洺水集卷七

译《四明高氏〈春秋解〉后序》君王用道治理天下，《春秋》的道理就会隐而不显；不用道治理天下，却厌恶《春秋》显扬其道，王临川就是这样的人。先儒说，圣人慎重记载四时中的春，是为了端正天地的常经；慎重记载一代君王的事，是为了振作君臣的纲纪；慎重记载日月，是为了顺应万物各自的规律；慎重记载人名，是为了辨明君子与小人的道理；慎重记载中原与外族，是为了端正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慎重记载父子、兄弟、夫妇，是为了安排人伦正道。礼乐、征伐的权柄，朝觐、会同的礼节，以及一切大经大法，灿然完备，没有不具备的。实行它便能成王，舍弃它便会灭亡，杂用它便只能成霸。周朝衰微之时，王道渐渐衰落，圣人为此忧虑，这就是此书所以写作的原因。若说王道虽一时不能实行，但此书可以流传万世；将来有圣王兴起，仍可考察它作为验证，掌握它作为决断，所以说它是王道的权衡。先儒曾批评左丘明不明白经书本意，混乱纲常。天王对卿士说“二心”和“叛逆”，上公下临侯国却说“拜”，成王室讨伐诸侯却说“背盟”；君臣三纲的首要之处尚且悖谬如此，那么加以改正，又怎能对后人没有希望呢？先生的学问，大概是想援引伊川的著作，以求得圣人的本心。比如他说，周平王在位日久，安于衰颓糜烂，再没有振兴的谋略；诸侯专横放肆，变乱法度，破坏纲纪，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天下各地以及荆楚的强暴势力欺凌中原，周平王已经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因此《春秋》从隐公开始；到了二百四十年以后，齐、晋又衰落，政权落入大夫之手，吴、楚横行，中原再也不知道有周王室了。所以终于写到越国攻入吴国。他的志向和思虑可以说深远，他的规模可以说正大。可惜他受到排斥、摧抑，不能使自身安居朝廷之上；此书虽然没有在当时废弃，但道却不能在天下实行。王临川想要毁灭这部书，正如仍然害怕《春秋》存在。金陵的秦桧，则认为此书存亡都不值得计较。王安石贬黜圣经，实在为戎祸打下基础；秦桧残害忠良，更加助长了金人骄横，流毒千古。我不知道这种局面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因此读先生的书，为先生的用心悲伤，合上书长叹三声。不过，仍然庆幸此书保存下来，希望后世君子或许能够有所作为。《定远寨战守纪实序》过去善于用兵的人说，作战容易而守卫困难，这是句名言。作战只需较量一天的长处，守卫却必须准备十天、一个月的物资，所以守卫困难本来就是如此。然而如果上下同心，兵力强大，城池高深，储备充足，那么十天一个月的准备又有什么困难呢？如今王侯所面对的事情，确实有特别困难的地方：各路统帅认为无法守卫，那么上下的意志就不一致了；城墙刚刚筑成还没有砌砖，藩篱就不足以凭恃了；敌军号称二十万，聚集在一座城邑之下，兵力便无法匹敌；何况前一年此地曾遭受蹂躏，民心就更加不能自固。至于只有六千人的粮食，运粮道路又不能接续，那更无暇谈论了。既然如此，在这个时候谈守卫，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可是两个敌军凭借正盛的势力，再次逼近城郭，最后竟能使他们丧气失魂，扶伤拖着疲惫的身体退回去，这是为什么呢？如今考察他们当日的部署，确实有足以记载的地方。将领过去最担心士卒怯懦，如今划分防地守卫时，将领先登城；出关作战时，将领首先跃马而出，慷慨向众人表明心志，以死自誓。一个将领敢于率先行动，万名士卒便争相奋勇，这不是勇吗？将领也最厌恶苛刻，如今随时关注士卒的寒暖，体恤他们的疾病困苦；恩惠既遍及营地和野外，入城防守时又把排班议定全部纳入；爱护之情还得到乡里的信任，这不是仁吗？将领尤其担心士卒愚钝，如今有谋议就共同商定，每逢决断便独自承担；分派事务、授予职责，各自都能胜任其才，这不是智吗？合起来具备这三点，又以忠诚为根本，那么什么守卫不能牢固？什么战斗不能取胜呢？古人中有这样实行的人，周代有方叔、召虎，后来就不知道还有谁能比得上他们。即使不幸不能成功，也不会失去成为张巡、许远一类人的资格。如此说来，当日的功业难道是偶然成就的吗？假使担任将领的人软弱怯懦、自我沮丧，凭什么来倡导三军？苛刻刻薄而没有仁心，凭什么团结众人？志向狭窄而自以为是，凭什么汇合众人的才智？三者既然违背，又哪里足以谈忠诚呢？况且兵法说：攻打坚固之处，瑕疵之处反而会坚固；乘其有瑕疵进攻，坚固之处反而会成为瑕疵。两个敌军侵犯边境，却首先攻打一座城邑，这不是他们深谋远虑吗？如今一座城攻不下来，百座城便坚守不动；有瑕疵的地方仍然坚固，敌人的谋略于是开始被夺取。此后他们所到之处接连失利，最终狼狈而退。这样看来，一座城的坚固，关系到两淮的砥柱，难道不是意义重大吗？虽然如此，没有能够守卫却不能作战的道理。有人说敌军没有别的长处，只有一往无前、从不后退，才足以吞并他们。假使世上统率军队的将领都能用这件事激励自己，那么汉水以北就没有兵患了。只是把这些事情详细写在篇中，并不是为了炫耀当日的功劳，而是要成为后来人的法则。阅读的人应当自行领会其中的意义。《李文昌表笺集序》文章以气为主，靠学问充实它，靠辞藻修饰它。到了梁昭明太子把文体作为标准，关于文章的理论才大体完备。真宰之气散布开来，形成淋漓清润的气韵；人得到它，便能吐露英奇之思，把万物形象陶铸成文章。既然有文体，却不以文体作为标准，那么人人都可能如此；以文体作为标准，劣马车就不能落在良马之后，蛟龙也不敢争先。怡轩先生天性没有其他嗜好，唯独把读书作为精神交往；根本出于六经，贯通百家，哪怕牛医、马经之类，也没有不浏览的。发为文章，便浩瀚充盈、连绵缥缈，像太虚中纷纷飘落而不凝结的云气，像银河澹澹流淌着光辉。至于表章奏疏，又明白整肃、严谨，纯正恳切，与其他文章完全不同，因为章奏本来就应当如此。先生自己说，他年轻时在庭训中听到先正少师的教诲，说表疏是向君父输诚，务求平正，不要故意艰深。唉，这种学术渊源所渐染的影响，深厚而长远啊！他的弟弟合肥帅大东，一向喜爱他的文章，搜集摘取，毫不遗漏，于是按照先生历任官职的年月编次他的表疏，并附上答诏，刻印成一百篇，用来彰显兄长逢遇盛时的荣耀，也给后学看作向君主陈言的体例。然而先生的兄长、弟弟和弟弟都以文章著名，诸儒称他们为文章家，将来本应一同流传不朽；为什么还要让浅学之人把自己的文字牵连其中呢？推辞而未能得到允许，只好把它引来列在右边的简册上，使求学者有所考察。

