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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龟山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龟山集》四十二卷，为宋代杨时所撰。杨时的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本集包括书、奏、表札、讲义、经解、史论、启、记、序、跋各一卷，语录四卷，答问二卷，辨二卷，书七卷，杂著一卷，哀辞、祭文一卷，状述一卷，志铭八卷，语五卷。杨时曾受到蔡京推荐，即使朱子对此也不能没有疑虑。然而叶梦得曾是蔡京门客，南渡后撰写《避暑录话》《石林诗话》等书，尚且偏袒熙宁、绍圣年间的政治局面。杨时在蔡京失败以后，立即极力主持公论。本集中载有他上给钦宗的第七道奏疏，斥责蔡京与王黼扰乱政事，并请求停止以王安石配享，这终究不是始终依附党人的人可比的。又在靖康年间遭遇兵乱时，他首先以诚意进言，虽然不免稍显迂缓，但其他关于反对和议、争取三镇、请求设置一名统帅、罢除宦官守城，以及茶务、盐法、转般籴买、坑冶、盗贼、边防、军制等方面的议论，都切实论述了时局的安危，也并非空谈性命而不通晓世变的言论。大概他的瑕疵和优点都同时显现，通达和蔽塞也相互呈现；过分赞誉或过分诋毁，都是讲学家门户之见，不足以作为依据。杨时受学于程子，传给沙县的罗从彦，再传为延平的李侗，三传而传到朱子，开创了闽中道学的源流。他的东林书院保存于无锡，又成为明末讲学授业的宗师。本来不以文章受到重视，但笃实质朴，终究不失为儒者的言论。旧刻本散失，明弘治壬戌年，将乐知县李熙重新刊刻，编为十六卷。后来常州东林书院刻本分为三十六卷，宜兴刻本又合并为三十五卷。万历辛卯年，将乐知县林熙春重新刊刻，定为四十二卷。此本是顺治庚寅年杨时的后裔令闻所刻，卷帙仍依照林熙春旧本。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龟山集》目录　别集类三【宋】卷一 上书 卷二 奏状 卷三 表 卷四 札子 卷五 经筵讲义 卷六 辨一 卷七 辨二 卷八 经解 卷九 史论 卷十 语录一 卷十一 语录二 卷十二 语录三 卷十三 语录四 卷十四 答问 卷十五 防问 卷十六 书一 卷十七 书二 卷十八 书三 卷十九 书四 卷二十 书五 卷二十一 书六 卷二十二 书七 卷二十三 启 卷二十四 记 卷二十五 序 卷二十六 题跋 卷二十七 杂著 卷二十八 哀辞、祭文 卷二十九 状述 卷三十 志铭一 卷三十一 志铭二 卷三十二 志铭三 卷三十三 志铭四 卷三十四 志铭五 卷三十五 志铭六 卷三十六 志铭七 卷三十七 志铭、表、碣八 卷三十八 诗一 卷三十九 诗二 卷四十 诗三 卷四十一 诗四 卷四十二 诗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龟山集》卷一　宋杨时撰　上书 上给渊圣皇帝 臣凭着平庸的才干，蒙受了错误的恩遇，被提升安置在谏官之职，又侍从于经筵，丝毫没有作出补益；而且年近桑榆，衰老疾病日益侵袭，不能胜任职务，请求告老的奏请屡次冒犯天听。幸蒙陛下顾念怜悯，不忍弃置，授给臣宫观祠禄，使臣得以终其余生，天地般的恩德无从报答。想到将要离开国都，恐怕从此就填没沟壑，再也没有机会瞻仰圣颜，臣如犬马般的情怀不能自已。谨将所听闻的事情竭尽所知献上，伏望陛下在清闲宴息之时，俯赐阅览，或许能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臣实在万分庆幸。臣听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行的人，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先要整齐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齐家族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内心；想要端正内心的人，先要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先要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事物被穷究之后知识才能达到，知识达到之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之后内心才能端正，内心端正之后自身才能修养，自身修养之后家族才能整齐，家族整齐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之后天下才能太平。从修养自身推及天下，并没有两条道路，根本就在于意念真诚。臣私下观察，陛下在东宫培育德行十多年，专门学习《诗》《书》，玩好、声色等奉养之物不曾接触耳目。虽然陛下的名声和实际功德还没有遍及上下，但恭敬节俭的德行已经得到天下人的信任。