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献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清献集》卷十三　宋代杜范撰写的奏劄 关于宰相职位的五件事奏劄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奋发振作乾刚之德，收回已经下移的威权，斥退疏远凶恶奸佞，召用英杰老成之士，不因臣衰老无能，便把我从闲居家食中起用，提升交付宰衡重任。臣推辞未获允许，只得扶病入朝觐见；职任重大，责任深重，内心战栗恐惧，实在难以胜任。臣听说，改变天下的治理容易，使天下的治理凝固稳定却困难。自古至今，治乱相互承接，祸福彼此潜伏，关键所在，实在令人畏惧。圣人在《易》中阐明了这一点：巽卦在上、艮卦在下而止，就成为《蛊》卦，是事物败坏的象征；但卦辞却说：“蛊，大亨，天下治。”这就是说，处在蛊坏之时也有大为亨通的道理，乱中可以产生治理，祸中可以隐藏福。乾坤交合而成为《泰》卦，是通达的象征；但九三爻辞说：“没有永远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这就是说，处在泰盛之时也有倾斜和复乱的道理，治中可以产生乱，福中可以隐藏祸。如今陛下处在大权下移、众多弊病纠结之后，突然发愤改变弦路、改换旧辙，四海内外都拭目等待新政，谁会不认为这是好事？但愚臣却有隐忧，因为担心的正是这个。臣不敢远取往事，姑且只谈陛下临朝以来的近事。端平曾经改变绍定，但弊病反而比绍定更严重；嘉熙又改变端平，但弊病更加严重。淳祐又再次改变嘉熙，但弊病又更加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端平失误在于轻率变动，嘉熙失误在于徇顺私情，而淳祐失误在于专断苛刻。轻率变动的人，其私心在于喜好功绩；徇顺私情的人，其私心在于掠取美名；专断苛刻的人，其私心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三种情况都出于私心，而专断苛刻又是私心中最严重的。臣初次入对时，承蒙陛下宠赐御笔四卷，题为《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这说明陛下也知道私意缠绕的危害，并以诸葛亮立身治国的方式来期望臣。臣虽然极其愚陋，怎敢不尽忠竭节、舍弃私心而服从公义，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呢？臣也希望陛下能够克制去除自己的私心，行动都遵循公理，与臣等共同扶植世道、断绝乱源，不要使后人看待今天如同今天看待过去一样，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臣冒昧摘取五件事献给陛下：第一，端正治理根本。中书是天子与宰相讨论治道、治理国家的地方，也是命令发出的地方。过去唐代李德裕把政令常由中书发出告诫武宗，认为这是治理的根本；如果辅相有欺骗蒙蔽、不忠之罪，应立即罢黜，选择忠诚贤能的人把这项职任交给他，使政令不从其他门径发出，天下哪有不治理好的呢？武宗听从了他的话，李德裕才得以充分施展才干，削平泽潞，指挥制约河北诸镇，终于促成中兴。大体说来，只有君主能够制造福，也只有君主能够制造威；福威的权柄本来不能下移。如果只是惩治权柄下移的弊病，却想让一切都从自己这里发出，那么一个人的心腹耳目无处寄托，左右近习便会乘机窃取权力；名义上是独断，实际上政令从多条途径发出，这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汉武帝因田蚡任意任用官吏而愤怒，于是宰相只不过徒然占据职位，严助、吾丘寿王得以控制外朝。宣帝告诫霍光专擅政权，于是宰相只总领众职，弘恭、石显得以放纵自己的欲望。