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目录卷之一

译臣答：臣听说，帝王继承帝位而实现中兴，有沿袭旧制的法章，用来安定朝廷和民间的事业、统一人们的志向；也有采取新制的办法，用来振作内外事务、取得功效。所谓旧制是什么？就是圣神先王流传下来、精密严整的制度，没有一种需求不作完备，也没有一项举措不灵验。上面有必须遵循的法典刑制，下面就有可以询问的老成之臣，不能凭个人意愿妄加更改。所谓新制是什么？就是根据圣神先王所开创、参互错综而制定的适宜措施，没有一项命令不施行，也没有一种禁令不起作用。上面有必须核实的名分和实际，下面就有可以改变的意气，不能因循旧习而苟且。人的意念产生于一时，但一时的意念不能仓促地称为创新，所以其中必定有考察旧制、因旧而更加更新的道理；这就是今日重新显现的威仪。并不是执守“不改变百姓、不改变风俗”的说法，任由旧习经过累世形成，把累世的习惯安然视作旧制；因此，其中必定有反过来更新旧制、却恰好合于旧制的道理，这就是本朝自有的制度。也不是执着于“祖宗不足以取法、人言不足以畏惧”的说法，便以此作为重新开始。自古帝王用来折服群英、限制偏党的办法，违逆时便有挽回流势、使之必然向上的权力；鼓舞万物，使它们都归于正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顺应时势时，便有如从高处倾倒水势、自然向下推进的力量。贤才即使原来不在朝班，也可以用礼聘之礼旁及山林；人与官职不相浮滥，官职与事务不相隔碍。遵循这条道路，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是难事。得到君主的真正任用实在难得，得到臣子的辅佐难道就难吗？千古难逢的时机，正在今天。恭敬地想，我皇帝陛下精研微妙、执守中道，以明智圣哲作为准则，早晚勤勉而深沉安密，感化人心，使日月和平。将要鼓舞万物，使之盛大；安定宫廷中的奇异邪气，使四种罪人都服从。权柄掌握着天下春生之机，把大汗之令发布于中外，使五福因此彰显。地上蛰伏的生气振奋，图书按时环列于左右，实际上是用来严肃约束心志、处理事务的规矩。把一世之事掌握于手中，远远想到东南百姓的纺织劳作，同时并不忘记玩弄人、玩弄物的告诫。把亿兆百姓护持在怀中，清明之德存于自身，各项政事都归于正当。满朝已经唱起《天保》的颂歌，上天从上面默默降福，驐彝伦攸叙，天下共同庆幸《洪范》所说的皇极之福。即使竭尽古今盛事，也未必能全部发扬无遗，陛下却仍然排斥已经安定、已经治理的议论，思考万事都能办成、万举都能恰当的筹策。于是召臣等到朝廷，在近前赐予我们陈说的机会，使我们能够议论天下之事，以承担任用贤能、谋求治理这一重大任务。考察我们这些从蓬门荜户前来的微贱臣子，臣私下想到，古今有时出现忠臣孝子，读到前代典籍而感叹千载难逢的盛事，却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浅陋小生、卑微儒者也能遇到今天。生在今日而且亲身在一天之内遇到这样的盛世，若叩问却没有回响，臣便有愧于金石；若只是抄袭雷同的说法，按道义又不忍说出。即使不能完全切合圣意，也斗胆竭尽愚见。臣谨按《诗》《书》中记载歌咏的话来看，虞、周之间，上下无不尽力设置官职，专心致志地任用贤能，因此能够光明地承载事业、辅佐政务，使一切和谐而盛大。只是官职未必需要很多人，关键在于贤能；有十人百人，就远胜过千人万人。若想使官职得到贤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官职，那么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能志趣不同而共同辅佐盛业。这样，何必担心有才而没有官职供其施展？只要着意考虑民间遗落的贤才，这样又何必担心职位很多却没有人充任？只要时刻想到人才难求。有人说：上古事务简略，所以怀襄治理水患、封疆划界都很周密；汉、唐以后，哪里曾稍微比得上那样的盛大？如果真如这话，那么末世的人才反而应当远远超过三代了。有人又说：远古元气深厚，淳厚之气既然日益稀薄，稀薄之后又日益消散，前贤不再出现，久而久之就应当变成鬼魅。若一定执着这种说法，那么洪荒开辟以来的事业，都不属于圣神的力量了。拨乱反正的人才，历代都不缺；防止邪恶、保存诚心的道理，实在是圣人的功业。他们的君主都不只是谋求一日的苟安，而是存有天下万世的长远胸怀；所以他们的臣子也都忘却追求富贵利达的心思，而想着把万里百姓托付的责任承担起来。夔、龙、伯夷、益等人，从未把九州岛划分开来，各自只承担官职和牧民的责任；大夫、卿士也从未受一千八百国的限制，来平均朝廷中的官班。人心不在乡国之间争论盛衰，大才也不因朝夕之间的荣枯而改变志向。治理达到的隆盛，在今天最为显著。臣于是反复思量，才得到这些浅陋的议论，以为天下有大势，贵在认识大势并审察先后；事物有流弊，应当察看流弊并权衡轻重。艰苦经营、增殖财物，大多把心力用在具体事务上，却应当把臣民改作为一切事务的枢纽。裁治烦琐、处理复杂事务，无不因人才而深深叹息，更应知道人心是人才的根本。张罗设网，使万类各尽其用，而官职各有制度；每经过一代便鉴察弊端，便以为已经尽善。汉、唐的盛世虽都有值得记载之处，却不能真正荡涤旧弊、成就完备的法制。奋发任用贤能，以整饬各种事务，而人人各怀私心；每经历一世而长久安定，便逐渐滋生玩忽之心。即使虞、周以后并非没有可供鉴戒的地方，也不能勇于突破世俗成例。伟大的太祖高皇帝，承揽八方的大业，统一六合而建立光明广大的居所。当时那些文经武纬的贤臣，取得整饬军队、治理财赋的成效，又是何等众多！一经寻求便能得到；至于设置官职，使轻重大小彼此维系，从而能够同时达到任用贤能、整治奸邪的目的，又有哪件事不能办成呢？君臣之道，尊卑相配如天地，都是以覆盖和承载万物为心。任用人的道理，譬如使用器物；这是说可用的材料尚且不能混杂安置。圣人的训诫多么伟大：在内使人才含藏光辉，在各种职位中脱颖而出；对朝廷以外的人施行教化，使六幽之地归心，万灵仰慕德化。列祖代代相承，因此世世都有宏大的基业；即使偶尔有小人出来败坏事情，也总有伟大卓异之臣适时建立功勋节操。到了陛下承继先王谋略、彰显功业的时代，也正是由剥卦转入复卦的时机。即使弯曲的木材，不需多日便可揉直；即使金石，也不超过一个月便可熔销。人情理应重新显现变化，一月可以见效，一年可以改变，三年可以教化，五年可以安定。即使是大圣，也需要时间；尚且有这些可以说的，臣又怎敢隐讳？臣私下观察近来，东西南北的警报同时传来，钱粮、诉讼、刑狱，天下都十分繁重；外有飞驰的檄文，内有接连的簿书，事务已经够辛劳了。粮草不绝，士卒战马却仍然空虚；屯田、盐业长期凋敝，公私都已竭尽，甚至卖掉虎冠，又出售铜衿，财力已经匮乏了。诚如圣上所问，这些确实值得忧虑；但依臣愚见，关键却不在这里。

译臣来自田间，看到一些情形：向豪强百姓征收田赋，没有不是加到十五成的；向富室借贷取息，大多都要加倍偿还；在田垄旁督促农民，如果没有田畯追讨课额，蓬门中只听见胥吏催逼的声音。更严重的是，那些结伙聚众、盗掘坟墓的首领，实在不全是由于饥寒才出来的。臣进入都门，又看到一些情形：奔走拜谒、报答谢恩的礼节日益增加，长安的驿骑因而疲惫，传递文书也空耗；纵情饮酒的欢乐徒劳，厨宰操办宴饮，甚至有人安卧在床，与妻妾相对；至于出入议论时政，半数是为了恩怨。推究这些原因，那些琐碎积压、搁置不办的事情，反而不全是由于人们愚钝无能。大概学校教育在前面没有得到修明，选拔升迁的道路在后面又发生乖舛；除两科以外，很少有人不行贿而得到官职；经过两科之后，也很少有能够治理旧业的人。难道天下没有人才吗？是有了人才，却被岔路牵制，被洪流荡失；人才不能为国家所用，于是人心受到蛀蚀。难道官员没有心志吗？是有了心志，却被逼入荆棘，又被以毒酒相劝；心志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才干也竭尽了。终日读圣贤之书，却不知道所学究竟是什么；一旦享受君父的俸禄，又不认识这种恩德从何而来。朝廷若不推辞卑贱的差事，所想要的便唾手可得，得到之后还要借此成名；军旅之事若不回避艰难、不畏惧危险，便甩臂而行，行动还要博取声誉。出了过错便归咎自己，实际上却违背法纪，强行说服别人自己无罪；有了功劳便称颂君主，没有真诚节操却敢把上天的功劳贪作自己的力量。这些大多是近来的沿袭习惯，不能保证如今已经全部革除；凡事都趋于轻薄，没有人肯趋于厚重。丝织物薄就容易破裂，墙垣薄就容易坍塌，甜酒薄就容易败坏，器物薄就容易毁坏。人们常说忠厚可贵；愿陛下以厚重教化群臣，使他们以厚重成就忠诚。凡事都趋于轻浮，没有人肯趋于慎重。獐鹿奔走，比麒麟轻浮；燕子飞翔，比凤凰轻浮；青蛙跳跃，比灵龟轻浮；蛇腾跃，比神龙轻浮。人们常说廉洁可贵；愿陛下以廉洁教化群臣，使他们以廉洁成就慎重。磨砺世道、启发庸钝的工具，既不要让天下人认为必定可以得到，也不要让天下人认为绝对不可能得到；凡是竭尽情意、耗尽心志来求得一项机会的人，无不把心思用在军国大事上。洗心革面的权力，既不要向天下人打开一条可以逃免的门，也不要关闭一条绝不可能逃免的门；凡是屏息敛迹、侥幸求得免罪的人，关键在于不把心思藏在自身和家室之中，而应当彼此观摩、互相向善，这样就不会有责怪他人、仿效他人的举动。有私心必然失败，于是便没有值得谋取私利的时机。法纪完全明白，官员在朝廷和谐，官员才可说都相当于百名将领了。百姓完全安定，民间和谐，百姓才可说都相当于万名士庶了。