是上天命定，不是人力所能造成而自行降临的。如今又看见这项圣明征兆，那么皇上的德行深厚广大，功业成就而不自居，三种祥瑞接连而来，许多吉庆日益彰显，确实有不期然而然的意味。虽然如此，古书说：“接受天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吉祥的符瑞不在于祥瑞本身，而在于仁德。”所以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却记丰年，难道不是因为天道玄远难以知晓，而人事却可以考察吗？皇上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专心于最高的治理，把得到仁人贤士视为祥瑞，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视为吉祥；至于前代建造铜柱承接甘露、夸耀祥瑞并用来纪年的做法，皇上从来不曾不把它当作警戒。那么，皇上英明的见识、超绝的智慧，卓然冠绝百王，足以作为万世法则，理应赞美并描绘这种盛大德行。应当把它传播在乐歌中，配入管弦，使圣明的子孙后代永远知晓。颂辞如下：上天降下安康，甘露的祥瑞灿烂；它精英纯粹而根本坚实，从阳气中发出，向下布施，正凝结成吉祥。这样的祥瑞是什么呢？灵秀之气非常丰厚。有甘美的液体，承载仁德，只有恩泽，潜在的神灵因此赐予。皇帝的德行广大，天地彼此相合，宏大的祥瑞聚集。安详润泽，纷纷密密，不随着太阳出现而消失，预示圣明的征兆。像卿云一样，像景星一样，像太阳重叠的光轮一样。冲和之气氤氲弥漫，以此文饰我们的太平。皇帝圣明，正直的祥符自然应验；不卑下却流布，不高亢却迎合，福禄由此成就。皇帝明察，正直的祥符由您承受；不偏倚却倾注，不夸大却充盈，福禄由此安宁，吉庆随之而来，成为四方的法式。盛大的声名，将照耀千年。《嘉瓜颂》大明的法度施行于九州，德泽渐渐流布，仁爱广被，和气熏蒸，神异之物纷纷呈现祥瑞。洪武五年夏六月，句容张观园中生出嘉瓜，两个果实同蒂而生，圆如合璧，奇异的姿态各自放光，深青色彼此润泽，实在是世所罕见的产物。壬寅日，京尹臣遇林用丝制匣子盛着嘉瓜，并画下它的形状上奏，又移文仪曹，请求把此事奏闻。癸卯日，尚书臣凯等奉瓜进献。当时皇上正在武楼， 中书右丞相臣广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宁、翰林学士臣濂都侍立左右。皇上面容喜悦，重瞳多次转动，过了很久才说：“查考过去的典籍，这件事是怎样记载的？”丞相奏道：“汉元和年间，郡国曾生嘉瓜；唐代汴州也献过嘉瓜。祥瑞的应验，向来就有先例。陛下励精图治，超过汉代、胜过唐代，所以天赐下这件珍异之物，作为太平将临的征兆，确实在这里显现了。”皇上谦逊地不肯把功劳归于自己，但灵异的恩赐降临，也不能不接受，于是下诏让内臣把它放置在乾清宫。第二天甲辰日，把它献于太庙。臣濂退下后思考：瓜果属于草本结实之物，它的藤蔓向远处伸展，叶子茂盛繁多。

译各家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异的瓜果合为一体，表明绵延不断的福庆。”这当然是预示圣子神孙将享有亿万年无穷的福祉。何况瓜的产地原本在回纥，是陛下讨伐并取得的，所以称为西方。如今皇上命大将军统率军队西征，甘肃、西凉诸郡都已攻下，瓜沙也已经列入职方图，眼看西域三十六国将同心来朝，肩并肩前来进贡，大大彰显嘉瑞；这件事难道不也将在此瓜上应验吗？从前不同田地长出同样的禾穗，周公作《归禾》篇；三枝灵芝合为一图，班氏作有歌咏灵芝的诗。何况这株嘉美的植物，含着滋润，散发芳香，昭示、宣扬我朝神妙的应验，辉耀我王道的法度，难道可以默默无言就算了吗？只是臣才力低劣，不足以描绘盛德的形貌，谨把这件事上奏，希望下付史馆，以备实录。又作颂附在后面，颂曰：天道清明，地维因此安宁；保全、会合最和谐的元气，发作成为美善的祥瑞。句容的土地上，万物没有灾病。神异的瓜挺然而出，两个奇异的果实同生一蒂。瓜果哪有不是单独生长的？这个却合在一起生长，是阴阳二气孕育的形质，仿佛双星降下精华。瓜瓤均匀甘甜，像冰玉一样争奇斗美。好像重重的明月，几乎可以作为形象的象征。难道没有宾连草生在东户吗？哪里有像这样的瓜，能够和合瑞气、联结祥征。也有华平草，张开翠色如盖。哪里有像这样的瓜，能够交相辉映、灿然生彩。它预示的是什么呢？帝王的福运绵延不断，西域已经柔服，德泽覆盖八方。群臣说：“大哉！我们都载拜叩首。”神明的休祥更加显著，天子万寿无疆。自从开创国运以来，灵异的恩赐接连出现。两枝麦穗秀出，花萼相合而孕育莲花。何况这个坚贞的祥符，近在皇帝车驾之地；王化从近处施行，远方没有不服从的。皇帝说：“唉！我仍然感到不足。”祥瑞应当表现在人物身上，怎么能只让它归于草木呢？草木成为祥瑞，应当献给清庙。自从我的先人以来，积累的福庆召来了这些祥瑞。哪一种祥瑞不是值得夸耀的？皇帝却不把它据为己有，只思念亲近的百姓。我的百姓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这才是盛德。小臣作颂，以显示无穷的意义。凤阳府新铸大钟颂 皇帝已经确立大统，在江南建立都城，德政使人安定，威势使人畏服，天下各国都称臣。因群臣上奏，说临濠是帝王兴起之地，于是赐名为凤阳。南北百姓大为和睦，众多族类杂居在一起，人数动辄十万。然而人口众多、事务繁盛，如果不借助器物使管理整齐划一，就无法严明早晚的禁令。于是下诏命江阴侯吴良监督铸造大钟，用来安定众人的心志，辅助政治教化。吴侯接受诏命后，派使者到富春山中征召金工何成，把天子的明令告诉他。何成立即率领所属十六人前来，在凤阳城东三里选择地点，捣泥制成范模，画定钟的铣角、厚薄等尺度，以宽窄适中为佳，在钟身铸出篆文带，等待泥范干燥。刚开始穿凿时，共炼青铜、赤铜十三炉，合计六万五千斤；占卜选定洪武乙卯年冬十一月己巳日开工。第二天，吴侯穿着法服，备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祭告先代冶铸之神。礼仪完成后，风箱鼓动，炉火大作，火光炽烈明亮，直贯云霄。红色铜液澄清之后，气泡喷散如云，沿着通道流入，发出肃肃的声响。阳气施布，阴气凝结，坚劲的材质于是形成。过了两天到辛未日，才开模取出，又取牲畜之血涂在钟的接缝处，以压制、除去不祥。钟高十六尺五寸，厚六寸，直径十尺五寸，周长三十四尺有余。钟体浑融圆满，外表圆润明亮，光彩灿烂。确实是把人的技艺用尽，把巧妙做到夺取神工的程度。于是修筑层台，配备簨簴，聚集千人的力量，用粗大的绳索把它吊上去。一根钟杵撞击，声音隐隐隆隆，仿佛雷霆回旋、电光奔驰，震撼整个太空。远近听到的人，没有不惊骇的。防濂随从皇太子到凤阳，亲自观看这壮美的工程。吴侯于是请我为它作颂。我听说先王时代，金部乐器有七种，黄钟是音乐由此产生的根本，而景钟又是黄钟的根本，所谓景钟就是大钟。它的容量达到九斛为止，律吕由此相应，阴阳由此调和。这难道是小事吗？秦汉以来，渐渐失去古法，小钟有的只有数尺，大钟有的能容纳千石，都没有以律度为根本。如今我朝尊崇古制、重视文治，依照中正的制度确定礼乐，用来宣导天地，使神人诚信和洽；中和之气所致的各种嘉瑞全都相应，拓展教化的根源，也有赖于此，并不只是为了严明早晚的禁令而已。我任国史之职，以文章辞赋为职业，按道义应当发扬振作、尽力歌颂，以彰显国家的盛德。吴侯既有请求，我不敢坚决推辞。颂曰：上天清穆，以雷霆作为鼓声，正好彰显天的声音，万物因此生长。伟大的皇帝深明睿智，效法上天的刚健，大钟于是被悬起，元气喷涌而出。眷顾濠梁之地，真龙在这里飞翔；驾驭阴阳，洗涤八方，神异之物由此兴起，这就是帝王的故里。随从像雨一样纷纷而来，于是在这里聚集。这里物产丰盛、人口众多，来往之人纷纷扰扰；用大钟来节制他们，没有人敢不恭敬。于是整治铸钟的工匠，备好炉火和锤具；于是冶炼、熔铸，把金属化为液体，红色的气光在夜间明亮，像太阳升起；铜液快速流动而呈赤色，进入铸道时发出声响，制作精巧华美，功效如同鬼神；钟纽不歪，钟体不斜，轮廓圆满，符合规范。既然打开了范模，怎敢吝惜牲畜？涂抹钟的接缝，祭礼完成，光彩如星。千人一齐用力，台架高高悬立，交相抬举，极其壮盛。反复考验、反复敲击，声音浑厚圆满；撞击时声势壮盛，摩荡天地，用来警示清晨和黄昏；发扬灵气，光明显耀万物，使万物没有灾病，年谷因此丰成，广大丰硕，钟声直通上天。扩充美德，聚集祥瑞，熏陶家国；只有皇帝建立中正的准则，才能广施福泽。制造这件器物光明显赫，用来调和百姓的法则；考察音乐的根源，钟实在是最先要用的，律吕由此宣扬，功绩将永远流传。小臣作颂，只有赞美而没有讥刺；于是询问众人，使它流传、使它传诵。拟作晋武帝《武功颂》

译咸宁五年冬十一月，皇帝将要发兵出征，于是召集众士在朝廷，训诫他们说：“上天诚心保佑晋国，使它能够统治天下。你们这些各方众人，不敢放纵自己的心志。我仍然早晚恭敬谨慎，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只怕有一个人不能获得安定，从而违背前代君王的常法。《尚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扶助而生存；君主没有百姓，也无法开辟四方。’我怎么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如今孙皓不能使我的百姓安定，只顾饮酒和女色，淫乱酗酒没有满足，大规模开辟苑囿，筑土山、建楼台，穷尽工艺，放肆施展像虎狼一样的威势。群臣中有正眼看他的人，便立即杀死，毫不赦免。百姓怨恨，神明愤怒，孙皓有耳却仿佛听不见，即使知道也不畏惧。上天降下威严的命令，上帝震怒，把这个使命交给我，我不敢不整治。谨用吉玉和宣璧，明白告祭上天和神灵。率领你们这些人，去承受上天的惩罚。你申，身为王子，国家的祸福都与你共同承担。你督率徐州诸军，从涂中出兵。你浑，竭力效忠王室，你的忠心我牢记在心。你督率扬州诸军，从大江以西出兵。你预，早年常把好的谋略告诉我，我始终没有忘记。你还要努力实践从前的话，以成就那番功勋。荆州诸军，你来督率，从江陵出兵。你濬，制造大船，想要向孙皓用兵，已经经历多年，如今正是时候，若不是你，就不能完成这项谋划。益州、梁州诸军，你来监督，从下游进取巴蜀。你彬，率领你的部曲跟随。你奋、你戎，世代都以忠贞著称，各自率领军队，从夏口出兵，从武昌出兵。你充，任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以冠军将军济为副手。唉！你们这些军队，要整修兵器，储备粮食，整齐队伍，不要丧失纪律。希望你们贤能地出征，发扬我的威灵，超越敌国君臣；应当俘获他们献于太庙，不要大肆杀戮。希望你们贤能地行事，唉！我难道是吝惜孙皓的土地疆域吗？只是怜悯我的百姓遭受无辜之祸，所以才要借助你们多方面的力量消灭仇敌。你们还要战战兢兢地怀抱保护百姓之心，像抚育雏鸟一样；兵戈所指之处，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使我的恩泽能够施布于下民。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你们若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们连同子女一并杀戮，你们要记住！”太康九年春，安东将军浑从横江出兵，所向全都取胜。二月，龙骧将军濬攻克西陵。镇南大将军预派将领渡江，亲自进军攻克江陵，沅江、湘江以南各郡都望风归降，送上印绶。预分兵增援濬，建威将军戎派将领与濬合攻武昌，武昌投降。三月，濬率水军进入石头城，孙皓面缚自己、载着棺材到军门投降。攻克四州四郡，俘获四十三万户、五十二万三千名兵士，二十三万户。夏四月，赐孙皓爵位为归命侯，派使者巡视荆州、扬州，废除孙皓的苛政。下诏增加充的封邑八千户，晋升浑的爵位为公。濬封辅国大将军，预、戎都封为县侯。诸将按等级分别赏赐。讨伐孙皓的战役，实际上开始于钜平侯祜。祜去世后，防到他的宗庙告祭，封他的夫人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又下诏命博士臣某刻石记载功绩，昭示万世子孙，以继承晋国无穷的根基，不敢使它毁坏。颂曰：光明盛大的晋国，恩宠安抚天下百姓，希望使万方都均享至仁。只有孙皓不恭敬，占据海边，肆意残暴，如同烈火四处焚烧。皇帝震怒，命将出征；龙盾虎旗，照耀日月星辰。士气如虹，吞并南方土地。长江是天然的险阻，却一朝飞渡，没有不震惊、汗流浃背的。难道这神武之力是从天上自行降下的吗？是皇帝命令将臣：你们警戒，你们统率军队；敌人抵抗就杀，投降的应当赦免。孙皓既已反绑投降，我怎敢不释放他？万里虽远，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青盖曲折而行，进入洛阳。早早发动祥瑞，彰显这武功。皇帝派遣使者，六辔整齐。广布阳和之气，消除阴暗；扭转乾坤，使天下成为一家。文治安宁，武备休息，太平广大无边。有功之人便赏赐，皇帝反复顾念、反复赐予，赐给赤芾、桓圭。皇帝毫不吝惜；只有皇帝的神武，才能使群雄屈服，开拓蛮荒，揭示如日月般的光明。皇帝的德泽流布延伸，颂歌于是传播，交给乐师，用来荐享郊庙。拟作薛收《上秦王平夏郑颂》武德四年秋七月初一，记室薛收顿首再拜说道：仰想秦王殿下在晋阳兴起，辅佐我皇帝，起义兵以平定祸乱。金鼓一响，没有不称臣归顺的。唯独郑王世充、夏王建德不明白天命，侵扰我边疆，杀戮我百姓，抢掠我财物。干戈相继，几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皇帝震怒，下诏命大王督率各军讨伐郑国，于是大败世充于谷水，进军包围洛阳。建德不想自行安定，凶恶的德行日益增长，率领十万军队来救援。大王率诸将奋力作战，将其击败并擒获。于是世充智穷力尽，援兵断绝，率群臣到军门投降。大王回到长安，在太庙献俘，举行饮至之礼。下诏在市上斩建德，免世充为庶人，迁徙到蜀中，大赦天下。天下百姓欢欣鼓舞，认为皇帝的睿智谋略和大王的武功显赫，光明盛大，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我身在军队，亲眼看见克敌制胜、料敌制胜的奇谋，以及进退击刺的雄姿，耳目都惊惧震骇，仿佛面对鬼神。虽然我浅陋无知，却不能不作歌诗来铺陈盛大的功德，谨作《平夏郑颂》一篇进献，希望可以昭示万世，宣扬有唐的声威功烈，彰显帝王事业的艰难。” 颂辞说：真正的王者挺然而生，居处灵秀之地，孕育奇异之才；仪表如天日，姿态如龙凤；吐息能调和阴阳，主持造化的机运；精神所及之处，万物没有不安定的。皇帝起兵来遏止祸乱，隋王在旁辅佐神妙的运筹；上天有时赐献奇谋，智慧如同神龟，有时奋发勇力，力量如虎貔；雄威吞吐八方，取胜容易得像拾取遗失之物；战鼓迅疾如暴风，声势浩大，四方归来；燕地归降、魏地归顺，秦地也在金鼓之下崩溃，谁敢轻慢王台？只有这两个小人，夏与郑，占据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兵器锐利，弓弩强劲，形成鼎足之势，力量与我相争。夏国攻陷黎阳，以为可以取得百次胜利；卫、滑、齐、兖等地都遭蹂躏，无法安定。郑国夺取汴、亳，抢走我朝的屏障；像大野猪和长蛇一样贪婪吞噬，越来越横暴。何况郑国的都城，大量设置陷阱，四面削壁突起，高峻得像甗和甑；稍有忌惮便会陷入其中，宗族毁灭、姓氏断绝，怨气冲天，凝结成灾祸，人们极其悲哀，这种局面何时才能结束？皇帝说：‘唉，我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命令你秦王，你赶快谋划这件事。你们整治兵器，披上铠甲，张开旗帜，严整军阵；你们挑选精锐骁勇之士，向东逼近敌都。’大王拜谢叩首，举行祃祭，出兵前往；旌旗翻飞，士卒高声呼喊：‘你们珍惜万宝，赶快前进，扼守龙门，不要逃脱被俘受诛。’

译又说：‘你们凭借德威，把敌人看得如同不存在，包围河内，攻破它的要害。’又说：‘你君廓，震响鼓槌，控制洛水入黄河之处，断绝敌军粮饷运输。’屡次交战屡次取胜，大王于是向洛阳进军，把军队移驻青城，营垒交错如星。敌军逼近谷水，以虎落设置栅栏。大王说：‘你通，赶快去与敌军交锋；我率骑兵向南，挫败他们的魂魄。’神威不可抵挡，敌军渐渐退却；横向追击，长途追赶，好像把动物赶入袋中；敌军挖壕沟固守，早晨击鼓、晚上击梆，不久便被擒获，送入鼎镬，投入炽热的洪炉，什么金属不能熔化？夏国人最终发狂，举兵助恶，军队像树林一样密集，确实令人恐惧。大王说：‘安定你们的队伍，不要惊动敌军；等敌兵懈怠、敌将骄傲，敌军的命运就将倾覆，胜负决定在今天。或许是上天想让我们尽快结束劳苦，使我发一箭射中这两只雕；咽喉要道其实在虎牢，我要前去夺取。你们拿好短兵器，一边行进一边诱敌，在防地埋伏精锐，等敌军深入，再与他们死战。’敌军因此大为恐惧，尸体遍布原野；进退两难，骚动反复；侦察我军放牧的马匹，打算袭击后逃走。大王于是渡过黄河，抵达广武，骏马母马多如云，却故意留下不取。敌军果然前来迎战，在牛口排列栅栏；我军从辰时到午时闭门不出，敌军士气已经耗尽，迟疑着想逃走。大王对士卒说：“等你们整顿好队伍，你们率领突击骑兵，冲击这些丑类；长矛向前推进，同时从两翼截断他们的两肘。”敌军正面临战，队形颠倒、秩序混乱；雷霆刚刚震响，快得来不及捂耳；我军纵横击刺，像龙飞熊吼，天日间黄尘腾起如雾。正当交战激烈时，大王出奇兵制胜，命知节等卷起旗帜奔驰，从侧面绕过敌阵，展开我军虎旗。敌众惊慌，奔逃如流冰；看见敌军首领想要断后向西逃走，神威般的长槊一指，他便像尸体坠地。大王命武威将军将他擒住捆绑，押来给郑人看。郑人说：“唉！我们的援兵已经断绝，力量无法支撑；我们愿意袒露身体，牵羊跟随；其余有罪的人，也都来归降。”他们奉上玉玺再拜，希望免于灭绝，于是俘获敌人，整军凯旋。大王身披金甲，悬挂鱼袋；远远望去，光彩闪烁。大将森严护卫，前后相连；铁骑万匹，旁边遮列着羽旗大纛；鼓吹之声纷纷而来，以金镯的节拍相应。清庙显赫，上接云天；陈列俎豆，献上酒爵，笾豆整齐洁美。俘虏已经献上，又拜又祝；祝告完毕举行饮至礼，筵席排列如竹林；醇酒如河流，精美菜肴如林木聚集；凫鹥已经醉饱，歌咏接连不断。皇帝说：“唉！” 窦实在不恭敬，积累祸患、助长罪恶；他的父亲因为骄横，应当斩首示众，以警戒凶恶之人。窦实的罪行本来就很重，然而他率领全部人众抵抗进攻，朝廷还是姑且不杀他，将他迁置蜀地。我们的百姓实在劳苦，承担转运输送；有的居住在偏远之地，长期被盗寇阻隔，战战兢兢地自我保全，连休息片刻都十分困难。应当施行给复之令，免除他们的劳役，以宽减其负担；再赦免天下，用来显示天下大同。丹凤衔着诏书，没有遥远的地方不能通达；广泛宣扬皇帝的恩泽，大大彰显仁政的功德。天下各方都有话说，仿佛遮蔽的东西被撤去。过去战争连年，城池相接，鲜血染遍荒草，千里之间人迹几乎断绝；如今安闲欢乐，宁静地治理家室，完全收起兵器，把它们化作蓑衣。人与人和睦日益增长，上天的美好祥瑞应当出现：山中出现运载祥瑞器物的车，庖厨中出现瑞草，驺虞出现在郊野，凤凰在草丛中筑巢，黄龙舒展彩色，白鸟振动洁白的羽毛；无论北方南方，声教都诚信周遍。看看梁、楚之地，形势虽像千钧悬于一发，却可以断定它们将来朝，不必劳烦斧钺。上天生育百姓，常常替他们排除忧患，必定眷顾有德之人，使他们安定并排除祸乱。史籍记载的事，多得翻阅一夜也读不完；考察秦汉，事情十分明白。嬴政肆意暴虐，虎视天下，依凭华山、黄河作为险固，自从陈胜在蕲县祠堂大喝一声，天下便乱如沸汤；六国重新兴起，各自立王。项籍起于会稽，其中楚国最强，发声怒喝，万人胆寒；刘邦将他斩杀，简直不比杀犬羊更难。这个强大的敌人一经除掉，天下才安宁。强大的隋朝比秦朝更加违背天理，众多暴君举戈相援，聚集起来像蜂蚁；如果没有人平定他们，世代如何能够治理？只有皇帝圣明睿智，乘着时运兴起；只有秦王辅佐他，君临四海。黄钺白旄所向，铲除不守正道者；没有坚固之物不能摧毁，没有险要之地不能攻克。夏、郑既已平定，太平就可以实现；与炎汉相比，功业可以并列争芳。赫赫的神武功业，可以昭示万世。我薛收身在军队，亲眼看见伟大的功业，敢于作颂扬的文辞，告诉太史。豫章铁柱颂 豫章郡的铁柱，是二旌阳令南昌人许逊恭敬铸造的，用来镇压蛟龙。豫章郡地处江边，水中妖物肆虐，所以百姓多遭江水和水怪之祸。旌阳许逊与西安吴猛，世人传说他们运用正一斩邪、三五飞步的法术，在长沙追赶并消灭了水怪的神灵。又担心残余的妖孽再次兴起，便使人治理铁器，压制它们的巢穴。一根在西山双岭以南，已经淹没很久；一根在牙城以南的井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铁柱露出井外，井下八尺处设置八条铁索，说是能够钩锁地脉。唐咸通六年，节度使严譔来任郡将，挖掘查看铁柱，尚未到一尺，便刮起烈风，下起雷雨，江水暴涨。严譔害怕而停止。这些情况在道家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我私下听说，周代有壶涿氏掌管捕取水中之虫；如果要杀死它的神灵，就用公牛穿过象牙并沉入水中，那么它的神灵便会死去，深渊也会变成丘陵。所谓神，指的是龙、罔象一类。古代大概已经有这种法术了。何况单独的阳气就会飞动，用厚重的阴气来制约它，才会伏下而不动。铁属阴，蛟属阳。这根铁柱的建立，难道也是沉牛穿象遗意的继承吗？唉！豫章百姓和蛟龙不能两立；如果没有旌阳许逊、西安吴猛，百姓恐怕都要成为蛟龙口中的鱼了。我虽不聪敏，谨遵郡守某人的请求，在柱下刻写此文，以歌颂神功于亿万年。颂曰：吴、楚合为一域，翼、轸二宿分布经纬；南昌是大都会，是蛟龙妖孽聚集之庭。蛟龙张口翻动波涛，水势回旋，巨浪缠绕。上天的诛罚默默应验，腥气被压制，众多灾异也被验证。沉灶中生青蛙，腐臭之气弥漫成灾。灵伯顺应历数，鬼神的法典宣告刑罚。山岳的符箓、三辰的光辉，北斗的剑和七星的威力；挥斥之间电光交战，斩割之势如雷霆升起。河流的灾患使天空昏黑，河川的水液红如星火。上天设置运行的轨道来建立镇压，冶炼金属铸成立柱。祝融掌管火焰，阏伯主持铸造的形制。八方神灵赐予福佑，五官之神储积精华。上方旋转着圆形的天枢，下方锁住方形的大地门户。水府之妃捧着镜子，深渊之神手持权衡。风中笙乐与鹤声回荡，月光吹拂着水边沙洲。仙人的旌旗回旋于紫气之间，仙童的符节流动着青光。玄妙的功勋潜藏幽深，白色的文书晶莹闪亮。龟山有铁索，龙鼎刻有文辞。辅佐扶持鸿大之宰，运转清明安宁。即使泰山可以磨损，这根神异的铁柱也不要倾倒。三老图颂

译浦江县郑氏以孝悌治理家族，一门五十多房，连分开盘案各自吃饭都没有，已经将近三百年。祥和之气充满其中，显现为吉祥的征兆。三位老人结为伴侣，形象呈现在同胞兄弟之间。长兄名伯阳父，七十二岁；次兄名仲德父，年龄比长兄少四岁；三弟名仲舒父，年龄又比次兄少五岁。这三位老人自身都承载着光明的德行，显著地继承了前人的声望；上天的福泽更加降临，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安康。众多侄辈和子孙在他们身后前后趋步，仁德的声誉和义行的名望流传扩展于同族之中。真可以说是备受百福、享有长寿的人了。我私下听说，南极有老人星，星占家认为它光明润泽，则天下多有长寿之人。这说明天与人之间，气化相互交融，上下同流，经历世代而灵秀长存，似乎并非偶然。何况是孝悌之家，德行能够通达神明呢？他们三位成为并立的人瑞，显赫的恩赐接连到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聪敏，观看这幅图而兴叹，这篇颂就是因此写成的。颂辞说：上天降下安康，福气丰厚，这就是长寿的祥瑞。这祥瑞用什么来验证？不是显赫的星辰，不是祥云中的卿相，也不是三秀灵芝的荣华，而是降集在我们三位寿者身上。他们戴着大冠，穿着黑衣，仪容庄重肃穆；精神十分旺盛，欢乐十分和美。燕居闲处的快乐，什么时候不让他们聚集簪缨之士？安稳得像鼎，排列得像参星。三位相合，符合祥数，谁不认为这是美好而且和谐的呢？看那旌表孝义的门庭，子孙谨慎整饬，百种福庆都聚集而来。仪态文雅，步履整齐，子孙众多而有条理；有的扶持，有的辅翼，不慢不快，只以长辈的步武为准。每逢岁时宴享，在堂上摆设筵席，笾豆陈列在大房之中。说是宰杀羔羊，酒浆香气浓郁；钟鼓声宏亮，笙簧声悠扬。众多宾客仪态铿锵，更轮流献上祝寿酒。前面有人祝福老人长寿，旁边有人执爵敬酒。士人和百姓前来观看，有的赞叹，有的称说。这座旌表之门，是德义尊贵的象征；这三位寿者，是大福降临的所在。福德积累已经繁盛，承受这些福德而不忘；把恩赐和福佑赐给后代，后代的福庆又何其盛大。谁能夸大，谁能舒展描绘？谁能把它完整画出？古代也有这样的事吗？他们的年岁称为耆，有的甚至达到期颐。把它绘制、描摹出来，使他们相互媲美，共同趋向美善。九蓝山高耸，有岩石巍峨；麟之水流淌，水势绵延不绝。长寿的眉宇没有灾害，和山水同样长存。长寿而贤俊的人，头发洁白，眉毛浓密；福禄和众福都齐备，荣华流传于乡里。这不是只在乡里荣耀，实在是国家的光彩。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撰述。诏（共一章） 奉皇帝命令谕告安南国的诏书 《春秋》的大义认为，乱臣贼子是王法必定诛杀的对象，不因夷夏之别而有所不同。近来安南国王陈日煃去世，我国赐给他玺书，并立日防为王。如今看你们所上表章，却称叔明。询问使者，才知道日防被盗贼逼迫，亲自把自己的党羽全部杀尽，自己也随即死亡。这一切都是你叔明谋划倾覆日防，造成篡夺的祸乱。按照大义，必须讨伐，不能赦免。如果你能改弦更张，选择日防的亲属贤者，奉命拥立他，也许可以赎回从前的罪过。否则，十万大军将从水陆两路一齐进发，正名讨伐，把此事昭示四方。你不要后悔。诰（共五章） 授给事中安统为兵部尚书的诰书 兵部司马的职务，是尚书所掌管、众官所遵从的职位，古代从不轻易授予，如今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军务的出入、马政的宽严，无不与它相关。如果没有奋发有为的才干、精练通达的见识，就不足以奉行和发扬威武，辅佐赞助机密事务。具官安某，从年轻时起就有志于建功立业，自北方到南方，一直在我的左右。等到你任给事中，参与议论、思考和进谏采纳，也时常有助益。夏官之职的选择，只有你能够胜任。然而八座这样的尊贵职位，我不是轻易授给人的。你还要专心竭力，来报答我知遇你的心意。唉！只有秉持义理、守正不阿，才可以谨慎处理法令条文；只有勤于办事、追求功业，才可以推行政务。你要继续想到自我勉励，奉行我的训辞。遥授李思齐为江西行省左丞的诰书 我从平民起兵，铲除暴乱，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凡是能够知道天命所在、率领众人来归顺的人，我总是称赞他。你李某正值元朝气运衰败之时，从汝南奋起，拥兵驻守秦陇，多年屯戍，志在保护百姓。等到我的军队进入关中，你于是向西前往临洮，不久又率领所属将士到军门归附，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转祸患为福分。与那些昏暗而不识时机、残害百姓以逞强的人相比，相差十分遥远，可以说是通达时势、明白变故的豪杰。现在授你外省左辖之职，使你列入朝廷官班，仍然供给你的俸禄。你要早晚恭谨慎重，想着保全美名，以符合我优礼你的心意。你要努力啊！授侍御史王居仁为山西行省参知政事的诰书。国家设置行中书省，是为了控制一方、发布施行政令。况且河东、山西之地，古代就是强盛的藩镇，所管辖的州郡不止六十多个；户籍地域广大，百姓众多，事务也十分繁杂。近来铸造印信、开设行省，还没有设置丞弼，先命近臣担任参知政事，准许他奏请选任属官来推行政务；这样大小事务都可以专门通达，不只是参与而已。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如果不是功勋旧臣，哪里足以使这一任职受到重视？具官王某，才干足以匡正时局，谋略足以经营长远；自从渡江以来，委身事奉我，已经十五年，在朝廷内外历任职务，建立了许多功劳；在中台执掌法令，声望更加显著。因此被我记在心中，使你登上政府要职。唉！陈明纲纪、建立常法，你要承担藩镇宣抚的重任；安定边疆、平靖国家，你要尽力采取抚慰安定的办法。去吧，希望你能与职事相合，不要辜负我的命令。授同知临洮府事班景道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的诰书。陕西古代属于雍州，是三秦之地，绵延一千多里，土地广大、物产丰饶，号称难以治理。我曾建立行中书省，设置参知政事，用来总管考核各种事务，镇抚安定万民。但一定要得到同僚之间相互协助、恭敬办事的臣子，共同治理，事情才能集中办理，功业也就不难成就。具官班某，具有倜傥的才干，胸怀经世济民的谋略。我曾经多次考察、试用你的为人和才干，你所作的安排次序，颇有值得观赏之处，所以从临洮府别驾特别授予你参预政务的职位。别驾是四品官阶，与参知政事的资品相比，实际上越过十阶，这难道不是因为你蕴藏奇才，所以不按通常次序而任用你吗？你要早晚勤勉，思考怎样符合我的心意。官府政务中有弊病的，你应当振作整顿、使之更新；百姓疾苦尚未痊愈的，你应当抚慰体恤他们。这样，我就会嘉奖你。你要敬慎接受我的话，不要再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拟作诰命的起首和结尾文字

译吏部尚书 考核才能并议定功劳，确定勋绩并颁授爵位，这些都是选部主管的事务。古代把它置于五曹之上，是因为看重它的职责。国家的治理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的盛况，又取决于铨选官员的人能否辨别他们的才干。既然如此，天官的选任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具官某某，你要诚心治理百官，以振兴各项功绩；名位器物的尊卑，你应当慎重考虑授予的方法；官员品流的清浊，你应当施展激励和举荐的志向。希望你时时称职，去吧，敬慎履行职责。《文宪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二 明代宋濂撰 记（共三十章） 观心亭记 上天深厚地保佑，九州百姓得以保全，把所覆盖的天下赐给大明皇帝。皇帝掌握符命、驾驭历数，使混乱的时代恢复正道；教化推行，仁德流布，达到太平安宁。然而皇帝仍然早晚勤勉不懈，恭敬修养自己的德行，奉行天道，光明如同上帝在上鉴察。洪武十年冬十月初一丙午日，又命工曹在宫城上修建观心亭，砌砖为墙，涂上赭色泥土；中间设置绘有黼纹的座位，前面开设红色门户。七天后壬子日落成，皇帝亲临。皇帝召我宋濂，对我说：“人的心虚灵而能感应，随着气机出入；要把持它使它常存，是很困难的。我不敢自我闲暇、自我放纵，就像鱼在井中，虽然不能免于跳跃挣扎，最终也不能越出范围。何况遇到祭祀天地、宗庙和社稷的事情，更要敬慎警惕。斋戒的日子，我一定端坐在亭中，反观内心，摒除外界听闻，向上契合空寂深远的境界，体察大道而凝聚精神，专一而不分心；这样或许在举行祭祀之际，能够面对上天，仿佛天神洋洋然降临在上方。替我记下这件事，传示后代，使他们都知道我的志向，不懈怠而更加谨慎。”臣拜手叩首，扬言说：“《尚书》说：‘上天没有偏爱，能够敬天的才亲近；百姓没有固定的怀念，仁爱他们的才会被怀念；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品，能够以诚相待的才会得到享用。’所谓诚、敬、仁，都具备于内心，并不是由外物灌输给我的。如果这颗心能够常存，那么无论动还是静都合乎大道，这是建立中正、守住极则的根源；内心清明而不受扰乱，各项功业都能兴盛。否则就会像飞上天空、沉入深渊一样，危险得仿佛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只听从欲望而不能成就任何事情。治乱转化的关键，开始时非常细微，不能不谨慎。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效法上天、开启国运，整日勤勉，顾不上休息和吃饭；十五年来，大统于是汇聚，政治清平、百姓和乐，祥瑞屡次应验，这些都是观心之道的明证。古代先哲君王相传的治心方法，所谓精一执中的训诫，也不过就是这个道理。圣子神孙必将来取法于此，其中自然会有不言自明的道理。虽然如此，凡事没有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我希望陛下让精神常存、内心安居，经常像在亭中时那样，那么一定能与上天合为一体；祥瑞、刑法和政令都从上天之道出发，推衍亿万年无穷的福庆，也留下永远无穷的声名，岂不是显赫吗？”臣不才，既已接受诏命，便考察古书而写成这篇记。另有观神亭，与这座亭东西相对而立，形制相同，意义也没有不同，特此说明。

译游琅琊山记 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子日，皇上因为皇太子和诸王长久居住宫中，没有办法舒展精神，命令向西到中都巡幸，沿途校猎来讲习武事。我确实奉诏随从。十二月戊午日，行至滁州驿。我进呈启奏说：“臣听说琅琊山在滁州西南十里，是晋元帝潜龙时期居处之地，皇帝曾被封为琅琊王，山因此得名。我很早就听说它秀丽高峻，是淮东的奇观，希望去游览却一直未能成行，冒昧请求前往。”皇太子欣然答应，随即约四位长史同行：秦王府是林伯恭，晋王府是朱伯贒，楚王府是朱伯清，靖江王府是赵伯友。于是从驿站向西南出发，经过平皋，大约三里左右，望见丰山盘曲相连，雄伟高大，超过琅琊山各峰。唐代梁载言《十道志》又说：“丰亭山，山上有汉高祖祠，还有饮马池。”世俗妄传汉高祖曾在这里饮马。本朝把山麓作为饲养牲畜的场所，另外凿池饮马，仍然悬挂旧名。当地居民指着说：“山下有幽谷，地势低洼，四面都是山，其中有紫微泉，是宋代欧阳公修所开掘的。”泉水上方十多步就是丰乐亭，向东正行数百步到山顶就是醒心亭。从亭子曲折转向西边进入天宁寺，如今寺院都已废毁，只剩下冷清的烟霭和白草。我听到这些话，惆怅了很久。山的东南面有柏子潭，水潭在深谷底部，绵延一亩多，水色十分深黑，就是欧阳公祭赛龙神的地方，上面有五龙君祠。皇上当初兴起时曾在滁州屯兵，为了防止旱灾，亲自拿着雕弓在潭中射箭三次，约定三天内下雨，果然如期下了大雨。等到登上皇帝宝座，又为水潭修筑栏杆，并且重修了庙宇。庙旁有时若亭。我坐在亭上，询问潭边的双燕洞以及它南面的白鸽洞，想尽情游览、探究到底，但没有人知道，于是只好停止。又向西走大约三里，有泉水从两山之间流出，分流向下，叫作酿泉，水声潺潺，清澈激越，可以照见毛发。岸边有一座亭子叫“渐入佳境”，如今也废毁了，只有四个大字刻在崖石之间，淳熙年间郡守张商卿等人的题名还保存着。沿溪经过薛老桥，进入醉翁亭。亭子早已废毁，名人的石刻很多，战乱以后被焚烧煅炼成白垩，几乎全都没有了。亭后的四贤堂也废毁了。亭旁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头砌成的堤岸覆盖着泉水；堤岸下用巨石压住，中间留有一个孔洞通向泉水，直径大约五六寸，用手捧起来喝，水是温的。这一天阴云密布，雪花纷纷飘落。伯清急忙倡议说：“已经下雪了，不回去还做什么？”我朱濂游兴正浓，转过头去，不予理会。他脚步飞快，走过一里左右的石径，到了回马岭。伯友追赶上来，伯清也随后到了。伯友说：“两位客人的脚力弱，不能再跟上来了。”所谓两位客人，就是伯贤、伯恭。回马岭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建炎年间盗贼遍地，郡守向子伋依山修筑寨堡，设置东西两座门，西门叫太平门，东门就是回马门。山岭东面有醴泉，东南面又有栲栳山，山南有桃花洞，再往南有了头山，山下有熙阳洞，这些地方都来不及前往。我们在黄茅白苇之间曲折前行，像蛇行、磬折一样，茫然不知道路通向哪里。宋熙宁初年，僧人崇定得到佛舍利六百粒，在路旁用石头垒成四十九座塔，连绵排列，如同串珠。塔虽然已经毁坏，幸而还有遗址可以凭借，所以沿着小路走去并不迷惑。道路似乎走到尽头，忽然又开阔起来，原来山峰回环、道路曲折，要经过九道关锁才能到达。开化禅院在琅琊山最深处，可惜山上全是童山，没有草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地方。唐大历年间，刺史李幼卿和僧人法深共同建造了这座院子，这里就是张文定公方平书写《二生经》的地方。三门外有观音泉，进入院内，四处都是瓦砾，只有新建的三间屋子，中间供着佛像。僧人绍宁出来，请我们坐下，刚刚坐定，龙典院僧人德学和太子赞善孟益、秦王伴读赵鐄、吴王伴读王骥、楚王伴读陈子晟听说我入山，都来迎接。陈子晟说：“太子正字桂彦良正在六一泉旁休息，也因脚力不足不能前进，恐怕会跟着两位客人回去了。”绍宁备办饭食招待客人。吃完饭，德学带我们去看观庶子泉。泉水从山缝中流出，是李幼卿开凿出来的，李阳冰篆写的铭文已经亡佚，张亿所书的三字碑也已断裂，横卧在泉下。石崖上有许多诸儒的题名，凹陷石壁刻成一方石面，题刻在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来都有，字体有篆书、隶书、楷书，有的还能辨认，有的已经无法辨认。山的东西两面到处都是这样，不只是这处泉水如此。泉南面有白龙泉，祈祷求雨多有应验。童行堂下面有明月溪，稍向南有吴道子所画的观音、须菩提像，刻在石壁上，旁边还刻着淮东部使者八人的《舜臣琅琊山记》，文章颇不合文体，我不禁破颜一笑。再往南一点有华严池，从明月溪向上走可进入归云洞；我们又到佛塔遗址探访，经过石屏路，俯视大历井，这口井也是李幼卿开凿的。我们沿着山腰登上磨拖岭，远望大江像一条白绢，钟阜好像小小的青螺，隐没在雾气弥漫之中。岭下有琅琊洞，洞很宽，分为两室，中间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名人的题刻与观庶子泉一样多；想到天色将晚，终究来不及前往。自从李幼卿广泛搜求名胜，在山中凿石引泉作为溪流，又在左右修建上下坊，建造禅室、琴台。后人很有些继承他的风尚，山中的亭子几乎有二十座，而日观亭、望月亭尤其优胜。如今荆棘丛生，放眼望去都是荒草，即使遗迹也无从寻觅，真令人叹息！亭台兴废本来就是事物变化的常理，有什么值得深深感慨的呢？真正可感慨的是，世间像琅琊这样的奇山异水不知有多少，只因处在偏僻州县，又没有像李幼卿那样的名士为它增饰光彩，所以才潜藏无闻罢了。况且李幼卿固然能使琅琊在一方闻名，若不是欧阳公的文章，怎么足以传达到天下？有人说文章与世道没有关系，这果真是定论吗？然而欧阳公以道德成为一世师表，所以人们乐于诵读他的文章；否则文章即使写得工巧，也未必能够长久流传。流传与否也不值得深究，我只是想到元末兵乱时，我逃窜隐伏在荒僻土地上，早晨还不能谋生，今天却能够厕身朝班，出行陪侍皇帝巡幸，而琅琊的胜景也终于得以尽情探寻，这难道不是圣德广泛施被、廓清海疆所造成的吗？不只是我等得以沾受教化、生养万物的恩德，就连山中的一泉一石，也免除了震扰惊恐的祸患，这正应当传播到歌声中，用来夸耀皇上的赐游观赏之恩吗？于是我取《醉翁亭记》中“风霜高洁，水落石出”这句话中的字作韵，各自赋诗一首，交给主持僧人绍广，刻在山石上。

译《元史》目录记 洪武元年秋八月，皇上已经平定朔方，九州统一，金匮中的史书全部送入秘府。冬十二月，皇上于是下诏命儒臣取出所藏书籍，编纂修订《元史》，以完成一代的典籍；臣濂、臣祎实际担任总裁。第二年春二月丙寅日开局，到秋八月癸酉日成书。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丞相宣国公臣善长率同列上表进呈，已经过皇上阅览。至于顺帝时期，史官职务废弛，都没有可以查考的实录，因此未能编成完整的书。皇上又下诏命仪曹派使者巡行天下，凡涉及史事的材料，命郡国上报。又次年春二月乙丑日开局，到秋七月丁亥日成书，再次上进。按卷数计算，纪十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遗漏不完备的地方，多有补充完善。当时参与编纂的有臣赵壎、臣朱右、臣贝琼、臣朱世防、臣王濂、臣王彛、臣张孟兼、臣高逊志、臣李懋、臣张宣、臣李汶、臣张简、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总理此事的，仍是臣濂和臣祎。合并前后两部书，又重新整理、分列并附合在一起，共成二百一十卷。旧日参与编纂记录的人，名字见于表中的，有的做官，有的隐居，如今都散居四方，只有赵壎能够始终参与此事。过去唐太宗作为开创基业的君主，刚刚平定战乱，就把心思放在《晋书》上，命房玄龄等人编纂成书，直到今天还在流传。所以皇上在江左兴起，从群雄手中夺取天下，大统一经确定，也下诏修订前代史书，作为后世的借鉴。古今帝王中能够成就大业的人，他们英明的见识，彼此如合符节，大概就是这样，真是盛大啊！只是臣濂等人凭着荒唐浅陋、杂乱疏谬的学问，义例不明，文辞过于鄙陋，无法万分之一地称合、充当诏令的要求，早晚揣度自己的才分，无任战栗戒惧。如今刻板完工，谨将岁月次序附列在目录的左边，希望博雅君子共同加以刊正。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华宋濂谨记。《歙县孔子庙学记》歙县是汉代设置的县。起初隶属丹阳，自吴、晋以来，虽然屡次改为郡或州，但县名一直沿用，没有废弃。这里是东越的深奥之地，号称有许多美好的山川。黟川像一条龙，向前蜿蜒盘曲，不受羁绊；紫阳、问政二山又在东南突起，形势像凤凰展翅飞翔；紫金诸峰又在前后腾跃。而黄山又正对西北，奇异山峦无法尽数命名的有三十六座。丹红的山崖、翠绿的山峰，分隔阴阳，向无穷之境吐纳和气、降下精华。因此生长在这里的士人，有的以气节著称，有的以道德才艺闻名，时时都有这样的人。近代尤其多，士人立言著书，动辄足以成为名家。这固然是由于山川的灵秀集中孕育了他们的深厚涵养，难道不是兴办学校的作用吗？起初学校在县城东面，淳祐庚戌年，郡守谢堂开始建造。至大庚戌年，县尹宋节；至正甲申年，县丞叶琛，都曾修葺并翻新。壬辰年战乱兴起，歙县成为争战的场所，官署民舍全部焚毁，学校也随之废弃。荒烟惨淡，荒草荆棘遮蔽道路，狐狸兔子有时在傍晚出来冲撞行人，知情的人为此徘徊叹息。这样过了十年，辛丑年夏天，张侯齐来任县令，叹息说：“歙县是徽国文公朱熹的祖籍之邦，道德教化遍及天下。即使现在正值崇尚武力的时代，乡里的学校难道可以长久废弃吗？”于是他向大府请求，开始筹划修建。因为原来的基地已经改建为紫阳书院，于是就在书院东面另立标志，考察适宜之处，砍除杂草荒芜，另行挑运新土，填补低洼，使地势高爽平坦，比旧址更好。中间耸立正殿，象征孔子及其正配，设置绣有黼纹的座位和朱漆几案，祭祀庄严而有仪容。两旁在东西两庑中排列从祀诸贤，外面敞开正门，排列绘饰的屏障；法庭端正，台阶平整，栏杆坚固，像鸟翼一样遮护笔直修长的道路。外面修筑城墙，设置三座门，上应灵星，光彩明亮。庙左另建讲堂，正对斋舍，供讲师和弟子居住，既不吝惜财力，也不奢侈过度，没有违背常规法度。工程始于秋九月，至第二年壬寅年秋八月竣工。县侯率领儒学教师举行释奠礼，祭牲和币帛整饬，庭中火炬明亮，酒器和俎豆陈列齐备，祭品洁净芬芳，神灵仿佛来到并享用祭品，就在人的左右。观看的人感叹仰慕，甚至歌咏舞蹈，都说县侯给百姓的美好恩惠深厚，不能不留下文章传之后世。于是教谕江君材捧着礼币，请我写文刻在丽牲碑上。先王的制度是：从诸子直到公卿大夫士的子弟，都让他们修养德行、学习道理；春天会集于学校，秋天会集练习射礼，以考察他们的技艺，决定进退。因此文治和武备都出自学校。军队出征时一定要接受成命才行动，回来时又要在学校举行释奠礼，并把俘获和斩首的数目报告给先师，这何曾分成文武两件事呢？自从世道衰败，不再能够沾受先王盛大的恩泽，人们只看见手持旗帜、击鼓、编组车辆和徒众的人，便指称那是武力，却不知道在两楹之间制胜、在千里之外抵御敌人的，也有所谓以诗书治军的人。张侯刚到任时，正值使用武力的日子，却能够急切地兴建学校，可以说是懂得这个道理了。歙县的士人，希望今后专心一意，努力学习能够阐明本体、适合实用的学问；平时就讲习俎豆礼仪、研读古代经书，一旦四郊有警，就拿起武器上马，取得献俘报捷的功劳，使议论者都说：“这里是文公诞生的邦国，士人没有辱没山川的灵气，或许才不辜负兴建学校的本意。”否则，哪里是我敢于预知的呢？县侯字仲贤，名齐，是某郡人，凭品行被中书省掾属推荐为县令。他招徕、安抚并聚集百姓，百姓欢喜地奔向他，于是形成了市镇；县署、驿舍也都重新建造，尤其重视农业，修筑吕堨以及良干、范阮二埭，年年都有收成。他的善政实在不止一端。当时协助他完成这些工作的，是县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和江君。

译《集贤大学士吴公记》先公名直方，字行可，姓吴。他的祖先是毗陵人，第一次迁到鄱，第二次迁到睦，第三次迁到浦阳的新田。唐干宁初年，有一位名公养的祖先又迁到县西尊仁里。到先公时已经是第十五世。曾祖名闻，追赠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护军，追封渤海郡公；曾祖母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父名蕃，屡次追赠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上护军，追封渤海郡公；祖母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亲名伯绍，屡次追赠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渤国公；母亲金氏，追封渤国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专心于儒学。长大后游学京师，主持留守曼济台的事务。曼济台家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托克托和额森特穆尔。元统年间，托克托任御史中丞，因为先公曾在潜邸以说书身份侍奉明宗，便上奏授予先公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中书省改任他为副提举，阶为将仕佐郎。先公当时已经六十一岁，还没有上御史台，改授将仕郎，任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管勾承发架阁库兼照磨。后来调任中政院管勾承发架阁库，又升为长史，品阶仍为威如大夫。至元末年，朝廷中掌权的人颇为擅自施行威福，皇上与大臣谋划罢免他们的政权，先公实际参与赞助此事。皇上念及他的功劳，召他到便殿，赐给黄金系带，破格授为集贤直学士，随即转任侍讲学士。不久升为学士，历任亚中大夫、中奉大夫、资善大夫三阶。后来托克托入朝任中书丞相，国家有重大政令，多向先公咨询后才施行。先公每每引用古义告诫他，所说没有不被听从的，百姓蒙受他的恩泽很多。先公年届致仕，向皇上上章请求退休，于是以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身份享受俸禄，获赐终身俸禄。不久又赐田一千九百余亩，他不久便辞谢不接受。先公前妻盛氏，比他早十七年去世。后来娶金氏、李氏二人，金氏封为渤国夫人。有两个儿子：长子莱，字立夫，延祐庚申年凭《春秋》经参加乡试荐举，后来因御史台推荐任饶州路长芗书院山长，博学能文，是当时闻名的人，也比先公早十七年去世；次子就是志道，任崇文监丞、奉训大夫。有三个孙子：长孙士愕，任某州路金华县儒学教谕；次孙士谧；次孙存仁。有三个曾孙：长孙中，次孙平，次孙弇。有一个曾孙女，名申。先公生于宋德祐乙亥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日，去世于今至正丙申年七月十二日庚寅日，享年八十二岁。占卜选定在这一年八月十二日庚申日，安葬于德政乡后吴山徐坞的墓地，距离承旨公墓左侧五十步左右。唉！褒扬叙述先公的美德，这是在世的立言君子的职责，不是我这个不肖孤子敢于僭越的。姑且叙述世系和历任官职的次序，放入墓室，另录一份副本，收藏在家中，希望后人知道可以据此考查。唉！多么悲痛啊！孤子志道泣血谨记。

译《浙东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记》我朝皇帝平定浙东、浙西之后，因为那里疆界与敌人犬牙交错，于是设置浙东行省，统辖五府一州的军民，在严州建立行省治所。当时右丞李公是皇上的亲近外戚，承担统领藩镇、宣布政令的重任，同时命参知政事胡公德济分治诸暨，这是为了联络声势、安抚整顿东部土地、抵御外来侵侮。乙巳年春二月己丑日，敌人挟持我方叛将谢再兴，分两路入侵。敌人的水军从钓台、乌石窥伺建德，李公派兵抵御。敌人的骑兵和步兵渡过涛江向东，包围诸暨的新城，声称有二十万人，营垒纵横，旌旗塞满四野。敌人坚忍持重，务求制定必然攻下的计划，修建居室，建立仓库，预先设置州长、州贰及属官，又分出数万精兵驻扎在城北十里处，阻遏我方援军。胡公坚守营垒奋力防御，告诫将士不要轻易出战；敌人来攻城，就发射箭石将其击退。于是派使者向李公请求援兵，李公立即准备驰援。此前钓台一战稍有不利，损失了一名千夫长。到了这时，众人心中疑惧沮丧，有人向李公献计说：“严州是我藩篱屏障所寄托的地方，敌人若得知您前往，便会乘机发动袭击，那怎么办？诸暨虽然被围，只要得到一名勇将率兵援救就可以解围。” 李公说：“浙水东面的门户在诸暨，诸暨如果不能守住，各郡县必然接连骚乱。敌人把大军向东调动，却派游兵沿钓台逆流而上牵制我军；我若不去，万一不能平定，严州难道能够独自获利吗？”于是他留下三位将领守卫严州。第二天癸丑日，便出发了。有人从敌营中来，又以敌众我寡为理由劝阻，李公不予理会。甲寅日到浦江，丁巳日抵达乌伤的龙潭，距离敌营不到二十里，便据守险要。忽然有一道白气从东北方横贯天空，三军都看见了，勇气增加百倍。天将近黄昏，军中惊慌传言敌将要袭击我们，李公也不为之动摇。夜里四更，城中知道援军已经到达，暗中用绳索送出士卒来约定，天一亮就要全军出城迎战。戊午日，吃过早饭，李公分诸将为左右两翼，自己统领中军。列阵完毕，护军胡君深又接到李公的檄文，率领所属将士自行赶来，军威更加振作。李公于是再次申明号令：“军队胜负取决于曲直正义，不在于人数多少。我国有什么对不起叛军的地方？敌人却挟持他们，日夜制造变乱。癸卯年秋九月壬午日，敌军直接侵犯我东阳，我不敢吝惜将士生命，昼夜兼程，在乌伤将其消灭。你们三军亲眼看见，皇天帮助正义，不可欺骗。” 如今敌人又不改弦更张，驱使全部人马来扰乱我国边疆。占卜书说“军中见白”，白气是战胜敌人的征兆。这大概是上天要灭亡这些敌人了。你们还要拼死砍杀，以报答国家的恩宠和神灵的护佑；不要怯懦，不要贪图俘获，不要躲避险阻，不要左右顾盼。有人不遵守约令，就立即杀掉示众。话刚说完，敌兵便整齐列成圆阵而来。两军交战后，李公骑着一匹马，挺身率先冲入敌阵，直捣其中军。中军是敌军精锐聚集之处。敌人看见李公冲来，争相逼近他。长枪多次刺到李公的膝部，李公在马上挥动兵器，兵器像雨点一样落下，迎着锋芒的人都应手倒下。敌军全都惊惧，左右两翼和各军一齐奋力攻击，喊声震动天地。敌军于是大乱。当时溪洞兵还在后列观望。李公想集合两山的百姓，大声呼喊：“敌人败了！敌人败了！”他们便都丢下铠甲逃跑。我军乘胜追击败兵，斩首如割麻，前后践踏而死的敌人以万计，溪水也因此被尸体阻塞而不流。胡公也率领精锐骑兵冲出包围，城中军民跟随李公合击，杀死俘获敌人很多。敌军主帅仅仅保住自身逃脱，焚烧了若干营寨，俘获敌将六百人、士兵三千人、战马八百匹，辎重铠甲兵器堆积得像山一样。三月己未日，军队唱着凯歌返回。所到之处，父老争相送来牛肉和酒为李公祝寿，李公慰劳他们却推辞不受。辛酉日返回严州，饮宴完毕，便命幕府把他的功劳簿上报朝廷。皇上赞许李公抗击敌人的功劳，赐给他御衣和名马，其余将士也按功劳分别行赏。我宋濂听说，军书论述良将时有句话说：“以身先于众人，所以他的军队成为天下无敌。”论者举薛仁贵为将领的例子：他手持兵器，腰佩刀剑，高声呼喊冲入敌军，敌人便因此奔溃，这就是他成为天下雄将的原因。我从李公的事迹来看，他似乎还有超过薛仁贵的地方。薛仁贵挺身陷入敌阵，骁勇强悍或许与李公相同；然而一定要两军势均力敌才可以取胜，从未听说他像李公这样以少数兵力击退众多敌人。如今敌军大举集结，堵塞原野、遮蔽河川，谁不替李公担忧？李公以不到一万的兵力，谈笑之间就把敌人消灭，这不也是古人尤其难以做到的吗？由于李公的精忠贯注于内，刚劲之气发于外，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有自身，瞪眼张胆，把敌人看得如同无物，所以功业才光辉到如此地步。李公的贤能，真是无人能够企及。我过去任右史时，曾写下李公的功劳，收藏在金匮中。如今又因邦中人士的请求，作这篇文章和诗歌，来彰显李公的光辉，希望后世读者对上不忘皇帝的恩德，对下不辜负李公的功劳。李公名文忠，字世英，敬重贤者、礼待士人，唯恐自己做得不够；平日恭敬温和，谦逊有礼，面对强敌时，即使贲育那样的勇力也不能超过他，君子都佩服他。于是作诗系在篇末：多么显赫啊，皇王！大明之光从东方升起，照耀那些群阴，使天下都清明。建立藩镇，分设守臣，以此安定天下。显赫的李公，确实镇守整个东浙。虎符光耀灿烂，又辅以龙节，宣扬皇上的威灵。以德使人柔服，以威使人畏服。吴地的敌人逞凶施虐，登用我国叛臣，屡次挑起战端，来毒害百姓。如今已经击破他们，使他们化为尘土。岁次龙年，正是鹑首之次，仲春之月，敌人作恶不肯悔改，竟像野狗一样突袭，合围诸暨，使城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李公听说后怒气冲天。唉，狂妄的敌人，触犯天道，像刚出壳的小鸟争斗一样张狂。于是这位刚强果断的人整饬将佐，穿好坚固铠甲，拿起雕饰的长戈，磨利锋利的金镞。我想立即出发，敌人或许已经攻陷；在军门前举行祃祭，树起军旗，载旗出行。士卒威武，旌旗翻飞；蛟龙盘旋深渊，熊罴从山中奔出。军队直逼龙潭，等待敌人交战。有一道白气贯穿天空，洁白如绢；吉祥征兆首先显现，什么敌兵不能剪除？左右排列军屯，两翼如鸟飞翔。李公统率虎贲之师，居于坚固的中央，气脉相通，形势如同率然。又告诫众多将士：敌众我寡，就挥动大刀长兵，不要以俘获敌人和战马为目的，要让青色的原野全都变成红色。敌人奔驰而来，李公跃马向前，单骑奋勇冲在最前，兵器如星飞风旋，闪烁不定，触及它的人必然倒下。

译敌人确实惊惧疑惑：这究竟是什么人？难道是神兵从天而降，使人震慑惊骇，连弓都拉不开吗？三军纵情攻击，敌人的混乱如云，混混沌沌、纷纷纭纭；有的被砍断脊背，有的被斩断牙颌。那些蠢笨的有苗之民仍在窥伺观望，山中百姓齐声呼喊，丢下兵器逃避。我们的军队迅速追击，气势更加旺盛，如雷霆掀动，如狂风奔腾，如烈火炽盛，融化乾坤；一鼓作气便把敌人消灭，威猛得像雄鹰吞食猎物，譬如大雁成群、遮蔽如云，孤鹰横击而过，没有不被杀死的。将领贵在强劲有力，哪里以人数多为可贵？古人也说，上天监察并不偏私，我方正直、彼方邪曲，谁不知道？以顺讨逆，怎么会不能平定？当初两军交战，毒雾弥漫笼罩；如今敌人已经平定，天地上下清明空旷。神道帮助正义，道理明白昭著。奏凯还军，既歌唱又吟咏，歌声婉转，间杂着短箫声。吉祥的风带来欢乐，美好的花草随风摇曳；老人们前来欢迎，在马头前排列下拜。若不是李公亲临，他们几乎陷入虎口，怎敢不拿牛肉和酒来为李公祝寿？三军到达，举行盛大的宴享。李公拜谢叩头，把功劳写在奏章中封进上报文书，说：“这不是臣一人的力量，是诸将的功劳。”皇上心情喜悦，召李公入朝觐见。赐给他珠饰的御衣和龙马，赏赐毫不吝惜。其余将士也分别行赏，不是珍宝，而是财帛。自古以来，天子驾御六龙，必有贤能辅弼，协助治理教化、掌握权力，于是开创宏伟基业，使万世延续。如今皇帝神圣英明，统御天下，百官整齐有序，文武人才都得到选用，亲近像李公这样的贤者，使我东土得到安抚。安抚我东土，我的百姓因此兴盛。没有敌人不被击败，没有来者不归附，成就这样的武功，实在足以光耀史册。史册所记载的，用来劝勉在位者。于是铺陈赞咏，发挥古代的义理；史臣作歌，踏歌扬声，奋发激励。《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华善公坟记》华善公名华善，姓辉和尔氏，世代居住在高昌。曾祖纽抡侍奉元世祖，有功，封为高昌王；祖父特穆尔布哈任中书左丞相；父亲布达实哩任中书平章政事，都承袭王爵；母亲额森呼图克，封为王夫人。华善公天性机警敏锐，能够了解时势、通达变化。年幼时也承袭王封，镇守永昌。洪武三年，大军攻下兰州，华善公携带印绶，从永昌率领府属到军门归附。皇上下诏授予他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世袭其职。华善公于是开设官署，招集数百名投降士卒。后来宋国公冯胜奉诏征讨甘肃，命华善公移镇西凉，转运粮饷从未缺乏，朝廷嘉奖他。不幸在洪武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死于南京寓舍，享年二十八岁。十月八日葬于江宁县聚宝门外五里吕氏花园上。朝廷派使者祭墓，恩典礼遇优厚，人们都以此为荣。华善公的妻子名都坚，有一个儿子太平，两个女儿，都尚未出嫁。华善公生在王家，进入本朝后又荣获显赫爵位，正准备凭功业显露才华，却寿命不长，实在可惜！因此记述他的世系以及死亡、安葬的大概情况，放入墓中，以志哀悼。《恒山精舍记》恒山精舍，是旴江王君伯昭读书修养的地方。精舍建在旴江，恒山却在中山的阳曲，两地相距如此遥远，那么为什么要用恒山来命名呢？是为了表示不忘祖先。原来伯昭的祖先世居阳曲，他的八世祖尚书左丞公凭进士出身，历任台省官职。政和年间，蔡京正在担任宰相，有个叫徐禋的人提出增加铸钱的主张，用来讨好蔡京，尚书左丞公上奏弹劾，制止了这件事。后来蔡京引进方士迷惑皇上，尚书左丞公又上奏章，并列举蔡京欺君罔上、蛀蚀国家、危害百姓等数件事情；正直的言辞、刚正的气节震动一时。他名安中，字履道，世人称为初寮先生。他的儿子辟章出任泉州太守，也因政绩闻名。辟章的儿子秬往来旴江，喜欢这里水土肥沃，于是迁家而来。到伯昭时已经是第六代了。伯昭在麻姑山下建造住宅，东西宽阔，前后充足，三间屋子的柱础坚固严密，门窗明净。伯昭在其中饮水读书，著述文章，以先王之道为乐。有时他走出门户远望，看见山林苍翠润泽、烟霞舒卷、晴天的景色和雨中的姿态不断变化，便向北潸然流泪说：“唉，这座山确实美啊，我难道敢忘记恒山吗？恒山，是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们拄杖穿鞋所走过的地方，山岩曲隈、河流曲折之处，遗留下来的芳香和旧迹仍然存在。我难道能够忘记恒山吗？”恒山不可忘，那么无论梦中醒时都思念祖先的美德，也许差不多可以与他们相合吧？于是把精舍命名为“恒山”，用来记载自己的志向。我私下听说，过去晋阳穆公从江左迁到冀州所属地区的南部、汾水曲折之处，心中有所感触，他家的宗庙座位一定朝向东南，说：“我没有忘记先祖的国家。”穆公就是王虬，著有《政大论》八首，用来论说帝王之道。他的曾孙王通依据这些文章加以考订，用来续接经书，这个人也很贤能。如今伯昭和王虬都姓王，汾水、阳曲又都在冀州境内，怎么知道他们最初不是同一个族人呢？穆公的感怀和伯昭的志向，其道理本来应当相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穆公从南方迁向北方，伯昭的祖先则从北方来到南方罢了。即便如此，这一点也不必计较。古代不忘祖先的人，不是要使自己的行迹与祖先完全相同，而是要追随他们的德行。假使伯昭能够振兴祖德而不使它坠落，那么即使迁居旴江，也与居住在恒山没有不同。如果舍弃这一点而不去努力，那么即使世代居住恒山、每天游览阳曲，也只不过是长久居住在遥远荒僻之地而忘记祖先罢了，岂不是如此吗？伯昭学问广博，文章雄健，在乡试中曾经名列前茅；到再次参加贡举时，又压倒众人。他的文采光辉灿烂，从东南兴起，像长虹贯穿天空，没有遥远的地方看不见。在大江以西，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为人俊伟磊落，又有燕赵奇男子的气概。将来入朝做官，刚劲的气节、正直的言辞，一定不会使前人蒙羞。伯昭虽然不是那种过度拘泥于恒山的人，我也知道他能够继承家学。然而记载中说：“以自己所生之处为乐，礼制不能忘记根本。”伯昭大概深深通晓礼乐的本源，难道能够不对此谨慎吗？伯昭能够对此谨慎，这就是成为伯昭的根本所在。

译《华川书舍记》华川书舍，是乌伤王君子充学习文章的地方。乌伤有一片大泽叫华川，唐武德年间曾经设置华川县，不久县便废除，如今所谓绣湖，就是原来的地方。子充的住宅正对着湖的北面，仍用旧名称来称呼它，是为了记念古代。子充向慕古代，难道仅仅表现在这件事上吗？上至群圣人的文章，下至诸子百家的文章，全都聚集在书舍中，他每天反复搜求、精心玩味，把全部力量用在文章上，造诣越深便越无穷。我和他一同在侍讲黄先生门下学习经书，他请我作记，写在书舍墙壁上。我虽然比子充年长一些，但看子充文锋纵横凌厉，自己百不及一；即使厚着脸皮想为他作记，又能说些什么呢？不过，子充二十岁时，我见到他的文章，常说：“子充将来一定会凭文章知名。”如今才过十年，子充的名声已经震动荐绅之间，了解他的人便认为我有知人之明。我虽然不善写文章，难道不应该为子充说几句话吗？唉，文章哪里容易谈论呢？日月照耀、风雷运行、云霞舒卷、变化无常，是天的文章；山岳排列耸立、江河流布大地、草木生长繁茂、神妙不可测，是地的文章。群圣人与天地并立，以天地的文章发挥成人的文章，把它施用于卦爻，阴阳的道理便显现；表现于典谟，治理政事的道理便施行；歌咏于雅颂，人的性情作用便显著；书写于《春秋》，赏罚的意义便彰明；用礼来条理，用乐来调和，扶持、引导、规范、防范的方法也都具备了。虽然这些教化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凡是用来端正民众准则、治理国家制度、树立人伦、建立大义、成就天地化育之功的，哪一样不是文章所造成的呢？自从先王之道衰落，诸子文章各自不同：管夷吾以霸业谋略为文章，邓析以两可的辩说为文章，列御寇以黄老之学、清静无为为文章，墨翟以崇尚节俭、兼爱、尊贤、明鬼、非命、尚同为文章，公孙龙想要折服众说，于是以坚白、名实之辨为文章，庄周则以贯通天地的统绪、叙述万物的本性、通达死生的变化为文章，慎到以刑名之学为文章，申不害、韩非宗奉它，又流为严酷深刻的文章；鬼谷子以捭阖之术为文章，苏秦、张仪学习它，又发展成纵横之文；孙武、吴起则以军法、刑法、兵势、谋划国事、判断敌情为文章。只有荀况粗略懂得先王之学，似乎不是其他诸子所能相比，可惜他没有听闻大道，又不足以深知群圣人的文章。像这样的情况，大概无法一一列举。文章一天比一天增多，道一天比一天分裂，世道也一天比一天衰落。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各人凭着私说臆见，喧哗于世、迷惑众人，却不知道大道贯通的归宿，所以不能与天地相合而作文。此后，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虽然具有不世出的才华，善于在诸子之间驰骋，但也遗憾他们不能全都纯正地取法群圣人的文章，不能没有愧憾。从上下千余年间看，只有孟子能够辟除邪说、端正人心，文章才开始明白。孟子以后，又只有舂陵的周子、河南的程子、新安的朱子，补全经书、辅翼传文，文章才更加明白。唉，文章哪里容易谈论呢？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经历世事并非不远，历经年代并非不久，能谈论文章的人并非不多。如今看来，能够像日月那样照耀、像风雷那样流行、像云霞那样舒卷的，只有群圣人的文章才是这样。能够像山岳那样排列耸立、像江河那样流布、像草木那样生长繁茂的，也只有群圣人的文章才是这样；诸子百家的文章，本来不能与之相比。所以我说，立言如果不能端正民众准则、治理国家制度、树立人伦、建立大义，都不足以称为文章。士人如果有志于古道，那就应当有志于古道；舍弃群圣人的文章，还凭什么作为准则呢？这些话，侍讲先生曾经说过，子充也曾听到过。我再次取这些话来告诉子充，实在是因为子充将要凭文章闻名于世，不可不以群圣人的文章自我勉励。我家在芙蓉山南面，距离子充的居所不到二舍。他日我到湖北拜访子充，仰观俯察天地的文章，回来坐在书舍中，又用群圣人的文章加以参验，那么我和子充各自都应当有所进步。子充认为我的话对吗？不过，我的话说得夸张了，子充幸好替我删改。

译《月堀记》我从词林退值回来，戴着华阳巾，披着鹿皮裘，焚香默坐，使精神存守于规中太和之境；香气熏蒸全身，我欣然顺应龙降虎升、水温火寒的变化，周流缜密绵延，却无法探究它的端绪。冲阳子从空明洞天翩然来到，碧色的眼睛、方正的面容，气色形貌十分充足。他通报后入内，扬起衣袖说道：“月堀的意义，你知道吗？扬雄说：‘西压月堀，指的是月亮所产生的地方。’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太阴之精在初一之后生出月魄，到望日便充盈；充盈到极点便衰退，随着太阳逐渐亏缺昏暗而又复苏。上下两弦，亏损和充盈达到平衡，气息调和而不偏。我炼制九还七返灵丹，掌握抽添进退的时机，每月都以月亮为取法，因此把我的居室命名为月堀，用来记载这个志向。”我说：“阴阳不能有一方独胜。只有阳不能生，只有阴不能成；乾坤交合精气，六子才凝结形成。水为坎、火为离，其中包含偶数与奇数；以奇变偶，乾道才开始茂盛，重重阴气全部消散，纯阳便明亮起来。长久这样修行，便能与道逍遥，这叫作三一之真，是复归本命的境域。若以月亮作为取法对象，岂不是专门沉溺于阴气吗？”冲阳子说：“阴阳二气的精华，彼此互为根本；房宿的太阳之兔、毕宿的月亮之乌，所取的都是象征和征兆，所指的意义非常微妙。” 阳既与阴相合，阴也包含着阳；如果只举出其中一偏，道就不能彰显。您为什么见识如此拘泥呢？”我说：“您的话很美，但其中的道理还遗漏了一些。人的身体之中有玄牝，系连着天根，是呼吸所关涉的地方；它的联系如丝如缕，枝叶般分布疏通。应当以安静来涵养它，一气之中极其神妙，超越万象之先，连它的端倪也看不见。它如玉色般柔美，内含天光朗照，原来是因为无为而获得、因无为而成就的。什么火能为它作候？什么鼎能为它作炉？什么药能作为它的材料？这些我都无法知道。把它假托于形体、寄托于事物，写入丹书之中，颠倒错乱，自汉代以来就已经如此了。我将同您携手登上空明洞天的上方，等到素月流辉、银光铺地、水波翻动、瑶露初滴、寂静无声之时，委羽仙人一定会骑着黄鹤降临，与您稍稍叩问一番，那么我的说法就算正确了。”冲阳子长叹道：“道有精粗之分，象有内外之别；没有粗就不足以辨别精，没有外就不足以表现内。初入门的人还不能忘物，如果不拿这些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大笑着离去，怎么能同上士玄功已经成就的人相提并论呢？您的说法固然正确，而我所取的比喻，难道又可以缺少吗？” 于是两人相视一笑，冲阳子作揖告退。我送他到庭院外，冲阳子又请问道：“一阴产生，其卦为姤，这是月窟；一阳产生，其卦为复，这是天根。邵子曾经往来于其间，而他所说的‘三十六宫都是春’，与我所说的月窟之义，颇为相合吗？”我说：“这关系到《大易》的精微之处，即使更换仆役来回答，也不能全部说尽。我哪里能够知道？我哪里能够知道？您还是去问庖牺吧！”冲阳子说：“好。”冲阳子姓张，名辅，字廷翼，是台州黄岩人，大概是有道之士。洪武四年正月某日，玄真遯叟金华宋濂记。《松风阁记》风，是天地间呼出的气息。那么，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是什么呢？使万物生长的是静的本体，而对它作出回应的是动的作用。当万窍怒吼时，前面的发出呜呜声，后面的接着发出喁喁声，都是万物各自招致的结果。庭院屋宇间的松树，苍翠的长须在晨露夕月之中昂然挺立，遇到祥和的风吹过，发出冷冷的声音，像鸾凤鸣叫，又像琴瑟奏响。从前陶隐居总以此为乐，后来世上的幽人狷士又纷纷仿效，有的人还取‘松风’来命名自己的居室。方外的恬师静庵来征求《松风阁记》，我请允许我把风的各种变化说到极致，可以吗？风开始还没有产生时，把神妙的功用收敛在寂静沉默之中，昏昏冥冥，万象虽然具备，却看不见它的踪迹。天机一动，便随着万物各自流动成形。大海遇到它，重重波涛一浪接一浪，一泻万里；千山遇到它，仿佛鳞甲翻动，笙镛之声交相响起。经过檐卜花树林，便变得浓烈酣润，清香袭人；进入鲍鱼店铺，则腥臭冲鼻，碰到它就使人呕吐。这样的情况，不能一两件来数尽。如果只指着松树来说，就不足以穷尽风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难道都与风的运动有关吗？先觉者说过：风的本性本来是静的，因为因缘生起，所以才运动。假如它的本性本来就是动的，那么怎么会有静止的时候呢？可见万物各自都有招致相应变化的原因。再拿我的心来说，大用纷繁兴起时，怒气炽烈，如雷霆奔走、烈火燃烧；喜色明亮，如雾气散开、彩霞舒展；兴起哀情，便使千人落泪；鼓起勇气，便能使万人无可匹敌。这些都是同一颗心的变化。然而，心果真发生了变化吗？心本身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因缘。所以在本体澄澈湛然之时，没有什么不具备，但也没有一物停留其中。就近取个譬喻，所谓使万物生长的是静的本体，而对它作出回应的是动的作用，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家在浦阳大山之中，青松环绕着墙垣。房舍的北面，正值南向明月的夜晚，白露刚刚降下，我默默走出坐在庭院中，松涛传入耳中，忽大忽小，时急时缓，内心很是喜欢它。这才知道陶隐居酷爱松风，确实是有原因的。由松声推而广之，世间的各种声音千变万化、彼此不同，虽然不能穷尽它们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罢了。尝一滴咸水便可知道大海的性质，窥见一线光芒便可看见太阳的本体，又何必把事情说得纷繁复杂呢？恬师是学佛的人，所以我把它的变化充分说给他听，使他知道在变化之中还有不变的东西存在。不变的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心。心没有固定的形体，没有方位处所，没有古今之分，也没有生起和灭亡。三世诸佛不觉得它有多余，像恒河沙一样多的凡夫也不觉得它有所不足。恬师如果能从这里求取它，那么松风早晚所演奏的，无非都是大乘微妙的佛法；陶隐居哪里足以谈到这一层呢？阁建在越地的耶溪之上，是季蘅若公所建的。后来得到径山范公所书的“松风”两个大字，于是就悬挂起来作为阁名。我认为径山是古代的名德之人，他的字不应当轻慢玩弄，应该另请善于书法的人来改写。既然已经告诉了他，所以又把这件事像上面这样记下。详细情况见《天竺法师道公所为文》，其中的精妙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我还说什么呢！

译《生生堂记》生生堂，是东阳陈泽民的居所。县城南面八十里，有个乡名叫瑞山，陈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到讳宗誉、字彦声这一代，他在乡里有德行，又能同陆务观父子交游。他的孙辈陈黼，是东莱吕成公的弟子，考中淳熙辛丑进士，屡次任官，做到驾部郎中。林正惠公确实把女儿嫁给了他。泽民大概是他的第十代从孙。泽民想继承家学，出外跟随名师大儒交游，精通科举所需的学业。有关部门荐举上报，选官部门考试经义合格，于是任命他为漳州通判。他将要赴任时，请我为堂作记。我曾听说县中仁寿乡，在东北四十里左右，有簪缨世家，也与泽民同姓，但族谱不相连，并不是他的族人。过去他们曾建造一所住宅，刚建好前面的屋柱，就有鸠鸟在上面鸣叫。占卜的人说，这所住宅应当归张氏所有，六十年后又会归还陈氏。不久，西邻张氏果然来居住。张氏后来衰败，士人都说住宅将归还给最初营建它的家族，却不知道泽民最终是用重金买下了它。屈指计算，正好是一个甲子。唉，也真奇异啊！于是泽民择定日子，从瑞山迁来。那时正值春气温暖明朗，草木含蕊吐荣，传来嘤嘤鸟鸣。泽民宰羊刺猪，备好酒器和俎案，召集宾客姻亲来宴饮欢乐。酒将喝到尽兴时，座中宾客敲击桌案打着节拍歌唱道：“高高耸立的堂，是高明的居所；草木茂盛，曲折回环，弯曲的椽木交错相连。这是德行的征兆，吉祥的数目悬合相应，丝毫也没有差错。”接着有人唱和道：“迁入新居，福禄绵延；族姓相连，繁衍绵长。”于是州县之间都说事情早有定数，泽民迁居这里并非偶然。泽民于是取《尚书》中“有生生自庸”的意思，用来命名他的堂。唉，生生的意义虽然见于《尚书》，却没有比《易》说得更完备。《易》说：“生生之谓易。”阴产生阳，阳产生阴，生生相续，变化无穷。泽民居住在这里，将来子孙众多，很希望能够符合《易》的这句话。能够符合《易》的这句话，就会生生不息。然而，不是积善之家，不能达到这种结果。那么所谓善，是什么呢？尽力孝敬来侍奉父母，竭尽忠诚来侍奉君主，以德义修养自身，以诚信仁爱来和睦邻里，以仁慈恩惠施及百姓；这五点都具备，才不辜负堂名的意义。爵禄的到来，应当还没有止境。驾部翁孙，难道只能由前人独享美誉吗？” 占卜者所说的，大概出自祈求吉凶的小术数，不是君子所遵循的大道，这件事可以不必谈了。我老了，文辞鄙陋，不足以应付别人的请求，人们反而怀疑我是在故意推辞。登门求文的人一天比一天纷纷而来，积存的卷轴动不动就像一捆捆笋子。近来我也竭力排斥，深深拒绝这些请求了。只是因为泽民是我的乡人，从道义上不能推辞，所以姑且同他谈几句话。《怡养堂记》礼制不能实行，往往是从身边而且容易做到的事情开始。正因为离得近，所以人们忽视它；正因为容易做到，所以人们不加以重视。侍奉父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也是每天早晚习惯做的事。圣人担心人们忽视而不加以重视，于是从起居饮食、寒暑疾病的问候告知、拜跪以及定省应答的礼节，全都写入礼经，可以说详细而完备了。然而，能够完全做到这些的，即使是君子也很难。难道侍奉父母的礼真的难以实行吗？难在恰到好处。用甘美食物供养父母，是人们能够做到的，但做到恭敬却难；恭敬是人们能够做到的，但做到亲爱却难。恭敬如果像侍奉贵宾一样，那有什么难的？但这并不是恭敬父母的道理。亲爱如果像爱妻子儿女一样，那有什么难的？但这也不是亲爱父母的道理。所以只有恭敬而没有亲爱，不是侍奉父母的方法；只有亲爱而没有恭敬，也不是侍奉父母的方法。亲爱之中保存着庄肃恭敬的礼，恭敬之中具备温和愉悦的情意，这才可以称为善于奉养。陵江刘复初的父亲和继母都还在，他想尽到侍奉父母的道理，于是把堂命名为“怡养”，请我作记。作记是为了记述事情，功业要写它可见的方面；这座堂如何建成，我不得而知，但它可见的意义，人人都能说得出来。建堂并不是最紧要的事情，那么如果不谈侍奉父母的道理，又凭什么向复初说呢？复初好学而谨慎地修养品行，不需要我的话来勉励。因为我侍奉父母的时间早于复初，所以知道侍奉父母的难处，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因此我推演其中的道理来告诉他，让他写在墙上，使后人有所感发而奋起。

译《复古堂记》监察御史虞泰、字鲁瞻，曾奉他的叔父虞玄佐之命，请我为叔父所命名的复古堂作记。我以自己没有文才坚决推辞，但鲁瞻请求得更加恳切，于是我问他说：“您所说的复古，是指上古吗？上古时候，人们构巢而居、凿穴而处，用泥土做酒器，以手捧水饮用，吃生肉、饮血。您如今有华美的房屋和器用，有充足的稻米、粱米、羊和牛，决不能恢复到那样。是指中古吗？中古的制度，用冠帽衣裳来确定等级，用鼎、鬲、罍、爵来配合各自的用途，用门、奥、屋漏来严肃居处，用筵、榻、格、几来区别规格。虽然说这不同于上古，但有些地方还值得效法；您如今习惯于长久的安逸，必定会随着世俗变化迁移，想来也不容易恢复它。既然如此，您所谓的复古，究竟要恢复什么呢？”鲁瞻笑着说：“不是这个意思。虞氏居住在余姚，自汉代日南太守以来，世代都有显赫人物，到了唐代永兴文懿公时尤其著名。文懿公实在是泰的远祖支派，到现在已经二十七世了。屿山南面有虞家城，周围一百五十丈，相传是旧宅的基址，至今仍高高地独自保存着。叔父们常常一起登临远眺，看到白烟冷草，触目凄凉，总是弹指叹道：‘虞氏的先祖曾经显赫光耀，为什么竟没有继承并发扬美好事业的人呢？’ 所以才取名为复古堂。”我说：“继承先志、承述先业，是孝子慈孙所应做的事情，何况还想追溯继承七百多年以前的事业；这种见识确实，行动也很激励人，已经足以称许了。只是我不知道，您所要复归的古道，果真只限于此吗？”鲁瞻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文懿公为人，外表谨慎柔弱，内心刚强激烈，本来凭借文学和政事画图列于凌烟阁，成为唐代名臣；但与同时代的孔司业的经术、杜莱公的政业相比，评论者还认为有所不足。孔司业和杜莱公尚且如此，与汉代的留侯、董江都相比，他们谋划的良善、存心的纯正，或许仍不能没有遗憾。以此类推，古今人物的优劣各不相同，即使更换仆役来数说，也不能穷尽。想要师法古人，应当取法于最高尚的贤人；古代这样的人也很多，为什么偏偏只拘守一家呢？”鲁瞻说：“先生的话说得太过了。留侯和江都，确实足以效法吗？”我说：“不是这样。古人以道德为师的，有孔子，有孟子；以政绩居于辅弼之位的，有伊尹，有周公。做人却不以孔、孟、伊、周为榜样，他的学问就全都只是苟且而已。您将要复古，必须做到这样才可以。”鲁瞻说：“请问复古的功业，应当从哪里开始？”我说：“现存的典籍中，没有比《易》更古老的了；伏羲的卦、文王的彖、周公的爻、孔子的系辞，都在其中完备了。姑且摘取一两条来陈述：风从火中产生，是《家人》卦；君子由此明白，说话要有实际内容，行为要有恒常，这是端正自身、整齐家庭的象征。雷声接连发生，是《震》卦；君子由此知道恐惧戒惧、修养反省，这是自我治理的象征。山依附于地，是《剥》卦；君子由此知道厚待下民、安定居所，这是安养人民的象征。雷电一同到来，是《丰》卦；君子由此知道审断诉讼、施行刑罚，这是听理讼狱的象征。由此推演，一卦一爻，全都是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鲁瞻父子早晚都在这里用心钻研，这才是所谓真正的复古。超过常人就成为圣人，不及圣人也成为贤人；得志通达时就兼善天下，困穷时就独善自身。复古的功业，不是很大吗？如果只是沾沾自喜地取法一家，不就近于自我局限了吗？请把这些话记在屋壁上，鲁瞻不要因为我的话夸张而弃置不顾。玄佐名某，以经学在乡里教授，言行都有可供师法之处。鲁瞻学问已有端绪，从给事中升任现职，正气大概凛然不可犯。” 《敦睦堂记》台州黄岩西面三十里有沣水，沣水之上居住着大姓张氏。从前有一座堂，名叫乐善。到讳遂这一代，嘱咐他的儿子光祖和玑，在年幼时作为合族聚会之所。孙辈若奎等五人谨慎守护，不敢废弃。元至正壬辰年，堂被盗贼烧毁，曾想重建却没有成功。过了二十六年，到本朝洪武丁巳年，若奎的儿子昭同族中兄弟商议，认为这座堂废弃已久而不能恢复，亲情道义就会疏远，兄弟友爱就会乖离，祸患将从这里开始，怎么能不赶快谋划呢？于是各自拿出钱、粮、木材、金石等费用，共同建造、同心谋划，不懈怠、不停息，就像经营自己的私事一样。过了一年，堂建成了。举行了合族的礼仪之后，又把门改名为“敦睦”。当时在京师的太学生张升遂来请我作记。从前先王盛世，治理百姓的措施已经完备，又设置井田来联结人心，设置乡、党、州、闾来统一风俗，设置学校来改变人的暴戾而使人乐于善良；又有按月记录、按年考核的制度，来纠正那些不遵循教化的人；在选用人才时，又一定考察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亲睦姻亲的行为。因此那时凡是比邻而居、共井相处的人，喜事相互庆贺，忧患相互吊问，遇到疾病患难相互救济，就像至亲一样。即使突然发生灾祸等异常之事，凶狠残暴、不守法度的人，也没有机会自行滋生；一旦出现，亲戚邻保便随即将其扑灭。所以那时天下没有作乱的百姓，是因为百姓都彼此亲爱和睦。时代久远，法度毁坏，人们各自只顾自己的家庭，各乡各自形成风俗；严重时兄弟父子之间不相互借贷，忧喜不相互问候，享乐也不共同分享，事情触动内心，便勃然拔刀相互追逐，父亲不能禁止儿子，弟弟不能劝谏兄长。过去的乱事多从这里产生，并不是百姓的本性不同于古代，只是治理百姓的制度不如古代罢了。治理百姓的事情，不是没有职位的人所能全面做到的；但有志之士能够使自己的宗族和睦，使乡里受到教化而不陷入不义，难道不是善于学习古人的人吗？像张氏所做的，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贤人君子难道一定都要借助官位才能实行道吗？居家而使同姓亲族无论长幼都懂得礼让而不争斗，使壮年人懂得勉励学习、笃实行善，使顽劣愚昧者转化为纯朴诚厚，使愚笨昏昧者不丧失其本性，这也是道的推行，难道是小事吗？张氏的孙辈多有贤能之人，乡里都称赞他们。将来东海之地听说有民情淳厚、风俗敦朴如邹鲁的地方，一定是张氏教化的结果吧？姑且为他们记下这座堂，等待将来验证。

