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集卷四　　　　　　　宋　杨时　撰劄子

译论时事【宣和七年三月】我年老退处田舍，闭门等待生命终结，已经没有其他念头。如今错误地受到世人舆论推重，又承蒙征召入朝对答；疏远卑微的小官能够有机会一见君父，这是臣子的荣耀，心愿已经满足了。然而到达宫阙已有数月，仍未能参加对答班次，私下思量，浅陋儒生陈腐的学问不足以供世间使用，加上年老多病、精神衰惫，也没有办法自效。每天都想着东归，打算像狐死首丘那样归葬；只是忧国爱君的心不能忘记。如今士大夫不敢尽情谈论天下大事，不过是在谋求保全自身罢了，却不知道谋划国家正是谋划自身。天下不得安宁而想保全自身，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因为身处疏远之地，即使想进言，也没有途径上达，因此冒昧条列十几件事情，都是今天的急务。如果能够稍微有助于国家的议论，希望阁下为朝廷留心考虑，幸甚。一、慎重发布命令 《书经》说：“命令发出就只应实行，不应反复收回。想使命令不被收回，就应当慎重对待开始。开始时不慎重，轻易向人公布，即使想不收回，也做不到。”近来看到榜示：宣和六年未缴纳的税赋、租赋、沿纳、和买、预买，一律放免。又说：“今年放免租税等，还担心监司、州县另立名目征收，使百姓不能得到实际恩惠。应命所属监司把实际放免的数目详细奏报，朝廷将酌情拨付钱物来应付。”现在却不明说，只有流亡和转为盗贼的人户才免除。如今广济军因为放税而降官、冲替，那么前日的诏令全都成了空文。那些安居乐业、不做盗贼的百姓，都得不到恩泽；唯独流亡后转为盗贼的人可以免除租赋，百姓还有什么顾忌不流亡而做盗贼呢？这就是朝廷用诏令诱导他们这样做。它造成的祸患难道小吗？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如果不信任政府，国家就不能立足。”以今天的事情看，军队和粮食都不能不要，唯独把信用看成可以不要的东西，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认为孔子的话不可采用，那就罢了；如果认为可以采用，那么保存信用尤其应当谨慎。如今抚谕百姓的使者正要出发，却这样失信，即使有最诚挚的意图，谁还会相信呢？这样一来，使者这次出行就只是白费一番功夫了。我私下认为，这个过失还不算太远，仍然可以追改；应当像前一诏令那样一律放免，竭力从中都所有的钱财中拨付应付，使百姓或许能够相信并服从，那么流亡和盗贼也会有逐渐止息的时候。否则恐怕四方听闻后，为了希望免除租赋，都会相互带领成为盗贼，不能不对此深思。二、茶法 榷茶始于唐末，宋朝祖宗也曾经实行过。但由官府自行专卖，积年累月，流弊越来越严重。仁宗命有关部门核算榷茶的净利，均摊为茶租，由各户缴纳；放宽禁令，使百姓自行兴贩，县官只管坐收榷茶之利，百姓也可以自行便利而没有触犯禁令的忧患，可以说公私双方都有利。因此当时诏书说：“百姓受征求之苦，每天只有叹息；官府接受过多而低劣的收入，年年因陈腐而私自藏积。盗贩违法的人实在太多，严刑重罚，内心不忍。这样是在江湖数千里设置陷阱，来伤害我们的百姓。偶尔派使者前往询问，百姓都欣然愿意放宽榷茶法。年收入的课额暂时减少，却消除了上官历代积累的弊病；一旦革除，便应作为常法固定下来，不再改变制度。还担心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以及借机作奸的党徒，妄自陈述奏议来迷惑官府，必须施以明确刑罚，以警戒狂妄荒谬。他的训告可以说已经十分周详，是后世应当遵守的。”如今茶租钱照旧缴纳，而榷茶法却更加严密，这就是在榷茶之外又加榷茶。顺应今天的变化，如果还不能完全解除禁令，也应当稍微放宽。两浙穷困偏远的百姓，有一年到头吃不到盐的；但茶却一天也不能没有。一天没有茶，百姓就会生病。从前在晚春采制的茶称为黄茶，每斤不过二三十钱，所以贫民能够满足日常饮食。如今买引的价格已经超过原来的数倍。即使没有茶，民间按惯例也要吃贵茶，贫民都受其害。茶法实行之初，刻薄的官吏把配买茶引多作为功劳，苟且冒领恩赏。如今以每年课额最高数作为定额，上等人户有摊派到十几引的；一引赔费动辄十几千钱，百姓就很难供应。各项触犯榷货禁令的案件，不得追究货物来历；违犯者按故意陷害他人犯罪论处。这条规定从祖宗以来直到熙宁、元丰时期都没有改变。如今茶法却独独允许追究来历，盗贩者都是无赖小民，一旦被捕，就胡乱指称货物来历以报私怨；官府不敢压制，追捕传呼不断蔓延，监狱充满囚犯，长久不能判决，实在令人怜悯。我私下认为，应革除追究货物来历的规定，消除追捕传呼的骚扰；减去最高额，以平定年度课额；停止以增加余数为赏的办法，惩治贪官为求功劳而残害百姓的暴行，或许百姓就能稍微安定地生活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钱〕 三、盐法 榷盐自汉代就有，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周世宗征讨河东、河朔百姓时，百姓拦路诉说盐法不便。