四方若有败乱，就像圣人折断马鞭一样加以整治；至于所说的四种祸患，哪里值得长久劳烦圣上的忧虑呢？臣还要说：陛下自登极以来，万物庆幸圣人兴起，眼前所见似乎处处都是祥瑞。至于听到敌寇而不惊慌，究竟依靠什么？只是依靠一个人。天下全都只依靠一个人，这一个人实在不能使自己毫无所依靠；天下全都只依靠一个人，这一个人也不能再有别的依靠。学问不必追求博杂，只求达到正道；正道不必追求奇异，只求明白。要像庖丁目中看到牛的全体结构，才能解开各种事理；要能隔着墙看见人，才能荡涤症结。因此，上下君臣一天之内百般奋战，虽说这是衰世的言论，但即便有三千名士，也仍然不能说是眼前的事情。只有陛下静心鉴察时势，顺着天意施行神妙教化，那么朝廷便歌咏“康哉”，田野便呼喊“幸甚”。五帝难道只能有六位吗？三王难道只能有四位吗？学说必须确立，却不可空疏而不落实；这不是微臣敢于欺罔的话。若言辞虽拙而有益于实用，唯愿陛下加以采择。臣是草野愚臣，不知避讳，冒犯天威，战栗惶恐、惭惧失措到了极点。臣谨答。◆《馆课》◆ 《生知安行论》《心存无尽性之理论》《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论》《政在养民论》《积贮天下之大命论》《大器犹规矩准绳论》孔子称赞伯夷、叔齐，却没有提到伊尹、太公。孟子也曾极力称道他们，谈到百世师表时，唯独推重伯夷、柳下惠，却没有提到伊尹。这其中的旨意是什么？《举边才足兵饷议》《救荒弭盗议》《澹泊宁静解》《比九五泰九二说》《玉堂读书》《恭遇圣驾郊祀》《御河春水》《赋得我爱夏日长》《大捷志喜》《金台行》《赋得拊髀思颇牧》《梦赉良弼》《桑昂儿歌》《生知安行论》【馆课】

译道德之所以难以言说，在于它处在人与天的交界处；通达天道以后，才能保存人道。这是一定不变的真实道理，并不是高出世俗、断绝尘俗的议论。如今人的能力有什么达不到的呢？圣人凭借它治理天下，是说天下必定要通过我来治理；他所依靠的只是人身中的天性。时势迁移，事情变化，众类聚合、群体分化，治乱正邪到了难以端详的地步；但推究其根本，终究有不可改变的地方，那就是不能与天争夺。若充实人的力量而能够达到天性，也不过在于成为无所不能达到的人罢了；不能达到天性的人，就只是外物。由此可知，知与行这两件事，是圣人之道凭借以永远存于天地之间的根本。天下人的知和行，并不都是生知安行。一个人即使知道某事，仔细观察圣人而追究其来源，也不能完全做到生知安行，更何况想把天下人一概而论呢？即使如此，圣人并不常常出现；若认为这条道必须由圣人来知、来行，其他人都不能参与，那也就罢了。若不是这样，就应当考察天下而选取人才；舍弃那些不求知、不求行的人，置之不论。至于有心求知求行的人，不一定能够生知安行，但最终没有不能归于生知安行的。不能生知、不能安行的人，直接说他们不知不行，也可以了。不只是这样。所谓不求知、不求行的人，他们终日奔忙经营；如果不拿某一种固定标准去衡量他们，而稍微考察他们行为的出处，就会发现他们也未尝不是终日有所知、有所行。就他们所知而言，没有什么不是生知；就他们所行而言，没有什么不是安行。如今求知求行，反而不如这些人，那么又凭什么从自己本来具有的东西中取出知行，用来主持人伦万物而有余呢？圣人出现，以为可以凭此治理天下，说天下必定通过我来治理，就体现在这里；这就是所谓的天。天只有一个，通达道以后难道会有五个天吗？通达德以后难道会有三个天吗？这是天的确定性。只是通达道，自然不能不表现为五种差别；通达德，自然不能不表现为三种层次，这又是天的无穷变化。天所以能生，正因为能生，所以也能学习、能困顿；天所以能安，正因为能安，所以也能获利、能勉强奋进。不是它所生的，不是它所安的，即使竭尽天下人的智力，也哪里能使它稍有困顿、使它片刻勉强呢？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道理，是圣人创立的；天下人不以为可疑，施行起来也没有人认为不恰当。不能说圣人借此使天下人困顿，强迫他们服从自己。凡是使天下人困顿、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事情，有的连一天也不能维持，更何况万世呢？所以说，圣人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这不是主观臆想。必须了解天下人的情感，明白其中的道义，通达他们的忧患。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其情感、明白其道义、通达其忧患呢？因为不愿意使他们困顿，也不愿意强迫他们服从，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即使暂时使他们困顿，也会使他们困顿之后获得生存；即使暂时强迫他们，也会使他们强迫之后得到安定。所以，学习、获利、困顿、勉励，都是暂时的，是圣人与天下人共同经历、不得已而为之的。生知安行才是永恒的常道，是万物归依的地方。当一个人还没有知、还没有行时，与那些已经知、已经行的人相比，只是处于生知安行的境地；与那些能够知、能够行的人相比，只是处于学习、获利的境地；当自己求知求行却仿佛不能得到时，也不过处于困顿勉励的境地。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常常说到这一点：“这是不断积累义理所产生的。”又说：“自己有所体会得到它，就能安然地守住它。”有人听到一点便能知道两点，聪慧领悟超过常人，但有时反而被认为不如愚钝者，因为这不是由自身生出的。有的人不实行夸耀、攻讦、怨恨、贪欲，筋力超过常人，有时却被认为达到了仁，这其实是不了解仁，因为这不是自身所安处的。如今所谓的天，不过是许多昭昭明显的仁智集合；百姓没有谁不各自具有自己的天性，而我却自觉惭愧，认为它还不是完整广大，于是反而不能由天性自然生发；不能生发却去学习，学习便伴随着困顿；于是反而不能安处，不能安处却去求利，求利便伴随着勉强。早晚谋划，急迫得像寻找失散的孩子、忧虑君父一样：一方面因为我不幸，不能像仁智的百姓那样各自任用自己的天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已经有许多不能生发、不能安处的意念，于是反观自己，又有不容许自己丝毫不能生发、丝毫不能安处的责任。把这看作自己无知而加以责难；那些不了解的人，从外表看也似乎惶惶不安，以为你多事，难道能够停止吗？《易》说：“不习，无不利。”蘇子《传》说：“经过学习然后获得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就只止于所学习的范围。”天下没有人不厌恶困难而趋向容易；没有必定达到生知安行的志向，自然也不会肯下困顿勉励的功夫。论说知行的人接连出现，没有不认为道就在这里的。能够让百姓照着做，却不能让百姓明白，这只是百姓，难道是士人吗？唉！君子也只是遵循正道而行罢了，真正懂得德性的人太少了。《心存无尽性之理论》

译真正懂得“性”的人，实在很少。懂得性，那么对于求学问道，大概就有了入门之处。由此观察古今圣贤的学说，有相同有不同，有赞同有否定，都能完全明白它们所指的意义，洞彻通达而没有一点疑惑。古代圣贤立言，都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为什么不得已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幸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而天下人却没有谁能了解这一点。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明白，而上天又没有使道绝灭，应该也有一两个英明灵秀的人能够参与其中。若不能遇到这样的人，我又从哪里向他们说明呢？所以不得不寄托于书籍。寄托于书籍之后，才借用名号、树立文字，曲折地畅达自己的意思。后来兴起的人，不自量才智深浅、器识大小，随着各自的见解，便在名词字面之间辗转争辩分析。他们的言论有达到的，也有未达到的；听的人有迷惑的，也有不迷惑的。不迷惑的人没有几个，因迷惑而自误，彼此相随，进入断港荒径而不能自返的人，到处都是。儒者的学说，没有比心性更重要的。然而横渠却说“心存无尽性之理”，这岂不是好像把心和性截然看成两种东西吗？如果真是两种东西，就应当取人来仔细观察，反身自我考察，应当把它们分析清楚。如此的是心，如此的是性。如今耳朵在这里看、眼睛在这里听，究竟想把什么作为心，把什么作为性呢？即使认为这里荒忽难以指示，天下那些聪明、沉静、机巧的人应当一定能明白，而我认为绝无这样的道理。一个人罢了，虽然可以把他区分、细分为千百个方面，但使万物具有灵性、使人成为人的根本，绝不可能截然分成两个领域。即使认为今天众人所运用的只是心，通达圣神境界之后才显现性，那么今天的众人岂不是竟然可以说没有性吗？况且，圣神也不是一天之间就能达到的；在尚未知道自己已经达到、却还没有立即达到的时候，这同一个东西有多少成分是心，又有多少成分是性呢？如今既认为这种说法讲不通，又认为心性不是两种东西；既然不是两种东西，横渠的说法又将错了。况且古代把它们分为二而论说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只说横渠呢？唉，这是名词迷惑人的地方！孔子之所以想要无言，庖羲氏之所以画卦象，也正在这里。