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献集卷十八

译王蔺传 王蔺，字谦仲，淮地庐江人。考取进士，任信州上饶县主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他所到之处都能胜任职务，授武学谕。孝宗皇帝临幸两学，王蔺迎接法驾，站在道路旁。皇帝看见他，觉得奇异，命小黄门询问他的姓名。从此被皇帝记住，升任枢密院编修官。他轮流应对奏陈五件事：第一，杜绝左右近臣的毁誉，招致众多正直的言论；杜绝权幸的请托，实行至公之道。不要让人像牢梁、五鹿、充宗、贡禹、匡衡那样同石显结交，也不要让人像柳宗元、刘禹锡、韩泰、吕温那样依附王叔文。第二，如今的从官将来都是执政大臣，怎么能容许任用不合适的人？有的人不是凭道义进用，而是圆滑苟且、患得患失，尸位素餐、献媚进谀。他们知道君主有过失，却从来没有正直救正的言论；看见朝廷有缺失，却听不到论列的奏疏。他们专门寻求细小琐事来准备应答，只怕有一件事违背时宜、一句话触犯圣意。苏轼说过：“治理国家的人，平居时一定要有忘身犯颜的士人，那么临难时或许才会有徇义守死的臣子。”希望陛下明白表示自己的德意，训诫整饬从官，革除偷安谄谀的风气，培养忠诚正直的气节。第三，贪婪暴虐的官吏，专事专卖、剥削侵夺、搜刮民财，用额外余财取悦朝廷，用贿赂结交权要，假托进献资助之名，肆意贪婪，征利敛财以求取官职。有的越级位居侍从，有的被提拔为监司，即使执政大臣和藩镇也跟着效仿，以此买取宠幸。至于中外兵将、沿边帅守和权要相互贩卖官职，都有主使者；狐假虎威，依托权势，气焰赫赫。群小争相奔赴他们门下，像赶集一样，请托无不获得，仿佛探取囊中之物。即使受到弹劾，也不过罢免；一番经营后又被擢用，很快便恢复原状。如果能除去这类贪暴之人，斥退胡仰、许子中一类而不再任用，追还周极、韩枿的任命而不施行，一定合乎人心，听到的人都会称快，差不多就如同齐威王烹杀阿大夫以及左右曾经称誉阿大夫之人一样。第四，淮地是江浙的藩篱，百姓是藩篱的根本，怎么可以兴办无益的劳役而自行动摇根本？无益的劳役现在有三项：和州、泰州开河填河是一项；在定山创建牧马寨是第二项；沿江州郡烧制六合城砖是第三项。

译《尚书》说：“怨恨难道只在明处吗？应当谋虑那些尚未显现的怨恨。” 孔子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希望陛下谋虑尚未显现的怨恨，思考萧墙之内的忧患。第五，近年贵戚特别干预官职授予，频繁扰乱朝纲，一味满足私欲。从前王旦不允许他的侄子参加进士考试，同韩绛争执，到王旦临终时，他的儿子王素还没有做官。陈执中任宰相时，他的女婿请求做官，陈执中认为官职不是嫁妆中的物品，便没有给他，这难道可以毁坏公道而不顾人们的议论吗？奏疏还没有读完，皇帝脸上已经显出喜色。第二天告谕大臣说：“王某敢于直言，应当加以奖擢。”于是有了授任宗正丞的命令。不久出任舒州知州，辞行时上奏说：陛下任用贤能、斥退邪恶，但臣下仍有攀附的行为；听取言论、采纳劝谏，但臣下仍有谄谀的风气；按名责实，但臣下仍有苟且的习惯；清心寡欲，但臣下仍有聚敛的政务；爱惜名器，却不能制止授予和夺取中的偏私；总揽权纲，却不能杜绝左右近臣的毁誉；大纲没有振举，却只准备繁密的法令；诚意没有取信，却崇尚空虚的文饰。吏治苛刻而百姓劳苦，军政乖乱而士卒怨恨。各路设置丞受，开启士大夫相互结交的途径；各军设置丞受，成为监司遥领的名目。诸如此类，都是今天政事没有得到正当处理的地方。想使政事得到正当处理，不如招来切实直率的言论，以沟通下情。如今凡有人提出切直之言，那些想要堵塞蒙蔽陛下聪明的人，便都指责他是在求取名声。一旦“求名”的说法流传开来，陛下就再也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和奸邪的踪迹了。难道士人不让他们追求名声，却要让他们追求利益吗？名声，是圣人用来维系万世、使天下人奔走的东西。圣人知道小小的爵禄刑诛不值得完全依靠，于是创立了名：称为名教，称为名分，称为名节，称为名义，称为名器。凡是加上名号的事物，天下人都把它看作规范，即使奸雄侧目窥视，也不敢轻率对待。居上位的人难道反而要自行轻视它吗？”又说：“建立国家的大务，在于百姓和军队。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是国家的爪牙。想使实际利益施及百姓，不如宽缓体恤州县，使户部不要在内部逼迫，转运司不要在外部逼迫。想凝聚士卒之心以壮大国势，应当使主将体恤偏裨，偏裨体恤行伍，这样或许军民不至于都陷入困苦，根本和爪牙也都能得到保全。”又说：“舒州铸造铁钱，每年额定二十五万缗，在城中设置铸钱监，距离长江一百里，滩地浅涩，铁矿岸道不通，只能全部向百姓购买，百姓不堪其扰，请求减去定额，不要使他们更加困苦。” 皇帝说：“你的议论峭拔直率。”不久下发御笔说，王某正直明亮、敢于进言，授任监察御史。当时宰相赵雄被授为成都帅臣，王蔺立即上疏说：“蜀地距离朝廷很远，祖宗从未任用蜀人镇守蜀地。