陛下即位之初，东边的寇乱尚未平定，北方的骑兵很快又来到；城墙没有楼橹，士卒平时没有训练，守御的器械一概缺乏。城中百姓能够安然有所依恃而不恐惧，唯一依靠的就是陛下的盛德。尚未平定的寇盗全都放下兵器、背起农具，重新成为努力耕作的农民，难道是一人一天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吗？这是诚意感通而人们自然服从，效果是可以看见的。自古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关键只在慎重选择一位宰相。宰相是君主的心腹和臂膀，台谏官是君主的耳目，百官是君主的股肱。如果心腹臂膀谋虑不深，耳目察听不明，股肱宣扬君命、尽力办事不强，却想使自身安稳，从来没有这种事。臣私下认为，君臣相处之际尤其应当以诚意为主。一旦有不诚，任用贤人就不能不三心二意，除去奸邪就不能不心存疑虑，忠臣和奸邪不能分辨，就很少能把事情办成。从前仁祖在位时，韩琦任谏官，论奏四名执政官，一天之内把他们全都罢免了。有唐代陈师合说，人主不可以把事权假借给宰相，太宗说：“这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于是把他驱逐了。所以贞观、嘉祐年间的治理几乎达到三代的境界，这就是任用贤人、斥退奸邪的效果。假如仁祖不明辨是非，就一定会认为韩琦的话过于激烈；假如太宗心怀猜疑，就一定会认为陈师合的话是忠言，这难道不是危险吗？近来看到台谏官有论奏宰相的，陛下两次置之不问；如果所说没有事实而不加惩罚，那么诽谤陷害、诬告中伤的人就能放纵奸恶；如果所说有事实却不施行，那么鄙陋而患得患失的人就能安坐其位。这样还想求得治理，臣知道是很难的。唐中宗时，崔琬当廷弹劾宗楚客。按照旧例，大臣被弹劾，就应俯伏快步退出，站在朝堂等待治罪。宗楚客反而更加愤怒，自称忠贞鲠直，却被崔琬诬陷；中宗没有彻底查问，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来和解此事。因此中宗最终得到一个能调和事端的名声，但调和事端并不是人主的美称，难道不可以引以为鉴吗？臣希望陛下明辨是非、分清邪正，有罪就罢免，妄言就一定诛罚，那么大小臣僚都会有所警戒，全都怀有忠良之心。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从来没有这种事。舜命令禹征讨三苗时，禹因采用益的建议而班师回朝，两位大臣都没有禀告舜便这样做了，却能够安然实行。舜也广泛施行文德，并没有追问他们；从后世的观点看，两位大臣擅自完成君命，按罪本应无处逃避。若不是君臣彼此以诚相待、没有隔阂，哪里会有这种事？君主任用臣子，只须在开始时慎重选择罢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让他在那个职位上待一天，也不可以。明知有疑问却加以任用，它造成的弊害将多得说不尽。当初德宗还在藩王府第时，亲眼看见代宗执政的弊端：宠爱沉溺于宦官，使士大夫遭受祸患。等到他即位后，严厉惩治这些弊端，省去四方不急需的贡品，罢除梨园乐工以及进献珍禽、奇兽、怪草、异木的做法，把四十二头驯象放归荆山南面，又放出数百名宫女。朝廷内外都震动观望，认为太平可以立即到来。淄青军士甚至放下兵器互相看着说：“贤明的君主出现了，我们这些人难道还要反叛吗？”德宗疏远斥退宦官，亲自任用朝士，张涉、薛邕等人都凭借儒雅被召入侍奉。不久二人相继因贪赃败露，于是德宗开始怀疑朝廷中的臣子没有可以倚重信任的人，宦官便得以借此为口实，所以近习受到任用，而朝士被疏远了。这大概是因为他起初任用臣子时没有慎重选择。南司与北司互相争衡，一方势重，另一方就势轻；一方势轻，另一方就势重，这是必然的道理。后来把天下的财物聚敛到大盈库作为私藏，又施行借商除陌税、间架税的法令，天下于是骚动不安，其弊病比代宗时更加严重。宦官掌握政事，甚至把持天下大权，授予他们官职的人竟有“门生国老”的称号，怎能不令人痛心！大概这种变化起初出于一时的锐气，却没有以至诚坚持到底的心，没有最终不发生改变的。这就是前代翻车留下的车辙，可以作为鉴戒。近来听说各种工匠和技艺虽然全都被废止，仍有私下蓄养在宦官家中、希图侥幸的人，日后他们一旦找到机会钻入其中，不可不察。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议论，和前些日子大不相同；即使是没有知识的小民，也确实是朝廷有某些做法招致了这种变化。自正月以来，朝廷屡次下达施恩的诏令，完全恢复祖宗的旧制，赋税之外的征敛一并减免，里巷之中欢欣鼓舞，每天盼望恩泽。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件事像祖宗时那样实行，赋税之外的征敛大都仍按旧例办理。自崇宁直到宣和，宽恤百姓的诏令每年发布一次，在通衢上宣读，百姓却不听；悬挂在墙壁上，百姓也不看，因为只有文书形式而没有实际施行。陛下继承并守护帝位，尤其应当慎重开始。诏令如果这样，也只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以后即使再有施恩之意，谁还会相信呢？孟子说：“取得天下有方法，取得百姓就取得天下。取得百姓有方法，取得民心就取得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旦失去民心，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不可不考虑。然而边疆尚未安宁，勤王军队不下数十万，集中在朔方，每天耗费不可计数；而边郡残破，十处中尚且没有一两处完整，水流积聚在上游，末端却不断泄漏。

