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献集卷十六　　　　　　宋　杜范　撰序　记

译《车隘轩闲居录》序 自从中朝文物昌盛的风气传播到东南，我乡才俊秀美、能写文章的人到处都有。幸而登上科举高第、驰骋于荣显仕途的人，一百人中不过一两个；不幸而沉沦埋没、困守穷处，直到头发全白、仍穿布衣粗服的人，屈指也能数出不少。能不能成就事业，是才华决定的；能不能遇合，是命运决定的。然而闭门执书，凭几著述，终年勤苦，把自己所有的学问抱在怀中，却始终不能稍稍显露，这难道不令人感慨吗！嘉熙改元之年春天，我从中都归来。车君若水带着他祖父隘轩的《闲居录》，到我居住的穷巷来访我。不久我又得到他祖父的一篇小稿，读到陈筼窗的序。读了这篇序，于是知道隘轩的文章，卷帙重叠，声势铿锵、光彩焕发，几乎与插架上的名篇并列，清丽可观。《闲居录》大概是隘轩先生记述自己平日所得的学问，而若水又搜集旧闻，加以修饰并增补进去的。他解释经书、评论历史，确考古事，商论今事，不沿袭传记的旧说和典籍的陈言，远远发出新意，自成一家。其议论也曾熟读细考，例如邪正、义利、雅俗相杂，以及傲视下属、谄媚上司、凌辱弱者、畏惧权势等说法，确实都是不可更易的正确论断。至于他说用偏僻怪异的说法解释经书，应当与侮慢圣人言论同罪，更可见他的操守和准则，确实严正坚定。然而，像“不交不如己者”这样的说法，以及从前帝尧的说法、《尚书》的说法、“卑服”的说法，这类内容，我却还不能理解。我离隘轩的居所只有一舍之近，读他的文章，想象他这个人，才从这里开始；于是更加痛恨自己见闻浅陋，尤其遗憾没有来得及见到先生，向他请教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最终仍然只是个浅陋的人。从前王氏的《中说》，其中的格言雅训，可以上接《论语》《孟子》等七篇之书，然而后世有时反而怀疑其中的内容，说只有王氏自家把它当作传世名作，外人都不知道。李习之仅仅把它比作《太公家教》罢了。直到近世大儒把王通视为隐居的君子，千百年来的是非才开始确定。唉，立言是如此艰难啊！假如他的名位没有列入仕途，功业事迹没有登载史书，道德又没有得到门徒称述，像福畤这些后人不能收集整理散失的著作，加以阐明彰显，那么所谓抱持自己的学问却不能稍有显露，最终也只能默默无闻地埋没在汾水曲处罢了。这本来是人们共同感慨的事，难道责任不在做子孙的人身上吗？若水大概就是车氏家族的福畤，极力请我作序，我推辞不掉，只好姑且叙述大略，以等待后人的评定。隘轩名似庆，字石卿，他居住在黄岩县西的马家山。《赠懒朴序》我在二三十年前认识懒朴，曾听林竹坡说他的五行术非常灵验。后来我滞留官场，每天都萌发归乡的念头，多次询问术士，个个都不肯断定。那时懒朴从乡间来，我赶紧去问他。他说：“岁在申年，冲寅而动，动了就会迁转；岁在酉年，冲卯而动，动了就可以回去了。”我听了非常高兴，不久果然如此。我思考这件事，大概是喜欢升进、厌恶退处，是做官人的常情。那些术士谁肯违背人所喜欢的、触犯人所厌恶的呢？这不是术数本身的过错，而是曲解术数、迎合人情的过错。懒朴了解我，按照他所知道的情况来说，所以他的话总能应验。由此推究而尽力施展自己的术数，大概到哪里都会应验了。懒朴不要以为人人都喜欢升进而厌恶退处，我因他来信把这些话赠给他。《应师老子解》序 道术分裂而成为诸子百家，它们抗拒我儒家而与之鼎立。经历千百年而没有泯灭的，只有老氏和释氏罢了。佛教远方的徒众只是使它的源流更加繁杂，渐渐失去本旨，往往背离老师而驰走。只有老氏一派，极力以虚无为宗旨，崇尚柔弱谦下；哀叹周朝衰败、文饰弊病，想要返回质朴古道，这大概是老氏著书的本意。至于图箓的传授、符咒的法术，乃是张道陵和寇谦之所创，借李君来文饰他们的欺骗，迷惑扰乱世主；后世相互传授，越发放纵其诡诈荒诞、骇人怪异的说法，无法追究明白。老氏哪里会有这些呢？至于炼度、超升之说，不过是剽窃释氏的糟粕，用来欺骗愚俗、谋取自身利益，这又是矫饰诬罔、荒谬妄诞中最严重的。正因为这样，对于《道德经》五千言，本来有人防止、习读它的文字，却没有人探究它的意义；粗略听闻它的意义，却没有人遵循它的教诲，几乎像戴帽子的人看待弁冕和帽带一样，只把它当作无用之物。我每每替老氏深深感到惋惜。大初子竟能锄去杂草、栽种禾稼，淘汰沙石以求真金，考察阐释他老师著书立言的本意，为此作传作注，积累精思七年，后来完成此书，也算勤勉了。而且他常常引用六经和孔孟的话作为援据，甚至考察《易》来论说刑法，发明明断决疑的意义，这又是《道德经》五千言所没有达到的。他这样尊崇信奉我儒家的道，与他的老师相同，他的志趣尤其值得嘉许。假使他能用自己的书来教导门徒，把诡诞的习气转变为清静虚无的归宿，怎么知道不会有如盖公那样的人出世，来安定汉朝的基业呢？这样一来，五千言或许就不会混杂在幻妄邪异的学说中，而老氏的教义也会重新显明。唉！这实在太难了。难道只有老氏如此吗？

译《常熟县版籍记》浙东以西有许多大县，常熟的田赋几乎与其他小郡相等。绍兴年间清丈田界，到如今还不到一百年，旧有的田籍仅存官府收藏的部分，已经漫无从考察。胥吏以此满足口腹、养活妻子，其中早晨改窜、晚上更换，弊病层出不穷。有田而不纳赋的，有纳赋而没有田的。又加上临江之地被水侵蚀，以及因获罪而没入其他官司的田地，天天侵削，年年扩大。因此，从前按亩计算的田地有二百三十一万亩，所出苗米七万二百石，税和和买钱九万四千缗。如今官府督征的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而且又多从白纳、斛面、防合等名目中取利。利益被豪强专擅，小户受到禁抑而无处申诉；下层困苦，上面逼迫，官府差役大多因为不能妥善办理而来往观望，不敢上前。端平初年，元年秋八月，王君实主持本县政务，询问百姓疾苦，百姓都忧愁蹙眉，以赋役不均相告。防府下令修复经界。王君深思说：“田籍毁坏已经很久了，应当更新。何况上面已有命令，怎么敢不尽力？”但他想到自己刚到任，民心还没有信服，恐怕百姓不肯听从。若不听从却强行推行，那就会出差错。于是搜查清除长期积存的弊病，减免放宽苛重的征敛，勤勤恳恳伏案办理，每天在庭中与父老亲切交谈。过了几个月，信任已经融洽，情意也亲近了，百姓相互说道：“县令是在爱护我们，不是在虐待我们。” 王君听了很高兴，说：“可以着手办理这项事务了。”