如今赵雄身居宰相多年，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公私都困病，灾异屡次出现，他却保全自身离去，又抛下整个蜀地来便利自己的私事，难道不可以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他屡次上疏弹劾，专说别人难以说的话，奋不顾身，任由怨恨而毫不顾忌，同时兼任崇政殿说书。一天，皇帝从衣袖中取出一张纸赐给他说：“近来读陆贽的奏议，其中陈说深切，今天的政事恐怕还不如德宗时期的弊病，你可以思考我的过失，分条陈述后上奏。”王蔺立即答对说：“德宗的过失，在于自以为是而坚持错误，完全猜疑天下士人。”退朝后又上疏说：陛下的圣学日益增进，盛德日日更新，竟然拿德宗来警戒自己，既往的悔恨，想来正是陛下希望听到的。有些人凭借做宫僚而攀附升为辅佐大臣，扰乱陛下专一的心志，污染陛下清明的德性。外戚开始被任用，武臣随后被任用；武臣被任用后，财利小人和荒诞妄为的攀附者又接踵而来。他们援引同类、结交朋党，不是贪婪就是鄙陋。这是群臣误导陛下，并非陛下的本心，何必因此自我怀疑，担心出现德宗的弊病呢？” 德宗的弊病有三项：第一是姑息藩镇，第二是委任宦官，第三是聚敛财货。如今朝廷再次设置宣抚使，军帅又把他们驱逐；武臣没有攻战功劳，却用节钺加以宠幸。自曾怀凭财货结交而取得宰相之位以来，吴渊、陈岘以及泾等人，凭聚敛而取得侍从之职；近来又有人凭聚敛而跻身户部。至于委任宦官的弊病，对政事的危害尤其大。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唐宪宗偏信吐突承璀，难道不可以引为鉴戒吗？”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起居舍人。他上奏说：“二三位大臣，应当同心协力谋划国事；某件事可以施行，某人可以任用，就共同请求并施行；某事应当停止，某人应当黜退，也应如此。如果当面不相互规正，背后却随即互相诋毁，畏缩低头，这不是对大臣的期望。”又上奏说：“连续几年星象发生变化，荧惑、太白多次显示兵灾之兆。近来湖南郴州的寇乱、江西的茶盗、二广的妖贼、沉黎的小丑、丹阳的饥民剽掠、宁国的凶谋，幸而已经剿灭，应当预先备御。”又说三阳当令时，太阳中出现黑子遮蔽光明的异象，几乎超过二十天；二月、三月交替之际，风雨霰雪超过十天不止。灾变不会无故发生，应当知道警戒恐惧。君主任用人，善良就授予爵禄，邪恶就弃置不用。如今不问有才无才，只因私交恩情，便把公器加给他们；例如录用旧日从学之臣的家人，某人某人同时受命，众人议论都感到惊骇；贪污已经显著，却仍把郡守之任交给他们。台谏官论列其事，反而命令监司调查，监司又把他们交还任用，因此州县贪污苟且的官吏仍然很多；朝廷授官不当，台谏不能完全履行职责，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几乎废弃了封还驳正。内侍邓从义死后，赐予价值一万多缗，而步军司士兵贫困缺乏，甚至沦为盗贼。内官、医官、乐官所受赏赐之多，服用器物之奢侈，升迁调转之容易，市井间都听说了，纷纷私下议论，说如今最快乐的莫过于三官。他们的愤懑怨恨已经很深了，难道不应当思考、警戒并设法纠正吗？又当面奏言：崇宁、政和年间章惇、蔡京一党改变国事，逐渐造成中外纷扰的祸害。皇帝惊惧地说：“不是你说，朕全都听不到。”光明磊落，只有你一人。授任中书舍人兼侍读，入宫谢恩时上奏说：“臣从前奉命出使北朝，往来中原，产生了面对《黍离》《麦秀》的感慨。因此想到中原的动乱，大概开始时是法度纷纷更改所预示的，最终则是忠良贤能被放逐造成的。

译从此朋党之论日益坚固，邪曲之徒日益炽盛，是非的真实界限日益混乱，威权福柄日益转移。国家的祸乱由此形成。此后贤人君子再也不能在朝廷容身，奸佞得到时机，宦官败坏政事；上面被蒙蔽了聪明，下面不敢进言；亿万百姓在下面怨恨诽谤，上面却无法知道。天下的形势一旦崩溃决裂，便发展到今天。陛下的圣明谋略足以照察治乱，但对外抵御的成效还不如周宣王；如今内部整治也仍然有令人遗憾之处。”皇帝读了奏疏，批示询问内部整治的方法。他再次奏言：“今天的急务，天下的大计在于教化尚未取得信任，人才尚未得到，民力尚未宽裕，兵势尚未强盛，财用尚未充足。有僭越奢侈的习气，却没有廉耻的节操；守宰贪污蛀蚀，征敛苛刻；州县困乏，官吏烦冗；失去将士之心，忘记战守的器具。陛下虽然想成就周宣王那样的功业，却还没有修明周宣王那样的政事；虽然有像宣王一样想有所作为的志向，却没有看见有申甫、方叔、召虎那样能够担当的臣子。希望扩大求取人才的方法，完全实行任用人才的道理，使每个人的才能都适合职务，人人都竭尽其力。政事整饬，纪律严明，然后才能实现陛下的志愿。” 当时发生旱灾，朝廷征求言论，下诏令中外分条上奏缺失。王蔺上奏说：“如今那些大贪大猾、成为百姓祸害和军队祸害的人，安心放纵自己的意志，坐享爵禄。他们当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前面的人获利，后面的人仿效，风俗动荡，漫无边际，已经无法收拾。所以那些另寻路径、依附余势、凭借关系窃取官位的人，如今仍纷纷出现。人们说不公平，那么他们内心不悦就可以知道了；人心不悦，就必然伤害和气。因此上天谴责告诫，灾异接连发生，星辰运行失常，旱灾肆虐，乡里发生疫病，人民流离迁徙。这难道可以归因于命数吗？大概一定有招致它的原因。”