译《棣华堂记》盱江黄氏有三位贤能的兄弟，分别叫松轩、竹所、梅庭。松轩喜爱学习，擅长写文章，对法律尤其精通。他教导三个儿子都成为儒生，后来因儿子的显贵而获得追赠，官职为泰和州判官。竹所喜欢谈论辩析，出入于史书经籍之间，言辞绵密流畅，仿佛吐出玉屑，人们都争着乐意听他讲话。梅庭独自磨炼自己，奋力操练，召集有力量的年轻人，暗中教授他们击刺、坐作、进退的战法，并且说：“不久兵乱将要兴起，我要用这些来保卫我的宗族。”松轩去世后，四方果然大乱，江右遭受的祸患尤其惨重，死亡者相互枕藉，谁不感到畏惧？梅庭同竹所聚集兵力作为屏障，最终得以平安无事。到如今四海已经平定，而两位君子也都巍然老去，斑白的眉毛和雪白的头发相互映照在残山剩水之间，他们彼此说道：“同胞而生的兄弟共有三人，大哥坟上的树已经长大，如今活着的只有我和兄长了。春花秋月，难道可以不随时享乐吗？”于是每天备办笾豆，饮酒作乐。人们看见他们雍容和谐、怡然喜悦，似乎不可以轻易赶上。于是取《诗经》中《常棣》的话，把堂命名为“棣华”。松轩的儿子子邕请我为此作记。《常棣》这首诗，是召公所作，用来亲爱人的兄弟的。所以开头一章说：“常棣花开，花萼多么光彩茂盛。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笺注者认为，花萼承托花朵的光明，因而花朵盛开的样子光彩灿烂；这是用来比喻弟弟恭敬地侍奉兄长，兄长以荣耀庇护弟弟，恩义显著，也光彩灿烂。两位君子生在簪缨之家，渐渐受到诗书教化的浸润，兄弟之间下承上覆，光明显著，本来没有违背诗人的旨意。然而在兵戈之中，各自携带妻子儿女向东西逃奔，却仍把兄弟看得如同形影相随，不让哪怕极短的距离造成分离，这与第二章所说“死丧的威胁，兄弟最为关怀”，难道不相合吗？等到丧乱平定以后，从容宴饮，以融洽他们和亲的情感，朝夕相处，唯恐还不够，这与第六章所说“陈设你的笾豆，尽情饮酒”，不是更加相合吗？《常棣》这首诗，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像两位君子呢？大概兄弟之情，本来就根植于人的天性，无论古今都是同一个至理。虽然相隔两千多年，本来就不应有多大差异。把居室命名为“棣华”，谁说不合适呢？不过我听说世上的人，有人用“桂”来命名楼轩，有人用“椿”来命名屋室，只是想艳羡科举荣誉，企望高寿罢了。至于用来整饬勉励自己的益处，则几乎从未听说过。两位君子命名此堂的意义，确实可以用来劝勉不贤的兄弟，敦厚人伦，美善教化，改变风俗的方法，大概就在这里。子邕的官位升至法从，成为当时的名臣，而他的兄弟们也多擅长文辞。子邕若能带领他们作成诗歌，刻录编成简册，就像唐代李义、华萼集的故事一样。两位君子登堂饮酒酬酢之时，常常作一两章诗歌来助兴劝酒。人们听到他们的诗，难道不会油然而生起敬慕之心吗？不知道子邕又以为如何。《贞白堂记》临川许君仲孚修建了一所贞白堂，与环翠亭相互映照连接，大概是作为读书的地方。间或来请我作记。我听说仲孚清正自守而喜爱学习，在堂下种了几株梅花。正当霜雪严寒、百花凋零之时，只有这些梅花独自挺立，散发春意，花朵如冰似玉般美丽，一尘不染。仲孚叹道：“所谓贞白，不就是您吗？”于是约来两三位高雅的朋友，每天在梅树下吟咏，超然神游，仿佛升到天边，恍惚间不知道贞白究竟在自己身上，还是梅花果真具有贞白之性。客人中有人歌唱道：“流动的尘气缓缓而来，将要污染人；空旷独处，又有谁来作邻？姑射山仙人啊，以玉为神；驾着青鸾，穿着白裙。远望却看不见，仿佛隔着河津；青鸟也不来，恐怕再没有凭借和因由。”仲孚接着唱和道：“天风萧萧啊，生出青翠的寒意；白月流光，照耀松树坛场。美人来了啊，佩玉叮当；殷勤地赠我青色美玉。我将把它捣碎，奉作早晨的饭食。”歌唱完毕，两人相视而笑。我家在芙蓉山南面，万丈悬崖之间，苍松青柏每天排列挺立；我正滴露研墨，准备进入朝真洞天游览。听到仲孚的事情，不觉惊然起叹：“我们这些人，难道也是有所感发才这样的吗？” 然而，物与我的分别都因相互对照而成立，又因彼此忘却而泯灭；如果没有贞，就没有所谓偏邪；如果没有污，就没有所谓洁白。我曾观察自己的心，明亮得像悬在空中的明镜，万象自然显现；但想求得所谓贞白尚且不可得，何况还要借助外物来说它呢？何况天地之间万类纷纷，各自显现形状和颜色，却幽深地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即使造物者随着气的运行，使万物呈现各种颜色形状，也仿佛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主宰这一切呢？向天地之间询问，天地之间不回答；叩问百物，百物也不回答；拿这个问题质问神明，神明却说：“这就在我这里。”这就是贞白的意义。仲孚说：“您的话很玄妙，不明白的人会认为它涉及虚无恍惚，其实并不是这样。请把它记在墙上，怎么样？”于是我写下了这些话。

译《永思堂记》“永”的意思是长久。所谓“永思”，就是长久思念而不忘。长久思念而不忘，是为了谁呢？是福清林荣，字得仁。得仁十岁时父亲去世，等到长大后，以县学诸生的身份贡入太学，选入禁廷，任承勅郎。他谦逊谨慎，修身整饬，声誉在士大夫之间传扬。洪武年间我来到京师，他便来请求说：“我林荣因为不能见到父亲，无论吃饭、喝汤，还是睡觉休息，总是悬心思念。想念却无法得到，于是登高远望；看到草木茂盛、山川曲折、万物欣欣然各得其所，就常常泪流满面地说：‘景物一天比一天更新，我的父亲独自到哪里去了呢？是乘着海鹤远游三山了吗？还是精神流转于气化之中，茫茫然使人无法看见呢？为什么使我的内心忧愁而不能释怀呢？’这样很久了，于是用‘永思’题写在堂匾上，以记下无穷的悲痛。先生愿意为我作记吗？”我说：“不对。您的父亲固然去世了，但您幸好还有母亲在世，可以承接她的容色，询问她衣服是否暖和、饮食是否寒热适宜，退处进见都依礼而行，在她身边逗弄小孩使她高兴，依恋不舍，就像羊跪乳、乌反哺一样；这种欢乐将没有尽头，看五鼎万钟的富贵也不能超过它。您为什么反而每天使自己困苦，悲伤不已呢？” 父亲固然应当思念，但思念如果郁结成病，难道不考虑给母亲带来忧愁吗？”得仁说：“天地之间，正值青年而父母都在的人有多少？即使是乡里的小民，也知道割取鲜肉、备办美酒，称作‘具庆’。我刚二十七岁，却独自同母亲居住，怎么能不思念呢？我父亲生养我的辛劳，我想报答他的恩德，这就是所谓‘昊天罔极’啊。每当乘车，就想替他执鞭；每当就寝，就想替他扇枕；每当他生病，就想替他尝药，如今这些都无法做到了。触目所见，没有什么不令人感伤，怎么能不思念呢？”我说：“不对。人的内心苦于不知满足，得到陇地又想望蜀地。我宋濂的父母都去世很久了，难道我就应当永远思念吗？即使您是偏亲侍奉，也不只是比我幸运吗？替您筹划的人，应当劝您尽孝奉养母亲，努力求取富贵来显扬父亲，使人称道‘这是某氏的儿子’，这才是永思。”得仁说：“我说的不是这个。尽孝奉养母亲，我难道不知道吗？哪里需要等待先生来教导？如果说应当把心思用在追求富贵上，那么即使财富累积到千金，贵至三公九卿，纵然可以安慰母亲的心，但我的父亲无法享有这些，终究有不合我心意的地方，因为事情不能圆满。怎么能不思念呢？”宋濂说：“您的话美好而正确，但我还有一种说法，愿意为您陈述。做孝子的人，不应当作无益的思念，而应当思考如何使亲人精神不死。所谓使亲人不死，是什么意思呢？您侍奉君主时，一定要想到：‘这时应当竭尽忠诚，不能沉溺于奸邪谄佞，恐怕辱没我的父亲。’能够这样想，那么您的父亲虽死，难道不就等于没有死吗？任官时，一定要想到：‘这时应当谨慎勤勉，不能习染贪婪懒怠，恐怕辱没我的父亲。’能够这样想，那么您的父亲虽死，难道不就等于没有死吗？审理案件时，一定要想到：‘这时应当恭敬谨慎并体恤人，不可专意苛刻，恐怕辱没我的父亲。’能够这样想，那么您的父亲虽死，难道不就等于没有死吗？交友时，一定要想到：‘这时应当以诚信为原则，不能用浮华虚伪的态度对待人，恐怕辱没我的父亲。’能够这样想，那么您的父亲虽死，难道不就等于没有死吗？说话时，一定要想到：‘这时应当符合正道，不能流于偏邪隐遁，恐怕辱没我的父亲。’能够这样想，那么您的父亲虽死，难道不就等于没有死吗？由此类推，可以这样思考的事情还有很多，即使不断更换仆役来数说，也不能穷尽。您能够努力实行这些，才算尽到了永思的道理。您认为怎么样？”林荣又泪流满面地说：“这种话，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哪里敢不早晚恭敬奉行！”宋濂退下之后，赞叹得仁能够尽孝，于是把问答的话依次整理出来，记在堂壁上。《贞则堂记》贞则堂，是傅君藻奉养母亲夫人的地方。夫人姓楼，原本是乌伤的士族。十五岁时，嫁给同乡处士寿朋。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权，次子就是藻。又过了十八年便守寡。夫人剪断头发，发誓不再嫁给别姓。家境日益困顿，饥寒交相逼迫；风雪凄迷之时，青灯之下连夜纺织。鸡叫第二遍时，仍然能听到织机轧轧的声音。一般人不能忍受，夫人却安然自若。过了若干年，才得以安葬处士。君藻在华川南面为母亲安置住所，又把先前没有完备的庐舍补修起来；那些拿着旧债券来索取钱财的人，他也一一偿付。夫人专心竭力，教导两个儿子，使他们都有成就。权经推举选拔成为官吏，藻跟随黄文献公交游，以文章辞采著称。夫人头发已经花白，垂到衣领，每天坐在堂上，神情冲和，享受晚年奉养的快乐。当时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人们都说：“女子年轻时能够守贞，并不艰难；在危急困苦中守贞，才艰难。”当夫人独自居住、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积蓄时，她仍然清白自守、坚定自信，如同淮南王炼成的金子，经过百次锻炼也不改变颜色。若不是她的贤德超过常人，怎么能做到这样？我们地方人口众多，动辄达到数十万，寻求像夫人这样的人，一千人中也未必有二三人。她的美好声誉应当流传无穷。所可惜的是，没有贤能的有关官员向朝廷上报，以表彰她的家乡。” 金华宋濂却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婺州是吕成公讲明道理的地方，礼义修明，风俗淳美。不只是家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人人学习诗书；即使女子和妇人，也都没有想过违犯礼法，害怕自己的行为受到《行露》所象征的侵扰。只是处在正常的环境中，终身在家守节，无法显现她所坚守的操守。如今说像夫人这样的人，千人中不能有二三人，这岂不是把养育自己的父母之国看得太轻了吗？假如处士君没有早逝，谁知道夫人的品行能够如此卓异呢？锋利的器具要遇到错杂的木节才显出作用，坚劲的柏树要因凝霜而知其名。大概人的贤德正是在世道变故中显现出来的。推想夫人的内心，难道乐意背负守贞的名声吗？以守贞来称誉夫人，已经是不幸了，何况还想求取旌表恩宠的荣耀吗？旌表恩宠，是朝廷的事情。我宋濂不才，同藻居住在同一郡，拜同一位老师为师，也曾登上这座堂拜见夫人。藻指着夫人对我说：‘请您为我写一篇文章。’我不敢推辞。假使我的文章使夫人的大节流传下来，她的大节大概也会在世上显赫著名了吧。”

译《贞节堂记》天地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常道绝不能废弃，就像以房屋作为居所，以稻米粱米作为食物，以丝帛布匹作为衣服一样。一天没有这些，人事就会完全失序，难以治理。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没有房屋，风雨雷震就会侵凌人；如果没有稻粱，路旁就会到处可见饿死者；如果没有丝帛布匹，手脚就会皲裂冻伤。这三样尚且难以缺少一样，何况重大的常道呢？重大的常道是什么？就是三纲。因此臣子怀有二心，就是不忠；儿子违背父亲，就是不孝；妇人侍奉两个丈夫，就是失节。人伦纲常之所以败坏，正是由此而来。它对于人道的重要性，是怎样的呢？泉南庄氏嫁给海盐人陈思恭。思恭是海商。两人养育儿子宝生，思恭在宝生四个月时出海，五年没有回来。有人以为他死了，诱劝庄氏改嫁。庄氏内心如铁，没有被动摇。不久思恭回来，两人相见时悲喜交集。过了很久，思恭又出海航行，最终溺水而死。先前劝她改嫁的人喧嚷道：‘这回真的死了，怎么办？’庄氏指着宝生说：‘丈夫虽然死了，儿子还在，也就像没有死一样。我怎么敢把丈夫当作已死而离弃他呢？’劝诱者说：‘假如儿子贤良，尚且还可以这样说。假如他不肖，我余下的人生难道要托付给东流之水吗？’庄氏说：‘这是天意，我无处逃避。顺从接受它，同时不失去自己的操守。’她这一念的正直，可以贯穿金石，可以感通神明，可以光耀古今。唉！谁说天道没有知觉？假如天道没有知觉，宝生怎么会如此贤良呢？这就彰显了‘人定胜天’的道理。唉！假如把庄氏这样的心志推展开来，子女一定会善于侍奉父母而被称为孝，臣子一定能够报答君上而被称为忠，天下难道还有不能治理的吗？为什么世道衰落、风俗浇薄，号称士大夫的人须髯如戟，议论高凌云霄；一会儿说‘我是大丈夫’，一会儿说‘我是男子汉’，但一旦遇到君主和父亲有难，就像狐狸一样逃窜离去，这种人到处都是，似乎还不如妇人女子，这又怎么说呢？唉！《柏舟》那样的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我对于庄氏这位妇人，难道不就像在空旷山谷中听到脚步声一样惊喜吗？然而君子立定志向，宁可暴露在外而没有庇护，宁可受冻挨饿而丧失生命，也不能失去天地之间的大常道。因此我对于庄氏的事，赶快称赞宣扬而不停止，是因为她的行为符合这一道理。宝生通过我的朋友黄彝先生请我作记，所谓贞节堂，宝生真是贤良啊！” 于是写下这些话交给他。思恭死时，庄氏三十七岁，如今已经超过五十岁了。当初，思恭曾娶过一妻，生了一个儿子，贫困地寄居在外祖家。庄氏留下钱财让他经营生计，并且偿还思恭过去的欠债。这本来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但不属于大节所系，所以不详细记述。《经畬堂记》圣人的言论称为经；即使其中的言论不全都出自圣贤，只要被圣人采用，也称为经。经，是天下永恒不变的常道。大的方面，它统摄天地的道理，贯通阴阳的规律，辨明性命的根源，安排君臣上下、内外的等级，考察鬼神的情状、气运的始终，说明政教的先后、民物的盛衰，以及饮食、衣服、器用的节制，冠礼、婚礼、朝见、祭享、奉先、送死的仪式；外而至于鸟兽草木、夷狄的名称，没有不全部记载的。而它们最终的旨意都不违背道，并且可以实行于后世，因此称为经。《易》《书》《春秋》完整地采用这些内容，《诗》和《礼》选择其中纯正的部分而去除虚伪的部分，没有不合于道并且可以实行于世的。所以《易》《书》《诗》《春秋》《礼》都称为经。五经之外，《论语》是圣人的言论，《孟子》以大贤之才阐明圣人的道理，称为经也很恰当。其他诸子所著的书，正确的还不足以胜过诡诈，醇厚的也赶不上瑕疵之多，哪里足以称为经呢？自汉代以来，圣贤不再出现，异端学说日益横行；凡是外夷小道，以及星历、地理、占卜、医药、种树、养马、荒诞浅近的言论，都僭越地用经来命名。一千多年之间，随着时代推移，冠以经名的书遍布天下，学者被这些名称迷惑，奔走趋从而陷入其中的人很多，于是五经和孔孟之道就晦暗不明了。然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学习五经、孔孟之书的人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看见它们在具体事功上的作用。五经、孔孟的话中，保存着唐、虞、三代治理天下的成效。他们的君主有尧、舜、禹、汤、文、武，他们的臣子有皋陶、防风、益、契、伊尹、傅说、周公；其中具备着道德、仁义、礼乐、封建、井田等道理，用得小便有小的治理成效，施行得广便有大的治理成效，难道只是浮泛的文辞罢了！世上的儒者不去考察这些，反而急切地剽窃、拼凑、模仿其中的辞句来写文章，以便在世上取得名誉。即使像韩退之那样贤能的人，教导勉励他的儿子时，也有把经训比作耕耘熟田的说法；他的意思认为经训只足以作为写文章的根本罢了，这不也是对学习经书的理解很浅陋吗？学习经书却只求文章写得漂亮，那么经书又有什么用呢？把文章看作经书本身，难怪陷溺在这种观念中的人这样多了。我所说的学习经书，上可以成为圣人，次可以成为贤人；面对重大政务便能决断，处在富贵中便能坚定，身处贫贱便能安乐，遭遇患难便能安定；困穷时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显达时足以成为百姓的准则，难道只是学习它的文章而已吗？钱唐的钱钧，资质非常聪敏，求学十分专心，取用韩退之“经畬”的话，给自己的书斋命名。我经过他的郡时，他到旅舍来，竭力请求我写文章。我赞赏他的志向，又担心他拘泥于韩退之的话，便推究其中的道理来告诉他，使他去追求那更大的目标。

译《卢龙清隐记》卢龙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围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岭连绵，远远接近石头山，是江上的关塞；与北方的地名相比较，因此取名卢龙山。和阳尊师骆月溪隐居在山中，自号“卢龙清隐”，请我的朋友王仪曹本道征求我的文章来为他作记。本道转述月溪的话说：“古人说过，内心不混浊叫作清，行迹不显著叫作隐。我是学习老子之道的人。早晚只吃黄粱，一盂苜蓿，一盘食物，既合适又安适。偶尔披上鹤氅衣，手里拿着一卷《黄庭经》，悠然凝神静坐。九衢十二陌上的游尘，不能侵扰我，难道不是清吗？姓名不落入声名利禄的场所，内心和行迹不属于荣辱的境界。进入山中，便与烟霞一同栖息；走出山外，便同渔夫樵夫争席而坐，难道不是隐吗？”然而老子的道，清静而无为，隐约而不求名，不把清当作可以执著的清，也不把名当作可以执著的名。这样便没有什么不能称名、不能施用：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可以用来观察军队，可以用来修养自身，可以用来延长寿命。小处没有不包括，大处没有不兼备，这样一来，清隐的意义就更加广大了。我曾从老师那里听说过这些道理，却还不能实行，姑且就从与它相近的地方用心探究罢了。” 即使如此，我看古今也不过像一朝一夕，为什么还要在这些事情上胶着不通呢？人的身体处在天地之中，其形体包含着虚空，不纵不横，非东非西，细小如黍米之珠，却广大地包容玄妙的天地；火龙因此飞腾吐焰，水虎因此滋生肥腴。也许能够飞升神游紫府，吹箫于玄都，这大概是忘掉“清隐”的名号而享有它的实际吧？他的话如果是这样，先生认为如何？”金华宋濂听后感叹说：“月溪大概已经接近懂得大道的人了吧？他开始时想要在这里遁世，又知道他的道可以治理世间；到了后来，又想到长生不死而超度世人。即使我有所说，又怎么能超出这三层意思呢？”于是我和本道一同到卢龙山中访问月溪。白月独自照耀，万树僵立，没有风，于是握手唱道：“卢龙山啊，高高险峻；有位儒者一生啊，炼成九转丹。半夜月亮升起啊，露水浸润着空寂的坛场；紫霞仙人啊，驾着彩鸾。以七星作衣啊，以芙蓉作冠；铁笛一声，烟雾漫漫。采摘灵芝啊，下到空山。”歌唱完毕，两人相视而笑，于是依次整理他的话，写成这篇记。《金华张氏先祠记》金华县向东走四十五里，有个地方叫苓唐，山川相互缠绕，风气深厚聚集。世代显贵的张氏居住在那里。当初，张氏有一位名隆的府君，字亨仲，宋建炎初年从睦州迁来，做了潘氏的入赘女婿。直到今天，他所在的村落仍沿用潘氏作为名称。府君登记入县里的户籍以后，每天以从事农业生产为本业，不久家业渐渐丰厚。他生了三个儿子，叫子政、子中、子成，都能继承前人的事业而不违背德行。子中的儿子文华，性情豪迈而崇尚奇异，是乡里的先达。端明殿学士王埜非常器重他。淳祐末年，王公调任沿江制置使，想征召他做属官，他推辞没有赴任。从此以后，府君三个儿子的后代日益增多，终于形成三大宗族，总共有一百多人。他们出仕为官的，既以文章议论著称于当时；退居家中的，也都循规有礼，行为端正，无愧于士君子的操守。从府君到现在，也已经十一代了。府君的六世孙荣，如今是一个宗族的族长，于是感慨叹息说：“我们这些人承受着祖先留下的福泽，才能够达到今天的境地，有房屋来抵御风雨，有丝织品、麻布和美味食物供我们穿用享受，然而祖先的神灵却没有安置之所，难道不是太颠倒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于是他和族弟琰努力谋划这件事，子孙中留、镇、琮、侣四人，便捐出住宅的墙基，在三间屋子中倡导兴办祠堂。张荣又增加修缮屋顶的工程，环绕修筑墙垣，排列神龛和祭器，以及祭祀宴享所需的各种器具，无不精良。中间供奉府君，追溯他当初迁来的祖先身份；两旁以他的三个儿子陪祭，他们是三族共同尊奉的祖先；又增加供奉制属君府君这一支的先祖，表示直到现在这一支才重新振兴，不敢忘本。由于时代久远、亲属关系逐渐疏远，不敢按四时举行祭祀，只依照朱熹所制定的祭祀先祖礼仪，在立春、万物开始生长的时候，陈列器具和祭品，举行三献礼。每月初一、十五举行拜谒的次序时，考虑到族人分散在东西各处，不能全都到来，只有正月初一早晨，无论大小，全都在祠堂下行拜礼，再到各个别室拜见，以叙长幼之序。已经生子并取名的，便继续写入族谱图册，然后退下。至于早晚洒扫、开关祠门的职责，选择谨慎忠厚的人主持。守护祭田若干亩，便让三族的继承人轮流掌管田租收入，用来供给祭祀和族中宴饮等事。这就是事情的大概。工程开始于至正乙巳年冬季，完成于丙午年春季。张荣率领族人几千人，全部沐浴后戴好帽子、穿好衣服，进入祠堂奉献明洁的祭品；牲畜和酒都洁净，执事人员庄严恭敬，进退周旋整齐有序，众人仪态端庄，观看的人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县中从未见过的盛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日〕 工程完成后，张荣又派他的孙子张愈来请求我的文章，刻在石上给后代看，使世世代代都不要改变。祭田所在乡里的村落、步数和亩数，附记在碑石的背面。我听说，先王制定庙祀之礼，尊卑厚薄都有固定的典制，祭牲、礼器和币帛也都有固定的数量，本来不是士人和庶民可以擅自举行的。然而亲爱亲族的仁心，出自万物之性、百姓共同的美德，起初并不因地位贵贱而有差异。如今张荣能够在服制已经减杀、宗族已经迁徙之后，根据义理创立礼制，远祭府君；这不只是使子孙不忘记自己的根源，也确实有管理人心、聚合宗族的意义，难道不是孝子仁人的用心吗？唉！人不是凭空从桑林中出生的，谁不以祖先为根本呢？正当他增殖产业、使自己日益富厚，长远谋划、回头顾念时，没有什么手段不用。问他从哪里来，他却说：我不知道。问他祭祀祖先的礼仪，他又说：我还不能实行。所谓报答根本、返归源头的道理，难道应当是这样吗？看看张荣所做的事，恐怕要惭愧而死了！这件事不能不记载。三族的继承人，希望思考并继承这项事业：屋宇一定要修缮，不要让它遭受震动和风雨侵凌；黍稷一定要收获，不要让它污秽荒废；祭祀用的牲畜一定要肥壮，不要让它瘦弱生病。这样或许我的文章就不至于白写了！唉！一定要更加敬重这件事啊！一定要更加敬重这件事啊！

译《国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记》莆田县向东二十里有座山叫谷城，山冈峰峦秀美挺拔，树林苍翠润泽。山下汇聚成巨大的水面，称为国清湖。从前盛况之时，一眼望去浩渺无边，波涛在风、日、云、月之间吞吐起伏，实在是绝佳的胜境。唐代忠臣、邵州刺史林蕴的后裔，大理评事林元，起初从长城迁居湖边。传到第五代睦庵府君林格时，因积累祖先的福庆、努力经营根本而修建祠堂。又传两代为承奉郎林国钧，他的宗族逐渐壮大。承奉府君在艾轩文节公林光朝那里属于叔父一辈，于是在东井建立义斋，请艾轩担任老师，倡导阐明道德、性命的学问，远近求学的学生纷纷云集，沿路赶来，唯恐落后。东井之学于是闻名天下。林氏的子孙也世代考中进士，能够遵守诗礼的训诫，时间越久，声誉越光大。他们的先祠旧在浣锦社，大概以睦庵为共同祖先。睦庵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锡府君，称为鼻头房；次子名旃府君，称为追远房；次子名迁府君，称为白沙房。直到如今将近十三代、共有二百多人，都是这三房的后代。于是排列神主牌位五块，高四尺，宽一尺八寸，下面设置底座，用白粉涂饰而以黑色书写。牌位中间从大理府君的祖先开始，到睦庵的三个儿子为止；左边是追远房，西边是白沙房，东边是鼻头房，都是三房的后代。族人去世后，便把名字升列在其中。每当冬至这一天，全族便相互率领，合在一起祭祀。各小宗有事情要祭祀四代祖先的，另外分别在家中举行。每年元旦便到祠堂展拜，举行按次序拜礼；冠礼、婚礼、做官、求学、出行、归来，也都在这里禀告。名迁府君的九世孙、比部主事林衡，担心祠堂规制低矮狭小，不足以交接神明，于是和侄子林厚谋划，共同向族长林伯济禀报，重新规划。就在大理府君旧宅的地基上建造三间屋子，中间用外门遮蔽，并让族中贤能的人掌管开关门户。工程始于元至正戊戌年冬十二月壬寅日，完成于皇明洪武庚戌年冬十一月己酉日。全族都拿出钱财来帮助，其中曾恕、宝、天禧三人出资最多。察看地势、计算工程并主持始终，靠的是林维卿的力量。当初睦庵在宋代已经置办祭田，后来逐渐增加到二千多亩，所以祭祀礼仪比其他宗族丰盛。元朝末年天下动乱，才开始不能守住这些产业。林衡担心宗族离散、祖宗湮没而失去联系，既急切地建造先祠，又请求我的文章来昭示后世。唉！先王之时建立宗法来统摄族属，制定庙制来严明尊卑，制度有等级差别，丝毫也不能逾越；宗族有大小，条理次序不能混乱。用来维系人心、匡正治道的办法，实在详密周备。到了后世，经书残缺，教化松弛，漫不经心而不去谋划，不到三四代，已经彼此疏远得像秦国和越国一样。当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根据义理创立礼制，借祭祀之事来崇尚孝敬，即使不能完全符合古礼，难道不值得君子称许吗？所以林衡请求我写记，我不敢坚决推辞，立即加以称扬。我听说莆阳有许多名门望族，士人衣冠整齐，读书声彼此相闻，重视名节而轻视浮华奢侈；由此可见艾轩的教化深入人心，承奉府君建立学校的功绩，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谁说贤人的恩泽不能长久而深远呢？《诗经》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正大的道路可以行走。’三房的后代，希望都能思考并勉励自己。林衡字士衡，通晓经学而有文才，是著名的进士。” 《平阳林氏祠学记》礼的产生，并不是上天创造、土地设置的，制定它的是人。远古没有事务的时代，本来还没有所谓的礼。礼的建立，起源于人情的变化，就像洪水决口一样。制定礼的人，正如大禹治水：一边疏通，一边防堵，排除险阻而疏导下泄，只是顺应水的本性，使它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流动罢了，不能用一种方法拘束一切。水势有古今不同，如果拘泥于大禹留下的方法来治理千年以后的水，必然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怎么可以呢？传记说：‘三王的礼制并不相同。’这是说礼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古时候坟墓上没有祠堂，庶人只祭祀父亲，这是礼。到了汉代，曾经在墓上建祠，也祭祀到高祖，不能说这就不是礼。如今平阳盖竹的林氏，在最初迁来的祖先墓旁建立祠堂来祭祀，怎么能说不合礼呢？时代不同，礼也不同；礼虽然不同，但它依据人情来建立教化这一点，从未不同。当初，林氏居住在盖竹，是从名叫防的人开始的。防死后葬在华盖山，子孙至今有数百家，散居在乡里，因服丧期满而感情疏远，已经很久了。他的十二世孙、原阳江县尹林淳，担心族人越来越远而不知道自己的根源，想在墓旁建立祠堂，却未能实现。林淳去世后，他的儿子、如今的刑部主事林陞便建成祠堂，供奉林防的神主，每月初一、十五一定拜谒，岁时节日一定祭祀，都率领全族人共同办理。祠堂后面建了一间斋室，名叫“思孝”，用来教导族人。又在左边另建祠堂，供奉晦庵朱子的像，并把他们的先祖、宋代吏部侍郎林拱辰——曾任信州知州，后来调任南剑州知州——以及林起鳌和他的父亲阳江君配享其中；就在祠堂前建立学校，聘请乡里贤能的人做老师，让族中子弟到这里学习。他所做的这些事，未必全都符合古礼，但我独有所取，是因为他领会了礼的精神。礼的条目虽有成千上百，探求它的本意，不过是禁止邪恶、制止奸邪，引导人归向善良罢了。人情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礼来治理，即使每天杀刑一千人也不够；用礼来教导，却可以使人很快在祭祀礼仪之间受到感化，难道刑罚的威力反而不如俎豆礼器吗？用人所畏惧的刑罚来制约，不如根据人容易理解的道理教导他们来得迅速。对于一个已经疏远很久的宗族，其中又有贫富、强弱的差别，如果只揪住他们的耳朵，给他们法令，让他们不要互相背离，必然有无法纠正的地方。如今在最初迁来的祖先墓旁建立祠堂，率领族人祭祀，疏远的可以重新亲近，远离的可以不至于离散；富强者一定不敢因此只顾自己，贫弱者也必然有所依靠和救济。这样，他们的宗族难道还会败坏吗？何况又有学校作为教化，有先贤的祠堂作为榜样，他为族人所作的考虑，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林氏的后代，在祠堂祭祀，在学校学习，并且能够修养自身、亲睦亲族，这才是善于做后代的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宗族的人，难道不是辜负了林陞的期望吗？林陞字若高，办事敏捷而有才干，所以他所做的事能够符合礼。我请求我为他写记，于是推阐其中的意义，让他回去刻在石上。

译《先夫人木像记》先夫人去世九年后，我的妻子贾专仍然早晚思念她，一刻也没有忘怀。她偶尔告诉我说：“我二十二岁嫁给您时，您的姑母已经四十九岁，我的母亲方氏也已经五十四岁。后来您想到我的母亲年老而且兄弟很多，于是把她接到家里奉养。那时，两位老人容颜苍老、头发花白，一同坐在堂上。我和您买酒买鱼，供他们欢娱。更深时蜡烛已经燃尽，我们还接连举杯斟满，谈笑声不停。您当时曾对我说：‘我虽然贫穷，但老母亲能够这样欢乐，我退下后便可以安心睡觉了。’又过了十三年，我的姑母终于去世了。姑母还没有去世时，我的儿子瓒刚十三岁。姑母曾抚摸瓒的头顶说：‘我的年纪已经很老了，如果有幸能看见你有了儿子，我死也可以瞑目了。’又过了三年，您从金华调任浦阳，我和母亲跟随您来到这里。如今我的母亲已经七十五岁，瓒也娶妻生子，而我姑母坟上的树都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了。想要像过去那样和您一起举杯为她祝寿，又怎么可能呢？每想到这里，总是眼泪流满面。然而我又遗憾没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想刻一尊木像来侍奉她，每逢有粗饭菜汤，一定祭献给她；如果死者有知觉，也应当会飘然而来享用。” 即使这样，这难道是我妻子敢自以为懂得的吗？不过是尽到自己的心意罢了。我对她说：“从前有个孝子叫丁兰，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母亲去世后，他始终思念不忘，于是刻木像来侍奉她。这大概是男子汉的事情；一个妇女能够做到，也可以说是贤良了。不过，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做。古人下葬以后返回举行虞祭，公主用桑木制作神主；服丧满一年举行练祭，练祭的神主用栗木制作。所谓神主，就是作为神灵凭依的牌位。设置神主之外，没有刻木像来侍奉的做法。我思念亲人，难道不比你更加迫切吗？礼法如果允许这样做，我早就为此做了。”专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了。世俗之人尚且讨好浮屠的神灵，装饰塑像来奉事，何况是我的姑母呢？我如果不这样做，心里始终惶惶不安。您幸好能设法满足我的心意。”我无法拒绝，于是命工匠刻制木像送给她，并记录我们问答的话，写在像龛的北面，用来给子孙看。先夫人姓陈，名贤，当时是金华潜溪人。” 《安道堂记》自古以来，真正的君主兴起时，上天一定会产生非凡的人才，来供一代之用。对外，则有像貔虎一样勇猛的将士，奉命掌握谋略，替他驱策军队，扫平僭越叛乱，荡平天下。对内，则有皋陶、龙逢一类的人，建立法律、制定制度，替他在朝廷谋划，协调百姓。近至侍奉御前的属官、执掌事务的大臣，也无不忠厚谨慎，恭敬尽职。虽然可以说善人会以同类相应，但若不是天命，谁能使事情如此呢？皇上恭敬地施行光明的威势，致力于向四方施行天讨。江淮之间，豪杰中杰出而勇猛的人士纷纷归附，指点顾盼、叱咤之间，战胜敌军、攻取城邑，无不得志。等到功业成就、天下安定，三公和彻侯的府第相望，辅相和侍从都是当时的贤能之士；而在近侍之中，又得到供奉司令杜君安道，于是更加知道其他人也都是如此。安道自皇上起兵兴国以来，手持刀镊侍奉左右，从未有片刻离开。皇上征讨吴越、谋取淮楚、攻打齐鲁汴蔡时，车船所到，行程四五千里，俘获伪王、斩杀勇将以百数十计；帷幕之下的谋划、筹算军机的策略，安道都能亲身跟随、亲眼看见。安道性情谨慎缜密，从不泄露动静，举止都合乎法度，因此受到皇上信任已有二十二年。他由尚冠郎改任御用监令，直到现在在内廷任职，走路步步有数，说话恭敬谨慎，唯恐有丝毫过失。他被擢升到【阙】门外那些显要官员和有权势者面前时，好像互不相识，作了一揖便闭口退下。因此皇上每次称赞侍臣忠诚谨慎的人，一定会提到安道。如今天下的官员，接受朝廷俸禄的，哪一个不是做官的人？大概有人终身沉沦下位，想要朝见皇帝的清光却不可得；即使能够接近京城，也有希望承受皇帝一顾之恩却不可得的人。安道却能够侍奉皇上并得到称许，虽说是谨慎缜密所造成的，又难道不是天意吗？安道应当更加努力才是。我在太史任职，侍奉皇上也有二十年。我为安道取堂名用他的字，他又希望得到我的文章来记载这番际遇的盛大。称说天命、记载国家人才的美善，是我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译《思远楼记》旴江有一座湕湖，周围大约若干步，湖水涵映日月星辰，荡漾着风烟，四季景色无不宜人。大姓胡氏世代居住在湖边，以诗礼为学。到了胡永年时，人们更加称赞他的贤能；他因推荐而出仕，起初任吉水幕职，后来调任海北盐课司白石仓副使，还未得到重用便去世了。他的弟弟永实，以及他的儿子原凤、原鹏、原驹，都被称为善于继承家业的人。大夫士人常常聚集在他家门前。胡永年想建楼来收藏祖先留下的书，却不幸带着遗志去世。原凤兄弟请求永实同意，便竭尽力量把楼建成，命名为“思远”，表示不忘父亲。前进士曾仰作为中介来请我写记。我问他说：“思远的意义在哪里？”原凤回答：“不幸先人去世，一想到这件事，精神便遥远飘荡，没有可以停留的地方。有时提起衣襟登高，极目四望，看见云烟舒卷、银河出没，便悲伤流泪说：‘我的先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如果他的精魂还有灵性，希望能乘云驾龙从天而降。’这就是以思远为楼名的原因。”我说：“这当然是这样，但其中的意义还没有说尽。”原凤又说：“现在的人离我们近，远方的人没有比古人更远的了。古人魂归黄泉，踪迹已经消失，再也看不见了；他们的精神、心术还能留存，靠的是遗留下来的话语见于书籍。大则成为圣人，其次成为哲人，再次成为忠臣和孝子，往往都表现在典籍中。每当展开书卷，便在冥冥之中与他们精神相交，不知道千年是长、一日是短，勤勉而诚恳地每天致力于此，希望能够契合先人的志向。这或许就是思远的意义吗？”我说：“远固然远了，但还没有切身相连，为什么不再说说呢？”原凤于是精心深入地思考，大到周遍六合，小到进入一根毫发，默默良久，忽然扬眉吐气，回头对我说：“我知道了。先生所说的远，不在今人，也不在古人，而在我们自身。我们的身体并不是突然出现、凭空存在的；向前追溯千万年，自从天地开辟以来，血脉绵延相承，直到形成我们自身；向后再延续千万年，又从我们自身绵绵不断地传下去，直到无穷，不能用数目计算，也不能靠智力推知，这难道不是最遥远的吗？我们自身一旦有所过失，向前便不能继承，向后便不能延续，这个责任究竟归到哪里呢？所以君子害怕自己的学业有所差错，警惕不安，如同走在深渊薄冰之上；害怕自己的行为不合轨道，忧惧不安，如同驾驭六匹马拉的车。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对那长远的责任不能不谨慎。”这样说怎么样？我于是叹息说：“你的话现在说到根本了，很符合你先父的期望。唉，远固然远，却又非常近。古人有三种最高的成就：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创立言论。像这样的人，远的相隔数千年，近的也相隔一二百年。他们本人固然不能再见到，但玩味他们留下的文章，想象他们的道德功业，俨然如同与他们周旋交往。在堂屋台阶之上，竟不曾感觉他们已经死去。这就是所谓人虽死而有不死之物存在吗？原凤如果真正懂得这一点，那么把远当作近便没有困难了。永嘉的名胜中，也有一座楼名叫思远。那座大概是仰慕佛教的学说，这座则笃守人伦而关系到名教，世上一定有能够辨别它们的人。我和原凤谈论的，不过如此而已。至于湕湖的风物和这座楼的雄伟华美，贤士大夫应当有人替原凤作赋吟咏；我就略写到这里。” 《见山楼记》见山楼，是上虞魏仲远所建的楼。仲远住在县城西边四十里左右，龙山曲折蜿蜒地行走在他的住宅南面，将要升起又回旋在旁边；它的支脉斜着向西延伸，便成为福祈诸峰，有的像车，有的像旗帜，有的像奔马，有的像口渴的鹿饮水，形态不一而足。山势向下，形成阴阜、连坡和平林，一起一伏，又在前后环抱相连。东边远山时隐时现，在青云尽头宛如娥眉，向群山相互妩媚，争相呈现秀美。山下有巨大的湖泊，方圆百里，水面浩荡辽阔，环绕浸润三面，阴晴明暗、吞吐变化，早晚各不相同。湖边有一座屏风般拔起的山，叫夏盖山，离天仿佛只有一尺五寸，岩石耸立，山谷张开，尤其值得观赏喜爱。这确实是越中绝佳的胜境。仲远内心喜爱这里，认为如果没有高敞明亮的居所，便不足以招揽山川精华、承受清爽之气。于是建造这座楼，每天与贤士大夫一同登临。鼎器和俎案已经备好，美味果品纷纷陈列，壶中酒杯交相酬酢，吟诗篇章接连而作。等到精神酣畅、心意满足，卷起帘子远望，远近山峰争相献出奇异秀美；晴天的山色含着青翠，雨中的景色拥着浓绿，不用招呼，俨然按次序推门而入，使人涵泳于太清之中，内心空明澄澈，简直想驾着鸾鸟、遮蔽于凤凰之上，招来偓佺、韩终，披散头发，翩然降临大荒。” 至于那些只能看着尘世的兴亡而不能自拔的人，又会怎么样呢？魏君派人来请我为此作记。自辛卯年战乱兴起以来，房屋庐舍所在之处，往往都荡然化为灰烬；狐狸白天出没，鬼火夜间燃起，悲凉的风萧瑟地袭击人身。君子常常为此长久叹息；如果不是圣明的真人兴起，拨乱反正，那么有牙齿、戴帽子的人们，谁不是处在干鱼待售的困境中呢？即使有美好的山川，每天就在眼前，也将没有时间去看了。如今仲远能够从容观览，也说：‘皇帝的力量难以用言语称述，只是使我们的百姓总能安然生活罢了。’从前太常博士施侯在临川建造见山阁，荆国王文公为这件事作记，并且说：‘我们从兵火中逃脱，沐浴在仁圣的恩泽中，过了一百多年，施侯才得以建楼观景自娱。’仲远距离战乱不过三四年，却能高举志向于万物之上，恢复承平时期的旧事，没有别的原因，是皇帝的教化神速，有些地方是前代不能相比的。雍熙之治将要遍及天下，这座楼的建造，大概是预先显示这个征兆的先见吧？我即使想不为它作记，也不可能了。只是惭愧的是，我的学识疏浅，立言没有精气神，难以流传久远。仲远还是请荆国王文公那样的人来作一篇，希望楼的胜景与雄伟典雅的文章制度能够一同不朽。” 仲远名寿延，是郑国文贞公的二十四世孙，也是各位同族兄弟的子弟。他的同族人都文雅有礼，喜爱学问，许多文章巨公都聚集在他家，而仲远尤其被称为杰出人物；他还精于诗歌，具有和平冲淡的情趣。这些事我是从丹崖先生那里听说的。

译《瑶芳楼记》瑶芳楼，是常熟虞子贤闲居的地方。瑶芳是什么？是古代桐木琴的名字。子贤以重金买到了它。偶尔抚弄一番，琴声悠扬，仿佛从金石中传出，仿佛听见鸾凤鸣叫，又仿佛在千年之上同仙人剑客交谈。子贤很喜欢它，于是认为世上以名胜命名的楼很多。高骈的迎仙楼，说是寄托高远情怀，它的缺点是荒诞；张建封的燕子楼，说是抒发新的情怀，它的缺点是靡丽；韩建的齐云楼，说是凌驾高空、清旷高远，它的缺点是奢侈。我都不敢重蹈它们的缺点。想要专门突出这座楼的美好，除了这张琴，还有什么能够担当呢？于是用“瑶芳”给楼命名，并在楼中陈列图书。风物清朗、白月独照时，精神情怀高远冲和，超然出于尘世之外。子贤戴棕冠、披鹤氅，从曲折的通道登楼，又取琴弹奏了一两遍。过了一会儿，琴曲演变成《紫琳操》。琴辞说：‘坚硬的是石头，里面蕴藏着精华。它洁白如油脂而光耀，含有美玉。五音繁复交错，铿锵地鸣响。’有一位与子贤志趣相同的客人，跟着唱和说：‘美丽的质地啊，却不是浮华；向阳的花卉啊，却不是奢侈。折取秋天的声息啊，寄托我所思念的人；遥望美人啊，她在天涯。’歌唱完毕，两人相视而笑。金华宋濂听到这琴声，感叹说：古人喜欢居住在楼上，难道是想夸耀奢靡、把华丽景观当作荣耀吗？大概处在幽暗的房屋中，情绪就会收敛聚集；居住在明亮向阳的地方，情绪就会畅快舒展。随环境而改变，因事物而显现，这难道也是人情常理吗？何况宫音与角音相互参杂，羽音与徵音交替演奏，可以禁止愤怒和欲望的邪念，用中和正大的声音来宣发情感。对于求学问的功夫，也未必没有帮助。所以先生长者无缘无故不会离开音乐，大概是有原因的。即使如此，君子不被外物所役使；不被外物所役使，那么纷纷来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成为我性情的舒展。有时是悬崖深谷，有时是平坦的田野和开阔的树林，虽然不是重重楼阁可以开合、调节阴阳，但清风徐徐吹来，万籁都随之振动；曲折山涧和流动泉水，又帮助它形成声势。五音清冷悦耳，使人舒心而充满耳中。广大和谐之气交融贯通，内外没有间隔，这就不只是听子贤在这座楼上弹琴了。没有别的原因，是通达之人的宏观观照：没有一处不是楼，没有一种声音不是琴。如果局促滞留在一间屋子里，只是能够使自己心意适合，却还没有达到遵循大道的境界。像子贤这样，大概是学习大道而有所心得的人，所以我敢把这些话告诉他。子贤博学雅正、喜爱古道，远远超出流俗之上。我的朋友杨君宪夫极力称赞他的为人，说他笃守士人的操行，尤其孝敬父母。《文宪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三 明宋濂撰 记，共二十八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八章〕 《阅江楼记》金陵是帝王建都的地方，从六朝直到南唐，大多只是偏据一方，没有能够承受山川王气的君主。等到我皇帝在这里定都，才足以与这种形势相称。从此声教所到之处，无论北方南方都没有间隔；存养精神而保持清明，和大道合为一体。即使一举一动，也都想着为天下后世树立法则。京城西北有狮子山，从卢龙山蜿蜒而来；长江像彩虹一样贯穿、盘绕在山下。皇上认为这里地势雄伟优胜，下诏在山顶建楼，与百姓共同享受登临观览的乐趣，并赐名为“阅江楼”。登楼观览之时，万物森然排列，千百年的隐秘一朝显露，这难道不是天地特意造设，等待统一天下的君主，来开启千万世伟大景观的吗？风和日丽、皇帝乘法驾亲临时，登上高峻的山顶，凭栏远望，一定会悠然产生深远的思考。看见江汉之水朝宗大海、诸侯前来述职、城池高深、关隘严固，一定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战胜敌人、攻取城邑所造成的。’想到中原广大疆土，便更加思考用什么办法来保卫它。看见波涛浩荡、风帆之下，海外蕃舶接连而来，远方蛮夷肩并肩进入朝廷进贡，一定会说：‘这是我的德行使他们安服、威势使他们臣服，并且恩泽遍及内外所达到的。’ 想到远方的四夷，便更加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归顺。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农夫有皮肤晒伤、脚掌皲裂的劳苦，农妇有捋桑采叶、行走送饭的辛勤，一定会说：‘这是我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他们登上安乐之席的结果。’想到天下各方的百姓，便更加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安定。由此触类旁推，类似的感想不止一种。我知道建造这座楼，是皇上用来舒展精神、因眼前事物产生感触的地方，其中无不寄托着治理天下的思考，哪里只是为了观赏长江罢了？那临春楼、结绮楼，不是没有华丽；齐云楼、落星楼，不是不高大，但不过是欣赏管弦的浮泛声响，收藏燕赵的艳丽女子，转身之间便有感慨牵连。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即使如此，长江发源于岷山，曲折流行七千多里才进入大海，白浪涌起、碧波翻腾。六朝时常常依靠它作为天然险阻；如今南北成为一家，把它看作安静的水道，不再需要战争。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力量呢？读书的士人如果登上这座楼、观看这条江，应当想到皇帝的恩德像上天一样广大，浩荡得难以称名，和神禹疏通开凿的功绩一样无穷无尽。忠于君主、报答皇上的心，难道会不油然而生吗？我不聪敏，奉命撰写这篇记，因此向上推述皇上日夜勤劳、切切谋求治理天下的心意，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至于其他那些留连风光景物的文辞，都略去而不陈述，因为担心流于浮夸。

译《游钟山记》钟山又名金陵山。汉末秣陵县尉蒋子文追逐盗贼，死在山下。吴大帝封他为蒋侯。因为大帝的祖父名钟，又改名为蒋山。它实际是扬都的镇山。诸葛亮所说的“钟山龙蟠”，就是这个地方。辛丑年二月癸卯日，我开始同刘伯温、夏允中两位先生游览钟山。太阳在辰时，我们出东门，经过半山的报宁寺。寺院是舒王从前的住宅，谢公墩隐约突起在它后面。西面对着部娄小丘，部娄大概就是舒王因患湿病而开凿沟渠、通向城河的地方。南边是陆修静的茱萸园，以及齐文惠太子的博望苑。白烟和凉草一片茂密，使人徘徊不忍离去。沿路有许多苍松，有的像翠色伞盖斜斜倒伏，有的盘曲树身、昂起树梢，像王虺缠搏人，有的敏捷如山猿，伸臂捧起涧水饮用。相传这里过去少有林木，晋、宋两代下诏让被罢官的刺史、郡守栽种树木，遗留下来的树种直到今天还在。到达圜悟关，关中有宋代勤法师修筑的太平兴国寺。梁代以前山中有佛寺七十所，如今都已废弃，只有这座寺最为兴盛。近来毁于兵火，外面的三重门仅存。我们从门左向北转入广慈丈室，拜见钦上人。上人叫出三个人，自己同他们分作宾主。恰逢松花正在开放，黄色花粉纷纷下落，沾到人身上，于是拿起笔联句作《松花诗》。诗还没有写完，我独自走出，在曲折的通道间行走，恰好章三益先生到来，于是握手停在翠微亭，登亭观赏珠峰。珠峰就是独龙阜。梁代开辟佛教道场，宝志大士葬在山下。永定公主建造五层佛塔覆盖在墓上。后来的人建造四阿殿，铸造铜制的大士像；佛塔有时显现五色宝光。过去收藏着大士的鞋，神龙初年郑克俊把它取入长安。殿东边有木末轩，是舒王命名的，可以俯视山脚，像从井底向外看。出门经过第一山亭，亭上有颜真卿、米芾的题字。亭左边有名僧娄慧约的塔，塔上有石碑，形制像圆柱，中间凿成方形，下面刻着两个鬼神托举。方形部分上面写着：‘梁代古草堂法师之墓。’有一块螎形匾额，据说是法定为梁人所书。又转向西进入碑亭，碑有好几块，其中有张僧繇所画的大士像、李白所作的赞、颜真卿所书的文字，世人称为“三绝”。又向东转弯越过小涧，涧前下方是定林院的遗址，舒王曾在这里读书。寺院废弃后又创建雪竹亭，并有李公麟所画的舒王像；洗砚池也都废弃了。又向北转弯到八功德水，天监年间胡僧昙隐来山中栖居，因而带来了这股泉水。如今用砖砌成方池，池上有圆通阁。阁后就是屏风岭，青碧的岩石和青翠的树林幽深如画。前面是明庆寺的旧址，是陈姚察受菩萨戒的地方。再向东走到道卿岩。道卿是叶清臣的字。他曾经来游玩，所以取了这个名字。有个僧人盘坐在岩下，问他话，他睁眼看了看，没有回答。当时野鸡正在刨食粥状的东西，听见人的声音，嘎嘎叫着从岩草中飞起。从这里到静坛，大多是咸矜先生的遗迹。又向西转，经过桃花坞，询问道光泉；舒王所栽的松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泉水仍像从前一样幽蓝清澈、深沉不变。天将近黄昏，章君上马离去，我回到广慈。两位君子熟睡后才醒来，叫人点灯起坐，一同谈论古代豪杰的事迹，间杂着险僻惊人的言语，听的人都为之改换脸色。第二天是甲辰日，我和两位君子游崇禧院。这座院子是文皇在潜邸时所建。从西廊下进入永春园，园子虽然小，各种花草大略都具备。柏树被修剪成麋鹿的形状，柏叶刚刚怒放生长，青翠鲜明，很值得观赏。两位君子走累了，便脱下衣服盖在鹿形柏树上，把帽子挂在梓树间，靠着石头坐下。住持僧全师备好了酒器，我不能饮酒，便辞谢两位君子，独自出游。夏君惊讶地说：“山中有虎，近来有僧人采茶，老虎追着他进入房舍，僧人关上门，老虎抓伤了他的颧骨，颧骨上有伤疤可以验证，你不要害怕，尽管前往吧。”我料想夏君是在骗我，便带着两个骑奴登上惟秀亭。这座亭子适宜远眺。惟秀亭、永春园都是文皇题写匾额的地方，匾额涂成金色。又转向东走，道路更加险峻。我换上芒鞋，倚靠在骑奴肩上，踉踉跄跄地走，呼吸非常急促，张口喘气，发出像锯木一样的声音。疲倦到了极点，想要休息，也顾不得地面险滑潮湿，便随处跌坐在地，看到干燥平坦的地方，只有几尺宽，两只脚已经不能听从使唤。过了很久才又起身前行，见有两座台地，宽数十丈，可以坐下一百多人，就是宋代北郊祭祀四十四位神灵的地方。询问蒋陵和步夫人的墓，没有人知道，有人说是在孙陵冈。走到这里，几次想返回，估量自己已经走得很远，又勉强登上缓坡。坡上的草丛铺展如毡，不生杂树，可以休息；我想借一床褥垫躺下，便不想再走。山坡是古定林院的遗址。眺望山顶，明明不到五十步，却远得像不止千里。我竭尽力气跳跃几十步便停下，气息平定后又跳，如此六七次，终于到达那里。长江像玉带一样横向环绕，三山矶、白鹭洲都可以辨认；天阙、芙蓉等山峰在云边时隐时现；鸡笼山下连接着落星涧，涧水滔滔流淌；玄武湖早已淤塞，三神山也都随着风雨变幻而消失了。向西眺望了很久，敲击石头放声高歌，歌唱完又接着抒发感慨。又过了很久，沿着山崖寻找一人泉，泉水从小孔中流出，可以饮用；一个人接着饮上千百口，泉水也不会枯竭。沿着泉水向西经过黑龙潭。潭大如盆，那里本来应当有龙可以宰杀，旁边有一座龙鬼庙，很是简陋。由潭上方前行，成丛的竹子遮蔽道路，只能用左右两手分开竹子，身体从中间走过，走过去后竹子又随即合拢。忽然一阵腥风冲入鼻中，群鸟哇哇乱叫。我想起夏君说有虎，心中惊动，赶紧快走过去，仿佛有东西在后面追赶；又被荆棘的尖刺钩住衣服，双脚几次绊倒。口唇干焦得厉害，幸而走到七佛庵。七佛庵是萧统讲经的地方，那里有一眼白乳色的泉水，我便蹲在泉边汲水吞咽，衣袖下摆掉进水里，也来不及捞取，喝了三口后精神才渐渐恢复。庵后有太子岩，又名昭明书台。正要进岩游览，庵里的僧人出来，脸色肃然，脸上有新伤疤。我询问他，原来就是先前采茶的僧人，心里更加惊惧，于是放弃岩间的另一条路，返回去了。所谓白莲池、定心石、宋熙泉、应潮井、弹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都不再寻找游览。回到永春园，见满地都是菜肴果核，一个梳着童髻的孩子站在花下。我问两位客人在哪里，孩子说迟公没有来，便拿出壶里的酒喝起来，还作诗大笑，酒喝完径直离去了。我于是回到广慈，两位君子出来迎接。夏君说：“你的脸色有些异样，莫非是被老虎吓着了吗？”我笑而不答。刘君说：“确实如此。你幸亏没有葬身虎腹，应当叫来一斗酒把惊恐洗掉；你受到惊吓也是可以的。”

译于是我们一同饮酒。酒喝到一半，刘君澄坐在那里直到二更，有人摇动他使他跳舞，笑着逗他发出怪声，甚至威胁他，他都一动不动。我和夏君正困得上下眼皮相接，无法睁开，便去睡觉。第二天，乙巳日，上人外出还没有回来。我们想游草堂寺，但雨丝丝地下着，兴致也无法维持，于是返回。按照《地理志》，江南的名山只有衡山、庐山、茅山、蒋山。蒋山本来没有高耸万丈的气势，它能够同三山并称，大概是因为它是望祀制度中所尊崇的对象。晋代谢尚、宋代雷次宗、刘勔、齐代周颙、朱应、吴、包孔嗣，梁代阮孝绪、刘孝标，唐代韦渠牟，都曾隐居在这里。如今寻找他们的遗迹，却像鸟飞云散一样，大多不知道所在，只看见砍柴的孩子和牧牛的小儿在凄风残照中跳跃呼叫，徒然增加人的悲思。何况人事来往，一天之中万般变化，通达之人的宏观见解，又何必深究计较呢？我有幸和两位君子在山水之间尽情舒展胸怀，片刻的快乐，千金也不能换取。山中神灵如果有所知，应当让我游遍江南各座名山，即使老死在烟霞之中，也没有什么遗憾了；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什么呢？还希望什么呢？章君约定再次同游却没有实现，于是把这件事逐一记下，寄给两位君子一份，赠给上人一份。《宋九贤遗像记》濂溪周子，面色洁白如玉，额头以下渐渐宽阔，到颧骨处稍稍收窄；但下巴下面丰满，眼睛修长，眼尾略微上扬；胡须稀疏而略长，面颊上稍有髯须。他穿三山巾，巾后有一条带子，呈紫色，边缘加饰；里面的衣服用皂、白色镶边，白色下裳没有镶边；穿赤色鞋，站立着。他神情清明高远，深不可测。明道程子的脸色微带苍白，非常莹润；脸形修长，略有颧骨；眉目清峻，气象纯粹平和；胡须四面下垂，超过衣领。袍子土黄色，没有镶边；内衣领子白色；黑色缁帽的帽檐高起；穿白鞋。和气充满全身，望之崇高深厚。伊川程子面貌刚劲充实，颧骨略收；脸色黄而淡；眼睛有棱角；胡须白色而稍短，面颊上的尤其短，飘动如同飞舞。他的袍子和鞋都同明道一样，俨然站立，刚正庄重，令人凛然不敢冒犯。康节邵子脸色微紫，额头宽阔，身材高长；颧骨突出，下面是清瘦爽朗的骨相，神情清明；胡须长过衣领。内衣领子黑色，帽子有翼，围在头上；袍子和鞋同伊川一样。他耸着肩，袖子低垂，双手合立，斜眼注视；神态坦然庄重，温和而且能保持恭敬。横渠张子脸圆，眼睛以下稍显丰满而后收窄；脸色黄；胡须略短而浓密。衣帽类似康节，鞋也一样。他高高拱手，端正站立，气质刚毅，道德盛大而容貌严肃。温国公司马子脸色黄，面貌清瘦；眼神严峻，鼻梁端直；胡须稀疏而略长，耳朵下面一半已经变白，也有一半垂下；耳轮宽而略向面部。头戴幅巾，穿深衣，系大带和组绶；穿方头鞋，鞋底黑色，白色鞋带和鞋缘，前端略微张开。他拱手站立，手指露在袖口外，表现出至诚专一、富贵不能动摇其心的意味。晦庵朱子面貌修长而丰满，脸色红润；头发有一半已经白了；眼睛小而秀美，眼尾修长，像鱼尾；望上去英俊出众，温和亲人的气息仿佛触手可及。胡须少而稀，也大半变白；鼻子和两颧微微红润。右边排列着七颗黑痣，形状像北斗：五大二小，六颗在眉目旁，一颗在颧骨外，一颗在嘴唇下方。胡须一侧的耳朵略向上耸，眉窍前长着毫毛。戴黑色布冠，系纱巾；上衣下裳都用白色，以黑色镶边，但下裳不镶边；系黑带，穿方头鞋，鞋子同温公的一样。他拱手站立，神态舒展而又恭敬。南轩张子姿态容貌高大魁伟，眉目高耸秀美，肤色白润；下身丰满，胡须少；神采焕发。戴椰冠、纱巾，穿青色道服，以黑色镶边，系丝带，穿白鞋。神态坦荡明白，使人一望便生敬意。东莱吕子形貌丰伟，脸色温和纯粹；眉毛浓厚而秀美，髭须浅而直；穿黑边道服，戴幅巾，穿黑鞋。远望似乎严肃刚毅，走近却如同进入春风之中。金华宋濂说：上天生下这九位贤人，大概是要借他们来阐明圣道。如今九位贤人已经长眠地下，不能再复生了。我早晚思念他们，却没有办法寄托这深远的情怀，于是依据世间流传的家庙画像影本，参照各家记载，绘制了《九贤遗像》。时时观看它，九位贤人道德深厚、气象冲和的容貌，仿佛庄严地呈现在心目之间。甚至想手执马鞭跟随他们，却已经不可能了。唉，九位贤人也是普通人吗？

译《叶治中历官记》我过去同待制郑玉交往，听他谈论括苍叶侯的政绩，已经很详细了。后来认识山长屠性，他说得比郑玉更加详细。最后又遇到架阁刘文庆，他说得又比屠性更加详细。三位君子都以文章和德义著称，他们谈到叶侯的事情，已经反复赞叹歌颂，不能停止。我本来就相信他们。后来我出行经过叶侯治理的地方，听当地父老谈起他的事迹，甚至有人说着说着流下泪来。我更加知道叶侯的为人，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唉！奉行仁政的官吏，他们的功绩已经很久没有被世人了解了。像叶侯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叶侯名琛，字景渊，别名伯颜，姓叶，是处州丽水人。他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宏的人，宋代某年考中进士，官做到敷文阁待制、太府少卿。少卿的堂弟擅长研究《易经》，很有声望，曾两次参加南宫考试。他生有一子，名呜，考中国子进士。进士生正大，官为登仕郎。登仕郎生天与，在本朝任处州路美化书院山长。山长生应，精通史学，善于谈论古今治乱，尤其擅长五言诗，有《栖间集》收藏在家中。他就是叶侯的父亲，因为叶侯显贵，曾多次追赠为奉议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骁骑尉、龙泉县子。叶侯从小就有志向，能够自立，气度高峻，非同常人。至正元年，他刚过弱冠，就北游京师。各位贵人惊异于他的才干，征召他担任通政院宣使。院中事务极其繁重，叶侯却一点也不畏惧。出使各郡国时，他持身清廉，长官们常常敬畏他。事情总是预先办妥，后来因父亲去世服丧而返回。重纪至元三年，补任江浙行中书省宣使。临漳发生盗乱，朝廷命辨章别不花公前往征讨，叶侯随军同行，献出奇计很多。至正元年，辨章回到京师，想推荐叶侯做京官，叶侯以母亲年高为由辞谢。吏部按常规调任，提拔叶侯为徽州路歙县丞，官阶进义校尉。因母亲去世服丧四年，才开始赴任。县尹空缺，便代理县尹事务。歙县没有设置录事司，城内外百姓都由县尹直接治理。镇守军将常常凭借县官的短处，要求县官顺从自己的意旨；如果不听从，灾祸立即降临。叶侯不肯屈服，镇守军将往往摇手相互告诫说：“这个强干的县丞不可招惹。”盗贼盗掘洪氏坟墓，巡逻官吏前往验看棺材旁边，发现一本染工账册，原来是同县人张来遗失的。于是逮捕张来拷打，过了很久仍无证据。一个月后，绩溪县捕获了真正的盗贼，张来才获释。巡逻官吏害怕自己的罪行被发现，又唆使盗贼诬陷张来。叶侯把张来藏到别处，假装让人穿戴张来的衣帽，出来同盗贼对质。盗贼远远看见，齐声骂道：“张来！张来！你害了我！”叶侯这才出来，问盗贼是谁？盗贼回答：“不认识。”张来因此得以免罪离去。嘉兴人朱甲侨居在县境，是个衣冠之家的人，有人设宴，他一定叫朱甲来操办。一天，朱甲因殴打争执被带到公堂，叶侯仔细端详后说：“你们不是盗贼吗？”命人剥去他们的衣服一看，两人的双臂都受过墨刑。县中百姓同朱甲亲近了十七年，没有人知道他是盗贼。大家把叶侯看作神明。郡中每年进贡黄金，按两计算共有二千四百七十五两。狡猾的百姓掌握了黄金出入的权力，抬高估价来牟利。部使者一来，事情就往往败露。内藏有很多黄金，中书省命令用纸币折价相抵。有一年，狡猾的百姓突然贿赂官吏，让官府文书上报有关部门，按照他们估定的数额征收。以后若有人借此作为理由，恐怕会形成惯例，剥削百姓更加严重。叶侯急忙向上官说明情况，逐月减少数额，使之同当时物价相平。歙县出产某种物品，每年输纳五百万。吏胥向百姓索取高价，而把低劣品交给官府；官府不接受，他们又加倍向百姓征收。叶侯察觉其中弊端，彻底革除。按税法本来应缴纳货物钱，但歙县粮食不足以供给军粮，便独自改为缴纳粟米，称作“夏粮”。百姓深受其害，叶侯请求把钱和米一同征收供给军队，夏税才得以按旧例实行。中书省听说叶侯的政绩，征召他任属官，跟随右丞呼图克巴哈公讨伐长汀盗寇。叶侯辅佐这次行动，采用安抚招徕的命令，不到五个月，长汀的盗寇就平定了。中书省重视守令的选拔，内外官员多次把叶侯的名字列上推荐名单。至正九年春，转任承事郎、处州路青田县尹，从京师发给驿站凭证赴任，这是特别的待遇。青田一向号称难治，叶侯认为如果不是施行明白的教化和学校之政，就不足以改变百姓风俗；上任之初，便修建明伦堂和极高明轩，礼聘有学问的人作《六经》讲师，增加田地三十亩有余，招收弟子并供给廪食。每月初一、十五拜谒先圣先师，叶侯穿深衣、系大带，亲自同他们周旋，升降进退，坐在讲堂中讲论，反复告诫五伦之教，恳切真诚。官吏拿官府文书来到，叶侯看见印文的边角过于清楚，便回头对官吏说：“你怎么敢刻伪印？”官吏脸色变了，叶侯立即审问他，官吏叩头服罪。叶侯说：“造伪印的不只是你。如果你能供出一个人来赎罪，就免你的罪。”官吏很高兴，准备好文书供述。叶侯把那人逮到堂下审问，像审问官吏一样；从此辗转追查，终于不断查获。一日之间，得到伪造的县印十八枚、税务印十二枚。叶侯不愿失信于自己说过的话，便把他们全都释放，只对最后一个人施以杖刑。牛染疫死亡，按法律应当上报。海溪县一带方圆不到十余里，十天之内百姓用文书上报牛死的竟有二十三起，叶侯对此起疑，询问牛死的情状，百姓回答说是因病肿胀而死。叶侯说：“它的肉还可以吃吗？还是已经丢弃了？”百姓说：“哪里敢丢弃呢？”叶侯每次都压低牛的价格，把牛肉归还给解剖牛的人，又听见叶侯说：“解牛的人是谁？”百姓说：“有两个少年结伴行走，现在还在县门东边，就是那两个人。”叶侯立即命人逮捕他们。少年腰间佩着小皮囊，叶侯取来看，里面有一根大铁针、皂角和蓖麻子各四枚。叶侯说：“这不是毒害牛的工具吗？”解牛人害怕叶侯，不敢隐瞒，全部说出：把药液淬在针上，用针刺牛，牛就会肿胀，不能进食而死。叶侯大怒，登记抄没他们的家产，用来赔偿死牛的主人。当时天下战事频繁，县境邻近东嘉，常有大将统军经过；军队散入市镇，抢掠尤其严重，百姓害怕得像面对虎狼。此前的县令长没有谁敢出声。叶侯坐在溪边的胡床上，备好牛肉和酒慰劳他们，告诫撑船的人不要靠近岸边，靠近岸边的就要处罚。县民手持棍棒沿岸站立，多达千人。溪中滩险水急，不容易渡过。

译叶侯暗中命勇敢的士卒在旁等候，船一到便拦住它。叶侯亲自率领弓箭手，击钲鸣鼓，奔走在溪上，境内于是肃然。县中有许多争讼，凡是双方当事人来到公堂，众多胥吏都把他们分别藏在家中，互相用言语挑拨，使事情纷乱而无法解决，借此谋利。叶侯杖责他们，他们害怕，不敢再作奸。叶侯又刻制小绿牌，大小不过手指那么大；有人来投递诉状，就在牌上细写姓名，暗中命人逮捕此人。这样往往能使当事人醒悟，走到半路便有许多自行和解离去。官吏像奴仆一样在旁边观望，无法容纳私情，争讼于是逐渐平息。部使者余公阙严厉刚毅，谨慎而不轻易许诺，十分赞许叶侯的作为，两次把上等酒赐给叶侯慰劳他。又命叶侯开垦龙泉的田地，召集有田之家逐亩丈量并登记，根据百姓粮食的多寡来确定差役赋税。收粮六斛的服役一个月，粮食更多的服役时间加倍。若是征集粮食，也根据数量确定等级。事情完成后，调任婺州武义。叶侯开垦田地、确定赋税，完全同龙泉一样。有拿着宪司文书来扰乱政务的人，叶侯把文书挂在屋壁上，不拆封，也不回信，照样推行远近各地的政务。凡是争夺田地以及争论土地却不埋葬亲人的案件，拖了五十多年没有解决的，一旦到了叶侯手里，全都得到公平处理。青田百姓长久等候叶侯回来，便相互结伴到浙东宪府拜谒，请求说：“请把我们的叶侯还回来！自从叶侯来到这里，我们没有什么苦处，早晚都能吃饱饭而快乐。” 叶侯离开已经两年了，百姓每天盼望他回来，却不能如愿，便相互携带慰问之物，叹息流泪，说：“请把我们的叶侯还回来！”请求完毕，又来到叶侯的公堂，像雁一样排成行，拜了两拜，重申先前的话，话语和眼泪一同流出。叶侯也为他们流泪，旁观的人都叹息着离去。等到叶侯回来，县民准备船只前来迎接，溪中的船尾相接，绵延一百多里没有断绝。至正十二年三月，宪府因为邻郡有警，想要修筑新金华城，大家都说非叶侯不能总管这项工程，于是又停下其他事务，命叶侯前往。中书省奉诏提升叶侯为处州路总管府判官。事情上报后，官阶转为承务郎。宪府极力挽留，不让他离开。至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旦入朝，率军平定徽州、饶州，征召叶侯为行军都事。使者前后来了八次，才让叶侯上路。八月，军队驻扎在婺源州。婺源州百姓一向熟悉叶侯，叶侯拜见辨章，请求暂代州事，辨章同意了。徽国朱文公的庙宅毁于战火，叶侯巡视后叹息说：“这是教化的根基，不能因为战乱未平就不赶快修复。”于是规划运输，全部焕然一新，一丝一毫也没有烦扰百姓，百姓非常高兴。当年歉收，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不断；当时纸币滞涩不能流通，叶侯权宜命富户卖米来收取纸币，又煮稀粥救济饥民，每天以十斛计算，叶侯亲自监督，救活了很多人。叶侯把所收的纸币向右丞赫赫公说明，请求改作茶课缴纳，不愿失信。当时是至正十四年，叶侯跟随辨章回到杭州。那时青田的吴德祥聚众倡乱，焚烧抢掠府库，家中的人和妇女每天被杀伤，数量无法计算；处州、温州、婺州以及建宁都遭受了他的祸害，官兵追捕他，总是失利。至正十五年六月，宪府征召叶侯代理处州总管府同知，前往安定局势。有人劝叶侯说：“盗寇的情况难以预测，应当重兵自卫。”叶侯挥手让他们退下，只骑一匹马，随从只有几个苍头，径直到了县里。县民中驯顺的人听说叶侯到来，非常高兴，都从岩穴中出来归附。叶侯让那些居住在盗寇中的人也出来相见并自首归服。十月，有个狂妄男子对吴德祥说：“叶使君在欺骗你，大军早晚就要到了，你好好为自己打算，不如劫持叶使君来保全自己。”吴德祥相信了他，想要发动变乱。项生留由略微听到了这件事，急忙催促叶侯逃到东瓯。叶侯说：“县民依靠我才不害怕，所以来归附我。如果我离开了，他们怎么办？饥饿的老虎看见肉，凶暴之性就会发作。盗寇得到我也会这样；否则，他们一定会大肆屠杀，一个人也不会留下。即使我能苟且活命，从道义上也不能忍心这样做。”两人哭泣着离开。没有多久，贼党张惟德、吴伯贤等人手持旗帜刀矛直接进入县衙，叶侯穿戴整齐出来坐在听事堂上，问道：“你们来想做什么？” 张惟德跪着请求说：“山中的百姓感念明公厚恩，想见您已经很久了，希望您屈尊驾临，没有其他祸患。”叶侯说：“你们走，我就走；你们务必谨慎，不要伤害我的百姓。”话还没有说完，他们便拥着叶侯登船到了黄坛。各路盗贼先后出来迎接，把叶侯安置在吴德祥家中，供给酒食非常丰盛，时常命伶人表演杂剧来娱乐叶侯。叶侯始终不以好脸色相待，每每向他们陈说祸福和顺逆，句句确切，一点也不厌倦，群盗颇受感悟。至正十六年四月，盗贼又杀牛宰猪设宴款待叶侯，送他回到州城。在此之前，黄坛盗贼修筑营寨栅栏一百多处，气势彼此联络，首尾能够援应，人们害怕他们，不敢深入。叶侯留在黄坛，暗中长久观察盗贼出没的地方，完全掌握了要害。他高兴地说：“上天大概是要让我平定这些盗寇。”叶侯回来以后，睡梦之间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离开黄坛时，丽水的礲硿、青田的庐茨，都是大盗盘踞的巢穴，人数号称数万。叶侯说：“如果不铲除这两个盗寇集团，将来它们或许会同黄坛相连，势力会更加壮大，就无法控制了。”行枢密院判官舒穆噜宜孙于是派参谋官龙泉胡君深、章君溢统兵讨伐礲硿。叶侯急忙率军同他们会合，三面合围，箭矢石块像雨一样纷纷落下。盗寇出战，大败，擒获首领十多人。众人想要推进军队把他们全部杀掉。叶侯和两位参谋相互说道：“作乱的只是这几个盗贼，其余都是良民，是因为家人受到胁迫、驱赶才来到这里，他们有什么罪，要把他们打成肉酱吗？”于是下令退兵二十里，让他们全都带着妻子儿女逃走，然后才焚烧他们的营寨。至正十七年，行中书省论定功劳，奉诏提升叶侯为浙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兼任处州路总管府同知。四月，叶侯进入沐鹤溪整治军队。八月，派副将陈仲珎平定芦茨。芦茨平定后，盗贼俘获的邻县男女有七百多人，叶侯准备船只和粮食，命老兵全部护送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中。至正十八年，中书省按照原有官阶改授叶侯为处州路总管府治中。叶侯率军讨伐黄坛，擒获伪将军李夹等十人。三月，进攻杨山、黄坑等二十多座营寨，都投降了。又领兵包围长坂，盗寇拼力抵抗不服，粮食耗尽后才被迫受死。军队于是驻扎在高洋。八月，盗寇非常害怕，把玉帛全部送来，向三恔请求援助。群盗率七千兵来援，拼死作战。叶侯亲自率精锐士卒到三岱岭，占据要冲，又调遣别将夏廷辉从侧面夹击。盗寇败退，斩首五百级，擒获三百多人。

译叶侯于是乘胜直捣周奥屯。盗党周宝、宋茂等人全都逃走。叶侯把军队分为十路，扼守他们的咽喉要道。宋茂又同吴德祥在洞尖山山下另筑新寨，两翼以七管为屏障，竭尽力量拼死防守。九月，叶侯命陈仲珎率三千骁勇士卒从瑞安出兵，袭击他们的后方，杀死宋茂，攻平新寨。吴德祥连夜逃走，退守百丈林。盗寇还剩一千多人，都是壮健锐利、善于作战的人；他们竖起大旗，跳跃着出来交战，鼓声震动天空。官兵都披甲坐着不动。贼帅手持巨大的兵器冲在前面，官兵大喊：“杀进去！”盗寇披靡败退，擒获伪将军七人。到了晚上，盗寇又逃走了，于是官军推进焚烧百丈林，大火照耀得如同白昼。立即分兵三队追赶，到了篠村，吴德祥父子在林中上吊自杀，千夫长徐德俊斩下首级献上，其余盗寇依次伏法，黄坛全部平定。从前何易于任建昌县令，他值得记载的善政，不过是替百姓腰插笏板、代替刺史，引船而已；其次不过是铲除茶税，以免茶商受榷税之苦；再次不过是遇到小事，劝大吏处理，自己杖责而不交给属吏。他其他事情本来琐碎，不值得记载。职方郎中孙樵尚且传述他的事迹，直到今天何易于的名字仍留在天地之间，像祥瑞的麒麟、威严的凤凰一样，人们想见也不可得。何况像叶侯这样的人，政绩已经明显显著，比何易于高出好几个等级，难道可以让他的名声默默无闻吗？不知道别人的善行，是不仁；知道善行却不能宣扬，也是不仁。我虽然不聪敏，多少以写文章为职业，不敢默默无言。谨把从三位君子那里听到的事情写成一篇文章，等待将来传述循吏的人采用。《宣慰曾侯嘉政记》自从中原发生动乱，祸乱蔓延到长江以东，战争接连不断，几乎将近十年。今年春季三月丙辰日，西边的睦州陷落。夏季四月壬午日，江浙行中书省左丞杨公因为浦阳同睦州相邻，命令宣慰曾侯从杭州率军来镇守此地。五月乙巳日，军队返回。当地人感念他善于驾驭士卒而不扰害百姓，思念他不止。县达鲁花赤硕裕实布哈君和婺州路同知赵君大讷，顺应百姓的思念，共同在县衙前树立石碑，说濂很擅长文章，便派人带信来请求我写记，说：“浦阳是婺州极小的县邑，四面环绕着大山长岭，舟车都不能通行。过去大将赵野逊台首次率军经过这里，因为军需物资不能用飞羽般迅速运送，便在道路上遇到农民、商人以及僧人道士，不问他们是否能够承担，都用绳带捆住脖子，让他们挑担；有的人被勒得流血，东西还没有送出，就杀掉来示众。百姓深受其苦，有时听说军队要到，全都惊恐呼喊：‘我们这些人将要怎样才能免祸啊！’赶紧逃到山谷躲避，过了十多天还不回来。曾侯察知百姓的惊疑，从小路快速赶到县里，申明整顿军纪，把队伍分开编组，各自按照所属区域安置，使他们安定居住。没有命令和号令，不敢擅自越过门户一步；又命勇卒守住县城四门，胆敢出入的便立即加以治罪。夜禁之后，曾侯便穿上铁甲，拿着弓箭，带着一两名骑兵巡行近郊，威势所及，士卒受到震慑，没有人敢稍微放纵。有一天守门人稍有懈怠，有人偷偷出去捕捉人鱼，曾侯狠狠鞭打守门长官，以示惩罚。从此没有一个人敢违抗命令。县中父老相互说道：‘曾将军大概已经来了吧？为什么使我们不知道呢？将军大概是在爱护我们吧！’又指着他所统率的军队相互说道：‘那些人戴大缨帽、穿短衣、腰佩刀，是溪峒的军队。我们这些小民没有见识，只听说这支军队勇猛凶悍，难以驯服，怎么会这样服服帖帖呢？假如其他大将也像曾将军这样，我们百姓哪里至于暴露在山谷中呢？’众人都叹息、仰慕、歌颂着离去。过了不久，左丞公亲自将兵来到睦州，发檄文命曾侯回杭州守卫旧营。曾侯晚上才接到命令，鸡刚开始鸣叫便又从小路奔驰而去。每出发一队士卒，便用几名骑士监押他们，队伍像鱼贯、像雁行一样，没有人敢混乱超越。三天后，县中父老又相互说道：‘曾将军大概走了吧？为什么他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走的时候也不知道呢？’拿古代善于驾驭军队的良将来衡量，他大概也没有什么惭愧吧？有人有功劳而世人忘记他，是不祥之事。达鲁花赤君，是本县的贤能长官；赵郡丞，是乡里的尊长。难道没有办法安置我们的请求吗？我们听到他们的话，不忍心违背，所以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希望您能详细地写下来。”濂打开书信，为此叹息说：“竟有这样的事吗？曾侯是多么贤能，胜过常人啊！”《易经》说：“军队出征要以纪律统率，否则便有善恶成败。”曾侯大概正是军队出征以纪律统率的人吧？军队出征而能以纪律统率，我见到的也很少。唉，竟有这样的事吗？曾侯是多么贤能，胜过常人啊！我虽然没有见过曾侯，却私下听说他所到之处都把爱护百姓作为要务。这次来到浦阳，发现大府有按亩征收粮食的规定，便为此感到悲悯，立即向部使者说明，请求废止这项规定。这样看来，他惠及百姓的功劳，又不只是善于驾驭士卒、不让他们扰民而已。我因此不敢推辞，写下这件事刻在石碑上。不过石头可以剥蚀，文字可以消灭；曾侯的功劳深深记在县民心中，千百年后也会像今天一样。曾侯还要继续努力啊！将来登上宥府，身居执政之路，地位更加显贵，功劳也应当更加广大；还会有博学的大儒执笔专门为他写传。曾侯名华，字华叟，是武冈人，精明强干而有智谋，通晓《孙子》《吴子》和《司马法》，捐出家产招募士兵、购买战马，为国家效力，前后多次建立大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现在他任明威将军、广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兼任江浙行省都镇抚。他的副将天临李君敞，精通骑射，在辅佐之间建立了许多功劳，也是法令所应当记载的人。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金华宋濂撰写。《浦江县新建尉司记》浦江县尉司在县城西面一百步的地方，年久失修，已经接近倒塌。至正庚寅年，大梁人刘师稷以主簿身份代理县尉事务，开始修建正厅，尚未完工刘师稷便离任。第二年辛卯年，新安人洪在来任县尉，完成了正厅，又新建了门楼。再第二年壬辰年，修建正厅前的轩以及吏员、士卒的住所。又第二年癸巳年，建造濯心亭，房屋按间计算有若干间，工程用工若干，耗费钱若干。濂担心后来的人不知道其中的劳苦，于是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使后人相继修缮它。

译《静学斋记》三代以后，人物中最杰出的，不过诸葛孔明等少数几人而已。孔明的事功显著于后世，有人把他同伊尹、吕尚相比，本来已经是稍稍褒扬他；有人又把孔明同管仲并称，那就降低孔明了。就事功来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仅仅使齐国称霸；孔明在艰难之中奉事昭烈帝，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是从群盗手中夺取来的，却只凭大义震撼天下，把天下分裂为三国。假使孔明后来去世，后主仍然能够辅佐他，恢复汉朝旧有疆域，达到刑罚废置、天下大治的境界，这对于孔明又有什么困难呢？管仲未必能够做到。就他们的本心来说，管仲向齐桓公陈说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都是权变小智；虽然借尊奉周天子作为名义，他的意图不过是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而已，本来就是君子所不屑谈论的。孔明处在干戈鞍马之间，同他的君主所谈论的，必定把德义放在首位；他忠于汉室的心，直到闭上眼睛才停止。直到今天诵读他的话，想象他这个人，难道真是仅次于伊尹、吕尚的人吗？史家不了解他的本心，说孔明仰慕管仲、乐毅的为人。唉，孔明哪里是这两个人可以相比的呢？孔明对于圣贤之学，大概是有所闻知的。他所谓“学习必须以宁静为根本”的话，确实是古今的名言。静止的水本来清明，风一扰动，连山岳都无法辨认；浑天本来明察，人一扰乱它，昼夜就会错乱，更何况方寸之间的内心呢？古代圣贤成就功业、使道德流传不朽，没有不是出于宁静的。因为宁静就能恭敬，恭敬就能真诚，真诚就能明察，明察就能够周遍认识万物、穷究一切事情。如果内心杂乱混浊，偶然应付事务，仓促之间把它付诸谋划，要想不至于错乱，实在太少了。孔明的学问，正是以此为根本，所以他的作为，当时没有人能够赶上。直到今天没有人非议他，反而都跟着仿效他；那些拘泥于霸术的小人，本来不可能做到这样。然而世上仰慕古人的人，我却感到疑惑。古人之所以成为圣贤，他们的道德体现在言语中，他们的才智表现在功业中，并且保存在史册里，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名号美好而已。如果想仿效孔明，对于孔明所学的，一定没有一样不学习；对于孔明所能的，一定没有一样不能做到；这样才可以。孔明所学的还有没有达到之处，孔明所能的还有没有做到之处，却说“学习孔明”，怎么可以呢？对孔明尚且如此，何况学习孔孟之学的人，难道可以只诵读他们的言语吗？近代人所学习的，浮薄于言语而逊色于行动。孔子、孟子的言语，并不只是言语而已，即使把它们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也是如此。学习的人不明察这一点，往往把它们看成空话，于是孔孟之道不如霸术兴盛，已经很久了。想成为像孔明那样的人，哪里能够得到呢？钱塘人罗宗礼，把他诵读经书的房间命名为《静学庶几》。我想勉励仰慕孔明的他，使他达到这一目标，于是辨明孔明求学的内容以及学习孔明的方法，来告诉他。《修慎斋记》修慎斋，是中书掾叶杞孟坚自己命名的。孟坚说：“我叶杞居住在括州丽水的北面，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变故，脚步全不走出乡里门户。一家人的和睦，那祥和之气几乎可以捧在手中。近来因为乡里的推举选拔，到大府学习刑法之学，于是被荐举入贡，来到南京。小弟孟年确实同我一起出行，早晚侍奉我，非常恭谨。后来中书省选我为刑曹史，过了一年升为令史。父亲在家听说后，写信来对我说：‘刑曹审决天下的案件，案情千变万化，你不要使有冤屈的百姓。早晚都要洗净自己的心念、涤除杂虑，来承受上官的教导，不可以顺从一丝一毫的私心；羞耻和俸禄的事情，难道要让我来承担吗？给我记住，如果违背我的话，一定会使我蒙受羞辱。’从那以后，凡是有从括州来的人，父亲总让他们捎信给我，一年之中不下五十次，信中的话同前面所说的没有不同。父亲还担心书信不能把话完全传达，又派二弟孟才来给我送来日常备用物品，并且再次叮嘱这些话。他在这里留了两个月，依依不舍，不忍离别。分别回去后，父亲详细询问我的情况，高兴地说：‘你亲自前去，终究胜过只往来书信；但又不如我亲眼看见你的兄长，那样才能稍稍得到安慰。’当时烈日如火，他立即到县里领取通行凭证，一直赶到南京。父亲一见到我，悲喜交集，白天黑夜训诫我，比先前更加详细，还说：‘如今朝廷清明，廉洁的官吏没有不升入枢要部门的。你应当使自己的操守像冰雪一样清白，将来穿着绣衣荣归故乡，以慰藉慈母倚门盼望你的心情，难道不是荣耀吗？’他又留了两个月才回去。叶杞也始终思念父亲，过了几个月，恰逢任职年限和考核期到来，便赶快请假向东回乡。各位弟弟听说后，到三十里外欢快迎接。叶杞登堂行礼，问候起居，父子相互抱持，高兴得说不成话。没有过多久，部里的檄文下达到州中，催促叶杞上路。父亲不忍心儿子离开，潸然流泪，却假意对叶杞说：‘幸亏你这次出行，我可以顺便到钱塘一游，或许能够领略湖山的胜景。’叶杞知道父亲的用意，极力劝阻，但父亲不听。到了钱塘，叶杞又劝父亲回去。父亲又说：‘姑苏离这里不过三百六十里，那里的风物比钱塘更好，我怎么能回去？一定要到那里才同你分别。’到了姑苏，叶杞又劝父亲回去。父亲又说：‘姑苏离南京已经不远了，我的心情和事情还没有同你说完，怎么能仓促先回去呢？’叶杞于是再也不敢说什么，便一同到了南京，又过了一个多月才分别。唉，世上的父亲，谁不知道爱自己的儿子，却有谁能像我的父亲这样深切呢？十个人、百个人之中，不知道能有几个在晚年还能见到父母呢？叶杞早晚都牢记父亲的训诫，唯恐使祖先蒙受羞辱，于是取经书中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的话，把自己寄居的书斋命名为《修慎》，希望以此作为自己的准则。叶杞请我记下这件事。我听说仁人孝子思念亲人，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山不足以形容它的高，海不足以形容它的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昊天之恩广大无边，终究无法用言语说明罢了。叶杞如果能够不忘记这时的思念，早晚都用它来警策自己的内心，那么修慎就是内心宁静的表现。修慎，就不会辜负你父亲的期望了。叶杞还要努力啊！

