洺水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洺水集》卷四，宋程珌撰，议（附进故事）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谥议、庙号 议论说：臣听说《皇坟》《帝典》都记述美善的谋略，玉匣金函中全都储藏着美好的谥号。然而《史记》所记五帝的寿命，在古代独为最高；商代称述三位先王的年数，历书也说他们享国长久。大概君位承继得久，恩泽的覆盖必然深厚；享有国家的时间长久，治理的功业必然凝聚盛大。只有功德兼备而更加茂盛，名号才应当更加显著。恭敬地说，熙朝上承尧帝的运数；仁皇享国四十二年，高宗中兴三十六年。淳熙伟大地继承先业，也以四七年承受福庆。到了光皇，已经接近三十年。羲皇、昊皇以上，无法考订详实；《诗》《书》所编载的，在这里最为盛大。彰明德行而制定谥号，应当以此为鉴。恭惟大行皇帝，梦见太阳而开祥，神光显现而显示瑞兆；各种善行和美德，都是上天授予、神明钟聚的。考察他登用贤能、征聘隐逸，消除庸才、斥退邪曲，这是放勋的明德；欢悦地侍奉两宫，善于继承前人的志愿，这是重华的孝心；饮食不享用珍味，衣服常常多次洗涤，这是大禹的节俭；阴雨微寒而有小小过失，便在清禁之中祈祷，这是文王敬畏上天；天未明便视朝，暑寒也不改变，这是宣王的勤劳；看待百姓如同自己受伤，思念军队如同自己已经出征；敬重大臣，抚恤小民，考察近臣的言论而不受迷惑，厌恶谗佞之说而不予施行。郊祀和宗庙祭祀交替举行，以隆重表达报答根本的心意；亲自临幸儒学宫观，以显示崇尚文教的教化。每天只讲一经，开创了两次亲临的先例；录用宣圣的后裔，赐予诸儒谥号。深奥的学问向上探究轩辕、昊天，俯下挥毫，文章灿烂如云彩。既书写《说命》赐给辅臣，又书写《无逸》放在座位右边。免除两浙丁钱的困苦，减轻江东折帛的沉重；建立学校以厚待宗室子弟，赐给庙额以表彰忠节。园囿不再修缮，游幸的踪迹断绝；对金翠服饰的禁令尤其严厉，仁心下及微小生物。听说百姓粮食稍有艰难，便立即打开丰足储藏的粮仓；想到民生不易，多次捐出内府金钱。凡是帝王的法度道路、圣人的言语、贤哲的行为，如修身的三种德性以及治国的九条常经，没有不亲自践履并努力实行，积累长久而不懈怠。因此纯厚的德行上格于天，真实的心意下为百姓所信服；五日一雨、十日一风，万物繁茂安乐。冰天桂海之地，爱戴之心同样一致；即使经过多重翻译的强敌，也连年输诚纳款；对于四世以来的金人仇敌，断绝财币往来，不与之交好。自从南渡以来，一寸土地也没有收复；如今声名却如魏、梁，疆域广大如齐、鲁，略取黄河以北，沿山向东推进。于是奉上地图和职方图籍，请求交付少府加盖印章；而且中原土地上的人心，也像影子随形、风吹草动一样响应。豪杰之士便带着州郡送来诚款，普通百姓则携带襁褓归附仁德。各地边亭相连，绵延数百里；万艘船运来的粮食，恩惠遍及边远荒僻地区。何况传国古玺、元祐宝章，以及祭天所用的玉璧、宗庙祭祀的礼器，爵位尊贵者所佩之珂，铿锵的钟律，排列的玉制大圭，全都归入宫禁之内。边地官吏不断前来，接受史馆的记载；不绝的书信记载着从登基之初践行德政，到长期积累之后收获功业的经过。其功业巍巍煌煌，光辉洗耀六合；如清风报晓而白日升起，如蛰雷在春天震动而应龙奋飞。这实在是因为德行充盈于自身，所以功业显著于世；本末有次序，并非侥幸取得。仰惟陛下志趣穆然清明，见识大道昭然广大，本应享有千亿年的寿命，比拟三皇的高寿。只是因为起早求衣、半夜忘食，过了中午仍焦劳勤政，圣体渐渐不爽，天和已经失调。病势延续十多天，仍只在一天之中临朝一次，仿佛要与臣子永诀，从此隔绝仙凡。大庭不能再见，清跸出行，三灵为之变色，万方为之心碎。起初玉几刚刚凭靠，便急忙命圣子继承大统。新君盛德日益更新，谋划只遵循先帝的遗训；对慈帏的奉养极尽孝道，又首先遵守母后的训诫，必定实行三年之丧。托付后继有人，海内邦国无不欣慰。于是体察上天之意议定谥号，急命末臣办理。臣因此遵循列圣的规制，考察六经的制度，阐明上天彰显的文德，斟酌稀世罕见的卓功，合成美善的谥称，以昭示亿万世。谨按谥法：施恩于人称为“仁”，圣德广泛推行称为“文”，知人善任称为“哲”，开辟土地、拓展疆域称为“武”，亲近下臣而不骄傲称为“恭”，继承先志、成就事业称为“孝”。恩泽流布中原，余恩又及北方，难道不是施恩于人吗？道统已经彰明，邪说自行灭绝，难道不是圣德广运吗？信任贤能、驱逐奸佞，极其明察而不受迷惑，难道不是知人善任吗？北方登记土地的版图一天天扩展，难道不是开辟土地、拓展疆域吗？群臣入朝进奏，都恭敬躬身、正襟危坐，难道不是亲近下臣而不骄傲吗？百年怨愤得以解除，功业光耀列祖列宗，难道不是继承先志、成就事业吗？贤人从尧帝治理的郊野中兴起，天下都得到安宁；舜亲自具备天德的完美，出而使四海安定；有时留下大龟这样的宝物，也是为了取得安邦的征兆；有时只筹划武功的图谋，也是因为看重能够安定天下。这样看来，“宁”字所包含的意义多么重大啊！树立显赫的名号、建立宏大的声誉，必须考察他的事业，询问众人的意见，拿来与百圣相参而没有疑问，质询鬼神而没有惭愧。所以把它荐告上天，上天的心意便接受；陈列于宗庙，先帝的心意便愉悦。韦昭说：君王没有比他更尊上的，所以在南郊称天，并以天为谥。大行皇帝的尊谥，应当由上天赐给他，称为“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庙号为“宁宗”。祧迁宗庙议 谨按《商书》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察德行。”疏解说：帝王的祖先有功便称祖，有德便称宗，即使超过七世，宗庙也不毁掉；所以七庙之外仍有不毁的宗庙，可以由此观察并知道其光明的德行。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就是商代的七庙。至于商代的三宗，因为他们有德，所以保存其庙；这就超出七庙之外，不在七庙的数目之内。因此晋元帝议论建立太庙时，太常礼官认为殷代有二祖三宗，如果拘守七室之数，就只能祭祀父亲而已。由此说来，凡是因为有德而称宗、因而不迁的，都在七庙之外，这是明白的。自商代有七世之庙以来，到了周代以后，从未改变。唐开元年间增加为九室，这就是九世。国朝仿效唐制建立九庙，所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庙，真宗为二世庙，仁宗为三世庙，英宗为四世庙，神宗为五世庙，哲宗、徽宗为六世庙，钦宗、高宗为七世庙，孝宗为八世庙，光宗为九世庙。然而考察前代制度，太祖皇帝作为帝王，是太祖之庙；太宗皇帝作为帝王，是太宗之庙。

译大概万世不迁，正是所谓与太祖之庙合计为七庙，本来就在九庙的数目之中。至于嘉祐年间的制书，规定真宗作为帝王之宗，百世不迁；元符年间的制书，规定仁宗、神宗配享商代三宗，永远祭祀而不祧；绍熙年间的制书，又尊高宗为不迁的宗庙。仁宗、真宗、神宗、高宗亲尽之后本应祧迁，并不像太祖、太宗那样；如今都因为功德而诏令不迁不祧，这正是《书》中所说的“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也正如商代三宗因有德而保存其庙，本来应当在九庙之外。真宗、仁宗、神宗、高宗既然在九庙之外，那么从太祖到光宗实际上只有五庙而已。光宗为五世庙，大行皇帝开始成为六世庙。这样，在祖庙方面没有需要祧迁的，在庙数方面也没有需要增加的；拿经典来验证是适当的，参照礼制也是合宜的，确实没有一处可以非议。如果说真宗、仁宗、神宗虽然不可祧迁，实际上却在九庙之内，那么自真宗以下便应当依次祧迁。然而太祖、太宗既然万世不祧，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又百世不迁，九庙之内已经保存了这四庙，除此之外只剩五庙。以后如果又因为功德而下诏说不可祧迁，那么不祧之庙将不止四座，五庙就必须递减为四座、三座，势必发展到只祭祀父亲而已，这难道可以吗？臣浅陋的意见，拿经传来验证，认为大行皇帝开始成为六世庙，没有可祧迁的，也没有可议论的。只有增加扩展一室，用来附祭大行皇帝。谨此议定。明堂中辛日议 近来臣恭敬地看到制书，改郊祀为宫中明堂祭祀，谋划安排得好，众口一词地赞同。但今年季秋上辛日是九月八日，初五日正应当开始斋戒，却恰好是显肃皇后的忌日。考察国史，有相类似的事情：绍兴元年举行明堂祭祀，起初使用九月八日，后来改为十八日，难道不是因为忌日不能开始斋戒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祀，起初定在九月五日，后来改为十五日，显然是为了避开显肃皇后的忌日。当时却以尚未到九月节气为理由；然而祭祀选用辛日，只是取其新洁的意义而已，并不曾考虑节气。如今九月十八日是中辛日，而十六日已经立冬，臣私下担心有人又以属于冬季为疑虑。然而隆兴二年，起初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南郊祭祀，后来因为是月末而改到次年正月上辛日；由此可见改冬为春，并不拘泥节气，这是很清楚的。臣浅陋的管见认为，采用中辛日在义理上合适，恳请朝廷再下令礼官斟酌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边币议 残余敌寇不守道义，杀戮边民，然而他们的言辞却以财币为条件。他们贪婪残暴的本性是：我方进取，他们便退却；我方退却，他们便进逼。他们本来就认为我们可以恐吓。成功便索取多年积欠的财币，不成功也至少索取数月的粮食。我们的力量虽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十分疲惫，不是丙寅、丁卯年时的情形了。按理应当集中全部精锐挫败他们的锋芒，使他们所到之处都遭失败，收兵逃遁；截断他们的归路，使一辆车轮也不能返回，然后才可以遣送财币、商议和约。许国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姑且命令他详细规划：什么人可以领兵？估计需要多少人？携带多少天的粮食？多少天可以成功？他们留守的人是谁？守兵有多少？领兵出战的人是谁？战兵有多少？强敌已经与他们讲和了吗？大盗已经与他们合并了吗？是否已经了解他们如何估计我们的力量，并把一切细节条列上奏，再决定是否行动？这又在于朝廷的谋略。虽然如此，功业要在变通中显现，而拘守常规、踏袭旧例，正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祸患。对付强敌、联结豪杰，都应当发布檄文命边将自行办理，朝廷不必参与其中。成功便享有大利，不成功也不损失丝毫，用力少而成功多。否则一旦边事开启，将不止对付一个残余敌寇。臣的见识如管中窥豹，没有什么长处，但不能默然不言，只请朝廷选择裁决。进献故事 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相会。惠王说：“齐国也有宝物吗？”威王说：“没有。”惠王说：“我的国家虽然小，尚且有直径一寸的宝珠，能够照亮车前车后各十二乘的车子，这样的珠子有十枚。齐国是大国，难道反而没有宝物吗？”威王说：“我所认为的宝物，和大王不同。我有一位臣子叫檀子，让他守卫南城，楚人便不敢来侵犯，泗水一带的十二诸侯都来朝见。我有一位臣子叫盼子，让他守卫高唐，赵人便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我有一位官吏叫黔夫，让他守卫徐州，燕人便在北门祭祀他，赵人在西门祭祀他，迁来归附的有七千多家。我这四位臣子，光辉可以照耀千里，难道只是照耀十二乘的车子吗！” 贤能之士对于国家有益，实在太大了。尧舜开始建立人间治理，三代享有国家长久不衰，无不以得到贤才为根基。所以从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间，余留下来的恩泽仍未消失。当时各国都争相把得到士人看作重事。这样说来，齐威王的话并不是春秋诸侯个人的言论，而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风尚和制度。即便如此，在那个时代，难道只有齐国如此吗？楚国因为得到臣才而受到尊重，郑国因为有子产而受到尊重，晋国因为有叔向而受到尊重，魏国因为有田子方而受到尊重，燕国因为有乐毅而受到尊重。从此以后，汉、唐开创基业的君主和守成的君主，都急切忙碌地求取贤才，唯恐来不及，大概也是熟悉三代和战国的遗风，并深深鉴戒秦朝灭亡、轻贱士人的过失。汉高祖的后代传到六代，到了武皇帝，才智雄伟、谋略宏大，运转一代风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办太学，修建郊祀礼仪，改定正朔，确定历法，协调音律，制作诗乐，举行封禅，降服匈奴，平定氐羌，荡平南粤，接续周朝后裔；国势尊贵强盛，治理成效光明显著，已经同三代的风气相合了。然而武帝今年访求茂异之才，明年选拔将相；既招纳品行独特的贤人，又思求放纵不拘的士人。既然当时并不缺少可以任用的人才，那又是为什么呢？

