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宪集卷十二

译《天保》诗说：‘上天保佑安定你，也非常牢固，使你福厚，什么福分不会降临？’臣谨敢诵读这首诗来回答皇上的赏赐。又追述自己遭逢盛恩的经过，写在赐书后面，给子孙看，使他们世世代代不要忘记皇上的恩德。” 恭敬地题写在御笔后 洪武元年夏四月，皇上巡幸北京。五月四日，取道下邳，驻跸在东门外，设坛备办太牢和醴酒，祭祀山川百神。祭祀完毕，便登上御舟，召来守土之臣四明李侯相亲近召见，拿出御笔写的一道诏令，并且告诉他说：“山东原有的官员，听任他们根据情况安置居处，以等待选用。”李相叩头拜受诏令，接着又上奏说：“其中有愿意前往南京以及返回故乡的人，应当怎样对待他们呢？”皇上说：“你考核统计他们的人数，去南京的，每天给米二升；回故乡的，都给一斛。”李相退下后奉诏执行。唉！若不是圣德如天，对众人一视同仁，哪里会有闲暇想到这些事呢？过了三个月，燕都终于平定，安抚怀柔、使人归附的功效，大概达到了不用催促却能迅速见效、不必亲自行动却能使事情实现的程度。李相既然极为看重这次奇遇，便装裱成轴，拿来给我濂看。我当时正在国史馆待罪任职，已经恭敬地把它完备记录下来，收藏在金匮中，又在这里记下这件事。恭敬题写《御训谈士奇命名字义》之后 本朝的制度，设置十多名中书舍人，在宫禁之中开设署所，专门掌管缮写诏书和敕令。写完后，送到吏部主事处，再遍赴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亲自签署姓名，然后颁行。湘阴人谈士奇，当时任本部主司勋科的主事。洪武十年春三月四日，他到中书舍人处办事，忽然遇到皇上乘坐步辇来到，问道：“你是谁？”士奇跪下回答：“臣是吏部主事。”皇上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士奇。”皇上问：“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回答：“臣听老师说，俊美出众就叫作奇。”皇上问：“你入仕，是儒者，还是吏员？”回答：“是学习刀笔之事的吏员。”当时考功监令郭传在旁边，奏道：“士奇虽然是吏员，却很诚实谨慎，能够自我持守。”皇上于是命奉御取笔进上，亲自写道：“吏员之所以称奇，在于办事公正，依法恰当，像法律一样治理天下，别人所做不到的，才称为奇。”共二十二字。士奇叩头拜谢两次，舞蹈退下。士奇默默记住这些话，回去后记录在简册上，又用金字写成一卷，私下认为自己不过是卑微如虮虱的臣子，姓名却上达天听；何况圣人的谋谟浩大，告诫训勉又深切周到，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了。于是他来请我记述这件事，以表明这份恩宠的由来。我濂听说，背弃私心叫作公正，符合事理叫作法；施行法令而合乎事理，就不会在是非上发生谬误；处理事情没有私心，就会真正合于公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即使按照法律治理天下，也会有人有所不及，这才可以称为奇异的大丈夫。圣人的话真是高明啊，为什么内外都兼顾、始末都如此详明呢！士奇应当日夜恭敬地奉行这些教诲，以“奇”自我要求，专心纯正，竭尽心力报效国家，或许才不会有负于这份宠爱恩典。士奇，应当勉励自己啊！士奇通晓法律，历任长沙、衡阳二府的史吏，升任湖广按察司书吏，又被擢升为虎贲左卫知事，因而转任现在的官职。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任某官、金华宋濂恭敬题写。恭敬题写《御书赐蕲春侯》一卷之后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三日，皇上巡幸大本堂。大本堂是太子讲习道理的地方，各位亲王也在左右学习。当时，勋臣旧臣的子弟也听命手持经书入内侍奉。皇上到达后，召来开平忠武王的儿子郑国公常茂、蕲国武义公的儿子蕲春侯康铎，让他们排列在台阶下，再三慰问勉励。又命奉御准备觚和笔墨，亲自写了两帖，一帖赐给常茂，一帖赐给康铎。每帖都是八个字。赐给康铎的写道：“谨慎承继祖业，爱惜你勤勉立功。”康铎叩头拜谢接受。皇上于是命良工用黄绫和玉轴装裱成卷，珍重收藏，给子孙看。康铎曾向我濂学习经书，便来请我记下此事。我恭敬地看到，国家对待勋臣旧臣，名义上虽是君臣，感情却超过父子；上下相互信任，契合得没有一点隔阂。蕲国公在天下群雄争战之初，建立了许多奇功，不幸早逝，不能见到如今天下统一的盛况。皇上内心怜悯哀悼，早晚都不曾忘记他。既命近臣料理他的家事，又命他的儿子到宫禁中学习，并且用承继祖业来勉励他。这份恩典和待遇实在十分优厚。祖业并不容易承继，必须是勤勉立功的人才能够做到。圣人的训谕正合于《尚书》所说“事业广大，唯有勤勉”的意思。康铎应当牢牢记住这些话，恭敬地奉行而不要失去，或许上可以不辜负君主和老师的教诲，下可以保全先人的功业。康铎，应当勉励自己啊！康铎，应当勉励自己啊！帖旁写着“康二子”，是为了同常茂的那一帖区别开来。所谓二子，就是康铎和他的兄长康鉴。康鉴如今任广西防卫指挥使司事。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金华臣宋濂恭敬记。恭敬题写《御制赐给事中林廷纲等敕符》之后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皇上在奉天门临朝，权给事中林廷纲等六人请求回乡省亲，皇上欣然准许。第二天，他们入朝辞行，皇上亲自制写敕符告诫他们，并且命人各自抄写副本带回去。林廷纲等人都叩头拜受后退下。后来，林廷纲把敕符庄重地装裱成卷，拿给我濂看，请我在后面题记。我听说古代圣明君主对待重臣，在授予官职的时候，一定要用言语告诫他们，例如尧任命九官、周康王诰命君陈，都是这样。如今林廷纲不过是初次任职的小臣，却得到这样的赐予，实在是古代少有的事。小臣接受这种赐予，过去或许也有；然而从前训诫任命的话，大多出自代替君主发言的官员，像林廷纲这样由皇上亲自制写的，却没有先例。亲自制写的，或许有；但寻求其中像告诫儿子一样谆谆教诲、寄予深厚期望的，像林廷纲所接受的这样，却没有先例。唉，皇上对待林廷纲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林廷纲应当怎样报答呢？林廷纲，你离开这里后可要好好思考啊！从前你住在乡里，与普通百姓同列；如今一旦达到这样的地位，究竟是谁赐给你的呢？怎么可以不尽心尽力呢？皇上对林廷纲的期望，是把忠诚放在首位；而忠诚并不是只完成一项职务、奉行一道命令就能够尽到的。能够以公义为先而忘却私利，遵循道义而忘却自身，这才可以。如果只仗恃皇上的宠爱荣耀，来向乡里夸耀，那只是普通人的见识，对于林廷纲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本月二十五日，前任某官臣濂拜手恭敬题写。御赐《资治通鉴》后题

译元顺帝即位第九年，天下安宁，文治广泛施行，于是开设宣文阁，设置经筵，下诏让翰林诸臣轮流进讲，又取出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分赐给近臣。集贤大学士、浦阳人吴直方公，当时任大长秋官，恰好有幸参与这一宠荣。吴公后来以年老为由归隐江南，感慨地想到皇上的恩典不可忘记，便命郡中学生宋濂详细记录此事，给子孙看。我听说，先代典籍在遭到秦朝焚毁以后，到汉孝文帝时才逐渐被采用。从那以后，遵行儒术，我私下以为简册流传已久，公卿大夫一定都学习过它们。可是等到读《东平思王传》，王以皇上的叔父身份来请求太史公的书，大将军凤向皇上禀报而不准许，这才知道天下的书还有很多收藏在秘府中。即使是王室的近亲，也有不能轻易见到的书。王室近亲尚且如此，其他关系疏远的臣子就更可想而知了。唉，太史公的书，其褒善贬恶的义理多取法于《春秋》，汉朝却吝惜不肯给他看，这难道不是汉朝的德政不够宏大吗？如今朝廷革新政治，尊崇古道和文治，公卿大夫谁不知道读太史公的书？皇上认为历代史书中，对资助治理之道最完备的，没有超过《通鉴》这一部书的，于是又取出来赐给近臣。上天的光辉降临人间，恩德覆盖万物；声教所到之处，不分朔方和南方。唉，盛大啊！我濂才智不敏，曾偶然拜访吴公，在存心堂得以看到这部书：用黄绫作书衣，整齐严肃而光彩焕然。因此我拜手叩首，在书后作此题记，不只是为了彰显吴公遭逢的盛大，也使后世珍重收藏、格外谨慎；至于圣代文治的隆盛，更有不是汉代所能相比的地方。他日太史氏也一定会有所采录。至正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同里学生宋濂谨记。题《魏受禅表》之后 右边这一卷是《魏受禅表》。刘禹锡认为这是王朗撰文、梁鹄书写、钟繇镌刻文字，世人称为“三绝”。笔法刚劲挺拔，仿佛铸铁制成，大概得到了蔡中郎遗留下来的意趣。到了唐人摹仿它，就流于柔媚了。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郯县人。史书称他的文章博大而丰赡，观看这块碑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题梁元帝《职贡图》梁元帝《职贡图》一卷，画有且末、中天竺、师子、北天竺、渴槃陀、武兴、番、高昌以及建平蜑、临江蛮，共九国。前面画各国使者的形状，后面列出他们的风俗、贡物和年代，各国都是如此。绢素剥蚀，几乎不能触碰，确实古老了，但仍有可以辨认的地方。根据记载，梁元帝就是萧绎，字世诚，是梁武帝的第七子。《梁书》称，他任荆州刺史时，画了《番客入朝图》；《名画记》便根据这个说法，也说他画了《职贡图》并作序，记载外国进贡的事情。