译《金陵校官录序》学校过去在冶城，景祐年间迁到现在的地方。大凡山川清秀淑美的气韵，只有水最能汇聚。如今清溪在左边回旋流淌，秦淮河源头不止二百里，浩荡漫长，横带在学校前面，与清溪相互映照；流泻时形成回旋的波澜，放开时成为奔腾的巨涛，收缩时形成奇异的纹理，涵容时又像太虚。学校耸立其中，所以自建立以来，士子便日益兴盛。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便选送乡试中式者参加礼部考试；许多都是从学生中产生，近年尤其兴盛。正因为学生众多，除讲学、考试之外，师生之间平常见面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我没有学问，却错误地担任讲席；每天因公文去宛陵，有两个学生在路旁等候。他们的名帖上写着“学生”，我作揖看他们，却不认识；慢慢询问，才知道他们在学校游学已经满一年了。我于是想到，早晚共同相处，竟至三年，也不是偶然的事；可是相见时竟然如此茫然，难道合乎人情吗？况且我很惭愧，不能每天见面，彼此观察学习；更惭愧自己竟不能努力记住一个人。于是回来编成大册，嘱托学录韦君把他们的姓名全部记下。然而来去没有定数，只能以我所遇到的人为限，以他们离去之日作为截止。将来在旅途和官道上偶然相遇，便都可以有所考察；同时记载他们入学的源由，列在右边的简册上，希望后来的人知道他们入学的缘由。虽然如此，无论在国家还是家庭，一个人必定会被人听闻，并不在于富贵显达，而在于我们名教中人能够努力自立，卓然有可以表现在世上的成就；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在黑暗中摸索”这种说法本来就十分浅陋。然而若果真如此，又何必借助这部编册来防止遗忘呢？这番话不只是用来规劝朋友，也是用来警戒自己。唉！我在讲席上坐了三年，却没有阐发什么，到了将要离任之日才勉强絮叨一番，岂不是更加惭愧吗？我自己固然感到惭愧，不过对诸位朋友来说，这也不能算是无谓的絮叨了，幸而如此。《新安续志序》既然有志于古代，就应当继续编修；有了志书却不续修，其中间便会空缺。城池修缮和迁徙，户口的增减，租赋的增加和减少，人物的兴盛和衰落，吏治的得失，世事变化没有穷尽，那么地方志也应当随之没有穷尽。如今新安没有续修地方志，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不知道这六十年间凡是应当记载的事情，将寄托在哪里？后来的人又将凭什么考察？官吏把这看作不急之务，儒者却认为是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官吏的治理往往只顾眼前，儒者的考虑却常常长远。如今史君四明刘公炳将要离任回京，郡中各项事务都已办妥，却尤其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卷一卷地认真处理；于是找来郡博士李君理、属吏庄君，以及乡里的优秀士人，共同考订并撰写此书。这样，郡中便没有遗留的事情了。过去在外地任官而入朝觐见的人，对山川、户口等逐条上奏，毫不遗漏，这正是古代诸侯述职的意思。如此说来，刘公在华林殿进见应对，日期已近，他对于这部书一定会有所取用。《吴安抚〈竹洲集〉序》银河光辉回旋，日月星辰明亮洁净，这是天的华美；山川岳泽融合耸立，草木有纤细有繁茂，这是地的华美；天所规定的秩序和次序，皇帝圣贤的典籍，这是人的华美。然而这些都从自然本性中生发出来。元气纷纷流动而不凝结，银河澹澹地流淌着光辉，天哪里有意追求华美呢？山泽都交给高低平险的自然形势，万象自然形成自己的容貌色彩，地哪里有意追求华美呢？赤色图书由马背负出灵河，绿色文字由神龟呈现在温洛，圣人又哪里有意追求华美呢？大体说来，天地排列而道得以阐明，圣贤出现而道得以彰显。器量宏大的人，声音就洪大；器量浅薄的人，言辞就单薄。才华俊逸，言语便卓异；德性深厚，言语便醇正；气势充沛，言语便高远；道术增长，言语便深远。内外相符，华美与实质贯通，确实不会虚假。这难道是可以拔苗助长的吗？竹洲先生抱负非凡，志气激烈，想要率领十万精兵直入匈奴营帐，捉住投降的王献到宫阙之下，大概连吃一顿饭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等到他的情志表现在文章中，便峭拔正直而又纡徐有余，严整洁净而又平和淡泊，质朴却不鄙俗，华美却不雕饰。穆然、郁然，具有手执笏板、垂着绅带、从容处于朝廷的气度；他平生纵横湖海的气概，为什么竟然不像原先那样了呢？大概先生在太学学习十年，交游的都是当世士人，所以经历阅历极其深厚；又和他的兄长俯一起接受门徒，兄弟如棠棣般相辉，几州的士人每年都有数百人跟随他们交游，因此陶冶培养深厚醇正的功夫尤其充分。晚年到了湘南，又得到南轩的针砭和切磋，到这时大概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既然如此，求学者读先生的言论，必定应当观察先生平日的修养，这样本末源流或许就有所考察了。虽然如此，自唐代以来数百年间，风流才士写成长篇大册，想要在这个世界上表现自己，几乎堆积如海藏山，却有时被世人厌弃观看。如今看先生的文集，大到国家政务，小到州县政事，再细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准则，娓娓不断地说个不停；如果把这些付诸天下施行，称为事业，难道只是文章而已吗？然而先生所蓄积的才德深厚，而施展的范围狭窄，竟不能让世人充分看见，这是天意。先生过去入殿论事，磊落奇伟，孝皇一见便认为奇才，授予海陵的兵符；可是进言的人感到惊异，最终阻碍了他的仕途。唉！吴江赋诗咏鹦鹉，落笔便超群；英健如鹗鸟啄击，孤凤千年令人伤怀。自古以来本来就是如此，又何况伯休、元瑜之类呢？千年以后，悲悼先生又哪里会有尽头？然而诗卷长留天地之间，钓竿将要拂过珊瑚树，先生本来就不会穷困困顿。我出生得晚，看来先生算是前辈；先生的儿子坰将要刊刻先生的文集，希望我在篇末说几句话，这件事已经延续多年了。如今先生的孙子铉又再次提出请求，我按情谊不能以自己是晚辈而推辞，于是恭敬地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汪叔耕〈方壶集〉序》太史公发愤写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却把孤竹君的儿子列在列传之首，随后又为力能扛山的项羽作传，这是为什么呢？等到叙述屈原、贾谊时，也同样抑扬文辞，并且自己说要阐发《诗》《书》中隐约难明的意义。葛稚川说，叙述过去是为了思考未来；又说他是一个时代的伟大才士，难道不是这样吗？叔耕蕴藏着如霞笺、玉滴般奇异的才思，出众于天表，积蓄而未曾试用；忧虑深、思考远，不容易马上把他列在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之中。峄山堆积的石头绵延三十二里，孤桐可以制作琴瑟，而邹鲁之地相接，古来称为多儒之乡。休宁的▯崖、鹅石秀美，江南少有可比之处。先生难道才刚刚显露一点奇异吗？我过去担任史官，不能为先生取传，错过了记载先生这位逸民的机会，至今仍然遗憾不已。然而我仍然把希望寄托于后来的人，姑且把这部文集放在方壶修菊、寒泉振我清风子身边。先生长寿，又何必推辞呢？