译唐朝初年建立时，四方尚未统一，战争还没有停止，于是在宫城西面开设馆舍，延请安置英杰；后来与他们共同奠定了三百年的基业，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况。像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于志宁这一类人，都是一时的精选，全部汇聚于朝廷，仿佛一天也不能缓慢耽搁。大概高祖、太宗知道要辅佐扶持昌盛的国运、给后代树立法则，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向下说到偏远一隅、非正统政权建立国家，也一定要依靠人才；否则元魏占有中原，为什么能够独自长久呢？外国窥伺中国，也因为用人而决定归附或叛离；否则为什么外国人相互告诫说，不要把晋作为图谋对象呢？这样看来，这一道理连外国都知道，堂堂中国难道可以没有令人忌惮、令人敬畏的人才吗？何况如今新归附者尚未统一安定，外部防御尚不严密；将领贪婪而且浅陋，不足以鼓舞英豪；军队怯弱而且贫困，不足以应付缓急；人心尚未振奋，士习尚未清正，羔羊般的廉洁操守衰落，骨鲠刚正的风气熄灭。管仲说过：“一年之计在于种谷，十年之计在于种树，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大概人才的兴盛，不是一朝一夕的功效。涵养几代，培植百年，然后才可以满足一代人的任用。假如长期培育的功夫没有增加，那么前面培养的人才会逐渐消失，后面的人才又尚未成长；世事变化不齐，人才中缺少有识之士，这是臣深为忧虑的。所以臣浅陋的意见是：已经成才的，应当晋升重用；尚未成才的，应当长期培养。这样不仅可以供一代人的需求，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使用。然而奇异卓绝的人才并非每代都有，平常之才却遍布天下。必须得到文武兼备、声望见识盖世的人来任用；这样的人在朝廷，可以尊重中国的威势；在外地，可以壮大长城般的形势。即使内外发生变故，仓促之间出现变乱，国势也自然会重如九鼎，人心也会安如泰山。当初晋室南渡，士大夫中有人见到王导，说：“我今天见到了管仲，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样看来，如果没有像王导那样的人，怎能不忧虑呢？王导还不足以尽说此事。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亲近贤人的急务，只希望圣心对此加以重视。隆兴初年，北方归附的人日益增多，宰执建议在唐州、邓州、海州、泗州等地设置关隘。凡是关隘以外有献出完整城池归附的人，便采用周人的封建制度，按照土地的广狭赐给王侯铁券，允许他们世袭。土地和贡赋全都用作地方费用，刑罚、赏赐、生杀都依照诏令施行，不再上奏审议。每年正旦朝会和郊祀时，便命他们陪列。遇到警急情况，彼此互相救援，义理上同为一体，以谋求长远的利益。恭惟艺祖承受上天的明命，完全占有中原，已经将近二百年了。后来奸邪谄媚之人误国，外族扰乱中华，赤县神州沦为荒弃之地。如今人心与上天共同归顺，不烦劳动用一兵一刃，沿山向东，略取黄河以北；他们请求朝廷下令，愿意更换印绶，这是千载难逢的一天。然而经营规划、招徕归附、恢复安定，使这些地方重新成为完整疆土，不是一人一手一足的力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大概规模宽大，才可以汇集众人的智慧；财利给得微薄，反而足以取得人心。必须能够运用英豪，才可以把关外地区一并包容。深深观察诸将，却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又何况形势偏向东南，土地分裂于西北；贪图眼前安逸会给后世留下祸患，谋求长久安逸必须先经历暂时的劳苦。审察形势、衡量适宜，没有比建立分封更好的办法；帮助那些力量不足的地方，永远作为屏藩。两个敌国从此窥伺观察，群盗也由此决定叛逆或归顺。一旦安排得当，谁不会震慑服心？三边将有休养生息的时期，四海于是有安定太平的希望。否则藩篱一旦撤去，内部动荡彼此牵连，财物匮乏、力量耗尽，谁知道何时才会停止？岁月遥远，蚌与鹬相持，几乎无法再有机会，这是古今事变的常态。覆压痈疽，正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祸患。假如把今天的事情只看作皮肤毛发上的小病，那么将来的疾病必定会深入腹心。千载难逢的良谋，应当在片刻之间决定。大体说来，功业可贵在于能够建立，更可贵在于能够收成。汉高祖英明，立即确定诸将的赏赐；唐太宗犹豫不决，反而把藩镇的权力倒持在手。古书说：太阳到了正午就应晒物，手握刀具就应当割取。唯愿陛下赶快谋划这件事。绍兴十五年三月，高宗对辅臣说：“朕观察五十年前的人才，都是仁宗长期涵养的结果，由此可知人才正在于培养造就。”苏轼也说：“臣私下观察仁宗四十多年间，身边前后的臣僚，其中卓越的固然都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估量；即使其中较为平常的，也还能淳朴和善、安静恭谨、持重稳健，被称为长者。” 高宗的话说得多么正确啊！真是万世帝王的龟鉴。上天对于人才，没有哪一代不产生人才。至于培育他们便能成才，造就他们便能兴起，阻挠他们便会衰落，弃置他们便会断绝，这又取决于君主的责任罢了。从前董仲舒劝告武帝，也说：“陛下思考往古而求取贤人，这是尧舜的用心。”然而后来没有说已经获得人才，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磨砺。不平时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它有文采。这样看来，人才的成就，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力量吗？百年培养，只为一日任用。平时没有慷慨激昂的士人，遇到事情便没有奋发激烈的人。臣曾经大略观察士大夫之间的情况：人心尚未振奋，士习尚未清正，羔羊般的廉洁操守衰落，骨鲠刚正的风气熄灭。假如长期培育的功夫没有增加，前面的人才便逐渐消失，后面的人才又尚未成长；世事变化不齐，人才中缺少有识之士，这是臣深深忧虑的。然而奇才并非每代都有，平常之才却遍天下，所以臣浅陋的意见是：已经成才的应当封爵任用，尚未成才的应当养育培养；这样不但可以供一代之需，也可以成为万世之计。从前齐威王对魏惠王说：“我有一位臣子叫檀子，让他守卫南城，楚人便不敢来侵犯，十二诸侯都来朝见。” “我有一位官吏叫黔夫，让他守卫徐州，燕人在北门祭祀他，赵人在西门祭祀他。我有一位臣子叫种首，让他防备盗贼，道路上便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像这样一个小小的齐国，国内可以倚仗的人才尚且如此兴盛，何况今天正处在谋求中兴的时机、规划中兴事业，难道可以不把这当作急务吗？只要圣心对此加以重视，宗庙社稷就万分幸运了。

译唐代大历十二年秋天，连降大雨，京兆尹黎干上奏说秋雨损害庄稼；韩滉上奏说黎干所说不实。于是命御史前往察看，回来奏报受损田地共有三万多顷。渭南县令刘澡说县境内的禾苗独独没有受损，皇上说：“雨水普遍广大，怎么会唯独渭南没有受灾？”又命御史朱敖察看，受损田地有三千多顷。皇上为此叹息了很久，说：“县令是养育百姓的官，田地没有受损还应当说成受损，竟然这样不仁吗？”于是贬刘澡为南浦尉。臣私下听说，连续降雨损害庄稼，即使三代盛世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是圣明的帝王不把它当作天命定数，而一定认为这是上天的警戒，所以侧身修行。上天之所以畏惧天意，达到了极点；免除租税、赦免已经征收的赋税，君主之所以怜恤百姓，也达到了深厚的程度。因此水旱灾害虽然出自上天，但使它不能造成祸害，这又是君主代行上天职责的地方。至于昏庸的君主，不是把灾害归于命数，就是推说只是偶然；因此上天告诫他却不知道，警示他却不恐惧，灾祸败亡便到来了。然而，代替上天治理天下的是君主，分剖土地、分疆裂土而与君主共同治理的，是地方守令。不幸某一地区发生水旱灾害，往往掩盖隐瞒，大多不让上级知道；即便有人上报，也不是说旱灾没有造成祸害，就是说水灾没有形成灾害。这种风气相互沿袭，千年如同一天。唐大历十二年秋天，淫雨成灾，黎干上奏此事，却被韩滉阻挠；御史进行核查，刘澡又加以欺骗。若不是代宗英明，上下相互蒙蔽，这件事怎么能够查明呢？代宗说得好：“秋雨广大普遍，难道唯独渭南没有吗？”又说：“县令是爱护百姓的官，损失没有发生也应当说有损失，怎么能像这样不仁呢？”这些话真是至理，是万世君主的准则啊！可惜代宗虽明察足以照见奸邪，惩罚却不足以惩戒恶人。像刘澡这样欺君害民的人，应当诛杀来警戒其余者才是；却只是自行下令降为县尉，这样一来，使做臣子的还怕什么而不去欺骗君主呢？恭敬地想到陛下盛德感通上天，年年奏报大丰收；然而阴阳之气默默运行，升降变化并无定常。近来五月的淫雨，几乎太过；近日的雨，也接近淫雨。浙右各州地势低洼，已经有很多地方受灾；其他郡县在久雨之后，螟虫大量滋生，残害禾黍，而福建各郡又有遭受严重旱灾的。臣愚昧，私下担心郡县把灾情堵塞不上报，因此希望陛下仰思上天的警戒，俯念百姓的生计，赶快颁下明确的诏令，重申告诫守令：凡有损伤，都要迅速据实奏报；如果隐瞒不报，或者奏报却不实，就命台臣和监司加以查察，依法从重处置，大的勒令停职，小的降职贬黜，这样或许可以上答天变，下慰人心。臣还有一点愚忠，冒昧把意见说完：过去梅雨还不算太过，江淮城郭之间却已有倒塌毁坏，甚至都城西角也坍塌了几丈。考察古史，参照前代，这既是水灾的征兆，也是战争的征兆。过去的事实和前人的记载都清楚可鉴。只希望陛下对内更加发挥圣明，对外更加修治政事，使灾害日渐消除，福禄日渐到来。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孝宗皇帝圣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日，枢密院进呈昨日收到的防御文书，请求秘密查问淮西总领叶宏、郭刚军中盘剥军人的事实。叶宏回报说，郭刚并没有别的盘剥行为，只是过去军需库中有把俵布折算利息一事。皇上说：“你们可以告诉都承旨，传达诏令，宣谕郭刚，让他从今日立即停止，并把本金和利息一并免除。还要责问此人，号称老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你们可以再严厉责备他。”叶宏既然负责此职，所报告的却只是发出御前军马文书；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早报告？一定要等到询问之后才报告。从今以后，各军凡有盘剥等事情，都必须立即据实奏报。臣私下认为，国家事务没有比边防更重要的，边防事务没有比养兵更紧迫的。军中的弊端，往往是外人难以知道的。臣从营垒中听闻了一些情况，大致知道其中详情，试举一二说说。各军调发，有时返回营栅拆洗，所应发给的遣散钱，总领所的款项尚未到，便先从军中备急库借支。等总领所的钱送到，本来应当如数归还，现在却暗中把总领所的钱收下，作为以前的欠款，按旬扣除。又在发放钱物时，有时按二成，有时按三成，折合发给铁钱和交子，军人怎么能不困苦呢？这是第一件。各军每旬的券钱，原来发给交子七成、铁钱三成。现在交子一贯可以在市场兑换铁钱三贯四百，却只给铁钱三贯一二百，按一贯会子折算给付，在细微处进行克扣，军中又怎么能不困苦呢？这是第二件。各军的赤防已经勘验核对完毕，然后才发给钱粮。现在粮审院往往因为一些小节不合，就追捕军司中有关人员；他们往返千里，络绎不绝于道路，得到贿赂才释放，动辄数百缗。被追捕的人无非是向军人摊派搜括，这样军人又怎么能不困苦呢？这是第三件。朝廷清明，奖赏功劳从不吝惜；现在每次呈上功劳状，必定先进行搜括，奖赏尚未发下，军人已经困于饥寒。这是第四件。箭手临阵射出的箭，军司已经申报，销除并核减原数；可是三军回营时，不论是实际使用的，还是遗弃的，一概勒令购买缴纳，却把他们缴纳的数目作为添置之数记入账中，再支取官钱。这是第五件。各军设置铺兵专门传递军书，现在却让他们背负笼子伏行，比军情紧急时还要严重；山溪涨水，他们可能无故丧命；稍微被水打湿，又害怕获罪而逃走。这是第六件不体恤军人的事。阵亡士卒的妻子和女儿，按法律应当安置并帮助她们出嫁；军中如今却不加体恤，使她们流离失所，军人见到后没有不寒心的。这是第七件不体恤军人的事。一壶酒可以使三军醉倒，一句慰问的话临到士卒身上，也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如同披着棉衣。平时不体恤他们的困苦，临阵时却想让他们拼死效命，古今没有这样的道理。伏望陛下揭露那些贪婪者的罪状，公开处以显著的刑罚；并且告诫负责军饷的人，遇到事情就奏报揭发，使各位将领战栗，都畏惧陛下的明察；三军听从节制，都知道陛下的恩德。这样，作战、防守、进攻、夺取，哪里还担心不能如意呢？惟愿陛下裁决是否施行。高宗建炎元年，诏书说：“近来州县收纳秋苗税，务必加大斛量，企图收取额外剩余，这种做法应当实行禁止。三年之间，朕屡次下达宽恤诏令，但由于经费困窘，未能完全按朕的心意办理。如今听说东南地区和预买绢的弊端尤其严重，可以在江浙减免四分之一，以宽解百姓的负担。”

译臣私下认为，两税的沉重没有比今天更厉害的，而州县的贪污官吏又从中取利。夏税有绢，秋税有米，拿今天和古代相比，也可以说很重了。绢有本色绢，是按百姓财力征取的；又有和买绢，是用钱和盐交换的。如今这些名目全都不存在，只是白白强取罢了。但即使如此，各项也各有定法。近年以来，州县收纳绢，每匹重量竟达到十三四两，幅宽达到二尺二三寸，按价值计算不下六七千。绢不合规格，又要加以扣没。既然本色绢征收得已经很重，和买绢官府又白白强取，何况上供的绢不过是用来供官员和士兵使用，为什么要在重量和幅宽上过分要求，白白把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呢？至于秋苗，州县使用的斛量尤其违法：升几乎等于斗，斗几乎等于斛，斛又加倍，大致要缴纳二石才算一石；缴到一半，官仓就已经满了。于是有的把粮食折成纸币以便利奸弊，有的把粳米换成秫米来酿酒；秫米的价格又高于粳米，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恭敬地想，皇宫中恻隐忧民的仁心，以及朝廷宽恤百姓的诏书，没有一天不下达到各郡国；可是百姓被暴政折磨得如此憔悴。而且近年来三边戍兵尚未撤回，内地郡县的常赋朝廷从未增加一分一厘；如今内地百姓反而不如边地百姓还能得到优待，实在是因为贪婪凶狠的守臣、像饿乌一样贪食的县令，剥削侵害百姓没有止境，以至所到之处田野荒芜，十室九空，都是这些做法造成的。臣愚昧，希望陛下仰法高皇，俯念国家的根本，特意颁布明确制度，严厉告诫监司：绢的重量和幅宽都依照本州原有标准，不得增加，不得超过；不合标准的，立即发还给百姓，让他们另行缴纳，不得擅自扣没。还要命令户部不要轻易退回，或许这样州县就不能借机作奸作害。秋米的斛量只收通常的损耗，不得另造私斛来满足贪婪者。如果稍有违背诏令的情况，就应当核查揭发上报；监司故意放纵的，由御史弹劾奏报。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收敛横征暴敛，使民力略为宽舒，元气充盈，以至于感召至和，保佑宗庙社稷。宗庙社稷幸甚，百姓幸甚。请陛下裁决是否施行。《洺水集》第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洺水集》第五卷，宋代程珌撰写，内容为策问。癸未年知贡举，诗赋场。问：正月初一，皇上登临路朝，发布有德之音，下达明确诏令，加恩尊宠儒学先贤，恩施十分完备。过了一天，又因为张公所载的节惠典礼尚未举行，再次下令赏赐。元，是天运更新的开端，也是王道政治的起始。天地闭合与开辟，都源于一念之端。早晨从九重宫阙发布命令，晚上就能使四海信服。学士大夫难道可以不仰体圣明的旨意，深入探究大道的根源，并以亲身实践来勉励自己吗？然而，道并不是外在的某种事物。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天地因它而交合，日月因它而运行，星辰因它而光明，草木因它而繁茂，山岳因它而耸立，江河因它而流动，百姓因它而生活遂意，人伦纲常因它而建立，这些都是道。把它揭示出来就光明，弃置它就昏暗。至于它运行在宇宙之间，从来没有一天熄灭过；它不因尧而存在，也不因桀而灭亡。因此我想同诸位讨论它的大概。自从太极分判以来，伏羲、神农、黄帝首先揭示其中的奥秘；而后世所说的正统，却从尧舜开始，这是为什么呢？三位圣人之后，从成汤、文王、武王直到洙泗诸儒，道理见于《易》，彰显于《书》，也可以说已经深切而明白了。然而当时仍认为文章可以听闻，而人的性命天理却不可听闻，又是为什么呢？诸位儒者相继兴起，共同尊崇孔氏，共同信奉六经，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至于他们备具仁义忠信之道，具备礼乐刑政的纲纪，对上承继尧舜，对下取法周公、孔子，铺陈古代，衡量当世，却不知道荀卿的著作究竟能否辅翼并增益光辉呢？又如扬雄的学说，上面斟酌天时盈缩的规律，下面推求人事成败的端由，探究天人始终的道理和君臣上下的分别，仿佛陶铸于大炉之中，广大地涵盖众生；不知道他的学说是否都源出洙泗呢？王通的学说，隐微而显明，曲折而恰当，旁通大义，广泛阐发教化的根源；上不流于虚无，下不局限于器用，只以义理为归，究竟足以接续获麟以来的道统吗？韩愈筑堤防止横流，纠正苟且衰败的风气，扭转衰微而复归正道，洞察千古，究竟足以表里兼通孟轲、荀雄，辅佐六经吗？然而，从内心体悟所得的是精髓，从耳中听闻所得的只是末节。若要把内心所得发动出来，成为天下人的道；把言论说出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建立天下的大根本，认识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那么道统主持于上，才能贯通百圣而无愧；道学流传于下，才能垂及千古而不衰。《诗经》说：“反复雕琢它的文采，金玉般美好的本质。”又说：“姑且采摘芑菜，在那新开的田地；正如仁德哺育万物、教化陶成万民，达到鱼跃鸢飞的和谐境界。” 它的盛大达到这样的程度，诸位将用什么来称述它呢？请把平日陶冶培育深厚醇正、亲身实践而有所心得的内容，详细写在篇章中，或许可以仰承圣天子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意旨。癸未年知贡举，经义场。问：古今本为一体，天下也只有一个整体。善于审察形势的人，确定平衡，灵活运用权宜，使首部不至于上翘、尾部不至于下垂，那么天下就可以长久安治而没有祸乱，长期安定而没有危险。可是世上谈论治理的人，却认为时运不能相同、风俗如同巢穴各异。上古圣人统治天下时，治极与天相同；中世以来，则因时势而施政。不知道在根本法度和常经大典方面，果真有差别吗？使天下形成最大的顺理、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制定并施行它叫作法；随着变化而变通它叫作神。审察什伍制度使民众彼此约束，明确户籍使彼此核验；限制土地以断绝兼并，规定五刑以折服奸恶暴徒；重视农桑以充实积蓄，去除末业以厚植根本事业；崇尚教化以陶冶性情，表彰德行以激励风俗；核验才艺以区别官品，选择精壮敏捷者训练军旅；修治武备以严明战守，申明禁令以防止僭越失序；明确赏罚以检验劝善惩恶，察禁苛刻以断绝烦扰暴虐。这样看来，唐虞所谓太平、三代所谓长久，以及汉唐所谓纲纪制度，在实行的先后缓急方面，是否也都取法于这几条呢？西汉初年，胸襟气度宏大宽厚，像海一样涵容，像春天一样养育；免除租税、减轻赋役，年年都不间断。家家给足，人人富裕充实。骑着骏马的贵族被排斥在街道之外，守着里巷的百姓却以吃粱肉为满足。有的郡不贡举士人，便以埋没贤才治罪；推荐得到合适的人，就加以最高奖赏。谄媚奉承成为风俗，刚刚显露苗头就受到防禁；砥砺清正之风，进一步严格选拔一时的人才。禄位轻如鸿毛，名誉道义重如泰山；奸邪之人刚有细微苗头，就望风而倒。士人的风气为什么竟然这样容易改变呢？《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是抵御戎狄、惩罚荆舒；齐威王、越王、燕王攻打山戎，赵武灵王使单于归服；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而称霸西戎；吴、楚的君主以诸侯之力役使百越。因此司马太史公说：“如今中国已经统一，席卷四海，在国内安抚亿万民众，难道终究会安闲无事而不再征伐吗？”后来汉朝于是向北讨伐强敌，向南诛灭强悍的越人。大体说来，中国强盛则外国戒备，外国强大则中国衰弱。考察古代确实如此，拿今天来验证又是否如此呢？乾坤运行的策略，阴阳消长的规律，分合的时机，盛衰的道理，是要逐渐取得成效吗？还是一举覆灭敌人呢？或者等待它自行灭亡呢？汉人所以巩固天命、维系人心、维持国势，其中的用意深远，不能轻易推托说不值得讨论。诸位胸怀英奇之才，都想在当世显露自己的抱负；你们以六经为根基，追慕三皇五帝，胸中运转宇宙，在一指之间洞察事机。请考察人才盛衰的原因，察看天与人相互感应、相互成就的机缘；施行时不要被古制拘泥。把它用于前代，也许对今天有所取法；不要迂阔，不要急迫，要分科区别、逐条分析，以供圣明时代采择。丙戌年知贡举，诗赋场。