译臣知道这些供给并不容易做到，朝廷不能完全依照诏令办理，不能不向百姓征取，也只是因为事情有不得已之处。但远方百姓大概并不知道这一点。君主高坐在一堂之上，想使四方万里之外的百姓家家都知道皇上的恩德，臣恐怕不是智慧和力量所能做到的。《周官》所说的撢人，掌管诵读君王的意旨和国家的政事，巡行天下各国并把这些告诉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臣希望陛下恢复撢人的官职，每一路派遣一名使者，慎重选拔忠诚守信、可以任用的人，让他诵读皇上的意旨和国家的政事，遍历所辖地区并告知百姓。等到边境战事稍稍安宁、兵革衰止，就把赋税之外的征敛全部减免，完全按照先前的诏令办理，不使它成为虚文，使百姓明白地知道休养生息有期限，那么人们将和悦而归向王道，这就是今天的急务。还要命令使者询问考察百姓的利弊疾苦、可以兴办和废除的事情，官吏的才干优劣、可以升迁和贬黜的人选，以及弊政和良法中可以废止、施行的项目，逐条列明上报。当时宠臣幸臣掌握权力，从他们门下出仕的官吏每天搜求珍货来讨好他们，奸贪赃污杂乱遍地，却没有人敢追究；上下相互防范，以行贿受贿成了风俗，这种污染日久，难以立即革除。臣曾经论述其中一二，虽然偶有施行，也不过是放逐罢免而已，从未彻底查办。过去成王把商朝顽民封给康叔时，告诫他说：“谨慎地明辨你的刑罚；有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过失，而是始终自己制造不合常法的行为，那么即使他的罪小，也不可不杀。”圣人难道喜欢杀人吗？如果不遵从道理、法令不能使人服从，没有严刑重罚就不能禁止。三十年已经过去，世道变化、风气转移之后，康王以成周之众命令毕公，告诫他说：“只有德、只有义，这才是最大的训诫。先王施行德政和刑罚，并没有不同，只是因时制宜罢了。”凡是各路贪赃违法的官吏，都应查究并弄清真实情状，考察成王告诫康叔的本意；罪行严重的，应在市朝处死，或流放到岭海之地，这样或许可以使民众的怨恨稍稍得到伸张，使和气充满天下。自崇宁以来，祸害最严重的，没有比茶法、盐法更甚的了，臣过去已经详细论述过。如今恢复转般运输，但钞法不改变，还没有看出它的益处。祖宗设置发运司，大概是继承刘晏的遗意；朝廷拿出数百万缗作为籴本，交给发运司统管六路的财计，调剂挪用，以供给京城的费用。六路的丰歉常常不同，一路丰收，就增加籴买来充实漕运的计划；饥荒歉收的地方，就停止籴买，只让它输纳折斛钱。因此上下都宽裕，而京城也不缺乏，这是最好的办法。自从胡师文把籴本作为羡余进献以后，制置发运司便拱手无所作为，这就是直达之议产生的缘由。如今恢复转般运输，而籴本却从各路取得；过去在各路时，每年一路所得盐课大约有数十万缗，自从钞法施行，盐课全都归入榷货务，各路一无所得，漕运费用日渐不足，如今又向各路搜取；这不是出自漕臣的家产，也只是取自百姓罢了。民力困乏，徒然造成纷扰，对事情没有补益。臣近日询问民间，听说朝廷虽然有恢复转般运输的名义，但直达的实际仍然存在；各路的米运到真扬、楚泗，从未入仓，只是在文书账册中作为收支的形式而已，这更不是改革法令的本意。臣私下认为，盐法与转般运输相互依靠以取得利益；自从实行直达而盐法随之改变，所谓相互依靠以求利的两件事，结果都失去了。祖宗时，荆湖南北、江东西的漕米运到真扬卸下后，就装载食盐返回交纳；如果有剩余盐额，官府便按时以实价出售。船夫都私下买盐，附带装载运输，从中暗取厚利，所以以船为家；一有缝隙漏洞，便随时修补，为长久打算。太宗曾对侍臣说：“谋求私利的门路就像老鼠洞，不可能完全堵塞。篙工、舵师稍微贩卖一些，只要不妨害公事，就不必追究。” 如果不是洞察民间隐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自从直达抄盐的法令施行，回纲没有所得，沿江州县也没有批给盐引，因此毁坏船只、盗卖食盐，用所得充作每日食用，最终船毁卒亡的事情到处都有；转而成为盗贼的，不可胜数，其危害并不小。臣私下认为，转般盐法是发运司职事的根本，二者不可偏废；如果不拿出数百万缗作为籴本，又没有回运来养活船夫，那么即使恢复转般运输，也与直达没有区别。近来看到发运司把漕米运到汴京，损失竟达到十分之五六，大概是人和船都被置于不合适的处境。过去刘晏在扬子设置十个船场造船，每条船给钱千缗。有人说实际用费不到一半，虚耗太多。刘晏说：“不是这样。谋划大事不能计较小的费用，凡事都必须为长久打算。”现在刚开始设置船场，办事人员很多，应当使船场可以长期私用不尽，那么官船和官物自然坚固良好。将来如果发生患害，我们给钱多，若减少一半以上，就不能运输了。到了咸通年间，有司计算费用后按数支给，不留余钱，船只更加脆薄易坏，漕运于是废止。