《易》是逆推天道的，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所以圣学有退而没有进；退，就是逆推。世上的学者发动思虑、发出言论，没有不处在六十四卦之中；他们还把它推到最精微处，以为自己已经安然处于太极境界。却不知道自己进入六十四卦之中已经很久了，终身都处在六十四卦之中，最终却连一画也没有得到，是因为不知道逆推的缘故。如今圣贤为什么要向人谈性呢？纲纪人伦、安排万物，没有不精密的，凭这些已经足以教导天下了；却一定还要向人谈性，这是逆推到了极点。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真正能够参与此道的人确实很少。千万人中未必能见到一个，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一次逆推，尚未有一画之中的分别；六十四卦有一天灿然显现在眼前，任意取用，并且不得不拿来教导天下人共同使用，于是对人说：“这就是性。”世间说“生就是性”，天下万世因为这话出自告子，便不认为正确，却不知道这并不是告子独有的说法。《易》说“有太极，是生两仪”，以下各处的“生”字，都是在说性。告子只知道有生，却不知道有成，因此被孟子驳倒。从这里生出，也从这里成就，所以说：“诚，是天的道，是万物的终始。”《易》也说：“成就万物的，就是性。”关于性的学说，大略都具备在这里了。人出生以后，没有谁不是每日追逐生存，却没有谁能反过来追溯自己从哪里产生；不知道产生自己的根源是无穷的，而生命却有限，因此奔向死亡一天比一天更快。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圣人想使天下获得生存却无从下手，所以教人反过来追溯自己由何而生，以便自我成就，不至于等到死亡。树木有根，水流有源，正因为它们能够不断生生不息。有的给它另立名称，把它说成奇妙之物，却不把它看作受外物支配的物。有的给它立“神”的名称，各种名称和形状不能一一说尽，而“神”这个字，是《易》中所说最□的概念。周子说：“只有运动而没有静止，只有静止而没有运动，是物；动中有不动，静中有不静，是神。”动中有不动、静中有不静，并不是完全不动、不静。由此谈论人与人之间相互显现、隐藏的情形，无非是物与神罢了。孟子只是把人所达到的境界推到极致；圣人的境界不可知，才称为神。神也是性的名称。继承天道的叫善；那种令人喜爱的境界叫善，这与神为什么又像相隔如此遥远呢？因为要经过好几个层次才到达。 《书》说：“圣人若没有念头，就会成为狂人；狂人能够有念头，就会成为圣人。”大概一定要推到极致来论说：普通人并非没有神，圣人也尚且不能没有物；必须真正达到无物的境界，才称为神。这就是穷尽性所能达到的极致。因此，开始时是进入神妙境界，最终是穷尽神妙境界。所以我说，天下所谈的学问，不过就是性罢了。性就是神，除此之外全都是物。物存在而神隐伏，这就是张子所说的“心也是物”。张子曾说：“认识形象的是心，保存形象的心也只是形象罢了，难道可以把它叫作心吗？”所以学习者最大的忧患，只是不懂得性。懂得性，就能使万物显出妙理而不受物的拘限，没有一物不是性。若除此之外再无可容纳之处，而他的心又不是这样，那么连他所谓的神也成了物，又哪里还足以谈什么心呢？所以说，名词会迷惑人。名词不必追问，关键在于认识圣人的大旨：教天下人逆向追溯而不只是顺从，忘却自己从哪里产生，就像臣子对于君父一样罢了。天下人都知道顺从，却不知道逆向追溯，所以慈爱亲人的一脉道理盛行于人间，而反过来孝敬自己父母的人却很少。爵禄授予臣下的事情，没有一天停止，但竭尽忠诚侍奉君上的人却寥寥无几。每天凭借这种性情包容万物，却从来不反过来想一想，终日惶惶不安，自以为还远远不够，这也就是没有君父的极端表现了。却还喋喋不休地说：“这就是性命之学”，把它拱手让给方外之士。唉！学术衰败了，天下人便不懂性命；性命之学从旁杂然出现，天下于是也没有忠孝了。天下人受生已经很久了，我也想端正人心，难道人心可以不存吗？《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论》【馆课】

译没有对天下万世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就不能与他深谈天下之事。因此，他从来不去思虑，认为思虑了也未必能成功；从来不去作为，认为作为了也可能难以完成。唉！天地虽然广大，本来却不能把人怎么样。天地生育人，又把心给予人；心本来就是用来思虑、作为的。所以真正对天下万世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必定不会听任命运由天地决定，而会认为天下之事取决于人自身。天地生育人并把心给予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心去思虑、去作为。君子认为，宇宙之中应当做的事情其实没有多少，哪里需要让全天下人都用心思虑、用心作为呢？一定要让全天下人都用心思虑、用心作为，这是混乱的征兆。天下有能够思虑的人，既然能够思虑，就没有人敢不尽其思虑；有能够作为的人，既然能够作为，就没有人敢不尽其作为。这样，思虑也未必会留下遗谋，作为也未必会留下余力；起身察看天下，就没有不能获得的事情，没有不能成就的功业。只用一半人的心力，就可以收取全部的事功，难道是依靠异于常人的任用吗？可是古今圣贤常常怀有许多才能，不能施展到极致，郁郁不得志而老死；大概能够做到的是人，不可做到的是天。所谓天是什么？不是天，也就是人。所谓人，不是众人之人，而是一个人之人。所以说：“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明白这个道理，这一个人是天下思虑的开始，就不得不穷尽自己的思虑；这一个人是天下作为的开始，就不得不竭尽自己的作为。又要明白，这一个人以不亲自思虑的方式来思虑天下，以不亲自作为的方式来作为天下之始。天下人用自己的智力为这一个人思虑，用自己的力量替这一个人作为，之后便没有空闲把智力分散、错误地用在私人思虑和私人作为上，从而开启天下混乱的苗头。天下万邦虽然广大，却都替这一个人思虑、替这一个人作为，没有留下计策，这就是万事必能获得、必能成功的道理。以一个人的思虑牵引众人的思虑，以一个人的作为促成众人的作为，那么这一个人便可以使天下安定、功业完成，同时仍然从容自若而有余力。这个人哪里曾把自己看成一个人、把万邦看成万邦呢？他静下心思虑时，看到天下虽有万邦，但各种情势曲折，没有不如同在掌指之上一样灿然明白；他行动作为时，不下命令众人也跟从，不发言众人也明白，也没有不如臂使指一般听从、如呼吸般响应的。这就是元良的极致。所谓元良，从来没有把万邦看成万邦，而只是看成一个人；用一个人来运转万邦，难道真的很困难吗？用一个人来运转一个人，就像取来、携带一样容易，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天下万邦多难时，人们没有不说值得忧虑的，但有见识的人却未必如此；天下无事时，人们没有不欢笑庆贺的，但有见识的人又未必如此。若说：“这有什么值得忧虑或欢喜的呢？”大丈夫所关心的，只在这一个人。得到这一个人，我对于万邦还有什么忧虑？失去这一个人，我对于万邦又还有什么可说？上天怀抱万邦，就一定为万邦生出贤才；同时又为这一个人生出辅佐之人。生出一两个人来成就这一个人，既然已经生成；属于这一个人的一两个辅佐者，又从其中产生。这样从今以后，天下之事确实就在人的作为上了。如此还要等待上天，等待上天又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伊尹对于太甲，竟然把自身置于诛灭的危险之地。所谓事情过去之后再谈起来还会令人心悸的事，伊尹却安然实行了。难道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一个人如果不幸不能成为元良，即使自己长期处在这个位置上，也实在无法对万邦有所作为吗？与其处在这里却对万邦无可奈何，难道死去反而更好吗？不如为此冒险，或许能使他醒悟。唉！古代君子的心中，只是有一念使万邦归于正固，这种念头无法解除罢了。连死生都不回避，宠爱利益又哪里值得一提呢？而且不只是这样，等到君主这一生结束，直到千秋万岁以后，难道还有什么不可预知的事吗？凡事都不敢推给上天，而一定竭尽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因此古代保傅太子的制度极其完备。甚至从太子还是婴儿时起，教育就已经施行了。教育施行在婴儿时期，难道不是太急了吗？但古人认为不可不预先准备，不可不及早施行。恐怕太子涉世太深，元良的本性渐渐改变，想使它复归本真就会一天比一天困难，所以仿佛连早晚都不能等待，更何况以后呢？又何况后来已经取得天下、掌握天下，只凭天生的聪明睿智自行思虑、自行作为，而前后左右竟然没有一件可以依靠的事吗？唉！为什么把一个人的元良看得如此重要呢？这并不是急躁。真正有使万邦归于正固的心，就一定会在培养元良一人方面竭尽力量。元良之道，即使□亶者，也不能坐等其自行进步，也不能因为有了最初的成效便认为可以依靠。像殷宗初即位时和唐明皇晚年那样的情形，难道可以不深思熟虑，预先为未必发生的变化感到寒心吗？《政在养民论》【馆课】