译从前圣人作《春秋》，向上考察天道，向下考证人伦纲纪。年份不称某年而称“元”；月份不只是标明正月，又加上“王”字。解释者说，君主即位必须改元，这只是常事，并不认为特别重要。那么它究竟是常事，还是大事呢？又有人说，文王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中间又改过一次；武王即位本应改元，却没有改；等到接受商的天命时，又应当改元，却又没有改。那么书中记载“元”由来已久，为什么唯独《春秋》中的“元”特别重要呢？还有人说，“元”应当根据上天降下的祥瑞而定。那么“建元”“元光”的含义，是否也有所得于圣人的意旨呢？然而，“一”是上天所作，“元”则是圣人所作。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三以后，连巧妙的历法家也无法计算了。只是变化而成为“元”，难道没有某种执守的意义吗？回过头来在《易》中求证，卦有六十四个，以乾卦为首；乾卦有六爻，以刚健为德。《彖传》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它统率着上天。”推演到四时形成六位、保全并合成太和，可见元的作用是多么广大。至于《象传》则说：“天体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因此自强不息。” 可是《易》又说：“天德不可以作为首位”，这是为什么呢？道开始于伏羲，施用于黄帝，完成于帝舜。上下数千年之间，都是一元运行的功用。然而伏羲的《易》蕴含神妙机理和深密义理，若不是文王、孔夫子，谁能阐明它呢？至于神农、黄帝《三坟》之书，所谓观察形象、形气的适宜，探究阴阳变化的根源，以及两位圣人传心的妙处，崇高时天地都不足以形容其大，细微时尘埃也不足以形容其小，究竟都符合一元运行的规律吗？如果不符合，那么华胥氏的风俗、太和的风气，又凭什么道理达到呢？唐虞朝廷之上，天人相同，神明相近，君臣在一堂上相互赞叹；三代的贤臣辅佐，在君主登基之初陈述谋略、进献劝戒，编入《尚书》，记载在《诗经》中，灿然有序。不知道其中哪一种才是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论说呢？仰想到皇上亲自承受慈训，继承炎帝的帝统，收拢聪明、开启明察，急于首先听取臣下意见。凡是直言不讳的言论和阐明正理的议论，本来已经像山一样堆积、像深渊一样涵容了。不知道其中的先后缓急，也可以说一说吗？有人说《祈招》诗的劝谏舒缓而不切近；牵衣进谏又急迫而不舒展。不知道司马温公“三言”的要旨，既然曾向三朝进献，那么即使有万言十事，也未免支离；而以德为根本、以教化为枢纽，究竟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吗？唐人的《大宝箴》和先朝所作的《唐鉴》，都是在继承帝位的初期进献的；它们的言辞令人凛然，条目严整有序，不知道哪一些可以施行于今天呢？有人说一元的义理不明，千年没有形成完善的书法制度，正始之道没有彰显；百代没有良善的治理。请考察《三坟》中的《易》，参照《春秋》的“元”，穷究唐虞三代陈述谋略的内容，使它与有唐一代的鉴戒相合。要使后世圣人的心与前代圣人的心相同，使伏羲的治理不在三代以后断绝。何况有关官署恭敬承受御札，御笔字迹光明灿烂，训示清楚明白。诏书说：文辞浮华靡丽的人，一定不是宏伟厚重的人才；议论诡异激烈的人，一定不能发挥正直平和的作用。又说：科场中有徇私作弊、以假乱真的弊端，法令都已经具备，应当重申告诫，不要让侥幸者滥进，而使忠厚朴实者被遗漏。圣人的谋略真是伟大，光明地树立了准则。诸位生员何其幸运，能够遇到新政开始的时候，尽情吐露平日所学。有司将能够观察你们的抱负，并选拔你们来承担实际事务，务必取得真正的人才，不要冗杂，也不要遗漏。丙戌年知贡举，经义场。皇上天性聪明睿智，圣学造诣高深，每天临御经筵，时常发出圣明的言论。凡是讲学、侍奉父母、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寻求贤才、采纳谏言、辨别忠臣奸佞等事情，无不贯通古今，通晓事理。所说的片言只语，全都切中关键。然而皇上盛德谦逊，不以圣人自居，喜爱善行而忘记权势，喜欢询问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总章殿的访问、君畴的学问，盘上有铭文，坐席旁有警戒。又到询问八虞，咨询二虢，向闳夭谋划，向南宫询问，向蔡原访问，并向莘尹求教。凡是这样反复不倦地求问，是因为若不如此，本来就不行吗？还是也姑且借此表示自己忘却权势呢？但当时所咨询、所学习的内容，也可以听闻到吗？然而，帝王之德的运行，完备体现于圣、神、文、武诸种德性；皇极九畴，也取法于深沉和高明的功用。明察却不苛刻，果断却不刚愎，仁慈却不流于姑息，刚强却不流于暴虐，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民心，这难道不是仁吗？诛罚四罪而天下都服从，又岂只是仁而已？以勇智表率万邦，一怒而使天下安定，这难道不是义吗？能够宽厚、仁慈，恩惠鳏寡，这又岂只是义而已？人的本性具备一德，一德具备万善；使我们百姓得以立身，没有不是以你的皇极为准则的。至于才华出众的人，就只有上等智慧者可以当之。可是皇、王、帝、伯之间的差别，难道是上天降生人才时本来就有不同吗？还是取决于学问功力达到与否呢？上天、日月、星辰，向东向西运行，各自并不商量，但周行一周的期限从古到今没有差错。难道不是因为运行不息、度数有常吗？既然昼夜有常规、四时依次运行，为什么偏偏到了舜才这样呢？汉武皇即位时还不到二十岁，崇信至道，以先王为师，五六年间便号称超过文帝、景帝。唐朝三百年间，首先称道唐文皇；他年近弱冠，便能济世安民。这两位君主难道不是三代以后的英主吗？可是他们晚年所成就的事业，直到最后仍辜负了最初的志向。尧的兢兢业业，舜的勤勉谨慎，汤的德业日日增进，文王的不懈努力，正是所谓继承天道而立身，道与时势一同运行。难道这些全都只有至圣之人才能做到，而成王、康王以后的人就全都不足以与之相比吗？有人说后世关于天德的论说不明，奉行中庸的人有时不能达到高明，体察博厚的人有时不能配合悠久。正因为如此，淳厚的风俗遥远难寻，古代的道理日渐疏远，使百姓的耳目再也看不到雍熙盛世，这确实如此吗？如果想振兴三皇的纲纪、五帝的维系，就应当从一念开始，推及八方，使其高出百王之上，流传到万世之后。哪一种论说最为笃实？它的旨归应当归于哪里？请探究天人之理的根源，融会贯通古今的极致，明白乾坤不偏不倚的德性，以参验天地长久不变的道理。这果真是六经所垂示的法则、百王共同遵守的原则吗？诸位何其幸运，亲自遇到新政开始的时刻，前来响应求贤的诏令。御札谆谆告诫，务必得到忠厚朴实、正直平和的人才。皇上的心意深厚，你们不要忘记进纳忠言的义理，更加竭尽归美于君主的忠诚。有司将选拔其中最优秀者进献给皇上。试任阁职。【此处缺文】

译第二题。问：治理国家，没有比边防更重要的；边防事务，没有比将领更紧迫。然而古今时势不同，分合形势不同，进攻和防守的适宜做法也不同。虽然没有永远取胜的规矩，难道也没有绝不失败的方法吗？难道可以不在平时讲求吗？晋国人说过：“大丈夫应当建功使四海得到济助，怎么能老死于一个儒生呢？”所以晋国在城濮击败楚军，晋侯仍然面带忧色，说：“得臣还在，忧患还没有消除。”楚国有百万甲士，晋国并不以此为惧；而子玉一个将领，却使晋国君臣坐卧不安。治理国家，难道可以没有人才吗？披甲请求出征，一顿饭吃一斗米，当然是取其经历战事多。可是官爵高、年纪大的人，有时也免不了失败；少年而官职低微的人，却最终建立卓越功勋，这是为什么呢？佩带四石弓、使用二丈长的矛，当然是取其有万人之勇；可是有人射箭不能穿透铠甲，作战不能骑马，也能成为当时的名将，这是为什么呢？平定荆州之战，必定要六十万兵；敌军三万，必定要用六万兵，当然看重兵多。然而率领三万人，却天下无人能敌；带领三千骑兵，却使敌人血流遍地；兵力或多或少，为什么作用会不同呢？自古在东南建立国家，都把长江看得重要。所谓五十多里的范围内，只驻扎四处左右的兵力，可见兵力本来就忌讳分散。然而他统领七千人，修筑十一座营垒，烽火彼此相望，共有三十处，也从来没有误事。那么兵力有时分散、有时集中，究竟哪一种更便利呢？安抚接纳新近归附的人，使声威逼近河南；而灵武、河中的事情，一个把他当使者，一个把他当敌人，这是为什么呢？平定泽潞、征讨太原、讨伐李重进、焚灭李筠时，禁军十万人，威震四方，难道官军就不可使用吗？有人说禁军不如当地兵，契丹不怕官军，不知道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值得凭恃呢？上党之战，当时善于用兵的人认为，应当调发忠武、武宁两军，再加青州精锐铠甲兵五千、宣润弩手二千，不过几天一定可以捣毁敌巢。那么官军和土兵也可以混合使用吗？然而吴起是兵家一流人物，我以为他所说的没有不是兵法。魏文侯有一天问他陈列军阵必定严整、守备必定牢固、作战必定胜利的办法，吴起说：“君主能够使贤能者居于上位，不肖者处于下位，那么军阵已经严整了。百姓安于田地，亲近自己的官吏，那么守备已经牢固了。百姓都认为我们的君主正确而邻国错误，那么战争已经胜利了。”谨慎地升降官吏，培植国家根本，确定国家正确的原则，这正是唐虞三代建立纲纪、治理根本的办法，与兵法并没有关系。可是吴起却把这些作为回答，这是为什么呢？从前面的说法来看，他讲得详细；从后面的说法来看，他的论说简约。将领究竟应当依据哪一方面来折中取用呢？如今残余的敌人还没有消灭，长期戍守的军队还没有撤回；请考察古今的异同，研究谋略的得失，分辨什么应当缓办，什么应当急办，什么应当后做，什么应当先做，斟酌其适宜之处。请就今天的情势加以论述，以供朝廷采择。试任上舍。问：连续多年五谷丰收，余粮堆满田地，可是一年收成受到侵害，农民就立即告病，这是为什么呢？圣人使天下形成最大的顺理，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即使旱涝盈亏没有常态，百姓却没有饥饿之色，究竟用什么办法做到的呢？郊野、县城、都邑都有积粮，用来赈济贫乏，随处都能满足需要。后世的常平仓、义仓，得到了这种意思的遗绪。为什么古人实行就能收到实际效果，后世采用却都成了空文呢？打开粮仓、放宽租税，丝毫不吝惜的，是君主；但把君主的恩惠推行到百姓身上，却不是君主一人能够自行做到的。难道没有看到汉代的事情吗？汉人说：“正值春天气候和暖，万物生长茂盛，而我们的农民却十分困苦。建议免除田租，那么丰收年也应当免除田租。”又说：“官吏把货物财贿当作交易，掠夺百姓，侵害万民；给这种行为命名为盗贼，那么丰收年也仍然应当禁止。”汉人顾念国家根本，整顿官吏治理，使天下清楚知道朝廷的好恶，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然而郡国之间，饥民甚至互相吞食，郡守却固守仓廪，不敢轻易开仓，不知道佩带符节、共同治理，乘传车巡行察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事情紧迫的人缺少宏大的规划，追逐荒诞的人少有实际效用，因此书生不通晓时宜的讥评，渐渐从世俗人的口中传开。难道不想一想当世的事务吗？如果不询问儒者，又应当询问谁呢？所以希望同诸位共同商议。至于迁移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或装运粮食而免除传役；命令百姓种植芜菁，或让百姓缴粮而授予爵位；有时允许留下当年的储余，有粮就全部开仓出售；有时郡县敢于阻止粮食买卖，便以违背制度定罪，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实行过的。有人请求登记壮丁作为士兵，有人想免除征税以使商贾流通，有人请求借用其他道路的常平仓粮，有人想恢复官田和广惠仓，这些都是前代贤臣曾经提出并阐明的。但今昔时势不同，五方风俗不同，智慧如流水，日日变化而无穷，难道能够胶柱鼓瑟吗？如果要使上面的恩泽向四方流布而没有阻塞，使边远地区如同京畿，京畿如同朝堂宫阙，官吏称职，百姓安乐地生活，充实和美如同五凤、黄龙年间，难道没有那种提出便一定可以实行、实行便一定能够取得成效的办法吗？请把平日施恩惠物的总体规划，不要迂阔，不要急迫，写在简册上，有司也就可以据此观察取舍。御敌。仰想到国家的德行感动上天，承受上天降下的伟大使命，历代圣君光明相承，预定国祚延续万年。然而那些强敌违犯并扰乱天道，兵乱的气焰照耀于欃枪之下，怨恨之气笼罩河洛；乾坤因此震荡，海岳因此动摇。翠龙鸾旗逼近东吴，日月渐渐远去，近百年来，神兵灵旗疾驰如风、行动如电，所凭借的不只是天命的威力，更是可以依靠人心中的忠诚和愤懑。本来应当散布和气，成就将帅；使头发竖起成为盾牌和盾橹；一声指挥，虎兕便显出威势；受到感激，风云也为之变色；俘获敌国名王，消灭强敌，把他们献到先帝宗庙，使那些巢居山林、跨海而来的部众，以及高举狼旗、乌章的首领，在军帐前叩头请命，悔罪投降。然后宣扬皇上的神威，洗雪旧日的愤恨，全面清扫宫室，修整并拜谒园陵，在太庙登上华盖，收复古代汴京这座雄都，使中华的风俗传播到黑水，使和气充满天地。凡是留着头发、含着牙齿、作为中国臣民的人，谁不希望这样呢？可是事情违背了原先的谋划，严重丧失王朝的谋略；士卒反戈，不战而逃；边境千里，狼藉破败；父子兄弟的肝脑流淌遍地。唉！难道这是上天造成的吗？实在是由于人的谋略。谋划不善，既然已经过去，又能后悔什么呢？如果想使国威逐渐伸张，边防雄强牢固，用雷雨洗涤山川，以清冷之气消解冤屈，务必先平定近处的祸患，再从容谋划后来的大计，策略将从哪里出呢？

