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洲集卷三 宋 吴儆 撰政议
然长令之为私，其害之及于民者虽大而易防；豪民之为横，其害之及于民者虽众而易服，以其自顾惜之心犹重于胥吏也。胥吏者，终身于其间，而其为智也精，不爱于其身，而其为恶也果，故其害于民也甚深而难去。古之为医者，以其所甚毒而去其所甚病，以其所甚恶而制其所甚毒者，盖有之矣。小人之为恶，其势足以相济，而其力亦足以相胜。欲去黠吏之为奸，莫若假豪民之权；欲去豪民之为横，莫若隂求其主名而黙识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借豪民以去黠吏，抑豪民以养平民，而一邑之权伸矣。虽然，豪民、黠吏既已摧伏，而为长令者乃始纵横放肆，惟所欲为，而民之病益甚。然则宜奈何？曰：威不可暴，惠不欲防，察其狡狯、贪墨而敢为不法者，小惩而大戒之；其庸懦而无能、循谨而寡过者，分其权以诿其佐，易其难而优其礼，使之无失于其名，而无憾于见夺，甚至于不。可已者，则亦有不得巳焉，而无恤乎恩怨？如此，而后三者之害去矣。三者去，而后斯民乃始得以安其安，而利其利。为政之要，宜无先于此者矣。黠吏所谓借豪民以去黠吏者，致其自争而吾不与之争也。夫黠吏之为奸，常起于上无所畏，而下无所忌，为之长者，其道不可以与之争，非不可与之争，不能与之争也。盖小人之情，穷其变诈而使之不能为奸者难，隂有以制其心，使之不敢有所肆者，差可为也。今夫州县之间，狱讼之纷纭，赋财之交错，旁出径入，支离反覆，其变为无穷，而其端不可考。彼之为奸者，皆习焉而精其术，而为之长，或未尝更事也。以未尝更事之寡，而御习奸之众，虽以臯陶之明，▯羊之计，未必能得其情而无失也。古之明者，雍容无为，不役耳目，而黠吏之为奸，常有所顾忌而不敢发者，操其要而坐制之，未尝与之争也。盖权利之在人，必有争之者，争而不巳，则其势有所不便，而其力有所不给，扼其不便之势，而治其不给之力，此楚王之所以毙熊，而秦人之所以挠六国也。且豪民之所以能为豪者，必先有以制州县之吏，州县之吏惟其所制，而后迫胁平民，惟其所欲。故黠吏者，豪民之所必攻，而豪民者，黠吏之所深忌也。豪民之于黠吏，生长于其乡，而习知其人，交结于其徒，而默伺其短，其动静之纎悉，欺蔽之隐微，为豪民者，日夜搜求采访，而借之以为刼质之具。惟其有以相持，是以两无所争，惟其两无所争，是以相为形势，而各得其欲。为之上者，苟于安静，而不知其相济以害民，相倚以生事之为患也。何者，豪民黠吏，其势足以相胜，而其利莫大于相安，故此二人者不可不使之争也。二人者相与交争而不巳，则其罪无所隠，而其奸不得肆，罪无所隐奸不得肆，然后平民得以安居无事，而为之上者可以雍容无为而坐制之矣。豪民书曰「强弗友刚克」，又曰「沉潜刚克」。夫刚以制强，圣人之所不能易也。而必贵于沉潜者，何也？夫威之在天下，不可以人人而加之，必将人人而加之，则威玩而不肃，势竭而不行，足以致怨，而不足以为畏。是以圣人养之以卑晦，时出而用之，以示其所可畏也。鹰隼之击，必敛其翼；虎豹之搏，必匿其形。天下之所可畏，莫大乎不可测也。使虎豹之勇，跳梁于郊原；鹰隼之鸷，终日翺翔而不知止，则鹿豕狐兔得以为计，而无所忌矣。古之君子，罚一人而千万人惧者，惟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是以威之而不暴，畏之而不怨，凛然常若有所临，而不敢自肆也。今夫豪民之为横，其多散于闾里，而其害徧于平民。世之有志者，未尝不欲举其类而尽去之，而皆不得其所以去之之术，是以深者罪及于无辜，察者过失于生事，狂妄而不审者，反以致怨而取败。上之人患其为害于民，而官之不能制也，则使之籍其好讼而数犯法者，重罪而迁徙之。其法非不善也，而未闻有以是罪而丽于是法者。夫小人之为奸，其类何可以尽去，而其为罪亦何可以籍按也？彼之武断于其乡者，株连蔓结，非一日之故，而其为横也，目指气使，隂挤而阳善之，未尝以身自名于官也。