译《冲默斋记》保宁禅师用“冲默”给自己的斋室命名，来征求我的记文。我查考字书，“冲”是虚空，“默”是寂静，就是佛家所说的空寂之义。正因为虚，所以寂静；因此冲是体，默是用。正因为寂静，所以虚空；因此默是本，冲是末。这两方面的道理总是相互依存的，从来没有寂静而不虚空、虚空而不源于寂静的情况。那浩瀚的太虚，纵横自在，阳气运行、阴气流动，而真正的主宰却不动，这就是天地之间的冲默。万物从无而有，又从有归无，表面上虽然纷繁，内在实际上有一定的规律，这就是万象的冲默。灵妙的光明洞彻无碍，出入没有阻隔，忘却一切形相，而巨大的作用常归于寂静，这就是一心的冲默。我的念头尚未生起，诸法从哪里产生？念头生起本来就是空的，何况是法，这就是诸法的冲默。冲默的意义真广大啊！唉，有情众生也实在很多。无奈他们忙忙碌碌追逐虚妄，纷纷扰扰而迷失真实，穷尽日夜去充实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反复胶着停滞，却不寻求解脱，这是不知道有“冲”。他们像被风性激发，运行转动而不停，忽然凝成冰，顷刻又变成焦火，十二时辰中没有一息稍得安宁，这是不知道有“默”。如果不是大觉真人出世来拯救他们，将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然而，微妙明澈的真实本性不涉及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本来就是虚空，本来由于寂静而存在，无所不容，无所不具备。因为无所不容，所以万物历然存在，却从未有任何东西阻塞虚空；因为无所不具备，所以群动森然，却从未离开寂静。寂静固然不是运动，运动也就是寂静；虚空固然不是实有，实有也就是虚空。虚与默，难道是通达大道的关键吗？李伯阳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似乎接近冲默，却仍然属于有为。韦应物所说“隐拙在冲默”，是想借此处世，把保全中和叫作冲，把少说话叫作默，也还没有达到冲默的极致。那么怎样才算达到极致呢？必须进入不二之门，然后才真正懂得默。真正懂得默，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再去做冲了。禅师正是急切求法的人，曾经揭举“冲默”来勉励自己，所以我略略说明它的体用、本末；但这样说来，其实也未曾有所言说。禅师名觉慧，字敏机，是吴兴人，在嘉兴祥符寺出家，近来接受四方僧众的请求，在大天界寺分座说法，不久又主持宝宁禅寺，实在是一位有志之士。《寅斋后记》洪武二年春天，我宋濂因为总修《元史》被召到京城。然而修史的事情贵在严谨，诏令由礼部总管，设局分科，限定内外事务，准备每天检查成效。当时，尚书槀城崔公经常往来于史局之中，我因此熟知崔公的为人。崔公名亮，字宗明，恭敬谨慎，遇到事情就像面临深渊。如今皇上承受上天的明命，统治万邦，崇尚隆重的礼制来修治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的一切事务；祭牲祭酒的丰盛、祝辞的雅正、礼器和玉帛的节度、焚烧祝告的严肃，都命崔公主持。崔公精诚纯一，承受皇上的美德，早起晚睡，敬畏而不懈怠。君子都认为，自从国家设置礼官以来，办理事务严肃恭谨，没有谁超过崔公。崔公仍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又用“寅”给斋室命名，请我为它作记。“寅”就是敬的意思。敬本来无处不在，但在祭祀神灵时尤其适宜。当他斋戒洁净、穿着盛服来交接神明时，神灵的风气回旋荡漾，仿佛就在此时可以看见神明；志意坚定，精神专一，难道还会有邪念能够侵扰他吗？如果用这种敬意来奉养父母、侍奉君主、修养自身、治理百姓，他的心始终不改变，难道还有不能合乎正道的事吗？从开始到结束，哪一样不是由于敬呢？能够依循敬意行事，那么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功业，难道还有不能达到极致的吗？从前舜命令伯夷掌管三礼，告诫他说：“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敬慎，正直啊，清明啊。”解释的人认为，这就是以敬使内心正直的意思。如今崔公所任的尚书官职，就是古代的秩宗；所主管的天神、地祇、人鬼祭祀，就是古代的三礼。他所受的委任既重大又专一，大概就是这样。然而皇上神圣端居，清肃敬畏上天，勤劳爱民，一刻也不间断，本来已经远远超过帝舜了。崔公精诚纯一，承受皇上的美德，难道不可以拿伯夷来勉励自己吗？这就是崔公把斋室命名为“寅”的用意。虽然如此，修养德行没有比敬更好的；德行一天比一天崇高，地位也一天比一天尊贵，这是常理。将来崔公位列三孤，敬慎地辅佐天地，来辅弼君主，我宋濂又怎能不对他有所期望呢？崔公如果能采纳我的话，不但无愧于这座轩室，也将使“亮”和“宗明”这两个名、字更加显耀。华相先生已经为崔公阐明敬与怠慢的道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说的了，我冒昧拾取他的余绪，作为后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栖云室记》中峰本禅师在姑苏城西建造茅屋，作为坐禅入定的居室。翰林学士赵文敏公为它题匾，写作“栖云”。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中峰去世，茅屋也坍塌毁坏了。中峰的孙子用庵照师在旧址重新建造居室，又取用旧名悬挂起来，并请我作记。我笑着说：“师父莫非欺骗我吗！”如今的茅屋不是从前建造的那座，如今的人也不是中峰，却还称作“栖云”，这是为什么呢？屋舍的寿命以百年计算，人的寿命以几十年计算。屋舍抵御干湿、经历寒暑，似乎有屹立不倒的形势，坚定地具有不灭亡的意态；如今想要再看到它，尚且已经不可能了。那云变化出万般形状，片刻也不能仔细端详，为什么还要长久停留在这间屋子里呢？赵文敏公取它作名，本来就很奇特；师父又取旧名重新悬挂，更加奇特；我又用文字来说明这件事，不是更加奇特吗？不过，从容易变化的一面看，天地也曾经不过像水中的泡沫；从可以长久的一面看，流电的光也可以同岁月相比；从有形的一面看，泰山可以和毫芒相齐；从无形的一面看，一根头发也可以和嵩山、华山相比。长久与短暂、巨大与细小，只是事物的表迹；有表迹的东西本来不足以凭恃而不坏，不能用大小久速来衡量的，才是道。这个道，哪里会受古今、新旧区别的限制呢？那么又怎能知道今天的茅屋不同于从前建造的茅屋，今天的人不同于从前的人呢？而云又哪里会不存在呢？不妨和师父一起登上姑苏台，看看古今的变化。三吴之间，高台大榭、凉亭暖馆，用金碧装饰、以朱红美玉炫耀，穷尽人工、极尽万物形态的建筑，哪里数得过来？其中有的歌舞还没有结束，号哭已经接续而来；车马排列在庭院中，狐狸兔子却已经出没于寝室了。那些富丽奇瑰的建筑，假如同“栖云室”比较大小，岂止像山冈与尘沙的差别？如今那些建筑都不能再保存，而这间屋子却还能更新栋宇而不废弃，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道来保全自身的人，即使富丽也不能长久存在；而有道之士，即使身体死亡，名声也会树立，本来不会随世俗而改变迁移。我坐在这里，闭目思考，满室都是云，都是中峰；进入我的耳朵、接触我的眼睛的，全都是道。中峰的门徒如果有志于道，谁不可以成为中峰？又何必只取区区一个旧名呢？师父接近于道，何不依照我的话去寻求它。《惜阴轩记》人和万物的不同，难道只在形貌而已吗？也一定在于有道。假如只是饮食而活，生死都没有补益，死后也没有声名，那么万物都是这样，人和物还有什么区别呢？古代君子之所以急切奋发而不懈怠，不只是为了超过万物，也为了超过平庸常人；不只是为了超过常人，还要寻求治理安定天下的办法然后才停止。上天生育君子，本来就是替百姓和万物谋划。百姓生活，难道都懒散嬉游吗？只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较小罢了。那些深入探求、远方搜取，囤积货物而急于售出，观察时机、乘着空隙谋取十分之一利息的人，是急切追逐钱财的人；那些早晨登门、傍晚拜谒，曲意称誉、巧言颂扬，窥伺别人的脸色来希望获得欢喜和信任的人，是急切追逐权势的人；那些夸大长处、粉饰聪明，凭借本领炫耀功劳，对上欺骗别人、对下欺骗自己的人，是急切追逐名声的人。这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这样做，无不耗尽心力、用尽思虑，眼睛无暇闭合，身体无暇安息，也算辛劳勤奋了。但君子取法于此吗？君子所致力的，是遵循道而不迎合人，有利于百姓而不顾自身。像禹、益治理洪水，焚烧山泽；周公制定礼乐；孔子作《春秋》；孟子、韩愈排斥邪说，他们都焦心苦思，奔走四方，吃饭不等到吃饱，衣服不追求华美，直到终身才停止。他们何曾是为了自身呢？对上是为了忧虑百姓，对下是为了阐明大道罢了。君子所作所为，本来就是这样。会稽翁昌龄由国子生再度升任监察御史，把自己的闲居之室命名为“惜阴”，他大概是有志于百姓的吧？人常常忧患自己没有志向；有了志向，又忧患不学习而妄行；学习了，又忧患没有职位而不能在世上施展；有了职位，又忧患职位不合适而不能有所作为。如今昌龄沉静笃实而专心诚恪，并不是没有志向；学识广博而能写文章，并不是不学习。国家内外的官职，各有不能逾越的职责；但御史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不应当进言的，于是又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上了。用有利于百姓的心来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昌龄早晨起身、晚上休息，坐在这间屋里思考：百姓中是否还有没有安定的？休养民力的措施是否还有没有做到的？思考后有所得，就把它告诉皇上。每天规划，逐年考核，如果我所做的确实没有辜负这个职位和这些百姓，那么“惜阴”这个名称就不是徒然的。假如只说是处理文书、审理诉讼，那只是众人的事务罢了。即使辛勤劳苦，我对昌龄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译《双桂轩记》我在青宫侍奉经学时，四明桂彦良君正任正字，早晚一同出入宫禁，和乐而亲切，正直而坦率，虽非同姓却如兄弟。彦良有时对我说：“我家在慈溪，世代考取进士，有的做知望县，有的做知六察，有的兼任阁职，接连掌握郡政，声誉和文物本来曾经很盛。因此从前的人称我们居住的地方为攀桂里。宋朝灭亡后，元朝那些写诗作文章的人仍然没有废弃这一称呼。我虽然才学浅陋，也因为学习诗歌而得以列入乡贡选拔。我的两个儿子，长子名慎，次子名全。如今逢上盛世，他们又爱好学习而不知满足，希望继承前人的遗芳。只是南面的窗棂外有一株桂树，两个树干直上，开始合为一根，后来又分枝向旁边伸展，花叶美丽茂盛，香气充满门庭。我私下认为桂树正好与我的姓相应，难道不是两个儿子文章前途的吉兆吗？于是把读书的屋子命名为‘双桂’。”慎曾跟随我的儿子学习经书，希望我有幸为这件事作记。桂树这种树木，历代都颇受珍贵。到了唐代重视进士科，更加看重桂树，常常借它作比喻。民间传说月亮中有桂树，桂树如果在月中，谁能攀折得到呢？它的意思仿佛是说：“考中进士的艰难，就像从平地升到青天一样。”并不是实指桂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元丰末年，新定有两个倪姓读书人，一个叫直侯，一个叫直儒，相继考中进士。郡守于是表彰他们的里坊，题作“双桂”。不只是新定如此。彦良的乡里有蒋氏兄弟，长兄名璿，弟弟名珫，是陈忠肃公的弟子；绍圣、崇宁年间，也先后考中高科。陈公把他们的堂号称为“连桂”。由此看来，既用桂树来表彰里坊，又用它来命名厅堂，那么前面所说的桂树似乎确有实际意义，而不是虚指。不过，古人立言多用比兴。在《楚辞》中，桂树和申椒、木兰并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芬芳的植物足以用来比喻君子。芬芳之物应当彼此相类，花卉树木又最先得到天地的生气。怎么知道这两株桂树不正是两个儿子的吉兆呢？如今慎端庄刚毅、自我持守，辞章俊秀华丽；全趋向善良如水流，期望永不停息。他们明净如两块璧玉，光彩相互映照，假以时日达到两个倪姓、两个蒋姓前人的成就，学业直线上升也很容易。兄弟二人接连捧着贡举文书，一同参加大廷考试，也是应当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困难。然而声名是造物主深深忌讳的东西。桂氏自从先世以来，大多凭科举出身，声誉隆盛，远近闻名。至于彦良，尚且没有使家业坠落；两个儿子又将奋起继承它，这才是所谓的困难。看看那些突然荣耀、忽然衰败，父亲竟不能赶上儿子的情形，究竟会怎样呢？究竟会怎样呢？桂树作为吉祥的征兆，在这里又得到验证，怎么能不替彦良高兴呢？长子曾说：“双桂，是人的祥瑞；我宋濂对于彦良也这样说。”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三益轩记》明代昌国的徐元凯君爱好古道，喜欢修养品德，乡里称他为善士。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友直，字孟益；次子名友谅，字仲益；再次名友闻，字季益。家里虽然贫穷，徐君仍能让他们诵诗读书，从不间断，并根据他们的字把轩室命名为“三益”，用来勉励他们。友闻从郡学生中被贡入成均，近来奉诏接受中书省的职事，与我颇为亲近，时常来拿经书向我请教疑难，于是请我为这座轩室作记。“益”卦的卦象是风雷。雷受到激发便使风猛烈，风受到激发便使雷迅疾，二者不必相约就能相互增益。君子观察这一点，见到善行就说“我将要迁善”，有了过错就说“我将要改正”，这样得到的益处就大了。然而怎样才能知道过错并改正呢？一定要有正直的朋友。朋友正直，就会加以规劝。怎样才能知道善行并向它靠拢呢？一定要有诚信而且见闻广博的人。朋友诚信，就会舍弃虚浮而遵从实际；朋友见闻广博，就能明察事理，精确选择善行。唉，这只是从向外界结交朋友来说的。如今季益兄弟在家庭之中和睦相处，有善行就互相资助，有过错就互相告诫；足不出户，讲习的功效却超过乡里的人，使众人无不羡慕而愿意同他们交往，他们得到的益处将不止三种，甚至达到《易经》所说十朋之龟也不能违背的程度，也是可能的。将来他们德行茂盛、才华显达，像河东的三薛、江东的三岑那样，难道不会并驾齐驱吗？不过，我过去也曾经寻求朋友，起初在同一家族的兄弟子侄之间，早晚相互切磋，却不敢说自己已经满足；又在乡里人中寻求朋友，像这样过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满足；又在全国的人中寻求朋友，这样又过了很久，有人说：“学习没有止境。”我哪里敢在这里自我限制，于是又向天下的人寻求朋友。如今我已老了，秋天般的白发纷纷垂到颈边，仍然勤勉不懈，更加在古代典籍中寻求；遇到学问优长而广博、质朴真实而不虚伪的人，就说：“我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赶快向他学习、跟随他；遇到志向狭隘、行为乖僻，或者有过错却加以文饰的人，就说：“我难道也有这种情况吗？” 假如确实有，就赶快改正它。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知道“益”的意义就是这样：从亲近的人开始而达到远方，希望终身实行它。季益兄弟，你们果真认为我的话是这样吗？季益通晓经书而能写文章，已经出贡于成均，这是正在结交天下人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他偶然东归，见到两个兄长，应当把我的文章刻在轩室中，或许不辜负徐翁命名这座轩室的用意。我又听说，昌国是古代会稽的翁洲，东面控制三韩、日本，北面抵达海泗、登莱，土地幽深，风俗朴厚丰美，人才往往在当时声名显著。如今又将从季益兄弟身上看到这一点，实在值得慎重期待啊。

译《复古轩记》临川饶孟持君说，他的五世祖某府君曾经喜爱琴，有“复古”“玉髓”两张琴。琴材非常好，蛇腹纹断续显现，金沙纹清晰明亮。试着弹奏一曲，仿佛孤鹤从梦中回转，满山都是风露；又仿佛寒泉冲刷岩石，山鬼在夜里倾听。可以说清雅而古朴了。府君虽然去世，后世一直珍藏秘护它们，超过了孔氏珍藏先人遗履的程度。每当拿出来赏玩，想到再也见不到府君，便慨然产生仰望高山、追思先人的感情。元朝末年战乱正盛，琴在白天被人持走，烟海茫茫，最终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这样过了多年，一天，府君的外孙乐安夏氏忽然买到了它，把它拿来献给孟持。孟持反复擦拭，不觉悲喜交集。“玉髓”琴已经残缺，只有“复古”琴的岳、沼、晖、轸等部件完整。孟持取水精弦为它装上，刚刚舒展手指，琴起初发出呜呜之声，不久又变得洋洋然，仿佛也在为自己的流落而悲伤，又为重新归来而庆幸。孟持宰杀羊猪，陈列豆笾，宴请三族，用芳香木材合制琴匣，把琴尊藏在堂中，于是题写“复古”作为匾额。春秋大义，最重大的内容就是复古；所谓复古，关系极大，并不是只说一件器物。即便如此，假如有人家中珍宝被人抢走，后来又归还给他，可以称作复古吗？回答说：归还确实是归还了，却不是复古。疆界和田地被强暴者夺去，取回来归还，可以称作复古吗？回答说：归还确实是归还了，却不是复古。酒杯、匜、杯、碗之类被贪婪的人偷走，用尽力量追赶而得到它们，可以称作复古吗？回答说：得到确实是得到了，却不是复古。那么怎样才可以称为复古呢？这两张琴，相传有一张是雷威所斫制的，从唐代流传到宋代，历经五百多年；它们所经历的收藏者不止一人，也不是在某一家最初成为府君所有。府君之后又被别姓夺去，如今重新归于孟持，正如宝玉、大弓再次被得到，若不称为复古，还能称什么呢？不能因为它只是一件器物，就轻率地贬低它。然而我还有一番话：古人早晨出去耕作，晚上回来读古人的书；如今人们吃饱了便嬉游，我要把这种古风恢复起来。古人入内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把豆粟布帛视为片刻不可离弃的事；如今有人凌辱侵犯这种道德，我要把它恢复起来。古人侍奉君主如同侍奉上天，一举一动都庄严肃敬，仿佛有赫然的天威在上临照；如今很少有人尽心献身于君主，我要把它恢复起来。这样看来，复古的功业实在重大，哪里只是两张琴呢？孟持应当努力去做了。《埙箎轩记》沿浙河向南行，离船登岸，有个地方叫渔浦。土地肥沃而高亢，池塘、园圃、树木硕大美好，繁盛茂密，鱼和稻米丰足有余；各种货物都汇集于此，行旅也聚集于此。这里像市镇却不浮薄，接近乡野却不鄙俗，所以当地文风多优雅而爱好文章。其中尤其以礼让闻名、作为人们榜样的，是华氏。我从京城回来，华氏子弟中优秀的拱辰陪同父亲在河岸等候，迎接我来到他家，让我住在宾客的位置。他带领兄弟们在庭院行礼后，俯身从东阶快步退下，脚步相互承接，一步也不超过尺寸；慢慢同我说话时，长幼彼此顾念，选择言辞后才开口，诚恳而不烦琐，严密而不违背道理，都是善良之士。看他们的居室，题名为“埙箎”，而这是我过去所书写的名字，拱辰说：“何不为它作一篇记呢？”天下万物中，取自人的东西总有尽头，而根本出于上天的东西没有穷尽；能够充实上天所赋予的本性，那么从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就可以舍弃而不必谈论了。世人总知道外在事物可以带来快乐，便竭力从人那里获取；对于上天赋予自己的东西，却懒怠而不顾，最终两方面都得不到，忧愁终身，难道不是迷惑吗？如今华氏兄弟，如果说爵位，他们从未做官；如果说财富，也并不十分富有；如果说车马衣服，他们高雅朴素俭约质实，同普通百姓一样。然而一进他们家门，就看见父子有礼，兄弟有序，屋中听不到忿怒疾恨的声音，脸上和煦的神色从不消失；凭劳动取得生活，勤于做事，安于生活而自得，雍容和乐，不用教导便能互相劝勉，从未依赖外在事物，难道一定要从别人那里取得什么才可以快乐吗？他们把上天赋予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本来就很美好。上天赋予的本性极其贵重，假如善于充实它，即使非常困穷，上天仍然认为他尊贵；不能充实它，即使地位极其崇高，上天仍然认为他卑贱。像华氏这样的作为，正是上天所尊贵的，我怎么敢遗漏而不记录呢？

译《云寓轩记》闽地士人张仲育君在龙虎山中学习道术，把他的轩室题名为“云寓”。人们听说后疑惑地说：“奇怪啊，张君为什么这样命名轩室！那苍苍而在上面的，是太虚；寄寓在太虚中的，是云。云这种东西，是阴阳二气上升形成的，起初没有固定形状。刚开始生成时，蓬勃如烟，郁积盘旋；有时摇曳如带，有时萦绕如盖，有时高举如鸿，有时变化如龙。顷刻之间降雨天下，忽然又不见踪迹。即使是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聚散、起落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仰望它，一息之间便有万般形状，恍惚变化，无法描摹。如今张君竟想取云来寄寓自己的身心，不也奇怪吗？”又有人听到这番话，疑惑地说：“这是只知道云的生灭，却不知道外物的兴衰；只知道张君把身心寄寓于云，却不知道他寄托在云上的意义。世间纷纷扰扰，早晨受尊崇，晚上就被废弃；突然离去，又顷刻返回；由人造成的毁誉荣辱，变化也很多。这和云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因此他们竭尽智慧和力量，终身奔走，沉没其中而不肯停止。至于通晓大道的人，却不是这样。他看天下万物，全都不足以值得他顾盼一次。至于自身，他也把它看作蜕弃之物。他的去留不受外物束缚，同浮云没有不同。这说明他所得的道很深。如今唯有张君懂得这一点，并用“云寓”给轩室命名，或许是在表达通达生命之道的人所作所为。那些人哪里能知道他的用意呢？又有人听到这番话，疑惑地说：“这是只探求外在而不能得到内在、拘泥于事迹而不能通达大道的说法。真正有道的人，运用外物而不被外物蒙蔽。普通人看云，只把它看作云；有道之人看来，它舒展开来遍布宇内，收敛起来则连毫发也看不见，这难道不是道吗？滋润四海却不把它当作功劳，和天地并存却不知道终点，这难道不是道吗？众人依赖它的恩惠，却不能说出它的德性；功业完成便退去，不停滞在具体功用上，这难道不是道吗？因此，张君借云寄托的意义正在这里，那些人哪里能够知道呢？况且天地最初从未有‘云’这个名称。不只是没有这个名称，也从未有云；不只是没有云，天地也从未开始存在。阴阳分判之后才有天地，有天地之后才生成云。人们见它高大高远，于是称它为天；见它低下广大，于是称它为地；见它气象氤氲而无穷，于是称它为云。这样，用天地来命名天地，用云来命名云，也已经是寄寓了。何况又取云来命名轩室，不正是寄寓中的寄寓吗？人们却又喋喋不休地争辩，不是迷惑吗？我听说龙虎山中有许多异人，像广成子、安期生一类的人，时常往来其间。张君不妨见到他们后问一问，究竟什么是云？什么是寄寓，什么又不是寄寓？他们一定会有话告诉张君。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认为我的话是荒谬的呢？三位客人退下后，张君记住了这番话，嘱托我写下来，请我把它写在座位旁边。《遯耕轩记》番禺樊德新君凭借优异的才干被选拔为户部主事，却常常不安地说自己不能胜任，把自己的官舍题名为“遯耕”，并对人说：“我过去为躲避战乱迁居荆南，有一所住宅、几十亩田地，亲自耕作来奉养父母，十分自在。如今被官职系缚在这里，才干浅薄，不足以胜任俸禄和地位，势力微弱，也不能施加恩惠，我心中没有一刻不思念亲自耕作的时候。将来我准备向皇上陈述，请求辞职归去，回到旧日的居所；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记住这件事。”听到的人疑惑地说：“官署居所和百姓的房舍，哪一个安适？官印官服和百姓衣服，哪一个华美？耕田除草的工作和处理文书的政务，哪一个劳苦？侍奉君主、结交卿大夫和居住在乡里小巷，哪一个荣耀？”又说：“既然要退隐又要耕作，难道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才这样吗？”况且君子出仕或退处哪里有固定的准则，只要不失去义便可以了。从前居住田里、和百姓从事共同的事业，是义；如今在朝廷做官、和官员共同承担职责，也是义。以百姓的身份却存有做官得禄的念头，是僭越；以官员的身份却怀念故土，希望做普通百姓，难道不是过错吗？上天生人，并不是人人贤能，也不是人人不肖，而是让有才能的人治理，让没有才能的人从事本业。所以普通百姓耕作纺织，生产粮食布帛来供奉上面；君子则贡献智谋、谋划事务，使人们均平而不争，教导他们懂得礼义。假如人人都想做普通百姓，谁来治理呢？假如人人都想做君子，上位者又靠谁来安养百姓呢？如今樊君凭治理百姓的才干居于这个职位，是合宜的，却一定想退隐耕作，这是为什么？樊君说：“做官优越于务农，我难道不知道吗？然而国家给予官员的俸禄和地位，并不是用来优待官员的，而是让做官的人劳心，以便优待普通百姓。所以俸禄出自百姓，是用来雇用我的心力的；地位出自君上，是用来使我区别于普通百姓的。地位高居百姓之上而德行不相称，就是尸位；接受百姓的雇佣却没有功劳报答，就是苟禄。我只害怕这两件事，惭愧交集于内心而不能释怀；于是思考怎样才能相称而无愧，认为没有什么比务农更合适，所以用这个名字来表明我的志向。”况且世上占据职位却肆意施暴的人，正是不懂农事的人。我如今不忘记耕作，使眼睛所见的是耕作，心中所想的也是耕作，哪里敢让自己安逸呢？将来如果能够舍弃这里离去，放身于山泽之间，寻求同抱瓮丈人一类的人结交，作歌吟唱来庆祝天下太平，这就是我的志向。至于那些空泛的话，我哪里有空去计较呢？”于是金华宋濂听说此事，赞赏他存心仁厚、要求自己很低，和那些担忧失去职位的人不同，便记述这件事，作为做官之人的鉴戒。

译《慈孝庵记》古代天下百姓的墓地集中在一处，因此设置墓大夫，确定昭穆的次序，掌管爵等大小的数目，划分墓地，使各家都有区域，能够按宗族合葬。凡是争夺墓地的，墓大夫审理他们的诉讼；率领府吏巡视所属墓地，并住在其中的中室守护。当时，凡百姓下葬，都集中在同一处，不只是同姓同族的人如此。自从世道衰落以后，看墓的巫师的说法兴起，声称枯骨可以庇护后代，声称福祸、贫贱、富贵全都取决于山冈的离合和丘陵的朝向。巫师用这些说法钳制劫持愚昧的习俗，专门窃取墓大夫的权柄。世上想安葬父母的人，往往收敛面容、屏住气息，窥伺巫师的脸色。巫师说“这里可以安葬”，即使越过都城、走过乡邑，也匍匐着去办理；巫师说“这里不可安葬”，即使近在房屋旁边、百般利益汇集之处，也强忍割舍而离开。以至父子兄弟本来是一脉同气，却一个在天南，一个在地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怎么能没有卓越见识的人出来，共同攻击这种荒谬的说法呢？我正为此感叹，同乡张君忽然来信说：“我的父母去世以后，葬在家东北一里黄坞的原地。后来我的哥哥也去世了，我想，哥哥是父母的儿子，他活着时从未片刻离开父母膝下，死后却把他葬到别处；如果死者没有知觉也就罢了，倘若有知觉，我恐怕他的心一定悲伤而不得安宁。于是就在父母墓旁开穴安葬他。我的父母葬在这里，我的哥哥也葬在这里。我和妻子幸而还没有死，将来如果忽然先于朝露消逝，要葬到哪里呢？又在哥哥墓旁十步预先挖好两座墓穴等待，并另外建造庵舍，命名为‘慈孝’，让学佛的人守护。我知道父子亲情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巫师的话即使巧言如簧，我也坚决捂住耳朵，不愿听到。唉！我曾感叹人的见解不能完全相同，所以即使心中有想法，也不敢向人公开说出。没想到张君的见解已经能够和我相同；推而广之，在四海之大、九州之众中，见解相同的人又怎么知道没有呢？假如相同的人达到十人百人，甚至千人万人，那么巫师的舌头就不能取胜，古代宗族合葬的制度也可以逐渐恢复。何况中原士大夫之家，多数都按昭穆次序安葬，只有品行玷污先人的，才另立墓域。衣冠相连的墓地，到处都有。人的富贵利达不在于地势，已经十分明白了。为什么还要被淫邪的书籍和末流技艺牵引，在这些事情上受到迷惑而颠倒是非呢？唉，像张君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称为卓越有见识的人吗？我于是应请为庵舍落成作记，并叙述、抒发自己的见解如此。有识之士一定会有所取法。张君名荣，字叔茂，是金华莲塘人，凭借孝友使家业兴盛。他的妻子曹氏，也足以匹配君子的德行。父亲名大仁，有宽厚长者的气度，一生与人无所抵触，人们称他为佛子，晚年自号存斋。至治壬戌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母亲施氏，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岁，二人都按重纪安葬。至元戊寅某月某日下葬。哥哥名瑞，字祥卿，治家有能干的声誉。至正癸未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葬期是戊戌某月某日。庵舍开始营建于乙酉正月，五月落成。置田若干亩、山若干亩，把收入储存起来作为守庵人的费用。

译《看松庵记》龙泉有许多大山，在它西南一百多里处，群山尤其幽深。有一座山四面高高隆起，中间低陷，形状像箕筐，人们因此称它为匡山。山上多有长须般的松树，放眼望去直入青云，新鲜的翠色照人，仿佛刚洗濯过。松树上的薜萝纷纷披散，横向铺展数十寻，嫩绿色仿佛可以吞食。松根下有茯苓，大的像斗；还夹杂着黄精、前胡和牡菊的幼苗，采来都可以食用。我的朋友章三益喜欢这里，重新在山中建造庵舍。庵舍西南若干步有两个深渊，蛟龙潜藏其中，云气蓬勃上升，顷刻覆盖山谷，颜色纯白，像大海茫茫而看不到边际。大风从东方吹来，云便飘散而去。章君又建造了“烟云万顷亭”。庵舍东北又若干步，山越来越高，峰峦越来越陡峭峻刻，气势仿佛要连接霄汉。向南望去，闽中数百里，嘉树贴着地面，像荠菜一样。章君又建造了“唯天在上亭”。庵舍东南又若干步，树林苍翠润泽，空蒙的绿色沉沉地扑向人来。阴凉的风一动，即使正值烈火流金的时节，也使人感到清凉，仿佛身上披着裘衣。章君又建造了“清高亭”。庵舍正南又若干步，地势明亮开阔清爽，东、西、北三面的群峰都争相呈现秀色，令人喜爱观赏而忘记疲倦。这里还适宜弹琴、下棋、携带酒器饮酒，没有一件不合适的。章君又建造了“环中亭”。他在读诗书之余，披着鹤氅衣，拄着九节竹杖，游历四座亭子，回到庵舍中坐下，回头注视那些长须般的松树，仿佛元夫、巨人拱手作揖地站在左右。久久凝神注视，精神与松树相合，物我两忘，恍惚间像在千年以前同古代豪杰交谈。章君非常快乐，起身穿上谢公屐，每天在万松之间歌吟，木屐声铿锵有节拍，与歌声相互应和。长须松仿佛懂得章君的心意，也纷纷发出笙箫般的声音来共同娱乐。章君叹道：“这就是我得到观赏松树的乐趣啊。”于是用“看松”给庵舍命名。龙泉士人听说后疑惑地说：“章君身负治理天下的卓越才干，当闽地盗寇压境时，曾经树起旗帜和战鼓，磨砺刀枪，率领众人将他们击退，大概是有意建立功勋来显露自己。如今却用‘看松’给庵舍命名，像隐居者所做的那样，难道是鄙弃尘世的纷扰而不愿接近吗？还是认为世人不足以结交，而只取法于松树呢？”金华宋濂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植物之中，禀受真正刚强之气的，唯有松树最多。我曾经默默思考：一气刚刚舒展时，根部蕴藏、草木收敛的，没有不振起枝叶、舒展荣华，在一时之间显示出来的。等到秋高气爽、霜露已经降临，其他草木全都枯黄凋落，不剩什么了。能够经受岁寒而不改变操守、不改变法度的，难道不是松树吗？因此从前的君子常常寄托松树来勉励自己；推求章君的志向，大概也就是如此。章君退居时，与松树为伴，卓然自立；等到顺应时势出仕时，刚强贞正地自我持守，不被世俗议论所动摇夺取，最终能够建立功业而使百姓受益。他起初也从未同松柏的精神相违背。有人不了解这一点，硬说章君忘弃世事，于是对他的出仕、退处产生怀疑，这难道可以吗？我家在青萝山南面，山西的老松多得像头发一样，估计同章君居住的地方相距不远；只是经历战火以后，山色水光颇已失去旧日的姿态。我奔波在道路之间，未尝不慨然思念您：什么时候归来呢？我将带着石鼎相随，采来黄精和茯苓，在洞中云气之间煮食，也是一种乐趣。不知道您能否跟从我呢？不过，匡山的神灵，大概也等待您很久了。

译《孝思庵记》钱塘人王骥，二十岁时，就凭借《春秋》学业预先被荐举参加浙江乡试。考中贡士进入南宫后，朝廷议论认为他年纪还小，把他视为大器加以期待，让他在成均继续学习。【原文“未防诏”疑有脱误】左御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陈公奉诏选拔俊秀英才，担任诸王伴读，王骥被选入吴府。当时我以学士兼任太子赞善大夫，王骥因此跟从我交游。有一天传下诏令，命群儒撰写《纵豢鹤文》，王骥提笔立即写成，我替他进呈。皇上亲自读了一两遍，高兴地说：“这个人的文辞简练而意思流畅，才气都很好。”到了冬至将近的时候，皇上在圜丘举行大祀，又命群臣作七言律诗十二韵，并冠以三百字序文。诸位老先生和学生中有人认为这很难，王骥与乌伤人黄昶先写成，亲自跪在御榻前诵读。皇上听完后，尤其加以奖勉。王骥起初跟我学习，研治经学，同时攻习文章辞采，不久便大有长进。先前的荐绅先生们都屡次称赞他，没有异议。我也十分喜爱他，认为他足以继承文脉。于是询问他家世的详细情况，王骥说：“我们的先祖出自周代，有个叫敬宗的人，当时任周司徒，世人称他家为王家，于是便以王为姓。到了秦代，武成侯王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元，一个叫威。” 王元为躲避秦乱居住在琅邪，后来迁到临沂；王威迁居太原的广武，从此王氏便有太原、琅邪两支。晋朝丞相王导出自琅邪，后来迁居江左，他的后代中有居住在睦州桐庐的，名叫王煦，唐代任和州刺史，生王肃清，任主簿。王淘淘生王畊，为躲避五代战乱，以文章品行著称。周乾化年间，出仕吴越，官至乌程县丞。乌程县丞的弟弟王畎，宋代任钱塘县令，于是居住在虎林山中，实际上是王骥的第十五代祖先。王骥的高祖父名某，曾祖父名植，都因勤力务本、崇尚义气而受到称誉，乡人多感念他们的德行。祖父名暹，字子愚，赐号明谊处士。父亲名常，三十岁时出任番禺，不幸客死异乡；当时王骥才七岁，什么也不懂，依靠祖父抚养教育，才得以有今天。此前，祖父曾在西湖北山之间购置土地，名叫驼巘岭。岭上有三块奇石，怪松盘根其上，郁郁苍苍，景色很可观。祖父已经预先修好了寿藏，又说：“这是新的墓兆，我怎敢占在它的首位呢？”南山梯子岭还保存着先世的几座大墓，年代久远，不敢迁动，便仿照古人安葬衣冠的做法，砍木作神主牌，写上我父亲的名讳，埋葬在其中。将来我也要附葬在它旁边，建三间庵屋，题写匾额叫“孝思”，以此表示后世不忘祖先。王骥听说后便记在心里，早就想请先生为庵作记。先生主持修史事务严谨，不敢有所冒昧；我想起王骥来南京时，祖父携他到曾祖父墓前拜祭，感慨地说：‘你若能努力读书以光大我的宗族，不是我的功劳，实在是依靠祖宗的恩泽。你出生在千里之外，千万不要忘记孝思。’王骥对此尤其不能忘怀，希望先生给予成全。关于孝思的道理，见于传记的说法很多，并不只是《诗经》中的一种。然而所谓孝，就是立身扬名，使天下人都说‘王氏有个好儿子’，难道不是最大的孝吗？如果拘泥于只守在父母身边，向众人号称‘我能奉养父母’，而自己虽然能奉养，父母的名声即使同乡人都知道，也仿佛没有听闻。这样行孝，又何必讲孝呢？如今王骥刚刚加冠束巾，便被乡里荐举，入府侍奉藩王，又凭文章辞采得到皇帝的赏识，他的荣耀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荣耀达到极点，就是孝心深厚。将来他的职位更加显贵，名声更加显扬，使在世的父母受到封爵，已故的父母获得赠典，那么王骥的孝又将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这就是“孝思”的意义，难道不正是王骥祖父深切期望的吗？我与王骥有师友之谊，所以为他的庵作记，因此不写颂词，而写这些话来规劝他。

译《赵氏时思庵记》晋府录事赵德怀，名古臯，向我请求说：“古臯世代居住在括州，过去曾在宋朝有属籍。祖父名若顺，字和卿，实际上是魏悼王的第十代孙。他通晓上古以来典籍中的言论和义理，古今上下的道理都像玉屑一样倾吐出来。然而他淡泊于仕进，把金印紫绶等荣华看得漠然，内心毫不动摇。当时和风明丽、景色妍美，他穿着古代冠服，徜徉在烟霞泉石之间，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超然于尘世之外，竟不知道白云移动了树荫、夕阳已经照在树上。遇到宾朋满座，便彼此流连，不忍离去；虽然他不会饮酒，但见众人酣饮嬉戏、兴致淋漓，酒杯筹码交错，也浩浩然与他们同享快乐。人们羡慕他，便说：‘这是王孙家的旧习惯。’有人说：‘遗落世事，这才是通达之士啊。’于是州里都称他为有德之士，凡有争执而不能判断是非的人，全都来向他请教。他便以交杯之酒使双方各自消除遗憾而离去。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够讲述这些事。”祖母胡氏，是宋代吏部侍郎【原文“▯”字疑误】的六世孙女，妇德和母仪两方面都无可惭愧，尤其重视教育子女。古臯出生时，祖父已经六十岁，为此高兴得睡不着觉。他刚刚长出头发、换牙时，祖父亲自抚养他，调节他的寒暖，按时供给饮食。等他渐渐长大，祖父让他跟随名进士林彬祖学习经学，唯恐他有懈怠的念头。临死时还握着古臯的手嘱咐说：‘我幸而看见孙儿长大成人，将含笑进入九泉了。虽然如此，学习没有止境，你要努力啊，努力啊！’说完便闭上眼睛去世了，享年八十岁。祖父先去世，比祖母小六岁。祖父卒于某年某月某日，祖母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丽水县北四十里的和乐乡太平里。于是建造庵屋，作为安置祖父母灵魂的地方，命名为“时思”。古臯蒙受国家恩宠，忝居任使之职，如今又接受新的任命，将出任繁昌县官。公务有期限，不能带着一杯酒到墓下祭奠，希望得到一篇文章刻在庵中，留给子孙观看，或许可以表达自己长久不忘的思念。我听说《经》中说：‘春秋祭祀，按时追思。’意思是说不忘记自己的亲人。不忘亲人，就是孝。孝的道理并不只有一种。德怀出仕，持身廉洁清白如冰雪，难道不是孝吗？治理百姓、审理诉讼，使各自得到公平，又难道不是孝吗？自身学业精湛而名声当时显扬，道德修养充足而文章流传后世，又难道不是孝吗？像这样，德怀思念祖先，并且每天都在思念，这就是“时思”最大的意义，并不一定非要按时省视墓地才算孝。将来他进入朝廷升任近侍之职，出任一方刺史，华丽的车子连接成行，身佩绶带、悬挂鱼符，经过家乡时登门上墓，使全族感到光荣，让人指着他说：‘赵氏有这样的孙子，不也很美好吗？’我对德怀的期望，不过如此。德怀本名古臯，如今以字行世。他博学有见识，以擅长古文著称。为人恭敬温和而乐易，正是所谓温润如玉的人。《拙庵记》京口人徐德敬任中书管勾，居住在京师，只住一间屋子，不加粉饰，也不求华丽，仅仅用来遮蔽风雨；四周放满图书，中间摆着一张榻。每天退食后，便徒步回去，静坐诵读古人的言论。他不与宾客交往，也不接受请托，自号“拙庵”。衍圣公、鲁国孔侯希学亲自写“拙庵”二字送给他。德敬又来请求我作文。我是天下最拙的人，德敬难道会像我这样拙吗？世上的人舌头灵活而善辩，敏捷得像转动弹丸，纵情谈论，倾吐无遗，如同河水从昆仑向东奔流；恰好合乎义理时，像斧头砍断木炭；遇到机会时，像猱攀援树木上升；追逐兔子时，像鹘鸟飞驰捕捉。人们巧于言辞，就是这样。我却做不到。别人以机要之事询问我，我便推辞说不知道；别人向我展示秘密，我瞪眼环顾，也不能明白其中关节。别人所赞许的事情，我即使想说，舌头也大如杵，无法举动；听到别人说话，便汗流满面。别人所忌讳的事情，我不能停止不说，一开口就正好触犯禁忌，众人都惊骇发笑，我却不知道羞惭。我说话的拙劣，天下没有第二人。别人有见识，能够洞察细微，抬头便知道结尾，询问白色便知黑色；还没有进入庭院，已经窥见其形状；刚刚看到外表，已经完全了解其内心，并且探究到深奥之处。福祸将来时闪闪可见，事情刚刚默默显露、正要预防躲避，他们便已经能够识别；他们善于识察，就是这样。我却昏昧无知，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思考。别人讥笑我，我反而认为是喜事；别人恼怒我，我只管任性直冲，罗网就在眼前，我却把它当作织丝；虎豹在身后，我却把它当作狗狸。我在识察方面的拙劣，足以成为全世界的老师。我这两方面是最大的拙劣；其余对于经纬之学的愚钝、错综纷杂，即使张良、陈平也不能为它增添光彩，即使防风、夏后氏也不能用言辞加以叙述。德敬难道会有这些吗？然而我也有不拙的地方。圣人去世以后直到千载的今天，道理存在于经书之中，像高山大海那样崇高深远，茫茫没有边际，幽深得无路可寻。众人只在外面游观而不能进入内部，只看到表皮而不能品尝精华。我却搜寻、摩挲、刮剔其中的义理，考察它的轨迹并补足其遗迹，进入孔孟的庭院，承受他们的神色教诲，这不能说不是巧妙。百姓生存的秩序，有政治制度，也有纲纪；分开来说是六府，合起来是三事。周公去世后，根本被摧毁，末节败坏；秦代刻薄，汉代驳杂，于是世道不得治理。我掌握其中的要领而加以举明，像爬搔疥疮、挑去瑕疵，取其重大、舍弃细微，使德行修明、政治兴举，礼制完成、音乐完备；无论广厦还是细毡席，都每每以这些道理作为进言和纠正的依据。在这种学问上，即使管仲复生，我也要扼住他的喉咙、鞭打他的后背，这不能说不是巧妙。但德敬难道有这些本领吗？大概一个人在某方面拙劣，必然在另一方面巧妙；有某方面巧妙，也必然有某方面拙劣。对今世拙劣，必然对古道巧妙；拙于欺诈，必然巧于智慧；拙于与人周旋，必然巧于顺应天性。苏秦、张仪巧于言辞，却拙于大道；孟子不善于遇合，却长于做圣人门徒；晁错号称智囊，却不善于谋求自身安全；万石君不善言辞，却成为汉代名臣。我确实以自己的拙劣为乐，因为将要保全自己的天性，没有空闲顾念世人。如今德敬身居职位、处在权势之中，诵读古人的言论，却以拙劣来掩藏自己，他大概是对天道巧妙吗？是对智慧巧妙吗？还是对古道巧妙吗？既然如此，德敬的巧妙就很大了，远远超过世人。爵禄到来，有些是不能推辞的，怎么可以不把这些记下来呢？

译《清风亭记》清风亭，是抚州金溪县邓彦诚所建。彦诚世代居住在云林三十六峰的南面，他的祖先大多凭志向节操著称。宋朝末年天下大乱，他曾召集义兵保卫乡里，帮助国家。宋朝灭亡后，元朝统治了七十七年；这年是至正壬辰，天下再次大乱，抚州失守。彦诚叹息说：‘敌寇将要来了，我怎能不保卫宗族，使他们遭受灾难呢？’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分编队伍，在云林山修筑寨栅，金鼓之声昼夜不断。敌寇来时总被打败而离去，荐绅士大夫中依靠他而得以免难的，有一百几十家。事情平定后，行省把他的功劳上报，准备授予他爵禄。彦诚谢绝说：‘我挺身抵御敌寇，不过是没有辜负祖先的明训罢了，怎敢借此求取利益呢？’说完转头离去，不再回顾。于是他在厅堂西侧种植数万竿竹子，引泉水为池，在竹林中建造这座亭子。彦诚戴着华阳巾，披着鹤氅衣，每天在亭上逍遥，超然于外物之外，淡泊地与尘世忧虑相忘。人们见到他，都怀疑他是乘风而行的仙人，只能远望而不能接近。大家都说：‘这是有了功劳却不居功的人，他把富贵利达看成什么呢？’应当给亭子命名为“清风”，以此激励衰败的风俗。” 彦诚笑而不答。唉！有志节的人，世上并不多见。从前听说有个叫田畴的人，遇到幽州刚开始骚乱时，百姓流离失所，田畴率领宗族到无终山避难，归附他的百姓有五千多家，而且多次建立奇功来显示自己。魏太祖论功，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田畴谢绝说：‘我本来只是因为开始遭遇居处的困难，率众逃亡，并没有树立志义，反而能把它当作获利的凭借吗？’坚决推辞不接受。直到今天谈到田畴的人，还仰慕他的清风；他就像神龙潜藏在幽暗之中，想见一面也不可得。那些尚未建立尺寸功劳，便动辄想求取重大名爵的人，他们的混浊也太厉害了。如今彦诚的行为光明磊落、确实无疑，很值得称道。我虽然不敢贸然说他已经达到田畴的程度，但观察他的志向所在，难道不像田畴吗？然而君子的评论，观察的是志向，而不计较功劳；功劳固然有大小，志向难道有高下吗？志向相同，功劳也就相同。彦诚未必不如田畴，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后世听到彦诚的清风，难道不会猛然振作起来吗？又听说抚州是文献之邦，士人出自那里，各自凭道德忠义著名，记载在地方志中的，历历可考。彦诚只是勤劳的一介布衣，却能这样竭尽全力抵御敌寇，难道是云林三十六峰把灵气和福祉全都集中给他才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那里生出贤人的数量这样多呢？于是我为此写成《清风亭记》，刻在亭上，使人知道彦诚立身的由来，颇以为对政治教化有所帮助。文章写得不好，本来无暇顾及。彦诚名谅，是江西提刑按察使元观的孙子，来请我作记。他的族人知南阳县事行父，气节也很森然可敬。” 《环翠亭记》临川郡城南面有五座山峰高耸而起，像青色的荷花，鲜明秀丽，令人喜爱。其中青云第一峰，城墙环绕着峰顶；旁边的支脉漫延开来，像蛇盘曲、玉磬折转，城墙径直向西延伸，仿佛口渴的骏马想奔向泉水，这就是罗家山。大姓许氏世代居住在山下，他们住宅后面有几亩多地。太平时期，有个字仲孚的人奉尊长之命，种竹万竿，在竹林中建亭。曾经连日下雨刚刚放晴，清晨的阳光明亮，天空空阔，光影掩映，仿佛青色琉璃；浮光闪耀，彩色交映，晶莹秀丽，扑到人的衣襟上，全都染成碧色；清润之气充满南北，洋溢于东西，无不呈现青紫相间、绿色涵濡的景象，没有一点缺憾。仲孚在亭上长啸歌唱，俨然像经过翠水之阳，等待凤凰来临。虞文靖公听说后很喜爱，说：‘这足以抗拒清寥之气，洗涤尘俗的胸襟。’于是题写“环翠”二字作为亭额。至正壬辰年发生战乱，烽火相连，不仅亭子毁坏，万竿竹子也被砍伐殆尽，经过的人都为之弹指叹息。等到真人飞龙在天、天下恢复清平，仲孚才携带妻子儿女从山中回到故乡。他修复了全部房屋，又建亭以恢复旧貌，而竹子的弯曲根芽也丛丛生长，三年便长成竹林。州中的寿俊以及与许氏有亲友关系的人，都到仲孚那里，依次举杯祝寿，并感叹说：‘江右有许多著名宗族和大姓，从前高门宅第相望，亭台楼榭到处都有，占据幽静胜景、吸纳清爽高敞之气，没有不美的。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有的遭到一次摧毁便再也不能恢复；有的忧心劳苦，仅仅逃脱灾祸；有的连整理修葺都没有余暇，只能迁徙而没有安定居所，何况所谓游览观赏之处呢？’这座亭子如今得以复兴，可以预知许氏后继有人，足以承当先人的志向，前后相承，今后大概还没有尽头。酒喝得兴浓，便唱歌说：‘五座山峰拔地而起啊，青色苍苍；六千君子啊，何等整齐；凤凰的后代离散迁徙啊，却啄食其中的肥美；秋风吹过翠色啊，果实累累；遥想千年啊，令人产生深远的思绪。’歌唱完便退下。寿俊中有陈闻先生，认为不能不把此事留给后人知晓，于是与仲孚一同来到词林，请我为之作记。唉！过去有人为名园作记，说亭台楼榭的兴废可以预示时代的盛衰，我起初很怀疑；如今从仲孚的事情来看，这话似乎并不虚妄。从前仲孚出入于兵车践踏之中，早晚战战兢兢，即使身体性命也不能自保；如今能够安稳地从事耕作，尊崇诗书，并在闲暇时于景物之外怡悦性情，难道没有原因吗？” 大概是皇帝的力量如同上天，拨乱反正，使四海达到太平，已经十多年了。看仲孚安乐和悦地享受生活，江右各郡的情况便可以知道；江右各郡如此，天下广大地域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了。因此，这座亭子的重建，不只是因为仲孚善于继承先志而令人欣喜，实在也可以预示世道将趋向治理，三代那样的盛世确实可以期待。我虽然不善文辞，仍乐意替天下说明这件事，并不只是记述一座亭子。仲孚名仲丽，喜爱学习而且乐于修身，士大夫一致称赞他。

译《兰隐亭记》《兰隐亭》是余干叶华卿所建。华卿性情清正自守，不与尘俗交往，光明磊落地挺立于世俗之外。虽然身处城市之中，却俨然身在重山密林，青猿白鹤时时在左右供他驱使。然而外物触及眼前，没有什么能使他称心，便把它们看得如同秕糠。而且他认为，幽静的芬芳能够远播，具有贞人节士的操守，只有兰花如此。于是他在高楼下面种了一百株兰，圆盆方甒前后罗列。春日刚刚和暖，东风轻轻吹动人身，兰花这时玉一般抽出嫩芽，紫色花朵高高翘在顶端，清香扑鼻；即使海外的名香旃檀、婆律之类，也不足以比喻它的高雅韵致。华卿每天围绕兰花百余遍，精神专注而忘却形体，畅然自得，于是起舞歌唱：‘采兰啊采兰，白烟苍茫啊，傍晚生起寒意。遥望美人啊不肯来，抚弄瑶琴啊与谁同弹？’后来有位退隐君子听到，前来和唱说：‘不要说人远河水难以渡过啊，不要说山高石阶难以攀登啊。声气相同便会彼此寻求啊，回来看看我亭中的兰花正柔美啊。’华卿于是与他共同设宴摆席，欢聚到晚上才停止，每年都这样。兰花虽然属于草本，也仿佛懂得华卿的心意，一根茎上特意开出两朵花，以呈献自己的美丽。这件事流传到禁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都把它写入诗歌，命名为“瑞兰”。十年后天下发生兵乱，华卿扶老携幼到临川山中避难，一去十五年没有回来。等到天下清平，华卿才返回故乡，他的楼和兰花都已经化为枯木杂草。华卿感慨万分，仿佛失去了好友，立即在遗址上建亭，种植芳兰，邀请宾客吟啸歌咏，恢复从前的情景。有人劝他说：‘不出仕是不合义的，你为什么沉溺于此而废弃常道呢？’华卿说：‘年轻时我也很有出仕的志向，只是自己与世俗的酸甜滋味不相合，于是便把兰花当作可以相交至老的知己。如今白发垂领，还能再说什么呢？’州里人于是称他为“兰隐”，并以此为亭名。华卿的儿子叶秀实任清苑县令，天性极其孝顺，任满将要回家省亲，想要做些使父亲高兴的事，于是请我作文记述这座亭子。我听《王度记》说：‘古代的祭祀礼物，天子用鬯酒，诸侯用熏香，大夫用兰，士用茝，都是取其物有香气，干湿而不改变的特点。’兰花生长在水泽中，茎宽而长，节节中间呈红色，高四五尺。汉代各处池苑以及许昌宫中都种植它来降神，有时还把它掺在粉末中、藏入衣物，都是取其芬芳罢了。《传》中说：‘佩戴帨巾和兰草。’也是说它的花叶都香，可以系佩在衣带上。像今天所种的兰，香是香了，但花质容易凋萎，和普通花卉一样，怎么能佩戴呢？况且鬯是郁金，熏是零陵香，茝是白芷，三者都可以佩戴，为什么今天的兰独独不能这样呢？近代紫阳方回考订极为精密，却说兰就是今天所谓千金草和孩儿菊，而今天的兰其实是古代所称的川续断；他用了几百字论述而不止，我还不敢相信他的说法。华卿喜爱兰花已久，来往的大夫士人很多，想必一定有人能够辨明此事。虽然如此，通达之人的眼光广大，是因物取物而不拘泥于物；如果斤斤计较于细微差别，还是所谓磊落之士吗？华卿只取兰花的香气是否值得佩戴，哪里有空闲深入计较呢？我本来也喜爱兰花，所居青萝山却得不到好品种，于是把赵孟坚所画的兰悬挂在墙上，早晨出去、晚上回来都能看见；芳香之气缓缓传遍四座。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我心中有兰，所以眼睛所见、鼻子所闻，未尝没有兰。韩娥离去而歌声仍在耳边，曹公欺骗士卒而使舌上生出梅子津液，道理也正是如此。华卿是有学问的士人，所以我拿这些话来询问他，因而记在亭壁上。明年我辞去职务回乡，应当在余干江上见到华卿，把这首诗附在那位退隐君子作品的末尾，并且还能创作一首《猗兰操》，让善于弹琴的人演奏它。《新雨山房记》诸暨是绍兴府的属县，与婺州相邻。明朝初年攻取婺州时，讨伐伪吴张氏，双方相持不下，军队驻守在诸暨边界。张氏倚仗诸暨作为屏障，乘机出兵侵掠，两军不断屠杀，因此诸暨遭受兵祸尤其严重。高大的屋脊和巨大的宅院都被焚烧成瓦砾灰烬；竹木花石也被砍断，作为楼橹、戈炮和柴薪的材料。百姓受到这种祸害，多数迁到深山大谷中躲避，抛弃旧址不再居住，过路的人都为之悲伤。如今国家平定已经十多年，百姓各自安居乐业。我想其中一定有人修葺房屋，恢复太平时期的景象，但还没有见到。今年县里的士人方伯修向我称赞他的朋友张仁杰，住在诸暨北门外，原来的住宅早已被烧毁。等到战乱平息，他才开始清理地基、铲除污秽，建造十多间房屋，旁边种植数百竿修竹，四时花卉环绕栽植左右，琴床、酒炉以及诗画用具全都陈列在屋里。仁杰在战乱以前略有俸禄，直到现在郡县多次征召他，他总是辞谢不去，以笔墨自娱，十分自在。他把这所房子命名为“新雨山房”，希望得到我的文章为它作记。一间房屋的兴废，看似是很小的事情，却可以用来观察世道的治乱和人的劳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正当战争激烈时，人有子女金帛，害怕不能保全；即使有住宅，哪里还有空闲修整，又哪里知道是否能够安稳居住呢？干粮、草料等物资的需求，以及呼喊号叫、催征拘捕的人挤满门庭；即使有花木的美景、诗酒的乐趣，谁又能够享受呢？如今仁杰能够俯仰于一室之中，观察时代万物的变化，充分体会性情的安适，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不正是上位者拨乱反治的功劳吗？自古极其太平的时候，贤能之人在上位施政，田野百姓在下安居，却不知道这一切由何而来；然而他们吃饱喝足、歌唱欢呼，秩序井然地形成文治，这就是成周盛世时的诗歌所描写的情形。怎么知道今天不如古代那样太平呢？仁杰不妨试着作诗来表现它；将来我南归时，驾一辆小车经过北门，寻找有竹子的房子来询问。仁杰还请歌唱来启发我，我当击缶相和。

译《水北山居记》古代的君子身在朝廷和城市之中，即使处在繁华纷杂的环境里，也能安然看待，却反而怀有远方山林的思念。今天的君子身在山林，即使清幽旷远有余，往往又讥笑山林为不足，屡屡生出对城市之外仕进生活的羡慕，唯恐失去它；难道人本来的常性就是这样吗？还是习俗沿袭太久，不能改变呢？有能够特立独行而不受它影响的人，大概就像盆盎中的古代罍洗一样。湖府经历叶伯旼，世代居住在永嘉城中。永嘉是海右的名胜地区，南面连接七闽，东面连接二浙，是官车士人车马停歇之处，也是外国商船和异域珍宝聚集之地。这里的风气熏陶、声名光彩浸润四方，人生在其中，谁不闻鸡而起，奔走在尘土【原文“防茫”疑为“苍茫”等，字有误】之中，以求满足一点点欲望？伯旼却不是这样。他在蜃江北面结庐而居，茅檐竹门，仅仅遮蔽风日，命名为“水北山居”。有时与两三个朋友带着酒壶出行，从白鹿城登上华盖名山，举杯放声高歌，声音震动林木；有时拿着短篙，准备笭箵垂钓于江水；有时又叫小童奴相随，在梦草堂上边走边吟，诗句不逼近古人便不肯停。当他得意时，天地空阔，竟不知道荣辱交替变迁，也不知道寒暑往来。人们都说：‘我们的伯旼真贤德啊，情怀高雅、韵致超逸，光明磊落地超出尘世；踪迹虽在城市，内心实在处于山林，他接近古代的君子吧？’然而我私下有疑问：假使伯旼还是平民，借此来洗涤心志和思虑，或许可以。如今他辅佐大府，担任属官之首，任七品官职，承载四民的期望，也可以说责任重大了，却仍不忘山居，恐怕不可以吧？试着按照伯旼的心意来推想：官府文书繁杂，来不及整理，戴星出入，还认为时间不够，他哪里还能在寂寞水边搜寻诗句呢？上承府公，下辖属吏，不敢抗拒上司以显示清高，也不愿压制下属以显得卑下，考虑已经够周详了，他哪里还能在沧浪水中垂钓白鱼呢？民情真伪不能辨别，官事纷杂不能处理，凝神思考要深入细微之处，精细分析要达到毫厘之末，他又哪里能在山中漱饮浊酒、流连风光呢？这三件事，伯旼如今都没有做到，却仍然把它们挂在心上不放，难道是凭借梦境来见到它们吗？或者只是记录下来，表示自己不能忘怀。我明白了：士君子不因出仕或退处而使自己的心志分成两样，所以贫贱不能动摇他，富贵不能使他骄傲，始终保持一个节操，卓然成为名臣。伯旼的贤德值得称道，大概就在这里。那些早晨在朝廷得到簪笏，晚上便厌弃云泉的人，贤与不肖究竟怎样呢？虽然如此，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伯旼：当大明照临天空、万物全被照耀时，有一技艺的人必定会被收用，有一才干的人必定会被任用。像伯旼这样学问和品行都美好，谁不羡慕呢？难道会有不登上枢要职位的吗？伯旼应当完全抛开江湖山林的念头，更加存有朝廷的思念，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回到水北山居养老；头戴幅巾坐在那里，与两三个朋友追叙平生旧事，烹煮鲜鱼，痛饮美酒，从容作诗，也还不晚。赞礼郎张子翊曾跟随我游学，于是同伯旼来请求我为此事作记，所以共同说上几句。《文宪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四 明代宋濂撰 记，共二十三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章〕 《代祀高丽国山川记》皇帝接受上天的明命，大力承继正统，海内海外没有不臣服的。德泽流布，恩惠广施，遍及神灵和人类。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皇上驾临奉天殿，接受群臣朝见，于是说：‘我凭借浅薄的德行，唯有依靠上天和祖宗，才能处在诸侯王和亿万百姓之上。郊祀、宗庙祭享的礼仪，我不敢不恭敬。然而名山大川能够产生云雨、施泽于百姓，我对于报答和祈求，也没有不恭敬的。近来高丽国奉表称臣，我已经封其国君为王爵，赐给金印，但其境内的山川还没有来得及致祭，这并不是一视同仁的意思。礼部官员应当议定施行。’于是礼部尚书臣崔亮、郎中臣赵时泰、员外郎臣兰以权、主事臣黄肃，共同准备牺牲、醴酒、旛幡和币帛，选拔心志专一、能够通达神明的人充任使者前往。有司于是把臣徐师昊的姓名上报。徐师昊回朝复命后，皇上出宿斋宫七日，才亲自挥笔撰写祝册。到了十日庚子黎明，左丞相、信国公臣徐达率领文武百官，在龙墀两侧依次站立。皇上身穿通天冠、绛纱袍，再次临御前殿，默默思考许久，才拿香授给臣师昊，放入【原文“防舆”疑为仪仗舆具】中，由音乐导引出奉天门，皇上亲自迎送，并送行至宫门。” 臣师昊恭谨地接受使命，于夏五月某日甲子到达高丽国；某日甲子在南门外筑成三层祭坛，代行祭祀之事。高丽国王王颛以及各位陪臣先后奔走前来，尽力履行辅佐祭祀的职责。祭祀那天早晨，天气晴朗宁静，海面没有惊涛，祥云瑞风上下回旋，仿佛神灵前来享用祭品、降临受祭。众人都认为，圣天子不以远方百姓为卑鄙，皇帝的恩光降临于此，人与神都欢欣，即使鸟兽鱼鳖之类，也得以在至善教化中飞翔游泳。这种庆幸，是古来未曾见过的，大家争着想把文章刻在石上，永远流传。臣师昊听说后认为，自古帝王把天下看作一家，即使海外偏远荒僻的地方，也视同近在咫尺；这正是《公羊传》所说四方望祭之事无不相通，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皇上抚有万邦，一概遵循先王的成法，对远方边地山川举行这样严肃的祭祀，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实在只是为东方百姓祈求福佑，使风雨按时，年谷顺利成熟，万物没有灾病罢了。《尚书》说：‘最高的治理所产生的馨香能够感动神明；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 神灵既然享用了皇上的光明德行，便洞彻无间，显明地给予回报，回响相应，必定会有盛大的神灵降临在其上。臣师昊不才，请求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作为记，以彰明宣扬皇上的德行和对远方百姓的挂念，不只是惠及中国而已。这种恩德应当与东海相伴而无穷无尽。洪武某年某月某日记。

译《蒋山广荐佛会记》皇帝登基第四年，海内安宁无忧，普遍达到大安乐，文武官员安闲嬉游，风雨按时而顺调。于是皇上恭敬沉思治道，端居清静之中，没有二三其心，与上天同德。又想到元朝末年战乱兴起，天下群雄争战，众生不能得到正常寿命而死去的，动辄以亿万计。阴魂之气纠结盘旋，充塞地下，没有祭吊奠祀，孤苦无所依归。阴天雨湿的夜晚，有时还能听见它们啾啾的声音。皇上内心悲伤，仿佛自身患病，又认为洗涤阴郁、使亡魂升入光明之境，只有大雄佛的教法能够做到。于是当年十二月，下诏征召江南有道行的僧人十名，到南京来。命钦天监臣择定吉日，在蒋山太平兴国禅寺大规模举行广荐法会。皇上住在斋室中，退去荤肉，整整一个月不食。又命中书右丞相汪广洋、左丞胡惟庸，给城隍社神发文，完整传达皇上的旨意，使神灵把旨意告知阴魂，约定让它们全部聚集。五年春正月辛酉黎明，皇上穿皮弁服，临御奉天殿；群臣穿朝服，左右侍从尚宝卿梁子忠启奏御撰章疏，并加盖皇帝之宝。皇上拜了两拜，在香炉中焚香，又拜两拜，亲自察看章疏完毕。授给礼部尚书陶凯，由陶凯捧持随行；从黄道出了午门，放在龙舆中，备好法仗、鼓吹，导引到蒋山。天界寺总持万金以及蒋山主持僧行容，率领一千名僧人，持香花出迎。万金把章疏取入大雄殿，依照佛教仪式办理，宣读后焚烧。仪式结束后退下，诵读佛教三藏的各种经文，从辛酉日一直到癸亥日为止。癸亥日申时，众僧举行祭祀。皇上穿皮弁服，插好玉圭，登殿面向大雄佛，面向北站立。群臣各穿法服随行。乐声响起，便举麾指挥，奏《悦佛之乐》，第一曲名《善世曲》。皇上拜两拜，群臣迎拜，也拜两拜。第二次奏《昭信曲》，皇上跪下进献熏香和币帛，又拜两拜。第三次奏《延慈曲》，相应表演悦佛之舞；舞者十人，手中各有所执，有的持香，有的持灯，有的持珠玉、明水，有的持青莲花、冰桃以及名茶、衣服、食物等，姿势都随着节拍上下起伏。皇上行初献礼，跪进清净供馔，史官宣读祝文，又拜两拜。亚献、终献二礼相同，不同之处是不用祝册。光禄卿徐兴祖进献供馔，第四次奏《法喜曲》，第五次奏《禅悦曲》，舞蹈同三献礼。皇上回到大斋宫，群臣退下。众僧绕行大雄佛宝座三周，诵演梵呪，以寄托攀缘追荐之意。起初在山右开凿土地，挖成六十个坑，涂满白土。到这时命五百名军卒挑来热水灌入，热气蒸腾成云。众僧邀请幽魂前来沐浴。焚烧象征亡魂的衣服，让他们的徒众用幢幡和法乐引导亡魂到三解脱门。门内五十步筑方坛，高四尺。皇帝登坛，面向东坐下。侍仪使溥博面向西跪下接受诏令，出去召集幽魂并告诫它们。宣诏完毕，引入殿中，行礼供奉三佛。让它们听径山禅师宗泐说法，接受天竺法师慧日传授的毗尼戒。又引导出来，命轨范师诵咒，以摩揭陀的仪式解作法食，共四十九份。亡魂食毕，夜将过半，皇上再次登殿，群臣像先前一样跟随。第六次奏《遍应曲》，执事人员撤去祭器。皇上拜两拜，群臣同拜。第七次奏《妙济曲》，皇上拜送两次，群臣又同拜。第八次奏《善成曲》，皇上到望燎位。焚烧完毕，皇上回到大斋宫，解除戒严，群臣快步退出。我听说前面的事情：第二天，凄厉的风带来寒意，飞雪洒满天空，山川一片惨淡，连草木都分辨不清。皇帝的车驾一到，云层散开，太阳明亮，祥光和煦，布满天下。皇上面容愉悦，登上台阶，严肃恭敬地面对神明，仿佛神明近在咫尺；俯伏拜跪，神情肃穆，悄无声息，俨然如同佛像乘舆上下升降。朝廷中的各种威灵神众拱卫环绕；下至幽冥亡灵，也前来享用祭祀，香烟和悲怆之气令人毛发悚然。这些全都是精诚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结果，起初并不是靠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因此，皇上自登临帝位以来，就下诏命礼官考察古制，确定礼仪。京师有泰厉祭，王国有国厉祭，至于郡厉、邑厉、乡厉之类，也都设有祭祀。对于那些没有祭祀的鬼魂，能这样表示哀怜，可以说已经周备了。然而圣上的思虑深远，仍担心阴阳两界的情况有所遗漏，于是征引佛教经典，辅以先王之礼，坚定地施行而毫不疑惑，这难道不是仁德达到极致吗？从前周文王建造灵台，挖地时发现死人的骨骸，文王说：“重新安葬它。”天下人都称赞文王贤德，说他的恩泽连朽骨都能惠及，何况对人呢？埋葬尸骨尚且如此，更何况还要使他们的灵明回归生道呢？那么我皇上好生的仁德，流布无边，将不分显界幽冥，实在与天地的德性同样广大，不是言辞所能赞颂的。多么盛大啊！祠部郎中李颜，主事张孟兼、蔡秉夷、臧哲，掌管祷告祭祀之事，亲眼看见这一殊胜的因缘，认为不能没有文字记载，以藏之名山、宣扬圣德于无穷，于是坚请我濂为此作文。我因年老多病，坚决推辞而未能推脱，既已把事情按上述情况详细列出，又系以诗说：“皇上鉴察九州，效法上天，唯以仁德为本。明界幽界虽然不同，所赐福祉却一样。把死者看作生者，使屈者得到伸展。一同归于至和之境，与天地大化相合。【其一】纲纪崩解，祸乱因此发生；黑色的灾气荡漾侵凌，日月也被遮蔽。谁的灵魂不是人？鲜血流淌，尸体纵横，弃置在沟中，堆满山谷。【其二】霜月凄清，寒风苦冷而声声酸楚；茫然四顾，精魂依托何处？寒冷的郊野无人，仿佛还能听见夜里的哭啼。即使铸铁为心，难道能免于流泪吗？【其三】只有我圣明的皇上，早已承受佛的授记，手执金轮，承继天命出而治理天下；忧念幽冥潜隐之魂，夜里也不得安睡。于是开启灵场，驱散那片蒙昧阴翳。【其四】皇帝亲自乘车来到，向大雄佛像叩首；远望狮子座，仿佛看见佛的温润容颜。香烟仿佛黑雾，灯火如同红色星辰；梵咒震动如雷，宏大的法音如鲸钟长鸣。【其五】鬼宿渡过银河，夜漏将近半夜；疾风般的法驾、羽饰仪仗，聚集起来如同霰雪。神池清洁，鲜艳华美的衣服灿然；洗除尘垢之身，复归清净之境。【其六】于是登上秘殿，于是拜见慈悲的佛；听闻佛法而除去蒙蔽，接受戒律而思考防护。从前昏昧沉沦，走在荆棘路上度过黑夜；如今光明朗照，白昼之中如行康庄大道。【其七】法会设食，名为斛食；化现之物多至如恒河沙数，最初的因缘却只是一粒米。无量的香味充实其腹，神妙变化没有定方，所动所需都能得到满足。【其八】广大恩防既已施行，灾气全部消散；天地清平，日月光明。器车等祥瑞相互应和，四时调顺；大庭之中击壤而歌，康庄大道上歌谣相连。【其九】只有佛道广大，发誓防止群生沉滞；只有皇上体察佛道，仁德因此普遍施及；没有一个幽潜之处不被照耀，没有一个有生命者不能顺遂。史官记载这些文字，永远传给后世子孙。【其十】

译游涂、荆二山记 我游览琅琊山后，起程走到池河驿，正好邮卒递送内使监公文书到来。打开封函，里面藏着一卷濠梁古迹图，外面亲笔题写着御笔，命我考察访问后向青宫禀报。我于是启奏说：“临濠的古迹，只有涂山、荆山最为著名。考察图经，涂山在过去钟离县以西九十五里，荆山也在县以西八十三里。两山本来相互连接，淮水绕过荆山背后，神禹凿开山体，使水流经两山之间，他疏导开凿的遗迹至今还在。人们感念他的功劳，到现在仍不能忘怀。”青宫说：“到了中都，应当一起去游览。我将渡过淮河，在王庄打猎；先生应当沿水逆流而上，到达今怀远县治等待。”我奉命前行，于洪武乙卯年冬十一月己巳日开船，庚午日天色将晚时才停泊在县城西门，而青宫已经在城门东五里处驻跸了。辛未日，我上前拜谒青宫，他非常高兴，下令壬申日游览二山。我到期后，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住在船中。黎明时划船到涂山，拖着脚、拄杖进入山中。山旁的废墟旧日全是民居，先渡过石桥，又曲折向北，层层垒石作为墙，那里有许多种植椒树的园子。走了三里多，看见一块大磐石，青色和绿色交错，石体颓然倾斜，便靠着它坐下。仔细看去，石上交错密封着苔藓，其中有草从石上生出，高一尺，花朵很可观赏，不借助泥土也能生长。人们把它取下悬挂在屋檐之间，称为石莲花。” 又走了约四里，岩石高低不平，插立在道路左侧，倾斜得仿佛要飞坠下来；又走了约二里，游径进入灌木丛，抵达山崖的缝隙，那里积存着一泓泉水，味道非常甘美，上面覆盖着野生茨草。四圣水亭从这里取水来祈求降雨，多次应验。又走了一里多到达山顶，禹庙在那里。庙已经毁坏，只剩下颓墙破旧的础石。我游览时环顾四周，只见长淮从西边流来，涡河向北汇入；寿春、临濠、宿州的境地，全都隐没在茫茫昏暗之中。我遥想南北战争和屯戍之处，久久为之感慨。山下聚落非常繁盛，庙史说这里名叫禹会村，是大禹会合诸侯的地方。房屋密集如梳齿，移步进入庙中。庙前有一株杏树，大得可以遮蔽牛；左右参差生长着两株柏树。树的东边放着一个小瓮，杏树枝上的水时时津津地滴入其中。庙史说：“每天清晨雾气四面聚集时，水会更多，来势像泉水一样，可以代替井水汲取。”有两块石碑，上面大书“有夏皇祖之庙”六字；下方一块刻着宋庆元初年州守刘仲光亲自撰写的祈雨记，另一块也记载祈雨之事。皇甫斌在绍熙庚戌年来任郡守，命钟离县尉丁大荣刻石，碑文尚未剥蚀，文字还可以读。又从庙西沿石坡下行，只见巨石危然立着，像一个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远远望去，像一个端庄站立的老妇人。相传这是启母石。庙史说：当地人常常宰羊杀猪来祭祀它，甚至有人用脂粉装饰它的面貌。听到这些，我不觉失笑。山坳中旧有僧房，如今已经废弃很久了。等待鹤驾没有到来，忽然使者到了，说随从的士兵马匹很多，没有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再来了。话还没说完，只见旌旗如锦绣一般，摇曳着登上荆山。我也下到山麓，进入县庙，看见所题的神号鄙俗浅陋，便弃置不看。出庙后阅读祖无择所作的《歌京口》，孙临为之书写碑文，大概是祖无择被贬为寿春太守时经过这里所作。又向北经过县治，转向东走，约三里，到达荆山。梁、魏交战时，曾依山筑堰，用来灌溉寿春，遗迹至今清楚可见。又走三十步，山崖宽阔如屋，侧身进入，石面平坦如床，座位足以容人，称为卞和洞。从西面上山，又走约一里，经过避雨石，石头斜倚着可以避雨，所以得名。又走六十步到产玉坡，奇石成排排列，黑色石质、白色边缘，灿烂如雪。西边有玉池，但荆棘丛生、道路难寻，不能到达。景彰想引导我游览青峰庵，我因脚累便停止了。当时青宫已经到远郊打猎，我于是登船先回中都。关于这两座山，见于记载的说法大多相互乖异。先说涂山，《春秋左氏传》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杜预注说：“在寿春县东北。”有人说今天的濠州就是那里。《国语》《史记》却又说禹在会稽会合诸侯，因此会稽也有涂山。《吴越春秋》也认为涂山在会稽，并且记载了涂山之歌。应劭说涂山在永兴郡，有人说今天的会稽萧山县就是那里。这样两种说法已经不能一致了。至于苏鹗《演义》又说涂山有四处：第一在会稽，第二在渝州，第三在濠州，第四在当涂。然而这些地方都有禹的遗迹，有人于是说大禹治水确曾遍历天下，而会合诸侯实在会稽的涂山。柳子厚《涂山铭》以及苏子瞻、子由的《涂山诗》，所指在濠州的涂山，都不正确。这是我存疑而未能决定的一点。再说荆山，荆山就是楚山。楚国的先王熊绎开辟居处于荆山，乘柴车、穿破衣，在草莽中居住。传到成王时才兴盛，又传七代到昭王时，才迁都郢。昭王曾说：“自从我的先王受封以来，疆域所望不过江、汉，黄河并不是楚国能够取得的地方。”由此可知楚国的封疆。郢就是今天的江陵，那里有荆山，又名景山。荆山本来就是楚国的称号，把它说在这里确实很合适。世人却把荆山指为濠州。濠州是古代钟离子的封国，和寿春接近；楚国自昭王以后，又传了十一代到考烈王，才迁都寿春。韩非子所载卞和献玉的故事，发生在厉王、武王、文王三王之间。昭王承接武王，已经相隔十世。三王之时，钟离何曾属于楚国，怎么能硬说卞和来到这座山呢？《新序》又说抱玉哭泣发生在共王时，杂记又说发生在怀王及其子平王时。平王是昭王的父亲，向下距怀王九世；共王向上距武王也有六世，为什么会颠倒错乱到这种地步呢？这是我存疑而未能决定的第二点。大体说来，山川遗迹如果不是以经史为依据，大多不可信。像葛洪的丹井、郭景纯的墓，到处都有；即使凭借高明的智慧，又从哪里辨别它们的真伪呢？如果一定要取可信的说法，涂山应当考据《左氏传》，以寿春为正；荆山应当以各史传为依据，以江陵为正。

译有人说涂山氏是古代国名，大禹曾娶涂山氏的女儿，这是另一种说法，与这里完全无关。我已经老了，各种书籍几乎都忘光了，所记得的未必没有错误，姑且借游览记事把这些写下来，博同游者一笑。同游的，大概有太子正字桂彦良、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以及景彰。后一月某日记。孙忠愍侯坟记 侯名兴祖，字世安，姓孙。世代都是濠州人。祖父六一府君，追赠中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乐安郡公；祖母陆氏，追封乐安郡夫人。父亲遇仙，封骠骑上将军、副大都督府事、上护军、乐安郡公；母亲谢氏，封乐安郡夫人。妻子王氏，也封乐安郡夫人。有两个儿子，名恪、斗；三个女儿，都还未出嫁。侯年幼时，胆略气概已经雄健。元朝气数将尽，四方像鼎沸一样动荡。侯跟随大军攻取和阳，随后渡过长江。凡是征讨之事，他总是率军跟从。攻取姑孰，接连进攻溧水、溧阳。元兵在采石修筑水寨，扼守长江险要。侯与军队共同攻击并击退他们，于是平定建业，攻下毗陵，被授为右郡先锋。随后攻破宣城，攻克宜兴，征讨婺、越、衢、舒、池等州。伪汉向东侵犯，在龙江鏖战，大败其军，擒获和杀死的超过一半。升任统兵元帅。接着攻打入阵指挥营于瑞昌，击败了他们。进兵攻打南昌，升任天策卫指挥使。伪吴包围安丰，侯又前往救援，立下战功，转任飞熊卫指挥使。当时安陆、滁阳、通泰都还没有归降，大帅攻取这些地方，侯也出力很多。于是镇守徐州，军纪严明，敌兵不敢侵犯。升为骠骑大将军、副大都督府事。还未来得及接受诏令戍守北平，便前往征讨沙漠，与元兵激战，终于战死。那是洪武三年某月某日，享年三十三岁。事情上报后，诏令追赠推忠宣力效节功臣、龙虎上将军、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燕山侯，谥号忠愍。配享开平忠武王庙。又诏令翰林学士臣濂为他撰写墓志。侯志气豪迈不凡，以身许国，亲身经历百战，是当世忠臣，可以说是豪杰中不同寻常的人。一旦为国事死去，他的遗孤不能迎接尸体安葬，于是占卜在这一年某月某日，把衣冠埋葬在州中钟离县皇乡某山的原野上，修筑坟墓以标明所在。古代坟墓一定有记文，用来记载死者的里居、官爵、死亡和安葬的年月，以示后人。如今不敢废弃这一礼制，于是摘取大概情况，刻在石上，放入墓穴之中。先大夫碑阴记 我的已故父亲府君宋公，积善深厚长久，却没有亲自享受其报应，把这些福泽用来覆盖、庇佑后人，使不肖的我濂得以遇上昌盛的时代，愧以文章侍奉皇上，给青宫讲授经书。在侍奉皇上左右的日子里，不敢稍有离开，于是派遣殿廷仪礼司序班曾孙慎游，奉持制书到墓地祭告。不久之后，我升任翰林学士承旨，按惯例可以追封两代，于是又追赠先父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先母淑人；追赠显祖考亚中大夫、太常少卿，显祖妣金氏淑人。而追赠的诰辞是皇上亲自撰制的，褒奖赏赐格外优厚。我又蒙恩获准退休归乡，才得以亲自到墓地像当初一样祭告。只是皇上的仁德如天，广大无边，恩泽下及九泉，远远超过前代，我深怕没有办法把它垂示久远，于是请求前丞相汪公朝宗大书所追赠的官职封号，刻在墓前，一方面用来夸示皇上的赏赐，一方面用来彰明先人的德行，使后世万代子孙思念忠诚、思念孝道，永远不忘君亲。这大概就是我濂深切的愿望。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谨记；介孙中书舍人璲书丹篆题。

译龙渊义塾记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苍章溢君新建龙渊义塾。龙渊就是龙泉，为避唐代讳而改用现在的名称。相传这里就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至今还有一条水名叫剑溪。山深水阻，距离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很远，有的相距二三百里，即使最近的也有一半路程。乡里的子弟没有地方求学。章君的祖先曾经以此为忧，谋划创建桂山、仙岩两所书院，因为没有固定产业，未及完成就都废弃了。章君对此深为忧虑，和几个儿子商议说：“没有田产，就没有义塾，这怎么可以呢？”于是节省各种费用，把余钱拿出来，买田扩充到一百五十亩。他妻子的亲族陈京兄弟听说后，拿曾祖父适斋先生遗留下来的二百三十多亩田来资助。章君说：“我的事情成功了。”于是选定官山北面的一块地，创建燕居之所供奉先圣，并以先师配享。春秋两季举行舍菜礼，旁边排列四斋，名为逊敏、知通、敬乐、博约，用来安置学生。后来扩建正义堂，每月初一和十五鸣鼓集合众士，申明告诫五伦之教。前面修建大门，题榜为“龙渊义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日〕 用砖铺设道路，使它通达东西；前后有灌木和美竹遮蔽，显得郁郁葱葱。每年聘请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士人担任讲师；学生学业有进步的，每月给予奖励；才智聪颖而家境贫寒、不能携带粮食来求学的，给予资助；对于不遵守教令的人，则连同其家人一起处罚。田赋收入和支出由主持义塾事务的人管理，每日使用都有账簿，每月考核盈亏，每年考核两次；有余钱就另行储存，再增加购置田地，以扩大义塾事业。石华、象溪两处又分别设置义塾，教育陈氏族中年幼的子弟，等他们长大后才到龙渊接受学业。这就是大体情形。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石抹公听说后赞许此事，下令本郡免除义塾的科差徭役，使它不必承担任何差役。章君已经列出规条教令，编次后刻在石上，又担心后来的人不能始终保持，于是派人来请我濂作记。古代建立学校，虽然制度有大小不同，但用来引导民众、扶助世道的原则始终只有一个。养民失去方法，百姓就会贫困；教民失去方法，百姓就会暴乱。贫困便流转为盗，暴乱便转而为邪，这两者都是祸乱的开端。因此先王十分重视此事，二十五户的闾，一定设有左右两塾；塾中一定有教师，教师一定由做过官而年老居乡的人担任。龙泉过去是浙水以东的文献之邦，水心叶氏、正则西山真氏、希元实氏先后以学问著名；声气相感、人才辈出，取得高科功名、主持雄藩政务的人接连不断，当时的文物确实兴盛。距离如今还不到百年，继承这种传统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难道是风俗崇尚不同，竟然有古今之别吗？其实也只在于学校兴盛还是衰败、达到什么程度罢了。章君看到了这一点，不像时俗那样封闭守财、吝啬固守，把置办产业作为肥大家产的计谋，而是开办义塾、聘请教师，以便继承先世的美好事业。他立志十分宏大，所建立的功业也十分广大。陈京兄弟乐于行善、喜好义举，帮助他成就此事。若不是适斋先生长期涵养所留下的恩泽，又怎么能达到这样呢？章君的子孙，应当早晚都以继承先志为自己的事情，不要使自己家产丰厚便自私自利，不要让蛀虫般的私欲从中作乱而引发争端，不要亲近异类而败坏常道，不要结植朋党而彼此抬高或贬低，这样或许才不辜负章君的心意。假如有人违背这些原则，陈氏族中有端正刚直的人，应当加以匡正。陈氏如果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那么乡尹、里师难道没有勇于行义的人吗？都可以纠正他们。乡尹、里师又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那么县令中贤明的人，应当扶持建立并振兴发扬它。这样，章君的义塾就可以世代相传而无穷尽。即使如此，难道能不作长远的考虑吗？凡是具有人形体的，谁没有人心呢？如果读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战战兢兢，忙于守护它还来不及，何况敢于毁坏它呢？因此写下来作为记。这一年十月，具官朱濂记。长洲练氏义塾记 皇上即位建号第八年，认为天下已经安定，而教化百姓、改善风俗的方法仍有不完备之处，于是下诏郡县：凡是乡里都要开办义塾、设置教师，地方长官按时督促考核。从此即使偏远贫穷的乡村，也没有不设学校的地方。吴郡长洲县尹山一带人口繁多，风俗贪利，长久不知教化，有关官员偶然遗漏，没有举办学校。大姓练壎自称其父文达从睦州迁来居住，曾经有志于此却未能实现。如今圣明诏令如此，而义塾还没有及时建立，他恐怕这不符合朝廷教化百姓的意旨，于是和弟弟篪商议，平整高地、治理树林，建造三间堂屋作为讲习之所，旁边修建四间房，供睡眠、居住、烹饪和盥洗使用；延请儒士高平范焕担任教师，使乡里的子弟前来学习。划出三十亩田供给费用。工程始于洪武十一年正月，经过七个月才完成。他把全部情况报给县、郡，郡里认为合宜。练壎于是写信来请我作文记载成绩。古代治理国家，方法虽然详细，但不外乎养民和教民而已。养民失去正道，百姓就贫困；教民失去正道，百姓就暴乱。贫困便流亡为盗，暴乱便转而为邪，两者都是祸乱的开端。因此先王十分重视，二十五户的闾一定有左右两塾，塾中一定有教师，教师一定由做过官而年老居乡的人担任。所以那个时代没有不学习的百姓，没有没有学校的地方，也没有邪僻、淫靡的风俗；刑罚设置在那里却无需使用，祸乱和灭亡没有从中产生的途径。后来强大的诸侯想要图谋实现自己的志愿，彼此毁坏《诗》《书》和六艺的典籍，使教化败坏而不能施行，但这样仍过了几百年才彻底断绝。一个百姓也不忍心背叛君上，教化感化人心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自秦代以来，没有教化的国家就灭亡，有教化的国家就保存；得到正确方法的兴盛而延续，失去正确方法的衰败而短促。千年以来一直如此。皇上奋然怜悯前代的过失，大规模设置学校来教导百姓，希望使天下民众都沾染礼义的教化，这与先王的心意有什么不同呢？练壎并没有教化百姓的职责，却能以此改善乡里的风俗，谋划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君子吗？君子的作为，贵在能够成为天下的法则。将来三吴的名门大族，如果人人都能竭尽力量奉行皇上设学施教的意旨，来教化乡巷百姓；乡巷百姓都知道崇尚礼义，以犯法为耻，像成周时代一样，那么大概就要从这里开始了吧？姑且把这件事刻下来等待将来。