听说从真扬起运粮纲，凡是修治船只所需的物料、调集民夫的工钱，都不按旧例供给。篙工和挽船士卒四处逃亡，沿汴河只好让清河兵接替牵挽。清河兵一向不归纲运官员管辖，任意盗窃，无法禁止。再加上上面漏水、下面受潮，不是沉没，就是腐烂不能食用，损失很多。这都是吝惜小费用而不顾大计的过错。臣想请求朝廷严格制定法令制度，船场不得克扣工料，优厚地供应支出费用，希望船只坚固，免除疏漏的忧患，恢复运盐的利益。使篙工、舵师把船当作家，官物自然不会损失。自汉、唐以来，善于治理财赋的人一定首推刘晏。刘晏说：“治理财赋应当以养活百姓为先；户口增多，赋税自然广泛，这是至理名言。”然而刘晏专门用盐利充实军国费用，他所制定的办法只是到产盐乡设置官吏，收买盐户所煮的盐，转卖给商人，任其运往哪里，此外没有别的事情。当初江淮盐课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刘晏晚年却达到六百多万缗，不只是增加了十倍百倍。难道当时可以施行，而现在就不可以施行吗？臣曾任越州萧山县令，境内有钱清盐场，亭户多有逃亡，直到追捕拘系他们，他们才肯服役。臣曾追究询问其中的缘故，大概是盐交入官府时，每斤不过四五钱；盐储存久了，必然有耗损，官吏承担责任，于是收盐时增加耗额，这是情理上不可避免的。

译计算他们所花费的劳力，所得还抵不上其中的二三成；而且所到之处物资匮乏，钱又不能及时取得，这就是亭户多逃亡的原因。饥寒所迫，如果不私下卖盐便无法养活自己，所以盗卖盐的人常常十人百人结成一群，披甲持戈，名义上称为押送的，至少也有数十人。官府害怕他们惹出事端，护送他们出境，只要没有受到侵扰就已经算幸运了。深山穷谷中，有一年到头不吃盐的人；至于靠近城郭的百姓，却一天也不能没有盐。官盐抄价高而私盐贩价低，所以吃私盐的人很多，每年的盐课因此不能足额。若不是强行摊派给编户百姓，就没有人肯买官盐；这就是弊病的根源。朝廷如果在产盐的乡里提高盐价出售，使百姓私下食用不感到困窘，那么亭户谁肯冒禁与盐贩私下交易呢？根除弊病的根源后，每年的盐课自然能够足额。上天所生、土地所藏的物产，过去常常有余，如今却不足，其中的弊病必定有来由，朝廷大概还没有彻底查究。建隆初年，荆湖、江浙、河东、川广、福建都还不属于朝廷所有，朝廷所拥有的只有淮南、京东、京西的几个郡罢了。承接五代的战乱，战争天天发生，然而从未因为财用不足而忧虑。如今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朝廷，没有一个百姓不是朝廷的臣民。贡赋的收入是从前的十倍，却天天以不足为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处理财赋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过去皇祐年间曾编写《会计录》，总核天下财赋的出入、百官俸禄的供给、军队储备和边防费用，凡是国家经常性的支出，都有固定数额。元丰年间的财计准备，针对元祐年间的会计，也都依照这个办法制定。臣伏望陛下明令大臣编写《靖康会计录》，取皇祐、元丰、元祐三部书作为格式，把官吏的增减、军队的多少、户口的增加损耗、赋税收入的盈亏以及一切经常性支出的数额，与这三部书相互参照比较，那么财用有余不足的根本就可以彻底查明了。然后再据此加以救治。宰相年终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却担忧国家用度不足，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臣身在宫阙门外，朝廷的议论，臣不能参与听闻。然而从道路上的传言得知，执政大臣治理文书、处理琐细事务，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这样又把天下的大计置于何处呢？臣私下认为，今天的急务，只在于政事尚未修明，边疆战守尚未准备，这些全都空缺而没有讲求，正是臣深切忧虑的地方。臣希望陛下郑重告诫大臣，放宽并略去琐细事务，把它们交给有关官司，专心致力于修治政事、振肃军纪、训练军队、选拔将领，做好作战和防守的准备，希望这样纲领一举，万事就会自然展开。臣实在怀着极大的幸运和期望。上给钦宗皇帝的奏疏之一 第一，请求设置统帅 臣私下看到北方军队驻扎在城外，要求无休无止，迟迟不肯离去，怀有不可预测的用心。请示议和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尤其应当严加防备。听说各地勤王军队渐渐有人到达，应召集将领进入城中，一同商议作战和防守的办法，恐怕他们的意见中或许有可采用的。国家艰难之时，应当广泛征询意见，也许能够有所收获，不能忽视。诸葛亮说：“有制度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至于失败；没有制度的军队，即使将领有才能，也不能取胜。”臣担心各路乌合之众互不统一，并不是有制度的军队。臣认为应当确立统帅，以统一号令向他们明示纪律，然后士卒才会听从命令。