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宪集卷十三

译皇上喜爱黄昶的俊秀才华，挥笔作了一首诗赠给他，字写得像酒杯那么大。不一会儿，奉皇帝传令召我们到右顺门，恰好皇上乘步辇来到，詹同和我酒意还没有完全消退。皇上对詹同说：“你还没有醒酒吗？”詹同回答说：“臣虽然醉了，还能作诗赠给黄秀才；黄秀才就是黄昶。”皇上说：“诗在哪里？”詹同回答说：“在史馆里。”皇上说：“宋濂应当赶快把它取来。”我上奏之后，皇上又笑着对我说：“朕就和詹同的诗，你应当替朕书写。”我写完以后，回去告诉黄昶。黄昶原是草野中的寒微士人，一旦遇到这样的盛世，皇帝文采如奎星、璧玉般的光辉照到了幽隐之处。于是他把黄金研成金泥，写录皇上赐和的诗章，用黄绫和玉轴装饰，并把詹同的诗附在后面。黄昶曾经跟我学习，我又亲眼见到这件事，因此请求把它记在卷末，传给久远的后世。我恭敬地看到，皇上的圣明神武出于天性，表现在篇章翰墨之间，不必凝神思索便能写成，自然超越古今，不是积累学问的人所能比及的。然而皇上也从未轻易写诗和侍臣的诗，难道不是乐意培养英才，以此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吗？《诗经》不是说：“成人有德，小子有成就；古代的人不厌弃他，便赞誉这个才俊之士。”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黄昶应当勉励自己啊！黄昶应当勉励自己啊！黄昶字叔旸，能作古文辞，善于继承他的家学。这一年十二月八日，具官宋濂叩头再拜，恭谨记载。恭敬题写在御赐文集后 洪武八年乙卯年春三月壬辰日，皇帝驾临乾清宫，召我前去，询问前御史中丞刘基什么时候启程。我回答说是第二天。皇帝接着问他的病势有没有好转，是否还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回到家中。我又把详细情况奏报。此时刘基患有风霜露寒之病，皇上怜悯他是开国旧功臣，特地下发亲笔敕令，命起居注郭传达给他，让他回山以便侍奉赡养亲人。然而皇上的圣意仍然惦念他而不放下，于是召我来询问详情，谈完以后，皇上步出宫门，我从后面跟到丹墀。皇上忽然回头对内史张渊说：“你去取一部新刻的文集，赐给学士宋濂。”我恭敬叩头谢恩。张渊引我到典礼纪察司，对司副李彬说，要把我的姓名登记在册，这才颁赐给我。原来这部文集是御制的，共三帙，虽然已经刻印完毕，却仍秘藏在宫禁之中。当时得到赐予的，只有太师李韩公善长、中书右丞相胡惟庸和我三人，所以内臣对这件事如此郑重。我仰想皇上的圣学高深远大，就像天一样不可登临。他发为御制文章，如丽日祥云，照耀下土，本来就不是我这样的微小臣子所能赞颂完备的。至于他的宽仁、崇高德行，优厚礼遇开国旧勋，以及特别宠爱文学侍从之臣，恩典和情意都达到了极致，更是前代帝王无法企及的。我在欢欣庆幸、手舞足蹈之余，所以详细记下应答的话语和获得这次宠赐的缘由，等将来退居田园时，把它制作成竹笥，用双金龙装饰，恭敬地收藏在山中。这个月三日癸巳午时，具官臣宋濂洗手后恭谨记载。恭敬题写在御赐和诗《文学传藻纪行诗》后 新近任武昌府知府的臣传藻，把他任监察御史时所蒙赐的御和《纪行诗》四首拿来给我和臣拱看，说：“天的运行之道不可窥测，但观察日月星辰的昏暗和明亮，就可以知道一些。地的运行之道不可测量，但观察草木虫鱼的生长繁息，就可以知道一些。圣人，就是天地。他静止时，与道谋合；行动时，与神俱行。如果不通过言语文章表现出来，怎么能够看见天地的心意呢？”我侍奉皇上二十年，皇上睿智的谋划和英明的决断，虽然不是我这种浅陋的见识所能完全了解的，至于求贤若渴、爱民如同爱护婴儿，却是我亲耳听闻、熟知的。由这四首诗来看，皇上对传藻的期望可以说十分深切，而对于民事尤其详尽；诗中涉及这些，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和传藻同出一师，又是同郡人，了解他的为人。我曾经探问他得到皇上知遇的原因，大概是传藻存心宽厚，执法公平；他以御史身份出使江淮之间时，所作纪行诗多含有讽谏之意，所以皇上喜欢并为之唱和。这更可以看出皇上对待传藻，以及传藻侍奉皇上，都完全尽到了各自的道理。与那些用谄媚之说引导君主，以及同臣下争夺声名的人相比，相差不是很远吗？我老了，退居乡里，早就想不再说话了。只是曾经执笔继任史官之后，铺陈赞颂圣治，本来就是职责所宜，所以替传藻写下这些。传藻由御史转任太子文学，后来又任御史，最终出任武昌知府。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题写。恭敬题写在《豳风图》后 我宋濂在青宫侍奉讲经十多年，凡是宫中收藏的图书，大多有幸见过。其中有赵魏公赵孟頫所绘《豳风》图，前面写着《诗经·七月》，后面接着图画。皇太子观看后很喜欢，认为图画原是方形册页，恐怕开合频繁，中间折叠处的丹青容易损坏，便命工匠装裱成卷轴，以便长久流传。皇太子多次下令让我在卷末题写。我听说：《七月》一诗的序说，周公陈述王业，以此告诫成王，所以详细记载农事的艰难，从拿起耒耜开始，到举足下田，从播种谷物到清扫场地，直到上入宫中从事宫室营造的劳作，无不纤细详尽地备载；女工养蚕纺织的辛劳也接续写在后面。唉！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的痛苦没有比农民更严重的。有国家的人应当想到怜悯他们，使他们安宁。宋代儒臣真德秀对此很有见识，曾向朝廷请求，想把农夫和女工劳作辛苦的情状绘制出来，悬挂在宫中，分发到外戚之家，使六宫嫔御和外戚近亲知道衣食是怎样得来的，这用心真是盛大。恭敬想来，皇太子殿下天赋美德，仁慈孝顺、温厚文雅，尤其留意农事。他常常在宫禁之中种植麦禾，观察它们成熟，那么他怜悯百姓的勤劳辛苦，本来不必等到周公告诫之后才会知道。然而这种心意容易产生，却难以长久保持。自古贤明的君主总是存有敬畏之心，甚至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来作比喻。愿殿下早晚都保持像观看此图时一样的心意，那么天下四海就会安定，没有一个人不蒙受您的恩泽，盛大的德行和功业一定会超过成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年纪虽老，每天都殷切盼望这件事，于是推衍真德秀的意思，把它详细写在篇中，以尽犬马般的忠诚。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日，具官臣宋濂恭谨记载。题写宋高宗赐答罗尚书的手诏

译以上是思陵宋高宗答复新安罗彦济公的一通手诏。他的几个孙子宣明把它装裱成卷，不远数百里带到浦阳江边，请我题写。关于罗公，我听说他在政和二年考中进士，起初任监登闻鼓院，五次升迁到起居郎兼侍讲、兼权中书舍人。罗公曾多次上章请求辞职，还没有过多久，就又升为御史中丞。按照旧例，中丞和侍御史不能同时设置，于是改任侍御史。罗公又极力请求离职，等到改任吏部尚书后，又以疾病为由上奏，请求任宫观职或出任外郡。思陵不忍心让罗公离去，所以用这样优厚的诏书答复他。由此看来，罗公难以进取而容易退让的风范，也是臣子中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何况他经营淮南的策略、表章中所说的《春秋》法、关于天生杀伐的言论，以及辟任南雄守、想治罪主张和议的奏疏，都在当时显赫著名。没有志向建立功业的人，恐怕不足以做到这些；有人竟把胡编修、岳太师视为罗公的毛病，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因依从宣明的请求，在左边题写这些话，略微谈及罗公的行事，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诏书中所说的“擢冠常伯”，是因为唐龙朔二年改称六部尚书为太常伯；但吏部是各部之首，所以起草诏词的人据此称它为“冠”。题写宋熙陵御书后 以上是宋熙陵的一道御札。前一道共二十九字，大概是济阴张文定公张师亮任宰相时，赐给他母亲秦国夫人孙氏的。考察可知，张公在淳化二年辛卯九月由参知政事任命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书左丞的身份被免去宰相职务，在位不过二十二个月。皇帝在这期间因为夫人高寿，又有贤能的儿子，多次召她入宫，并赐手诏慰问，这张纸只是其中一件。到张公免去宰相时，夫人已经八十五岁；不久张公被任命为知定州，便上奏章极力辞谢，没过多久，夫人也去世了。后一通共六十九字，其中漫漶不能辨读的有六字，末尾写着二十八日，又盖有御书之宝，是张公任知代州时皇帝秘密赐给他的。考察可知，张公在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日，由签书枢密院事授给事中，出任代州知州。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日，召入朝任刑部侍郎、枢密副使。这道手札一定是端拱元年戊子赐下的；这一年夫人已经八十岁，张公任官也将近三年，于是上表陈情，请求暂时离职归家省亲。所以手札中说，秋防将近，暂时不能批准，须等到来年春天另有诏令再作答复；皇帝没有忘记从前的请求，第二年张公果然回到朝廷。所谓二十八日，虽然还不能立即确定是哪一月，但以“接近秋防”的话作为证据，必定属于戊子年五月或六月。两道手札之后有一篇跋文，末尾只说“天圣六年龙集戊辰春二月二十六日记”，却没有署名。考察张氏家集，原来是张公的第二子、秘书监致仕张宗诲所写。跋文中说“在御前考中进士”，太平兴国二年丁丑正月戊辰日，皇帝亲自驾临讲武殿，出诗赋题目复试进士，张公当时在吕蒙正榜中列第三甲及第，所以说是“御前”。张公前往代州时，跋文说朝廷正渴求边将，张公首先自行请求前往；这并不符合当时事实。原来张公任枢密院官时，与枢密使王显、副使王沔共同商议收复幽蓟之事；曹武惠王兵败后，皇帝颇不高兴，接着又因张公奏对违背圣意，便让他出任外职。后来因赵忠献王替他说话，才又召回朝廷。这里说他主动请求出行，是为了避讳真实原因。此前太祖曾巡幸洛阳，张公上奏富民封建、敦厚孝道、举荐贤能、兴办太学、设置籍田、惩治奸邪、谨慎刑罚、平定并州汾州、选用良吏等十条策略进献，太祖已经十分器重他；到太宗继承大统后，更是屡次破格提拔他，出入两府，终于升为宰相。如银河般光明回旋的御制文章，不仅使他本人获得宠荣，也上及他的亲人。四百年以后，我私下观看这些遗墨，感慨地追想当时。君臣一心，能够造成那样和谐的政治局面，气象实在不可限量。至于《尚书》所说：“居于上位能够明察，处在下位能够尽忠。”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题写宋孝宗交付史丞相的内批 阜陵宋孝宗一心想恢复中原，张魏公张浚大力赞助，史卫公史浩却多次从中阻挠。皇上当初对张浚十分信任，隆兴元年正月，史浩拜任右仆射、同平章事，张浚随即得到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的诏命。如今这道内批所说的“肃清旧壤”，大概指的就是恢复中原；又说“卿努力同枢使商议”，枢使正是指张浚。当时二府意见不合，所以皇上告诫他们。建炎五月，亲征诏令下达，史浩因为没有参与出师谋划，便极力请求辞职，罢相后任知绍兴府、奉祠而归。这道内批应当是在他罢相前几天颁下的。我取道歙州经过那里，朱征君把这卷文书带到驿舍，强迫我题写，所以匆忙写下以上文字。张浚和史浩的得失、出师的成败，来不及全部论述。凡有诏令从宫内发出，叫作内批，又称御笔，都是由内夫人代为书写；所谓御宝批，有时是皇帝批写，有时是内夫人批写，都加盖御宝。只有亲笔批示，才是皇帝亲自书写押字而不用印宝。这道批示没有用宝，却有押字，正是所谓亲笔。我姑且一并说明，以便让人知道当时的旧例。题写《伊尹古像卷》后 我曾经读孙季昭的《示儿编》，其中说，《尚书》所记“伊尹放太甲于桐”，“放”字应当作“教”，因为两字篆文相近，所以讹误了。他的论说很有见地。句曲外史张天雨能够采用他的说法，写在伊尹古像后面，确实是明白事理的言论。不过，汲冢竹书所记载的说法，又为什么和这里如此不同呢？

译题写《商山四皓图》以上是一卷《四皓图》。所谓四皓，最早见于《史记·张良世家》，就是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起初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考察《陈留志》：园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住在园中，因此用“园”作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是齐人，隐居在夏里修道；甪里姓周，名术，字元道，是河内轵人。《孔父秘记》又写作“禄里”。这些说法都是王劭根据崔氏、周氏的世谱以及陶潜的《贤辅录》而提出的。至于绮里季，就没有可考的记载了。有人说，《姓氏书》说绮里是姓，季是字。我本来怀疑这种说法荒诞无稽，等读到颜师古《汉书》注，果然说四人隐匿踪迹以躲避祸害，氏族姓名没有办法详知；后世皇甫谧、谯周一类人以及各地地理书中的说法，都是流传下来的附会罢了。可见古人读书精审，本来就有能够达到这种认识的人。可是周公谨所著《齐东野语》又喋喋不休地坚持这些说法，为什么呢？不只是四皓如此，传记所记载的伯夷、叔齐一类人物，也一个个把氏姓名字记得非常详细。经书中既然没有明文，不知道后世凭什么知道这些姓名呢？对此一笑置之并斥责它，也就可以了。然而过去一向把夏黄公看作一人，毕士安却说绮里季和夏黄公是同一人，黄公另是一个人，这种说法更加奇异。根据汉惠帝时刻立的四皓神位：第一位是园公，第二位是绮里季，第三位是夏黄公，第四位是甪里先生。汉惠帝距离四皓的时代不远，足以证明毕士安的说法错误。我偶然题写这幅图，于是牵连写下这些话。至于题字的工拙，暂时还没有闲暇评论。题写司马公手帖后 以上是司马温公写给范忠宣的一封信，收藏在楚郡龙云从家。龙云从偶尔请我在后面题写。我听说哲宗初年即位，崇庆太后与皇帝共同听政，起用司马公任知陈州；司马公经过宫阙时，被留下任门下侍郎。范忠宣也从庆州被召回，任右谏议大夫，不久升为给事中。这封信正是在此时寄出的，大概是元丰乙丑年冬天，或者元祐丙寅年春天吧？司马公自熙宁辛亥年居住洛阳以来，任过两次留司御史台，四次任提举崇福宫，到这时才掌握政权，所以信中有“闲居十五年”的话。司马公当时大概已经六十七岁，新法正盛行，附和的小人很多；他估量无法阻止，于是闭口不谈，因此又说“再求得一任散官，等到七十岁便依礼退休”。当时章惇、蔡确、黄履、邢恕等人像蛇盘蚓结一样，牢不可解；司马公刚从外地回来，孤独地站立，所以又有“如同一片黄叶在凛冽的风中，怎么能不危险坠落”的话。司马公的心志实在令人悲叹。然而司马公和范忠宣一向相互了解；司马公居洛阳时，范忠宣正请求罢免齐州的职务，改判西京留台，于是二人同在真率会相聚。他们志同道合，当然不是一天形成的。熙宁年间的新法，大家都共同愤怒于它所造成的祸害，只是提出的措施有些不同：范忠宣想去掉其中过于严酷的部分，司马公则想铲除它并断绝其根本。虽然信中有“随着时势加以晓谕，不要再留下形迹”的请求，但两位贤人的见解，突然之间还不容易完全合拢，难道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所以使事情如此吗？司马公写完这封信后，仅仅过了几个月，便在冥冥之中离开了人世；范忠宣继任左仆射，努力用宽广的胸襟开启皇上的心意，以忠厚笃实改变士大夫的风气，四海正抬头盼望太平，不久颖昌的任命又突然下达了。不是更加令人悲痛吗？读到这封手帖的人，应当知道国家治乱的关键所在，不能只把它当作寻常书信来看。题写富韩公十二帖 以上是韩国富文忠公富弼的手帖十二通。第一帖，是富公任昭文馆大学士、宰相时寄出的，应当是嘉祐三年。富公自至和二年与潞国文忠烈公并任宰相，到这时才进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信中所称“集贤相公”，就是魏郡韩忠献王韩琦。第二帖，是富公服丧期满时寄出的，应当是嘉祐八年。富公自嘉祐六年三月因母亲去世离职，到这时服丧期满。这年三月辛未日，宋仁宗昭陵升遐，所以信中有“刚刚结束家中的丧事，又遭遇国家的丧事”之语。第三帖说“罪逆未死，已经到了除禫”，也应当和第二帖同时。第四帖、第五帖，是富公任枢密使时寄出的，应当是治平元年。富公服完母丧后，便被召入西枢。信中所称“昭文相公”，也无疑是魏王韩琦。宋朝承袭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的正式职任。宰相之首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有时设置三位宰相，则昭文、集贤两位学士都兼监修国史，分别授职。这三大馆都由宰相兼任，并且按次序升迁。魏王由集贤殿大学士升任昭文馆大学士，所以信中随时而用不同称呼。第六帖，是富公任枢密院官时寄出的，也应当是治平元年。武举被废止，在熙宁元年十月己未日；熙宁五年八月乙丑日，虽然选拔秘阁旧经考试的五十一人加以任用，但武举制度仍未恢复。到这时才商议重新举行，所以信中有“武举文字，开始托西掖侍郎等人进言”的话；这一年九月丁卯日，诏令实行武举。第七帖，应当是熙宁元年初任判汝州时寄出的。四五月间，河朔发生大水，百姓都流离失所。南郊祭礼结束后，按照旧例两府臣僚应当得到恩赐，宰臣因灾害而上奏请求停止。富公念念不忘百姓，所以信中也说“河朔水涝成为祸患”。第八帖，应当是熙宁四年冬天返回洛阳时寄出的。富公因为没有实行青苗法，被提举官赵济和侍御史邓绾弹劾。六月甲戌日，被罢去使相，以左仆射身份再次出任判汝州；七月赴任，十月中旬因病请求回家，所以信中有“赴汝海办理政事以及回洛阳养病”的话。第九帖至第十二帖寄出的时间，与第八帖相同。第九帖应当是写给潞公的，当时荆国王文公王安石正得到皇帝信任，群小纷纷附和，最害怕富公的刚正，想暗中陷害他，所以信中有“足疾已有七年，又积累忧虑恐惧，心气不得安宁”的感叹。