武帝、宣帝尚且如此，其他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有人曾劝仁祖凡事都从宫中发出，这样威福便有归属；仁祖说：“事情正不应当从宫中发出，不如交付公议，让宰相施行；有过失，台谏便可以进言，改正它很容易。”这话意义宏大，真是圣明子孙万世都应遵守的家法！如今陛下重新掌握权纲，只要谨慎遵循仁祖家法，凡废置、授予、夺免，一概与宰相详细商议可否，然后才公布施行。如有不当，给舍可以封还驳正，台谏可以论奏；这是把天下交给天下人，不是把天下交给一个人，即使万世不改变也可以。第二，整肃宫闱。过去周公旦制定《六典》，从而成就成周太平盛世；从宫伯、宫正直到宦官、嫔妃等微末人员，全都隶属于天官冢宰，其用意大概十分深远。如今固然难以和古代相比，但君主的一颗心，会受到许多方面的攻取；外朝距离较远，容易疏远，内廷距离较近，容易接近；亲近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如果防范不严密、检束不到位，淫逸怠惰、奇邪不正的习气就会侵入，得以扰乱君主的聪明；私下请见、请托的风气就会流行，得以干扰政事。有的托称内降，有的请求御笔，宰执不敢奏报，郡县不敢过问，法令便成了空文。陛下年事已高，经历的变故多，阅历事理深，固然未必会被这些人摇动；然而他们在其中乘隙窥伺、依附攀援，已经无法掩饰。外间纷纷流传的私下议论，大抵是因为谋求富贵之心人人都有。陛下处在深宫之内，一句话、一举动的细微之处，一颦一笑的短暂时刻，都可能被左右近幸拿去加以售卖欺骗。有的暗中窃听窥探，公开接受贿赂；有的暗中排挤、秘密诬陷，企图报复怨仇。于是无耻的士大夫便跟着趋附，他们的门庭像集市一样，只是使陛下蒙受天下的诽谤，这怎么能不深切加以忧虑呢？况且自汉、唐以来，多有凭借女宠干预政事、浊乱天下的情况，只有我朝祖宗的家法最为严密，程颐常常深深赞许并多次称道。臣希望陛下严格划分内外界限，断绝干请的私情；即使不能恢复成周《六典》的旧制，但实行诸葛亮所说的“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降赏罚、褒贬善恶不应有差别”，也就是布行公道的重大原则。第三，选择人才。人的品行难以了解，是古今共同的忧患。那些善恶贤否明显易见的人，暂且不论；那些大奸似忠、大佞似直的人，也暂且不论。即使同样是善人、同样是君子，擅长治理百姓的人或许不擅长统率军队，善于审理诉讼的人或许不善于管理财赋。只有分别衡量各人的才能，按照才能任用，才能各自胜任职务而不耽误事情。任用违背其才能，必然导致事情失败。于是小人中有些略具小才的，便抓住这一点作为借口，说善人君子只能空谈、不能实际办事，凶悍惹事的奸术便得以施展。这一点最不可不谨慎。况且经筵官的选任，是为了培养君主德性、光明圣学，责任极其重大。如今却大多作为兼任官，讲读结束便赶快退下，仍然共同处理本职事务。程颐所说的“积累真实的心意来感动君主”，又在哪里呢？

译臣希望陛下谨慎选择众官中如程颐、范祖禹、吕希哲一类的人，使他们专任经筵之职，或许能够阐发圣言的精深奥妙，帮助圣德更加光明，所得益处就多了。给舍、台谏承担封还驳正、弹劾奏报的责任，选任尤其不能轻率。自庆元以来，宰相大多任用私人，观望风向，渐渐成为风俗。如今陛下亲自挥洒御笔，只命令大臣平时荐举人才，至于任免必须出自圣意，因此得以收回威权，这是掌握权柄的重大原则。只是一定要选择刚正、直谅、守正不阿的人来任用；纯厚谨慎而沉默、柔弱怯懦而没有主见的人不要任用，这样朝廷的施政就会有更多人凭借正直来匡救。至于内朝的侍从，承担早晚论议思考的职责；外任的监司，掌管一路考察举劾的权力，也难以轻易授予。一定要各自按照才能任用，而不能只遵守升迁转调的通常格式。总的要点，在于选取忠实廉洁勤勉的人，迅速加以提拔，不受近臣荐举的拘束；选取贪污苛刻的人，重加贬谪流放，不必等待台臣弹劾。这样，精通政事、文学、法理的人都能专精其才，天下的治理就会兴举起来。第四，爱惜名位爵禄。仲尼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借给别人。”