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六

译有人得到江南各州运送庸调，四月才到上都，户部以超过期限责问；他们申诉说：“冬月运输道路水浅，所以没能在春天到达。” 赋税超过期限缴纳，当然应先追究罪责；如果延误有原因，也可以征询说明。如今月份已经到了正阳，事情应当归宰旅主管。江南如同水乡，缴纳的本来就是土地所出的赋税，每年都有入贡的期限，哪里敢忘记谨慎守时？河流没有承载舟船的力量，难道能免于迟延？假如确实只是因为水路难行，即使超过期限也应当宽宥。地官前来责问，徒然使各月的忧虑增加；江南各郡据理申辩，迟到的确值得怜悯。然而恐怕事情并非完全无法办理，申辩的话也可能凭空而来，请查验到达地点的公文，然后再决定是否依照成法办理。有人得到景某任县令时教百姓煮木头制酪的案子，州司责备他扰民；他申辩说：“这是为了防备灾荒年。” 事情没有办成，反而在其中产生灾害，难道还能说这是救济政事吗？如果扰乱下属百姓，即使出于好意，又有什么用？景某心里想着救济时弊，行动却没有遵循法令，而且烦扰百姓而不加体恤，这是不明白治理百姓如烹小鱼的道理，怎么能弥补年成歉收？把它作为防备灾荒的办法，反而勤劳百姓去煮酪，确实是做无用的劳作，哪里算得上教导有方？如果确实志在救灾，且能尊崇古代的正道，那么《周官》所说的荒政，自然可以选择其中好的办法；新朝的弊政，何必明知不好还仿效它？应当听从责备的话，不要迷失在明知过错之中。有人得到丁某任郡守巡视县境时，见兄弟二人互相争讼，便关闭官署静思过错的案子。有人告发说他是假托说辞，想让二人互相谦让田地。教化的根本来自家庭政教，首先应在郡中实行礼义；宁可降低刑罚，宽待不敬兄长的人，教导他们知道错误，这才是长官的治人之道。何况天伦不和，土地诉讼就会兴起；利益正在争夺肥沃土地，亲情却难以割舍。教导人应当引古人的过错为戒，贵在使人自我更新。虽然听说争讼会像防止墙内争斗一样伤害鲁、卫的政事，但也希望使他们知愧而互相让出田界，达到虞、芮让田的风气。假如可以期待没有争讼，那么彼此包容又有什么远近之别？把田地推让给对方，确实可以使孟光式的贤德得到称许；关闭官署思考自己的过错，又有什么可惭愧于延寿的？应当嘉奖他以安静治理，不要说他是假托欺骗。有人得到甲某进献弓，蹲着用甲胄射箭，却不能穿透一层铠甲的案子。主管官员责问他，他回答说：“用液角制成的弓，不能用牛角套牛角。” 箭能穿透铠甲而不合规格，就应当责问；弓角搭配不合道理，也可以追究其说法。甲某把弓身安置稳固来完成射击，箭声响亮，射出的箭合乎规矩而不弯曲。六种材料虽然已经配合，三舍之外拔箭仍然有过失；七层铠甲都不能穿透一层，确实恐怕会伤害穿甲的人。不是说铠甲坚固吗？只是这不是套有牛角的弓，所以箭无法射入。液角确实在工艺上有所欠缺，射箭也就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周代典制足以作为依据，那种弓本身违背了三色之制；楚君亲自检验，这件事也不愧于子反、伍奢二臣。过错既然有所归属，责罚却不应当错加。有人得到乙某有同门学生死了父母，将要前往吊唁；学生的父亲发怒鞭打他，只让他送去缣帛。有人责问缘故，他说这是因为交友之道艰难。为子之道贵在恭敬，应当遵从合理的父命；交游之道重在义，也应当顾及哀情。孝并不在于欺诈顺从，仁义难道会忘记恻隐吗？乙某的父亲教训失当，爱护儿子却不明白为父之道；选择朋友本来就是为了求得益处，难道能交往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吗？到了居丧之时，普通人尚且应当共同救助。既然在一个哀痛之日就防止儿子表达情意，便是不遵守长久的约定。假如只知道活着时不去吊唁，那么死后赠送财物又有什么用？旧日客馆有人丧亡，孔子尚且应该流泪；同门之人在丧事中，王丹也不能忘记情谊。即使表达赠送帛的诚意，哪里能补偿赠送蒭草的情义？父亲任意施加一杖之怒，已经违背了义方；儿子杜绝三次劝谏的话，也有损于孝道。这样的责问，确实应该允当而且合乎正确言论。有人得到转运使以汴河水浅、漕运不通为由，请求堵塞两河斗门；节度使认为军队的屯田全在河边，如果堵塞斗门，就无法供给军队。河流本来是为了便利通行，水源枯竭就会阻碍赋税运输；水能滋润下土，堵塞水道也会伤害农田。将要舍弃短处而取长处，应当去掉那一方面而取用这一方面。汴河决开后，能够承接雨水并使水流下降，既可通行财物、引导漕运的千艘船只，实际上又有助于蓄水；用一次灌溉还可以生长稻粱，也能借助余波。利处既相互妨碍，措施就很难兼顾。