世宗把所得盐利均摊给各户，每年缴纳，顺从百姓意愿。熙宁年间有人提出重新实行榷盐，当时神考正大有作为，凡是能够有益国家、便利百姓的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做的，因此认为不能阻止他的建议而不实行；但这样做终究无法实行。河朔与辽国相邻，祖宗优厚体恤那里，特别不同于其他路，原是想在无事时供养百姓，以备缓急。如果在无事时使他们困苦，那么有事时还能依靠什么呢？今天的寇盗就是这样造成的。摊派到各户的盐利仍照旧缴纳，又设置官署机构，和其他路一样，恐怕不是祖宗优恤百姓的本意。江浙在春初发放蚕盐，均分给百姓用来养蚕缫丝，蚕熟后用绢偿还，并不扰害百姓。如今蚕盐不发放，偿还绢帛却不能免除，那么盐利收入官府已经很多了。山谷百姓中，十家只有两三家吃得起盐；州县却平均摊派盐钞，民间的赔费和茶引相等，又迫于考核优劣的严厉要求，往往按人口摊派，以充足年度定额，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今朝廷不设年度定额，也免除比较考核，宽裕百姓的用意很厚。

译然而如果不加比较考核，使百姓能够自行便利，盐课必然亏欠；朝廷如果不依靠盐利的用途，那还可以，若仍然不能不用盐利，盐事司怎么能坐视亏欠而安然不加察问呢？此前方腊作乱之后，两浙曾经不设定额、不加比较考核，但年度课额大幅亏欠，盐事司严厉责备州县没有察觉私贩，导致亏欠；州县为了苟免谴责，也不得不摊派筹措，即使名义上不比较，实际上比较仍然存在。我私下认为，应酌情取中设立定额，使州县容易办理，百姓也可以稍微宽解。若不设定额，那么盐司督责时必定仍以旧额为标准；刻薄的官吏务求以完成数额为功劳，所取就没有限度，造成的祸害更加深重。征收盐课，应以五年酌定的中间数为额；这是祖宗以来的常法，不可改变。四、转般 转般大概承袭了刘晏的遗意。朝廷拨出数百缗作为籴本，使有关机构总管六路的财计，调剂转运来供应中都的费用。六路丰歉变化不常；一路丰收，就增加买粮以充作漕运之计，饥荒歉收的地方只让它缴纳折合斛钱。因此公私都宽裕，而中都也不缺粮，是最好的办法。自从胡师文把籴本当作羡余进献，制置司拱手无所作为，直达之议便由此兴起。如今想恢复转般，可是籴本从各路漕运费用中取得，尚且不足，又要继续征取；这些钱既不是天降地出，也不是出自漕臣之家，只能取自百姓。两浙经过兵火摧残，疮痍尚未愈合，百姓贫困无告，那么造成的祸患就有不可估量之处，前些日子的事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怎么能不替他们忧虑？想恢复转般，应当遵循旧制，拨出数百万缗作为籴本，这件事就能办成。否则只是造成纷乱，对国家没有益处。五、籴买 籴买的名目不止一种，不仅有均籴、结籴之类。征取虽然很多，州郡却没有一个月的积粮。祖宗时期预买防秋绢，每匹支付一千钱，限在正月十五日以前付清。正当春季物资匮乏时，民间得到钱，颇为便利。那时浙绢运到中都，每匹价格一千二三百钱；预先支付一千钱，对人户并没有什么亏损。如今江浙虽说是预买，但钱不能按时取得，郡县中大概有白白取走绢帛的。产绢县份每匹绢的实际价格不低于二千三四百足钱，而上等人户有摊派到一百多匹的，民力本来就很难办到。又有不合时令的抛买，如燕山丝绢之类，需要的物品不一。秋收谷物还没有上场，催征赋税的官吏已经到门了。辛苦耕作的百姓每天吃糠秕，缴纳官府的赋物还常常担心不足，想让百姓不流亡也不可能。从前熙宁年间，三司和发运司相互配合，三司有多余粮食，就把粮食转成钱、银、绢，以充上供数额，其他物品也这样办理，因此有无相互资助，没有偏重的弊病，而发运司常常成为国家财用的根本。如今预买实际得到一千钱，民间赔费已经很多，何况还未必真的能得到。如果命令发运司调剂六路财计，使有无相互补充，在出产绢帛的州郡，按照常法依照市场中等价格；对人户则酌量折科，减少预买数额，也足以稍微宽解民力。平常的折变多半成为百姓祸害，是因为州郡不依当时市价，抬高估算应缴的常赋物品，却压低绢价，所以百姓受其弊害。如果严格约束粮价，只依照发运司和籴的办法，不得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那么与预买一千钱相比，即使未必能得到钱，利害也相差很远。如今浙绢每匹实际价格是两贯三四百钱；如果允许中官纵容胥吏作弊，只按时价的一半支付，节省的数目也很多了。六、坑冶 矿冶是利益所在的地方，只要有矿苗的地方，不用劝诱，人们自然会去寻找开采。所有矿户都是四方游民，没有携带钱本前往的；全都借助官府供应，命令他们炼成银铜交入官府，但钱不能按时取得，矿户无法养活自己，便散去到别处，这就是年度课额因此耗损的原因。采矿都要挖穴入地，有的深到五七里，只能容身；一旦塌方，就没有活着的人了。没有丰厚利润，谁肯做这种事？即使大规模开采，民间也会私下交易，官府反而什么也得不到；即使有严刑重法，也禁不住。若拿出数千万缗分发到各矿场，按时给付，矿冶自然会兴盛，不必另求资金。钱币是用来调节物价轻重、沟通有无的，控制钱币利益的权柄应掌握在上面；禁止私铸并不是为了取利。