译潞公一向敬重爱护富公，想推荐起用他，所以信中又有“屈意蒙受推举借助，惶恐得无地自容”的恳切话语。大体说来，贤人的出仕或退处，确实关系到时政的得失。如今看这几封手帖，君子与小人的进退之间，一治一乱，清楚可见，不必等到议论之后才明白。至于富公的德行功业，都记载在国史中，传播于天下贤士大夫的口中，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富公是贤人，也不需要我再说才明白。这卷中有宋代宇文虚中的跋语，说装裱次序杂乱，所以我详细写明各帖寄出的时间，以补足它的缺略，并重新编排次序如上。宇文虚中字叔通，是戌都广都人，以黄门侍郎身份出使金国，现任翰林学士承旨。皇统初年想南奔而未能成功，最终被杀。题写朱文公手帖 太师、徽国朱文公的一纸手帖，韵致润泽飘逸，比起他往日所写的，人们认为尤其值得玩赏。我虽不敏，却不只是欣赏他的书法笔画而已，因为其中实在有所感触。帖中说：“恭叔还没有到，只有文叔来了，已经两天了。见约诚之正在这里相聚。”文叔名叫友文，恭叔名叫友恭，都是潘姓，二人确实是兄弟。恭叔精通礼学，文公修订《三礼》时，把《仪礼》和《礼记》参照贯通，合为一书；其中不合的地方分为五类，《周官》则另编为一书，恭叔实在参与了讨论。文叔尤其善于提问辨析，文公和他讨论《大学》中“致知格物”的意义，虽然反复多次，他仍不肯放下。诚之有一座澹轩，早年跟从张宣公游学，晚年又事奉文公。文公对待他，如同对待黄直卿；这样看来，这三个人都是他的高等弟子。想来当时师友相从的盛况，聚精会神，道德义理充实融洽，仿佛身在泗水、沂水之上。如今从道术隐没、贤民离散的时代回望它，简直像应龙潜藏在玄关之中，想见一面也不可得，只能留给有识之士无限感慨，岂不可悲！这封帖没有年月，不知道是哪一年发出的，或许是在学禁尚未兴起、文公于竹林精舍讲道的时候吧？题写宋代名公与马鹤山等人的几封手帖 焕章阁待制、知镇江府马公防叔，在乾道、淳熙年间以政绩闻名；他当时交往的人，都是才华杰出、德行高尚之士。他们的书信流传到今天的，仍然可以作为考证。马公以直显谟阁、福建安抚使知福州时，朱文公元晦出任漳州长官，元晦的手帖说：“荣幸地承蒙召还的诏命。”大概马公当时被召入朝任太常大卿兼检正，实际是绍熙元年八月。其余各公书信的写作年月，也有可以考知的。留忠宣公仲至在淳熙十六年仍任右丞相，续修年谱记载他在绍熙初年即升任左丞相；如今帖上仍称右相，应当是淳熙十六年。袁侍郎机仲称马公为判府安抚、显谟大卿，范侍御处义当时从知滁州调入任殿院；他对马公的称呼与机仲相同，也都是淳熙十六年。正值马公知福州时，机仲的手帖说：“降授朝请郎。”机仲曾代理工部侍郎，因为议论大理寺审判案件而触犯权要，请求外任并获准出守一郡，不久又降两级官阶，到绍熙初年才恢复原官。然而机仲、文节公廷秀、范资政至能都在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榜中登进士，又与马公同年，所以帖中都在年末称说。廷秀到淳熙十三年才升任尚书左司郎中，十四年授秘书少监，不久便以直秘阁出知筠州；如今他的官衔仍写作左司，应当是淳熙十三年。马公授直敷文阁、任江西提刑时，至能的官衔写作“权礼部尚书”，也在淳熙年间；不久他升任吏部，终于参与执掌政事，我怀疑这比仲至发信的时间稍早一两年。至能手帖说：“任职升迁超越常格，正为此惊惧，想要上奏辞免。”或许正是在调任吏部的时候吧？赵忠定公子直在绍熙四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兼同知枢密院事，五年夏四月便升任知枢密院事；如今他的官衔仍写作同知，必定是在这两年之间。子直手帖说：“早晚忧虑困扰，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大概是因为监察御史汪义端攻击他结党邀名。又如王文定公季海的帖中有“臧否愆期”等语。考查淳熙八年闰三月辛巳的诏书，规定各路监司、帅臣把所属郡守分为三等：治理功效显著的为“臧”，贪婪苛刻、庸碌荒谬的为“否”，无功无过的为“平”，年终具列姓名上报。马公当时任江西提刑，所上报的事情误了期限；季海正任台司，便以道路遥远为解释，皇帝不悦，降马公一官，实际是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后署六月的事。这正与传记相符合。然而把这些公卿通论起来，季海、仲至以宰相功业著称，机仲以严正立朝，有古代谏诤之臣的风范。廷秀忠于国家，至能不辱君命，处义弹劾汝愚，稽命论奏罢免沈清臣，虽然在公议上未免略有贬损，但也都是敢于直言的人士。子直奋不顾身，决定国家大计而使国家安定，功业尤其辉煌，不逊于古人，都可以称为有志而不随俗的人。至于紫阳文公，上承周敦颐、二程道学的传统，使圣贤经典像日月照耀天空一样明白显著，那么他的功劳又是何等巨大呢？阅读这卷手帖的人，应当心有所感而欣喜，思慕并效法他们，不要只把它看作奇特的玩物而已。新定马君文祯公的七世孙带着此卷来求我题写，我在病中健忘之余，姑且挂一漏万地写下这些话。题欧阳率更手帖 这块碑是欧阳信本晚年所写，笔画险峻刚劲，仿佛铸成的铁一般。反复观看，确实应当是最初的刻本。然而信本虽然竭力追摹右军，至于书法的规矩、妍媚和情趣，或许更多得自大令。学习大令的人，以羊舍人、薄给事最为优秀，此后便很少听到了。只有法极师能蔑视众人而追随大令，到了信本兴起，几乎可以与他抗衡而无愧。名迹收入宣和内府的，共有四十纸，可惜都已不存。《金石略》所载的二十三种，也只有邕禅师塔铭、昭陵六马赞、皇甫氏碑、醴泉铭流传最广。大体都是翻刻重勒的作品，无法看出那种孤峰突起、四面削成的气势。像这样的本子，实在值得珍藏玩赏，观览者应当把它同殷代彝器、周代鼎器一样看待。题文天祥手帖

译我曾见过文山公写给黄伯正的手帖，说：“赣州大姓中起兵义举、跟随的人，如欧阳冠侯等，共有二十三家；史书大多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如今已经无法考查了。宁都陈蒲塘父子，也是二十三家之一，正因其从子景茂请我作铭文，我才回信答复，使他们的姓名因这件事而不至湮没，难道不是幸运吗！”读到文公兴言追叙往事、因而哽咽流泪的话，可见他对蒲塘的感情很深。题赵子昂临摹大令的四帖 赵魏公对书法学习非常勤奋，王羲之、王献之的法帖，他总共临摹了数百遍；所以盛大的名声充满四海，难道没有原因吗？后生小子，早晨才学习拿笔写字，晚上就想专擅书法之名，可以令人一笑了！如今看到张唯编修所收藏的临摹大令的四帖，姑且在卷末写几句话，给懂得书法的人看。题赵博士训诫儿子的手帖后 从前赵简子写下训诫的话交给两个儿子，三年后询问他们，伯鲁不能背出那些话，无恤却把那些话背得很熟。他要求看那份简册，简册从袖中取了出来。君子由此知道了他们贤能与不肖的区别。会稽赵君圭玉任法从官时，他的父亲博士君写作《训忠之书》，寄给圭玉；圭玉佩带在身，始终不忘。又把它装裱成画轴，悬挂在书斋中，岂止像盘、盂、几、杖上的铭文一样时时自警。唉！圭玉本来就是赵简子的远代后裔，他难道也是听闻无恤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吗？题黄山谷手帖 右边是摩图老翁从戎州回到荆渚时寄出的两封手帖，正值固陵即位、恢复宣德郎并任鄂州盐税监的时候。帖中所称的谅正，是元祐侍御史黄公的儿子，侨居荆州。等到老翁到达，便和他的哥哥益修拿着谱牒，叙述宗族盟好。老翁又前往拜访他家的家庙，谅正把侍御公生前使用的流离钟送给老翁；二人的情谊深厚，不亚于兄弟，所以老翁称他为“五弟强宗”。谅正擅长医术，老翁因此托他办理药物之事，并说“送来的药很有恩惠”。“同惜两日，吃妳差快”，同惜是他女儿的名字。算来老翁生这个女儿时，年纪已经接近六十了。当初老翁三十多岁时，曾经过泗洲僧伽塔，便写下发愿文，戒除酒色和肉食。没过多久，这些戒律就全都犯了。到了年老时，仍然不能克制自己血气的私欲；如此看来，饮食男女本是人的大欲，即使贤者有时也不能免除吗？姑且拿这件事来开个玩笑。至于老翁的大节以及书法文章的精妙，世上无论贤愚都能说出，这里不必再赞述。“同惜”后来改名为睦，是介休县君谢氏所生的女儿，长大后嫁给舒城李文伯。题文履善手帖后 右边是少保文信公的手帖，写于他知赣州时的六月。文公自从被贾师宪忌恨，咸淳壬申年便援引钱若水的先例，上奏请求退休。第二年癸酉，绍陵特意起用文公为湖南提刑；又过一年甲戌，改任知赣州。文公当时年仅三十九岁，在赣州任职只超过一年，到了德祐乙亥年秋天，便率领勤王军队赶赴临安；所谓“六月”，正是甲戌年的六月。又一年丙子，宋朝灭亡。再过两年戊寅，文公在朝廷被王惟义擒获。又过四年壬午，文公因忠贞而死于燕地，这就是国朝至元十九年。距离写这封手帖的时候，大概已经历经九个寒暑了。丙申年春天，有客人拿《悦生堂兰亭本》来求我题跋，上面有师宪的题记，我因此斥退了他，没有顾及。没过多久胡君忽然拿出这卷给我看，我拜了两拜起身观看，恍惚如同在先王时代看见宝玉和大弓，仔细玩赏，舍不得放手。唉！善恶存在于人心之中，有些东西能够不磨灭，正是如此；即使经过千万世也不会改变，实在令人深为敬畏啊！题叶信公五帖后 东阳许仲文把先世收藏的西涧先生叶公镇的五封手帖拿给我看。我还记得先生在咸淳壬申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却没有接受；诏书授他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甲戌年十月改任知庆元府沿海制置大使，他又不接受。不久召任少师、太乙宫使。如今第一、第二帖都以少保、观文等官职署名，应是壬申、癸酉年发出的，正当许君起初代理宁海县令时。第三帖说到许君爱护百姓、制止暴行以及推荐文书的事情，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年，应当是在许县令任职之日，推算起来略晚于前两帖。第四帖就是前帖的内幅。第五帖是先生写给弟弟竹友的家书，末尾说许权如今已经解印离职，这是最后一封。我私下想，先生位居台司正位，多次挫败权奸，直言严行，不让古人；在乡里时，却唯独对一个许县令如此殷切。如今许令的清明政绩，也能够上报答先生的知遇，在上位者不傲慢对待下属，下属也能承接上位者的教导。虽然处在宋朝末年，这种气象仍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许县令的子孙能在兵火之后珍藏这五帖，难道也是贤德之人的恩泽吗？县令名元沐，号东泉，在景定壬戌年方山京榜中考取进士。金华史官宋濂题写。题王羲之真迹后 从前危内翰太朴拿出王羲之的《野凫帖》给我看，并且说另有一帖名为《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中，流传次序一一都有根据。须溪刘珙、孟平都说它如同《兰亭》中的《裹鲊帖》，尤其精妙绝伦。我遗憾没有见到它。近来豫章人士来求墓志文，忽然拿这封帖作为见面礼；须溪的题识清楚地留在帖后，于是我惊喜地说：“这大概就是太朴所说的那一帖。”我把它遍示朝中擅长书法的人，他们都断定是真迹无疑。有人拿唐人临本来比较，神韵气息相差极远，不可相比。鄱阳刘彦炳最以精于鉴定法书著称，每天观看此帖仍不厌倦，几乎狂喜得要起舞。真伪的区别，确实自然不同啊！须溪所写的名字中，凡是把三代人物的字伪造署上的，他都能立即辨别；这里姑且一并提及。题张旭真迹 唐人的书法收藏在秘阁中的很多，只有“颠张”的真迹极少。如今观看他所写的《酒德颂》，从幽深进入明丽，几乎像鬼神雷电一样，变化不可测度。这才真正称得上草书圣手吧？题郝伯常帛书后 霜降了，风高了，任你自在飞翔。回首归来的日期，已是初春。上林苑中天子张弓射箭，远在穷海的被拘留臣子有帛书寄托。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飞这只雁；捕获它的人不要杀死。国信大使郝经写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译右边是郝文忠公的帛书，共五十九字，宽二寸，高五寸；背面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字透到正面，可以辨认。中统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极，想要通告即位并同宋朝议和，于是精心选拔朝廷大臣，只有郝公最合适。四月丁未，授郝公翰林侍讲学士，佩金虎符，充任国信使出行。宋相贾似道把他拘留在仪真，不让他离开。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诏讨伐宋朝，并追问执行使者罪责。当时郝公在仪真，已经十五年，由于音信长久不通，便在九月甲戌用蜡丸封裹帛书，亲自系在雁脚上，祝愿它向北飞去。十二月丙辰，巴延南征的军队终于渡过长江。十二年二月庚午，贾似道害怕了，命总管改佑送郝公回国。三月，捕鸟人终于在汴梁金明池捕获了这只雁。四月，郝公抵达燕都；七月辛未便去世，年仅五十三岁。他的书信写“中统十五年”，就是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绝，他只知道年号改为中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朝灭亡，这封帛书被安丰教授王时中得到。延祐五年春，集贤学士郭贯出任淮西使者，得以看到它，于是上奏朝廷，皇帝命中使取来。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贤大学士李邦宁把这封书献给仁宗，诏令装裱成卷，由翰林、集贤的文臣各自题识，收藏在东观；王约、吴澄、袁桷、蔡文渊、李源道、邓文原、虞集也都写了作品。从前苏武出使匈奴，匈奴欺骗汉朝说苏武已经死了；汉昭帝派使者告诉匈奴说：“天子在上林苑射猎，射中一只雁，雁脚上有帛书，说苏武在泽中牧羊，汉朝因此得以接回苏武。”这只是当时临时编造的话，并非事实。如今正值一位使者与外界完全不通的时候，雁却能远远避开弓箭，把郝公的书信送到汴梁，难道不是上天想要显明郝公的忠节吗？大概是上天保佑郝公北归，所以捕获雁的人没有把此事上报；不然，这封书信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有人说世祖看了这封书信后，曾有四十名骑兵留在江南，却没有一个人像这只雁一样感叹，于是兴兵讨伐宋朝；这些都是好事者传说附会的话，却不知道有可信的史书依据。我修撰《元史》，已经把这首诗录入郝公传中，如今又把年月先后写在卷末，用来表明雁确实能够传递书信。题顾主簿写给萧侍御的信后 唉！君子立身行事，丝毫也不可不谨慎；一件行为有了污点，众多善行就都会毁坏。即使后来痛切地自我责备，泼出去的水也不能再倒回瓶中。我对于侍御史萧振的事情，不能没有感慨。萧振字德起，是温州平阳人，本来由赵忠简公鼎推荐，因秦桧引荐而进入台省，于是亲近秦桧而疏远赵鼎。原来主张和议的是秦桧，赵鼎和刘大中毅然不肯同意。萧振弹劾刘大中，以此动摇赵鼎，赵鼎最终被罢免宰相。等到舆论无法压服萧振，他很是后悔，于是常常同秦桧意见相左。听说杨炜上书责备李光顺从秦桧的和议，萧振便推荐杨炜升调官阶，想借此洗刷自己，却不知道反而恰好成了池阳之谪。唉！萧振治理政务，历历可考；他在西蜀任职时尤其有声望，所以宋高宗曾发出“前有胡世将，后有萧振”的感叹。假使没有弹劾赵鼎这件事，萧振能够不成为君子吗？后世公论定下以后，最终把他同何铸、王次翁、楼照、勾龙如渊、罗汝楫列在一起，号称秦桧党。立身一旦失败，万事便像瓦片一样破裂，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萧振的同乡朋友顾冈次凤，当时任钱唐县主簿，写信给萧振；信辞虽然十分柔和委婉，却隐约有推崇赵鼎、不附和议的意思。当时主管桐庐县簿职的贾廷佐，也写了数千字的奏疏，逐条疏论秦桧的罪过。桐庐和钱唐两地相近，难道是彼此谋划的吗？然而贾廷佐极力论说仇恨和耻辱不可忘记，名分不可贬损，和约不可相信，请求诛杀王伦、拘留敌国使者，决心用兵，他的话尤其壮烈。由此也可见当时士大夫受忠义激发，即使小官也能如此，不只是李纲、张浚、曾开、胡铨诸公而已。可惜顾冈的信没有附在《戊午谠议》中，所以我特意详细论说，使读者知道身处天地之间为人处世，一刻也不能忘记君主，不要失足踏入权奸之门；这样或许可以上仰不觉惭愧，下俯也不做亏心事。我既深深为萧振惋惜，也把萧振作为最大的鉴戒。顾冈的五世孙元龙，请白野忠介公把这封信抄写成卷，欧阳文公、黄文献公、当今忠宣公都为它题识。元龙的弟弟仲华又来不断请求我的文章，顾冈也真有许多贤德的子孙啊。

译题徐浩书法 徐季海的书法，本出于他的父亲徐峤所说的“四十一幅屏”，各种书体都具备，而草书尤其精妙。我曾很有机会见到它。至于笔势腾跃奋迅，确实像发怒的狮子在抓裂岩石，又像口渴的骏马奔向泉水。世人只看到它变化莫测、不是人力可以达到的样子，却不知道它首先出于真诚自然。如今看这幅手帖，大概可以看出这一点。近代赵魏公的笔法多有仿效徐浩之处，确实值得珍藏玩赏。题龙眠居士画马 李公麟的画，如云彩运行、水流不息，本来就应当算宋代第一。他所画的马，君子认为超过韩干，这也是至为恰当的评论。丁晞、韩、赵景升虽然极力学习他的画法，也只能得到形体相似，却没有他的天然生动、神机流转。观看这卷画，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题韩干画马临摹本 我曾有幸看过东观所收藏的图画，其中有长安韩干所画《花骢图》的真迹。那幅画破碎得十分厉害，四条腿从腕部以下都残缺了，却仍像在水中行走。然而它的神采焕发，宛如活的一样，仿佛要振鬣长鸣。我认为只有陈闳才可以同它并论，至于孔荣之类，实在不足以窥见它的仿佛。如今观看这卷画的笔法，同那幅真迹极其相似，而绢素幸而完整，难道不是尤其值得珍视玩赏吗？题陶渊明小像卷后 右边是龙眠居士所画的陶渊明小像卷，后面有名公巨卿题赞，对他的出处进退阐发得十分完备，本来不必再在其中置辞。有人说陶渊明以事奉两个姓氏为耻，在晋朝所作的诗都题写年号，进入宋朝以后所作的诗只写甲子；这受到传记说法的迷惑，其中的事实有不得不辨明的地方。如今陶渊明的文集完整存在，其中题写甲子的诗始于庚子，终于丙辰，共十七年，都是晋安帝时所作，从来没有听说题作隆安、元兴、义熙年号。至于《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一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一句，虽然不敢确定是哪一年所作，却一定是宋接受晋的禅让以后写的；不知道什么缘故，反而不写甲子呢？这种说法大概起源于沈约《宋书》的错误，李延寿撰写《南史》、五臣注《文选》都沿袭了它。即使黄庭坚、秦观、李焘、真德秀这样有见识的人，也接着承袭其谬误而没有察觉。只有萧统撰写本传，说陶渊明因为曾祖是晋代宰辅，以再向后来的朝代屈身为耻；看见宋朝王业逐渐兴盛，便不肯再出仕。朱元晦编述《通鉴纲目》，于是依据他的说法，记作“晋征士陶潜卒”，可以说得到了事实。唉！陶渊明的清高节操，难道要等到书写甲子以后才显现出来吗？姑且参照前代儒者的议论，附记在左边。题越地士人饯行诗卷后 古人送别，大多写成声诗，用来表达期望、祝愿和规劝之意，唐代尤其盛行。然而他们作诗时，常常借物起兴来比喻，更多地得到了比兴的意义。因此，有根据所送之人的姓氏和古今事迹命题的，如释皎然饯送颜逸，题作《晋先传》，这是已有的；有即景取物而命题的，如刘商送别时在月下听到蟋蟀声，王符送别故人时题作《凌云独鹤》，这也是已有的；有共同采用古人诗句作为题目的，如骆宾王送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刘斌送刘散员，赋《好鸟鸣高枝》，这也是已有的；有根据旧迹分别命题的，如卢纶送杨宗德回徐州幕府，题得《彭祖楼》，郎士元送李惠入吴，题得《长洲苑》，这也是已有的；有各自探取一物而命题的，如张九龄饯送梁明府，题得《荷叶》，何包送孟儒卿，题得《秤》，钱起送客，题得《油席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见于各种传记，斑斑可考。如今观看越中人士送给金征君的诗，都是用越地的名山旧迹立题来为他送行，大概是取法于卢纶、郎士元吧？有人或许嫌它没有根据，于是我逐一说明其中的缘故，附在诗的左边，用来替越人解嘲，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既芜杂又拙劣。题《北山纪游》卷后 同郡许君存礼把《北山纪游》卷拿给我看，请我在后面题识。卷中的诗，都是乡里前辈司理叶公、侍讲黄公、太常胡公、礼部吴公、修撰张公所作。礼部所作的两篇《纪游》文章也在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长吴公也颇有赋咏，可惜没有来得及采录。因此我查检他们遗留下来的稿本，抄写下来加以补充。并且为它说：“权德舆称东阳是山水佳胜之地，如今单从北山来说，潜岳的山峰像盛开的莲花，巍然处在中央；三洞、双溪的胜景，又前后映带。景色美，确实很美。有像这些前辈诸公一样的人，都是文章巨儒，同生在一个时代，同出于一个郡县，难道不是更加美好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物固然借助山川而生，山川也专门依靠人物来增加声望。而这些诸公，其中显达在上位的，已经成为文化的表率，声名流传四方；其中隐居在下位的，也能把美好的声誉传播到朝廷，成为当世儒学宗师。这不正是人的杰出，又进一步彰显了土地的灵秀吗？”侍讲的诗，大概是首先倡作的，写于至大庚戌年。从庚戌到现在五十多年，诸公先后去世，没有一个还在世。我曾在山中采芝，经过诸公相互唱和的地方，岩石仍红，山涧仍碧，他们留下的光彩仿佛还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心中实在不能不感慨。唉！北山的雄伟秀丽，不减当年；它降下祥瑞，必定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哪里知道不会有杰出伟大的人才接连兴起，继承诸公的道路呢？长篇短韵，应该不止这些；这卷只是开始罢了。存礼还应继续收藏它，以等待后来。存礼是许文懿公的儿子，学问有源流，尤其擅长文章。并不只是因为他性情高雅、喜爱山水，更因为他仰慕先哲德行的心意尤其恳切。题朱彦修遗墨后