节度使认为军粮储备务必充足，打算开渠放水以获得多年之利；转运司认为国家赋税贵在流通，担心河道堵塞会使船只无法通行。双方的言辞虽然互相争执，道理却可以明确考察。堵塞四方赋税运输，伤害太多；专取一方利益，所得又有多少？供养军队虽可希望等到秋收，救济国家却不能损害日常用度。利害已经显明，取舍也就可以知道。有人得到景某任宰相时，秋季举行雩祭，刺史责备他不合时令；他申辩说：“旱灾太严重了，如果不举行雩祭，恐怕会造成灾害。” 平常应当依照时令授予农事，政事也应遵行古制；但体恤百姓、救济弊病之道，在于因时制宜。旱灾将要损害祭祀用的黍稷，雩祭不能拘泥于秋夏时令。景某认为雷是天职而却不下雨，忧虑如果旱魃失时肆虐，灾害已经太严重，那么即使到了蓐收主管秋令之时，举行雩祭又有什么妨害？希望听到鹳鸟鸣叫，或许可以免除对旱情的忧虑；用馨香来感动神灵，暂且希望月亮出现。庄稼正受到时令失常的伤害，难以拘守龙星出现的旧例。虽然事情违背《鲁史》的记载，义理却符合因时制宜。主管政事的人提出责难，也正是施行政令。掀起帷幕前来责问，却不能把权变之事一概否定。有人得到丁某任郡守时，年成凶歉，奏请赈济百姓；诏令尚未下达，他便把粮食分给本辖地区，主管部门以擅自行动治罪，并命令丁某说，恐怕百姓会因此困乏。面对国家匮乏，情意本来出于真心；替国家救灾，最终的美名也归于君上。丁某分条陈述而出任守臣，把寻求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年成不顺，百姓已经为每日二釜的粮食忧虑；公家又有积粮滞留，百姓将要依靠一钟粮食度日。这是输送粮食以救济众人的诚意，也确实符合替君主分忧的政道。然而事情虽已上奏请求，恩命却尚未下达，稍微违背了守臣奉行君命的条文，便立刻受到主管部门举劾。假如因为尚未有君命便不能行动，那也未免太急于责罚了吧？郡守只要确实有利于国家，擅自办理也是可以的。防止百姓贫困而开仓赈济，邓攸虽然曾因此被免官，矫制开仓的汲黯却没有听说获罪。请宽宥擅自办理的过错，用来表彰共同治理国家的心意。有人得到戊某的兄长被辛某杀死，戊某后来遇到辛某却没有杀他；有人责备他不顾兄弟之情，他回答说：“辛某是依据义理杀了我的兄长，我不敢反过来杀他。” 如果舍弃报仇，便是尊崇仇敌而伤害义理；应当断绝兄弟之爱的私情，以遵守君王的法令。戊某身负兄长之仇，本应执兵报复而不回避。辛某以义杀人，若要对他动刀，事情实在困难。虽然《鲁策》留下了报仇的文字记载，也不能对此完全不报；但周代官法严禁私斗，又怎能苟且实行？要使怨恨因此减少，实际上正在于受到侵犯而不计较。考察子产的诚意，减少怨恨就是忠诚；征引史骈的话，增加仇恨并不是智慧。难以听从责备他不尽兄弟之情的话，请采纳他真实可信的申辩。有人得到甲某任将领时，把一箪酒倒入河中，命令众人饮用；有人认为这是故意作秀，甲某说：“只是推行诚意罢了，何必一定要让大家喝醉？”

译将领掌握军队的情势，酒可以满足人的欲望；推行诚意的意义，必在于让大家共同饱足，而不专在使人醉酒。甲某寄托的是超出常规的情意，军门命令出自临机权宜。把九酝酒倒入河中，是义山独断的故事；一瓢水让人饮用，恩惠在于共同沾受。假如士卒大多寒冷，恩惠就超过赠送夹衣；如果战士都口渴，功效就胜过让人望梅止渴。分得少一些以表示没有偏私，团结众人岂不应当如此？到了混乱之时，难道只求让人腹中充满吗？最可贵的是使人归心。少卿不肯独享甘美，受到汉代称赞；子反独自醉酒，终于败坏了楚军。假如褒贬一定有其原因，古今又有什么不同？这不是故意作秀，而是申辩者不懂得其中道理。有人得到乙某有罪，丁某出面救助使他获免；乙某没有道谢，有人责备他。乙某说：“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出于公事而行动，确实不是为了自己。若怀念恩惠而道谢，就会涉及徇私。丁某既然求仁而得仁，乙某就应当以正直报答正直。乙某只是获罪，丁某便为他解除纠纷，认为他不应获罪却被拘押。公冶长受到孔子的称许，以直言而获免；叔向难道还要向祁奚道谢吗？若论恩惠，丘山也难以承受；若依道义行事，即使相隔江湖也可以忘却。何况事情不是私下请托，因此可以不对人惭愧。义理在于出于公心行事，确实不是为了向我求取什么。应当嘉奖这种遗爱直行，不要听信责难的话。有人得到景某的妻子正在服丧，景某却在妻子身旁奏乐；妻子责备他，他不服。丧事应当有哀痛，见到丧服必须存有敬意；音乐只是装饰喜悦，行事都应当合乎时宜。夫妻最可贵的是同心，吉事和凶事本来就应当遵循不同的道路。景某的妻子正在忧伤服丧的庭院中，悬挂的乐器却没有撤下，钟鼓声也没有停止；夫妻和好的事情却伤害了丧中人的感情，既违背丈夫的道义，又是抛弃妻子的丧事。