过去唐朝九节度使的军队没有统帅，虽有李、郭这样善于用兵的人，仍不免失败，这一点不能不考虑。还请派遣使臣，兼程赶路，督促各路尚未到达的军队；有逗留不前的，按军法处理，这样就没有人敢落后了。援兵逐渐聚集，军威便会更加壮大，作战还是防守都由我们决定，敌人的气势自然会受到震慑。臣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兴起，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兴起，从未听说占有天下这样广大的土地反而畏惧别人，只在于如何处置罢了。一、请求整肃军政，谨慎设置侦察哨，严明法令。臣听说古代善于谈论军事的人，没有谁超过孙武。孙武谈到将领时说：将领谁有才能？法令谁能执行？赏罚谁能分明？根据这些就可以知道胜负。臣私下认为，军队没有纪律，士卒不听命令，即使有百万军队，对失败灭亡也没有帮助。童贯担任三路统帅，敌人侵犯疆土，他却丢下军队逃回去，按军法本来罪当诛戮还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朝廷放过他而不追究，所以梁方平、何灌也相继逃跑。黄河是天然险阻，却弃置不守，使敌军骑兵能够长驱直入，这对误国来说太严重了。还能说将领有才能吗？朝廷放过他而不追究，军政如此，凭什么任用人才？《尚书》说：“左军不能攻击左军，你就是不敬奉命令；驾驭的不是合于驾车规矩的马，你就是不敬奉命令。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诛戮。我就要把你诛戮并连坐你的家属。”左军不攻击左军、右军不攻击右军，不过是失去队列、离开编次罢了，都因为不听命令而被诛戮，何况还没有交战就逃跑呢？这是先王仁义之师的军法，著录在经典中，作为万世的法则，并不是臣的私言。释放而不诛杀，将领和士卒就再也不能任用了。周世宗征讨河东时，斩杀樊爱能以及其下数十人，士气才开始振作，这是前代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然而军法不严，不只是这一件事。敌军骑兵到来，已经到了城下，朝廷却不知道，使敌人乘我没有防备、利用空隙进入城中，那就只能拱手把城交给他们了，想来令人寒心。如今幸好没有出事，大概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并不是人的谋划。边境发生战事，奏报应当当天送到；按照急脚递送的制度，每天行五百里，那么千里以外两天就可以送达，哪里会有敌人数万人跋涉数千里，而朝廷竟不知道的道理？这是侦察哨不明、统帅大臣失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法令不能执行，正是原因。近来看到出城到敌军那里出使的人，没有取得丝毫成效，子弟却获得升职并接受丰厚赏赐，尤其没有道理。有罪不诛，有功不赏，赏罚能说是分明吗？假如敌人善于侦察我国，那么胜负已经决定了。臣希望陛下严厉告诫边境官吏，谨慎设置侦察哨，严明法令；没有功劳的不赏，有罪的必罚。这样下级才有劝善惩恶的依据，军政也就整肃了。还请求迅速诏告朝廷内外，明确说明宣抚司已经撤罢；今后凡是没有经过三省、枢密院下达的事务，都不得接受办理。如果仍然沿袭旧的做法，那么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一、请求责备宰执大臣的不忠。

译臣恭敬地读到上皇的诏书，其中说自崇宁以来被大臣误导，凡是蛀蚀国家、危害百姓的政令，以及轻率耗费、任意使用财物的做法，都几乎革除殆尽，即使成汤改过而不吝惜，也没有超过这种程度的。他把天下看得像丢弃破鞋一样，这是尧舜的用心，前代从未有过。君主是头，臣子是四肢，君臣大概是一体。上皇深切地自我归罪，甚至以疲倦政务为由退居，将帝位让出；他克制自己、反省内责，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君主退位，宰相们却各自记叙升迁安置，接受这些安排而不推辞，这是什么道理？自古发生旱灾水灾，宰相必定引咎待罪，何况如今有这样的大变故呢？对外镇抚四夷，对内亲附百姓，是宰相的职责。从今天的事情看来，他们镇抚的功效就可见了。北方军队在边境上，给陛下造成昼夜忧劳的忧患，还要竭尽府库和百姓的力量送给他们，屈辱地订立城下之盟，也已经太过分了。君主忧愁，臣子就应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死，这正是宰相应当承担的责任。可是他们都在谋划逃亡、自保的计策，没有一个人为国家社稷谋划，虽然身处朝廷，家属却已经逃走了。只有陛下、后妃和皇子仍留在宫中，他们殉国忘私的心，究竟在哪里呢？平时在朝廷上以高爵厚禄受到尊养，国家处于艰难之际，却各自为自身谋划，陛下孤立无援，还能依靠谁呢？想到这里，臣不觉泪水纵横。虽然自祖宗以来从未诛戮过一位大臣，这是陛下家法所应当遵守的；然而也应当稍稍整肃法典刑罚，以此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访求真正贤能的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只要陛下用心至诚，一定会有圣贤之人不待梦兆卜问便前来。