译小小的宇文泰，在军旅劳顿、官吏百姓困弊的时候，尚且能够命令有关部门衡量适宜，制定二十四条，以便应付眼前事务。这样看来，以今天比照过去，所谓顺应时势、适合治理的办法，难道本来就应当推脱而不加过问吗？然而天下从来没有不可作为的时机，士大夫如果不怀有像普通人那样计较得失的念头，那么事情的关键就会清楚明白。否则，周宣王以及他一时所依靠的顺应风云的辅佐者，从今天回头看，难道真像神人一样吗？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什么应当先做，什么可以后做？诸位有救济天下的心志，却没有被得失牵累，请不要迂阔，也不要急迫，把意见告诉在上位的人，或许其中有可以采用的。学校。问：四代盛盛之时，塾、庠、序、学的制度推行到天下，造就人才的成效由此可以知道了。西汉有太常、太学，但游学的途径和接受教育的场所，没有详细记载。东汉有辟雍、鸿都学，但学官的课程、生员的选拔考试，没有听说。唐代在太学之外，有国子学、四门学、弘文馆学；保守乡土的，由乡里推举；流寓外地的，由庠序推举。这样看来，里选和学校已经分成两件事了。天下的学校既没有全部兴盛，选取士人又不完全出自教育，后世希望达到太平之治，当然寥寥无几。国家创建之初，首先拜谒先圣，以此教化海内；于是老成的儒生和贤能的士人，从深山穷谷中兴起。所以州郡还没有建立学校时，先有了四所书院；大学制度还没有完备时，先有了湖学。庆历盛时，才下诏天下都建立学校，又采用湖学的办法推行。太学从嘉祐到熙宁，公卿大夫中人才济济，多有四科中的优秀者；评论者把功劳归于湖学的造就，却没有涉及庆历建立学校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湖学教人，经义设一斋，治事设一斋；学习时穿着盛服端正而坐，闲暇时练习射箭、投壶；容貌举止、进退礼节，旁观者不必询问就可以知道。只是它的具体法则没有流传下来。当时既然取它作为太学的模式，必定不至于空疏；不知道熙宁、元丰的学法，究竟是否出自湖学的规制而没有改变呢？自从三舍法实行，每天都用规矩约束学生，而学官受金的诉讼竟然兴起，形成大案，成为士大夫的深重耻辱。过去条约虽然简略，风俗却自然淳厚；如今防范禁约周密，士人的习气反而更加浅薄，这是为什么呢？元祐诸贤审查贡举条制，其中有人想把考试改为平日考课，以改变按月登记、按季考察的旧制；他们认为礼义之地不应当使人争竞，这种说法果真可以实行吗？大观年间再次改变学法，执掌政事的人自以为能够统一道德、同化风俗；可是西蜀贤人宁愿出自元祐党籍之门，也不愿参加八行选举，又是为什么呢？从京师到郡县，没有不设置学校的；从前的书院已经荒芜而无人治理，近世的名臣大儒才逐渐访求并修葺它们，以恢复太平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使人不被考课试验所牵累，而能专心于讲习。既为书院制定规约，用来说明讲学修身的要领；又为它作记，用来开辟游学求道的道路，用意十分深厚。然而，追本溯源、区分本末的人，未免树立门户之私；游学者也未免流于饮食宴游的习气。难道书院的设置只是为求学者提供方便的地方吗？又为什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呢？它难道不同于郡县的学校吗？如今又借助诸位老儒的讲明，仿照湖学的规模，推广湖学的教育，以恢复书院原有的传统。庆历、熙丰年间的人才为什么会如此兴盛？元祐、熙宁、崇宁、大观年间的学制为什么会有这些得失？希望在科举考试之外有所振兴，以洗除汉唐的鄙陋，仿佛重现鸢飞鱼跃的生机；其中一定有可行的道理。愿意同诸位共同谋划。监司、郡守。问：天下幅员万里，形势上不可能面面照顾，所以设置岳牧、侯伯的制度，使内外相互维系，统属体系不乱；然后使边远地区如同王畿，王畿如同朝廷阶陛，上面的恩泽没有不能流布之处，下面的情实没有被堵塞的地方。圣人考虑事务周密，治理制度审慎，万世不能改变。然而汉高祖初年，把责任交给郡国，慰问长老，举察廉吏和孝子，全都交给郡国办理，没听说因此荒废事务。到了元封以后，使者纷纷出动，威势震动州郡，守相受到轻视，甚至饥民互相吞食，郡守却守着仓廪不敢轻易发放，不知道所谓巡行观察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汉宣帝从民间兴起，深切鉴察前代弊病，郡国每年上报囚犯，诏令丞相、御史考核治绩优劣；计簿虽然具备文书形式，又诏令御史核查其中不实之处，这难道是废除了部使者的职务吗？可是治绩特别优异的，便增加秩禄、赐给金帛，允许便宜行事，不受文法拘束；颍川、渤海的吏治都很整齐美好，不知道这是怎样做到的呢？我大宋光明盛大，考察古制建立官职，查阅班簿选用监司，设置审官院选拔长吏；对监司责成廉察按问，对长吏责成牧养百姓，治理体系上下相连，官吏功绩考核清楚，远胜三代的盛况，这不是偶然的。可是近年颓败风气蔓延，无法守法；官吏宴饮聚会、收受贿赂，行部之日也不禁止；节日之间互相馈赠，络绎往来于道路。按照人情推测，难道还会再有弹劾吗？偶尔上报一份表章，没有不是褒奖的文章，风宪之官难道应当这样吗？身上佩带监司的符节，乘坐朱轓车，却把公家府库看作私人储藏，把宴饮说成政事，把督促属县征收赋税说成功劳；百姓有冤屈却不敢说，官吏的奸弊形成市场，遇到饥荒和流离也完全不加过问，牧养百姓难道应当这样吗？前代贤人说过，任用一个监司，天下就可以自行治理；也有人说，从前危险灭亡的朝代，是因为监司不察州，州不防县，县不防民，所以百姓在下层怨恨，共同成为盗贼，而上面却不知道，最终因此酿成祸患。然而五凤、黄龙年间，不烦劳部使者，也足以治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请考察古代岳牧的制度，研究汉人废置这些制度的原因，斟酌先朝查阅班簿、设置审官院的用意，分条写明近世革除弊端的办法，全部记在简册上，或许对考察风俗有所帮助。任用宰相。问：代替上天治理天下，只有君主；辅佐君主治理天下，只有宰相。上天的事业和谐安定，皇帝的谋略使百姓各得其所，这些都取决于宰相，难道责任不重大吗？所以我要讨论这件事。考察众人的意见而让宰相协同辅政，使上下一致，以表示不敢轻率地任用他；延请他置于左右，礼遇超过百官，以表示不敢怠慢；既然任用了他，就向他敞开心胸，同享安乐、共担忧患，对一切事情都相互赞同，连细小的芥蒂也不存，以表示不敢怀疑他。因为认为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不能尊重宗庙、提高国家体制。因此道德尊崇如禹、皋陶，功勋显赫如舜、禹，国家事业就兴盛；德望如傅说、伊尹、周公、召公，殷、周的事业就显扬。国家昌盛、福祚宏大，都是有来由的。唯独奇怪秦汉以后，进用人才的途径越来越多，于是选拔变得轻率；称号不一致，于是地位声望受损；宴见时不戴冠，于是名节毁坏。更严重的，有人刚刚请求入苑、声名初显，就立即交给廷尉审理，毫不宽恕；有人因负责吏事而遭遇灾异，便借机请求免职，这也不合常理。成王害怕宰相离去而一切无所凭藉，已经很严重了。然而其间仍有顺应时代而成就功名的人，史书中并不少见，这是为什么呢？唐朝享国三百年，难道不是明君良相扶持的力量吗？考察他们任用人才的情况，千年来可作箴规，朕不可以稍稍偏离与宰相相互配合的真实状态。但退朝不久，皇上就怒形于色，指画虚空，愤怒的话语更加激烈，为什么这样急忙给予任用，又这样急忙夺去呢？

译进见大臣时，只称官职而不称姓名，这种待遇的隆盛似乎已经达到极点了；可是奸佞得志，忠直之臣却被疏远，为什么文章所说的与实际情形竟衰败到这种地步呢？想要同宰相共同裁决大事，却不愿拿琐碎事务来烦扰他，这似乎是知道大体的人；至于上奏任命、罢免郎官和属吏时，却总是转过头去不回答。假如官员的进退、贬黜、升迁一概不让宰相参与，那么君主和宰相的职分究竟是什么呢？君主方面姑且不说，而做臣子的也应当自我砥砺。朝廷有政事，便援引经义来答对，所说多合于法度义理；皇上因此认为可以把政事托付给公卿，那么选任他们不能说不慎重。可是奸人当权，既不按时上奏说明，又迎合下属、欺瞒君上，没有大臣辅佐国政的道理，往往同他平日的议论相反，这是为什么呢？那个人从流放之人起家，一年之内做到宰相，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他竟然有意诛除宦官、收复河湟、推举贤能，大大安慰了人心，完全不像从前的表现，这又是为什么呢？论定宰相的人选，首先看道德，其次看人望，再其次才看其他条件；可是近代以来，有的凭文艺，有的凭功劳，都能坐在朝廷上而号称宰辅。鼎中之食既已倾覆，人的身世和名声也已经被摈弃，他怎么能够辅成君主的德行，震慑奸邪之心，使上天的灾变消弭于上，使天下人的期望安定于下呢？即使如此，各代从来不曾缺少人才，上天也从来没有不希望天下太平的。要施展经世济民的宏大谋略，扶助正当盛时的国运，继承前贤的轨范，恢复古代盛世的遗风，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做呢？唐人曾说，开元初年的宰相任满三考便离职，即使姚崇、宋璟也不能超过这个期限；到了李林甫掌权，却长达十九年，终于遭遇祸败。由此才知道，任用宰相不可太久、屡次罢免更替，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若相信这句话，那么任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征十五年，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果真贤能吗？如果担心任用不久，难道不是因为人才难得吗？可是一天之内就任用太久了。既然如此，关于任期长短的说法究竟该听从哪一种呢？君主谦虚自持以求贤才，天下百姓如同饥渴一般盼望太平，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为什么不共同把这个道理阐明呢？六经疑难 太史公说过：“求学的人所读的典籍极其广博，仍然要在六艺中考察真实情况；可是六艺本来就有不容易考察的地方，姑且说说它的大概吧。”晋太康初年，有人得到古书，其中只有《易》保存完整，却没有彖、象、文言。杜预认为，这是圣人在鲁国作成的，还没有流传到远方的国家；可是汉代本来已经有十二篇了，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所说的《易》，卦辞、彖辞、象辞、爻辞各不相杂；那么后来为什么要把彖辞、象辞、爻辞杂入卦文之中，使古《易》再也看不见了呢？现存《尚书》五十八篇，哪些是伏生传下来的，哪些是用隶书整理的书？《秦誓》一篇究竟是伏生传书，还是孔壁中发现的书？司马迁认为它是真的，孔安国却认为它不可靠，想来各自都有依据。《尚书》有十种体例，《益稷》称为“谟”可以，《多士》称为“诰”可以；那么《旅獒》《君陈》等篇，究竟是“命”、是“诰”，还是“训”呢？十五国《风》的篇序，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季札观乐时，孔子还年幼；那么这些篇序究竟是谁定的呢？至于各国风诗的好坏，以及根据各国灭亡的先后所作的解释，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诗序》对于《诗经》意义重大。例如《江有汜》《殷武》，认为不是卫宏所能作出的。至于说《风》《雅》有变有正，以及把《关雎》《鹊巢》列入二南，又认为不是卜商的见解。那么，这些篇序究竟是谁作的呢？《周官》一书已经亡佚了一篇，刘歆用《考工记》补足它，儒者都认为不对；那么成王在丰地所作的《周官》，果真就是这部书吗？如今考察这部书，只是讲设置官职的制度，却把它列在礼经之中；至于《明堂》一篇，正是周公制定礼仪、制作乐章、向天下颁布度量衡的内容，却不见于这部书，又是为什么呢？《礼记》一书，有人说是孔门弟子所编成的，又有人认为戴圣杂取《孔子家语》以及子思、孟轲、荀卿的著作编成；不知道这果真是今天所传的《礼记》吗？《中庸》一篇，似乎并不属于礼经。刘向得到《乐记》，本来应当单独编成一部书；可是后来又把礼、乐合为一经，这是为什么呢？圣人作《春秋》，完全采用周代典制；而啖助却认为以夏代制度为根本。左丘明亲眼见到孔子删削史书，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子夏门下，可是他们的议论却不同，简直像出自不同的老师。公羊、谷梁之学盛行时，左氏之学还受到压制；凤皇、龚遂等人极力扶持，仍然不能使它振兴。如今左氏反而更加显著，而公羊、谷梁两家仅仅没有断绝，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公孙固、韩非摘取文辞著书，铎椒、虞卿也有所采集删补；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领会了圣人的旨意呢？不要说六经已经灿然完备，家家传授、人人诵读；六经既然有疑问，本来就是我们内心的疑问。又不要说我只求大道，其他事情都不拘泥；那样又几乎把稊稗当成嘉谷了。请大家共同反复考察、以根本证据加以考证，使主管官员能够消除长期积存的疑惑。理财 请问关于粮食和财货的政事，前面的文书已经讲得很详尽了。唐虞以前的事情，姑且放下不论。夏、商、周三代以来，本来有可以考察的情况。汉人气度宏大厚重，纲要和细目却较为疏略。七十年间，粮仓全都装满，粮食多到露天堆积。京师的钱财，累计达到数百巨万。赐给租税、授予爵位，使农民更加勤勉，似乎只是为了得到粮食罢了。可是钱财也多到无法计算，这是什么原因呢？均输、平准，各自设有令、丞；都官、干官，都隶属于大农令。这固然是生财的方法，但这些官职却没有在汉初设置，为什么呢？唐朝兴起以后，关于经常性财政的简易法令，清楚明备而有条理。当它强盛时，百姓和物产繁盛，马牛遍布田野，米每斗的价格甚至低到三四钱。推究它的来源，这固然是重视农业所取得的余效。然而没有听说有钱少物价轻的忧患，这又是为什么呢？良法败坏以后，理财的说法逐渐兴起。所谓盐铁、转运、铸钱、括苗、▯利、借商等事情纷纷出现，结果越繁琐弊病越多，这又是为什么呢？从此以后，征调安排越来越繁复，制度规模一天比一天紧迫。上天厌弃昏乱的时代，开启了我们的国家；历代圣主相继而起，功业可与三代相比。几百年来那些艰难曲折、苛细琐碎以及搜刮聚敛的政策，全都废止而不再采用。