授任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因讲《周易》讲完一章，皇帝说其内容难懂，王蔺奏言：“陛下即位二十二年，而《周易》才讲完一部。大概经筵进讲每月不过二十多天，有时视朝、应对百官，很多时候不能到讲殿听讲，那么实际天数又只有一半。臣认为不亲临讲殿的日子，应当命讲官进呈讲义，供陛下清闲时阅览，如此或许讲官都不至于废弃职守。”皇帝高兴地说：“朕没有想到这一点，你说得对。”又上疏说：“风俗日益衰靡，激昂奋发的气概不能胜过柔弱圆熟、苟且懒惰的习气。” 朝廷之上，不过是应酬交际的细节，而且都不是国家大事。监司、郡守聚敛财物没有止境，国家的元气、政事的根本、百姓生计的命脉，都来不及讲求。爵位一再超越常格，都是轻率处置本应谨慎对待的名器，用来作为激励和劝勉。”皇帝亲笔谋划选任监司，想得到像你这样刚正的人，让他举荐几人。王蔺于是举荐潘畤、郑侨、林大中等八人，请求赐予擢用。接着奏言：“人才的趋向，要看一时任用什么样的人。如今朝中的职事官，号称是收揽人才、培养声望的职位，却让器量狭小、因循沉默、衰病昏聩的人占据。六院四辖，本来是为了从县令中选拔最优秀者充任台察，却多凭人情关系举荐，专门收纳搜刮百姓的人。六院架阁，大多是庸碌懦弱之人；至于刚毅卓立、不向人屈服的人，往往因为害怕他被任用，便排斥废弃。任用或弃置的形势，必须能够激励天下，然后才可以得到人才，成为国家的光彩。”又奏言：“贪婪苛刻的政令在州县仍然很多，田野间的愁叹声还没有消失；朝廷决策中夹杂的私意还没有完全除去，台省重要职位还没有充分贯彻纠弹驳正的公道；朋党相互勾结将要形成，蒙蔽阻塞正在逐渐加深。卑贱苟且的行为，士人不以为羞；贪赃违法的风气，大官仍不革除。人们都想侥幸取利，法网又重新变得宽疏。从前康澄向后唐明宗说：“国家不必害怕的有五件事，深深值得畏惧的有六件事。”希望陛下思考康澄所说的六种畏惧，使它们逐渐消除；使五种可惧之事也得以销解。这是人心的愿望，也是上天的意旨。”皇帝因此改变脸色，听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明确表示准备大用他。王蔺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服丧期满后授任江西帅臣；不到一年召回，授任礼部尚书；刚过一个月，授任参知政事。不久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授任知枢密使。光宗即位初年励精图治，王蔺也不拘泥情面，诏令有时从宫中直接发出，其中有不合人心的，他总是扣留，拿到皇帝座前。有人提议为皇后的家族建立家庙，王蔺极力争辩认为不可，并因应诏上奏说：“天下的治理没有别的关键，根本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行确定。希望陛下先确定圣志。国家所依靠的，是百姓、军队、财用、纪纲和版图。如今百姓困穷、军队冗滥、财用匮乏、纪纲废弛，版图尚未收复，这是非常可怕的。假如圣志先行确定，那么事事都能更新；志向不先确定，便日复一日，天下的事情就会荒废。分条列举八件事上奏：一是选择边帅，责成其长期建功；二是突破常规，收用奇异杰出的人才；三是革除姑息的弊病；四是储备三衙将帅；五是停止并杜绝内降；六是提高武官爵位的地位；七是罢除额外军官；八是去掉御前只应的名目。” 这些都是当今的要务，应当援引祖宗既定的法则，请求遵照施行。奏疏递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谏臣因此论劾他，使他罢职离去。起任福建帅臣，改任祠官，调任蜀地镇守，他没有赴任；又领祠禄，授任江陵帅臣。宁宗继位，改任湖南镇守。很久以后，台臣论劾罢免他，他回乡奉祠七年，因小病去世。王蔺气度相貌魁伟，才干器量开阔宏大。当初受到孝宗知遇，对特殊待遇十分感激，每次有论奏，总是尽情直言，没有隐瞒。凡是将相、近臣、大帅、权势显赫的宦官有不合于法的，他都上抗疏极力论列，旁观者吓得气短股栗，而王蔺像山一样挺立不动。事情无论大小，他都到皇帝面前秘密启奏，没人知道他说了什么，甚至有些政令停止施行后，外人才知道缘故。当时声望显赫，即使庸人和小孩子听到他的名字，也会肃然站立而起敬。他曾出使金国，对接伴使说：“两朝每年派遣使者，南北互通友好；北朝使者就是南朝的臣子，为什么不加防范？请向北朝说明，凡是派遣使者，不要任用奸邪小人，不要让他们像魏正吉、乌凌阿、天锡、张九思那样傲慢不恭。”他的神色严正、言辞严厉，接伴使拱手听从。王蔺回国后把此事奏告孝宗，孝宗说：“你竟这样晓谕他们吗？”后来北方使者来问候王蔺起居，说：“王尚书还安好吗？” 大概因为他正直诚实、刚强严正，即使敌人也敬畏他。一时君臣相互投合，达到这样的盛况，是世间少有的。后来他终究因言官排斥诋毁而离开朝廷，也只是所处时代使然。他一生所作文章和奏议很多，流传于世。