又据裴孝源《公私画录》所载，梁元帝有画六卷，都有题款和印记，却没有《职贡图》。又说《职贡图》有三卷，是江僧宝所画，属于隋朝的官本，上面有陈、梁年号。后来的评论者说，裴孝源是贞观年间的人，官至中书舍人，距离萧绎的时代还不远，他的话应当可以作为证据。洛阳任子羔完全采用裴孝源的说法，却驳斥史书的荒谬，写了几百多字；这样看来，这幅图已经无法确定究竟是谁所作了。何况萧绎以湘东王身份镇守江陵时，与岳阳王詧互相攻战，从来没有安宁的日子；詧于是投降北魏，北魏派柱国于谨攻取江陵，萧绎焚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叹息说：“文武之道，今夜全完了。” 萧绎不久就遇害了。我私下推算那时的情形，萧绎哪里有闲暇把心情寄托在绘画上呢？即使确实有这幅画，也应当同十四万卷图书一起化为灰烬，怎么能流传到今天呢？这是我濂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又据李龙眠的手帖说，梁代《职贡图》以俘虏开头、以蜑人结尾，共有三十多个国家；而所谓三十多个国家，又都与史书不合。自从晋朝渡江以后，南北分裂而各自统治，北方的俘虏怎么能够越过大海前来进贡呢？爱好古物的人又说，这幅图只有傅正字钦父收藏的那一卷是真的，开头为河南，结尾为狼牙修，共二十二国。这些国家同李龙眠所说的又有相同和不同之处，而且似乎怀疑李龙眠所说的“以虏为首”，把“虏”改成了“鲁”。鲁是伯禽的后裔、东方表率的大国，在四夷之中，哪里会有所谓的“鲁”呢？如今拿这一卷同傅本相比，又完全不同；同样都称为《职贡图》，却又参差到这种程度，这也是我濂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又据此卷题为“梁元帝画”，每一段所写的风俗、贡物等事，却说是“陶学士书”，难道萧绎当时特意把空白留下，等待陶学士来书写吗？这一点姑且放置不论。陶谷在其后面题写，开头写“广顺三年云云”，中间文字多已糜烂，无法连缀；读到后面又写道：“云夏五月二十九日，汴上雨中书，北海陶谷时具位珥貂三载。” 陶的姓名是谷，字秀实，是邠州新平郡人。邠就是豳，古代属于雍州地域，汉代属于安定郡、北地郡。汉末设置新平郡，如今把北地改作北海，也应当有他的说法吧？陶谷以校书郎起家，在后周任翰林学士，进入宋朝后历任礼部、刑部、户部三部尚书，升任承旨，六十八岁去世，追赠右仆射。陶谷曾经自己说，头骨应当佩戴貂尾，因此被别人嘲笑，后来后悔不再说这话。何况他在翰林任职时，起初并没有佩戴貂尾，怎么肯亲自写下来来欺骗别人呢？陶谷博学而记忆力强，凭文章书翰在当时享有盛名。如今所写的字，形体拘窘，完全没有俊逸的气势，很像书写经书。他亲手书写时，把“佛”写作“仏”，把“壻”写作“聓”，大概是还不能突然改变旧习，这也是我濂所不能理解的地方。然而这幅画的意趣浑厚质朴，没有世俗纤巧鄙陋的姿态，固然不能说是梁代真迹，但也一定是宋代名家所作。世上那些粗劣画工涂青抹红来欺骗人，看见它一定会贴着墙躲开。我同王君子克在青溪边一同观看，偶然因为口舌生疮在家休假，便提笔题写，不知不觉写得多了些。题《唐太宗哀册文》之后 天台詹国器君爱好古物如同爱好财利，最近在汴梁市中买到褚登善所撰写的《唐太宗哀册文》一卷。这卷过去曾收藏在相台岳珂倦翁家，卷后有北燕乔篑成的题记，认定它是唐人书写的。詹君已经在卷后题识，又请我濂说几句话。我听说，唐代的旧例中，哀册是国家的大典，不是担任记载文辞、身居执掌政务之职的人，不敢撰写。褚登善自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己亥任中书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身体不适；四月己亥，太宗巡幸翠微宫；五月己巳，驾崩于含风殿；庚午，奉载大行皇帝的御用马车回到京师。当时褚登善执掌中书政务，整理、光大皇帝功业已经九个月，哀册必定交给他撰写，大概没有疑问。这一卷应当是奉命起草的第二稿，所以在“二十三年”下面缺少“岁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面没有写“治”字；家传中“缙云”下面没有“高祖配天一人有庆”八字；“遡悲风于长”下面缺少“术”字，但都只是文字残缺而已。拿它同《大诏令》《萝图》《琬琰集》《文粹》《文苑》等书相互考证，各书的改动又各有异同，几乎无法全部列举。我私下考察正史、杂史，都说太宗在八月庚寅日下葬，同《大诏令》等书一样；庚寅是八月十八日。如今此卷独说庚子，是这个月的二十八日，不知道为什么相差十天，难道是史书错了吗？还是稿本中的字写错了呢？不书嗣皇帝的名字，是怕有所亵渎，按道理本来如此。既然太宗去世已经写明是二十六日己巳，年月干支又有什么值得避讳的，为什么要空着呢？尤其还有无法理解的地方。此事距今相隔七百多年，不能凭空推测，不能贸然下结论。若从字迹来看，应当是褚登善所书。褚登善早年师法虞世南，晚年进入王羲之的门径，所以唐代擅长楷书的人只有二十八位，而褚登善位居其中第三、第四等。此卷笔意温润，像虞世南；结体则多取法王羲之。世人只看见褚登善所写的字有时类似薛稷，便产生怀疑，却不知道古代贤哲有兼擅众长的才能，写字并不拘泥于一种体式。张旭擅长草书，但他的小楷极其端庄谨严、合乎法度，传承他书法的，只有颜真卿得到其真传。观看褚登善的字，也应当用这个道理来考察。乔篑成虽然号称善于鉴定古物，但他的话似乎不足以作为证据。国器，希望你永远珍藏它。《孔氏谱系》后题

译神明的后裔，没有比阙里孔氏更兴盛的了；他们的文献足以作为凭证，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我私下查看孔氏的两家谱牒，发现彼此各有得失，姑且举出一两点来辨析。一谱说：顺，又名谦，生鲋；鲋生腾树；鲋生随；腾树字子襄，生忠；忠生武、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福；福生房；房的堂弟某人生尚；安国生卬；卬生驩；驩生立；立的堂弟吉生何；齐树一作祔，生聚；聚一作彦，生臧；臧生琳；琳生黄茂；茂生宣。另一谱说：谦生鲋；滕树、祔；鲋生育；滕生彦贞；彦生为成；贞又名忠，生武；武生安国、延年；延年生霸；霸以下大体没有差异；安国生黄、卬、茂；黄的曾孙尚生畴；畴生贤；卬生驩、吉；驩、吉生立、何、齐；立生元；元生子建；茂生宣；树传三代到琳，此后不记；祔生最；最生让；让生员。按照前一谱说法，那么安国和武是兄弟，黄、茂都是琳的儿子，驩和吉是两个人，尚是霸的曾孙，树就是祔，聚又名彦，实际上是树的儿子。按照后一谱说法，那么延年和安国是兄弟，黄、茂都是安国的儿子，驩、吉只有一个人，尚是黄的曾孙，祔并不是树，彦实际上是滕的儿子。我濂私下考察，后一谱说武生延年、安国，是依据《史记》；前一谱说忠生武、安国，是依据《孔子家语》和《前汉书》，本来各自都有根据。只是司马迁与安国同时代，而班固出于司马迁之后，《孔子家语》也是汉代儒生所记录的，似乎应当以《史记》为准。《孔丛子》说：“子国生子卬，子卬生仲驩；子国是安国的字。”太史公说：“安国生卬，卬生驩。”都没有说驩、吉是两个人；不只这一点如此。《汉成帝纪》说：绥和元年二月，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晋爵为公。《恩泽侯表》说：绥和元年二月，孔何齐因为是殷之后、孔子后代孔世吉的嫡子，被封为绍嘉侯。有人或许怀疑父子不应同时受封，但吉确实是一个人，这已经很明白了。汉代刘琳的府君碑，由钜鹿太守孔尚撰写；孔尚自己说，他是曲阜伯的后裔，从伯鱼到武共十代，没有人被封为曲阜侯，只有安国受封；孔尚是黄的曾孙，也没有疑问。鲋虽然与祔同音，但蔡文侯、昭侯相隔五代却都取中古时代的名字；当时人质朴，未必会像这样拘泥于字形，因为两个字音同就怀疑没有这个人，这也太过分了。孔氏第五十五代孙克仁，因为谱图还不完备，有志于编修这件事，间或请我濂撰写序言放在篇首。我遗憾自己读书不广，加上年老懒惰、多病，旧日所学已经荒废遗忘，无法保证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因而略略叙述所听闻的内容，缀写在卷末。孔氏子孙中以学问品行闻名的人，历代都有；克仁也凭文章使自己显名，希望能够为他指出并纠正其中的缺失和错误。我已经替孔君题写了《阙里孔氏谱系》一书，又对他说：“孔氏传到第四十二代光嗣时，遭遇孔末之乱。孔末本来是洒扫户，孔景的后代想冒充并袭承封爵，于是把孔氏族人全部杀害。当时光嗣任泗水令，他的妻子张夫人生下仁玉，才九个月，夫人便秘密把他养大。仁玉长大后，再次袭承封爵，死后追赠兵部尚书。兵部尚书生四个儿子，分别叫宜、宪、冕、朂。如今南北各地的后裔，如曲阜的崇圣村、苗孔二村所居的族人，以及若古一支，又有端友、端朝迁居衢州，端植迁居鄂地，琯迁居抚州，瓒迁居吴兴的各支，都是他的子孙，本来不能不谨慎地传述他们的世系；至于正支以外的两支，尤其应当明确辨别。”我颇听前辈说，元贞二年二月，官府所制定的户籍中，阙里正支共有一十二户，分为五位；所谓五位，就是太子中舍、国子博士、中散大夫、侍郎、袭封。至于外院孔氏，是阙里孔氏的子孙、负责洒扫的户，每年缴纳祭祀钱，共有三十一户，分为五院；所谓五院，就是宅上、洙泗、三传、文登、宁陵。孔宜把这件事叙述下来，希望将来有所考察，不至于发生泾渭混淆的问题。孔君说：“这是克仁的志愿，请您替我续写此书的文字；既然未能得到您的命令，我又在题记左边附写这些话，作为后来编修者的一点帮助。” 题写孔氏收藏的先世诰命之后 宋代制度，差遣官员就发布敕令，授予官职就发给诰命。诰命有奖励勉励的话，敕令却只书写所授予的职务而已。不过诰命使用绫，所盖印章，文臣用吏部印，武臣用兵部印，王公和命妇用司封印，加勋用司勋印；到元丰官制施行后，四选都使用吏部印，而兵部只把它施用于藩官。