庄重的麻缞还穿在身上，这正是我的忧虑；奏响丝竹来充满你的耳朵，你心里安宁吗？像宾客一样的敬意，反而与妻子往日的哀情相违；这样亵渎丧事，就使唱和不能相应，忧愁和喜悦彼此冲突。道路上看见丧服，尚且听说一定要变容；邻里有殡葬，也应当因此不歌唱。如果实在没有恻隐之心，就应当接受庸奴般的责骂。有人得到甲某年过七十，只有一个儿子；儿子请求不出仕。主管官员说：“户口减少，徭役又多，不能拘守礼制而废弃政事。” 徭役本来就有可以申辩的理由，确实不是因为不肯努力；老人却不能得到奉养，难道能说是爱亲吗？甲某的儿子到了丁年，户口减少而事务繁多，政事固然应当昼夜勤勉；但家贫亲老，早晚奉养也不能缺少。站在儿子的道义上，这种情况值得怜悯；即使君王的徭役按理应当免除，把事情放到礼制中考察，情理也已经在申辩中显现。天子崇尚教化，还劝勉人们奉养三老；平民出仕，又何必一定要依靠这一个人？何况正值以孝治理天下的朝代，很难压制侍奉亲人的请求。主管官员的坚持，我认为是不对的。有人得到景某在旅舍吃腊肉，遇到毒物而死的案子；他的同伴起诉，主人说：“这肉是从有来处的地方买来的。” 活着不能保证，死亡必有原因，何不把丧亡看作命运？难道能因为食物而责怪别人吗？景某像秋日蓬草一样漂泊，早晨的薤露将要干涸，来到旅舍，只是要接受一餐罢了。生命突然在一顿饭之间结束，而且并不是祭祀场所发生的疑案，只是遭逢上天降下的忧患。长久追究他的同伴，却没有察明事情缘由；人既然死了，又怎么知道呢？只说吃腊肉中毒，既然是有来处的买卖，请不要把它牵连为误食堇菜之类的嫌疑。确实可怜受害的人，主人又有什么罪过？幸而请思量宽恕万物，不要无故加罪于人。有人得到诏令赏赐百官财物，甲某独自把财物放在地上而不下拜。主管官员弹劾他不敬，他说那本来是赃物，所以不敢下拜。赏赐是表示君主恩德，下拜是彰明臣子的礼节；如果临事而不敬，即使有申辩理由也不应听取。甲某位列朝廷，行将接受颁赐的财物，本应感荷天恩而接受赏赐，为什么把它放在地上，像丢弃东西一样？如果确实是奸贪赃物，当然可因清廉品德而厌恶；如今既然是宠赐，实在难以拒绝皇帝深厚的恩惠。他既想以此行善而接近名声，又失去了恭敬而远离礼法。如果确实憎恶贪污、勉励贞廉，自然应当以有礼的方式辞让，怎么能丢弃财物而不下拜？何况人的身份不同，财物也不能因此改变；钟离把珠子丢弃，徒然表明心意；如果没有瑕疵，伯夷饮用清泉也可以无愧。应当准许主管官员的弹劾，用来惩罚不恭敬的罪过。有人得到乙某任大夫，请求致仕；主管官员责问他还没有七十岁，乙某说自己身体羸弱多病，不能任事。现行制度还没有到准许致仕的年龄，尚且可以等待朝廷；但疾病加身，确实难以贡献力量。乙某的官位可以享受俸禄，心志却在辞官退隐。按年龄计算，桑榆之年还没有到暮年；考察他的羸弱疾病，蒲柳般的身体却先已衰败。既然说要量力而行，这就是保全自身而退。虽然头发还没有完全斑白，但请求告老是不是太早了？不过既然心意已经十分诚恳，致仕本来就合宜。请赞许他知道止足，不要强迫他做不能胜任的事。有人得到景某任县官时，判决案件已经完成，后来自己察觉有错误，请求发牒追改；刺史不允许，想要治他的罪。景某说令式中有明文规定。政事崇尚宽缓，过错应当加以宽宥。假如能自行觉察昨日的错误，那么当天改正也值得嘉奖。景某是属官，参与处理簿籍案件；案件繁重，怎么能避免毫厘之差？正赶上刺史施政严苛，不容许修改笔削来改正错误，但不隐瞒悔过，也可以追改。县官没有欺罔上级的奸心，州府却有苛刻对待下属的暴虐。先前迷失而后来觉悟，判案虽然没有三思，假如有确实明白的地方，发牒说明就表明没有第二次过错。揆度人情可以宽恕，考察国家法令也有明文。若要严厉绳治，恐怕并不是公正的判笔。有人得到甲某替乙某任将领，甲某将要到任时，乙某严密布置兵力守备，不出城迎接；甲某便发布制书，验合符节，准备依法办理。御史纠弹他没有宾主之礼，拟定罪名，他不服。军队法令贵在严正，兵符用来表示信验。既然符节尚未合验，怎么敢忘记戒备森严？乙某奉行中央的军权，甲某承受后来任命。推轮相代，说明交接已经到了约定的日期；身披铠甲自我防守，仍然忧虑前锋的安危。况且符信只是守卫器物，权力还在于防备隐情。符节既未合验，同军营的警戒怎么可以撤除？所应考虑的是长远安全，怎能徇私而缺少迎接将领的礼节？虽然违背宾主之礼，但考察其守备行为，实在符合军事谋略。不要责罚他建置军门，恐怕并不合乎正当纠弹。有人得到乡里的老人不缴纳本户租税，主管部门责问；他申辩说：“我年过八十，有颁赐之恩，请允许预先抵扣租税。”主管部门认为没有先例，不予允许。丹书制度既然已经确立，确实应当加以优待。