译詹体仁传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人。当初，他的舅父张氏已经为他立了嗣子，后来他又归还张氏。成年后考中进士，调任饶州浮梁县尉，多次捕获强盗，郡府想上奏表彰他的功劳，他辞谢并制止了。后来任湖州归安县丞，张氏祖母去世，他服丧期满，任泉州晋江县丞。丞相梁克家向朝廷推荐他，召任太学录，升博士，不久又升太常博士。当时高宗确定谥号，有人说应当称为尧宗，詹体仁说：“谥法虽然有这样的称号，但古代没有根据；而且功业没有比中兴更盛的，死后却不加彰显，拿什么昭示后人？请比照殷代武丁，谥为高。”他极力争辩，议论才得以决定。升任丞摄郎，任金部提举浙西常平，接着授任左曹郎；任湖广总领，随即升任司农少卿。他革除旧日弊端，军粮充足，各郡积欠一百多万，奏报后全部蠲免。当时有一千名逃卒进入大冶，铸造铁钱，扰乱钱币法令。詹体仁对各司说应迅速讨伐，说：“这里距离京师一千多里，如果迟延上报，贼人的计划就会得逞。”于是叛党很快被击破，百姓没有感到惊恐。召任太常少卿。当时光宗生病，不能按时到重华宫省视，朝廷内外都惊骇恐惧，詹体仁深切陈说父子之间的至亲恩情，激励朝廷大臣交相上疏、接连劝谏，用心尤其苦切。永阜陵将要复土时，礼官说，原来营建的是思陵，从思陵向西，地势越来越低洼，不是安妥神灵的地方，宰相不听，詹体仁不断争辩。升任太府卿，随即请求外任，授直龙图阁、福州知州。一年多后，时论逐渐改变，言官便以他争论山陵之事为罪，罢职归乡，共八年。他迁居霅川，讽诵诗书，悠然自得。恢复龙图阁职，任静江府知府。刚到任时，慰劳农民并察看农具，说：“这些农具又薄又小，不足以尽量发挥土地的生产力。”于是改制农具，绘图授给百姓，认为这样便利。调任鄂州知州，授司农卿，再任湖广总领。戍卒听说他来了，欢喜地互相告诉说：“我们又得到父亲了。”不久因病去世，召回的命令恰好到达，当时舆论为之惋惜。詹体仁曾在建安从学于朱熹，朱熹沉潜钻研经书训诂，广泛考察诸子百家的书籍，早晚诵读讲说，事理本末都条分缕析。他做官时以尽职利民为心：在浙西开渠疏浚湖泊，以防备水旱；发放数万盐本钱，使亭户能够经营；在湖广拿出百万缗，调节楮币，淘汰腐旧、买入新币，以改善军饷；在鄂州修筑武昌万金堤；在桂地免除税钱一万四千，去除杂税朱胶八千，而所到之处从未以财用匮乏上告。他在朝廷中暗中扶助善类，提拔通达的人才，向周必大请托，奏疏推荐知名士人三十多人，后来也有许多人显达擢升。蔡元定传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他生来聪颖明悟，异于常人。八岁能写诗文，十岁每天能记诵数千字。他的父亲蔡发把《西铭》等书拿给他看，后来又给他看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并对他说：“这是孔子、孟子的正统传承。”元定从小就沉浸体会其中的义理，长大后辨析得更加精细。当时建安朱熹为学者所尊崇，他便拜朱熹为师。四十岁时仍不参加科举。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因他精通律历而向朝廷推荐，朝廷召用，他以疾病辞谢。后来向西游历襄汉，沿淮河渡江，经过建邺，途经都城，朝廷中的名宿没有不为之倾倒的，有人想向皇帝进言，请求留住他。他当天就命船向西归去。韩侂胄专政十多年间，把道学指为伪学，罗织罪名排斥打击善类，但没有人敢公开说出此事。攻击朱熹的人，何澹、刘德秀之后接任言事官，便上疏诋毁朱熹，并牵连到与朱熹交游最久的人。元定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曾写信给学者刘砺说：“变化人的本性、兴起人为的伪饰，怎么能没有罪呢？”不久诏命下达，贬谪道州。亲友为他送别，酒意正浓时作诗，其中有句：“握手含笑相别，不要像儿女一样悲伤。” 众人都说应当缓慢上路。元定说：“得罪于上天，难道可以逃避上天吗？”到了道州，前来求学的人渐渐多起来。元定忧虑地说：“神灵和人都厌恶人多，我大概不能免祸了。”他写信给诸子，告诫他们生死有命，又教导他们修养自身说：“独自行走不愧对自己的影子，独自睡觉不愧对自己的被衾。不要因为我获罪的缘故，就懈怠自己的志向。”在道州一年多后，一天对儿子蔡沉说：“替我谢绝宾客，并且安静等待命运。”过了九天，诏令他迁入正室，他便去世了。当时是庆元四年之后九年，韩侂胄被诛杀，才追赠迪功郎。元定天资很高，早早闻知圣学；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事理没有不探究的，尤其精通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凡是古书中的奇特文辞、深奥义理，别人不能读懂的，他一见便能理解。朱熹曾说：“别人读《易》书觉得困难，季通读难懂的书却觉得容易。”又说：“天地造化的微妙，只有深通义理的人才能认识。我和季通谈论这些，从不感到厌倦。”下葬时，朱熹作诔文祭悼他说：“精深通达的见识，卓绝的才能，不可屈服的志向，不可穷尽的辨析，如今再也见不到了。上天生下这样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学者尊称他为“西山先生”。他所著的书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辨》《皇极经世》《太元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阴符经解》《运气节略》《脉书》，流传于世。他编叙并订正邵氏历法，尚未完成；他的儿子渊、知方、沉沇能够完成他的事业。《清献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清献集》卷二十 附录