若是差遣敕令，就写在白纸上，用中书门下印盖印。如今观看金部郎中孔毅父所接受的诰命，还可以考见当时的制度。然而经历了许多年，兵火反复变迁，子孙还能保存它而不使其失传，这不也是君子的恩泽吗？金部郎中孔氏的第九代孙善夫把它装裱成卷，请我濂题写。我想陈述的内容，云林先生危素公已经详细写过了。我姑且略略记下他的说法，并在左边附上姓名。题周益公收藏的欧阳公遗墨之后 欧阳公的《谱图序》作于至和二年乙未；过了一百三十一年，平园周益公得到欧阳公亲自写的检稿一段，以及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书东阁时所作的八句诗，把它们连成一卷。诗的背面有中书省的记录，裕陵还是光国公时亲自书写的两行，也没有丢弃，而附在后面一同保存。周益公又分别在卷左题记，并盖中书省印，共有三处；卷首还盖有“益国”的印章，他慎重珍藏的意思达到极点。平园和欧阳公都是庐陵人，所以他平生敬仰羡慕的人，对欧阳公尤其深切；他希望在文学、政事方面都能与欧阳公相提并论，并不只是珍爱他的书法而已。后来奉常根据他的品行确定谥号，特意给他与欧阳公相同的“文忠”谥号，可以说实现了他的志愿。然而平园题写此卷时，是淳熙十二年乙巳，正掌管枢密院政务；到十四年丁未二月，才升任右丞相。他借用中书省印，应当是在这段时间。宋代虽然允许用官印为私人收藏作标记，但如果不是亲自任职于该官署，也不敢冒用官印。若论他的封爵，则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最初封为济国公；十六年己酉正月升任左丞相，再封许国公；三月拜为少保，又改封益国公。

译他被封为益国公是在题写此卷五年以后，因此卷首的印章一定是后来追补盖上的。如今这首诗和《谱图序》都见于《居士集》第十三卷和第六十二卷，文字完全相同，只有诗中把“空”改作“徒”，略有不同。裕陵当光国公时，名叫仲鍼；等到赐名为顼，又加授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并封为王。这件事正发生在欧阳公在东阁作诗的那一年。九月辛亥，平园的题记确实同史书记载相合。有人没有察觉这一点，写文章时说是十月，错误很多。金华宋濂拜手恭敬记。题朱文公亲书《虞帝庙乐歌辞》之后。朱徽公任浙东提举时，曾巡行辖区到三衢；大虞吕氏恰好任衢州府法曹，于是朱公前往拜见。朱公为他书写《虞帝庙送迎神乐歌辞》作为赠礼。大概是因为朱公弹劾台守唐说斋，上疏总共六次。唐说斋当时正被授予江西提刑按察使，朝廷舆论于是夺去他的职务而交给朱公。朱公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当天便解下印绶离职。这篇辞的书写，正是在他到衢州听到任命消息的时候，难道是尧舜时代君臣共同治理天下的志愿没有实现，因而有所遐想吗？也有人说另有别的缘故，也未必知道。这幅字帖出自立斋王刚仲的收藏。立斋起初跟随刘防堂交游，后来在北山何氏门下完成学业。考察他的学术渊源很正，确实有所传承，所以他珍爱此帖尤其深厚。题黄文献公书写的先父行实之后。右边是黄文献公请求柳文肃公撰写墓志铭的行状。黄文献公以学问文章闻名天下；这篇文字虽然是在仓促间写成的，但考证精细详实，叙述次序不乱。事情真实，文辞实在；言语谦逊，礼数恭敬，都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并不只是书法字迹优美而已。我曾经在两位公的门下执弟子礼学习，而如今两位公去世已经很久了。回想今昔，抚摸着这卷文字，不禁感慨万分。题王鲁公授少保致仕诰 右边是一道宋代王鲁公特授少保、准许致仕的诰命，是绍熙元年五月十二日颁发的。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鲁公由枢密使拜为宰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衢州知州。后来便奉祠闲居。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接受禅让即位。八月，鲁公因母亲去世而忧病，于是去世。所以诰命仍称淳熙十六年，到十二月才下诏改第二年为绍熙元年，这一年是庚戌年。这道诰命的颁发，若说合于鲁公尚未去世以前，那么它却是在鲁公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时发出的，这是为什么呢？宋朝自宣和以来，从来没有人在去世后还请求致仕的。南渡以后，礼制文书衰败，即使宰相和辅臣在任上去世，他的家中已经发出哀告、穿上降服并接受赙赠，正要上奏辞职的文书，朝廷仍旧替他向朝廷发布命令，仿佛他还活着一样；这最不合于政理。后来吏部郎官曾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最终也没能实行，只得作罢。这道诰命恐怕免不了沿袭当时的旧例，没有加以改正。否则，诰命中所谓“还能够保全德行操守，并且更加提高谦冲的品德，以长久保持福寿吉祥”等话，都是生前之事，为什么要在死后追补书写呢？它是后来补授的制诰敕命，应当没有疑问。只是鲁公忠于君主、孝敬父母，大节尤其伟大，所以他辅佐孝宗，独自长达八年之久。同时执掌宰相权柄的人，只有梁文靖公前后七年可以同他相比，其他人都比不上。若说他不是深得孝宗信任，怎么可能呢？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鲁公的五世孙药雅，是一位端方君子，拿着卷轴急切地请求题字。我刚从痁病中恢复，精神昏沉，只得姑且把缺漏之处写下来。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日，前翰林学士、同郡后学宋某谨记。题张尚书《具庆堂》卷 世人只知道父母在世叫作“具庆”；至于子女能够在当时显扬声名，使父母获得显贵荣耀，即使父母已经去世，而仍有使他们不被埋没的东西存在，谁不为此庆幸呢？这也可以称为“具庆”。君子懂得这个道理，世人却未必知道。锡山张君惟中凭借博大的学问和雄健的文章，做到大宗伯，海外蛮夷没有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弟弟所安，又能谨慎守护先人的事业，敬重兄长如同敬重父兄。他在京师做官，多次来探望兄长，过了很久才离开，仍然依依不舍，不忍分别。士大夫都指着他们说：“这就是兄弟，真可以说没有让父母死去。”所以进入他们的庭院、登上他们的厅堂的人，都觉得前后充满荣光和祥和之气，仿佛两位老人，眉发斑白如鹤，坐在席上谈笑。这没有别的原因：名声不灭，人的生命就仿佛没有消亡。作为他们的姻亲和同僚朋友，没有不由衷庆幸的，哪里只是他们家中的子孙呢？否则，即使父母在世，姓名也没有传出乡里，只是同普通百姓一样每日聚散，即使说没有死去，和死去又相差多少呢？即使每天用三牲奉养父母，这种庆幸也太狭隘了。惟中兄弟过去把“具庆”作为堂名，近年来父母去世，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得两手合抱那么粗，他们仍然每天早晚思念父母如同父母在世、像具庆堂名存在时一样，常对人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去世。” 唉，这可以说是能够尽孝了。我同惟中的交情最为亲密，不只是异姓兄弟而已，所以探求他的志意，写下这篇文字，附在送给所安的序文之后。

译题周文矩所画《狄梁公谏武后图》右边是《狄文惠公进谏天后图》，相传为长安周景元所作。拿笔法的轻重来比较，大概是建业周文矩所作，并不是周景元。我在秘府中见过很多这两人的真迹，所以敢这样鉴定。不知道鉴赏之家会认为如何？至于狄公始终忠心耿耿、存护唐朝的忠诚，史书中天下士大夫都能说出来，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题新修《李邺侯传》之后 我读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发现其中事情多有错乱。例如《本纪》中记载胶东郡公降为县公，而《列传》中却仍称郡公；《列传》中叙述天平节度使有四人，而《本纪》中却说有七人，这还可以姑且不论。宰相列在世系表中，而韦惟谦辅佐唐中宗、郑綮辅佐唐昭宗、武什万辅佐武后，却都被删去不录，这也还可以姑且不论。看它的撰述，繁复的地方失于枝蔓，简略的地方又过于草率，以至于内容涣散而没有统属，含蓄郁结而不能彰明，那么它所涉及的关系就重大了。刘昫所修旧史，义例没有法度，本来不足以责备；哪里想到《新史》也这样呢？吴缜纠正其中的错误，大概是不得不做的。像李泌在唐朝建立谋略，轻视爵禄，仿佛汉代的留侯张良，《新旧史》却都略去他的事迹，反而讥笑他喜好纵横家的夸大言辞，用鬼神之道媚惑君主，以此取得宰相职位，这是多么荒谬啊！晋王府长史朱君读到这些而感到忧愤，于是依据李泌之子李繁所记录的家传十卷，参考群书，仿照前贤删正陶潜、诸葛亮传记的做法，删去繁杂、采录精华，重新写成一篇李泌传，李泌的事迹才在天下后世大白。唉！若不是朱君，李泌难道不会在九泉之下含冤吗？然而《唐史》的谬误还不止这些，吴缜没有纠正的地方还很多，朱君应当由此类推，把其余问题也全部考订出来啊。我后来继续修撰《元史》和《皇明日历》，朱君都参与了这些事情。我看朱君有编修良史的才能，所以在这篇传记后题写文字，对他寄托这样的期望。至于我已经年老，就没有能力再做这些事了。朱君名叫右，字伯贤，是天台人。题柳公权所书《度人经》之后 擅长楷书而享有盛名的人，从魏代钟繇开始，到宋代不过四十四人；唐代柳诚悬，确实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既然他的墨迹精妙、笔法精湛，也就不需要再赞美了。