译治理政事如果不以三代以上的制度为法，最终都不过是苟且之道罢了。难道因为三代以后，就竟然完全不能治理政事了吗？古代圣王建立政事的本意，以及施行政事的要领，原本没有什么幽深难见、难以理解的地方，只是后世大多以急于求功、贪图利益的心态，背离其本意而施行，有时甚至丧失了它的根本旨趣。他们认为，只要贵人制定命令，贱民奉命执行，天下幸而能够暂时无事，不至于像鼎中沸腾、糜烂不堪而无法救治，就算足以完成为人君上的责任了。至于使下民富厚、使居处安定之类的话，根本不屑一问。至于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治理，便说：‘这是我的罪过。’仿佛圣贤只是说些夸大的话，说出来也未必能够实行。唉！为什么古人竟这样愚钝，而今天聪明敏捷、练达世故的人却如此之多呢？人心一旦丧失，就再也不能恢复；那些考察古代、鉴照今日，自命为见识深远的人，大概也很少知道心中应当挂念百姓了。至于更次一等的人，连‘政事在于养民’这一点也不必说了；这就是为政的大旨。做到这样才是善政，做不到这样就是害民之政。这是从古至今用来衡量事情的准绳，无论时势安危，都没有不以此为准的。如今百姓似乎也昏昧无知，然而他们确实是天地间最为尊贵的存在。说到耕作和纺织，百物都由此产生；说到勤劳用力，王公大人也要依靠他们、役使他们。没有百姓，即使天地神灵，也不能降下粮食、涌出丝帛。而从后世的君王、公卿直到大夫、师长，即使神圣英武，也终究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威令。这也是天下最明显的道理。然而近世风俗多半漫不经心，不把它放在心上；他们认为，三代以后，除了秦、隋时期的民变之外，大抵内有外戚宦官，外有夷狄，中间有军队，却不知道这几种祸患都是以百姓为起点，又以百姓为终点的。人们把这些看作祸害，却认为百姓与此无关。况且百姓又能做什么呢？愚笨的人只管务农，机巧的人只管做工，狡黠的人只管经商，有文才的人抬头便去求取官职俸禄。那些豪强而好卖弄机智的人，近处就聚集在山泽之间，远处就奔走于胡地、越地；否则也就在文书上下之间作奸犯科、钻营取利。所谓舍血之虫，没有谁不能各凭自己的力量求取饮食，不需要别人养活；而那些乘车戴冠的人，活泼自得，却看不见他们有一天能给我们增加些什么，我们又何必求他们呢？唉！他们怎么这样不明察啊！天下只要没有事情，人们就能悠闲地议论，幸而可以慢慢审察利害所在；即使大力施行，也不必一定显现赫赫功绩。万一发生意外，而我们以坚强的根本来承受它，既不会遭受大败，天下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便可以把积蓄拿出来灌溉、养活百姓，难道不胜过想要养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吗？听任这样下去，日子还过得去吗？最上等的道理，是养民，却尚且没有人听从。至于我们的百姓又能怎样呢？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当然不知道祸患是怎样来的；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之所以只是用眼睛看着百姓，却特别觉得他们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是因为我一面养民、一面观察形势；在当日的急务中，确实有比养民更紧急的事情，所以还没有时间从事养民，只能把它看成小事。从前君王治理天下，天下的田地、房屋、沟渠、田界，以及壮年、老年、弱者，没有不详细计数、周遍了解的，全都胸有成竹，因而加以经营规划，爱护百姓不亚于治理自己的家人。那时没有生死难测的忧患，也没有特别贫穷或特别富有的百姓彼此炫耀而扰乱人心，更没有安于一隅或处于危境的地方四处奔走，以耗尽国家费用。这是法制兴盛时的情形。法制虽已兴盛而不能恢复，未必一定要再谈它的具体法令，但为什么连它的精神也不效法呢？井田制绝不可能在土地上实际划分，为什么不在户籍上划分，却偏偏只在土地上划分呢？结果土地被暴官污吏划分，又因此被强宗豪右侵夺。兵农合一也绝不能实行，为什么不让人耕种了，却还宽宥他们？既不作战，却看着人游手好闲、靠国家供养，又看着人坐享其成。设置庠序学校，是为了教导忠孝，不是为了教人趋附权势、追逐利禄。鼓励有无相通、货物流通，是为了使财富增多，不是为了助长奢侈放荡。古今养民的大原则，不过如此。如果能够掌握并实行这些原则，那么用于政事就简易，用于进攻就能取胜，用于防守就能稳固。况且不要说上天设置君主，本来就是为了百姓。恐怕不明白大道的人会认为这太迂阔。假如确实如此，那么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所以我曾经论说，后世为政，大要只在于向百姓索取罢了。税租不足，即使劳心劳力地抚养教化百姓，大抵也不能算作良吏。至于减少耕作之时的征敛、补助百姓的方法，我看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而且古代用来开导百姓的方法，本来很容易实行；如今却每天惶惶不安，只觉得日子越来越不够用。现在为政的大要，只在于战胜百姓罢了；人情彼此逼迫，如同敌人与仇人；智谋彼此攻击，确实像营垒相对。若家家都能修养长者之德，人人多成为君子，我看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诗经》说：‘除去螟螣，连同蟊贼；田祖有神，手持炎火。’《论语》说：‘养马的人要排斥异类，不要让它败坏马群。’意思是说，伤害百姓的人不除去，百姓就还不能得到养护。秦朝施行暴政，使百姓的生存空间狭窄，使役使百姓的手段残酷暴烈。后世谈论政事，没有不把秦朝当作鉴戒的，实际上却都把秦朝当作老师。假使秦朝当日还能稍微延长国祚，成为后世效法的制度，百姓大概就几乎要灭绝了吧？○积贮天下之大命论

译主持国家的人，如果没有把封闭聚敛作为个人私意，而能深谋远虑，就不能让国家在仓促之间出现连一日一夕都无法应付的事情。这里忧虑的不是天子贫穷，而是统制天下的人不能失去大权所归之处。《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势，可以施予福泽。’ 这就是天子的两种权力。但权力不能有两个出处；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使万物生存。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百姓也因此共同获得安定，没有谁会产生背叛之心。难道只是战战兢兢地害怕君主施威吗？还因为这个人确实能够在紧急和舒缓之时，都有办法使我们获得生存和福祉。没有什么比生存更大；这样做，百姓就能生存；不这样做，就会有人不能生存。不能生存却还要施威，那就太过分了。因此，两种权力所在之处，实际上只有一种权力。古代帝王之所以一定能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愿，就是因为这种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想到这一点，汉人所说的‘积贮是天下的大命’，确实有深意啊。且说百姓，天所给予的不过是粮食罢了，这是确实的。虞舜咨询十二牧时说：‘粮食啊，唯有顺应时令。’任命官员时，从未谈到国家的财用。到了周代，才开始出现掌管国家财用、会计出入的官员；但后世所谓大农、水衡，以及由长官至属官，终年以计算收入支出为职事，在当时也不过是掌管国家教化、顺应时令、经营地利而已。管敬仲是古代的才士，他说：‘把粮食积藏在不会干涸的仓中，把财物收藏在不会枯竭的府库里。’他这样说，大概也是针对那些所谓府库和仓廪的弊病吧。世上所谓府库和仓廪，没有不枯竭的，为什么还要像他说的那样呢？不过，天下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从前议论财用，固然有人厌恶聚敛，是因为聚敛财物会使百姓离散；也有人希望财物流通如水，是因为让它流通，仍然可以为我们产生财富。如今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反而把浮华淫靡的蛀虫加在功业和实绩之上，既不能聚积，又不能收取；让财物流通，却不能使它停止积存，那么天下百姓对于我们，就将像浮萍断梗偶然漂泊在江汉之上，软弱无依，没有归属和托命之处，喧嚣而起，却又没有人能够控制他们。唉！三代以后，百姓各自谋求生存而不依赖上位者，依靠自己的分区经营来维持生活，已经很久了。即使实际踏着这片土地，也安然把它当作自己的田地；即使实际吃着土地上的产物，也安然把它当作自己耕种所得。依赖上天的保佑而得以平安无事，他们对君主还有什么关系呢？等到灾荒流行，即使穿草衣、吃树皮也不能养活自己；出售粮食的地方有的关闭，有的价格飞涨，而有人在百姓流离、困苦、饿死之中给予赈济，输送粮食有了方法，富商大贾也不能从中牟取暴利，于是才明白看见上位者确实有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使我们得以生存。这是政治措施衰败之后的情形，但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更严重的是，平时追逼催缴、课税责罚所造成的不公平，已经可以说到了极点。