译《宋史》列传 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年轻时跟随堂祖杜▯知仁学习，堂祖曾受学于朱熹。到了杜范，学业更加显著。嘉定元年考中进士，调任金坛县尉，又调任婺州司法。绍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选任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军器监丞。第二年入朝应对，说：“陛下亲自总揽大政，至今已经两年。如今不但还没有看到更新政局的成效，反而有人担忧局势渐渐不如从前。弊病的形成必有源头，挽救弊病必有根本。积累了三四十年的坏习惯，浸染熏陶，日深日腐，有些已经到了难以尽数挽救的地步。它的根源不过是一个‘私’字罢了。陛下当然应当惩治弊病的根源，使私意完全消尽。只是有时因为天位尊重，反而疑惑自己的私德；因为天伦尊重，反而藏有自己的私怨；上天把命运授予有德之人，陛下却有时滥施私下赏赐；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陛下却有时受到私情制约；左右近臣的言论，有时沉溺于私下听闻；土木等无益工程，有时耗费过多私财；以隆重礼貌尊敬贤者，却没有完全任用他们；用温和言辞接纳劝谏，却难以真正施行。这说明陛下的私意还没有除尽。和衷共济的美德没有显现，同列大臣的意见没有彼此取信；在文书末尾署押诏令，政事却不预先知晓；同在朝堂共同决断政事，却互不表示可否；群臣集议满庭，施行与否却由个人私见决定；贤者都列于朝，却在私门中秘密确定计谋。这说明大臣的私意也没有除尽。君主和宰相的私意如果没有除尽，那么颁布的教条就只是空文。近来召用名儒，阐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有些喜欢妄发议论的人便跟着诋毁讥笑。陛下一旦被他们的话迷惑，就会产生厌弃儒学的意思。这正是贤者和不肖者进退的关键，也是天下安危所系。希望把所讲明的道理体现到施行上。改任秘书郎，不久授任监察御史。上奏说：“从前权臣任用台谏官，一定是自己的私人，先约定言辞，随后才发布诏命。他们所弹劾的，都是承接风声而来，因此纪纲荡然无存，风俗大坏。陛下亲自处理政务后，首先任用洪咨夔、王遂，痛切纠正旧日弊病，斥退奸邪。然而朝廷之上牵制仍然很多，言及贵戚近臣，有时委曲回护并先提出请求辞去祠禄；事情受到掣肘，有时彼此调停，最后仍收回论罪的奏章；也有弹劾文书墨迹未干，任命官职的诏令已经颁下；裁汰不久，随即又得到优越官职。自此台谏的风采，从前振作发扬的，日益削弱；朝廷纪纲从前逐渐振起的，也日益败坏。” 理宗深以为然。杜范又上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以应付外来的风寒之患，事情却搁置不办。”杜范再次上奏说：“一个守臣没有罢免，事情很小；台谏官的言论不能施行，固然是对台谏言论的重大阻碍。至于陛下的诏令被隐匿而不施行，这难道是励精图治、亲自处理政务时应当有的吗？”丞相郑清之看见奏疏后大怒，五次上章请求离职。其中有“危机将要爆发，朋党勾结将造成祸害”的话，并说杜范顺承风声、文饰事实、排挤陷害。杜范于是自我弹劾说：“宰相和台谏官之间有尊卑之别，但政事相关而成为一体，只应当同心为国，怎么能因私害公？施行政令的是宰相，提出意见的是台谏。施行的事情难道都完全合乎事宜吗？提出意见的人也许不免有攻讦诋毁。政治清明的朝廷中，这只是寻常事情。从前大臣想要扶持纪纲，所以一定尊崇奖励台谏。只听说过有人因为进言而获罪，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忌讳进言而含怒。”从前掌权大臣任用台谏，一定是自己的私人。陛下更新各项政务，台谏都出自陛下亲自擢用。如果朝廷不想让我进言，便使我的亲友钳制我的口、夺去我的气节，那么这同从前任用私人有什么区别？不知道所谓顺承风声、文饰事实的人是谁？所谓排挤陷害的事情又是什么？请求检阅臣以前的奏疏，赐臣罢黜，以满足臣退居田里的愿望。当时郑清之妄图邀取边功，在河洛用兵，军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甲全都丢给敌人，边境骚动，朝廷内外极其困苦。杜范率领台谏官一同论列此事，并说郑清之掌握军事、用欺诈谋略欺骗皇上。于是凡是侍从近臣中不合时望的人，监司、郡守中贪暴害民的人，都依次被论劾斥退。郑清之更加忌恨他。杜范改任太常少卿，轮对时说：“今天的弊病，没有比贿赂交结的风气更大的了。名誉已经很高的人，买通左右近臣的称誉来巩固宠幸；仕途未达的人，只求寻找梯级来求得进身。边地帅臣不用黄金施行反间，却用来刺探朝廷；不把厚赏优先给士卒，却用来结交权势，以至赏罚颠倒，威令被轻慢亵渎。被罪贬的人拒绝命令而不肯执行，弃守城池的人用巧计求得免罪，带领援兵的人召来祸乱并纵兵劫掠，担任重任的人倚仗权势夺取掠夺。下至禁军骄横强悍而难以控制，盐军聚集而剽掠抢劫。希望陛下不要因小恩而废弃大义，不要因私情而扰乱公法，严格约束宫中，不让一句话就能进入宫禁；约束宦官，不让谗谄之人得以施展奸计。”