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司勲集卷三十四

译《三吴水利图考序》从前大禹治服洪水，疏通九州，修筑九泽的堤防，于是华夏安定，功业施及夏、商、周三代。从这以后，荥阳向下引水，宋、郑、陈、蔡、曹、卫以及汝水、泗水便在楚地设防；向西通往汉川、云梦一带，向东通往鸿沟、江、淮之间。齐国疏导淄水、济水，蜀地开凿一条江水通向吴地，于是三江、五湖都可以行舟，余水用来灌溉田地，百姓享受它的利益，水利之说便兴起了。司马迁在《河渠书》中著论，班固在沟洫方面加以推广，于是水利之书形成了。郑国开始开渠，秦国因此富足；宣房宫还没有堵塞，汉朝便已经支撑不住了。这就是水利得失的大概。吴地本来有具区，水流从江河涌入，开通沟渠吞纳江水，使汉水从大荒之中流出，行经东方极远之地，水泽没有比它更大的。至于土地黑壤映照着原野，田间小路环绕城郭，灌注水流便使贫瘠的土地获得丰收；堵塞水道便使肥沃的土地枯萎、谷粒不成。海陵的粮储，是天下府库所仰赖供给的。元嘉年间开始兴建苎溪水利，大业年间兴办京口水利，大概是因为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治水的关键在于引导水流使其顺势而行，所以说‘三江已经流入，震泽于是平定’，就是这个道理。何况扬州境内土地泥泞，容易淤积；田地等级属于下下等，难以承受水流冲刷。再加上暴雨造成灾害，水势高涨直达天际，牛马都无法分辨，百姓岂不就要成为鱼了吗？甲辰年，侍御史新昌沃州吕公，正逢圣明长久的运数，处在安宁的朝廷，奉轻车简从前来巡视，远怀澄清天下的志向而感慨。他刚刚整肃官吏法度，便急忙访求百姓的疾苦，于是谏议大夫上疏，分条列举五项便利之策，斟酌采用贾让的高明主张，竭尽三方面的考虑，保存郏生以往的鉴戒。上合皇帝的心意，下与群臣的谋划相协调，诏书答复说‘可以’，所说的全都施行；百姓不以劳苦为怨，主管官员也都谨慎尽职。由于巡抚大臣突然升迁，工程虽未能全部完成，但恩惠也已经普遍施及了。其间又考察往代文献，综合核实旧日传闻，搜集桑氏的水利经书，详考《周官》的制度，远则追溯韩牧，近则取法谢琛。当时文太史氏很擅长地图，能在笔端穷究河流源头，把一轴地图收摄于掌握之中。草稿还没有完成，便因任期届满而离任了。地图放在郡斋，书稿保存于私人箱箧。到了己未年，太守阳曲王公奉命到任，留心民政，周遍巡视田间道路，劝勉督促农桑生产；每每想到白公遗留下的叹息和召父的美誉，便因看到了这幅图，于是购买全套图书，校订后刊刻，并嘱托我作序。这部编书共包括总图一幅，郡图四幅，州图一幅，县图十八幅；水道二千二百九十余条，岸堤一处，堰十座，坝二十五座，闸三十一座，各项都附有考证说明。凡是奏疏和防御水利的两项工程，共计一篇，以及各位贤者的论述、名臣的奏记，也都采录附在书后。缺少嘉兴、湖州，是因为那不是管辖之地，骢马还来不及停驻。夏代的史书记载大禹治水，而篇名叫“贡”，是因为重视国家的根本。等到吕公总领西台宪务、督理南方粮储时，今天能够成就赋税供给的便利，全都是从前治水成功的功劳。如果能像心算一样预先规划，治理国家大概就有凭据了吧？治理水利一定要亲自遍历山川，不是凭空从门窗之间想象就能测知的。以大禹那样的神明才智，尚且不能免于亲自践履草木、考察地势，大概是因为地有高低，土有肥瘠，水流有缓急，水脉有浅深，形势有曲直远近；如果不咨询民情、相度地势，力量又从哪里施展呢？其次没有比智慧更重要的；所谓智慧，也不过是遵循大禹的旧法罢了。