每年的赋税如果不缴纳，凭什么奉行公事？假如布置的常法在这里被违背，即使说要挪作他用，也不能允许。乡里的老人年龄已经接近耆耋，姓名还登记在户籍图籍上，天子的赏赐尚未颁发；而且他又提出急切求免的请求，土地赋税本应缴纳，不能说没有苟且免除的心思。既然是徇私，当然难以违背常例。何况如今正值体恤老人的时候，也应当勤勉奉事君王；设宴礼敬年长者，是为了敦厚善养的风气。人和牲畜都要纳入赋税，你怎么能忘记乐意缴纳？接受赏赐只应等待适时颁发，按收入缴纳赋税不能亏欠年终之数。不听从这种妄求，确实是主管官员应尽的职责。有人得到乙某的女儿将嫁给丁某，已经交纳聘礼而乙某反悔；丁某起诉说：“还没有订立婚书。”

译女子出嫁也有应遵循的道义，不能废弃父亲的决定；如果没有信用，诉讼就由此产生。即使必须禀告父亲并遵从，难道已经约定的话可以违背吗？乙某本想求得佳婿，却竟然没有作出妥善安排。纳币的礼仪既已按照五两实行，迎亲驾车的礼仪虽还没有完成三周，就要违背已经说定的话，想阻止夫妻白首偕老的请求。何况占卜求凤以选择丈夫，并没有不吉的言辞；为什么已经奠雁而把女儿交给他，却又违背旧日诺言？婚书尚未订立，只是徒然拿来作辞；聘财已经交付，再反悔也来不及了。请听从玉润的申诉，不要超过桃夭所说的婚嫁时节。有人得到景某请求与丁某占卜婚事；丁某说：“死生交给上天，不交给您。”于是没有占卜。有人非难他。圣人创立《易》，虽然用来考察疑难，君子乐于顺应天命，本来就应当知道命运。假如吉凶没有欺妄，哪里值得询问是否适中或不利？丁某心意坚定不改，所说的话合乎道理。你考察前人预知吉凶的征兆，见识足以决断疑惑；我遵从《昆命》的文字，认为先要蒙蔽心志，反而会造成灾祸。福祸由自己造成，吉凶取决于谨慎行事；生死交给上天，寿命长短则在于阴德。应当从木雁般的处境中脱身，难道还要向蓍草龟甲询问命运吗？这句话既然说得中肯，伦理也已经穷尽了人的本性。何况詹尹已经放下蓍策，有什么问题还知道争论呢？廉的言论坚定无疑，为什么不听从他的占卜观？手握粟米便忘掉捕鱼的工具，正是忘却根本的意思。道虽然反对卖弄智巧，政事却还要任用有能力的人；如果用安静的心态培养他，任用他就不会迷惑。甲某自称：“我有智慧；县里举荐你，是因为你有见识。”当时考察老人的才能，能够得到贤才就是好事。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道理，反而担心他会成为盗贼？如果确实没有听闻他扰乱事物，希望能够取用仁厚的一面。不过智慧有大小，任用也有好坏；见识如果局限于小瓶般狭窄的范围，或许会损害事物。道德如果能像乐水一样弘大，怎么会妨害治理百姓？请考察这两方面，然后再采纳一种看法。有人得到乙某任边将时，敌人到来，仿佛进入无人之境；监军责备他没有勇略，他申辩说：“内部没有干粮，外部又没有可以相互援助的形势。” 边疆贵在安定，连队伍和侦候人员都应当保持警戒。如果不能巩固我们的边防，就会迅速招致你的刑罚。乙某登上将坛任职，镇守边塞营垒，确实可以实行戒严。敌人奔走集结，却没有敌军进入我方军队的防线，为什么反而开启门户接纳敌兵？如果让敌人进入我国土地，就是不明白安定边疆的策略，实在会招来违反军法的凶祸。勇力无闻，罪责由谁承担？如果敌人强大、军队疲劳、粮食断绝、城池孤立，原本只应期望全力抵抗敌人后退还，并且勤于坚守。假如知道困难而退兵，尚且胜过覆亡；应当体谅他所说没有内外援助的话，难以据此议论他建置军门的罪过。有人得到景某进献柑子，超过期限而腐坏；主管官员要治罪，他申辩说柑子在浙江扬子江口连续遇到五天风阻。进献贡物误了期限，罪责难以逃避；但如果有滞留的理由，道理上可以原谅。景某是奉命行走、负责这次赏赐之贡的人，进献应时的果品，确实不应误期。连续多日遭遇风阻，怎么能不超过原定期限？考察主管官员的话，听取使者的申诉；既然确实不同于安闲宁静的常态，就不应因延误而治罪。交通受阻于沧波，并不是我故意误期；把朱红色果实装在那包裹中，也不是我的过失。可以免除他的罪责，谁说不可以？有人得到丁某在野外遇到熟人死亡，张设帷幕哭吊；邻人责问说：“孔夫子厌恶在野外哭吊的人。” 死亡丧葬各有区别，哭泣也应当合乎情理；感情或许因亲疏不同，礼制也因内外有别。丁某重视情义，交友之道一向遵循仪态礼节，并没有忘记只见过一面的交情，也曾有车盖相交的欢乐；长久怀念死者于黄泉之下，于是张设帷幕哭吊。虽然哭声不至于极度悲恸，但情分只限于相识，并没有违背孔夫子所说的话，邻人为什么要责问？如果在道路旁放声号哭，众人或许会厌恶；如今只是在野外保持完备威仪，礼制并没有违背。确实符合先前的志趣，何必忧虑这些话？