译右边是丹溪先生写给门人戴仲积及其儿子原礼的五张手迹。医学这门学问，本源于《内经》，它的传承失落已经很久了。金代的诸位儒者中，刘守真一类人独能远远承接失传的学术。到丹溪先生这里，已经是第三次传授了，那么传授接受的正统，不用说也可以知道。先生的弟子虽然很多，真正得到精髓的，只有仲积父子最为优秀。仲积不幸早逝，原礼凭借他的学问在浙河以西行医，跟从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因此先生的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先生的贤德。这难道不是原礼的功劳吗？韩愈说过：“没有人继承发展它，即使盛大也不能流传。”说的就是这个吧？原礼尤其拳拳不忘先生，把遗墨拿来求我题写，说看到先生亲手留下的墨迹，就像见到先生本人。我曾跟随先生游学，又在原礼叔父们之间交往很久，所以不推辞这件事，为他写下此文。唉！师道得以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如今从原礼身上可以看见这一点。题冯子振《居庸赋》后 海粟冯公以博学和卓越文才闻名于当时；当他酒喝得尽兴、气概豪迈时，纵笔挥洒，写一万多字，少时也不少于几千字，真是一世之雄啊！他的遗墨一流传出来，人们就争相用重金购买；有的刻在美石上，有的收藏在名山中，往往如此，由此可知人们对它珍爱到了什么程度。我收藏这卷已经很久，极为珍秘，如今把它送给蒲圻魏先生。先生是博雅君子，一定能够赏识它，这卷作品也算有了好的归宿。题《桂隐遗文》后 右边是桂隐黄先生的遗文十二篇，由他的曾孙、翰林侍讲学士文献公黄溍抄录。我曾在黄公门下受业，看见黄公追念先祖的德行，每天搜集散佚的文章，亲手抄录编成文集。这大概就是他的稿本。我的学生、同乡俞生恂买到它，请我在后面题识。先生名梦炎，字子旸，是乌伤人，博学而擅长文章，在宋淳祐十年考中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身份退休。先生凭文章入仕的详细经过，世人多能说出。至于他的志向节操卓越、政绩优美，却很少有人知道。先生为人不肯苟且迎合，忠于君主、忧虑国家的心意始终不忘，所以在议论对答时，多次以修养君德、谨慎边防来告诫皇帝。权臣认为他有才，想把他安排到言官之列，让他奉行自己的意旨，先生竭力推辞没有就任。这本来就足以增加名教的分量，然而他施行仁政、爱护百姓的事迹更不是一两件能够数完的。他在淮东制置幕府时，建议免除屯田租税四千七百余石；任苏州通判时，节省浮泛开支，取得钱十七万缗来代替百姓缴纳租税。唉！先生真可以说是伟大卓异、不同流俗的人了。如果没有先生宏大的才华和深厚的学问来继承他的先业，又怎么能世世代代成就他的美德呢？如今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三年了，先生崇尚道德、尊敬祖先的心意，仍然鲜明地显现在笔墨之间。阅读这部文集的人，难道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感慨吗？不只是欣赏他的字画精妙而已。辑录遗文六篇，是先生的高等弟子翰林待制王君袆亲手抄写的，奉先生之命而作。恂又把它们装裱起来，附在后面。题甘氏三友堂文后 礼部主事甘君友谅把“三友”作为堂名，大概取自孔子的话。我曾经感叹朋友之道败坏残缺，有人把阿谀奉承当作宽容，把欺诈蒙骗当作智慧；遇到不如自己的人就轻慢亲近，听说别人有善行就愤怒变脸，于是同古人所说的朋友之道大不相同了。甘君独自以此为志，他难道远远胜过别人吗？虽然如此，三种朋友世上常常都有，关键在于自己有选择朋友的资质。如果内心不虚静而拒绝意见，就听不到正直者的话；不能诚实地自我修养，诚信的人就不会愿意亲近你；不能谦逊卑下，博学多闻的人就不会把善道告诉你。没有这三点，即使一天天增进、一个月一个月积累，想求得朋友，难道能够做到吗？然而我听说甘君是善人，做官有美名；他如果不能选择朋友，大概不会如此。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达到理想境界，因而用“三友”给堂命名，这说明他在修身之道上已经有所得了。我虽然年老，还将把他作为内交之友。题恩断江端元叟手迹后 我年轻时跟随柳文肃公游学，常听他说，仁恩禅师在贾似道墓上题诗，其中有“权握三朝位，三事祗应知，已是僧彬”几句，最能体现诗人从容优游、不急不迫的意味。贾似道历任三朝宰辅，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败亡，在朝的公卿不怜悯他，在野的士君子不怜悯他，天下愚民也不怜悯他；怜悯他的只有承天寺主持僧彬，用木柴禅火焚烧他的遗骸，把他的骨灰交给他的次子，归葬于会稽附子岗。贾似道误国的罪过，可以说上通于天；假使他在地下听到这首诗，将会有无穷的惭愧吧。这实在是十四字的史家评论，对名教关系重大。如今【阙】济藏主把禅师手迹同元叟端公的《山居谣》联成一卷，到我这里求题，所以我像这样疏解诗意。《山居谣》寄托的兴致高远，很有寒山子的风格，学道之人往往能够传诵它，这里不再深入论说。题蒋伯康小传后 我们婺州自从东莱吕成公传承中原文献的正统以来，风俗声誉和民情习气都盛美得如同邹鲁；其中属县东阳尤其兴盛。有李正节侯茂钦、信国葛端献公容甫、监察御史乔公世用、通判眉州赵公周锡，都是成公的高等弟子。他们有的以忠义显名，有的以政事著称，有的以文学闻世。他们的事迹流传当时，载入简册。相隔一百多年，人们仍然仰慕并效法他们。唉！这是多么盛大啊！如今看蒋君伯康的小传，叙述他立身行事都足以成为古人的法则；在危急时刻，又能竭力守持自己的家业，使它不至坠落。这就可以称为贤者了。这固然是伯康问学修养的美好所造成的；如果不是前代贤人的遗风余泽熏陶影响，也未必能很快达到这种境界。唉！桑树和梓树，是先人种植的，见到它们一定要恭敬；何况是我们的父母之邦，贤哲奋发兴起，前人开创，后人承继，虽然隐居或显达各有不同，但从万物常理和百姓本性来看，这些美德都可以使人无愧。听到遗风而奋发的人，谁说后世没有这样的人呢？所以我借称道伯康的贤德，特意推究它的根本来说这些话。有忠厚之德的君子应当有所取法。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华宋濂识。题《默成居士矫斋记》后

译右边是《矫斋记》一篇。默成先生潘公为同宗伯益所作。伯益名好谦，是复州史君宗回的儿子，性情喜爱文史，恭谨温顺而又驯厚严整，历任官职，从丽水尉做到绍兴府通判，最后在那里去世。在此以前，伯益的侄子景良、景宪曾在吕成公、朱文公门下受业，所以成公的女儿嫁给景良，景宪的女儿又嫁给文公的长子塾。因此伯益对于二位先生的学问，也有所听闻。如今看先生用“矫”给书斋命名，那么他的志向所在，大概可以看出来了。乌伤吴生，原本是世代做官的大家族，酷爱学习，尤其钻研诗文。太常博士郑君仲舒，是吴生的舅父。因为认为吴生可以进于道，便依据他的字给他取号“仲矫”；吴生又把先生的这篇记抄写下来，用来勉励自己。唉，先生是杨文靖公的弟子，他立朝的大节足以使贪婪者感到羞惭、使懦弱者立志，所以文公用“刚毅近仁”来称赞他。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矫正自己”的功夫。伯益在二百多年前接受先生的教诲，仲矫在二百多年后听闻先生的话；二者对于身心的补益是一样的，何必一定要同世同时呢？假使同时代的人中有善于写文章的，即便挥笔写上千百字，也未必能抵得上这三百九十二字的简约。仲舒也可以说是善于教导人的人了。仲矫还要努力啊！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学士承旨金华宋濂记。题李伯时山庄图 龙舒李伯时所作的《山庄图》被世人珍藏，南渡以后，许多名家都临摹过它。我所见到的有几本，只有这一卷构思情致精美婉约，几乎逼真，值得玩赏。原来伯时自任御史检法，后来因患痹病而退休。那是在元符三年庚辰，伯时已经退居养老，便纵情于龙眠山的岩壑之间。他一向擅长绘画，曾经画这幅图，来抒写自己徜徉山林的情趣。然而他自己作的序说：“元丰年号，岁在丁巳，月份在涂，于是买山于龙眠，筑基建堂。庚辰年上距丁巳年，共经历了二十四年。算他买山的时候，伯时刚任长垣县尉，距离考中进士还不太久，那么他的高雅情怀、深远韵致以及喜爱山石泉水的雅志，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了。”丁巳是熙宁十年；当年冬十二月壬午，诏令从第二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元丰，也就是戊午年。他的序写在诏令下达之后，既难以再称熙宁，又不能预先写作元丰元年，所以只写“元丰纪号”而已。图后有澹岩居士张澂的题识。张澂字新仲，是伯时的舅父。建炎三年己酉，他任御史中丞；二月己巳，上疏弹劾黄潜善、汪伯彦二十条大罪，不久授任尚书右丞。夏四月癸丑，罢知江州，改以资政殿学士兼任江东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因为依附苗传、刘正彦，被责授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居住在衡州。张澂说从右辖任上请求出守浔阳、后来又被贬谪到回雁的人，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伯时胸襟气度超越常人，风流不减古人。张澂也是奇特之士，博学而擅长文章，不用多说也能知道。因此我只拾取一些遗留下来的材料，把他的姓名附在左边。所谓“三李”就是伯时；张澂所说“公庚元中大小山”，是梁何澄及其子嗣，他们曾同东山何求一起隐居在会稽，世人称何氏三高，当时把他们同龙眠三李相比，所以张澂举出来说。我因而一并记下。题郭熙《阴崖密雪图》河阳郭熙以擅长画山水、寒林闻名，大概得到了营丘李成、咸熙的笔法。他所作的《阴崖密雪图》，山崖阴暗，积雪洁白充盈，使人观赏它时，仿佛肌肤上密密地起了鸡皮疙瘩。有人勉强把它指为与杨士贤相似，大概是没有看见它冲和的气机。题赵大年鹤鹿图 赵令穰和他的弟弟赵令松，作为宋代宗室子弟，精通文史，同时又广泛通晓各种艺术，所以都没有尘俗的韵味。如今看赵令穰所画的《鹤鹿图》《丛竹幽汀》《长林丰草》，构思情致宛如天然生成。我隐居在仙华山中，常同麋鹿为友，每每坐在白云磴上，教鹤起舞，所以能够真正体会它们的情性。打开画卷观看，使人恍然忘失自我。题李伯时《飞骑习射图》我多次见到李伯时所画的《飞骑习射图》，其中描绘的位置安排如出一辙。画中有四名骑锦袍马的人：最前一人纵马奔驰，回头向左看，右手把绣球拖在马后，箭正射中球上。第二人弯弓斫鬃，作出放箭的姿势，手还高举未落。这就是楼大防诗中所说的“前骑长缨拖绣毬，后骑射中如星流”。第三人左手执弓，右手持三支箭，坐骑飞驰，像是要追赶射球。最后一人在平沙中竖起青杨枝，系上红绡，一人跃马向前，斜着眼睛射它。这就是章良能诗中所说的“红绡低系柳枝碧，满满关弓斫鬃射”。大概李伯时应奉廷试时，看见卫士队列中飞骑习射、拖球射杨枝的游戏，所以追摹成这样的图。他的神韵流动，全用篆籀笔法写成，本来不必再加赞美。可惜这卷画只保存了第二骑，其余都失传了，最终不能看到完整的作品。我于是根据所见，详细记录下来，使读者明白得如同亲眼看见，这也算是补缀亡佚的一种意义吧。题李伯时《孝经图》后 右边这卷李公麟所画的《孝经图》，至正年间，著作郎、永嘉人李孝光将它送入秘府。顺帝诏令翰林学士承旨、临川人危素逐章补写经文。元朝覆亡，皇明受命之后，这幅图进入晋王府。晋王下令，让我在图的左边题写识语。我听说：史皇创作图画，仓颉制定文字，本来出自同一个源头。圣人依据文字来著成经书，善于绘画的人则依据经书来创作图画。所以古人有的绘《诗经》和《春秋》，有的描绘《论语》，有的绘制《尔雅》，而绘制《孝经》的尤其多。人们观看它，仿佛亲自遇到经中之事，因而感动喜悦并心生仰慕，不等说明文字就能自然领会其中意趣，那么它对于理解经书似乎也不能说没有帮助。公麟汇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诸家的长处，是宋代绘画第一人。他所画这部经图，大概取法于顾恺之，气势如云行水流，自然具有起伏之态，确实是稀世珍宝。然而君王所应珍视的，在于孝道而不在于绘画。历代贤王，他们的声望光彩流传无穷，很少不是因为能够行孝而获得的；记载在史册中，至今还可以考见。经书说：“从前英明的君王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上天便能明察；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大地便能洞察；长幼之间关系顺当，所以君臣上下都得到治理。”这话说得极其透彻，愿大王每天更加留意实行它。长幼关系和顺，所以君臣上下都能得到治理。”这话已经说到极点了，愿大王每天更加用心体会并奉行它。题《织图卷》后

译宋高宗在江南即位后，便下诏劝农，各郡国一致想着怎样恭敬地承受皇上的意旨。四明人楼璹，字寿玉，当时任杭州于潜县令，于是绘制《耕织图》：农事从浸种到粮食入仓，共二十一幅；蚕事从浴种到剪帛，共二十四幅。每幅左边还各系五言八句诗。不久，楼璹被召见，便把图献上。我如今看到这卷，大概就是所谓《织图》。每段下面都有宪圣慈烈皇后的题字。皇后姓吴，是高宗的配偶，她的书法与图中文字极其相似。难道是楼璹进图以后，皇帝又命翰林待诏重新摹写，后来皇后才题字的吗？这卷曾收藏在小谷余先生家，后面有双岩郑子有、困学鲜于伯防的题跋。两位都是当时的名流，书法文章都值得珍玩。双岩说题字是显仁韦后所书，这恐怕不对。唉，古代盛德的君王没有不把农事当作急务的，《豳风》的图已经很久看不到了。像这样的画卷，难道还能再次得到吗？题《蛱蝶图》后 右边这幅《蝶戏长春图》，是画院画家马远、字子名麟所画。美人梳着朴头，蝴蝶的笔势圆劲，意趣若非李伯时恐怕达不到。画中两幅都是绝品。过去曾流入宫禁，所以其中有上兄永阳郡王以及杨妹子的题字。杨妹子纵然擅长书法和绘画，也未必能达到这幅题字的水平；如果说这里的题字专门指祐陵而言，恐怕也不对。题《栢庵图》后 上党人马庭坚，幼年时父亲因“柏”字为他命名，长大后便筑室居住，称为“柏庵”。后来他任主事、勋曹，又转任闽省检校官，不能到柏庵中去已经很久了，于是命盱江人监瑜画成一图，时常展开欣赏；他的同僚友人、员外郎王彦和又为此图作记。庭坚来到京城，再请我在图后题写。古书有这样的说法：“鬯臼以掬。”解释者说是把柏子掬取。柏子性质坚硬，含有油脂而且芳香，所以古人把它剖开制成臼，用来捣郁香。唉！柏的德性与申椒、胡绳相同，又不只是耐过寒冬而后凋零而已。庭坚的父亲借柏来教诫他，给他取这个名字，可见认识深刻、期望殷切啊。庭坚不但以此奉行而自名，还用它命名自己的屋室，这就是一步一刻也没有忘记父亲。不忘记父亲，难道不是孝吗？从前苏文公给两个儿子取名轼、辙，并且知道苏轼不重外表装饰，车坏马瘦，担心自己的忧患会波及苏辙；后来果然都如文公所说。如今庭坚所守持的正直坚贞、芳名远播，难道可以说无愧于柏吗？知子莫若父，确实如此！有人说庭坚种柏筑庵，是为了退隐自保，这不是正确的说法。题《七才子图》右边这幅《七才子图》，大概是唐代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滉所作。韩滉擅长书法，得到张旭、怀素的笔意；绘画则与同族韩干齐名，其精妙不必再赞。宋徽宗宣和年间，它曾进入御府，所以前后都钤有小玺。第六方玺是皇帝亲笔所书，两个字见于《义云章》和林罕的《偏傍记》。有人因此认为这幅图是祐陵临摹的。祐陵作画固然有晋唐风致，然而画后一定有署名押字。我在秘府中多次见过他的作品，因此知道这不是他的画。又有人把它归给邱文播。文播虽也画过《七才子》，但构思平凡，哪里足以与此图抗衡？黄金白璧可以得到，而这卷画却不容易得到，应当长久珍藏它。题梁楷《羲之观鹅图》梁楷是东平相梁义的后代，擅长画人物、鬼神，师从贾师古。宋宁宗时，他任画院待诏，皇帝赐给他金带，他不接受，把金带挂在画院中便离开了。有识之士赞许他有高士的风度；有人却只知道以笔势遒劲作为优秀画师的标准，又说他师法李公麟，这些说法都错了。题墨本《黄庭经》后 我曾见过黄绢装裱的《黄庭经》上下两卷，织有玄兰图案，中间用丹砂作界线。绢质极其精细，看去连丝缕都看不见，相传是王羲之所书。据说明州刺史李振在景福年间把它送给朱友文。朱友文是梁太祖的儿子，后来封为博王。博王死后，这卷书最终归入陶谷家，不久又被大师李讳所得，再次进入宣和内府。宋朝气数已尽后，它流落民间，鲜于伯机用重金买到，用楼阁锦装潢成轴，在签条上题作“琴心玉文”。赵子昂为它作诗，断定是上清真人杨许所书，并称它飘飘然有神仙之气。伯机也自称平生书法从此卷得到的益处最多。不知什么时候又归了乔篑成、汤垕两家。乔字仲山，汤字君载，都是最著名的藏书之家。如今它又进入秘府了。我多次阅看，发现它的字体与墨本截然不同，终于不能分辨哪一种才是真的。难道杨、许二人的笔迹其实与王羲之的不同吗？杨櫄氏把这卷书拿出来给我看，因此我详细记在后面，希望同好之士将来能够加以订正。题唐摹《东方朔画像赞》右边这篇唐人摹写的《东方朔画像赞》，棱角融和，光彩精莹，不是深知晋人笔法的人不能写成。我在秘府中看到褚遂良钩摹的《黄庭经》，与这篇完全相同，连纸墨也没有差别，确实值得珍藏。题李霁峰先生墓铭后 我小时候伏案诵读霁峰先生所撰的《大都赋》，当时就仰慕并称羡他这个人。长大以后，我从黄文献公那里受学，听他说先生博学而善于作文，议论英发，仿佛宝库宏敞地打开，苍璧、白琥、黄琮、玄圭杂然陈列在面前，光彩照耀，令人不能正视，真是豪杰之士。还没来得及前去拜见，先生却已经在幽冥中化去。过了三十年，黄公也去世了。又过了二十年，我也头发斑白、眼光昏花了。回想过去，感叹自己有志向却不够努力，贤者没能亲自拜访，幸而亲近过的人又没能把他的学问全部传承下来，能不令人叹息吗？先生的曾孙象贤与我一同在南京会面，拿出先生所撰的墓铭和文集序给我看。我反复读了三遍，更加深了心中的感慨。象贤名叫世，爱好学习而且有文才，如今在铨曹参加考试，被擢升为鄜州别乘。先生总算有了后人。题张如心初修谱叙后