希望陛下早作谋划，天下就万分幸运了。一、请求罢免宦官守卫城防。臣私下考察，自古宦官掌权，没有不留下后患的。汉代的窦武、何进，凭借外戚亲属的身份，趁天下人怨怒，招揽李膺、陈蕃等英豪，共同起兵诛杀宦官，最终却不能取胜，都被并颈杀戮。唐昭宗信任亲近宦官，以至于被幽禁于东宫；宦官造成历代的祸患，太大了。本朝童贯掌握兵权，为国家制造事端二十多年，覆没军队、败坏将领，朝廷不加追究；朝廷内外都竭尽财力供给童贯，使他的私藏厚积多得无法计算。人怨神怒，逐渐导致今天陛下亲眼所见的局面。陛下刚即位时，应当把这类人屏退，使他们只同舆人、役夫、皂隶一样从事清扫等差役，不可再让他们接近权力。近来听说守城机构仍任用宦官提举，把兵权交给他们，这是重蹈覆辙，不可再走。假使他们的气焰一旦炽盛起来，后来就无法控制了。恩幸之人掌握权力，贪婪者得志，上皇晚年虽然后悔醒悟，却已经来不及挽救，不能不引以为鉴。一、请求谨慎发布号令。《尚书》说：发布命令要谨慎，命令一经发布就只应执行，不应反复更改。想使命令不被反复更改，就必须在开始时谨慎。开始时不谨慎，轻率地公布给人，即使想不更改，也做不到。近来看到诏榜向士人和百姓之家索取金银，说不交纳的允许别人告发，后来却没有执行。不到一两天，又重新发布了先前的诏令。崇宁以来，有的命令早晨下达、晚上就更改，所以宽恤百姓的诏令，季节性地发布一次，只是白白挂在墙上罢了，百姓并不相信。如今陛下刚即位，一言发布，臣下就听从命令，天下都在观察倾听，更不能不谨慎，不应再走旧日的道路。诏令中有这样的话：“希望免得我们的百姓肝脑涂地，怎么竟然马上到了这种地步呢？”即使事情出于仓促，也应当委婉措辞，稍微保全国家体面；如果向人显出怯惧的样子，就会使敌人轻视侮辱中原，再无顾忌。这番话失当得很，都是发布命令不谨慎造成的过失。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义，国家就不能立足。”军粮和军队都可以舍弃，信用却不能舍弃，圣人的垂戒深远啊。臣希望陛下今后凡是向朝廷内外发布诏令，都要详细议论后再实行，牢记孔子“没有信用就不能立国”的话，谨慎发布命令，以统一百姓的听从之心，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其二【防上钦宗大喜，二月八日授任谏议大夫兼侍讲，杨时具文辞谢，未获准许。二月十三日入殿进呈此文】臣昨天承蒙召见赐对，冒昧以愚昧狂妄的言论上奏议论宰相，陛下没有加以斧钺诛戮，反而把我置于言官之列。臣虽然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近来听说士人和百姓数万人跪伏宫阙，辱骂大臣，揭露他们隐藏的罪恶，什么话都说尽了。这大概是全国人共同抛弃他们了。爵位和刑罚，是上天用来任命有德之人、惩罚有罪之人的手段，即使君主也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和威严，来自我们百姓的明察和威严。”那么君主奉行上天的意志，也不过是依靠百姓罢了。百姓所抛弃的人，实际上是上天在惩罚他。如今陛下刚即位，正处于艰难之时，宰相尤其应当慎重考察选择，在内整顿政务，在外巩固疆土；如果不是得到真正贤能的人，就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希望陛下早日留意，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其三【北方军队刚退，主张议和的人想用三镇赂赠他们。十八日，杨时入殿，极力论说不可，认为不能只守议和，应赶快命将出兵。并请求召来任用种师中、刘光世，询问他们方略是否可行】臣私下认为，河朔是朝廷的要地，三镇又是河朔的关键藩镇。从周世宗直到艺祖、太宗，经过百战才得到它们，取得它们十分艰难。一旦放弃三镇，北方朝廷暂且可以借此缓解眼前的急迫，但若说作为长远之计，就不行了。北方军队到来时，士卒平时没有训练，想作战却没有可用的人；楼船战船没有修整，想防守又没有器具。割让土地、赠送金帛，形势上有不得已之处。因此臣说：用来缓解眼前的急迫可以；但河朔的郡县犬牙交错，如今把三镇二十州的土地给他们，就像贯穿我们的腹心，使一方边境裂成三段。修筑城墙堡垒、准备器械、训练军队、积聚粮食，不是能够在几年内完成的。三镇距离京城没有藩篱般牢固的屏障，敌军骑兵疾驰而来，不出几天就能抵达，又不是从前的情形，难道不危险吗？所以臣说：要把它作为长远之计，就不行。四方勤王军队经过一个多月才聚集，如果让他们无功而返，厚加赏赐就没有名义，不给赏赐又会产生怨恨。以后再有缓急，召集他们恐怕会有人不接受命令，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姚平仲出兵，杀伤人数相当，并没有遭到大败；胜负本是军事中的常数，不足以作为深切的警戒。听说三镇百姓想以死抵抗，万一不能守住，几州百姓就要肝脑涂地了。