有人得到甲某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呵斥狗，甲某发怒也呵斥她；妻子申诉说这不属于七出之罪，甲某说这是不敬。细小的行为有所亏缺，确实违背妇女应有的顺从；如果连小过错都不能容忍，怎么能说夫妻和睦？甲某以孝道为务，重视恭敬，却轻视夫妻相好。用猪肉馈赠来表明顺从，从没听说可以违背听从之义。呵斥狗而失去礼仪，为什么不停止这种憎怨？即使想用和缓声音，也仍然是昧于道理，我对此有所责怪。如果因为失言便不能容忍别人，那么谁能没有过错？即使应当敬重君长的母亲，也应当让王吉的妻子回去。有人得到乙某任军职，趁着黑夜进军，各将领却不发兵，想要治他的罪；他申辩说：“没有看见月章。” 军旗用来表示信号，军政贵在明确；即使有九章之旗而信号不合，也会违背再三申令。乙某既然称为军帅，却没有通晓军队仪容；他奉行明白刑罚的名义，却没有听到月章的信号。月下隐蔽军队的计策，正要在夜间行军；如果只是想用武力督促部下，却没有明确告知他们，怎么可以？况且将领经营武备，必须在于明白文告。夜间号令尚未发布，担心有危险而不进军，本来是应该的；月章没有举起，毁坏军器而承担罪责也是理所当然。乙某的申诉并非没有道理，责罚却确实应当施加。有人得到景某把未婚而夭亡的女子嫁给邻人，邻人告发他违背禁令，景某不服。活着时属于不同家族，死后怎么能同归一处？况且这不合合葬的礼仪，因此触犯了嫁殇的禁令。景某对夭亡者心怀怜恤，于是将她埋葬；把处子如舜华般的青春，迁入他人称作蒿里的墓地。她既没有经过鸣凤择偶的占卜，双方家室也各不相同，为什么要依据青乌之术选择墓地，想让他们共用一处坟域？只是想到她年幼没有配偶，难道适合在长夜中举行婚配吗？何况生死虽然不同，男女也仍应区别；即使年龄接近倾倒之年，她尚未出嫁。即使有游岱之类的禁忌，哪里能因此事奉鬼神？既然违背国家禁令，就是扰乱人伦。请依据媒氏的制度，不要压制邻人的告发。有人得到丁某陈述计策，请求减轻过错；主管部门将其移送给甲兵省司，以为这样会败坏法制，不予允许。丁某说：“宽宥罪过以救济时弊，实行古代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 军队兴起、事务紧急时，才务求增加兵力；时局安定、教化已经形成时，当然不能败坏法制。丁某志在尊崇陈述计策，却不明白审察时势。正值兵器收藏、天下安定的朝代，哪里还需要凶器？正值刑法施行的日子，难道可以让有罪者获得侥幸？这是废弃国家法典，想要扩充军事实力；祸患会因崇尚武力而来，弊病会因宽纵奸人而起。宽宥罪过不如谨慎行事，救济军务不如治理国家。何况王道与霸道各不相同，古今时代也有变化；管仲制造兵器，不过是权宜之举。省司的话很好，哪一句不是经久可行的道理？得失就在取舍之间，这一点可以看清。有人得到甲某长期在狱中患病，请求让他的妻子入狱侍奉；法曹不准许，他申诉说自己是三品以上的散官。监狱虽然应当谨慎守卫，但对病人也应怜悯；如果病情不能痊愈，怎么能违背诏令？甲某的罪行已经抵得上刑罚，身体被关在幽暗的拘禁之中；忧虑能够造成疾病，膏肓之上的病还没有痊愈，危急时便思念亲人。在锁链之中提出请求，处境困穷如同摇尾乞怜，心情急切地想与妻子相依；卧病或许已经十旬，既然忧虑久病不愈，且官阶是三品，理应依从让妻子侍奉的请求。请法曹依照成法办理。有人得到乙某听见牛叫，便说：“这是生下的三头牛牲，都已经被使用了。”询问后，事情果然都符合；有人说这是妖异之事，他不服。向上承受天性，向旁能够通晓万物的情状，这叫作生而知之。谁说这是行为怪异？何况形体虽然属于不同种类，心性却同样有感通之处。四只鸟分飞，听见声音便被称为有信；三头牛牲都被使用，听见牛叫怎么能算妖异？而且这符合先前的言语，显然不是左道邪术。你们只是没有讲明道理，我却有申辩的话。按照周代官制，这件事几乎可以同夷隶相提并论；详考鲁国史书，责备也没有涉及葛卢。既然兽语可以作为依据，人的言语又何必顾虑？