于是考察旧有定额，选任各项差役，按照绍兴年间的成法，参照朱文公在漳州所制定的条目，随当地风俗加以损益，刻印成式样来推行。他以礼请来乡、都中承担当役的人，详细为他们开说明白，使他们通晓而没有疑惑。然后发布命令规定期限，众人都欢快地履行职责。把田地、地界、姓名、亩数和步数标记在田埂之间，核验属实的便据此登记；不实的便重新丈量标定；以绍兴年间的数额为准，丝毫不求多取。把荒地开成田、把田当作地的，登记实际产业。过去拖欠赋税、隐藏契约以及诡称挟带的弊端，予以宽免，不再追问；但再次申明禁令，禁止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常平田、安边田、学田、圭田以及没官田，另立簿籍文书，费用全由官府供给。士民按期赴办事务，即使仆役随从同行，也听任乡里之间的官吏一概不得前往骚扰。由此官民亲如一家，大小都争相努力，如同顺从的子弟对待父兄，不用督促便能服从。全县有五十都，每都十保；他们逐亩丈量登记。按保次序编列号码，编成核田簿；按照田地形状绘制图样，编成鱼鳞图；又把官民产业按保汇集，编成分类姓氏簿；把各保、各都、各乡汇总到县，编成物力簿。工程始于端平二年夏天，至当年冬天完毕。图籍确定以后，又均平折色中偏重的部分，减免征役中额外加收的部分，裁定田地与赋税高下不相称的地方。全县田地合计二百四十万亩有余，除去二十万亩作为官田赋入、隶属各司外，其余民田收苗米六万六千二百石有余，折纳税钱九万三千三百缗有余，全部登记在户籍中，平坦明白。百姓按照实际产业缴纳常赋，制作砧基簿，加盖县印，收藏在各家；有产业出入时，便拿着它到有关官司登记。强者没有侥幸免除的机会，弱者也不再受到过重困扰；即使孤苦的寡妇、贫弱的孤儿，也都知道自己所有的产业和应当缴纳的赋税，污吏奸胥不能再增加一尺寸一升合来扰害他们。与先前纷乱错杂、庞杂混乱的情形相比，简直像改换了一个县而呈现出鲜明的不同。于是常熟开始以好地方著称于浙右，其他大县都无法与它相比；从前那些观望而不敢上前的人，将要争相趋赴，只怕落在后面。王君写信来告诉我说：“我并非贤能，却冒昧主持这个岩邑，又承担了这项重大繁杂的事务，幸亏县中百姓没有把我当外人，彼此协力使事情得以完成。任期届满、交代职务已有日期，这都是县中百姓赐给我的。扶持这项事业，使它不要毁坏，成为县民日后永远的恩惠，实在要依靠后人。事情就像水一样，把它澄清使之清澈很难，扰乱使之混浊却很容易。我担心它不能长久保持清明，又会成为百姓的祸患，希望你替我记下这些，告诉后来的任事者。” 我从前曾在乌伤督办过这项工程，丈量田亩、步量地界，经过三年才完成；从旁看其他县，仍有在后面艰难追赶的。如今王君在几个月之间完成了百年荒废的事务，上下和悦安定，仿佛从未兴办过什么工程一样，我实在不足以比拟他的才能。郑子产难道不是有才能的人吗？他刚开始执政时，百姓怨恨他把我们的田地编入登记，诽谤非难一齐兴起；过了三年，百姓才歌颂他。王君却能如此迅速完成，并且还在切切考虑、回头审视，筹划长久之计，以利于这个县。那么王君可以说既有才能又仁厚了，我怎么敢不替县民记下此事呢？从今以后，后来到这个县任职的县令，打开这份图，查阅这本籍册，不要轻视已有成效而擅自更改；不要以它随俗而成便觉得可耻，反而把它弄乱；不要把它交给吏员，让他们侵蚀毁坏、拆散破坏。这样，官府不会亏损赋税，百姓不会横遭额外输纳，上面安逸，下面和乐，使常熟永远成为浙右的佳邑，并让它的光彩在千载之后照耀言游的故里，难道不是美事吗？王君年轻时便考中儒科，有志于当世；施行于县政，宽严有法度，不使人震恐，簿籍很快就清理整顿了；于是创办义役以平息诉讼，修整庙学以彰明教化，一个县内各种废弛的事务全都兴举起来，耳目焕然一新。这大概是疾病除去、精神恢复之后，衣冠才可以整齐端正的情形。然而我听说赋役不均的地方，十个县中有九个。做县令而有意于百姓的，应当寻求王君容易成功的原因，深思并实行它；这样，这项事业就不必担心艰难，百姓或许也有痊愈的一天了。这样说来，我所记述的难道只是为了常熟县的百姓吗？

译《郭孝子祠记》表彰孝行、在乡里树立牌坊，是从唐代开始的；这是古代圣明君王应当开辟的正道，借助人的本心来砥砺风俗。宋朝兴起三十年，平定僭越叛乱，四方没有忧患。考察旧典、修明崇尚教化的制度，命令有关官员说：“各道州县如有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应令转运使访察后上报。”至道二年，台州黄岩仁风乡士民陈赞等四十多人到县里说：本乡有个孝子郭琮，七十四岁，侍奉母亲张氏，极其恭敬顺从，勤勉供奉甘美的饮食，早晚从不懈怠；远离妻子儿女，睡在母亲的房间；不饮酒、不吃荤食，已经三十年；诵读佛经，礼拜佛塔，累计膜拜七十多万次，甘愿劳苦，用来为母亲祝寿。张氏如今已经一百零四岁，视力听力没有衰退，饮食仍然强健，乡里邻党都对此感到惊异。县里把这件事报告给郡，郡又报告给转运使；转运使亲自赶到他家，召见他的母亲，与她同坐，给她饮醇酒，感叹赞赏了很久，于是上奏朝廷。太宗皇帝阅览后嘉奖此事，立即下诏在他乡里立表旌表，并免除他的科役。唉！一个普通男子闺门之内的行为，竟能上动天子加以褒奖，下使部使者亲临慰问；还为他筑台植木，涂丹饰白，使穷巷陋居突兀一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县中百姓抬头瞻仰敬拜，啧啧称叹，这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啊！距今二百五十年，时间久了，制度衰败，地方狭窄，宫室残破，门的宽度不能达到一丈，只剩下一块残石；经过的人都感到悲怆。幸好祠堂还在，塑像也仍如旧。郭琮第七世的后裔孝廉，和他的弟弟孝漙、孝荣、孝恭出资命工，整修并更新祠堂，以显扬先人的德行，以扩大旧日的典章。乡里的士人朋友请我为此作记。有人说：“古人的孝行见于《诗》《书》，都可以考察复核；却没有听说过有人劳累筋力去奉行释氏的说法，以延长亲人的寿命。郭氏的孝，也不同于古代圣贤所说的孝了。”我回答说：“人的孝性是从天性中得到的，古今时代不同，儒家和佛教的教法不同，但这种本性的真实未曾不同。世上有些人拘泥于形质而性情暴躁，受情感牵引而爱有所偏移，使本性因外物而背离天性，因人欲而丧失本真，不顾奉养父母，反而给父母留下忧患，这样的人往往很多。