译养亲园记 天台杨君子善拜访我，请求说：“我子善年轻时学习进士业，跟随陈用晋、彭允诚两位先生学习，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不利，于是放弃了。后来海内不安，我奉养双亲远逃山谷，艰难险阻无不经历。到如今真人开启运数，天下六合归于一家，幸而能够回到祖先的破旧房屋。我暗自想，年轻力壮时，曾想求取一点官禄来荣耀父母，东奔西走，没有一年安宁，早晚省视父母的礼节荒废了，音信也疏远了。如今能够在双亲膝下盘桓，家公年已七十二岁，固然幸运而且身体康健，但白发已经垂到颈部，牙齿也将要松动了。母亲的年岁与家公相同，又多两岁，瘦弱得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出入时气息仅仅相连。我怜惜他们年华将逝的心情，常常怦怦不安。听说申椒这种植物，性质温热、味道辛辣，能够补益气力、延年益寿、明目生津，是我的双亲适宜服食而不能缺少的东西。于是选取家宅南面几亩肥沃土地，加倍耕耘、十次除草，使土壤疏松而盐碱化，筑成笔直的田畦，每畦沟渠超过三尺，各种一株椒树，数来将近六百株。四周修筑围栏加以防护，使羊牛不能践踏。夏气正盛时，红色果实颗颗饱满，缀在枝间，举手触碰，浓烈的香气畅达于四周。于是我和子姓子弟一起采摘椒实来奉养父母，有余下的便拿到千家市出售，得到钱后回来买鱼沽酒，供父母欢娱。穿着彩衣起舞，每次都唱歌为父母劝酒，歌道：‘我种下椒树，果实累累。只管把它采摘下来，它的香气丝毫不减。只因为它可以延年，可以生津。真快乐啊，真快乐啊，我用它来奉养我的双亲。’只要歌唱起来，双亲也欣然为他斟满酒杯，醉倒在地。如今我子善虽然出仕，有俸禄可以食用，遥想这座园子，醒着梦着都不能忘怀，希望我为子善记述此事。”我听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孔子认为这是平民的孝道。解释的人说，这是顺应时令，辨别五土所适宜的作物，播种来奉养父母。古代的士人，早晨出去耕作，晚上回来读圣人之书，也不过是平常的事情罢了。后世风俗渐渐衰薄，天一亮便起身，从事于末业，才有不知道亲自耕作来奉养父母的人。像您子善这样，在世道颠沛、波随浪倒之时，仍然坚定不移，不正是在实行古人的道吗？”虽然如此，子善凭借茂才身份应召出仕，处在圣明时代，如今已经担任京府丞而辅佐治理教化，就应当守护尊贵富有的地位，保全国家，调和人民，以此作为孝道；与平民的孝行相比，其中有不能简单相同的地方。子善一向研习明经之学，见识卓越超群，有些地方不是常人所能赶上的，难道不能认为我的话是正确的吗？我年纪更加老迈，实在不足以作文用力。虽然我推辞子善的请求，他的请求却更加殷切，于是提笔为他写下这篇记。朱氏家庆图记 浦阳江边有朱仲贤，年近七十；他的高寿母亲尤夫人已经历九十二个春秋。她仍然康宁，饮食和常人一样。每当四时气候和适，寿母便出来坐在鞠隐堂中，仲贤率领家属分立左右，举杯祝寿共同欢乐，乡里观看的人无不徘徊叹息、羡慕不已。县学官张正卿君独自说：“这也是罕见的事情，不能不记载。”于是命画师绘制《家庆图》，装裱成卷，拿给金华宋濂看。他指着图说：“白发垂颈、神色安宁康健、端坐在榻上的，是寿母。她右边戴着有褶饰冠、张开双手向前趋行的，是长子；戴角巾的三人，是从子男子。五名戴冠者和一个童子列在他们后面的，是孙子。两个儿子夹着书册，慢慢行走、相互交谈的，是曾孙。图左边穿着盛装、参差站立的，是四个儿媳。三个孩子，两个大的带着一个小的，手里拿着菊花的，是曾孙女。右上方重叠站立的四人中，两个抱着婴孩，一个献桃，一个捧茶杯的，是四个孙媳。一人俯身倚在榻上，一人牵着寿母的衣服，一人满面喜色侍立在她旁边的，是三个孙女。”指点完毕，合计共有二十八人。张正卿又说：“先生是史官，您的文章在海内必定为人相信，希望您作序来传扬此事。” 唉！“寿”这个字说的是长久，是人最难以得到的东西。然而有了长寿，却孤独地独居，这不算寿；有了长寿，却连早晚的事情都无法谋划，这不算寿；有了长寿，却不能使身边的人孝敬奉养自己，这不算寿；有了长寿，却身体瘦弱、气力衰微，十天有九天生病，这不算寿；有了长寿，却灾祸接连侵扰，内心没有安宁，这不算寿。如今寿母享有这样的高寿，尊贵安宁而没有疾病，孙子们秩序井然，都能尽心奉养，家道丰裕，心志愉悦，既没有上述五种缺憾，又有自得的快乐，难道不是罕见的事情吗？张正卿作此举措，是合宜的，并不过分。而且古人最大的愿望，从前就说一是长寿，二也是长寿；不只是希望自己长寿，也用来祝愿别人，难道不是因为长寿出于上天，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吗？假如真有这样的人，确实值得歌咏。如今我们婺州向来号称文献之邦，振响黄钟般宏大的文章、裁剪纷繁华美文辞的人比比皆是，难道不能为仲贤撰写赋颂吗？

译戴亭张氏谱图记 张氏出自姬姓。青阳氏第五子挥担任弓正，最初制造弓箭，确实张设罗网来捕取禽兽，主管祭祀弧星，世代掌管这一职务，于是赐姓张。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他的后裔侍奉晋国，成为大夫张侯；张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趯生骼，骼的孙子名抑朔。到三卿分晋时，张氏侍奉韩国。韩相开地生平凡，平凡辅佐五位国君；平凡生张良，字子房。他的孙子后代繁衍，分布在四方，有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武威、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个郡望，大体都是张良的后裔。所以唐初把清河定为乙门，其来历已经很久远了。句容戴亭张氏从汴地迁来，始祖是大理评事，大都出自四十三族之中。屡经战乱，图谱丧失，已不能说清是第几代。大理评事生谦，传三代到邦宁、邦显。邦宁生孝仁、孝荣；孝仁生景逢；景逢生应珍、应兰。应珍生乡贡进士志礼；孝荣生溧阳学谕景先，次子元英、景明；景先生应开、应熙。元英生玉山教谕应辰、金坛税务副使应麒，其次为应麟、应时。应麒生四个儿子，于是迁居金坛。应麟生志远，志远生文贤，文贤生允邻、允达、允成。景明生应和，应和生志颖，志颖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显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云霓，云霓生天麟、天锡、天福。天锡生文昌、文昱、文圭。文昱任青阳县知县。从谦到现在已有十二代，分成三十四支，族属人数将近数百人。科举兴盛时，曾有五人通过选试，各有其人；他们冠帽整齐、衣冠济济，讲述道德，谈论唐虞，纷纷而从容。有人到他们那里去，只见房屋鳞次栉比，道路交错纵横，早晚往来于诗书礼乐之间，竟然迷失了东西方向。所以故乡称为望族的，第一说戴亭张氏，第二还是说戴亭张氏。此前，应和曾在谱牒废失之后搜集材料绘制族谱，还没有详尽完成便去世了。他的孙子文原出来补足缺漏，请求推官申屠駉作序，不久又因战乱废弃。文原的侄子允达，担心时间越久忘失越多，于是根据耳闻目见所记，疏理出大概，来拜见我说：“先生在太史氏任职，您的话一定会被世人信任，希望不要鄙弃我，为我把这些文字写在碑上。” 我于是没有推辞，按照史书表谱的方法，写下这些留给他。唉，图谱这种事，若不被重视，甚至史官制度也不设立，大宗小宗的制度就会废弃，也没有人讲求。允达能够对修治图谱如此恳切，也可以说是贤能了。允达有士人的品行，尤其谨慎对待先世遗留下来的文章，把它们装裱成卷珍藏，对于尊崇孝道、扩大敬意的道理，大概有了认识就没有不去实行的了。

译西瓯黄氏家牒记 黄氏本是陆终的后代，受封于黄国，正如《春秋》所记载的“黄人”。后来被楚国所灭，子孙流居江淮之间，以国名为姓。宋朝末年，有名定的人，家居扬州六合，任兵马副都监。元兵攻打扬州，黄定和大将一起与元兵鏖战，战败后带着妻子儿女越过浙江，居住在处州龙泉。后来襄愍公索多率军攻打处州，黄定又跟随州军出战，到了九里潭，力尽被擒。索多命人剥去他的衣服，把他反绑在树上，弯弓对着他说：“快投降！快投降！不投降，箭就穿透你的心了！”黄定毅然不为所动。黄定的小女儿南金听说后，独自哭泣说：“女子在紧急时没有用处，这个道理确实不假。我虽然没有才能，难道忍心看着父亲列入鬼籍吗？”于是脱下簪珥，披散头发、满面污垢，骑马去拜见索多，说：“将军平定江南，对于有一才一艺的人，应该不忍心抛弃；您有大将的谋略，为什么要把他置于死地？即使杀死他，也只会使其他敌人对将军更加坚定反抗之心，实在没有益处。因此我含羞前来进言，将军如果不听我说，请让我和父亲一同死去，我发誓不独自求生。”索多认为她有义气，立即命人解开黄定的捆绑，让他隶属自己部下，一同在闽中攻掠土地，权且授予忠武校尉、建宁路下千户，并命他率精兵攻打延平的沙县。黄定叹息说：“我是宋朝的臣子，不能为国而死，额头都要出汗了，怎么还能出兵攻打它呢？”于是以疾病为由坚决推辞，寄居建宁瓯宁，准备在那里终老。五年后，又被提升为泗州五河县尹，官阶承务郎；还没有到任期届满，就又弃官归乡，最后以高寿去世，葬在城南莲华池上。黄定娶某郡连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任郢复翼总把，总把是军职。世虎勇猛有力，能够用手握断巨竹。只有世衡有后代，其余都没有传嗣。世衡也娶连氏，生三子：义夫、老柱、细良。死后葬在寿山的原野。义夫字世忠，娶建安陈善足，生四子：同寿、众嘉、如蒲、普保。死后葬在圣佛坛的山冈。同寿、众嘉早夭。如蒲字子谦，娶建安张鼐，生四子：仁、义、智、贵。仁字渊静，以《易经》参加乡贡进士考试，名列第四；因性情温厚纯正、擅长辞章，被选为太常赞礼郎，官阶将仕佐郎，娶泰州张惠。义字永宜，智早夭。贵字用和，是王氏所生。普保字居德，十六岁时，在郡学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后来精通《易经》，参加乡试，于是有人向朝廷推荐他，被授忠州酆都丞，娶某郡张淑寿，生二子：炳、烔。炳早夭。老柱喜好武艺，娶某氏，生一子闾；他所学习的本领像父亲一样，后来死于军中。细良娶某氏，生一子，名字不详。当初义夫去世时，如蒲八岁，普保四岁，家中事务极其艰难。陈氏因为黄家是做官的家族，坚守冰雪般的操行。过了五年，她的外伯父冯翁极力改变她的志向，把她嫁给同乡同姓的黄清，字寒潭，正是桂甫的儿子、宋代孔目官某人的孙子。黄清抚养教育两个孩子，为他们选择名师，教授诗书，不亚于亲生父亲。两个孩子也感念他的抚养之恩，能够孝敬奉养他；无论生前侍奉、死后安葬祭祀，终身没有违背。黄清的弟弟黄净，已经生有儿子珉，珉又生了儿子福慧。孔目官这一宗族，应当不会衰败。如蒲后来回来奉祀五河君，他的儿子仁曾跟随我学习明经，间或修治家牒，使后人有所考察，于是请我作序。我听说氏族之学，是古人非常重视的，用来说明同异、辨别亲疏、分别是非。大概气血相贯、呼吸相通，只有正统世系相传才是这样。假如掺杂其他姓氏，这就像莒人冒认鄫国后裔一样，不可不谨慎。寒潭本来与他们同姓，他家承继血统已经有明确的人；子谦自己称呼寒潭为父亲，这就接近合乎礼制了。何况五河君凭武功显达，而居德、仁又分别凭诗书兴起家业，以文取代武，更可以看出他们能够光大本宗；他们的显赫荣耀大概还没有止境。因此我不推辞，为他们写下这篇记。《诗经》说：“子子孙孙，不要废弃、永远承继它。”黄氏的后人，更应当想到谨慎自守啊。

译俞巨川墓记 我辞去官职居家，澄坐在静轩中，每天与造化相游，凡是文墨方面的事情，一概推辞不做。忽然伏龙山海禅师、金华童子阳同、丽水俞原善接踵来到我家。禅师替原善致辞说：原善名善衞，居住在括苍的丽水。他的先祖有名德的人，曾任松阳校官，从此以诗书为业。校官生义，义生通，通生明。家道虽然逐渐富裕，却敦厚朴实，不因外物而改变。早晨出去耕作，晚上回来读古人的书，以柔仁自守，同人说话唯恐伤害对方的意气，尤其害怕胥卒，简直像躲避虎狼一样。他的脚步从未踏进官府，科繇的摊派和征求，有势力的人都替他承担了。他人送来的财货贿赂，任凭对方所命，不敢说一句计较多少；幸而对方听从了他，他就立即闭门自喜说：‘我们家没有忧患了。’明生涞，字巨川，年纪还不到弱冠，看见祖父过于柔弱，慨然说道：‘如果守着这种作风不改变，难道还足以立家吗？’有时遇到州县的事情，巨川奋身直前，向上官行揖拜礼，一切都不越过礼节。官吏想要营求奸利，他就追究到底，不让奸弊蔓延。凡是他有所预先防备的事，早晨接受命令，到日落时便召集豪强，互相告诫说：‘这个人才能和智慧都完备，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可以欺负，我们应当谨慎避开他。’ 从此他家安定和睦，连鸡犬也不受惊扰，财产产业日益丰盛。然而他笃守伦理品行，喜欢行善而不知厌倦。他的二弟巨渊患风痫病，巨川日夜忧虑，像自己患病一样，聘请医生、调治药物，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至于煎炼药物的火候，必定亲自察看。巨渊去世后，他抚养他的两个儿子，尤其给予恩惠。乡邻之中，孤儿寡妇，年老而且有病的人，贫困无依靠的人，他都赈济救恤，唯恐有所遗漏。俞源有两座桥，一座叫利涉，一座叫康济。溪水暴涨凶猛，转眼就会冲毁。巨川怜悯渡河的人深受其苦，便都重新建造，使人走在上面如同走平地。离家十里左右有慧力古招提，荒芜废弃，无人修治，荒草荆榛高得遮没了人。巨川为它建造殿堂、门庑，庄严供像，全部完备；又具疏请碧潭澄师主持寺中事务，并施舍《毗卢藏经》充实寺院。樊岭▯仁寺，屋宇虽然高大，但佛教诸像还没有完成。巨川召集良工，塑土造像，这才具备了寺院的规制。他存心行善，大多就是这样。六十三岁时，于至正乙未六月十日死于家中。某年甲子某月某日，葬在北山山麓。巨川娶陈、颜二氏为妻，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原善，既有学问又有品行，曾跟随许文懿公的门人游学。他的二叔巨渊葬在浅土中，原善便挖穴于父亲墓旁，将二叔奉葬在那里。又拿出私钱，修筑孝思庵，购买若干亩田，把田租收入用于祭祀，一丝一毫也不拿来烦劳二叔的儿子们，乡里人士都称赞他。次子善麟，次子善诜，次子善护，女儿三人。汤源、吴华、高听，是他的女婿。孙子二人，某、巨川。巨川为人外表刚毅而内心慈惠，遇事以诚相待，稍不崇尚浮华文饰；通晓儒术，旁通医药、卜筮之学，喜爱仁义如同喜爱财利。如今不幸已经去世了。原善仰慕太史公的声名，并非一天了，只是没有办法亲自通达执事，谨请我等替他预先引见，希望太史公垂怜施恩，为墓上写一篇铭文。于是原善出来，像先前一样拜了两拜提出请求，而且语气更加恳切。我曾同诚意伯刘公伯温、御史中丞章公三益一同在朝廷任职。两位先生都是括苍人，每当品评乡邦人物，总是称道说：‘丽水俞巨川，是仁人。’他家世代以积善著称，我本来已经听说过了。如今因原善到来，又更加详细地知道了这些事。然而行善的人应当有后代，不只是巨川能够光大他的宗族，他的后裔享受前人的福报，也应当没有止境。爵禄来到时，谁能抵挡得住呢？我不推辞，替他作铭。铭文说：别人强悍如狼，我仁厚如麒麟；别人虽然愚顽喧嚣，我却正直盛大。因此才智聚集在后代身上，家中余庆永远在善人一方。紫绶金章，必将使他的门第更加显赫。《金溪县义渡记》抚州金溪县南面若干里，旴水与清江合流注入汝水，称为东溪。这里是四方通达的要道，人所背负的、物所装载的，都从这里经过。溪面宽阔，不能架桥，必须借助船只横渡。水势上涨时，船夫把船靠岸，借机索取钱财，过了很久也不能立即渡过；有时水落水势减弱，冰霜寒冻，人们往往挽起衣服赤脚前进，仿佛踏在刀刃上，大家都以此为苦。溪边有一位品行端正的士人名叫何有华，怜悯地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忧患，砍伐坚木造船，放置在急流往来之处，聚集几十人便渡他们过去，后来的人也同样渡过。他划出田地供养船夫，从早到晚，船夫不敢片刻远离。船坏了就重新修造。《周语》说：‘辰角星出现，雨季就结束；天根星出现，水就干涸。雨季结束便修治道路，水干涸便架设桥梁。’这些本来是主管官吏救济行人的常事，起初并不应当责求百姓。何有华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能够补助官府政令的不足，难道不能称为贤人吗？有华字祥瑞，周济穷困、扶助危难，修砖路、架桥梁，他所做的事情大概还不止这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译《天台广济桥记》天台县西面二十里有座山叫鹧鸪山，两条水流发源于其中，合流到长洋，又折向西行，与大溪汇合，然后浩浩荡荡向东流去。夏季暴雨、秋季连绵阴雨时，水势突然上涨，奔腾冲击，咫尺之间也像隔着胡越。乡里人堆石造小桥，不能消减水势的怒气，最终都被水侵蚀冲毁。县中大姓洪绍生为此忧虑，于是召集子弟族人商议，在深水中层层筑基，从山上凿取石块，使石块像犬牙一样相互嵌合，像鱼鳞一样密密排列，架成高桥。桥高按尺计算有二十五尺，长度是高度的两倍。桥两侧用石栏翼护，和桥面相平。东西两边各用砖砌堤二百余尺，旁边修筑三间庵屋，时常请浮屠惠澄守护。工程始于至正己亥年三月，至庚子年十一月完工，耗费钱一万缗，役夫一万一百人。桥建成后，隐约如彩虹横跨空中，既截断险要，又便利渡水，于桥上向下看飞腾的水涛，如同走在席褥上，于是命名为广济桥。我听说桥的名称始于殷代，到秦汉时有很多不同称呼，虽然大小有所不同，但济助行人的功用却是一样的。世道衰败到有人拔一根毫毛来利物，便勃然大怒；他们看洪绍生一家见别人患难如同自己患难，能有几人呢？唉！像洪绍生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为施惠于人的人了。过去蔡防记述万安渡石桥，不过一百二十二字；后来叶正则作《利涉桥记》，却有六倍那么长。我斟酌繁简，写成这篇记，让它刻石流传。绍生字传可，他的先祖有名汉的人，唐末从浦江海塘迁来；世代多为儒者，到绍生时更加努力务本、崇尚义行。他的儿子叫居安、居易、居息，侄子叫梦能、济浩、福翁、禄翁。居易就是来请我作记的人，如今是国子生。《玄武石记》吴兴林君静喜爱道家学说，侍奉玄武神尤其谨慎。一天早晨出城前往虎林，忽然遇到一位头发挽成髽髻、眼瞳方正的羽客，向林君作揖说：‘我和你生来同乡，你为什么突然要避开我呢？’林君问他的乡里居处和姓名，他笑而不答；林君再三追问，他才说：‘我就是李自然，寄居在鳌峰紫阳庵。’说完，飘然离去。还不到夜晚，林君梦见那位羽客拿着龟和蛇，缓缓走来，对他说：‘你能到鳌峰去吗？我在那里等你。’林君觉得奇异，第二天便出发。到了那里，遇见龟蛇从洞中出来，过了一会儿便不见了。林君于是挖掘地面，得到一块像鳬卵的石头，圆而黑。洗净观看，只见玄武神头戴黄帕，按剑坐在云中，龟蛇在下面；衣袖飘动，像淡金色，背上的纹理外面是墨色边缘，里面正白；另有一只黑龟昂首，一条行蛇缠绕其旁。石上显现的形象，细微之处全都完备，即使善于绘画的人也不能超过它。林君得到它后欢喜地说：‘这就是我的玄妙征兆。’急忙到庵中寻找羽客，却没有找到。于是把石头带回，画成两幅图，请我为它作记。我听说天地运行，阴阳二气交织，自然形成色彩，自然形成形状，它的变化极其神妙。正因为极其神妙，凡是人心思虑所能想到的，万物中都可能具备。况且玄武这个名称，见于《礼经》，它用于军阵，是取法天象。玄是黑色，是北方的颜色；武，是龟蛇鳞甲的形象，取其能够抵御侵犯。过去没有听说有所谓玄武神。到了宋初，为避圣祖的讳，才开始把‘玄’改为‘真’，称作真武，并把它当作神来奉祀。他手按宝剑、脚踏龟蛇，大概是起源于道家传说吧？道家传说固然如此，可为什么圆石里面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显像呢？石头与天地同时生成，而传说是后代才有的，又为什么会丝毫不差地相互吻合呢？难道是神灵不可测的变化偶然与传说相合？还是事情尚未显现，预兆早已出现了？不只是这样，梓潼神的出现也不是古代的事。天历年间，有一位在丽水做官的韩氏，也得到一块玄石，石上纹理显出一位神，戴席帽，骑白骡，扬鞭前行，后面跟着一个黑头仆人。它同林君所得之石没有多大差别，不知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常理可以推知变化之理，而变化之理确实不可穷诘吗？人的心灵极其神妙，一个念头感应所及，小的方面草木或许无根而生花，大的方面日月星辰或许退避而显现异象。何况天地之间神灵忽隐忽现，纷杂无穷，又有什么不会存在呢？若要迎合小人的浅陋智慧，因而怀疑造化所作所为，难道可以吗？如今林君为人沉静深厚而有操守，侍奉玄武神又极其谨慎，他一定是有所感应，才使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吧？所谓‘同里’以及‘李自然’，大概是在显示万物同处于自然之中，都出自自然。知道万物都出自自然，便可以达到大道；大道可以达到，那么神就在林君心中，而不在石头上。林君要自我勉励啊！林君要自我勉励啊！林君字子山，名静。以瑶台玄史为号，博学而通晓文辞。他在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梦见羽客，那么就在这个月的晦日得到石头，也就是九月初一所说的事。

译《灵洞题名后记》兰溪栖真院的灵洞题名，是蒙斋右史范公端臣在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写。潘慈明记述右史的墓志，说他的篆书、楷书、草书、隶书都达到精妙境界。如今观看他的遗墨，潘氏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可是他所题写的姓名共有四人：题作韩无咎的，是龙图阁学士南涧公元吉；题作范元卿的，就是右史，乃瀫水人；题作吕伯恭的，是金华东莱成公；题作曾正中的，是章贡文清公曾世的后孙。题作无咎之子淲的，淲字仲止，文学成就仅次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号南涧，人们因此称淲为涧泉。成公是文清的外孙，在亲属关系上与正中是内外兄弟；南涧实际上是成公的外舅，而右史又是成公的亲友，所以他们一同来游览此处。其他那些琐屑人物，实在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成公当时正在为母亲曾夫人服丧；到这一年二月，距离吉斋妻韩氏去世已经八年，于是南涧又把次女嫁给他，像德清县举行亲迎礼那样，从五月二十日出发，到八月十一日才返回。为了到韩夫人庙中参见，南涧父子和正中一同从婺州前来，难道是因为婚事吗？起初，成公的伯祖父、中书舍人本中，亲自传载中原文献，带着它们南迁，寄居在信州广教寺。不久文清辞去广西运判，也来到这里居住。文清是孔文仲、孔武仲的外甥，又是刘器之、胡康侯的高等弟子。两位先生学问相合，因此把女儿嫁给舍人的侄子、仓部郎官大器，大器就是成公的父亲。南涧出自雍丘桐木韩氏，后来寄居广信；他的先人少师持国曾与程洛公司马温公、吕申公交游，而南涧能够继承家学，成为一代冠冕。右史则跟随叔父香溪先生浚学习经学，并且深通性理之学。像这四位君子的学问，他们的家世渊源、师友传授，尚且历历可考。当他们徘徊于山水之间时，正是要舒展精神、涵泳万象的妙理，并非寻常游玩而已。院中僧人介眉上人特别爱好古迹，每次抚摸墙间题字，都不胜仰慕高山的情思，又担心题字漫漶灭失，便磨治巨石，将题名刻在廊下。介义空胜公请我为此作记，于是我在下文疏述事情的大概。至于后来的续题，是右史弟弟俞之的笔迹，时间为绍熙三年壬子，距离前题己丑已经二十四年，而四位君子都已成为地下之人了。从壬子年至今的至正丙午，又过去了一百七十五年，人事变迁，哪里说得尽呢？只有有德之士，他们的名声不会磨灭，看见他们的名字就仿佛他们仍然存在，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亡。看到这些题名的人，也应当想到要有所自立。

译《兰亭觞咏图记》《兰亭觞咏图》一卷，相传是李公麟所画。看它运思用意、描状事物，极有构思和情致，似乎不是李公麟不能画成。画面先画兰亭一处，俯临清流，十分幽静清美。四面都是帘子，半卷起来，旁边环绕栏杆；中间放着方几，几上各有一方砚台，纸张有三卷或两卷。布置在一张几案之间，有一位美男子坐在几案后，戴着竹笋壳制成的帽子，穿着粗布衣，右手执笔，凝神仿佛在远思，疑似王羲之正在草写《兰亭序》。后面排列两个童子，一个侍立在旁，一个正在吹火，鼎中的水沸腾，正要煮茶。前面有一个童子靠着栏杆斜视溪水，溪中有三只白鹅：一只离去，一只回头顾望，一只在水面振翅飞起，夹在两只鹅之间。溪流上游都是高山峻岭，有水从山中流出，分成三级。溪水西面放着四只酒尊。一个童子左手提着衣襟，右手伸进酒尊用勺舀酒；一个童子拿着觞，一个童子拿着酒壶，分立左右。酒尊前有一张案，排列着五只觞，每只觞都有像荷叶一样的托舟。两个童子把觞放入溪中流送，另一个童子弯腰站在后面，依次接过酒觞。旁边有一根小木杖，觞漂到岸边撞上它，便被推送前行。再往西有石阶，石阶上倒扣着一只舟，排列着三只觞。一个童子拿壶往觞中注酒，另一个童子拿酒偷饮。接着画郡功曹魏滂和右将军王羲之。魏滂左手拿着卷子，回头顾望。王羲之伸出右手想接卷子；只见羲之左手拿卷子递给魏滂，还没有递出，右手执笔凝视，像是要涂改文字。然而那种风流潇洒的神态，仍然可以依稀想见。接着画散骑常侍郗昙，左右手展开卷子自己诵读。接着画荣阳桓伟、余杭令谢藤。桓伟袒露腹部坐着，左手捻着胡须，神气十分豪迈，右手拿着卷子，斜插在大带之间。谢藤解开衣襟盘腿而坐，诗思久久没有形成，握拳作出打呵欠伸懒腰的姿势。接着画侍郎谢瑰，左手把卷子拿在胸前，右手握笔抚在膝上。接着画王凝之、颍川庾友、王涣之。凝之袒露两肩，左手垂在砚台旁，右手拿卷子递给庾友。庾友和凝之一样袒露上身，拿一轴纸作卷，卷末纸张参差不齐，正用手掌把它弄齐。涣之像庾友一样袒露上身，两手抱膝，仿佛正在低声吟诵。接着画行参军事邛丘旄，他袒露上身，像涣之一样，伸出一只脚坐着，举手取觞饮酒。接着画余杭令孙统、琅琊王友谢安、行参军曹茂、府主簿任凝。孙统翘着左脚，两手交叉放在膝上。谢安翘着右脚，左手按住砚台使它不动，右手把墨磨成汁。两人相向而坐。曹茂双手拿着纸直垂下来，来回转动纸轴。任凝袒衣露出左臂，压在膝上，翘着一只脚像孙统一样，转头回望曹茂，目光炯炯。接着画左司马孙绰，他整理衣襟端正危坐，像安静淡泊、无所作为的人。接着画颍川庾蕴，他年纪很老，坐久了想要起身，右手撑地；一个童子夹扶着他的左臂。接着画行参军杨模，他上身半袒、单脚站起，弯曲一只脚，向前扬起双袖，翩翩如舞。接着画王献之、王肃之、镇东司马虞说、任城吕系、府主簿吕绵。王献之衣襟和袖子半敞，右手垂着按地，左手按膝。王肃之困倦得眼睛都睁不开，一只手捻着纸作针去刺鼻子，使自己打喷嚏。虞说袒露半身，两手展开卷子阅读。吕系面向虞说，右手撑在席上，左手从身后绕出搭在膝上，露出半条手臂，俯身靠近虞说，作出倾听的样子。吕绵脚心相对，翘着一只脚，两手拿卷子夹在膝间，身体略向一侧。接着画参军孔炽，他袒腹仰面观看天空，翘着一只脚，左手拿卷子枕在膝上，右手撑地；旁边一个童子伏在溪边，用小木杖把酒觞递给他，想让孔炽饮酒。接着画参军刘密，他袒衣而坐，左手提着衣襟，右手伸进水中，拨动水波；前面有一只觞顺流漂下，他正要伸手取它，旁边还有一只翻覆的觞漂走。接着画王玄之、永兴令王彬之、郡五官谢绎、王防之。玄之展开卷子斜着看，露出左手，右手看不见。王彬之和王玄之肩膀相对而坐，伸手借卷子。谢绎也袒露上身垂下左臂，右手拿笔压着手臂，手臂发痒，正要搔它。王防之左手举着卷子凑近观看，右手拿笔想要书写却还没有落笔。接着画府功曹劳夷、行参军徐丰之。劳夷和徐丰之相向而坐，劳夷左手拿觞，右手夹在觞旁，像要把酒献给徐丰之。徐丰之仰面观看，袖子挽到手腕以上，姿势很粗豪，右手向身后取觞，像要回敬劳夷。接着画长岑令华耆，他右手拿着觞尚未饮酒，左手捻着胡须，斜眼看徐丰之，神色洋洋，面带喜意。接着画徐州西平曹华，他侧身右手拿卷子想要阅读，左手藏在身后。接着画王蕴之、镇国大将军掾卞迪、司徒左西属谢万、彭城曹諲、任城吕本。王蕴之盘腿而坐，两臂交叉在两膝之间，一手握拳，一手舒掌，掌心覆在拳背上。卞迪半斜着身子，举手迎向酒觞，想要接取。谢万半露肩膀，左手按着纸，右手放在肘下，斜眼看着卞迪。曹諲伸出右脚，左手拿觞回头看吕本。吕本翘着一只脚，屈臂支在膝上，手拿笔贴在耳朵上，头略向后仰，像是苦苦吟诗。接着画上虞令华、茂山阴令虞谷、中军参军孙嗣茂。华袒露肩膀，右手拿笔垂下，像要扔掉它；转头正和虞谷说话。虞谷和华一样袒露衣服，右手拿着酒觞向华敬酒。孙嗣拍掌大笑，一只脚蹲踞着。接着画陈郡袁峤之、行参军王丰之。王丰之展开卷子仰头阅读，背部略微弯曲。袁峤之两掌相对舞动，像是在为王丰之击节。接着画两株垂柳夹着一座石桥，桥上有栏杆。两个童子走过桥，一个拿着器物，疑似盛着酒觞；另一个倚着栏杆。他们在栏杆边伸手指向溪中；溪水左右各有一个童子，拿着小木杖拦取酒觞，船便把觞收走。旁边有两只翻覆的觞，托舟各自漂开，还有一个童子从柳树下走出来，身体露出一半。从兰亭到石桥，溪水曲折回环，流动如龙奔行。溪右有二十人，溪左有二十二人。其中戴冠的有十二人，戴巾的有三十人，衣服都宽大并系着带子，各自坐在地上，借方形褥垫或熊皮、虎皮铺坐。砚、纸、墨、笔各自齐备；有诗作的人，名字分别系在身旁。诗作成两篇的有十一人，成一篇的有十五人，诗作不成的有十六人。每个人的姿态都不同，确实可以说是善于绘画了。如今距离永和癸丑已经不止一千多年，想象当时人物的盛况，清雅的风采和高尚的情致仍然浮动在酒尊和俎案之间，还可以凭借这幅图想见那件事。然而俯仰之间今昔不同、时代变迁，高山峻岭固然没有改变旧貌，可是昔人如今究竟在哪里呢？后世的人想要看见他们，已经不可能，只能在图画中凭空想象，也足以令人悲伤了！唉！世间万事往往如此，这又有什么值得深说的呢？只有文章辞采和功业足以流传无穷，使那些人虽然死了却仍像没有死一样。王氏、谢氏诸人就是如此；即使李公麟再生，还能把他们的相貌描画出来吗？我在朋友家看见这卷图，于是借回来记述上述事情。每当观看一次，便有无尽的感慨。

译《饶氏杏庭记》临川曾先生旦初在成均任助教时，曾拿他的乡友饶君孟持所作的《杏庭记》来请我作序。我年过六十将近七十，精神衰退，四方来求文章的人接连不断地登门，心里非常厌烦，便起身坚决推辞。先生六七次来请，始终不厌倦。我想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他这样勤恳，必定有特殊缘故，于是询问详情。先生说：‘孟持本是诗书人家，他的先祖亲手在住宅西边种了一株文杏。经历兵火之后，风吹枝条、露水沾润，它仍然挺立在苍烟之中，仿佛有百神在呵护保卫它。孟持于是依树在旁边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杏庭。然而孟持的用意，并不是把它当作观赏美景，只是一心急切地思念先祖。春日阳光和暖，生气畅达，从树根到枝梢，无不周流而没有阻隔，他便想到先祖与道合为一体，精神舒展，无处不在。秋天天高气清，叶子脱落而颜色不再润泽，他便想到所谓归根复命、返回空寂，先祖顺应时令收敛潜藏，不夸耀才能，也不以受宠自矜。早晨露水洗润它，树木容色湿润，他便想到先祖洗漱起身，整理衣冠，挺立而坐。傍晚凉风吹起，发出清冷的声音，他便想到先祖走出内室坐在中堂，仿佛自己刚刚听到他的教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一举一动、一静一止，一言一行之间，看见杏树就如同看见他的先祖。因此它对他的心志所起的振发作用，以及对昏昧懒惰的警戒作用，对于成就学业很有帮助。看看那些摘取花朵、采撷艳色来供耳目娱乐的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这件事确实关系到伦理纲常的大义，所以我不怕再三地叨扰职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听后叹息说：‘孟持也可以称为孝子了吧？从前召伯巡行南国，布施文王的政教，有时在甘棠树下休息；后来人们思念他的德行，尚且爱护那棵树而不忍伤害，何况是先祖亲手种植的树呢？孟持不能忘怀它，当然是应该的。孟持不忘记杏树尚且如此，那么先祖手泽留在书籍中、口泽留在杯盂中的遗物，所引起的感情又应当怎样呢？孟持可以称为孝子了。然而，从远处取譬于外物，不如从近处取譬于自身。孟持的身体，内在的心腹，外在的毛发肌肤，难道不是先祖一气分化而来的吗？既然是一气所分，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先祖的身体。保养爱惜失当，不是孝；登高临深，不是孝；言语行为不加选择，不是孝；忠诚节操有所差失，不是孝；处理事务不勤勉，不是孝。孟持能不慎重吗？不过，杏树只是一件外物，孟持因为它是先祖亲手种植的，仿佛亲眼见到先祖；那么对待自身，大概有些不用说就能明白了。’ 我这样说，难道不是把思虑放得太远了吗？’先生说：‘您的话说得好，并不只是替孟持歌颂。’

译《重荣桂记》庐陵周氏世代以诗书为业，有个名叫孟声的人，和他的儿子学颜，都以文章闻名于士大夫之间，所以住宅在吉水的泥田村。宅门之内有一株桂树，枝叶繁茂而纷披，白天形成大片树荫，纵横大约二亩。远远望去，树冠高大，仿佛车盖。元至正壬辰年，红巾盗贼兴起，房舍全都化为灰烬，桂树也被烧死。人们剪取它的枝干作柴薪，只有树根独自留存。过了五年，到甲申年，桂树忽然发出绿芽，树皮之间不久便旺盛生长，几年之内，枝叶蓊郁如云。东南边有两株小桂树，也毁于兵火；到这时从根部萌发新蘖，枝叶肥美。乡里的老师和里尹经过，看着它指点说：‘这不是祥瑞，是妖异。事物违背常态就叫妖异；被烈火灼烧过，内部津液枯竭，外部枝干焦黑，生机怎么能贯通？生机既不能贯通而又萌发新芽，生机从哪里来？如果说它复生是祥瑞，那么倒着生长的槐树、僵死后重新挺立的柳树，不就是更大的祥瑞吗？’有人说：‘不是这样，这是祥瑞。天地之间，凡有开端，必有先兆，其中的机理一发动，间隙便容不下一根头发。莱公感应而使竹子生笋，田氏家枯荆再度开花，大概是草木最先得到天地生气的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天地大化流行推衍，占察盛衰的人常常从这里观察征兆。’唐人把考中进士称作折桂，这大概是周氏科举成功的征兆吗？这两种说法很久没有定论。国朝洪武▯戌年，学颜的儿子仲方凭明经被乡里荐举，参加南宫会试，授任侍仪使，出任中牟令，以政事才能闻名；这以后才知道桂树重新荣盛不是妖异，实在是祥瑞。我曾听说，人事与天道确实互为表里，有感便有应，始终循环而无穷。如今用这株桂树来验证天道，又在人事上得到应验，它的祥瑞当然没有疑问。然而君子谈论祥瑞，应当着眼于人，不能让祥瑞专属于物。仲方更应当遵循德行、砥砺操守，使德香远播，既使自身荣耀，又使后人蒙受福泽。周氏的兴盛，大概还没有尽头吧？于是系诗说：‘桂树多么美好，颜色正是黄色，香气馥郁芬芳。有位士人研治经学，把它栽在庭院，用德行的芳香与它相比；头戴帕额，手执兵器，来到我的屋舍。桂树也由枯朽蔽塞之状变化，挺立着从根到梢，气息却断绝不相连。为什么那绿色的花苞，竟旺盛生长如毛发？花朵使树脂丰润，日益高大崇盛。树冠高大如车盖，展开的树荫正浓。天地大化交融，什么屈曲不能伸展？祥瑞应验如此纯美，谁还会喧哗争辩？’ ‘是祥瑞还是妖异，若不是德行，凭什么判定？德行将凭什么验证？采摘它芳香的花朵，来契合它真实的征兆。上天昌盛他家，使它枯萎后重新荣华，这个征兆极其美好。不要剪伐，不要伤害，应当培植，应当封护，用灵妙的浆液浇灌。君子说过，祥瑞应当在人；人的福气于是到来，我陈述我的诗。它的文辞不是徒然的颂美，而是用来规劝。’ 《渤泥入贡记》【附《渤泥国表》】我任职翰林院时，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来拜访，说：‘洪武三年秋八月，沈秩与监察御史张敬之等奉诏前往晓谕渤泥国。冬十月，从泉南出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到达阇婆。又过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渤泥国。国王玛珨穆特沙偏居海中，傲慢而没有臣下之礼。沈秩让译者通告说：皇帝安抚统有四海，凡日月照耀、霜露降临的地方，没有不奉表称臣的。渤泥不过弹丸之地，竟想抗拒天威吗？国王大悟，举手加额说：皇帝是天下之主，就是我的君父，怎么敢说抗拒？沈秩立即折服他说：国王既然知道君父的尊贵，做臣子的为什么不敬奉？赶快撤去王座，另设香几，把诏书放在上面，命国王率领官属在庭中列队拜谒。沈秩奉诏站立宣读，国王俯伏听诏，礼成后退下。第二天，国王辞谢说：近来苏禄起兵侵犯，子女财帛全被掠夺，必须等三年后国事稍稍宽缓，才能造船入贡。沈秩说：皇帝登临大宝已经多年了，四方国家，东方有日本、高丽，南方有交阯、占城、阇婆，西方有吐蕃，北方有蒙古各部，使者接踵行走在道路上。’ 国王说：‘现在才出发已经晚了，为什么还要说三年？’国王说：‘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惭愧没有奇珍可以进献，所以将要迟延，并没有别的原因。’沈秩说：‘皇帝富有四海，难道有什么东西要向国王求取吗？只是希望国王称藩，以表示天下没有边外罢了。’国王说：‘容我和宰相商议。’第二天，他的宰相王宗恕来见，说：‘使者的话很正确，请定于五月五日出发。’阇婆有人来挑拨国王说：‘苏禄来攻打时，是国王率军抵御的；如今听说国王归诚中国，难道就没有我们阇婆了吗？’国王被他迷惑，沈秩又赶去见国王，国王借口有病推辞。沈秩大声对王宗恕说：‘你说阇婆不是中国的臣属吗？阇婆尚且向你们国家称臣吗？为什么使者今天早晨回去，天兵早晚就要到来；到那时即使想咬肚脐后悔，还来得及吗？’王宗恕惊惧地说：‘谨敬听从您的命令。’于是入内禀告国王。国王大为恐惧，与属下共同商议，派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临出发时，国王拿金佩刀、吉贝布相赠，沈秩毅然辞谢。国王回头对近侍说：‘中国使者竟然这样廉洁吗？阇婆来的使者每次索取都没有满足，何况强送给他还不接受？你们应当效法他。’沈秩因为渡海万里，不可以没有记载，于是与张敬之各作一首诗。国王大为喜悦，把诗写在木板上悬挂起来。和国王告别后，船行到海口，国王又听信左右之言，命人对亦思麻逸说：‘使者不接受刀和布。’他们一定不会回来。沈秩担心国王不明白，又赶回王所，反复向他说明。国王说：‘使者的话这样说，我心中就释然了。’国王举酒告别，洒酒在地上祝祷说：‘愿使者早日回到中国，愿亦思麻逸早日返回我国。’秋八月十五日回到京师，十六日带亦思麻逸等入朝觐见，在会同馆赐宴。不久遣送他们回国，对国王的恩赐非常丰厚。所进贡的物品有鹤顶、生玳瑁大片、龙脑米、龙脑黄蜡、降真等香。国表用金刻成番书，字体仿佛回鹘书，文辞鄙陋，不值得观览。皇太子的笺文用银笺，文辞同国表相类似。当地炎热，多风雨，没有城郭，以树木栅栏作为防固。国王所居的地方像楼房，屋顶覆盖贝多叶；国王挽发，赤身赤脚，腰缠花布，没有车马，出入都徒步。城中人家不到三千，多以捕鱼为业。男子剪发齐额，妇女穿短衫，仅仅遮蔽胸背，腰系花布，披散头发，赤脚行走。当地物产有织贝、黄蜡、降真、龟筒、玳瑁、槟榔；煮海水制盐，以▯榔浆酿酒。

译那里没有稻米和麦子，捕捉生鱼、虾、蟹来吃，也兼食沙糊。沙糊，是把树实制成浆，澄清过滤后细腻如粉，吃了能够不感到饥饿。吃饭没有器皿，用竹子编成贝多叶形的器具，吃完就丢弃。番书没有笔札，用刀刻在贝多叶上。当地奉行佛教十分严谨，以五月十三日为节日，国人也在这天举行佛事。如果有宴饮，就宰杀羊、猪、鸡、鹅，鸣鼓击钹作为音乐。这就是当地的大概情形。先生的职务在太史，希望您替我详细记录下来，以彰明圣化所达到的盛大。我听说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统辖的有十四州，距离阇婆四十五日路程，距离占城和摩逸各三十日路程，距离三佛齐四十日路程。历代从未朝贡，所以史籍没有记载。到了宋太平兴国二年，其国王向打才因商人蒲卢歇，派遣使者弩使、副蒲亚利、判官哥心等携表来贡。元丰五年二月，其国王锡▯麻喏又派使者如前来贡。此后便不再听闻。元朝享国一百多年，也没有再来朝贡。如今圣人在上，威德所覆盖之处，无远不至。一封玺书颁下，他们便叩首称臣顺服。考察往古，确实可以说超过前代。至于沈秩等奉行皇帝的德意，所使用的辞令足以震慑使其心悦诚服，也可以称为没有辱没君命的人了。这件事应当记载下来，等待后世修撰国史的人采录。沈秩字仲庸，是湖州乌程人。张敬之字某，是某州人。二人同心谋划，没有一项差事不是共同完成的，所以最终能够成功。国表说：渤泥国王臣马合谟沙说：因为这些年来天下不得安宁，我住在番邦，就像没有君主一样。如今有了皇帝，又有使臣来宣读皇帝的诏书，我知道皇帝登上帝位，为天下做主，心中非常欢喜。本国土地是阇婆管辖下的一个小地方，哪里值得皇帝挂念？这些日子全被苏禄家无理地派兵来侵，把房屋烧毁，百姓都受了祸害。托皇帝诏书来到的福，幸喜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如今国内没有别的好东西，只有一些不成样子的土产，派头目们代替我，随同来到皇帝身边的使臣去朝见皇帝。愿皇帝万万岁，皇太子千千岁。请予怜悯，不要怪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国王臣马合谟沙上表。《蜀墅塘记》义乌县南面四十里有一座塘，名叫蜀墅塘，周围总共三千六百步。东西北三面都是岸山。山中的水汇成七十二股流入塘中，然后向南流出。南面有蜀山，突然从中间突起。古人于是凭借山势修筑堤坝，拦水来灌溉农田。山的东面，堤长七百余尺，宽度与长度相等，而又减去五分之四；深度与宽度相等，又减去三分之二。山的西面，堤长与宽度相等，并且稍稍加厚。堤中间挖空木头做成三个泄水孔，用来排水。所灌溉的田地达到六千余亩。至正四年夏天，洪水暴涨，堤坝毁坏，田地于是没有收成。丹溪朱君震亨怜悯农民的困苦，向县里报告。县尹周侯自强把这件事下达办理，命双林巡检张某前来查看工程。震亨于是召集所有有田的人，丈量他们的田亩，让他们出力，并且按田亩多少等差征集物资；又拿出一千名役夫的工钱，作为众人的倡导。众人高兴地赶来，完全听从震亨的筹划，补足缺漏，加高堤坝，夯实堤基，扩大堤身并逐渐削减上部，修成堤坝西边的斜面。凿石建造斗门，根据水势涨落，适时蓄水和泄水。斗门上架设独木桥，便利行人。木制泄水孔容易损坏，便改用坚固的石头。又确定了高低水穴的位置，使需要用水的各处先后都有一定次序而不紊乱。又担心年久以后堤坝不坚固，便请求主管此事的人从粥鱼的收益中拨出一部分，继续修葺堤坝。共用钱四千缗，役夫一万名。工程始于洪武五年秋八月庚申日，经过三个月才告完成。乡里的老人朱仁杰等来对我宋濂说：“震亨兴办这项工程，起初并没有一弓田地可以谋求塘利，他早晚尽力、毫不懈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过是想使我们的农民获利罢了。我们不敢忘记，愿先生把这件事记下来。”我听说，海陵胡瑗在湖州学校任职时，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教授诸生。至于水利之类的学问，也没有不学习而通晓的。因此他的门人都有用于大事的才能。如今震亨的学问出自金华许谦先生，许先生的六世祖确实曾跟随海陵胡氏学习并防守其家学，传到许先生时更加兴盛。震亨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学问，当然值得观瞻啊！世上的人正高谈性命之学，使世人聋、俗人盲；听起来似乎可以有所作为，可一遇到小小的利害关系，便颠倒衣裳，手足无措。和震亨这样不求自身作为而使百姓获利的人相比，究竟怎么样呢？难道不也应该懂得警醒吗！震亨字彦▯，有杰出的才能。县里曾下令清查田地，只有震亨执行时没有造成骚扰。

译《江乘小墅记》部使者高昌君近仁，虽然曾经在当时显达，却悠然怀有山林之思，常常吞云吐霞，把这种情怀表现于诗中。诗还不足以抒发它，又寄托在书法中。笔势纠结盘旋、飞扬腾跃，仿佛神蛇蛰伏、渴骥奔腾。书法又不足以完全表达，于是又调和墨色，描绘竹君的形貌，笔墨淋漓，姿态舒展，形神生动照人，恍惚如同来到淇川北岸。然而，若没有清雅高洁的居所，超逸的韵致和旷达的情怀就无从充分展现。因此，竹君每到一个任所，必定营建别墅来休息。近来他持节来到江乘，又选择城北的一块地方建造别墅。起初那里荒芜废弃已久，残垣败壁在风雨中飘摇，羊、牛、犬、鸡的足迹交错遍地。竹君铲除荒草，清理蔽障，另运新意，有的改造，有的沿用，各自都合乎尺度。用竹子围成藩篱，开两扇门使其敞开。从门进去，有一座曲折的轩，覆以新生的莎草，中央空敞，可以容纳六七个人。横放木榻，适合雪后天晴时临摹右军王羲之的书法，命名为“映雪轩”。从轩向右转往北，有一间低洼深陷的屋子，像嵌入山岩中一样，上下都涂成白色，白光灿烂，仿佛银色耀得人眼睛发花，命名为“雪洞”。雪洞左边开一扇圭形门，里面凿出小池，铺满砖块，四壁画着海浪，呈现喷涌突起的气势；用手摸去，才知道它其实是平的。池子的左边有孔道通到墙外，引入热水，可以用来洗浴。不洗浴时，就用巨大的木板封住这里，可以听琴、坐着下棋，命名为“天地一息”。有时取山中的白石烹煮它，又名“煮石窝”。煮石窝南面有一处深奥的居室，形制完全像雪洞，画着弯曲奇特的老松横卧在寒烟湿雾之中，闲暇时观看，令人毛骨清爽，可以拥着毛毡吟诗，命名为“雪松巢”。出了雪松巢，经过小廊，廊两侧像鸟翼一样设有栏杆，两边都可以列坐，命名为“云艭”。云艭北面筑有圆形台基，用大竹围住，编织芦苇并涂泥封固；顶部开一个孔洞以泄入天光，编铜丝为网罩在上面，再覆盖油绢。东西北三面也开有和顶部一样的孔洞，用白色间隔物遮挡。炼制栀子汁把四周染黄，可以靠着炉子饮酒，饮酒之后还可以作画，命名为“橘中天”。因为它两端收束而中部肥厚，形状像茧，又改名为“茧瓮”。茧瓮西侧排列着图书，左右幽静安谧，寂静如岩，听不见人的声音，可以振奋精神、契合道的机理，命名为“清閟室”。清閟室南面有两间屋子，前面附设方池，四周栽满菊花。到了秋高气爽时，菊花纷纷盛开，像刚铸成的片片黄金钱；秋水无波，倒影映入池中，星光灿烂、霞色明亮，没有什么景致不值得赏玩。竹君把这些景物都安置妥当，唯独望着屋檐前的白云，只见它们轻盈地向西飞去，想到亲人无法相见，便潸然落泪，于是命名为“望云堂”，用来记下这件事。这座别墅中以堂命名的地方共有十处，其中有两处用了重名，荐绅们都知道。先生已经分别为它们写了文章，竹君有时对我说：“您如果有幸屈驾来一次，最了解我居所全部景致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您，希望您替我写下来。”从前王左丞王维文采深厚含蓄，是一时之冠。他曾在辋川营建别墅，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以及辛夷坞等处，前后排列，王维都为它们题写美名，每天和客人在其中吟咏歌唱，心情和畅平和，有时写草书、隶书，常常达到能品。辋川丛生的竹子，时常显露出秀丽的色彩，撩人心目；王维又描写它们在雨中的姿态和风中的情致，至今得到这些作品的人，还像见到了鲁国的璠璵美玉一样。即使当时为王维作传的史臣，也记载了这些事情，而且写得更加详细。从那些沉溺于富贵的人看来，他们只贪恋声色、驰猎等快乐，哪里肯在世俗之外的景物中怡悦性情呢？像王维这样贤能的人，大概很难有人比得上了。唉！谁能想到七百年以后，竹君的事情竟然有些接近王维呢？不过我听说，王维对于辋川各处，虽然爱恋不已，却只是各作一首诗罢了。如今竹君却命才大夫分别为各处作记，然后又让我的文章把它们合起来记述，这又是王维没有做到的地方。竹君不是更加贤明吗？所以我特意详尽地说这些，使后世为竹君作传的史臣有所采录罢了。竹君善于谈论，出入于史书和经籍之间，听他说话的人连续听下去也不疲倦；他长于政事，尤其精通典章制度之学。因为这些与本篇记事无关，所以都略去了。《贞一道院记》贞一道院，是浦江戴性中所建，用来奉祀玄武神。起初，性中曾在江浙行中书省学习法令，有事要到金陵去，乘船渡过大江，到了江心，忽然黑风吹来，船身摇荡，几乎倾覆；幸而没有翻船，但已有二尺深的水灌入船中。正逢天气极冷，冰在衣服上凝结，发出细碎的声响，这样持续了三天三夜。风仍不停，又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取醇酒饮用，等待死亡罢了。恐惧之中无计可施，于是面向北方叩头，呼喊众神说：“神明应当有办法怜悯我！如果让我不死，我发誓建造宫观来报答神明。”休息时正值深夜，天色漆黑，忽然有天光从桅杆顶端向下照耀，明亮如灯，依稀看见一位黑衣神，披散头发，手按宝剑，用脚踢着船，船便迅速如飞地前进。等到天亮，船已经靠近江岸。唉，也真是奇异啊！儒者的正统论说，通常认为玄武是北方七宿的形象；传记中所说的玄武，有人说是龟，有人说是龟与蛇。古人出兵，必定取法天文来制定阵法，所以在旐旗上画龟蛇，并与蛟龙旗、熊虎旗、鸟隼旟一起由司常掌管。研究礼制的人则认为龟蛇之所以称为玄武，是因为“玄”取其黑色，“武”取其有甲而能抵御外侮。玄武在实际应用中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宋朝统治天下时，尊崇圣祖，因为避讳圣祖的嫌名“玄朗”，所以把“玄”改为“真”，起初并没有所谓神明。道教一流的人为了使这件事显得奇异，竟说神有姓名和居处，实在多么荒谬啊！性中所见之事究竟有没有，尚不能确定。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冲虚空寂、无形无迹，而万象森然具备其中的，不正是心吗？心就是神明聚合之处，没有什么大的不能包容，也没有什么小的不能涵盖；即使天地的高厚、日月的照临、鬼神的幽远，也都没有一样能超出它的范围。因此，精诚所感召的力量，哪怕挥戈指天，能使白日退避；拔刀劈山，能使飞泉从地下涌出，也不过是感应的常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既然这些不足为奇，为什么偏偏要怀疑性中所见之事呢？世上喜好奇异的人，既然听信那种深昧而无法追问的神异之说；而过于激烈的人又反过来坚持正论，把一切都断定为不存在。唉，这不是两方面都错了吗？道院匾额由教主、嗣天师题署。工程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完成于某年某月某日，共用钱若干缗。房屋共若干楹，在中间用泥土塑造玄武神像，黑衣飘动，披发按剑而坐，大概就是为了记下当时所见。《文宪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五 明宋濂撰 序（共二十七章）

译《大明日历序》洪武七年，岁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的《大明日历》完成。从皇上在濠州起兵、登上帝位以来，直到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是反复郑重的戒饬、征伐的先后次序、礼乐的沿革、刑政的施行、群臣的功过、四夷的朝贡，无不详细记载。全书合计一百卷，正本藏在金匮中，副本藏在秘书省。甲寅年以后，每年再修订一次，继续收藏。唉！上天立君，君主奉行天意，能够融合三光五岳之气的人，大概是有数的。然而生于南方，却能造成华夏与夷狄一统的盛业，自天地开辟以来，只有我们的皇上如此。他的功业高过万古，这是第一点。元朝末年天下纷乱，皇上从民间奋起，起初只是图谋保全自己，并没有登帝位、树黄钺之念。后来怜悯百姓陷于涂炭，才从群雄手中夺取土地并安抚治理百姓，比之古人，就像汉高帝一样；而且他取得天下名正言顺，这是第二点。他一生用兵，百战百胜，从未遭受挫败；直到承受天命出而治理天下，经营国家大政，也都由一心筹划，文臣武将不过是仰承他的成算罢了。他独自禀有完备的智慧，这是第三点。他敬畏天地，一举一动都严肃谨慎，仿佛神明在上；到了郊祀时，更把神明存于心目之中，感到神威赫然降临，甚至不敢抬头仰视。他惠爱百姓，又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于贪污的官吏和强横狡黠之徒中有加害百姓的人，必定用刑罚威慑他们。他敬天勤民，这是第四点。后妃居于内宫，不干预一丝一毫的政事；外戚也遵循道理、敬畏法律，没有人敢倚仗宠幸来使百姓受害；宦官之流只从事洒扫等差役。这些都是古人深为忧患的事情，如今完全没有，这说明家法严明，是第五点。军队是国家的大权，全部归于朝廷；有征伐之事，便下诏让大将佩将印统领军队，战事结束就上章交还印绶，士卒各自回家，这说明军事政令有统一统属，是第六点。唉！皇帝的力量难以名状，远远超过前代圣王，不是一两点能够说明的。今天《日历》中所记载的谋略运筹、显著功业、宏大深远的规划，其根本大概都源自这里。然而史书极其重要，古人称之为直笔：不夸大美德，不隐瞒恶行，务求符合天理人心的公正。没有这件事却曲意记载，固然不对；有这件事却遗漏不记，更不对。何况英明的君主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而负责记注的官员又经常更换，无法彻底探究圣德的高深。我詹同和宋濂有幸每天侍奉皇上闲暇谈论十多年，对此了解深刻，所以观察得最为精细。观察得精细，那么写成的史书便可以说是得到了事实真相而无愧。现在借《大明日历》成书之际，谨慎地把它的大要揭示在卷首，使日后修撰实录的人有所采录，希望能够把真实情况传给千万世。总裁官为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吏部尚书臣詹同；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为翰林侍讲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乐韶凤；纂修官为礼部员外郎臣吴伯宗、翰林编修臣朱右、臣赵壎、臣朱廉、儒学教授臣徐一夔、臣孙作、布衣臣徐尊生。负责校勘、誊写的是臣吴伯宗、臣朱廉，以及乡贡进士臣黄昶、国子生臣陈孟旸。六年九月四日开局，历时二百六十五日，才完成此事。臣宋濂谨作序。《皇明宝训序》皇帝承受天命治理天下，驾驭大历数，统御七纬星辰，顺应九州大地，使天下安定。从皇帝开创基业以来直到今天，金匮中的收藏逐年逐月增加。于是依从翰林词臣的请求，编修《日历》，以成就本朝光明盛大的典籍。洪武癸丑年秋八月甲申日，皇帝驾临东黄阁，召见臣詹同、臣乐韶凤、臣宋濂，让他们选取海内文学之士，在西华门内设局，共同编纂成书，并命臣詹同、臣宋濂担任总裁。九月壬寅日，我们已经到任办事，取出所藏材料翻阅，仰观皇帝神妙的谋划和睿智的决断，远胜古代君主的诰告，其中足以彰明征验、确定保佑、嘉惠国家的内容，充满篇中。我们于是相互说道：“《日历》完成后藏在天府，想看的人也无法得到，何不仿照唐太宗《贞观政要》的体例，编集出来流传呢？”商议意见一致后，于是辑成四十类，从敬天到制服蛮夷，分成五卷，共四万五千五百多字，全部依据记注中的事实，不敢凭个人意见轻易增删。我们私下听说，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胸襟宏大，谋虑周密；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天下后世治乱兴衰的准则，关系极其重大。所以大舜有告诫上天的训诫，周武王有以衣服为鉴的铭文，垂示后世，光明显著如丹青；历代都把它们视为珍宝，用作重大的训诫，这正是慎重到了极点。如今皇上恭敬地承受天命，经营四方，安济亿万百姓，每天都唯恐时间不够。因此凡是告诫群臣、训诫将士的话，出于经书、见于史籍，始终勤勉不倦，必定要使他们从心里领会、在精神上警醒之后才罢休。唉！日月没有私心，一丝微光也必定照耀；雨露没有私心，万物没有不受到滋润的。皇上效法上天行事，覆盖养育没有边际，常常担心有一个人没有受到恩泽，所以他的精神所思、宏大的谋略所定，实在和虞、夏、商、周的典章相互表里，并非唐太宗所能企及。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圣学不断光明，内外都以诚信为根本，而唐太宗却用诈术加以修饰罢了。《贞观政要》尚且流传到今天，那么《宝训》一书垂示法则于千万世，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不只是继承帝位、守成遵文的君主应当早晚诵读吟咏，以知创业的艰难；三公和大夫们如果真能佩带奉行，也可以尽到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的责任。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吏部尚书臣詹同；翰林侍讲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乐韶凤；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等上呈。

译《洪武正韵序》人一出生就有声音。声音发出，七音便都具备了。所谓七音，就是牙、舌、唇、齿、喉，以及舌和齿各占一半所形成的音。聪明的人观察并辨知这些声音，区分清音浊音的类别，确定为角、徵、宫、商、羽，直到半商、半徵，于是天下的声音全都包括在这里了。那么，声音就是韵书的起源吗？单独发出的是声，形成文辞的是音。声音自然协调，不需勉强，然后才形成虞廷的赓歌、康衢的民谣，这些姑且不必说。至于《国风》《雅》《颂》四类诗，从身份来说，上至王公，下至平民贱役，没有不创作的；从人物来说，他们所居之地有南北东西的差别，所以发出的声音有轻捷急促、沉重迟缓的不同。四方的声音，差别多得不可胜数。孔子删定《诗经》，其中都足以配合弦乐歌唱，是取其音调协调。音调协调，是说它们出于自然吗？不只是这样，楚汉以来，《离骚》的文辞、郊祀和安世的乐歌，以及魏晋时期的各种作品，哪里曾拘泥于同一格律？也不过是使声音相互协调罢了。自从梁代沈约拘泥于四声八病，开始分为平、上、去、入，称作《类谱》。大概多是吴地方言的读音。到了唐代以诗赋设置科举考试，声律禁忌更加严格，因礼部掌管贡举，便改名为《礼部韵略》，以至于丝毫也不敢违背。虽然中间有二三位大儒，也认为这种沿袭已经很久，不愿加以改变。即使有人忧虑它不通晓音韵，因为不是出自朝廷，学者也不能完全相信。只有武夷人吴棫对此忧虑得最为深切，于是考察《易》《诗》《书》，下至近世，共五十家著作，把它们作为补充韵书。新安朱子依据他的说法，用来协调《三百篇》的音韵。见识高明的人虽然有的相信这种说法，但流行于世的韵书仍然照旧。唉！音韵的完备，没有超过《四诗》的。《诗》是孔子删定的，舍弃孔子所遵从的标准而不听从，却只相信区区沈约的说法，岂不是非常糊涂吗？恭敬地想到皇上考察古代典籍、崇尚文教，在处理万般政务的空闲时间亲自阅览韵书，发现其中分类失当、声音错乱，便召来词臣，对他们说：“韵学起源于江左，大大失去了正确的读音。有些本应单独使用的韵，应当合并为通用韵，如东、冬、清、青这一类；也有一个韵应当分为两个韵的，如虞、模、麻、遮这一类。像这样的情况，不可一一列举。你们应当广泛询问通晓音韵的人，重新刊刻并加以订定。” 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臣乐韶凤、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编修臣朱右、臣赵壎、臣朱廉，典簿臣瞿庄、臣邹孟逵，典籍臣孙▯，臣答禄与权，恭敬地遵循明诏，精研深思，专以中原雅音作为标准；又担心拘泥于方言，无法上下通达，于是向左御史大夫臣汪广洋、右御史大夫臣陈宁、御史中丞臣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臣陶凯请教订正。共誊写草稿六次，才得以编成。声音和谐、韵脚相协的字便合并，否则就分开；意义相同、字形相同而重复出现的合并；过去因避宋朝名讳而没有收录的字予以补入。注释完全依照毛晃父子的旧本，刻成十六卷，共七十六韵，合计若干万字。书奏上后，皇帝赐名为《洪武正韵》，并命臣宋濂作序。臣宋濂私下认为，司马光曾说：“具备万物形体和作用的，没有什么超过文字；包容众字形体和声音的，没有什么超过韵书。”所谓天地人的道理、性命道德的奥秘、礼乐刑政的根源，都与此有关，实在不可不慎重。古代的声音只取协调，所以没有不相通的。江左制定韵书之初，只知道纵向有四声，却不知道横向有七音，因此经纬不能交合，失去了建立韵部的根本，往往受到拘束而不能互相通用。宋朝有关官署虽然曾经把它们通并起来，也只是稍稍不同于《类谱》，君子仍然对此忧虑。当今圣人在上，车轨相同、文字统一，礼乐文物全都遵循前代圣王，显然继承了唐虞的治理。至于韵书，也受到皇帝的关注；皇帝下诏命词臣按照声音重新刊定，以洗除千古以来的陋习。盛大美好啊！不过，旋转音律以七音为均，“均”就是韵。若能推演十二律以配合八十四调，使旋转彼此交合，那么大乐的和谐也就在其中了。所可惭愧的是，我们臣宋濂等才识昏暗浅陋，无法承受并发扬皇上的圣明教诲；受命之后震惧惶恐，不知如何措置。谨此拜手叩首，把序写在篇首，用来显示圣朝文治大兴，音韵的法则全都恢复到古代。

译《洪武圣政记序》自古帝王开创基业、垂统后世，正当忙于征伐时，对于治理天下的各种制度和措施，有时势所不及，来不及安排。等到大一统已经实现，也不过振举宏大的纲领，众多细目还没有全部建立。比如汉高帝，取得天下最为正当，虽说谋划没有遗漏，施行政令仍然不够精细周详，所以史臣赞颂他，也只说规模宏大深远罢了。以汉高帝这样的雄才杰出之主，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恭敬地说，我皇上以平民身份承受天命，大概与汉高帝相同；即使在开拓疆土之际，也停止干戈，讲习经艺，收拢战马，讨论治道，日夜不息，没有片刻安宁。等到登上天位、接受万国朝拜，仍然勤勉图治，常常唯恐有所不足。于是上面举纲，下面列目，确实有汉高帝不能相比之处。因此，从郊庙到百神的祭祀，礼仪文辞全都安排得有条理，祭祀之事严肃了；登极之日就立即确立太子，以端正东宫，国家根本确定了；广封诸王，分封功臣，名分秩序彰明了；军队从京师到各郡府，大都设置卫所，军权全部出自朝廷，将领不得私自掌握，军政严肃了；朝廷内外官职都有确定的制度，一举革除了冗官滥职的弊病，幸进邀宠、尸位素餐的现象断绝了。冠服有所区别，防范都有定制，百姓的心志自然安定，不再有僭越奢侈。其他如申明禁令、核实成效、培养人才、优待前代、纠正礼仪的错误、废除对海岳的封号、严明宫中的法规、勉励忠节的训诫、铲除多年积累的弊病，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有的是前代君王未能做到的，有的是虽实行却没有彻底做到的，如今都焕然有条，可以垂示后世作为法则。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自近代以来，习俗败坏，几乎将近一百年；而上天生出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出于万物之上，首先革新旧有污染的风俗，与百姓共同开始新的时代。因此皇帝睿智的思考和决断，动辄符合典章法则，超越千古，没有谁能够相让。这正是所谓赐予勇气和智慧、使万邦归正。臣忝居词林，以文章为职，亲眼见到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日日更新、月月显著，于是和同僚商议，选取其中有关政务要领的内容，编集成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七类、若干条，命名为《洪武圣政记》。然而上天高明，万物没有不在它的覆盖之下；大地广大厚重，万物没有不由它承载；圣人兴起，万物都得到发展并欣然仰观。因此，凡是颁布的金科、排列的玉条，写在简册上，刻在琬琰上，传给圣子神孙，将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尚书》说：“只有上天聪明，只有圣人能及时效法它。”《诗经》说：“把谋略留给子孙，使他们安享并辅佐后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够使四海达到和乐兴盛的治理，和唐虞三代相媲美，难道不在这里吗？难道不在这里吗！臣没有才能，请把这些写在篇首作序。非常清楚这样做越过了职分，惭惧失措到了极点。洪武八年，岁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拜手叩首，谨作序。《昭鉴录序》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日，皇上下诏给秦相府右傅臣文原吉、翰林修撰臣王僎、国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复、秦相府录事臣蒋子▯、晋府纪善臣吕宗盛、录事臣杜环、燕府录事臣张云翀、吴府录事臣吴从善、楚府录事臣王镛、靖江府录事臣宋善类，让他们汇集历代诸王的事迹。接受命令后，他们便取来东观所藏的各朝史书，共同研读；凡是善恶足以用来劝善惩恶的，都予以采录。文字芜杂、事例浮泛的，就删取大意；有些人奢侈淫逸、行为不合正道，完全失去人的理性，便一概舍弃不收。过了二十二日，到甲子日，书编成并誊写为两卷。臣文原吉等到宫阙进呈，并请求由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作序，皇上同意了这份奏请。在此以前，皇上曾下诏礼部也修撰此书，前尚书臣陶凯、现任尚书臣牛谅、主事臣张筹于是录成一卷，呈给皇上在乙夜阅览。然而两部书的义例本来相同，没有太大差别。臣张筹于是会集众人的意见，合并为一部，奉诏刻版流传，命名为《昭鉴》。臣宋濂因此得以为它作序。臣宋濂恭敬地想到，皇上既已端正天位，随即确定东宫，又广封诸子为王，使他们镇守强大的藩国。于是皇上从内心发出训诫，赐下宝训，其中凡是恳切反复的箴戒、礼仪的等级次序、军队卫士的出入，以及官职制度、营建修缮、法律和供给使用等方面的事项，都详细记录成书，共有一百一十多条。但又考虑到原文过于繁多，前代史书中那些可以作为观览和借鉴的事情，便在各条下面略略标明纲要，而具体条目全部载入本书，希望能够相互参见。它为圣子神孙建立万世伟大基业，真可说深远而长久了。啊，盛大啊！然而，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是天子；保卫天子、谨慎遵守藩王制度以壮大宗室屏障的是诸王。天子是头，诸王是手足，这叫作一体，难道可以不同心同德吗？从前贤明的诸王懂得这一点，恭敬地修养自身，以礼整治家庭，以政令驾驭众人，早晚战战兢兢，唯恐不能尽到屏藩国家的托付，所以禄位流传无穷，声誉光彩显耀于后世。有些人不贤，又不明察这一点，只想放纵情欲、安逸享乐，甚至丧失自己本有的常性，却想长久享有爵位俸禄，恐怕也是很难的！看看《昭鉴录》中记载的事情，其中的道理清清楚楚，完全可以数说。传记说：“正义胜过欲望的人就能顺遂，欲望胜过正义的人就会失败。” 又说：“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遵行善道就能得到它，不行善道就会失去它。”唉！宝训都在这里，光明显著，如同日月星辰照临。阅读这部录的人，应当努力警戒啊！这一年五月三日，臣宋濂拜手叩首，谨作序。

译《太古正音序》我年轻时学习琴，曾经学习过一段时间，却苦于没有好老师同我讲论。虽然有时按着琴谱弹奏，排遣郁结、舒展愤懑，心里却并不自信。后来听说冷起敬先生以善琴闻名江南，当时学琴的人都奔赴他的门下，我尤其仰慕他，心想怎样才能听他弹一次，以偿还自己往日的愿望呢？等到进入本朝，我已经奉命出仕，冷先生也接着来到朝廷。当时天子正关注郊社、宗庙的祭祀，忧虑乐音还没有恢复古制，便和一两位儒臣谋划改革。冷先生确实奉明诏制定雅乐，我也参与执笔制作歌辞，因此多次与冷先生讨论辨析。冷先生闲暇时抱琴为我弹奏几曲，我闭目听着：有的凄清，如秋日的清冷；有的温润，如春天的和煦；有的寥远，像悲鸿长鸣，而鹳、鹤、鸾、凤追随着应和；有的铿锵，像水流汇合于万壑，瀑布从上面直泻而下，松树桂树间的风彼此应答、交相冲击；有的恳切，像虞、夏时代的君臣，上面规劝、下面讽谏，却不伤人、不发怒；有的和乐，像汉文帝时，天下富足充实，田野中的老人乘车曳履，嬉游谈笑，竟不知道天已经晚了。我听得疲倦了，竟忘记睡觉而自己没有察觉，心气平和，精神舒适。过了十天，余音仍在耳边绵延不绝，我确实知道琴声的美妙，想跟随他学习，可我已经老迈，无法勉强自己了。后来冷先生拿出他编次的琴谱，名叫《太古正音》，给我看，并且说：“您所听到的，都出自这部琴谱；没有听过的，也可以按照琴谱来学习。您可以为它作序吗？”我因此有所感慨。音乐作为教化，作用太大了！古代的人如果不是居丧或有特殊缘故，音乐从来不离身边；它可以收摄愤怒暴戾之气，沟通神明的德性，它的辅助作用难道是小的吗？后世古乐逐渐消亡，如今保存下来的乐器像琴这样的已经很少，士大夫又很少有人能弹，也很少有人懂得欣赏。即使像我这样有志于学习的人，尚且有年老而未能听闻的遗憾，何况那些资质本来不如我的人呢？实在是因为有乐器却没有琴谱，有琴谱却制作不完整的缘故。如今唯独冷先生不把自己的技艺私藏起来，要让人人都可以按照琴谱学习，难道不是继承了古人的用心吗？然而我担心人们看它容易得到，反而轻视它，所以说明我想学习的心愿，以显示这种技艺的艰难；又叙述我所听到的琴声，告诉人们冷先生在琴艺上用心已久，绝不是空谈而已。冷先生名某某，是本郡人，现在任协律郎。《南征录序》皇帝即位第二年春正月，下诏派使者陆济前往安南，告诉他们中原已经改朝换代，天下万邦都已安定。安南国王陈日煃派陪臣同时敏奉表称臣，皇上嘉奖此事，给予隆重礼遇，降下玺书封他为王，并颁给金印。皇帝命翰林侍讲学士张以宁和典簿牛谅带着诏命同行，但还没有到达安南边境，陈日煃便去世了。张以宁于是依照诏令把印信留在洱江边，让牛谅前往他的国家，宣谕朝廷此次前来的意旨。继位的陈日防又派陪臣杜舜卿来报哀，皇上穿素服，在西苑的幄殿召见杜舜卿，给予特别慰问。于是皇帝亲自挥笔，写成一篇祭文，命翰林编修王廉充任祭吊使。王廉到达后，安南君臣到郊外迎接，商议授受诏命的礼仪，往返商议多次仍不能决定。王廉厉声呵斥他们，他们才把皇帝亲制的祭文放在轺车上，迎入寿光殿；又在殿前另设陈日煃的灵位，使者面向南宣读祭文。陈日防率领群臣再拜俯伏听读，礼成后返回。这些都说明王化远播，蛮夷之国无不迅速奔来接受命令；而担任使者的人所以能够引导宣达皇帝的德意，使万里之外如同天威近在咫尺，如果不是贤能而善于辞令，又怎么能够做到呢？王廉曾经和我宋濂以文章相交，于是把他所作的歌诗《南征录》交给我，请我作序。从前孔夫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就能够专门应对四方事务；既然如此，诗本来就应当是使者最擅长的事情，何况诗根本出于人情，包罗事物的道理，王廉在这方面大概早有修养了。内心发出而表现在外的东西，谁能阻挡呢？如今看他的措辞，平和却不流于软弱，激切却不流于愤怒，高雅却不平凡，可以说是能够专门应对外交事务的人，不是吗？王廉字熙阳，是括苍人，以擅长文章著称；所著《迂论》数十卷，考察名物制度的异同，对于千百年来没有定论的疑难，能够凭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诗歌只是他的一件事情罢了。王廉从京师出发，是洪武三年夏四月；他回来，是洪武四年春二月。皇上想到他的劳苦，亲自越级提拔他为工部员外郎，按资历本来应当低于此职，他坚决辞谢没有受拜。现在改授为渑池县丞。《科试纪》皇明设置科举，仿照古代六艺的教育，又参考历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希望文武人才都能选取任用。诏令颁行天下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宾兴礼，各州郡推荐的人共有五百名，取其中五分之一授予官职。皇上仍认为不够，又命有关官署从壬子到甲寅连续三年每年贡举，每年选拔三百人。到了乙卯年，才恢复旧制，这是极其优厚的恩典。在此以前，京畿遵行乡试规定、符合程式的人有七十二名，还没有贡送到南宫，皇上迫切求治，便全部录用了他们，其中甚至有人被授为监察御史。到了这次科试之期，河南、陕西、北平，山西、山东，江西、湖广，浙江，广东东西两道，福建等地的行中书省，十一处的俊秀全都汇集于此，高句丽的士人也参加了。右丞相臣汪广洋、左丞臣胡惟庸，同礼部尚书臣陶凯、臣训文，先到东宫启奏，然后入朝上奏。于是皇帝下诏命臣陶凯和前侍讲学士臣庭坚担任主考官，又让侍读学士臣詹同、国子司业臣宋濂、吏部员外郎臣本、前贡士臣恂参与考试事务。皇帝召他们到内庭，亲自说明取舍的意旨。臣陶凯等接受命令出来后，互相告诫勉励，希望能够办好考试以副皇上的期望。于是商议分经考核，互相参考评定，使人没有遗憾。然后把试卷送到主考官那里，主考官全部阅览后再排列次序；仍然担心大海遗珠，于是对已经判为不取的试卷重新复看，更加谨慎。白天用尽力量办理，夜里直到将近午时，帘子和几案之间烛影闪烁，谁也不敢自求安逸。参加考试的士人共有二百人，被黜退的仅八十人。在榜上署名后，便用鼓吹仪仗引导他们到中书省，张榜公布，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

译《尚书》说：“田野之间没有遗漏的贤才，天下万国都能安宁。” 贤才处在民间，无法自行显露，大多要通过进士科扬名于天府，所以古人称进士科是选拔将相的科目。若以宋代来说，深沉而有德行的王旦，敢于当面折服、在朝廷争辩的寇准，出任一方长官的张咏，这类人物多得数不清。直到今天，科举仍依靠进士作为最重要的选拔途径。参加这次选拔的人，应当思念前代贤者，自我勉励，以忠贞辅佐国家，使百姓达到风俗转变、天下和乐的治理境界，这样对于明体达用的学问或许才没有愧疚。否则，这份名录流传到以后，将会有人指着你们的姓名议论责备，难道能不慎重吗？难道能不慎重吗？《庚戌京畿乡试纪录序》上天已有成命，皇明承受了它。人们说天下可以在马上取得，却不能在马上治理。因此朝廷大力兴办文教，给予四方以恩宠。洪武三年夏五月，朝廷以科举选拔士人，下诏内外官员都依照这一制度办理。过了三个月，京畿的士人将要集中到京城考试，府和礼部把情况上报。皇帝驾临谨身殿，召见前御史中丞臣刘基、现任治书侍御史臣裕伯，让他们掌管取舍录用之职；又让翰林侍读学士臣詹同、弘文馆学士臣稼、起居注臣乐韶凤、尚宝丞臣潜、国史臣宋濂协助办理此事，各赐币帛慰劳遣行。我们接受命令后，不敢在家停留，立即相互带领前往试场，专心一意承受皇上的美德。考试前一天，夜漏下十刻，才开始命题，到第二天黎明发给考生。战乱之后学业荒废，不能要求人们学问完备，前来应试的共有一百三十三人，录取的超过一半。考试结束撤去棘闱后，众人都说遇到了盛世，文运正开始兴盛，不能没有记述来留示后人。于是把各位执事和贡士的姓名编成一部小录，请我宋濂作序。我宋濂想到，天下不安定将近二十年，战争接连不断，未曾有一日安宁；如今能够沐浴圣化，生活在诗书礼乐之中，这究竟是谁赐予的呢？由此可知，皇帝的德泽广泛覆盖天下，其伟大难以名状，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棫朴》诗说：“周王长寿，哪里不是培育人才。”圣明天子造就士人，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烝民》诗说：“早晚都不懈怠，用来侍奉一人。”凡是做士人的人，都应当想到竭尽劳苦报效国家，不要辜负科举选士的制度啊！这就是序。《辛亥京畿乡试纪录序》进士科始于隋代，在唐代兴盛。唐代除进士科外，又有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但都有学校来学习这些专业。每年冬天，州县和馆监考核考试，选取成绩合格者，让他们与计吏一同赴京应试。不在学校就读而参加考试的，叫作乡贡。到了尚书省，先由户部汇集审阅，随后交给考功，再次考试合格者，按等第录取；这就是最初的制度。此后，这套制度屡有变化，各科有的废除，有的沿袭，也没有固定的说法。只有进士科设置之后实行了很久，它所选得人才之盛，考察史籍，至今仍清楚可见。大明皇帝承受宏大的天命，继承上天治理天下，于是效法前代君王，设置进士科，用以安抚、保全我们的百姓。洪武辛亥年秋八月，正逢乡贡的时期，京畿以内三州十七府的士人，都欢欣相告，裹带粮食奔走而来。礼部官员把情况详细上报，皇上亲自选定兵部尚书吴琳、国子司业宋濂，任命他们主持考试文书，当天便开始办事。中书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又精心选取朝廷中廉洁谨慎而通晓文艺的臣僚，任命为收卷、誊录、对读、弥封等官，期望他们各自尽职，或许可以副合皇上侧身等待贤才的心意；这件事并不轻率，已经明显可见了。自历代以来，做士人的人都燃油接晷，勤苦终年，希望凭借科举来取得自身的荣耀，为什么却有人终身不能沾受一官半职呢？即使考取了，秋天头发纷纷斑白，却仍有不能获得俸禄供养的人；其中即使有幸没有受到这两种困厄，又被年资和年月所拘束，还有不能改授应当入仕官职的，实在多么艰难啊！如今我皇上求得治道十分迫切，不论一种技艺还是一种才干，没有不被任用提拔的。考取上等者，本来就不限制资历次序而授予爵位；即使在南宫考试中被遗落，也让他们能够得到俸禄供养。寒酸的士人一旦遇到这盛大的时代，便能身着朱衣紫服，手持笏板，垂下绅带，光明显贵，荣耀尊崇，照耀耳目。这种皇恩的广大浓厚，确实是历代从未有过的。做士人的人，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间，怎么能不思考自己凭什么得到这一切呢？尸位素餐而不知道报效国家，是荒谬的；违背正道以求取声誉，却不致力于体恤百姓，是危险的；贪污腐败，败坏同类，丧失名节而毁坏风教，是不配做人的。乡闱小录编成，径直写在篇首，用来作为众士人的规范。这一年八月十九日，金华宋濂谨慎作序。

译《春秋本末序》。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驾临文华殿，命侍臣讲读《春秋左氏传》。过了一会儿，皇太子说：“各国的事情，杂见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它们的始末不容易看清。为什么不把《春秋》分开记载，再按类别编排进去呢？”所谓《分记》，是眉人程公说所撰，有年表、世谱、名谱、世本附录等类别，颇嫌繁杂。现在只依照《世本》的次序编成此书：先列周，是为了尊崇天王；其次列鲁，是因为鲁是内在的望国；再列齐、晋，因为它们主盟中原，所以排在鲁国之后，而齐又排在晋之后。因为晋与周、鲁关系亲近，它作为霸主，比齐更早。齐以下依次为宋、卫、蔡、陈，它们土地相近、德行相当，而宋有公爵，所以列在三国之首；卫、蔡、陈的爵位都是侯爵；郑、曹、燕、秦都是伯爵；陈、蔡单独列在后面，因为它们是异姓。至于楚、吴、越，由于僭越称号而被《春秋》贬抑，合并列在后面，小国和戎狄也附列其后。于是文学臣傅藻等奉命编纂，以鲁国为编年主线。即使说某年没有事情，也每年分别具列四时；各国仍依照前面的次序排列，各自系录有关事件。其中一件事出现两次或三次的，都统一系在当时主盟的国家之下；如果是重复的，就删去。训诂以杜预为主，凡是凡例所涉及的内容，都逐一取来参照后才确定。缮写成三十卷，从春和门进呈。皇上听说后予以嘉奖，赐名为《春秋本末》，命内官在宫中刊刻，以传示四方。臣宋濂听老师说过：“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法律用刑罚禁止暴行，以此作为规范；判例则斟酌人情事理的是非，确定罪刑的轻重。”所以古代的君臣没有不学习《春秋》的。君主如果懂得《春秋》，才可以完全实行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道理；臣子如果懂得《春秋》，才可以完全做到侍奉君主如同侍奉上天那样的诚心。上天的仁心因此彰明，人民的常道因此端正，哪一样不是《春秋》的教导呢？然而尊崇君王、贬低霸主，亲近华夏、疏远夷狄，它的笔法确实严密，必须曲折畅通地观察其相同之处，参互考察来认识其变化。所谓连缀文辞、比较事件，才可以这样说。不然，就像渡过那茫茫大海，渺无渡口和边涯，哪里是一只蠡壳所能测量的呢！恭敬地想到皇太子殿下潜心于圣人之学，对于六经的文章反复阅读，尤其对《春秋》情意深厚。如今命宫臣编纂成书，片刻之间一览全书，它的始末便清楚明白，这大概就是用人文教化来成就天下吧？” 皇上具有大舜那样的资质，善于采纳别人的长处，立即命令把这部书流布四海。这种心意，就是天地的心意。臣有幸生在盛世，又遇到两宫圣明的君主，庆幸欢悦到了极点，便不顾自己的卑微，在篇首写下这部书编撰的大意。负责校正、使文字没有讹误的，是翰林典籍臣刘仲质、国子助教臣储惟德；负责校正书写并刻入梓木的，是中书舍人臣朱孟辩、臣宋璲、臣桂慎；铸印局副使臣詹希元。洪武十二年岁次己未五月五日以前，翰林【云云】臣金华宋濂稽首谨序。