译有人得到丁某的母亲和乙某的妻子都成为命妇，每天早晨入朝参见；丁某的母亲说：“母亲尊贵，媳妇卑下，请让我排在媳妇之上。”乙某的妻子说：“我丈夫官位高，不应当排在下面。”不知道谁对。庄重恭敬构成德行，身居卑位就应当敬重尊位；既然已经制定区别礼仪，就不能让卑者加在贵者之上。看那母亲和妻子的品秩，应当依据各自丈夫或儿子的官位来排列；敬意将要在君主面前展开，礼仪也与家门之内不同。闺门中可以施行长幼训诫，长幼虽然相合；朝廷上却要端正名分、区别等第，怎么能没有区别？妇道虽说守顺，国家法章却不能因此改变班次。母亲的话不合礼，妻子才是合乎礼制。况且儿子官位低下，尚且想让母亲列在自己之上；丈夫官位尊崇，怎么能让妻子排在自己之下？请依照次序遵守，不要使名分出现过错。有人得到景某请求预先参加驸马的选取，主管部门纠弹说：“景某只是庶子，而且违背格令；想要治家长的罪。”景某不服。冒充婚姻、侥幸求宠，已经触犯官刑；欺骗君上而失去忠诚，也损害臣子的节操。子弟年幼卑贱而没有禁止，难道尊长就能无罪吗？正逢下嫁王姬，从旁寻求都尉，选择能够吹箫的佳偶。即使尚未获得贞正之人，也只能预先选择傅粉之郎，怎么可以滥收庶子？何况婚姻连接皇族，荣耀冠绝人伦；名分既不同于继承宗庙，礼制也难以承担公主下嫁。隐瞒庶出子孙，只担心婚事不和；贪图冒领宠荣，哪里想到自己有罪？这岂不是看似有所增加，实际反而有所损失；本想掩盖，反而更加显露？国家法典难道能放过当面欺骗的人，家长应当按首要责任治罪。有人得到甲某夜间行走，被主管官员拘捕；他申辩说：“有公事，要早些赶去朝廷。”主管官员认为犯了夜禁，不予听取。入朝有规定的时间，就应当早起；为了防止奸邪而设法禁，怎么能放纵清晨行走？即使夙夜奉公，难道可以触犯巡夜的禁令吗？甲某只想到尽力办事，却没有审察时机；刚刚击过三更，便知道夜行禁令仍然严格；九门还没有开启，确实是将要入朝却还太早。赶赴朝廷应当等到天色可辨，早起也应当等到启明星出现。既然错过了合宜时辰，随后才行动，必然是行动后又悔恨。不是巫马期那样治理政事，何必戴着星星出行？同宣子等待上朝，为什么不坐着假寐？应当遵守街道禁令，以彰明主管部门的职责。有人得到郡里举荐乙某，清高的廉使认为这是通达；介某没有固定的罪过，举荐不当。郡里说介某过去曾经通达，如今介某是当时之人而没有固定常态，乙某却有常态。退隐藏身、守持道义，自然应当销声匿迹；等待任用、救济时弊，却很难完全背离世俗。乙某出仕或退隐尚未显明，或通达或耿介也没有固定常态。如果德行达到极高而没有声誉，当然应当隐灭踪迹；既然名声已经彰显并被举荐，确实应当随时而变。只是树立清高的自身形象，却对世事凝滞不通。不要固执，也不要自以为是，为什么不遵守宣尼所说的道理，独自清醒？这确实会招来渔父的讥笑。兼济天下哪里需要完全脱离世俗？保全真性也不妨与世俗相处。应当按举荐不当治罪，使人谨慎对待没有常态的举荐。有人得到景某在私人住宅陈设钟磬；邻人告发他僭越，他说没有特殊原因就不撤下悬挂的乐器。礼器不能假借给他人，否则容易产生混乱。音乐贵在节制，事情超过限度就会有刑罚。礼制已经不同于古今，法令也禁止私家使用钟磬。景某如果只是求取装饰、满足喜悦，却不考虑由此招来的祸患，尤其是私自盗取笋簴来陈设音乐，正是由于奢侈而造成僭越。奏击金石之乐，罪名已经因声音而显明，属于冒犯尊贵者的过错，不能准许他关于撤悬乐器的申诉。然而恐怕这是皇帝赏赐给魏绛那样的待遇，与奚的僭越不同；况且也彰显了北阙的恩典，怎么会妨害南邻击鼓？这与国家禁令不同，不能据此告发私家收藏。有人得到丁氏有邑号，犯罪后应当赎罪，请求比照封爵的例子办理；主管部门不允许。申辩说：“邑号并不是因为丈夫而获得的。” 邑号用来表彰贤德，国家法典用来议定贵贱。假如不能保护自身，那么还要这种封号做什么？丁氏所受的恩典降及闺门，所犯的罪却触犯国家法宪；宠荣并非从别处得来，既然因表彰功勋贤德而获得，过错虽由自身招致，也可以免于刑戮。如果不依从宽宥的法典，那么空有封号又有什么尊贵？汉代缇萦尚且可以赎父，齐国分给石碏的封地，难道不能保护自身？应当听从丁氏请求宽赎的申辩，难以夺去她请求赎罪的权利。有人得到景某与乙某一同经商，景某多收取利润；有人讥刺他贪婪，他申辩说：“这是因为知道我的贫困。” 仁德不贪图财货，义理却有通融财物的做法。只要能够洁身自守，即使有违于知己之道，也可以这样做。景某、乙某从事囤积获利的买卖，这是何种事业？同气相求，竟然争逐锥刀般微小的利益。起初听来像小人只懂得利益，推究他们的货财；最终却看见君子用心，情意表明深厚的知己之交。事情符合过去的做法；如果贫富确实相同，自然应当兴起谦让、树立廉洁。如今两人的有无相差悬殊，本来就应当减少有余而补益不足。这是遵循义理，哪里能说是竭尽忠诚？接受粮食以增进亲情，孔氏曾用来敦厚我的道义；分出财物而使自己受损，叔牙曾说：“我贫困，不怕别人议论，正好使交情的状态显露出来。” 有人得到景某夜间越过关卡，被主管官员拘捕；他申辩说自己是在追捕犯人。设置关卡是为了辨别出入，既然谨慎守卫而不懈怠，怎么能让虚假游行的人越过？景某勤谨恭敬地任职，心怀早晚奔走效命之意，认为盗寇之事紧急，应当早作打算；却没有想到关卡会盘问察看，戒严之地不可逾越。雈蒲之事只是司败的小事，关隘防守却实在是国家的大防。