我曾登上姑苏，远望五湖，到宣歙寻找水源，沿苕水、荆溪追溯水流归宿，才知道水由五堰百渎向东汇入三江，又转折流向大海。白茆七鸦尤其是关键所在。大体说来，水停滞就会造成灾害，流动就会带来利益；疏泄就不会停滞，蓄积就不会枯竭，疏浚就能长流；然后灌溉才适宜，漕运才便利。消除诽谤的人从防止河流决口取譬，保养身体的人则从经络运行中获得警察。合看单子的著述，大概已经思考过半了。我朝像夏忠靖公这样已经得到验证的功绩，以及吴李遵的功劳，尤其卓著。汉代延年说：‘治理河流必须按图书考察地形，使水工按照高低地势施工。即使桑田沧海有所变迁，而水流归于大海的终点却始终相同。’这部书实在是千年都可以遵循的典范，功业与言论同样不朽。《守令懿范叙》《礼记》说：儒者与当代人共同居处，却要考察古代人的言行。这是泛泛地说，人应当取法古人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左传》说：不熟习如何做官，就去观察已经办成的事情。这专门说官吏应当取法古人来治理政务。古人已经逝去，但他们的良法美意，都完整地记载在典籍中，古人的典范仍然保存着；这不就是已经办成的事情吗？自从司马迁撰写《循吏列传》以来，像孙叔敖、子产这一类人，都奉行职守、遵循事理，以正道教化百姓、禁止奸邪。西汉以来，天下蒸蒸日上，逐渐趋于治理。像吴公、文翁，谨慎修身，率先垂范，居官廉洁公平，不靠严刑便能教化百姓；可是却只称许董仲舒、萧望之、尹翁归三人为儒者，认为他们用经术来润饰吏治，难道是因为颍川、顾氏等人反而不如他们吗？又另外设置“儒林”一科，难道只是因为他们遵守功令、诵读讲说《诗》《书》，用礼乐修饰文章，却没有通达政务，于是使秦人怀疑儒者对国家没有益处，使官吏将要成为法家一流吗？这是多么错误啊！吴郡太守广平蔡公，敦厚而崇尚儒者的行为，以圣贤之心寻求帝王之治。他到吴郡任职，兴办学校，表彰孝悌，劝勉督促农桑，教养并繁殖牲畜，疏通渠道、扩大灌溉，销毁兵器、平息盗贼，崇尚节俭、去除奢侈，大体上取法西汉遗留下来的制度。至于他的明断和精识，根本在于信义笃诚；他又推崇宋代儒者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并且确实亲自践行。所以他消除灾害、抵御祸患，感动上天、感通神灵；这些蕴藏在内便是仁心，施行于外便是仁政，纯正深厚的儒家治理，几乎没有一丝虚假。假如我朝遵循汉代的办法，征召那些受到表彰的二千石官员，任命他们为三公，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便是采用了这条道路。其间我选取古代守令的政绩，其中明显值得效法的，从周末一直到宋代末年，共有若干人；采集他们的大略，分成《儒牧》《循牧》两编，总名为《守令懿范》，想与为官者共同阅读，这也是伯玉的用心。循吏的政绩并不违背道，把他们称为儒者也可以；儒者的政绩如果不是出于循理，盼望他们治理天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循吏如邓攸，靠携带粮食来供养自己，清介之中却失于适中；李离伏剑以维护法令，刚强之中又伤于矫饰。这是急于求功、追逐名声之人的过失，而儒牧大概可以免除这种弊病。汉朝反过来纠正秦朝的弊政，与百姓休养生息；相国萧何、曹参以宽厚清静作为天下的表率，延续到文帝、景帝，终于移风易俗，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汉武帝对外排斥四夷，对内多所制作，百姓开始凋敝困苦，国家也空虚耗损了。孝宣帝从民间兴起，知道民间事务的艰难，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想与他们共同治理，于是良吏特别兴盛。