如今一千钱重六斤，官府买铜每斤价格一百钱，又必须加白铅调和，才能铸成钱；除去火耗、锉磨和损耗，必须用六七斤原料才能得到一千钱。铜从涔水、永兴相隔数千里运来，运输脚费又在百钱之外；薪炭费用、官兵粮饷、工匠分取的支用都不可估量。细细计算，一千四五百钱的本钱才能铸得一千钱，哪里有什么利润？正当财用匮乏的时候，想通过兴办鼓铸来取利，以缓解眼前急迫，是没有长远考虑的办法。然而近年来鼓铸的年度定额不能完成，不只是官吏松弛怠慢造成的，也是因为没有铜。但只要查核各监的亏欠，按照他们的说法追究原因，事实自然会显现。如今派使者到各路去，未必有新的矿坑可以开采，鼓铸也未必有铜；使者持节前往，必然不肯坐视不替自己设法，不过是督责州县，认定年度定额，最终从百姓那里取得罢了。只要一处不能办成，就以不称职罢免，谁敢不服从？铜并非民间所有，督逼严厉，百姓不得不毁钱取铜来缴官，以旧充新，白白耗费工力，损失很大。元符年间也曾派使者巡视寻找矿冶，奸吏诡妄之事层出不穷，于是把新矿铜按增加的价格收买，年终和旧矿铜调剂充作年度定额，使监官免去课额亏欠的责任，也不再检查约束；矿户便可以自行方便，把旧铜冒充新铜，骗取高价，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新矿。这样的欺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恐怕各路会引用这个例子推行，不能不加以察看。应命令各路：如果矿冶不能兴办，或没有铜可供鼓铸，不得让各郡虚假认定年度定额；州郡也不得依从虚认的数目办理，这样或许不至于造成大规模骚扰，百姓也不受其害。七、边事

译今天的事情，没有比边事和盗贼更紧急的了；但二者大概是相互因果而来的。居家百姓困于征调搜刮，壮丁疲于运输粮饷，财力都已困乏，于是流亡转为盗贼，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必然。过去的事情无法再责怪，但今后的事情仍可以谋划。我私下认为，燕云方面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接受粮饷供给，使燕军轮流在这里领取给养，或许可以由我们掌握出纳，免除大笔收入折损亏欠的忧虑，也使征夫免受借贷钱财准备赔偿的骚扰，这样民力就不至于极度困乏。如今云中得到百里土地，就增加百里转运的费用，只是使我们的百姓疲敝；还要付出加倍的利息来资助强敌，危害不小。军队如果以常胜著名，就会使其骄傲；粮食如果按人口发放，就会增长他们的欲望。这样他们还有什么满足呢？近来听道路上的传言，说朝廷授给他们的田地，很少有人肯去耕种。虽然流言未必完全可信，但按道理推想，恐怕确有这种事。辛苦耕田和安坐享食，劳逸正好相反。他们不耕种，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能使他们努力耕作，不知是否最终能够停止按人口供粮？如果不能停止，那只是白白使他们富裕，资助他们的桀骜。如果听说燕地还有很多闲田，不如招募边民做弓箭手，如同陕西旧例，免除他们的租赋，使他们练习骑射，也足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头；同时确定定额，不要不断增置，不出三五年，便可以逐渐消除。近来看到端门外表演各种杂技，大多是燕人。过去归附而居住在州郡的燕人，都要察问监督他们的出入，自有一套常法；这种周密防范并非没有道理。不知如今在中都的燕人，是否知道他们的数目？难道能保证其中没有奸细混杂吗？察问监督的办法不可废除。敌人间谍的谋划，也不能完全相信。从前唐太宗听从温彦博的建议，把投降的敌人安置在河南，魏郑公认为不可，极力争辩却没有被采纳；不到二三年，终于成为祸乱。应当把魏郑公的意见作为前事的鉴戒。八、盗贼 听说楚、泗有军队，是为了防御东面寇敌。然而淮南州郡，如通防、涟水之类，都与东州相邻，应当都有防备，不能只有楚、泗。倘若通防有警，维扬就受到逼迫。扬、楚、泗三地都是湖南北、江东西、两浙粮饷运输道路的要冲，是中都所依仗的地方；一旦敌人侵犯其境，粮饷道路就困难了，不能不深加考虑。听说东面寇敌有数万人想来投降，古人把接受投降看作接受敌人，不能轻率。却不知道这数万人要安置在哪里，必须使他们有可以归附的产业，能够获得温饱，然后才会平安无事。安置不当，祸患就可能比不投降更严重，这尤其应当慎重处理。如今山东的军队没有设置统帅，讨伐荡平和招抚安置各自打算，盗贼究竟听从谁的号令呢？过去唐朝以九节度使的军队出战而不设统帅，即使李、郭这样善于用兵的人，仍然不免失败，何况其他人呢？我私下认为，应当设置统帅，使一路军队都受其节制；可以招抚的就招抚，可以讨伐的就讨伐，或许能够统一部署，事情就能成功。九、选择将领 将帅尤其难得。这样的人才在本来掌握军队的地方，应当预先培养，不能在仓促之间一时取得。从前侯君集向李靖学习兵法，李靖说：“中原没有战事，我只能教侯君集抵御戎狄。”可见在中原作战和抵御戎狄是不同的。如今东北的寇敌，是在中原用兵；而燕云的将帅，要抵御外侮，不知道这种道理的人，现今还有这样的人才吗？