认为这是君主所掌管的，可见其重要。况且文臣所拥有的贴职、武臣所领的阁卫之职，都是朝廷用来优待贤能、奖励功劳的，并非没有贤能和功劳的人可以得到这些选授。祖宗朝对此最为谨慎，到政和以后就泛滥了。南渡初年稍加整顿纠正，近来大臣徇私卖恩，有的把这些职位加给世家子弟，有的授给乳臭未干的人；臣僚被罢免时，哪里曾经议论过他们是否贤能有功呢？设置带职，虽说只是虚名，但圣明君主用来鼓舞天下、兴起功业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如果朝廷不把它看重，人们也将轻视它了。其他如亲王、后戚的子弟亲故，在迁转爵秩时不拘通常规定；边地各帅的宾客、属吏、士卒奏请评定军功，动辄超过一万人数，这些都是前朝从未有过的。希望陛下谨慎爱惜名位爵禄，不要徇私情，用它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之才，这样哪里还会有人不趋赴事务、奔赴功业呢？第五，节省财用。节用的说法，谈论的人已经不胜其烦，听的人也不胜其厌烦；可是最终没有见到施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难以克制自己的私欲，也因为这是人情最不愿意做的事。如今国土尚未恢复，赋税输纳极少，而朝廷的用度，比绍兴、乾道、淳熙年间已经不只是增加一倍五倍了。何况边境戍守尚未撤除，草料运输的费用极多；郡县征求没有限度，民力日益困乏，国家的财政日益匮乏，难道不应赶快思考拯救的办法吗？惟愿陛下从自身开始，从宫禁开始，从贵近之人开始；凡是侯王府第的营造修缮、妃后坟墓庙宇的供给、宫中不合时节的宴饮赏赐，一概减省，以帮助边防储备。然后取出封椿库和国用收支的数目，核查比较其收入和支出，弥补堵塞其中的漏洞；考察盐法、楮币变更的条款，斟酌利害，调剂有无，逐步施行，使人们不认为奇怪；安排处理得有方，使人们不产生疑虑。这样上下都充足的成效，或许可以很快达到。何至于总是惶惶不安地把不足当作忧虑呢？臣所说的五件事，都是祖宗已有的成法，也是今日的急务，只在于陛下举用并施行罢了。臣不胜恳切，听候陛下裁定。贴黄 臣的心腹之言已经全部陈述在前面了，但还有一件比这些更重要的事，不敢不向陛下报告。臣私下看到某州通判愈德藻奉诏进言，劝陛下早日确定大计。这都是因为陛下宽宏无私，能够容纳接受尽情直言，所以愈德藻以一个疏远的小臣身份，敢于谈到这件事。过去仁祖在位时，司马光任并州通判，曾请求从宗室中选择贤者，立为皇子，以等待皇嗣出生，随后退归藩服；庆历年间的盛事，如今又可以看到了。臣不胜欣喜赞叹。陛下既然已经交付外廷施行，臣应当和二三位大臣详细商议其中应当施行的事项，奏报给您。惟愿陛下从圣心决断，不要被浮泛的议论迷惑，那么宗庙社稷大幸，臣等也大幸。敬请圣明鉴察。关于宰相职位的十二件具体事项 臣恭敬地承蒙圣恩，宠赐御笔，命臣等把当今可以施行的事务分条规划后上奏，使臣得以仰见陛下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委任大臣并要求成效的心意。恭敬地想到，陛下至仁盛德，与仁祖相合；当年仁祖开设天章阁，供给笔札，命韩琦、富弼、范仲淹分条列举政事的利弊，确实是在即位二十一年时，而且当时情形正相同，真可称为盛事。臣愚昧迟钝，哪里足以比得上韩、富、范的万分之一？又怎敢不竭尽愚忠，以符合充实圣明的诏令？谨将意见分条列于后。第一，公正决定任用和罢免。孟轲谈论一个人是否可以任用，都把它归结于国人；因为国人的议论，就是天下共同认可的是非。任用或罢免务必合乎人情，而不徇从个人好恶，那么公道得以施行，人心喜悦服从，治理的气象就会焕然一新。如今当时以善类闻名的人，大体都已经召回任用；但一向负有直声、为众望所归的还有三五人，有的滞留在远方，有的被安排担任外职，很使众望郁结。那些邪恶朋党的大头目，一时都被斥退驱逐，舆论称快；小头目也已渐渐屏退。臣仍然担心其中或许还有没有清除干净的，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元祐时的蔡京呢？