像郭君这样的人，并不是因为父师的教诲、朋友的切磋才有孝心，而是孝爱深厚真挚；凡是可以使亲人长寿的事情，他本来就会无所不做。只要这种念头存在，天地鬼神便会森然临视鉴察，感应相通的道理，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孝心是根本，礼节次之；即使古代圣贤复生，也会赞同他的心而略去礼节，难道能因为《诗》《书》中没有记载就非难他吗！如今他的祠堂翼然高起，塑像庄严肃穆；人们登上这座堂，看到这样的容貌，想起并吟咏他当年温和愉悦、承奉母亲容色的心意，也可以因此消除暴戾。砥砺孝行的萌芽并使它成长，爱敬的开端对于风俗教化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于是为此作记。《东倅防题名记》郡中设置郡丞，时间已经很久了；本朝选任此官尤其慎重。考察《宛陵郡志》，特地增设添差厘务一职从张防开始；此后时置时废，官署也不是旧日的样子。我刚到任时，看见子城之内环绕府治有三处官舍，询问得知：北面靠近郡门的是州钤辖厅，再往北是通判北厅，正西南方的是南厅。又问添差东厅在哪里，原来就是旧税务厅，正好在子城北面、夹杂于民居之间的那一处。钤辖是统领军兵的官，夹在郡守和通判之间，不合适；通判是郡守的副职，却居住在杂务之所，也不相称。不合适又不相称，就无法正常处理政务。我对此深感疑惑。不久翁君济来任添差，带着母亲前来；当时正值酷暑，他姑且住在南厅，以便让母亲清静调养，然而居处杂乱，不能安宁。于是考查旧志，访问故老，才知道东厅在府治西北；开禧年间废除添差，便使它空置为官厅。州钤辖直到郡守都有借住的地方，因而占住不归，竟有三十年；有人磨去墙上的记文来湮没其踪迹。人们只知道它是州钤辖厅，很少知道它原来是通判东厅。端平年间恢复设置郡倅，却没有地方安置，于是就在税务厅办公。人们固然称它为通判东厅，同时又知道它是税务厅。翁君有一天对我说：“官舍虽然等同于旅舍，但如果有志于自己的职务，就不应当住在不合适的地方。” 钤辖厅作为添差郡倅厅的情况，载于典籍，十分明白；加以厘正，在政务上是适宜的，他也曾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志愿。”郡府库藏和廪禄虽然空虚，我也不敢吝惜钤辖厅原有的住所。那里只有几间屋，其他椽木栋梁破败歪斜，房屋厅堂坠坏荒废，令人胆寒，仿佛随时会压下来。翁君测量规划、经营修建，修葺并更新它；召集工匠，搜求材料，规定工期，督促完成；扶正倾斜的，修好松弛的，补足缺失的，装饰简陋的；即使一扇门、一枚楔子、一片瓦、一块砖的使用，也一定亲自察看并亲自督管。工程开始于己亥年冬十一月，完成于庚子年春二月。办公厅高敞明亮，日常居处洁净深邃，下至厨房、浴室和厕所，也全都焕然齐备。于是官署体制得以端正，观瞻听闻都令人满意，官府也增添了气势。唉！事物的兴废、地方的显隐，其中自有定数。能够执守正道来驾驭定数的是人；放弃正道而任凭定数摆布，人就不能立身。一座添差郡倅的旧屋，荒废毁坏、湮没昏暗了三十年之久，却在两三个月间振兴而光明显著，这是人的力量，还是命数的作用呢？由此也可以大略看出翁君的才干和志向了。工程结束后，翁君乘鱼轩奉母亲登堂，让母亲在那里欢笑娱乐、安寝居处，安适得如同平日的居所。于是他查阅旧有文书，从季某开始，找到五个人的姓名，接在季某之后，把年月写在墙上。我本来知道这件事的始末，所以写下来告诉后人，使他们不要忘记。

译《宁国府增建韩文公祠记》考察旧日传闻，追念前代贤哲，塑像建祠来树立声教、推行于官府，并不是为了装饰器物、崇尚华美。谢公曾经镇守此地，他的风流遗迹已经久远了。李仙相隔数百年，在这里游历，在这里歌咏，将二人相提并祀，是适宜的。本地人读二公的诗，载瞻遗像，便会肃容知敬。然而昌黎韩公曾在这里就食，祠堂却还没有建成，这是为什么呢？有客人对我说过此事，我赶紧查阅相关书籍，如《复志赋》、欧阳的哀词，其中只说“江南”，而《示爽诗》的开头明指郡名。大概在这个地方，韩公有别业在此，所以祠堂仍然缺少。难道从前的人只是偶然没有考察到吗？韩公的文章，上接先秦，是千载的楷模，我暂且无暇评论。看他所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直到孟轲氏而道统未曾断绝，如果没有确实见到道统，怎么能够截然作出定论？像这样明确坚定。探究前代圣贤，卓然独立，专心讲习，实在是从韩公开始的。他痛切地抑制释氏之说，以接续七篇之书，卓然把继承此道视为自己的责任。后来的学者听到他的风范，尊奉仰慕他；而这个地方却没有祠奉他，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吗？他的功绩在于斯文，理应在学校中祭祀，已经列入从祀之列。有人说这样不合适，于是就借谢公、李仙的祠堂，将韩公也列为第三位，使本地人敬奉，长久而不厌。塑像完成后，我率领郡中僚属斟酒祭拜，并作歌来助兴。歌辞说：大道的根源来自上天啊，不是人又怎能传承？孟氏去世以后啊，千年之间寂寥无闻。有卓越的人出现啊，探究深奥、继承玄妙。难道没有华美的文辞吗？谁能探究它的深厚源流？斥退那些群飞的异说啊，振翅高飞、独自腾举。以道自任啊，力量可以与孟子相肩。异端被排斥退避啊，圣人的道统昭然高悬。在这座堂中祭祀他们啊，光辉充满二位贤人的祠宇。敬亭的山冈啊，连绵不断；宛陵的水流啊，回旋萦绕。有高翘的屋檐临照其上啊，庄严肃穆。瞻仰遗像、诵读遗篇，感叹这个地方的人啊，愿你们不要懈怠过失。《宛陵道院记》宛陵是古代的佳郡。从前我蒙受恩典代理太守，曾登上双溪叠嶂阁，远望敬亭山、麻姑山，诵读谢朓、李白的诗，因此心胸豁然、心情舒畅、眼界明朗，舒展远大的胸怀而徘徊流连，感慨前代贤哲而奋发兴起，本来已经忘记自己的昏昧顽钝，却因为无法称述这份敬意而惭愧忧闷。【缺】城中的更柝和治事都很严急，我排解纷乱、镇抚骚扰，幸而使地方安定，而我已经接到召命将要离去了。兴复废弛、振起倒塌的事情，全都没有时间办理，何况修建土木呢？过了一年，实斋王公终于真正来到这里，阐明朱子的学说，修明德行的教化，端正自身来砥砺风俗，施行训导来崇尚教化，节省费用来厚待百姓；又极力向朝廷请求，使用纸币来减轻征收输纳，广泛询问众人，丈量田地来均平赋役，使有利的事业兴起、弊害被革除，百姓因此非常和睦。他在闲暇日子巡视官署，清凉堂后面有几间破屋，栋梁倾斜、椽子毁坏，上面简陋，下面残破；于是命人测量规划，拆除旧屋重新修建，题名为“宛陵道院”。