他的书迹收入宋代秘府共有六帖，其中书写《度人经》的有两帖，这一卷正是其中之一。这部经是晋、宋人伪造的，到柳诚悬时代，流传已经有些久了，所以他相信它而书写。近代紫阳方回却说，这是五代蜀王建时道士王乔才开始创作的，而且确凿地不怀疑自己，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假使方回看见柳诚悬书写此经，我知道他一定会额头出汗。题陈忠肃公疏文跋语之后 七峰居士、谏议陈公因上书议论《日录》的事情触犯了曾布，被调出任海陵知州，不久又被贬为武夷祠官，继而除名勒令停职，编管宜春。崇宁二年正月，迁往合浦。三月五日经过长沙兴化寺，遇到神宗忌日，于是依照佛教方法运转经藏，撰造六千字的疏文来追荐神宗。疏文使用骈俪体，恐怕不足以尽意，于是又用散文分注在下面。开头序文请求改修实录，提到蔡卞的有九件事，认为不合国是的有七章；其余辩论曾布的奸邪，以及凡是尊崇私史、压抑宗庙的事情，无不一一列举。焚烧疏文告知神宗在天之灵后，这个月十五日又把另一份抄本接在元丰年间王安石赠送的手帖后面，并且假托臣曾布写下认罪的话，作成跋语附在后面；还亲笔写了两通，一通送给侄子正裕，一通寄给外甥李进祖，让他们秘密收藏，等自己死后拿出来给亲戚朋友看，希望有能了解此事的人。陈公曾经说，家破身亡就像水面泡沫的生灭，不值得深计；只是神宗在位十九年中崇高的功烈和盛大的功业受到诬陷，作为臣子和后代，不能不为之辨明。因此，他所著的书名为《日录不合神道论》，名为《辨诬论》，名为《尊尧集》，名为《自撰墓志》；墓志叙述了因《日录》而招致杀身之祸的缘由，文字多达一万八千余字，言语尤其哀切。然而这些书大体都表达在疏文和跋语之中。唉，陈公爱戴君主、尊崇皇上的诚心如此光明坚定而始终不忘，真可以说是忠诚的精气贯通日月了。乌伤王君祎的八世祖永年任仙居令时，陈公的长子正彚正任县尉；两人交情深厚，于是把女儿嫁给仙居县令之子、严州司法俦。如今王君家收藏的这篇跋文，正文是假托臣曾布写的认罪之辞，难道是正裕秘密收藏的那份，后来由正彚拿给亲戚看的吗？距陈公撰写此文已经二百四十二年，中间经历了水灾、火灾和兵乱，无所不有；这样一张小小的纸，原本并非所谓金质石材，却能够傲然经历无穷世变，墨迹还像新写的一样，大概是造化使神物暗中保护它，昭示给后代，以完成陈公忠愤的志愿，使曾布、蔡卞的罪恶永远不能磨灭。啊，真可畏惧！王君和我濂是同门朋友，情义如同兄弟，因为他拿来给我看，我便忘却自己的浅陋，冒昧写下这些话。至于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关系到国家安危，史官褒贬自有定论，这里不再抄述。题天台陈献肃公行状之后 我经过濠梁时，天台王公完拿出考亭朱子所撰写的《陈献肃公良翰行状》，请我题记。朱子的文章古今共同尊崇，我哪里敢再赞美一句？不过，如果陈公的事迹和德行有所遗漏，也是读书人不能不知道的。按照《宋孝宗实录》记载：“乾道五年十二月，枢密都承旨张说上奏请求置办酒席，邀请各位侍从，皇上答应了。张说退下后约请宾客，唯独兵部侍郎陈良翰没有来。张说非常不满，皇上派中使赐给他上等酒和珍贵膳食；张说于是附奏说：‘臣奉诏召集宾客，而陈良翰没有来，这是违背圣意。’不久皇上命令再次赐予，张说又附奏，陈良翰最终还是不肯来。夜漏将尽时，忽然传来中批：‘陈良翰授任谏议大夫。’在座宾客都惊愕不已。”这件事同唐玄宗时宋璟拒绝王毛仲的事正相类似；如果不是具有刚直操守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自从奸臣秦桧主持和议，史浩、汤思退接着推行，和议便牢不可破。孝宗恢复中原的志向虽然上达苍天，最终却没有实现；不主张和议的，只有张浚、胡铨、张阐、张震以及陈公等少数几人而已。陈公平生的大节，这件事最为显著，所以朱子特意详细列出；至于拒绝张说等细小事迹，则按记事体例舍去，也是理所当然的。

译然而朱子编修《通鉴纲目》时，难道没有记载璟的事吗？何况孝宗识人的能力远胜玄宗，这件事也合乎应当记载的原则，难道当时是不知道吗？还是偶然忘记了？《实录》旧时收藏在元朝内府，改朝换代以后竟不知流落何处。传状中既没有收录，后来修《宋史》的人又失于搜集。周公谨《纪孝宗圣政》虽说详尽记载，却又误把它指作同时任官的陈良祐的事。我担心后人无从考证，所以特意补写这一缺漏，交给公完，让他完整保存。公完字继远，是公的七世孙，如今过继给王氏。题赵魏公所书《大洞真经》这卷书是赵魏公六十三岁时所写，精妙到了极点，不是言辞赞美所能完全表达的。大概赵公的书法曾多次变化：起初临摹思陵，后来取法钟繇以及王羲之、王献之，最后又留心李北海。这正是所谓学习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人。过去我曾在周侍御家见过它，侍御既然获罪被贬谪流放，我私下以为它一定已经归于天上，不知怎么又流落人间。如今能够展读赏玩多日，这是多么幸运啊！殷代的卣、周代的彝还可以得到，而这卷书却不可多得，博雅君子还应当谨慎珍藏，使它流传下去。题赵子昂《画马图》后 赵魏公自己说：“我一向喜欢画马，每得到一张纸，必定先画马，然后才丢掉。”所以赵公壮年时的笔意精妙绝伦。郭祐之作诗，甚至说他的画超过曹霸、韩幹。赵公听了，只微笑而不回答，大概也是自负吧。这幅图用篆书笔法画成，神采仿佛活的一样，确实值得珍藏赏玩。题赵子昂所书《招隐》卷后 以上是赵魏公所书《招隐士》一篇。赵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到大德七年十月，已经过了五年，而赵公的年纪也五十岁了。我的乡先生方君寿甫，曾跟随他的父亲岩南翁交游；当时赵公在杭州提举官署，寄居杭州，所以方先生得以见到赵公，请他书写了这卷。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长芗、山长吴公的题识，这两位先生都是我曾经拜师学习过的人。可惜他们都已长眠地下，再也不能复生了！我展读赏玩了好几遍，不知不觉泪水落在纸上。题北山先生尺牍后 以上是北山何公与他的弟子鲁斋王公的手帖。北山平日谦逊到了极点；有人来向他求学，他虽教诲对方，无不倾囊相授，却从来不接受对方行北面拜师之礼，这从信中称“再拜”、称“尊兄”也可以看出。元思姓汪，名开之，当时是先生的孙子。鲁斋年轻时与他同学，曾取《论语集义》《孟子集义》，分别用铅、黄、朱、墨作标记，以探求朱子取舍的用意；他在四书学方面很精深。伯诚姓张，名润之，自号思诚子，登北山之门求学将近三十年，北山的精微言论和深奥旨趣，没有不全部听闻的。两人偶然离开北山，便思念他，流露在书信之间，那么他们对于师友之道可以说是深厚了。王子文名埜，嘉定十三年进士。襄蜀局势危急时，朝廷商议派使者讲和，宰相却犹豫不决。史嵩之任武昌统帅，首先提出和议；子文当时任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认为当今之事应先确定方略，集中力量进攻和防守，士大夫舆论都赞许他。北山虽然居住山林之中，却如此深切地忧虑国事，所以对于朝廷议和以及擢用子文的询问，他对君臣大义的厚重又表现得怎样呢？北山的学问承继朱子再传的学统，造诣真实深厚，践履纯正坚定；而他表现在文章书墨中的内容，虽然出于一时，却都关系到社会教化，有益于人伦，似乎没有片刻不以求道为志。这确实是多么难以企及啊。朱子的著作全由编者按时事、出处、问答分类而贯通收录，共四十一卷，约一千六百八十多篇。我常常怀疑它收得过于宽泛；鲁斋所选、北山所订定的，一定非常精当，可惜我没能来得及见到。于是把这些一并记下，以表达自己见闻浅陋的惭愧。题潘内史赠别墨本 太康陆君子赓喜爱佛教的言论，认为内史舍人潘佑所作的赠别序，能够阐明佛教先贤遗留下来的义理。他近来在白下得到这篇墨本，给它装上边框，配以彩色绢带，揭挂放在座位右边，用来时时自我省察。他偶然征求我在下方题写潘佑的事迹。考察潘佑是幽州人，擅长文章，与徐鼎臣齐名。他在南唐做官，从秘书省正字屡次升迁到中书舍人。后主在位时，国事日益窘迫，潘佑极其愤怒忧切，多次上疏论列，甚至说自己不能和奸臣一起侍奉一个使国家灭亡的君主，后主便听从他们排挤潘佑。后来后主把潘佑交给属吏治罪，潘佑于是自刎。前史中的马元康诬陷潘佑沉溺于淫祀和邪道，把他斥为“人妖”。陆游作《南唐书》，能够辨明这种荒谬说法，确实十分恰当。可是陆游论述潘佑时，又讥讽他学习老庄、把生死看得一样，因此说他的上疏仿佛唯恐不能得到死亡；这又未免太过苛刻了。人的欲望没有什么比求生更强烈，即使愚昧无能的人，也不会轻易把生命交给别人，何况像潘佑这样的贤能之人呢？他只是受到忠义的激发，于是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罢了。潘佑死后，没有人替他洗清冤屈。徐鼎臣作《江南录》，也隐没了这件事而不记载。直到太祖命曹彬南征，指出杀死潘佑就是杀害忠臣，这件事才开始显著于后世。唉！像潘佑这样做人，尚且免不了遭到议论者的非难，人们不愿意行善，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王介甫曾经作文评论徐鼎臣，对于陆游的论断，却没有指出它的错误，所以我借着陆子赓的请求，把这件事彻底说清楚。清源王古删取晁明远的各类著作，编成《道院集要》，把这篇文章全部收录其中。书中把“简牍”写作“简牋”，把“芥”写作另一字，把“窘束”写作“局促”，文字也略有不同，总应当以石刻本为准。题许先生古诗后 文懿先生许公曾经作《秋夜感兴诗》十二首，抄录寄给他的朋友吴公正。流传到元末时，吴公由建德县尹入朝任国子监教官，已经慎重地记下这件事，又让陈监丞众仲题在卷后。后来有一天查看箱笼，又得到先生的《遣兴诗》十首，吴公亲手抄录，缀接在前卷之后，并且和众仲各自写了评论题识。众仲说：“世人谈论诗歌，往往分儒者和诗人；认为先生独能兼有二者，可以说是知言，而且没有什么遗憾了。”龙泉章君三益长久仰慕先生的学问，近来从吴公的儿子濬仲那里得到这卷诗，准备刻石，安置在龙渊义塾。因为我颇为了解先生的学说，请我再加以说明。自从陈伯玉倡作《感遇诗》三十八首，李太白接着创作，于是扩展为五十九首。君子称赞它得到了《风》《雅》的正统。至于文公朱子的《感兴》诗，共数比陈伯玉少了一半，和李太白相比则少了三分之二。言辞固然不多，但对于太极阴阳的精微、国家治乱的根由、异端危害道统的原因，无不涉及。不仅陈伯玉、李太白二人不能说到这些，即使从黄初以后到大历以前，我恐怕也没有达到这种道理的人。