夫惟其类不可以尽去，而其罪不可以籍按，故曰「去豪民之为横，莫若隂求主名而黙识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也」。古之为兵者，莫神于用谍，莫易于用声。盖非谍则无以得其情，而临之以声，所以使之自服也。天下之无威，莫大乎可料；而威之所加，莫患乎轻发。小人之有罪者，可开其恐惧自爱之心，而不可使之不自安也。隂求其主名而黙识之，则威之所加不可逆料，而亦未尝轻发。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则为恶者有所惧，而亦不至于不自安。何者？彼犹自爱其身，几全其名，以恐惧于其上也。所谓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天下之所甚惧，而不敢自肆者，此也。
译然而县令营私，祸害百姓虽然大，却容易防范；豪民横行，祸害百姓虽然多，却容易制服，因为他们顾惜自身的心还比胥吏更重。胥吏终身处在这些事务之中，他们的智术精熟，不爱惜自身，而作恶又果断，所以对百姓的祸害极深而难以除去。古代行医的人，用毒性最大的药来除去最严重的疾病，用最令人厌恶的办法来制伏毒性最大的东西，大概确有这样的情况。小人作恶时，他们的势力足以彼此助长，力量也足以相互制胜。要除去狡吏作奸，不如借用豪民的权力；要除去豪民横行，不如暗中查访其为首者并默默记下，等待他犯法时从重处置。借豪民之力除去狡吏，抑制豪民以养护平民，那么一个县的权力就伸张开来了。虽然如此，豪民、狡吏既已被摧折制服，而县令便开始放纵横行，任意妄为，百姓的困苦反而更加严重。既然这样，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威势不可滥用，恩惠也不应受到阻塞；察看那些狡猾、贪污而敢于违法的人，小小惩罚以作大警戒；对于庸懦无能、循规谨慎而少有过错的人，就分割他的权力交给他的属官，替他减轻难处而优厚礼遇，使他名分上没有损失，也不因权力被夺而有所遗憾，甚至使他达到不再有所怨恨的程度。对于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也有不得不做的时候，难道还顾虑什么恩怨吗？这样以后，三方面的祸害才会除去。三方面除去以后，百姓才开始能够安享自己的安定，享受自己的利益。治理政务的关键，大概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狡黠的官吏 所谓借豪民的力量除去狡吏，就是促使他们自己相互争斗，而我不参与同他们争斗。狡吏作奸，常常起因于上面没有可畏惧的，下面没有所忌惮的。作为他们的长官，按道理不是不能同他们争，而是没有能力同他们争。小人的心思，穷尽他们的欺诈变化而使他们不能作奸，很难做到；暗中设置办法来制约他们的心，使他们不敢放纵自己，才勉强可以做到。如今州县之间，诉讼纷乱，赋税财物交错，旁出旁入，支离反复，变化无穷，而事情的端绪又无法考察。那些作奸的人都熟悉这些事务，精通其中的手段；而作为长官的人，有时从未经历过这些事务。以一个从未办过事务的人那点经验，驾驭一群惯于作奸的人，即使有皋陶的明察、弘羊的谋略，也未必能掌握实情而不出差错。古代明智的人，安然从容，无须劳烦耳目，而狡吏作奸常有顾忌、不敢发作，是因为掌握了关键便可以坐在那里制伏他们，从未同他们正面争斗。大凡权力和利益在某人手中，必定会有与之争夺的人；争夺不止，双方的形势就会有所不便，力量也会有所不足。扼制其不便的形势，治理其不足的力量，这就是楚王杀死熊而秦人使六国受挫的原因。而且豪民之所以能够成为豪强，必定先有办法控制州县官吏；州县官吏任凭他们控制以后，他们才压迫平民，任意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狡吏是豪民必定要攻击的对象，豪民也是狡吏深深忌惮的人。