译如今皇上长期居于潜邸，深知民间事务，继承世宗的帝位，仍然像汉宣帝继承前代事业一样。即位之初便诏令天下减少服饰车舆的用度，节省财物开支，裁减冗员，减少工程，拒绝进贡，慎重选任守令，惠爱养育百姓；宰相府也兼有萧何、曹参的遗风。现在正是崇尚儒术的时候，这部书应当像崔寔的《政论》一样放在案头，作为楷模法式；稍加变通，学习它的精神而不拘泥于它的形式，这样才善于治理。由此能够舍弃筏子、忘掉鱼具，才算达到治理的神妙境界。蔡公曾把它拿给我看，我冒昧地加以表扬和批评；他每次都虚心接受，又命我撰写序文，于是附记这些话。《钤山堂诗选序》游览赤水的渡口，所见无非珍珠，但夜光珠和明月，唯独能照耀人的眼睛；登上荆山的山脚，所见无非美玉，但苕华、垂棘，唯独能震撼人的心魂。越国允常的冶炼场中没有钝剑，而湛卢、盘郢五把剑都以锋利著称；周穆王的马厩里没有普通马，而奔霄、绝地等八骏独擅雄姿。事物确实如此，文章也应当如此。所以孔子删定《诗经》，把一切芜杂累赘之辞都删去；梁昭明太子选编《文选》，特意采录精华。因此，一个时代数得出的人没有几个，一个人传世的篇章也没有几篇。像崔颢《黄鹤楼》的诗，李白看了便搁下笔；王湾《北固山》的作品，张说把它高悬题榜以示表彰。即使只有“微云淡”“河汉疏”这样的句子，或“雨滴梧桐”这样的两语，也已经使诸公赞叹佩服。至于杜甫“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的诗句，尚未读完一篇，便立刻因感伤时事而更加悲痛。由此看来，美难道在于数量多吗？作品的流传难道不是由于珍爱它吗？诗歌作为教化，沿承于西汉、东汉，在六朝衰靡，到唐代诗歌的极盛之境才彰显出来。宋、元以后格调降低，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明朝兴起后，作者们以正始为声调之宗，以开元为格调之祖，逐渐浸润到孝武帝朝。像崆峒李氏、大复何氏、昌谷徐氏，文采斐然地振兴了词林，而海内也渐渐受到影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枚〕 然而有见识的人评论这三部诗集，没有不批评何氏、李氏作品繁多，而取昌谷徐氏作品精炼的。师相介溪严公，生来具有秀美奇异的才华，早年就通晓《诗经》四始，广泛综览轩辕时代的典籍，深刻契合《诗经》六义。至于他为避喧嚣而退居玉署，栖息钤山，穷尽心力研习而不知疲倦，诗文之业也因此更加精进。早晨在家园编缀文章，晚上在京城车马间流传。至于他任官于燕、吴，及任职郢、粤时所作的诗文，真足以追踪曹植、刘桢，超越沈佺期、宋之问了。后来升任礼部官职，礼仪文书堆积满案；确实升入政府，政务又繁多积压。虽然有时只是略加思考，往往信口吟成，但灵感来自天性，动辄合于大雅。即使展开诗卷诵读，仰望其中如山高的诗篇，假使把它们放入古代名家的集中，谁还能指认说这是今人的诗呢？我俞汸一向游学于公的门下，幸蒙他的奖掖诱导。辛亥年春天，我免职后到吏部谒见选官之人，当时严公寄居无逸的直庐，招我到宫禁之中参与末席，畅谈一整天，欢喜欣赏得忘了年齿之别。于是严公拿出全集，嘱托我加以详细校核。唉，我俞汸浅陋短才，哪里敢在屠夫面前谈论分割，又怎敢在鲁班门前代替人斧削？