应命两制以上官员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有智有勇、足以抵抗敌忾、等待御暴，长期沉沦下级官僚而未被世间任用的人，令监司、郡守都可以把姓名上报。或者有自负才武而不为人知的，也应使他们能够自行陈述；询问其事、考察其言，有可取之处的就破格任用。这样，鼓刀的、贩缯的杰出人才，必定会有人为当世而出。没有尝试寻找，不能说天下如此广大却全无这样的人。这件事尤其应当留意。十、军制 都城处在四方交通的要冲，没有高山大河作为险阻屏障，所能依靠的只有军队。所有卫士都是天子的爪牙，不应当彼此有区别。近来看到皇帝驾前有固定入内祗候的人，巾帽服饰稍有不同；又听说有御前负责防备缓急的人，这说明卫士已经分成两三等了。名号既然不同，待遇必然不同；待遇不同，人心就会产生差异，军队便不能使用。天下太平已久，又有什么缓急之事呢？军队强弱，只在于统帅是否得人罢了。从前李光弼在军中没有另行改变什么，只是一个号令、一个神色，就使军队精神焕发；可见军队强弱，难道不在于统帅其人吗？祖宗以来军制最为详密，不可随意增加或削减。

译论金人侵边其一【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就像躺在堆积的柴薪上，火已经烧起来了。安危的关键，间隔一口气都容不得；估量事情有可以做的，就应当赶快做，不能迟缓。迟缓就一定会有错过时机的后悔。时势正艰难危急，应当自己奋发努力，进用贤才，斥退奸邪，振动天下人的耳目，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向人显示怯懦畏惧的样子，委靡不振，事情就完了，不能不努力。山中有老虎，藜藿也因此无人采摘。所以汲黯在朝，淮南王就停止谋反；他把公孙弘等人看得像头发一样轻。论汲黯经世济民的才能，未必超过公孙弘等人，特别是他的正直气节足以镇压奸雄的心。如今朝廷威望不能振作，使奸雄只把朝廷看作公孙弘等人那样，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像某人、某人，如果置于言路，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像某人、某人，虽然一时触犯圣旨获罪，但他们的节义一向受到朝廷内外瞩目，召回他们就足以收拢人望。天下有道，守卫在四夷。如今即使不能做到这样，也应当在要害之处严密防守；等敌人来到都城之下，又哪里还来得及呢？不要徒然纷纷扰动人心，对事情没有好处。其二 我私下估量，北方军队忽来忽去，极难预测；但它们一定不能携带足够军粮，越过数千里来窥伺我国。边境附近的州军应当坚守营垒、清除野外物资，不要和他们交战，使他们抢掠不到任何东西，这样他们自然会困窘。如果他们攻城略地，本路帅司应当派援兵防守救应，他们一定不可能在一早一晚之间攻下。如果他们不采取攻城的办法，等他们经过以后，附近城寨便联合出兵追击其后；像中山、真定之类地方有坚固城池和重兵，然后再出兵与他们交战，使他们腹背受敌，这样就可以制胜。总之，敌军一定不能长久坚持。然而今天的事情，应当把收服人心放在首位；人心不归附，即使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也不足以依靠。边事兴起、免夫役等事情，使天下人普遍怨恨、神明震怒，逐渐造成今天误国的罪过，应该有归罪之处了。小人剥削百姓以求宠幸，办法不止一种，其中西域聚敛、东南花石所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听说已有诏令，要把这些一概罢除，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此前也曾经罢除过，诏书墨迹还未干，运输花石、应奉之物的船已经接连而来。如今即使再次申明前令，但祸根没有去掉，谁还会相信呢？想要去掉祸根，恐怕大臣们难以直说；但如果言路上任用了合适的人，一定会有人替朝廷竭力出面。那些长期作恶的大奸巨蠹，借着应奉的名义，强行掠夺百姓财物，实在多得无法计算。天下人积聚着愤怒怨恨，郁结而无法发泄，差不多二十年了。要想招致人心和顺，除去这三种弊害，正是今天最先要办的事情。天地间的宝藏，取用不尽，实际都在山泽之中；开发山产、煮海取利，是天下财赋的来源。如今▯货的收入，每年以千万计，都是各路过去的经费。把它们收归中都，各路一文钱也得不到，那么每年的用度怎么能不困窘呢？凡是上供所需以及一路的经费，不是出自漕臣之家，都是从百姓那里取来的，这就是民力所以困弊的原因。如今即使免除每年的定额，停止考核漕运财计，也与此无关，终究没有益处。不如一概遵循旧制，把它归还漕司，那么每年的用度充足，民力自然就能宽解了。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舍弃这种办法，朝廷必定会缺乏用度；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如果台谏官中有人，能够替朝廷谋划这件事，那么财货即使不去求取，也可以自然充足。