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国库却没有东西可以取用；对于所谓‘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国家又不能坐在那里等待耗尽，百姓于是更加不堪重负。所以三代的百姓像子女，汉代的百姓还像牛羊，后世的百姓就真的像仇敌了。《易经》说：‘临卦、观卦的意义，有所给予，也有所求取。’所以君主是有所求取的人，而不是向别人求取的人；百姓是有所给予的人，而不是向别人施与的人。为什么偏偏要让百姓每天只看见君主向我索取，却从未看见君主给我一点东西呢？如果确实如此，他们又怎么会到哪里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只是一味仰赖上位者呢？因此有智谋的人常常扩大自己的心胸，观察世间的变化，急切地忧虑积贮之事。他们认为这样做，下面的人常常就能得到上位者的给予，而不必局限于不花钱的美名。上位者有事情时，也终于可以不必有所求，不必辛苦地审察、维系关系。既不曾使百姓饥饿而死，当然也不会逼迫他们仓皇奔走以求生存。他们顺从命令，我便可以布施所积蓄的财物，使他们获得生存；他们不顺从命令，我也可以凭借积蓄使他们走向死亡。他们顺命而由我使其生存，这是积贮的功效，功效胜过医药；他们不顺命而也由我使其死亡，这是积贮的锋利，锋利胜过斧钺。凭借敖仓的粮食争夺天下，后来成就帝王事业，汉高祖因此掌握了主动权。散尽洛色仓的粮食来供给作乱的百姓，却不知道珍惜；小人因此产生无知的看法，由此谈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只是所谓积贮，也应当有正确的方法；隋炀帝、唐德宗的事情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汉朝初年承接秦朝的弊病，国家事务繁重而财物匮乏，所以一时忧虑国事的人都寒心，说汉朝建立以来将近四十年，公家和私人的积蓄仍然少得令人悲痛。这怎么能和国运长久、延续十余世、数百年承受富庶余泽，却甘愿使财用漏失的情况相提并论呢？‘三年之蓄、九年之蓄’，古人早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积贮的方法，如晁错使边地输入粮食、耿寿昌设置常平仓，我深以为可取。唐代有刘晏，大概真是善于筹划财用的人；只是他的办法以养活百姓为根本，若对此不慎重，就和没有积贮一样。应当慎重啊！○大器犹规矩准绳论【馆课】

译天下是巨大的事物，不是大人不能有所作为，也不是大人就不可以有所作为。所谓大人，是把天下看成一家，把中国看成一人，把万世看成一时的人。人生活在世上，没有不爱惜、看重自己的身体的；如果不能安心等待造物者使我生、使我死，而希望自己能够长存于天地之间，那么对于自身没有不希望有所成就的，对于世间没有不希望有所作用的。一定要成就自身而使自己有用于世，这正是豪杰与众人的独特不同之处。但他们不知道，仅仅怀有成就自身、使自己有用于世的心，也正是众人不依赖豪杰的原因。等到这个豪杰已经成就、已经发挥作用，他所成就、所发挥的作用也随之一起消尽，最初并没有什么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他们共同叹息、低回，认为自己无法达到的，也不过是一两个普通人罢了。人从上天得到的是才质；把才质发挥出来并使之成形，以达到实际用途，这才叫作器。平等地推广开来，即使农夫、工匠、商人、役夫，不白吃社会的饭，也都不能说他们没有成就、没有用途。但更高一等的人，如果不是他的经纶事业达到天德的境界，就是他的智慧名声、勇力功业冠绝一时；为什么仍然不足以称为独异呢？因为他们本来甘愿把自身只做成一件器物，却不能成为千万种器物由此产生的根源。所以，有人自身不必成为一件器物，却专门成为千万种器物由此产生的根源；虽然不是器物，却不得不称他为大器。大器固然广大，却一定不能不称为器。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有成就某一事的成见，最终却没有一样不是有所成就；虽然没有刻意求用，最终却没有一样不是有所作用。正因为没有成见，正因为没有刻意用心，天下便没有什么可成或不可成、可用或不可用的事物，不在这里得到成就、发挥作用；因此他的成就和作用才特别广大。所以，规、矩、准、绳这些东西，不只是没有方、圆、平、直的器物，它们自身也从来没有方、圆、平、直的形状；然而天下的器物如果不具备方圆平直，就不能成为器物；如果没有接受规矩准绳的规范，就一定不能达到方圆平直。大器不愿拘拘于一事一物，而能对天下后世有广大的创造，大概也就是近似于规矩准绳罢了。我观察古代大圣人的用心，至于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就好像已经把他放进沟中；他们谋划深远，考虑事情的终局，并考察弊病的所在。既然如此，怎么能把一切笼统地抓取过来，只做眼前一隅、旦夕之间的打算，便以为可以称心满意呢？我又观察管敬仲治理齐国，他在取舍轻重、上下出入之间，大体只是想倾覆、侵夺邻国，驱使天下归于齐国，愚弄百姓而使国家获利罢了；对于齐桓公，他甚至把各种夷狄禽兽般的行为和大恶都做尽了，却还以为这不是他的极致。管仲本人早晨一死，齐国当天晚上就已经混乱了。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传给后世吗？幸而只是治理齐国，就可以倾覆、侵夺天下；假使管仲得到天下而治理它，又还要倾覆、侵夺什么呢？这也是走向穷困的道路。虽然有人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就要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但我没有看见披发左衽的人所做的事情，仍然有哪一点胜过齐桓公所做的事情。因此，管仲当日所以成就自身、使自己有用于世，实际不过是在功名富贵之间。孟子说：‘功烈像那样卑微。’意思是说，他的功烈已经不值得称道了。没有必要略去他的功烈，转而再苛责他的用心。能够产生功烈的，正是他的用心，也就是所谓的器。有什么样的用心，就有什么样的功业。怎么会功业本身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却还要进一步苛刻议论他的用心呢？所以管仲的大小，关键就在于迁就昏乱淫逸的君主，成就一时的功业，以此成全富贵，却没有天下万世的长远考虑。这也不是说他只能治理别人而不能治理自己。假使他真的能够治理别人，又何必再说治理自己呢？管仲也有管仲的自我治理；只是他治理别人，也不过就是按照他治理自己的方式而已。总的说来都不大。总的说来，他只是把自己看作一件器物，而不能成为千万种器物由此产生的根源。所以说：‘大器就像规矩准绳。’这是确切的论断。又有人说：‘先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先治理自己、后治理别人，这话只对尚未成器的人说才可以；用它来谈论大器，不也是错误的吗？只是这个道理不明白，后世那些学问偏曲的小儒便借此自我掩饰，说：‘我还没有时间治理别人，我先治理自己罢了。’他们看见眼光短浅、急于求功、艳羡管仲晏婴的人，估量自己的学问还艰涩难通，觉得难以做到，便说：‘功烈难道还能超过这些吗？’甚至说孟子的话不值得相信，认为区区井田、学校的学说，哪里足以胜过内政？他们不知道，孟夫子所以超越其他典籍，正是在井田、学校这两个论题上；只是略微说到，不必详细展开。譬如老工匠、大匠人带着规矩准绳，没有人能够看懂；他偶然指示一处来显明大意，不明白的人却认为不如挥斧砍削那样，可以苟且在早晨制作、晚上出售。唉！齐王如果任用我，难道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百姓也全都安定了吗？他又说：‘圣人如果再次出现，一定会采用我的主张。’所谓规矩准绳，大概就是这样吧。它在当时就被认为迂阔，又哪里是千万世后的公孙丑、淳于髡所能够测度、认识的呢？○孔子称伯夷叔齐，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曾极力称赞他们，谈到百世之师时，唯独推重伯夷、柳下惠，却没有提到伊尹。这个意思究竟怎样呢？【馆课】