译如今许先生的诗，音节仿效陈、李二人，却排除了仙佛之说的荒诞；旨趣则本于朱子，抒写性情的真实。虽然在言辞上没有统一的体例，与朱子略有不同，但寄托吟咏的深厚、隐忧的切实，确实有超过那两人的地方。他的诗流传后世本来毫无疑问，而我读到众仲的话，也不能不有所感慨。诗文原本出于同一源流，古诗由乐官掌管，所以一定用五声来确定音律。至于它的文辞，原来并没有不同。像《易》《书》中那些押韵的文字，不就是诗吗？《诗经》的《周颂》中有许多不押韵的篇章，不就是诗的文章吗？何曾把它们分成两类呢？流传到后世，这个道理越来越衰落，竟至于有了儒者、诗人的区分。自从这种说法流行，仁义道德的言辞便成了诗家最忌讳的内容，而吟咏风花烟鸟的篇章却流行天下，难道不可悲吗！这时众仲去世已经很久，吴公也无法再见，无从向他们求证订正。现在我因为三益的请求，才把这些写在卷末，用来补足众仲没有说完的话。虽说如此，我的话也太激烈了，难道真是懂得诗的人吗！题金德原和王子充诗后 以上是德原金先生和作王子充君诗的作品，共一百九十韵。当时子充在金陵，因为黄主簿赴任乌伤，作诗为他饯行，于是对乡里旧日交游深深寄托情意。王子充原诗只有一百零二韵，增加了八十八韵，是金先生引申发挥而成的。我曾抱病勉强起身阅读，觉得它不仅气势浩大、波澜壮阔而无边无际，而且对乡学的美好、官政的治理都深有体会，确实得到了古人劝善讽谏的意义。与那些摘取华丽辞藻、迎合一时风尚的作品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过去柳宗元和刘禹锡述说旧事、抒发怀抱，寄给澧阳张使君的诗作有五十二韵，后来依韵增到八十韵，通篇赠给两位友人。如今那首诗还在，不过只是流连景物、感叹哀悼无聊之人的言辞罢了。虽然它触类旁通，尽情表达心意，不嫌篇幅多，与金先生略有相同；至于关系社会教化、足以增重彝伦的地方，有见识的人应当说金先生的诗不是徒然创作。先生气势雄健，言辞丰腴，写成文章尤其雅正劲健而有奇气，又不只是长于诗歌而已。先生修养自己的功夫深厚，却不自我表扬，只有我对他的了解最为深入，所以题写在诗后，以记下我私下仰慕赞美的心意。题吕仲实诗后 以上是吕忠肃公的一首诗，为蒲圻魏君观而作。当初，吕公任集贤大学士，因为议论钱币之事，与丞相托克托意见不合，飘然东归。这是至正庚寅十月二十日的事。四年后的甲午二月，朝廷起用吕公为湖广行省左丞，当时天下兵乱，道路艰难，无法前进，到十二月八日才抵达治所。这时已经有任中书左丞的命令。第二年乙未正月二十九日，使者到达；闰月十三日，吕公便上路。所以诗中有“任左丞两个多月”和“如今又进入中书”的句子。又过两年，丁酉三月十一日，吕公去世。吕公早年曾师从萧贞敏公，传授道德性命之学，确实认识并实践它，所以他立身朝廷所守的大节，极有值得效法之处。散落在四方的诗篇，本来就应当像鲁敦、周彝那样珍藏，传给子孙。我和魏君交情非常融洽，所以略微写明吕公出仕、退处的年月在诗后，使读者或许有所考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题王黄华诗稿 我在江乘时，偶然得到黄华山主黄庭筠子端的诗稿三首。一首是绝句，依彦高问病诗的韵；两首是七言律诗，依许子靖题《光华堂》的韵。彦高应当是翰林待制吴激，他是王履道的外孙，也是米元章的女婿。吴激的书法刚劲有力，更多得自他的岳父。许子靖名安仁，大定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员外郎，出任高平太守，后来以汾阳军节度使的身份退休。这两位都是当时有名的士人。许子靖登第大概比子端早九年；而彦高又和子端的父亲遵古交游，尤其被称为前辈。如今看这些问候酬答的诗，可以看出他们重视忘年之交，到了如此程度，在二位先生而言确实是盛大的德行；而子端文采含蓄丰润，是当时人所敬仰的，也可以从这里大略看出。子端是熊岳人，官职止于翰林修撰，书法起初仿效米元章，被贬到郑州以后，气势纵横奔放，自成一家。我十分喜爱他的书法，所以在稿后题记，带回金华山中，给爱好书法的子孙看。有人说彦高和子端相差很远，恐怕是另一个人，我也不能深入确知。题王庭筠《秋山应制诗》稿 金源朝的制度是：每年正月前往春水，九月临幸秋山，在五天之内，群臣进献一次起居表；其严肃谨慎到了这种程度。其用意并不在于田猎游乐，而是想整顿军事、减轻百姓赋税。道陵到蓟门再到秋山时，河东王庭筠以翰林修撰身份随从左右，应制作诗三十多篇，很受皇帝奖赏宠爱。自大定以来，屡次太平、重现光明，文物声名可以比拟汉唐，所以当时君臣相遇相知，仿佛天施地受，恩泽无边，触景生情，融入大和之气，这正是金朝极盛的时期。可惜盛极之后忘记治理国家，遗留的谋划并不长远，仅仅一两代，皇帝的车驾便遥遥南巡，而秋山已经成为沙尘烽火交织的地区。武元皇帝、文烈皇帝的诸位孙子，即使想寻找一只乳兔来射，又哪里还能够得到呢？读庭筠的诗，不能不由此感慨。单从当时来看，谁不仿效上林苑羽猎之事来夸耀盛大景观？而庭筠竟能把秋山不合围写成讽谏，可见庭筠也真是一位贤士啊。这卷是庭筠所编的诗稿，只有十四首，大半已经散失。诗序中说“九日正”，指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而道陵在这月七日甲寅从京师出发，二十九日丙子才从秋山回来，所经过的路程共二十三天。至于临幸香林、平顶山、温泉等处的诗篇，都可以依次推知。至于《牡丹》《酴醿》《松影》三首诗，则不知道作于何时。考察庭筠在明昌三年任供奉翰林，五年八月升任修撰，不久被贬为郑州防御判官；承安四年又起用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又转任修撰，第二年就去世了，享年仅四十七岁。这些诗既题作奉诏而写，虽然不能确定是哪一年，但肯定是在他任职禁林期间写的。题危云林训子诗后

译古人教导儿子，大多写成声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诗歌缘于性情，以舒缓的讽诵吟咏方式进入人的内心最深。韩昌黎的儿子韩符在城南读书时，韩愈曾作诗送他，把心意写得十分周详，直到今天读诗的人仍会惊然振作，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云林先生危公的长子某，字于幰，从检讨奉常升任苏州佐官。先生当时辞去岭北行省左丞，独居房山，听说于幰将要赴任，便作四言诗一章勉励他。唉！先生的诗本来不愧于韩昌黎，而韩符能够读父亲的文章，后来又在南宫成名。如今于幰凭借明经考中进士，君子私下也认为他很像韩符。有人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提并论，这话果真可信吗？即便如此，先生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上反复阐发，内容十分完备，关系到名教很大，不只是用来训诫儿子而已。与那些诱导人追逐利禄、把珍惜光阴挂在嘴上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懂得正确言论的人一定能够辨别。题郑北山追复诰后 原被责授濠州团练副使的郑忠愍公，与原被责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居住赣州的孙近，一同上奏恢复资政殿学士的资秩。那天是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甲子，距离秦桧去世才四个月。如今诰书后面说，二月九日才是诰命下达的时间。所说的“良臣”姓魏，“该”姓沈；奏文中提到的逵，则是周、赵二人。因为我将有千里之行，才开始得到这卷诰书，匆忙写下题记，实在没有时间详述。至于郑公的大节和秦桧的奸邪，诸位前代正直之士已经充分论述，也不必再详细说明。题顾拙轩诰命后 以上是拙轩先生顾公的一通诰命。顾公名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年赐进士及第，任庆元府奉化县主簿，官阶为修职郎。按照旧例，修职郎任满三考，便可关升为令、录，先给与应当合入的阶官诰命，顾公于是升为从政郎。过了很久，才注授监嘉兴府鲍郎盐场差遣。不过旧制中原本没有从政郎，崇宁初年以通仕郎改作录事参军、县令，到政和年间又改回现在这个名称，它是选人七阶之一。这份告身的开头，本来应当有十干和千字文编号，例如“甲天”等字第几号之类。末尾又缺少“绍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个字。背纸上还应当写明行在官告院准许抄录发给，以及誊写告身的楷书、当行手分、令史、主事等人的姓名；守当官还应当批注“本官告命照勘”，这些也应接续写在后面。经过这么多年，当然都免不了残缺。吏部主事硕公的六世从孙琢玉，把它装成卷轴，重新装裱，拿来给我看，所以我详细记下这些，以备考察当时的典故。唉！世代显贵的旧家族，哪里没有这样的事呢？不过一两代以后，连祖先的名讳都不知道的，也有的是。