希望陛下进退人才，全都参考国人的公论，把众多贤者提升到朝廷，使精神汇聚、气势合一，那么乘隙抵触的人必定无处从中钻营。元祐变为绍圣的祸变，就不必忧虑了。第二，储备人才。事情没有预先准备，就不会成功；器具没有准备齐全，就不能充分使用。朝廷任用人才也是如此。如今士气不振，人才衰少，平常又不为有事变故作准备。小官闲散部门，随资历分等任命；稍微关系紧要的职务，一旦缺乏合适人选，往往徘徊四顾，无人可用，实在是当今的大弊病。应当从各处广泛搜求、广泛选取，在朝廷内培养造就人才，把宰执储备在侍从、台谏之中，把侍从、台谏储备在卿监、郎官之中；外任方面，江面各地的通判、幕府官，是郡守的储备；江面各郡的郡守，是帅府的储备。一种官职空缺，就提升另一官职的人来补充，其他职务也都如此。这样临时就没有缺乏人才的忧虑，各项治理也没有不能办成的。又有隐居山林、不参加科举，或者参加考试却屡次落选、早早退出科举场的人，其中有学识才智、可以为世所用的，应命令监司、郡守每年搜访上报，也可以成为国家储备人才的补助。

译第三，严格荐举制度，这是广泛收罗人才的办法。如今弊病已经极其严重。十科选人中，不能写文章的，却以著述荐举；根本没有学识的，却以顾问荐举。至于三学的状关升迁、五举的状改秩，也都只是欺骗性地加以褒称，没有任何考据依据。有的凭借势力胁迫取得，有的收受贿赂而妄加授予，都是有力量的人得到，孤寒之士最终老死于选调之中。共同连坐的法令不能实行，朝廷法典上的话徒然设置。臣认为应下诏命令中外臣僚，凡有荐举，必须明确写出被荐者的职业、功劳、品行和实际事迹，不许只写褒美之词。朝廷设置簿册，记录被荐者不如所荐事实的情况，确定之后连同荐举人一并惩罚。还应下诏，宰执、侍从、台谏不得替人谋求荐举；这样或许人们不敢妄自荐扬，而下层真正的人才就会出现。第四，惩治贪赃。祖宗待士大夫十分优厚，但对贪赃的官吏约束得非常严厉，因为毒害百姓、危害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监司的职责，是考察吏治、抑制污浊、褒扬清廉。但如今列职外任的人，不过是保存一个官司的名目罢了；一路之内官员贪廉能否，一概置之不问，这凭什么清明吏治？凭什么使民俗富厚？绍兴年间，台臣何溥说：州县的贪官，郡守不治理，而监司加以按察，那么郡守应当承担纵容之罪；监司不加按察而由台谏弹劾，那么监司应当承担失察之罪。每年比较他们按察案件的多少，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如今应当举用实行这项办法。然而近世有许多按察官以个人好恶徇私，论奏弹劾不实，动辄以贪赃罪名诬陷别人。臣认为，从今以后有人因贪赃罪被按察上报，就应交给本路或邻路监司勘验作证。查实此人果然因贪赃败露，必须依祖宗之法惩治；罪轻的监禁，罪重的登记没收财产。没有贪赃实际踪迹却妄以贪赃罪诬陷人的，其监司、郡守也应酌量加以责罚。台谏依据传闻论奏弹劾，涉及贪赃罪的，也应交付勘验证实后施行。这样或许能使良吏不至于被枉屈滥罚，贪吏也不能幸免。第五，专一职任。为了减少官员而让人兼摄职务，可以施行于闲散部门，不可施行于繁忙的机构。让闲散机构的官员兼任繁忙机构，事务就会繁杂，彼此交相阻滞。近年以来，常常让吏部兼任给舍。给舍对于朝廷事务没有不相关的地方，正是用来谨慎发布政令的。如今让吏部兼任，铨选之事已经够繁杂了，又兼办给舍，于是朝廷文书开始由“尚先行”签发，接着由“尚劄行”签发，而封还驳正的职能几乎废弃。间或有政令已经发布很久，缴驳奏章才上呈，只看见政令发出后又屡屡反复，实在有失祖宗设置官职的本意。假如让京尹兼任户部，即使以吏部中才干优长的人担任，也还会认为困难；有时力量所不能及，必然会耽误事情。又如经筵官，职务虽然清简，实际上是启发辅益君主的要职。祖宗时常设置专任官，使他们澄清思虑、置身事务之外，潜心研究义理，不因世俗事务繁多而扰乱精神，然后才能玩味探索经书，从容讲解发挥，以补益圣明的听闻。凡此种种，都应当使其专任本职，不可以让繁忙复杂的职务兼任；这样或许官职不至于徒然设置，职务不至于成为具文。