他写信告诉我，请我作记。我想，老氏把清静无为作为道，江东、江西有道院，难道不是因为当地百姓淳朴、诉讼稀少，可以从容地以无为来治理吗？王公取法于此，难道不又是因为这里清凉高爽，可以澄清思虑、怡悦精神，并且与上下级相安于无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呢？我赶紧写信向他询问。王公说：“老氏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所谓道，是天下自然存在的真实道理，体现于万物而没有遗漏；而实行它，则要靠人。违背自然本性，纷纷扰扰地强作妄为，固然不能称为道；听任自然，假如只是玩忽而不去作为，也不能算完全了解道。我守护这个地方，治理这里的百姓，从一心一身的细微处，推及政治的大事和事物的细节，本来就要求没有一件事不知其所当止；如果有所领会，便要用来穷尽这个道理。可是我所居之处却荒废而不治理，怎么能够整肃观瞻、培养敬义，使破陋残坏之处得到安定呢？如果以苟且为道，怎么可以这样呢？这项工程，难道我是仿效世俗只喜爱修造华美土木的人吗？我曾读朱子的书，对此早有志向。听了王公的话，回头思考我从前在宛陵时，只是苟且因循，未能穷尽道理的地方大概很多；而王公把实际学问用于实际事务，抚恤创伤，振兴衰弱，又用余力把破败的栋宇重新修整一新，题写美名来表明志向，这或许接近于穷尽这个道理了吧？溪山的胜景，大概也不会冷落了。我将要看到王公在这个郡推行此道，并把它传给天下，又有什么困难呢？”于是摘取他的话写成这篇记。

译《黄岩县谯楼记》黄岩是浙东的大县，县治处在舟车交会之地，占有江山的胜景，百姓和物产都很繁盛。东面方岑山高耸巍峨，西面松岩山高大挺立，澄江水流潺潺，经过北面。江北的山浮着烟岚，秀色耸然，十里之内一片碧绿，蔚然成为奇观。南面是委羽山，曲折蜿蜒，夹在群峰之间，隐约有低伏而不可逾越的形势，如猛虎踞伏，如凤凰聚集。它的山势融结奇巧独特，实在是群山之宗，也是黄岩的屏障。古人审察地面形势来规划城邑，难道是随便说的吗？从外面看，仿佛有伟岸的文士戴冠束带，整齐站立在两旁，拱卫着所事之主；从里面看，仿佛宴饮用的器皿整齐排列，设置宝篆香炉在面前。县楼与群山相对，草木都清晰可数，光色气象相互连接。自从市民竞相夸耀奢侈，房屋争比华丽，万千屋瓦突兀耸立，遮挡在楼前，班诏亭又挡在前面。并且柱子椽子腐朽毁坏，墙垣砖石倾圮残缺，匾额也荒废散失。历任县令往往只求苟且度日，应付赋税输纳，没有空闲过问。黎君主持这个县，进入县治，看见它的门墙高大却心中认为简陋。不久登楼远望，方岑、松岩像鸟翼一样分列左右，江北各山峰崎岖奇特，争相呈现形态，唯独委羽仙宅被隔开，不能一眼看见，他心中更加觉得简陋，想要改建，却没有空闲。第一年，他访察百姓疾苦，内心悲悯，亲自抚慰，不忍心让百姓承担劳役。第二年，疏浚河道、疏通闸门，百姓因为没有受到劳役之苦，反而忘记了辛劳。第三年于是商议测量规划，命木匠绘制制度图样；高低不相称的，低处加高；毁坏的，重新修建；缺失的，加以补缀；坍塌的，重新筑起。仍沿用班诏亭的旧址，改为疏棂窗环绕。左右矮屋拆除。请善于书写的人题写匾额悬挂起来。台基高三尺二寸，比旧制增加三分之一；楼高三尺有余，比旧制增加六分之一。用工二千多人，费用钱以万计的有五十多万，米以斛计算有一百斛；这些都从一点点积蓄中取用，没有丝毫取自百姓。乡中士人葛元善、阮应龙负责督理工程，出售材料、聚集工匠，不压低价格强取，也不吝惜给予。所以器具材料齐备，百姓却不知道；工程完成得很快，百姓更加喜悦。工程开始于淳祐二年冬十二月，完工于三年春三月。楼建成后，上面进入青云，俯视各处屋宇，仿佛遮蔽处忽然开朗，阻塞处忽然通达。凭借高处敞亮的楼台吸纳空明秀色，据守虚旷之地迎取仙人的清风。这样一来，古人审察地面形势、规划城邑的全貌，登楼一览便都能看到了。黎君写信来告诉我说：“这项工程，幸亏县里百姓没有非难我。” “孔夫子居住在这个县，也不会非难县中百姓。”县中百姓不非难我，你能替我记下这件事吗？我住在北山脚下，离委羽山有十里之远，拳石般的山峦拥着翠色，近在眼前；可是相邻房屋之间、低矮屋檐之下，竟不能揭开帘子、推开窗户来充分领略它，使它高耸险峻，却不能主动亲近我。回头看县治所拱卫朝向的地方，也把委羽山遗弃了，难道是形势阻隔、彼此不能相顾吗？而且这项工程，等到农闲才开始，是顺应时令；先成全百姓而后兴办，是顺从民情；约束自己以使费用足够，是节俭；征收不累及百姓，是惠民。一项工程同时具备四种美德，这也可以记下来了。况且黎君连续多年面对旱涝灾害，困于赋税输纳的交相逼迫，节制费用而有一定尺度，府库廪藏没有耗损；积蓄下来的余财，只用于公事，又更加修整古人所说必须修葺的规制，以严肃官府，以更新百姓观瞻，以开启风气，以振兴文采。这又怎么能不大书特书，告诉后来的任事者呢？我将要向东归去，还能登高作赋，与县中百姓歌颂贤能县令的德行和政绩。黎君本来已经结绶入京任职了；如果有人想调任这个县，希望替我转告他：黄岩虽然是岩邑，并不难治理，不要畏惧县令的声名。黎自昭，字某，西川人。这年六月十六日，具位杜某记。” 《清献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清献集》卷十七　宋代杜范撰写的跋 《跋陈兄春台赋》亲身实践过的，文章才配得上；心里羡慕向往的，文章就会夸饰。自从成王、康王之后政治衰息，《雅》《颂》的声调微弱，吟咏春台的作品已经久未出现了。陈君大概有志于使自己的君主和百姓达到成王、康王时代的境界吧？我读这篇赋，怀疑它夸饰过甚而与实际不相称。因此为之慨然长叹。嘉定癸未二月二十五日。《跋罗文恭公荐士疏》国家中兴，爱护培养人才。到了淳熙年间，著名贤能之士纷纷出现。罗公上承前代流传的事业，下为后世树立风声，搜求沉沦的人才、振兴困滞的士人，一点长处也不遗漏。如今读这篇汇编，群才全部聚集，盛大到了什么程度啊！自从罗公去世，诸位老臣也相继凋零。罗公所推荐援引的人，显达而得到任用的十人中没有一二人；而时局却一天天变化。罗公以前如此，罗公以后又如此。既然这样，罗公去世，实在关系到世道的一次变化。我为此掩卷长叹。癸巳年季秋二十七日。《跋倪文节遗奏》道德日益衰微，世俗弊病日益加重，士气一天比一天卑下。几十年来，卓然以风骨节操自立，像倪公这样磊落的人，不能用一两个来数。