仰考老子的文字，虽然知道善于闭藏；考察周公的制度，也还说不应随便征伐。责任已经由主管部门具文说明，道理上难以推说事情没有办理。为什么不接受责问，反而相信粉饰过错的话？有人得到乙某以庶出儿子冒充嫡子与丁某女儿结婚，事情败露后离异；丁某清理并归还馈赠的贺礼衣物，请求用已经交付的聘财抵偿，乙某不服。婚姻因男女相配而成立，嫡出与庶出应当区别。诉讼要根据情实考察，曲直便可以明白。要使人有所惩戒，关键在于不使弊病蔓延。乙某隐瞒庶出子弟而冒充嫡子成婚，情实属于欺诈。起初听说婚姻和合，事情于是显露；随后又见夫妻离异，既产生并非良配的嫌疑，于是又发生聘礼诉讼。双方言辞多有争执，但道理自有归宿。乙某依法负有隐瞒欺诈之罪，聘财应当没收；丁某并没有欺骗，依照实情，馈赠礼物可以追回。是非已经明确，取舍也就有了依据。有人得到乙某在田间，妻子送来的饭没有到；路上遇到父亲，告诉他饥饿，父亲便把饭送给他。乙某发怒，于是休弃妻子；妻子不服。妻子应当像坤道一样守持柔顺，这是天性；父亲则是根本的恩亲，饭食应当先送给父亲，田间的丈夫可以暂时停止用餐。妻子深切盼望给丈夫送饭，本来希望夫妻相敬如宾；父亲却情意急切，竟然很快听说是从儿子那里接受了食物。礼义上虽然有违夫妻齐等，孝道却显现在发自内心的行为中。为什么不赞赏他敬爱父亲的仁心，反而施加送饭不及时的愤怒？应当想到谁更亲近，难忘父亲最根本的恩情；不应有的行为可以考察出来，不要仿效士人三心二意的做法。犬马尚且知道奉养，难道你反而没有听闻吗？如果凤凰想要阻止飞翔，我将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唐代白居易撰写。判文，共五十道。有人得到丁某上奏说：“豪富人家蓄养奴婢超过法定数量，请根据品秩规定限额。”有人责备他越过职权议论政事，他不服。品秩各有等级，奴婢也有数量限制；如果超过等级，就会扰乱典章常法。丁某的心意在于制定规范，厌恶豪富人家超过法定数量，于是把诚意写入奏章，使富室知道禁令。将要使豪富之徒即使资产积累到数万，也不得让僮仆数量超过规定。抑制过度欲望的道理符合隋代，革除弊病的做法符合汉代；责备他议论政事，恐怕是不恰当的言辞。若说守职而越过本职思考，便是越位；但若说竭尽忠诚提出计策，就难以压制这样的好意见。楚国已经因此失误，郑国是有理由责难的。有人得到甲某任邠州刺史，正月命人修治耒耜；廉使责备他错过农时，他申诉说土地寒冷。教化有权宜变化，农事节令却不能轻易更改；如果土地的寒暖不同，农事就有早晚之别。甲某分担忧劳、履行职守，顺应当地风俗来勉励百姓。天时有常，农事应当预先确定；地气不相同，寒冷之地成熟较晚。虽然错过修治耒耜的时间，却没有违背拿草除田的时节。只是廉使为什么不明白遗留下来的风俗？即使农具已经修好，过早完成又有什么用？如果土地肥力尚未发生，急于求成又有什么意义？确实应当嘉奖他辨别地方情况，怎么可以责问他遵行古法？依据《周礼》，修治耒耜虽在季冬；但教导豳地百姓，修耒在正月也并不违背。这样的责备实在迂腐，甲某的申诉是有道理的。有人得到乙某掌管夜间宿卫，休息时在井边植树；客人到来却不加诛捕，任其往来游动，御史因此纠弹他。他申辩说：“罪过在负责守路的人。” 奸人来了却不诛捕，官吏还要有什么用？如果想要以失职治罪，必须先辨明各主管部门的责任。乙某谨慎守卫之名并没有听闻，尤其只是徒然懈怠。嘉宾到来，确实应当考虑其往来；暴客突然来到，本来应当擒获而不能放走。既然毁坏官府禁令，就是纵容公然行动。况且在事情发生之前，没有申明聚集和寄托的禁令；怠慢官职之后，又想把过错推给守路的人。确实违背统率属下的方法，应当甘受作为主帅的处罚。然而官职虽然共同办理事务，等级却可能不同，罪责不能一概同科，轻重应当区别。与其一概归于所属官吏，不如另行论处。有人得到景某作为私人客人，擅自进入馆驿，想要治罪；他申辩说：“虽然进入了，但还没有接受供给。” 传舍是尊重使车、供使者居住的地方；要供给行李，必须辨别公事和私事。这个客人游走在外，却想享用公家的食物，难道没有旅舍可住吗？应当接受普通餐食的供给；既然不是使臣，为什么还要苟求馆驿的粮食？如果放纵贪食之人，岂能容许这种滥用？这同周官所说的庐舍收容使者一样，应当是奉命之人；并不是郑氏设置驿站，哪里可以招待宾客？法令既然因自己而触犯，罪责将由谁承担？既然不应进入却擅自进入，刑罚本来难以逃脱；但已经接受供给和尚未接受供给，罪责应当有所区别。请从轻减免，或许符合定罪条文。有人得到洛水突然涨大，冲决毁坏中桥，往来交通中断。百姓申诉其弊病，河南府说：“雨水还在上涨，现在不能修桥；即使勉强施工，水一来还会冲毁。请等水势平定。”百姓又提出了异议。