译浦阳的仙华山像屏风，大江像衣带。中间横贯数十里，山势盘曲回旋，四周像城墙一样，确实是天地间秀美杰出的地方。生于这里的人，家族往往繁衍久长；有高明才智、远大谋略的人，很多也是从别郡迁居而来，正如大羽之于乔林、巨鳞之于沧海。这里有龙溪张氏，我曾为他们叙述得姓受氏的由来，说他们是神明的后裔，世代流传而显贵，这些已经详见其他世家列传。就是序中所说的“向北走遍中原，远远探访周、汉，考察先民的起源；向南走遍吴越，近处搜寻吴宁，凭吊大夫留下的遗迹”。宋朝末年，有一位讳祚、字叔元的人从东阳白鹿山迁来，任安抚司提镇，镇守浦阳。他喜爱这里山水丰饶肥沃，而浦阳东西又有麟溪郑氏、合溪黄氏、深溪王氏、左溪于氏、褭溪吴氏，各家互相以道德规劝，以孝悌相勉，以诗书相励。年岁久了，上下相安。军民之间不只是像手臂手指一样亲密，更有家人妇子般的情谊。于是便在龙溪旁择地定居。这就是序中所谓“喜爱这里山水风俗的美好，又因百姓诚信亲近，于是便在这里安家”。从提镇公算起，到现在已经七代，子孙繁多，已经超过百人。出仕登上仕籍的，有十多人。如今祖孙、父子、兄弟、妻妾的生卒年月和坟墓所在，都还清清楚楚可以查数。过了这些人，服丧期尽，亲属关系逐代疏远，有的迁徙不定，有的家族盛衰不一，最后彼此相看竟像路人一样的，也有。于是设置图谱，以提镇公为浦阳始祖，吴宁以前的世系不再追溯，此后的子孙则全部详细记录。这就是序中所说的“世系推寻源头，只上溯到不太远的祖先；族属登记成员，则下及尚未繁衍的后代”。但是今天的近支，到了后世就会变成远支；今天人数少，难道不会成为后日的繁盛吗？我只是想尽到开端托始的心意，使后人能够继续下去罢了。唉！世代绵延，没有不是凭借德行的。至于辅佐帝王、赞助教化、宣扬治理，世代为国、世代为家的公子公族，就不必说了。也有孝顺友爱足以使家庭和睦，礼乐足以移风易俗，功绩劳力足以使百姓受益的人，他们同前人相比并非没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后代能够昌盛，竟一点也不逊色于前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于是想到，提镇公镇守浦阳时，四方纷乱，而方圆百里之内家家安宁。行路的人没有携带粮食的困苦，居住的人没有担心守关防盗的忧虑。官府依赖他的保障，因而成就了治理教化。提镇公惠及众物，可谓广大了。到了他的子孙，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务农，探问道理、讲习经艺。登上他们的正堂，就像箕星引领、裘衣相随；环绕他们的廊庑，就像埙先唱、箎相和；来到他们的台阶，就像珍珠相联、美玉相缀。提镇公的后代为什么有这么多贤人啊？我听说周文公营造周朝时，占卜国祚可有七百年，占卜世代可有三十世。后来他的子孙积累德行，实际数目还超过了占卜之数；那么提镇公的流传难道会有尽头吗？积累日久就会更加昌盛，几代以后将会振作兴盛、绵延不绝。将来佩龟绶、系鱼袋，执掌朝廷要职的人，就可以用来证明天地报答善德的心意；如今正是他的世孙、庆元学论如心公开始修谱的时候。如心公因为仰慕我，平时曾在月泉里的住宅拜见我，说他已经涤尽尘滓，内外通彻，足以洗涤人的肺腑；他的德行和学问深厚无边，无法测量，接待别人时神情气度超然，使人感叹前辈难以企及；如今这些品德又能在谱中见到吗？他的长子正卿也考中明经，任浦阳学谕，曾与我同坐砚席，请我题写识语。我想为他推溯根本、分别支派，这本来是如心公没有说的；又想援引情理而论道，考察礼制而建立规范，这又是如心公能够说的。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是敬重如心公的为人，认为这部谱牒确实诚实可信，详细而彰明，明确而可靠，只要守护不失，就会流传繁衍到无穷无尽。所以我按照这样的意思写下了这篇文字。当时是皇明洪武己未年秋九月朔旦，嘉议大夫、翰林承旨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潜溪宋濂书。题叶赞玉墓铭后 我在浦阳时，曾同贵溪叶先生赞玉交往。先生的儿子名叫爱同，性情尤其聪颖，我曾带他登楼，拿经书题目考问他。至正己丑年，先生父子都分别离去。没过几年，天下大乱，彼此音讯不通已有二十三年。洪武辛亥年二月，我主持春闱考试，放榜以后，看到有一人名叫叶孝友，是贵溪人，恐怕就是先生的儿子；但又因为名字不同而疑惑。当时皇帝将要临幸临濠，这个月壬申日，会试事务刚刚结束，癸酉日皇帝亲自在朝廷策试，甲戌日在午门外宣读进士姓名；当天谢恩后，前往青宫听候授官，分发写职名时，凡是偶数名次进士分开拈取，孝友得到平乡县丞。戊寅日，在中书堂赐宴。我喝醉了，骑马出来，有人在旁边喊道：“您不是宋学士吗？”我说：“是。”那人说：“您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就是叶爱同。”于是我下马握手互相慰劳，问他为什么改名，才知道是主管官员误把他的字报了上去。又问先生是否安好，他回答说先生已经作了地下之人，去世六年了。我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先生还有儿子，悲的是先生的学问只传到这里。唉！二十三年之间，人事变迁，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我这老身幸而还没有死，能够同孝友见上一面，难道不是天意吗？可是当年见到孝友时，他两边的鬓发刚刚能插簪，如今却凭文章考取奉常一职，而且已经三十八岁了。我的头发想不斑白，还能办得到吗？俯仰古今，我竟不知道内心是多么悲惨。孝友把蔡君渊仲所撰的墓铭拿给我看，于是我题写在后面，把它归还给他。题吴节妇诗后

译我从壮年起就听说临川吴节妇黄氏贞节而且很有文才。近年我承乏史馆，总裁编修元朝一代的历史，各地送上节妇事状的很多。我一直记着黄氏的事，想为她立传，可主管官员偏偏遗漏了她，我私下深感遗憾。今年黄氏的从孙吴伯宗把她所作的《教子诗》拿给我看，说黄氏二十七岁时，丈夫泰发在江湖间经商而死，留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还年幼。黄氏苦心劳形，慈爱地抚养、严格地教导他们，《教子诗》只是她教子的一端。我诵读诗文，更加惊叹她的非凡。妇人不改变志节的，古代有很多，但未必能作文；偶尔有能作文的，品行又未必都好。在孔子删定《诗经》时，三百多篇中，若要找同时具备这两点的，只有共姜所作的《柏舟》可以算是如此。当时距离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教化还不远，尚且如此，何况如今又过了两千多年，黄氏却独能兼有二者，难道不是更加难得吗？她难得如此，史书却遗漏了她，实在可恨。不过，共姜的事迹起初也没有专门的传记，只是因为她的诗被圣人采录；如今为黄氏流传这首诗，她发誓坚守、至死不改的言语，与共姜没有不同。至于教导子女，她深谋远虑，以圣贤之道期望他们，这恐怕不是《柏舟》所能超过的。假使后世有伟大君子出现，采录并记载她的事迹，那么她的名声传之后世是毫无疑问的。可惜我没有能力替她彰显。虽然如此，怎么知道后来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伯宗谨慎守护这些材料，等待那个人出现，也就可以了。题《李节妇传》后 妇人因贞节而获得称誉，正是她极为不幸的表现。与其坚守“至死不改嫁”的誓言，为什么不吟咏“君子偕老”的诗句呢？然而既然已经同他举行婚礼，终究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她身世虽然不幸，但这种苦守节操的行为却值得尊崇。像朱氏妇人璹，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唉！因节操而受到旌表的妇人固然很多，但她们的情况各不相同：有贪慕夫家富贵而不忍离去的，有年壮且子女众多而不愿割舍恩情的，也有不能使自己的行为纯洁如冰雪，只是窃取贞节名声来欺骗世人的。璹的父母招李实为赘婿，成婚才十天，李实便到辽东经商，后来淹死在海浪中。璹发誓不再改嫁，终身奉养父母，并且依靠弟弟珍居住。她的誓言确实坚固明确，难道不是明亮得如同初升的太阳吗？考察前面三种情况，她难道有任何一点值得怀疑吗？这就是所谓贞节妇人。张侍讲用传记使她的事迹显扬，谁能说不合宜呢？有人还因为她没有获得旌表褒奖而遗憾。然而旌表是朝廷的事情。题《天台三节妇传》后 我修撰《元史》时，天台把三位节妇的事状送上来，朝廷命另一位史官写成稿本，我亲自删定，分类收入《列女传》中，并奉诏刻印流传于世。在此以前，会稽人杨维夫曾为她们作传，记载的事情比史官所写详细得多；大概国史应当简略，私人传记适宜详尽，体例本来就是这样。近来我同台州士人防曾询问此事，才知道杨维夫所记仍有遗漏，于是摘取他的话加以补充。杜思綗娶沈氏，沈氏生下三个女儿和儿子勤后去世；继室宗媛，是秘书丞陶谊的姐姐，生有一个女儿。思綗又仁宗媛，抛弃脂粉不再使用，上奉养七十岁的婆婆，取得婆婆的欢心；下对待沈氏的儿子不亚于亲生抚养，十八年间把他们的婚事全部办完。丁未年九月壬寅日，台城陷落，火焰照红天空。宗媛护送婆婆的灵柩，不忍改嫁，被士兵捆住驱赶，她不肯服从，士兵发怒，用刀刺入她的脖颈，深入二寸多，却没有流血，刀刃反而陷在其中。临死时她没有别的话，只是不停念叨杜勤，说：“勤如果不能活着，我还指望什么呢！”宗媛的妹妹宗婉，嫁给周本，也在同一天投水而死。陶谊的妻子王淑见形势危急，抱着她的孩子长已，对乳母说：“把他带回交给他的父亲，只要长已活着，我就死而无憾了。” 于是她披散头发，仓皇乱跑。第二天事态平定，寻找她却找不到。王淑托梦给侍女说：“我为守义不辱自身，已经投到南邻杜家的井里死了。我所佩戴的簪珥也一并投入井中。”侍女把这件事告诉了汉生；汉生是她丈夫的字。天刚亮便去寻找，果然全都找到了。这件事发生在十月乙巳日。然而人受刀刺而不流血，宗媛有这种情形；王淑虽然死了，她的精魂仍能使事物活动而不紊乱。由此可知，贞节之人确实与普通人不同，具有超绝之处。士大夫家中互相讥笑贞节事迹的人，往往斥责说：“女子妇人，女子妇人，尚且有这样的人。”唉！题《李叙山长妻姚元靖夫人墓铭》后 我居住在金华时，曾在渊颖先生吴公门下学习经书。看见当涂李公仲羽寄给先生的一首诗，寄托幽深，意趣高妙，有不可企及的妙处。于是我追问他学问的渊源，先生对我说：“当涂有姚四清征君，是当时的大儒。仲羽和他的哥哥伯羽曾拜他为师。而仲羽的父亲青山府君，又以经学和文章著名。仲羽兄弟既有这样的贤父贤师，所以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常人。伯羽的文章简洁严密、深奥严谨，一句话也不苟且；仲羽的文章丰腴华丽，五彩灿然。延祐丁巳年，伯羽参加京都考试；庚申年，仲羽参加江浙行省考试，都被荐举。后来又先后出任学官，当时人常称他们为‘二李’。”我已经恭敬地记下这件事。后来来到金陵，才开始任用仲羽的两个儿子宗泰、宗茂。他们文章品行凝重严正，都是著名儒者，而宗泰尤其受到夏国余忠愍公的器重。我更加知道吴先生的话可信，也知道他家的文献仍然足以考证。后来看到吴文正公所撰仲羽母亲姚夫人的墓铭，详细说夫人通晓经史，教导两个儿子极其严格。他们稍有懈怠不肯向学，她便为之不吃饭、不说话。

译他们夜里读书，她一定拿着破衣服在旁边缝补，直到半夜也不停。由此又可知，仲羽兄弟的成就虽然借助于贤父贤师，但其中出自母亲教诲的，难道会少吗？唉，从前的大儒因为母亲的训导而成名，见于记载的，常常清楚可考。像夫人这样贤德的人，实在与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却有同样的功绩。我因此详细记载这些，想让她的后代知道夫人家法的严整，以及这种不可废弃的求学渊源。墓志正文已经把夫人的各种品行都列举出来了，这里不再深入议论。墓志中所写的“和中”就是四清夫人的哥哥，“习”就是伯羽，“翼”就是仲羽，“山长”就是青山府君。甥舅、父子都以文章闻名，而夫人也精通诗歌，有《梅窗集》流传后世，真是何等兴盛啊！铭文共三十字，都是文正公亲笔所写，并且自己署了姓名。我这里则由仲羽书写。铭文所署官衔“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是因为文正公自从任国子祭酒以后，便归隐宜黄山中。延祐戊午年春，才奉诏以现任官职起用。他行到仪真时病发，不能再渡江，便停留在金陵，修书撰文。这大概就是作铭的年份，而他当时正好七十岁。这篇文章已经刻在《支言》第八十一卷中，文字都没有不同，只有“货财”写作“赀产”。《文宪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十四 明宋濂撰 跋（共四十八章） 恭敬地跋写在御制敕文下方 皇帝即位临朝的第七年，更加广泛地施行教化和治理，优待老人，礼敬贤者，勤勉不懈，仿佛生怕来不及。当时有翰林学士奉旨臣同，年已七十，仍因文学才能列于侍从、参与政事议论的行列。他心里认为幸逢有道之君，怎么忍心离开呢？所以迟迟不敢提出退休请求。皇上看见臣同白发苍颜，却和年轻白面之士一同在朝班中进退，怜悯地感到不忍。八月甲辰日，特地下令让他致仕。又赐给他一年的俸禄，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鲁官职。召臣同入宫，赐座，从容地慰劳他。直到夜漏下十刻，才命内官扶着他回去。乙巳日，皇上亲自制成一篇文章赐给臣同。我仰望天子文章的光华，欣喜踊跃，难以自持。接受诏表后，到殿庭谢恩，又把副本刻在坚石上，使它长久昭示后世。我宋濂听说，君臣相遇相知，自古以来就是难事。若不是道义彼此契合、情意彼此感通，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开始又有好的结局。如今臣同虽然年老耄耋，拳拳恋念朝廷的心却像初升太阳一样明亮，忠诚之情自然不会改变。当初皇上怜悯他衰老，不愿再以政事烦劳他，命他优游田里以终享天年，恩赏比从前更加丰厚。君臣上下都尽到了自己的道义，可以说两方面都圆满了。多么盛美啊！从前宋代孙宣公奭，任翰林侍讲学士时请求退休，仁宗曾赐诗一首，词臣还把它载入简册，直到今天仍被视为美谈。何况我皇上天生睿智，神妙的文章光彩焕发，功绩可与造化相当，足以经纬图书、彰明政治体制，用来教化激励四方。这岂只是诗歌吗？它将流传亿万年，永远不会厌弃。而臣同的姓名，也将处在奎星、璧星的光芒之中，因而同样不朽。这确实是千年难逢的一次际遇。