译《柴史君德政诗集序》过去善于守卫边境的，周代有南仲，汉代有周亚夫，晋代有羊祜，到了唐代称李勣，本朝则称李汉超等人。然而考察他们之所以善于守边，不过是使百姓安定，体恤士卒，以及忘却自身、善于任用人才罢了。所谓安定百姓，就是平均他们的徭役，不让有幸免者过于优厚、困苦者格外艰难；放宽他们的赋税，不使他们遭受苛刻搜取、重复征收的祸害；按照军事所需征发物资，不让百姓承受借机索取的痛苦。这样，百姓就安定了。百姓安定，什么城池守不牢呢？所谓体恤士卒，就是察看他们的艰难匮乏，怜悯他们的疾病，明确赏罚，惩治削减军饷的弊端，戒除因个人喜怒而行事的偏私。这样，士卒就感动了。士卒感动，什么战斗不能取胜呢？别人有一项才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眼光广大无边，心胸包罗八方，汇合谋略、并用智慧，四方没有敌手，这就是统率百万人的将领。古人所谓善于守边的，不过这三点而已。我堂弟日章在宿松任尉，我的侄子若畴在舒州各县任职，他们分别写信送来一部大编，说：“这是安庆史君的德政诗。”又会同乡里的大夫赵君、路分陈君、通守以下共十六人的诗文来对我说：“希望您能为此作序。” 我正好被许多事务困扰，没有及时处理。过了半年，他们又来请求。我赞赏史君有善政，也赞赏乡里的大夫们有公正的言论。半夜手持蜡烛，取出文集阅读，只见烟云般的文气霭然，宫商般的声音铿锵，洋洋洒洒充满淮河岸边。大体上都符合前面所说的三点，确实值得写成诗。其余如增修城池，建造楼橹，招募勇士，改良器械，严格操练，修建学校，没有一件不办。况且龙舒百姓不只是歌唱、颂扬他，士人还在学校中塑像祝祷，百姓在道路旁建庙祭祀。古代那些在天下建立大功的人，没有别的秘诀，只是得到了人心而已。果真如此，难道只能保住一座城、守住四境吗？即使凭此长驱直入中原，收复神京，也是可以的。我既为百姓向史君祝贺，又为史君勉励。《鄱阳董仲光诗集序》诗和音乐都是用来宣发天地和气的。因此，以赞美歌颂为贵，其次是讽谏，再次是讥刺切责，再次是怨恨愤怒。降到这些以下，就只剩风云明暗、草木荣枯之类了；还有什么补益吗？没有补益。宁可怨怒，也宁可讥切；但与讽刺相比，仍然差一等。至于太平之世的音乐，既安定又快乐，使天下人的口都发出声音，共同鸣和天地之气，这不是诗人所能做到的，必定要有专门承担这种事业的人。我与董仲光尚未见过面，他却不远数百里请我作序引，我难道只是无故这样做吗？我看仲光的诗，都有所感触。仲光的感触，大概是从州县之间的现实中比兴而来吧？然而春日的野鸡还没有驯服，秋天的螟虫还没有消散，也不容易责怪那些佩带兔符墨绶的地方官。如今圣明君主登临帝位，又有贤臣辅佐，使纲纪清明、百事端正，量入为出，以天意讨伐有罪之人，然后精心选拔守令，奉行宽大政策；那时将会看到仲光含霜嚼铁、幽忧恳切的诗句，全部化为《咸》《韶》那样的雅乐。可惜朝廷没有人把仲光的意见带到朝廷上，我因此为仲光的心意悲伤。虽然如此，难道仲光不能从事别的事情吗？陶冶水石之间，等待功业被铨选，享受清静的风光，暂且把醉乡当作天地广大、风光无限之地，写成三千篇诗。仲光为什么偏偏在那边苦害自己，却不在这里寻求快乐呢？大概一定是有所作为的。仲光是鄱阳人，名炥，仲光是他的字。《吴基仲诗集序》洙泗一带论学的文章，把入则孝、出则悌、博爱众人、亲近仁者放在前面。既然如此，没有根本就不能立身；没有文章，也就无法推行这些道理。文章并不是最优先的。自从《诗经》删定以后，世上那些歌咏和声、抒写怨情，陶冶性情，描绘万象，森然呈现在丹漆铅黄之间的作品，哪里数得过来？最终却像春天的鸟鸣、秋天的蝉声，时令一过便停止，再也不在人间留下余响；这不是诗写得不好，而是其中大的立意没有建立。新安吴君垕，字基仲，笃实好学，喜爱文辞；但他天性孝友，真诚坚定，温和恭敬，安于天命，淡泊势利，退然有古代人的风度。一天，他把一卷诗拿给我看。先生与我有亲属关系，是我的长辈。我诵读之后过分赞叹，说：“先生栖身幽寂之中，却声誉如雷霆；生在当代，却能名传后世，这不在于区区章句之间。而先生本来还有比诗更大的事业。”世上像先生这样作诗的人很多，往往却不能使自己的诗流传。诗难道能独自流传吗？先生应当更加努力充实通达，使它宏大广阔，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升起。先生在践行方面的进步还没有止境。至于先生的诗，平淡质实，也都是践履和体察的自然显现；读者可以从中想见先生的为人。绍兴年间有声望于太学、号称“江左二吴”的，是先生的父亲讳俯，以及他的叔父讳偁。先生的父亲文章和德行冠绝士林，源流渐渐扩展，先生又使它更加光大。古人所说的世家，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啊。《曹少监诗序》诗很难说清。自从洙泗圣人删定《诗经》以后，只有唐代杜工部真正全面掌握诗道，流传至今近千年。那些当时号称俊逸、清新、奇古、平淡，专门以一家之长著称的人，到杜工部这里都声消名歇了。少陵年轻时献赋，本来就非同寻常；又往来梓潼、山谷之间十多年，所经历的忧患深，所走的道路熟，那么他的修养便可想而知。人们说诗人穷困以后诗才写得好，写得好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人到了穷困的境地，对道的体会反而更加深了。像少监一生高卧不仕，谁能衡量他的深浅？所以从胸中发出而成为诗，并不只是章句而已。学习作诗的人应当从这里观察。然而自汉魏以来，先王的恩泽熄灭，诗道也衰亡了。于是六义的名目开始归于诗人；人各自以名家自居，各家又把它作为世业。因此曹公之后，他的侄孙某、如今的曾孙某，都能承接曹公的余绪，在士林中有诗名；这种渐次形成的源流实在久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新集玉堂诗序》一天我坐在值班的官舍里，偶然想到晒背，谈到金銮殿的诗句，于是想到禁林中有许多美好之事；与其将来在茅檐下背着太阳对客人谈论，哪里比得上搜集散佚、访求遗文，把它们详细记录在编册中呢？恰好院吏送来一份抄录，里面有近年名公所作的几首诗，我忽然有所感触。这难道不是玉堂的缺典吗？于是更加搜集汇编，渐渐装满卷轴；遂按年月编次，书刻在石上，使它永远流传，并且留下空余的石面等待后来的作者。像同僚陈正父，又是父亲先作，儿子后来唱和，尤其是近年士大夫中的盛事。