译至于设置三司使，虽然沿用了旧制，但其中所寄托的深意，本来有三点。制造军器，以及土木工程、河道防御等事务，都由三司掌管。况且国家最大的经费开支，没有超过这三项的；一定要命三司总管它们，难道不是为了使三司能够控制财政收入和支出，从而形成制度吗？把天下分为若干路，设置转运使、副使、判官，授予他们按察之权，使他们督促征集财赋，并隶属于三司。凡是经费的余 surplus，全都献给朝廷。三司虽然尊贵，地位仅次于执政大臣，却没有宰相那样黜陟官员的权力。因此各道使者有余 surplus 就进献，没有就算了，难道真的可以不损害下民而增加上层的收入吗？左藏、内藏的储备，君主不能知道具体数目，宰相也不能干涉其中事务，只有三司真正专掌其事；这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看不见储蓄的广大，奢侈之心就无从产生吗？自从王安石执掌国政，奉行宰相统制国家财用的主张，分割三司的权力，设立奖惩劝阻的法令，设置旁通簿。先祖先王从前的深微用意，一概不复存在；不知道王安石这样变更制度，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才这样做呢？理财，是君王的善政。即使没有急事，也可以借此制定制度，不能有一天松懈。请考察汉、唐财政制度前后变化的原因、本朝制度沿革的缘由，以及今天应当实行的办法，向主管官员说明，以备朝廷采纳。平息盗乱，救济灾荒 请问用兵是危险的事情。只在一时毒害百姓，还不算最严重；把祸患遗留到无穷后世，才是最惨的。大概一旦战乱兴起，像狼崽一样的恶人便动了贪念，于是盗贼的变乱发生；怨气冲犯和气，年成歉收，于是饥荒的忧患显现。所以君子对于用兵，不敢轻易谈论。即便如此，鼠窃狗盗自古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有执政者必须有消除平息它们的方法。旱灾水灾，天有一定的数理，但执政者一定要掌握调节丰歉的权力。尹翁归任右扶风时，推究盗贼的踪迹，没有遗漏逃脱的，因此京师肃然，都畏惧他的威严。到了龚遂，则停止追捕，只致力于安抚他们，渤海的盗贼也因此停止。严厉或宽缓，都足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呢？上天所生、土地所养的物产，用来满足百姓的需要，本来是有余的，只是有偏多偏少而不能均匀的忧患。富人家的粮仓满了，穷人家的炊具却空了，这是形势使然。于是均平的政策产生了，有的叫常平，有的叫劝分，有的叫由狭徙宽；凡是使丰年之利得以保存而不至于形成灾荒、减少有余来补足不足的办法，都是王政的纲要。近来奸臣昏庸，轻率地发动战争，煽动边地民众，乘机鼓噪，不过是想勉强吃饱罢了；可是战祸却遍及四野，檄文接连而来，懦弱的人昏乱迷惘，不知所措，残害百姓，使纺织机杼空闲，民间财物耗尽。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只窥见敌人的左脚便先行回应，只因谈了一句话就出兵，这是什么原因呢？旱灾、蝗灾连年接续发生，靠近江边的人互相吞食，依山而居的人就煮草根充饥；富户闭仓不卖粮，饿死的人遍野都是。回想淳熈壬寅年，百姓还没有十分困苦，而州县讲求救荒政务，忙得无暇顾及其他；如今不知道比壬寅年严重了多少倍，主管官员却没有过问。等到传谕富户按时发放粮食，按正常价格出售并不会有所损失，他们却表面上平均分配数量，暗地里肆意欺骗，以此蒙蔽上级，说什么“某处已经设置粮场了”“已有若干米粮”“已经卖出若干”“官吏巡视已经到了某处”，其实全是空文：粮场从未设置，米粒从未运到那里，官吏也从未见过当地情形，州官又怎么会知道？部使者又怎么会知道？富户于是趁机牟取暴利，抬高价格，减少斗斛的分量；百姓正急需粮食，只能听从商贩，这样一来，所谓调节丰歉的权力，竟然在富户手中而不在公家了。假如想扩大朝廷厚待百姓的恩德，使国家元气长久不衰，难道不是州牧、监司的责任吗？斟酌宽严的适宜程度，以平息奸邪和▯乱；核查赈济防备的实际情况，以救活流亡和饿死的人，难道没有长久有效的办法吗？为什么不深入研究并说明它，来考察你们通达世务的学问呢？江淮形势 请问邓艾看见高山大泽，便常常指点规划军营；李德裕所绘的筹边楼图，山川形势尤其详细。地势险要如此重要，不能不预先讲究。国家立足东南，并没有像“百二山河”那样的险固形势，只有把长江当作门户庭院，把两淮当作藩篱罢了。熟悉地势的人说：没有淮河，长江便孤立；没有长江，淮河便势弱；二者唇齿相依，这一点明白无误。三国鼎立时，吴国占据江表，魏国据有淮甸；吴国君臣不敢向北眺望中原，正是因为没有淮河。南唐跨据江左，更加重视淮甸；每逢水浅之时，戍守便逐渐严密。如今只有淮河东西两面，难道可以不加以重视吗？至于大江以南，地势绵延广阔，可以被攻扰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可以防御的力量也多得数不清；防备多了，力量就分散，力量分散，形势就削弱。比如大江上游，正是用来援助两淮、巩固长江的地方，又怎么能不特别重视呢？淮河应当守住，长江应当保全，上游的形势尤其不能忽视。那么应当怎样做呢？有人说：从前周世宗征伐淮甸时，诸将争相想据守险要来阻击他；可见淮河并非没有险要，只是不知道它成为险要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吴人出使魏国，魏国问吴国的戍守准备有多少？吴人回答说：“有五千七百里。”魏国又问：“道路遥远，凭什么使它坚固？”回答说：“边境虽然遥远，但必须争夺的险要之地不过三四处。”这样看来，长江也并非没有险要，只是不知道它成为险要的关键又究竟在哪里。如今江淮的重要城镇都驻有老将，屯扎着万顶营帐，划分疆界、分区防守，首尾相互呼应，按理说应当没有遗漏的谋划；然而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不能拘泥于古法。风雨飘忽，雷电迅疾，形势变化细微而难以整齐划一，恐怕不容易只凭旧日遗迹来防备。六朝遗留下来的议论，泛泛而不详细；关于江淮内外形势的文章，虽然详细，却不够精当。诸位有慷慨建功立名的志向，而且家居形势上游，平时倚剑于天外，弯弓于江上；江淮数千里的情况，都在你们举手顾盼之间。请选取适合时势、切合事务的内容，确实能够按日月计算功效的，约束文辞，阐明要旨，向主管官员陈述，不要只拿纸面上的旧迹来作答。历代文章

译请问人文盛盛，能够宣扬装饰国家的典章，譬如五色斑斓；祥云与上天相应而成为祥瑞。因此考察历代、讨论治国之道，往往可以从一代的文章中得到依据。像从前举行封禅的君主，都有文字来褒扬盛大景象；崆峒山有颂尧之文，衡山有记禹之文，其盛大光明，无论唐代还是虞代，都难以一一记载。六经遗留下来的文章，没有收入圣人笔下的，有的如石上雕刻般斑驳，有的如玉上文章般明丽，有时见于史传，有时也令人注目。只是遗失散佚的三件大事，全都出自天汉时代，而闲散的篇章和脱落的简册又损害了它们的真实性。当时的儒者本来已经为此痛惜，如今流传下来的，难道都只是旧书吗？例如《石鼓歌》，是千代罕见的杰作；孔子西行，果真没有到秦国吗？那些在岐阳搜求石鼓的人，难道是成王吗？如今流传的七篇，从“我车既攻”到“天求”为止，又确实是张生所持有的版本吗？汉初最接近古代，李陵的一封书信，气势格调颇高，似乎并非近体文；可是有人认为它是齐、梁时代的人仿作，究竟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在那个时代，歌辞和乐章已经有七言，五言却还没有盛行。苏武的作品，世人认为是伪作；如今流传的李陵诗，从“鸟西南飞”以下共有七篇，苏武诗从“童童孤生竹”以下共有二篇，与萧统编纂的完全不同，那么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正确呢？世上有一篇《梁父吟》，是五言诗，说是为三位壮士而作；那是不是诸葛孔明抱膝吟咏的作品呢？人们所说的“柏梁体”是七言，似乎像联句；那是不是汉武皇帝与当时群臣登台后轮流唱和的诗呢？宋玉讽谏垂钓之事的两篇赋，文辞绮丽而又能进谏；贾谊的赋早已失传，董仲舒关于郊祀、雨雹的对策都很有深意，却没有见于《汉书》《后汉书》二史，这是为什么呢？班固记载扬雄的作品已经很完备了，但扬雄自叙却说自己一生作文，不懂得五经的训诂，只是从輶轩使者所采集的书，以及君平、翁孺那里得到启发。像《成都四堣铭》《龙骨诗三章》，正是扬雄少年时建立声名的作品，却都没有收录，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州箴，如所谓“天下虽已安定太平，也不敢放纵享乐”，以及官箴所谓“对内不能不自我省察，对外不能不清明”，它们的文辞华美典雅，意旨在于规劝匡正，确实足以警戒一时、告诫万世。拿它们同古代作品相比，谁能与之并肩呢？唐代韩文公是古人，他的文章也是古文；可是有人仍然责怪李汉，不知道究竟是哪几篇文章不应当收录呢？柳子厚想要振兴西汉文章，因吴武陵到来，便替他拿出几十篇书稿；不知道这些文章究竟出自什么书呢？李卫公的谋议援引古代，文章典雅，但最终没有在世上大为显扬；陶渊明一生洒脱，自然流露出《闲情赋》，人们把它比作《国风》，而萧统又依据扬雄讽谏之一的义旨来加以评判，他根据的是什么呢？文章以气势为主，以意旨为辅，以辞藻作为护卫。所谓把天地包容在形体之内、在笔端制服万物，不过是文章的一般要求而已。近来的文风弊病，都可见于廷臣申奏的文章，这种科举习气大概将要被彻底洗去了。诸位学问如大海般浩瀚，才华翱翔于翰林；闲暇时评论古文，借鉴前面几位作家，一定会有所收获。不要轻视主管官员，认为不值得同他们谈论古文。士人风气、官吏治理、国家财用、百姓力量 请问古今时代虽不同，但国家体制、政令条文、百姓生活和日常使用的一切，凡是明君贤后的咨询，忠臣谋士的献纳，只要有一天能够实行，就可以让百世遵守。史册灿然完备，还有什么没有记载？能否拿来施行，在于使用它的人。何必以沿袭祖制为可耻，专门追求新奇呢？士人贵在博学。那么甲乙科考试，开列五十道难题，以及天子命题交给主管官员，不知道古人创作新文体的办法，今天还可以实行吗？官吏贵在办理事务。那么一个县的政务由上下相互监察，以及中书省宣布旨意并考察答对经义的办法，不知道古人所以严格考核官吏的原则，今天还可以采用吗？边境屯田，已经讲得很熟了，只是还没有推广到内地。那么州郡之间、都督府所在地，在军队没有临敌作战时，能否一边屯田一边守备？不知道古人提出的规划，也可以谈论吗？至于士气，忧虑在于尚未振作；近来已经有请求伸张敢于进言者的奏请。那些仰慕古人、志向高远的人，抬高自己的议论；文辞丰赡的人，去掉浮华；比之以财物行贿、进纳言说，挑担子吐露奇谈，从壶关以北进言，从南宫出发讽谏。这就是古人广泛寻求直言的极致。对此作出回应的，应当是什么人呢？请问国家财用，忧虑在于尚未流通；近来已经有请求重视缗钱的奏议。龟甲贝币既已废止，缗钱和镪钱专门用来充实都内的金钱储备，继承圜法府的职掌，深入研究钱币制度的弊病，权衡轻重。这就是古人讲明钱币制度的极致。对此应当提出什么策略呢？如果田地始终不征税，国家财用就没有所需；百姓生活不足，便应深切忧虑。不知道古人广泛访求意见、使财用和民生都得到充足，是否也有良法呢？深切淘汰不称职者，精心选拔掌管符节和钱谷的官吏；可是春天的雉还没有驯服，秋天的螟虫也没有消散。不知道古人讲求选择官吏的办法，是否也有高明的议论呢？士人风气、官吏治理、国家财用、百姓力量，治理国家的事务，总不外乎这几项。诸位即将充庭入朝，接受皇帝的大对，难道不可以趁此闲暇讲明古人的问答，以备圣明时代采择吗？何况诵读先圣的经典，熟习学校的教诲，等到三年之后，便可以取得小成；到那时挥笔作文，畅论世务，即使班固、扬雄也要收笔不写，董仲舒也要结舌无言，就像晋人告诫学校那样，希望诸位不要过分谦让。人才