不过这件事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见效，不是用笔墨纸张能够预先断定的。祖宗时期，转般法与盐法相互配合，以此获利；如果完全恢复祖宗的法制，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已经解决大半了。如今河北、山东的百姓已经凋敝到了极点，即使想从他们那里取，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所能依靠的只有东南地区罢了。两浙在遭受破坏之后，创伤还没有愈合，如果再不停地加以搜刮，那么前些日子方腊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鉴戒。从前唐朝正当用兵之时，裴度重新担任宰相，便首先把接见士大夫作为急务，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听取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采纳别人的意见，舜之所以成为舜，不过如此，何况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呢？天下的事情，不是朝廷可以凭一己之心独自运筹的；汇合天下人的智慧，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唐元和以后，多次用兵，宰相不能休假，有时要接连点着火把才能结束政务。李德裕当政时，即使突然收到紧急奏报，也都从容裁决，通常午时漏刻过后便回宅休息，和平时一样。难道李德裕宁愿依靠一己的智慧独自运筹，漠然不把军务放在心上吗？这是因为要镇定安抚人心，不得不这样做罢了。这些都是前代的事情，可以作为验证。如今一有警报，就修筑城池，试行挂搭，难道不会动摇人心吗？何况逃到中都来的燕人，挤满了街巷，多得无法计算。他们虽然有内外之别，但思念祖坟、怀念故居的心情却是相同的。难道没有奸细在其中窥伺机会吗？人心一旦动摇，灾祸就有不可测量的后果。从前唐太宗把投降的人安置在内地，又选择酋长在京师任官，正与今天的事情相类似。不到几年，终于酿成了叛乱，然后再把他们驱逐到塞外，就已经晚了。这是前事的验证，不可不引以为鉴。对于今天的事情，不能马上这样做，应当慢慢谋划，希望能够没有后患。请求任宫观职 我承蒙诏书恩典，被提升为侍从经筵，得以亲近天子的清光。我虽然极其愚钝，难道不知道这是幸运吗？只是衰老和疾病不断侵袭，两腿麻痹无力，跪拜都很困难，不能胜任入朝拜见。年纪已经超过七十，是朝不保夕的人了。家中贫困，负担又重，不能按照年资请求辞去职位，只好忍受羞耻，侥幸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宫观祠禄，以度过余生。我的罪过已经很多了。伏望陛下同样施以慈爱，察知我的诚恳，特为我奏请授予一个宫观差遣，任由我选择地方居住，使我将尽的年岁不至于无所安置，那就是我无比的幸运了。《龟山集》第四卷。钦定《四库全书》。《龟山集》第五卷，宋代杨时撰《经筵讲义》。

译《尚书》。“吉人为善”一节。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有二心，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所谓吉人，是因为他的德行专一；所谓凶人，是因为他的德行有二心。诚信就能专一，不诚信就会矫饰欺骗、妄自作为，所以会有二心。这就是吉凶分别的原因。舜天一亮就起身，禹想到治理天下便每天勤勉不懈，珍惜每一寸光阴，做善事还唯恐时间不够。丹朱只喜欢放纵游乐，任意傲慢暴虐，昼夜不停地做坏事，也唯恐时间不够。舜足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传示给后世。孔子对于禹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君主所应当效法的，不过是舜、禹罢了。世上那些导致天下混乱灭亡的君主，并非全都没有向善之心，可是天下最终不能得到治理，是因为他们看不清什么是善，而所谓的善未必真是善。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必定先从求知做起。求知是为了辨明善。想要达到真正的认识，不学习就做不到。所以傅说告诫他的君主说：‘要始终以学习为念。’ “播弃犁老”一节。犁老本来应当亲近，纣却抛弃了他；罪人本来应当远离，纣却亲近并依附他们。贪恋女色而发展到淫乱，沉溺酒色而发展到迷乱，敢于施行暴虐而发展到肆意妄为，便更加严重了。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悔改之心。下位者受到上位者的教化，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纣抛弃犁老、亲近罪人，所以臣下受到影响，变得淫乱、沉湎、肆虐；臣下又受到影响而彼此残害。