译《送王状元归天台序》天台王君，是宝庆丙戌年进士第一名，签书威武节度判官公事。这年十月十七日，他来访，说集会期已经结束，如今将要收拾书籍回乡，想到没有什么可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厚情意，于是我为他说道：“当年初春，天下士子云集京师，参加礼部考试的不下万人，而您凭借宏大的才学和端正的学问，卓然成为第一名。如今您归去，天台的山川草木都增添秀色；乡里的父老兄弟子弟，车接车、袖连袖，一起在里门外迎接并祝贺；同时还会告诫自家的子弟说：‘读书应试，不就应当像这样吗？’唉，这也真是荣耀啊！但是考察自建隆至今，共有一百零一榜，第一名一百零一人，其中成为宰辅的有六人，执政的有十二人，其余升任侍从官的，几乎数不清。前代正人说过：‘士人获得这一选拔，知道自己必定显达，所以会自爱自重，不肯做坏事。’天下人共同寄托声望，也以鼎贵来期待他们，因此彼此爱护栽培，等待他们将来任用。这话说得极好，是万世不变的言论！”所以我特意取来写下，权当赠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一人〕 《送章景韩序》景韩和他的儿子，以及乡里的英才，将一同到礼部参加考试。东海刘公设宴为河南县尹饯行，盛大地为他们送别。酒过三巡，我斟酒祝贺说：“景韩是贤者，他招纳英俊之士到门下，亲自教导他们，自己的子弟也跟随学习；乡里愿意求学的人全都归附于他。如今他又与自己的儿子和乡里的英才，如董、盛等人，都是曾经在他门下学习的人，一同向京城贡举。啊，景韩真是贤者。”我又斟酒祝贺说：“圣朝重视科举，礼部尚书把进士姓名上报后，便选择吉日，皇帝早起驾临集英殿，新进士从丽正门鱼贯而入，整肃地列在殿廷下，亲自接受天子的询问。他们将像董仲舒、刘蕡那样以正学进言，还是像公孙子那样用曲学欺骗世人呢？”我又斟酒祝贺说：“自唐武德以来，唐昌还没有人凭进士科起家。如今景韩和两个儿子，以及乡里的两位英才，耕破天荒之后，家家传承诗书，人人取得科第；一枝仙桂的香气充满唐昌，人们难道不会推寻他们的来处吗？”于是又斟酒祝贺说：“明年夏天，景韩、他的儿子和乡里的英才，将穿着青衫、骑着快马，联骑归来。我和刘公以及本地的父老子弟，将在县郊东边迎接他们；如果那时我已经离任，也应当在修门与景韩相会，洒酒击杀鲜鱼，为景韩表达喜悦。” 今天的事情说完了，今后前程如大鹏展翅般广阔，酒喝到这里可以起身了。” 《送李童子序》我近年每次见到神童，大多神气恍惚，肌肤血气不充足，往往日后的成就不够理想。如今李神童却不是这样：眼睛明亮而精神充足，身体充实而气力旺盛，已经具备冲云蔽日的姿态。培养他使之成才，是父兄的责任。如今他已经奉命荣归，应当让他深居简出，调节饮食起居，使他保养天赋的和气数年；然后教他六经的大义，辅以百家宏富的文辞，又涵养沉厚浓郁的学问数年；然后写作文章，到礼部考试中与秀异俊美之士竞争。我知道前面没有可以阻挡他的对手，而他日后树立事业，更是难以估量。老凤带着雏凤归来，请我作序。我不作高深的议论，于是作歌送他。嘉禾密密丛生，蜜蜂正在哺育，请您把它移栽到白玉瑶圃，用诗书词翰的雨水浇灌，用阴德厚德的土壤培植；十日一风、五日一雨，歌咏尧天；家家高大的粮仓像云一样相连。不要在它尚未长大时就拔高它的顶端，愿您不要像宋人那样。《送吴进士序》扬子云说过：“通晓天地人道的叫作儒者，只通晓天地而不通晓人道的叫作技术。”所以天文、地理、历象、术数、风云占候、医药、卜筮，古代儒者没有不兼通的。西汉距离古代还不远，子云的话大概记载的是古代儒者的实际情况。司马子长开始把这些分裂成九类，使它们各自成为一家、一派，后来道术便分裂了。然而他论述司马季主和医者扁鹊的事情，仍然有深意，并不是不能并行而彼此冲突。后世作史的人没有把郭景纯列入技术传记，他的学术源流本来也是有根据的。自唐代以来，分裂更加严重，几乎不能合为一体了。但韩昌黎的说法却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在这些方面兼通，否则就不足以成为君子。”如此说来，哪一项不是士人应当从事的呢？乡里的吴君炎一天来见我，仪容端庄，衣冠整肃，举止铿锵，谈论清楚，他本来就是儒生。又一天，他把一幅长笺送给我；展开一看，其中出入卦例，排列形势，辨认龙脉、推测穴位，观察风向、察看水势；这又是阴阳家中老师宿学都达不到的境界。他难道是在说世上的儒者不能把这些兼通合一吗？我想招请他，让他住在馆舍，叫他讲解经书、考订史籍，发挥文思，做儿童的老师。有空闲、休息的日子，就和他登高涉水，沿着龙冈行走，窥望凤穴，这岂不是一举而两得吗？询问吴君，才知道他今年已经答应了别人，来不及了。姑且记下我所希望的事情，等待将来再说，也还不晚。《相者张仲思求序》孔明、公瑾、祖豫州、谢幼度这些人，本来都没有死，只是在梁、益、荆、吴之间沉浮罢了。像您这样眼光明亮，不用担心不能辨认他们，只担心脚步还没有走遍罢了。为什么不去走走呢？如果找到了他们，就全都带回来。《洺水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洺水集》卷九　宋代程珌撰写题跋 跋故刑部侍郎、赠端明殿学士、谥忠愍程公志铭后。君主用礼义对待士人，大夫用忠孝来激励风俗，所以天下即使发生变故，人心也不会动摇；士人面临生死关头，大节也不会屈服。假如谄媚奸佞、贪污浑浊的人得到尊贵显要的地位而志得意满，正直公方的士人却受到排斥压抑而不能伸展，那么风俗一旦形成，百年也不会改变；想找一个像程公这样的人，就不可得了。虽然如此，尊崇他的名号，是给他美名；抚恤并记录他的孤儿，是落实德行。名声与实际相称，然后才可以用来示范，劝善惩恶。所耗费的不过细小之物，而所关系的却是大事，居上位的人应当对此加以重视。跋林府君志铭。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士人的习气发生变化，讲说逐渐盛行，实际践行却一天比一天薄弱。圣人为此忧虑，所以平日教诲门徒，不说“行有余力”，就说“以不能亲自做到为耻”；不说“有人能在一天之内用尽自己的力量”，就说“亲身实践还没有取得成果”。用来警戒万世的道理，可谓详尽周全了。可是后世的学者，穷年到老，口干舌敝，奉述空虚无实的学说，辗转相传，说：“我将要用它来穷究性命的道理。”中等以下的士人喜欢这种说法容易理解，于是彼此欣然附和。他们竟不想想，关于理义的学问，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已经揭示了关键，孟子又剖析了其中的奥秘。学者读诵并实践它，德行就可以达到神妙的境界，道可以得到彰显；修身、齐家、辅佐君主、施惠百姓，都有充沛的实际作用。又何必去做这种没有用处的空谈呢？我兼任玉牒官时，叔全任宗正丞，我们每天都有交往。闲暇时，他拿出先府君的行状、志铭一编，我展开阅读，才知道林公的学问从自身开始，在家庭中实行，取信于朋友，在乡党中也得到信任。礼部侍郎袁公为他写行状，攻媿先生楼公为他写墓志。两位公对他的敬重爱护之辞，仿佛出自同一张口。大概两位公都是伟人，难道会轻易赞许别人吗？这不正是因为林公的道德已经在人们中间实行了吗？