不过是借谦逊来掩饰自己的冒昧，仿佛把听见和看见的事托付给聋人、盲人罢了。严公如此盛大的德行，反而因此更增光彩。严命不可违背，我便竭尽才力从事校订。在辅佐刺史的闲暇中，我把这部华美的文集反复读了三遍。起初只觉得文采缤纷，处处充盈，没有一篇可以舍弃。后来玩味了较长时间，心中沉醉于深奥的旨趣。于是依据王司马的话加以推寻，从中选取清冲深远、闲适幽远、明净润泽、婉转洁雅的作品，占十分之八九。又依据唐太宰的话加以推寻，于是选取通达而和谐、淡泊而平正的作品，占十分之六七。又依据刘司防的话加以推寻，于是选取声音流美、气度雍容、文采光明的作品，占十分之三四。总共得到若干首诗，分类编排，刻成若干卷。这些诗好比价值连城的径寸之珠，时常共同被视为珍宝；又好比太阿名剑和天马，世间很少有这样的宝物。我的才华愧不如任昉，却冒昧地因为文章书札而得到知遇；见识又比不上殷璠，却妄自以管窥之见来效法其品评。对此我负罪惶恐，于是拜了两拜，为这部集子作序。《盛明百家诗集》。锡山俞君岳总领编纂我朝的诗歌，上起洪武，下至嘉靖，在这二百年间，从宗室、宰相府第直到隐士、闺中贤淑，以及僧侣、道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收得若干首诗，编刻为四十九帙，题名为《盛明百家诗》。至于高廷礼的《品汇》、计敏夫的《纪事》，只是没有标立正始诸大家的名目，以及记述作者的源流罢了。每一集各自写一篇小序，记载作者的籍贯和履历，并不是像殷璠、仲武那样排定高下。俞君从开始出仕直到辞官还山，几乎三十年后这部书才完成，还想着继续搜购增补。他用心也真是辛劳而周密。我的兄弟也冒昧列名其中，曾赠诗给他说：“惭愧没有河岳般的文采，却还能够承累殷璠。”这是私下把自己比作冉有、曾参。诗歌自《诗经》三百篇以下，各代都有作者；汉、魏距离古代还不远，仍有诗人的遗风。晋、宋以后，齐、梁的诗歌华丽了，陈、隋则流于靡弱。唐代以诗赋取士，诗教盛行；然而声音的道理既与政治相通，文章的兴衰又关系到时代气运，政治有盛衰，气运有醇厚和驳杂，诗歌也随之发生变化。当时的君主都重视学习而且能写文章，楚襄王赞美宋玉的辞赋，汉武帝仰慕司马相如的作品，曹氏父子、萧氏诸君，也都是由此而成为一代文才的。气运改变了六代，唐代历经三宗；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就跟从什么，这也造成了诗风的兴起。何况前有宰相房玄龄、魏征，后有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他们都是文艺苑囿中的英才。明朝初年仍沿袭宋、元的习气，诗歌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新安程氏编纂的《文衡》，也只收录乐府，意旨未免太微薄了。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杰在浙东崛起，宋濂、王祎两位学士倡导他们，就像车轮从无到有，又像在水上增加冰层；贞观、永徽年间的诗风，大概已经在这里萌芽。弘治、正德年间，何景明、李梦阳二位俊才竭力挽救衰颓的文风，使它恢复古雅；长沙李文正公又诱导奖掖群才，在朝廷上铺陈文采。世宗即位之初，己丑年以后，文运更加昌盛，海内作者济济相继而来，各自展示华采、振发才秀。江右的相公也殷勤奖掖人才，开元、天宝的盛况，大概可以在这里重现。庚戌年以后，诗风又接近大历，防止逐渐流于元和。