上下相互勾结作恶，无辜陷入刑罚的人就没有地方申诉，只能仰天呼喊。淫乱、沉湎、肆虐施加在自身时，流毒还没有扩散很远；等到臣下也受到影响，祸害加在百姓身上的范围就广大了。这就是污秽的德行所以显著传闻于天下的原因。“惟天惠民”一节。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真正聪明的人被立为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天地之间充满的都是万物，而人也只是其中之一。人不过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罢了。天地把万物当作子女，它们生长养育所需的一切，都是上天用来惠及百姓的。君主承继上天而成为天的儿子，他的聪明足以治理百姓，所以是百姓的父母。他把百姓当作子女，授予他们固定的产业，使他们寒冷时有衣穿，饥饿时有饭吃；这就是上天惠及百姓的表现。夏王不能顺应上天，向下施加毒害，于是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关系。上天因此保佑并命令成汤，降罪并废黜夏的天命。然而成汤放逐桀，又把他的后代封在杞，并不是要把他们彻底斩尽杀绝，只是降罪废黜罢了。“惟受罪浮于桀”一节。纣剥夺并丧失了贤良之臣，残害虐待进谏辅政的人，不只是向天下百姓广泛施加暴虐。他说自己已经拥有天命，说敬畏上天没有必要，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暴虐不会造成伤害。他怠慢神明、虐待百姓，不只是欺骗诬妄上天，把所谓天命传布给下界。这就是纣的罪过超过桀的原因。上天降罪废黜夏的天命，情形就是这样；那么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王身上罢了。君主亲近小人，谗言阿谀就会日益进入朝廷，而守法之臣和正直之士则成为众人共同嫉恨的对象。小人和奸党分开来各自任用，祸患必定发展到彼此残害。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戒惧吗？

译《论语》。“巧言令色”一章。刚强坚毅、质朴谨慎，不在仪容和言辞之外向外追求，所以接近仁。花言巧语不是质朴谨慎，讨好的脸色也不是质朴，所以很少有仁德。记载说：‘穿上相应的服饰，就要以君子的仪容来装饰它；有了这样的仪容，就要以君子的言辞来装饰它。’用仪容和言辞加以文饰，就不是质朴谨慎了。若外在文饰而内在德行充实，即使言辞巧妙、脸色和悦，也不算过错。所以《礼记》说：‘言辞应当巧妙。’《诗经》称赞仲山甫具有美好的仪容和神色，因此巧言令色并非完全没有仁，只是很少有仁罢了。然而这两种不仁之处，巧言更为严重。所以写作关于巧言的诗，是因为痛恨谗言而作。谗人的言语通常很巧妙，所以能够改变混淆是非的实际情形，中伤善良的人，蒙蔽迷惑君主的听闻，不可不加以辨察。“吾日三省吾身”一章。仁对于每个人都一样，没有彼此的区别。替别人谋划，就如同替自己谋划一样。谋划事情却不尽忠，就离仁道很远了。朋友之间的交往，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相同，都称为通行的大道，因为这是人的重大伦理。交往却没有诚信，就离大道很远了。把老师传授的东西只停留在口头而不加以实践，并不是真正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只在口头和耳朵之间学习的人，很难在德行上有所进步。君子增进德行，以忠信为根本，所以曾子这样反省自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百姓刚出生时，没有互相生养的办法，寒冷时要寻求衣服，饥饿时要寻求食物，却不能自己替自己谋划。替百姓谋划，责任不在君主吗？先王替他们划定正当的田界，把田地授给他们；规划里巷房屋，给他们居住；在墙下种桑麻，在房舍中饲养鸡猪，使他们能够穿丝帛、吃肉，生养活人、安葬死者都没有遗憾。这些全都是替百姓谋划。如果征收赋税没有限度，专擅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作为个人私产，眼看百姓流亡、受冻挨饿却不加救恤，就不是替百姓谋划并尽忠的人。《伐木》诗说：‘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亲近亲人以求和睦，友爱贤者而不抛弃他们，这就是交友之道。如果没有尊重德义的诚心，使贤者不能自行进用，即使有帮助自己行仁的朋友，也没有益处。君主如果能够用这些道理反省自身，只担心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养，那么天下不能治理好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道千乘之国”一章。滕文公问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百姓的事情不能拖延。’