第六，任职长久。假使古代盛世那样，官员世代守职，官职没有突然迁调，那么责求实际成效就可以实行，各项事务也都能办成。如今朝廷官员的差除，远的任职一年，近的任职数月，一个人却在兵、财、礼、刑各部门之间遍历。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刚想整顿改革积弊就已经调到别的机构；没有志向做好本职的人，往往把官府看作旅舍。胥吏凭借长期任职及子孙相承来控制权力，奸弊更加深重，败坏更加严重。臣认为，内朝中财赋、狱讼、铨选以及繁忙复杂的职务，不能胜任的人立即罢免更换；能够胜任的人一定任满三年以后再迁调。外任的监司、郡守，不能胜任的斥退；能够胜任的必须让他再任，考察他的功绩，增加品秩以表示宠信。任期届满替换时，必须给予超等提拔来表彰其劳绩。这样或许人们没有苟且之心，官府没有荒废的职务，吏治就会蒸蒸日上。第七，抑制侥幸。朝廷的爵位和赏赐，是用来驱使天下士人的；假如可以凭侥幸取得，那么人们就不会安守名分义理，急躁争逐成为风气，而君主制造福威的权柄也将旁落。自从名实不能核实，赏罚没有章法以来，吏部只拘泥于铨选的苛细文书，却不问这个人是否有才能；朝廷只保留审核衡量的旧例，却不考察他是否有实际功绩。有人执持资格来求取补偿，有人凭借势力利益来求取进用。廉洁正直的人困在下级官僚之中，钻营取巧的宦官之徒却往往越级处在富贵之位。至于边地凭借军功补授官职的，滥冒尤其严重。那些捐躯冒着箭石作战的人，反而受到压制埋没。赏功的制度不能实行，又凭什么振作天下趋赴事务、奔赴功业的气势？臣认为应当实行全面核查的政策，严厉执行防止滥冒的法令，公布告知中外，使他们各自安守义理名分。荐举人才的人必须查访事实，能够主持铨选的人必须清廉，并考察其一贯品行。朝廷不可因为积弊旧例而过分施恩，宫廷不可因为私下请托而废弃法令。功勋旧臣之家、府第亲戚，不可因名位爵禄而轻易给予。爵位必须依据德行，赏赐必须依据功劳。这样，治理功业没有成功的，从来不会有。八是重视边镇将帅的委任。如今敌势正盛，侦察骑兵每年都在行动，冲犯城邑，掳掠百姓，践踏禾麦，使朝廷常怀北顾之忧。绍兴初年，刘、杨、韩、岳诸将分别驻屯江淮，任命张浚为制置使来统辖他们，这样事权既重，诸将也知道听谁的命令，边境以外的事务，朝廷全都交给他处理。近来虽然命令维扬兼管淮西，但两地相距遥远、势力相当，调度运转不能顺利，又把以招抚为名的人视作多余的官员，他们常常心怀不满。臣每每为此忧虑，一定要有所改革之后才行，应当及早纳入圣上的考虑。九是整选军队的实际力量。如今边境驻军尚未撤除，供应军需的费用日益繁多。西淮既已清空野外并实行屯田，士卒却还没有取得成效，而三总领所全都仰赖朝廷供给。军籍和编伍名册，大多是空名册。江左的财力已经难以支撑，而士兵贫困的状况仍然如旧。臣认为，应命边镇向各位统帅、各州将领下令，把现有军队精心选拔，分为三等。其中勇猛强悍、具有武艺的，让他们出城作战；次一等的，让他们守城防御；那些老弱之人，既难以临阵作战，又难以守城防御，就让他们在近城之地划定界限，耕种屯田。年终考核他们的收成，使他们自行供给食粮，以节省粮食运输，这实在是当今的急务。

译十是招募土豪。臣私下见到，敌人侵扰边境，先派侦察骑兵侵入两淮，然后又让水军从清口、五河、涡河等处出淮直接渡河。他们的侦察骑兵一定从浮光以西涉过浅水而来；如果使浮光有军队防守、阻遏和御敌，他们一定会知道畏惧顾忌，哪里还会在千里无人之地纵横驰骋，忽东忽西，任意而行呢？朝廷之所以还没有来得及经营浮光，并不是要放弃它，而是粮道不通，无法供给军饷，空城难以只靠徒守来保全。臣听说，防守淮河的土民逃入深山，以躲避盗寇战乱，其中很有一些豪杰隐藏在那里，成百上千人为群，彼此结集自保，人数以十万计。如果派一个有见识、有谋略的人，挺身进入其中，拜见他们的首领，向他们表示恩惠和信义，说明朝廷的意旨；其中有愿意经营浮光的人，就借用他们的名义，让他们亲自率领部众出力经营，依靠当地土地取得粮食，守卫城池。