译《春秋属辞序》。《春秋》是古代的史书。夏、商、周三代都有这样的史书。到了孔子，就根据鲁国史书加以修订，于是成为万代不可磨灭的经典。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内容却不同。鲁国史书有史官固定的法则，圣人经典则有孔子删削取舍的法则。自从鲁国史书失传，学者不能再看到它，用来检验圣经所记的内容，于是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不能辨别。所幸《左氏传》还清楚保存着鲁国史书遗留下来的法则，《公羊传》《谷梁传》两家又多次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某事来显示义理，圣经删削的笔法大致可以寻见。然而它们的弊病在于：《左氏传》把史书的法则当作经文的笔法，《公羊传》《谷梁传》虽然详尽说明经义，却也不知道有些史例本来应当说明，因此两方面都有失误。左氏之学盛行以后，杜预为它作注，对于史例推演得相当详细。杜预之后，只有陈傅良根据《公羊传》《谷梁传》所举出的笔法，来考订《左传》删削取舍的大义，最有证据。这本来是读《春秋》的人所应当尊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家各自拘泥于一偏，仍然不免有从前的弊病。如果有人能够贯通二者并使之相合，同时区分它们的不同，那么《春秋》的义理就会像日月星辰一样昭然可见了。可惜学习的人大多忽略这一点而不加考察。其中能够在这方面用力，揭示千古未传之秘的，难道不是赵君子常吗？子常早年从九江黄先生那里学习《春秋》。楚望先生以阐明六经的显晦为自己的责任。他治学以积累思考、自己领悟为方法，一定要得到圣人的本心作为根本。他曾对子常说：“有鲁国史书的《春秋》，就是从伯禽到顷公为止；有孔子的《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为止。一件事情之中往往同时具备两种意义，必须先考察史书的法则，然后才能探求圣人的删削取舍。”子常接受这番话回去，日夜思考，忽然有所领悟；考察《左传》和杜注，完全看到了鲁国史书的旧法，清楚得可以一一举出。他急忙去向先生请教，但先生已经去世很久了。子常更加竭尽精力、用尽思虑，几乎废寝忘食；这样过了二十年，一旦豁然开朗，有了深入的领悟，并且认为《春秋》的法则只在于连缀文辞、比较事件而已。于是他分析篇章、分列部类，区别义例，建立八种体例来加以编排，汇集杜预、陈傅良二家的长处，舍弃它们的短处；有尚未涉及的，就加以辨析补充。哪些是史册的旧文，哪些是圣人的删削取舍，全都有所依附说明。凡是隐晦难通、历经数百年不能判定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于是刻成十五卷，命名为《春秋属辞》。唉！世上讲说《春秋》的人，到这时也可以定论了。宋濂大略看过简册所记，讲说《春秋》的有几十到上百家，考察它们的大致情况，总共有五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三家争相成为专门之学，各自固守师说，所以有墨守、膏肓、废疾等说法。后来有人觉得这种胶固已经很深，不能推广，于是仿照《周官》论说人才的义理，调和解释各家，这是第二次变化。再后来，有人厌恶各家是非混乱而不以经文为根本，于是选择可以保存的，舍弃不可以保存的，这是第三次变化。又后来，解释越来越多，实际上已经有超出三家之外的内容，有志之士汇集编成书，于是《集传》《集义》一类的书更加盛行，这是第四次变化。再后来，担心旧说不足以耸动人的视听，便争相以标新立异相夸耀，割裂经文笔法，牵强拼合条目类别，喧哗自以为高明，更有甚者把它分配到《易》的卦象中，逐事附会，这是第五次变化。五次变化纷扰不定，大概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知道经文法则与史书法则的不同；所以说法越多，而其中的法则越加晦暗了吧？子常生在五次变化之后，却独能辨明二者，直接在千年之上探求圣人的本心；若不是出类拔萃的才华、绝伦的见识，就不足以参与这件事。唉！世上讲说《春秋》的人，到这时也可以定论了。像我宋濂这样不敏慧的人，私下曾经致力于这部经典，辛勤钻研，时间不可谓不长，最终却被众说迷惑，找不到门径而不能进入。近来有幸同子常结交，子常不嫌弃我，让我题写在他的书卷首篇。宋濂哪里足以懂得《春秋》？偶尔和一两位朋友打开书诵读，看见其中义理精密、体例严谨，都有根据依凭，许多地方发明了前代贤者没有发明的道理。譬如在洞庭奏乐，五音繁复交错，似乎不能一下子确定；仔细听来，清浊的类别、声调轻重的尺度，全都有条理而不紊乱。子常可以说是对圣经有很大功劳的人了。宋濂哪里足以懂得《春秋》，只是暂且忘记僭越，像这样叙述作者的心意。至于孔子经世的大法以及留给后世作为法则的内容，已经见于子常自己所著的书中，这里不敢抄袭赘述来烦扰读者。子常姓赵，名汸，子常是他的字。他是歙县休宁人，擅长古文辞，尤其精通各部经书，即使长期疾病沉郁，也没有忘记著书。他隐居东山，四方学子都尊敬他，称为东山先生。子常另有《春秋师说》三卷、《春秋左氏传补注》三卷、《春秋习传》十五卷，与《春秋属辞》一同流传于世。前史官金华宋濂谨慎作序。

译《孝经集善序》。《孝经》本来只有一部，却有古文、今文的差异，大概是遭受秦代焚书之后，在汉初由颜芝的儿子颜贞献出的，称为今文，共十八章，郑玄为它作注。到汉武帝时，从鲁恭王毁坏的孔子旧宅墙壁中得到的，称为古文，共二十二章，孔安国为它作注。后世各位儒者各自施展见解。尊崇古文的人说，孔安国传已经出现，孔壁古文说得详尽正确，不必再商量考订；与郑玄注相比，二者如云泥之隔，必须实行孔传而废弃郑注，这在义理上是恰当的，何况郑玄未曾作注，后人只是依托仿作呢？尊崇今文的人说，刘向用颜芝的本子参校古文，删去繁杂惑乱的内容而定为今文，没有不完善的地方；即使说不是郑玄所作，但义理文辞确实通畅。至于古文以及孔安国的注，早已亡失很久，世俗儒者想要尊崇古学，妄自撰造孔传，又伪造《闺门》一章，文句浅陋鄙俗，与经典不合，还能从哪里取得依据呢？两方面的说法虽然没有定论，但当时都并存，各自传授。自唐玄宗作注采用今文，于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几乎废绝。宋代司马温公开始专门主张古文，撰成《指解》加以订正，并且怜悯世俗流行说法相信伪本、怀疑真本，反复恳切地表现在言辞之间。依我看来，古文和今文的差异，只是文辞大致有所不同；考察它们的文字和义理，起初并没有绝对相距很远的地方。差别最明显的，只有《闺门》一章。各位儒者对于经书的大法没有见到有什么阐发，却独自武断地判定，于是造成这样的纷争，未免也太枝末了。自从伊洛之学兴起，朱子又出来继承它，于是根据衡山胡氏、玉山汪氏的疑问，对古文加以考订，分为经、传两部分，删去衍文和不合经义的内容，千年来的是非于是统一确定。元代初年，吴文正公出自临川，又以今文为正本，大体遵循刊正错误章句的做法，重新加以订定并作训解，它的义理更加明白，再没有遗憾。东广孙君蕡读后喜爱，于是增入各家的注释，命名为《孝经集善》，而其大义以朱子和吴公为宗旨。孙蕡通晓经书而又能写文章，文辞采择精当，并且发挥自己的见解；这部书应当可以传诵，所以我为它疏理历代所崇尚的不同意见，写在篇首。孙蕡字仲衍，是洪武壬寅年的乡贡进士，现在任织染局使。《书史会要序》。天台陶九成新著《书史会要》已经完成，书法家们争相想要观看。因为传抄不容易，大家共同刻印于木板，并把首篇交给我作序。序文说：“史的意义在于遵循正道、持守中正，因为它是记载事情的。黄帝时开始设置史官，苍颉、沮诵实际担任这一职务。苍颉是创制文字的人。从此以后，史官便掌管官府文书，以辅佐治理。到了周宣王时，太史籀又造五十篇文字，用来教导儿童。所谓史，难道不是文字学的本源吗？既然如此，记载历代善于书写者，名为《书史》，并不是僭越，而是恰当的。陶九成本是衣冠世家子弟，从青年起就精心研究六书的法则，完全懂得字与文相互生成的意义，于是辨析古文、篆书、籀书、分书、隶书、行书、草书各家的异同，并载录其人而附带说明。先列帝王，其次名臣，再其次才士、大夫；从三皇开始，到本朝为止，凡是以一种书体闻名的人，都完整记录。它的记载翔实，议论确切而有依据，广泛采录史传以及前代学者所著的书，不再在其中夹杂异议。书完成后分为七卷。我曾拿来阅读，不觉叹息说：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则由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别掌管这些事务，他们的职责极其重要。大的方面，国家的礼乐、刑法、政治以及善恶，当然没有什么不应记载；小的方面，一件事、一件物，能够贯通古今并给求学问的人提供参考，也不可不明辨。这样才称为史，差不多可以了。繁盛的花朵和艳丽的草木，随着春天开放凋落，对事业功绩有什么补益？陆佃把它们汇集起来，称为《花史》。砚台虽然实用，不过是一块石头，与治理教化有什么关系？米芾编纂它们，题名为《砚史》。这样做难道可以吗？一定要像我的陶九成这样，精心研究六书，直接探究苍颉、史籀的本源；历代字体像浮云一样的变化，都可以考察明白。这样的致知格物之学，似乎不是毫无帮助。如果称作《书史》，谁能说不恰当呢？我又听说六书是六艺之一，周官中的保氏掌管教养国子，于是教他们学习六书。自从圣人用书契代替结绳记事的治理办法，实在取法于《夬》卦；《夬》卦在王庭宣扬决断，它的作用最大，所以天下没有不学习文字的，学习文字就应当没有达不到的境界。我又独自感叹近世以来，人们追逐末流而忘记根本，濡笔挥墨，像春蛇秋蚓一样连绵书写，便扬眉向人夸耀说：‘这是史籀的书体，这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 有见识的人看到这些，连一声轻笑都不值得。读陶九成这部书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因此自我警戒呢？陶九成名宗仪，积累学问，擅长文章，曾经阅览杂传记一千多家，其中有许多是士林中未曾见过的。于是仿照曾慥的《类说》，编作《说郛》若干卷；曾慥所编的内容，他又略去不收。君子认为他的书尤其精深博大。

译《理学纂言序》。自从孟子去世以后，大道逐渐隐晦，世人像盲人摸索道路一样寻找方向，经过了一千多年，天生出濂、洛、关、闽四位先生，才开始把太阳重新悬在中天，万象森然罗列，没有什么不完全显现；他们的功劳确实伟大。而集四位先生学说大成的，只有考亭朱子。四位先生的言辞和精义，朱子与吕成公已经编成《近思录》，汇集六百二十二条，分类编为十四篇。朱子的道理与四位先生没有不同，但散见于他的语言文辞中的内容广博深厚，似乎不容易穷尽，怎么可以不编成一部书呢？因此觉轩蔡氏和三屿陈氏都曾采集这些内容，编作续录流传。退轩熊氏担心各书取舍不同，便摘取朱子各书中最精要的内容，编为《语要》，对于论学、论事尤其详尽。虚谷方氏与熊氏同时，又认为门人所记录的内容未必完全得到朱子的真意，不如亲自撰写的文章没有疑问，于是又从一百多卷中逐句摘抄、分节分析，编为四十类，命名为《晦庵集钞》。唉！尊崇朱子之学的人，各家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志向。然而简略的弊病在于不能充分体现其纯正本旨；繁琐的弊病在于又不能把握其关键。这两方面大概都失之偏颇。乌伤人朱君伯清从幼年到老年，极其喜爱朱子的书，常对人说：“朱子的学说，就像粮食、粟米、麻布、丝帛一样，天下一天也不能缺少。”伯清被推荐为国史编修后，得到皇上简拔知遇，特诏令他到楚王府讲授经书；他的文章辞章以及用来讲说的材料，都以朱子为宗旨。后来他没有等到年老退休领取俸禄，便回归故里，寄居在浦阳江边，每天取朱子的书温习研读，考察阴阳鬼神的运行，验证心、情、性、命的发舒，都明白显著、循环无穷，而且都根本出于道体的奥妙。他所见端正确切，所得精粹凝练，于是就朱子的精要言语编成《理学纂言》一书。它的凡例完全仿照《近思录》；所采录的语录虽夹杂方言，只因害怕失去原意，片言只语也不敢改动；气象有时不相类的便删去。对于文集，则节取切实而重要的内容载入，共八千三百条。与各家相比，它很适中；拿来阅读，简直像亲自遇到朱子坐在那里，又看见门人盛大地提出疑难、接受答问，不知道自己已经生在二百年之后。伯清惠及后学的功劳，多么深厚啊！世上喜好著书的人很多，抱持偏见，操持没有根基的学问，放肆开口诋毁斥责，安然不觉惭愧，他们哪里曾经窥见朱子学说的门墙呢？这些人都得罪了伯清。又听说孔子是上天的孝子，因为他扶持天地、树立纲常，为千万世作打算。朱子的志向实在与孔子相同，他也是孔子的孝子。当今学者随波逐流，一味归于卑陋。伯清能够尊崇朱子的学说并扶持引导它，难道不是朱子的孝子吗？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伯清确实做到了。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长史。他的父亲裕轩先生曾师从许文懿公，许公则上承朱子六传的学术传绪；他们家的学问渊源，大概是有所承继的。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同郡宋濂作序。《吴郡广记序》。吴国在周代末年是江南的小国，秦代隶属于会稽郡；到汉代中期，人物和财赋成为江南最盛的地方。经历唐、越、宋直到今天，于是称为天下的大郡。然而它在沿革、盛衰之际，记载在简册上的，从《吴越春秋》《越绝书》以下，有晋代张勃、顾夷，隋代虞世基，唐代陆广微等人的著述，以及《元和郡县志》《寰宇记》，各自都有所说明。到了宋代，罗处约有《图经》，朱长文有《续记》，范成大、赵与恩都撰写分类编成的书。后来有个叫章悊的人，嫌它们不完整，作《吴事类补》。宋朝灭亡后，书籍散失很多；元代赵仪凤任总管时，曾汇集诸儒讨论编次缺遗，但后来改任官职，最终没有完成。进入本朝，吴县教谕卢熊怜悯前代志书的纷乱乖谬，认为如果不把它们合并统一，恐怕不足以示给后人，于是阅览各家说法，采集遗事，删去繁琐、取其精要，按族类分别编排：作《序例》一篇来总举体例，作《古今记》一篇来记载事情，作《总序》一篇来考核名称，作表二篇来详载职官、氏族，作志八篇来记述地理都邑、文学、祠祀、食货、礼乐、兵防、天官等内容；又作列传若干篇来表现古代人物的美德，类别有名宦、名臣、儒林、文艺、良吏、忠义、孝友、高行、隐逸；至于列女的节行、方技的长处以及事迹不可弃置的，则另作杂传附在后面。总计成书五十卷，后面又有《集文》十卷，用来充实文艺方面的内容；有《外记》五卷，用来保存神仙、佛教中可以考察的事迹，题名为《吴郡广记》。这样，在数百里的范围内、二千年的时间中，其中的事情都可以按书查考而得到。某郡知府李侯某认为此书对政务有关系，准备命工匠刻板流传；后来因母亲去世离任。此后高邮汤侯德来继任，终于督促完成此事。卢熊因为荐举而出仕，从工部照磨升为中书舍人；他与我同朝交好，请我为书的开头作序。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下至州县乡里也没有没有史官的地方，但不过是记录言语、记载事情而已。到了汉代司马迁、班固创立序、纪、传、志、年表的体例，从此四海之内不再遗漏事情，这确实是史官中高明的做法。后世的郡能够专门祭祀社稷山川，施行政令教化，俨然如同古代诸侯的封国，本来就不应当没有记述，何况吴国曾经是封国，并非其他郡所能相比。自汉代以来直到今天，虽间或有所撰作，却没有完整的文章用来考察本地事物的全部，这确实是政务上的缺失。唯独卢熊毅然把删削编纂作为自己的责任，仿照汉史的体例，斟酌增损旧典，为一郡编成一部书，难道不是好古之士吗？李、汤二位侯爵能够知道应当重视什么，并谋划使这部书流传，也可以说通晓政务的体要了。后代的人阅读这部书，修养自身、居官任职时，取前人的成法作为准则，将会看到道德兴盛、习俗美善，使句吴地区与邹鲁没有差别。这样看来，这部书对于教化的作用，不也很大吗！我赞美卢熊独能把世俗所轻视的事情看得急切重视，笃实地喜好古道。为此叙述大意，使它得以刊刻。

译《八咏楼诗纪序》。八咏楼在婺州城上西南角。它的建立，实际始于武康沈休文。齐隆昌初年，沈休文以吏部郎的身份出任此地太守，百姓清平，诉讼简少，号称无事。楼建成后，命名为“玄畅”，又作诗八首咏写山川景物的情状。宋至道年间，冯伉来主持州政，认为永明体诗实际源自沈休文，又以徐庾为祖，心中尤其喜爱，于是把诗文刻在石上，放置在楼下，并且把“玄畅”改为“八咏”，希望流传给无穷后世。从此士大夫之家相继创作，长篇舒缓宽和，短韵铿锵有声，粉版上写着黑字，充满了四面墙壁。好事者曾经辑成一编，刻在木板上。兵乱之后，散失而不再保存。南峰杨尊师私下为此忧虑，于是和他的弟子胡君玄范广泛搜寻、远处采集，执笔编成此书。上自沈休文，下至近代，凡是有所创作、大略涉及此楼的，没有遗漏。宋濂读后颇感疑惑。沈休文本来是有名望的人，他在齐梁之间立朝的大节，不能没有令人遗憾之处。既然不能没有遗憾，人们将会抛弃他，为什么他的诗却独独流传到今天？难道他解下佩饰、披上粗布衣服，果真有仰慕君主、眷恋朝廷的心意吗？还是因为他才华高、学问广博，名声仅次于董仲舒和司马迁，或许足以惊动世人、震骇风俗吗？以我宋濂的愚见，这些都不足以知道。想来婺州是礼义之邦，士君子世代敦厚地学习诗书，内心存有忠信，往往勇于修养自己而无暇责备别人；稍有一点长处，宣扬它还唯恐不够迅速，何况沈休文曾经做过百姓的长官呢？古人所说“居住在一个国家，不非议它的大夫”，难道只有我们婺州能够这样吗？然而从沈休文到现在，接近九百年，前来任婺州太守的不知有多少人，默默无闻的本来就很多。三尺高的儿童从这座楼下经过，也能指着说：“这是沈休文留下的遗迹。”这没有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辞藻华美、诗文优美的作品很多，所以流传得久。连浮华文辞和艳丽句子，尚且是有识之人不能称道的，仍能如此显赫光耀、震动人心；那么明白道理、树立德行，其言论足以维系世道人教轻重的人，又将会怎样呢？学习道术的人，更应思考用什么来勉励自己，这是可以做到的。诗纪中赋若干首、古诗若干首、绝句若干首，分为三卷；每卷卷后各有其所据的竹简绢帛，后来续得的作品，就随即补入其中。南峰名道可，字某，南峰是他的号。他态度恭谨，有贤德的行为，一望便知道是喜好古道的人。现在他主持宝婺观的事务，道观和八咏楼大概相连并立。《重刻〈贞观政要〉序》。《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官吴兢所编。吴兢是浚仪人，有优秀的史才。因魏元忠、朱敬则推荐，奉诏进入史馆，修撰国史，升任右拾遗内供奉。神龙年间，改任右补阙，多次升迁为起居郎，屡次上疏议论政事，说出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不久任谏议大夫，又修国史，转任太子右庶子。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途中很喜欢纵马射猎取乐，吴兢又极力进谏。第二年六月发生大风，皇帝诏令群臣陈述政治得失，吴兢说：“斥退群小，不要沉溺于游玩；遣出不该宠幸的宫女，减少不急需的马匹；明辨选举，慎重刑罚，杜绝侥幸，保持至公，这八件事都是当时所忌讳的。”景龙年间，他所修国史失实，吴兢对此忧虑，于是私下撰写《唐书》《唐春秋》，都没有完成。到这时，诏令他到史馆撰写记录，进封长垣县男。过了很久，因记载事情不当获罪，贬为荆州司马，屡次升迁为洪州刺史，又因牵连获罪降为舒州。天宝初年，入朝任恒王傅，去世时八十岁。吴兢曾经修定《武后实录》，记叙张昌宗诱使张说作证魏元忠的事情，颇多说张说已经答应了；幸亏宋璟等人激励磨砺、苦苦劝谏，所以转变祸患而成为忠臣，否则皇太子将要危险了。后来张说做了宰相，多次以私情请求改动记载，吴兢拒绝说：“如果顺从您的私情，还叫什么实录？”最终没有听从，世人把他比作董狐。他为人大致如此。当初吴兢多次修撰国史，看见文皇帝的朝廷君主英明、臣子忠诚，可以作为后世子孙的法则，于是编纂这部书十卷，共四十篇，进呈给唐中宗。然而在中宗复位初期，形势转变的关键间不容发；假使中宗能够把这部书作为效法文皇帝的准则，那么就会削除武氏的帝王称号，崇恩之庙也不会再有；信任旧臣，敬晖等人也不会被罢免政事；严厉防范暗中作乱，韦氏之祸也不会重蹈覆辙。可惜他把此书看作空文而不加讲习，只使吴兢的孤忠惶惶不安而无从伸展，怎能不令人叹息！后来文宗即位，才喜欢阅读并认真实行其中的道理。太和初年，政治灿然可观，虽然没有达到贞观之治，也可以说能够效法他的祖先了。自此以后，这部书盛行于世，南北刻本多有错讹。临川戈直曾汇集各家加以校勘，但也没有完全完善。升州有位贤士叫王敬仁，本是大族，想在家塾刻印流传；我于是借来宫中秘阁的本子，重新为它校正；其中义理能够贯通的，就因循旧本，不敢随意改动。读这部书的人，不可以不知道作者其人，这是古代的道理。因此我又在卷首详细叙述吴兢的事迹。书的篇首说吴兢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与史书所载颇不相合。宋濂怀疑，在神龙年间进献此书的时候，他刚改任右补阙，不应当已经升迁到这样的职位，难道另有其他依据吗？

译《革象新书序》。《革象新书》是赵督先生所著。先生是鄱阳人，隐遁自晦，不知他的名和字。有人说名敬、字子恭；有人说名友钦，具体名字无法详知。所以世人根据他的自号，称他为赵缘督先生。先生是宋代宗室的后代，学习天官、遁甲、六壬式等书，希望凭借事功奋发自立。一天，他坐在芝山酒肆中，遇到一位眉长眼方的壮士，索取酒来畅饮。先生觉得奇异，便走近他，二人谈论玄理很久；那人又说：“你来得为什么这么迟！”于是从囊中取出《九还七返丹书》赠给他。临别时，先生询问他的姓名，他说：“我是扶风石得之。”石得之大概就是世间传说的杏林仙人。先生从此把世间的事情看得淡漠，偶然间向东海之滨独居十年，注释《周易》数万言。当时没有人知道，只有傅文懿公立极敬畏他，认为他阐发了前人没有说过的内容。先生又把这些全部丢弃，骑着青骡，带着一个小苍头，往来于衢州、婺州的山水之间。人们看不见他带着什么资财，但旅途中的费用从未缺乏，最终也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法术。后来他在旅途中疲倦而停下休息，然而在那里去世，便葬在衢州龙丘鸡鸣山。原来有个叫朱晖、字德明的人，是龙丘人，长期跟随先生学习，得到他的星历之学，因而获得了这部书。朱晖也凭借推算天象成为一家名家。朱晖去世后，他的同乡门人章濬深怕这部学问泯灭而失传，急忙订正其中的错讹，刻在木板上，并来请求宋濂为它作序。宋濂听说天官之学，历代推步计算的方法必定略有不同，大概是想随着时代考验，以符合天体运行罢了。自唐代进入宋代以来，这些方法逐渐精密，到元代尤其严密。耶律文正公楚材认为金代的大明历推算落后于天时，于是削减节气的分数，消除周天的末尾，去掉交终的比例，处理月亮运行的余数，至于日月和五行星运行先后、出没变化，也都加以深入研究，纠正其中的失误。又因为西域与中国相距遥远，便建立里差，加以增减，命名为《西征庚午元历》，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后来许文正公衡、王文肃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又同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等人，遍考历代历法，重新测量日月星辰消息运行的变化，斟酌取其中数，作为历法的根本；也就是所制定的《授时历》《历经》《历议》二书，至今仍保存着可以考证而不虚妄的内容。君子认为，当世所推算的天象，都是二三位大儒集中他们的精神、扩大他们的见闻、备置各种仪器之后，才能造达到精微之处。如今先生正值朝廷禁藏书籍的时代，又独自居住在大江以南，而且没有所谓观测天象的器具；可是他所著的书，往往与各位公卿暗合而没有差别。虽然这是绝伦的见识造成的，但实在是因为人心中的道理本来相同，所以彼此符合，并没有南北的差异。我又听说西域远在万里之外，元朝攻取那里后，有个叫札马鲁丁的人进献《万年历》；他的测候方法只使用十二宫，分为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之说，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可是推算日月的薄蚀，颇与中国相合，也正是因为道理相同。唉！四海内外，凡是圆头方足的人民，他们的心都是相同的，道理也没有不同，哪里只是观测天象的事情才如此呢？先生的《易》已经毁于兵火，所著兵家书以及神仙方技之书也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仅仅只有这一部书而已，应当毫无疑问地与《历经》一同流传。宋濂因此特意把先生的事迹写在篇首，使读者知道先生的学问贯通天人，希望大家共同谨慎地保存、流传它。《景定谏疏序》。我们婺州旧称礼义之郡，士人生活在这里，都存有气节，捍卫忠义，而东阳尤其兴盛。自宋代中期以来，这里以奉行正直之道著称，列入国史的人很多。即使是平民和地位低下的士人，不在进谏的职位上，也常有上书陈事的。难道这些人都善于发表言论吗？这是德泽长期浸润、师友相互讲论的结果，是风俗在民间形成，因而达到这样的盛况。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读《宋史》，凡是本郡名人中有值得称道的事，总要记下来。后来又感叹，士人有幸见载于史书的尚且如此之多，那么不幸散失而没有流传下来的，大概也很多。往年我在翰林院，才得以见到东阳人贾廷佐上给宋高宗的奏疏。廷佐任桐庐主簿时，痛恨秦桧主持和议，绍兴戊午年上疏评论此事，言辞十分恳切正直，但史书没有记载。直到他的第七世孙拿出来给人看，世上的士大夫作文章称颂他的忠诚，廷佐的名声才开始显扬天下。廷佐的同乡杜士贤，理宗时任武学生，景定甲子年秋天，因星象变异而求取直言，士贤上疏极力攻击贾似道误国。今年秋天，他的曾孙也拿来给我看；事情与廷佐相类似。但士贤起初连一个最低等的爵位也没有，他在奏疏中请求罢黜贾似道，逐条列举他的罪行，恳切正直很像廷佐；而杜实又能前往京师，遍求贤者和荐绅的文章来为此事申明，还准备刻板流传，这或许是廷佐的后人所不能相比的。我因此又感叹，忠义之士，天虽然在当时压抑他们，天却常常扶植他们的子孙，使他们的声誉光彩昭著而流传不朽，这难道是人的智力所能达到的吗？当贾似道专权时，他的威势足以决定士人的生死，士贤激愤进言而没有丢掉性命，只差毫发之间。如今没有听说贾似道的后代有人成为士人，人们也以称说他们为羞耻。士贤的子孙正在守护他的遗业而不使它衰败，听到士贤遗风的人，即使是乡野之人和幼童，也都叹息仰慕，认为他贤明。善恶的公论如此明白，那么有志于忠义的人，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这样看来，这篇奏疏的流传，不仅可以补史书的缺失，凡是做人臣子的都可以把它作为鉴戒。士贤字希圣，后来考中武科，被授为武冈军新宁县簿尉，随后代理新宁县令，转任绥宁、旴▯两县县令，直到任期终了。

译《篆韵集钞序》从前汉代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十四篇，按照偏旁分为五百四十部，所收文字共有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南唐徐锴内史苦于《说文》的偏旁深奥隐秘，不能全部知晓，想使人便于翻阅，于是按照《切韵》排列四声，取名为《说文韵谱》。篆书有韵书，大概从徐内史才开始。宋代巽岩李焘认为《韵谱》局限于四声，偏旁终究不容易看清，于是又依照《类篇》按五音的先后，将《说文》的次序全部取来贯串编排。到合溪戴侗出现时，用九类概括《说文》的各部，与《韵谱》等书各自成为一家之学；然而彼此互有补益，却一直没有人能够把它们汇集起来。鄱阳刘君爆自幼承受先辈教诲，留心篆书之学，历年既久，没有什么不贯通的。于是以《韵谱》为宗旨，而把字的先后按五音区分；每个字下面又按九类细分。前代儒者的说法有能够互相发明的，就全都记录下来；字义有不妥当的，必定疏解其是非，并申述自己的意见。《说文》所引用的古文六经文字，与今天流行的版本有些不同，他把这些文字汇为一编，附在书后，共成若干卷。此书精密而不流于粗疏，严谨简约而不至于冗杂浮泛，确实无疑可以传之后世。从伏羲命令子襄担任飞龙氏、创制六书，到黄帝时苍颉在此基础上加以推衍，文字世代相传而不断繁衍。周代因此设置外史掌管这件事；秦汉以来官职废置不设，终于导致文字讹误而失去真实面貌。许慎对此深感忧虑，于是采集史籀、李斯、扬雄的著作，广泛访问通晓文字的人，又兼考贾逵的说法，然后编成《说文》一书。当时距离上古还近，遗留下来的文字应当可以考证，所以他的学说最有依据。所谓五百多个部首，大概就是《苍颉篇》的说法。唉，如果不是许慎的六书之学，它难道不会逐渐微弱而断绝吗？李阳冰生在唐代，距离许慎已经很远了，虽然号称以许慎的书为宗，却轻率放纵地凭臆说话，妄加排斥，徐内史对此很是遗憾，于是撰写《系传》四十卷来纠正它，把它称为“传”，是想像尊崇经书那样尊崇《说文》。徐内史以后，只有吴兴道士张有尊崇《说文》的意旨，大体与许慎的学说相同，于是《说文》便如同金科玉律，成为世人的法式。我曾偶然学习过他的书，确实很美，但其中重复和缺漏之处仍然很多，古文、籀文两种文字也疑心有吕忱掺入其中。如今世上保存的版本，未必都是许慎的旧本；既然如此，能够加以疏理和订正，只要有贤者著作，就不能不在这件事上尽心。即便如此，《说文》的学问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我来到金陵以来，见到《六书正譌》《说文字原》两部书，都是鄱阳周伯琦所撰写的，很是以许慎为宗旨。如今又见到刘爆这部书，也是用来辅助《说文》之学的。只怕它还不能显明，为什么鄱阳竟有这么多贤才呢？周氏的著作已经盛行，刘爆的这篇书，士大夫也多希望看到。我因此为它作序，并把作者的宗旨写在篇首。唉，契合天地运行的规律，包容万物的道理，没有什么超过六书的。博雅之士，千万不要因为它属于小学就轻视它，这样才好。爆字彦正，曾任严州建德县令，气质容貌纯粹，是有德行的君子。他对于名物制度之学尤其精通。

译《重校汉隶字源序》隶书的源头从哪里开始呢？有人说：秦始皇时，程邈把小篆减省改写成隶书，使它便于供隶属官吏使用，所以称作隶书。但那时还没有形成笔画俯仰的姿态，因此西汉时期，金石刻文都很少使用它。到东汉时，贾鲂用它来抄写《三苍》，这种写法才大为流行，刻在碑碣上的文字也纷纷采用隶书。考察洪适所辑录的材料，两汉时期仅见一二例，东汉则不下数百例。这样看来，说隶书源于汉代，也可以。又有人说：不源于汉代，秦代也不是源头。考察齐国胡公，他是太公的六世孙，在秦始皇之前四百多年，有人发掘他的临淄墓冢，棺木上有凸起的文字，字形与汉隶完全相同。由此看来，隶书不是起于秦代，而是源于周代，程邈只是把它加以推广罢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不是周代；凭什么知道不是周代呢？假如临淄的棺木没有被发掘，谁不会认为隶书一定起于秦代呢？秦始皇以前四百多年已经有隶书了，又怎么知道在胡公以前四百多年果真没有隶书呢？只是距离上古已经太远，人们没有办法考察其中的详情罢了。我私下认为，伏羲画八卦，就是文字的本源；苍颉推衍它而成为古文，这些文字中的五百四十个部首列在许慎《说文》中各部的开头，大概与篆文、籀文没有多大差异。这本来就是篆文、籀文的变化，由此相互产生，难道唯独隶书要等到后世才出现吗？夏、殷以来，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字体有的不同，有的相同，有的可以辨认，有的不能辨认，但也都没有超出六书的范围。尤其是沿袭旧体而稍加变通的，隶书与篆文、籀文虽然稍有不同，也怀疑它们中间有些出自古文以后，各自用自己的名称成为一门，或者只是由把本业精通的人分别传授罢了。否则，许慎曾经忧虑当时的学者把秦代的隶书说成苍颉时代的文字，这难道只是虚妄的称说吗？还是另有依据呢？这些事情我都不敢断定。我的同姓宋君季子，博学而笃实，又留心隶书和古文字。他所得到的汉、魏碑刻，必定早晚潜心玩味，不知寒暑。父亲的朋友处士桂兢、刑部王经劝他说：“学习一定要有老师，没有老师，虽然辛劳，也不能精通。”季子于是三次前往鄱阳，拜见伯诚先生欧君复。欧君怜惜他用心专一，便把书写隶书的方法全部传授给他。凡是笔画的阴阳、向背、性情、逆顺，他都掌握了要领。过了很久，季子又到龙虎山中，向方壶翁、从义翁请教；他们都是精通隶学的人。见到季子后欣然接待他，言语连绵不断，久久不止。季子的学问于是大为进步，终于因为擅长隶书而闻名当时。在此以前，宋代儒者中有个叫娄机、字彦发的人，是檇李人，他按照世间保存的三百零九块汉碑，将碑中字按韵分类；每个字有几种字体的，都分别列出，称为《汉隶字源》。季子很以它不够广博为憾，于是精研深思，增加一千零八十七个字；又汇集老师和朋友的精微见解，写成《汉隶纲领》十四则；另撰《辨讹字类》和《连绵字略》，又收一千三百八十四个字。至于有缺失的字，又采集班固、司马迁两家所使用的字来补充，命名为《两汉字统》，附在《字源》之后。两部书各六卷，合计十二卷，可以传给学者。唉，金石碑刻方面，欧阳修撰写《集古录》十卷，赵明诚仿照《集古录》撰成《金石录》，卷数多一倍，欧阳修没有涉及的，赵明诚补足了。到了洪适出现，唯独专攻隶学，他撰述《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可以说丰富而完备了。然而他的见闻有限，有时免不了疏漏；难道娄氏的《字源》也可以不作吗？如今看季子重新校订的书，不仅有功于娄彦发，也可以补足洪氏未能涉及的地方了。如今大明如太阳照临天下，正是四海文字统一的时候，将来或许有人援引蔡邕的旧例，在太学门外树立石经；若没有季子的书，还将从哪里考取依据呢？希望季子好好珍重自己。我把他的书反复读了三遍，冒昧地在篇首作序。爱好古学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话说得有见识。季子以字为名，家居临川，作诗作文有法度，以道自守，不被外物改变。礼部朱梦炎极力推重他，说他是丝毫不逊于大雅君子的人。

译《医家十四经发挥序》人的身体具备九脏的形体，而气血的运行必定有经脉来疏通承载。经脉的流注称为历、循、经、至、抵；彼此交会称为会、过、行、达。这就是所谓十二经。十二经，是左右手足各自具备三条阴经和三条阳经。阴经在右，阳经在左；阳经顺向分布，阴经逆向运行。说到三阳，就是太阳、少阳、阳明。阳经既有太、少之分，又为什么有阳明呢？取的是两阳相合而明盛的意义。说到三阴，就是太阴、少阴、厥阴。阴经既有太、少之分，又为什么有厥阴呢？取的是两阴交会而终尽的意义。不仅经脉有十二条，又有所谓系络。系络共有三百六十五条，附属于经脉而运行，周流不息。至于阴阳维、阴阳跷、冲、带六脉，本来都有所系属；但只有督、任二经包围腹背，并且有专属穴位。各经脉充满后溢出的气血，最初由它们承受，不能把它们视为不属于常经而忽略。按照医理，应当同各经一起讨论，全面考察它们的隧道和穴位，共六百四十七个，然后施行治疗，那么医学的奥秘就全都掌握了。古代圣人契合最高的灵性，洞察一切而无所隐藏，所以能够审察经脉真正的源头以及虚实的变化，建立名称和名号，使人能够认识并加以治疗。后世虽然多次有人传授、考察膜理和疏导穴位，验证幽微、探求隐秘，最终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圣人的功业难道再也不能达到同样的境界了吗？由此看来，学习医道的人不能不明白经络。经络不明，却想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就像学习射箭却不拿弓箭一样，不能成功是必然的。我的朋友滑君对此有深刻见解，认为《内经》关于骨空等篇的论述以及《灵枢·本输篇》所记经脉文字简约严谨，读者不容易立即理解，于是训释字义，解释名物，疏通原文，校正句读，分为三卷，名为《十四经发挥》。又考虑到穴位名称难以记忆，便联缀成韵语，附在各经之后。他对当世所作的贡献，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世上撰写医书的人日益增多，并不是不繁多；汉代只有七家，唐代增加到六十四家，到了宋代更达到一百九十七家。他们阐明方剂药物，难道没有人才吗？但纯粹以《内经》为根本而不夹杂其他的，又为什么这样少呢？像金代的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四家，他们立言垂范，大概还差不多接近这种境界吧？如今我们的滑君起而继承他们，凡是四家经文中深奥隐秘的言辞，没有不贯通的。《发挥》的写作，必定无疑会同他的医书一起流传。唉，使一身气机如同风箱鼓动一般，以补益和疏导来成就十全之功的，大概只有针砭之法吧？如果不考察各条经脉而错误施针，不用刀刃也会伤害人，难道不可畏惧吗？即使推托说：“九针之法，传授它的人大概很少。”即便只谈汤液，也一定要明白病邪在什么经，然后使用什么药剂来治疗。为什么粗疏的医生全然不讲这些呢？滑君这部书，难道不是医道上的桥梁吗？我因此特意为它作序，使它流传下去。不是真正了解滑君的人，未必不会认为我的称赞超过实情。滑君名寿，字伯仁，许昌人，自号撄宁生。他博通经史诸家之言，文章温和雅正而有法度，在医学方面尤其深。江南诸医没有谁能超过他。他还著有《素问钞》《难经本义》，流行于世。《难经本义》中说：“林危先生曾经为它作序。”

译《葬书新注序》堪舆家的术数，古代就有吗？《周礼》所记墓大夫的职责，其方法制度十分详细，却没有所谓堪舆家关于祸福的说法。那么它究竟起于什么时候呢？大概起于秦汉之间。《汉书·艺文志》中有《宫宅地形书》二十卷，既然有这种书，就有这种术。堪舆术果真人人都能掌握吗？官府虽有这类书，却没有在民间施行。到晋代，才开始广泛流传，而《葬书》于是被称为郭景纯所作。我曾读过它，内容真实确切、简明严谨，我想若不是郭景纯，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它确实应当成为相地之学的宗师。后世葬巫竞相出现，把它弄得芜杂污秽。后来竟增至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深知其中荒诞，删改去掉十二篇而保留八篇。草庐吴伯清又嫌蔡氏没有穷尽其中的深奥，于是选取最精纯的作为内篇，把精粗相杂、纯驳相半的作为外篇，把粗劣驳杂本应去掉而姑且保存的作为杂篇，实在可以说没有遗憾了。新喻刘则章亲自接受吴氏传授，为它作注释，很有发明。金华郑彦渊尊崇吴氏不亚于刘则章，昼夜精心研读，专心校正句读，考察其中的贯通之处，探究其中的深意，明白灿然如烛火照耀、龟甲占卜显现；与刘则章相比，大概还超过他了。彦渊已经刻板印行此书使它流传，又托学生刘刚请我作序。我认为《葬书》流传已久，另有《葬经》八卷，萧吉撰写的又有二卷，名为《地脉经》的又有二卷，大体都与郭氏之书相同。只有《八卦五行经》假托黄帝所作，有人于是认为它是地理学的源头，难道黄帝时代已经有这种术数了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各经中有的说辨别方向、确定方位，有的说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有的说察看山川阴阳、观察流动的泉水，这些本来都有记载。不过它们只是趋利于人事，为什么没有祸福之说呢？这件事还不可知。唐代时，杨筠松老人和仆都监都因精通阴阳之术而隶属司天监。黄巢作乱时，杨老人盗取秘书中的禁术，与仆都监从长安逃来，到了赣州宁都怀德乡，便定居下来。后来把这种术传给乡里人廖三，廖三传给通晓《春秋》的廖传，所以称为廖传。廖传的儿子名禹，禹传给他的女婿、赠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又传给他的儿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检使永锡，于是秘藏而不再传授。世上谈论地形的人，没有比这几个人更兴盛的。然而他们留下的书有的还保存着，如今世间多在使用，往往其学说都与郭氏相合而不相悖。把这些删去的人，难道不正是相地者应当尊奉的吗？即使青囊之学有所传授，它的奥妙也不超过这些吗？唉，世人如果不相信地理之术也就罢了；假如相信它而舍弃这些书，又将从哪里求取依据呢？彦渊应当留心于此，只是没有时间亲自作注。然而这部书虽经蔡氏刊定，到吴氏手中才变得精密；给它作注的人，先有刘则章在前面阐发，又到了彦渊才大为完备。注释书籍的人，后来出现的往往胜过前人，他的说法确实可信吗？我年事已高，文采日益衰退，四方来求文的人接踵而至，大多都严词拒绝而不顾，唯独为彦渊作这篇序，难道不是因为这部书对世人大有裨益吗？彦渊名谧，是北山先生忠愍公的第九世孙，自号玄默居士，博通儒家经典而且能作文，对于内丹的诀要尤其有所领悟。《吕氏采史目录序》皇帝已经端正帝位，平定幽燕，四海内外没有不臣服的。他慨然怜悯前朝灭亡，担心它的历史将要湮没，于是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命人开启十三朝实录，设立机构删订修撰，并诏令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用山林中的遗逸之士，彼此恭敬协作，共同完成，因为他们没有在元朝做官，能够公正地删削编订。第二年秋七月，史书修成，从太祖到宁宗，共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领各位史官上呈。顺帝三十六年的事迹，旧来缺少实录，史官没有依据可考，所以缺略不完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和我等制定凡例，奏请派遣使者十一人，遍行天下，凡是涉及史事的材料，都上送官府。当今的北平是元氏旧都，山东也号称重镇，一代的典章文献应当有所保存，特意选择在官府任职的人前往，表示不敢轻率。章贡人吕仲善当时掌管国子监膳食，于是被选中。这月癸卯日，他便乘驿马向北而去。八月丁卯日，到达北平。凡是诏令、章疏、朝拜礼仪等，凡是奏请布置在地方的事项，都全部辑录在一起。若有涉及番书的，就命人翻译成文章。那些不属于公文的材料，例如皇帝乘舆巡幸、宫中的隐讳、时政的善恶、民间的歌谣，以及忠臣孝子、叛乱盗贼、灾异祥瑞之类，有的见于野史，有的刻在碑碣上，有的详细记载于诸儒的文集，都无不尽心访求。又派儒生危于等人分头巡视滦地、燕南各郡，告知期限，怠慢诏令的人要依法治罪。从丁丑日开始在旧国子监开局，到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才完工，按册帙计算共有八十帙，选用高丽翠纸作为封面，抬到行中书省，盖上官印作记号，送往南京。乙未日赴山东，当时黄河水已经结冰，大雪深达二三尺，仲善驾着牛车，沿陆路行走，一呼一吸之间，胡须上便结了冰。己未日到达济南，访求材料的大致情形与北平时相同。第二年春正月甲寅日，事务办完，成书又有四十帙。所拓下的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计入册数，仍像前面一样盖印作记号。三月壬寅日，用车载回京师。不久各位使者都汇集了，濂于是有了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又到宫阙上呈。仲善因功升任太常典簿，不久升为丞；而且史事关系重大，不能轻易看待。他把材料汇编成四部大型目录进呈，并把副本收藏在家中，请我为它的卷首作序。从前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后，又大略列举史事的条目，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命名为《目录》，向学者显示关键所在。仲善如今详细叙述采集史料的纲领，说明这件事的艰难，为后人显示准则。书的宗旨虽然不同，但用仁心厚待天下的本意却是相同的。唉，史书缺漏已经很久了。比如近代卫绍王在位时，起居注等记载散失，南迁以后便不能继续记载。当时负责修史的史官，如果有像仲善这样的人，难道不会胜过窦祥、杨云翼所记录的吗？顺帝一朝的历史最终能够成为完书，无疑都是仲善的功劳。有了功劳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说，是不仁。我任职国史，因而不推辞为他作序，使读者有所考取。进呈史书后三月某日。

译《华川文派录序》义乌是婺州的上县，从隋到唐，名士接连出现，像娄师瑜、骆宾王，就是其中最杰出的。娄师瑜的文章，按卷计算共有六十六卷；骆宾王的文章，数量也超过十卷。然而都散失不存，如今世上偶尔见到的，往往是编类家采集所得。这没有别的原因，聚集得广，流传才会久。宋室南渡以后，宗忠简公泽的文章多到五十卷；细高居士黄公中辅也有十卷；香山喻公良能有三十四卷。香山的弟弟杉堂公良弼，数量也大致同居士相等。南湖何公恪、岩堂陈公炳，各有二十卷。只是这四三位君子，事业虽然不同，但他们用文章帮助名教，这一点却相同。想来他们当时在士林中如鸾飞凤舞，文章和谐传播，贤者接踵而出。学者羡慕他们，未必不是家家传诵、人人讽读。远的不过二百年，近的才一百多年。寻求他们的家集，子孙有时尚且不能全部拥有，更何况其他学者呢？一个县之内尚且如此，何况四方呢？唉，立言的人用心勤苦，思虑精密，又哪里知道自己的著作一旦会像烟霞一样变灭呢？既然如此，编纂整理者的功劳，实在不能缺少。居士的族孙铁岩公应龢，曾经注意到娄氏、骆氏的事迹，于是从忠简公到岩堂公，各自选编他们最精粹的十多篇文章，汇集成一书，分为六卷，命名为《华川文派录》。华川县的绣湖，别名为唐，县名曾因它而设置，所以取它来作为这部书的名称。五十年后，豫章张侯来任县令，读了这部书认为很好，又说诸位先贤的文章幸而只在这里见到，却还没有抄录副本。如果它偶然亡失，不仅会加重有识之士的叹息，而且将拿什么来激励我们的百姓呢？于是急忙请县中士人傅藻精心校勘，捐出俸禄刊刻，放置在县学中。张侯来请我作序。从前乡里的先达吴师道公，怜悯前代贤人的时代日远、遗文日渐湮没，于是汇集婺州七县名人的著作，编成《敬乡前后录》二十三卷，他的志向比铁岩更加广博。可惜治理这个地区的官员没有使它长久流传，兵火之后，手稿也无法保存。如今张侯却对这部书如此用心，早晚不稍停息；拿这两件事相比，贤与不肖相差何其遥远啊？即使如此，张侯用来激励县中士人的，还不只是文章而已。应当像岩堂公的耿介、南湖公的孝行、香山公的质朴无伪、杉堂公的宽厚有容、居士公的不凡气节、忠简公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并至死不变，这样才差不多不会辜负张侯；否则，手执笔墨，仰头向众人喊道：“我能写文章，我能写文章！”难道不会被大方之家嘲笑吗？张侯名允诚，以儒家学术修饰政务，忠诚信实、廉洁明察，如同古代的循吏。县中事务即使极其繁重，他也从容处理，轻重缓急都不失法度。吏胥受到约束，拱手站在案旁，不敢说一句赞成或反对的话。各种弊病很快革除，所以治理成效显著，是各县中最好的。序文就写到这里。《杜诗举隅序》《诗经》三百篇，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卑贱的奴隶、小民、妇女和女子，没有不创作诗歌的；而它们寄托在六义中的意义，深远玄奥，终究有不容易解释的地方。因此作诗序的人，各自阐述作者的意旨，又分章析句，来穷尽其中的精微。至于《东山》一篇，诗序解释得尤其详细，还说第一章讲军队归来，第二章讲思念，第三章讲妻室家人的盼望，第四章讲男女及时婚配的欢乐。看上一眼，纲领和要点便都提挈出来了，不用等待注释，它的大意就鲜明清楚了。唉，这难道不是后世训释《诗经》者的典范吗？杜子美的诗，实际取法于《诗经》三百篇，有的类似《国风》，有的类似《雅》《颂》。即使长篇短韵，变化不一，体制段落的分明、文意脉络的相连，确实有不可紊乱之处。注释他诗歌的，估计有几百家，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思考呢？专事穿凿的人，认为每一个字都有出处，广泛援引经史，巧为附会，堆砌酿造而琐碎繁杂；炫耀新奇的人，称说他“一饭不忘君”，便发挥成文章，无非忠于国家、爱戴君主的意思。至于那些率意吟咏怀抱的作品，也一定要迁就着作出这种解释。解释的人虽然很多，不是落入那一边，就是归入这一边。子美的诗，五百年来一直没有被世人真正理解。近代庐陵的大儒对此很忧虑，于是把全集中使用的典故事实通通考出，另列在篇后；固然没有纠缠猥杂的弊病，却不免轻率地加以批点涂抹，像醉翁的呓语一样，始终不能说得清楚。他与前面两种注法相比，相差又有多远呢？会稽俞先生季渊凭借卓越的见识，摆脱众说，独自取法作诗序者的意旨，分别剖析章句，详尽列举各种意义，于是文章灿然可观，有些地方不借助辞说便自然明白。唉，解释子美诗歌的人，到这里可以没有遗憾了。不过我听说古人注书，往往借此表达自己的见解。贤相遭到排斥，于是作《离骚解》；权臣专权，于是作《衍义》；哪一件不是由此而来呢？先生在开庆已未年考中进士，出任州郡长官，入朝掌管六察事务。他清廉自守、正直诚信的风操，在朝廷上令人凛然闻知。不幸宋朝已经灭亡，他徘徊在残山剩水之间，无处寄托无穷的思念。他认为忠于君主的言语，随处触发而发出的，只有子美的诗正是这样，于是借它来发泄胸中的郁愤，久而久之编成一书，命名为《杜诗举隅》。读他的书，就可以知道他的悲痛志向了。先生去世以后，他的玄孙安塞县丞钦担心此书湮没失传，将要刻在木板上，极力前来请求序文。我居住在金华，与先生属于邻近的郡，后来又跟随黄文献公防备边事，听说先生的行事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因此不推辞而为他作序。先生名浙，季渊是他的字，晚年以默翁自号。他著有《韩文举隅》，至于《孝经》《易》《书》《诗》《礼记》《春秋》《离骚》，也各有审订考问之作，并不只是为杜诗作笺注而已。《文宪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六 明代宋濂撰写 序，共三十三章

译《皇明雅颂序》《皇明雅颂》是鄱阳刘仔肩编集的。为什么称作“雅颂”呢？“雅”是燕飨、朝会时演奏的乐歌；“颂”则是赞美盛大德行，把成功告知神明。如今诗歌的体制与“雅颂”不同了，为什么还沿用这个名称呢？因为体制虽不同，意义却相同。说到“赋”“比”“兴”，它们有不同吗？其实是相同的。既然相同，为什么又说体制不同呢？因为时代有古今之别。时代有古今之别，为什么今天不能成为古代，古代也不能成为今天呢？古今虽然不同，但人的情感由内而发、人的声音由口宣泄、人的文辞由此形成，这些却是相同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它们是大同呢？江河、沼池和水洲各不相同，但水是相同的；山陵、峰峦和冈阜各不相同，但土是相同的；人因外物而有所行动各不相同，但感受是相同的。取其相同而舍弃其不同，这就叫大同。怎么知道它是大同呢？因为都归向大道罢了。归向大道是什么意思？是世道得到治理、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又是什么呢？天上的声音在上面和谐，地上的声音在下面和谐，人的声音在中间和谐，于是体察真实、通达顺遂就达到极点了。体察真实、通达顺遂，难道也会有相应的征兆吗？回答说：有。三秀草开花，朱雀出现；龟龙出世，驺虞来到；嘉禾生长，哪里会没有祥瑞应验呢？既然有应验，怎么可以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就会创作“雅颂”，配以弦歌，进献到郊庙之中。这部集子的写作，大概就是这种创作的开端吧？《郊禋庆成诗序》皇帝自从登上大宝、主持百神祭祀以来，就曾祭祀昊天上帝，以仁祖淳皇帝配享。神灵主持此事至今已有五年，皇帝从未懈怠，反而更加恭敬。洪武壬子年冬十一月辛酉日冬至，恰好又到了祭祀的时节。前期丙辰日，皇帝驾临奉天殿，召集群臣在庭中，把誓约和命令告诉他们。戊午日出宫住宿在斋宫，有司洒扫庭院、翻土培整，向田野设置火炬，各自戒慎并修治器具，谁敢不严肃恭敬。到了举行仪式的日期，百官卿士前后奔走，牲畜肥壮，圭玉币帛温润精美，器具质朴雅正，酒和黍稷芳香，乐舞全部举行，升起的烟气上达天听。皇帝内外兼顾，质朴与文饰两方面都做到极致，上帝居处而享用祭品，福禄于是降临。事情结束后，礼部尚书陶凯、工部尚书黄肃、工部侍郎牛谅、晋府护军熊鼎、磨勘司令吴云、兵部郎中刘崧、工部主事周子谅、秘书监丞陶谊、晋府录事张孟兼、吴府录事吴从善，都认为皇帝升祭告成于天，是国家的大典，幸逢光明盛世，又能参加执持豆笾的行列，不能没有诗篇来记载庆典的完成，昭示万世。于是以唐诗“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为韵，各自赋诗一章，嘱托濂为它作序。我听说郊祀之礼，开始于有虞氏，到周代才完备。秦汉以来逐渐涉及不合经典的做法，又被六天六帝的说法所迷惑，没有人知道应当遵从哪一种。主持国家、统治百姓的君主，也很少能够亲自严肃地主持祭祀，往往派大臣代行。只有当今皇上依据礼经，洗除千古陋习，每年亲自登上圜丘坛，昭明地祭祀上帝，恭敬戒惧，威严显赫地临莅其上；阴气收敛，阳气舒展，降下甘美的风雨，遍及天下，万物没有灾病，不久便将出现凤凰降临、龟龙出现的祥瑞。歌声诗篇的创作，难道不是正逢其时吗？从前周人的颂诗中，所谓《昊天有成命》，是祭祀天地的诗；《思文》，是后稷配享上天的诗。这两首诗的文辞气韵深奥隐密，终究不容易明白；如果不是卜商的诗序揭示它们的大纲，后世从哪里能够明白呢？各位公卿所作的诗，温和雅正而驯顺，整肃庄重而安泰喜悦，足以赞美盛德，描绘其形象并告知神明。善于谈论诗歌的人说，这些诗得到了周人诗歌的微旨；可惭愧的是，我没有卜商那样的见识，却冒昧地为作者的意旨作序，君子会怎样评价这件事呢？即便如此，一代的成法、后代君王所取法的东西，其大概也已经在其中显现出来了。这一年十二月甲戌朔日，金华宋濂谨慎作序。《御赐甘露浆诗序》洪武癸丑年正月初，和越四日丙午时加巳，皇上驾临武楼的便殿，召御史中丞臣宁、太子赞善大夫臣濂，在左右赐坐。皇上谈到祥瑞的应验，命中贵人把宫中储藏的甘露取来，不一会儿便装在翠色的瓶中，跪着进献到皇上面前。那甘露都像玉一样洁白、像珍珠一样圆润，是世上从未见过的东西。随后皇上下诏抬来炊煮器具，用金勺炼水二升，火候调匀后，水势如波涛，皇上从龙帐中起身，亲自打开瓶子投入甘露。片刻之间甘露融化，与水合为一体。皇上从勺中舀出二勺，内侍举起帷幕承接，渣滓已经滤净，又用红色纱袋重新过滤。皇上饮了一爵，分赐给臣宁和臣濂，并说：“这是天地最和谐的元气凝聚而成的，你们饮下它，可以除去积久的疾病，延长寿命。”臣宁等人跪着饮下，味道甘甜如饴而不腻，气味比兰花还清雅而不浓艳。一入口，精神和神色顿觉爽朗超逸，飘飘然仿佛要驾风而行。于是各自把酒爵放在案几上，叩头于地而退。臣宁对臣濂说：“唐代李白被召到金銮殿，玄宗亲自调羹赐给他，方术之书还记载此事以示后世。何况如今圣天子亲自舀取上天的乳浆来滋润近侍，使我们这些微臣共同享受阴阳二气的祥瑞，这种天地覆盖扶持的恩德，是不可忘记的。” 应当把这件事写成诗歌，来彰显君主的恩赐。”我恭敬地听说，君王有德，德行上通于天，祥和之气彼此应和，巨大的恩惠滋润传播。如今甘露频频降下，天下大和之气充满，百姓万物安宁，和乐达到太平盛世，这些全都是皇帝一人有福，使臣民永远有所依赖。我们正要涵养承受神灵的恩泽，蒙受皇上的德泽，只想着每天勤勉努力，以图报答为要务。皇上不自满自足，向群臣赐福，使我们沾受天浆，以此上报并彰显神灵的恩赐；这与黄帝得到马脑瓮、把甘露分赐百官的意义相同，实在不是唐玄宗所能相比的。盛大的德泽所及，深入肌肤、藏入骨髓，这种空前的奇遇，哪里容许默默无言？于是我叩头再拜，作诗一章来盛赞皇上的恩赐，跟着唱和的共有若干人，汇录成一卷，传示万世子孙，承受上天的美善直到无穷。

译《应制冬日诗序》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皇上驾临外朝，派遣宦官召翰林学士臣宋濂、侍讲学士臣素、侍讲学士臣同、直学士臣经、待制臣祎、起居注臣观、臣琳，分列左右就座。不久，皇上命大官进献膳食，赐给黄封酒让大家饮用。皇上多次命令把杯中酒喝尽，内官奉承皇上的意思，极力督促劝饮。臣宋濂几次说自己不能胜任，坚决推辞斟酒。皇上笑着说：“你只管饮酒，即使醉了也没有关系。”酒宴结束，皇上亲自挥笔作诗一章，又在诗前附写小序，命令众人各自进诗。臣宋濂最先进献，臣祎次之，臣观、臣琳、臣经、臣同又次之。皇上看后非常高兴。臣素最后进诗，诗中谈到百姓的疾苦。皇上说：“素到老仍然成熟稳重，他大概是有忧念百姓的心意吧？”于是众人都带着醉意退下。第二天，臣素想到自己处在这样盛大的时代，蒙受如此光耀的圣上恩宠，不能不留下文字给后人看，于是把这些诗汇集成卷，请我为它作题辞。我听说，唐朝中叶，正值夏日炎热之时，君臣相互赋诗，不过认为白昼漫长值得喜爱、殿阁生凉足以夸耀，后代多有讥讽。只有我皇上励精图治，在冬日严寒之际将心意表现在诗文中，始终没有忘记听理政事；群臣相继唱和，又以安逸享乐为戒，以忧国勤政相劝，谁也不敢落后。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唐尧、虞舜在上，事情无论大小，谁不是精诚专一、清白无私地承受圣明的德化呢？何况文学侍从之臣，职责就在于进言劝善、匡正过失的人呢？拿这件事同唐朝初年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臣宋濂不才，哪里敢以此为这些诗篇作序呢？皇上所作的诗，另用金龙笺抄录副本，珍重地收藏在家中，表示不敢轻慢。《寄和右丞温德亨诗卷》序 有志向的人，难道没有思念故乡的感情吗？从前，楚国人钟仪被晋国拘留，晋侯给他琴，他于是弹奏楚国的曲调；越国人庄舄在楚国做官，虽然已经富贵，仍然有时吟唱越地的方言。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忘记根本。楚国和越国都属于中原，语言相通，爱好也没有不同，尚且还会因此忧郁，流露在声音中，何况身处遥远的异域，离中原数千里的人呢？他们自然应该把这种感情表现在歌咏中而不能自已。右辖温德亨公居住在汴梁，天资一向优美，曾跟随恕斋班先生学习词章，长期居住在淮海。元朝末年，他也升任显贵官职，跟随宰相远行，于是留在西域。如今看见天朝使者到来，禁不住思念君王。他过去曾作绝句寄托这种感情，治书琐纳儿加又继作唐律诗一章，献给丞相胡公。诗中忧思深远，好像感情难以承受。想来他亲属离散，茫茫四顾一个人也没有，周围一片萧条，只能与自己的影子相伴。极目远望，只看见猎猎的胡地风沙、茫茫的塞外野草罢了。右辖一定感慨地说：“我过去住在江淮的锦绣城中，全家族聚在一起共同欢乐，是怎样的情形呢？如今宾客朋友离散冷落，还有谁可以交往？语言不能相通，饮食爱好也不同，侧耳听去，只听见侏▯的声音和啁哳的歌唱罢了。” 右辖又一定会长叹说：“我过去在中朝文物汇聚的官府中，彼此轮流唱和，是怎样的情形呢？”这就是感情发自性情而表现为言语的缘故，读来凄凉寂寞，使人不禁泪湿衣襟。与庄舄的越地吟唱相比，他的感情实在更加深重。假如把这种感情写在琴曲中，不知道同钟仪相比，究竟谁先谁后呢？丞相体察他的情意，把诗呈报给皇上。皇上读后，尤其怜惜他的志愿不能实现，内心凄恻而有所触动，于是下令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都作诗相和，并且连缀成卷。皇帝诏令翰林侍讲学士宋濂为它作序。宋濂仰想圣明皇帝登临帝位，恩德遍及六合，凡日月照耀、霜露降落的地方，无不希望使万物顺遂生长。然而皇上仍然早晚勤勉不懈，上法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唯恐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位置。何况右辖确实是有志之士，所以被皇上记在心中，实在更加深切。右辖应当更加坚定自己的志向，宣扬圣上的教化，使西域百姓都知道仰慕中华文物礼乐的盛大，彼此相率前来归附，这也还不算晚。将来在宫门台阶下拜舞，承受特别的恩宠，恩惠一定会纷纷而来。退朝后再同亲朋好友相聚，叙说离别与团聚的感情，或许能够重新看见天日，共享太平盛世的福泽。到了那个时候，感情发自性情，所写的无非是雅正的颂歌，用来歌咏朝廷的盛德；同过去那些忧思深重、思虑长远的作品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右辖，要努力啊！右辖，要努力啊！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作序。《春日赏海棠花诗》序 春天气候和暖，海棠这种名花竞相开放。浦阳郑太常仲舒在众芳园设宴请客，当时太阳已经西沉，于是把蜡烛排列在花枝上。花朵本来就美丽，经过烛光映照，更显得娇艳。于是宾客们都很高兴，含杯饮酒，吟咏诗歌，兴致绵延不绝。酒喝到一半，金华宋濂扬声说：“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后记中说，园圃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盛衰的征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回想过去战火纷乱的时候，冒着风雨逃窜，藏在山岩洞穴里，听到人的脚步声，心中惊惧悸动；那时花草红的绿的哪里没有呢？但连眼睛都没有空闲去看，想找一杯浊酒来润湿干渴的嘴唇，难道还能够得到吗？如今衣冠从容，宾主在俎豆之间相互唱和，花朵虽然不会说话，也舒展花影，婆娑起舞，好像同我们一起娱乐，不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得来的？也只能说是圣明天子在上，廓清四海，把呻吟变成歌唱，所以才有这样的快乐。皇帝的恩德所覆盖之处，就像天空放晴、太阳明亮，万物欣欣向荣，都有春天的意趣。与过去的情形相比，今天又怎样呢？世道兴盛的征兆，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不能作诗就算了，既然能够作诗，怎么可以停止呢？不过，《经》中说过：‘不要停止，太康啊，应当思考自己的职责。’ 我们这些人今晚的欢乐，恐怕不是超过太康了吗？应当懂得喜好欢乐却不可荒废正事，并且成为贤良之士那样时时警惕自勉才可以。”所作的诗，从太常君以下共有三十人，其中三人是宾客，其余都是郑君的兄弟子侄。

译《望云图诗》序 《思亲望云图》是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唐公所作的。公名俊，字士明。他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见，日日惶惶不安，想要倾诉却又默默思念，始终无法抒发自己的感情，所以画图来记下这件事。他曾间或写信向宋濂说明说：“我的祖先原是睢阳人。金朝末年战乱，我的祖父躲避到南阳，于是就在此定居。祖父生了三个儿子，先父排行第二。先父名德谦，是一位才华出众、品行高尚的人。元至正年间，汝颍一带盗贼兴起，先父撇下我们这些孤儿，刚办完葬事，南阳就陷落了。我当时还是儿童，急忙跟随母亲陈夫人逃避，白天躲藏，夜间赶路，到鲁山藏身。不久，鲁山又烽火连天，终于失去了母亲陈夫人的下落，家属也像风雨中的飞散之物一样各自东西。我孤苦无依，早晚呜咽哭泣说：‘可怜我的母亲，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假如已经死了，遗骸将由什么人来埋葬呢？’但是河南一带离乡里较近，我难道应当忍死前去寻找她吗？于是历尽艰难，清晨赶路，到了河南便躲入军籍之中，遇到过去的父老就询问，从南阳来的人也询问，曾经出入军中的人也询问。这样过了六年，内心憔悴，身体疲惫，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踪迹。我又呜咽哭泣说：‘可怜我的母亲，难道果真已经死了吗？既然母亲再也见不到了，我还不如不出生吗？’后来我私下想到，宗族血脉没有断绝，只剩我这一线了。如果我早早死去而自我放弃，祭祀的事情就要断绝，几乎要成为若敖氏那样饿死的鬼魂了。应当选择真正的君主来侍奉他。一天，我终于获得了见到天日的机会；即使不能在每年奉养母亲，只要拿一杯酒到坟上祭奠，也比白白死去好得多，这种天地般的差别，或许还可以实现我的志愿吧？当时，大明皇帝在金陵定都，恩德使人安定，威势使人震服，天下各方都归向教化。于是我从小路归附，期望能够列名军伍之中，只求勉强保全性命罢了。皇上内心怜悯我，把我看作旧臣，赐给我优厚俸禄，授予我显贵爵位，使我的家室重新得到建立。我从兵马副指挥逐步升迁，到现在官阶已经达到二品，这都是过去梦中都不敢想的。每当我想到圣上的恩德如天一样没有边际，而父母却不能一同享受这种荣耀，就更加感动哭泣而不能自已。我很记得先父曾说，风水家认为祖父的墓地最好，家族中排行第二的一支应当有升任显贵官职的人。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将来这个人会是我的儿子吗？’如今她的话果然应验了。可是，不只是父母没有看见这一切，连族人也没有一个存活下来，难道不是很悲痛吗？希望您替我写一篇文章，把它给子孙们看，以记载我无穷无尽的思念。”宋濂读完，不觉潸然泪下。唉，人的壮年竟会有这样的遭遇！有人祖父母、父母都健在，称为“重庆”；再差一等，则父亲和母亲都健在，称为“具庆”；再差一等，则父母中只有一人在世，称为“偏侍”。唐公从幼年起，就失去了先父。又在战乱纷扰之时，同母亲隔绝，且生死都无法知道。难怪唐公双眼的泪水流尽之后，还会继之以血泪。然而，唐公并不只是做到这些。古人所说的孝，不仅仅是能够奉养父母。人的身体，是父母的枝干。父母虽然已经去世，自己还活着，也就如同父母仍然存在。能够敬重自己的身体，这就叫不使父母因自己而死去。言语不违背正直的品行，确实符合行为的准则，内外一致而没有违越，这难道不是孝吗？处理世事、应接万物，都一概以真诚为根本，恭敬谨慎，唯恐有所失误；在家中这样做，推及国家，推广到天下，都不违背正道，这难道不是孝吗？出任名藩镇守，承受皇命宣扬教化，使万姓都蒙受太平政治的恩泽，家家富足、人人充裕，像唐尧、虞舜时代那样安乐兴盛，这难道不是孝吗？这三件事虽然都是敬重自身的行为，但这又是把孝转化为忠的大事。唐公能够实行这些，将来良史一定会大书特书说：‘唐某的儿子俊，他的治理和操行像古代的名臣，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那么唐公的父母就能经历万世而不死了。唐公的孝，难道不是很大吗？我知道唐公为人诚实厚道而且清廉正直，他担任御史，持有部使者的符节，三次参与北平省的政务，都以优良的政绩著称，所以我挥笔详细说出这些，用来解除唐公的忧思，并帮助他进于正道。

译《吕氏孝感诗》序 天与人的关系，实在难以说清。如果能够以诚感动它，也就没有什么困难。天空高高在上，人微小地处在下面，形势悬殊、名分不同，哪里容易相互感应呢？然而，人的身体就是天的气，人的本性就是天的理。理与气结合而形成形体，那么我们的身体同天有什么不同呢？人有时不能察觉这一点，错误地迷失自己的天性，才开始把自己同天看作两个不同的东西。能够以诚意感动天，天难道会有不回应的吗？这个道理，我从吕君身上尤其得到验证。吕君名某，字信夫，是寿春人。他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又喜欢黄老学说中养神的道理。父母去世后，服丧三年结束，仍然像刚遭丧一样悲哀思念，因此推辞酒肉而不食用。每天早晨洗涤豆笾，准备果品蔬菜，焚香向天祈告，为父母祈求福佑。这样做了几十年。他曾经汲水来完成洗涤祭器的事情，当时正值隆冬，冰冻严寒，有金色的鱼三次游入汲水器中。信夫对此感到奇异，带回家放在陶缸里，置于香几上。乡里人听说后，相互携伴前来观看，挤满了他的庭院，都向信夫作揖并高声说：‘如今正值大寒，鱼儿潜藏不见，拿着网罟的人想得到一条鱼都不可能，而信夫并没有求取却得到了它，难道不是上天用它来表彰信夫的孝心吗？况且金鱼从前是文臣中显贵者的章服上才使用的纹饰，信夫的子孙难道会有兴盛的人吗？’ 于是人们都作揖祝贺。信夫退后一步，拱手说：‘我的孝道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怎么敢说自己孝顺？如果认为这是上天的赐予，我就更加不敢接受。’于是举行祭祀后把鱼投入井中。他更加谨慎地遵行侍奉上天的礼仪，又过了七年才去世。他死后，他的乡人吕山在上真观见到了他，只见他衣冠伟岸，宛如神仙中的人物。后来有人经过询问信夫，才知道信夫已经死了。此后，他的儿子浙江盐运使继道凭才干和德行显达，历任太常卿、吏部尚书，转任佥北平按察司事，直到现在官阶进入三品，佩黄金横带，成为当时有才能的臣子。因此这件事传遍四方士大夫，大家都作诗歌咏它，感叹它的奇异。唉！信夫以孝心侍奉父母，诚意感动了上天，上天用鱼来表彰他；他能够涵养精神而使精神完整不散，死后还有人看见他。这两件事本来就是常理，又有什么奇异呢？如今继道显达荣耀，本来是应该的。按照鱼的数目推算，显贵的人大概有三位吧？继道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子和孙子也一定还没有到尽头。过去卜氏为《白华》一诗作序，不只是说赞美孝子，而且一定称赞他的洁白。如今诗虽然失传了，却幸赖序文保存下来，所以没有读到诗也能知道孝子的行为。我私下取用这个道理，详细论述这件事，为吕君的《孝感诗》作序，使观看的人即使没有见到诗篇，也能知道吕君是怎样的人；这也就是卜氏作序的用意。天与人的关系，《诗经》三百篇已经说得很完备了，关键只在作者自己如何取法和实践。《葛孝子诗》序 清苑人葛孝子守德，字仲谦，侍奉母亲的事迹很有声望，荐绅们多称赞他的行为，歌颂赞美十分恳切。他的弟子曾请求我写序。我说，什么叫孝子？他说：母亲患痿痹病，四肢不能屈伸，衣带、筷子、匙箸等事，孝子一定亲自料理，从不交给别人；恭敬谨慎地侍奉母亲，使她得到和颜悦色的奉养，就这样终其一生。母亲年老而性情严厉，孝子偶尔稍微违背她的心意，就叩头谢罪，务必使她欢喜。自己生活清淡，奉养母亲却极其周到，哪怕借贷而辛劳，也从不在口中说出困难。母亲不知道他的贫困。燕南部使者认为他的行为高尚，想把他的名字推荐给朝廷，他以有病为辞，不肯出仕，因为不忍离开母亲。贵臣知道这件事，让他在乡校任教。后来他在中山、保定二郡任教，驾车带着母亲同行，甚至亲自步行推拉车辆，见到的人都称赞他的贤德。他出游在外，得到稍微珍美的食物，一定带回来给母亲；不敢先尝。一次醉酒回来，母亲不高兴并责备他，他便戒除饮酒；除非是尊长赐给的酒，他从不沾唇。母亲高寿而终，他悲号捶胸顿足；办理丧葬和祭祀，必定完全遵循礼制；哭泣服丧三年。孝子有兄长，母亲死后要求分取家产，孝子争辩不能成功，便任兄长随意取用，不忍同他争论。兄长贫困而且年老，他迎接回来奉养；兄长死后，嫁出他的孤女，对她恩厚。姐姐贫困而无子，他像侍奉兄长一样侍奉她，对她更加厚惠；这种恩惠又施及同姓亲族和外姓姻亲。乡人称赞孝子的行为。父亲用他的事迹训诫儿子，祖父用他的事迹告诫孙子，说：‘像葛孝子这样，是古代笃实守行的人。’元至正末年，盗贼在中原兴起，全家逃难到唐明府山，以采摘桑椹充饥。忽然西南方刮来大风，势如万马奔腾，家人害怕，奔走逃藏。随后军队到来，其他人都遇害，唯独孝子一家得以保全。人们都说，孝子的至高品行可以感动鬼神。唉，谁没有母亲，谁没有兄弟呢？为什么只有孝子活着有美名，死后名声也不泯灭？可叹普通百姓只是匆匆谋生，活着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死后便完全消散，同蝎子、蚊虫有什么不同？孝子的名声应当载入国史，应当刻在贞石上，光明灿烂，好像景星高悬在苍天之上。唉，后世的人啊，不要说孝子的行为无法达到；上天的心意万古如晨光一样明亮。” 《林氏诗》序 君子的言论，贵在有根本，不只是诗这样。以仁义为根本的言论，才值得珍贵。周朝盛世时，凡是远国偏远地区、穷乡僻巷的百姓，都能够作诗。他们的诗都从仁义出发，可以成为世人的法则。哪里像后世学者那样，只凭借口耳相传、指手画脚的浅陋学习呢？先王道德的恩泽、礼乐的教化，浸润到人的心志，表现在四肢动作上；从言语中发出，形成文章，自己也不知道已经达到盛美的境界。王道的恩泽衰落之后，天下人看见古代作者的盛况，才以为古人的文章都是学习之后才写成的。于是穷尽日夜之力去偷偷模拟，语言越来越工巧，道理却越来越丧失；用力越来越辛苦，意旨却越来越违背；体裁声调杂乱出现，古诗就这样消亡了。并不是才能比不上古人，而是受到教化的人比不上古人，没有古人的根本。只有那些意志坚定的人，不受世道污隆、风俗盛衰的牵制，独自能够学习古人的道，使仁义礼乐完备于自身，表现为文章，能够接近古人；这样的人君子多有赞许，但也很少。到了今天更少，寻求于岭海边远地区，更是少之又少。然而有林君汝文，难道不是尤其值得推重吗？林君住在潮州揭阳，学习《诗经》三百篇，以求得先王政治教化的善美、治理功业的隆盛、贤人君子性情的端正、道德的美好，并用来修养自身。他的自身淳厚，用来教善门徒；他的门徒兴盛，用来表现在诗中；他的文辞精粹。林君居住在潮州，并没有人反复教导他，却能够在这方面努力，他所得的不是已经很深了吗？潮州距京师六千里，林君本人没有走出州境，而我却知道他的名字，他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已经很高了吗？不依靠口耳相传的浅薄学习而写成文章，是文章中高明的；不凭借显赫爵位而获得名声，是名声中高贵的。我因此作序并论述这些。林君名仕猷。

译《竹坞幽居诗》序 天台裴君日英，他的先父出身于仕宦家族，喜好学习而且多才多能，曾经凭借自己的长处游历浙水东西，士大夫们争相仰慕并同他交往。他天性喜爱竹子，所居住的地方种了几百竿竹子，到别的地方去时一定选择有竹子的家庭借住，并把自己的居室题作“竹坞”。他幽居留在杭州很久，杭州太守听说他的名声，把他推荐到京师。京师是天下的大都市，房屋密集排列，想找一小块空地都不可能，旅店房舍仅仅能够容身，更无从得到竹子。然而裴君仍然不废弃旧日的名称，并且请求能作文章的人为此吟咏歌唱。有人疑惑裴君认为实际同名称常常不能相违，如今身在京师，并没有园林的胜景，哪里会有竹子呢？裴君说：“不是这样。有竹子的竹子，不如没有竹子的竹子美。有竹子的竹子只适合存在于耳目之间，没有竹子的竹子正好存在于心中。心中的所得，不像耳目所接触的浅近事物那样容易忘记。我当初有竹子时，笙是竹子做的，箫是竹子做的，竽是竹子做的，竹席也是竹子做的；每天陈列在我面前、被我看见听见的，都是竹子。然而我从来没有知道竹子的美。如今舍弃竹子而居住在这里，虽然耳目接触不到它，心中却始终保存着它。想到竹子的声音，就把它当作有虞氏《韶》乐遗留下来的声音；想到竹子挺拔独立，就把它看作壮士伟人的节操；想到竹子经历寒暑而不改变，就把它看作有道之人的同类。它内里空虚而不闭塞，像仁；它挺直通达，像义；它周遍适用于各种用途，像才；它高高向上伸展而不屈服于同类之下，像智。取竹子来比拟德行，没有一样不是美的。这样以后才知道竹子是不可轻易得到的。我心中每天都存有竹子，即使说我拥有竹子，又有什么过错呢？况且古代圣贤，后世像仰慕神龙威凤一样仰慕他们，正是因为不能亲眼看见他们。圣贤的道德虽然高尚，假如让人能够接近他们并且习以为常，那么他们不被普通人轻慢的就很少了。这同我喜爱竹子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裴君确实善于利用外物，不是世俗那种玩弄外物的人可以相比的。于是把他的话记在这些咏歌的开头，使阅读的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人。《王氏梦吟诗卷》序 东白王先生一向喜爱吟诗。一天夜里，他住在仙华山下，忽然梦见一位魁伟的大丈夫从那里经过。先生向他作揖，请他坐下，询问姓名，那人笑而不答，只从袖中取出一首诗，清脆响亮地吟诵。等到醒来，诗已经忘了；他一直思索到天亮，只能大概记得开头一句，于是顺着它补写全篇，又命潜溪宋濂为它作序。宋濂年轻时，曾读到谢内史梦见惠连而得到诗句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不怀疑这种说法，认为诗是从性情中发出的，触及外物而有所感动，创作的机缘自然会相应出现，本来就有不能遏止的趋势，又何必等待西堂的梦境之后才得到诗句呢？我私下认为内史想神化自己诗歌的精妙，所以特意借这个说法欺骗世人。等我成年后远游，艰难险阻无不经历，凡是被外物触动而不能立即排遣的，就会思索；思索便会入睡，梦中一定会见到与所思之事相符的情景，好像手持符节相合，没有不吻合的。这时我才知道，内史思考得专一，所以他在梦中所见的东西有无法掩盖的真实。如今王先生从年轻到老年，不止六十多年，从未有一天停止作诗；即使事务非常繁忙，仍然挥笔拿纸，边走边吟，片刻不停，那么先生对于诗可以说是专一了。梦中显现的诗意，谁能把它闭藏起来呢？如今有志于诗的人也不少，只是因为学习粗疏而厌烦，不能加以修治；每次拿起笔来，往往经过十天一月，也写不出两篇诗，却总想着争胜，所以尘俗的思绪充满内心、堵塞胸膛，常常像酩酊大醉的人一样，连说话都完全没有头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同先生相比，他们难道不应当知道稍感惭愧吗？像我这样不敏慧的人，正要取法于先生，而先生不认为我荒谬浮泛，还命我把这件事载入篇章。我正内心恐惧不安都来不及，哪里还敢为先生的诗作序呢？不过，先生的诗确实无愧于谢内史。如果我的姓名真能借先生的诗而流传，那么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西堂梦中得句的故事，难道还能独自享有美名吗？这也是我对先生的期望。

译《桃花涧修禊诗》序 浦江县向东二十六里，有一座山峰高耸而草木葱郁，那就是玄麓山。山的西面，桃花涧的水从那里流出。到了至正丙申年三月上巳日，郑君彦真准备在涧边举行修禊礼，同时尽情探寻泉石的胜景。前一夜，他留宿各位贤士大夫。第二天早晨，大家出发相互率领着向北走，带着酒壶酒杯同行。走了大约二里，才找到涧流，于是沿着溪涧进入。水流冲蚀道路，路几乎全被冲没，肩膀不能并行，前后相接，像鱼贯而行。又走了三里左右，两岸都是桃花。山中寒冷，花开得晚，到这时才繁盛。旁边多是高大的虬松，直入云天，仿佛青云。忽然看见鲜艳的花朵夹杂在湿润的翠色之间，火焰般明丽，好像要燃烧起来，十分可赏。又走三十步，有奇形怪石像人一样直立，高约十多尺，正面平整，可以坐在上面吹箫，称作“凤箫台”。下面有小潭，潭上有石坛，宽约一寻，可以垂钓。听说大雪下时，四周全是美玉般的树木和瑶玉般的树林，更加清幽绝美，称作“钓雪矶”。西边垂下一面苍翠如玉的山壁，俯视台、矶之间，女萝和陵苕藤蔓交错缠绕，红色纷乱、绿色惊艳，称作“翠霞屏”。又走六七步，奇石突兀而出，下临小洼，泉水极其清冽，适合让鹤饮水，称作“饮鹤川”。从川中引出的水形成蛇行的走势，向前流到石坛下，发出锵锵声，仿佛玉佩环佩相撞。有一位客人擅长弹琴，不愿让泉声独自清响，便弹琴同泉水争鸣。琴声和泉声彼此应和，实在非常好听。又走五六步，水流左右曲折盘旋，开始向南流去，称作“五折泉”。又走四十步，从山脚急转而下，进入涧底，水汇聚成潭。潭左边排列着石头作为座位，形状像半月；上面有高耸如墙的危岩，飞泉从中间倾泻而下，遇到石角便激荡起来，泉水愤怒地跃起一二尺，细小的水沫散落潭中，层层形成光晕，真像骤然下起飞雨。仰头看见青天如明镜般洁净，这才明白原来是泉水，称作“飞雨洞”。洞旁山势都很陡峭，石峰覆盖山顶，辽阔深远而幽静深邃，适宜仙人居住，称作“蕊珠岩”。远远望见它，因为担心登攀劳苦，没有人前往。返回石坛上，大家各自铺开褥席，隔水相对而坐。叫童子拾取枯枝柴薪，取出壶中的酒温热，斟入酒杯。酒杯系有小船，随着水流沉浮，像雁阵一样向下游漂去。前面稍有水流阻隔的，或彼此连接的，正当依次取饮时，轻风从东边吹来，酒杯盘旋不前，甚至逆流而上，好像在相互敬酒酬答。饮酒三巡，年纪最高的人命令排列纸笔，众人都作诗两首；如果有作不成的，罚饮三大觥酒。大家欣然遵守约定，有的闭目暗中思索，有的支颐仰望云霄，有的同相邻席位的人不停耳语，有的运笔如风雨，边写边唱；有的按着纸伏在崖石下，想写又停住；有的句子不恰当，便抓头皱眉向人求助；有的口中作秋虫般的吟声；有的聚集在兰坡，争夺纸笔抢先作诗。有的拿着诗卷交给邻座，大家曲着手臂观看，有的看云而卧，所有这些情景一一都可以入画。不久诗都写成了，酒杯不停地传递。等到散席归去时，太阳已经落在青松之下。第二天，郑君把这次游览中的欢乐和所作的诗汇集起来，请宋濂作序。宋濂考察《韩诗内传》说：‘三月上巳，是桃花水上涨的时候；郑国的旧俗，在溱水、洧水两岸招魂续魄，手持兰草来祓除不祥。’如今距离那时已经两千年，虽然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但桃花和流水却同过去一样。郑国的远代子孙能够集合贤士大夫来举行修禊之事，难道古代遗风还没有完全消失吗？不过，不应只把这看作游乐。我们这些人应当追随曾点浴于沂水的风流，效法舞雩台咏叹的志趣，希望做到感情同环境相适，快乐同道义相合，而不愧为孔门弟子，不愧为孔门弟子，然后才不愧为七尺之躯。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宋濂既然为他们叙述游览胜景，又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规诫。至于晋人在兰亭的集会，多崇尚清虚之谈，也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郑君名铉，彦真是他的字。《郑氏喜友堂会集诗》序 我从翰林禁林辞官回乡后，很久没有同各位朋友相聚，惆怅之中生出遥远的思念。洪武己未年秋八月壬辰日，胡教授仲申、朱长史伯清、苏编修平仲以及金征君元鼎，都聚集在麟溪郑氏家中。我同刘继一起来到，郑氏贤者太常博士仲舒在喜友堂置酒招待宾客，笾豆排列得很整齐，冠帽衣裳都合乎仪式，宾主之间揖让起伏，恭敬谨慎。大概我同胡、郑、朱三位君子从弱冠时就是同门朋友，如今都已经衰老了。苏君出生虽然稍晚，也曾在同一朝廷任职。回想过去，我们各自都被俸禄官职所牵系，不能用一杯酒来共同欢乐，这样过了二十多年。如今幸好都能闲居家中，有的住在不同县邑，有的相距二百里，却都能同他们在酒席之间周旋，那么这次会聚，难道容易得到吗？于是宾主相互敬酒，欢乐非常。酒喝得尽兴后，郑君作了十四韵诗来庆贺会聚之情，拿出来给在座宾客看。宾客们先后依韵唱和，于是联缀成卷，请能作诗的人继续写下去。唉，我们几人年长的已经超过七十岁，次一等的也六十多岁，再次一等的也超过五十岁了，只有两位年轻人年纪最小。再过二十多年，年轻的应当更加年长，年长的应当更加衰老，不知道那时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看来，今天的欢乐，难道还能多次遇到吗？这卷诗，哪里只是可以记下当时的欢乐；后来的人吟诵歌唱它，一定会感慨地叹息自己没有赶上这次聚会。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前翰林学士承旨宋某谨作序。