杜范自从进入台谏，屡次请求任祠禄官。到这时又五次上奏请求归田，都没有获准。升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大元军队进攻江陵，杜范请求在蕲州、黄州屯兵，以防敌人窥伺长江；并且命令沿江帅臣兼任江淮制置大使，以加重其权力，命令淮西帅臣迅速调兵拨粮援救江陵。授任殿中侍御史，他辞谢未获允许，于是在讲筵上奏说：“臣曾经冒充耳目之臣的职任，屡次触犯宰相，以至烦劳陛下委曲调解。如今又让我处在从前遭受锋芒的职位上，难道是因为臣断绝私下朋比，而所说的话仍有可取之处吗？还是因为臣性情柔弱怯懦，容易接受调解，姑且让臣来充数吗？”从前君主对待敢于进谏的臣子，不是乐于听取并采用，就是勉强听从，否则便疏远他；从未听说不用他的意见，却又任用这个人的。陛下自端平亲政以来，召用正直之人以振兴台纲，不久却产生委曲调解的弊病。他所弹劾的事情，有时受到牵制而不能施行；他所斥逐的人，又凭借关系谋求进用。臣刚进入台谏时，已经极力说过这些，不但没有革除，弊病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公文节帖文字不完整，改写之后又没有台印。”}],

译中书省不敢坚持上奏，见到这种情形的人都对此产生疑虑。想不到在圣明的时代，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因为他的言论不可采用，反而因此越级提拔他，这就意味着台谏官员专门成了仕途晋升的捷径。陛下只知道尊崇、奖赏台谏是盛德，却不知道压制直言才是弊政，于是陛下在外有喜好纳谏的名声，在内却有拒绝进谏的实际。天下难道能用虚假的名声来掩盖真实情况吗？杜范起初因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以未能离职为遗憾，到这时便极力陈说台谏失职的弊病。当时襄、蜀都已败坏，江陵孤立危急，两浙震动恐惧；他又说杜清横行妄为，挑起边境事端，几乎危及宗社。等到杜清的儿子招权纳贿、贪得无厌，盗用朝廷钱帛换取外国货物，证据确凿；杜范还说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与史寅午、彭大雅通过贿赂相互勾结，曲意为杜清营造便利。李鸣复既然不顾父母之邦，又怎么会把陛下的社稷放在心上？皇帝因为杜清是潜邸旧臣，又认为李鸣复没有显著罪过，所以没有立即处理。杜范也不肯进入台谏，皇帝催促他任职。杜范上奏说：“李鸣复不离职，我就离职，怎么敢进入经筵？”正要再次上奏时，李鸣复抗拒弹劾，自行申辩说：“台谏议论臣下，却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什么，难道是因为臣曾经主持和议吗？” 然而幸而没有被斥退，那么为了安定国家、使社稷得利，我将以死生相随；否则便无家可归，只有乘一叶扁舟漂泊五湖罢了。杜范又极力指责他寡廉鲜耻，随后与台谏官员联合弹劾他。太学诸生也上书交相攻击他。李鸣复将要出城，皇帝又派使者把他召回。杜范再次与台谏官员联合上奏说：“李鸣复受到宰执的交结，只有史寅午、彭大雅这些人与他暗中谋划，不过是贿赂皇帝身边的近臣，蒙蔽皇上的听闻，暗中图谋宰相职位。臣近来看到他的自辩奏章，发现他挑拨边臣之间的争斗，制造嫌隙，妄谈和战，以便肆意胁迫控制他人。况且他既说蜀地已经毁败荡尽，又想泛舟五湖，却又自称要安定国家、使社稷得利。他长期居于政府，如今又有什么安定国家、使社稷得利的办法呢？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到。正如臣等所说，这就是请求实行对他的处置。若不早早赐令罢免斥退，那么改任起居郎后，杜范又上奏弹劾李鸣复，却没有见到施行，忽然授予左史的任命，这就是认为臣所说不当，姑且以优厚升迁来表示宽待。臣以前曾上奏说，台谏不过是仕途晋升的捷径，起初对朝廷纲纪没有益处。如今亲自说出这种话，又亲自践行这种做法，臣的罪过太大了。”于是他渡江归去，被授为江东提点刑狱，不久改任浙西提点刑狱。杜范极力推辞这一任命，李鸣复也出任越地知州。嘉熙二年，杜范被差遣为宁国府知府。第二年到任，正好遇上大旱，杜范便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常平仓粮食，又劝说寄居当地的官员和有积粮的富人拿出粮食，百姓因此得以安定。起初仓库大多空虚，不久便有余米十万斛，钱也有数万，全部用来代替下户缴纳粮税。两淮的饥民渡江而来，很多人进行抢掠，其中首领张世显尤其勇猛强悍，带着三千多人来到城外。杜范派人犒劳他们，让他们不要扰民，等待处置。张世显于是暗中生出窥伺城池的意图，杜范用计将他擒获斩杀，又欺骗他的部众，使他们回去。嘉熙四年回到朝廷，首先上奏说：旱灾接连发生，百姓没有一粒粮食；纸币贬值得厉害，物价飞涨；行都之内景象萧条；浙西靠近京城，饿死者遍布道路，流民充斥，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安抚治理的政策，抢掠已经形成风气，已经出现了发动兵乱的苗头。这是内忧已经逼近了。新兴的北方军队乘胜而来，善于作战；中原群盗借着名义纷纷崛起，攻打我巴蜀，占据我荆襄，扰乱我淮河边境。