译朝廷难道忍心坐视而不救吗？臣私下认为，三镇在前面抵挡敌人，我们用重兵从后面跟进，使他们腹背受敌，这似乎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臣本是读书人，没有学习过军旅之事，不敢自信自己的说法。像种师中、刘光世这些人，都是一时名将，如今刚到却尚未任用。臣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御榻前，询问方略是否可行，他们一定能提出确定的意见。假如有万全之计，就不能错过。朝廷想只守议和，连同契丹维持百年的友好都不能保全，难道能保住这个强敌吗？然而朝廷许诺给金人的金银以千万计，等到秋高马肥时，他们乘机而来，要求兑现这些财物，他们并不是没有理由。到那时，金银不能再从百姓那里取得，援兵也不能仓促召来，祸患将不可胜言。孔子曾同蒲地人订盟，说：“被迫订立的盟约，神灵不会听从；后来即使毁约，也不能认为不可以。”如今良将精兵都想为国效力，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不去做，后来将后悔得连肚脐也咬不到了。希望陛下留意并审慎处置。其四【钦宗于是下诏出兵袭击敌人，但议论此事的人大多持两可态度。杨时再次上奏，请求出兵，不可只守议和。臣私下观察，从汉代直到唐代，平定边疆的方法没有比祖宗时期更好的。百年之间，百姓安居，头发斑白的人都没有见过战争。奸臣为了邀功，为国家制造事端，亲近恶人而抛弃友好，逐渐导致今天的局面。如今敌军逼近城池，平时没有准备，只得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来缓解眼前的急迫，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割让要害之地来换取盟好，却不是长远之计，臣已经论述过了。近来听说金人在磁州、相州驻兵，劫掠没有止境；攻破大名府成安县，驱赶掳掠子女二千余人，杀死县令和县丞后离去。盟誓文书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转眼就背弃盟约。我们即使想只守议和，也做不到。过去赵国割让六县土地，派赵郝到秦国约定有关事情，虞卿对赵王说：“秦国攻打大王，是因为疲倦了才回去吗？还是因为估计力量还能够进攻，却爱惜大王而不攻打呢？”赵王说：“秦国已经用尽力量了，一定是因为疲倦才回去。”虞卿说：“秦国用它的力量攻打本来不能取得的地方，疲倦而回；大王却又把它的力量所不能取得的地方送给它，这是帮助秦国自己攻打自己。”今天的事情，正与此相类似。离开自己的巢穴，越过数千里的远方，去侵犯别人的国都，本来就是危险的道路。假使他们的力量足以攻下城池，那么城中的财物全都会归他们所有，还用得着再索求什么呢？他们看到我们的城高池深，不容易轻易侵犯，勤王军队又从四面赶来，姚平仲也曾经同他们交战；他们忍耐着不敢发怒，请求议和后离去，这些情况足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他们大概也是因为害怕才回去，并不是爱护我们而不攻打。朝廷把三镇二十州的土地割给他们，这也是帮助盗寇、自己攻打自己。听说肃王当初同他们订约，到了黄河却返回，如今他们挟持着他前往，这是背弃盟约中最严重的一种。臣私下认为，朝廷应当以肃王的事情为问，责备他背弃盟约，必须得到肃王才罢休。三镇百姓在前面以死抵抗，我们用重兵拥护其后，形势必然能够达到所求；如果仍不顺从，就公开宣告他们的罪行而讨伐他们。军队以正义为强盛，这次正义在我们一方。三镇听到后，士气一定振作，这是万全之计，不能错过。如果三镇困窘危急，而朝廷军队不去救援，那么百姓一定会认为朝廷看着他们陷入涂炭而不加怜恤，于是拥戴朝廷的心就会松弛，大事也会失去，不能不考虑。臣私下听说出兵的命令，朝廷的谋划不一致，屡次下令又屡次收回。这样士气必然松懈懒散，想取得成功就难了。唐宪宗平定淮西，韩愈说：“蔡州这次功业，只有果断才能成功；从来没有举大事而不果断却能够成功的。” 恭敬地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不要被浮泛的议论迷惑，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其五 臣私下认为，太原是天下的根本。唐高祖从晋阳起兵，后唐庄宗、石晋、刘知远等人都凭据太原而取得天下。自古以来，没有不把它当作重要地区的。太原很难一举攻取，契丹是强劲的敌人。如今包围太原已经数月，却屯兵不动，包藏祸心，哪里容易估量呢？姚古拥兵重兵前往援救，却逗留不进。万一太原守不住，祸患有不可预测的地方。军政如此，凭什么任用人才？过去周世宗讨伐李筠，各将领望风而逃。周世宗亲自奋力作战，大败而回，躺在帐中起不来。太祖说：“为什么不把大将全部诛杀，用偏将副将来代替他们呢？”周世宗非常高兴，起身坐起来说：“正合朕的心意。”于是斩杀樊爱能以下数十人，一举攻取高平。从此兵威震动天下，于是凭此平定各国。如今姚古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余罪。放过他而不诛杀，就无法振作国威。