译《传》说：“君王的话像丝线一样细微，发出之后就像纶诏一样重大。” 天下士人听到这件事，有谁不会鼓舞振奋、磨砺自己呢？我的职责在国史，已经谨慎地把它完整载入日历；又因臣同的请求，恭敬地写在下方如下。这月癸丑日，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金华臣宋濂恭敬题跋。恭敬地跋写在御赐诗后 我听说，自古有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的君主，谋划深远、遗留谋略长久，一定每天同文学之臣和法从之臣讨论治国之道。当君臣情意融洽相通时，有时相互唱和，有时用诗篇褒奖，有时在内殿设宴款待。君臣之间实在如同鱼水，并不只是夸耀场面、追求观美，而是为了礼敬贤俊，显示宠恩，昭示四方。像唐太宗、宋太宗的事迹，记载在简册中，从中都可以看到。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日，皇上看到河流不停流淌，水面清澄爽朗，内心油然生出感想。认为尹程的《秋水赋》言辞浅陋，不合乎道理，于是亲自改作成赋，召集禁林群臣来观看，并且说：“你们也各自撰写一篇赋进呈。”我同诸位同僚精心深思，铺陈叙写成篇，来到东皇阁按次序进献。皇上都亲自阅览，又在其中加以品评。随后赐我们入座，命太官进上天厨珍奇，内臣为我们斟酒。酒过之后，皇上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酒喝完？”我出席跪下奏道：“臣蒙受陛下圣慈，赐臣醇酒，怎敢不遵诏饮用？只是臣年老衰迈，恐怕不能承受杯中之酒，心志不能控制气息，或许会失于礼度，因而无法承受陛下的宠光。” 皇上说：“你姑且试着喝吧。”我当即在席上饮酒，快喝完时，皇上又看着我说：“你再应该喝完一杯。”我再次起身坚决推辞，皇上说：“一杯酒难道能把人喝醉吗？”我最终还是喝了。我举杯到嘴边，又接连三次畏缩不前，皇上笑着说：“男子汉为什么不慷慨一些？”我回答说：“天威就在近旁，不敢再有冒犯，只好勉强一口喝完。”皇上十分高兴，我的脸变得通红，顿时觉得精神飘荡，仿佛行走在浮云之中。皇上又笑着说：“你应当自己作一首诗，我也为你作两章《醉歌》。”内侍捧着黄绫案进来，皇上挥笔如飞，片刻之间写成一章《楚辞》。我已经醉了，下笔歪斜，字写不成行列，才勉强凑成五韵。皇上立即召我到面前，命编修官臣右重新抄写下来赐给我，又对我说：“你把它收藏起来给子孙看，不仅可以让他们看到朕对你的宠爱，也可以让你看见当时君臣道义相合，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我行五拜礼，叩头谢恩。皇上又命给事中臣善等人作《醉学士歌》。我退下以后，私下想道：“我本是越西的平民，不过粗略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明训，没有丢掉祖先的事业罢了。一天之内遇到圣明的君主，皇上派使者征召我出仕，使我历任清贵显要之地，升入禁近之列，没有一天不是拜见日月般的圣光。” 像这样已经整整十七年了，我冒受的恩宠荣耀远远超过前人。所幸犬马般效力的体力还没有衰退，发誓将竭尽奔走效劳之力，以图报答。如今天子的宠爱屡次加于我，灿烂如云汉的文章照耀下土。我私下衡量自己，哪里承受得起呢？虽然如此，《传》中说过：“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挑选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庶，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我皇上尊重贤者、礼遇士人，讲求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远远超过唐宋。即使像我这样极其愚钝的人，也受到非同寻常的特殊恩宠。天下四方如此广大，其中怀抱技艺、身藏才华的人，谁不想踊跃奋发，在王庭上显扬自己呢？我考察《南有嘉鱼》诗，其中说：“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诗序》说，这是太平时代的君子，至诚地乐意同贤者共同享受。皇上的宠恩如此丰厚，岂不是超过它了吗？又考察《天保》诗，其中说：“无不圆满适宜，承受上天百般福禄，降给你长远的福气，只怕每天还嫌不够。”《诗序》说，这是臣下能够归美于君上以作报答。我虽然没有什么谋略功业，愿意把这些话持守在心，永远歌颂祝祷！古人极力赞美君王的命令，把它刻在鼎彝上，收藏在宗庙里，世代相传直到永久。我冒昧地援引这个意义，把玉磨制成轴，装裱成卷，层层珍藏，用来显示给后代。给事中臣善等人奉制应诏所作的诗，附录在卷后；贤士大夫听到风声、心生仰慕而作的诗，另列在左边。洪武某年九月戊午朔日，具官金华臣宋濂谨记。跋宋高宗赐刘大中的御札 光尧皇帝的御笔起初仿效黄庭坚。当时刘豫也派人学习黄庭坚的书法。近臣邹亿年担心紧急时会造成真伪混淆，便上奏请求停止，于是改学米芾的字体。到了绍兴初年，又改学二王，往往都能写得逼真。如今看这封赐给刘大中的御札，仍然像黄庭坚的书法。考察年月，它大概应在建炎初年吧？刘大中任参知政事时，与赵忠简公鼎都不主张和议，贼臣秦桧于是派萧振弹劾他。这样看来，大中也算是君子吧。跋高宗所书《神女赋》右边这卷宋思陵所书的《神女赋》，法度完备，很像孙过庭，而且善于运笔，在沉着坚毅之中兼有飘逸的姿态。然而思陵极其用心于书法学习，九经都曾亲自书写，所以他的用功最为深厚。这卷是他禅位以后所写的，当时年事已经很高，却仍然没有荒废书法，确实可以说勤奋了。假使他把心思用在虞、夏、商、周的政治上，使父亲的仇恨不至于不报，王业未必只得偏安一隅；想到这里，又不能不令人叹息。卷首有奎章阁鉴书博士印，大概是天台柯敬仲任此官时鉴定的。

译跋新刻《孝经集注》后 我的旧友吕君出守合肥，忧虑盗寇尚未平息，而百姓有的竟不知道父子之间的亲情，于是便在学宫刻印《孝经集注》，使每家传习、人人诵读。唉！吕君的用意是好的，也幸而遇到有道的朝廷，尊崇任用儒术，所以能够专心实行自己的志向。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宋枭任陇右刺史，忧虑凉州盗贼叛乱很多，想多抄写《孝经》，让家家学习，希望使百姓懂得道义。盖勋竭力劝谏，宋枭不听，于是上奏实行。诏书责问他，把他定罪为虚妄轻慢。教导人改变内心、归向善道，没有超过圣人经典的；可是汉朝却把它看作迂阔遥远、迟钝缓慢的工具，汉朝国运衰弱也是应当的。宋枭的事情同吕君正相同，但一个幸运、一个不幸竟有这样的差别，并不是两人的才能相差悬殊，实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还听说，宋朝末年，雪岩先生郑公霖因为讲解《中庸》一篇，使盗寇退却，不敢前来攻城；这又是明白有效的证明，见于实际行动，并不只是空话。像吕君这样的举措，实在懂得治理的关键，不是刀笔小吏所能达到的。我担心世俗之人不能理解，仍然把它看作迂阔，所以在篇末题写这些话。跋《太古遗音》士大夫以琴艺著称的，常常取法宋代杨守斋所传的琴学。之所以取法他，是因为他的琴法符合晋代嵇康的传统。然而其中也不是没有可疑之处：建立乐制、确定音阶，贵在和平；宫调如同君，商调如同臣，君尊臣卑，不能有丝毫僭越。嵇康处在晋朝将要取代魏朝的时候，忧愤无从发泄，所作《广陵散操》特意把商弦提高到与宫弦相同，它的声音愤怒急躁，不可作为规范，难道还可以奉为法则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古人协调管律来确定正宫，把正宫作为声律的根本。如今杨纉以中吕为宫，似乎采用了旋宫法。既然是旋宫，各种律调为什么不能分别作为宫呢？这同只弹黄钟一均又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古人一定随着月份使用不同的律吕，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胶固不通。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千年以后，正确的音乐声调寥寥无几，失传之后又怎能得到？谁知道虞舜、孔子遗留下来的古音，能同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呢？如今读这部书，不觉长长叹息。跋重刻《吉日癸巳碑》赵国赞皇县坛山的崖石间有“吉日癸巳”四个字，世代相传是周穆王所书。宋仁宗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从亳州调任镇阳，经过赵地，才派人访求得到它。如今刘庄因凿取移置郡学，笔力坚劲峭拔，有剑拔弩张的气势。其中“吉日”二字，往往同周淮父、卤伯、硕父、鼎、齐侯鎛钟等器物的款识相合，实在是两千年前的奇迹。欧阳文忠公家收藏金石遗文很多，其中年代最早的，只有毛伯、伯冏二件敦铭和这篇文字。赵明诚后来撰《金石录》，却独独因为它的笔画类似小篆而怀疑。如今用周宣王时的石鼓文考察，它的字形多像小篆，恐怕当时小篆与古文科斗书并行使用，到李斯时才使小篆独自获得这个名称。赵明诚已经相信石鼓文是周人的文字，为什么偏偏对这篇文字怀疑呢？我已经亲手摹写并刻在浦阳山房，担心世人迷惑，所以又不得不加以辨析。跋《蒋山法防记》后 我既然应祠部群贤的请求，撰写了一篇《法防记》，自认为已经把细节大致写尽了。近来蒲庵禅师寄来一册《钟山稿》，其中记载祥异之事尤其详细。壬子年正月十三日黎明，礼官带着皇帝撰写的疏文来到钟山，不久皇帝亲自驾临。云中降雨，落下五色小果，大小如豆，有人说是娑罗子，有人说是天花坠地后变化而成。十四日大风，白昼昏暗，雨雪交加；到中午忽然放晴，皇上很高兴，命近臣在秦淮河燃放水灯一万枝。十五日将近傍晚，所藏之事都如记文所说；事情结束时夜已过半，皇上回宫，随即有五道佛光从东北升起，贯穿月亮，照耀天空，过了很久才消失。以上三件事都是我的文章没有写到的。蒲庵因为以高僧身份被召入宫，亲自听闻其中原委，又亲眼看见，当然应当记得详细；我只是听说，当然应当写得简略，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多次想拿笔补入，但文体格式已经确定，不能再重新改动。保宁敏机禅师请同门用隶古书体写成这卷，拿来征求我的题跋，所以我把这些补写在卷后，使观看的人能够互相参照，认为这才是完整的记述。跋韩忠献王所书《义鹘行》后 右边这幅韩忠献王韩琦所书杜甫《画鹘行》，端庄严整而厚重，古人所说的“颜筋柳骨”，大概也没有超过它的。展开卷轴仔细观看，那么对于那种身着朝服、手执笏板，神色不动，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的人，其气象还可以想见其大略。朱文公曾说：“韩公的书迹，即使给亲戚和晚辈写字，也从来没有一笔写成行草的姿势；由此看来，韩王的为人，是由内而外，无片刻不以诚实为根本，所以他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坚定安定而不可动摇，德泽施于百姓，名声著于史册，也是应该的。”试看那些倾斜欹侧、仰倒伏卧，常常像是在极其忙乱中写成的书法，与韩公相比，他们的急躁、轻率和易变，相差又有多远呢？

译题写包孝肃公诰词后的跋 右边这件包孝肃公的诰词，是他第十五世孙包宗礼所收藏的。宗礼用古锦装裱成卷，请我为它题写跋语。我不敢推辞，于是叙述这件事，把它归还给宗礼。诰词中写着“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宋代在一般官职之外，另行加授职名，用来勉励那些品行端正、文章学问优异的士人；这种职名出于一时的恩典，并不是一定能够得到的官职。所谓“龙图阁”，是在大中祥符年间建造的，位于龙庆殿西面，用来收藏熙陵的御书；“直学士”则是在祥符四年设置的，班次在枢密直学士之下，直到祥符六年才下诏规定把它系在本官职名之上。尚书兵部员外郎，只是表示官阶次序，起初并不掌管兵部事务，这是元丰年间才改定的。朝请郎以及知池州，是他的职事官。其官阶从兵部员外郎升转为刑部郎中，六部分为二十四司，其中兵部、刑部、工部三部，若不是历任馆职或担任转运副使以上的官职，不能升迁。包公曾任京东、河北转运使，所以有这次升擢。然而兵部员外郎属于前行，刑部郎中属于中行，由前行员外郎升为中行郎中，这是越级升迁的制度。诰词中写着“中书令、中书侍郎、刑部员外郎、知制诰，臣宣奉行”。凡是中书省发布的命令，都承接皇帝的制书，加盖印记，交给门下省；由中书令宣读，侍郎奉行，舍人执行，并把所得到的印记留作底本。因此，写刑部员外郎知制诰，是因为当时三省没有固定员额，所以由其他官员兼掌此职。诰词中又写着“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舍人判伪”者，中书舍人共有六员，也属于升迁后的官员，实际上并不任本职。后来又设置知制诰以及直舍人院，主管撰写诏令，与学士分掌内制、外制。因为舍人有缺额，所以由学士兼任。这里的“伪”应当是杨伟。当时他与欧阳修、胡宿、赵槩、杨察一同任学士。诰词中写着“左右仆射不名”，是因为宋初任命宰相，必须写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算正式任命；而左右仆射都是空衔，只是附加在宰相名衔上，用来寄寓俸禄、官阶、班位和品级罢了。当时文彦博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弼以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诰词本应带上他们的衔名；虽然没有写出姓名，也一定知道指的是这两位公。诰词中又写着“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权同判绛；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同判奎；尚书司封员外郎充崇文院检讨，判公著”。“绛”就是韩绛，“奎”就是吴奎。这两个人曾因进言论事被贬黜，吴奎知寿州，韩绛知河阳府，召回任尚书不久。“公著”就是吕公著，当时还在低级官位，三十年后才与文彦博共同执掌朝政。这里说“判”和“权同判”，就是实际掌管这些事务。诰词中所说的主事、令史、书令史、吏，三省都有，统称省吏，只有尚书省人数最多，共有六十四人：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四人，书令史三十五人，守当官六人，各自分房办公、轮日当值。诰词中说“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大概是因为门下省的官吏向上从中书省接受文书，向下交付给尚书省，必须经过三省之后才完备，所以诰命上联写三省的官位和衔名。诰词中说“至和三年八月日”，至和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两年，第三年就是嘉祐元年。现在仍这样写，是因为至和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代理太庙事务；辛卯，在大庆殿恭敬祭谢天地，大赦天下，改换年号。诏制颁下时还在八月初，所以仍称至和三年。包公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入朝为官刚正不阿，清正的风操和峻拔的节义，足以作为百世的师法，并不需要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后学加以褒扬。姑且根据旧日听闻叙述如上，文字质朴直率而没有润饰，希望使世间读者都能知晓他的[缺字]。包公平生升迁官职共有二十七次，这件诰词是第二十一次授官的制书，其中说“白云之司”，是因为黄帝时以秋官为白云；包公升任刑曹，所以撰写诏词的人援引这个旧典。题写罗鄂州小集题辞后的跋 我已经写成《鄂州小集题辞》，有人问：“许多文章家的文集都只称‘集’，为什么这里独独加上一个‘小’字，难道有什么说法吗？”我说：鄂州任郡守时，静春刘先生正任他的副职，两人相处十分融洽。等到鄂州死于任所，静春抚摸着灵柩哭道：“这是辅佐国家的人才，难道竟止步于此吗？”人虽然死了，文章却不能随之亡失。于是赶紧搜集他的遗稿付梓，因为来不及求得完整，所以称作《小集》。鄂州平生所作文章很多，当时各位名公都佩服其精妙，尤其朱文公、杨文节公更是为之肃然起敬。鄂州曾亲笔写陶令祠堂记、社坛记、《尔雅翼后序》三篇，寄给楼宣献公。楼公常常为子弟诵读，又重新抄写一遍送给侄孙深昻，说后世作者若想论陶渊明以及社稷大事，恐怕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些文章的。他又遗憾没有见到《尔雅翼》一书，可见他对鄂州文章的敬爱，并不在朱公、杨公之下。我私下认为，他那些雄伟的文章和宏大的议论，照耀于简册之中，像这三篇一样的作品，决不会少。如今保存下来的却只有十卷，岂不是更加令人痛惜吗？近年以来，兵火接连发生，士大夫所收藏的文章又不是静春当初搜集的旧本。鄂州的贤子孙宣明正竭力搜罗，编成书传世，所以我借有人询问的机会，把这些话附在题辞左边，使人知道鄂州的文章已经不是全书；那些有幸保存而没有湮没的作品，天下学士仍应共同谨慎地为它们流传下去。

译题写东莱、止斋与龙川尺牍后的跋 龙川陈文毅公与东莱吕成公、止斋陈文节公情谊深厚，所以他写给二人的书信很多，起初并不只有这三帖。东莱前一封信，大概是乾道九年癸巳秋天寄出的，信中说：“永嘉再次报告士龙的消息，天下于是失去了这个人。士龙就是常州太守薛季宣。常州得到袁溉道洁的学问，道洁是程门的高足，后来又师从蜀隐薛翁，并且精通礼学。常州既有所传授，又在政事功业上表现出来，显著而可信；可惜年仅四十便去世，所以东莱为他感到悲伤。”又说：“朱元晦最近派他的儿子到这里读书，我很了解他日常学问修养的程度，也觉得相当宽裕舒展。此前流传的说法大多超过事实。他的儿子名塾，字受之，是晦翁的长子。当时议论晦翁的人，有的讥刺他心胸狭窄，而龙川也很厌恶这种琐碎议论，所以东莱说传闻大多过分，是想暗示其中的意思来规劝他。”后一封信，大概是淳熙五年戊戌冬天寄出的。“巩仲”二字下面近处有缺文，应该是巩仲的两个儿子。巩仲名丰，是东莱的弟子，官至提辖左藏库，世人称为栗斋先生。信中说：“像从前一样庸碌地窃取俸禄。”东莱任秘书省官员到这时已经两年，十月十七日又升为著作郎；这封信是从任所发出的，所以兼说“窃禄”。又说：“田间生活虽然可以说伸缩自如，但如果谋生的心思过于执着，就不得不与世俗交涉，也有许多败坏人的心志之处。”当时龙川三次上书伏在宫阙之下，极力陈说社稷大计。阜陵皇帝读后感动振奋，流下眼泪，准备援引种放的旧例，不按常格任用他。掌权的近臣急忙来拜见，想掠取他的美名以邀恩宠；龙川不肯出来，于是翻墙逃走，渡过长江，终于回到家乡，并且认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实现，便想从事生产经营，所以东莱借此劝讽他。止斋的一封信，大概是绍熙二年辛亥秋天寄出的。信中说：“老兄这些年来两次逃脱灾祸。龙川因为意气用事而锋芒过于锐利，得罪了群小，于是接连遭遇奇祸。一次是淳熙十一年甲辰春天，醉中说了大话，被卢氏的儿子控告，逮捕到大理寺；一次是绍熙元年庚戌冬十二月，因为吕天济之死，被诬陷为有所谋划，又下了诏狱。甲辰到庚戌只有七年，所以说‘数年’。”又说：“浙西的别业渐渐有了条理，显然是为了选择邻居。龙川常说乡里不可居住，想迁到京口，乘一叶扁舟往来于吴淞江上，所以止斋用这些话来劝他。”所谓“两婿入馆”，就是林子燕、徐冲；所谓“应之”，就是东莱。门人无为军教授石宗昭，字子约，就是东莱的弟弟太府寺丞吕祖俭。我私下认为，东莱凭借中原文献的传承，在婺州、丽水和处州一带倡导、传播道学，近处受到浸润，远方也受到影响。龙川既与他同郡，又是东莱的从表弟，虽然他的志向在于建立事功，不能把他带到同一道路上来，却反复切磋规劝他。他们有时谈论直到半夜，总之不能说没有做到极点。止斋留心古人的经制和三代的治国方法，虽然多半从常州学来；至于宋代文献相承、凭此传世立国的道理，东莱也不断为他讲说，于是学问才更加宏大。考察当时学术和人才的盛况，以及能够照耀古今的人物，如果不把它归功于朋友之间讲学切磋的作用，难道可以吗？然而单看这三帖，其中警戒、规劝、教导，无所不至，也是后世所不能及的。令人羡慕赞叹之余，又不免感慨万端。新近迁居萝山，没有文字资料可查，只能姑且根据自己所知道的略加叙述。至于三位君子事迹的详细情况，史书都有传记，并非后学所敢轻易议论。题写东坡书《乳泉赋》后的跋 苏长公在绍圣四年丁丑二月被贬授琼州别驾，安置在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到达儋州，寄居城南，面对天庆观。观中有乳泉，所以苏公提笔写了这篇赋。元符三年庚辰，苏公居住在儋州已经四年。正月，祐陵即位，大赦天下。五月把苏公迁到廉州，六月返回琼州，又渡海到廉州。七月又因皇长子出生、国家有大庆，升为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八月底，才从廉州启程；赋后题写说：“庚辰年七月十三日书。”这正是在廉州时所写。十一月走到英州，又恢复为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听任自己选择居住之地。苏公于是翻越岭南返回。第二年是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五月到毗陵，六月因病请求退休，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苏公书写这篇赋时，已经六十五岁，距离去世只有一年，实在是晚年的作品。李侍郎防之说他的笔力老练、墨色秀润，带有海上风涛的气势，应当是天下苏体书法第一，真是深知书法之言啊！我曾见到漳水郦元璵题写《公眉子石砚歌》的四十五字残简，上面说“每日看百遍也不厌”，假如他见到这幅字，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每日拜看百遍也不会停止”。然而苏公去世不久，他的文章书札都成为世间严禁之物，而像霍汉英一类的恶犬鹰犬之徒仍然不停地狂吠，磨削、铲除、焚烧，什么手段都用尽了；这卷书却没有丝毫残缺，难道是苏公神妙的墨迹所在之处，有鬼神在呵护它吗？