译《刘兵部诗集》序 诗是因情感而借助外物来寄托的，这难道很容易吗？其实并不容易。若不是天赋超逸的才华，就不能与诗歌这种器具相称；才华相称了，若不加以考究古典的功夫，审察各家诗歌的音节和体制，也不能穷尽它的运用；功夫加深了，若没有良师益友向他指示规范、限定范围，也不能选择其中的精华；师友良善了，若不雕琢心思、刻苦用功，夜晚吟诵、早晨歌咏，也不能检验自己达到的深浅；吟咏功夫丰富了，若得不到江山景物的帮助，那么尘俗的思绪便会胶结扰乱、遮蔽固塞，也不能发挥自己的性灵。五种美德都具备之后，才可以谈诗。大概得不到清丽山水帮助的人，感情沉郁；学习不专一的人，文辞芜杂庞杂；没有师承的人，体制艰涩乖离；自以为是而骄傲的人，见识卑下浅陋；天资迟钝的人，抒发滞涩拘谨。古人能够独擅一代名声，虽然格律不同、声调不齐，却没有超出这五点之外的。宋濂认为职方郎中刘君的诗，大概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刘君名崧，字子高，原是西昌大族，前代凭科举出身的有三十七人。刘君也因通晓经学而被举为进士，但他志趣所爱好的，尤其在诗歌方面。何况刘君天分很高，从童子时代起就常有惊人的诗句。长大以后，更加磨炼自己而不懈怠；上至《诗经》《离骚》，下至魏晋以来，直到唐宋，凡数十家、上百家，都深入研读考察，穷究它们写作的原因。用功既深，精神就更加充沛，完全没有古今的隔阂。后来他说：‘这些固然可以了，但还不够。’于是捆起书籍奔赴豫章，同辛敬万、石周浈、杨士弘、郑大同交游。这五个人都以能作诗闻名，见到刘君后，个个惊异，同他一起发扬风雅，早晚勤勉，有时忘记睡觉和吃饭。等到以古人作品来验证时，黑白是非就清楚了。后来他又说：‘这些固然很好，但还不够。’于是更加严格地督促自己，每天作一篇诗，即使严寒冻得胶都折断、酷暑热得金属流化，刘君仍然拥鼻屈膝，时时发出呜呜声，不写成篇章就不停笔。几年之间，诗卷堆满了案几。后来他又说：‘这些好像已经有所获得，但还不够。’于是准备好布袜和行缠，登临钓台，三顾山，攀登虎鼻峰，远眺龙门；有时整日搜寻，有时整月忘返。然而由于州里的近处不足以穷尽耳目的远景，江右境内环绕着奇异山川，不论道路多么遥远，也一定要去一次。他的胸襟和气度逐渐开阔，却始终好像还不能舒展自己的志趣。于是又越过庾岭，舀饮曲江之水，游赏韶石，经过清远峡，登上越王台，▯【缺字】泉，游览石室，遍观海北的名山，再次渡过鲸波，观赏琼台双泉的胜景后才回来。刘君的诗到这时便大为兴盛了。我有幸读到它，气势凌厉，顿挫迅疾，勇往直前。所谓缓急、丰约、隐显、出没，都合乎规矩尺度。至于他自己所得到的境界，则能够随着外物赋予形态，高低、洪纤变化，神妙得不可测度。把它放在古人的篇章中，几乎无法辨别。唉，千年以前的人，我因此能够了解他们；千年以后兴起的人，谁敢说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假如说有这样的人，除了刘君的作品，还有什么能够流传到遥远的后世呢？世上没有具备刘君五种美德的人，却只把诗说成容易的事，这种说法果然可信吗？我宋濂凭着荒疏浮泛的资质，玩弄时光、虚度岁月，不能写成一篇文章。天性喜爱登临，又没有助游的器具。虽然各家诗歌没有不读的，最终却连门径都没有窥见，辜负师友太多了。与刘君相比，难道不是更加惭愧吗？不过，我虽然不善于作诗，理解诗歌却决不在各位贤者之后。所以借作序的机会同大家说这些话；即使杜甫、韩愈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刘君十九岁以前的诗全都烧掉了。二十岁到四十九岁所保存的，也只有十分之七八罢了。如今他的门人萧翀编成的诗集，共有若干卷。萧翀字鹏举，也喜爱诗歌，大概是得到刘君诗学传授的人。

译《汪右丞诗集》序 从前评论文章的人说：‘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气势枯槁；台阁之文，气势华丽而雄伟。这难道只是因为上天降下的才华各不相同吗？也因为居住的地方不同，所以表现在言辞上的或许有所不同。我曾据此考察各家的诗，诗中表现山林生活的，无非是风云月露的形态、花木虫鱼的玩赏、山川原野沼泽的胜景罢了。然而它们的情感曲折而畅达，所以声音细微而幽深。至于处在台阁之中就不是这样了：所见的是城郭宫观的壮丽、典章文物的美盛、铠甲兵器车骑军队的整备、华夷会同的盛况；这些足以使他的胸襟开阔、志气奋发，没有不厚重的，没有不宏大的。因此不发则已，一旦发出，声音就淳厚庞大而雍容，铿锵宏亮而震荡，居住环境改变人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如今看中书右丞汪公的诗，更加相信这种说法必然正确。汪公凭借超越常人的资质，广泛通晓群书，向来擅长写文章，尤其喜欢攻研诗歌。皇上兴起之时，他持剑相随，东征西伐，多次参与军旅，所以他的诗震荡超越，像铁骑奔驰冲突、旗帜飘扬，前后相随。等到天下治理安定、功业成就、四海太平，汪公便出外持节钺镇守藩方，入朝坐在朝廷，辅佐推行政治教化，所以他的诗典雅庄严，像高山雄伟屹立，群峰在左右环绕，仿佛在作揖趋行。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气势同时代相遇，教化随着心境而改变，也是形势本来所适宜的。然而，兴盛王朝的气运到来，最高雅的声音才得以完备。像汪公这样，接受辅弼君王的重任，竭尽经纬天下之道，承担赞助化育万物的责任，他吟咏所涉及的无不可以美化教化、改变风俗；这对万物和民间伦理关系极大，不只是前人所说的台阁雄丽之作，即使山林之下诵读汪公诗歌的人，也将受到它滋润浇灌的恩泽，使枯槁变得丰腴。虽然如此，诗的体制只有三种，就是风、雅、颂。风是乡里歌谣的言辞，多出自百姓、奴仆和妇女之手，仿佛类似山林之文；雅、颂的体制，则用于朝会、宴享，不是公卿大夫恐怕不能作成，难道不也近似台阁之文吗？轻车使者的制度已经不设立，而把采诗的责任寄托在国风上，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皇上正在留意礼乐之事，难道不会撰作雅颂，作为一代的盛典吗？宋濂大概对此寄希望于汪公，将来能够同《鹿鸣》《清庙》等诗篇一同流传的，除了汪公的诗还会是谁呢？我宋濂不聪敏，承受汪公的知遇已经十一年，所以私下把作者作诗的用意写在篇首。这些粗陋的言辞，实在不足以影响汪公诗歌的轻重。汪公名广洋，是皇上所赐的名；字朝宗。是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华宋濂作序。《刘颜昺诗集》序 我从前和刘君颜昺游览时，见他的赋和诗大多俊逸不凡，心中独自惊奇。颜昺告别离去后，偶然在士友饯行的卷轴中看到他的诗歌吟咏，往往都值得流传诵读，于是更加惊奇。十年以后，我在秦淮边上再次遇见他，急忙问他近来的作品怎样。颜昺解开行囊，取出十多篇作品，我读完大为惊异。诗的气韵深沉郁勃，言辞出人意料，这是多么接近谢康乐啊！含蓄洒脱，不沾染尘俗，这又多么像岑嘉州啊！声韵流转如仙乐，文采鲜明如霞光升腾，又是多么善于学习李供奉啊！大概颜昺天资本来就高，而后天功夫又深，凡有所摹拟，往往都能仿佛相似。我现在也只是举出大概来说罢了。唉！我从前向长芗公学习诗歌，认为必须历览熟悉各种体裁，探究创作中声调文辞的真实规律，然后才能自成一家。颜昺的学习，正和我相同。只是惭愧自己像跛鳖一样行走，不能追上奔逸的骏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又私下奇怪，颜昺究竟凭什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听说他的先人友梧翁，是月湾吴公的高等弟子，善于写诗和文章，同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礼部吴公极为友善，后来由县学教职推荐进入翰林院，还未任职便早逝。他家世代相传的学问，必定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否则，颜昺的诗为什么能脍炙人口而使人读不厌呢？他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老了，文采也衰退了，不能再有所发扬了。姑且摘取过去认为颜昺奇异之处的文字，为他作序，也借此把自己附列于善于识别文章的人士之中。颜昺名炳，是鄱阳人。金华山人宋濂作序。

译《林伯恭诗集》序 诗，是内心之声。声音由气产生，也都随着人的性情而显现出形态。因此，凝重的人，他的诗典雅而有法度；俊逸的人，他的诗辞藻华美；急躁轻浮的人，他的诗浮泛而靡弱；苛刻的人，他的诗峭拔严厉而不平和；严肃庄重、温和雅正的人，他的诗自然从容，超出事物表面。像这样的情形，大概无法一一列举。唉！风雷流动而呈现形态，神妙的变化在上天运行；河山融结而耸立，万物的变化在大地滋长。千姿万态，沉潜发舒，都是一股元气贯通所造成的。一个人必须有颖悟而超绝的资质，再用广博宏伟的学问来辅助，观察古今、天地、人的变化，通晓洪大纤细以及动植物的情状，然后才足以凭借这种元气的灵性。那些局限于一种才能、拘泥于一种技艺的人，即使想纵横驰骋、超过古人，也会越做越退步；想培植自己，反而越培植越低下，距离陷入鄙陋境地还能有多远呢？我对于伯恭的诗，不能不由此而有所感慨。伯恭博通群经，尤其长于《春秋》，曾在乡试中应试，确实压倒众多士子。伯恭当时才二十多岁，一下子声名震动天下。此后，他的学问更加精进，终于在至正甲午年考中进士，历任行省、宪司和二府官职，神色严正，直言敢谏，百官都畏惧震慑。他时常提出奇谋，斩除三个叛逆凶徒，就像烹煮狐狸和兔子一样容易。可见他平日涵养充足，浩然之气充沛，不受扰乱，也不屈服，所以流露在诗中，便沉郁顿挫，浑厚而超越《大雅》，奏响时如同只有黄钟独自鸣响；又像武库打开，五种兵器森然排列；又像巨大的波涛怒张，鱼龙在其中出没。诗卷一展开，珍奇异物纷纷呈现，既令人欣喜又令人惊异，精神也为之震动眩惑。我前面所说声音由气产生，并随着人的性情显现形态，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世上学习作诗的人很多，却不知道气充足才能使言辞雄健，往往局限于虫鱼草木的细微事物，只在一联一字之间求工巧，实在就像苍蝇的声音从蚯蚓的孔窍中发出罢了。那还能算诗吗？永嘉旧有流传的四灵诗，意趣浅近平庸，声调低促，近代有人把它看作清新之作，竞相摹仿。我常对人说：‘耽误江南学子的，就是这种诗。’听到的人又怀疑，又半信半疑。如今我的伯恭之诗出现，一举洗去习俗的鄙陋，确实可知豪杰之士自有其人。因此我敢执笔直写在卷首，世上如果有善于识文的人，一定会对此深有取舍。伯恭名温，姓林，是温州永嘉人。《刘母贤行诗集》序 刘贤的母亲王氏，名讳某，是太原崞县人。十八岁时，嫁给处士仲安。过了两年，生下一个儿子刘溥。又过了八年，处士去世。贤母自己发誓说：‘我听说贞节的妇人不侍奉第二个丈夫，活着是刘家的媳妇，死后也是刘家的鬼。没有儿子尚且应当如此，何况我还有儿子呢？’她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志向，坚如铁石。她家一向贫穷，处士死后，贫困更加严重。她靠纺织来维持生活，衣服只能遮住身体，每天只有一顿饭，艰难困苦无法形容，但她始终处之泰然。乡里的豪强武氏之子知道贤母贫穷，认为或许可以动摇她，便让奸猾的老妇人去诱骗并威胁她。贤母痛骂斥责那人，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她亲自督促刘溥跟随乡贡进士赵惟贤、国子助教张傅霖，拜他们为老师并与他们交游；凡是对刘溥有益的人，贤母都厚待他们，并不因为贫穷而废弃礼数。刘溥后来以文章和品行闻名，终于成为名士。贤母性情严肃恭谨，很有刚烈丈夫的气概，从不轻易说笑。亲友家的子弟见到她，都赶快恭敬畏惧地下拜，人们因此称她为‘铁面夫人’。乡里有个妇人行为淫荡，招摇过市，贤母知道她行为的由来，便用自己所拄的杖打她。那妇人哭着向丈夫诉说，丈夫问：‘刘夫人为什么打你？’她羞惭服气，不敢说话。有个婆婆嫁到贾家，年老后双目失明，她的儿子某常常违逆她的心意，婆婆总是哭着告诉贤母。贤母到他家劝告他，他总是翻墙躲开。某是处士的小舅子，也同样严肃畏惧她；由此，其他事情也可以知道了。她七十多岁时去世，当时南北的名士大夫都作诗作文来赞美她，于是命名为《贤行诗集》。唉！诗，是由感情发生而以礼义为止的。受到事情触动、接触到外物，必定要把它表现在言辞中，有时不能自我控制。从前卫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共姜作《柏舟》诗来发誓，其中一句说：‘至死也决不改变。’另一句说：‘至死也决不做邪恶之事。’直到今天，读诗的人仍为之感动奋发，难道不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伦纲常的大义吗？如今贤母的志向与共姜相同，虽然她没有亲自作诗，但世上的士大夫推求她的心意，代替她表达出来，这大概正是出于百姓的本性和先王教化的恩泽。这样自然应当刻印流传后世，作为做妇人的劝戒。不过，诗人的吟咏太多了，大多是烟霞月露之类的篇章、草木虫鱼之类的句子，作了没有什么益处，不作也没有什么缺憾。华美的篇章、巨大的册子，摹印流传的比比皆是；与贤母这些有补于名教的诗相比，又怎么样呢？懂得大道的人一定会有所选择。

译《孙伯融诗集》序 诗道的倡导，难道有老师和朋友的渊源吗？没有老师，就不足以完全传授其中的奥秘；没有朋友，就不足以成就彼此观摩学习的好处。没有这两者，便不能谈论诗。元朝末年，有一位丁仲容先生，从天台来到建业，以善于作诗闻名。正当他戴着头巾谈笑时，有人拿着诗卷来求教，他总是索取几杯酒来饮，拿起笔来飞快书写。诗势如风雨迅疾、龙蛇盘曲，语意浑厚含蓄，完全没有雕琢的痕迹。读它的人都惊异，认为是仙人才情。当时夏煜允中是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的气韵极像先生，而纵逸奔放、充沛浩荡又超过了先生。伯融进而向先生接受指点，退下来后又与允中交往，每天取唐代各家的诗反复研读，考察它们的声律，探求它们的意趣，观察它们的端绪。后来学问大进，士大夫称赞说：‘这是像允中的人。’有人说：‘不对，他脱离了凡俗浅近，游心于高明境界，鼓荡侠义之气，超越尘俗烟氛；他大概是仿佛先生的人吧？’我来到南京时，先生墓上的树已经长得合抱那么粗了。只有允中还同我在风月寂寥之地吟咏长啸，长篇诗舒缓从容，短韵铿锵有力，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允中间或拿着伯融的诗来同我一起讽诵。我对允中说：‘自从科举风气盛行以来，学者完全不懂诗，即使能写成篇章，往往也像咀嚼干蜡，和金头大鹅那种香美肥腴、满口芬芳的味道相比，相差太远了。’ ‘像伯融这样的人，到哪里才能找到呢？’允中深深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当时伯融在括地统领军队，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不久，伯融死于战乱。三年以后，允中也去世了。我如今已经老了，私下认为先生的诗已经刻板流传于世，但每每想到允中的名声渐渐湮没，便寻访到他的遗稿三十多首，抄录收藏在青萝山房中；又很遗憾伯融的诗作还没有托付给人保存。金陵蒋行简，是伯融的弟子，于是搜集整理散失的作品，编成若干卷，请翰林典籍蔡宗默来求我为卷首作序。唉！大道隐没、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早晨还在讲堂执经听讲，晚上回头彼此相看却像路人一样的人，世上多得很。像行简这样不忘记老师的人，难道不是纷乱群鸟中的一只孤凤吗？因此我不推辞，考察他的师友渊源，依次为他作序。听到这些的人可以受到劝勉了。伯融名炎，姓孙，是句容人。元朝末年落魄而不出仕，等到皇上在建业定鼎后，出任江南行省掾，兼任池阳府同知，不久升为知府，调任本省都事，总管处州军马。苗族叛军贺甲、李乙作乱，他于是遇害。朝廷认为他不屈服、不使国家受辱，追赠征事郎，封为丹阳县男。他为人磊落，有俊逸之气，表面上像一个文弱的白面书生，胸中却藏有能统率百万军队的才略；如果让他施展才华，建立功业本来可以很快。如今却只凭诗名闻于世，真是可惜！不过，伯融也足以借此而不朽了。《蒋录事诗集后序》四明蒋君子杰，字有立，世代都是簪缨大族。宋代金紫光禄大夫、名浚明的人，是他的七世祖。有立从小就聪颖过人，年纪还未成年，声名已经震动荐绅之间。长大以后，凭明经在乡里被举为进士，参加南宫复试，于是被选任为记注之职。有立入宫侍奉皇帝，出行陪从法驾。皇上认为他才华优良、品行纯正，十分器重培养他，有时命他即景作赋咏诗，有立即奉诏挥笔，快如飞驰，皇上大为喜悦，时常宠赐和诗。有立认为自己遇到了盛世，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把平日所作的诗，以及其他著作和送别赠答的作品，合编为若干卷，让我题写卷首。我听说古人评论文章，有山林之文和台阁之文的区别：山林文章的气势收缩而枯槁，台阁文章的体制绚丽而丰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寄托的兴致也不同。有立凭借精粹的学问位居柱史，每天趋入宫殿，在螭坳旁濡笔作文；回头看山林之士，简直有仙凡之隔。因此表现在文辞中的，犹如云锦铺展、春花明丽，钟磬齐奏、音律和谐，体制端正、格局严整，确实可以流传当代、垂传久远。像我这样不聪敏，年岁一天比一天增长，文章一天比一天退步，眼看有立不断进步，如水涌出、山拔地而起，难道能不惭愧吗？然而有立还擅长古文，文章宏大丰富、充实周详，深得古代作者的体制，并不只是会作诗而已。近来他执掌刑曹法令，处理繁重复杂的事务，整肃从容而且游刃有余，也不只是能写文章而已；他的政务才干同样显著，有值得称道之处。将来振兴他的家声，使金紫公不只在前代独享美名，我对有立实在寄予厚望。于是写下这篇序来记载此事。史官金华宋濂作序。

译《田氏哀慕诗集》序 孔子删定《诗经》时，《南陔》《白华》都保存下来而没有删去，是因为它们能够表现孝道。《南陔》的诗序说，孝子彼此劝戒要奉养父母；想来这或许是孝子自己创作的，彼此互相劝勉，以尽侍奉父母的诚意。至于《白华》的诗，则说孝子的品行洁白；品行洁白，那么他的行为纯正也就可以知道了，难道不是当时人赞美他而作了这首诗吗？虽然有出于他人的赞美和出于自身的抒发之不同，但用歌咏来表达志向、鼓舞人们彼此劝勉，它的益处难道不是很大吗？可惜的是，意义还在，文辞却已经亡佚了。同郡的田君奂，品德笃厚美好，行为温顺端正。他的母亲徐氏去世后，他悲号痛哭，几乎不想活下去。安葬母亲以后，他惶惶不安，好像有所寻求却没有得到。有人劝他回家，他哭着说：‘我的母亲在这里，我怎么能离开母亲而去呢？’于是就在墓旁搭起草庐，住在那里依伴母亲。人们又劝他说：‘庐墓守丧并不是古礼。’田奂哭着说：‘我只恨不能死后跟随母亲到地下。合不合古礼，我没有工夫去考虑。’于是又作诗歌来勉励自己，睡在草席上、以土块作枕，吃粗食、饮清水，满三年以后才回家。乡里的士大夫以及有声望的大人物听说此事，都为之长叹，也纷纷作篇章书信来赞美他。年年月月积累下来，终于编成了卷帙。他的岳父陈君本心说：‘这部书不能不流传。’将要把它刻在木版上，便不远三百里来到青萝山中，把卷首交给我，请我写明作者编集的用意。我疾病缠绵之余，凡是托我作文的，我必定关门坚决推辞；但他的请求再三而不厌倦，于是叹息说：‘像田奂这样的孝行，也足以称道了。’卷中的诗，丰厚繁盛而舒缓从容，纯正高雅而平和，确实都是一时杰作。假如说它们合于《南陔》《白华》的旨趣，这一点我不敢断定。假如当时孔子在世，不知道会不会删去它们，我也不敢断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那两首诗的文辞已经亡佚，即使想拿来验证，也无从得到。即便如此，孝道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正义，不分古今，不论长幼，不论贵贱，其中有不可改变的原则。人们能够歌咏它、受到鼓舞，即使孔子再生，我知道他或许也会把这些诗保存下来。将来这些诗流传下去，配上管弦乐器演奏，与钟磬之声相和，使听到的人津津有味地喜悦，使见到的人欣然受到劝勉，那么它对于移风易俗的益处，难道还小吗？和那些修饰辞藻、雕琢句子、宣扬淫荡而张扬骄纵的作品相比，又怎么样呢？《剡源集》序 我曾向黄文献公学习文章。文献公谈论宋朝末年的辞章家时，乐于称道而不停止的，只有剡源戴先生。我因此每天购买戴先生的文章，却始终不能多多得到。朝廷下诏编修《元史》，命我总裁其事。遇到史料缺失的地方，便上报朝廷，派使者到各郡国访求。我私下认为戴先生的著作关系到宋朝，应该有很多，于是嘱咐使者进入鄞县，遍寻其遗文。鄞县是先生的故乡，希望能够有所收获。没有过多久，有司果然把《剡源集》二十八卷送上来。我开始得到它并全部读过，于是写道：‘辞章发展到宋朝末年，弊病已经积累很久了。公卿大夫把应用文章看作急务，把诙谐当作体裁，把骈偶当作奇特，厚着脸皮以自己的名声高显而自负。稍微高明一些的，就穿凿经义，拼凑声律，孜孜不倦地把文章当作哗众取宠的工具。再高明一些的，就剽窃前代学者的语录，辅以方言，堆积十篇百篇仍不停息，还说：‘我将用它来阐明道理，何必讲究文章呢？’再高明一些的，炫耀宏博，便精华糟粕杂糅而略去绳墨；仰慕古奥，便删去语气助词，结果连句子都无法读通。只想矫正弊病，弊病反而更加滋长。’我私下想，辞章存在于世上，就像日月高悬天空，即使疾风暴雨不断发生，也不能遮蔽、侵蚀它的光明。只是奇怪，当时的士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阻挡这股狂澜呢？我又想到，豪杰之士哪一个时代会没有？只是我所见浅陋狭隘，所以很少能够认识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等我读到先生的文章，只见它新颖而不刻意雕琢，清澈而不外露，如同晴日山峦从云中显出，姿态横逸而连绵不绝；又如河流曲折回旋，十步九折，却没有直冲奔泻的毛病。唉！这不就是接近所谓豪杰之士吗？先生七岁便懂得学习文章，咸淳年间进入太学，按三舍法升为内舍生。后来参加礼部考试，列为进士乙科第十名，调任建宁府教授；及至调任临安教授、任户部掌故，都没有就职。宋朝灭亡后，元朝执政者推荐他，起用为信州教授。那时先生已经六十一岁了。不久调任婺州，他因病辞职。又过六年去世。当初先生考中进士后，怜悯宋末辞章的鄙陋，立即洗心革面，另立风格。时间久了，四方人士争相师法他，所以至元、大德年间，东南文章大家都归依于他的门下。先生没有异议。先生去世不过六十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或字，实在令人悲哀。我在史局时，已经奉命把他汇入儒学传中；等到任国子监司业，又将抄录的《剡源集》带回，给众人看。先生的同乡夏君阅来，任国子正，正和先生的孙子资先谋划刻印此书。夏君于是请我写题辞，并且说，真正深知先生的人只有黄文献公；文献公已经不能复生，您幸勿推辞。于是我忘却僭越，写下这篇序。像这样，唉！丰城的宝剑、荆山的美玉，即使埋没在地下已经很久，神光上贯霄汉，终究不能被遮掩。这说的不就是先生吗？先生名表元，字帅初，另字曾伯，是庆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十五日，金华后学宋濂谨慎作序。

译《霞川集》序 诗可以学习吗？诗是可以学习的。然而宫调和羽调彼此变换，音调高低、节拍各不相同，而浮泛的声调和急切的音响前后不差，这能叫诗吗？可以叫诗，却不是优美的诗。辞气浩瀚，仿佛春云布满天空，忽然聚集又突然散开，这能叫诗吗？可以叫诗，却不是优美的诗。在这两者之间斟酌取舍，不拘束也不放纵，达到恰当的中和境界，这能叫诗吗？可以叫诗，却仍然不是优美的诗。那么，优美的诗究竟应当怎样呢？诗，是从感情发生而以礼义为止的。感情受到触动，便随着事物和遭遇而变化。内心忧愁郁结，诗辞就幽深；所处环境安乐艳丽，诗辞就容易荒淫。推类而言，没有什么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贵在以礼义为止吧？以礼义为止，幽深的情感就能趋于平和，荒淫的情感也知道戒惧了。河南王先生本中，是忠肃公这位名臣的儿子。先生早年跟随父亲做官，游历于吴越繁华富丽的地区。后来历任朝廷官职，出入鳯阁鸾台，统率关陕军队，十万貔貅听从他的指挥，可以说十分显赫。先生的诗却和平而不自夸；晚年退居家中，焚香默坐，屋子里冷落寂静，几乎到了不能维持朝夕生活的地步，可以说十分贫困。先生的诗却雍容自得；如果不是以礼义为止，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晋安张君志道评论先生的诗说：‘像齐鲁诸儒一样，进退周旋合乎规矩，完全符合礼法；像幽州并州的老将一样，年轻时经历百战，突然发令指挥，行动总是合于韬略。’这几句话大概把它说尽了。唉！诗道不古已经很久了。世上号称善于吟诗的人，往往流连于光景，使人驰骋于玄虚荒忽的境地，想控制却无从控制，想汲取又说它不是虚无，甚至造出奇谈，说诗有一种生命意趣，必须由人握持，否则就会飞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殊不知诗以人的性情为根本，又不脱离现实事物，这才是民众共同的人伦常性。抛开这些来谈诗，诗道就丧失了。我宋濂不聪敏，从童年起学习比兴之学，腥秽之气充塞胸中而心灵不能舒展，表现在言辞上，平庸已经到了极点。如今有幸读到先生的诗，希望能有所启发吧。先生的诗非常丰富，而且大多是在兵火之后保存下来的，现存的仅仅如此，怎么知道没有神灵在暗中保护它们呢？读者还应当想着共同谨慎地流传它们才是。《张侍讲〈翠屏集〉序》唉！先生的文章，我宋濂哪里敢为它作序呢？先生年长我九岁。我刚刚拿笔学习文章时，先生已经考中进士，列任州县官职；等到他在国子监教学、进入翰林词臣之列时，先生的文章已经散落四方。我得以读到它们，没有一次不整衣肃立，并因自己未能与先生相识而感到遗憾。去年春天，我才有机会和先生在建业相会，我们各自拿出过去所作的稿子，一起畅谈到深夜也不疲倦。先生还说：‘我平生很少真正佩服别人，读了您的文章，几乎要陶醉其中了。’我私下认为先生向来厚道，只是假借赞美之辞来激励我罢了，并不是真心如此。没过多久，先生出使安南，途中经过大江以西，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寄给我，其中称赞奖掖的话比前一天更加过分，我读后反而疑惑。大概只是我和先生偶然有相同的酸咸口味，所以先生才那样说，并不是我的文章果真超过了一般人。我正准备同先生详细讨论，可是他已经长眠地下，不能再起了。唉！先生的文章，我宋濂哪里敢为它作序呢？文章的难处，已经很久了。周、秦以前，本来无需议论；往下只有汉代接近古风，到了东汉，便渐渐趋于华美浮靡；到晋、宋、齐、梁之间，诙谐鄙曲、支离委曲的弊病年深月久，越来越严重。直到唐代韩愈才开始排斥这种风气，使文章返回古道。韩愈的文章，不是唐代的文章，而是周、秦、西汉的文章。韩愈的文章固然很好，只是不能在当时流行。到了宋代欧阳修才开始仿效并奉行它；欧阳修的文章也不是宋代的文章，而是周、秦、西汉的文章。和欧阳修同时写作的，有曾巩、王安石，他们都以古文倡导并阐明这条道路，大概并不低于欧阳修。欧阳修的文章像澄澈的湖泊绵延万顷，风平浪静，鱼鳖潜伏不动，深沉幽静的气色，自然不可侵犯。曾巩的文章像周公、孔子一类的圣贤重新生在当代，随口所谈，无非三代的礼乐。王安石的文章像海外奇异的香木，风吹水蚀，木质几乎耗尽，唯有真液凝结，截然挺立而仍然存在。这三家，天下人都尊崇他们。元朝号称人才众多，有些人只要出入三家的范围，套用他们的规模，便取得文章名声，因此戴章甫、穿宽袖衣的读书人常常傲慢地对人说：‘我的文章学欧阳氏，学曾氏、王氏。’却不知道这三位先生向上是取法于周、秦、汉代。所以学习欧阳氏而不能达到的人，弊病在于纤弱；学习曾氏而不能达到的人，弊病在于迟缓松弛；学习王氏而不能达到的人，弊病在于枯槁瘦弱。这不是三位先生的过错，而是不善于学习的人使流弊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文章的确难以谈论，难道竟到了这种程度吗？我和先生畅谈时，没有一次不抚着书卷长叹三声。无奈狂澜已经倾倒，众人滔滔随流而去，却没有像先生那样忧虑的人，难道不可悲吗？如今看先生的文章，它不是汉文，也不是秦文；周代的书也不专门研读，却长期用力，超然有所领悟：文章丰厚而不流于杂乱冗长，雄健峭拔而不失于粗暴严厉，清新圆润而不涉及浮华机巧，曲折委婉而不困于细碎，确实可以称为一代奇作。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文章绚烂如星斗，流动耸立如河山，本来从未消亡。真正能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的，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像我宋濂这样不聪敏，从童年学习文章到如今白发斑斑，仍然没有找到进入门径。先生所有称赞我的话，都是我最惭愧的地方。先生的儿子煜拿着《翠屏集》来请我作序，于是我写下先生和我讨论文章的片段，记在卷首，希望读先生文章的人，也能知道他的用意所在。诗若干卷，文若干卷，《春秋经说》若干卷，均不收入集中。先生名以宁，字志道，姓张，是福州古田人，泰定丁卯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

译《马先生〈岁迁集〉序》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胸中有所蕴积，必定借助外物来抒发。譬如云气已经浓厚，灵雨就不得不降下；气势已经达到，蛰伏的雷就不得不鸣响。虽然抒发出来有显达和困穷的不同，但用来疏导宣泄郁结、洗涤发扬精神光彩的途径，却只有一个。因此，显达而身居高位的人抒发它：处在朝廷便施用于政事，谋划军旅便运用于兵甲，整肃上下、协调神人与人便表现在礼乐中，交往邻国便体现在外交辞令中。有的人困穷而身居下位，势力和地位受到限制，不能在这些领域施展，于是感情受到压抑而没有地方舒展，只好暂且借诗来宣泄；诗越多，就越能知道这个人越是困穷。这正是我读严陵马先生的诗时深感悲哀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先生名莹，字仲珍，是建德县新亭乡人。他七世祖大同，官至礼部尚书，他们家族过去很兴盛。先生从小喜欢写文章，才气卓异不凡，希望凭功业显露自己。京师远在数千里之外，却没有人把他推荐给皇上。延祐年间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先生以《春秋》《礼记》应试，都没有考中。先生叹息说：‘不是我的才华比不上如今众人，而是别人都穿着章服，我还穿着布衣，这大概就是命吧！’ 于是他把一切都发泄在诗中，凡是自身经历过的事情、山的形态、水的颜色、民情物态，没有不摹写而不遗漏的。每当良朋好友聚会，便一起痛饮作诗，片刻之间写出一百多字，落笔后不能自己停止。他虽然不在片言只字之间刻意炫耀工巧，但诗的音节铿锵震响，辞句俊逸，像在大江上扬帆，风势强劲、桅杆坚固，一泻百里，几乎没有停滞艰难的意思。世人都因此称赞他，却不知道先生的困穷已经到了极点。到了晚年，他的志向更加孤独，于是仿照柳柳州制作《铙歌鼓吹曲》十二章，准备献给朝廷，最终没有成功。于是又任情放怀于重山密林之中，时常命客人取琴来弹奏一两遍，有时吹洞箫，倚歌唱和，以排遣困顿憔悴、百无聊赖的悲哀。不幸五十五岁时，终于抱负未酬而死。先生去世三十二年后，他的儿子钧害怕遗文最终湮没，便把《岁迁集》四十卷交给我作序，准备刻印流传。我出生得晚，遗憾没有机会在先生床前拜见他，却独自得以窥见他的诗文。又遗憾先生胸中的才华没有得到显著发挥，表现在功业上，只能徒然成为古代困穷之人的辞章，最终迟滞困顿直到老死。难道不就是所谓命运吗？从前梅都官擅长作诗，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却总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他的困穷确实也很严重。几百年后，都官的名声却像山峙立、河流传，假使都官当时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他的诗未必会这样精工，名声也未必这样盛大。这是上天想使他困穷，正是用来使他显达啊。先生的遭遇和都官正相似，他本人虽然困穷，但他的诗能够流传显达，大概是毫无疑问的。我又何必过分为此悲伤呢？先生另有《杂古文》十二卷、《应科困天集》若干卷、《唐五百家诗选》五卷、《宋南渡诸家诗选》一卷、《讲义》《读书记》各二卷，均不收入集中。《王氏〈乐善集〉序》和阳王君秉彝，抱持高远志向，珍藏学问、暗自守持贞正。车马冠冕的荣华，不足以束缚他的行迹；珍宝财货的华美，不足以牵累他的高尚。他远离尘嚣，遵循《大易》的戒言；知道满足，效法老氏的教诲。他汲取清涧之水，采摘绿岩之草，在杜若充盛的地方采来作衣，以胡绳编织草鞋。他高高立在尘世之外，凌越于层霄之上。当藤萝间的月光斜斜映照，松林中的风声接连传来时，他寄托酒兴于闲适情怀，借琴歌抒发逸放的韵致。泉石自动呈现清趣，猿鹤也不受惊扰。真可以说是洁白不染、挺立而超脱世俗的人。然而他的仁心由此涵养，义声也由此畅达；拯救那些颠沛困苦者的苦难，哪里只是满足他们饥渴的愿望而已。他排解困难、调解纷争，曾经忘记自身的危险；捐出粮仓、散发金钱，不计较自家财产的空乏。他追慕符稚遗留下来的风范，崇尚鲁仲连的高尚节操。何况正值战乱之际，他尤其制止屠杀和虐害，使死者复生，给患病百姓治病使他们痊愈。只要力量能够达到，知道有益的事情就没有不做的；考察他的善行，本来就不止一端。于是清明朝廷中侍从官员的贤者、各地长官中的贵人、士绅中博学之士、山林洞穴中的隐逸之士，没有不仰望他的容光、承受他的言辞气度。人们因他的堂屋建筑而命名为‘乐善’，有的把它寄托在赋咏中，有的把它记载在文章里。他完全摒弃下蔡淫靡的乐调，一心倡导大雅之音。说它典雅，就像戴着冠冕、佩着玉饰，在宗庙朝堂上揖让进退；说它雄浑，就像江海澄澈的波涛，包容日月；说它刚劲正直，就像苍松青柏共同傲立于严寒之中；说它淳厚古朴，就像殷代厚重的礼器、周代的匜，有别于寻常器物。它们都可以遗留下芳名而不朽，给后代子孙留下福泽。不只是黎阳有《纪善传》、邺下有《类善集》而已。我也不自量力，把浅薄作品附列在群英之间。这就像珠玉在旁，沙砾失去光彩；西施捧心皱眉，丑人也跟着皱眉，差距不是太远了吗？考察古代，政治通达、教化成功时，人们有救济急难的行为，乡里崇尚相互和睦的风俗，合乎大顺之道，特殊的名号实在难以达到。自从邹鲁的声教不再浸润人心，秦地和越地便只顾自己贫富，不顾他人。同胞尚且崇尚锥刀般的争夺，别人又哪里肯脱离沟壑来救助呢？静下心来想这些事，我不禁感慨醒叹。卓越的王君乐于听从善言，得到舆论赞许。这部集子应当征集流传，倘若刻印成书远行传播，就可以敦厚风俗、扩大恩惠。哪里像风中花朵、露中叶片，只是夸耀诗坛的技巧；又哪里像麟角凤毛，只在文坛徒然争斗巧思呢？只是我这卑劣之作，竟有幸附在高明者之后，使我仰慕汝南的黄宪，追忆京城的荀隐。承蒙您来到潜溪之上，又把书简传递在竹简木椠之间。我恭敬地把这篇序写在卷首，略微抒发内心的情感。内容虽在于概括，文字却崇尚疏通。如果有人讥笑它不合古意，难道能说他懂得文章吗？只希望得到大方之家的指正，得到君子的验证而已。前史官、金华宋濂谨慎作序。

译《丹崖集》序 写文章并不难，难的是懂得文章。文章的美丑容易看见；但说懂文章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学问有浅有深，见识有精有粗。所以，所谓懂文章的人未必真正懂，往往随着自己的爱好来判断是非。照乘之珠，有人会把它怀疑成鱼眼珠；淫靡的歌声，有人会把它和黄钟之音相比。即使有成百上千张嘴，也不能同他们辨明。既然如此，世上的人果真没有懂文章的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荆山的璞玉，卞和本来就知道它是宝物；渥洼的骏马，九方歅本来就知道它是良马。假使它真是燕石、劣马，难道能够并列陈放、并驾齐驱吗？不过，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在百姓离散、老师废弃之后，谁还一定希望被人知晓呢？假如真有这样的人，即使相隔百世也能彼此感应，就不必惆怅地遥想了。我和唐处敬一同居住在浙水以东，虽然还没有见过他，但有人拿着他的一两篇文章来，我很有幸读到。于是回头对几个同伴说：‘排斥了芜杂和瑕疵，怎么这样像玉之洁、珠之明呢？文脉联贯，曲折舒展而不间断，又多么像韶乐九奏，音律彼此和谐，始终灿然明丽呢？他大概是善于作文的人吧！’去年春天，我奉诏总裁《元史》，处敬也因议礼被征召到南京，我急切想把他挽留进入史局。礼部官员爱惜他的才华，不同意。等到我进入翰林词垣任学士，处敬也来任应奉文字，早晚共同讨论文章，十分欢乐，于是我索取他的全集来读。又回头对几个同伴说：‘沉浸于经书而获得根本，饱读史书来增加文章的波澜，出入诸子百家以扩充支流，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看来，我惭愧自己先前对处敬的了解还不够深。’唉！近代的文章，我见得太多了。大风吹起沙尘，五色因此昏暗；繁杂的声音喧闹，五声因此失去伦次。寻求像处敬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不只这样，能够认识他的人也很少。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没有真实功夫，却追求草率的成效。东抹西涂，找不到统绪；左边剽窃、右边偷取，只勉强编成篇章，却动辄对众人号称：‘我懂文章，我懂文章家。’把艰深的文字用来装饰浅近的内容给他们看，他们便说：‘这才真是古文吗？怎么这样雅正深奥而不合群？’有人因为文章语言浅易，又拿尘俗陈腐、疲软无力的作品来嘲弄，他们又说：‘这也算古文吗？怎么这样流畅通达而毫无阻碍？’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见识，只把人的舌头当作眼睛，因此厚颜无耻而不感惭愧。像处敬这样的文章，他们还能认识吗？我虽然不聪敏，却喜爱玩味处敬的文章，每天都不放下手，认为它可以流传久远、传给后代，于是为它写在卷首。唉！处敬的文章，是荆山的美玉，是渥洼的骏马；又哪里用担心没有卞和、九方歅那样的人来识别它呢？这样看来，我的议论实在太狭隘了。处敬名肃，会稽人，丹崖是他的自号，所以用它来命名他的文集。《愚斋集》序 《愚斋》二十卷，是吴兴林静所著。起初，林静的家世出自艾轩文节公一脉，世代有很多知名人物。到曾祖林弃时，凭武举入仕，官至宋代马步水军都统制。祖父林友信在元朝做官，官至宣武将军、湖州路湖炮翼上千户所管军总管。父亲林德骥承袭其职，父子都读书懂文章。林静出生后，俊秀爽朗异于常人。七八岁时，就懂得缀辑篇章。有一位外祖家的赵文敏公，家中按郡守的礼法对待他，想把这个奇童推荐出去，父亲拒绝了。林静了解父亲的心意，想成为名传天下的儒者，于是更加钻研九经百氏的书籍；即使是佛、老、玄学的注疏秘典，也都汲取其中的精华。由此他的学问像河流增涨一样日益深厚。黄文献公、晋卿、宇文先生子贞，都称誉他。后来因御史征召，任安定书院山长，他却辞谢不去，而元朝的气运也衰落了。如今看集中所收的文章，丰厚雅正而驯熟；诗歌则辞藻华美、典雅有法，确实不愧为作者。在同辈之中寻求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唉！做人子孙的，能够毅然用文章替代武功，声名震动他人，这不就是所谓能够光大宗族的人吗？近来他更加专心研习濂、洛、关、闽之学，日夜不忘，那么他对于体察本体、通达实用的成就，还会有超出诗文之外的地方；他的最终成就实在难以测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林静曾经跟随我交游，我很赞许他，所以为他褒扬。褒扬他，正是为了勉励他。林静字子山，愚斋是他的自号。

译《讷斋集》序 凡天地间青色与赤色相杂，称为“文”。因为两种颜色相互交织，光彩灿烂、繁盛耀目，纹理分明而可以看见。古来事情有条理、有骨架，错综交织而形成章法的，都称为“文”。唐虞以来，贤明圣德的君主相继出现，而“文”到了周代尤其完备。划定疆界、分定田野，授田分井，是国家的文；前朝后寝、左昭右穆，是宗庙的文；车服有等级标志，爵位土地有定数，是官制的文；钟磬竽瑟、干戚旄狄，是音乐的文；朝会、宴饮、郊祭、社祭、禘祭、尝祭，是礼仪的文；整顿军队、驻营宿营、治理军务、大规模阅兵，是军事的文；发布号令、陈述经典、布置纲纪，是政治的文；使阳气舒展、阴气收敛，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是刑法的文。像这样的事，几乎不能一两件地数清；这才是“文”，并不只是指辞章而已。从前孔子生在周末，哀怜先王之道衰微，便用四科教导学生，而冉耕、冉雍、冉求、子游以文学著名。所谓文学，是在仪式、章法、制度、数度之间，有时减损，有时增益，以达到适中的状态；是想使体与用相互资助，本与末都能兼备。可惜当时的君主没有任用他，于是他退处而心怀忧患，开始把平日不能施行的抱负，全部寄托在六经之中：阴阳变易的道理，就系于《易》；政治治乱的细微根由，就确定在《书》中；成就教化、敦厚人伦的道理，就删定在《诗》中；尊崇王道、鄙弃霸道的谋略，就修订在《春秋》中；辨明次序和名分、使神人与人和谐的方法，就表现在《礼》《乐》中。难道只是为了显示空洞的言语吗？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先王之文所以能够规范天下，我不能亲自行使，就把它写明在经典中，希望后世的人或许能够因此受到启发而有所作为吧？孔子忧虑世道的志向太深了！无奈世教日益衰败，求学的人昧于根本源流，于是专门把辞章当作文，抽取青白色彩，组织华美巧丽的辞藻，只供一时的美观。譬如春天花卉芬芳繁盛，并非不娇艳可爱；但和水火能够实际发挥功用相比，大概就差得远了。唉！文的衰败，难道竟到了这种极点吗？括苍王先生名毅，字刚叔，刻苦钻研经传，而他的学问一定要落实到实际应用上。他曾反复说：古人所谓的文，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古籍所记载的，不过就是这个，并不是后世那种奢靡的文章。奢靡的文章，我不愿看。我所谓的文，只是表达我胸中想说的话，起初并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因此先生的文章明白通达，完全不借助雕琢，而最高妙的滋味自然充足。先生去世十年后，他的高才弟子章君存道和他的弟弟存诚，都笃志求学、努力实践，能够不违背先生的教诲；又认为先生的为人本来就坚定真实，不必借助文章来显现，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文章，又不足以了解先生，于是辑成四卷，来请我作序。我因此把古人所谓的文并不是指辞章这一点，写在卷首，也算接近先生的志向了吧？先生的事迹，我曾经撰写过一篇小传，已经详细记载，此处不再写。《郑氏聨璧集序》磨勘司令郑君思先曾来拜访我，闲谈时从容地说：“伯父杲斋先生天资非凡，曾经勤苦钻研经书，两次参加科举，却不合主考官的标准，于是放弃科举。后来在淛河两岸，大力钻研古文辞，时间一久，文思如泉源，滔滔不绝地涌出；一天试写万言，倚在马前片刻便可完成。大司徒楚国欧阳文公认为他的才华非凡，想上书推荐他，适逢疾病发作而去世。先父曲全先生，适逢双亲去世，又生性孤介，乡里不能容纳他；当时伯父客居昆山授徒，他便奔往投靠，寻求四库书籍，迅速阅读，即使暑热能够熔化金属、严寒能够折断胶，也不跨出门户一步。不久，他下笔作文，都遵循规矩法度，又不轻易受毁誉影响；但他刚强坚毅，容易触犯他人，见人有不善之处，必定斥责，即使对方脸、脖子、头发都气得发红，也丝毫不宽容。晚年寄居苏州海虞，最终困顿不得志而死。两位先父都怀有世间罕见的才华，文章名声相当；却遭逢元末兵乱，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最终都去世了。他们的遗文将要零落失传，这是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我安宁的事。伯父的文章大多没有留下稿本，思先从幼年见到就立即抄录，积累二十年，得到文章一百篇、古今诗四百八十首。先父的著作虽然还保存着，但他曾亲自删削焚毁，只留下文章三十篇、诗一百篇而已。于是把两人的作品合抄成书，厘定为十四卷，题名《郑氏聨璧集》，准备刻板印行于四方，冒昧请求您为卷首作序。”我接受后读了这些作品。杲斋的文章气韵深沉雄健，如同老将统率军队，旌旗与金鼓纷纷交错，却都归于节制法度。曲全的文章格局严峻整饬，如齐鲁的大儒，衣冠伟岸，说话简洁而把情意表达得曲折周尽；但二人的文章都有台阁文章宏伟华丽的气象，没有山林隐士文章枯槁的气息。唉！这也可以称为善于作文的人吗？从前夏侯湛和潘岳容貌同样俊美，行动起居常同车而行，共坐一席，人们称他们为“联璧”，但不过是取其人物清秀洁白，并没有论及他们是否能写文章。即使说他们能作文，如温庭筠、邢居实那样才思敏捷、辞藻丰富，也出自不同的地方，并非同一姓氏。即使出于同姓，如二谢文章藻丽，也并非出自同一支门。即使出于同一门第，如二卢文章雅正洒逸，只是同族；如二弘文章典雅严整，则是再从兄弟。至于同胞同气的兄弟，大概也很少。唉！像两位先生这样，兄弟二人都凭文章著名，也可以称为世间罕见的人才了吧？我宋濂不敏，有幸在虎林见过杲斋，对于曲全却未曾相识。后来我任职成均，才与曲全的儿子司令君成为同僚。司令君善于继承家学，文章光彩赫然；做御史、部使者时，各种官吏都收敛行迹；又因政事才能闻名。郑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呢！不过，如果不把先人的事迹传给后人，将凭什么继承？不由后人传给先人，又凭什么彰显？司令君急切地致力于使先人不朽，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我于是详细记述这些事情，写在文集篇首，有识见的君子一定会有所取法。杲斋名东，字季明；曲全名采，字季亮。是温州平阳人。

译《东轩集序》《东轩集》是天台方君明敏所作。明敏在元代做官，曾在江浙行中书省参与知政事。他胸襟风韵潇洒，气度高伟，表现在声诗中，往往出人意料。他的弟弟明则抄写整理成册，同我一起求学的桂慎请我评论。我说：“古诗俊逸超群，就像王子晋在鹤背上吹笙，声音随风抑扬，仿佛从云外传来。律诗清丽婉转而真切，好比长安少年在百花盛开的场所饮酒，莺歌蝶舞，春风温暖地扑面而来，整日传杯饮酒，醉意却不显在脸上。诗人的情趣到了这种境界，也可以说不凡了。”明则说：“请您作序，使它流传，怎么样？”我说：“宝剑埋在丰城，紫气上浮于天；兰花生在幽谷，秋日的香气却传播到四通八达的道路。诗本来就佳美，不必借序来流传。”他说：“这当然如此，但愿您最终还是说几句话。”我说：“古诗之中，没有比《三百篇》更好的了。每篇开头都有小序，用来说明作者的意图；这并不是后世替每篇诗通作的序。汉魏以后，作者很少亲自说明创作意图，读诗的人无法知道，便私自猜测：这首诗是因某事而作，那首诗是因某时而叹；假如作者没有死，直接去问他，恐怕未必是这样。” 所以我曾经说过：‘作诗一定要自己作序，不是别人所能参与知晓的。’这句话似乎不可忽视。”他说：“您的说法太拘泥了！您的诗，既可以作序，也可以不作序；作序又有什么妨碍呢？”我无言以对，于是把先前的评论写在卷首。明敏读书无所不读，最善于谈论名理，与人交往和煦亲切而富有情意，君子都认为他贤能。他所擅长的，并不只是写诗而已。《莆田四如先生黄公后集序》我长到成童时，就读四如先生关于诸经的学说，见他的立论精深严密、证据确凿，远远超过常人，没有一次不羡慕他的。稍稍长大后，我多方寻求先生的事迹，这才知道他的学问源流所在，也知道他凝聚道理是有方法的。先生居住在莆阳，是唐代御史黄滔的第十二代孙，世代都是儒者。他的父亲黄绩，曾拜瓜山潘公柄、复斋陈公宓为师，实际上是考亭朱子、勉斋黄公的高才弟子。先生早年承受父亲教诲，十二岁便学习举子业，在乡校考试中常常名列前茅。此后二十九年，才考中咸淳辛未进士，调任监瑞安府比较务。尚未赴任，名公巨卿争相聘请他担任讲师，其中丞相江公万里尤其用力。他的声誉一时之间轰动四方。德祐乙亥年冬，才开始赴任，遇到签枢陆公秀夫。陆公一见就极为器重他。第二年丙子，杭州都城已经陷落，国事无法挽救。陆公催促先生到行都，充任益王府撰述官，兼任处置使司干办公事；改任刑部、工部架阁；以通直郎升任武学谕；又转任朝奉郎国子监簿，兼任福建路招捕使司都防议官。先生都推辞没有就任。宋朝改朝换代以后，他回到重山密林中隐居，不再与世俗往来。四方有来求学的人，先生便为他们详细阐发濂洛关闽的学说，开导他们。他写文章，务求以义理取胜，没有闲暇像其他文士那样驰骋华丽辞藻来显示工巧，但当时求取他文章的人仍纷至沓来。门人武夷詹清子把六经、四书讲义编次为六卷，刊刻流传。先生的儿子黄元任汀州路总管府知事，又把记、序、墓铭、字训之类分别编为五卷，刊刻流传。先生八十二岁去世，遗文散落在荐绅之士手中的还有很多。他的曾孙乡贡进士黄至，又搜集编为十卷，准备刻板。经楚王府伴读陈子晟请我作序，以便流传。我听说，濂洛一带的道学兴起时，考亭学派还没有兴盛，只有艾轩林公光朝在莆阳独自倡导道学，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多。红泉、东井之学于是闻名天下。网山林公也继承了这种学说，实际上接续了艾轩的传授。网山之后，乐轩陈公藻又起而继承。乐轩家在长乐，网山住在福清，都来东井讲学；他们的声教所到之处，人的风气受到熏陶，人人都有邹鲁之地的品行。等到瓜山、复斋兴起，推究阐明考亭的经学训释，东西两地并立发展，教化推行而教法得到信服，文质彬彬，尤其值得观赏。先生出生在艾轩的故乡，耳目所受的熏染，本来已经先确立了宏大的根基，又得到父亲和老师的教导。因此他终年勤苦钻研，终于探得考亭学派的正统源流。他所著述的，都是六经的深奥道理；所阐发的，都是天地的奥秘，确实有难以穷尽的深度。无奈道理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宋朝国运已经转移，知情的人不能不为此惋惜。先生胸中蕴藏而又无法传授的东西，固然已经随万物一同消逝；如果连他的遗文也一并泯灭，岂不是更加可惜吗？先生的子孙孜孜不倦地以传之后世为职责，可以说是使自己的亲人不至于死去。我年老昏聩，躲避求文的人如同躲避仇敌；实在不得已时，多让学生代笔。如今因为我幼年仰慕先生已久，勉强答应黄至等人的请求，亲自作序如此。不过先生的文集自身就能流传于世，也不必借助我这篇小文才传下去。先生姓黄，名仲元，字善父，后来改名渊，字天叟，别号韵乡老人。”},{ 《文宪集》卷六。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七。明代宋濂撰写。序，共三十四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四章〕

译《詹学士文集序》。从前湖湘一带的才士大夫，大多以辞赋著称，像江夏的詹先、王同文，就是其中的人。王同文胸襟风韵潇洒，再加上宏博的学问，所以描写事物清畅明丽，铿锵有声，像金石发出的声音。等到他归附我朝，便以文章闻名一时。每当良朋如云、酒兴正浓、耳朵发热之际，有人拿着文章来求他作序或作文，王同文便振衣而起，提笔四处顾盼，文气浓郁，从口鼻之间流露出来；顷刻间纸上写满了文字，灿烂辉煌，篇篇都如同五色交映。旁观者在一旁鼓噪，还说：“能倚在马前片刻便写成万言文章的人，恐怕也没有比他更出色的了。”从此以后，凡有询问奇异俊秀才士的人，大家都说：“同文！同文！”我与同文相交已经很久，又同在翰林任职。初次见到他的才情时，我非常惊讶；后来多次见到，私下不禁感叹自己的赋才暗弱低劣，只能拘拘谨谨地局限在方圆规矩之中，每天沿袭古人的轨迹行文，不敢奋发迅疾地吐出一句奇特峭拔的话来。即使见于文牍的文章，接近一二千篇，也都衰弱得仿佛没有气力。人作文，原本就应当这样吗？去年秋天，京畿考试选取乡贡士；今年在南宫考试选取天下士人，王同文都主持评定文章，我也仅仅得以参与末后的议论。我看同文批阅五经试卷时，他朗读几行，便拿起笔写下如此这般的话；写完后又朗读，再写下如此这般的话。我看他的文章，剖析义理精微细致，就像汉廷老吏议论法律一样，是非轻重，最终都无法掩盖。人们只因文章辞藻而称赞同文，实在还没有看到他气机充沛的一面。像同文这样的人，还有谁能够赶得上呢？还有谁能够赶得上呢？韩退之称道李白、杜甫的文章，说它们光焰万丈；少陵的作品顿挫沉郁，高远得无法攀登，深邃得无法探测；谪仙的文辞则飘飘然，仿佛在璇霄丹台上游玩，吹奏鸾笙，食用紫霞，完全脱离了人间尘土。我想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精华发散成为光耀，纵横交错、贯通流转，自己也不知道它究竟止于何处。韩退之的话应当不是虚妄的。同文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会没有原因吗？然而我听说太史公遍游名山大川，所以写成《史记》，文章神采奕奕而具有奇异的气势。同文日后西归时，我将跟随他，泛舟洞庭湖，漂行于沅水、湘水之上，登临大别山、九疑山，吸纳清风，吐纳云气，把胸中的污浊彻底洗涤干净，使心境虚静到了极点而产生明澈，明澈到了极点而发出光辉；然后挥笔写作，接续在同文之后，汇集灵凤的彩羽，采撷天花的奇异芬芳，也许会有值得观赏的作品。同文认为怎么样呢？同文把文集交给我，请我作序。我神思摇荡，急忙展开纸牍写下这些话，唯恐它们一同凌空飞去，因此写成这篇序。《欧阳文公文集序》。文章辞藻与政治教化彼此流通，上至朝廷，下至臣民，都借助它来通达政务。因此祭祀郊庙，就有祠祝之文；向天下发布告示，就有诏令；分封土地、赐予茅土，就有册命；陈列军队、整顿军旅，就有誓戒；进谏争辩、陈述请求，就有章疏；记载功勋、彰显德行，就有铭颂；吟咏歌唱、鼓舞人心，就有诗骚。这些文章用来彰显典章制度的美善，叙述声教名望的真实，制定事务并应对变化，抒发正当的性情。开合变化的根源、推演拓展政事的根本，其中大概有不待催促便能迅速生效、不待推行便能自然到达的作用。然而，这种文章必定产生于天地山川正气完备之时，贯通于天人精微的蕴藏，探究历代盛衰的缘由，洞察万物荣枯的情状，考察鬼神幽明的奥秘，贯穿中外分合的原因。说到大的方面，它穷极于天地；说到小的方面，则深入到芒、秒那样细微的程度。然后聚集精神魂魄，形成篇章文字，浩荡广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了。世上能够参与此道的，难道不就是大司徒、楚国欧阳文公吗？欧阳公名玄，字原功，是潭州浏阳人。他的先祖居住在庐陵，与文忠公欧阳修同出于安福县令万氏之后。欧阳公幼年时聪颖不凡，十岁便能写文章。到了二十岁，他闭门读书数年，别人都见不到他的面。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没有不加以研究的；伊洛诸儒学说的源流本末，他尤其融会贯通。于是他在延祐乙卯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四十多年，在朝廷任职的日子，几乎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三。他三次任成均之职，两次担任祭酒；六次进入翰林，三次被授予承旨。正值天下统一、文物制度兴盛之时，编纂修订实录以及三史，都是重大的制作。他两次主持贡举，又任读卷官；凡是宗庙、朝廷所用的雄伟文章和重大册命、颁示天下的诏令，许多都出自欧阳公之手。金帛和上尊酒等赏赐，几乎没有一个月空缺。天下的名山大川、佛寺道观、王公墓道上的碑铭，都以得到欧阳公的文章为荣耀。即使片言只字流传民间，也都被人知道并珍爱。他的文学和德行卓然闻名于世，是斯文的表率，辅弼并文饰政治器具；欧阳公所建立的功绩最多。君子评论欧阳公的文章，说它意气雄伟而辞藻丰赡，仿佛黑云从四面升起，雷电恍惚闪现，雨雹飒然交相落下，令人可怕而惊异。等到云散雨止，长空万里，碧蓝如洗，又可以说是奇伟不凡了。若不是见道坚定而选择义理精审，他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唉！从宋代直到元代，三四百年之间，文忠公首先以这种道统倡导于前，天下学士纷纷尊奉他。如今我文公又在其后倡导此道，天下学士再次一致尊奉他。两块美玉彼此相望，光照天地之间，欧阳氏一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呢？不也是盛大之事吗！起初，虞文靖公集在成均任助教。他的父亲井斋先生虞汲也在潭州任教授，见到公的文章大为惊异，亲手封好一册，寄给文靖，说公日后一定能与他并驾齐驱。于是文靖推荐公入朝，公的声誉显赫，和文靖相当，最终应验了井斋的话。文靖的文章已经盛行；公去世十四年后，他的孙子欧阳佑拿着公的二十四卷文集来，对我说：“先文公的文章，自从考中进士以来，多达一百多册，收藏在浏阳乡里的宅第中，全都毁于兵乱。现在这些，是在燕地抄录的，从辛卯到丁酉七年间的作品；听说有刻在金石上的，也随即附录进去。希望您能作序使它流传。”我宋濂不敏，从幼年起就知道诵读公的文章，多次想带着粮食去跟随他学习，却一直不能如愿。公曾见到我所著的《潜溪后集》，不嫌弃我，便在卷首题写雄健的文章，对我的期望实在太深厚了。只是我的志向荒疏，学术浅陋，不能符合公的期望，何况怎敢冒昧为他的文章作序呢？即使如此，公的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上面可以比作德星、卿云，下面可以比作朱草、醴泉，光彩常新而精神不减，经历万古仍如同一日。作序与否，还有什么时间可以讨论呢？欧阳佑字公辅，学问精深完备，议论英发，无愧于家学。

译《曾学士文集序》翰林直学士临川曾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中卫经历曾仰发，把先生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斋》《青华》《闽海昭回》《从政》《丙午居贤》前后编共九稿，以及《逾海》《逾辽》二志，合类编为若干卷。通过同年进士雷燧请我为卷首作序。我当时在翰林任职，参与修史，虽然答应了他，却没有空闲撰写。三年后，仰发的弟弟曾侪又赶到南京，重申先前的请求，态度更加恳切。我怎么能再推辞呢？曾氏出自郕国公，自都乡侯曾据南迁以后，世代都有显达之人。至于文定公曾巩、文肃公曾布、文昭公曾肇，都是从南丰兴起，终于凭文章闻名天下。文定的制诰文章锋锐奔放、雄浑瑰伟；文昭的作品简洁严明、平实温润而雅正，是学者共同仰慕的对象，不仅如景星之与卿云那样罕见。文肃的儿子司农少卿曾纡，坚守家法，也凭辞章受到君子称誉；如同鲁殿、秦碑，见到的人都珍惜，自然可以在二位公之后独自流传。司农的从孙曾季貍，早年跟从吕居仁、徐师川学习，后来又在文章上大力发挥。他的文章语言质朴而义理正当，乾道、淳熙年间，群公多敬畏他。从那以后，继承这条道路的作者接连不断，实在不能一两个地数清。唉！南丰曾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呢？先生的后代从南丰分支出来，父祖都是宋代进士，诗书学业源远流长。先生既承受家庭教诲，又出外跟从元代的大儒学习，钻研六经，勤勉不懈，唯恐用力不够。听说吴文正公在华盖山讲道，便带着粮食前去求教，胸中的疑难一下子像冰块一样融解。从此把所得贯通到文章中，奋发驰骋，都足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至正辛巳年，曾参加乡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试，落榜。当权者为他惋惜，接连推荐他任校官，他都没有赴任。此后十四年，甲午年，才考中进士，任国子助教、翰林修撰，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任丞，随后升为司业，进任详定【缺】副使，拜监察御史。不久又任副使，改任现职而去世。先生名位显达以后，天下求文的人接踵而来，凡得到片言只字，都视若拱璧般珍贵。先生的文章刻意以文定公为师，所以骏发深奥，文采彰显美盛功烈，起伏收放自如，风神高远。王良手执御车的节制之器，使车马协调奔驰，蚂蚁封土般的小丘也能被越过；琴弦疏朗，古乐的宏大声音反而稀少，却能一唱三叹。波涛从高丘涌起，狂风奔驰、云气流动，力量有余而气势不竭。独擅一代的英明，成为四方的楷模，先生确实具备这些。我宋濂不敏，有幸在建业认识先生，本想拿古文辞向他请正，却不料先生已经去世。因此借曾仰发求序的机会，追叙南丰曾氏世代相承的学业盛况，写在卷首，使读者知道先生没有辱没前人；这样先生的子孙一定会感激奋发，希望不愧于先生。先生名坚，字白；刚强明敏、正直不阿，政事方面有许多值得记载之处，已经见于他姻亲危素所撰的墓铭，此处不再写。《郭考功文集序》国家正逢兴王之运，所出现的人才必定超出常人，能够谋划大政、确定国命，足以开创基业、垂传统绪；奉行天罚，足以威势加于海内。至于文学侍从之臣，也都广泛学习经艺，彰明显著的文采，足以备皇帝顾问、辅助政治教化；因此尽到经纬辅弼的责任，激发奋勇进取的气概，发挥进言纠正、赞助辅弼的益处，造成文治制度华美灿烂的盛况，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天意已经在幽冥之中确定，楚地生出人才而晋国实际任用，拨乱反正，彰明人文而使风气影响四方，难道是小事吗？洪武七年秋天，我陪侍皇上登上武楼，皇上赐我坐在身旁，从容地问：“天下虽然已经平定，我仍然留意那些有长期学问的士人，你能知道这样的人吗？”我回答：“会稽有个郭传，字文远，寄身于佛门之中，他的学问有源流，文章雄健丰厚、新颖华丽而精气光耀，议论崇高宏大，都以六经为根据，文势波澜相推，如同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确实是一代奇才。”皇上点头赞许。不久又召我说：“郭传的文章，你可以拿来，我要亲自看看。”当时文远恰好带来一卷文章赠我，我于是立即把它进呈上去。皇上看完后笑着说：“确实如你所说。”适逢丞相、御史大夫来朝，皇上命内使拿给他们看，并且两次称赞嘉许；当天就在谨身殿召见文远。他奏对称旨，皇帝下诏命铨曹提升他为应奉翰林文字。于是文远每天侍奉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得到的赏赐丰厚繁多，不能一一列举。每次皇帝命题让他撰文或作诗，总是得到赏识喜爱。文远自己因为受到深厚知遇，便精诚专一地报答皇帝的美德，凡是可以进言纠正的事，都毫不隐瞒。不久升任修起居注，又调任考功丞，皇帝的眷顾更加深厚。今年春天，我承蒙特别恩典辞职东归，将要同文远告别，文远把自己所作的文章全部拿出来，请我为卷首作序。唉！古今辞章之士从来不缺，所忧虑的只是知晓他们的人太少。乡里之中有人知晓，已经足以稍稍自我安慰；何况卿大夫知道他呢？卿大夫知道他，声名就会渐渐显著，也可以在世上表现出来；何况诸侯知道他呢？诸侯知道他，光辉便会传遍四方，百十人中也只有一两个能够这样，人们还会羡慕地说：“这个人做人这样就足够了。”何况他的文章被圣明天子知晓，并且屡次得到褒奖呢？然而圣人的话就是上天的意旨，文远的文章连上天都知道了；那么他遭逢有道的朝廷、恭敬地承受皇帝的恩宠，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从前宋孝宗曾在宫禁之中阅读苏轼的文章，史官把这件事记下来，认为是极大的荣耀；这已经是异代之事了。如今文远亲自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他所得到的荣耀光辉，又应当怎样呢？等到日后文远的道术更加推行，文章更加显著，史官一定会为他立传，与治理国家的大臣一同载入史册，用来显示兴王之运和人才的出现都不是小事，难道不是盛大的典章吗？我宋濂不敏，年纪日渐衰老，学问日渐衰落，即使说以文章自娱，比起文远来，大概也如土制的铏鼎之于殷代的敦鼎。我把自己的文章置于卷首，难道能不惭愧吗？即便如此，我是了解文远文章的人；相互了解的人如果不说一句话，还有谁来替他说呢？因此不敢坚决推辞，文远还请删削订正。

译《莆阳王德晖先生文集序》给事中王寅，字敬伯，到我在玉堂的官署，殷勤请求说：“我的伯父最乐翁，名朝，字德晖，是莆田人。他的学问出自同安尹陈公仁伯。莆田先达有两位姓陈的：一位是仁伯，一位是国子丞众仲，都以文章闻名当时，实际上是兄弟。他们的学问又出自南塘赵氏的孙子秘书公伯暐。秘书公是二陈的外祖父。最乐翁所学的源流既然正统，其支流相承，遇到飞石怒崖，便喷薄如雷霆；到了流衍平旷之处，便灿然成文，如同锦绮突然舒展开来，一收一放，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掌握它。可惜他的涵养深厚、积累丰足，正要在当时大有作为，却命运奇特，两次参加乡试都不利，最终以布衣身份在乡里授徒，直到去世。他的遗文散失于兵火，十篇中存不下一篇。寅担心它们泯灭失传，搜求得到若干诗文，编为十卷。翁的朋友方君炯、门人陈君虚中将要刻板流传，希望先生为它作序。”我接受后读了这些作品。诗篇森严峭拔、激越有力，具有苍古深远的气象；文章多简洁古雅、峭拔深奥，其中没有说尽的余意，常常显现在字句之外。人若能长久玩味推究，才开始能够领会它。他的学问源流确实如敬伯所说，不应当使其失传。我仔细探求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大概也由于他的养气充足、积学宏博吧？翁家境十分贫寒，有时两天才能做一顿饭，却总是神色安乐、面有喜意。面对财物十分严正，一丝一毫也不苟且取用。见解一经确定，就像丘山一样坚定，即使用力撼动也不能改变。假如涉及不合义理的事，即使抬来金钱送给他，他也不会改变。只是专心遨游于上古，想使圣贤复生而同他们交往，所以曾经把安守本性作为快乐。有人问他自己的心得，他说：‘守在阴柔之宅，踏在阳刚之庭；风行雨集，金石相击而玉声鸣响。仓库并不是我的阻塞，尊崇也不是我的荣耀；从容自在，各自享受自己的适意，不也可以吗？’唉！翁的见识如此，他大概就是所谓有德便必然有言的人吧？我未成年时，常向乡里的前辈学习经学文章，如渊颖吴公立夫、内翰柳公道传、文献黄公晋卿，都是天下名士，我都曾有幸为他们供洒扫之役。他们的学问源流并非不正，只是我的资质平常，不能深入而达到远大的境界。我年满六十又超过六年，仍然不能振作自立；看看翁的作品，难道不应当感到惭愧吗？即便如此，我没有文学才能却评论文章，恐怕也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世间那些委曲软弱、摆脱不了科场旧习的文章，反而足以让人袭取高位，而翁最终却以布衣身份去世。那些头戴章甫、身穿宽袖衣服的人，难道不知道世上确实有这样一位公吗？难道他们不会议论他吗？我只是特别顺从敬伯的请求，冒昧地把自己的评论放在篇首。这其中难道没有激愤吗？难道没有感慨吗？《胡仲子文集序》韩退之以抗拒权威的气概做一世人的老师，从李习之以下，人人都想以弟子身份向他学习；但李习之神情正直，不肯过分屈居其下，崇尚正言正论，往往同韩退之争辩。他的《复性书》《平赋书》两篇，关于修身治人的意旨明白深切，获得了道的实际功用，大概是唐人中仅有的作品，可以和韩退之的《原道》相互表里。我曾认为李习之见识高远、志向宏大，并不在韩退之之下；面对像韩退之这样令人敬畏的人也不屈服，真是豪杰之士啊！古代君子立身高远，对自己的期许远大，看重自身，选择老师和朋友十分审慎；如果遍天下都没有足以满足自己心意的人，便寻求古代贤人来作为师友。只要内心有所获得，当时人知不知道并不忧虑，个人身份贵贱也不计较；实行出来就是事业功绩，宣说出来就是言论文章，二者道理一致。他的心胸开阔，能够会通天地的全体，超然于万物之上；看古今如同一朝一夕，把千年以前的人看作同堂相对、促膝交谈的朋友，哪里有闲暇让凡俗浅近之人牵累自己的心呢？孟子舍弃子思的门人而愿意以孔子为师，并不是遗弃自己的老师，而是因为道理本来如此。近世学者鄙陋而没有志向，听说古人就像听到雷霆鬼神一样害怕，不敢稍稍振作，反而低头屈服于庸常之人，口口声声说拜师，最终却一事无成，这些都是李习之所鄙弃的人。我的朋友胡先生却独独不是这样。他年少时就诵读数十万字，在诸生中已经震动乡里，老儒都敬畏他。等到长大成人，才华奇异卓越，专心以古人为师，说话简洁深奥，不烦琐却合乎法度；如同夏圭、商代敦鼎，远远看去就知道不是当今之物。同郡的大儒，如吴贞文公、立夫先生，曾经拜他为师；吴公多次称赞他的才华，毫不停止。黄文献公晋卿以文学闻名天下，见到先生便请来共同交谈，对他的期望极高，但先生也不因此屈服。各位名公去世后，先生的学问更加成熟，品行更加修养，德行更加高尚，文章更加雄健。长江以南谈论贤者，必定说到先生；而先生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极致。今天子即位之初，大臣们交相推荐先生的才能品行，皇上怜惜他年老，不愿再以政事重重烦劳，任命他为衢州教授。适逢修撰《元史》，又推荐他进入史馆；史书修成后，赐给金帛，遣送他归乡。有人说先生没有施展自己的学问，先生却淡然处之。先生曾经仰慕邵子、程子的为人，涵养非常深厚，学问极其博大而操守简约，追求宏大却不遗漏细节；对人很少推让，而称许的人很多，一定认为他的贤能超过言语所能表达，不轻易发言，但一旦发言，人们必定认为恰当。他所著《井牧》《皇初》等文章，具有李习之的辞气，但所得境界并不是李习之所能达到的。先生年纪还未老，文章已经流传于当世，读到的人无不知其可贵。然而它可贵的地方，难道只是文章吗？这正是先生自己所得的境界，世人未必能够知道，即使我也不能完全说明其中的细节。我和先生同拜吴公为师，彼此友好五十多年，如今头发秃了，牙齿也脱落了。我见过世上的士人很多，心中真正仰慕而佩服的，只有先生。那么先生的文章，难道只是今日才难以遇到吗？学生刘刚编成文集，王君士觉为它绘制传记，拿来请我作序。我没有推辞，写在篇首，用来赞叹先生善于学习古人，也庆幸天下人能够见到他的文章。先生名翰，字仲申，是金华人，仲子是他的别号。

译《曾助教文集序》临川曾先生曾旦所作文章共有若干篇，他的门人分类编成书，随后请我为卷首作序。序文说：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不紊乱，没有不是文；而三纲九法尤其是文的显著表现。为什么呢？君臣父子的伦理，礼乐刑政的施行，大到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小到修整自身、陶冶性情，本末相互涵养，终始彼此贯通，都是文的明显体现。因此在唐虞时代，文体现在敬天勤民、明察万物、辨明人伦的制度和工具中；夏商周三代之际，文表现在子、丑、寅等纪时的不同，贡、助、彻等赋税制度的差异，把赋税记载在典籍中，并在当时施行；其根本大体已经完备，礼节文饰也森然可观。传记中有这样的话：“三代没有专以文章著名的人，六经没有专门的作文法则。” 所谓没有文章家，是说人的一举一动、威仪举止都自然合乎文；所谓没有作文法，是说万物的道理本身就是文，不是可以用固定法则束缚的。秦汉以后，就与此大不相同了，人们到竹帛之间去寻找文，文的功用便隐没了。不过，这只是就最高境界的文来说的；文所发挥的作用，难道不是广大博大吗？从哪里可以看出呢？施行于朝廷，就有诏、诰、册、祝一类的文章；用于军队，就有露布、符、檄一类的文章；寄托于国史，就有记、表、志、传一类的文章。其他如序、记、铭、箴、赞、颂、歌、吟之类，从人的性情中发出，同事物相接触，随着事物大小，称述其美恶，详尽考察它们的伦理品类；这种经纬周密而变化多端的作用，实在一日也不可缺少。然而这也哪里容易达到呢？一定要以极其宁静的心为根本，在欲念将要发动之际加以参验；有尚未涵养的地方，就要使涵养无不充足；有尚未审察的地方，就要使审察无不精细。然后使体裁严正，声律调和，合乎阴阳化育的道理，统摄古今的事类和人我的情感，把它们写成篇章，辞意都不违背，即使还没有达到最高妙的文章境界，也不会愧对实用之文。唉！文章这种东西，难道可以轻易说清吗？如今我先生博通群经，所谓三纲九法，其中文理灿然明白的地方，又加以体察、探索并扩充。他曾因《春秋》而连续参加乡试贡举；科举制度废除后，更加把心意寄托在古文辞上，在动静修养方面用功已久，于是声名光彩在士林中显著兴起。我取来读它，只见文采如藻火、黼黻交相辉映，声调如金声玉振交替奏响，气势如鱼龙出没、波涛惊急，一一都可以适用于世事。确实，万物各有条理，这一点在先生的文章中也可以看见。我当时在翰林院，先生正任成均助教，朝夕相互谈论文章，十分欢洽，所以因他的门人请求，推究文章的根源和最高境界，为他写下这篇序。说明文章源流的真实情况，是希望体和用能够兼备并举。《徐教授文集序》曹丕说过：“文章，是可以永存不朽的盛大事业。为什么这样说呢？”高山巍峨，有时也会崩塌；河流浩荡，有时也会枯竭；金石极其坚固坚硬，也有时会销蚀剥落。文章所寄托的，不过在竹简和绢帛之间，却说它能够不朽，大概是因为天地之间，有形之物就会败坏，而文章是道所寄托的地方。道没有形体，它能够使文章达到不朽，也就应当如此了！所以，天地尚未分判时，道存在于天地之中；天地分判以后，道存在于圣贤之中；圣贤去世以后，道存在于六经之中。凡是存心养性的道理，穷究神妙、认识变化的方法，天人感应的关键，国家治乱兴亡的征兆，没有不全部记载在六经中的。皇极依赖它来建立常道，依赖它来调理人心，依赖它来端正世道。这难道是小事吗？后世立言的人，一定要期望不违背经义，才可以称为文章；否则，就不足以和文章相提并论。因此，像扬尘飞石、飘忽奔放的，不是文章；像牛鬼蛇神一样诡奇荒诞、不合经常而又不能通达情理的，不是文章；像桑间濮上的淫曲、危弦促管，只使五音繁复交汇而淫靡过度的，不是文章；因愤怒而发作，文辞专门讥刺诽谤，怨恨责怪一齐涌起而缺少和顺的，不是文章；纵横捭阖，粉饰错误、助长邪说，只求欺骗人的，不是文章；枯槁瘦削、艰苦生涩，刺喉滞口，读了无法再分句的，不是文章；用瘦硬的文辞和隐晦的语言，夹杂诙谐戏谑的，不是文章；事类失去伦次，编排体例不严谨，把黄钟与瓦釜一同陈列，把春花浓艳与秋草枯败一同写出，杂乱无章、刺伤昧者眼目的，不是文章；腐臭颓败、疲弱不振，像下等人的衣装，不合尺度的，不是文章。像这样的情形，不能一一列举。一定要像乾坤运转那样周流，像日月照耀那样辉映，像阴阳开合那样开阖，像风雷那样变化，妙用同于鬼神；大则能够用之于天下国家，小则能够使天下国家发挥作用，这才可以称为文章；否则，就不足以和文章相提并论。因此，文章之所以可贵，是它向前追溯千万世而看不见起始，向后延伸千万世而不知道终点，有一刻也不可离弃的作用；它能够达到不朽，也就应当如此了！曹丕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他不过因为鲁国孔融等七子，学问没有遗漏，文辞不必假借，足以使声名流传后世罢了，哪里知道什么是文章呢？

译《左传》中说：“语言用来充分表达心志，文章用来充分表达语言；语言没有文采，实行起来就不能传播长远。” 这就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文章的最高境界，是文章之外没有另外的道，道之外也没有另外的文章。灿然明白地载于道德仁义之言中的，就是道；井然有序地体现在礼乐刑政器具中的，就是文章。道积聚在自身，文章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工巧。不致力于阐明道，即使像书蠹一样在典籍之间钻进钻出，到老死也没有一句话能够接近道。自从孟氏去世以后，世间不再有真正的文章。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只得到它的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到它的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位夫子，得到它的心髓。看五位夫子的著作，能够精妙地运化造化而不违背它，百世之后等待圣人出现也不会迷惑。这种文章，不是宋代的文章，而是唐虞三代的文章；也不是唐虞三代的文章，而是六经的文章。文章达到六经的境界，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余了，这才开始可以说无愧于文章吧？世上立言的人，为什么反而背弃它而离开呢？我的朋友天台徐君大章，天赋才质绝伦，从年轻时学习文章，就以载道为目标。不是六经中所保存的内容，便不再轻易把心思放在其中。积累涵养已久，声名显著，以文章闻名江南。洪武年间，曾被召入史馆，参与修撰《大明日历》，后来出任武林教授，每天把讲经说道作为职责。远近的学生没有不奔赴他门下的，如同水流奔向沟壑。当时修撰《大明日历》，我正担任总裁，每次与大章谈论文章，私下都感叹如今的作者与古人相差多么远。大章深深认为我的话正确。去年经过武林，有幸看到他的文集若干卷。如今我在山中居住，空闲时间很多，于是顺从大章门人的请求，随意为他的文集写在篇首作序。唉！世上有豪杰之士，知道文章与道不是两回事，一定会认为我的说法没有错误；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会认为我好高尚、爱夸张罢了。我任凭别人怎样看，实在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叶夷仲文集序》临海叶君夷仲，是宋丞相西涧先生族中的诸孙。夷仲天生资质奇异，他文学上的进步，就像茂盛的树木不断向上生长、春水不断上涨一样，每天更新、每月增盛，大概还没有止境。不久前，他以茂才身份在乡里被举荐，奉命出使安南，没有辱没君主的使命，因功升任高唐州判官，转任睢宁县知县，求学仍然勤勉不懈。他的弟弟广武卫知事惠仲把他的文章汇集成编，编次为若干卷，前来请求我作序。他请求了六七次仍不厌倦。我年纪越来越大，志气衰颓，拿笔写出的东西都没有精神，很像梦话。读了夷仲的文章，正感到敬畏，还来不及写，哪里还敢为他作序呢？不过，既然如此，也不敢一句话都不说。从前先师黄文献公曾说：“作文的方法，以群经为根本，以迁、固二史为波澜。根本不繁茂，就无法到达道的源头；波澜不广大，就无法穷尽事物的变化。舍弃这两方面来作文，不过是枯木死灰罢了。”我私下记住了这句话，不敢违背。于是取出一部经书，逐次深入研究；有不懂的，整夜思考，思考不通，有时直到天亮。这样过了多年，才大略明白经书的纲要，但仍不敢认为自己已经正确。又把群经聚集在身边，反复温习推究。这样也过了多年，才知道圣人并没有死去；他们代替上天施行治理、规范世道、扶助风俗，数千年犹如同一天。然而仍不敢认为已经满足。早晚讽诵吟咏，深入沉潜地研究，才看见片言之间可以包罗数百句话的意义，文章越简约而意义越无穷。由此再去读迁、固的书，势头像劈竹一样，一节也没有阻碍。权衡一旦悬起，各种事物的轻重便无法隐藏真实情况了。然而仍不敢认为这很容易。考察本末以核定大纲，严格辨明褒贬以探求义例，探究幽隐以穷尽微妙，分析章句以辨别体制。事情固然灿然明白，作者制作文章的意图也清楚而不虚妄。由此用来判定诸子百家的异同，就像分辨黑白，完全没有困难。等到外物有所触动、内心有所趋向，便充沛地发之于文章，轻快地汇聚而来，连续不断而不困乏，声势流动，大的无不包容，小的没有遗漏。唉，我用五十年的功夫，也仅仅达到这种程度。今年年岁已经更高，感慨这些旧日学业反而荒废了，将拿什么来对夷仲说呢？夷仲的各篇作品，温厚醇正而有典法，飘逸洒脱而有意趣，文辞简约古雅而不庞杂，精神丰厚而不枯瘠，可以说是善于作文的人了。在同辈之中寻找，还没有见到能和他匹敌的人。只要不断进步，古人难道就不能达到吗？我于是忘掉自己的浅陋，把平日所得的见解写在篇首作序。夷仲或许会有所采纳。虽然如此，文章只是道的末端。夷仲正将承担治理百姓和地方的责任，应当致力于以德施政，使自己的道更加昌明。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华宋濂作序。