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相继考取儒科，其中小儿子叔全显著地成为朝廷中的国家栋梁。这不正是因为林公之道通达于上天吗？修养自身、谨慎行事，根本在宫廷家庭之间，而成效却在天人相接之处得到充分验证。圣人所说“亲身实行的君子，还没有取得成果”，其实是谦辞。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循，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人在仲舒的墓前下马致敬呢？跋东坡庄引。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古代的圣人铸造金属制作鼎，用来煮沸、烹煮食物，以侍奉上帝，以供奉宗庙。其中烹制的丰盛食物，就用来供养圣贤。上古盛世，田野间没有被遗弃的贤人，贤人也没有靠私人家庭供养的。到了夏、商、周三王时代，大体都遵循这条道路。汉、唐以后，这种风气就衰薄了。况且苏公凭借正直的道路和高峻的节操，受到先朝礼遇。神宗知道他，宣仁太后也知道他；并不是没有遇到好时运，只是谗言纷纷，放逐流离，没有安宁的年月。于是他在齐安荒城、残破城墙之间艰难生活，砍断荆棘，搬走瓦砾，然后得到一块平地，亲手锄地，种麦自给。后来又在阳羡乡间，辛苦谋求百斛粮食，也实在令人悲哀。当时那些享用大鼎肉食的权贵，却还不能停止对他的仇视。虽然如此，苏公是通达天人的人，早已把生死看成一回事，把荣辱看得平等了。饮水如同饮浆，吃苋菜如同吃羊肉；即使有这百斛粮食，难道能比得上万钟俸禄吗？考察德行、探问道理的人，应当这样来看待他。我又曾私下听说，嵝山遗碑聚集在博古之室，平原的亲笔帖多归于忠义之家；叔全珍藏这些东西，他的贤德大概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跋赵承宣拱督府檄。檄文不是容易写的。古人平定三秦、晓谕巴蜀、统一诸镇、挫败强敌时，必定选择适合执笔的人来写。否则，志向思虑无法表达，言辞气势也无法振作；在观察和听闻之间，既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使人震动，又凭什么来安抚荒远异类、面对百万雄师呢？赵侯是晋地人，如今居住在南郑，世代学习儒术，熟悉古今治乱；气概正直，胆识宏大，一谈到疆场，胡须便仿佛奋张起来，长刀大剑，鲜明地呈现在唇齿之间。因此他发而为文，峻厉雄奇，引证充足而切实，可以使金石沮丧，使风雨震动。听到它的人，怎能不把心志驰骋到伊吾以北呢？唉，太阳昏暗时光明仍会穿透，雷霆蛰伏时声势只是暂时微弱；人心压抑已久，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将来应当任用赵侯，这篇檄文正可以反复熏染军旗，在出师前祭祀军神。跋杨文公真墨。富贵不过百年，事功和声名却可以流传千载；后世有人创作文章，也不会改变这句话。况且杨公在祥符年间，与王钦若等人在朝廷中并肩而立，如今已经过去二百年，杨公的字迹仍然受到人们珍重；至于王钦若等人的姓名，如今又在哪里呢？虽然如此，颜鲁公的字，人们说他的笔端带有忠义之气，那么受到珍重的难道只是他的字吗？士人应当知道它之所以受到珍重的原因。何况杨公的孙子曾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的孙子又任当今刑部尚书郎；这位刑部官员儒雅而有吏才，受到士林推重赞许。由此看来，上天对忠义的福佑，哪里会有穷尽的时候呢？

译跋山谷兄弟山矾梅花图。山矾可以比作有德之人，梅花可以称为杰出之士；品类虽不相同，但都寄托着清美淑善的品格。我观察古人，爱竹是因为它清雅，爱桂是因为它神异，爱菊是因为它隐逸，爱萱是因为它慈爱。为什么喜爱它们呢？因为受到美德的熏染，享受和气的滋养，竟不知道究竟是山矾散发芬芳，还是我自己散发芬芳；是梅花清洁，还是我自己清洁。所以说：玄妙的牝门，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跋王鲁公北使口宣词稿。右边这二十七篇宣辞，是左丞相鲁国文定王公在翰苑任职时亲手所写的。大体说来，作文并不难，难的是懂得变化。千篇一律，正是古代贤人所忧虑的。假如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难道还会沿袭旧日的篱落吗？只是这二十七篇虽然题目相同，精神奇妙、变化多端，却各自出于不同的构思，彼此全不相犯；由此也可以推知王公所蕴藏的才华了。近来有人作《东溪楚词》，一共几十篇，篇篇如同用印反复印在泥上。唉，怎么能让他见到这些文章呢？跋孟东野集。孟郊，字东野。他的父亲孟廷玢，被选任为昆山县尉，孟郊出生在昆山。孟郊有诗咏叹终南山，说那里家家都仿佛登梯直入空明的青天；咏叹烂柯山，说那里的彩虹极为壮美。他五十岁才参加科举，那么他一生的足迹大概已经遍及西北和东南了。他仅仅做过溧阳县尉，后来郑余庆两次征召他任从事。赴兴元途中行至阌乡便去世了，才六十四岁。张籍请求为他谥号“贞曜先生”，韩愈为他撰写墓铭。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弟弟鄷、郢，也都在江南。他的穷困孤独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仓颉创造文字时，鬼在夜里哭泣，龙也潜藏起来。难道不是因为东野一生穿透天心、探入月侧，所以本来就是主宰万物者所不能宽恕的人吗？士人侥幸遇到好时运，取得的名数已经满足，却还为怀才不遇而叹息，也可以用此自我警戒。杜少陵的才华，有怒虹拔石般的雄健，也有鸾车徐行般的舒缓；有身居朝廷、雍容大度的气象，也有佩剑而意气磊落的风骨。孟郊有这些吗？他只有一味的寒苦和逼迫罢了。孟子说：“居处能够改变气质，修养能够改变形体，表现在文章辞章中，就可以从气貌看出来。”曾子说：“说话时要控制声气，这样才能远离鄙陋和悖理。”士人难道可以不知道修养自己的方法吗？跋梁衡山德政碑。梁公成为衡山县令，他的教化政绩理应如此，声誉非常美好。追溯他在两年间的施政措施，只能说全在一个“诚”字。诚，是天道；何况治理一个县呢？起初，县里有积欠的租税，曾经放宽征收。州里派人又来征取，梁公说：“我宁可辞官离去，也不能失信。”最终没有征收，州里也终于明白了。百姓很快就信服他，而州里过了很久才信服，这是什么原因呢？百姓以公正为心，州里则有借贷之心。然而最后都能信服，是因为梁公具有这样的诚意。他舍弃自身，为百里之内的百姓遮蔽灾害，哪里会有人不感动呢？至于别人是否感动，梁公并不计较，只说：“我只知道尽我的职责罢了。”连篇累牍地写文章、刻石头来记录政绩，难道是梁公的本意吗？京官的任用必须经过考察，县令的考察一定满三年，这是法令。法令不足以振作人心，所以有时要借助贤能有才的人，突破常法，加以表彰。