译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因为他们是逸民。所谓逸，是指被世俗舆论遗忘、很少有人提及的人。世俗舆论没有涉及，所以圣人提及他们。至于那些世俗舆论已经共同称道的人，圣人也就不必再提了。孔子称伯夷、叔齐的用意，也就是他没有提到伊尹、太公的用意。孟子有时提到他们，是因为处在孟子的时代；他提到他们，是一时的意思；他不提到他们，则与孔子共同具有面向百世的心意。请让我把这个说法研究到底。我认为，天下难以治理，世道日益衰败，没有不是起因于人人怀有急于求功、贪图利益的心，而不再知道端正义理、彰明大道。豪杰起来从事实际行动，聪明而有学问术数的人看见后又倡导他们的学说，使人认为这种行为值得羡慕。天下人不知道事情所以然的缘故，却先羡慕那些未必应当如此的表面结果。事情未必能够做到，却先使自己的心志败坏；心志败坏而事业显赫，日子久了就越来越卑下，也越来越没有能力作为。等到败坏到了极点，仍然不知道反省它的起源。著书立说的人用学术杀人，到了这种地步最为严重；而圣贤战战兢兢忧虑的，正是这个问题。圣贤忧虑它，所以在言论上一定考虑最终后果，在行动上一定考察它会产生什么弊害。圣贤不得已而发表言论，难道会像后世浮薄的人那样吗？偶然对某种说法有所见解，便兴奋得不能自制，喋喋不休地自我表明自己有见识吗？假使圣贤只是为了自我表明而说话，那么将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胸中难道会有穷尽吗？圣贤有所言说，都是为了做人和教人。圣人如果不是为了教人，也可以默然无言，什么也不称说。正因为是为了教人，所以一发言就必定有所依据、有所帮助，同时也不能泛泛而谈、旁及过多。我曾经论说，春秋时代为什么弑父、弑君的人接连不断，却没有人能够制止呢？我认为，是因为周武王亲身做了这样的事情。商汤虽然从夏朝取得天下，但他对于桀不过是将他放逐罢了。事后还说自己有惭愧的德行，而武王却没有这种表示。武王把这件事看作理所当然，便没有认为自己有过错。到了纣王死后几十年，武王却因为一时的反复不安，仍然反复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事了。武王既然自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天下后世谁不会看见自己的君主、父亲有罪，便认为应当如此，效法武王去做呢？伊尹取得夏朝天下，文王、武王不如太公那样把自己取得天下的事实公开表现出来；而他治理商朝，又不像周公那样曲折周详、繁重严密，以至于难以收拾。因此商朝的后世比周朝兴盛，而君父的大义也没有过分败坏。太公既然劝他的君主用武力取得天下，周公便感到惭愧，内心不得安宁，想要暗中制定周密的礼法来防止这种弊病，却不知道叛乱和弑逆的根源已经开启于天下人的心中，不是区区礼法所能约束的。唉！考虑得不够长远，只以为只要能够平定一时的混乱就行了。至于伯夷、叔齐的功业，难道不是千古以来最为光烈的吗？既然如此，伯夷、叔齐正是圣人所希望急切称道的人。至于伊尹、太公的事情，如果可以不流传于世，圣人本来就会让它不流传，使天下后世完全不知道宇宙之间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样或许反而是好事，何况还要进一步称赞他们呢？圣人称赞一个人，意义也有很多。称赞这个人，是要使天下后世由此认识忠孝的大义；称赞这个人，是要使天下后世无论贵贱、生死，都认为只要能够实现仁义的志愿，就不一定要等到时机适合、能够推行大道之后才算伟大，也不一定要长久活着、活得高寿才算长有生气；又要使天下后世无论聪明愚笨、强大弱小，听到这个人的事迹，都认为宇宙间大丈夫做事，竟然可以高远深厚到这种程度，而我为什么偏偏连卑近的小事尚且不能做到，因而受到激励、振作起来。把这种精神看作大地吐出的气息，吹拂、沸腾于万物的滞塞之处，使邪曲疏通而归于正道；把这种精神看作人心的仪范，使人仰望它而觉得无法企及，却又不敢不努力。因此称道他们的遗风而说他们是百世之师。那么，像伯夷、叔齐这样彰明显著的，谁能比得上呢？不过，圣人在这里又有忧虑。天下人大多愚昧，只知道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有人刻薄，就仿效他们的刻苦，却可能比不上他们的廉洁；有人高亢，就仿效他们的高傲，却可能比不上他们的仁爱；有人特立独行，就仿效他们的行为，却可能比不上他们的忠孝。天下人因为只保留了似乎属于夷、齐的短处，却不知道真正丧失了夷、齐的长处，于是教化不能建立；所以又特别树立另一个人来补救这种弊病。这个人同样不得志，同样廉洁，同样仁爱，同样忠孝，但唯独他的气质性情所趋向的方向，仿佛又轻盈地与他们相反，使天下人又因此看见夷、齐精神真正至高之处，本来不在拘束、局促、刻薄的行迹上，而在于发扬长处、挽救过失；师道于是大为确定。无论是和暖还是清凉，它们用来滋养万物、使万物受益的作用，本来没有不同。这就是柳下惠之所以也被并列称述的原因。至于伊尹、太公，孟子有不得不称述其中一人的时候。所谓‘在中国接受房屋，供养弟子万钟，使各位大夫和国人都有所敬仰、效法’，本来就是当时君臣对待孟子的方式，他们把孟子看成无力有所作为的人。孟子只是谈说仁义罢了；至于孟子所达到的为政之道，即使商汤、周武王称道伊尹、吕尚，尚且没有人能够相信，何况把他们置之不论而不称道呢？这一点很容易明白。至于比较衡量圣人、阐明孔子之道，却只把伊尹与伯夷、柳下惠并列称述，而太公尚且不能列入其中，难道是这样吗？太公尤其没有必要称道。因此，像太公这样能够暂时平定局势的人，可以做天下人的父亲，却绝不能做百世的老师；可以做文王的老师，却不能做百世常人的老师。伊尹虽然自认为承担了先知先觉的责任，先知先觉的人本来就是老师，但孟子却不把他列为百世之师，难道不也是因为他的事迹不能作为后世的训诫吗？所以他的功业，如果用天象来比喻，就像雷霆和风行于四时：风可以长年运行，而雷只在半年中发挥作用；由此也足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救荒弭盗议【馆课】

译盗贼的祸害，比夷狄更为猛烈。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何况又正逢夷狄内乱之日，天下已经遭受大病，似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并不是没有可议论的地方。天下真正值得议论的，不在于已经成为盗贼的人，而在于本来可以不成为盗贼、实际上却比盗贼更坏的人，以及本来可以成为盗贼、眼下还没有成为盗贼的人。盗贼兴起，并不只有一条途径：有因为饥寒而成为盗贼的，有习惯于骄奢淫逸而成为盗贼的，有凭借才气却郁郁不得志、喜欢作乱、乐于看祸患发生而成为盗贼的。这四种情形，就是盗贼产生的原因。知道盗贼由什么产生，就能找到盗贼由什么平息。既然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兴起的，难道也会无缘无故平息吗？要平息他们，就必须使天下没有饥寒，没有骄奢淫逸，没有不得志而喜欢作乱、乐于幸灾乐祸的人。但这几件事，难道可以拱手作揖、俯首抬头，在家中谈论一番就解决吗？今天发布一份文书，明天颁布一道法令，就能使天下安然免除祸患吗？还是另有办法呢？难道有一种办法，天下人都公开看见，明白知道它是正确的，特别赞同它，却没有人敢议论；即使议论，也没有人能够实行吗？我认为天下虽然广大，分区治理时就是地方官，总合起来就是天子。天子以下、县官以上，从宰执依次到郡守，不过是设置许多层级和机构，奉行天子的威令，层层加以约束；只要能使县令一定为百姓谋利而不造成祸害，就够了。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社会都把县令看成商人囤积货物的店铺，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也看作廉洁爱民是迂腐而难以实行的事情。有一天中了进士，立即承担治理一方百姓的职责，却还闷闷不乐；几年一迁，又急切地认为升迁遥遥无期。平心静气仔细观察，上自宰执，下至若干郡守，他们如果整天设置各种办法，只担心县令廉洁爱民，那么整个朝廷就会嗷嗷待哺、没有东西可取。县令即使想考虑百姓的饥寒，想限制百姓的骄奢淫逸，又哪里有时间做到，能有什么补益呢？至于边将防御外敌，与县令治理内地相同；如果不能用武力削减内地的供给，也就不能安稳保住职位。他们一定不愿意驱使豪强武勇之人，让他们稍微把暴戾之气发泄到外部，却把他们留下来，等待机会发作。按今天的情形推测，虽然早晚尚未发生大变，但如果赶不上圣天子寻求治理的时期，大家同心合力，竭力挽救纠正，实在恐怕天下的事情会有不忍说的后果，难道能说可以把祸患留给后人吗？救济荒灾有办法，大要不出捐出仓粮、劝导借贷、平价买卖罢了。有好的地方官，随时随地都可以谋划施行；然而这不是一天之内能完成的事情，还没有达到长久安定、长远治理的道路。粮食吃完之后，百姓又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而且盗贼不可能全都抓获，又有谁会从富豪、官吏、胥役手中搜求细微的粮食来救济他们呢？所以我认为：朝廷之上，没有力量责令天下的县令，使他们一定廉洁爱民、不欺骗上级；反而只是温情而谨慎地想制定一些应急办法，计划越推行，百姓越困苦，盗贼越增多罢了。还议论什么呢？还议论什么呢！○举边才足兵饷议【馆课】