臣希望陛下采用太祖的话，效法周世宗的果断，诛杀姚古以整肃军政，选拔能够担任将领的偏将副将代替他，明确显示赏罚，使士卒各自听从命令，也许太原就可以保全。其六 臣曾经论说姚古逗留不进，应当按军法处理，当时未及施行。如今太原被围困已经数月，危急得很。访察得知，大军还在威胜军，没有一个人、一匹马进入太原境内。只有范琼不接受姚古的节制，独自能够率兵稍稍前进；可见诸将逗留，实在是姚古造成的。怎么能因为舍不得杀一个姚古，就坐视重要地区危急而不救呢？万一太原百姓因为朝廷军队不救援，认为朝廷抛弃了他们，另生异心，那么祸患就会从身边发生，不只是金人的威胁，不能不考虑。臣希望陛下明确诏令大臣，竭尽力量谋划，迅速纠正姚古逗留不进的罪行，诛杀他以整肃军政，选拔有武略、能够任用的人代替他。偏将副将中仍有不听命令的，一律按军法处理，也许士气会稍稍振作，使敌人有所忌惮。如果朝廷还不想立即诛杀大将，姑且采用前代的旧例，全部削夺他的官职，使他以平民身份办事，以此责成他日后建立功效，这也还可以。否则，到了秋冬交替之时，风势强劲、草木衰败，强敌长驱南下，更加没有顾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希望陛下留意并幸而听取臣的意见。其七

译臣恭敬地看到，蔡京掌权二十多年，蛀蚀国家、危害百姓，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人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然而议论他的罪行的人，却从来没有知道其根源。蔡京以继承和阐述神宗皇帝的事业为名，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崇尊奉王安石，给他加上王爵，让他配享孔子庙庭。蔡京所作所为，自称得到了王安石的本意，使人无从议论；稍有不同，就给人加上不忠不孝的罪名，严厉地放逐贬黜。人人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话，于是蔡京得以任意妄为。造成今天祸患的，实际上是王安石为它开启了道路。臣谨慎考察，王安石挟持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经来文饰奸邪言论，变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祸害将在几十年以后显现，今天的事情，正好像符契相合。他著成邪说，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数也数不清。姑且只就他对今天危害尤其严重的一两件事加以说明，那么他的邪说性质就可以看见了。从前神宗皇帝曾经称美汉文帝，爱惜百金而停止修建露台，说：“朕是替天下守财罢了。”这正是谨慎节俭的美德，只考虑长远的谋划，本来应当顺势助成。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够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竭尽天下的财物来供自己享用，也不算过分。” 他又说：“守财这种说法，不是正理。”却不知道尧舜住的是茅草屋顶、夯土台阶，从未竭尽天下财物来供自己享用。他称说大禹“在家能够节俭”，那么竭尽天下财物供自己享用，必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以奉命搜求花石为事，竭尽天下力量，号称奉献给皇上，实际上正是王安石“竭尽天下供自己享用”的说法起了倡导作用。他解释《鳬鹥》诗末章时说：“以道守成的人役使众人，却防止自己骄纵；统治万物，耗费财物却不算奢侈，谁还会疲惫不堪地只把爱惜财物当作事情呢？”《鳬鹥》五章中明明说：“鳬鹥在曲岸，公尸来到这里，和乐融融；酒宴欣喜，烧肉香气芬芳，公尸宴饮，今后没有艰难。”这首诗所说的，正是能够保持盈满，神灵和祖先就会安乐，从此没有后来的艰难。自古以来解释《诗经》的人，从没有提出“防止骄纵而不骄纵、耗费财物而不奢侈”这样的说法。只有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解释，以此启发君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率耗费、任意使用财物，专门以奢侈靡费为事，大概就是承袭了这种说法。王安石邪说的祸害，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明断，纠正王安石学术中的谬误，追夺他的王爵，明确诏告朝廷内外，毁去他配享孔子庙的塑像，使荒诞邪僻的言辞不再迷惑学者，这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龟山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龟山集》卷二　　　　　　　宋代杨时撰写的奏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