豪民同狡吏处在同一乡里，长久相处，熟知其为人；又同其党徒交结，暗中窥伺他们的短处。狡吏的一举一动、细微末节，以及隐秘的欺骗蒙蔽，豪民日夜搜求访察，把这些作为劫持、要挟的工具。正因为他们有可以相互牵制的地方，所以双方都不争斗；正因为双方都不争斗，所以彼此制造声势，各自得到想要的东西。上位者只求安静无事，却不知道他们相互助长、共同害民，相互依倚、共同生事的祸患。为什么呢？豪民和狡吏的势力足以相互制胜，而他们的利益却以相安无事为最大，所以不能不使这两个人相互争斗。两人相互争斗而不停止，他们的罪行就无法隐藏，奸恶也不能放肆；罪行无从隐藏、奸恶不能放肆以后，平民才能安居无事，而作为上位者的人也可以从容无为，坐在那里制伏他们。豪民 《书》说：“强者不能与人相友，就用刚强制服他。”又说：“沉静深藏而后以刚强制服他。”用刚强来制伏强者，是圣人也不能改变的原则。但为什么一定看重沉静深藏呢？天下的威势，不可以对每一个人都施加；如果一定对每个人都施加，威势就会被轻视而不庄严，势力就会耗尽而不能施行，只足以招来怨恨，却不足以使人畏惧。因此圣人用卑下隐晦来蓄养威势，适时施用它，以显示其可畏之处。鹰隼攻击时，必定收敛翅膀；虎豹搏击时，必定隐藏形迹。天下可畏的事情，没有比不可预测更大的。假使虎豹的勇猛在郊野跳跃逞强，鹰隼的凶猛整天飞翔而不知停止，那么鹿、猪、狐、兔就可以想办法对付它们，也就没有什么忌惮了。古代君子，惩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害怕，只是因为出乎他们意料，震慑他们来不及防备之处；所以施加威势却不暴虐，使人畏惧却不怨恨，令人凛然常像有威严临近，而不敢自行放纵。如今豪民横行，多数散布在乡里之间，祸害遍及平民。世上有志之士，没有不想把这一类人全部除去的，但都没有找到除去他们的方法；因此深究的人罪及无辜，明察的人反而失误而造成事端，狂妄而不审慎的人则反而招致怨恨、遭到失败。上位者忧虑他们危害百姓，而官府又不能制服他们，于是就让官府登记那些好打官司、屡次犯法的人，判处重罪并迁徙他们。这种法律并不是不好，但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这种罪行而真正被依法处置。小人作奸，他们这一类人怎么可能全部除去？他们的罪行又怎么可能全部登记、查办？那些在乡里武断横行的人，株连蔓延，并非一天形成；他们横行时，往往眼神指使、颐指气使，暗中排挤而表面装作友善，从来不亲自以姓名向官府显露。正因为他们这一类人不能全部除去，罪行也不能全部登记查办，所以说：“要除去豪民的横行，不如暗中查访为首者的姓名并默默记下，等待他犯法时从重依法处置。”古代用兵的办法，没有比使用间谍更神妙的，也没有比使用声势更简易的。没有间谍就无法了解实情；用声势压迫他们，是为了使他们自行屈服。天下没有威势，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被预料；而施加威势，最忌讳的是轻易发动。对于有罪的小人，可以开启他们恐惧、自我爱惜的心，却不能使他们完全不得安宁。暗中查明其为首者的姓名并默默记下，那么威势将施加在何时、何处便不可预测，同时也不曾轻易发动；等到他们犯法时从重依法处置，作恶的人便有所畏惧，却不至于完全不得安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爱惜自身，想要保全自己的名声，所以对上面的威势感到恐惧。所谓出乎他们意料，震慑在他们来不及防备之处，使天下人极为畏惧而不敢自行放纵，说的就是这个。