近来又从防峡而来窥伺鼎、澧一带。边疆将领肆意欺骗蒙蔽朝廷，胜利便夸大其词地报功，失败便遮掩而不说。假如他们乘我上游没有防备，图谋饮马长江，那么谁来抵挡他们呢？这是外患已经深重了。君主是天下所奉事的，百姓是天下所依赖的。近来天象显示变异，妖星拖着光芒；正值冬天却打雷，已经入春却下雪；海潮冲击城邑；京畿一带几乎遍地荒芜。这是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而上天已经震怒了。百姓死于战争，死于饥荒；父子互相抛弃，夫妻不能相互保全；怨气充满胸腹，诽谤之言道路上到处都是。一旦人人抱着必死之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是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而百姓已经怨恨了。内忧外患一齐到来，天心和人心都失去了，陛下还能同两三个大臣安坐在天下之上吗？陛下也曾思考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吗？大概从过去开始，权相表面上进献妾妇这种小忠，暗中窃取君主的大权，用声色玩好从内部蛊惑陛下的心术；官员的任免以及生杀大权，一概只按他的意愿施行，以致纲纪衰败，风俗颓靡，军政无人整治，边防也废弛缺失。今天的内忧外患，全都是权相三十年酝酿形成的，好比培育痈疽，等待时机爆发。端平年号下号称要进行改革，但居于相位的不是合适的人，不能改变原有的败坏污秽，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从此圣意惶惑，不知道可以依靠谁，竟然不把那个人当作仇敌，反而把他当作恩人；不把他的罪过当作罪过，反而把它当作功劳。于是上天对陛下的期望孤立无援，灾变怪异出现了；百姓对陛下的期望落空，怨恨和反叛显露出来。陛下有《敬天图》《防酒箴》《缉熙记》，如果能凭借这一念头振兴衰颓，应当并不困难。然而听道路上的人说，陛下警惧戒慎的心意只在外朝临朝处理政务时显现，而个人的享乐欲望却多在内廷宴饮亲昵之际放纵。名义上说是任用贤能，但左右近臣有时能够暗中离间；政事由中书省发布，而皇帝亲自书写的诏令又常常从宫中直接发出。旁门左道的蛊惑，亲近私人的请托，蒙蔽陛下的聪明，改变陛下的心术。此时杜范离开国家已经四年了。皇帝对他慰问抚劳极为周到，升任他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因久旱，他又上奏说：陛下继承帝位已有二十多年，灾异谴责年年都有，到如今却更加严重。陛下寻求应对上天的方法，难道只停留在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分别向群祀祈祷罢了？还是应当超出这些做法，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如果不致力于反省自身、悔过改正，只希望上天消除震怒，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彻底革除旧习，使天下焕然一新：放出宫女，以远离声色；斥退近习，以防止蒙蔽欺骗；节省浮费，以供给国用；减轻征敛，以宽缓民力。

译况且太子尚未册立，国家根本仍然空虚，请选取宗室中贤能的人，养育在宫中并加以教导。他又说，铨选制度已经败坏，朝廷既有堂除，又不时取用吏部的空缺来徇私。士大夫已经陷入贪赃滥用的境地，却有时不经过推勘审理便替他们改正。所有这些都是徇私忘公的祸害。不久他又上奏说：天灾旱情，过去固然有过；但仓廪空竭，按月发放的俸禄不能接续，斗米一千钱且还在不断上涨，富户沦落，十室九空，这又是过去所没有的。严重到全家饿死，纷纷投江；里巷聚集起来议论执政大臣，军队中的辱骂之语也到了不忍听闻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局面，竟出现在京城这样人口众多的地区！浙西是稻米聚集之地，却已千里赤地；淮地百姓流离失所，背着孩子的人接连不断，想回去却无处可归，只能奄奄一息地等待。即使边境没有战乱，还可以彼此依靠，勉强活下去；万一敌军骑兵冲突而来，他们一定会奔逃南下，有的甚至携带家属投靠敌人，成为敌人的向导，巴蜀覆亡的旧例就可以作为鉴戒。我私下想陛下日夜忧惧，连安处都来不及；然而宫中的宴饮赏赐没有听说有所削减，左右的嫔妾宠姬没有听说有所放遣，宦官近习没有听说有所斥退疏远，女道士的请见求托没有听说有所屏绝，朝廷政事没有听说有所整顿，各官府积累的弊病也没有听说有所搜查革除。掌握国政大权的人只徇从私情，主持政务法度的人只图侵犯法守；国家大政彼此争持而不能决定，主管部门的细小事务却任意作主而立即施行；命令早晨更改、晚上又变，纲纪荡然废弛而不复存在，没有一件事不弊坏，没有一种弊病不发展到极点。陛下为什么不也震惧自省，下诏让朝廷内外的臣民思考当今的急务：比如河道尚未疏通，军饷怎样才能运送？浙右遭受旱灾歉收，救荒政策怎样才能施行？财赋空虚，买粮的本钱怎样才能筹足？流离失所的百姓，派遣使者怎样才能安置？敌情难以预测，边疆怎样才能巩固？各自务必竭尽力量、尽心思考，陈述挽救危局、应对变故的办法。