当淳熙、绍兴年间，形势渐渐趋向任用他，不久却屡次跌倒又屡次起用。到了嘉定更化，召用诸位老臣，朝廷上济济一堂；唯独倪公直言危论，孤高而不合，自此一被斥退便不再起用，退居十年，闭门著书。闲暇时划着小舟，拄着短杖，作诗饮酒，几乎与世俗相忘。至于他亲笔写下的遗奏，对君主的爱护之心直到死也没有忘记。关于八柄四维的议论，气势丝毫不受压制；所说的尚未显露的祸患，没有一件不切中回应。假如倪公的志向能够在当时施行，怎么会有二三十年污秽浸染、败坏腐烂到不可收拾的情形，令人如此痛惜呢？倪公的出处进退，关系到时代的变迁，实在非同小可。我在戊辰年考中进士时，倪公主持贡举，曾随众进见他一次；他气度凝重，神情凛然，使人一望见他便意气自消。如今有幸与倪公的季子祖常同为僚属，于是得到倪公的遗奏，读后感慨叹息；时代变迁使我为此三次长叹。此书写于端平三年季秋、举行明堂礼的第二天，天台杜某。《跋义约规式》我常常感叹王政不能施行，风俗不如古代，没有人可以申诉的人很多，而百姓的生活实在令人悲哀。嘉熙元年春天，我从中都归来，得到乡里的义约，凭几读它，其中怜悯贫困、救济死亡者，大概有古代同井之人相互扶持的意思。坚持这种心意并推行扩大它，一定会有听到风声而前来取法的人，那么这份义约的倡导，其仁爱就会遍及我乡。我虽然贫穷，也愿意出力相助。因喜悦而为它题写此文。这年夏天端午节前十日，杜某题。

译《跋项文卿孝行录》我还记得三十年前，项君文卿寄居在我族中，与我兄弟交往，我知道他是当时文章的老师。我读这部书，看到其中把古人的孝悌言行搜集编录，无所遗漏；又听说他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将终身如此。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笃实行孝的君子。时文只是用来钓取功名利禄，能不能得到，取决于命运；而人们往往因此毁坏品行、丧失德行。孝悌之道，以天理为根本而产生，凭借人伦而建立；充实它足以成为尧舜，违背它便不足以称为人。作为人却从事于这种时文，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若没有这部书，我几乎失去了对文卿的认识。我为此掩卷拭泪，痛心地感到自己不仅有愧于古人，对文卿更是有许多惭愧。假使家家都有这部书，熟读玩味而深入体会，那么消除暴戾傲慢的气习，增长和顺亲睦的风俗，人伦难道不会更加敦厚，教化难道不会更加美善吗？《跋林逢吉晦翁二帖》康吉堂收藏着古代贤人的名帖，其中尤其珍爱文公的两帖。世上那些崇尚奇异、怀抱奇物，只把它当作耳目玩赏的人，绝不会理解这一点。我观看卷轴末尾的题记，考订绍兴年间的事情非常详细。文公前一帖，大概可以逐句解释；其中关于不得不如此的议论，言辞委婉而能防微杜渐。后帖不知写于何时，至于有党还是无党，是我不敢听闻的事情。细细玩味这些话，它们与世道有关，尤其令人深感慨叹。林逢吉珍爱这两帖，又请我为他订正。嘉熙元年夏五月至日，杜某题。《跋夏迪卿墓铭》【水心撰写，杨慈湖书写】夏君登第时，我还在家塾中求学，抱着书夜里回家，父母总是抚摸着我说：“要勤奋读书。”夏君果然考中了高第。从此我听到夏君的姓名，心中暗自为他感到荣耀。长大以后，我到他门下拜访，发现他本人寡言少语、神色淡泊，退处自守，仿佛并不把自己的荣耀放在心上。人们本来都说夏君家族的福厚，可以世代流传；上天给他的福报也深厚，他的荣显大概还没有尽头。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如今得到这篇墓铭，我肃容观看，仿佛进入灵祠，读古代碑刻而瞻仰庄严的塑像。这样一来，夏君未能在自身显达的荣耀，竟然呈现在碑文、绘饰和书法之中，并且可以不朽。这不正是所谓荣耀没有尽头吗？叶公在当时独擅文章之柄，想要使父母荣耀的人，往往求他，他就答应；却没有听说杨公肯替别人书写，而他又勤勉不吝惜。肯父用来使父母荣耀的事情，比一般人高出一等。若他再凭借深厚的家传来使这种孝行更加笃实，那么上天先前对他的报答虽显得吝啬，日后将会极其丰厚。别人的文章书法，又哪里足以增加夏君的尊贵呢？嘉熙元年中秋日，立斋杜某书。《跋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孟浩然凭诗才闻名于当时，也因为诗才被他的君主弃置。然而他骑着瘦驴向东归去，风吹衣袖飘举，使人想象而感慨赞叹。当时一时的被弃，反而使他千古的声名更加重要。明皇虽然善于宣扬司马相如关于忠佞的言论，但长期积累的触犯和怨忤最终产生憎恶，其萌芽就在这里。难道正是因为有人据理力争，张九龄所以获罪；而谄媚柔顺的李林甫所以被任用，最终危害了国家吗？《跋杨慈湖为陈孔肃作〈修永室记〉并亲自书写》孔肃给屋室命名的意思很深。大概是知道大道遥远而难以达到，所以想勉励自己努力实行，以达到悠久不息的功业。慈湖扩大阐发了这个说法，讲到无思无为的妙处；他的说法恐怕有过于高远之处，而且“修”字的意义似乎也没有涉及。然而看他的字，端正严整、清劲有力，使人望之凛然，也足以看出他的内心不懈怠，随处都有法则。求学者因此收敛此心，每天加强存养，难道不就是所谓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意吗？孔子说：“俯首勤勉不懈，直到死后才停止。”我和孔肃都愿意以此自勉。《跋应艮斋祠堂文》我在幼年时就已经熟悉应先生的姓名，长大后也曾侍奉父兄，听他讲授教诲。如今想起来，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列入他的弟子行列；我又因为昏昧固陋而没有得到启发，以至于到了白头之年。我乡本来就有很多士人，但开创义理的源流、揭示文章辞采的典范，实在是从先生开始的。我正准备寻求他的遗文，以探究其中的深奥意义，而先生的季子某把这部编集给我看。我打开书卷熟读，深深感叹当时师友之间相互砥砺的情谊。然而遗文散落之后，家中珍藏的还很多，应当接着这部编集继续请求搜集。《跋徐季节文》我的祖父以及乡里的宗族前辈，都是季节先生的弟子。我年幼时已经听说他品行笃实、言语雅正；即使与人酬答时说的是俗语，也无不出自老师的教诲，直到今天还被传诵，用来彼此警策勉励。如今他的遗文只剩下几篇，读来使人凛然感到其中充满生气。唉！