宰相论房杜人惟不用于人而后能用人，不制于人而后能制人。何者？有能而可见，不若不可见之为全。举事而情得，不若无心而事之所不能加，甚矣。能之不可隠，而情之不可掩也。马之致逺，牛之引重，孔翠之羽，虎豹之皮，其能巳见于人，虽欲不为人用，不可得也。养虎者不以生物予之，养鹰者饥之，牧羊者去其败羣，视其后者而鞭之，其情一见于外，虽欲不受制于人，不可得也。是故得者失之基也，誉者咎之门也，荣者辱之本也。祸固多藏于所忽，而怨常集于荣名。故曰：皓皓者易污，嶤嶤者难全。古之君子，去才与智而退托于无能之地，辞功与名而自处于不争之域，然后能用人而制之，以其才全而天机深也。唐史臣称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逊其直，英衞善兵而房杜济以文。夫兵危道也，谏难言也，以英衞之智，王魏之辩，蹈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甚难，终身为人用而不自觉。彼房杜者，黙不见其所为，而坐收天下之功，则房杜之所以用天下而制之者，有英衞、王魏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身名俱荣，而独出于诸公之右也。姚宋古之君子，因天下之变而用其权，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为善，而可以为不善。何者？权近于邪，正邻于固。人之常情，每过于用其所长，而流于所偏。于是而不善用之，固以败矣。汉髙帝谓王陵少戆，陈平可以佐之。陈平智有余，难以独任，不以安刘之功许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徳裕，皆一代之伟人。然僧孺迹渉于邪，而徳裕亦以刚介取败。盖偏于所长而不善用之，其敝固至此也。唐史臣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于应变，诚所长矣，而推其所为，近于挟数用术以欺其君。至其临大节、断大疑，毅然有不可挠者，此其所以为善也。不然，则忽坏梁而建东幸之计，与李林甫违农时而献西还之策，何以异也？璟之于守文，亦诚所长矣，而推其所为，近于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至其礼法自将，而奸人不得以行其计；论列利害，而闻者不以为忤；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此其所以为善也。不然，斥宫掖之献，而触奸臣之锋，与周子谅、韦月将之徒同被诛殛，而何补于天下？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体，贵于通，而不贵于所长。若二子者，可谓善用其所长者矣。
竹洲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竹洲集巻四 宋 吴儆 撰表启
代贺隆兴改元表代天理物，当重熈累洽之期，班朔改元，得示大正本之义。宏基有俶，寳厯载新。中贺恭惟皇帝陛下，天日凝姿，圣神秉徳，重华协帝，洽万国之欢心，立子生商，膺千龄之景运。方且讲修庶政，只燕孙谋，増光祖宗之功，恢复文武之境。泰元授防，朔复朔以无期，一徳享天，新又新而不已。臣欣逢盛旦，邈在逺藩，三朝受四海之图，莫预骏奔之列。一劄奉十行之诏，惟深欣戴之私。
译论宰相 房玄龄、杜如晦 人只有不被别人任用，之后才能任用别人；不受别人控制，之后才能控制别人。为什么呢？有才能而显露出来，不如不显露才能更为周全；做事而使内情被人了解，不如无所用心而使事情无法加害于自己。这说明才能难以隐藏，内情也难以掩盖。马能够到达远方，牛能够牵引重物，孔雀、翠鸟的羽毛，虎豹的皮毛，它们的能力已经显露给人看了，即使想不被人利用，也不可能。养虎的人不给它活物，养鹰的人让它挨饿，牧羊的人除去败坏羊群的羊，看到落在后面的羊就鞭打它们；他们的心思一旦表露在外，即使想不受别人控制，也不可能。因此，有所得是失去的根基，得到声誉是招致灾祸的门径，获得荣宠是受辱的根本。