译题写东坡所书《眉子石砚歌》后的跋 右边是苏长公所书《眉子石砚歌》一卷。卷后题写道：“开府密国公家收藏。文后有一篇跋语，其中引用漳水野翁的话，记得很详细。末尾只写‘樗轩’二字，也没有写出他的姓名。”郑君仲舒因为读者也许不知道这些情况，拿来给我看，使我得以详细考识。按苏公这首歌是为胡訚所作，传藻记述苏公生平年月，他所作诗歌的年月大多可以考知，只有在翰林任职期间的先后难以确定。苏公在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任知制诰，元祐四年己巳二月三次上章请求任越州，三月才得到批准，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这首歌的创作时间，龙溪钱氏认为在元祐初年，他一定有所考据。密国公是金朝宗室，名璹，字子璵，是兴陵的孙子、越王的长子；所谓“樗轩”就是他的号。他能作诗文，家中收藏名家书法和名画，丰富程度与秘阁相当。赵侍读、杨礼部、雷御史等诸公都很推重他。漳水野翁是武宁军节度使郦琼的儿子，名权，字子舆，安阳人，所以以漳水自称，也能作诗文。他因为凭借门第资历叙迁做官而仕途不通，朝廷却很看重他的才华，明昌初年以著作郎的身份征召他。这两个人都尊崇苏学，所以特别珍爱苏公的书法。看他们题写鉴赏的话，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自从天下分裂以后，洛学在南方，川学在北方，金人仰慕苏学，也像宋人尊奉程学一样，又不只是珍爱苏公的书法罢了。唉！士人的学术习尚不同，国家的风俗也就不同。后世评论者仍然可以从这件事考察他们所崇尚的正邪偏正，不要只把品评停留在书法字画的工巧拙劣上。题写东坡、颖滨遗墨后的跋 右边是苏长公和少公兄弟二人的遗墨。关于长公的事，临川危先生已经题写得很详细了；我只在左边略述少公的大节：少公正直不阿，竭力斥责章惇、蔡京，毫不遗余力。绍圣初年，因为上疏论事，泰陵皇帝恼怒他把汉武帝比作先朝，于是削职为汝州知州。不久，群邪共同诬陷他，又升任袁州知州；尚未到任，便降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贬谪筠州三年，又迁化州别驾，安置雷州。这封信大概是在他离开筠州时寄出的，所以有“我已经在二月间整治行装，向南走去，等候高谊”的话。然而少公屡次被远方贬逐，每到贬所，总是闭门著书，世间的庆贺、吊唁等礼节一概谢绝，即使亲朋也很少见到他的面，所以又有“新年没有时间驰往祝贺，实在是因为忧患接连不断”的话。如今看少公的书法，不过平平而已；与他相比，那些当时排挤陷害他的人，竭力追摹王羲之、王献之，姿态纵横飘逸，其中未必没有书法家。然而后世君子不珍藏宝贵他们的书法，却独独珍爱少公的遗墨，正说明人心中公正的是非判断仍然凛然存在。唉，真是可敬可畏啊！题写黄鲁直书法后的跋 右边是太史黄公所书李白《秋浦诗》十七首，笔势潇洒，全都超逸脱俗。看黄公自己题写的话，说他写这些诗时，云气日光流转灿烂，把竹子移到西窗下，不久又添上了新翠；有人带着幽静的禽鸟来到，时时逗弄出新的鸣声，清越之声十分可听。可见他的情怀与景物交相融合，蓬勃的生意从笔墨之间迸发出来，直到今天仍仿佛有玉石在飞动。当时黄公正被贬为涪州别驾，按常情说，必定憔悴无聊，所见花鸟也会使人落泪、惊心；黄公却能借这些景物寄托于翰墨游戏之中，没有一丝精神衰败的意思。若不是处境安适、节操平和，顺逆都能保持一致的人，是做不到的。古人称赞黄公，说他能从草木文章中显发上天织机般的文思，从花木竹石的和气中验证人的安乐；即使相隔百世，仍能使人兴致勃勃，这难道是在欺骗我吗？绍圣二年，黄公已经五十二岁，所以这幅字苍劲有力，与他刚任学官、丞秘书时相比，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当时钱穆父不能深知其中妙处，还嫌他的书法拙劣。黄公曾对李致尧说：“写字应当拙多于巧，近来年轻人写字，像新妇梳妆打扮，百般装饰，最终却没有刚烈妇人的气概。”唉，这些话大概是因为他有所感触才说的吧。题写黄山谷《乐府》卷后的跋 右边是一卷行书，是涪翁五十九岁时所写，大概是晚年之笔。涪翁起初跟随周子发学习后世的书法，得到一本《兰亭》名本，才悟到古人用笔的意思。后来被贬黔中，见到藏真的法帖，于是结体飘逸，顿时进入妙品。世人把他学习周子发当作谈资，但涪翁对此深深避讳。可是涪翁写这卷字时，正从鄂渚迁往宜州，在屡次遭受贬谪之后，谁能不在内心郁郁不平呢？涪翁却在笔墨中寄托情怀，书写杂文辞二千余字，寄给他的姻亲李粢。那种得到德性、欢乐、和顺、安宁的意味，仍洋溢在字里行间。他乐天知命到了什么程度，由此可见。观看者如果能从这里有所领悟，那么对于求学问道的益处一定不少。难道只是字画而已吗？

译题写黄山谷赠祖元师诗后的跋 黔安居士题写道：自从绍圣乙亥年被贬到黔中以后，我在石阳林家得到藏真的自序，一落笔便顿时觉得超逸奇异。这一卷是被召回时所写，居士当时已经五十七岁；其中的精妙绝伦之处，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至于其中的诗，是为祖元大师所作。祖元大师是和义人，属于王氏，能够运用五行书来观察人的吉凶祸福；他性情尤其喜欢琴，学习琴艺二十年而不厌倦，建造了霜钟堂，收藏雅琴十多张。遇到嘉宾来访，便欣然弹奏一两曲；有时坐在君轩，对着竹子长啸吟咏。居士曾寄诗题在轩中，后来听说要向东归去，祖元大师从三荣追到泸川为他饯行，居士赞赏他的辛勤，于是重叠前诗韵脚赠诗给他。居士在朝廷时，惇、卞一类人平日自居为士大夫，反而容不下他，直到把他排斥到五溪蛮蜑之乡；而祖元大师只是一名僧人，却能不嫌七百里路远为他送行。这种尊贤尚德的情怀达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实在不只是精通琴学而已。诗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的话。考察居士辞免吏部员外郎的奏状，元符庚辰年，他从戌州起复，五月又授宣德郎，监鄂州盐税；十月改授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十二月出发前往[缺字]道。建中靖国辛巳年三月离开峡州，才改授朝议郎，知舒州。有人怀疑居士作这首诗是在辛巳正月九日辛未，当时只授了两个官阶，距离出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突然说“三命”呢？却不知道他刚从[缺字]道出发时，已经听说有升任舒州知州的擢升，只是还没有正式接到诏命罢了；否则，他和丹棱杨皓唱和的诗，也是在出峡州以前所作，为什么会有“老作同安守”的句子呢？这件事其实不难知道。诗序说“并简周彦公”。周彦名庠，是皇祐年间进士，周梦易的儿子，祖元大师的同族弟弟，程遵诲的门人；七岁就能作文，后来参加八行举，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皇帝下诏表彰其门，授潼川府教授；辞世后谥为贤节先生。苏东坡、苏颖滨以及范忠宣公都称许此人。他的著作有《冰壶集》二十卷，也是当时知名的人物，这里姑且附带提及，不仅可以看出居士选择朋友的精当，也可见祖元大师兄弟清高的品格和雅正的声望，足以承受居士的推重和奖誉，希望后来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能够有所感发。杨子云的“杨”字应当从手旁，现在却改作木旁，这是偶然的错误吗？还是另有其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题写苏叔党书黄山谷《慈氏阁诗》后的跋。右边是涪翁的《慈氏阁诗》，由斜川居士苏过叔党所书，涪翁又亲自在后面题字。当初，涪翁作《承天院塔记》，朝廷说他幸灾乐祸、诽谤国家，于崇宁二年癸未从鄂州贬往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离开鄂渚，崇宁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经过洞庭湖，途经潭州、衡州到永州。三月游太平寺，登阁而作这首诗。不久把家属安置在永州，自己独自前往贬所，五六月间到达宜州。崇宁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涪翁终于去世。至于斜川随父亲文忠公被贬到海上，则是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从廉州启程，十一月到英州。遇到赦令后翻越岭南返回，第二年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五月到毗陵，七月文忠公去世，于是营葬在汝州郏城，便定居颖昌。我私下考察，斜川从廉州出发时，涪翁还在戎州；五月才恢复官职，十二月从戎州经过江安，第二年三月才出峡州，那时斜川已经快到毗陵了。等到涪翁被贬到宜州、经过永州并写下这首诗时，距离斜川南归已经四年多，只过了十八个月，涪翁又去世了。不知这件事究竟是在哪里流传为涪翁所书，而涪翁又亲自题写在后面呢？我见闻不广，加上年老多病、记性很差，无法考索其中的缘故，实在惭愧。然而我见过斜川的书法很多，这张纸尤其精美焕发，确定无疑是真迹。涪翁的诗下注说：“晚上与曾公衮一同登临。”公衮是南丰人，名纡，是曾鲁公曾布的儿子。当时被编管在永川，也已经三年了。题写褚士文书《防仁公勤四箴》后的跋 从前，西门先生真公任长沙太守时，把防仁公勤的四件事作为对同僚的劝勉；他的门人莆阳王迈实之于是推演其中的意义，写成这四篇箴言。西山非常喜爱它，曾经把它悬挂在幕府的墙壁上。后来复斋陈宓师复又为它另写一卷，西山再次题跋说：“实之的箴言，明白严厉而切实，读者已经会感到警醒敬畏；复斋的字，森严清劲，仿佛端正之士、正直之人在面前，更应当凛然生敬。”这段话已经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足以考证而不是妄说。自从赵魏公赵孟頫误以为这是西山所作，世人便不知道有实之。如今看武林褚士文所书的这篇箴言，翰林诸公题字的共有八人，竟都沿袭赵魏公的错误，完全一样。西山的文章家家传诵，读者竟然如此不能精察，大概是把注意力放在性理学的大道理上，而对细小的考辨有所忽略吧？不过，晦庵朱文公传授四书时，因为程夫子兄弟二人的道理相同，所以不再加以区别，通称为“程子”。兄弟既然可以看作一人，师徒之间的学问相传，也未必不同。那么，把实之的箴言说成西山所作，也未尝不可。想来褚公的意思一定就是出于这一点吧。难道他会不知道实之吗？我这个濂，不过是个鄙陋的人，只想喋喋不休地摇动嘴巴，恐怕反而陷入大大的迷惑了。实之号臞轩，读书能够一目五行，终身不忘。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嘉定十年考中进士，官至右侍郎。看他任正字时，因为轮对而谈到故相史卫王擅权的事，理宗皇帝让他停止，他却高声说：“陛下第一次说卫王，第二次又说卫王，为什么要这样容护他呢？”皇帝发怒而不回答，径直转身对着御屏说：“这是个狂生。”他神色严肃、直言不讳，从不屈服退让，大多如此。他所论巴陵的一篇奏疏，更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读到他的文章，想要了解其为人，所以一并记在这里。

译题写子昂书《度人经》后的跋 从前唐人喜欢抄写道教、佛教的书，因为这些书是世俗所敬奉的，便把自己的书法寄托在其中流传。如今赵文敏公却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他的妻子魏国夫人管道升仲姬去世，所以抄写《度人上品经》来为她祈求冥福。可是道教诸书，多是寇谦之、吴筠、杜光庭、王钦若之流所撰，文字多鄙俗浅陋，只有《度人经》号称雅正驯顺，《唐艺文志》也颇为著录。赵公难道是认为它确实能够度脱众人吗？赵公自翰林承旨任上，于延祐乙未五月请假南归，船行到临清镇时，夫人去世。第二年庚申，赵公抄写这部经书，年已六十七岁。又过两年，到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赵公也去世了。观看他的书法，天机自然流露，出入于王羲之、王献之之间，实在是晚年精妙的作品。那些浅陋小人只见赵公早年的书法格调，把它当作插花美人的柔媚，如果让他们看到这幅字，一定会惊得吐舌逃走。题写子昂书《老子》卷后的跋 赵魏公书写这卷《老子》时才四十岁，所以笔力极其精妙精纯，有难以轻易描绘的地方。当时他刚从集贤院出来，任济南的辅佐官，已经过了一年半。他所说的士弘学士，就是李章肃公李倜，自号负峤居士，性情最喜爱道家著作，所以请求赵公书写《老子》收藏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月〕 题写子昂书《浮山远公传》后的跋 赵魏公的书法一共经历三次变化：早年临摹思陵的书法，中年学习钟繇以及王羲之、王献之诸家，晚年才学习李北海。这一卷与李北海的书法最为接近，实在是绝代珍宝。题写子昂真迹后的跋 右边是一首苏子瞻寄给吴德仁并简问陈季常的诗，由赵魏公赵子昂所书。赵公当时六十四岁，从集贤学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也才十四个月而已。此后赵公再没有升迁官职，五年后便去世了。赵公流传于世的书法，真迹和赝品各半；若不是有鉴识的人，很难辨认。因为真迹乍看不容易吸引目光，笔意流动而神韵深藏不露，越看越觉得妍美；赝品则气韵索然，不等看完便使人厌倦。这幅字确实是赵公晚年的妙笔，老成的气韵翩然逼人；即使让黄口小儿每天临摹百遍，表面接近了，终究也不会真正接近。赵公自己题作“月江学士书”；月江就是昭文馆大学士张克明。题写赵祭酒篆书后的跋 友竹先生刘君名筹，是番阳人。他研究九流诸家的学说，能够掌握其中的关键和精髓。曾经作《通一毕万图》，用来贯通各种学说的分际。他又说，学习最要紧的事，没有超过行善；而行善尤其在于使万物和他人得到益处。于是他辅佐自己的父亲，修筑道路、架设桥梁，绵延方圆六七十里。乡间有人无故患病，他便救济贫困者，用布帛赈助；有人患疾病、疮疡，他便用良好的医术为其治疗。对于墓地位置不佳的人，他一定选择风水清灵美善的地方，让他们改葬。因此乡里的人无论亲疏，都称他为善士。众口一词，国子祭酒赵公期颐为他篆写了“一乡善士”四个大字，以表彰先生的行为。当时先师黄文献公黄晋卿正被召回翰林院，先生的儿子刘爆于是请他写文章记述此事。黄公欣然书写后送给他。刘爆携带它南归，秘密而谨慎地收藏，珍贵得不亚于虹璧。近年来，番阳屡经兵火，六丁神将携着雷电把它取走，只有四个大篆字残存。刘爆准备把它刻在墓道中，听说我曾在黄公门下受业，便请求我补写失亡的文字，并刻在碑阴。我谢绝说不敢僭越，但刘爆多次强求我一定写。过去孟子谈论善士，训诂家把“善”解释为足以覆盖一乡。如今乡人无论亲疏，都用这个称号称呼先生，那么他的善行确实足以覆盖一乡了。不是贤者，哪里能够做到呢？我私下感到奇怪，世上那些强行夺取、巧取豪夺的人很多，如果不扼住他们的喉咙、吸尽他们的骨髓，他们就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怎么肯像先生这样把利益让给别人并救济别人呢？欧阳子说：“行善的人能够有后代，寄托在文字上的事迹可以流传无穷。”即使黄公的文章已经亡佚，赵公的四个篆字也足以完全昭示先生使人受益的美德，流传永久，实在没有什么可疑的。何况刘爆留心于书法流传，研习书法，已经有所成就，又想着继承和阐扬先人的美德，早晚诚恳勤勉、从不忘怀，难道不就是所谓有后代吗？善行所能达到的地方已经很远了。刘爆的子孙后代还应当继承这件事而不要使它中断啊！题写耶律文正王送刘阳门诗后的跋 右边这首送刘阳门的诗，是中书耶律文正王耶律楚材所作。耶律王生于金明昌元年庚戌，贞祐三年丁亥才归附国朝。如今诗后题写的是庚子年冬天，此时耶律王已经五十一岁。他侍奉太祖、太宗两朝，也已经十五年了。然而题记没有写某年，而直接题作庚子，大概是当时政务尚且简略，实际上还没有所谓年号纪年的制度。距离庚子年不过两年，他就去世了，这大概是他晚年的作品。书法尤其刚劲强健，仿佛铸铁制成，刚毅的气势直到晚年也没有衰减，从这里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阳门的几个孙辈师稷来任浦江主簿，拿这卷书请求我题写，于是我据此叙述它的年月。至于耶律王的大节，天下人都能背诵传说，这里不再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题写黄文献公送郑检讨序后的跋 自古以来，老师和弟子的关系不亚于亲生父子；然而传记所说“父亲生育他，老师教导他”，其中的道理确实相同。所以孔子称赞颜回时说：“看待我如同看待父亲。”这是说颜回把孔子当作父亲来侍奉。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天性；父亲去世而手泽仍在，儿子有时看见它，就会泪流满面、沾湿衣襟。父亲和老师的道理相同，谁说弟子不会这样呢？我的朋友太常博士郑君仲舒，是黄文献公的高足。黄公告老居家、享受闲居生活时，仲舒服完母丧，又回到经筵任检讨官。临行前，黄公写成一篇序稿，亲自加以删改，带到浦阳江边，与仲舒话别，并且送给他慰劳的礼物。仲舒让抄写的人把序稿收入卷中后，便把原稿珍藏起来，十分谨慎。黄公去世后，他把原稿装裱成轴，每次拿出来展开观赏，都说：“黄公是我的父亲和老师。如今不能再见到黄公了，看见黄公的手泽，就像看见黄公一样。”说完总是惆怅地遥想。唉，仲舒不忘黄公，算是尽到了师生之间的道义吧？仲舒是义门郑氏第八世孙，家教熏陶深厚，在家是优秀子弟，出仕是著名的师儒。与仲舒交往的人，看见他温和恭敬、容易亲近，往往自称惊讶于春风和气扑面而来。临川太朴危公称他为“南冠而北仕者”；若论德行，应当推仲舒为第一流。看仲舒像这样不忘记他的老师，那么其他方面也可以由此推知。太朴的话，确实足以作为证明吗？我也曾在黄公门下洒扫侍奉，和仲舒志同道合，所以共同说上这些话。