等到二三年间经营已有头绪，就把郡府的符信交给他们，让他们作为淮西的屏障，一定会有响应招募而出来效力的人。十一是治理沟渠水道。近年以来，防备边境的办法，以闭关清野为要务。清野虽然使敌人无所取用，却也亲自残害自己的百姓，荡空自己的土地，将来凭什么治理国家？即使说闭关之后各自守卫，但侦察骑兵冲撞突袭，飘忽往来，又凭什么屏蔽长江？这实在不是御敌的办法。臣认为，应当仿照祖宗方田的制度，开挖沟渠，纵横交错，彼此相通灌注，把挖沟所得的土堆积成道路，使敌军不能并马奔驰、结阵前进。曹玮守卫陕西时所采用的制度，尚且可以考察。晁错说：‘沟深一丈五尺，以水浸车，这是步兵作战的地形，车骑二者合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个步兵。’只是这种制度废弃已久，很少有人知道。应当下令边臣访求通晓此事而有志向的人，研究合宜的办法和明确可行的意见；可行的办法，先在近城二十里以内施行，又在防守长江的各郡稍有头绪后，逐渐扩大，施行于防守淮河的地区。这样戎马到来时，所到之处都有阻隔限制，不至于把一切荡平而毫无障碍地任其所往。沟渠以内又可以耕种屯田、积储粮食，实在足以成为安定边境、巩固疆域的办法。像陷马坑之类，也都是应当研究施行的，其效果远胜于清野。十二是明确当务之急。臣认为，治理边境、筹理财赋，实在都是当今的急务。如果不广泛汇集众人的谋略，广泛搜求真正的人才，而只凭四五位宰执和都司的见解专断施行，哪里能够完全切中事机？臣认为，应下诏让在朝大小臣僚，就如今防备边境的便利办法以及筹理财赋的谋划，各自抒发见解，分条列举上报。侍从、台谏以上官员具奏，卿监以下官员申报尚书省，专门交给后省审阅详察，选择可以实行的施行，这样可以补益国家的财计。还应下诏让朝廷内外臣僚访求人才，凡是明于治理边境、善于理财的人，都写明姓名报告朝廷，再加以询访，选择可用的人召来任用，这样可以成就事务，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以上十二条，谨此上奏，伏请圣上明察。退还内降札子。臣恭敬地遵照内降的指挥：承事郎、新任特添差通判温州兼管内劝农事全清夫，是荣王夫人的亲弟弟，可以授予直秘阁差遣，依旧接替赵与薇任满后的空缺；已经派吴沂改任特添差通判绍兴府，接替赵与□的空缺，拟授成忠郎、前特添差两浙西路兵马副都监，驻扎嘉兴府，仍由厘务赵与溢任职，因任期届满已经超过半年，可以特地差遣充任绍兴府兵马钤辖，接替萧偬的空缺。既然是陛下的命令，臣哪里敢不奉行？只是如今正当革新众多政务之时，却仍然沿袭旧日的弊病。人们常说唐代的斜封墨敕不是太平之世所应有的东西，恐怕这件事也近似于此，岂不是严重损害陛下励精图治的初衷吗？从前杜衍侍奉仁祖，凡是内降的恩泽，一概不予执行；积累到十几件时，就连同封还给皇帝。仁祖曾对近臣说：‘人们只知道杜衍封还内降，却不知道我在宫中有人求取恩泽时，常常因为知道杜衍不会答应而停止的事情很多，这就是他封还内降所起的作用。’直到今天，人们都称赞仁祖能够克制自己、听从善言，也称赞杜衍能够守持公道、奉行职责。臣固然比不上杜衍，但心里愿意向他学习；也愿陛下以仁祖为法，不要被姻亲宗族的私情牵累，或许庆历年间的治理可以逐渐恢复，这实在是国家社稷的幸运。陛下不要认为这只是小节，对治理没有妨害；因为事情本身虽然似乎极其微小，但它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却十分重大。现有内降的两件指挥，谨此退还，伏请圣上明察。又奏。臣早晨承蒙圣上亲口询问赵希微的一件内降，于是误以为是所退还的两件中关于赵与薇的那一件，回来后召来上、中、左房的官吏责问，才知道原来是另一件。臣因为前些日子正处于疾病疲倦之中，案吏曾把这项内降呈上办理，臣让他稍作迟延，本想退还上奏，后来却因健忘而耽搁延误。这是臣因久病而心气衰耗，以致犯了违背、留置诏令的罪过。现在谨将应当施行的事项退还，已经当面奏明了，伏请圣上明察。《清献集》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