形体存在于天地之间，全都应当合乎真实的道理。事物不真实就会毁坏，事情不真实就会败坏，人不真实就会陷入危险。先生的文章，就是先生真实品德的体现。知道先生何以可敬的人，难道不应当采择他的真实品行，照着去实践吗？如果不是这样，只是把他推崇一番而加以赞美，那又有什么益处？嘉熙戊戌年夏六月六日，同里人杜某撰写。跋《郑简子求书陈情表》后 以上是《李令伯陈情表》。杜某替郑大惠书写，写完后说道：“李令伯若不是合乎义理的事情就不去做官，然而晋朝以利禄诱惑他，始终不能夺去他孝敬亲人的感情；他倾吐肺腑，字字都令人悲痛哀恻。后世读到的人，没有不放下书卷而感叹的，何况事情恰好相似、感情尤其相同的人，像郑君这样的人呢？”唉！李令伯陈述自己的情由，是李令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哪里知道，千年以后竟有人心中为此感到悲切，触及此事而悲愤慨叹，以至于多次诉说也不能自我止住？这难道就是昌黎公所说的“相隔百世仍能彼此感动，自己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心情”吗？我已经为它书写，又特意为世上那些狠心而背弃道德的人感到惭愧。嘉熙戊戌年端午后四日题记。跋《薛倅漫笔》我退居山村，耳朵听不到门户之外的声音。夏翼父从东嘉回来，袖中带着薛君的两车诗篇来访我，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枢使公的好儿子。显赫的钟鼎之家，竟能兴起烟云般的逸兴，思绪涵泳于月露之间，潇洒地具有幽人雅士的韵致，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吗？金玉墙壁灿烂耀眼，把古代的罍、洗放置其中，珍玩交错陈列，全都不落俗套。我不但不会作诗，也不是懂诗的人。秋风搜寻桂香，夜气澄澈于栏边，我命人斟酒，饮了半觞，读《漫笔》一两篇，便觉得尘俗的思绪退避消散。其中如《别友人》等篇，已经进入唐人的深奥境界，七言诗的句法格调尤其多有清新古雅之处。古人所谓投身破的的功夫，想来只要继续用力，便会更加精熟罢了。不知懂诗的人会怎样评价它？嘉熙戊戌年中秋前十日，杜某题记。跋《蔡夫人墓铭》女子不侍奉两个丈夫，这是义理。知道这一点很难，守住这一点更加困难。如果能够知道并守住它，那么拒绝节度使的请求，并不困难。难的不是夫人，而是这篇铭文把她表彰出来并且夸示于世。至于她所面对的最艰难之处，究竟是什么呢？唉！管仲、魏征尚且还在君子之列以下，世上背弃义理而以富贵自重的人，更是纷纷扰扰。看了这篇铭文，也就真正看见那些富贵并不值得尊重了。

译跋《张子善诗》张子善，是我们乡里的优秀士人。我年轻时曾到我宗族所居的房屋中游学，那房子只有几尺宽，他整天端正危坐，手持书册，双脚从不越出门槛之外。即使旁边有人嘲笑侮辱他，也远远地像没有听见一样。世间的质朴，本来就有这种人。像子善这样真诚纯粹、安静质朴的人，大概很少见。我过去非常喜爱他，对他寄予期望。把他比作美玉，经过追琢，可以成为圭璋；把他比作良木，经过削斫，可以成为栋梁。否则，或者使他的用途变小，只把它用来供玩赏、满足耳目的娱乐，那就是辜负上天对他的厚爱，也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我与他一别将近三十年，如今有幸再次在白山的学塾见到他，他又带着诗篇来访我。有空时读了读，诗中文字端正而滔滔不绝，可以想见他在灯火之下广泛搜求的丰厚积累，也可以看见当时的文学风尚。他没有把清婉的曲调局限在写情状物之间，这正是子善所不做的。难道他还不知道自己胸中的抱负，究竟是要成为圭璋，还是要成为栋梁吗？然而如果借诗章讽咏，只求获得一时的声誉，那么它的用途也就太小了。子程子说：“曾参是凭质朴迟钝而有所得的；质朴迟钝而难以领会，他怎么能够得到道呢？”子善，请你试着思考这句话并努力实行它。我因为往日对你的喜爱和敬重，特意提出朋友之间的规劝。嘉熙三年二月八日。跋《夏子夀墓志铭》我们乡里行善而得到相应报答的人，只有陈公经仲；夏公子夀也是这样的人。我年轻时曾在常丰闸东边求学，与他为邻，曾经见过他的相貌，听过他的话，了解过他的行事，确实有古代厚重长者的风范。当时他的儿子迪卿已经考中显贵的功名。如今读秀岩的文章，观看漫塘的绘画，光彩灿然，彼此辉映，就像美玉借助文采来增饰一样。于是夏公的德行和声名，在后世更加彰显了。不过，夏公行善，难道是故意自我夸耀来求取显名的吗？他不自行求取显名，而是上天使他显达，人们也使他显达。世上行善的人，都可以从他这里得到观察和启发了。跋《赵十朋文集》我年轻时就听说赵公父子的贤德，遗憾未能相识，如今有幸见到他们留下的文章，还可以想见他们飘逸不群的风韵。然而赵公的文章还很多，第一次散失于狂暴盗寇之手，第二次又散失于权臣的暴行之中，如今所保存的，十篇中还不到两三篇。为什么造物者不但使他一生困穷，还要使他的文章遭受厄运呢？我曾听说，石公、李公二人是内外兄弟，他们在朝廷时声名显赫，而赵公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和他们相通；等到石公被贬居外地，赵公才与他相从而不感厌倦。古代士人自我尊重，大概就是这样。赵公自身虽然困穷，他的气节却不可屈服；文章虽然遭受厄运，而他的风采节操仍然光明磊落，直到今天还存在。抚摸着这些遗稿，仿佛见到了他本人；这种精神本来就不只存在于笔墨之间。题晦翁所书杨龟山赠胡文定公诗后。想要驱走残冬，使它变成春风，只有寒梅可以充当前锋。不要把稀疏的花朵轻易拿去与白雪争斗，还是好好珍藏它清丽的色彩，等到月明之时吧。文定公正当国家多难之时，驱逐残冬、改变为春，正是他的时机。如今读文定公的《春秋传义》和其他著作，其中正大光明的见识、英锐严肃的气概，凛然几乎要在风雪之间与天地争显精神；龟山恐怕他不能成为朝廷栋梁、成就国家大业，所以用这首诗规劝他，大概与明道所说“熙宁新法，诸公不得不分别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同一个意思。虽然如此，龟山曾在靖康初年被任用，不久就离开了国家。春天尚未来得及改变，清丽的光彩便已经消失在收藏之中了。道不能施行，大概是命运吧！因此长叹三声而书写此文。题晦翁所书《出师表》后 我从年轻时读《出师表》，总是为它叹息感动而流泪。