译《苏平仲文集序》汉武帝想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辞谢说：“只看谋略怎样罢了。”宋濂说：“去病才是真正懂得用兵的人。古今形势不同，山川风气也不同，而敌人用来制胜、窥伺空隙的手段，常常纷杂出现而没有穷尽。如果我不能用通权达变的方法应付它们，却拘泥于古代留下的法则，那要想不败亡覆灭就很难了！”作文又何尝不同于此？古代作文的人，不曾互相师法，只是胸中郁积，在外部抒发，自然形成文章；他们的道理明白，事情核实，推演伸展而浩大充沛，哪里一定要偷取前人的言语来求工巧呢？自秦代以后，文章没有比宋代更盛的；宋代的文章没有比苏氏更盛的。若文公的变化奇伟，文忠公的雄健豪迈、奔放不羁，文定公的浩瀚秀拔，自有典籍以来都不多见。他们起初哪里有闲暇雕琢文辞、刻意修饰呢？最终达到这样的极致而无法掩盖，可知他们平日所涵养的功夫了。近世道义衰落、气象衰弱，文章不振已十分严重。喜欢放纵的人，文章失于驳杂而不醇厚；喜欢摹拟的人，拘束在格局中而不流畅；只顾拼凑字句、比合声韵，不能稍稍自我振拔以震动人的耳目，就像破扫帚、漏酒器，虽然家家畜有、人们都有，和鲁国之弓、郜国之鼎相比，已经相差很远了。我每次读三位公的文章，没有不长叹的。大概到了晚年才得到平仲。平仲是文定公的后裔，年轻时聪慧敏捷，才华绝伦，诵读讲说不费力便能熟习。中年以后大力从事文章，精密博洽而不粗疏艰涩，丰厚充实而不苛细拘束；不追求像古人，却没有一次不像古人。他在本朝做国子学正，近臣推荐他的才华，升任国史院编修官，因眼疾辞官归去。我以翰林身份承受诏命退休，皇帝将要命我推荐可以代替自己的人，我便以平仲应诏。平仲到来后，又坚决辞谢，皇上也怜悯他的诚意，特意赐给他文绮，遣送他回去。天下的学士都推重平仲的文章，没有不惋惜他因疾病困顿的。有人困顿于当时而显贵于后世，也有人当世显贵而后来竟默默无闻；他们得失的久近究竟如何呢？谁知道平仲当时的困顿，正是成就他极高贵声名的原因呢？我尤其看重平仲，所以作序评论他的文章；这是为了感叹苏氏三位公的境界不可企及，也为当今重新有这样的人而高兴。平仲名伯衡，祖先居住在睂地；自文定公长子、徽猷阁待制迟来任婺州知州后，便在这里安家。现在是婺州金华人，距离文定公已有十世。《朱葵山文集序》文章不以能够说话为可贵，而以不能不说为可贵。日月光明，星辰灿烂，并不是故意要这样明亮，而是不能不明亮；江河流动，草木茂盛，也不是想要流动、茂盛，而是不能不流动、茂盛。这就是天地间最高的文章，所以不可企及。圣贤也是这样。三代的《诗》，四位圣人的《易》，孔子的《春秋》，何曾刻意追求文章呢？道充满在内，事情触动于外，于是表现在语言中，不能不形成文章罢了。所以四经的文章流传百世而没有错误，天下人把它作为准则。自从这种道理不再明白，学者看见圣贤的文章而羡慕它不朽，于是开始摹仿他们的语言来求工巧，文章反而越来越削弱了。上天既然生下这个人，就赋予他这样的道；有了这样的道，就有这样的文章。如果能够明白道并从文章中发抒出来，那么还有谁能阻挡他呢？但能做到的人太少了。这就是后世文章赶不上古代的原因。后世文章增加一百句话还不知道多余，删去十句话也看不出不足，正是因为不以道为根本。这里所说的，是由不能不说而发出的文章；强行说出来的弊病，不在此列。圣贤经典中没有说出的地方，增加一字便显得多余。它所说出的地方，删去一句便显得简略。因为圣贤并不以文章为意，所以这种文章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过。因此，立志于文章的人，并不一定是能作文的人；只有立志于道的人才能做到。元代末年，莆田有朱先生文霆，因研究经学而取得显贵官职，也有政绩，这些人人都知道；但他所写的文章，世人却很少知道。他的孙子进士防，近来拿给我看，文章语言醇厚而道理明白。凡是不合于道理的，即使勉强也不说；他所说的，没有不以道为根本的。正因为他立志于道而不以文章扬名，所以谈论文章的人反而忽略了他。唉！人们如果能够因我的话去寻求先生的文章，大概就能得到它保存的真髓。先生字原道，任泉州路总管而退休；他的历任官职和政绩，见于我所撰写的墓铭，所以这里不再记载。《王君子与文集序》经书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和顺积聚在内心，英华发露于外。譬如水中含有珍珠，河流便显得秀美；石中蕴藏美玉，山岳便有光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否则，根本便不能树立；根本不能树立，就像污水和积水，早晨满了，晚上便消除；又像风中的枝条、露中的花朵，向西折断、向东凋萎。想把它显示给悠久遥远的人，恐怕也很难吧！我在西昌，对于王君子与的文章，不能不有所感慨。子与为人，秉持刚强而守护坚毅，保持醇厚而履行正道。他约束自己，不因平坦或险阻而改变操守；待人接物，不因贵贱不同而改变节操。一向履行正直的道路，不违背一贯的规矩准则。融和而温厚，森严而端正，已经使人无法企及。所以他发之于文章，根柢在各部经书，涵养于百代传统。体制严整而篇幅宏阔，音节和谐而理趣深远，对于伦理纲常很有益处，对于万物法则的训诫也没有违背。世上的评论者都说文章像他的为人，不是很可信吗？世上有志于文章的人很多，调配青白色彩，组织华美文采，柔弱筋骨，勉强点缀外形，徒然向凡俗的眼睛夸耀艳丽，却已经违背常性。这就是所谓给言语涂蜡、给外貌立桅的人；他们同子与这种有德而有言的人相比，岂不就像鱼目对于夜明珠、嫫母对于西施一样吗？然而劣马低劣，骏马难以攀附；即使有幸走在遗留下来的道路上，最终也不能跟随前人的足迹。大概在山林中居住的时间长，道德修养的功夫深，子与有这些条件。像我这样粗疏莽撞地耕作，马虎草率地锄地，进一寸退一尺，难道不是非常惭愧吗？子与不嫌弃我，让我为文集作序。唉！三代没有专门以文章著名的人，六经也没有专门的作文法则；不是没有人，而是人人都能作文；不是没有法则，而是哪篇文章不合乎法则呢？秦汉以来，班马文章的深厚，韩柳文章的古朴刚健，欧苏文章的峻拔典雅，哪一个不是得自这个道理？子与功夫深、用力久，一定已经抽取其中的关键，进入深奥境界了。将来我辞官东归，还希望绕道载酒，向子与请教这些道理。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译《吴潍州文集序》唐子西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习，学习文章的人舍弃迁、固还取什么作为法则呢？唉！这话说得极其正确！我曾诵读司马迁、班固二人的书：司马迁的文章像神龙在天空中运行，电闪雷鸣，恍惚变幻，而风雨骤然降临，万物承受它的恩泽，各自展现多余的美好；班固的文章像法驾整齐列队，黄旗前后排列，万马夹卫，六引分列旌旗，处处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尺寸。唉！班固的法度固然值得效法，但哪里能轻易达到呢？然而，他渊深冲和的气度可以把握，雄健刚毅的气势可以拾取。古语说：取法于上，只能得到中等；这样看来，当然应当有潜心而愿意学习的人。我还遗憾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难道是古人的车驾疾驰，实在难以攀登吗？还是距离古代越远，古人的声名光彩越不可承袭呢？我的朋友吴履德基，是同郡人。从小怀有超逸才华，一下笔便有飘逸奇崛的气势。长大以后，每天取司马迁、班固的书来玩味推究，从不厌倦，超然仿佛有所领会。他意气扬扬地出来，对人说：“我知道学习司马迁了，我知道学习班固了，其他诸子大概不值得称道。”我很敬畏他，又对他有所怀疑。后来德基离开丞南康令安化，如今将出任潍州知州，和我在南京相会，拿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一边读一边笑着问：“我的文章接近司马迁、班固吗？” 我看他的文章，刚劲坚硬如弯曲的铁，奇峭如削成的悬崖，润泽秀媚、山色光辉，如同珠玉蕴藏其中。起初大为惊异，中间解除了原来的疑惑，最后更加敬畏他，并发出难以企及的感叹。唉！世上善于学习司马迁、班固的人，已经很久少听说了，如今竟让我见到这样的人吗？不过，立言要达到六经的境界，正是我早晚不敢忘记的事。德基还应当勉励自己，不要只是拘泥于子西的话而使自己沮丧。《灵隐大师复公文集序》才是本体，文章是它的作用。天下万物有本体，就有作用。考察它们的最初，玄妙的造化流行而形成形体，各种事物显现出来，有的宏大，有的纤细，有的崇高，有的卑下，无不因所禀受的才质而自然呈现文采，并不是勉强可以达到的。姑且拿植物来说：黄色的、白色的、青色的、红色的，黑而有光泽的，紫色艳丽而肥厚的，翠白相间而呈缃绿色的，五色交错混杂、变化无常的，都局限于所禀受的气而不能改变。至于洛阳的牡丹，则格外出类拔萃，大概是植物中最有文采的吧？再拿动物来说：长着双角而有火红鬣毛的，长着双翅而飞翔的，光明灿烂而斑纹鲜丽的，披甲而带紫色光晕的，长鳞而含有金色光泽的，众多色彩交错分布，光辉灿烂而难以命名的，也都受到所禀之气的局限而不能改变。至于岐阳的凤凰，则超群拔萃，大概是动物中最有文采的吧？不只是万物如此，人也是如此。有相当于一人的人，有相当于十人的人，有相当于百人的人，有相当于千万人之人的人，也有相当于亿兆人的人；他们所禀受的才质不相同，所以显现出来也不能一概而论。所谓相当于亿兆人的人，就是圣人；相当于千万人之人的人，就是贤人；相当于百人、十人的人，就是众人。众人的文章不值得谈论；贤人的文章施行于一乡可以作为准则，施行于一国可以作为准则，施行于四海也可以作为准则。圣人的文章能够承当天地之心，掌握阴阳的权柄，取得五行的精华，没有什么大的不能包容，没有什么细小的不能摄取。雷霆有时隐藏，但它的文采不会止息；风云有时收敛，但它的文采不会停止；日月有时被蚀，但它的文采不会昏暗；山崖有时崩塌，但它的文采不会改变。它的博大伟硕达到如此程度，而它的运转权衡却不超出伦常品类之间。大概因为所禀受的盛大，所以发露出来必然宏大；所赋予的周全，所以包罗必然完备。唉，这难道不是本体宏大而作用广阔吗？有人说：上天降下的本性，不因聪明愚笨而有偏差；像您这样说，难道不是把它局限在所禀的气质中而不能迁变吗？我说：并不是这个意思。人的本性相同，但才质有时不同。即使是七十位弟子跟随圣人，他们的学问也各自得到自己才质所接近的方面，何况才质远远不及他们的人呢？由此看来，因为才质所禀受而自然形成文采的情况，人和一切动静之物，大都可以看见。我学习文章五十多年，群书没有不读，万理没有不穷究，硕师大儒没有不亲近请教。自以为可以进入作者的领域，好比登山，攀登险峻绝顶，不能说不用力，但高峰顶端近在咫尺仍不能到达。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所禀受的才质有限。世上本来有小酒器，有大瓮大盆；有小池塘，有溪涧，有湖泊江河，有大海。水充满各自的容量便停止，小的固然不能成为大的，大的也不能成为小的。我从前任职禁林，四方带着文章来拜见的人很多。晚年读到见心复公的作品，浓丽而铺陈流动，整饬从容而森严，如同宝剑出鞘、明珠在盘中滚动。发而为诗歌，清朗横逸，完全没有流俗尘土般的情思。把它放在古人的篇章中，几乎不能辨别。远近求取他文章的人每天接踵来到门前，得到文章后，珍视它不亚于珍贵的木难、珊瑚。公卿大夫交相称誉他的贤能，名声传到九天。皇上诏令侍臣取来阅览，特别加以褒美而不置之不顾。我于是说，当今穿袍的僧人和宽衣大袖的儒者，很少有超过他的。如今他来到京师朝见，他的门徒昙锽把文章编类成书，分为十卷，来请求我作序。唉，文章是造化的英华，是贯通古今的纲纪，绝对不可缺少。像复公这样的人，从十人百人中拔出，超然高举，而又探求贤人文章的深奥境界，他的作品一定可以流传久远。我怎能不阐明体用的说法，来告诫同道之人呢？如果有人讥讽我陷于一偏、所说不足作为准则，那他就不是懂得正确言论的人，也是不在文章上下功夫的人，是把琴柱胶住、调瑟而不懂得变通的人。

译《使南稿序》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凯奉命出使安南，于是把一篇《使南稿》交给我，请我作序。序说：安南就是古代的交阯。汉唐以来，那片土地都列入职方的管辖，称臣进贡，和内地诸侯相同。近代统治它不得其法，索取厚重财货，责令其国君亲自入朝，蛮族首领才敢表现出不恭敬。朝廷议论对此愤怒，又有铸金为人、以夜光珠为眼的征求，蛮族首领的内心也因此离叛。使者到了他们的国家，多有贪婪之人喜爱他们的金贝，便昏昧地抢夺，最终使他们遭到轻侮，甚至在廊下设宴招待。君子每每因此感到气短。如今正值圣明天子登极之初，派使者前去告知即位之事，他们的国主陈日煃叩首上表，于是被册封为安南王。册封使尚未到达，日煃去世，嗣王日防向朝廷请求，朝廷又下诏让他照旧袭爵。朝廷精心选拔廷臣充任颁封使者，众人都说元凯是前进士，学古而通经，尤其长于辞令，出使很合适。皇上召他到奉天殿，亲自加以慰劳询问，然后遣他出发。元凯当天上路，经过五个月到达安南，宣扬天子的威德，安南君臣喜悦服从，于是面向北方拜跪，按藩臣礼节听受诏书。将要回来时，日防派陪臣半夜拿黄金来祝寿，元凯严词拒绝，陪臣举手加额，称赞他为贤能的使者，然后离去。所以，皇上居处中土，远方之人仰慕教化，是因为山岭阻隔、海洋隔绝，使他们各自安居在自己的疆域而不从中谋利，深合古代帝王怀柔远人的道理，本来应当记载在史册中，作为万世的法则。像元凯这样出使，义理正大、言辞严明，足以使众人震动；安南国内一切想用利益引诱他的奸诈之徒都无法得逞，也可以说没有辱没君主的使命。不过我听说作序记事的体例，应当记大事而舍小事，所以特意选取蛮夷反叛或归服的缘由、圣明时代君臣贤能的盛况，写在卷首。至于出行劳苦、唱和酬答的兴致、山川风俗的详情，诗中已经记载，就可以略去。元凯是临漳人，名唐臣，如今因时制所禁，改名为弼，文辞典雅。我的朋友王内翰品评闽南人物，说元凯是其中的巨擘。《杏庭摘稿序》我从前向河东公求学，有幸见到新安洪先生的诗十多篇，心里非常喜爱。私下认为先生所写的篇章一定很多，只是新安远在数百里之外，曾经惭愧不能亲见先生以窥见其学问的全部。等到河东公去世，先生的儿子存心来任浦江县尉，我才得以全部得到这些诗而伏案诵读，不觉叹道：“唉，这难道不是诗吗！”诗实在不容易说清。商周时代的三颂、二雅以及十五国风的作品，经过孔子删定，列为一部经书，本来就将与天地相始终。至于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其中雕肝琢肾、在一世中自我驰骋的人，不可说不多，但真正能够流传千万年而不泯灭的，究竟有几个人呢？即使流传下来，寻求其中无愧于孔子所删定的，又有几个人呢？大概一定要有超绝的见识，能够包罗宇宙的气量，再以俊伟光明、无所不通的学问辅助，才能够参与其中；否则不过是留连光景的辞句罢了，还能称为诗吗？新安是江东的大郡，自古以来文学之士很多；到了吏部诸公兄弟在建炎、绍兴年间以诗歌倡导，作者更加兴盛，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直到今天仍未衰减。先生出生虽在朱公之后一百多年，却曾经接触乡里的诸位老人，所以见闻很多，讲求探究也很精深；他把这些发之于诗，和顺而不怨恨，平正而不激烈，严肃而不苛刻，雅正而不平凡，大概有三百篇那种忠厚恳切的遗意。唉，这难道不是诗吗！我很看过今人所谓的诗了。上等的，傲视八方，呼吸之间仿佛风雷，专以意气奔放自我夸耀；次一等的，造作艰深文辞，像心神有病的人胡乱说话，使人读了三四遍终究不能通晓其意；再次一等的，涂脂抹粉，把自己装扮得像燕姬、越女，巧妙地在春风面前自我夸卖，希望长安少年回头看一眼，诗到了这种地步也实在可悲。像先生这样的作品，还能多多得到吗？我正准备把它抄录收藏在东明山中，和几位同道共同学习；而存心认为四方之士大多愿意观览，于是让濂选取古今诗若干首，刻版印行流传。先生的诗实在不应当没有流传，所以我特意指出诗并不容易言说，而先生又远远超出今人，把这些写在卷首。可惜河东公坟上的树木已经合抱，无从向他求证我的说法是否正确。先生名焱祖，字潜夫，由儒官起家，四次转任后为遂昌主簿，最后以休宁县尹的职位退休。至于他的善政可以称述、但与诗无关的事情，这里不记载。《白云稿序》刘勰评论文章说：“论、说、辞、序，就用《易》统摄它们的开端；诏、策、章、奏，就用《书》说明它们的源头；赋、颂、歌、赞，就以《诗》建立它们的根本；铭、诔、箴、祝，就用《礼》总括它们的端绪；

译纪、传、文、檄，就以《春秋》作为它们的根本。” 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固然知道文章以经为根本，但我还认为其中没有说尽。为什么呢？《易》的彖辞、象辞中有押韵的，属于《诗》；《周颂》中铺陈叙述而不协韵的，难道不接近《书》吗？《尚书》的《禹贡》《顾命》，就是序事、纪事类文章的宗祖；《礼记》的《檀弓》《乐记》，难道不是论说中最精妙的吗？何况《春秋》谨严，各经的体制，又没有不兼备的呢？交错推论来看，五经各自具备文章的多种法式，不可以只用一件事来指名称说。那苍苍在上的，是天；天不能说话，而由圣人代它说。经是圣人所定，实际上就像天然形成的一样。日月星辰光明地分布，山川草木森然罗列，无不由经联系、覆盖，都是一股元气周流而融通的。如果硬要强行索取而分别配属，不是愚蠢就是迷惑。经所包容的内容如此广大，世上学习文章的人，难道可以不尊奉它，把它作为法则吗？我的朋友朱先生伯贤，凭借纯厚笃实的资质而留心辞章，先秦两汉直到近代的文章，没有不广泛阅览的。用功日久，清楚看见其中是非的真实情况，又选取近代正确而无瑕疵的文章，汇集成书。蝇头般细小的字，动辄达到几十册。他时常取出吟诵，后来叹道：“学习文章不以经为根本，难道不是欣赏低矮培塿小山，却忽略高大的嵩山华山吗？”于是又把力量用在经书上，功夫比从前加倍。过了几年，胸中浩然，仿佛有所领会，便拿起笔把它写下来。凡是阴阳盈虚的运行，民众万物伦理品类的道理，万类屈伸变化的情状，都随着事情加以表现，源源不断，几乎不知道它的尽头。而且文章体制多而不冗，简约而有分寸，精神气势流动，精魂刚健，实在可以说是灿然如藻火的文章。我有志于作文，不低于伯贤；古今各家文章大家，也大多用心研究。后来拜见黄文献公，他教导我说：“学习文章，以六经为根本，以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可以暂缓，为什么不先从经书入手呢？”我取来反复推究，不知寒暑昼夜，如今已经四十年了。用心的艰苦虽与伯贤相同，但伯贤的造诣，我实在连仿佛都看不见。然而最上等的是建立德行，其次就是建立言论。立言实在不容易。自孟子以来，用力于此的人不是不多，但寻求能够和经书并传的，只有舂陵周元公一人罢了。元公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车轮车轴加以装饰却不能载人使用，只是徒然装饰；何况是一辆空车呢？所以，文章没有道就不能成立，没有道就不能充实，没有道就不能流行。因为他的心与道合一，道与天合一，所以说出来的话无不是经义。元公难道曾经拘拘然专门学习作文吗？我和伯贤，也应当共同勉励自己。伯贤拿《白云稿》若干卷请求我作序，所以我详细论说这些，使人知道伯贤的文章完全以经为根本；那些把摹仿近代文章当作美事的人，或许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吧？伯贤名右，是天台人，著书很多。所谓《春秋类编》《三史钩》《玄秦汉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传》，都分别刊行。” 《守斋类稿序》古代立言的人，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假使道在当时得以施行，功德遍及百姓，即使没有文章也可以。那些身负经世济民的才华却不能得到施展的人，不得已把它表现在言论中，希望后世的人或许能够施行它，这也不亚于亲自展开自己的学问。所以他们急急忙忙、惶惶不安，不忍放下，心志大概只是这样罢了。为什么近代大多把文章借作哗众取宠的工具，在送别赠答中互相吹捧，在地下鬼魂面前献媚，把辞藻组织得绮丽，铺张浮夸、驾空荒诞，以此自以为能，举世却安然接受，竟没有人非议。我不知道古代立言的人，果真也是这样吗？我对顾君德润的文章不能不有所感慨。德润名辉，是鄞县人。他的祖父乡贡进士应春，父亲学海先生，叔父川，都是名士。德润幼年承受家学，刚十岁便善于作文，郡博士俞希鲁想以神童名义举荐他，他辞谢不去。长大以后大力研习经传，卓然希望凭借功业显露自己。恰逢没有人推荐他，于是闭门谢客，感叹道：‘我的一生没有得到机遇，大概要立言了吧？’然而经书用来承载道，史书用来记载事迹，是古代圣哲君王借以教导百姓的东西。我应当竭尽自己的思虑。” 至于那些游离浮泛的言语、枝节辞句，像春花秋蕊，只能供一时玩赏，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我不敢这样做。了解人的人都以德润为懂得正确言论的人；德润从此默默探索、精心思考，白天黑夜勤勉不懈，只有睡着时才暂时忘记这件事。这样将近三十年，著有《释图》一说，约有六十三图；《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体卦》八，《解》八，《辨》十二，《议》二十四，《传》七，《记》《论》《序》《文》《铭》各三篇，杂著十八篇，赋六篇，骚十九篇，杂诗三百二十一首，共三十卷，分为前集、后集、外集三集，总名叫《守斋类稿》。我曾接受来读，内容深邃得没有穷尽，简约却仿佛十分丰富，畅达而处处有条理、彼此融通；有不详实的地方，一经考核便一定详尽；有未加选择的地方，一经选择便一定精审。唉，这大概接近古人所说的立言了吧？宋代时，桃源王说应求，也是鄞县人，和季父致招、楼郁、杨适、杜醇诸公一起，因而在妙音院建立孔子像，讲习经史，倡导有用之学，学者都尊奉他。应求所著，专在立言方面，其他事情来不及做，所以有《五经发源》五十卷、《奏议书疏诗文》二百十一篇。推荐他的人列举了他的事迹，朝廷召他任明州长史。应求辞谢，直到他去世后，朝廷下令建立桃源书院，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赐紫金鱼袋。唉，德润立言的志向未必低于应求，如今同时代没有声名超过他的人。他秋霜般的头发已经垂到肩上，也将巍然老去，可惜啊！不过，德润是有志之士，是内在充实而不向外求的人。名声传闻与否，并不是他所计较的。因此我顺从他的外弟、太子正字桂德的称誉和请求，为他作序，把这篇文章收藏起来，以等待后世有如扬子云那样懂得文章的人来评知。

译《味梅斋稿序》洪武初年，我奉诏总裁《元史》。当时参与执笔的共有几十人，都是四方的豪杰才俊。我每天与他们周旋，相聚时一有休沐日便互相来往，饮酒取乐；酒将尽而兴气正盛，拍掌大笑，谈论古人的文章和政事，不到深夜不会停止，真是一时的快乐啊！可是那时诸位都身强力壮、没有疾病，我虽然稍微年长，也还没有衰老，正以为这种快乐可以长久存在，却不知道这才是难得的快乐。后来不到几年，人事渐渐发生变化，有的得到州县官职而散居南北，有的因年老衰弱、疾病缠身而告归田里，有的触犯法律或遭遇疾病，辗转迁徙到远方；想寻求像过去那样的欢乐，片刻也无法得到，这才知道这种快乐难以遇到。每次想到它，不知不觉便低头伤心，继而长叹。何况我的年纪越来越老，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而英才凋零殆尽，即使想不去想，又怎么能够呢？幸而十多年后又见到一个人，还能再看到他的文章，那慰藉和喜悦又是怎样呢？像吴郡傅君，字则明，就是这样的人。则明在那几十人中以善于文章著称；人事变化时，他归乡做邑人的老师，因而更加努力学习，最后独自留存下来，文章也更加进步，上天对于则明可以说格外厚待了。今年他从吴中寄来题为《味梅斋稿》的文章给我看，篇篇都奔驰迅疾而可喜。唉！四方的英才，到这里大概没有遗漏了！既然如此，则明的文章怎么可以轻视呢？《清啸后稿序》诗歌这门学问，自古以来就难以说明。必须具备忠信而接近道的资质，蕴含从容和缓、不急不迫的思想，形成以文辞为主、委婉劝谏的语言；借此洗涤心灵，发挥文采，振扬体裁，调节音节，使读者受到鼓舞而有所获得，使听者受到感发而知道劝勉。这难道是小事吗？无奈学习诗歌的人多如牛毛，而专心致力于此的人少如麟角。庐陵胡君山立，生长在文献之邦，怀有英迈锐进的志向，历任仕途，声誉卓著。从任戎幕官到升任法从之臣，虽然建立了勤劳的功绩，却没有妨碍赋诗咏歌之事。风云月露，足以触发内心感受；花草虫鱼，足以寄托眼中所见。至于人事往来、时序物候的迁变，也都表现在篇章文章之中。日积月累，分成《清啸》前、后两稿。前稿国史危公已经为它作序了。我来到京师，又得以阅览他的后稿，于是胡君请求我为它作序。我反复披读了四遍，因而写道：纯正的诗歌声调已经沉寂很久了。浮诞之流趋于荒诞恍惚而没有根据，柔弱之作过分纤细柔靡而不能振作，俗陋之作沉溺于陈腐而没有新意，粗疏之作流于错杂斑驳而缺乏润泽。它们在音节、体裁上违背规范，在文采、胸襟上不能畅达，这些毛病全都有了。诗歌之道，果真是这样的吗？像胡君这样的作品，立意深刻而措辞典雅，陈述义理高远而取譬广博。它大概差不多具备忠信近道的资质，蕴含从容不迫的思想，形成以文辞为主、委婉劝谏的语言吧？对此，我不能不抚卷叹赏。我天资不敏，以荒唐的资质，持有偏狭急迫的操行。虽然从汉魏直到近代，几百家诗歌，我没有不研究它们的旨趣、揣摩它们的声律，但头发已经落到肩上，最终也未能窥入诗歌的深奥境界，对政治有所补益。和胡君的作品相比，我难道能不感到十分惭愧吗？然而，高耸的亭台、深邃的馆舍，一定要用呀然张口的猛兽来压住屋脊；巨人、元夫，一定要戴上高耸的帽子；雄奇的文章、俊逸的诗句，一定要以杰出的文字开篇。唉，我是什么人，竟还敢为胡君的诗作序吗？我坚决推辞了多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勉强写成此文，真情流露在言辞之中。《汉天师世家序》嗣汉第四十二代天师张真人把一卷《世家》交给上清道士傅同虚，请他征求我的意见，为开头几页作序。我听说古代名重一时的大臣，史官一定要为他们撰写世系表并加以流传，是为了尊重本源始祖，彰明功劳业绩。何况是神明的后裔，按理更不能有所缺漏。如今编纂的《世家》只从留文成侯开始，而在此以前便没有记载了。我于是根据各类世族书籍加以补充，又采用史书体例，略略记载他们相承的世系，使人一看就能知道大概，详细内容则另见于左边。

译序文说：张氏出自姬姓。轩辕氏的儿子青阳氏的第五子挥任弓正，开始制造弓箭，张设罗网捕捉禽兽，主持祭祀弧星，世代掌管这一职务，于是被赐姓张。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他的后裔在晋国任大夫，名叫张侯；张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趯生骼，骼的孙子叫抑朔。到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张氏事奉韩国。韩相开地先后辅佐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开地生平，平辅佐韩厘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就是汉太傅留文成侯，居住在沛郡丰邑。他有两个儿子：侍中辟疆和不疑。不疑承袭侯爵，生两个儿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马金，金生阳陵公乘千秋。千秋字万年，生嵩；嵩生五子：壮、赞、彭、睦、述。此后张氏多以功业显著。传到唐代，列为安定、范阳、大原、南阳、炖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个望族，其中出了十七位宰相。高生通，通生无妄，无妄生里仁，里仁生觉，觉生起，起生桐柏真人大顺。大顺生汉天师道陵，这就是玄教的宗祖；他的传承悠久长远，比以前那些望族更加兴盛。议论者没有考察清楚，见留侯传到第二代爵位便被废除，就以为他的后代断绝了，却不知道他的流裔遍布南北，竟有这样繁盛。道陵字辅汉，建武十年出生于吴地天目山。长大后博览群书，跟从他学习的人有一千多人。不久考中直言极谏科，被任命为巴郡江州令；后来弃官隐居在洛阳北邙山，修炼形体之术。章帝以博士之职征召他，他没有赴任。和帝即位，召他为太傅，封为冀侯，他也不肯就任，于是拄杖游历淮地，进入鄱阳，登上龙虎山，合炼九天神丹；又访问西仙源，在璧鲁洞获得能够制令五岳、摄召万灵的秘文和神虎秘文。不久前往嵩山石室，得到黄帝九鼎丹书和道术。道术修成后，听说巴蜀地区的邪气给百姓造成灾害，便决意进入蜀地。起初居住在阳平山，后来迁到鹤鸣山，感得玄元老君屡次传授经箓之法。于是他分身示现、变化形体，又建立二十四治，增加四治，以对应二十八宿，妖邪疫厉因此逐渐消退。至于喷发咸泉、攻破鬼城等事很多，不能一一记载。永寿二年，他又迁到渠亭山，取出三五斩邪雌雄剑二把、阳平治都功印一枚，授给嗣天师衡，使之世代相传；然后乘云升天，享年大约一百二十三岁。衡字灵真，才干出众。朝廷下诏征召他为黄门侍郎，他却辞官隐居在阳平山，发誓以忠孝引导百姓。君子们认为他有继承宗脉、开创事业、教化民俗、使社会安定和善的功劳。衡生京师，字公祺，进一步继承前人的功业，以鬼道教化人，自号师君。他所招收的学道者，起初都称为鬼卒；各人接受本部传下的信物，虎祭酒各自统领部众，人多的任治头大祭酒，并都教导他们忠信而不欺诈。有病的人要自己陈述过错；又设置义仓，在其中放置义米义肉，任人按照自己的食量取食充饥，取多了就会遭祸。归附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于是雄踞汉中。朝廷下诏授他镇民中郎将，兼领汉宁太守。后来他归附魏国，魏太祖拜他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五个儿子都封为列侯。他的女儿嫁给魏太祖，生子彭祖。鲁死后，谥号原侯。鲁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他为都亭侯，他不接受。他开始从汉中返回龙虎山，创立三元日，登坛传授箓法。盛生昭成，字道融。他端坐在石室中，虎豹遇到他都伏地。等到他化去以后，有人看见他骑鹤在空中游行。挖掘坟墓验证时，只留下帽子和鞋子。昭成生椒，晋安帝召他，他没有前往。椒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跟随洛阳尉任职，能够从口中吐出丹药放在掌中，光芒穿透房屋，随后又把它吞下。祥生通玄。遇到大疫时，他把符表插在水中，取水饮用的人都痊愈了。通玄生恒，唐高宗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恒回答说：能做到无为而治，天下就会太平。皇帝赞许他。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龙。士龙遗失玉印，长安酒家一个少年用尽力气也举不动，第二天士龙却笑着把它带走了。士龙生应韶，应韶生颐，颐生士元，字仲良。他身体瘦削而胡须很多，居住在应天山四十年。山中老虎很多，没有人敢去拜访他。每逢大风雨，远远可以看见他乘着黑龙往来于各山峰之间。士元生翛，翛生谌，谌生秉，另有一字温甫。他目光如电，夜间能够视物。曾经背剑行走在山泽之间，呵斥一棵老树，雷电立即把树震裂；又击死两条大蟒和一百多条小蛇。秉生善，善生季文。五代末年，接受他的箓法的人很多，于是铸造铁环券数万枚，接续传授。季文生正随。宋太中祥符八年，朝廷召他到宫阙，赐号真静先生。后来凡是称为先生的人，都由皇帝赐号。吏部尚书王钦若上奏请求设立授箓院。正随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虚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他出生三个月就能走路，五个月就能说话，七岁朝见京师，皇帝赐给他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复。敦复没有儿子，便由侄子葆真先生景端承嗣。景端也没有儿子，又由堂弟虚静先生继先承嗣。继先字嘉闻，五岁还不会说话，听到鸡叫忽然失笑，并作了一首诗，人们都认为很奇异。崇宁初年，解池盐水泛滥，朝廷派使者召见他；他写了一道铁符投入水中，愤怒的雷霆把蛟龙撕裂，蛟龙死在水边。有一天他随皇帝进入寝殿，宫嫔争着请他题扇。继先用经书中的话题写，都暗合她们的心意。其中有人拿来一只手大的纸，他拱手题写：保卫镇护国运，使它与上天一样长存。这是皇帝亲自使用的扇子。皇帝认为奇异，命他祈雨，三天后才停止，授给他大虚大夫之职，他不接受。皇帝诏令江东漕臣在山中测量地势，迁建上清观，改名为上清正一宫。跟随他学习道术的，常有几十人、上百人。靖康初年，皇帝再次召见他。当时金人侵犯汴京，他走到泗州天庆观，拿素笔写诗，靠着几案去世，葬在龟山山脚。十六年后，西河萨守坚游青城山，在峡口与他相遇。继先交给他一封书信和一只红鞋，命他送到嗣天师家中。嗣天师大惊，派人挖掘龟山的墓穴，只剩下一只鞋。继先没有后嗣，于是由象中的孙子时修承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时修说：继先是我的叔父，我怎么能排在他后面？众人说：法统所在，谁能违背？于是便由时修承嗣，生正应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腹中满十九个月才出生。毗陵有妖物凭依树木，朝廷下诏追查，妖树一夜之间被风雷拔去。后来定涛江决口，高宗赐给他象简、宝剑和《清静阴符》二经。守真生景渊，景渊生庆仙。张公洞有一口很深的井，庆仙嬉戏时折下树叶投入其中，不一会儿波涛翻涌，一个老翁从水中出来。庆仙斥责他，他才离去。庆仙没有儿子，由侄子观妙先生可大承嗣。可大是守真的曾孙，他的祖父伯防、父亲天麟，都曾代理教务。鄱阳水涨，毁坏百姓房屋无数，袁提刑刚请可大治理，他便击死一条大白蛇，水势于是平息。不久又遇到旱灾和蝗灾，可大施法禁止，天降大雨，蝗虫死去。朝廷敕授他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持龙翔宫。当时正值宋朝末年，元世祖听说他的神异，秘密派遣间使前来询问。可大给了使者灵妙的解释，又对使者说：好好侍奉你的君主，二十年后天下将统一。到了至元十三年，果然应验。可大生宗演，字世传。世祖平定宋朝后，想起可大当年的话已经应验，便派兵部侍郎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携诏书召他，赐给他玉冠、玉圭，加赐灵应冲和真人的称号，又给三品银印，命他主持江南道教事务，可以自行发牒度人为道士。宗演生与棣，字国华。世祖时，朝廷宣授与棣体玄弘道广教真人的称号，赏赐优厚，最终在京师去世。与棣没有儿子，由弟弟与材承嗣。与材字国梁，元贞初年入见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广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盐、盐官两州潮水暴涨，沙岸堤防百里几乎全被冲蚀，甚至蔓延到州城下。与材把铁符投入水中，符箓跃出水面，接连三声雷电使天色昏暗，消灭了鱼头龟身、身长一丈多的怪物，堤防恢复原状。大德五年冬天没有下雪，皇帝说：冬天不下雪，民间该不会有灾害吧？与材为此筑坛祈祷，当夜大雪下了一尺，皇帝非常高兴，命近臣赐酒，说：卿竟能使神明感应到这种地步吗？大德八年，因记载平定潮灾的功劳，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领三山符箓，赐银印，待遇相当于二品。大德九年，崇明州海堤崩塌，朝廷让弟子持符前去查治；百姓梦见有神填海，海堤于是安定。至大初年，又加赐宝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银印，待遇相当于一品。与材生太玄，字嗣成。嗣成去世后，弟弟嗣德承嗣；嗣德去世后，其子正言承嗣；正言去世后，由太玄之子正常承嗣。正常字仲纪，就是今天的天师。国朝以来六次朝见京师，洪武初年，朝廷制授他正一辅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掌道教事务，赐银印，待遇相当于二品。皇帝又赐给他褒奖文字，称赞他的眼睛圆大而目光如电，法相庄严昂然，人们都以此为荣。大概历代相传，认为眼睛圆大的人是玄应之相，所以皇帝因而提到此事。我听说文成侯年轻时曾学习礼仪，在淮阳向东拜访苍海君。苍海君是先代儒学之士，世人认为他就是海神。后来他又在下邳圯桥上遇到异人黄石公。因此他在未显达时，本来就已经能够与神明相通；到晚年声名成就、功业完成，才想要辟谷，跟随赤松子修行，这确实是他早年的志向，并不是借此逃避现实。所以他的第九代后裔传到汉天师时，感念仰慕先人而兴起，学习飞升长生之术，驱除阴邪，以善道教化百姓；他的后代嗣师、系师又继承此道，修治其事业而没有使它坠失，只是担心有人无故遭受夭折。汉朝末年天下纷乱，只有巴郡、汉中之间百姓生活安宁，行路的人不用携带粮食，居家的人不用关闭关门，官府也依靠此而实现治理。这样的情形将近二十年，他的功德惠及民众，可以说非常广大了。难怪他的后世代代都有贤能之人出现，使教化达到这种程度，何止如古代诸侯之国？上天的报偿施与，难道不显明吗？有人只把这一切归因于名山神气的聚结，所以才能如此绵延盛大，这种说法也太浅薄了。唉，文成侯的子孙遍布南北各地，其中以功业显著的，小则充任法从之臣，大则做到宰辅，并不是不光明俊伟。可是还没有过多久，为什么又降为皂隶，其中甚至有人不能免于此呢？与玄教后裔世代相承，历经一千二百多年仍没有断绝相比，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后来继承并兴盛的人，应该知道勉励自己吧？应该知道勉励自己啊！《柳氏宗谱序》浦江柳氏的先祖居住在河东。宋高宗南归时，有个名叫铸的人随从来到江南，于是便在浦江乌蜀山安家。他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彬生监蕴，监蕴生崇德县主簿补之。补之生高邮令元，元被追赠为泗州知州、浦江县男金。金生四子，次子名贯，在元朝任翰林待制，以文章闻名天下，门人私谥为文肃。他有三个儿子，都是善人；六个孙子也能守护他的学业而不使其失传。他去世三十七年后，长孙穆写下始迁及传承世系的详细情况，编成谱图，拿来给我看。我流泪叹息说：天道在这里可以得到验证，而文肃公有后代了！我年轻时有幸在文肃公门下执弟子之役。文肃公的为人，其崇高深厚、宏大博雅之处，本来不是浅见之人所能了解的；至于他的端正方正、直率平易、厚重严谨，愤怒不表现在脸色上，厌恶的话不从口中说出，我真不知道古代贤人又会是什么样子。世俗的妄议常说，贤者的言论足以决定当代人的取舍，文章足以揭示最高的道理，所作所为竟要同造物主争强，所以天道尤其忌恨他们，常常使他们的后代多灾多难。这大概是不对的。只是上天有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才生出贤者来代它完成。贤者替上天施行政令，使万物生长；替上天施行教化，帮助万物成就；又用文章言语宣明上天的道，使善人受到勉励，使恶人感到恐惧。贤者对上天有什么亏负，怎么能说上天忌恨他们呢？这显然是不对的。我认为，那些贤者的子孙不能自强的人，姑且把天道拿来作为自我宽解的借口，其实并不是这样。否则，从文肃公看，怎么会和他们如此不同呢？文肃公传到如今已经三代，他的孙辈十分兴盛，固然可以用来证明天道，但还不足以完全报答上天对贤人的用意。如今他的孙辈都有德行，积累日久，必定更加昌盛。再过十多代，将会有杰出优秀的人从其中兴起，那时才可以看见天道的全部作用。这部家谱，君子可以由此观察天道。穆的后代，怎么可以忽视这件事呢？

译《俞氏宗谱序》社会风俗不美好，是因为有志向的人很少。如今的士人谈论治国之道不如古代，往往把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职位。等到已经得到职位，最终又不能有所作为，难道只是没有职位的过错吗？先王治理天下的法度，意义深远。大的原则要取得实际成效，不是没有职位的人所能实行的；至于族、师、闾、胥的事务，难道就不能在州里推行吗？在州里之间如果一时还无暇实行，难道不能先在同姓亲族中实行吗？做士人的，遍布天下，却不能挽救风俗，由此可知现在的士人多半没有志向。我曾经对周代制度有所损益，制定了可以教化同姓族人的办法：每月初一，长幼都聚集到祖祠，拜谒完毕后按年龄入座，命一人当庭诵读古训和拜礼之法。诵读完毕，由年长而贤能的人解释其中意义并加以劝导。把参加集会者的姓名登记在册；第二次集会时，互相陈述各自所做的事情。凡有孝、悌、忠、信行为的人，让卑幼者向他行集体礼拜，并把这件事记在姓名下方。有悖逆乖戾行为的人，命他向在座的众位尊长逐一行礼，使他感到羞愧，也记在姓名下方。过了一个月能够改正的，仍按原规参加；不能改正的，就排斥他，不让他入座。过了一年仍不改正的，就斥退他，不许与族人同列。同姓之人，有疾病互相慰问，有患难互相救助，贫穷时互相周济，死亡时互相安葬，年老、幼弱、残废者互相供养，祭祀、乡饮酒会互相召集，婚嫁、丧葬、灾害时互相帮助。不能做到这些的人，不让他参加集会。这几件事并不是很难做，但人们全都没有能力实行。说有志向的人很少，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真有一个人先做起来，众人看见它的好处，一定会仿效。仿效的人越多，所受到的教化就会越广，借此改善天下的风俗，并不困难。可惜，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门下求学的人很多，我没有一次不把其中的道理告诉他们。金华俞生恂，大概是可以告诉他的人吧？俞生的祖先世代以《书》《诗》传家，先后考中科举的人接连不断。俞生的父亲大有尤其好学，编写同姓亲族的谱牒来联络族人。俞生继承并完成了这件事，使父亲遗留下来的文章更加完整。家谱本来就是敦睦风俗的根本，但如果没有办法实行它，怎么能长久而不败坏呢？想使它长久不坏，除了采用我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我写下这些话。唉，俞恂如果真能实行它，谁能说有志向的人果真很少呢？《张氏谱图序》张氏以字为氏，出自晋国公族。有个叫解张的人，字张侯，所以晋国世代都有张氏。谱牒家却说少昊的第五子挥任弓正，被赐姓张，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张氏子孙繁衍，分迁到其他国家，而居住在清河的最为兴盛。清河张氏遍布大江以南。迁到江阴的这一支，不知道始于哪一代，图谱文书散失漫漶，已经无法考查。到月崖翁才开始进入族谱。月崖翁名晖，喜欢收集四库书籍，多到可以充满栋梁。有人愿意购买，他总是索性送给人家。但他博闻强记，偶尔有人带着疑难来请教，他便问：这是出自哪部书、哪一篇？然后从容起身，抽出架上藏书，拂去灰尘加以验证，没有不准确的。晖生翊，翊生思明。思明通晓天官之学，又兼用六物推测人的吉凶祸福，宛如亲眼看见。乡里百姓有不平之事，知道思明正直而不徇私，曾经拦住他向他申诉。思明只说一句话，理屈的人便脸红颈赤地离开，不敢再喧闹。他尤其崇尚风义，州里有称为材大夫的过客，必定收留供养；即使自己极其贫乏，也不在意。市场上有个病人躺在路旁，气息奄奄，快要断气，思明把他抬回家，召来医生调治护理，病愈后才送走。东瓯有个书生在旅舍中因疫病死亡，旅舍主人十分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思明准备好衣冠，把尸体埋在浅土中，后来终于使他能够归葬。三山梁先生与思明有姻亲关系，死后没有人替他主持后事，妻子和四个女儿日夜抱持哭号。思明替他办理葬事，终身供给他妻子的饮食，并且把他的女儿全都嫁给士族。君子称赞说：古代有奉行义行的人，如今只有我张明德吗？明德就是思明的字。后来思明任阴阳学正，至此去世。思明生端，通晓毛氏《诗经》，经吕肃公推荐入仕，四次任校官，升为浙西部使者掾。元朝至元年间，战乱频繁，丞相康里公奉诏承制行事，于是记录他的军功，越级授任江浙行枢密院都事。端生宣。宣擅长辞章，国朝建立后，因考订礼制被征召来到南京，不久进入史局参与修撰《元史》，皇帝亲自写下他的姓名。宣被召到殿庭，当天就提升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员们认为这是异常的恩遇。当时我恰好主持翰林词林，宣多次来请教。宣的宗族在兵乱之后几乎凋零殆尽，剩下的只有宣的祖父、父亲和宣兄弟四人。他们三代相互以师友相待，渐渐受到道义熏陶，不敢违背圣贤的明训。近来祖父又去世了，痛心想到家族世代的德行没有得到彰显，家谱也没有修订，所有这些都无法留给后人观看，于是编成这部书，把开头留空。先生如果能够垂怜我，就请用序文为它冠首，这就是我的愿望。唉，三代以前，姓和氏分为两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用来区别贵贱，姓用来区别婚姻。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都用来区别婚姻，同时以居地和声望显示贵贱。离古代越远，情况就越复杂。姓和氏本来也是明白容易考见的，尚且混淆而无法辨别，何况迁徙转移没有定数，承传又有盛衰变化，怎么能完全知道它们的出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编制图谱的机构没有设置，掌管中正的簿籍文状也没有保存，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即使后世出现聪明人，又凭什么加以考证呢？难怪宣会痛心疾首，不能自已。私下听说：行善的人一定有后代。宣家一向以善行闻名，后代将会更加繁盛。经过几十代，子孙继续修订这部家谱，反复记载而不止一次地指出月崖翁是江阴的始祖，那么开创这一事业的功劳，难道不正是宣所做的吗？旧谱毁于兵火，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有人说：宇文周时，曾命令叱罗氏改为张姓，如今先生凭什么根据，却只说张氏出自晋国呢？我说：叱罗氏改称的张姓，只是在燕、代之间稍微兴盛，江南并没有这一支。这不是我的私自说法，而是有所依据的。

译《义乌楼氏家乘序》东阳的著姓，记载在地方志中的有八个：斯、留、路、骆、厉、哀、苗，楼也在其中。楼氏本为姒姓，是夏少康的后代。周朝封杞国东楼公，他的支系子孙以楼为氏，也称东楼氏。城阳各县有娄乡，就是他们的居地。氏族书因为娄乡的缘故，便说娄姓和楼姓相同，却不知道娄氏是邾娄氏的后裔，姓曹，二者显然没有关系。汉朝末年，楼泰字允恭，开始从谯郡迁到会稽；他的儿子苗在建安年间又从会稽迁到乌伤。苗字秀实，生三个儿子：长子恭，次子侍中玄，幼子散骑常侍畯，三人都在吴国做官。畯生宣威将军陟，陟生康乐令允，允生丰。再往下的世系已经无法知道了。南齐时，有个居住在乌伤竹山里的人叫灵璨，寄身于佛教，梁武帝赐号智者大师。如今义乌的智者乡，确实因此得名，那地方有很多楼氏居住。宋室南渡以后，讳奭的府君生二子、四孙、六曾孙，到玄孙一代，人数多到十人。其中名大年的，嘉定癸未年考中进士，任吉州通判。大年的侄子名子固，嘉熙戊戌年考中进士，任严州桐庐尉。从此楼氏逐渐成为士大夫中的望族。府君的第十代孙琏，担心族人日益增多而家谱散失，于是撰成两卷《家乘》：一卷仿照司马迁年表的体例，绘成图表，字、名、卒年、葬地都详细列出；另一卷辑录先世墓志、家传、祭文之类，并把通判君仅存的遗诗也附录其中。他和族人商议，准备刻板流传，请我为它作序。我知道楼氏的宗族很久了，弘若永康、武义、东阳的楼氏，都从义乌分支出去。居住在县城东门的那一支，尤其是近亲，确实同出于秀实的后裔；四明的支系则以秀实的儿子恭为祖，恭的远孙宣献公钥曾经叙述高祖先生的事迹概要，自称祖先是婺州人，只是不详细知道迁居的开始。这些都确凿可信，没有疑问。只是智者大师的附录把娄幼瑜也列入其中，他是楼玄的后裔；把楼、娄合为同一个音，似乎是氏族书的错误，拿史传来验证，实在不是这样。唉，凡是谈论姓氏的人，都以《世本》和《公子谱》两部书为依据；这两部书又以《春秋左氏传》为根本。《左氏传》所说的，不过是因出生赐姓、因分封土地命氏，以及以氏、以谥、以官、以邑这五种方式而已。后世因得姓、受氏而形成的类别多达三十二种，更加混杂难明，何况还有袭用氏、冒称姓而情况各不相同的呢？附录难以考证，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琏对此感到忧惧，专心致力于谱牒之事而不敢忘记，也可以说是贤能之人了。因此我为他辨析考订，把这些话系在篇首，使他的子孙有所考察。琏字士连，曾跟随我学习。国朝洪武壬子年参加吏部考试中选，授将仕佐郎，任大同府宣宁县主簿，后升任成都府仁寿县。洪武丁巳年秋八月，具官金华宋濂作序。《上虞魏氏世谱序》我居住在浙江东部，曾听说上虞魏氏是世代显贵的大族，他们的先祖大概出自唐代郑国文真公魏征的后裔。魏征居住在钜鹿，生礼部侍郎叔璘；叔璘生武进县令政，魏政开始从钜鹿迁居会稽山阴。政生邠州录事参军珎，珎生莫州司马明复，明复从山阴迁居余姚兰风。明复生石首县令实，实生庐陵尉潾，潾生宪，宪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贤，惟贤生绩，绩生埙，埙生恕，恕生和，和生杰，杰生有声，有声生义，义生安珦。共历十二代，虽然没有列入仕宦名籍，却能修明礼义，逐渐成为乡里的望族。安珦生宋代从政郎良瑞，良瑞生绍兴府学录亨之；亨之又从兰风迁居上虞龙山。亨之生迪功郎、监婺州东阳县酒税震龙，震龙生文柄，文柄生寿延，寿延生镇。这就是目前可以看到的传承世系的大略。当初，侍郎叔璘生两个儿子：武进和汝阳县令殷武。汝阳是北祖，传到第四代孙司空謩，终于辅佐宣宗成为宰相。武进是南祖，子孙很多，除上面所列之外，明州鄞县、台州临海到处都有，而在上虞的最为兴盛。在一个家族之内，他们敦厚地实行礼乐，喜爱《诗》《书》，因此四方的才士大夫仰慕他们的声望文采，无不从远方前来。当他们在园亭中举行盛大集会时，雅歌投壶，饮酒尽兴，宾主和悦融洽，谈论不止，有时甚至不知道夕阳已经映在树上。所以乡里谈论门第世族时，第一说魏氏，第二还是说魏氏。然而历代以来，名门望族如金氏、张氏，如许氏、史氏，也很多；没有传过几代，有的就断绝了宗族后嗣，即使没有断绝，也降为皂隶，其中令人感慨不已。魏氏从文贞公传到镇，已经二十五代，遗风余烈仍然没有废弃，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文贞公事奉唐朝时，立心忠诚，奏疏恳切，凛然具有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风范。德行深厚的人，流传自然长久；其结果本来就应当如此吧？镇能够勤勉不懈，详细谱录自己的出身来历，条理清楚而不紊乱，难道不是真正的贤者吗？不过，氏族之学由来已久。古代有世袭卿大夫和大宗之法，可以传承尊敬宗族的道理；至于确定世系、排列昭穆，又有小史掌管，因此宗族的盛衰有所考验，亲疏也能完备地看出。古法废弃以后，只有宰相之家还能把世系表写入史册，人们还可以依稀看到古法留下的遗迹。像镇这样做，或许也可以说是有所本源吧？魏氏的子孙幸而收藏并继续编写这部谱。公侯的子孙一定会恢复祖先的根本，日后怎么知道不会有文贞公的后代出现呢？镇请户部【缺】郎中【缺】为谱书开头作序，我不顾文辞粗陋，姑且把这些写下来。镇字士圭，是有学问、有文章的人。

译《诸暨孝义黄氏族谱序》黄姓是嬴姓十四氏之一，出自陆终氏的后代，受封于黄国。如今光州定城以西十二里处，仍有黄国故城。黄国被楚国吞并后，子孙散居四方，便以国名为姓。到了汉代，尚书令黄香居住在江夏，因此后世的黄氏都以江夏为郡望。隋开皇年间，有人从江夏迁到婺州金华，名苾。历经十九代传到萦，萦生两个儿子洪、浩。洪生两个儿子瑕、珌；浩生三个儿子琛、玘、璞。他们的子孙分成五大族：瑕的支系是丰城，珌的支系是剡，琛的支系是监利，玘的支系是分宁，璞的支系是弋阳，都从金华迁出。考察金华、丰城两部家谱，以及黄庭坚、魏了翁、李心传等儒者所采录的材料，记载大体相同，应当可以相信而不是虚妄。诸暨孝义的黄氏，确实出自珌。珌的幼弟玘有个儿子叫赡，后主南唐时，因军功任著作佐郎，出知洪州分宁县。珌和他一起前往，于是共同在分宁县双井安家。江南发生兵乱时，珌的长子惠从双井迁到剡，不久又从剡迁到现在的居地。惠的曾孙是宋代赠卫尉少卿振，仁德惠及乡里，供养他而等待他点火传信的人家有几十家。他的妻子仁寿县君刘氏，拿出嫁妆财产来筹办义田，平均供给姻亲和族人，因此他们的三个儿子、十个孙子大多都做到显贵的官职。十个孙子中，广西提刑育最为显达。育的侄子朝请郎汝楫，在方腊之乱时，拿出家中所藏的全部金帛，赎回被俘的数百人。汝楫生八个儿子，开、闶、阁同年考中绍兴甲戌进士；闻、訚也相继考中绍兴庚辰、乾道己丑科。闛又考中特奏名，最终任荔浦县丞；阐补授将仕郎，闳任修职郎。兄弟一时都显贵荣耀，文章也文采斐然，人们把他们比作荀氏八龙。从此以后，子孙更加繁多，世代不乏享受俸禄的人，而《书》《诗》的家学恩泽一直延续到今天。少卿的后代周，于是辑录旧谱，续成新的图谱，分成若干卷，请我作序。唉，氏族之学已经很难说清很久了，其他问题暂且无暇深论，只姑且拿黄氏来说。有的说黄氏出自高阳氏，自伯翳受赐嬴姓；他的后代建立江、黄等国，后来被楚国灭掉。有的说黄氏出自金天氏，自台骀受封于汾川；他的后代建立沈、姒、蓐、黄等国，后来被晋国灭掉，这些后代都以黄为氏。如今距离唐尧、虞舜以前已经极其遥远，黄氏的出处难以考察，但仍然可以这样说。黄氏的郡望不只江夏，还有栎阳、安定、房陵、汉东、上谷、谯郡等地。像这样的支房多达四十余支，还不包括五大族。氏族书即使有时记载了这些，为什么不表明它们各自的出处呢？如今距离汉代也已经很远，黄氏辗转迁徙的情况不容易弄清，但仍然可以论说。孝义谱以钟为始迁祖，以瑕的五个兄弟为钟的儿子；丰城谱则把五兄弟系于洪、浩名下，并且说他们从秀州崇德迁到金华；新昌谱又说江浙的黄氏都从建州浦城迁到金华。黄鲁直又说七代以前已经失去家谱，但各谱却把世系推到十二代，仿佛彼此完全相合。近世有人汇集黄庭坚各行传记作《山谷老人传》，又说六世祖瞻任分宁县令，瞻确实生玘，这又是怎么回事？如今距离五代、宋初还不算太远，那时的事情理应可以考证，为什么纷纷扰扰而没有定论呢？大概是因为图谱日渐废弃，又没有官府来管理，民间只凭传闻加以论述，不能广泛搜集查阅、互相贯通其缘故，所以彼此矛盾、记载不齐，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我曾经侍奉先师黄文献公，和他谈到过家谱之事。黄公的先祖也从金华分居浦江，后来迁到义乌；他的上世祖先也有名珪、名琳的，难道也是萦的孙辈吗？我私下认为萦的兄弟一定很多，他们的支系后裔确实可能是谱牒没有涉及的，那也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江夏之后，金华确实是黄氏的望族。因此我遍考各家谱，参照诸儒的议论，把它们详细写在谱书开头：可信的就相信，可疑的就存疑，留给阅读者自行选择。周子思文字，堂兄弟的子女加起来有一百多人，性情敦厚而乐于施舍，都没有辱没先世。

译《严陵汪氏家谱序》周代的文化十分兴盛。春秋时周礼保存于鲁国，所以鲁国成为文献之邦。秦火之后，典籍大多废亡，所仅存的，除五经和《左传》之外，几乎没有可闻之书。凭太史公的传记，也始终不能自行对其加以论述记载，大概是因为他很谨慎。何况距离今天又有一千五百年之久呢？我读严陵汪氏家谱时，没有一次不感叹它记载得久远而详细。汪氏出自鲁成公的次子汪，后代于是以汪为氏。有个名叫锜的人，作为童子在郎地之战中战死，与孔子同时，见载于《礼记》。他们的来历已经非常遥远，但他的子孙从汪开始，都记述其字、名、官位、寿数、坟墓所在；至于墓中的铭文、朝廷授予汪氏先人的诏命，也都没有遗漏。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七十多代的世系，明白得如同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不只是超过太史公，天下记述姓氏的人，也没有像这样完备的。难道周公的子孙本来就多有文才吗？不过，汪氏固然以周公为祖先，南方的汪氏却从越公华开始大为显著。越公的后代凭借《诗》《书》起家，在宋代显达，进入政府、列为侍从的数不胜数。他们的兴盛确实不同于其他宗族。这样看来，汪氏修谱，确实不是其他家族所能相比的。然而，谱牒的作用，是记载族人的姓名，使先祖不至湮没于后世。君子不忘先祖，困难的不只是修谱，更在于修养自身。谱即使不修，祸患还小；自身如果不修，就会辱没先祖。汪氏的先祖，没有比周公更尊贵的了。周公尊文王为父祖；这两个人自身都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言语都成为后世的法则。作为他们的子孙，难道容易吗？如今那些在乡里突然发迹的人，自身卑贱、宗族微小，所作所为有时不够妥当，人们还会替他说：“他的先祖也不过如此罢了。”而文王、周公的后裔列在这部谱中，前代之人读到它，就会说：“这是圣人的后裔啊！圣人的行事尚且如此，他却还免不了这样，凭什么做圣人的后代呢？”这样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既然如此，汪氏子孙中，修养自身、谨慎行事、宣扬光大美好声誉，以效法周公为志向的，是上等；善于守护先祖训诫，不做不合常道之事来辱没先祖的，是次等；如果混杂在普通百姓中，不能使自己有别于常人，那就是下等了。和我交往的国子助教中，有人自称是汪氏七十二世孙，博学而能写文章；他就是所谓能够宣扬光大美好声誉的人吧？他拿族谱来请求我作序，所以我很乐意为它写下这些话。《番禺蒙氏谱序》太学生番禺蒙安拿着他的谱图来请求说：“我的先祖是齐人。秦代时，蒙恬、蒙毅兄弟都出仕，受到信任，后来都死于扶苏之难；他们的子孙散居天下，人数很多。然而一千多年间，还没有出现特别显著、足以震动世人耳目的后代。番禺蒙氏始于有宋，讳甄的人从北方来到廉州任知州，于是定居番禺海阳里，到我已经是第八代了。宋代家族中有人出仕并享有俸禄，自元朝取得天下后才没有做官的人；如今经过三代，我又以儒生身份被贡入太学，成为弟子员，私下害怕不能继承先人的事业。于是曾考订排列八代族人的字、名、支派和后裔，编成谱，使后人知道自己的来历，愿请先生作序来彰明我的先祖。”我告诉他说：“姓氏本来就是人们非常看重的事；然而，一个家族在当时显赫，并不是因为受姓的尊贵而显赫，也不是因为有人称述它便流传，关键在于子孙贤能。若论受姓的尊贵显赫，没有比王侯后裔更尊贵的了；但如今记载在册籍中、被视为名门大族的，并不一定都是姚、姒、子、嬴、燕、齐等姓的后代。若说因为有人称述便显赫，那么左丘明、太史公、班固所记载的人物，他们的后代也未必都显赫于今。如今天下人谈论道德，必定说孔、孟、颜、闵、周、程、邵、朱这些家族；谈论政事，必定说伊尹、傅说、管仲、晏婴、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韩琦、富弼这些家族；谈论文章，则名声显著的人更多。这三类人都是由于自身善于振作奋发才达到这样的，从未依赖先祖，也未借助他人的称誉。蒙氏从蒙恬、蒙毅开始显赫。蒙恬、蒙毅虽然贤能，但他们所作所为并不能完全符合人心，最终又死于乱国之中，他们的名声尚且仍然流传不废，何况有超过蒙恬、蒙毅的人呢？当蒙恬、蒙毅遭祸之时，他们呼告天地神明，陈述自己的心意，难道会料到自己终将完全湮没吗？太史公哀悼他们的忠诚，悲惜他们的志向，尚且不忍废弃他们的事迹而把它写入史传。何况那些道德高尚的人，仁爱的声誉和正义的名声足以砥砺风俗、教化众人，又何必担心没有流传呢？蒙安温厚而有文才，谨慎而通达礼义，可以说具备求学明道的资质了。对于前面所说的三类人，他如果知道努力，就没有达不到的，何况蒙恬、蒙毅的后代呢？他的名声如果确实显扬于当世，并载入史册，后人一定会说：‘这是番禺的蒙氏。’蒙氏的后人一定会说：‘这是我们蒙氏中闻名的人。’番禺人一定会说：‘这是光耀我们乡邑的人。’如果这样，那么不但可以光显先祖，而且可以光显乡邑，又何必担心谱牒不能流传呢？” 又何必借助我的话呢？”蒙安说：“这些话已经足以为这部谱作序了，请您把它写下来，用来告诉族人，使他们知道努力。”

译《章氏家乘序》章氏本来是姜姓，出自神农氏的后裔。到齐太公的支孙受封于鄣，就是《春秋》所记载的“齐人降鄣”之事。如今密州有古鄣城，正是它的旧地；鄣是纪国的附庸国。纪国也是姜姓，土地都与齐国相接，所以它属于姜姓无疑。有人说章氏出自夏代的诸姒姓，这是误把“辛”写成“章”；又有人说不去掉“邑”旁而另成为章仇氏，也是不知道汉代章弇是因避仇才开始加上“仇”字的。鄣被齐国灭掉后，子孙便去掉“邑”旁而称章氏，分散迁往其他国家。有名展的人，出仕晋国为中散大夫，世代居住在汴州阳武；到兵部尚书章嵒时，永嘉初年出任泉州太守，才开始定居南安。唐代康州刺史章鹏，又从南安迁到建州浦城。康州刺史章鹏的第五代孙章重，又从浦城迁到处州龙泉。大概章重的曾祖章仔钧，在唐朝末年，琅琊王王信通任福州节度使时，章仔钧献上三策，王信通非常高兴，于是奉制授予他高州刺史、检校太傅。章仔钧的妻子渤海郡君练寯，贤能而见识广博，曾施恩于南唐将领王建封，于是保全了建州一城人的性命。她生了十五个儿子，六十八个孙子，支系繁衍，分布在东西各地；有的入朝任职，有的出任郡守，有的治理百里之地，有的执掌节钺分镇边疆。前后显达者，几乎以数百计，蔚然成为江南的望族。然而年代久远、族人繁多，又遭逢兵火，渐渐到了无法考察的地步。章重的第十六世孙章溢对此深感忧惧，于是考察其宗族世系，仿照正史表格的体例，横向绘制图表，条理排列而不紊乱，作《谱图篇》第一。对于先世遗留下来的品行中值得仰望、值得效法的，选取其大概，分别说明，作《景行篇》第二。竹简绢帛所记载、碑碣美玉所镌刻的文章，光明显著而不违背事实，作《传志篇》第三。涉及考订核实、难以分类的事，无论大小都没有差错，汇集起来留给后人，作《丛载篇》第四。四篇之外，又不嫌详尽，撰写本房谱图作为别录，总名叫《章氏家乘》。我宋濂私下听说，隋唐以前，选举一定要考察簿籍和状文，婚姻一定依据谱系；因此设有专门管理图谱的机构，有郎令史的职员，有掌管修撰谱牒的官员。四方把家状送上来，官府加以考定，藏在秘阁，副本存于左户，制度最为详备明晰。五代以来，这些法制开始大为败坏，近代尤其严重：官府未必有簿籍，品第混乱；家族未必有谱牒，姓氏混淆。有许多事情不能不令人惆怅而增加感慨。章溢却能勤勉不懈，完成此书传给后世，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我和章溢交往已经很久了。虽然我不善于作文，还是谨慎地考订章氏的来源，以及他编写这些篇章的意图，写在各篇之前。将来如果设置图谱机构，博学高雅的君子也应当从这部书中有所考察。章溢字三益，尊崇推尚伊洛之学，约束自己并率领他人，纯粹都出于正道。《桂氏家乘序》桂氏本来是姬姓，是鲁国公族、季孙的后代。相传周朝末年有季桢，与弟弟季桂携带策书游说诸侯。季桢做秦国博士，被杀害。季桂害怕祸患也会牵连自己，于是谋划改换姓氏、隐匿身份，便取自己的名字，从中选取字形和读音不同的字，分别让四个儿子以此为姓，用来表示不忘本源。长子叫桂奕，世代居住幽州，守护祖坟；次子叫昋突，迁居冀南朱虚；三子叫炅奬，迁徙到齐国历山；幼子叫炔奘，迁往河南城阳。此后四族流布各地，在许多史籍中都能见到。有人说“睦”与“桂”同音，且出自睢弘，这当然不对。有人说东汉末年卫尉昋横把四个儿子分别分姓，也是不对的。桂奕的子孙仍居住在幽燕。五代战乱时，刘仁恭占据幽州，战争接连、灾祸不断，于是扶老携幼南渡，分散居住在广信、上饶、九江、兴国、池阳、豫章、成都等郡。其中居住在信州贵溪的桂仔乡，南唐时出仕为静边总辖使，到宋代加授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对世人有功，乡人建庙祭祀他。其后代中考中科举、升任显要官职的，共有几十人。兴国永兴、明州慈溪两支，也都从贵溪分出；慈溪一族则出自祭酒桂仔乡的孙子桂可升，也多由进士入仕，直到如今支系仍然非常兴盛。到了我国朝代，桂德称因精通经学被任命为太子正字，升任晋王傅，受到两宫赏识，声望盛大显著。桂德称的堂弟桂仲权升任忠州丰都令，桂孟诚任惠州河源县令，也都因政绩和学问闻名。桂仲权闲居在家时，便汇合各族的谱图以及行状、碑志、遗文，整理成九卷，题为《桂氏家乘》，让桂德称的儿子、中书舍人桂慎请我作序。桂慎曾跟从我学习，于是我摘取其中的要旨，置于篇首。唉，氏族之学，是古代极为重视的。浃漈郑渔仲撰写《通志》，其中二十略，只有氏族一略最为完备。然而墨台氏为避难而改为墨氏，牛金的儿子也因避祸而改为牢氏，郑渔仲谨慎地记录下来，不敢忽视这种重大的改变。我所以特意写明桂氏出自鲁公族，意思也正是如此。桂氏后人，希望能想到如何谨慎地保存和传承本族的来历。我写完这篇序后，有客人以为秦代篆书、隶书与后世正楷不同，字画未必相同，怀疑是好事者附会的结果。他却不知道，隶书出自秦代以前，与今天的楷书很相似，不能因此就轻视它。我因而一并说明。

译《方氏族谱序》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是西陵氏的女儿、轩辕的正妃，就是嫘祖。又有人说榆冈的儿子名叫雷，受封于方山，后人便以方为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尚不能详知。周宣王时，方叔的食邑在洛，所以方氏世代以河南为郡望。到西汉末年，新莽将要篡位，司马府长史方纮任职于吴中，料定天下必将大乱，便避居歙县东乡，因而在那里定居。方纮生一子方雄，方雄生三个儿子：方侪、方储、方俨。方侪为关内侯，任南部太守；方俨为大都督；方储字圣明，又字颐真，任太守。周歆举荐他为孝廉，又以贤良方正第一名举荐他，历任太常兼洛阳令，封黟县侯。汉和帝时，他奉诏到郊外祭祀，违逆皇帝心意，饮鸩而死。方储能够役使鬼神，所以乡人立庙祭祀他，称为仙翁。仙翁生三个儿子：方缵之、方弘之、方观之。一种说法是觌、弘、观；观大概只是传抄文字的不同。子孙分为三族，分布在各州的有：方缵之后代在严、衢、婺、越；方弘之后代在徽、宣、池、秀、湖、常；方观之后代在莆田、九江、滁阳，直到今天仍然繁盛。方缵之的远代后裔方文亮，仕陈为散骑常侍，生南昌县令方伦；方伦生隋代秘书郎方祚；方祚生太中大夫方伸；方伸生唐代太子中舍方孚；方孚生右卫将军方始兴。方始兴生二子：方尊、方逢。方逢任考功郎中、秦州刺史，生方皓；方皓生吏部员外郎方苗；方苗生三子：方堂、方常、方褚。方褚任宣远将军；方堂任永阳县令，生二子：方达、方让。方达生三子：方引文、方引武、方引祖。方引文生方道属；方道属生四子：方聪、方尊、方甲、方乙。方聪生四子：方道和、方令兴、方令安、方令保。方令兴生方世雄；方世雄生方道明；方道明生二子：方赦、方讲。方讲生方君赞；方君赞生三子：方公恳、方公平、方公郁。方公郁生二子：方整、方汉。方卫史中丞生刑部尚书方景；方汉生四子：方宗、方宷、方宰、方宥。方宗任浙东观察推官，生三子：方永珍、方永符、方永丰。方永丰生十子：方可荣、方可昭、方可晖、方可浚、方可璎、方可齐、方可同、方可度、方可刚、方可法。方可晖生方肃；方肃生玄英处士方干，字雄飞。方干世代居住睦州白云原，以诗歌闻名，后来隐居越地鉴湖，终其一生。方始兴的两个后代是方翼、方严。方翼小名托儿，没有后代。方严生二子：方甲、方述。方甲失去了姓名，生方景先；方述生三子：方景光、方景珍、方景珣。相传方景光生二子：方彦超、方彦安；方景珍生三子：方彦诚、方彦晖、方彦琼；后来又从越地返回睦州居住。方景珣生三子：方承俊、方承邦、方承威。相传又生一子方承招，从方彦超以下，号称九房。各房孙辈又分布在浙江以东，多数在吴越钱氏政权中做官。宋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献出土地，有人从睦州迁到台州黄岩，名叫二四府君。虽然方宗的记载中有述及，却不知道他属于哪一房。后来这位府君又选择迁到明州象山，不久又从象山迁到宁海侯城里，才定居下来。到熙宁、元丰年间，他们的族人逐渐增多，读书作文的人前后相继，直到宋末仍未衰落。同郡同县而居的，如临海鲛峰、天台龟峰、宁海爱山，都号称诗书世家。他们的先祖同出于睦州，记载在各家家乘中的情况很详细。不幸在元初毁于兵火，如今都无法考知了。府君的第十四代孙方文大对此感到忧惧，于是把无法考知的部分略去。那些稍微可以考知的，不论亲疏远近，他都殷切地一并记载下来，编成一篇书，流传给后代。方文大的侄子方孝儒跟随我学习经学，于是受命前来请求作序。我听说方氏一族自长史方纮南迁以后，繁衍遍及数郡，凭科举起家，升任台省官员、接受郡守之职的人，到处都有。北方则很少听闻，近世于是竟把方氏指为平民之姓。然而根据《新定别谱》，又说长史方纮是晋元熙年间的人，仙翁方储在梁武帝时出仕，而方文亮竟是方储的儿子。唐代监察御史张友成所撰的仙翁庙碑，以及莆田谱图记，又都说长史方纮在西汉末年任官，那么仙翁实际上是方纮的孙子，距离梁代应当很远。史传没有明确文字，我不敢妄自推断，姑且以碑文为准。大体说来，江南的方氏都应是仙翁的后裔。从雉山分出的，是睦州刺史方亮一支；从白云原分出的，多是玄英处士方干一支。雉山属于淳安，方亮是汪华的部将，武德四年，他举睦州归附唐朝。如今方文大的先祖出自玄英，虽然谱图文书已经亡失，稍微缺少了他的支属关系，但应当没有可疑之处。因此我考订玄英的谱系，特意记载承传次序，用来补足其中的缺略，也算是方文大先人的遗志。希望好古博雅的君子对此加以订正。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学士承旨、金华宋濂谨序。我考察方回《桐江集》的记载，天下方姓都出自歙县。歙县东乡，如今分属严州淳安，大概就是我的鼻祖方纮在西汉不肯仕奉王莽、避地时居住的地方。仙翁方储的墓在县学前，祭祀他的庙在徽州、严州山中都有，称为真应庙。徽州、严州的方氏，以及莆田方氏、信州鹅湖方氏，多次出现名卿。显又考察《秘书省正字方翥莆田谱图记》所记：王莽时期，士大夫流离，有一个名叫方纮、字子缨的人，渡江后居住在吴中。把这两种说法参照起来，都本于张友成《仙翁庙记》，所以前后说法如出一辙。唯独《新定别谱》说仙翁是新定人，以方纮为祖先；方纮在晋元熙年间任郡功曹，父亲是方雄，生三个儿子：长子方侪，娶司空谢安的女儿；次子就是仙翁；幼子方俨，字叔威。南齐时，仙翁和方俨都隐居不仕。到梁武帝即位，仙翁才被举为秀才，最终官至太常卿。我私下认为，谢安死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死后三十多年才到恭帝元熙年间，又经历宋、齐八十多年才到梁代，推算当时方侪一定还活着；相隔如此久，却说他娶了谢安的女儿，似乎不合情理。

译方侪的事情尚且如此，不知道仙翁在梁朝出仕的事情，果真足以相信吗？又说仙翁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方观，次子叫方觌，幼子叫方洪；而著作郎方仁杰《闽系录》却说，仙翁的三个儿子是方赞之、方弘之、方观之，《谱图记》也这样记载。大概“观”字完全相同，“弘”字因为避宋宣祖的名讳而改为“洪”，又因“弘”与“洪”音义相近，只有“觌”和“赞”稍有不同。难道不是传闻容易发生讹误吗？方氏本来就是江南的望族，而玄英这一支的子孙尤其众多。玄英的九世孙、监察御史蒙，亲自记载白云原一族，当时有二十三院，那是治平四年；到淳熙初年，吕太史伯恭在文章中见到这一情况，又如此说。其源流枝叶非常繁茂，一处祖居就有数百家，联结谱牒，士大夫和文物制度之盛，乡人都加以记述。唉，也可以说是昌盛而兴旺了！如今方文大所修的谱，对源流详情又略知其概，翻阅有关谱牒，见其中在玄英第三世、名讳述之的条目下，注着“子孙迁居宁海侯城”，于是据此作为依据，并牵引各书加以辨析，这也是补足缺漏的意思。至于莆田方氏，则是唐昭宗时，讳琡的守长史开始迁居那里。方琡生御史中丞方殷符，方殷符生七子：方延康、方延年、方延范、方延远、方延英、方延辉、方延滔，他们最为显贵。方延安任户部侍郎，他的子孙有的定居滁阳；方延滔任左仆射，他的后人有的迁到饶、信、江、苏等郡。方琡也出自方观之一支，因此成为玄英的另一支。至于说他们迁到光州固始的，并不是我的说法。我担心读这篇序的人有所疑惑而不能解除，所以姑且一并疏说明白，不知不觉间文字就写得这样琐细了。这月十八日，濂又题记。《赠马氏复姓序》马氏本来是嬴姓，是伯益的后代。造父受封于赵，因而成为赵氏；到赵奢受封为马服君，又成为马服氏。后来单称马氏，是省略文字。秦灭赵后，子孙散居中原，世代都有官位。到唐代太师北平庄武王马燧时，马氏最为兴盛。宋朝末年，马燧的第十九世孙某人任都统官，统率重兵，镇守兴国军，于是就在永兴县辛安里定居。都统生四子：叔启、叔经、叔某、叔建。叔建传了两代生马莘莘，马莘莘生马世荣。马世荣有杰出的才干。咸淳末年，北方军队长驱南下，荆州、襄阳都陷落。辛安的豪杰中有人组织义军、勤王救国，马世荣实际参与谋划。形势无法抵挡而失败，马世荣叹息说：“我家世代是宋朝的义民，不能不这样做。如今事情没有成功，是天意。若不躲避，将要使宗族灭绝。”于是逃入深山密林之中，假托改换姓氏，饮水看云，终其一生。马世荣生马元，幼年丧失双亲，却能自行在世间显露才干。国朝皇庆、延祐年间，大官征召他担任兴国、武昌、岳阳三府的属官，以廉洁谨慎著称。马元生四子：马谦、马豫、马晋、马恒，都以儒业为生。当初马氏强盛时，分成两支，居住在咸宁，建庄武王庙来奉祀。马元既已改姓，在世代变迁之际，内心悲伤，常常率领几个儿子到庙中以及祖父诸墓前哭祭。哭完后，他叫儿子们到面前，详细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并说：“我们本是马氏，不得已才改姓为叶。我年老将死，你们如果能够修正家谱，重新请求缙绅先生作文来彰明此事，那么我死后闭眼也安心了。”马元死后，天下大乱，马谦、马豫相继去世，家又毁于兵火。马晋带着马恒孤零零地奔走道路，幸而保全性命，后来又获得俸禄。偶然经过宋濂所走的道路，谈及此事便抽泣流泪。宋濂听说：“接受姓氏、命名氏族，本来是用来区别生民、分类族人的。南北混杂，姓氏无法辨别，大概有因沿袭而长久不能改变的。何况遇到时局多难而改姓隐身的人呢？古人中有墨胎氏为避难而改姓墨，后来又改为怡怡氏，名叫宽的人在当时有重名声，最终却不能恢复原来的姓氏。又有牛金的儿子，也因逃避祸患而改姓牢，后来又改为尞尞氏，名叫防的人，才能向朝廷请求恢复牛姓。君子议论这两件事，往往不赞许宽而取法防，就在于一个能够恢复、一个不能恢复罢了。” 如今马晋恭敬地承受父亲的训诫，像捧着璧玉一样，早晚都战战兢兢，终于能够恢复这个已经改易百年的姓氏，这不就是所谓继承父志、述行父事的孝吗？孝并不是靠传承龟卜、世袭紫绶来表现，也不是靠玉帛充足丰盛来表现，而在于彰明宗族，使后代不至于紊乱失序。鲁襄公时，鄫人把莒国人作为自己的后继者。孔子作《春秋》，特意大书“莒人灭鄫”，正因为姓氏不同。姓氏既然不同，就不可以让外人承继自己，也不可以承袭别人的氏族，怎么能够作为宗族的后代呢？马晋这次行动，确实合乎《春秋》的义理。我愿意学习孔子，怎么能不作文来彰明马晋的美德呢？”

译《邹氏复姓孙氏序》洪武九年六月某日，皇帝驾临东皇阁，翰林学士臣宋濂、考功监令臣克勤、给事中臣杰、监察御史臣钝等都在侍奉。当时漏刻已经过了三刻，臣杰出班跪下奏道：“臣的祖父孙福，是谦陕人。他出任嘉兴郡守时，正值元朝末年兵乱，江南州郡纷纷骚扰。祖父逃亡躲藏，无处可去，正值己亥年航海前往山东，到了登州，大风骤起，波涛涌起如雪山，大船立即碎成粉末。一家五十人全都死在海中，只有臣依附着一块残板漂到浅沙岛，幸而保住犬马之命，仓皇之中无处归宿，只能在野外长声哭号。州人邹义听说后怜悯我，让我在他家佣作。我当时已经十四岁了，过了很久，他把我收养为子，又替我娶妻，于是我冒用他的姓，称为邹氏。一年将满时，大明接受天命，四海肃清，下诏兴办、选举学官，增加设置弟子员。邹义家让臣在莱州府求学，后来选入成均，又选入武英堂，使我学习政事。今年夏四月，又提升我为给事中，从此每日得以瞻仰天颜，获得如此深厚的宠荣，都是微臣不敢想望的。圣恩如天，我固然不知道用涓滴之力如何报答，私下又想到，孙氏没有其他族属，能够不绝的，仅寄托在臣一人身上。如果我冒用他的姓氏，迟疑徘徊而不改正，那么臣的先祖几乎不就要成为若敖氏那样的饿鬼了吗？臣冒死请求。”皇帝说：“朕作为亿万百姓的君主，凡是承袭他人姓氏的，一定命令他归于自己的宗族。你的请求确实正确；然而如果没有邹氏，你也不能有今天，谨慎地不要忘记这一点。”方杰于是叩头触地退下。退下后，他到宋濂那里，请求把这件事写下来留示后世。宋濂奉诏考察历代郊祀、禘祭的大礼，久久不能写成文章。方杰不久升任监察御史，又来重申先前的请求。宋濂以没有空暇为答复。过了不久，方杰又升任佥广东按察司事，立即前来催促说：“我将要跋涉数千里远行，一定要得到先生的文章才行，希望先生不要推辞我。”宋濂于是对他说：“孙氏本来是姬姓，出自周朝的后代；到卫武公的儿子惠孙，才因而以孙为氏。邹氏则是子姓，其后代以宋国为祖先，自正考父受封食邑于邹，才因而以邹为氏。这两者怎么可以混淆呢？”方杰能够恢复本姓，也可以说是不忘本源的人了！然而还有一番话，要告诉方杰：“从前范文正公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朱氏也把他抚养成人。范公于是努力学习，考中科举高第，封赠自己的父母，随后向朝廷请求，恢复范姓。范公报答朱氏，可以说是厚重了。方杰的事情与范公正相类似，希望你想办法报答邹氏。邹氏的恩德何等深厚啊！圣皇的话，就是上天的意旨。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宋濂因此举出这件事，再次告诫方杰。范公在宋代官至参知政事，名声垂载史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谈论他。谁知道方杰将来不能像范公一样呢？关键也只在于效法那样的人罢了。《文宪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八 明代宋濂撰 序，共三十五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五章〕 《送刑部尚书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序》大丈夫生活在世上，首先贵在立定志向。志向已经立定，如果不再用求问和学习来充实它，就像没有底的玉杯，质地虽然美好，却不适合使用。求问和学习已经充足，如果没有遇到时机，就像抱着瑟站在齐王宫门前，虽然有技艺，却三年也不能进去。既然遇到时机，如果处在闲散的部门和冷僻的职位，长期困居于低级属官之中，就像仰望巍峨的泰山，也不容易叫开天门、呈献美玉。古人本来就说事业难以企及，也只有把这几方面全部具备，才能建立功业、名垂史册。晋康人李公文彬，器度宏大，昂然怀有高远志向，广泛学习经史，一定期望明白道理并落实到实际用途上。当时没有人慰问荐举他，他沉浮于府属官吏之间，却每天把施惠于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适逢海内不安，群盗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李公聚集二万军队，保卫封川、肇庆、新昌、德庆四郡，共十五年。强兵如九江，凶盗如三山、龙潭，最终都不能侵犯边境。幕府上报他的功劳，即使多次加封重爵，李公只知道以救济百姓为急务，对其他荣利毫不羡慕。因此荐绅中的杰出人物、山林中的隐士，以及技艺之人、百工、商贾之类，都欢欣地称赞说：‘使我的子女活下来、使我的房屋得以保全、使我的金帛得以保存的，难道不就是李公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人〕 李公却仍然感到不足，常常认为自己做得不够。等到天兵攻下广东，德庆侯总管军务，听闻李公的名声，便派使者聘请他出山。李公入朝谒见后，皇上任命他为中书断事官，后调入大都督府。他执法公平允当，声誉很快传扬开来。不久改任小司寇，没过多久升为秋官。又过了不久，皇上驾临外朝，亲自擢升他为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朝廷内外无不羡慕。以李公这样的贤能，遇上四海安定太平的时代，受到皇帝的知遇，入朝掌管政务，升入执掌法令的官署，出任行省长官，成为州牧的表率，银章艾绶，光彩盛大；主管政务的官署和庄严的法令机构，也因他而雄伟肃穆，足以施展自己的志向而不辜负所学。大丈夫有这样的际遇，难道不能说是荣耀吗？不过我听说岭南郡县有一百多个，其中以东广最为兴盛。那里出仕的人，从来不是没有。只有张文献公和余襄公，清正的风范卓然，振兴影响了百代。李公本来就是东广人。朝廷士大夫难道不会以期望张、余二公的心来期望李公吗？李公此行，应当推行体用兼备的学问来施惠百姓。凶恶奸邪尚未铲除的，我就铲除它；仁德教化尚未深入人心的，我就宣扬它；民风尚未淳厚的，我就改变它；百姓疾苦尚未得到救治的，我就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水利尚未修治的，我就加以疏浚治理，希望这样能够不辜负圣天子深厚的宠爱和眷顾。将来优秀的史官一定会记录李公的功业，使它光耀于史册。和张文献公、余襄公相比，不知道谁更优、谁更劣。这大概是国家的荣耀，不是个人的荣耀。李公，你要努力啊！”

译《送张编修赴南阳教授序》河南张生翀奉诏从国史馆出任南阳教授，启程已有日期，刚刚拜见我便请求说：“我张翀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幸逢有道的朝廷，得以在宫禁之中学习，皇帝车驾时常亲临，又受到训诫和恩荣，这恩德比高山还高、比大海还深。如今要出去主管一州的教育，想着如何广泛施行皇帝的教诲，非常害怕不能胜任，希望听您一句话来勉励自己。”我说：“古代设置五经博士来教授，所谓教授，本来不是官名，把它作为官名，是从宋庆历年间才开始的。当时有漕司征辟任用的，有的兼任官职，有的是士人，却还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由朝廷任命教授，又是从熙宁年间开始的。教授的职责，是用经术和德行教导诸生，掌管他们的考试，并纠正不遵守规矩的人，这个责任实际上非常重大。你认为我的话对吗？”张生说：“对。”我说：“还不够。冶炼师即使懂得精炼铁，也必须加以熔铸锻造才会成功；湛卢、梓庆这样的工匠即使懂得良材，也必须使用斧斤和锯子加工才会成功。知道宫室的形制有什么困难，重要的是应当努力真正履行它。你此行，应当取来群圣人的经书，把弟子们排列在堂下，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宽厚地培养他们、柔和地调养他们，使他们充分吸收学问，使心与道理相互涵养，使事情与内心不相违背，这样或许才能使材料成为器物，使人才成为良才。” “你认为我的话对吗？”张生说：“对。”我又说：“还不够。施行教育之道，贵在懂得变通。譬如木材，要看大小而使用斧斤锯子；譬如铁，要察看锋利或钝劣而施行熔铸；把一切都一概而论，就错了。你此行，应当分别依据学生资质的清浊、学问的深浅来教育他们：有过度的便减损，不足的便增益。不要突然向他们讲授高远的道理，恐怕他们越级冒进而不谦逊；不要让他们安于浅近，担心他们苟且偷安、自我止步；不要过于严厉，使师生上下的情感无法沟通；不要失于宽纵，使长幼的礼节或许遭到轻慢；不要给他们看非圣人之书，防止他们逃离正道；不要让他们习学无用的文章，防止他们违背正道而走向偏僻。这六点，都是变通施教的事情。君子立定志向，如果不能获得高位来施行政令，幸而能够掌管一州的教育，也已经不只是足够了。为什么呢？政令只能禁止百姓做坏事，而施行教化却能使百姓自己不忍心做坏事；人伦因此得以敦厚，风俗也因此能够改变，这不是超出政令之上的事情吗，难道是小事吗？你如果能按照我的话去做，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大概就可以了。你去吧，只要想着竭尽心力就好。” 于是张生拜了两拜，致谢说：“我张翀虽然不聪敏，哪里敢不早晚恭敬奉行呢？”我认为张生可以在道业上继续进步，于是把这些话依次编排，赠送给他。张生字凤举，沉稳而有见识气度。他深入研究先儒遗留下来的经书，探究到其中的深奥之处；参加乡试时，曾经名列前茅。《送布政叶公之官闽中序》皇帝治理天下第九年时，认为各行中书省的设置本来是权宜制度，朝廷内外都说它有损尊严，于是朝廷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和翰林侍从诸臣商议更改名称和职掌，撤销行省，设置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设使一人，使的属下有左右参政，都是皇帝亲自在朝廷中选拔的臣子来充任。十年夏天，仪鸾司使叶公奉命担任福建布政使。凡是和叶公交往的人，都说：“叶公前往福建，正是合宜的！”福建是大藩镇，统辖府州只有八个，疆域二千里，物产丰富，服饰饮食华美，天下第一。而布政使又是一藩的长官，凡事应当还是不应当，左参政说可以，右参政说不可以，司中属官说是，掾吏说不是，都不敢自行决定，先禀告布政使，由布政使裁定可否，然后才能确定。布政使的权力就是这样大，而叶公又是天子的亲信之臣。叶公精心专志、谨慎小心，侍奉皇上二十多年，从未有过失。皇上器重叶公，不是一天了；叶公担任这一职位，当然是合宜的。金华宋濂说：“虽然如此，天子任用叶公，并不是因为他过去的资历，而是因为他贤能；任命他为布政使，也不是为了荣耀他，而是因为他能够担当重任。” 没有任命他到其他司署，却让他前往福建，不是因为福建地域广大、物产丰富，离京城较远，而是命令叶公在那里安抚百姓。国家设置官员、确立职务，难道是为了使臣下富贵吗？是为了百姓。天子和宰相在朝廷内部运筹谋划，天下四方那么遥远，百姓又如此众多，怎么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情况，使他们都顺遂本性呢？所以设置布政使司来治理。官署以布政为名，是希望它把政令教化宣示到下面。百姓有疾苦而不能自行上达朝廷，只有叶公能够替他们上达；百姓有善行可以表彰，有恶行可以惩罚，也只有叶公能够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再加以褒奖或惩罚；铲除强悍之徒，培植善良顺从之民，使山巅海涯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享受太平之治。这就是天子委任叶公的本意，也是叶公报答天子的职责。如果只把职位看作叶公的荣耀，哪里算真正了解叶公呢？”我和叶公同朝相处最久，知道他为人宽厚、喜爱善人，所以详细说明设置官职的本意，作为赠言，也作为对他的规劝。《送张礼部兼晋相府录事序》大明皇帝统御天下，四海安宁，文治教化兴盛，内外没有区别。圣明天子仍然天不亮就起床、天黑后才休息，希望达到黄帝、虞舜时代那样的太平；在野的贤才，没有不派使者搜罗延请到朝廷来的。当时，锡山张筹，字惟中，凭监察御史的身份被推荐，皇上把他的姓名列入铨曹名册。四方前来的人像云一样聚集、像树林一样分布，铨曹各按他们的才干命题考试。惟中原是前科进士，于是用经学作答。最初复核时，众人都认为他是良才，于是列为首选。第二天，丞相在奉天门引见他们，皇上亲自挥笔，在他的名字下面写道：“翰林应奉”；其次以下的人，都按照奉天门所选定的次序授官。由此可知，惟中特别受到简拔任用。不久，惟中在北门任职掌起草诏令的官，文章典雅纯正而且能够不违背皇上的旨意，于是每天侍奉左右，有时讲说经史，有时奉命作赋、作古今诗篇，从来没有不被皇上再三称赞的。刚满一年，特授礼部主事。没过几天，因晋相府录曹出现官缺，又命他兼任此职。命令下达后，六曹的官员都说：“学者应当明白根本而适用于实际；如果学习了却不能把它施行于政事，就像玉杯没有底一样，有什么补益呢？”皇上对惟中的磨炼和重用，实在深厚。诗人歌颂周文王造就人才的盛况，说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正是说今天的惟中吗？三馆的官员又说：“翰林词林所设置的官职，自学士以下，有侍讲，有侍读，有直学士，共有若干人；至于待制、修撰、编修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像这样贤能的人才众多，事务开始汇集时，惟中凭一人独自承担这些职责，也从未见他有缺失败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才能确实优良吗？假使让他在仪曹讨论礼制，在宗藩中撰写赞书，难道会有不称职的地方吗？