译请问求学者能够结交的朋友不够，如今又将旁及千古人物，所以评论古人，是求学者首先要做的事。班孟坚《人表》的创作，规模宏大深远，后来执掌史笔的人没有能够继承它的。世上的君子大概曾经对此感到遗憾。他采集百家，网罗见闻，栢皇、陆栗等君主，緑图、大塡等辅佐之臣，都登载汇集而没有遗漏，他用力也已经很勤苦了。然而从明由晓、升级直到陨丘、受延禧，这些是燧人的四位辅佐者；从金提主管教化到阳侯成为江海之神，这些是伏羲的六位臣子。为什么偏偏遗漏而不收录呢？黄帝的诸臣，如风后、力牧、伶伦、岐伯之类，记载尤其完备。然而像天老掌管教化、知命端正风俗、地典承受州土、五圣主持大道，以及燧人的四位辅佐者、伏羲的六位臣子，都更加有功于这个世界，却不能同封钜等诸公并列，这是为什么呢？虞帝盛世时，分置八伯，伯、弃、咎繇、垂等各自主管四时，而羲和之后，每一职又各有一人作为副职。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七伯，冬伯之后实际缺少一人，这是为什么呢？从前在历山、雷泽游历时，有七位朋友，从雄陶到灵甫，总共七人；可是《尸子》只记载雄陶，不记载灵甫，那么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准呢？天下士人跟随孔夫子游学的占大半，但也有四位友人、六位侍者，他们是否也出自四科呢？汉高祖兴起时，群龙般的豪杰云集归附，显赫地书写在史册上、动人耳目者，有三杰，有十八侯；可是又把三十一人全都列为功臣，何其盛大啊！三国鼎立，彼此争相招致英豪，当时的士人多归心于其中；如今所记载的，魏有九人，蜀有四人，吴有七人罢了，为什么竟这样少呢？世祖的功臣有三十二人，而云台所绘的功臣像，只选取四十七人来对应列宿，世上的君子却没有说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呢？唉！功臣之士、道德之士，绵延千古，浩瀚如烟海，无法一一计数，请再回到洙泗来作结吧。史书说鲁国有八儒，例如子张氏是讽谏之儒，孟氏是疏通之儒，仲梁氏是移风易俗之儒，直到乐正氏是缀辑文辞、排列史事之儒，公孙氏是传授《易》的儒者；不知道所谓八儒，果真是洙泗之间跟随孔门学习的士人吗？希望把他们一一列举出来，也借此考察平日尊重贤者、择友交游的志向。史 请问左丘明之后，班固、司马迁相继兴起，在西京奋发施展宏大的史笔，在东观纵论直率的言辞，卓越得无可议论。后汉的史书由范晔完成，不知道同《汉纪》三十篇相比，是相同还是不同？三国的《魏志》由陈寿完成，不知道比《魏氏春秋》高明还是低劣？东西两晋建立国家的规模，以及其中人物的风流事迹，难道没有可以记载的吗？有人生长在东南，不知道中原朝廷的典故，本来就不能胜任；而有人听闻华夏与夷狄成败的事情，又过分退避。因此，虽然写成《晋纪》的人号称简洁真实，作《阳秋》的人也被称为良史。如今所撰述的史书，是否也有所取法于此呢？从魏到隋，中间六代的史书，都不能令人满意。到了唐代，曾经下诏修撰，却经历多年，始终没有整理出头绪。陈叔达等人各自身居权要，却没有统一的承受和主管，理应设法把它们统一起来才是。可是为什么竟上奏停止修撰后魏史，而只修五代史呢？各部史书呈上来后，增删修改很多，既有序论，又有总论，也可以说是全书了。不知道所谓当时称为良史的作品，果真都简洁端正吗？唐代三百年间，主笔之人不合适，直到欧阳文忠诸公，积累二十年的力量，才写成一百六十万字，其不苟且实在太过分了。可是这八项缺失、二十条疑问，仍然免不了议论者纷纷非难，这是为什么呢？近来史臣有奏请，想让涉笔史馆的人都遵循较近的期限，以加快完成史书，这个请求是对的。我私下认为，修史各有其才，选择人才实在困难；而古人又说，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都足以荣耀当时、流传后世。那么，甘泉宫的从臣，难道全都兼长于论述撰写吗？每一家难道果真都是董狐，每个人难道果真都是荀勖吗？不要说这不是我的职责，也不要说不敢越职。《洺水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洺水集》卷六　宋程珌撰 讲义 《易议》三篇 《易》中有君子之道四项：用言语的人崇尚卦爻辞，用行动的人崇尚变化，制造器物的人崇尚卦象，占卜的人崇尚卦占。总共十三卦所说的制器之事，如神农制作耒耜，黄帝、尧、舜制作衣裳，无不是取法卦象而制作的。至于生蓍草、立龟法，兴起神异之物来先行满足百姓的使用需要，都是占卜的事。这样看来，器物和占卜，已经具备万世的使用原则，不必等待言辞来说明。只有言语和行动，涉及君子的言行以及国家的政令，关系到权力枢纽，也关系到治乱的由来。天道日日更新，世事变化无穷，全都寄寓在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因此先哲谈论《易》，唯独对言语和行动说得格外详细。作为君主而不知道《易》，太平从哪里能够实现？作为臣子而不知道《易》，德业从哪里能够成就？唉！作《易》的圣人，难道只是希望天下人懂得《易》吗？正是希望后世能够运用《易》。所以说：“乾元用九”，又说：“王用三驱”，又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又说：“利用建侯行师”，又说：“利用涉大川”，反复恳切地教诲天下后世，无不在说明运用《易》的道理。即使如此，这些话也只是阐发纲要罢了；书不能把话说尽，话不能把意思说尽，读者还应当懂得触类旁通的学问。《易》这部书，一个名称中包含三种意义：叫作简易，是说它的德性；叫作变易，是说它的气机；叫作不易，是说它的定位。德、气、位，名称虽然不同，总的来说都是为了说明大道。从前圣人阐明先天之学，完成后天之书，凡是运转元气造化、彰明融通天理、纲纪人事的道理，没有不具备。君主得到它，就可以驾驭天地，酬答神明；天地依照它安排时序，民众万物依照它顺利成长。臣子得到它，就可以辅助弥补，成就万物化育；进仕则尽忠正之节，退处则保全廉洁安静的风气。修身的人得到它，就能尽心养性，不流于虚无；避世的人得到它，就能乐天知命，不被忧患挫败。因此记载在简册中，无非是真实的道理；施行于日常生活中，都能收到成效。可是后世学者却往往把它说成空虚恍惚，流弊发展到极点，终于沦为异端，真是可怕。所以不能不思考：龙从黄河出现，八卦因此宣示其象；麒麟在泽地受伤，《十翼》因此广泛说明《易》的作用。从三皇经过五帝，直到夏、商、周，这部书才最终大体完备。商瞿子木确实接受了孔夫子的传授，此后逐渐扩大，直到西都的王服、京房、田王孙，东都的荀爽、刘表、马融、郑玄，互相承继阐述，源流不断。到了魏代的王弼，汇集各家的长处，领会圣人的旨意，所以他的注到今天仍没有废弃。因此江右的诸位儒者都传授他的学说，河北的学者没有能赶上他们的。可惜江南的义疏有十多家，歪曲了本来真实的意义，流于佛氏之说，这也正好重新引发贞观年间孔颖达的感叹。即便如此，《易》的道理，我已经听闻了。那么《易》明明作于伏羲，为什么却用“周”来称它呢？我曾看《易纬》的赞语，认为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连山》以艮卦为首，象征山上出云，连续不断；《归藏》以坤卦为首，象征大地包藏万物；《周易》以乾卦为首，是说它的道理周遍广大，无所不备。这是一种说法。可是世谱等书又说：神农的名号，一种说法叫连山氏，也叫列山氏；黄帝的名号，一种说法叫归藏氏。既然连山、归藏都是以时代作为名称，那么《周易》以周为称，难道不是因为《易》成于文王，所以题作“周”来区别于商代吗？这大概就是《易纬》所说因时代而题作“周”的意思吧？即便如此，《易》的名称我已经听闻了；那么《易》究竟是谁作的，又究竟是谁完成的呢？我曾看《礼纬·含文嘉》说：伏羲的德性合于天地上下，所以天以鸟兽草木来应验，地以河图洛书来应验。伏羲取法这些象，于是创作八卦。孔安国、马融、姚信、王肃都这样认为，再没有别的说法。至于把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的人，诸儒的说法就多得不同了。王辅嗣一派认为是伏羲，郑玄一派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夏禹，司马迁认为是文王。至于说夏禹、文王重卦，孔颖达认为考察《系辞》，神农时代已经有重卦，所谓取法于《益》《噬嗑》等事；由此说来，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至于说神农重卦，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易》的《下系》又说：“上古结绳而治理天下，后世圣人用书契来改变它，大概取法于夬卦。”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羲创制书契。”既然如此，伏羲已经取法夬卦制作书契，又怎么会等到神农重卦以后才有夬卦呢？所以重卦的人，王弼认为是伏羲，孔颖达也认为王弼的说法正确。这样看来，伏羲创制卦象，文王系作卦爻辞，孔夫子作《易传》辅翼《易经》，所谓“人更三圣”，确实明白无疑了。至于从三画形成八卦，从八卦形成六位，以及阴阳刚柔的道理、上下承乘的象征，其中的广大精微之处，可以同天地并立；三位圣人竭尽心力、垂教后世的内容，等进入经文逐卦说明时再谈，这里不全部具述，姑且陈说大概。希望以此同诸位共同讲明。

译《易》为什么要创作呢？回答说：因为有忧虑。忧虑什么呢？忧虑大道不能彰明。《易》为什么要重卦并作《易传》呢？回答说：因为有忧虑。忧虑什么呢？忧虑大道不能实行。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考虑到大道不能彰明，所以卦辞简约而严正；忧虑大道不能实行，所以《易传》的文辞详细而周尽。求学者平静心绪，安定思虑，取来圣人的言辞反复玩味，那么圣人的心意就清楚了。《易》说：伏羲氏开始创作八卦，以沟通神明的德性，以类比万物的情状。这不是说伏羲氏的心意在于彰明大道吗？所以三画八卦的学问虽然寂寥简短，但天地人间的深奥道理全都完备无遗，这正是彰明大道的本体。到了文王、孔夫子的时代，夏、商的贤圣君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礼制废弛，音乐败坏，大道孤独而没有主持者。文王为此忧虑，所以同闳夭、太颠、太公望、散宜生等人讲明、体察大道，断然取《易》而重叠成卦。此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相继兴起，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君陈辅佐他们。此后世事变迁、风俗转移，大道普遍施行，政治清明，这一道理才得以大为彰明。到了孔夫子的时候，王者的遗迹渐渐熄灭，诗歌的声调日益衰微，这一道理又断绝而不能实行了。孔夫子环顾当世的士人，如长沮、桀溺那样傲视世俗、与万物隔绝的人，既不能同他们共同推行大道，只有找到老聃、彭祖，与他们周旋交往。蓝田吕氏认为，老聃、彭祖都是殷、周两代的老成之人；推算他们在殷、周盛世亲见亲闻、耳濡目染所得的学问，也就是所谓见到而懂得的东西，本来就很深厚。我们的孔夫子也说“我老彭”，这正表明他对他们尊敬而信任，情意尤其恳切。但孔夫子仍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周游列国，聚集天下士人同他们交游，对于天理人情、事物变化，全都亲身体验。到了晚年以后，《十翼》才出现。所以他说：“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他历数神农氏怎样运用《益》《噬嗑》，黄帝、尧、舜氏怎样运用乾坤、涣、随；这是说君主运用《易》，属于居上位者。又说箕子怎样运用晦，颜子怎样运用复；这是说君子运用《易》，属于居下位者。他说：“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在于人自身。”又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大道不会凭空实行。”它的文辞详尽，旨意深远，对当时人的期望已经达到极点；可是当时的君主没有能够运用它的，只能让自己的弟子私下受到教化罢了。考察前代史书，商瞿子木亲自从圣人那里接受《易》的传授，从此以后传授不断，直到东西两都的士人，最后传到王弼。王弼没有得到《易》的真实道理，却也凭注释而显名于世。即便如此，商瞿子木以后所谓传授不断的，只是《易》的文辞罢了。至于当时孔门的高弟，如曾子、颜子、冉雍，以及子思、孟轲之后的人，所谓得之于心、施行于身的道理，如今遗留下来的书，如曾子十篇、《中庸》、孟轲的著作，卓然足以作为《易》的羽翼，这却不是史臣所知道的。自秦以后，经历汉、唐一千多年，不仅上层君主没有人运用这种《易》，而且自王弼以后直到唐代，下层士人也没有人传授这种《易》。江南的义疏崇尚虚无，大概到了唐代，只得到一个孔颖达，辨析音义，很受当时人的尊崇。然而对于圣贤用心和大道的总体纲领，他本来没有深入达到。宋朝兴起一百年间，名儒接连出现：胡安定得到了《易》的用处，邵康节得到了《易》的数理，程明道、伊川得到了《易》的义理，周濂溪得到了《易》的本体，张横渠得到了《易》的功用；这样以后，《易》的道理终于在天下大为彰明。孔颖达的议论说得好：“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取法天地以养育众生；施雨行云，效法四时以生长万物。如果实行它而顺应大道，那么两仪就有秩序，万物就能和谐；如果逆着大道实行，那么六位就会倾覆，五行就会紊乱。”详细玩味这番话，那么《易》果真能够发挥作用吗？还是只不过徒然创作出来罢了？圣人在乾卦中阐明君主的德性，关键只在刚健中正、自强不息；在坤卦中阐明臣子的道义，关键只在正直、端方、正大。至于说明九卦的次序，则从天子直到庶人，凡是借此尽心养性、修身齐家的道理，没有不具备的。假如君主运用乾卦的义理，那么天德就刚健运行，威权不会下移，纲纪不会废坏；假如臣子运用坤卦的义理，那么以内心敬慎来保持正直，绝不会谄媚取悦而欺骗君主；以义理使行为方正，绝不会贪图进取而苟且求得。士人君子运用九卦的义理，就应当以履卦使行为和谐，以谦卦制约礼法，以损卦堵塞欲望，以困卦处在困穷中，以益卦扩充德性；一定要这样，才可以说是运用了《易》，《易》的道理也才得以实行。国家开设学校，建立儒官，每月初一，必定让他们登堂讲书，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吗？讲解却不能明白，不能罢休；明白了却不能实行，也不能罢休。如果讲解它却不求真正理解，理解了却不求实际实行，那么又何必讲它呢？我们这些平凡小人，形体渺小，愚昧地杂处在万物之中，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又和一切有生命的万物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过师友的教诲和千百年的陶冶，在万物之中卓然自立，只不过是因为礼义廉耻罢了，只不过是因为名节风操罢了。否则，一旦舍弃这些，那么孟子所说的与众物不同之处就几乎没有了，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谨慎吗？有志于学习《易》的朋友，希望彼此共同讲明义理并身体力行，从而运用九卦的意义，充分体现士君子的操守。将来把这些推及侍奉君主，就一定能够充分体现坤卦的意义，成为名闻当世的臣子，也只在于努力罢了。有见识的人将会从这里观察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尚书》序 “书”是记载古代右史职责的名称。过去管仲曾说：“古代登上泰山封禅的人，都刻石记载名号。后来字迹有的雕坏了，孔子看见却不能辨认。至于记载登封的君主，则把无怀氏列为第一。”既然如此，那么伏羲以前本来就已有文字，只是还没有用它来教化百姓罢了。伏羲氏出现后，书契才开始创制，文字逐渐兴盛。因此，三皇的书称为《三坟》，五帝的书称为《五典》。“坟”说的是广大，“典”说的是常道。《周官》说小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楚灵王说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这样看来，《皇坟》《帝典》本来已经灿然完备了。我的老师孔子生于周代晚期，得到古书三千多篇，于是竭力整理汇编，删去繁杂冗余。正如班固所说：“在古今书籍之外，又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也说：“这是周代的号令。”至于先儒所说许行所指的神农之言，以及阴阳家、医家所称述的黄帝之说，凡是这类内容，全都删去而不记录，最后确定为一百篇。大概尧舜禅让，所以有典谟兴起；商汤、周武王以革命方式取代旧王朝，所以有誓诰产生。这些都是维系世道的纲纪，也是我的老师孔子整理《尚书》时所依据的原则。秦朝法律日益严酷，仇视圣人经典。孔安国的祖先孔子襄收集自家的书，藏在屋壁之中。汉代到了孝文帝时，有意恢复古制，下诏寻求研究《尚书》的人。听说济南有伏生，名胜，原来在秦朝时做过博士，于是召他进京，但他已经不能起身，便急忙派晁错向他学习，只得到《秦誓》以前的二十多篇罢了。鲁国有共王，听到古书的遗音，便在登堂之际得到全部科斗文字的古书。科斗，是苍颉古文的字体。周代使用它，到秦代又改成八种字体。其中一种称为“隶”，即根据科斗字体确定今文的隶体，于是成为二十九篇。但当时仍未流传。自从孔安国作训诂以后，《尚书》的意义才得以阐明。书刚完成，恰逢发生巫蛊之事。隋唐以来，它的流传逐渐显著。贞观年间，孔颖达为它作《正义》，此后《尚书》的义理就更加没有遗蕴了。《尚书》源流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虽然如此，学者如果确实能够了解天道和人治，《尚书》从帝尧开始，是因为圣人以《尧典》开篇；以悔过、任用贤能作为治道的根本，所以圣人以《秦誓》收尾。若能把其中的大纲大要推求出来，用于辅佐君主、救济百姓，那么古文的训诂、传授等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些，不过都是捕鱼的筌、渡河的筏和祭祀用的刍狗罢了。阅读《尚书》的人，必须对此有所考察。《尧典》三皇的时代已经遥远了，少昊、帝喾的时候，人口还不繁盛，帝业还不宏大，风俗简陋，制度宽疏，质朴而未加雕饰，刚强而未有文采，所以他们的书没有什么值得大量记载的。上天保佑这些人，特意降生了尧。尧继承帝挚之后，纲纪天地人三才，扩大并施行万物的变化，建立人治，阐明天道，成为天下后世效法的准则，清楚而有条理。这就是孔子整理《尚书》时从尧开始的原因，扬雄也说：“法始于伏羲，而成于尧。”不是伏羲，不是尧，礼义就会微弱，这并非空话。现在选取《尧典》一篇来读，它首尾相连，纲目都具备。第一层说：“放勋，恭敬明察，文采深思，安详宁静，确实恭敬而能谦让，光辉照耀四方。”这是尧为万世开启修养德行的方法。第二层说：“亲近和睦九族，公平明辨百官，协调和谐万邦。”这是尧为万世开启建立人治的开端。第三层说：“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分别命令仲、叔，让他们掌管四时。”这是尧为万世开启明察天道的根本。第四层说：“谁能询问并顺应时势，就提升任用谁；谁能询问并辅佐我，就采纳四岳的意见。洪水浩大，正在造成灾害，有谁能使它得到治理？” 这是尧为万世开启任用贤能的方法。第五层说：“询问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了，有谁能完成我的使命，我就把帝位让给他。”根据《史记》，尧是帝喾的儿子、帝挚的弟弟；继承兄长之后再进行禅让，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到了尧，才慨然把天下授予舜。这是尧为万世开启禅让的方法。第六层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潙水北岸，让她们成为虞舜的妻子。”这是尧为万世开启王姬下嫁的方法。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纲大目无不全部列举。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孔子整理《尚书》从尧开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学者穷究经典，必须先看一篇的始末大意，那么篇中的章句自然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我略去章句解释而首先叙述一篇大纲的原因。至于所谓“从前帝尧，聪明睿智，文采深思，光辉充满天下，将要把帝位让给虞舜”，这是《尧典》一篇的序。马融、王肃认为是孔子所作，孔安国的《正义》也认为如此。大概只有圣人足以评论圣人，若不是孔子的笔力，谁能写出这样的序呢？从“若稽古”以下，便是史官的言辞。虽然这是记载尧的书，却称为“虞”，有人因此责怪孔安国，甚至拿《三国志》以曹操作为魏的开端、晋史以司马懿作为晋的开端来相比，这是不对的。《尧典》一书虽然记的是尧的事情，但执笔记录它的是舜时的史官，所以称为“虞”。尧和舜本来就是一体，这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有人又说尧是名，放勋是号，也不对。考察谥法，“翼善传圣”叫作尧。至于《释名》又认为“尧”有尊高峣峣的意思，那么尧本来就是美名，又哪里还需要另有称号呢？上古时代，生时和死后使用的是同一个称呼，死后加谥号是周代的制度。君主拥有尊号，则是从汉哀帝才开始的。尧舜时代，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也是不能不辨明的。《舜典》