于是梁公独自经过两次考核便被召入朝廷。这样看来，天下做县令的人，谁不自我激励，争取成为梁公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县令是掌管百姓性命的人。若要恢复往日治平局面，大抵都应从州县开始。将来家家都能称颂龚遂、黄霸，人人都能成为卓茂、鲁恭，百姓从田野之间消除忧愁怨恨，充实和谐而达到时世安泰。我将从衡山开始记述这件事。梁公为人质朴厚重而不外饰，器量气度宏大深厚，足以容纳大事；他的可观之处，恐怕不会止于做一个县令而已。跋僧知云草书《南岳草庵歌》。我曾说，篆书依据科斗文，隶书依据篆书，楷书依据隶书，行书依据楷书，而草书又依据行书。唐代以后，书法在险怪方面达到神妙，在简径省约方面达到极致，离开了本来的真实，凭空凿造、经营结体，像秋日银河时明时暗，像春日雾气纷纷，严重的甚至到了自己也无法辨认的地步；这就是苏东坡所以产生恍惚愁思的原因。南岳这首歌人人都能诵读，所以如今读它，才能连贯流利，像珠子串联在一起。我前些年曾评论知云法师的草书，如今又过了十年，仍然没有脱离这种境界。大概我的书法之法本来就是空的，我的字本来就是幻的；丢下笔，烧掉书，静坐焚香，神游太虚，不让破纸残墨留在我的屋舍中。法师在这种时候，又哪里会被所谓神品的法则拘束呢？跋欧阳修撰写的诰文后。近来读《骨鲠集》，很遗憾看到了陈公的奏牍，却没有看到欧阳公的文章。如今读许公的翰林哀辞，才知道两位公的文章大体非常相似。国家涵养士气，到那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可当时却只得到两位这样的士人。难道士气本来就难以振作，却很容易受到挫伤吗？士大夫在国家有事的时候，应当同声辨明是非；如今却低头沉默，屈身列位，大概是被优美的官职引诱，又被锋利的斧钺威胁。士气衰落到这种地步，全都是权臣造成的。君主原本可以培养人才，权臣却加以胁迫控制；靠俸禄生活的人已经不足以期待，而凤凰般的鸣声只能偶尔从民间出现。这难道不是祖宗涵养的恩泽，也不是人心能够被彻底泯灭的天性吗？唉！皇上的恩德宁可失之于宽厚，臣下的言论宁可失之于过激。至于掌握的权势能够上下通达而被称为宰相的人，与其遮蔽忠言、贻误国事，哪如委屈自身而伸张公议？正如千古以来鸣犊那样的事情，他本人固然不以此为意，但后来追赠表彰一旦实行，他的孤忠便更加显明；那么当日奸人的恶名，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消散。因此，学习圣人之道而辅佐君主的人，对于得失轻重，也可以由此作出选择。然而自两位公之后又过了一百年，竟然还没有人因为进忠言而遭到诛戮，士气难道不应稍稍振作吗？跋《李统制大父武义公死节事》后。唐人说武将轻视死亡，是为了取得名声，可惜他们没有见过李公如何面对死亡。看他事先审度形势、筹划深远，如果当时接受他谋略的人能够顺利实行，那么他的志向成就、功业显赫，难道仅仅止于以一死报国吗？虽然如此，李公也借一死来保存我们的良心。后世凡是有志之士，抚读他的事迹而感动于他的心志，那么事情仍然可以有所作为。然而士人胸怀抱负、具有谋略，却沉沦在低级官僚职位中的，常常忧虑无人知晓；等到他的感慨终于显露，往往已经来不及了。李公当时只是偏将，掌握任用人才权柄的人，应当及早谋划任用他，不要只拿着遗稿叹息，那样李公的心志才有寄托。李公有个孙子叫绍祖，非常廉洁仁厚，与士卒同甘共苦，内外都亲近他。无家可归的人便依靠他的供养，他常常安置一千多人；这种风义滋润深厚，确实长久如此。或者说，上天报答这样的人，常常是没有穷尽的吗？

译跋俞侍郎《锦野亭诗》后。诗并不是徒然创作的，其中有对上讽谏、对下讥刺的意义；也不是徒然采集的，听到它的人一定会有所警戒。假如只是像词人那样靡丽地创作，却不能补救、振兴先王的恩泽；采集了它却不加以采用，那么创作它有什么意义？采集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后唐明宗有一天问宰相冯道：“今年丰收，百姓的衣食足够吗？”冯道认为所谓丰收其实只有富贵人家得利，农家仍然困苦，并且举出当时进士诗中“五月粜谷，二月卖丝”的句子。明宗喜欢这首诗，命身边人抄录并讽诵，却没有听说他因此有所赈济。与今天相比，如果有人因为劝谏而陈述梁公的诗，并立即宽减一个县百姓的负担，能够同日而语吗？大体东南一隅的土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开辟，而州县贪官的征取日益繁多；如果有人能够根据梁公的诗，量入为出，去掉过分的征敛，例如经总制钱、月桩钱之类，这将是东南百姓日夜的希望，而不只是一个县的希望。有人或许还会说，吴越钱氏归附、奉上户籍时，稍微减轻了赋税；江南李氏归还疆土时，却往往增加赋额。因此钱氏的后代昌盛，而李氏的后代断绝。却不知道这个县为什么独独不减赋税，直到将近三百年后才由梁公开始办理呢？这样看来，县中父老子弟既然蒙受这首诗带来的恩泽，难道不应当家家相传、人人诵读吗？梁公的一言一语都没有忘记百姓，只是天命吝惜他的寿数，使他不能完成自己的施政，这是天意。半夜面对青灯合卷，令人三次叹息。跋故友赵君善淏科场投卷后。手持风帆，乘槎而行，恍惚之间回想起往事，如今已经不再梦见了。然而一见到属镂剑，仍然会触动在龙庭溅血的想象；这难道本来就是与生命一同产生的吗？庚辰星节后第五夜书写于此，地点是阖庐的故国。跋《李林甫传》后。肃宗想要掘开李林甫的坟墓，李泌劝谏说：“如果这样做，那么将置明皇于何地？”肃宗哭着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李泌的话，是一时顺承皇帝脸色而表现的孝心。古人所说通达事理的大孝，难道就是这样吗？跋《富春断案集》后。古代审理双方争讼的言辞，要让双方缴纳一束箭，然后才听取诉讼。箭不能缴纳，就说明道理不正。审理双方诉讼的文书，要让双方缴纳三十斤金，然后才审理；金不能缴纳，就说明事情不坚实。箭用来表明道理正直，金用来表示事情确实。诉状送入官府，困难就是这样，所以诉讼简少，刑罚也清明。如今州县监司在接受诉状的日子，少的有几百件，多的有几千件。凭两尺长的纸，设置陷阱般的言辞，花费不到十金，诬陷之说就已经施行；所说全是虚假的，却完全没有一点惩罚。诉状怎么会不越来越多？善良的人怎么会不困苦？至于田野间的普通百姓，所负担的是正理，遭遇的却是压抑，也确实有这种情况。那就要靠听讼的人明察而辨明，不能拘泥于一个例子而废弃大多数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剂〕 跋建安叶洪封事后。这篇奏书，是甲寅、乙卯年间建安叶洪所上；三代以后，他就是龙逄一类的人物。我当时住在山中，完全没有听闻此事。