岭南的分类选本、蜀郡的诗歌选录，繁简虽各有不同，但删取编选都不恰当；这部编纂才算完备。其他藏在私人书箱、收藏于名山、尚未流传的作品，数量还多出这里数倍；但总的来说，也不可能远远超出集中所收。我朝的诗歌，我所作的《新语》以及《昌谷谈艺》《元美巵言》，略微表示了取舍，彼此又互相诋毁评论。大体上说，体格取法汉、魏，声调以唐代三期为准；没有完全相合的地方，只是由于寄托兴致不同、性情禀赋有异、才情顿然不一致罢了。读者如果由相似之处进一步探求差异，由盛大之时想到衰败之日，那么所思考的道理就已经过半了。此后宾客馆舍变成废墟，甚至改作马厩、婢女居室，人们厌恶听闻诗书，把它指为雕虫小技。这样一来，即使有人因进言而获罪，哪怕像供奉李白流放夜郎、襄阳孟浩然终身困于韦素，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俞君岳当时为防止诽谤而遭贬，终于被弃置，却仍不忘最初的爱好，真可以说是深深懂得诗歌了。佛教徒嗜好佛法，即使遭遇八难，一念始终在菩提；楚国郢人怀抱璞玉，即使被砍去双足，仍然三次献玉，以证明它是宝物。这部诗集难道只是果断地自信而已，并且能使群玉般的诗篇得到彰明吗？它足以彰显国家的盛盛，流传后世而不朽，还有什么可回避的呢？

译《文选双字类要后序》。《易经》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序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文章与时代的意义，真是重大啊！随着时代更替，从伏羲、神农到黄帝，文字和契刻相继创制，时代逐渐孕育发展，典籍也日益彰明。至于金玉般的三坟、笙簧般的五典，何况还有保存完好的姬周典籍，以及孔子删定而成的精美文章。玄妙的风教逐渐传播，美丽的辞藻更加繁茂。家家都能称诵，人们都崇尚含蓄有文采。无不沿袭前人的事业而增添华美，因循情感而趋向绮丽。自炎帝、黄帝以来，文风以此时最为盛大。于是梁储讲论文章、选辑群言；唐代采集博闻，广泛阐释其中的旨趣。然而文章如泛舟沧海，极少有人认识它的边际；钟磬杂然陈列，也没有人能分辨宫商。到了宋代学士苏易简，删削繁芜，采摘精粹，分门分类，珠联璧合。言辞汇成数千条，总编为三卷，题名为《文选》。其中双字类要，纷然具备各种美好之处。若只比较类属和意义，汉代的俊语未必精工；若只在篇章中钩取辞藻，左氏的奇文反而会显得低劣。因此，探求精义的人沿着洪流追寻源头，停止雕饰辞藻的人则吸取兰草芬芳而吐出秀美文辞。希望能够错综整理这些文章，不只是为小说作鼓吹而已。有人说，雕琢美玉般的文章，会留下怀抱璞玉却未被发现的遗憾；刻削杞梓般的木材，会被讥笑为没有成材。唉！一寸的圭、一尺的璧，都足以称为宝物。织锦裁裂成绣，为什么要忧虑它过于华美呢？这本来只是玩弄器物之人的曲解，并不是忘掉捕鱼工具之后通向大道的渡口。大体衡量其中的得失，懂得这个道理就已经完成一半了。柱史、莆阳姚君虞，具有俊逸不凡的气概，擅长宏阔丰赡的才华。他的声名光耀于两京，持节巡行于三楚；骢马所到之处，每每驾临，便披览缥缃书卷。插笔办公之余，也不废弃辞章。正当海内作者如疾风般纷纷兴起，云集于此，各自想着追述大雅、赶上前代英才之时，刚健的文风由此远播，而源头正从这里开始。于是选择品行清正、政绩良好的作品，交给刻书工匠付梓，姑且以此副选部之职，并用来辅助《诗经》的传统。它本来就是《韶》乐的原始正声，是典籍传承的正印。至于引申发挥，就有待后来的人了。