大水造成灾害，中桥也毁坏了，车辆和行人都无法渡过，确实给往来造成了阻碍。修建应当因地制宜，也要看时机是否适宜。面对这浩浩洪水，阻断了来往的人群，百姓都诉说河桥不通，水流壅塞而成为弊病。府中担心水患接连发生，若桥再次毁坏，必将加重劳役。如果不考虑后患，先前的功劳就会全部丧失。将要考虑救济众人，本来就应当等待时机。征召修治壅塞的文书，虽说可以在一日之内修补；但防备怀、襄一带的水灾，难道能够立刻奏效吗？七星没有可取之处，众人请求依照府中的意见办理。听说景担任将领时，敌人送给他药，景接受后喝了下去。有人责备他失去了做人臣子的节操，他不服。军中尚且要防备隐秘的情况，臣子更应当守住正道。何况掌握军中大权的要职，更应断绝与敌人私下交往的嫌疑。景奉命设置军门，遇到敌人却饮用其所送之药，若只论直率，固然可以举荐；但若论忠诚，就不可知其是否合格。况且侍奉君主在于公心，训练军队贵在守信；失去臣子的节操，你怎能自我辩明，反而使士卒疑惑？我将来还凭什么仰赖你！何况用兵只崇尚诈术，人心并不容易知晓。若只是共同饮用酒浆而无其他事情，推诚相待还可以；如果毒害流入而没有察觉，即使后悔又怎能追回？既然没有谋虑，三思之后仍不服，恐怕会涉及二次过失，不要因为喝了药便产生疑心。徒然追求陆抗的名声，尚未弄清楚就先尝药，又要陷入宣尼的教训。这样做违背军法，也难以抵偿邻国的言辞。听说丁将领驻扎在别的军营，士卒有犯错的，他常常专擅杀戮；御史上奏弹劾他，他申诉说自己曾受赐棨戟和符节以防卫。将领如果不是处在右职，没有人敢于显示威势；军队若驻扎在别营，就应当授予专断之权。丁虽然身居佐理之位，分掌军队，执掌专征的权力，如周代典制中赐弓一般；又掌握司法刑狱的权柄，如汉代仪制中受棨戟一般。既然有命令就必须执行，确实没有过失而可以诛戮，这实在是掌握军队的善政，怎么能说他违背了执掌刑狱的职责？如果是在连营中听命行事，他畏惧我而不敢专断；如今既然分掌一部，又赐给防卫之权，就不能说他违背了我的命令。应当尊重魏绛的威严，不要议论秦彭的罪过。又听说甲告老，请求立长子为继承人；长子推辞说：‘我不能，请把继承权让给我的弟弟。’有人责问他，他说：‘弟弟喜好仁德。’ 让贤虽说是仁德，废弃长子却不是顺理之举。只是听说建立善行便能使事情得到治理，哪里知道扰乱继承次序是不祥之事。甲向朝廷告老，请求立儿子为后嗣。即使在危急困难中能够自行推举，也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长幼按照伦常，只是不应苟且而已。何况想要端正他的爵位，怎么能越过次序而把弟弟排在长子之前？长子能够恭敬兄长，只能看见他以好仁为辞的请求。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为什么不听从立长子的意见？即使无忌想把家业传给弟弟，季札最终也应当放弃家室。若确实可以追问责难，就不能听任他以‘不能’为辞。听说甲休弃妻子，妻子申诉说：‘我并没有失去妇人的道德。’乙说：‘只要父母不喜欢，就可以休弃，何必一定要有过错！’ 孝敬奉养父母，有命令就必须顺从；按照礼法侍奉公婆，如果公婆不喜欢，就可以休弃。乙的父母尚在，他作为儿子年已壮，有妻子，已经具备成婚和谐相处的条件；授室的礼仪虽已完备，但妻子的品德并不柔顺贤淑，因此不合宜家之道。如果她没有违背听从的原则，为什么要因愤怒责罚她？这确实伤害了妇人的温婉，应当合理地离异。况且听说不能使母亲安心，就应当休弃她。难道一定要等到她有亏妇道，才可以抛弃吗？暂且不说空泛的言辞，考察往事：姜诗休弃妻子，大概只是因为小过失；鲍永休妻，也不是因为大的过错。明确的先例就在这里，微薄的申诉又有什么用？听说景遭逢姐姐的丧事，按礼应当除服却没有除服，有人非难他。他说：‘我兄弟很少，不忍心除服。’ 丧礼虽然可以像宁戚那样深情，但礼制应当节制悲哀，使不足的向有余的看齐，必须努力达到礼制的要求而自我节制。景深爱亲属，感情超过了礼制规定的期限，发出了兄长早逝的感叹，情意确实集中在兄弟亲爱之中。等到服姐姐的丧服，服期将满却不忍除去，虽然心志崇尚敦厚和睦，但事情已经超越了典章礼制。何况礼仪贵在适中，哀痛不在外表显露，应当抑制感情而顺应变化，哪里需要这样做呢？如果在礼制方面有所逾越，过度同样不如不足，请遵守仲尼的教训，不要执着于季路的言辞。听说丁陷入贼人之中，庭守住道义而不肯出仕。贼帅逼迫他，他回答说：‘尧舜在上，下面还有巢父、许由。’于是获免。有关部门想表彰他的节操，大理寺却坚持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