后来在建溪之上与他相逢，又没有能够刮目相看，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叶洪，字子大；如果有应当防备的事情，应当把它告诉史官。跋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录后。考察《飞新传》可知，岳飞在淮西时，曾收到御札十五通。敌军逼近河南，皇帝下诏援助刘锜；两个月之间，又收到御札二十三通。后来秦桧抄录岳飞家产，全部归入左藏库。孝宗即位后，岳飞的儿子岳霖上章请求赐还，这些御札才重新归还。如今这卷中只有二十二札。古代用恩德安抚士人，用威势驾驭将领。现在看这二十二札，就知道高宗对待岳飞，可以说恩意深厚周密，不只是父子之情。岳飞应当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了；而岳飞也激昂自任，竭力谋求报答高宗，并非不尽力。从开始到最后十五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可是最终成就的功业却不能如愿。君子想到当日的变故，看到诸将的遭遇，没有一次不生发千古遗恨。虽然如此，也不必奇怪。如今又过了一百年，边境之人丧失锐气、苟且偷生，已经可以说到了极点；可是金将兀术的尸体，至今仍没有被鞭打。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又难道不是人为吗？跋和靖尹先生焞奏疏后。靖康初年，尹公因种师道的推荐而没有出仕。不久赵彬以刘豫伪政权的命令来招请他，于是他奔走进入蜀地。到绍兴初年，才赴行在，这是因为范冲的推荐。尹公曾受学于伊川，伊川去世后，他在洛中聚徒讲学十多年；一时缙绅都仰慕他的风采，并不是凭虚名取得的。等到他来到朝廷，所陈奏的一篇奏疏，以及给当时宰相的一封信，其中扶持皇纲、确立人道的内容，即使万世之后仍然有生命，也绝不是徒然写出的。贤者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始终只为道而已，难道只是为了虚名吗？

译跋《本草图经》后。《图经本草》一部，是金陵秦丞相家的藏书。我在嘉泰甲子年间住在建康时，从卖旧书的人那里得到它。所用的纸张中，间或有大观年间往来的门状。另有一幅纸，竟是司马温公亲手写的短札。温公死于元祐改元之年，到大观年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黄钟、大吕这样的雅乐没有进入清庙，反而同瓦缶一起被丢弃在道路旁，遭到樵夫、牧童践踏，实在令人叹息。考察此书《玉石部》第一卷末尾，有胡寿成叔的题记，说这部书是从海陵刘某那里得到的，而刘某又是从晁待制家得到的。刘某说自己在战乱中辗转流落，得到此书十分艰难，并且再三叮嘱要特别珍爱它。胡氏又说：“我非常敬佩他的话，观看此书的人也应当珍爱。”这是绍兴四年五月三日的话。后来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转归秦氏。古书渐渐稀少，难道可以不珍爱吗？我不随官职迁徙，把它永远留在万松书房。书籍不应分散，分散就必然零落；世世代代把它交给有知识而又爱书的人，希望不要辜负最初收藏它的心意。司马温公的手札，我已经交给若愚；《本草图经》已经交给其垕。跋东阳吕进士《友志攻媿斋记》后。孔子说：“我没有见过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并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当时敬奉圣人门学的人也很多，但能够自我追究过错的人很少。大概懂得自我责备，才懂得自我攻治。千百年以后，竟有像吕公这样的人，卓然处在云霄之间。假使他生在东周末年，我的圣人一定不会再发出“没有见到刚强者”的叹息。然而观察吕公一生，他究竟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到了晚年，却有人问吕公何日从长安回来，竟不知道吕公谋求归隐，其实没有一天不念念不忘。他真是君子啊！蘧伯玉还说：“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还不能做到。”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命令国中不要说我老了而不教导我。确实，人的寿命有限，智力也有尽头，但义理却没有穷尽。那些人都是大贤大智，尚且如此不断反省，我们这些小人难道不应该每天自我激励、晚上警惕吗？所以我读吕公关于攻守的论说，认为如果不是胸中知道有千万人、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于是为之赞叹，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归还给他。至于诗说的首篇，推究四言、五言诗的起源，确实说得很到位。不过，难道还要用美玉来赞美它吗？至于“胡取禾三百囷兮”这样的诗句，又何必等待柏梁体才出现呢？古人说，精专的学问如同从缝隙中看太阳，博杂的学问如同在空旷处看月亮，确实可以把这句话作为鉴戒。跋朱文公给沙随先生的信后。沙随继承了河南正统，他的学问以努力实践为主；与后世那些只凭口舌相互传授的儒者相比，远远不可同日而语。难怪朱文公尊敬他；他年老退处，却仍以晚学小生自居。伊川也曾推重安定先生，说：“出自安定先生门下的有一千二百人，都卓然成为当世有用的人才。”这都是因为尊重他的学问，仰慕他的为人，所以公开发表他的论说，当时的人认同它，万世之后的人也相信它。朱文公这封信，往年沙随的女婿董李兴曾拿给我看，我已经为它写过跋。如今沙随的孙子仲熊又携带它来，仲熊懂得继承家学，而且又能在清贫中自守，不苟且求取沙随留下的声望，意义深长啊。跋犁春谢耕道所藏《朱晦庵夜叹长篇》后。秋夜难以等到清晨，秋日又苦于很快昏暗。我没有急切求取功名的志向，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遗憾？古人本来就有同样的感慨。然而扬子云说过：“人们羡慕长寿，是为了求学；活着却不学习，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唉，是不是应当学习呢？难道只是谈论无用的空话吗？欧阳文公说得好：“学问足以修润自身，政事才能够惠及万物。”欧阳公所到之处，都兴利除害，勤勉不倦地以惠民利物为事，又哪里只是用三寸之舌的口耳之学来教人呢？炼形羽化，实在只是世间的寓言，哪里真有神仙？一定要努力耕作才能遇到丰年，画犁十年，终究只能锅空高悬。您难道没有看见黄鹤楼前金色鲜明，哪里比得上回去煮白石充饥呢？跋陈忠肃公《尊尧书》后。金陵半山寺，是王荆公的故宅。