像硕公这样的，难道不是贤德的人吗？难道不是贤德的人吗？题赵模《千字文》后 左右内率府录事参军赵模，集取王羲之右军的行书写成《千字文》。赵模在唐代以善书闻名，曾与韩政、诸葛贞、冯承素等奉诏临摹《兰亭序》。直到现在还有留存的，我在秘府中看过不少。最令人喜爱的是他善于用笔，笔锋始终在笔画中间，所以超过众人吧？这一本是鲜于奉常家收藏的，神采尤其沉着内敛，值得珍藏。题褚遂良所书《千字文》褚遂良的书法见于石刻的，世上也十分少见，何况他的真迹呢？如今看这卷《千字文》，笔势柔和而遒劲，险峻而妍媚，真像用铁线盘绕交结而成。有人评论说这是柳公权临摹褚书，形似确实很像，但它达到神妙境界的地方，恐怕不是柳公权所能达到的。朱悦道文稿后题 以上是乌伤朱君悦道所作的一卷文章。我读完后，喜爱它义理明白、文辞通顺，便对几位朋友说：“辞章的弊病已经很久了。把栀子、蜡花当作花朵，炫耀妖艳姿态，并不是不能迷惑人的眼睛；但和元气流行、千红万紫遍开于洛阳名园相比，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呢？生机勃发与死色枯槁，难道可以等同而论吗？”古人写文章，是把亲身实践、内心体会到的道理写成语言；语言有醇厚或疵病，只在于学问有浅有深。后世却不是这样，以文学来写文学，都是凭空揣测、想象而成，知道道理的君子没有不一笑置之的。如今悦道的文章，议论一定以经书为根本，又辅以濂、洛、关、闽诸家的学说，已经走上平坦大道了。长安虽然遥远，哪里会有到不了的地方呢？与那些在荆棘荒草的小路上，面对虎豹蛇虫纵横交错的处境相比，岂止相差万万！悦道不只是空谈，而且还想着亲身实践来验证，这一点尤其超过众人。我虽然也留心文章，但求道造诣不深，发言多有毛病，对悦道深感惭愧。即使想痛切地自我惩戒、洗刷过错，秋霜般的头发也已经纷纷披到肩上了。可惜啊！我对悦道的期望很高，悦道气质清正纯粹，确实足以符合我的期望。将来他道理明白、德行确立，文章更加昌盛，我一定会列在能够辨识正确言论的人中，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把曾经和几位朋友说的话记录下来，题在这卷文章后面。题永新县令乌继善文集后 世上的学者一定要有老师。即使是百工技艺中微小的门类，也必须有人相互传授，然后才能进入其中的深奥境界。何况写文章的人，要揭示造化的奥秘，贯通古今的传统；如果没有人加以掌握、统摄，使文章开合变化，那么凭什么穷尽它变化莫测的妙处呢？不从老师那里接受传授，怎么可以呢？我的乡里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的学问，写成精深严谨而简约的文章，教导学生，篇章、句子、字法都有法度，往往跟从他的人都能得到文章的旨趣。他们所达到的境界固然有深浅高下的不同，但体裁终究没有失去古意。四明梦堂噩师虽然身在佛门，却能长期与先生交游，先生写文章的方法，他确实有所承受。乌君继善从梦堂那里学习写文章，凡是先生所传授的，梦堂全都告诉了乌君。因此乌君写文章，峻拔洁净如明月和明珠，起伏变化如春江波涛。我于是对几位朋友说：“一定要像乌君这样，才可以谈论文章。若没有老师传授，难道能够轻易达到这种境界吗？”我曾经打过比方：有一匹美丽的锦缎，如果让朝市上的裁缝来裁制，就能合乎尺寸、穿着合体；如果交给山岩洞穴中的粗劣工匠，就会左边低、右边高，上面宽、下面窄。锦缎固然还是锦缎，但不合身又有什么用呢？没有老师传授的文章，也不过像这样罢了。我年老而且多病，所有文章都推辞不再写，即使偶尔写一两篇，也多半要请别人代笔。唯独喜爱乌君的文章，亲自题写在后面归还给他。唉！我生在先生的乡里，却不能传承先生的学问；对于乌君，我内心难道能没有遗憾吗？乌君名斯道，继善是他的字。他是明州慈溪人，曾任化州石龙县知县，如今调任吉州新水。他为人温和如玉，大概和他的文章相称。题栲栳山人诗集后

译余姚岑公，是一位安静而有志节的人。他居住乡里时，人们都敬重并且畏惧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出的话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他的操守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典范。所以名门世家即使衰败，大多也借助他来立身。那些从寒微中崛起的人，即使富比公侯，也不敢做凌辱越分的事。假如有人这样做，往往私下相互说：“岑先生知道这件事吗？”于是又退缩，不敢再放肆。有些人不了解，只说岑公是诗人。唉，岑公果真只是诗人吗？广西部使者虞防鲁瞻，是他的乡里后辈。他竭力请求我题写，我姑且记述岑公的贤德行为，给阅读岑公诗集的人看。题鲜于伯机所书《兰亭记》后 鲜于奉常公曾经见过叶秋台的书法，反复仔细观看，甚至想要下拜。秋台的书法，人们很有些讥笑它浅陋，只有鲜于公懂得其中用笔的妙处。书法学问即使浅薄，如果艺术没有经过功力达到精到，也不足以彼此理解，何况其他方面呢？我收藏鲜于公所书的《济石砚赋》，自认为可以列入妙品；如今看这卷，确实可以和它相抗衡。若不是真正懂得书法内蕴的人，未必会认为我的话完全恰当。题《剡源清茂轩记》后 剡源先生戴公以文章闻名天下，还不到一百年，学者中已经很少有人见过他的全集。我总修《元史》时，想为先生立传，于是禀告丞相，下令有关官署到先生家中抄录他的文章稿本二十卷以上，至今还收藏在秘府。中书舍人毛君拿出先生所作《清茂轩记》给我看，正收在稿本之中，确实无疑是他的真迹。大概毛君的从祖震卿和先生是忘年交，所以先生毫不吝惜地为他写下这篇记，描绘山水胜景，明白如同图画。如今能写文章的人虽然多得像刺猬的毛，想找一个像先生这样的人却绝对找不到。毛君能够重新书写它，使之流传，也可以说是贤德的子孙了。题危太朴隶书歌后 学问一定要广博，然后见识才能精审。不仅各部经书的深奥旨趣都应当研究，至于隶书之学，自汉魏以来，它的运笔、结体、构形多有不同；如果不逐一考察这些变化，凭什么充实自己的知识、去除流俗的鄙陋呢？我的朋友危先生太朴作了一篇《隶书歌》，赠给四明汪君大雅，详细概括各类碑刻的来源，而且逐一加以说明，娓娓不绝地写了一千多字。唉！世人凭借空虚的学问、浮泛的谈论和强词辩说，像蜂群飞起、泉水涌出一样喧嚣，看到这篇文章，哪里知道惭愧呢？大雅正因为隶书学问在当时闻名，又能够对先生的诗篇深深倾心，装裱、包裹、收藏都十分谨慎，那么他尊崇德行的心意，真是无人可比。题东阳二何君《周礼义》后 世上有句常话：科举考试的文章不能流传久远。唉，难道真是这样吗？只要看它合不合乎道理，以及达到什么程度罢了。从前吕成公编《文鉴》，用意越来越精密，而张廷坚所著的《尚书义》二篇，特别把它们收录进去，和《龙图序》等文章一起流传于四海之内，只要识字的人都知道诵读。假如说它不能流传久远，可以吗？东阳何氏在宋末多凭科举出仕。内舍生梦申和他的弟弟、参知政事梦然所作的《周礼义》各一篇，都是接近道理的言论；和张廷坚相比，看不出有什么不如。五世孙观光唯恐它们散失，装裱成卷，请我题写后收藏，也可以说是孝子慈孙了。题余廷心篆书后 以上是四幅大篆书。豳国忠宣公余阙为浦阳戴君叔能所书。至正九年，余公持使者节来到浙部镇守，我和叔能一同前往拜见。余公对我们极力勉励，还分别为我们书写斋名作为赠礼。余公离开浙江以后，江南大乱，荆楚一带都被伪汉陈友谅占据。余公当时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庆，安庆前后都是盗贼出没之地，余公独自守城六年，大小二百多战，从未败北。不幸粮食断绝、城池陷落，余公于是投水而死。君子称赞他的大节可以与日月争辉，确实如此！余公的文章和诗歌都超逸无比，书法也清劲有力，和他的为人相似。然而其中忠义的气概，可以使乱臣贼子畏惧，使天地间的邪恶清除严惩，凭借它来正定君臣名分、安定纲常，这难道是小事吗？即使他所写的字并不工巧，也应当流传万世，何况它还能达到精妙境界呢？这张纸所在之处，一定有神灵守护；看见它的人，应当像面对张中丞的诗、段太尉的笏板一样，肃然起敬，不能只把它当作书法墨迹来看。余公是唐兀氏，名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统元年进士，世代居住武威，如今是合肥人。翰林学士金华宋濂谨慎题写。题张泐和陶诗 陶靖节的诗，就像展禽在鲁国做官，三次出仕、三次辞职，处事安然自得，说话和行事不刻意追求与世俗大不相同，却处处合乎道理；大概是和谐而有节制，质朴而有文采，属于《风》《雅》一类。别人想仿效他的人虽多，但喜爱淡泊的往往流于放荡松弛，羡慕平易的又往往流于粗野污秽。只有苏轼兄弟凭借雄迈的才气，气势可以和他抗衡，但辞旨境界仍相差很远，这难道不是确实很难吗？如今作和陶诗的人，我曾见过几家，最后见到句容张泐文伯，从《九日闲居》以下都作了和诗，到《咏荆轲》为止。几首四言诗以及《形神》《释桃源》等篇，则没有和作，恐怕难以继续下去。文伯生长在江淮之间，战乱之后，独能用力于学问，追赶古代作者，他真是一位有志之士啊！题《太平策》后 从前成宗皇帝统治天下时，天下广大，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所能遍及，群臣中有直言极谏的人，皇帝都赞许并采纳他们。所以能够招来正直的议论，通达群臣百姓的情意，从而成就治理天下的功业。大德年间，三衢郑以吾在宫禁中任宿卫，看到时政有所缺失，便上疏献《太平策》，列一项纲领、二十条细目。皇帝赞赏他的忠心，特意任命以吾为雷阳教授。我每次拿来阅读，没有一次不仰头赞叹成宗皇帝的盛德。隋文帝时，河汾王通不是没有上奏《太平十二策》，只是文帝不能采用，王通于是东归，继续阐述六经来传授给学者。唉！以郑以吾的贤能，未必超过王通；可是皇帝尚且采纳他的言论并加以任用。假使王通生在今天，他的学说一定会在当时大为推行，六经也就不必续写了。由此说来，不仅可以看出成宗皇帝的圣明远非隋文帝可比，也可以看出士人的际遇：如果遇到圣明的时代，即使小小的长处也会被记录；如果遇到猜忌暴虐的君主，即使大贤也有不能容身的地方。道统所系的时代环境，难道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吗？澧阳张君逢喜爱诵读郑以吾的《太平策》，曾亲手抄录，并请我题记。于是我不推辞，在它后面题写了这些话。重纪至元元年夏六月十九日，宋濂题。