译题写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的跋 我在元统甲戌年伏地拜见先生于浦江私第，先生出示《上京纪行诗卷》，原来是永嘉薛君宗海所书。当时先生刚从江西儒学提举任上解印归家，距离他在滦阳分教时作诗的那一年，即延祐庚申年，已经过去十五个春秋。洪武丁巳年正月，我刚辞去官职归田，有幸在萝山书舍再次看到它。距离元统甲戌年，又过去了四十四年。此时先生墓上的草，也已经新长了三十六次。唉！六十年之间，人事变迁竟然如此不齐，岂不是可悲吗？先生的孙子叔雍，因为我曾在先生门下受业，请我在卷末题记。反复读了几遍之后，我感慨万端，便为此抒发感怀。先生的诗和薛君的书法，人人都知道珍贵，不需要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再加以赞美。题写张孟兼文稿序后的跋 我的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气概豪迈，常常自视极高，士人也常以倔强书生自命。有一天，他在谨身殿侍奉皇上，皇帝偶然问及文章学问之臣，伯温回答说：“当今文章第一、舆论都归向他的，确实是翰林学士臣宋濂，华夏和夷狄都没有异议；其次就是臣刘基，我不敢把这个名次让给别人；再次就是太常丞臣张孟兼。”孟兼才华十分俊秀奇异之气昂然。退朝以后，伯温常常把这番话告诉别人，自认为是确论。唉，伯温说得过分了！我宋濂凭借没有根基、没有光泽的文章，哪里敢排在伯温之前？如今伯温这样说，果然可信吗？还是不可信吗？即使伯温不是故意错误地推让，才能的高下，我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伯温实在过分了！只有他说孟兼有才华、有气概，这句话的名声与实际相符。如今看孟兼所写的文稿，我在序中赞美他的语言精粹、文辞通达，日后一定能够光耀前人、启迪后世，这种殷切之意仍然同于从前。伯温成为地下之人已经将近两年，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兴怀。孟兼请我在序后题记，于是写下伯温从前的话，以表示我的惭愧。提笔书写时，眼泪落在纸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题写胡、方、柳、黄四公遗墨后的跋 右边是乡里先贤的四幅手帖。前两帖是修道先生胡公胡汲、岩南先生方公方韶卿写给梅溪传君的；后两帖是柳文肃公柳道传、黄文献公黄晋卿写给初斋王君的。岩南有非凡的才华，曾经主管杭州府，与天下知名人士全都交往。将作监丞方洪认为他的文章奇异，便以族子的身份让他参加国子监考试，他被荐送到礼部却没有考中。天下多难时，他三次把治国方略告诉丞相陈宜中，陈宜中没有采纳。后来凭借特别恩典授任容州文学，尚未赴任，宋朝国运已经终结。他终身思念宋朝，连吃一顿饭也不能忘记；每当谈到宋朝，便泪流满面。世人称他为有节义的人。胡公是岩南最亲密的朋友，而柳、黄二公都是他的门人。这三位君子的学问品行，已经载入《元史》，人人都能听闻。只有岩南没有出仕，世上了解他的人也许较少，所以我特意详细叙述。梅溪名光龙，字子才，当时任嘉兴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主簿而终。初斋名良玉，字怀璞，是衢州常山县教谕，也是今天翰林待制袆的父亲。初斋是梅溪的外甥，金华俞恂又是初斋的外孙。这些书信能够流传下来，大概是有缘由的。俞恂到我这里学习经学，因为我常常说起曾在柳公、黄公门下洒扫受业，便把这些手帖装裱成卷，请我在后面题写；按情义我不敢推辞。题写郑仲德诗后的跋 浦阳郑仲德，出生年份与我相同，名字也与我相同。他年少时跟随吴贞文公学习，也与我相同；长大后长着许多胡须，又与我相同；不善饮酒，也和我一样。中年时，他从金华迁居青萝山中，又与我同乡。因此我二人的交情最为融洽。去年冬天，我赴京朝见，仲德欣然与我同舟，泛游三吴山水之间，起居饮食没有一样不同。仲德到达后，喜爱这次游览的美景，便写成诗歌来抒发所遇；而我则入宫侍奉两宫，早晨趋朝，晚上回来，留了几个月，没有一天有空闲，最终不能续作仲德的诗，心中暗自叹息。这次游览，幸而与仲德同行，而美好的景物又都被仲德搜罗写尽，我却没有机会效力，为什么这样不同呢？等到东归以后，仲德多次以此相告，我年老昏昧又贪睡，竟不能作诗与仲德竞相追逐。后来我笑着说：事物相同，一次相同，两次就不同了。我和仲德正相处得如同一人，仲德的话就是我的话，何必一定要从我口中说出才算相同呢？仲德的诗很美，我仿作而且相似，尚且不免成为不同；如果不相似，岂不是自己招致不同吗？多说话来求取不同，哪里比得上忘掉言语，归于大同的境界呢？仲德是懂得道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题写在《遯山翁行状》后 何氏是我们婺州的第一等大族，世代相继做官。到了文定公，出身上承朱熹的遗绪，以性命之学教化后人，名声更加显盛。遯山翁何凤，字天仪，是文定公的同族侄孙；他的言论风范，也足以冠绝风俗，直到今天，五尺高的儿童都能说出他的事迹。大概有真实功业的人，即使没有文章称述，也自然会彰显；实际不足而借空话来夸张，未必能够显著。这没有别的原因，本来道理就应当如此。我宋濂在禁林任职时，翁的孙子何穆拿着行状来请求题跋，姑且与他共同论说一番。有人说翁的德行必须等待文章才开始流传，这恐怕是过分了。何穆循循有礼而又端正谨饬，无愧于文献世家子孙的称谓。

译题写《西台御史萧翼赚兰亭图》后 我年幼时听说唐文皇派萧翼从辨才那里骗取《兰亭序》，颇为怀疑，认为文皇天资卓绝、是人中豪杰，未必会做这种琐屑之事。后来看到刘餗的传记，说《兰亭序》因梁朝战乱流落民间，陈天嘉年间被僧人智永得到，到太建年间献给宣帝。隋朝平定陈国后，又献给晋王杨广，也就是隋炀帝。炀帝不把它当作珍宝，僧人智果从炀帝那里借来临摹本，炀帝登基后竟没有向智果索取。智果死后，弟子辨才得到它。唐文皇还是秦王时，看到临摹本，惊喜不已，于是高价购买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始终没有得到。后来得知真迹在辨才那里，便派欧阳询求取，于武德二年进入秦王府。由此看来，辨才的老师是智果而不是智永；求取《兰亭序》的是欧阳询而不是萧翼。汝阴王铚，字性之，采录刘餗所载，说刘餗父子世代担任史官，校正文字尤其精审，他们的话应当不会妄说，于是斥责萧翼之事鄙陋荒唐，简直如同儿童游戏。他又说，秦王府不能派御史台官员；文皇刚刚平定天下，威震万国，一个衰弱残老的僧人又怎么敢吝惜一纸书法？这与事情的道理正相符合。我的疑惑于是顿时消解了。有人还说，辨才居住的云门寺有萧翼留下题写的两首诗，秦彦、黄某三位公卿都相信而不怀疑；但这本来不足以作为证据。至于阎立本所画的《辨才萧翼图》，则出自何延之等人的传闻，说是立本当时亲眼所见，更是不对。如今看到这卷画，便拿起笔详细记下这些看法。像我这样年老神昏，未必能说中道理，还要等待博雅君子来裁定。题写王献之《保母帖》右边是王献之《保母帖》，有人说它胜过定武本《兰亭》初刻。大概此帖是王献之亲自写在砖上的，又由晋代工匠刻成；《兰亭》则是冯承素等人钩摹，又由唐代工匠镌刻，所以精神气韵相差很远，不能相比。有人不明白这一点，还妄加怀疑。姜尧章于是作了一篇辨析评论，设为问答，援引考据十分详尽。博雅君子应当取来阅读，实在不必只求题跋鉴识很多。题写葛庆龙《九日诗》江乘沈玄督道士拿着一卷草书《九日登高古诗》来拜访我，诗后没有署姓名，只题着“越台洞主”四字。道士惆怅地说：我非常喜爱这卷书，曾拿给当世许多大儒看，能看懂的人却很少。听说您一向博学通达，希望您能为它作些鉴识。我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但我还记得谢先生的话：越台洞主名叫庆龙，姓葛，是庐山人，长期居住在越地，能作诗；他的诗务求写出不合常人道路的语句，有时艰涩到无法断句。每当到诸公贵人那里，诸公贵人正在宴饮兴浓之时，有时给他准备纸张，不问他是否熟悉，接连给十多幅。庆龙斜眼看着这些人，酒意上来便挥笔疾书，笔势滔滔不能自止，都是如大鹏振翅、海涛怒涌般突然兴起、无边无际的气势。然而他为人简慢急躁，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一有触犯就发泄出来，毫不隐瞒；不了解他磊落而没有其他心机的人，大多因此疏远他。他只喜欢听音乐，且并不十分懂得；居住的房间里杂乱悬挂着药物、玉磬和铃铎，醉后便自己摇扇震动它们，闭眼坐着听那殷殷声响，直到睡熟扇子掉落才停止。晚年尤其失意，依附王主簿居住。当初越台有石洞，砍柴打猎的人经过，必定祈祷祝告，认为其中有神。庆龙喜欢这种说法，便在洞前刻了自己的像，自称“飞笔仙人越台洞主”。他临死那天遗言给王主簿说：我死后应当葬在这里，葬我一定要葬在这个洞旁，并且用仪仗鼓吹送葬，使砍柴打猎的人像祭祀山神一样祭祀我。庆龙起初做佛教徒，后来改穿道士服，晚年又进入儒者行列，人们不能测知他的心意。他说话颇涉玄怪，恍惚难以分辨。君子说，他是诗歌中的仙鬼。如今看这卷所作，虽然夹杂幽深艰涩之处，但奇异的气势纵横奔发，简直要骑着日月迫近太清；那些只在组织辞藻、缀辑文句之间争巧的人，同猿鹤相比虫沙，远不能与庆龙相比。像庆龙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轻视？怎么可以轻视？所以我详细叙述谢先生的话，写下后归还此卷，使人知道庆龙不是那些轻薄媚俗的读书人所能企及的；那么，不成为庆龙的人又怎么可能做到呢？题写傅氏户券后 右边是两份户券，姑苏傅君傅着收藏，装裱成卷，请我在后面题写。我还记得，元太宗在甲午年正月灭金，过了十九年，到壬子年，北方户籍才制定完成；世祖在至元丙子年正月平定宋朝，过了十五年，到庚寅年，南方户籍才制定完成。开国创业的君主，实在非常不容易，大概就是这样。这些户券能够保存下来，还可以看见元初政令的大概，不只是说明傅着能够保守先世遗物而已。傅着字明，与弟傅范都考中进士；傅着选任常熟校官，傅范任巩昌府宁令。

译题写俞前辈所述《富春子事实》后 宋朝末年，有一位孙君，他的祖先居住在富春，因此自己称作富春子。他七岁时患病失明，遇到异人，传授给他音律、推演五数和推播五行的法术。他对于万物的始终、盛衰，常常依据声音来判断。周垣尚未考中进士时，曾坐在观桥市肆中，大声斥骂仆人。孙君听见声音，前去作揖说：“状元为什么发怒呢？”周垣以为他在戏弄自己，没有回答。后来周垣果然考中进士第一名。杨克齐与邓中山游览虎林时，孙君也到了。杨克齐戏问他：“我是什么样的人？”孙君说：“您是贵人。”杨问：“我有俸禄吗？还是平民？”孙君说：“您从庆元初年参加类试，调任泸川尉，沉浮仕途很久，已经历任晋州、果州知州了，怎么能说是平民？”杨克齐大为惊讶，又问：“我的俸禄就到这里为止吗？还是还没有到头？”孙君说：“不久就会升任大理少卿，再主持一个大藩镇，却会跟随方外之士游历。”后来杨克齐果然由大理官升任直宝谟阁，任知重庆府，最终主管千秋鸿禧观。江子远以舍选出身，任池州教授，意气用事，喜欢凌辱他人，当权者厌恶他，想要诬陷他的罪名。孙君说：“不可以。子远虽然年轻，却不容易轻视；二十年后一定会执掌国政。” 后来他说的话总能应验。程吉公召集宾客，命孙君依次听他们的声音。听完后，他逐一指着说：“这个人将来是朝廷官员，那个将来任院辖，这个将来任法从，那个将来任执政。”旁边有一位姓刘的布衣读书人，听了大笑。孙君说：“你是什么人，竟敢这样？”有人说：“不要怠慢他，这是秘书丞刘公。”孙君说：“不过是大白山的老儒生罢了，怎么能进入秘书省？”众人一笑而止。程吉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后来没有一个人不应验。他的神异往往如此。可惜他被史嵩之嫉恨，贬谪到远方而死。距离孙君去世还不到一百多年，故老几乎凋零殆尽，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了。我恭敬地阅读俞用中先生的记述，仍然可以看出前辈的见闻宏阔博大，并非安于浅陋的人所能企及。像我宋濂这样不才的人，对于先生的著作没有能力续补。如今孙君第六代孙朝可请求我题写，于是把旧日听闻附在先生著作后面，以补足其中的不足。至于孙君所说的赵录结束、王元春主管乡郡、李全进贡玉柱斧以及诈取假布囊四件事，太史氏已经记录过了，今天不敢再烦琐地告诉读者。孙君名叫守荣，先生称他为高荣，我认为这是笔误，也可能另有依据。题写李伯时《马性图》元丰七年，李公麟作《马性图》，题说：“赠给龙山友人李元中。”当时公麟还没有考中进士，而他的家乡桐城距离彭蠡很近，所以曾经到那里，看见成百上千的野马聚成一群，便作了这幅图，描绘它们自在自得的本性。自元祐年间考中进士，任南康尉，屡次升迁至御史检法，十年之间忙于各种事务，无暇顾及绘画，但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到元符末年，他因患痹病辞去官职，归隐龙眠山庄，更加专心而不懈怠，笔意精妙，超然进入神妙品第，鉴赏者甚至把他同顾长康、张僧繇相比，那么公麟的名声能够流传于世，本来是应当的。然而黄庭坚说他的风流神韵不减古人，只是被绘画牵累，世人因此只以画艺称扬他，这又不能不替公麟惋惜。唉！士大夫选择学术道路，不能不谨慎，正是这样啊。龙山就是龙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是公麟的弟弟。传记说公麟和两个弟弟公庚、元中都以文学著名，当时人称他们为“龙山三李”。如今公麟称元中为友人，实在不能理解；难道元中是与他同姓而关系疏远的族属吗？传记的讹误，也未可知。题写《庐阜三笑图》《庐阜三笑图》大概画的是征士陶渊明、道士陆修静和僧人慧远。相传这幅图最初出自庐山楞伽，世人临摹的很多，而儒学前辈认为它不合事实的也不少。认为不合事实的人说：慧远死于晋义熙十二年丙辰，享年八十三岁；陆修静死于宋元徽五年丙辰，享年七十二岁。两个丙辰相隔正好六十年，由此上推，陆修静生于义熙三年丁未；慧远去世时，陆修静才十岁。到宋元嘉末年，陆修静才来到庐山，那时慧远已经去世三十多年，陶渊明去世也二十多年了。假如陶渊明生于晋兴宁二年乙丑，比慧远小三十一岁，死于元嘉四年丁卯，距离慧远去世已经五十年，本来就不可能相互交游，哪里有所谓三人相笑呢？认为合乎事实的人说：自从苏长公作《三笑图赞》，黄太史便把这三个人作为图中人物。像蒲传正、刘巨济、陈无咎之流，都在文章中明确记载过。陈舜俞撰写《庐山记》，也与黄太史说法完全相同。这几位先生都号称博学多识，关于陆修静的事情，难道会有不考察的吗？大概晋代有两个陆修静，评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纷乱。赵彦通的《庐岳独笑之编》，不过是黄口小儿强作聪明、妄自解释罢了。这两种说法的不同，竟有如此之大。维扬郭逵君拿这卷来请求题跋。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国朝诸位大老，如萧贞敏公、同文贞公、杨文献公、商文定公以及司业砚公，都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我这个浅陋的后学，哪里敢妄自赞说一句？姑且把前辈尚未裁定的是非，拿去向博闻之士请教。

译题写《匡庐社图》右边是一卷《匡庐十八贤图》，上面有“博古堂”的印记，不知是谁所作。描绘方法学习马和之，人物安排则仿佛东林石刻，神韵风度却超过它。其中两人相对站立，一人戴黄冠，手触另一人的衣袖，扬眉像要说话，这是道士陆修静；另一人收敛神色听他说话，这是法师慧远。一人戴漉酒巾，穿羊皮裘，拄杖缓行，潇洒疏放的气韵仿佛可以捧取，这是陶元亮；另一人穿木屐、提起衣襟，笑着指向元亮，这是毕颖之。一人手执羽扇，安坐在芭蕉林下，这是慧远的弟弟慧持；另一人与慧持相对而坐，合掌又竖起两指，这是僧人跋陀。一人俯仰着手，手执麈尾，在跋陀坐处下方拂拭，这是宗少文；另一人在慧持右侧，低头行礼，神态十分恭敬，这是僧人昙顺。还有几人都披衣而行，其中一人拿着铁如意，一人展开书卷阅读，一人长着美髯而回头顾盼，这些是刘程之、雷仲伦、周道祖。其余的人我已经忘记了。我还记得刘程之的《莲社文》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远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聚集在庐山般若台精舍，修习西方净土之学。” 如今图中只画了十八人，是选取当时名声显著的人。人数有增有减，流传说法各不相同，所记载的异文也是如此。有人怀疑陆修静与慧远不同时代，因为晋代有两个陆修静；这里所画的正是世人所称的简寂先生。当时晋室日渐衰微，上下互相猜疑，杀戮大臣如同割除草菅，士大夫往往不肯出仕，托言到方外之地避世，像元亮、道祖、少文等人，都是一时豪杰，他们沉溺山林而不肯回来，难道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吗？古传说：“群贤在朝，天下就安定；君子入山，四海就混乱。”反复吟诵这句话，抚摸着图卷不禁流泪。题写米南宫《夷旷帖》我曾评论海岳翁的书法，像李白醉中作诗一样，虽然姿态倾斜、不拘礼法，但口中吐出的全都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如今看到他写给李邍的手帖，于是把帖中的话题写在这里，归还此帖。邍字夷旷，是公择的儿子。大观年间曾任显要官职。题写潘舍人年谱 默成先生潘公的事迹，载于旧史列传以及李焘、陈均、罗大经诸家的著作，记载得很详细，但其中颇有值得议论之处。潘公最初授任辟雍博士，没有赴任，后来因屡次升迁任秘书郎；列传却说他从辟雍博士直接升入馆职。潘公任主客员外郎，历任著庭官，才出使淮南；列传却说他从员外郎直接任提举常平。潘公从严州请求任祠禄官，再入秘书省，升任左史，之后才有任西掖的诏命；列传却说他请求祠禄之后便起用为中书舍人。潘公代理起居舍人时，正逢向子諲奏事，他的话稍微涉及珍玩之物，潘公便在朝廷上斥责他。陈均却说向子諲起初认为和议正确，潘公极力反对；到这次共同奏事时，二人在殿上争辩，皇帝发怒，于是二人都被罢免。罗大经又说，向子諲与高宗谈论书法，所以潘公斥责他。潘公辞免秘书少监的奏状中自己说：“建炎四年，我任荆湖南路提点刑狱，没有赴任。绍兴二年任左司员外郎，只有两个月，调任严州知州。”潘公家中所记的遗事却说：“绍兴元年三月升任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此一类，都是明显的错误，有些并不难辨明。如今距离潘公去世已经二百多年，潘公的官职次序和言行，本乡前辈大多还能说出，而记述这些事情的著作却又如此不同，何况想要考察千年以前的事情呢？我有幸出生在潘公的乡里，从小颇听闻他的事迹，于是会合搜集各家记载，取其中说理通顺的部分，仿照朱子作《程洛公年谱》的体例，写成一篇文章，共三千多字，收藏在仙华山中，等待博雅君子审定，希望后来探求潘公事迹的人不再迷惑。题写徐氏谱图后 我年幼时，听说金华有一位韦斋徐公，名澄，字清伯，是宋淳熙丁未年进士。他从邵州教授起家，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他的风节、品行和义理，与义乌徐文清公侨齐名，世人称为“二徐”。韦斋生徐静，任知南陵县事；南陵生严州司户参军徐木润，木润是咸淳辛未年进士，号称能够继承父学的人。他与弟弟、咸淳戊辰年进士徐文润，都活到百岁。司户参军生徐应虎，世人称应虎为文蔚先生。他通晓诸经，尤其擅长诗歌，又善于书法，树碑立碣的人大多来求他的书写。鲜于奉曾任枢密，十分器重他。应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未能中选，于是授徒讲学，以此终其一生。先生生季泰，季泰也善于研读父亲的著述，以文学著称。季泰生徐敏，徐敏文采焕发，由县学诸生被贡入成均，成为国子监弟子。徐敏偶尔来拜见我，询问此事，我才知道他是先生的曾孙。我曾在菱湖上拜访先生，先生当时对他的期望很高；如今见到徐敏，就像见到了先生。我私下奇怪，他家读书作文的风泽，怎么能够数代不衰到这种程度？后来徐敏把族谱图拿给我看，我才知道：韦斋的父亲赠大中大夫徐琼，大中大夫的父亲太府尹徐纶，太府尹的父亲九府君徐衡，都积累德行、培植善事，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这份根源并非一日形成的。唉，真是贤德啊！徐敏痛惜族谱在兵火中受损，无法详细了解世系，便尽心搜寻访求，只从虫蛀残损之中得到几张纸，想重新编订族谱。他奉父亲之命，请我为族谱题写识语，所以我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写在末页。徐氏最初居住在汴梁，迁到金华，是从九府君徐衡开始的。《跋郑生琴谱后》宋朝末年谈论琴学的人，大多尊奉大理少卿杨公纉。杨纉是淳祐年间的人，最精通琴学，一听琴声就能辨别其古今源流。他一直遗憾嵇康留下的琴曲失传已久，便和门客毛敏仲、徐天民竭力寻求，经过十多年，才在吴中何仲章家得到。杨纉于是共同审定调意、琴操，共四百六十八首，编成《紫霞洞谱》十三卷。从此以后，徐天民的弟子金汝砺又深深忧虑杨纉的学问不能流传，便取杨纉未涉及的“五音各出一调、一意、一操”，总共列为十五题，命名为《霞外谱》。这样，嵇康遗留下来的琴曲，到这时就没有遗憾了。东白何君巨济曾向徐天民父子学习琴艺，浦阳郑生▯又向何君▯学习，于是辑录亲手弹奏的曲谱，把正调、外调分别编成琴谱，各一卷。虽然不完全与金汝砺所著相合，但其源流确实有来历。近来赵魏公号称通晓音律，却自称终身学习琴艺仍未悟得其中趣味。唉，琴艺也真是难以精通啊！▯还要努力啊！▯还要努力啊！