《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五。钦定《四库全书》。《皇甫司勋集》卷三十六。明代皇甫汸撰写。序集。《陈约之集序》。嘉靖庚子年，我的朋友陈约之以宪职在梁地督学，正要在淇水之上去世，灵柩运回越中。当时太史唐应德因为上书措辞失当而被免官，祠郎熊叔抑因为供职时违逆上意而获罪。这两个人不远数千里，带着浸过酒的白绵进入甬地，望着灵帐流泪，在白色的居室中抚慰幼孤，又到名山搜集遗稿，然后才相互告别离去。我当时正在守丧，没能跟随前往，曾写诗寄给他们，表达悲痛。不久，唐应德删定他的著述，编成若干卷，于是请荆令某刻板刊行，并把作序之事嘱托给我。他又说：“从前先贤任彦升曾借助沈约的声望，你难道独独没有这个意思吗？”我不能推辞，于是写道：圣王彰显德行，志士以名节殉身，所以神龙昂首，幽深的云气蒸腾成祥，寒蝉开始鸣叫，清凉的风也开始凛冽。当他们生逢利于进取、适逢掌管教化、处在崇尚文章的朝代，又遇到同时代的明主时，凡是通晓经术的士人、缀辑辞章的文士，谁不是铺陈精华、敷演文采，以成就国家的光华？己丑年，天子怀有思贤若渴、虚席以待的愿望，宰相也有开阁延贤的风度，于是他们束带讲艺，整饰衣冠而体味道义，彼此契合如埙篪合奏，言辞芬芳如兰芷，文采斐然，号称得到人才，海内也因此趋向他们。枚乘、东方朔、司马相如、司马迁相继进用于汉廷，陈琳、刘桢、应玚、徐干一同升用于魏室，难道只是坐而议论就值得夸耀吗？在那个时候，侍从官登台唱歌，家家都追慕大雅；士人从游赋颂，户户都兴起新的声调。一个字用得精妙，听到奇警之处便侧耳倾听；片言用得巧妙，看到文采繁丽便心中跃动。京城的纸价因之飞涨，箫谱也逐渐流传到宫禁之中。像陈约之这样的人，年纪正当终童的年龄，才华可比贾生；雕琢的文章绮丽交合，藻饰的文思纷然展开，回顾当时英才并立，他尤其是文苑中的杰出人物。然而人的好恶容易改变，盛衰反复无常；稍有不及之处，便形成被嫉妒的嫌隙，终于造成长沙之役，前往任职后，竟不能容身于金马门而沉沦。陈约之于是稍稍收敛锋芒，最终接受法度约束，但仍然把情兴寄托于山川，在岁月中抒发愤懑，奔波于四方，借羁旅生活宣泄情怀，著述反而更加精工，怎么能说身在外地就没有奇作呢？转眼之间，还不到十多年，先前彼此契合如埙篪的朋友，已遥远得如参星、商星；言辞芬芳如兰芷的友谊，也折断而成为浮萍、枯梗。陈约之最终长逝，化为异物；南皮的良友聚会只留下悲怆的遗迹，北海的零落又令人伤心，大概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考察诵读他的遗稿，早年如铸成初唐四杰，晚年如熔铸开元、天宝间的张说、张九龄；风骨可追及陆机，才华可仰企谢灵运；绮丽胜过游宴之作，充实足比入洛诸赋；在泛舟湘水的作品中意趣隽永，在吴、越、瓯、闽之间的作品中内容完备。他留下的这些文章确实可以流传而不朽，和那些湮没无闻的人不同了。可惜深沉的思虑被繁杂的官府文牍扰乱，迅疾的翅膀在险阻的道路上折断，雄伟的才华因短促的光阴而受阻，光荣的名声也与内心的志愿相违。假使上天让他长寿，使他在凤凰池任职，直到太阳神未曾收去光辉，并借给他年岁让他完成所能达到的成就，难道会只是今天这样吗？这就是命运深奥难测之处，也是萧统、刘勰所以相互议论，董狐、史官所以共同悲叹的原因。唐应德，你应当能够理解我的话吧？于是撰写此序，并把诗附在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