唉！世上没有忠臣志士，眼看国家倾覆却没有人来挽救。悠悠千古，这种遗恨何时才会穷尽！如今观看文公笔势飞动的书法，他当时慷慨激烈的气概，还可以想见。假如九泉之下的人能够复生，除了这两位先生，我还能同谁一道呢？嘉熙己亥年立秋后十日，京兆杜某书写于宛陵郡斋。题处静所书《范滂传》后 自古以来重视名节的人，没有比东汉更为激烈的。人的爱好，没有超过生命的；人的厌恶，没有超过死亡的。然而孟博竟然把爱义看得高于生命，把憎恶邪恶看得重于死亡。即使母子之间天伦至亲的爱，也不能改变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按照圣贤处理死亡的道理来裁断，其中确实有不合于中正节度的地方。然而他刚强的心志和义气，凛然与秋日争光，照耀千古，不可使它湮没，大概也不容易轻易诋毁。处静喜欢写长篇诗句，我以为他的华丽词句、柔婉言语，似乎不像有铁石心肠的人。如今他竟提笔书写《范滂传》，还请求我写几句话，难道只是借此寓言而玩弄世俗，而他胸中所存的本来就不是这样吗？跋处静 像死灰，像焦谷，安静了，却缺少行动；一行动就容易出错。手持扇子，老子难道不是想让人在行动中保持安静吗？子程子说过：“行动也是安定，安静也是安定。”不是懂得道的人，不能同他谈论这个道理。跋《陈君墓铭》【孔肃求文】南山陈氏兄弟聚居在一起，和乐融洽，受到乡人的敬重和羡慕。如今观看赵公、魏公所撰的墓志铭，才知道他们崇尚义理、深厚友爱，甚至在文字训诫方面，也表现在闺门之内。遗留下来的芳德所沾润之处，世世代代享有美名，本来是应当的。假使这种心意长久不变，那么赵、魏二公的文章也会更加光彩了。嘉熙庚子年上元后五日，同里人杜某题。跋《梅都官真迹》后 以上是都官梅公的真迹。本朝以诗歌著名的作家，从梅公开始。他曾居住在这里，也葬在这里。距今二百年，邦人尊敬奉事他如同一日之间。访求他的遗迹，可惜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通守尹君惟晓博学雅正、喜爱古物，便寻求越中所收藏的真迹，把它刻下来，置于祠堂。此后登临这座堂的人，瞻仰他的画像，诵读他的诗篇，就像见到他本人一样，也可以油然而生奋发之意了。嘉熙庚子年暮春晦日前三日，天台杜某。跋《韩仲和尊人墓铭》韩氏世代承载着忠烈之德，如今居住在会稽的韩氏，尤其以清正的德行著称。蕺山隐居不仕，却喜好修养道义，用来教导、养育族人。仲和、仲容是他的堂弟，侍奉他如同侍奉父亲和老师。我任守宛陵时，仲和因为王事留在那里，过了一年多，闲暇时从容地向我讲述他所学的道理以及一生立身行事的大概；后来又拿出他先父的墓铭给我看，原来是慈湖杨公所撰写的。并且说道：“先君子从靖春刘先生那里接受教诲，得到‘实’这一字，终身受用。蕺山把它弘扬开来，用于治理家庭；我们兄弟得以谨慎守持，不使它坠失。”我听后肃然正容，起身表示敬意。唉！天道流行，万物都凭真实而不妄；人的出生，是上天赋予的真实。抛弃自身所以生存的根本，凭借虚妄欺骗世人，用虚假装饰自己以侥幸求功，这样却不至于丧失道德、败坏事情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我从仲和的话中，确实知道韩氏的昌盛还没有到尽头。因此写下这些话。

译跋《翁处静词》我不擅长文章，对于乐府尤其不懂。如今观看翁君时可的作品，像柳絮漂浮在水面，像荷花沾湿了露水，萦回旋转、流动婉转，仿佛沾染了什么却又没有着落，难道不是游戏笔墨的妙处吗？我本来确实不懂，大概就像把珍宝玩物摆在窗边几案之间，仍然没有不把它当作珍品的。然而柳、周等人的凄婉情怀和华丽句子，后来作乐府的人大多采用；苏、黄诸公爱惜文士如同金玉，却偏偏沉默不提，这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时可，你试着评论一下吧。时可把“处静”作为自己的号。题何郎中和陶、韩诗后【名处恬，自号云岫】陶诗平淡闲远，韩诗英健瑰奇，如同天球和神剑，虽然器物不同，却同样都是珍宝。何君智父对这两家的诗都有和作，他追慕古人的志向很卓异，难道不只是模仿两者的近似之处，而是能够出入于二者之间吗？追和古人作品，从坡公开始；他和陶诗写到得意处，自己说并不太愧对陶渊明。唉，究竟惭愧还是不惭愧，别人无法知道，只有坡公自己知道。那么智父的诗，我又将用什么话来评价呢？淳祐改元三月立夏后三日，天台杜某题。题《周氏记义仓规约》后 坟墓如果不是子孙，没有人能够保护；然而毁坏坟墓的也往往是子孙。传不过一两代，家产分割、户籍各别，而坟墓却由众人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的松树和楸树，争着寻找斧头砍伐；樵采砍伐之后荒废，便不再有人顾惜。久而久之就成了古坟废墟，本来就有服丧期限尚未尽而不知道祖墓在哪里的，这不只是贫穷造成的，风俗薄陋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悲痛。周君虽然贫穷，却能够做富人都不能做的事情：从曾祖、高祖以上，只要还有坟域的踪迹可寻，便都立石作记；捐出自己的财产来供养守墓之人，详细制定规约以期永久保存。乡里笃实守行的士人戴君彦肃为此撰记，用来告诫后人，实在可以激励浇薄的风俗。义风既已树立，使人人都不忘记自己的祖先，那么孝敬难道会有不能实行的吗？宗族难道会有不和睦的吗？我高兴地为此书写。淳祐改元年孟夏中澣。跋《姚君墓铭》我自己孤陋寡闻，乡里的善士中竟有我来不及认识、来不及听说的。瑶溪距离我家不到一百里，如今才从度公的墓铭文章中认识姚君。度公是武夷门人，当时著名的卿士；他所说姚君具有深厚德行，有根有据，像这样的人确实是乡里的善士。只是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实在令人遗憾啊。跋刘漫塘所遗《赵居父箴》后 征收商税并不合乎义理。商人不以被征税为苦，还算合乎义理。但如今掌管征税的人，和在国门向行人勒索有什么不同？漫塘先生因此写下这篇箴文赠给居父，把污吏的情态状况曲折详尽地描画出来。然而难道只有掌管征税的官吏如此吗？从征税官再往上，可以使人见利眼花、心醉神迷的事情，哪里数得清？利欲使人昏乱，竟使天地和人的位置颠倒。