近来我在寺中看见他的塑像，面容平坦而没有胡须，神气凶狠而自满；所以对上不知道有君主和父亲，对中不知道有贤人，对下不知道有百姓，傲慢放纵而横行，完全不顾忌旁人。看着这尊像，便想诛伐他的内心，使人郁闷。读了了翁的《尊尧书》，即使在千百世之后，听到的人也会因此振作起来。跋《金华义役册》后。世人说，三代以后世道越来越衰落，人心越来越轻薄，吏治难以振兴。唉，真是这样吗？凡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都是因为官吏不贤良。官吏之所以不贤良，实际上是诚意不充足，做事时有时无、时勤时怠；思虑不能专一，忽而公正，忽而自私。像这样却责怪别人、推诿给时代，可以吗？如今宗正少卿王公兴办金华的义役，从始至终都竭尽心力谋划，没有懒惰懈怠的时候；把公帑用于应当使用的地方，没有分配不均的忧患。而且条理规划精密详尽，防范措施完备周全。难怪七个县如同一家，千万人如同一心；这样一来，千百年也会像一天一样长久。拥有田地就有赋税，有劳力就有差役，百姓本来没有受到太大困苦。自从铜符墨绶交给不称职的人，征敛苛刻，文书催逼，有的人提前办理以求取声誉，有的人增加钱财来充实自己，然后昏昧无知，任由属吏搜刮。于是服役的人困苦了。富人因此逃避，穷人因此困窘，连月累年争辩不休，生计也就破败了。不看见争役的祸害，哪里知道义役的便利呢？役法便利之后，只希望县令奉行法令、遵循义理，用义役而不要败坏它的成效。假如朝廷又把金华买田的办法普遍下达给各郡国，使天下州县都仿效实行，那么就能均平四海，和睦亿万百姓，乖戾争斗的风气消失，和睦亲善的习俗形成，改变时世而达到雍和、太平，难道还会有别的道路吗？我本来就为天下感到幸运，哪里只是金华方圆千里的幸运呢？跋崔尚书尺牍后。嘉定庚辰年，我在姑苏，得到同年崔正子尚书的信，信中说：“出任朱离知州的时候，各州券价已经艰难到无法供应，招募来的人也散去了，这是很坏的情形。唉，来和去是同一个道理，美和恶也是同一种情形。今天的来，就是他日的去；今天的美，就是他日的恶。没有来就没有去，没有美就没有恶。”正子从蜀地回来，多次被召却不肯赴任，难道他把一次去来、同等看待美恶，到了这种地步便是在遨游于天了吗？那些从机缘中出来、又进入机缘，生死如醉梦，始终对此毫无觉察的人，与天地相差也太远了。

译跋《唐人绝句编》后。寿皇在位时，有人进献一部唐人绝句集，我私下认为其实可以不必进献。近来我在经筵，曾经听到皇帝宣谕：“近来写字颇多，早晚拿给你们看。”我便进言说：皇帝亲笔书写当然是帝王的才能，但只看祖宗朝的事情，太宗书写飞白，是在诸伪国全部平定之后；高皇帝写草书，也是在中兴大业已经安定之后。如今百姓贫困、军队困乏，军情文书纷至沓来，内要修治，外要抵御，正是圣心忧劳之时。至于笔法神妙、墨迹精美，等到日后功业完成、政治安定之后再做，也还不晚。皇帝说：“非常对，非常对。”我又记得在讲筵时，曾进献进士聂夷中的诗“二月卖丝，五月粜谷”，希望宽解百姓生活的艰难；又曾进献楼公璹的《耕织图诗》，希望借此让皇帝看到桑蚕和耕作的事情。每逢讲读，我又把《宝训》《故事录》编成小册进献，此外不敢进献其他东西。跋张子《西铭解义》后。横渠的《西铭》，他的门人吕大临字与叔解释得很明白。后来杨时字中立提出的疑问也很切要。伊川最终认为杨时的疑问不对，而把《西铭》看作继承孟子失传学问的著作。总之，广泛地爱人，是道的根源；亲近仁者，是进入德行的途径。《西铭》本来就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轻重之间的分寸，一个字便有天壤之别，不知道杨氏究竟疑惑什么？可惜他只活到五十八岁，官职也只做到入朝任职，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主张施行。可是他志在划分经界，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不容易实行。跋山谷帖后。王羲之没有固定的笔法，公孙大娘没有固定的剑法，司马迁没有固定的史法，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成就的。太阳、月亮和列宿，都在瀛海之上出没。然而天空是积聚的气，土地是凝结的气，难道唯独它们不会旋转吗？宝庆丙戌年五月十五日，平地涌出水来，山岳多有剥裂，难道不是天地运动的时候吗？七夕后三日记。长江、大河、泰山和高大的山岳，都像浮寄在水面上；而人的一生不过浮寄六七十年，却动辄想要和天地一样长久、像日月一样长春。假使庄子、列子那些人见到这种情形，将会怎样分别大小和寿命呢？跋《四家礼范》后。音乐由上天制作，礼制依大地而制定。古代我的先王从来没有在这上面增加一丝一毫。至于朝觐、会同的礼节，冠礼、婚礼、丧礼、葬礼的常规，以及品级节文的润饰、恩泽施行的方式，各自恰当地符合需要、适合情理，这才是圣人的作为。若是矫揉造作、烦琐苛细，夹杂不合经典的内容，那只是世俗所谓的礼，并不是圣人的礼。这部书是淳熙庚戌年，我侍奉先舅太府丞、主持大冶事务时，命令书吏徐说编成的。如今俯仰之间，已经过去四十九年。两个外弟都已经先我去世，书吏徐说和袁抃也都不在人世了。戊戌年九月十九日早晨，偶然看见这部书，青灯闪烁，因此感慨叹息。跋《皇朝文鉴》后。以“鉴”来命名文章，并不是随便这样说的。上等的文章，取其能够阐明道理；次一等的，取其能够实现治理；再次一等的，取其能够解释经书、评论史事；又次一等的，取其文辞高雅、义理精密，可以追踪古代作者，成为后学的模范。至于教坊乐语的诙谐，风云露月的绮丽辞藻，都应当删去，这样才成为完整的书。大概前人草创时，来不及精心选择；后来讨论编定时，就应当更加审慎。为什么不看看扬子云喜欢深沉精微的思考，韩昌黎亲手不停地翻阅百家书籍？必须有充分的余暇，才可以考订评定；否则，浩浩荡荡的千古文章，哪里容易取舍呢？而吕太史寿命只有四十岁，这是学者深感惋惜的原因。洙水、泗水之间的圣人，尚且说：“假如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圣贤虽然不同，但老年和壮年所处的境况是相同的。跋杨国瑞料院所刊《遗教经》。这部书劝善戒恶，不止万言，但大体不离仁、义、礼、智、信五个字罢了。我们儒家的道与天地并存，约束起来不满一指，充实开来却可以遍及六合。所以说：“乾以平易使人知晓，坤以简约成就万物；做到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可以获得了。” 跋大吕申公试卷后。文采有余，而器量见识不足；才思奔放有余，而收敛含蓄不足。所以说，有才之人的言语与有德之人的言语，气象大概相差如同天渊。将来寿命的长短、功名事业的大小，也会同样相差如天渊。因此我读吕申公的试卷，怎么能不为此叹息呢？《洺水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