祸患本来多藏在所忽视之处，怨恨也常常聚集在显赫的声名之下。所以说：洁白明亮的东西容易被污染，高峻突出的东西难以保全。古代君子，舍弃才智，退居到无能的位置；推辞功劳和声名，把自己处在不与人争的境地，然后才能任用、控制别人，因为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才能而使内在机谋深沉。唐代史臣称说，唐太宗平定祸乱，房玄龄、杜如晦不谈功劳；王珪、魏征善于进谏，房玄龄、杜如晦却谦让他们的直言；李靖、李勣善于用兵，房玄龄、杜如晦便用文治来辅助他们。用兵是危险的道路，进谏是艰难的言语；凭李靖、李勣的才智，王珪、魏征的辩才，他们涉足天下最危险的境地，触犯天下最艰难的事情，终身被人利用，却自己没有觉察。房玄龄、杜如晦默默无闻，看不出他们做了什么，却坐享天下的功劳；那么房玄龄、杜如晦之所以能够驾驭天下、控制天下的地方，就是李靖、李勣、王珪、魏征所不能了解的。这就是他们自身和声名都荣耀，并且独自超过诸公的原因。姚崇、宋璟 古代君子，依据天下的变化而运用权宜之术，顺应天下的常道而守住正道。他们的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为什么呢？权宜之术接近邪僻，守正又邻近固执。人的常情，常常过分使用自己的长处，流于偏颇。这样如果不能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当然就会失败。汉高帝说王陵年轻而愚直，陈平可以辅佐他。陈平智谋有余，却难以独自任用，汉高帝并没有把安定刘氏天下的功劳许给他。唐朝宰相牛僧孺、李德裕，都是一代伟人；然而牛僧孺的行迹涉于邪僻，李德裕也因刚强耿介而遭到失败。这是偏重自己的长处而不能善加运用，弊病本来就会达到这种地步。唐代史臣称说，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的事务；宋璟善于守成守法，以维持天下的正道。姚崇在应变方面，确实是他的长处；但推究他的作为，近于倚仗权术、运用计谋来欺骗君主。至于面对大节、裁断重大疑难时，却毅然不可动摇，这就是他之所以为善的地方。否则，他忽然破坏梁王而谋划东幸，又违背李林甫错过农时而提出西还的策略，与此有什么不同？宋璟在守法守常方面，也确实是他的长处；但推究他的作为，近于狷介急躁，不能有一天安处于朝廷之上。至于他以礼法自持，使奸人不能施行计谋；论列利害，使听到的人不认为忤逆；在进退之间从容得体、令人观赏，这就是他之所以为善的地方。否则，斥责后宫妃嫔的进献，触犯奸臣的锋芒，同周子谅、韦月将之类一起被诛杀，对天下又有什么补益？孟子说：“伯夷心胸狭窄，柳下惠不恭敬。狭窄和不恭敬，君子不采取。”宰相的体要贵在通达，而不贵在只发挥某一方面的长处。像姚崇、宋璟二人，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了。《竹洲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竹洲集》卷四 宋吴儆撰 表、启 代拟庆贺隆兴改元表 上天代替万物运行治理，正逢重熙累洽的时期；颁行历法、改换年号，可以显示大大端正根本的意义。宏大的基业开始创立，宝贵的历运又焕然一新。臣恭敬地庆贺：皇帝陛下仪态如天日凝聚，秉持圣明神妙的德性，像重华那样协和帝位，使万国都欢心；像立子生商那样承受千年的盛大运气。如今正讲求整治各项政务，专心安排子孙的谋略，增光祖宗的功业，恢复文武之境。泰元接受天命，朔日复为朔日而无穷尽；以纯一的德性享有上天，年年更新而不停止。臣有幸遇到这盛大的日子，却远在边藩，三朝接受四海图籍，不能列入快马奔赴朝廷的行列。只奉到一纸十行诏书，内心深深怀有欣喜拥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