译题史内翰书 以上《归去来辞》一卷，是大名史公奕在兴定五年所书，赠给李澥的。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历任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贤院，后来以直学士身份退休。他的文章和书法，都有前代老成之士的遗风，所著《洹水集》还流传于世。李澥字公渡，是湘地人。年轻时向王内翰子端学习诗歌，也擅长行书，没有失去前辈的典范。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最终去世。然而从党文献世杰、赵郎中文孺、任判官君谟、赵尚书周臣诸公先后兴起，文风、声誉、气习受到熏染很深。因此金朝的士大夫大多以善于书法闻名成家；看季宏、公渡二人，其他人也大概可以由此推知。季宏性情虽温厚，却常吝惜不给人写字；如今特意写给公渡，难道不是因为志趣相同、彼此响应吗？宣宗自改元兴定以后，国政越来越糟，疆土一天天缩小。古人的文章何止无数，季宏却不书写它们，唯独对这篇辞赋格外用心，我猜想他已经预见亡国的征兆，或许将要隐退吧？距离写这卷字不过十多年，金朝的国家政权就毁灭了。我们这些读到此卷的人，也应当从这里探求他的心意。题《朝夕箴》后 以上《朝夕箴》，又名《夙兴夜寐箴》，共二百零八字，是南塘先生陈公所作。先生名栢，字茂卿，台州仙居人。他与同县谦斋吴梅卿、清之直轩吴谅直翁父子交游，深深研究道德性命之学。大概谦斋从考亭门人那里承传了朱子的遗绪，而其中精微言辞、深奥旨趣，尧生所得最多。当时还有慥堂郑雄飞、景温等人，出道稍晚，但侍奉先生十分恭谨。人们因为他们的学问和操行相同，通常把四人合称为四君子。如今看先生所作的这篇箴言，始末明白完备，体用兼顾，不是真切用功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乡里的前代正人鲁斋王栢曾经读到并称善，用它来教导上蔡书院的学生，又让人抄录一份放在座位右边；可见他尊崇推重这篇文字到了什么程度！唉，前代贤者离我们越来越远，后来的年轻人不知道正学的方向，只知道攻习文辞，这种沉溺和志趣浅陋也太严重了。我因此把它表彰出来，并把先生师友交游的盛况附记在后面，用来勉励志同道合的人。《韵府群玉》后题 以上《韵府群玉》一书，是元代延祐年间新吴二阴兄弟编集的。二阴，一人名时夫，字劲弦；一人名中夫，字复春。他们学问广博、文章丰富，于是依据宋儒王伯禄增订的《书林事类》《韵略》《钱谦益史韵》等书，删取精要并加以补充，确实便于查阅。此书刻印流传于世，大概已经很久了。进入我朝以后，近臣奉诏编纂《洪武正韵》，改正旧韵中失误的音声，调整分合不当的韵部，定为七十六韵。如今重刻此书，完全依照新定的次序排列；字下所附的各项事例，则都沿用阴氏旧本。因而记下这些缘由，告诉后来求学的人。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讲学士金华宋濂记。新刻《广韵》后题 以上《广韵》一部已经雕刻完毕，可以摹印。然而自梁代沈约制定声韵以来，隋文帝仁寿初年，陆法言等人编纂整理成书。唐仪凤末年，郭知玄又率领属下增补，时称《切韵》。天宝年间，陈州司法孙愐认为《切韵》有错误而且简略，又增加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字，雅俗兼收，力求广博，并取《周礼》的意义，改名为《唐韵》。宋真宗祥符初年，陈彭年、丘雍又重新修订，改名为《广韵》。至于宋祁《景祐集韵》问世，又增加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于是《广韵》渐渐衰微。近代书坊喜欢简略、厌恶繁复，《集韵》很少流传，而《广韵》独自盛行。宋濂等奉诏校订，完全遵照《洪武正韵》分合韵部的条例，排列如下。注文则一概沿用旧本。旧韵共有二百零六韵，如今省为七十六韵。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翰林学士承旨金华宋濂记。题《省心杂言》后 《省心杂言》一书刻印在虎林西湖书院已经很久，给它作序的人说是和靖处士林逋所作。世上的大儒很是怀疑，并且说林逋所擅长的只是诗歌，至于能够流传后世、作为世俗规范的法语格言，林逋或许从未听闻。后来又认定是河南和靖处士尹焞所作，难道不是因为尹焞是程门高弟，长于谈论义理吗？然而吕稽中作尹焞墓志铭，只记载尹焞奉诏撰写《论语解》，除此之外没有说他著有其他书。这是因为林逋和靖的名号偶然与尹焞相同，于是把这本书嫁接给林逋，以此诬称其作者。却不知道乡里前辈敬岩王公佖所编《朱子语录续类》，其中第四十卷《杂类篇》说：“《省心录》是沈道原所作，不是林和靖所作。”朱子完成《经翼传》，这些话流传于世，像日月一样明白，必定有所依据。应当把沈道原认作作者。至于近代新出现的小书，只要按道理推断，也很容易知道作者；尚且有人不能详考它的作者，反而凭个人意见妄加议论，何况是千年以前的事呢！唉。题《易庵》卷 我听说老子之学与《周易》长期以来相互为用。到了魏伯阳著书，明确阐述卦气、候气的精微，后世丹经都以此为祖。这不只是表现在空泛的言论上，而且确实可以从实践中看见。冶城道士王君宗懋，把他的丹室命名为“易庵”。我的朋友危学士曾经为此作记，又请我在后面题跋。唉！太极就是丹炉吗？坎、离就是药物吗？阴阳就是火候吗？王君应当对此有所认识。至于开创万物、成就事务，随着时势变化而变通，大概还出在这三者之外。若不更换仆役连续讲述，就不能把它说尽。以后还请允许我再对王君谈论。题《甘节》卷后

译地与天相交而成泰卦，是纯刚与纯柔的卦象。节卦，是从防止过度这一层意思来的：柔应当自我节制，刚在上位也应节制柔，恐怕刚柔发展过盛而没有节度，所以应当加以节制。然而节制如果到了苦涩的程度，就不能长久，绝不是守正之道。又必须达到甘节，做到从容愉悦而没有窘迫拘束的意味，才是人情所崇尚的。《易经》所说的“甘节”，大意大概就是这样。盐城孙君子章侨居吴郡甘节里，于是用“甘节老人”自号。但孙君是笃实厚道的长者，居乡时多有善行；凡遇到应当节制的事，总是加以节制，从苦节一直做到甘节，逍遥游乐以至终身，却也从未超过限度。用《易经》卦义中所说的“节”来衡量，施加在自身上，难道不也有相合之处吗？孙君的儿子孙化，以擅长古文辞而闻名于世，朝廷听说他的贤能，征召他为侍仪使。他的名声已经传开，官位正在不断上升而没有停止；这样看来，甘节所带来的亨通，又应当在这里再次得到验证了。题写在《苦寒诗》后 亡羊先生常常和我谈论诗歌，大体认为句子豪迈、韵脚险峻才算精工。这一篇取法韩退之，而尤其致力于写得奇特。精通诗歌的人，一定能够辨识出来。题写《禊帖》唐太宗下诏让四位供奉官临摹《禊帖》。赵模、诸葛贞领会了它的笔意，汤普彻只得到它的形似，而冯承素在形似和神意两方面都兼备。这一卷作品神采飞动，比王右军的真迹低一等，莫非是出自冯承素之手吗？题写《悦生堂禊帖》以上是《兰亭》悦生堂本，是宋朝宰相贾师宪命他的门客廖莹中参校定武诸本，选取字迹精美完好的，辑成一帖。起初命金华良工王用和刻石，经过一年才完成，放置在悦生堂中。不久又补授王用和武阶，以此报答他。濂考察：贾师宪遭到放逐时，朝廷命王孟孙登记没收他的家产，所藏兰亭石刻多达八千匣。当时方回的奏札，也颇谈到此事。估计他所收藏的东西中，善本一定很多，所以廖莹中所采辑的本子，士大夫家都称为最精善的版本。我的老师内翰公曾经把它摹拓成一卷，又把赵文敏公临摹的本子接在后面，确实可以说是双绝了。内翰公的孙子柳穆，能够在兵乱劫灰之后把这卷作品珍藏起来，柳穆也真是贤者啊！题写《栖云轩记》后 我往年读刘玄靖的《山栖志》，看到其中记载的紫岩、灵岩胜景，清楚得如同图画。当时正值盛暑，不知不觉间，凉风已经从肘腋之间生起。今年夏六月，有客人把苏太史所作的《栖云轩记》交给我；这篇记是为本庵上士而作的。它描写灵岩的景色，也清楚得如同图画，使暑热湿气顿时消散。唉！因为文章而想见那个地方，高雅的兴致很快就涌起，尚且能忘记当时的炎热，何况亲眼看见那些巍峨奇险、声色俱胜的景致呢？大概刘玄靖长久居住在这座山中，苏太史也曾出游观览过，所以他们的文字真实切切，足以打动人。何文定公为《山栖志》作跋说：“想来玄靖当年曾飞屐上下于千峰紫翠之间，左边伴着浮丘，右边伴着洪崖，他的风致还如同从前。”我如今读太史的文章，也要这样说。至于云是幻化还是不幻化，佛经中已经多有谈论。如果想重新阐发其中的意义，不经过千百年也不能穷尽。将来我或许会到山中，在山光水影之间设座，为上士说法，也还不晚。题写《寿昌胡氏谱》后 君子所做的事，贵在有根据。从前孔子修订五经，《书经》记事断于唐虞，《诗经》从《关雎》开始，《春秋》从隐公开始；有的地方我只是把旧文系上评论，有的地方则依循旧文加以订定，从来不敢增添。孔子谨慎敬畏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孔子的经传流传百世，没有人能够非难它。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远远追溯、广泛搜求孔子不敢记述的事情，全都采录并充实进去。他记载的事情虽然完备，却离“存疑而不妄断”的精神很远了。过于完备，恰好足以成为诬妄；这样的博杂又有什么可取呢？宗族之所以有族谱，是为了记载自己的来源；记载真实，就是尊敬祖先，虚伪不实，就是诬蔑先祖、扰乱族类，没有比这更不孝的了。近世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多半只顾浮华、炫耀博学；有的妄自给千年以上、根本无法考知的人添加字和名，有的援引其他郡县异族中显贵的人，来装点门面。他们心里不是不以为自己聪明，最终却陷入极大的愚昧而不自知。寿昌胡氏却不是这样：对于年代已经久远、无法考证的先世，他们都不敢记载，只记录自己确实有依据的祖先，得到十五世；对亲近的世系记得详细，对疏远的世系记得简略，考订错误而传述可信的内容；还附录先人的遗文以及当时所接受的制命诏词，整齐而有条理。这可以说是善于学习孔子的人了。唉！那些不了解事实却妄自写作的人，难道能对这种做法不感到惭愧吗？修谱的人名叫荣，来京师把族谱给我看的人名叫翰，都是贤善之士。