译《跋〈醴泉铭〉后》长沙欧阳信本的书法，在唐代评论中被列为妙品。郑樵《金石略》所记载的碑刻共有二十三种，《醴泉铭》就是其中之一。此铭刻于贞观六年，从贞观六年至今已经七百多年了。碑石剥落泐损已久，世间流传的完整本子，大多不是真迹。现在这一册是昆陵胡秦公武平过去的旧藏，神韵生动，毫无疑问是初刻本，值得珍藏。《跋〈三官祠记〉》右边这篇是揭文安公所作的《曲阿三官祠记》，共七百多字，如今收藏在道士白虚颢家中。白虚颢把它装裱成卷，请我在后面题识。考察汉熹平年间，汉中有张脩奉行太平道，张角、张鲁奉行五斗米道，它们的教法大略相同，而张鲁的势力更加兴盛。大概从他的祖父张陵、父亲张衡在蜀地鹤鸣山制作符书开始，设置鬼卒、祭酒等名号，分别统领部众。有人生病，就让他自首，写下姓名和服罪的意思，制作三份：一份送上天，放置在山上；一份埋入地下；一份沉入水中，称为天地水三官。三官的名称，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至高的是天，至厚的是地，水即使广大，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种事物，怎么能够同天地抗衡呢？如今把它们并称为三官，一定是有其说法的。揭公掌握文章政务的大权，声势影响一世，却没有议论到这一点，反而铺陈鬼神的情状，完全采用道家的说法。揭公立言，实在不是容易窥见其深意的啊！白虚颢前往南阳时，见到有人头戴红帕、弹琴焚香，希望能拿揭公的文章去询问他们。《跋何道夫所著〈宣抚郑公墓铭〉》右边这篇是宋朝资政殿学士郑忠愍公的墓志铭一通，由秘书监何畊、字道夫所撰。道夫是广汉人，所以熟悉治理蜀地的事情；而郑公的德行、才能、功劳和业绩，也唯独在蜀地最为显著。绍兴年间，郑公任川陕宣抚副使，忧虑蜀地受漕运困扰，于是在关外四州以及兴州大安军实行营田法，所经营的田地达到二千顷；除去粮种分给百姓的部分，实际收入官府十四万一千零四十九斛，金州开垦田地五百六十七顷，每年收入一万八千零六十多斛，尚未计算在内。墓志中所说的“把宣抚司迁到益昌以便利粮饷运输，接着整顿营田政务”，就是指这件事。蜀地虽然停止了战争，但财用不足，每年预算仍缺钱七百七十八万缗。郑公上奏增加印造钱引四百万，又担心没有钱来调节钱引，于是在利州铸钱，每年铸十万缗，以挽救钱引的弊病。大约耗费二千钱才能铸得一千钱，设置官员六人、士兵和工匠五百人；每年使用监官钱七万缗，四路称提钱十四万缗作为铸钱本钱，后来增加到十五万缗，蜀中因此富足宽裕。宣抚总司积存的钱达到五千多万缗，其余苛重赋税全部裁减。墓志中所说的“把科敛减到七百万缗”，就是指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万一千四十九斛〕 郑公镇守蜀地时，吴武顺璘以右防军都统制驻守武兴，郭恭毅浩以枢密院都统制驻守汉阴，杨襄毅政以宣司都统制居于汉中。他们都拥有强兵保护自己，势力足以同大帅抗衡，没有人敢说半句赞成或反对的话。郑公恩威并用，唯独能够使他们像犬羊一样服从；每次入谒，都必须先在庭中作揖，然后才能就座。墓志中所说“三位大将拱手侧身，谨慎地奉行命令”，就是指此事。唉！郑公治理蜀地六年，能够使财用充足、横征减轻、悍将服从，他的成效竟如此显著；假使让他长久任职，又会达到什么程度呢？可惜上天还没有厌弃乱世，奸臣秦桧得以掌握朝政，嫉恨郑公不肯依附自己，便把他贬逐，直到死去，真令人悲痛！然而郑公被秦桧嫉恨的事情，士大夫都能背诵。至于道夫当时正被秦桧嫉恨，却未必人人都完全知道。道夫曾在类省试中考取第一。按照旧例，榜首不参加殿试的，赐进士及第，恩典待遇相当于殿试第三人，是为了优待他。秦桧当时正想

译压制张魏公，道夫在对策中论述蜀人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节操，并有“高视天下、窃笑天下”之语，秦桧嫉恨他，于是传令礼部上奏，只授予进士出身。道夫对此也看得很淡，从未踏入权贵之家。到他登第后三十年，才被召任仓部郎，屡次升迁至祭酒。当时乡人赵温叔任宰相，很想拉拢他，他也不肯接受。等到赵温叔罢相离开蜀地，凡是被他引荐的人都遭到贬逐，唯独道夫没有受到牵连。舆论让道夫居于郑公墓志所记的官位，他难道还肯屈志依附秦桧吗？虽然两人的职位不同，功绩也因此有别，但道夫清正峻洁的操守，未必有愧于郑公。既然如此，郑公的墓志不是道夫撰写，又有谁能够撰写呢？郑公的儿子德肖不向别人求请，而把这件事托付给道夫，确实是有道理的。我的朋友彦渊，是郑公的九世孙，他拿叶史君昌父所书的这卷册子来请我题跋，所以我把听闻的情况写出，略述郑公治理蜀地的功绩，并详细叙及道夫的事情，使观看的人知道：士大夫立身处世，应以名节自我砥砺；有不随世俗而磨灭的操守，必然会使人警醒而自我反省。道夫在淳熙辛丑年春天，才接受朝请大夫、试秘书监的任命；那年秋天便请求离职，于是改任知潼川府。如今题署仍以秘书监为官衔，那么墓志必定作于这一年春夏之间。史君公与我是同郡人，是果斋俞先生的高足弟子；虽然他的南康节操并不完美，但书法全都很好。鲜于伯防说他极其善于用笔，甚至想向他下拜；这卷册子尤其是他得意的书法，值得珍藏。因此一并记在这里。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同乡后学宋濂谨慎题写。《刘参军黄牒跋尾》西昌刘氏一向号称簪缨世家。从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考中进士而任职奉常的有八人，在乡试中贡入的又有二十九人。刘氏中有名在中的人，字伯正，前后四次被荐送，才在建炎二年考中进士，授文林郎、永州录事参军。这大概就是他在该年九月所接受的黄牒。宋朝旧制，告身与敕书往往同时颁给。思陵皇帝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于应天府即位，当时战争纷乱，各项事务刚刚开始创建；这年五月十七日才下诏：文武官中自大中大夫、正任观察使以上，都命令辞免领取告身，其余人员则令吏部备具抄本，颁降敕书。这样看来，当时领取敕书的人很多，并不只是初次入仕、任命录事的官员。后来因臣僚奏请，又连续下诏规定：已经领取敕书的官员，等法物制作完成时，按等级依旧颁给告身；这就是建炎三年三月九日的诏令。黄牒末尾所写“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颜”，却没有写出姓名。朱的姓名是朱胜非，谥号忠靖；颜则名颜岐。建炎元年十一月，思陵驻跸维扬，过了十天，便提升颜岐与许景衡为尚书左右丞。建炎二年五月十三日，许景衡罢职，朱胜非接替他的职位。以月份日期相互考察，便一定知道这里所说的是这两个人。黄牒又写“正议大夫守右仆射”，却没有写姓名；当时无疑是黄潜善，有人说是李纲，大概不对。李纲在建炎元年七月五日由右仆射升任左仆射，黄潜善由门下侍郎任右仆射；同月李纲便出任提举洞霄宫。建炎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黄潜善才拜为左相；这份黄牒是在这一年九月颁给的，以右仆射署衔，除了黄潜善还会是谁呢？职事官衔上面的三个人，都加了“守”字。凡是官阶高而官职低的称为“行”，官阶低而官职高的称为“守”，官阶与官职相同就不加这些字；这仍然沿袭唐制。唉！黄潜善主张议和，误害国家，真是奸臣中的魁首，不值得污辱君子的口舌。颜岐也是小人，竭力结党于张邦昌，诋毁李纲，说金人厌恶李纲，不可让他掌握朝政；奏章上了五次还不知惭愧。只有朱胜非稍微差强人意，但按照《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也有不能免除的责任。区区

译富贵，究竟能带来什么，竟使人毫无顾忌到这种程度？墓骨已经腐朽，看到他们的官职姓名，人们仍然指点议论，心中有一股悲愤不平之气，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参军的八世从孙、职方郎中刘崧，从残破之中取出此牒，加以装潢，制成卷轴；然而从宋朝到现在，已经历了二百四十五年。

译宋朝选取士人，按辰、戌、丑、未年举行；建炎二年属于戊申年。这年秋天，皇帝亲自考试进士，赐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分别获得及第、出身等名次。大概是因为建炎元年为丁未年，皇帝出行幸临江南，所以没有时间举行考试。因而一并写在这里，用来解除读者的疑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记。《跋〈乐贞妇传〉后》乐贞妇陈氏早年丧夫守寡，却终身奉养婆婆，抚养两个儿子直到他们成人。我推想陈氏的心意，她一定会说：“这是妇女本来就应当做的事，有什么别的期望呢？”假使陈氏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她未必能甘心承受住破瓦孤灯、残帷败帐的苦楚。评论的人没有察觉这一点，认为陈氏因不能在门闾获得旌表而遗憾。旌表是朝廷的事情，与陈氏有什么关系呢？《文宪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宪集》卷十五。明代宋濂撰。箴，共四章。陈思礼拿他的读书像来请我题字，我作《读书箴》来告诫他。古今千年，天下万般道理，怎么能够知道它们呢？关键在于存心研读经史。大道散失，文章繁多，年年增加、月月增多，想要穷尽全部内容，实在很难做到。从前的先觉之士，为我们指示要领，防止我们只执持宏大的纲领；纲领一举，众多细目也就都能掌握。如果抛弃根本，只去披览枝叶，身体疲惫、心力劳苦，时间越久最终越会迷失。对百姓施行仁爱宽恕，在家庭中尽孝行慈，一生这样做已经有余，道难道在于学得多吗？只有你陈生，喜好学习而又能够尽孝，不把这些表现在言语上，却已经通达了其中要旨；还应当虚静你的心，以诚实修养自身。圣贤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不应当谨慎恭敬吗？《磨兠坚箴》。从前李侍郎敦立曾把“磨兠坚”三个字挂在座位旁边。“磨兠坚”是古代谨慎说话的人所用的说法。他善于自我防范，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因此作箴文说：“磨兠坚”，谨慎啊，千万不要说话。嘴巴是灾祸的门。古人说：“磨兠坚，人各有心，山高海深。”人心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谁也不知道它的极限，谁也测不出它的深度。“磨兠坚”，话一从口中说出，灾祸就跟随在后面。“磨兠坚”，钟鼓的声音，因受到敲击才会鸣响。“磨兠坚”，如果没有敲击却自行鸣响，一定会惊骇众人的听闻。“磨兠坚”，只把嘴巴作为准则，以沉默来守护它；以沉默来守护它，这就叫作玄德。“磨兠坚，磨兠坚”，谨慎啊，千万不要说话。” 《全有堂箴》。全有堂是什么地方？是监察御史黄君邻读书的书斋。缺少的东西加以补全，反过来称它为“全”，是什么道理？就是没有一丝一毫不完备。原本没有的使它具有，反过来称它为“有”，是什么道理？就是心中本来具备，不需要到外界寻求。为什么称作“全有”？因为它就是天德。天德显现出来，就像镜子一样明亮；万种道理森然具备，随着事物而相应。既然说本来全有，为什么有的人却把它砍削、丧失，以至于不能完整？这是因为人为的私伪日益滋长。人为的私伪日益滋长，并不是学问不足以克服它。什么叫克服它？就是整顿你的铠甲，磨利你的兵器，奋力作战并战胜它。因此，生来就能保持完整的，叫作圣人；经过修养而恢复完整的，叫作贤人；抛弃本性而不知道求取完整的，叫作愚人。这三种人的不同，原因是什么？就在于恭敬和懈怠。黄君想要保全自己本有的德性，不恭敬又凭什么保全它呢？黄君以政事和学问闻名于当时，却又忙忙碌碌地自我修治而不停止，他大概就是知道求取完整的人吧？我为他作这篇箴。天门闭合而显出性灵，万象森然罗列；以光明和正直照耀愚昧，不使智慧缩减，也不让丝毫有所盈余，天与人所具备的都完整具足；君子勤勉不息，以诚心守护它，所有的德性于是完整，百体也就安宁。《师古斋箴并序》。师古斋，是我的学生、连江人陈子晟读书的地方。子晟是当今之人。他把书斋称为“师古”，是在表明什么志向呢？所要存立的志向，是说做事如果不以古人为师，就不过是苟且而已。说话一定不能详尽，做事一定不能精密；既不精密又不详尽，粗疏草率的弊病就会产生，颓废懒惰的习气也会占上风。能够以古人为师就相反。那么所谓古，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书、古代的道、古代的心。道存在于心中，心中的话显现在书里。每天诵读它，每天践行它，和它一起变化，就没有古今的间隔了。如果说只是沉溺于辞章之中，对上学习周、汉，对下轻视唐、宋，文章写得美固然美，难道就算以古人为师吗？子晟正值年少，写作古文辞章，文思如水涌山出，士绅先生们交口称赞他。我担心他或许有所偏失，于是作箴说道：你想以古人为师，那么应当师法古人的什么呢？古训说：“日月星辰光明显耀，你要反复推求、深思熟虑。”志向必须刻苦坚定；想要修养自身，必须进入道德之门。进入中堂后坦然而行，由门到庭，再到内室和深奥之处，依次登进。求学也是这样，不要满足于浅近，每天深入一步，所见才能达到长远。身与心都达到极致，才算取得最大的功效。不要局限于只在文章一方面用功，这才叫作师古。以古训为法式，我作这篇箴告诫你；要奉行它而不厌倦。铭。《黄氏义门铭并序》。天地之间有一道重大的防线，这就是孝与友爱。水刚开始形成时，不过是涓滴从源头流出；如果没有土来阻挡它，最终一定会泛滥到遮天。火刚开始燃起时，不过是微小的火光；如果没有水来制止它，最终一定会烧遍原野。人的心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不能没有欲望，它的端绪也非常微小；如果没有孝友之人出来作为表率，欲望就会相互牵引而成为风气，常伦纲纪也就败坏了。从前的先王看到了这一点，即使是生活在狭巷、穿着粗布的百姓，只要能够实行孝友，也一定加以旌表，授予名号，用来辅助王政，彰明民风，把人们挽回到正道上。后世评论唐史的人，还说张公艺、李知本、刘君良的孝行扩展到友爱和睦，数代不衰，真是豪杰之士。唉！当时佩戴金印紫绶的贤臣、乘皂盖朱轓的英杰，布列于朝廷内外，并非没有；只是为什么竟把豪杰归于闾巷之士呢？因为他们不必等到教令施加之后才奋发。唉！《南陔》《白华》的诗，大概也是商朝末世的遗风和周朝盛德的体现吧。百姓以孝友著称，君子就可以由此观察那个时代。浦阳黄氏的先祖，与文节公黄庭坚同出一源；其中有名度的人，是宋隆兴癸未年进士，也是诸位祖先之一。元至正年间，传到名珪的这位君子，他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名叫隆和生。隆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逢原；生生了两个儿子，名叫逢吉、逢昌。逢吉兄弟也各自有了儿子，共有十多人。三代之间，孝顺友爱，从没有隔阂争言。逢吉于是竭尽心志和思虑，制定家教条文，刻在乐石上，又派诸子连夜来请我濂作铭。唉！儿子长大便分家，媳妇和婆母反唇相讥，这是秦地的风俗已经如此了，何况离古代越来越远，风气日益浇薄；黄氏能够不受末世习俗污染，卓然不改常道，难道不是真正的豪杰吗？浦阳因实行义居而闻名的有两三家，只有郑绮家已经传到十代；黄氏知道感慕而奋起修养德业，日益努力，怎么知道不能像郑氏那样呢？虽然如此，许史家族的声名还不足以称贵，猗顿的财货还不足以称富；只有把孝友积累在自身，使美名显耀于当时，这样的富贵才真正广大。所谓在天地之间独立而无愧，对照古代贤哲而有凭证，留给后世而可以效法，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黄氏的孙子、曾孙难道可以不思自我勉励吗？如果能像我濂所说的这样，和张公艺一类的人相比，将来就可以逐步达到那种境界了。《诗经》说：“风雨昏暗如晦，鸡鸣之声却不止。”我濂对于黄氏，大概寄托着很深的希望。铭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