译边疆人才难得出现，是因为治理边疆的人不一定全都有才；军饷时时告急，是因为军饷不一定全都用来供养士兵，士兵也不一定全都配得上这些军饷。不过，天下正遭受大病，病患所在不止一个方面；病患不止一端，救治其中一端就可能伤害另一端。既然没有一处不病，也就没有一处不该救治，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所有病患都得到救治呢？我认为古今从来没有某一时刻，能够一下子找到使所有病患都得到救治的办法；善于救治的人，只是能够掌握时机，分出先后次序罢了。如今边疆人才和军饷是两件事；议论这两件事，二者也就有先后。哪一件在先？先是边疆人才。如今军队不应当完全依靠招募来补足，军饷也不应当完全依靠征收来补足，因为有人消耗、侵蚀了它，所以人们无不振臂疾呼：‘不清理、不整顿，就永远不会得到军饷。’又有人说：‘清理整顿很困难。’清理整顿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样清理整顿就能立即完全清理，我又担心实际上不能做到，所以清理整顿确实困难。不过，也只是困难罢了，难道竟然不能做吗？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没有边疆人才。古代掌握军队的人，一夜之间可以坑杀数万人，仿佛没有什么顾忌；如今想裁汰几个人，却总担心他们有一天突然鼓噪起来，杀害主帅。大规模军队，本来就是聚集不义之人，拿着不仁之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经常通过战争来检验，能够作战的人才会逐日显现，不能作战的人才会逐日退缩。因此贤能的人总在上位，不肖的人总在下位；军队能够治理，实在是因为主帅的才能压服大将，大将的才能压服偏将、裨将，偏将以下又依次压服士卒。用大才统率小才，用有才的人统率无才的人，大体上能作乱的人都依次被压制上去，处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有人都各得其所，乐意为我所用，其余没有用处的人，即使全部取来杀掉，又有什么乱子敢于发生？何况如今只是裁汰他们而已；裁汰之后，难道还不能设法使用其中原本无用的人吗？边疆是危险的地方，而如今想得到边将的人，仿佛是从中得到利益，难道真是奋不顾身，想着取得一次胜利来报效国家，于是甘愿倾家荡产来求取这个职位吗？所以边疆上下之间彼此临制，也不过是偶然相遇；没有不是共同寻求衣食的人。强有力的人不一定在上位，在上位的人也不一定强有力，大家被束缚在朝夕之间，只求侥幸无事；就像侍奉一个骄横顽劣的孩子，谁也不敢触动他一丝一毫。因此说‘清理整顿困难’，正是因为没有边疆人才。天下这样广大，为什么会没有人才呢？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已经不能允许某一个人仅凭一项才能便称为人才；如果不能避免这种偏失，就必须是全才了。有能够折冲御侮的才能，却没有用来博取声誉、巩固关系的才能，仍然不能免于困境。所谓选取边疆人才，就是选取能够办理边疆事务的人，这样就够了。国家的事务大概很多，即使没有其他本领，也不应再有所要求。只要有一项长处，即所谓智、信、仁、勇、严中的一项或数项，也未必一定要全部具备。何况还要进一步要求他能够博取声誉、巩固关系呢？不能博取声誉、巩固关系的人，便无法获得折冲御侮的才能；而有不少真正具备折冲御侮才能的人，又不善于博取声誉、巩固关系，于是人才就这样被耗尽了。至于那些善于博取声誉、巩固关系的人，即使没有折冲御侮的才能，也能使人称他为有才；只是他的才华就在博取声誉、巩固关系上。这样又凭什么折冲御侮呢？所以我曾经思考，如今天下最大的病患，没有比言路过多而不加选择更严重的了；言论过于轻率，而发表言论的用心又过于巧诈。职方文□，是天下文臣武将的出处。这两个部门不能自行处理政事。卿相是大官，只恭谨地奉行上级的意旨罢了；州牧、县宰、郡守、县令是接近百姓的官员，日夜只求避免受到言论锋芒的伤害，然后才可以对自己有所帮助。何况边疆官吏，即使不把全部军饷都用于军队，军饷也未必全部用来充实自己的腰包。如果是这样，几乎就是竭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他们了。如今言路上将近一百多人，难道说一百多人中绝没有大丈夫吗？只是所谓大丈夫，像仪衍这样的人多，像孟轲这样的人少罢了。古代竭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一个人，尚且还认为不够；如今竭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一百多人，怎么能不贫穷呢？怎么能希望天下人全都收摄心志、专一思想而归于正道，并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国家呢？唉！天下哪里只是急切地思考边疆人才的问题，哪里只是忧虑军饷不足的问题呢？大刑使用甲兵，小刑使用刀锯、鞭子、木杖。如今边疆不能用甲兵挫败敌虏，而内地能够用刀锯鞭朴挫伤百姓的人，天下到处都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才能。军队聚集如林，却每天忧虑人数不足；军饷流出如泉，却每天报告饥乏；而内地从事田亩生产的人，却从来没有人替他们考虑流离、饥寒的问题。我不知道军饷究竟够不够。其实只是认为百姓不能把我们怎么样罢了。唉！又怎么知道他们一旦爆发，不会比军队更加凶猛、更加猛烈呢？○澹泊宁静解【馆课】

译上天确实生出人才，并且使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成就；学习之后才知道古人的话没有欺骗我。学习却不知道要领，虽然学习，也可能有达不到的地方。不认为自己是不懂要领，反而把过错归咎于学习。唉！天下没有人才，就从这里开始了。三代以后，像诸葛武侯这样的人，号称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后世儒者有时认为这是天资自然美好，不能列入闻道之人，这只是当时激烈抨击的话，不是确切的论断。关于澹泊宁静的说法，在此以前已经有人说过；只是常常见到诸葛武侯用这种道理与他的儿子谈论学习，而学习正是用来扩充他的才干的。为什么要扩充他的才干呢？因为世道已经衰微，大道已经隐晦。我悲伤于天下人不懂得学习，却又庆幸天下人喜爱才能；庆幸他们喜爱才能之后，又私下感叹他们浮艳张扬，不能使学习的力量深入到无才可用的境地，因而成就古今真正的人才。所谓才能，是人立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一种资质。自从有宇宙以来，得到这种才能，天下就能治理；失去这种才能，天下就会混乱。所以只有元恺在尧舜时代，起初不过被称作才子；至于治理坏事，也只说他是不才。世上的学习者，实在没有人能够专心致志地寻求，自发地认识到发展自己的才能是最急迫的事情。如果确实能够专心致志地寻求，即使想不做到澹泊宁静，又怎么可能呢？所谓澹泊宁静，就是使自己的学习力量深入到无才可用的境地。为什么要深入到无才可用的境地呢？如今那些聪明敏捷、善于应付的人，运刀游刃、迎刃而解，一天就能走出千里，这是人人共同希望的，也是当世迫切需要的。然而天生就能做到的人，有时虽然能够做到，却未必稳妥周全，不能说没有弊病；天生不能做到的人，有时勉强去做，反而使自己昏昧迟钝。能够看见深渊中的鱼，尚且可能有不祥；车辆坚固、马匹骏良，尚且有人能够预见它必然失败，何况比这更差的人呢？君子认为，追求明察本身是对的，但明察的方向不对。明察如果不用于志向，就如同拿铜镜来寻找光照。一定要走远本身是对的，但走远的方法不对。远行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就如同徒步追赶太阳。火在天上，便可以抑制邪恶、彰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乘六龙驾驭上天，便可以自强不息。大圣人十五岁便立志于学习，群弟子侍坐时，常常引导他们谈论自己的志向；这是古人隐居时所追求的，只是特别可惜他们未必明白。保全身体、养活妻子的谋划，知识不足以达到千里万里；只在早晚之间可以看见的功效，知识也不足以达到一世万世。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只是可惜人们不能把道理贯彻到底。不能这样做的人，没有大的过错；他们的祸患总是由于不能澹泊而宁静。澹泊宁静本身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它的功效就是由此明察志向，达到长远目标，成就天下奇才。天下本来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澹泊宁静’这四个字。真正能够做到澹泊，才会豁然明白澹泊可以使志向明澈；真正能够做到宁静，才会豁然明白宁静可以使人达到远大的境界。天下没有一件事物能够进入我的内心，没有一件事物进入我的内心，然后才会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心在眼前昭然显现，真正可以赴汤蹈火、拯救天下而不后悔。天下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动摇我的意气，没有一件事物动摇我的意气，然后才会有不可遏止的气势充沛流行，可以撼动山岳、劈裂巨石，震动天地而力量有余。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山林泽畔的隐逸老人、乡里的端正之人，在世间似乎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要求，因此也能不喧嚣。唉！圣人难道不曾把这些话说给士人听吗？如果留恋安逸的居处，就不足以成为士人。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当为这个时代有所作为；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只是安享其生，那就是道德的贼害。