译天下是最重大的事物，尧没有缘故就把它交给舜，舜也没有缘故就接受了它，尧难道不会顾虑、震惊吗？现在看《舜典》一篇，记载舜的事情也很多。孔子作《尚书》序，不说其他，只用“历经各种艰难的考验”一句概括。啊！孔子大概足以体察尧的心意了。况且尧不是不知道四岳不足以承受禅让，却仍向四岳表示让位；四岳也不是不知道舜可以举荐，却把他隐藏不说。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把天下交给平民，古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尧的禅让必须从四岳开始，四岳也一定不敢承当。尧开始表明心意说：“光明光明，举荐隐居卑微的人。”四岳知道尧的意思并不局限于贵族，所以才开始说：“有个鳏夫在下民中，名叫舜。”这样看来，尧把心意寄托在舜身上已经很久了，难道是在四岳师众推举之后才有的吗？然而仍然要用各种艰难来考验他，是为了把舜的德行彰显给天下，使人人看见、人人知道，然后天下才可以没有一个人的异议。治道的根本，没有什么比人伦更重要，所以首先命令他施行徽典；百官的任用，没有什么比宰相更重要，所以其次命令他居中掌理政务；礼典的施行，没有什么比朝廷更适合作为开端，所以再次命令他在四门迎宾；天地百神的祭祀，没有什么比主持祭祀更困难，所以又把他安置到大麓。凡是天下所谓的难事，全都交给舜去做，舜也以自身承担。施行徽典而人民服从，掌理政务而事情有条理，在四门迎宾而众人和穆，这是人们接受他；把他安置在大麓而烈风雷雨中不迷失，这是上天接受他。天接受他，人接受他，然后尧可以没有忧虑，舜也可以无愧于心。舜开始执政以后，调和日、月、五星七政，祭祀上帝，巡视四岳以观察风俗，召见群牧以考察政事，制定车服制度以劝勉功劳，彰明典刑以威慑恶人，命伯掌管礼仪，命夔掌管音乐，以至于百工的事务、治水的事务，以及掌管川泽、林木的官员，都各有纲纪秩序，井然不可紊乱。凡是尧有所等待而未及施行的，舜全都施行了；尧已经施行但尚未完备的，舜就使它完备。刑赏已经确立，礼乐已经彰明，这之后才更加相信尧为天下得到了人才。舜的设施不止这些，但概括他的施政根本原则，不过如此，不必多说。至于始终的大意，有些不可不说，请借先儒的议论来进一步阐明。孔子为《舜典》作序说：“虞舜出身卑微，尧听说他聪明。”孟子又说：“舜居住在深山之中，和木石相处，和鹿、猪交游。” 孟子又说：“吃干粮，吃野草，好像将要终身如此。”由此可知，舜在当时只是一个平民罢了。然而《帝系》等书认为，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司马迁也认为尧是黄帝的孙子，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孔颖达引用《左氏》的话，认为到了瞽瞍时，他的国家才被废除。如果相信这些话，那么从瞽瞍以上都拥有国邑并世代相传，怎么能说舜出身卑微呢？否则，《左氏》所记载的梼杌、饕餮之类，也一定会把他们列入帝王世系，为什么唯独瞽瞍没有记载他的来历呢？孔子、孟子的说法可信而且有根据，那么舜的身世起点就可以没有疑问了。有人又说舜巡视南方到了苍梧便没有回来。自唐代韩愈以来，固然认为不对，但还没有人用孟子的话来作证。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居负夏，死于鸣条。”鸣条在黄河以北，而苍梧在岭南，地理相隔如此遥远，这是不对的第一点。况且舜既然已经禅让帝位，禹就已经成为君主，巡视的事情与舜有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第二点。即使舜果真南巡，到了霍山，距离苍梧还有一千多里，为什么巡视结束后还要再遍历遥远偏僻的地方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这是不对的第三点。先儒的论说已经如此明白，学者还疑惑什么呢？《大禹谟》禹以治水的功绩著称，皋陶以谋略著称，这是当时人们都知道的。至于禹的谋略、皋陶的功绩，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所以舜在位时再三申说并加以阐明，又推进禹发表昌明正大的言论。那么禹说了什么呢？他说：“君主能够艰苦地治理国家，臣子能够艰苦地辅佐君主。”这就是孔子所谓“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是用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的道理，寥寥简短，只有两句话。因此帝舜答应了，伯益又加以赞美，于是又说：“遵循正道就吉祥，跟从邪逆就凶险。”也不是宏富广博的议论，伯益又接着加以阐发。除此之外，便是谈六府、三事，颇为详细完备。再其次，只是一再称说皋陶的功劳罢了。考察《大禹谟》一书，所说的话极少，大概禹的言辞简洁明白，没有繁复华饰，说出来一定能够实行，实行了一定能够见效，确实就是所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每天勤勉不懈地思考”那样。哪里像后世进谏的人，长篇累牍，多半只是做辞藻文章，却不适合实际使用呢？所以言语虽然少，并不妨碍它成为善言和美好的谋略。虽然如此，难道只有言语如此吗？观察他一生处理事务，无不是忧虑深远，不追求一时的美观，而是求得成为后世可以遵循、可以守持的法则；传位给儿子、制定贡法两件事就是这样。尧舜把帝位传给贤人，禹却独自传给儿子，可以说承受了天下认为不美的名声，然而却能够杜绝天下万世争夺帝位的祸患。商代的助法、周代的彻法，难道不好吗？可是禹的贡法最终流传到今天仍未废除，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从前洪水造成灾害时，禹为先人的功业未能完成而悲伤，慷慨接受使命，在外奔波八年，计算他所经历的患难、周旋的世故，也已经十分丰富了。因此他晚年立言简明恰当，处理事务精密准确，大多都是这样。况且天下了解禹的人，没有比舜更深的了。到了禅让帝位的时候，舜不说其他，只说：“能够勤劳于国家，能够节俭于家庭，不自夸，不夸耀自己罢了。”勤劳、节俭、谦退，是禹从天性中得到并内在秉持的品德，所以表现在立言上就简明恰当，表现在做事上就精密准确；影子一定像形体，末端一定类似根本，实质广大而声名宏大，行为高峻而言语严厉，表里、源流都明显可信，确实不是虚妄。先儒说，后世的小人，才智不足，稍微做成一件官职上的事便自以为有能力，没有一点可以惠及百姓的东西，却自我吹嘘来欺骗君上。禹的功德如此深厚，却退然把自己置于不被看见、不被听闻的位置，这正是古代圣贤中唯独禹被称为伟大的原因。人们如果能常常把这番话放在心中，时时玩味推究，就会逐渐受到浸润而开明，一切骄傲自矜，不待期望就会自行消除。学者尤其不能不对此加以考察。《皋陶谟》

译君主的道理能够得到施行，臣子的道理能够得到陈述。尧舜考察古道而施行，所以称为“典”；禹、皋陶考察古道而发言，所以称为“谟”。君臣的名分不同，因此“典”“谟”的名称也不同。但说到足以成为万世法则，则是一回事。禹的《谟》开头说能够艰难，皋陶的《谟》开头说引导德行。两位臣子的言论虽然似乎不同，但在君臣之间相互勉励亲身实践，相互规劝竭尽己能，也是一回事。古今以《谟》著名的，没有比皋陶更突出。想来他陈述言论时，必定有高明的议论，但也不过是说：谨慎修养自身，使九族有序；由亲近的人推及远方，就在这里。由修身到和睦宗族，再由和睦宗族推及远方，这大概是古今的正理、圣贤的格言，即使是皋陶也不能改变它。了解人才、安定百姓，也是治理的大纲，皋陶又接着说了这些。然而禹听到修身的道理，就拜谢接受；听到了解人、安民的话，却叹息而认为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修身在自己，可以努力做到；而了解人、安定百姓，事情广大宏大，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不只是禹认为困难，尧舜本来也认为困难。然而在这两件事中加以比较，了解人尤其困难。这就是皋陶反复陈说三德、六德、九德之人的原因，说明考察德行应当怎样，以及任用有德之人又应当怎样；至于安定百姓的事情，则搁置而不谈。他也说，官职得到合适的人，百姓就没有不安定的。确实如此，了解人才对于治理之道尤其紧要。他又以“不要使人沉溺于安逸和欲望，要努力于政事”作结，反复不断地勉励舜亲身实践、不要懈怠；至于典礼和刑罚，全都归于上天，说明不是君主可以独自专有的；聪明、明察和威严，也全都归于百姓，说明不是君主可以私自占有的。大纲小纪，秩序井然，全部完备。这就是皋陶的《谟》比禹的言论详细得多的原因。虽然如此，皋陶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他说：“我的话如果有益，就可以落实实行。”又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赞助、辅佐君主。”这说明皋陶不只是把陈述谋略作为自己的责任，本来还要以亲身实践来辅佐禹。哪里像后世的臣子，只用空话来自我安逸，反而用亲身实践来强迫君主呢？这样看来，皋陶的《谟》固然是万世进言者的法则，而皋陶爱护君主的心意，也是后世辅佐治理的人尤其不能不知道的。《益稷》《益稷》一篇，都是舜和皋陶相互训诫告诫的话，却为什么以益、稷命名篇章呢？大概伏生传授的《尚书》，把《益稷》合在《皋陶谟》中；到孔安国得到屋壁中收藏的古书后，才分成两篇。看《皋陶谟》篇中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赞助、辅佐”，确实与本篇“我每天勤勉不懈地思考”的文势相承接。不过，孔氏之所以分为两篇，先儒认为是竹简编册不能容纳太多文字，所以截断为两篇。如果文字前后相接，那么也不妨碍它们本来是一篇。比如说“皋陶说：‘对，怎么样呢？’”，大概是皋陶正在向禹陈述谋略，所以说“啊，怎么样呢”。至于本篇，禹正在谈论功绩，皋陶也说“对，怎么样呢”。大体说来，古代圣贤推让善行、谦逊美德，彼此有先有后；所以禹用“怎么样呢”的询问引发皋陶的谋略，皋陶也用“怎么样呢”的询问来彰明禹的功绩，哪里像后世同列朝廷的官员彼此嫉妒、互相争胜呢？至于说“疏通田间的畎、浍，使它们通达河流”，大概一亩田之间，宽一尺、深一尺的水沟叫畎；宽、深各二尺的叫遂；九夫为一井，井与井之间宽、深各四尺的叫沟；十井为一成，成与成之间宽八尺的叫洫；百里为一同，同与同之间宽一寻、深二仞的叫浍。这样看来，畎、遂、沟、洫、浍，都是水自然流行的通道。我的老师孔子说禹降低宫室的规格，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洫上；那么考察禹纵横规划、经营水道留下的遗迹，确实可以相信他曾经付出了力量。像禹告诫舜说“安定你的心志”，舜命令臣子说“你辅佐，你去做”，又可以看出当时君臣之间情意和文辞都简易自然，上下之间没有嫌疑，不像后世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阿谀。至于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来制作服饰”，大概从日月直到华虫，这六种图案都绘在上衣上；从宗彝直到黼黻，这六种图案都绣在下裳上。郑康成认为，天子的服饰可以具备十二章；公爵则从山龙以下，侯伯则从华虫以下，子男则从藻、大以下，卿大夫则从粉米以下。他的说法一定有所依据。《易》的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理。”由此看来，观察形象制作服饰本来始于黄帝；至于完备这些彩色纹章，先儒认为不知道始于何时，但舜说观察古人，那么可以确定在舜以前已经有了。至于说“听说六律八音能够用来考察治理和混乱”，六律六吕本应说十二律，但只说六律，先儒认为举出阳律，阴律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说“九州各有十二位诸侯师，外及四海，都设置五长”，大概要服以内就是九州。在九州之中选取贤能的诸侯十二人作为州师，让他们率领州牧、纠察群侯。至于“外及四海”，那就是荒服，也使五国结为属国，属国中设有长官。所谓“都设置”，是说不只内有九州设置州师，外至四海也设置长官；这样看来，禹的功绩难道只在于平治水患吗？他经营当世，使内外彼此维系而总摄治理纲体，究竟是多么细密周全啊！至于说“引导我的德行，这就是你的功劳”，只有皋陶，才叙述这些功德，才施行象刑，才是明智的人。如果顺着文字解释，本来没有什么难以看出的；但先儒认为，这一段上下文不相贯通，也许是舜想把天下禅让给禹，而禹谦让给皋陶时说的话。详细观察文意，难道不应相信确实如此吗？至于说“合奏时击柷，停止时击敔”，柷、敔都是木制乐器。《正义》引用郭璞的话，认为柷像漆桶，敔像伏虎；柷用来开始合奏，敔用来停止奏乐。到了篇末，君臣作歌，彼此警戒，不把已经治理、已经安定视为可以依靠的成就，而总是像大危险、大混乱还在后面一样保持警惕。后世如果有像齐国君臣那样的人，在饮酒欢乐的时候，还不忘记射中在莒地的事情，唉！也差不多可以希望他们如此了。《禹贡》