孟子说：“上下交相征利，不夺取就不满足，那么残害百姓的祸患，也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居父接受这篇箴文，在婺州施行仁惠；又将推广这篇箴文，用来治理南陵。此后如果成为郡守、监司、藩帅，所治理的地方越大，所影响的人越多；义理施行而仁德浸润，下属和百姓和睦，上级和朝廷安宁，人人称赞而自身显达，这就叫作以义为利。这同焚身般追逐财货相比，究竟如何呢？居父是天族，居住在漫塘先生的乡里，而且知道尊师敬长，是明白义理的人。我特意借这篇箴文来畅快地发挥议论罢了。淳祐改元年夏五月晦日前二日书。跋《刘漫塘墓铭》我从前任金坛县尉时，有幸在漫塘之上拜见公。不出十天，我就一定去拜访一次，每次往往留在那里。常常从容地饮酒，拍掌纵论古今上下，凡是修身、居家、任官的要领，都探究其根本归宿，并且考察核对其中的依据。回来后心中充实而有所收获，仿佛饱食甘美鲜物、怀抱珠玉一般。离开金坛到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公的风采品格越来越高，朝廷对他的尊崇显扬越来越深，天下对他的仰望也越来越高不可及。一代伟大的声名，流传芳名没有穷尽。而我庸庸碌碌地周旋于仕途，沾染尘埃又混入尘俗，恐怕终究与庸人没有不同。希望听到针砭和药剂来使我从痿弱跌倒中振作起来，可是九泉之下的人已经不能再复生了。又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辜负从前的教诲，将来能否再在地下与公相见呢？读《蒙斋铭》一文，为之流泪擦拭而书写。时为淳祐改元六月既望，天台杜某。题吕中岳所藏诸贤《辞宻赉帖》后。拒绝皇帝赏赐，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同列官员彼此资助，没有人敢独自决断。从这件事也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朝廷大政同心协力的气象。唉，如今再也见不到这种情形了！哪里才能得到这样的人，与他们一起谋划天下大事呢？淳祐二年春分前五日，天台杜某书写。跋《戴神童文稿》【颜老】设置童科，是因为儿童具有神异的天资。世上没有杨晏那样的天才，却勉强教导他，像拔苗助长一样，最终不能成功，反而残害了他的天性，这还怎么能称为神童呢？如今竟有像杨晏一样的神童，却早夭成为幼儿了吗？我从前拜访戴君时，看见他的儿子容貌丰美秀丽，举止从容文雅，本来就认为他是远大的器材，对他寄予深厚期望。曾经对戴君说：“这是天下的良材珍宝。考中一个科第还不足以玷污他；您应当让他用经史浸润陶冶，滋养完善他的性情，以等待他成才。千万不要用世俗求取利禄的文章揉乱他的心志，扼制他的胆气，使他受到束缚而不能尽情发挥。”距离那次见面曾经几年了？如今我只见到那些揉乱他心志、扼制他胆气的文章，而那个人却已经不在了。唉！天下的良材珍宝，是上天赋予神异的；他的光彩刚刚发出，难道仅仅止于此吗？九龄和玄，都是从前贤者所痛惜的。玄还可以使他继续存在，九龄却不能再使他复生了。可悲啊！然而使他成为神童的是上天，使他早夭的也是上天。即使悲痛，又有什么益处呢？淳祐癸卯年中秋，黄岩杜某书写。跋《戴君玉诗稿》后 君玉带着诗卷给我看，我不会作诗，而且也没有时间细读，只姑且看了几首，见他锤炼辞句、剖析意旨，严整而舒展，表面瘦劲而内里丰腴。当时正有人送来西湖的霜蟹，风味与这些诗很相近，于是命人斟酒，放声吟诵，酣然大醉。遗憾苏东坡曾经品尝过珧柱，却没有尝过这种东西。古人说诗能使人困穷，又说诗人困穷，诗才精工。是君玉的困穷造成了他的诗吗？还是君玉的诗造成了他的困穷呢？有人说作诗会使人困穷，却又将用诗来疗治困穷，这话难道确实如此吗？我借着酒意写下这些话。淳祐癸卯年九月九日，立斋杜某。跋晦翁与赵【缺】书 黄岩赵君铛带着朱文公的遗墨来访我，使我得以知道剡尉君传承家风的美善。元祐年间，丞公的孝行忠节记载在国史中，使人听到他的声名便肃然敛容。唉！绍圣年间的党争祸患虽然在绍兴年间得以昭雪，但伪党之祸的端绪在庆元年间又兴盛起来了。距离文公题写这幅墨迹，曾经有多少年了呢？读到中丞追赠的文辞，为之三次叹息。听说剡尉以廉洁著称于当时，而他的儿子却免不了困穷憔悴，也值得怜念。淳祐三年十一月。

译书《马处士墓铭》后 马君椿孙拿着他先祖处士的事状，请求我撰写墓铭，我因事务繁冗没有时间。处士是徐云台妻子的弟弟，按照事状所说，他喜好义理，给他撰铭是合适的。他又想让我在墓铭后写几句话，那也已经是多余的了。我推辞却未能成功，于是便为此书写。淳祐三年十一月跋。鹤山书写季制置【缺】及实斋墓铭后【鹤山书说：‘有宋公忠廉直季公之墓’，实斋分别为这四个字作铭】季公的威信在两淮著称，我从前曾听说他的名声，遗憾没有来得及见到他。如今季公的幼子来担任岩邑县令，带来了他父亲孤高清白的家传，我和县里人都共同承受了季公的恩赐。有一天，他把鹤山所写的篆书、实斋所作的铭文拿给我看，请我书写这篇铭文，并将篆书一同刻在石上，我哪里敢推辞？我私下认为，这四个字的意义各有所指，但根本所系只在“公”这一字。公正而无私，便是义理的载体；不树立私心，一切遵循正道，又怎么会不能尽心办事，反而陷入贪婪和枉曲呢？仲子伯宗不足以用来为公作比，但他侍奉君主的一念忠心，也比令尹子文高出一等了。因为两位公的品格评定，我更加遗憾从前没能见到他们。淳祐甲辰年秋七月既望，立斋杜某书。跋邱木居《叶世英序》后 孙真人说过：“针灸的功效，超过汤药的一半。”可是近世的医生，往往只是按医方开药，施灸的人很少，施针的人更少。为什么呢？因为难易的情势不同，而见效的迟速也不同。木居说叶兄长于针灸，难道他曾经读过黄帝、岐伯等人的医书吗？果真能够测知经脉的根源，扶助危弱的病人吗？我并不深知叶君，只因木居的话而相信他。淳祐甲辰年重阳前一日，黄山杜某书。跋《郑药斋墓志》【安道尊人戴彦肃撰】我不认识郑君，却认识他的儿子镇安道。我非常喜爱安道，他勤勉好学，探究体味义理的深奥，能够从流俗中自我拔出。我本来就猜想他一定受到家庭诗礼的教诲。如今观看彦肃所撰的墓志，说郑君教子十分严谨，不让他专门从事科举应试之文，并且以“药”命名自己的书斋，是取修治邪恶之意。他的志向多么卓越；有这样的儿子，也确实相称啊！同里人杜某书写。《清献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