杜范被授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又极力陈说宴饮赏赐没有节制、修造工程时机不当、玩忽敌寇而放纵欲望等几件事。兼任权兵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淳祐二年，升任签书枢密院事。杜范进入都堂后，凡是政事有得失、授官有是非，他全都直言不讳。丞相史嵩之表面上宽容，内心实际上忌恨他。淳祐四年，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因为李鸣复任参知政事，杜范不屑于同李鸣复共同执政，便离开朝廷。皇帝派宦官召他回来，并且下令各城门不得放杜范出城。太学诸生也上书挽留杜范，同时斥责李鸣复，并且斥责史嵩之。史嵩之命谏议大夫刘晋之弹劾杜范和李鸣复，杜范于是离去。后来有人弹劾史嵩之，谋求起用杜范而没有成功，于是授杜范为右丞相。杜范以谦逊推辞，皇帝不许，他便抱病强行入朝觐见。皇帝亲自书写“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给他。杜范上奏五件事：第一是“正治本”，认为政事应当经常由中书省发布，不要让旁门别径的人窃取威福之权；第二是“肃宫闱”，认为应当严格内外界限，使宫廷和政府成为一体；第三是“择人才”，认为应当根据人的专长任用，并让其长期任职，不要只遵守按常规迁转的制度；第四是“惜名器”，认为如文臣的贴职、武臣的贴卫，不应成为徇私卖恩的场所；第五是“节财用”，认为应当从君主自身开始，从宫中开始，从贵近之臣开始，核查封桩库和国家费用收支的数目，补上堵住其中的漏洞；审察求盐、防止楮币变更等事项，斟酌其中的利弊；仍请求早日确定国本以维系人心。当时亲王和近亲外戚大多请求降低恩泽，援引前朝杜衍的先例，杜范都将诏令封还，请求把堂除的空缺拨归吏部，以整饬中书省的政务。只留下书库、架阁、京教以及要地干官等职位，众人都认为不便，太学生也上书说明这一点。皇帝把这件事拿给杜范看，杜范上奏说：“三四十年来，权臣掌握国政，拿公朝的爵禄来收买私人的恩惠，取得吏部的空缺归入堂除。太学诸生也习惯于耳闻目见，竟把近年的弊政当作祖宗的成法。如果认为臣的意见是对的，上下都坚定地遵守，那么钻营者一定会减少，诽谤者也会停止。”不久，赴吏部选调的人不再滞留，符合资格的人都能得到较好的缺职，众人才开始信服。皇帝命宰执分别列举当今的利弊以及政事中可以施行的事项，杜范上奏十二件事：第一是“公用舍”，希望进退人才都参酌国人的议论，那么乘隙钻营的人就没有地方插手。第二是“储才能”，朝廷内部，在朝廷班列中，应从侍从、台谏中储备宰执，从卿监、郎官中储备侍从、台谏；朝廷外部，在守臣、帅臣方面，应把江面上的通判作为幕府和郡守的储备，把江面上的郡守作为帅阃的储备，其他职务也都如此。这样临时就不会有缺乏人才的忧虑。第三是“严荐举”，应当下诏给朝廷内外的臣僚，凡是荐举人才，必须明确写出任职、功劳和事实，不许只写赞美之词；朝廷登记考核的情况如果与所荐不符，也要处罚荐举者。仍应下诏，侍从、台谏不得替人谋求荐举。第四是“惩赃贪”，从今以后凡有贪赃案件上报，就立即下令勘验取证；确实有贪赃败露的，必须依据祖宗的法律治罪。如果没有实际罪迹，而监司却妄以贪赃罪诬陷别人，也要根据情节给予责罚。台谏依据传闻议论贪赃罪，也要下令勘验取证。第五是“专职任”，吏部不可兼任给事中、舍人，京尹不可兼任户部、吏部职务，经筵也必须由专职官员担任。第六是“久任使”，朝廷内部，财赋、狱讼、铨选以及其他繁重复杂的职务，必须任满三年后才能迁调；朝廷外部，监司、郡守也必须让他们连任一次，不能胜任的则立即罢免斥退。第七是“抑侥幸”，向朝廷内外发布告示，各自务必尽职；朝廷不因旧有弊例而过分施恩，宫廷不因私人请托而废弃法令，功臣旧臣之家和亲王府邸的亲戚，不得凭借名位和器物轻易借给官爵。第八是“重阃寄”。第九是“选军实”。第十是“招土豪”。第十一是“应当效法祖宗方田之制”，疏通开挖沟洫，使沟渠纵横交错、彼此灌注；把挖沟的土堆积成田间道路，使敌军不能并排驾马奔驰、列阵前进，仿照曹玮镇守陕西的制度。这样戎马到来时，所到之处都有沟渠阻隔；沟渠以内又可以耕种屯田，比平地优越得多。第十二是：“治理边疆、筹理财赋，实在是当今的急务。凡是明于治理边疆、善于理财的人，应当搜访出来上报。”当时孟珙统率重兵，长期驻守上游，朝廷一向怀疑他难以控制。

译到这时，孟珙写信来祝贺。杜范答复他说：“古人说将相和睦，士卒就会乐于归附。从今以后，只应彼此同心为国效力；如果要用权术相互笼络驾驭，那不是我杜范所屑于做的。”孟珙非常感动佩服。不久，大元军大举进入五河，截断中流，设置营寨，又以重兵牵制合肥，使各处不能相互支援，形成一定要攻取寿春的计划。杜范命令维扬、鄂渚两路帅臣分别调兵，从东西两面前来应援，最终因而取得防守的胜利。杜范按照功劳行赏，没有一件不恰当，军士都很高兴。不久杜范去世，追赠少傅，谥号清献。他的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评论说：杜范身处下级官僚时，就已经有成为公卿辅弼的声望；等到入任宰相不久便去世，难道不是尤其令人痛惜吗！《清献集》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