译《禹贡》一书记载禹治水的始末、划分九州，以及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法的事情。然而禹治水，应当在尧倦于勤政之时、舜接受各种考验之际，理应称为《唐书》，并且排在《舜典》之前；现在却列在这里，称为《夏书》，为什么呢？因为这部书是夏代史官记录的。有人说，“禹分布土地，沿着山势砍伐树木，测定高山大川”，这是史官的话；“禹赐给玄圭，报告自己已经成功”，也是史官的话。至于“从冀州测量壶口开始，一直到四海”，都是禹亲自叙述巡行天下、施功先后、山川主名、草木生长、土地颜色黑白、田赋高下、山脉首尾、水源流派等情况，纤细详尽地记录下来，奏报尧，收藏于史官之处；史官略加删削润色，形成万世可信的书，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大概冀州是尧的都城所在，而都城靠近黄河，所以禹在每州末尾一定说“浮水而行，通达黄河”，实在是因为每州的规划方略和治理经营确定之后，必须从黄河返回冀州，向帝尧报告。冀州是帝王所居之地，处在河流下游，水患尤其严重，所以禹先在那里用力；九州的次序，也根据治理的先后排列。水性向下流，所以治水的方法应当从下游开始。因此从冀州到兖州，从兖州到青州，从青州到徐州，从徐州到扬州，又从扬州向西到荆州，从荆州到豫州，从豫州到梁州，从梁州到雍州。雍州地势最高，所以最后治理雍州。当时水患最严重的，黄河为第一，长江其次，淮河再次；而黄河流经的地方大多在冀、兖、青、徐四州，也属于下游，受害最惨，所以禹先治理四州，黄河水患便减轻了。雍州、豫州虽然靠近黄河，但下游已经治理，水势也逐渐消退，可以稍缓处理；所以先治理扬州、再治理荆州，以治理长江、淮河；长江、淮河治理后水患平息，然后再治理豫州、梁州、雍州，以处理长江、淮河上游遗留的水患。这就是禹治水的次序，也是治水的始末。禹在每州都必定陈述治水情况，登山时从下往上记载，可以说很详细了。然而由于各州疆域隔绝，山脉的脉络、水流的源头和末端，有时绵延横跨两州之间，他所到达的地方以及施功的先后，有时不能清楚显示，所以在九州之后，又根据山势和水源作了完备的说明。从疏导岍山、岐山直到敷浅原，这些都不说水，而只说山，所说的就是“沿着山势疏浚河川，把山间的溪涧引入河流”。从疏导弱水直到它向东北流入黄河，这又不说山，而只说水，所说的就是疏通九州的水道，使它们通达四海；也就是疏导河流，使水流归入大海。然而经文说导山，只记载雍、梁、冀、豫、荆、扬六州的山，却不记兖、青、徐三州的山，为什么呢？大概三州的山全在东河以东，不与西部相连接，各自在本州篇中已经见到，所以不再重复。九条大河的水，有的不依山势疏导，因为水从平原流出，如弱水、黑水、沇水；有的依山势疏导，因为水从山谷间流出，如从嶓冢山疏导漾水、从岷山疏导长江；有的源头很远，疏导时没有到达源头，如从积石山疏导黄河；有的源头很近，直接从源头疏导，如从桐柏山疏导淮水，从鸟鼠同穴山疏导渭水，从熊耳山疏导洛水。黄河在北方，所以先说黄河；汉水流入长江，所以先说汉水、后说长江。济水源于黄河北岸，越过黄河南流，与淮水同为四渎，所以接着说济水和淮水；渭水、洛水都流入黄河，所以又最后说它们。天下的水多得很，这里只是举其中大的来说罢了。至于三江的说法，异同纷纭，难以尽述。颜师古认为，中江与南江、北江合为三江；郭景纯认为是岷江、浙江、松江；韦昭认为是浙江、松江、蒲阳江；王安石认为一条江从义兴流出，一条江从毘陵流出，一条江从吴县流出，各自根据所见来说明，没人知道究竟谁对谁错。只有苏东坡认为，从豫章以下汇合于彭蠡而流入大海的是南江；从蜀地岷山流过九江，在彭蠡汇合而流入大海的是中江；从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而流入长江，再向东汇聚成湖泽彭蠡而流入大海的是北江。这种说法最有根据。我曾经纵览彭蠡湖口，现在豫章的江水所谓西江，岷山的水流是蜀江，导漾而来的水是汉江；论长江的广大，没有超过这三条江的。三江既然都流入大海，那么震泽一带怎么能不确定下来呢？至于九江的说法，更加不一致。只有《九江图》认为，九江随着水势分流，其间有的洲长、有的洲短，从鄂陵分开，最后到达江口；这个说法并非虚妄。我曾经从九江远望，只见水流分枝分派，分别成为九条江罢了，并不一定各自有源头。这大概就是《浔阳记》中有乌江、蚌江等九个名称的原因吧？不过，这些名称是近代才出现的，估计禹的时代还没有；也如黄河有徒骇、马颊等名称一样。黄河从积石山到大伾山，大体沿着山势流行；从大陆泽以北便流出平地，禹担心它冲决，于是根据地势预先设置九条河道。凡是河流经过的地方，便不建都邑，不设聚落，不耕种、不放牧，以防河水决口，所以称为逆河，并不是说九条江同时并流。虽然如此，考察《禹贡》，其中山冈相连的形势、水势流转的情况，有许多不是靠简册文字可以完全求得的。当时的水势，从长江入海，从海入淮，从淮入泗，然后由淮水、泗水通达黄河。到吴王夫差开掘沟渠沟通水道，在黄池与晋国会盟时，长江、淮河才开始相通。禹的时代还没有这条水道。孟子说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而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有人认为孟子错误地把夫差开通的水道当成了禹的遗迹。孟子距离禹的时代并不久，却尚且无法考察清楚；竟想用今天耳目所见所闻去求得与《禹贡》相合，难道不是大错吗？学者应当反复研读《禹贡》所载，参照诸儒的阐发，又用亲身耳目所接触的情况加以考察；有疑问就存疑，不要凭臆测强作解释，这才可以。

译《禹贡》关于山川形势已经大略说过了。至于九州，禹最初划分它们，是为了划定疆界、考察各地风俗，记载极为详备。《释尔雅》的人认为，两河之间的百姓，其气质、习惯、性情大体相近，所以叫“冀”，“冀”就是接近的意思；济水、黄河之间的人，其气质专一质朴，性情诚实谦逊，所以叫“兖”，“兖”就是诚信的意思；淮河、大海之间的人，其气质宽舒，性情安静迟缓，所以叫“徐”，“徐”就是舒缓的意思；江南百姓，其气质急躁刚劲，性情轻快飞扬，所以叫“扬”，“扬”就是轻扬的意思；荆州百姓，其气质刚强勇悍，性情强梁，所以叫“梁”，“梁”就是强的意思；河南百姓，其气质安闲舒缓，性情宽和安乐，所以叫“豫”，“豫”就是舒适的意思；河西百姓，其气质闭塞壅滞，天性多急躁，所以叫“雍”，“雍”就是壅塞的意思。然而冀州北部与边境相接，如果不整治边界，就会有扰乱华夏的祸患。舜于是把冀州东北部分为营州，正北分为幽州，西北分为并州。禹治水时，冀州北部边境还没有确定的范围，所以唯独冀州不说疆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到了商代，就没有青州，并州并入徐州；到了周代，就没有徐州，徐州并入青州。名称虽然不断变更，看起来似乎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没有超出九州的范围。水患平定，土地性质恢复原状，百姓能够从事农耕，于是开始制定贡赋制度。考察《尚书》，九州的田地，雍、徐、青为上等，豫、冀、兖为中等，梁、荆、扬为下等。九州的赋税，冀、豫、荆列为上等，青、徐、雍列为中等，扬、梁、兖列为下等。田地与赋税为何参差如此呢？大概赋税出自田地，但还要参考土质。所谓“都按三等土地确定赋税”，是说赋税取决于田地；所谓“各种土地互相校正，谨慎确定财赋”，是说赋税取决于土地。赋税出自田地，参考土质，又要根据灌溉是否便利以及人力勤惰加以审定，这就是等级错杂不同而最终都归于适当的原因。虽然如此，赋税并不是天子私有之物，诸侯用它来守护国家、承受王命、讨伐不服从者。圣人只是为它规定差等罢了。至于贡，是四方交纳给王的物品；赋有固定的常规，贡却没有固定制度，必须等到天子下令，才可以进贡。后世把天下的赋税全部输送给大司农，所谓岁贡也有了一定的制度。至于五服的说法，也有许多不同。贾逵、马融认为，甸服方圆千里，外面的四服则共二千里，四方相距为六千里。郑氏认为，每服五百里，这是尧所定的制度；到了禹，又加以扩展，每服增加五百里，四方相距为一万里。禹治水，他的功绩在于平治山川罢了，从未用力于扩大疆域。即使真的把土地扩大到尧时的三倍，而《诗经》《尚书》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呢？何况周代的九服，《周礼·大司马》明确说王畿方圆千里，外面的八服都是五百里，四方相距九千里，加上王畿就是一万里。从国畿以外直到卫地，全都用来分封诸侯；外面的三服则属于蛮夷。这就是说，周代的疆域总共一万里。汉代的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考察它的山川，并没有超出《禹贡》的范围，而里数却不同，大概《禹贡》是根据空旷之地、按鸟道直线计算，汉代则按照人迹所到之处计算，所以王肃认为方圆五千里是直线方正的数目，如果道路曲折迂回，往往会增加一倍，这正是他的意思。这样看来，汉代疆域难道不也是一万里吗？谁说尧的疆域只限于五千里呢？孔氏《正义》认为，尧有五服，每服五百里，共二千五百里，东西或南北相距五千里；若从四面来说，就是一万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千三百二里〕 王肃、司马迁都认为如此。大概《禹贡》的疆域历经三代到汉初，一直没有改变，那么一万里的数目不应当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先儒的说法，所以把它们列举出来，希望阅读的人能够得到其中的要旨罢了。《甘誓》《甘誓》一篇，大概是启与有扈氏交战时誓师的言辞。“甘”是有扈氏郊外的地名；“誓”是同将士订立约定，以表明赏罚的信用。像《汤誓》《秦誓》，有的取建立王业者的称号，有的在尚未交战时便预先命名；至于《甘誓》《牧誓》《费誓》，则都以交战的地点命名。它们用来告诫、激励军队，宣布明确号令，原则是一样的。大体说，正义的一方军队就强盛，理亏的一方军队就衰弱。王者的军队，判断的是曲直，不是强弱。所以启誓师时，必须先列举有扈氏的罪过。五行，是上天所生，也是人赖以生活的东西，古代先圣先王对于五行失常而使秩序混乱，总是战战兢兢地感到畏惧；有扈氏却轻慢、侮辱五行，那么就会出现火不向上燃烧、水不向下滋润、木不弯曲伸直、金不顺应变化、土不能种植收获的情况。三正，是道的根本，人赖以立身的基础，古代先圣先王因此建立皇极、厚重人伦；有扈氏却怠慢抛弃它，那么就会出现改变上天之道、断绝大地纲统、扰乱人的纲纪的情况。计算有扈氏的罪过，不容易全部列举，启只举其中最重大的来说。有扈氏罪恶如此，出兵便有名义，三军的士气怎么会不强盛呢？夏、商、周三代以来，军队使用战车作战，所谓步卒的起坐、行动、进退，全都听从战车的指挥。所以从战车出动、开始戒备之际，特别详细说明。说左边的人不要攻击左边，右边的人不要攻击右边，驾车的人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这三个人同在一辆战车上。春秋时期，鲁国与齐国交战，孟氏的军队由孟孺子担任左，颜羽驾车，邴泄担任右；季氏的军队由冉求担任左，管周父驾车，樊迟担任右。《左氏》又记载乐伯的话说：“我听说挑战的人，左边的人用箭射击。”摄叔说：“我听说挑战的人，右边的人进入敌垒，割取敌人的左耳、俘获敌人后返回。”这说明古代车战有左、右之分：左边负责射箭，右边负责击刺，驾车者居中。这是武士战车的大致情况。至于将领乘坐的兵车，驾车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将领居中央，负责击鼓并掌握三军进退的节度。这里一并说明。古代天子亲自出征，必须载着迁入宗庙的祖先神主同行，所以士卒有功，就在祖先神主面前奖赏，表明不敢擅自专断。又说：“君主率军出行，祭社祓除不祥并给战鼓行衅礼，祝官捧着社主随行。”这说明天子亲自出征，又要载着社主同行。所以士卒不听命令，就在社主面前杀戮。大概社具有幽暗肃杀的意味。虽然如此，有扈氏是禹的后代。

译《国语》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蔡。这样看来，有扈氏也是兄弟之国吗？有人认为有扈氏的罪行，经文没有明文记载。我私下认为，他有拥戴益的心意，却没有拥护启的志向，所以启便出兵讨伐他。《正义》又认为，大概自尧舜以来都把帝位传给贤人，到启时才以儿子的身份接受禹的帝位，所以有扈氏不服。这两种说法恐怕都不对。然而舜继承尧、禹继承舜时，接受禅让之际天下安宁；到了启刚刚即位，有扈氏便不服，难道启自己没有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吗？圣人整理《尚书》，不明确说明君臣名分，只直接说在甘地郊外交战，难道不是暗含王者本应有征伐而不应有战争的意思吗？唉！启的德行衰落了。《洺水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洺水集》卷七　宋代程珌撰写的记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记》上天降下正道常理，伦常由此得以叙明；圣人建立最高准则，以人道为先。人道始于夫妇关系，严明于父子关系，彰显于兄弟关系，推广开来便形成宗族，统一起来便成为宗法，这些都是上天的常理和人间的最高准则。因此，盛世帝王和明哲君主揭示道统、规范人心，如河水流行、如风吹草偃，使人没有丝毫与正道抵牾的意思。敬爱自己的父母，是用来教导天下孝道的；尊长自己的兄长，是用来兴起天下悌道的；亲睦自己的族人，是用来造就天下和顺风俗的。这些事情简易而容易实行，其中的道理融通而没有违逆。万事教化的起点、历代君王的法则，没有一天能够舍弃这些。宋朝承受上天的命运，德行感动上天，实在是上天在赐福于它，使子孙繁衍至千亿，其宗族当然不只是鲁、卫、毛、▯、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邘、晋、邢、茅这些诸侯国而已。我们的祖宗考虑到宗室子孙可能离散而不能聚合，聚合之后又没有办法教育他们，于是效法尧、遵循周制，设置宗正来统领宗室。南渡以来，又更加严密。已经在温陵设置南外，又在三山设置西外；西、南两外既已设置，又在行在设置大司以承接两外。难道不是因为宗室后裔日益繁多，所要处理的事务日益增加，所以制度安排也日益周详吗？起初，行在的宗正机构建在众安桥南面。嘉泰改元时，房屋毁于兵乱，便迁到开元宫左边重建。到了嘉定十七年，年岁久远，房屋逐渐破坏。丞相于是向皇上进言说：“宗室本来没有学校，如今已经有了学校。而宗正这一机构，是发布政令、辅助教化的地方，和学校相互为表里。况且它所治理的地方是潜宫旧址，难道可以不修治吗？”皇上说：“好。”于是拨给一万多缗钱，让他们赶快修缮。这样一来，重重门庭深广庄严，高大的厅堂巍然耸立，碧绿的瓦片像鱼鳞一样排列，朱红的门庭光彩焕发，土地与房屋相称，房屋与职事相称。京城人都惊叹观看，众口一词地称赞它伟大。不久，知大宗事和知大宗丞乘车联袂来访，说：“希望您能为此写一篇记。”我听说，古人修缮官署，一定是有原因的，并不只是为了好看，也不只是为了扩大居处、改变形貌，都是为了尊重它的职务。房屋庄严，便能严肃对待职事。既然如此，大宗正所办理的事务是什么呢？回答说：“慎重考察宗室的出生，以防止伪冒；重视婚姻和宗族关系，以厚待并辨明亲疏；按时发放衣粮，以救济困乏；崇尚道义，以彰明教化；严明法令刑罚，以禁止邪恶。这样，麟趾般的教化便会使人陶然归于醇厚，凭此可以使周朝的基业如磐石般稳固，使汉朝的鼎器更加尊重，千万年与宋朝同样无穷无尽。” 宗正的职任，难道不正是与大宗正相关吗？宗正一职历代都有贤能有德之人担任，作为皇族的表率，一定能够上不辜负大君任用之重，下慰藉宗室支派仰望之切。宗正赵氏，名师贡，是崇宪靖王的儿子。官为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的云丞，名范，是端明殿学士方公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