译题写《金溪刘氏族谱序》金溪刘贯把云林先生危公所作的宗谱序拿给我看，并且告诉我世系后裔的详细情况。刘氏是当地的大族，衣冠人物和文化典章，在江右一带十分显耀。至于编修族谱的先后经过，是从十四世祖宗元由南丰迁来以后，他的八世从祖虚妙大师道正，于是建造修真观，又在观旁建立祠堂，用来祭祀刘氏各位先祖。他的六世祖、国子博士尧夫，便把本支世系的详细情况刻在石碑上，立在祠堂下面，称作《永善族图》。他的祖父介福，又仿照大宗、小宗之法绘制族图，刻板悬挂在家祠中。他的伯父杰，又把两幅族图汇集起来，写成六卷书。这就是危先生所作序文的那部族谱。后来世道不安，石碑破裂，刻版也毁了。刘贯带着这部书逃入大山，幸而保存下来；他珍重收藏，唯恐散失。如今想办法使它永久流传，于是又来请求我写几句话，附在危先生宏伟文章的后面。我对于危先生来说是不敏慧的，也没有一天的交往，先生却不认为我疏远浅陋，竭力向朝廷推荐我，使我以布衣身份奉诏进入史馆。即使我在文章辞章方面或许还没有学成，能够把姓名列在先生的后面，不也是一种幸运吗？我私下听说，刘氏的支派有五种：帝尧陶唐的后代受封于刘的，是祁姓，以国名为氏。周定王把同母弟康公封在刘地的，是姬姓，以封邑为氏。项伯、娄敬的后代都姓刘，是汉朝赐给他们的姓。至于雕阴、东郡等族，有的也称为刘氏，这是汉朝把宗室女子嫁给冒顿，冒顿便冒用他母亲的姓作为氏。大体说来，雕阴、东郡刘氏的后裔多居住在恒代一带；项氏、娄氏的宗族在山东兴盛；姬姓刘氏传到汉末便没有声闻了；只有祁姓的一支分为士防，士防的后代在周末迁到魏国，又从魏国迁居丰地，到了刘煓执嘉这一支，子孙极其显贵，分布在南北各地。然而江左的刘氏，是以散骑常侍刘弼的后代为祖；江右的刘氏，则出自游击将军刘握的后裔。这些都见于史籍记载，没有疑问，只是世代次序难以弄清，不知道从刘握到刘宗元实际传了多少代。姑且把这些说法附记在这里，或许可以给修谱的人一些帮助。虽然如此，危先生博览天下书籍，是当时儒者的宗师，对于氏族之学的考订尤其精确，一定有可以告诉刘贯的地方。先生将来南归，刘贯还会把我的说法拿去请先生订正吧？刘贯字孟唯，天资美好而有文才，作诗能写出六朝体，而且对族谱图册十分用心、始终不忘，这大概是能够懂得自己根本的人。《文宪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十三 明代宋濂撰写 题跋，共五十八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八章〕 恭敬题写在御制敕符后 皇上凭借最高的圣明，延揽英才豪杰，把他们安置在各个职位上，能够知人善任，确实是近世所没有的。洪武十一年，下诏任命太子正字臣桂彦良为晋王右傅，并且亲自挥笔作文发布敕令，用谨身殿宝加盖印章。桂彦良的儿子、中书舍人桂慎把它装裱成卷，请我在后面题写。我想，古代贤明的君主对待重臣，有以爵位宠荣他们的，有以言语告诫他们的。然而那些时代的文章大多由代替君主发言的人撰写，想找出亲自制作的文字，几乎不可得。亲自撰写的，像汉武帝写给吾丘寿王、庄助的诏书，确实有过；但要找像这篇敕文这样褒奖深厚、教诲恳切的，却不可得。我和彦良同朝为官，而且长久同在东宫任职。彦良为人淳厚笃实，和善平易，有长者的风范，当今朝廷大臣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皇上曾经拿他和我宋濂相比，即使我自己也认为比不上他。如今敕文称赞他善于学习孔子、孟子，希望他把辅佐君王的事业传承下去，所谓“了解臣下的没有比君主更深的”，说的难道就是这个吗？不过，现在担任宰相、师傅的人有几十个，皇上从未赐给他们这样的文字；即使赐下文字，也从未像对彦良这样加以称许。唯独彦良蒙受圣上的知遇达到如此程度，怎么能不思考报答呢？办理簿书、综合狱讼，是别人也能做的事，皇上不以此责求彦良，这也不是彦良报答皇上的方式。一定要以德义辅导晋王，以忠孝引导晋王，使晋国有泰山般安稳的局面，使贤王有明哲的声誉，而彦良的名字也一同流传千万年；这难道不是皇上对彦良的期望吗？彦良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恭敬题写在御制《方竹记》后 皇帝临朝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常在武楼中安居休息，每次召来一两位臣僚询问治国之道。当时吏部尚书臣詹同正在皇帝身边，历数古代帝王的事迹，旁及考察万物的道理，偶然谈到了竹子。皇帝说：“竹子的种类，大概很多吧？”臣詹同回答说：“竹子的种类确实繁多。晋代戴凯之所作的竹谱，记到五十多种。有的根像盘曲的车轮，有的竹节像捆束的针，有的细得胜过箭杆，有的粗大得可以造船。还有没有能够逐一列举的，大体上它们的颜色都是青的，形体都是圆的。只有吴越山中有一种名叫方竹的，最为奇异。四条棱直直向上，不偏不斜，好像带着防守边角、不可侵犯的神色。因此士大夫喜爱它，常常采来制作竹节。”皇帝说：“确实有这种竹子吗？”臣詹同又回答说：“老臣怎么敢说假话。”退下之后，他得到一枝方竹献上。皇帝抚摸观察它，高兴地说：“詹同原来真是个诚实的人啊！”于是亲自挥笔写了一篇《方竹记》。开头说万物品类繁多，中间叙述探究事物道理的困难，最后说臣詹同为人俊伟、气概豪迈。考察传记，才智超过百人叫作“豪”，超过千人叫作“俊”。皇帝的褒奖，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了。不久，皇帝在端门召见臣詹同，让给事中抄写此文赐给他。臣詹同高兴得不能自胜，将要到台阶下行拜谢礼。皇帝笑着说：“你的头发已经秃了，牙齿也稀疏了，还怎么行礼致谢呢？”臣詹同捧出这篇文章，交给装裱工人用龙纹玉轴装饰，然后拿给太子赞善臣宋濂看。我宋濂私下想：我本是草野微臣，在皇帝面前侍奉了十五年。皇帝作文时，有时不喜欢亲自书写诏令，我便坐在榻下，拿着纸笔接受他的口述。短短一顿饭的时间里，皇帝引经入史，连续说出一千多字。我抬头看见天子的光辉明亮而回旋照耀，纸张全是日月精华凝聚而成的，铺展开来便如祥云，散开来便如彩霞。始终看不见神妙变化显现的痕迹，这确实可以说是天成的文章啊！我听说，三代以后，统一天下的君主，如汉高祖、唐高祖和宋太祖，都生于北方，他们的功业确实伟大，却没有听说以文辞著称。如今我们的皇帝生于南方，一挥天戈，九州内外无不臣服，自开天辟地以来，是世间从未有过的事。何况皇帝神妙的文采焕发，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明相互辉映，向下普照万物，无不仰承光明。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上天想用文明教化成就天下，所以生出圣人，超越前代达到如此盛大。但皇帝亲自制作的文章虽然很多，却从未轻易赐给别人。臣詹同是以文学侍从的臣子，长久得到皇帝的记挂，所以特别蒙受这次赏赐。臣子以诚心侍奉君上，君主以恩惠施及臣下，唐尧虞舜那样的盛世政治，三千多年以后又重新出现，这是多么美好啊！臣詹同应当把这篇文章刻在金石上，与典谟、训诰一类的文章一起收藏，使子孙后代永远传承下去。臣詹同在洪武癸丑年五月戊辰日接受赏赐，过了二十七天，正是六月乙未日。臣宋濂恭敬沐浴焚香，在后面题写道：“臣宋濂拜手恭谨记载。” 恭敬题写在御和诗后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地下诏命我和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编修《日历》。后来中书省又奏请征召浙东西和江右的士人七名，分年编纂，而我和詹同担任总裁。九月四日，在宫禁之中开设史馆，每天轮派宦官守门，太官进献膳食，事情十分严密而且秘密。我们天还没亮就入馆，直到日色昏暗才出来；又常常宿在翰林院，担心有诏令传召，大概是不敢不谨慎。稿本完成后，想找才俊而有文才的人通考义例并誊写，于是选了两名生员，写明姓名上报。皇上批准了奏请，其中一人是义乌黄昶。黄昶当时因《春秋》科考试列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正在成均肄业，于是发文给博士征召他。十月二十六日，黄昶到达，我带他在西苑拜见皇上。皇上慰问了很久，又问：“你是哪一位的后裔？”我回答说：“文献公黄溍，是黄昶的从曾祖。”皇上很高兴，又让他在大本堂拜见皇太子，对他勉励慰劳有加。不久，皇上派侍臣从尚方取出绮制的衣裘和皮靴赐给他。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诚意伯刘基和我、詹同一起在乾清宫便阁侍奉皇上宴饮，大家都喝醉后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