所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应当把恭敬办事、守信作为首要原则。不恭敬，下属就会怠慢；不守信，下属就会无所适从，事情最终就不能成立。崇宁年间的大臣轻率地改变祖宗旧例，却连一个月也不能像钞引法那样坚持，这就是例子。它造成的危害，无法尽述。所以，宽恤百姓的诏令，季一举之类的人把它挂在墙上，百姓却不听从，因为它容易实行却没有信用。从前的覆辙，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易经》说：‘以制度节制用度，不损伤财物，不伤害百姓。’用度不节制，就必然会损伤财物；损伤财物，必然会伤害百姓。所以想要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省用度。节省用度却没有制度约束，就可能因为过分俭省而废弃礼制，这不是节用的正确办法。先王所谓理财，并不是把天下所有利益都收拢来据为己有，而是取财有道、用财有节，并且都合乎义，这才叫理财。取财不合乎正道，用财不节制，又不合乎义，就不是理财。所以《周官》用九职来任使百姓，然后用九赋征收赋税。九赋收入各有用途，彼此不侵扰、不混乱，太宰又用九式使各项用度均衡而有节制。下至公事所用的少量草料、饲秣，以及赐予、赏赐和各种费用，全都有一定的制度。即使君主也不能逾越。年终制定国家用度时，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这就叫制度。有不合乎定式的地方，太宰就可以加以调节节制。所谓君王、王后和太子不亲自会计，只是说这是有关部门的事情罢了。有关部门应当接受命令办理，不能让君主亲自参与会计。崇宁以来，贪污官吏利用君主不亲自会计的说法，来成全自己的奸私，暗中横征暴敛而无人禁止，所以费用支出没有常规，上下都困苦了。还谈得上爱护百姓吗？古代对待百姓，春天分派劳作，夏天因时安排，秋天平治，冬天收敛，各自顺应时令。役使百姓时，每家不超过一人，每年不超过三天，那么几口之家就常常有余力了。蜡祭以后便让老人休息、农夫停止劳作，君子也不兴起工程，这就是爱护百姓的办法。用役如果违背时令，使以农业为本的人不能尽力，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百姓也得不到恩泽。所以这里说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接着又说明这些道理。“君子不重则不威”一章。端正衣冠，尊严自己的容貌举止，使人望见便肃然畏惧，这样就庄重而有威严了。不庄重，就容易被外物改变，所以学习也不能牢固。以忠信为根本，是从自己身上求取；尊重朋友，是从别人身上取长处。向别人取善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善，但所交的不是正当的人，就会一起沉沦败坏。所以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所谓‘如自己’，是指志向相合、方向相同，修行的道术一致。听到善行就互相告知，见到不善就互相劝戒，因此能够相互观察而共同向善。有过错却害怕改正，也不足以成就德行。古代圣人用前垂的旒遮蔽视线，不合礼的事不看；用黄色丝带做的帽缨塞住耳朵，不合礼的话不听。登车时有和鸾的声音，行走时有佩玉的声音，出入起居、容貌仪节都一定合乎礼乐。君主因此使自身庄重，所以能够不发怒而使百姓畏惧，胜过畏惧刀斧。做到这样，外物就没有能够改变他的。《中庸》说：‘天之所以成为天，在于天道有文；君王之所以成为君王，在于君德有文，这种纯正也永不停息。’老子说：‘公正才能成为王，成为王才能合于天。’大概王与天遵循的道理没有两样，只在于专一守诚罢了。诚，是忠信的成就和名称。说话时天下人都以之为准则，行动时天下人都以之为道路。遵循这样的道理，怎么能不以忠信为根本呢？一旦失去忠信，天下人就会相继伪诈，造成的祸患无法尽述。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件事吗？舜说：‘大臣是我的股肱、耳目。’这是把大臣和自己看成一体，所以贤臣没有不如同自己一样。舜又说：‘我有错误，你们要辅佐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有了错误而大臣能够辅弼，过错就应当不怕改正，所以能够辅佐上天完成事业，成就帝王之业。这是君主应当效法的。后世的君主，喜欢把教导他的大臣当作臣下，却不喜欢把能够教导他的大臣当作臣下，这就是所交的朋友不如自己的缘故。所以守法之臣和正直之士被疏远，而谗谄、当面阿谀的人却来到身边，于是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天下也日益陷入混乱，难道可以不戒惧吗？“慎终追远”一章。