他们正怀抱着喜爱泉石烟霞的癖好，不能稍微舍弃、斩断这种心思，却总把区区的忠信廉洁横亘在胸中，真正是所谓选择祸害却选了较轻的，选择利益却选了较重的。又怎么能够做到淡泊宁静呢？如果这样，又何必疑惑它足以使人明确志向、达到远大目标呢？学习不能明白道理，那么千古以来的眼光就不能开启。因此评论古人，大多根据其人来评判言论的高下，即使孔子、孟子，也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高低。唉，谁知道武侯这番话是如此深切真挚而不可更改的呢？当今世上纷乱危难的事情，最容易看见的没有比战争更重要的了。虽然圣人谨慎对待战争，但概括说来，最能发挥作用的不过两句话：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从左边奔出而眼睛不眨；像这样，难道不是宁静淡泊吗？其他方面还用再说什么呢？大概曾经在这件事上用过力，天天观察其中的缘故，才知道淡泊宁静不足一天，而经营纷乱却有余一天的，正是这种心性。只是如果掌握了其中的道理，那么经营纷乱一千天也不算多，淡泊宁静一天也不算少，全在于其人罢了。把它推高，便可以达到伊尹、吕尚的境界；即使低一些，也不失为能被人任用、能够提拔平民的人。若能立即把人提升到圣人的境域，即使截断末世的流俗而使之恢复到三代，从这四个字中取得道理，也没有不足的地方。等待文王之后才奋发的，是普通百姓。圣人已经出现了，却还不肯做事，难道是那样的人吗？《比》卦九五、《泰》卦九二说【己巳】

译《易》的道理先讲中，后讲正；尊贵阳刚而轻视阴柔。《易》这部书，是把天地的权力夺来交给人的。既然把天地的权力交给人，却又战战兢兢地一定要用中正来衡量、用阴阳来比较合不合，那么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少了。因此《易》的道理，以刚中为大。《易》中刚健而居中的正道，登上天位，上下四方环绕而响应它，没有什么能够同它相比的，便没有比《比》卦更合适的了。继《乾》《坤》之后，经过《屯》《蒙》《需》《讼》《师》，才开始得到这样的大定，这是君道开始兴盛的时候。飞龙之后，只有一个位置而已，所以卦辞平实，卦象深远，含义也近似圣人出现、万物都来瞻仰，几乎达到了天下大治。虽然如此，大道实行时，天下为公，孔子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只是有这个志向罢了。我们夫子大概也只是有志向，而且还没有达到它。到了圣人隐没之后，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才由此相继出现。这样说来，《比》卦九五，所谓能够知道它的含义、立志实行它的道，却不能把它当作现实政事来做。况且在乱局平定艰难的初期实行它，利弊各半，就像汉文帝那样；在粗略平定乱局之时实行它，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就像宋仁宗那样。等到国事日益深重之后才仿效它，汉元帝、唐文宗也无法挽救了。况且君主犹如上天，一旦承受天命，就可以成就而不可改变，可以从旁辅助而不可违逆其所不愿。因而我认为今天应当讲的，从前面说没有比《师》卦九二更合适的了；身处军队之中来拯救人民，这样就吉祥了。《同人》卦六二说：“在宗族中与人同心，吝。”为什么会吝呢？在宗族中与人同心，就是所谓不能失去自己的朋党，等待船只渡过大河，却没有力量徒步涉水；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却不知道因此遗漏了许多东西，怎么能不吝呢？居中而且守正的反而有吝；居中却不一定守正的，反而光明广大，多有吉祥、亨通而没有过错，这正可以看出刚中的可贵。所以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又说：“真正诚实地把握中道。”城邑的人不必戒备，是因为居上位者使天下处于中道。位置虽然正而且居中，但到了役使人的时候，也还要采取中道。中道的时势和意义，真是广大啊！因此，以刚强来实行它，可以用在《师》卦，可以用在《大有》卦，也可以用在《泰》卦。玉堂读书 一张床榻寂静无声，面对着云边。早晚都惭愧辜负了君王的恩典。上天难道会眷恋虫鱼吗？怜悯我进入内室，分明思念鸿雁和骏马从源头兴起。大风从什么道路而来？追思三代，愿容我在这时遇到逄半千。静静思考古今，夜深得让陶甄都想起舞来。何况又是在圣人面前。恭敬地遇上圣驾到郊外祭祀 铃声与鸡鸣相互应和，车驾出行，金色车轩上黄气直通上天。烛火照耀田野七日，见到本心，道路自然复归。愿圣上万年承受福祐，履行其旋转施泽之德。宫中尚未选定，随着朱红符节清肃官署，遥想仰望紫色云烟。尚且使今日百神都接受职守，为什么呢？君王临朝却叹息没有贤才。御河春水 天象回转，太阳渐近，北风收敛；用力划破坚硬的寒冰，清水又开始流动。借沧浪之水洗涤众人的冠缨，使泾水、渭水的气象开朗，迎来千艘船只。大田沟渠之上，想到百姓劈开沟渠；在边塞壕堑的尽头，想到将士搜寻敌情。怎样才能奉行、宣扬圣上的恩泽，使它都从宫阙传达到荒远的田野呢？赋得《我爱夏日长》回顾过去，展望将来，千秋万代，我这一生能够在今日承受恩戴德。明天没有机缘，早晚勤于王事；有心安居度日，却可惜旧有的篇章未曾审定一时，不知谁来传达诏召？怎忍心让千古之人羡慕高宣？即使到了今天，漫长的白昼仍然不够用，急切地为四方等待鞭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大捷志喜 普天下都欢颂圣德超过唐尧、虞舜；丹浦、青丘，还有什么需要呢？大业将要从东北角展开，偏师先平定西南一隅。狡猾的狐狸魂飞魄散，甘心逃离洞穴；逃窜的老虎想着吞噬人，却不敢凭恃山隅。难道还要让天诛拖延岁月吗？兵力突然在片刻之间发作。九年来膏血耗尽，疲惫了三省；一日之间战鼓征伐，畅通了八方。斩首消灭首魁，大概将要全部结束了。呼唤幼小者，释放丑类，又有什么关系呢？愿天子早日传下檄文，将士不必再劳苦地拿着武器。金台行 相马不应只看外表，考察骊马和黄马，只说它的精神是否良好。买马没有闲暇，来不及问它的生死，也只看它的品类是否贞良。骨骼即使是骏马的骨骼，便因是骏马而收取；即使不是真骏马而还活着，我又求它做什么？世人只想赶快看见小利，只相信普通马也能驾驭，便买来套上马具，任其奔驰驱赶。让它奔驰在前路上，立刻就会跌倒。广大乾坤之中，必定有许多人才。求而不得，就要把他们招致而来。骐骥不来，驽马疲惫，即使鞭打、拍击辔头，又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有谁能辨识良马和劣马？只愿涓人早日睁开眼睛，燕昭王和燕舟一同发愤。先来的人怎样获得势位，后来的人又遭受什么灾祸呢？赋得《拊髀思颇牧》邹吏之道已经混杂，竟然用买官来牧养牛羊、换取爵禄，爵禄与武功相分离；买官进入疆场，壮士虽有才干气概，经历百战却包裹着千处创伤。大才之士观察时务，隐藏自身而自由来往。天子难以见到，掌权者却看重厚重的礼箱，没有人想到乱世覆亡。说将帅人才荒乏，谁肯踏入死地？反而倾尽袋中的财物，谁敢把一生交给他人评判长短？卫青、霍去病横绝大漠，汉廷没有阿谀的鼓簧。只愿天子出行，停车为螳螂式的勇士致敬。郭开的话一传入，廉颇、李牧的气势便不再昂扬。进谏完毕便随即授予符节，古今都为冯唐感到痛快。谁掌握国家政事？搜求人才应当多方进行。明主本可以听取忠言，为什么还要把口袋扎紧呢？梦赉良弼 贤明的君王确实会时时出现，辅佐天命的人难道难以寻求吗？不信看尧舜的时代，山下还有巢父、许由。周武王大举用兵攻克鬼方，渡河济事要等待船桨。精诚能够感动天地，不要预先谋划人鬼之事。君王的言语尚且可以代为传达，帝王的心意难道会悠远难测吗？知道大道贯通昼夜，睡梦中也像在搜寻。直到傍晚才遇见一次，却还没有获得，自己已经百般忧愁。审察梦中之象才得到真实之人，反而觉得众人的议论浮泛。引动心神遥想古代史事，叹息时光一去不留。国家养士既隆盛又长久，难道没有像版筑傅说那样的人吗？桑昂儿歌【乐府有序】桑昂儿，是中降夷，替我们守卫兴平，敢于作战而有功劳，军中人都称赞他。这些事可以作歌来歌唱。胡人孩子七岁就能骑马射箭，想射下汉人的月亮，轻视汉人的教化。中原自来轻视勇力，文法严明，连烟火也不熄灭。天子的威德超过汉、秦，想要彰显卜式那样的风尚来教化臣民；万里之外的微小功劳也没有人敢隐瞒，百年来的边塞气象从此更新。更有非同寻常的人奋发守持忠节，何必全都是华人？愿意成为貔虎，从洞穴中冲出，反过来驱逐犬羊，洒下它们的鲜血。仓厕里的老鼠有什么长久可恃呢？只是看他所处的位置，便知天地悬殊。使我如今羡慕桑昂儿，重新感慨往日的中行说。你没有看见吗，如今的将领稀少，曾经见过几个？有的人手持剑盾，却夹杂着笔砚；驻扎的百万军队屡屡喊饿，有几个人临阵时敢于死战？没有消灭匈奴，就没有办法安家立业、表彰功名；想要嘲笑贾长沙，他仓促之间还打算驱使市民。怎么知道駃騠不是骝骅呢？局促卑屈，只为做官而需要青蚨钱，不如做贼来舒展眉头。正是因为国家局势重又滋生儒生，中原的义侠什么时候会没有呢？卷一结束 《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畧》目录卷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