译传记中有这样的话：“君子所学如果落实在自身，就应当没有一种施用会不合宜。” 惟中大概就是这样的人。金华宋濂说：“前面两种说法当然正确。然而我认为，天下贤能的人很多，能够得到皇帝知道的又有几个人呢？”即使被皇帝知道了，有时议论和皇帝不合，沉沦在下级官僚中，十年不能调任的也有；即使调任了，有时处在闲散冷落的部门，首尾都受到拘束畏惧，不能施展志向的也有。如今惟中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被皇上亲自选拔，不久便三次升迁官职，担任清要而重要的职务，我不知道惟中将用什么来报答皇上的恩赐呢？奔走听命、顺从奉承以表示恭敬，不算报答；出入谨慎自持、保护自己，也不算报答。只有心意纯洁专一来承受皇上的美德，常常如同接受太阳照临一样，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做了就没有不竭尽自己的智虑的，这才差不多可以稍微无愧。将来姓名留在史册上，功劳建立在国家，不寄望于惟中又寄望于谁呢？近来皇上赐给晋王吴地的田土，惟中将要丈量田亩并核实其数，路过家乡时拜扫祖墓，以此为乡邦增光。宋濂是惟中的老朋友，所以在他出行时不敢谄媚，而用这些话来规劝他。送李参政赴任广西序 大丈夫遇到圣明神圣的君主，承受隆厚的信任，处在方伯的职位上，能够在千里之内施行赏罚、发布号令，也真是荣耀啊！确实荣耀，但君子不敢把这当作快乐。君主信任你，对臣子的期望就深；君主对你的信任越隆厚，后世责备你的责任就越重。所处地位越高，所治理的地方越广，百姓议论你的也就越多。百姓议论说：‘承受君主这样重大的任命，却把君主的德泽施加给我们、使我们受惠，仍然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后世责备说：‘他得到君主如此隆厚的信任，可是他的事业却这样狭小。’我们的君主已经如尧舜一样，而我还赶不上古代的贤臣，难道能不自我反省吗？把这三方面合起来思考，上怕辜负君主，中怕辜负百姓，下怕不能免于后世求全责备，我日夜忧虑这些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快乐呢？即便如此，如果我的才干不足以居于这个职位，本来就不敢快乐；如果确实有才干，而百姓还有没有安定的地方，我就要把情况报告君主并设法使他们安定。百姓还没有进入善道，就奉行君主的道来教导他们。国家的大法有尚未彰明之处，我就把自己的见解报告君主；为后世考虑而仍有未尽之处，我将加以赞助。这样才可以无愧于自己的职务。我的职务能够无愧，我的内心就可以快乐了，哪里像无能的人那样忧惧不安呢？天台李君守恒，凭美好的才干被皇上拔擢，在内廷承受皇上的顾念和待遇达三年，如今由左通政升任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我知道李君的才能非常充足，他将有方伯的快乐而没有方伯的忧患。现在他前往赴任，我为他说明其中的荣耀和快乐，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使他认真思考。送晋王府王傅李君思迪赴任诗序。成周时期，君王一定设置师傅，尊称为公，却不让他们烦劳于政务，只在高大宫室、细密帷幕之中讲论道理而已。自汉代以来，以王作为一级爵位，大量分封宗室亲属，使他们成为强藩，所以也设置傅、相来辅佐他们。相总管王国政务，傅则用德义引导国王。历代沿袭，从未有所改变。我们圣明天子即位的第三年，想要巩固像泰山磐石一样的宗室，以安定百姓，于同一天分封九子一孙为王，这是为了敦厚亲亲之道，壮大藩屏维城的形势。当时晋王在太原建立王国，皇上下诏从朝廷臣僚中选拔官员，任命吏部侍郎李君为王傅。命令下达后，读书人说：‘我知道李君有文才又贤能，文辞翩翩而修美，音韵截截而雅正，像春花明丽、秋云铺展，像江涛雄壮、蛟龙长鸣。’他流露出的才华余绪，足以登上高科，于是成为甲午科著名进士。他得到这次选任，是恰当的。在职官员说：‘我听说李君贤能而且有才干，自从来到京师就承受皇上的宠爱，任右史时有规谏补救之功，辅佐延安时有抚慰安定之绩。’不久，他被召入郎曹，直接升入法从之列，皇上多次试用他，而任用也更加坚定。他得到这次选任，也是恰当的。金华宋濂说：“这当然是事实。然而皇上的意思是，晋国山河险固，北面控制代地、朔方，南面连接关中、陕地，地势险要，百姓俭朴而容易教化，一定要得到忠厚诚笃的君子来辅佐王，使他安定百姓。”这就是李君被选任的原因，绝不只是前面两点所说的那些。如今晋王还没有出阁，李君此行，将疏浚修治城池壕沟，经营整治王宫，然后迎接晋王到封国去；每天把合乎法度的言论和重大的训诫陈述在王前，使晋王成为明智的君王，使百姓成为唐虞时代的百姓，使盛大的声名流传无穷，使美好的德行垂留不朽，都在这次举措上了。李君还应当努力啊！我宋濂不才，在国史馆任职，日后有幸看到功业成就，一定执笔记载说：‘出镇太原，从晋王开始；引导晋王以德义而取得成功，从贤能的王傅李君开始。’这不是很正确吗？李君还应当努力啊！宋濂对李君的期望就是这些。李君名吉，字思迪，是济南人。

译送甘肃卫经历张敏行赴任序 长安人张敏行，是至正癸卯科进士。入明朝以来，部使者推荐起用他，提升为翰林典籍。当时四库的书籍大多收藏在文华堂，文华堂在宫禁之中，过去是各位俊秀读书学习的地方，距离奉天门不到一百步，皇帝曾经亲临那里。敏行早早入朝，已经端正地坐在堂中；中使有时传旨索取书籍，他就开锁把书呈上，如此已有两年。虽然得以时时接近皇帝的光辉，却还没有机会拜见、知道皇帝的姓名。有一天皇上驾临东房，远远看见敏行仪态从容地进入堂中，便召他上前，慰问得十分周到，并问道：‘你会作诗吗？’他回答：‘臣虽然不会，愿意学习。’于是皇上命他作诗。敏行研墨润笔，跪着写好进呈。皇上看完很高兴，说：‘诗作得很好，北方出产的人才像你这样的，真是铁中的铮铮之材。’从此他每天承受皇上的询问，皇上看出他性情忠厚诚笃，可以任事，特命他任甘肃卫经历，赐给内府白金五十两、钱一万二千文，以荣耀他的出行。凡是与他交游的人，都作诗赠送。我当时任翰林侍讲，送他到都城门外，举杯站着说道：‘甘肃在汉代是酒泉、张掖等郡，起初因张骞的建议而设置城府，逐渐征发迁徙百姓去充实那里，使西域隔绝，截断匈奴的右臂。当时匈奴强悍，西域还没有完全归服，所以那项策略不得不如此。如今大明皇帝统治天下，天威所到之处如雷如霆，西域各族接连在道路上叩首称臣。而元朝君主的后裔避居朔方，残存一线之地，只求保全自身，从未拿一支箭向东进犯，这和汉代的情形不能相比。圣明天子特别想到百姓长久遭受兵乱，不能自行安宁，于是设置卫所、安置屯田，一方面防备意外，一方面招抚怀柔那些遭受创伤、残破的百姓，这项责任也十分重大。’敏行也应当知道，他这次出行责任重大，应当宣扬皇上的恩德，说：‘我皇一视同仁，不分南方和朔方，日夜只为你们百姓忧虑；怕你们寒冷，所以派人来给你们皮衣；担心你们饥饿，所以使人来供应你们食物；有人没有耕牛，就给你们牛；有人没有打猎的工具，就赐给你们马和弓。你们可以安宁了！百姓即使愚昧，脱离水火而登上安席，怎么会不感到快乐呢？将来一定会看见穿着毡衣、披着兽皮的人们纷纷来到。’经历是幕府的长官，凡事都应当过问，敏行应当以这些来报答皇上，不要像在翰林时那样端坐吟诗而自我安逸。将来辅助谋划而取得成功，骑着赭白马，四处游览凭吊古迹，说：‘这里是霍去病攻打匈奴的地方；这里是公孙贺击败敌军的遗迹。’ 到那时，挏马湩装满酒壶，翻着白眼仰望天空饮酒，醉后耳朵发热，写成声诗，抒发平生郁结不平的气概，这也是奇男子所做的事。敏行认为怎么样？敏行高兴地说：‘先生的话说得极其透彻！’于是作此序。送王明府赴任序 我国重视把民众和社稷托付给官员的责任，即使是偏远州县，也一定慎重选拔太守、县令，以抚慰人民，使凋敝困苦者得到休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一定把经常在朝廷和各部任职的人列为优先，因为他们历练精熟，深知民情和政体。会稽王君元凯奉命出任会稽的开县县令，临行前告诉我，请我写几句话相赠。两川纳入我国版图不久，那里的百姓刚刚脱离刀兵之灾，如果不是善于承受政令、宣扬教化的人，就不容易使他们受到涵养温暖而恢复生息。朝廷认为，元凯长期以文章议论辅佐春官，对仪文礼法一向熟悉；他为人持身谨慎、砥砺品行，又端正严谨、清廉自守，足以称当这次选任，所以有了这道任命。我听说过去子游治理武城时，以礼乐施教，孔子为此很高兴，这是千百年来治理百姓的良法。可是近世以来，做县令的人大多用法度束缚、苛急对待百姓，所以礼教的恩泽不能下达民间，淳厚的风俗和美好的习俗很少出现。如今元凯前往，不只是要使方圆百里的政事平顺、诉讼得到公正、百姓安居田里；至于他用来教化引导、使百姓全部安定的方法，也一定自有其道。将来巡视风俗的使者向朝廷报告说：‘西蜀之地有一个万户的大县，那里的县令治理时先施政教而后用刑罚，百姓的风俗喜好谦让而以争斗为耻，因此家家弦歌，监狱空虚；虽然相隔数千里，却和京畿之内和美的风俗没有不同。’ 这样就应当表彰赞美这位县大夫的才能，用来劝勉在职的官员。如果真能如此，那一定就是元凯所治理的地方。我在礼部时，常常知道元凯的为人；如今我供职词林，执笔于史馆，早晨入馆、夜晚回家，不敢有片刻闲逸，所以对于元凯的请求，来不及编缀文辞作为赠言，只姑且说出我的期望如此。元凯要努力，不要认为我的话写得简略。这就是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华宋濂记。

译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 皇帝完全拥有天下，早起晚睡，以治理安定百姓为要务。凡是任守令满三年的，都要到京师朝见，皇上下诏让铨曹考核他们的政绩，政绩显著的都恢复原职，并命仪曹设宴款待他们。有时遇到在郊社举行祭祀的事情，就命他们穿着盛服跟随公卿大夫之后，参加祭祀，皇上的意思是认为他们能够勤劳为民，才可以面对明神，这大概是特殊的待遇。当时，桐庐魏君起潜由尚宝丞出任东昌太守，三年政绩完成，来宫阙朝见，有诏令让他恢复治理东昌。东昌古代是博州，如今辖有二州十六县，正处在燕、齐交通要冲。防大将军徐公统率十万精锐军队北征漠北，在州境驻扎三个月，起潜供应船只、车辆、草料、粮食，没有一点缺乏；同时又能够抚慰安辑受创的百姓，先使他们得到温暖养育，又接着慰劳招徕他们。由于和气所感召，邻郡蝗虫大集，严重损害庄稼，唯独东昌没有灾害。起潜来京朝见时，百姓争着攀住车辕、躺在车辙前挽留，有的甚至流下眼泪。唉，这难道是凭声音笑貌能够做到的吗？让他重新前去治理那里，是应该的。我看见起潜返回时，垂发的儿童成群在马前迎拜，说：‘我们的使君来了，我们的使君来了。假如过去我们的使君不来，饥饿时谁给孩子喂食，寒冷时谁给孩子穿衣呢？’ 黄发白背的老人穿着宽衣、系着宽带，一同聚集在一起说：‘我们郡自从兵火之后，在灌木荒草中呻吟，在风雨之夜暴露无蔽；如今使君收纳我们、庇护我们，使我们得以生存，使我们如同骨肉亲人。为什么一旦就要离开我们呢？我们这些小民想仿效河内百姓借寇恂请求留任，却连姓名都不能上达天听。幸亏依赖圣明天子的明察，让使君在数千里之外又回来施恩于我们，给予我们福惠，这是最大的幸运。’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用一箪饭、一壶浆争相在道路两旁迎接他。山岩深谷中的士人和世外之人，听说起潜到来，也一定会感叹说：‘我们这些人在山林中枯瘦憔悴，本来就无望于世事；但只要没有人扰乱我们、把我们当作鱼肉，就能实现恬淡自守的性情。使君重回来以后，我们还能安居在原来的地方吗？’正因为如此，起潜的事迹会被写入信史，姓名流传于当代。不过，凡事有开始却少有能够善终的，起潜应当更加敬畏。所敬畏的是什么？是天；所畏惧的是什么？是百姓。一个百姓含冤，天就会显现灾异，君子对此尤其恐惧。起潜若能这样做，功业恩泽就会更加深厚，美好的声誉流传后世，就不只是像今天这样被称道而已。又听说汉代法律规定郡守都要长期任职，是希望他们同百姓休戚相关；不只是增加俸秩、赏赐金钱，所以有的由丞相出任郡守，有的由方州进入中枢执掌政权，这些事都有记载。史籍和档案中的记载清楚可考。恭敬地想，圣朝取法前代君王，长期任职的意旨，实在是不同朝代而同一原则。有善行的人一定表彰，有功劳的人一定越级擢升。起潜将来所达到的地位，应该还不可限量。起潜还要努力啊！这就是序。送刘永泰还江西序 圣明天子因为天下已经安定，更加日夜求贤，希望实现时世和谐的治理。于是朝廷大臣听说了永丰刘于先生。起初，先生曾经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因生病辞谢而归。到这时，使者来到，他立即束好行李向东进京。洪武辛亥闰三月，才来到京师。丙子日，吏部侍郎顾君刚中等入朝奏事，皇上在外朝召见他，让他讲说经书，亲自和他辩论。先生铺陈演绎，详细明白，皇上很高兴。第二天丁丑，皇上驾临金水桥，又召见先生，慰问了很久，命仪曹赐给他冠帽和衣服。再过一天戊寅，又召他到便殿，告诉先生说：‘君子求学，应当在世间得到实际任用。你自己估量才干，可以担任郡县中的什么职务？应当竭尽诚意回答，我将授予你官职。’先生说：‘臣在前朝时，曾被举荐参加进士试，在南宫考试没有成功，直到老年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如今有幸遇到有道的朝廷，尊崇任用俊良，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浸润在神圣教化之中而受到鼓舞。何况臣只是一个卑微的草野儒生，三次瞻仰天子的光辉，圣上的话又这样恳切，如果稍微知道君臣之义，谁不感动而想着报效呢？只是臣这条犬马般的年齿已经衰老，筋力不强，听觉昏聩、视力模糊；如果冒昧接受明诏任职，将来倘若受到旷废职守的责罚，那就深深辜负天恩了，所以冒死坚决辞谢。’ 皇上认为他的话诚恳质朴，不改变他的志向，亲自挥笔作诗一首，又命先生作三首诗进呈。皇上看后很高兴，命内侍斟酒赐给他，让他回山。唉，皇上凭借天生的圣明，以黄钺四处征伐，已经平定天下，却尤其亲近儒臣，共同谋划治理安定之策。年纪高而不愿出仕的人，也仍然以礼相待，敦促礼送他们回去。这就像上天降下雨露，恩泽充沛而周遍，万物都得到依赖；圣德神功巍峨辉煌，本来不是前代帝王所能比及的。然而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并非世世代代都有，如今正逢明君贤臣相遇，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先生平日所学，不过是使君主成为圣君、使百姓得到恩泽；如今却轻快地向西归去，靠着山岩建屋，把云彩结成衣服，有腌菜可吃，有稻米和鱼可食，左手看图，右手读书，安闲自在地行走，沉静地居处。先生的打算算是实现了，可百姓怎么办呢？不过，先生的志向是有所在的，他的意思一定是说：‘让我催收赋税、审理诉讼，我的年纪确实老了；让我奔走办事，我的体力确实不能胜任了。若是阐明孔子的道，使后来的年轻人受到善化，让跟从我的人懂得孝、悌、忠、信，使浇薄的风气变成淳厚的习俗，这也算是报答皇上恩德的万分之一了。这件事是我能够做到的。’唉，先生的志向果真如此，那么对于出仕和退处的道义，或许两方面都可以无愧了吧？先生将要回去，士大夫大多仰慕歌咏他，纷纷作诗为他饯行，于是请金华宋濂作序。

译送许时用还越中序 婺州和越州土地相邻，越州所属的县有嵊县，许氏世代居住在那里，世代传承诗礼，是名门望族；而时用又是其中最优秀的人。宋濂家住婺州金华，距离嵊县不远，年少时就听说过时用的名声。当时我正凭文章相互砥砺，无论风雨、昼夜，都端坐在一室之中，没有闲暇相见。等到我们一同在浙江乡试中考试，在成百上千人中一同进退，却没有人替我们引见，也仍然没有见面。此后，时用凭《礼经》考取高第，任诸暨州判官。金华到诸暨，比到嵊县还近，我将要骑驴到官署去拜访他。时用又入御史台任职，治理百官事务；那里清严，即使是时用也不适宜同人交往，我又不敢去见他。没过多久，金华陷于兵乱，士大夫像蝼蚁一样奔逃，只有流子里是乐土，于是我赶紧带着妻子儿女去那里避难。流子里隶属诸暨，地处嵊县东南，走不过几舍就能到达。那时我内心忧惧，又常常害怕；当地土著百姓往往欺凌外来避难者，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便常常在树林中遮蔽行人，抢劫他们的钱袋行囊；东西稍多的，有时甚至杀人，因此还是不能相见。等到兵戈稍稍平息，我返回金华，每天采药自娱，间或想起时用，就想约二三位朋友前去拜访，消解过去的思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去年冬天，听说时用受到弓旌征召，使者催促他上路，急得像星火一样，我又没能见到他。我私下想，时用是英杰之士，这次出行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鸾台、凤阁这样的显要职位，将会按次升任，他哪一天才能辞官归乡呢？即使时用想回来，皇上的大臣也未必答应。我虽然比时用小一岁，却已经白发苍苍成为老人，估计怎么能够到达南京呢？既然不能到达，又怎么能和时用面对面谈笑呢？我慨然遥想了很久。恰逢朝廷编修《元史》，宰臣奉特别诏令起用我为总裁官，使者也像先前一样催促得很急。等我将要收拾行李时，时用到了武林，才十天左右。我又想，修史是极其重大的事，应当有博学之士来承担责任，我哪里敢参与其中？借此机会前往，或许能够见上一面，对时用来说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我来到南京，住在龙河附近，正打听时用馆舍所在，忽然有一位身材魁伟的人来见我。我问他的姓名，他急忙说：‘我就是许时用，你难道不是景濂吗？’我又惊又喜，来不及回答，赶紧请他进来坐下，把五次想见而未能相见的缘故全都告诉他。时用知道我仰慕他已久，也彼此倾心交谈；每逢风清的早晨、月明的夜晚，没有不互相来往的。有一天他忽然凄然落泪说：‘我是前朝的进士，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不足以辱没当今盛世；只是使者不了解我，带着礼物逼迫我来，我不敢违抗。如今我已经把实情陈述到丞相府了。丞相如果替我向皇上说明，能够实现归田的愿望，就再满足不过了。’后来他又来告诉我：‘圣明天子宽厚仁慈，如今已经采纳丞相的意见，准许了我的请求。’现在已经在大江边备好了船，你待我情意深厚，希望写一句话作为告别。唉，婺州和越州土地相接，距离很近，相见本来很容易。可是积累了四十年也没有实现，后来才在千里之外相见。既然已经相见了，远则相隔四三年，近则相隔一年，彼此谈论学问，尽情抒发心意，也可以做到。可是还不到两个月他就要离去。已经离去以后，或许买一条小船，彼此相随五六百里，采摘江边幽静美丽的花朵，殷勤地道别，也未尝不可。只是修史事务繁重，双脚不敢越出都城门，只能悲伤地告别。已经告别以后，一两年间或许还能像今天这样再次相聚，这也还可以。然而过去的事情已经如此，从今以后，难道还能一定约定、一定实现吗？人事的错综不齐，哪里还能再说；还何必谈论为时用送别呢？即便如此，时用这次归去，对于他的名节关系重大。时用采摘蕺山的蕺菜，饮用鉴湖的水，每天和学生谈论经书，把这当作快乐，这究竟是谁赐给他的呢？实在是因为他遇上了有道的朝廷，所以得以沾受广大充沛的恩泽，也恰好合乎出仕和退处的适宜。宣扬皇上的德政，使它明白昭著地传播四方，是史臣的职责，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文章。至于个人聚散的缘故，不过是一己私事，本来又应当放在不必计较之列。

译送天渊禅师濬公还四明序 文辞优美的人，能够在世间显名，为什么这样少呢？并不是优美的文章少。写文章的人虽然精妙，认识它的人却未必真正懂得；认识它的人固然明察，宣扬它的人却未必充分。因此这些条件常常相遇却不能彼此成就。唐代有柳仪曹，浩初的文章才开始显著；宋代如果没有欧阳少师，秘演的名声未必能够流传。直到今天，大概也是事理形势必然如此，本来不必等到烛火照察、龟甲占卜以后才知道。唉！浩初、秘演，哪个时代没有呢？他们当时不能显白，最终随着烟霞一起消灭而不留痕迹，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没有遇到柳仪曹和欧阳少师这样的人的缘故罢了。我读天渊禅师的作品，心中大概因此有所感触吧？天渊名清濬，是台州黄岩人，是古鼎铭公的入室弟子，曾掌管寺院内记，在四明万寿寺双径说法，近来归隐于清雷峰中。他大概是佛法讲席中的龙象。我起初还没有认识天渊，只见他裁制的一幅地图纵横仅有尺余，山川州郡却鲜明地排列其中，我已经很惊异于他的为人，却不知道他还会作诗。不久有人把他的诗传给我，诗味冲淡而气韵丰厚，得到古人字句之外的意味；我已经知道他会作诗，却仍然不知道他会写文章。今年春天，我偶然和天渊在建业相遇，于是彼此谈论文章。他的辩说广博而明快敏捷，就像宝藏开启，珍珠美玉光彩灿烂；又像银河织成文采，日月星辰明亮灿烂；又像万里长江风势强劲、水流迅疾，龙骧之舟借此飞驰。我于是征取他近来所作的几篇文章来读，篇篇都像珍珠圆润、白玉洁净，法度谨严，我更加惊异于他的为人。把他的文章传到翰林禁林中，禁林诸公大多赞叹欣赏。我私下认为，天渊的才华未必低于秘演、浩初。他隐居在东海之滨而不能大为显名，是因为世间没有柳仪曹和欧阳少师这样的人。人们常说优美的文章大概很少，唉！果真少吗？如今四海会同，文治兴盛，将会有像柳、欧阳二公那样的人出来，承担斯文的责任；如果看到天渊的作品，一定会立即称赞他。这样，浩初、秘演在前代就不再能够独享美名了。有人说：‘天渊是佛教徒，佛教的教法把天地万物都看作幻化，何况所谓诗和文章呢？’这话固然有道理。然而人的本性之中，没有一物不包括，没有一事不统摄；它大到没有外面，小到没有里面，实在不能分开看成两件事。如果按照那种说法，本性之外就还有剩余的事物了。人们把天渊比作象、比作龙，这并不是用来说明他的恰当说法。天渊将要向东归去，贤士大夫大多挽留他；挽留不住，便作诗歌为他送别。因为我和天渊相知尤其深厚，所以请我作序送他。送从弟景清还潜溪序 我的堂弟景清七岁进入小学，十三岁便放弃学业，改学当时被认为可以废除科举的经商之术，在家囤积货物，观察时势的屈伸变化，经营买卖的盈亏，不久家里就大为丰足。如今他二十七岁了，有一天突然发愤说：‘我凭七尺之躯，难道终究要沉溺在这些事情里，而不知道回头吗？况且货财是造物者所忌，财物还藏在屋里，夺取它的人已经到了门口。我难道不如把仁义彰明在自身，使别人无法抢夺它吗？’于是就同外兄贾思诚商量，思诚高兴地说：‘这是奇男子所做的事。’景清受到勉励。于是景清把书装入袋中，背着被褥，走了一百里也不以为远，到东明山拜访我，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我。我为此又惊又喜，于是和他坐下来，给他讲孟轲所说的夜气之说，并为世俗之人颠沛在利害道路上、不能自拔而悲伤。我的话十分恳切悲悯，景清听后就皱起眉头、收敛容色，像要哭泣的样子。我知道他可以教导，于是把他安置在萝山书室中。萝山是我新近迁居的地方，距离东明山只有三里。每天太阳稍稍偏西，景清就拿着书来，反复诘问辩难；有一个字不明白，便沉思很久，一定要弄通才停止，直到天黑才离去，天天如此，他的行迹大概屈指可数便能等到。我偶尔回到萝山，又看见他独自坐在那里，夜将过半，还听见他的读书声不停。唉，像景清这样做，不也是奇男子吗？从前苏公明允年轻时不喜欢学习，二十七岁才大大发愤，闭门读书，写作文章；后来参加进士和茂材异等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把自己写的文章全都取来烧掉，更加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从此下笔片刻便能写出数千言，当时的学者都把他的文章作为师法。如今景清的年龄正好和他相同，发愤读书也相同；假如他的志向更加诚笃而不改变，学习更加勤奋而不停息，那么今天的景清，怎么知道不能成为从前的明允呢？景清要努力。虽然如此，明允的学问，志向在于文章；我们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一定要学习圣贤有用的学问，仕途通达就做公、卿，使圣贤之道得以推行；仕途不通达就做老师、朋友，使圣贤之道得以彰明。这样以后，才差不多可以了。我家自文通先生以来，常常以儒学勉励品行；如今族人众多，将近一万指，却很少有人谈论诗书，我私下里很高兴景清有这样的志向。于是他向东归去，我作序赠给他。景清可以去向思诚请教，他也一定能有所启发。

译送徐大年还淳安序 观察人的方法，应当察看他的内心，不可以拘泥于外在行为。出仕还是不出仕，不必急着议论。如果他的心在朝廷，即使身穿布衣，执笔作文，也足以铺陈宏大伟业，在上面辅助最高的教化；假如他的志向不在这里，即使系着铜印、佩着墨绶，早晨接受诉讼，晚上审阅狱案，政绩也微小得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古代的君子，大概特别谨慎于此。我对于徐君大年归去一事，不能没有感慨。大年生于淳安万山之中，博通典籍，文辞丰美，在浙江东西两岸都有声名。皇上兴起后，招致儒雅之士，大年欣然穿着山人的服装，赶到京城，与人共同修撰前代史书。史书修成，正好有诏令召集儒者讨论礼制，大年又参与其中。朝廷议论将要授予官职时，大年以旧病辞谢。去年秋天，中书奉旨编修《日历》，朝廷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之人。我认为大年知道其中的本末和体例，可以通观会通，不会有前后矛盾、衡量失当的弊病，于是把他的姓名上奏，使者拿着诏书下到郡国。大年立即欣然应命，到宫阙进入史馆。此后他低头查阅资料，唯恐遗漏一件事；记载注释有缺略的，全都补足成为完整文章。《日历》修成后，朝廷又要授给他官职，大年像起初一样坚决辞谢。唉！假使大年当初接受任命，做一个县令，不过是处理文书、按期办事，招徕百姓、安抚百姓罢了；再大一点，也不过是在百里之内推行教化。如今他以白身被召入史馆，大书特书，使圣明天子的宏大谋略和伟大功业光照万古，与天地一样无穷。这种功劳同试任县宰相比，哪一个重，哪一个轻？虽然没有出仕，却仍然等于出仕。假如让他从今以后终老山林，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国家，也可以说没有辜负所学。世上喜欢议论的人，看见他辞去俸禄归去，便摇唇鼓舌，得意地互相夸耀；不是说他洁身自好而自命清高，就是说他独善其身来固守贫困。士人遭逢不愿治理天下的时代，敞开胸怀呈献美玉，却没有人抬眼看他，所以不得已退隐。如今正当尧舜般的君主在上、朝廷中满是龙虎之臣的时候，凭这一点来怀疑大年，是诬蔑士人。士人不学习就罢了，一旦学习，就一定期望为世所用。譬如大商人施行囤积居奇之术，珍贵货物充满市场，却摇铃向众人喊道：‘我不卖，我不卖，绝没有这样的道理。’用这种情形来窥测大年的内心，说他故意矫饰、诬蔑他，统统都不是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不过，从前宋室兴盛时，布衣被召入史馆的只有六七人，都是两制、八座这样的高官推荐引见，他们所承担的任用实在不轻。大年虽然没有接受褒奖宠遇，但他所受到的恩泽广大深厚，超过往昔。大年将用什么来报效自己呢？况且他的年纪还不算大，沉重的疾病也可能有退去的时候，应当还会扶杖来到朝门。把自己所蕴藏的才学全部施展出来，使世俗受到震动，让先前怀疑、窥测他的人瞪大眼睛，不敢说一句话，那么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没有遗憾了。不然，长期前往山林而不思归来，每天以猿猴仙鹤为友，披着霞光云气，漱饮泉水山石，清高固然清高，但如果不出仕而违背义理，又怎么办呢？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译送戴原礼还浦阳序 医学这门道理，极其重要。因此《周官》中设有疾医，观察万民四时的疾病：春季的头痛，夏季的疮疥，秋季的疟疾，寒季、冬季的咳嗽。阴阳二气分别加以调治，根据病状考核其俸禄，职位实在不可轻视。后世官员逐渐失职，所以对于医术往往选择不精。如今有这样一个人，能够符合古代的医道，难道不就像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令人欣喜吗？像我们同县的戴原礼就是这样的人。原礼出身儒家，熟习诗礼教诲，恳切地有志于使万物得到恩泽，于是步行到乌伤，跟随朱彦脩先生学习。先生见他聪颖过人，便倾心传授。原礼从此见识日益广博，学习日益专一，出外诊治疾病，往往有许多奇效。我请求把这些事详细说一说。原礼的叔父仲章，六月患大热病，面色发红，口中说胡话，身上出现红斑。其他医生给他服大承气汤，热势反而更加猛烈。原礼诊脉后说：‘左右两手的脉都浮而虚、无力，不是真热。张子和说：“应当解表，不要攻里。”这个证候很像那样。治疗方法应当发汗。’于是用附子、干姜、人参、白术配药，煎成药液后冷服，出大汗而痊愈。槠槩方氏的儿媳，患疟疾后多汗，叫侍妾来替她换衣服却没有来，怒色显现在脸上，随即昏厥，像死了一样。给她灌服苏合香丸后苏醒。此后听见人的脚步稍微沉重，或听到鸡犬的声音，便像先前一样昏厥逆乱。原礼说：‘脉象非常虚，重按就散，这是汗出过多而亡阳，正合经书所说。’于是每天用黄芪、人参补益，她的惊惧逐渐减轻，到满十天便安定了。松江诸仲文，长夏时畏寒，身体常常裹着厚重的棉被，饮食必定要热得像火一样，食物刚咽下去如果稍微变温就呕吐。其他医生教他用胡椒煮母鸡的方法，每天吃鸡三次，病却更加危重。原礼说：‘脉数而大，并不衰弱，刘守真说：“火盛到了极点，反而像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胡椒会激发阴经之火，鸡又能助长痰，只会使他的病更加严重。’于是用大承气汤泻下，昼夜排便二十多次，所裹的厚被减去一半；又用黄连导痰汤，加服竹沥饮，终于痊愈。姑苏朱子明的妻子，患病时连续大声号叫几十声，暂时停止后又像先前一样，人们以为是厉鬼附身，没有人能够医治。原礼说：‘这是郁病，痰闭在上部，火郁在下部，所以长声号叫就能使气稍微舒展。《内经》说：“火郁就要发散。”说的就是这个。’于是用重剂催吐，她吐出像胶一样的痰，不计其数，才恢复原状。乐原忠的妻子也是苏州人，因为分娩后患惊病，身体轻飘飘地好像升浮到云上，抬眼一看，房屋就旋转起来，扶持身体也站立不稳。他用补虚、治惊的药给病人服用，都没有见效。原礼说：“左脉虽然浮大而涩滞，但神色不变，这是由于受惊所致。”这是心包络中积聚了污血，应当用攻下法。攻下后排出如漆一般的积血一斗，病就痊愈了。留守卫吏陆仲容的妻子患热病，胡乱看见神鬼，手脚颤动。别的医生用黄连清心汤，药不对证。原礼诊察后说：“形体消瘦，面色不润，这是虚热罢了。应当按照李杲以甘温药除大热的方法治疗，也就是《内经》所说的‘损者温之’。”服用人参、黄芪后便安好了。像这样的病例还有很多，我平日常听贤士大夫谈起，如今不能全部列举。唉，有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他合于古代医道吗？医学这门道理，本出自《素问》《内经》。这种学问在开元年间第一次败坏，在大观年间又一次败坏，习俗相沿，完全不知道探究其中精微的旨趣，只执守一个固定的方子，正像刻舟求剑一样。别人批评他，他却说：‘我使用这个方子已经足够了。’又厌恶谈论《内经》。宋代的钱仲阳，独自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其中的秘要，并加以发扬。金代的张、刘、李诸家又相继推演阐发，于是《内经》的学问大为显明。刘氏的学说，朱先生领会得最深。大江以南的医道，以《内经》为根本，实际上是从先生开始发扬的。原礼是他的高第弟子，用心笃实，所以探究医理特别精深；他的传授有要领，所以察看病证没有不准确的，也可以称为贤能了。近来京师的士大夫之家，没有不敬重喜爱他的。服用他的药剂的人，沉重的疾病一下子像洗涤过一样豁然痊愈。有人想推荐他做医官，他推辞不肯就任，于是有人作诗为他东归饯行，并请我写序。从前司马迁作《仓公传》，记载仓公应诏回答的问题，从齐国御史成到公乘项处，共二十三人，把他们治病的情状记载得很详细。我仿照这个意思，略微陈述原礼治病时奇异而准确的病例，连缀在篇首，并说明《周官》疾医按四时治疗病证的大概。世上通晓道理的君子，一定会有所取舍。原礼的从父能轩翁，是我的同志好友，希望他拿我的话去质问原礼。

译送许从善学道还闽南序 闽南人许从善自幼喜好长生之术，曾建造一座庵，来招待游方的真人，希望能够遇到一位而接受他的学说。后来听说龙虎山的止庵邓链师得到九还神丹的传授，远近的人都知道尊敬礼待他。当时邓链师在南京侍奉祠祀，从善不远行数千里，三次前往叩见。三年之间去了两次，链师把谷神不死的道理详细地启发他，并用秘藏之道告诫他，以黄宁相约。从善欣喜，好像得到合抱的大璧。他回去时，链师为他索求文章相赠，同虚傅外史、鬼谷方壶真人也都为他请求。不知从善凭什么得到这些方外高士的厚爱呢？可是我曾读刘向《列仙传》，见其中所记载的奇异名字、诡怪姓氏，以及惊动世俗、违背常情的事情非常详尽，却对链师所说的解化之术一个字也没有提。难道是因为珍藏阴阳的机密而不肯泄露吗？还是必须得到合适的人以后才传授呢？即便如此，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四家的著作，也往往提到这些道理，总的说来不超出‘致虚极，守静笃’两句话。大概虚，就能洞彻明净地涵容太一；静，就能凝定专一地聚合太和。虚若不达到极致，就不能收到纯玄之效；静若不笃实，就不能达到纯粹寂默之功。循序达到这种境界，与道也就不远了。从此以后，灵均发挥为‘一气孔神于中夜存之’的话，魏伯阳著成《参同契》，又把阳道秘密保存、阴道暗中泄露出来，大家都不敢违背这种说法。唉，这难道不是学仙者的准则吗？宋、金以来，谈论此道的人日益兴盛，南北分成两宗。南宗是天台张用成，他的学说先讲命而后讲性；北宗是咸阳王中孚，他的学说先讲性而后讲命。命是气的根本，性是理的根本，二者各有体、各有用，也各自修炼、各自验证。为什么要分成两个方面呢？只是入门的途径有时不同，所以学习它的人不能不有所差异。然而达到和守持的方法，也不过是守一与致和罢了。我想从善也一定会探究这个道理吧？一，是万物的对立面；万物纷繁不定，只有一能够贯通它们。和，是乖戾的反面；乖戾就参差不齐，只有和能够使它完整。长生久视的道理，难道不以此为根本吗？所谓安鼎，不是玄关一窍，而是安于这个‘一’。所谓采药，不是龙虎铅汞，而是采这个‘一’。所谓用火，不是进退抽添，而是运用这个‘一’。本来不能存心强求，也不能防止它自然消失而忘掉它。听说闽南有武夷山，高达万丈，迫近太清，凌驾飞霞，许多隐士都栖居遁藏在岩穴之间。从善试着拿我的话去质问他，一定会大为惊讶地说：‘这是儒者，什么人竟来议论九还神丹之道？为什么和我们这一派不同呢？’又应当辨明其中的异同，告诉从善。从善名回，号还朴，为人深沉笃实而接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极其爱重他。送吴仲实还金谿序 金谿人吴君仲实到成均探望他的兄长、国子助教伯宗。伯宗是我的朋友，便带他一同来拜见。仲实气度厚重而面色温和，同他交谈，条理井然，很有次序；为人恭谨慎重而且文雅，我本来已经知道他的才华了。后来他又把十多篇诗装在袖中拿出来给我看，我打开阅读，文辞繁富却不浮夸，道理深至却不鄙俗；驰骋收纵之间，姿态多样而有法度。拿文学问他，没有什么不能通晓；劝他出仕，他却说还不能。于是我更加相信他了。士人的毛病，常在内里空虚而外表自夸，学问还没有懂得道理，却羡慕爵禄的荣华；内在已经充实，却不能在外表上感动别人，这就像把锦绣披在粗麻上，久而久之便显露出来，无法遮掩。只修饰外表而不努力充实内在，就像土木的质地加上锦绣，开始看并非不悦目，凝神细看就显得可丑。古代君子因此勤勉修养自己应当修养的地方，不敢计较外在的名声。如今的士人却不是这样，还没有善行，唯恐别人不知道；还没有才能，唯恐世上不用他。没有得到时便沾沾自喜地自夸，得到以后又嫌官位卑微而想着尊贵。这就是荣辱升降反复不定的原因。仲实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却还认为不够；年纪到了可以出仕，却认为自己还不能。把他同那些人相比，又怎么样呢？仲实难道没有见过善于经商的人吗？众人争相买进时，他反而放弃；众人争相卖出时，他反而置之不理。他不买便罢，一旦买进，必定搜罗天下珍宝；不卖便罢，一旦卖出，必定获得巨万财富。怎么知道仲实的放弃不是为了取之，他的不出售不是为了厚利出售呢？仲实回去时，他兄长的同僚都作诗为他送行。我同伯宗友善，而且知道仲实的才干，所以写这篇序赠给他。

译送邓贯道还云阳序 《周官》的制度，是用乡里三种德行教育万民，再从中选拔推荐，所谓三种，就是六德、六行、六艺。六行之中，婣占其中一项。解释者说：‘婣，就是同外亲亲近。’人出生以后，在内有各族亲属，在外有各类亲戚，彼此欣然有恩爱而相亲，光明有文采而相接，大概都出于正当的人伦秩序，所以在选拔推荐的时候，特别要从这里考察他的品行。唉，时代久远，风俗纷乱，古代的道理已经很久不明了。如今我却在云阳邓贯道身上看到了它。贯道本是儒家人士，家境富裕而又喜好礼仪，御史大夫陈公的姐姐嫁给了他。在家居住时，陈公和贯道没有一天不亲近，有时讲论道德性命的奥妙，有时品评古今人物的盛衰；以至于在云亭月榭之间，畅饮作诗，抒发冲和之情，他们的快乐几乎像亲兄弟一样。到了元朝末年战乱兴起，各地都骚乱不安，贯道避居在山岩幽谷之间，深深隐伏而不出。陈公辗转奔走于江南，选择真正的君主作为归依，亲自投身风云际会之中，声誉日益增长，功业日益显著。贯道和陈公二十二年没有相见了。洪武七年冬天，贯道思念陈公十分迫切，经过湖湘，渡过大江，直达南京，想同陈公相会。陈公听说贯道到了，也高兴得不能自胜，出龙江关迎接他。两人一起叙说兵火中的离合，询问旧友的生死存亡，悲喜交集，举酒洒地，各自私下相互庆贺。从此共同交往将近一个月。贯道因为离家已久，飘然生出归乡的兴致，无法遏止。我于是对他说：‘自辛卯年以来，龙虎般的雄杰争斗，尘雾遮蔽天地；父子分处西东，亲戚姻亲分散南北，那种离别的思念，大概有许多是不忍说的。如今四海清明，车轨相同，文字统一，水陆行程数万里，翻山宿水，再没有一丝蜂蝎之类的忧患；远方有亲属的人，不去便罢，要去则算定日期就能到达。贯道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实在是因为皇帝的德泽广泛施行，像天覆盖万物，像地承载万物，浩荡得难以形容，这才能达到这样的局面。听说贯道博学多问，擅长辞章，为什么不稍稍抒发自己所积蓄的学问，以帮助政治教化呢？’贯道说：‘我老了，不能被任用。’即便如此，云阳有紫防山，七十一座山峰森然排列，像画一样，秀美的气势十分雄伟。自汉代以来，那里就是封侯之地；唐代虽然有肥遯的隐士，却没有大为显达的人，直到陈公才凭正大廉平的学问，出仕辅佐清明的时代，足以与山川的胜景相称。贯道回去时，应当把陈公的事迹逐一告诉那些居住岩穴、怀抱道术的人，并且告诉他们：圣明的天子在上，现在可以出仕了。我敬爱贯道，深厚地亲近亲属之义，所以举《周官》六行中的一项作序赠给他。诗从侍讲学士乐公以下，共十八人，分题作九首，古诗、今诗各作一首。送陈生子晟还连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来到大本堂，召见东宫赞读以及各王府伴读共二十五人，叫他们站在庭下，晓谕说：‘你们离开父母、远离祖坟，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冬气渐深，草木摇落，难道不会悲伤而生出思念故乡的感情吗？我已经替你们向皇上请求了，你们应当各自回去，回去后立即赶路，不要长久滞留。’又命令左右从内府拿出若干钱，作为路费，众人都拜伏在地后退下。当时闽地连江有个陈姓读书人，名子晟，凭《周易》在礼部试中取第三名，文章被送上礼部；不久台臣因为他的辞章古雅，选他进入楚王府任伴读，早晚陈述经义，楚王非常以宾礼相待。等到奉命还归闽地时，他到我这里说：‘我长久侍奉先生身边，如今将要走三千里路，希望先生赐我一句话，让我自我勉励。’我说：‘你跟从我所学的，是作文罢了。文章哪里容易说清呢？翻动秋涛的汹涌，挺立高山而不移动；充沛元气的淋漓奔放，也还不足以比喻它的变化。若能懂得变化，那么即使迁移坚固之物，蹴蹋蔡邕、驾凌韩愈，文章也会光耀万丈，谁能遮掩它呢？你的学问到此为止了吗？’陈生说：‘是。’ 我说：‘还没有。圣人留下的训诫，明亮得如同丹青；所谓承载大道的经典，正是万世的准绳。推究圣人的训诫来考察它的本源，阐释文章的意义来通达它的支流，使言语和道理相互涵容而不相违背，这样以后，才可以排斥毛亨、郑玄，轻视王肃、马融，并且没有什么不能通晓的。你的学问到此为止了吗？’陈生又说：‘是。’我说：‘还没有。上为天，下为地，其中是人，称为三才，功用是均等的；上天降给人的本性，应当每天守护而不使它丧失。气如果束缚了我，我就使它开阔通达；欲望如果伤害了我，我就断绝它、远离它。内外融会贯通，差不多就可以同天为伍了。同天为伍，就体现在实际运用上：困穷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这就是濂、洛之学的深邃精微，也是汲取沂水、泗水清凉之意，难道不是正确的吗？’陈生认为怎么样？陈生离开座位拜谢，请我把所说的话写下来，佩带在身上而去。我年老而且有病，四方求文的人每天都催逼我，曾发誓要烧掉笔砚来同他们断绝往来；怜惜陈生笃志求学，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送黄赞礼莅祀闽省诗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庚辰，皇帝驾临奉天殿，临视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铎上奏说：‘臣从前奉受明诏，天下各行中书省祭祀山川百神，有的或许还没有做到恭敬谨慎，应当命令朝廷官员前去监督。臣在浙江、湖北、齐、汴以及豫章，已经奉命办理过此事。至于晋、燕、陕、闽、蜀、广东、岭南，远的有七千里，近的也不少于三四千里，应当预先派遣使者，约定明年春二月会集办事。’臣冒死上奏，皇帝下令说：‘可以。’于是选拔奉常官属和仪曹主事共七人。当时赞礼郎、建安人黄渊静，也在其中。过了三天癸未，入宫辞行。皇上告诉他们说：‘敬重恭敬地对待明神，是古今不变的道理，何况临近祭祀的时候呢？祭祀在别人那里举行，也应当谨慎，何况职责在奉常呢？即使已经尽到职责，仍然很难；何况要监督别人，又要使他们庄严恭敬呢？这些都不可不察。你们接受命令以后，即使跋涉险阻，一言一动，也要想到神明赫然在上，仿佛站在面前、倚在手边，无处不在。不要让一丝一毫的邪僻行为有所侵入，这样或许不至于辜负我的命令。不然，人的责罚和鬼神的责问，都将无法逃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三千里〕 众人都叩头至地后退下。退下以后，皇帝又命仪曹给每人赏赐一套衣服。第二天甲申，便启程。前御史中丞刘伯温、参知政事陶中立、吏部尚书詹同文、现任礼部尚书牛士良，都认为黄渊静赶上昌盛的时代，能够奉使前去监督祠祀之事，可以说是荣宠了，于是各自作诗相赠。文学侍从之臣、藩府和成均的贤者，以及方外岩穴中的人士，也都用歌诗来为他的行程增色。渊静请我为这些诗作序，说明作者的意思。皇上居于中央谋划治理，面对昊天，谨慎祭祀上下神祇，专心斋戒沐浴，凝神于恍惚之间，好像将要亲见神明。群臣中助祭的人，下至地位卑贱的胞翟，也都诚信而恭敬，使盛大的福庆接连降临。甘露从夜空降下，三秀草呈现祥瑞，彩霞结成凤凰，白乌飞翔，和气充满，化为丰年。这大概是精明之德施布四海而成为准则，所以没有谁不迅速奔走，捧着豆笾来进献美德的芳香。然而皇帝仍然担心藩镇屏障之臣没有完全体察内廷的旨意，于是派使者四处前往监督。与古代相比，帝舜遍望山川、周王使群神都按次序受祭而没有遗漏，也不过如此。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如今渊静前往，应当使自己的意志和思虑纯洁，敬承皇上的训诫。坛场庙宇有残缺倒塌的，要修缮；祭服祭器有破旧污损的，要更换；祭牲有不肥壮的，要追究处罚。祭祀前一晚，端正笏板，垂下绅带，端正站在坛的左右，把圣天子的成命再三告诫，使各部门和执事人员敬畏奉行，仿佛天威近在咫尺；上下进退、俯伏行礼，都肃穆无声。祭牲和俎豆散发芳香，庭中火炬光辉明亮，神灵浩荡地显现而来，福禄的赐予，渊静也应当分享。渊静出发吧！不过，神与人是相互依凭的。南闽经历兵火之后，百姓受创残破，是否还有失去居所的人呢？要叹息着说：‘把他们救起来！’那些兴利除弊的政令，是否还没有完全实行呢？渊静应当了解，回去后告诉皇上。这在人神之道上，就是所谓两方面都尽到了。渊静出发吧！送赵侍制致仕还乡诗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皇上驾临奉天门。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陈公因为国子博士赵先生本初年过七十，跪着上奏说：‘博士臣俶在成均以《诗经》施教四年，他的弟子成为地方重臣以及持节任职各部官员的，往往有之，这不能说没有功劳。只是他的筋力渐渐衰退，精神也不再充足，希望放他回山中，度完余生。’皇帝下令说：‘可以。’并且加授他的官职为翰林侍制，命令铨曹发给诰命。过了三天戊戌，赵俶穿着朝服到宫门谢恩。皇上下诏让他上前，问道：‘卿是哪个郡的人？’回答：‘会稽。’皇上又问：‘从前任兵部侍郎、出任莱州知州的那个人，是你的儿子吗？’回答：‘是。’皇上说：‘卿确实老了，回家养老为宜。’赵俶于是叩头而退。过了七天甲辰，皇帝下诏从内藏库拿出二十五缗钱赏赐先生。将要出发时，两位大夫各自作诗相赠。京师人士又以越地古迹分题作诗，接着唱和。司业乐君子善把手书交给濂，请我为此作序。从前唐代国子司业杨巨源因为能作诗而教导后进，一天以年满七十为由向丞相说明请求归乡，丞相爱惜他，奏请任命他为本都少尹，又作歌诗为他送行。京师中擅长作诗的人联缀诗篇唱和，当时以此为荣。这件事似乎同今天相类似，然而圣明天子尊养老人、养育贤才的心意，有唐代不能相比的地方。七十岁允许辞官归养，相同了；天子召见，亲自用尊贵的声音慰劳询问，却是唐代没有的；提升官职，使他成为乡人的荣耀，相同了；从内藏拿出钱来赏赐，却是唐代没有的。这大概是皇上励精图治，即使天下广阔、四海人众，也希望所有老人都能安定，使他们登上仁慈长寿的境域，不只是宠爱那些辞官之臣罢了。这就是超过前代而无须同任何人谦让的原因。先生回去以后，应当看见乡里的子弟，向他们宣扬皇上的德行，使他们学习孝悌忠信的行为，出仕后为时代所用，这也是报国的一种方式。若只是像贺季真那样在鉴湖一隅盘旋游赏，求得自身安逸，这个打算是实现了，难道是士君子所期望的吗？我也老了，皇帝下诏允许我来年回乡归田，于是趁先生出发之际叙述这件事，不只是赠给先生，也暗自想用它来勉励自己。

译送胡十判官西还诗序 牵动感情、缀连思绪，没有比离别更难的；感触外物而形成声调，没有比歌咏更恰当的。因此汉代士人有《河梁》之赋，唐代人有《芳园》之集。大概是要叙述礼仪、彰明功劳，宣扬美善、垂示功烈，使它可以比拟《周诗》中的燕飨诗，符合《商雅》的乐律。安定人胡十判官，是辨章公的姻弟。才华秀拔如挺立的柏树，质地茂美如玉石初含的光华；蕴含天地人的灵秀，涵泳于六艺的府库。他发而为文辞，构思想要仿效枚乘、邹阳；谈到谋略，又想攀比管仲、乐毅。近来他系着副车的绶带，众人都认为他是右轓之中的优秀人选。安西幕府人才众多，凤凰阁的舍人也有高格调。他忽然抛下华美官簪，不久便同我们在杜若之地结盟。来到建业游历，光彩映照于士大夫之间；晴天招来钟阜的云，清晨舀取秦淮的水。气势冲和，诚信融洽，清雅的声誉流传而日益增长。等到他向西归去，没有人不向东翘首相望。于是剪取鲛人的春绡，采摘鸾女的秋绮；五色争相灿烂，八音和谐悦耳。既符合比兴的法则，也不逊于韶、濩的乐曲。清爽的气息漂浮在前导的旗帜上，夜光般的光彩错落于行囊。承蒙他不嫌弃我才疏，得以题写这篇雅制，于是敲击瓦缶作歌，来相和《骊驹》之诗。诗说：白雁在遥远的水洲上鸣叫，红叶在山边的篱笆旁凋零。繁密的霜气多么凝结，萧瑟的清晨孕育着枯冷的寒意。内心激荡才形成曲折的情思，离别遥远实在格外艰难。江边宴席上有笙和匏笛，细簧扇动着防翰。想要奏起《阳阿曲》，芳香的情怀寄托在幽深而疏淡之中。情意绵长而江流急促，人的行踪遥远而山势漫长。用什么寄托我的思念呢？袖中有翠色的兰玕。刻成两株松柏，拿它系在你的佩带上。送和赞善北归养母诗序 太原人和君希文，是吕忠肃公的高第弟子。在前朝时，他在成均读书，通晓《诗经》的传和疏。多次考试都取得八分，正要获得俸禄。忽然遭逢父亲丧事，便离去到太行山中奉养母亲，饮水著书，以此为乐。朝廷以翰林待制征召他，他不肯出仕。后来中原动荡，大臣名将争相征辟他为属官，他也不肯出仕。接连遇到兵荒，暴军掳掠百姓充作粮食，所到之处几乎被掠尽。只有希文所守的堡障得以完整保全。希文兄弟的孤女共有十六人，在艰难险阻之中，希文又能够保全她们、携带扶持她们，最终将她们嫁入士族。因此旧日认识希文的人，都称赞他是卓越的品行。进入我国朝以后，大将军徐魏公听到他的名声，推荐并起用他。希文立即收拾行装上路，在朝廷听政之处拜见皇上，皇上同他谈话十分高兴，提升他为刑部郎中。不久又升为太子赞善大夫，每天在东宫侍奉太子读书。间或曾陈述自己的心情说：‘小臣有母亲，年纪已经八十四岁，没有其他兄弟可以奉养她。臣的年纪也将近六十岁，虽然有儿子，却只有四岁。乌鸟反哺的私情，难道能够自行停止吗？’说完潸然流泪。太子把他的话报告给皇上，皇上悲悯同情，当天就遣送他回北方。君子做学问，辛勤劳苦于简编，耗尽精神，终年勤勉不懈，尚且认为不够，难道只是把学问当作哗众取宠的工具吗？不过是说学习如何尽忠、如何尽孝罢了。然而忠孝的道理并无二致，能够忠于君主，必定能够孝敬父母。希文是国子监中杰出的人才，虽然出仕做官，却对母亲的思念真切而专一，一刻也没有忘记，所以终于实现了回去奉养母亲的愿望。希文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样吗？大概是因为生逢有道的朝代，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所以希文早朝请求，晚上便得到命令准备上路。希文回去时，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在亲母身边嬉戏起舞，登堂祝寿，应当说：‘这不是儿子自己的能力，是天子的恩德。’那些年高长寿的朋友、簪缨世族的同伴，听到希文回来，一定会携酒送食，周详地慰问劳苦，也应当说：‘这是天子的恩德，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州里同游的贤士、曾经接受希文经学教育的人，一定会前后排列拜见，询问朝廷遣他回来的缘故，也应当说：‘这不是我的能力，是天子的恩德。’希文果真能做到这些，就确实懂得把美德归于上天子、报答皇恩的道理，也就无愧于学习《诗经》的人了。即便如此，希文本来就是品行卓异的人，他能够用智慧保全全家，用仁爱救活乡里，用义来裁度出仕和退处，这本来就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然而希文不能因此自满，更应当增加自己的学问。将来他拄着藜杖再次回来，推行内圣外王之道，辅佐我国，使国家达到唐虞三代的盛况；等到功业刻在鼎彝之上，姓名载入史册，才算没有辜负忠肃公的教诲，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私行而匆忙停止不前。传中说：‘寻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的家庭去。’ 我大概正是这样期望希文。送叶别乘之官通州诗序 括苍人叶君景龙，刚刚接受通州别乘的任命，将要赴任。前御史尚书刘伯温，率领朝廷官署中的簪缨贤士以及山林中的文采之士，以杜甫‘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为韵，作诗为他饯行，请我写序。我认为景龙生于名宦之家，自幼熟习诗书礼乐的美善，这一点谁不知道，不必等我来说。他约束自己廉洁耿介，用心仁慈宽恕，每有惠及事物的功劳，也不必等我来说。至于他在朝廷内外的履历，经历深切，对世态民情没有不能周详了解的地方，也不必等我来说。若一定要说，还有一点：圣明天子在上，之所以早起晚睡、辛勤劳作，不敢自求闲逸，难道不是为了这些百姓吗？一州的百姓想借此获得安定，难道不是要托付给景龙吗？景龙努力勉励自己就可以了。我同景龙的兄长景渊使君交游，虽然姓氏不同，感情却像兄弟一样。因此为这件事作序，又总用前面的韵作诗十解，连缀在篇首。诗说：光明的大明照耀重霄，青芝吐出芬芳；万物呈现祥瑞，世人正应当建立奇功。【第一解】而且兄长是我所敬重的人，华发斑白映见须髯；谢绝山中的云气，匆忙赞助王业。【第二解】何况你的才思多如锦绣，照耀青春；作文追随司马相如，吟诗学习李频。【第三解】白鹤栖息的水汀接连着清和的暖意，蕙草帘幕害怕新来的寒气；举杯连月畅饮，倚剑带花观看。【第四解】自从离开山岩门户，十年从事官政；在灯下竹简素册之间，没有一样不是可以借鉴的龟镜。【第五解】穿朱衣佩银鱼，光彩照耀一城；只是自顾家中贫困悬磬，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你远行。【第六解】幸好有绿绮琴，把它珍爱得如同珩璜；愿你每天弹奏它，不要让它藏在琴匣之中。【第七解】弹奏一曲，使浇薄的风俗变得淳厚；再弹一曲，使百姓生活富足；众生处在藿蘼之中，将要看见挺拔的松树独自生长。【第八解】栩栩然的贤者也有同伴，像你这样的人世间能有几个？不见庭前的竹子，迎着风自然彼此依傍吗？【第九解】官道上年年有人离别，与你离别更增离愁；相思究竟寄托在哪里？邻家的笛声从江楼上传来。【第十解】

译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上天眷顾有德之人，平定四方，以使百姓安宁。于是我朝皇帝在淮右兴起，仗剑渡江，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第一次进军便平定江南，第二次进军便安定汴京、洛阳，第三次进军便使齐、鲁、晋、秦安宁，第四次进军便使幽燕、辽朔全部纳入版图。天命所归，大统于是端正；德威所到之处，如雷震动、如风传播，浩浩荡荡，遍及无边。此时安南国王陈日煃受到皇恩感动，派使者来称臣。皇帝嘉许他归向仰慕的诚意，下诏命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赐给他印绶，仍旧封他为王。使者带着诏书出发，还没有到达安南，国王便去世了。他的世子日防继承遗志、承接事业，谨慎遵守礼仪，派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到朝廷报丧，请求继承王位。皇帝率群臣穿着素服接见舜卿，在西苑的幄殿中召见他，慰问了很久，皇帝内心悲伤哀悼。退朝后叹息说：‘日煃首先归附，朕以为西南百姓将有所依靠，哪里知道贤王竟然离世，这是朕的急切忧虑。’于是亲自挥笔写了一篇祭文，文辞意旨都很凄恻，读的人无不感动。当日便命翰林编修王濂、吏部主事林唐臣奉命前往，并且下诏让世子治理他的国家，把前一位使者所带的王印取来授给他。皇帝的恩德实在深厚。唉，皇帝君临万国，如同天日照耀，光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而国王父子能够守住臣子的节操，如同江水流动，水势没有不向东的。上面凭德行教化下面，下面凭诚心侍奉上面，君臣之间的相遇和契合，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一时。然而汉代设置九郡，交阯居其中之一；唐代把岭南分为二道，设置节度使，建立五管，安南也隶属于其中。地方虽然偏僻处在南方炎热之地，受到中华声教的涵养已经很久，本来就能够尊敬侍奉大国，坚定守护臣子的职责，光明地受到皇帝的眷顾，能够保全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同我国长久相处。把这些事传播到当今，流传到后世，写入信史；那美好的名声、显著的功绩，光耀铿锵，应当不是其他国家的君主所能相比的，难道不是盛大吗？从前的时候，君子有出行服役的，必定作诗来体恤他的劳苦。如今舜卿跋涉万里而来，中朝士大夫都想到他的贤能和劳苦。他回去时，大家作歌咏来叙述这件事。宣扬皇上的德行并把它传播到四方，是史臣的职责。濂虽然不敏捷，还是依据作诗者的心意写下这篇序。送陶九成辞官归华亭序 君子一定要出仕吗？回答说：不一定。可以出仕，也可以不出仕。又问：出仕还是不出仕，也取决于是否遇到机会吗？回答说：不。应当出仕却不出仕，不可以；不应当出仕却强行出仕，也不可以。只看合不合乎义。又问：义所在的地方怎么办？回答说：义，就是适宜；适逢可以出仕的时候，才叫作适宜。想要恰好合于时宜，如果不是守道的君子，大概也会艰难困苦吧！唉，这样的人，我已经不能见到了；能够见到稍次一等的，也就可以了。天台人陶宗仪，字九成，是有学问的人，寄居在华亭泗泾，饮水著书，多达一百多卷。洪武年间朝廷设置六科来求取贤才，郡守于是推荐九成，将要授予他官职。九成慨然说：‘不出仕，古人说是不合乎义。如今正是创业草创之初，战争还没有停止，法制还没有确定，民气还没有恢复，我不能不出仕。不出仕，靠什么来解除百姓倒悬之苦呢？如今上天清明、大地安宁，天下成为一家，议论治道、治理国家，都有应龙、稷、契那样的人；奔走办事、赴功任职，多是龚遂、黄霸、姚崇、宋璟一类的人。四方人士乐于观看治化的成功，带着粮食奔驰而来，动辄有一千多人。国家已经没有我的事情了，我可以不出仕了。’ 离去而成为巢父、许由、严子陵那样的人，击壤而歌，把这看作太平时代的幸运，百姓不也可以吗？他把自己的意思告诉铨曹，铨曹同意了；列入丞相府，丞相也嘉许他。于是九成飘然向东归去。士大夫之家都感叹说：‘九成的出仕和退处，难道合乎义吗？’有人说：‘不是这个意思。’九成有弟弟宗传，最近升任代县令；有弟弟宗儒，精于选拔，被任为选曹郎官。九成认为一家不能同时都出仕，恐怕会妨碍进贤之路，所以极力辞让。这还不只是前面所说的原因。有人说：‘这就是不了解九成。九成兄弟的才能，不能说不美；他们的学问，也不能说不充实。九成的志向，难道不想像河东三薛、清江三孔、虎林三沈、番阳三洪那样，在当时传播英名，在后世树立芳烈吗？他之所以果断辞去荣宠，也只是估量当时可以不出仕，难道是为了避嫌吗？’即便如此，九成回去以后，在泗泾之上结庐居住，每天坐在讲席上，横陈经书讲习。跟从他的子弟，都知道怎样行孝悌忠信；出仕侍奉君主，也都知道如何尽到自身职责的道理。九成对于国家有功，同那些出仕者相比，那些只留心簿书期限、会议手续，却不知道教化的人，又怎么样呢？如果说他是在出仕，也可以。或者我听说国家考察古制、尊崇文教，大力兴盛文治，严格选拔禁林中的清要之职，增加成均弟子的名额；像九成这样贤能的人，究竟应当舍弃，还是应当选取呢？九成，出发吧！席子还没有坐暖，烟囱还来不及熏黑。我知道征召贤士的鹤书就要到陇地了。九成一定不能果真不出仕了。九成，出发吧！

译送国子正苏君还金华山中序 同郡的苏君平仲，在成均教育皇族子弟五年。近臣有人把他的才干推荐给皇上，当天便召见他，亲自提升他担任国史编摩之职。平仲到丞相府辞谢说：‘禁林地位清贵，天天侍奉在天子左右，充任顾问。我从小就患有眼疾，虽然粗略通晓文史，实在不足以胜任，怎敢接受？’丞相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皇上也没有强迫他。后来铨曹将要另行奏请授官，平仲想到离开双亲已经很久，望见天边飞云，慷慨感触于心，又跑去告诉丞相，丞相答应了他。临行已有日期，同平仲交游的人更加惋惜他的离去，都作诗歌表达情意，并把诗篇交给我作序。平仲是我一向敬重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若论他的家世，三苏的名声天下皆知，他们高尚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至今同岷山、峨眉山争雄；遗留下来的著作流传四海，如日星赫然、风雷喷薄，如璇玉缀联、瑶球悬挂，如韶乐和钧乐鸣奏、律吕和谐，足以作百世师表，人们没有不同意见，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若论他的学术，他咀嚼乡学的美善，追溯源流到伊洛，遵循轨迹到关中、闽中；义理精微，分析得像蚕丝一样细密，训释考证的是非分明得如同黑白；既已心中凝定而身体践履，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若论他的辞章，体裁严整缜密，姿态纵横奔放，如同春日阳光覆盖万物：有的像根，有的像芽，有的像花草，有的像枝条，有的小，有的大，有的圆，有的偏，各自顺着事物的性质而舒展开来，没有相同的。他同那些胶滞地拘守一种体式、墨守常规而不知变化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因此大夫、士、卿、公中想要写文章的，必定说：‘我去请教苏君。’隐逸和方外之人想求文章的，也必定说：‘我去请教苏君。’平仲的美好声名蓬勃兴起，光彩灿烂而不可遏止，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若一定要说，还有一点：古代国家有国史，下至里巷之间，也有里史，都依据职守而不遗漏，记载善恶来显示劝善惩恶。国史的制度，见于《尚书》，完备于《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几乎像山岳有固定的形状，不可更改。太史公另创立新的意思，轻率地改变编年旧制，创作十二本纪来排列帝王，十表来贯通岁月，八书来叙述政事，三十世家来记录公侯，七十列传来记载士人和庶民。历代史官都遵循这种体例，于是《春秋》的义理和类别隐微不明了。荀悦、萧颖士颇为讥刺它，却没有能够大力匡正建立新的制度。到了司马温国公光，才开始取法于《春秋》，采集国家盛衰、百姓安危休戚之事，上起周威烈王，下止于五代，写成一家之言，题名为《资治通鉴》。刘恕直说，这不是司马迁所能相比的，大概公论就是如此。五代以后由宋承继，宋以后又由元承继。宋代有李焘，虽然曾经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考辨编年异同，但都并存不删，大概是不敢自任作者，只是广泛记录、详细叙述，等待后人删削。元史幸而新近修成，即使遗漏了十四朝的一些事迹，也颇为灿然可观。有能够搜集编纂史料，接续司马光著作的人，大概不会不在今日吧？平仲的学术如此渊博，而文章又如此优美。他东归以后，在早晚侍奉父母之余，召集各位英俊之士，翻阅新旧所藏资料，亲自执笔删定，写成百代不可磨灭的典籍，这个人大概不会不在平仲吧？平仲的家族中，少公认为司马迁的著作浅近、不学、疏略而轻信，上观《诗》《书》，下考《春秋》以及秦汉杂记，写成《古史》一书，至今仍流传。平仲凭借家世的美德，充分发挥公正的鉴别裁断能力，使人称道说：“苏氏一门，世世都能继承并发扬先人的美德。”这件事大概不会不在我平仲身上吧？我却不敏，以荒唐的学问夹杂平庸的见识，曾想有所著述，却把时间白白消磨掉，始终不能完成。今年我年事已高，双鬓斑白，身体不强健，精神也渐渐衰退了。只是拿着小小的笔，写些无用的空文，来应付四方的请求，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平仲身上，究竟还能寄托在谁身上呢？平仲将要出行时，率领六馆的士人，在龙江岸边为他饯行。我们眺望晴云中孤独飞去的鸟，观看白日迅速流逝，举起大酒杯，劝平仲说：“岁月不会等待我们，临别的话不值得拿来烦扰平仲。我所深切期望的，是不朽的盛大事业，是可以鉴戒世人的大法。平仲幸请听我说，愿举起这杯酒为你祝寿。”平仲说：“怎敢不听从您的话？”说完一饮而尽。于是拱手作别。

译送翁好古教授广州序 郡府设置教授一职，从宋代中期才开始，但并不轻易授予人。严格制定考试办法，即在舍人院接受试题，呈上五道经义题，文章达到等第的，才报告给中书省大臣，予以任用。又担心无人统领监督，于是另设官员提纲挈领，主管举荐和黜退，考察官员的懒惰与勤勉，唯恐有所遗漏。至于乡里有出来担任句读教师的人，也一定要由所属机构呈报，陈述经义，文章不违背义理的，才允许依此任职，制度已经十分详备严密了。有人还以为它没有仿照三代以大小学施教，只拘泥于训诂文辞之间。唉，这可以说是很难办了。近代以来，人们急于处理文书和期限事务，把教化百姓看作缓慢而次要的事，主管学校考核的人只按年月次序升迁；豪强和海商行贿求荐，往往来依附讲席。即使有一两个君子得以混杂其中，也是孤独的香草夹在众多臭草之间；一开口，一举足，便总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只以饮食享受为务。那些被称为子游一类的卑贱儒生，朝夕与他们相处。因此，稍微能够砥砺廉耻节操的人不愿进入学校，而品行学问卓著、声名远播的人，未必都出自学生之中。说到这里，难道不令人长叹吗？如今我大明皇帝完全遵循三代的制度治理天下，初入小学，学习礼、乐、射、数；到了升入大学时，则明白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并且为他们选择老师，尤其慎重。府中设置一名教授，必须在铨曹考试经义，文章符合标准以后，才报告宰相，由其署名发文，暂任教职；三年有成，才正式任命。它比宋代的制度更加严密。四方受到风气感召，无不磨炼自己，希望显露所学。当时，越地有翁君好古，过去以精通经学而考中进士，又擅长古文辞。有关部门把他推荐给朝廷，将要任用他为州县官。好古因眼疾辞谢，众人爱惜他的才华，不忍让他离去，于是考试任命为教官，任广州教授。临行时，陶参政中立、朱太史伯贤已经分别写序赠送给他。好古又来请求我作序。我听老师说：“牧伯凭政事治理地方，校官凭教育辅助治理，他们的职责大概同样重要。一个布衣儒生，能够遇上昌盛的时代，与牧伯分庭抗礼，得以施行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确实不是小事啊！”好古此行，应当体察皇上效法古代、兴办学校的意旨，彻底革除近代因循苟简的弊病。乡里的句读教师，必须每月召集，向他们传授人伦纲常的大义，使他们逐渐受到熏陶、诱导和扶助，希望他们互相率领，共同走向增进道德的道路。当时虽然没有设置提举官，但府尹的统辖和部使者的考核，实际上使法令更加严厉。难道不会有人把好古治理学校的优良声誉报告给皇上吗？好古，努力吧！不要只拘泥于繁琐的训诂，难道是为了这个吗？不要只沉溺于华美的辞章，难道是为了这个吗？好古，努力吧！送会稽景德辉教授乡郡序 成周时代，从国都一直到家、党、术，没有不设置学校的。学校一定设置老师，老师一定任官到年老退休，且由道德彰明、品德充实的人担任。用本国的贤人回来教本国的人，不仅像父兄面对子弟一样，而且他们的名声和实际平素就已得到信任，不会彼此轻视而默默无闻；感情和文礼平素就已熟悉，不会涣散而毫无依附。因此他们的话容易被接受，教化容易施行，秩序井然而彼此亲近，和乐融融而彼此相爱，恩义两全，熏陶成大和谐，德行成就、才能通达，有些地方是后世无法赶上的。会稽是古代诸侯之国，如今是浙河东的大郡。郡学缺少教官，教授乡中子弟，大家都说：‘言语笃实、行为醇厚，只有景先生是这样。’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成之人又说：‘咀嚼经书精华，早晚学习而不自满，著述成书，只有景公是这样。’不久郡中僚属听到了，府公也听到了，便共同商议说：‘府学没有老师，是二千石的责任。景君的贤能如果确如子弟和老成之人的话，那么以乡人所尊敬的人来做乡中弟子的老师，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上报选曹呢？’选曹答应了请求，以《春秋》经义一篇考试景君，报告给丞相府，批复下达，准许依照所请。景君将要向东回乡主持教务，词林中善于编纂的才俊、成均中资历深厚的学者、藩府宾僚中的贤士，都写文章或诗歌来为他增光，并把开头的一篇交给我作序。唉，师道不曾确立已经很久了，我很想探求其中的原因。后世拘泥于选官资格，大多任用异地人为老师，他们的实际情况不容易使人信服，感情也不容易熟悉，往往像秦地和越地的人互相对视一样；他们日日夜夜盼望替代者到来，一有机会便急忙离去。如今景君独能造成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呢？只能说圣明天子在上，废寝忘食、勤于政务，以成周为法，于是才能实现他的志愿，仅此而已。景君此行，应当想到南渡群贤的子孙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其中有的以德行、文辞著称，有的以道学、政事闻名；他们与当世相距并不遥远，文献仍有足以考证的。景君如果能在这里尽心尽力，那么移风易俗的成效将会灿然可观。如果说‘我年老了，只求安享俸禄，奉养自己于故乡’，那岂止不是乡中父兄子弟所希望的，即使我也将责怪景君。我知道景君决不会这样。因此，故人宋无逸、许时用二位君子，也都是乡里的先生，听说景君在乡里讲道，他们将会有所辅佐帮助吧？景君名升，字德辉。

译送许存礼赴北平教授任序 大儒的后裔，传授经学十分困难；如果不能藏精蓄力、由内及外地继承，怎么能探究精深而达到长远呢？想要继承家学，哪能不是俊杰贤才？景伯通晓五经，仲师明白三统，都被称为善于继承先业，因而获得显著的美名。像婺郡许文懿公，是武夷一带世代相传的儒者，恰好成为防内之人，讲解蚕丝、马鬣等名物，剖析义理的精微；又如粉墨铅黄，阐发笺注文章的关键。经书完备，传注得到辅助，著述充满家庭。他安于箪食瓢饮，终身退隐自守。他能够生养这样优秀的儿子，使其确实践行先人的事业，务求纯厚自持，收敛才华而不炫耀。在丹溪倡导道学，士绅弟子纷纷聚集；在京城传播声誉，推荐文书接连不断。天池最终如鲲鹏般远飞，钟阜终于辞别猿鹤。于是名列宰府，在铨曹考试才艺，掌管藩国的五教，使诸生列于东序。朝廷士大夫欣喜，侯服之人推重。斜川没有愧对小坡，西平都称赞他有这样的儿子。何况北平是前代都城，曾经是人才聚集之地；教化一振兴，便会处处响起雅正的韶濩之音；文艺园地深加培育，不久就能看见菁莪兴盛。像我濂这样不敏，比量德行便自惭形秽；秋日般的白发插满发簪，感慨年华容易衰老；春花般的文思已只能入梦，觉察文采已经不如从前。虽然粗略承受鼎钟般的荣耀，怎敢忘记对桑梓的敬意？偶然在异乡相遇，慰藉了往日的胸怀和约期。持酒临风，情怀高雅而开朗；点灯谈论道理，玄妙的义理明白通达。哪里顾得上墨突尚未熏黑，江上的船帆便催促着出发。虽然没有华美的文思，还是勉强缀成这些粗劣的言辞。承接前代的芬芳文声，冠居群英的雅制。诗这样写道：茂盛的柳树啊，生长在河边水涯；折下一枝送给你，也借此抒发我的情怀。我的情怀是什么？是乡里的文献人物；遥远的话语和文脉，绵延不断如同一根丝线。你出生在这里，实在继承了前人的美德；文采彬彬，仪态郁郁。兰花生在远方的树林中，香气浓郁芬芳，哪里期待有人知道？人们自然会有所听闻。我传授经书，其中的谋略非常美善，用来引导、扶助，启发你的内心。遥远的北方藩地，在燕地的故墟；当地风俗强悍，就用书诗使它柔和。不见白云吗？它在山间洁白明亮；升起而化为甘泽，于是草木繁茂。教化之雨的施行，功效也应当如此。如果只专心隐居山林，谁来使人才成长为杞梓呢？学问贵在对人有用，实际意义很多。目送远行的船帆，那离别之情又能怎样排遣？那离别之情又能怎样排遣？献上这杯春酒，留待后夜相思。明月照在柳树上。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送东阳马生序 我小时候就爱好学习。家里贫穷，无法得到书来阅读，每次向藏书人家借书，亲手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归还。天气非常寒冷，砚台里的水结成坚冰，手指不能弯曲伸展，却不因此懈怠。抄写完毕，赶快送还，不敢稍微超过约定期限。因此人们多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也因此能够遍览各种书籍。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圣贤之道，又担心没有硕学名人与自己交往，曾经赶到百里以外，跟从乡里的前辈，拿着经书向他请教。那位前辈道德高、声望重，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却从未稍稍放缓言辞和脸色。我站在他身边侍奉，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俯身侧耳恭敬请教。有时遇到他的斥责，脸色更加恭敬，礼数更加周到，不敢说一句话来辩解；等到他高兴了，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最终还是获得了不少教益。当我从师学习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中。隆冬烈风，大雪深达几尺，脚上的皮肤冻裂了也不知道。到了旅舍，四肢僵硬不能活动，仆人拿热水浇洗，拿被子盖住，过了很久才暖和起来。住在旅店主人那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美的食物可以享用。同屋的学生都穿着绫罗绸缎，戴着红色帽带、饰有宝石的帽子，腰间佩着白玉环，左边佩刀，右边挂着香囊，光彩照人，仿佛神人。我却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破衣服处在他们中间，一点也没有羡慕他们华丽衣着的意思，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情，便不知道口腹和身体的供养不如别人。我的勤苦艰难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我虽然年老，还没有什么成就，却幸运地列身君子之中，承受天子的恩宠光耀，跟随在公卿之后，每天侍坐而准备接受顾问，四海之人也错误地称颂我的姓名，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如今各位学生在太学学习，县官每天供给廪禄，父母每年送来冬衣夏葛，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患；坐在高大的屋宇下诵读诗书，没有奔走劳顿之苦；有司业、博士做老师，没有提出问题却得不到告知、没有请求却不能得到解答的。凡是应该有的书，全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像我当年那样亲手抄录、向别人借来才能看到。若学业不精、品德没有成就，不是天资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专一，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东阳马生君在太学已经两年，同辈人非常称赞他的贤能。他作为入京的同乡学生来拜见我，写了一篇长信作为见面礼，文辞非常流畅；我同他谈论辩析，言语温和，脸色平易。他自己说年轻时在学习上用心非常辛劳，这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了。他将要回去拜见父母，所以我特意把求学的艰难告诉他。说我是在勉励乡里人学习，这是我的本意。诋毁我是在夸耀自己际遇显达、向乡里人炫耀的人，哪里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呢？

译送王文冏序 皇上已经建立太学来培养才俊之士，六七年间，奇异而有用的人才接连兴起，错杂出现，分布在内外各处，任职理政都很有可称道之处。不久又考虑到文学之臣还不多见，于是诏令丞相、御史大夫选拔弟子员中资质优良而能写文章的人，共得到三十五人，命博士亲自给他们讲说，每天考核他们的学业，每年考察他们的功效。丞相奉诏向诸生说明皇上的意思，说古代有文学才华的人，如游、夏以来，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都杰出地立身于世，后世跟随并以他们为师，至今不衰。诸生与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可以不努力！”诸生都辞谢退下，没有不想奋发自强来符合皇上心意的。皇上仍担心对待他们或许还不够周到，洪武十二年春天，又诏令大臣说：“朕很想使诸生尊贵显达，只是担心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心意。诸生入学已经很久了，应当让他们回去省视父母，赏赐他们父母两人绢帛各四端；有妻子儿女的，带他们一同来；每月给他们粮食和钱，务必要使他们欢心，不要吝惜有关部门的费用。”于是会稽王生文冏奉命将要回去，来拜访我请求说：“皇上对诸生的恩德已经极其深厚，我不知道用什么报答，希望您能有所教诲。” 自古以来，国家兴盛，功业盛大充满天下，强盛的气势压倒日月，天地因此广大充实，山岳因此震动摇撼，必定有奇才之士出世来宣扬它，这样上下才各得其序，神人与万物和谐而得到生育；否则就会产生灾害。皇上拥有天下至今十二年，典章制度和文物礼制没有逊色于古代，正想得到奇才来宣扬盛美，传播到无穷之后，而诸生恰好遇上这个时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这道诏令一颁布，凡是有声音、有口舌的人都应当奋发跳跃，施展才艺，何况诸生亲自承受皇上的宠爱并亲眼看见时代的盛况，怎么可以不想着报答呢？士人有文才，忧虑的是遇不到太平之世；遇到太平之世，又忧虑没有职位，不能为人所知。诸生凭美好的才华遇上盛世，显达的职位一定可以取得；如果真能把自己看作游、夏那样的人，达到皇上所期望的程度，难道不是真有志向的人吗？”文冏回去后，拜见我的朋友梁先生。梁先生过去是太学的老师，文冏还要向他请教。送陈庭学序 西南的山水，只有川蜀最为奇异。但那里距离中原万里，陆路有剑阁、栈道的险阻，水路有瞿唐、滟滪的危险。骑马行走在竹林之间，山高的地方，连续十多天看不见山顶；登临高处俯视，绝壁深谷高达万仞，幽深得看不出究竟有多深，肝胆都为之战栗。走水路时，江中的石头坚硬而尖利，恶浪翻涌，漩涡诡异，船只一旦失去方寸的控制，便会立刻撞碎，沉入水底，成为鱼鳖的食物。艰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不是有权势和财力做官的人不能游览；不是有才华有文采的人，即使游览也没有所得；不是身体强壮的人，大多会老死在那里，爱好奇景的人为此遗憾。天台陈君庭学能够作诗，由中书左司掾多次跟随大将北征，立有功劳，升任四川都指挥司照磨。他从水路到成都。成都，是川蜀的要地，是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居住过的地方，也是英雄俊杰战斗、攻守、驻扎的遗迹所在，诗人文士游览眺望、饮酒射猎、赋诗歌咏的地方；庭学没有不亲自游历观看的。观看以后一定写成诗，来记述那里景物和时代的变化，于是他的诗更加精工。过了三年，他按照惯例自行免职回乡，在京师拜访我。他的气概更加充沛，言辞更加壮盛，志趣更加高远，大概是从山水中得到的助益非常多。我非常惭愧。年轻时我曾经有志于游历天下，只是因为学业没有完成而没有空闲。等到年壮可以出游时，四方战乱兴起，已经无处落脚。到了如今圣明的君主兴起、天下安定，直到海边都合为一家，而我的年龄已经超过老年了。想要像庭学那样游历，难道还能够做到吗？但我听说古代的贤士，如颜回、原宪，都坐守简陋的屋舍，蓬蒿长到淹没门户，而志意常常充实，好像把天地都包藏在胸中；这是什么缘故呢？莫非有些东西来自山水之外吗？庭学，你回去以后不妨试着探求它。如果有所心得，就把它告诉我；那样我将不只是惭愧一次了。送会稽金生序 我居住在京师十多年，四方来跟随我交游的贤士很多。晚年得到某生这样的才俊，我已经非常喜爱他；凡是见到他的乡里人以及与他交游的人，也没有不喜爱的。今年某生带他的朋友太学郭生濬来见我。郭生与某生同乡，拿出几十篇文章，读起来驰骋自如，令人欣喜；和他谈论义理，文采丰盛，我又喜爱他。不久郭生又带他的同舍会稽金文举来拜访我，并且称赞文举交友有义，见到有才的人便侍奉他，唯恐做得不够；他又善于作诗，太学中谈论诗歌的人一定称赞他。我又因为喜爱郭生而喜爱文举。天下不肖的人常常很多，而有才的人常常很少。不肖之人像野蒿山草，不用培植便自行生长；有才之人像灵芝瑞木，全天下也难得见到一两个。灵芝瑞木如此难得，见到它却如果不喜爱，除非是没有眼睛的人，必定就是没有见识的人。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自古国家盛盛之时，才士分布在朝廷，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尚且还喜爱他们，何况如今经历丧乱之后，斯文正道如一根头发般将断未断，在这个时代出生的才俊就更难得了。难道可以不更加爱惜吗？我奇怪世上的士人见识不宏大，见到有才的人，地位尊贵便嫉妒他遮蔽自己的名声，年纪年轻便厌恶他分去自己的声誉，彼此排斥、争斗、攻讦，损害最公正的道理。我更加知道某生和郭生互相推荐朋友，认为朋友值得爱惜；也欣喜文举爱惜人才的心意值得取法。等到文举将要回去省视父母，某生为他请求一篇赠言，我于是把爱惜人才的道理告诉他，使见到文举的人如同看见灵芝瑞木一样；但愿他们不要重蹈我所责怪的那种做法。

译送李生序 善于观察璞玉的人，不看它的形状，而看它的色泽；善于观察人的人，不看他的才能，而看他的气质。外形可以伪装，色泽却不能伪装；才能可以勉强造作，气质却不能勉强造作。抚摸它的外表，光泽明亮而温润，坚实而润泽；即使别人忽略它，我也一定认为它是美玉。叩察他的气质，坦荡正直，浩然端正；即使他还没有在世上施展，我也一定认为他是美才。古代培育人才，不要求他才多，而只在于培养他的气质；用道德培育，使它纯正；用仁义行为磨炼，使它高尚；用礼节节制，使它不乱；用音乐熏陶，使它成就教化。等到气质充实而才能通达，任凭怎样使用都无所不能；把天下的大事交给他，他不感到劳苦；让他优游于朝廷之上，他也不改变；让他穷居荒僻的角落和简陋的巷子，他也不忧愁。他内心有所承受，所以能够如此；因此，只有内有所承受的人，才能有所作为。譬如大海一样，百川灌注其中，千年积聚其中，它接受而不推辞，然后才能培育万物、承载船只而不感到困难。污浊的小水坑，放上一片叶子就会满溢；用杯子浮在上面，杯子也会沉没。所以君子看重修养气质。临海李生宗鲁在太学，坦荡自信，不追逐时俗同辈，进退俯仰之间，口袋里没有一文钱，却始终没有忧愁的脸色，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气质足以依恃才这样吗？那些见到宝货就高兴的人，最终会死在宝货上；把贫困困窘当作忧患的人，最终也会困于贫困。所以只有安于贫贱，才能摆脱贫贱；轻视富贵，才能真正享有富贵。能够安于贫贱而轻视富贵，如果不是善于培养气质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李生的气质很美，若能用道义来培养它，我没有见过他最终会长期处于贫贱之中。今年李生回去拜见父母，他的朋友某生告诉我，说李生将以布衣身份回去，没有什么可以慰藉父母，请我用言语来为他增光。我的话不足以使李生荣耀；但若有人因我的话而寻求李生，那么就会知道李生所得的东西远远超过常人。《文宪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九 明宋濂撰 序【共三十一章】《送部使者张君之官山西宪府序》。天地间的正气聚集回旋，历经百般挫折也不回头，运行于太虚之中。万物承受它，便成为獬豸、屈轶；人承受它，便成为刚烈之士。刚烈之士，权势尊贵不能凌驾于他，威力不能改变他；他参与气化，关系到治理的根本。他的重要性对于万物来说，又何止大百千倍呢？唉！正邪不能两立，正气伸张，邪气和灾异便会廓清了。我朝最初在江左建立国家，便听从秦、元的请求，设置按察司，分设官职，弹劾百官，这就是伸张正气。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宪制更加严明，选官更加精细。有山西宪佥张君孟兼，尤其被称为称职。孟兼性情刚直明朗，不善于逢迎依附；别人有不正当的地方，他一定当面指出，即使对方惭愧沮丧、羞惭退缩，也无暇顾及，但并没有其他伤害。每当好友聚集，酒喝到兴浓耳热之时，拍掌谈笑，他胸中森然有棱角，必定全部吐露出来才停止。他的气势滚滚不衰，名声传到朝廷，朝廷选他教导贵胄子弟，后来升任南宫奉常。奉常掌管礼仪、郊祀之事，没有办法抒发他耿直的本性。到如今他出任使者，手持使节，了解孟兼的人都欢呼说：‘孟兼出行了！百姓的安乐和疾苦，没有不能说的。我将看见他的车驾傍晚到达，而封奏章早晨便上呈。’ 贪污受贿、舞弊违法的官吏，我将看见他们望风畏惧，解下印绶而逃避离去。百姓的冤屈不能伸张，乖戾之气郁结，我将看见它涣然如冰消释。孟兼出行了！”虽然如此，凶猛的鹰扬扬自得，不如威凤从容；狻猊强悍威猛，不如祥麟安详。刑法威严赫赫，不如德化雍容和谐。人如果不致力于道德也就罢了，假如有道德，又怎会不能改变那些奸邪小人的行为呢？奸邪小人改变行为，正气便恢复，正道便施行。孟兼难道不应当在这件事上留意吗？我的乡里前辈，自宋代以来，穿绣衣、持斧钺，声威赫赫而为当时所称道的，共有六七人。继承他们美好的事业和久远的轨迹，我私下希望孟兼能够做到。孟兼出行了。孟兼精通古文辞，前御史中丞刘公尤其深深称道他。在名理之学方面，他与李证应奉往复讨论性理的书信，传到九重天子的听闻，受到召见，在左掖门回答皇帝的问题，士林都把这看作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