译曾子，就是孔子的弟子曾参。孟子说：‘奉养活人还不足以承担大事，只有办理丧事才足以承担大事。’所谓大事，是子女应当谨慎对待的事情。所以三天入殓，凡是附着在遗体上的东西，都一定要诚心办理、确实完备，不要留下可以后悔的地方。三个月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材上的东西，也都一定要诚心办理、确实完备，不要留下可以后悔的地方。少了一件东西，都会成为后悔；即使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件事不可不谨慎。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按照时节思念祖先，这就是追念远祖。斋戒的日子，要想起祖先生前的居处，想起他的笑声言语，想起他的志向心意，想起他所喜爱的事物和所嗜好的东西。斋戒三天后，仿佛看见了所祭祀的人，孝子因此竭尽心意。如今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这是因为他的天性厚实。后来有了妻子儿女，就爱恋妻子儿女；懂得美色，就爱恋年轻美貌的人；做了官，就爱恋君主，却不能终身爱恋父母，是因为受到外物迁移。至于追念远祖，尚且能够谨慎而不忘，那么终身爱恋父母就可以知道了。用这种道理来引导百姓，百姓的德行难道会不归于敦厚吗？所谓归，就是返回到其天生本性。孟子说：‘大孝之人终身爱慕父母；到了五十岁还爱慕父母的人，我只在大舜身上见到过。’ 舜从三十岁被任用，到五十岁时，已经具备了这三方面，却还不足以解除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足以解除忧愁，所以到了五十岁仍然爱慕父母。孔子只在舜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况。舜足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传给后世的地方，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君主所应当取法的，除了舜还凭什么呢？“夫子至于是邦也”一章。子禽是孔子的弟子陈亢，字子禽。子贡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字子贡。所谓温和，是暴躁傲慢的气息不表现在身上。所谓良善，是善性，天生就有，不借助外物，这与良知、良能的‘良’相同。只有君子能够具有这种品德。恭敬就不会侮辱别人，节俭就不会掠夺别人，谦让就不会争斗；这五种德性，难道是声音、笑容和外貌能够装出来的吗？内心积累了和顺之气，精华便从外表流露出来，温润明朗、清和可见，别人也乐意同他交往。这样求取，所求在自己身上，这不正是与向别人求取不同吗？温、良、恭、俭、让，都是通常的德性，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事情。仲尼不做过分的事情，不过如此罢了。世人厌弃平常而不去实行，却不知道平常的德性正是可贵之处，所以贤能聪明的人反而超过了它的范围，道最终不能彰明、不能实行。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想要与别人共同处理政务，舍弃这些平常的德性，大概就没有值得共事的人了。所以《尚书》说：‘彰明他所具有的常德，吉祥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子食无求饱”一章。君子没有一整天的短暂时间离开仁，这说明仁心片刻也不能离开。吃饭想吃饱，居住想安逸，也是人情共同的欲望，难道君子唯独与常人不同吗？只是如果有所追求，就会远离仁道，所以君子不这样做。办事敏捷就会有功效，说话谨慎就不会有口舌过错，又能到有道德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他看待自己总像是还不够，这就是他好学的原因吧？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不是有志于道的人做不到。古代圣人把天下放在心上，即使在饮食居住这些事情上，也不只是做到这一点罢了。吃得饱，一定想到天下还有没有吃饱的人；住得安，一定想到天下还有没有住得安稳的人。禹的时候，百姓还没有粮食可吃，所以禹的饮食很菲薄；即使想吃饱，也没有闲暇。百姓还没有得到平整的土地居住，所以禹的宫室低矮，路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即使想住得安稳，也不可能得到。圣人把天下放在心上，就是这样。后世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贫而无谄”一章。贫穷却不谄媚，就不会因为贫穷而放纵失度；富有却不骄傲，就不会因为富有而淫逸。与贫穷而谄媚、富有而骄傲相比，已经有很大差别了。然而孔子认为这样还可以，却没有认为已经完善，所以又用贫穷却快乐、富有却爱好礼来告诫他。贫穷而能快乐，不是有道德学问的人做不到；富有而能爱好礼，不是自我修养的人做不到。所以子贡用切磋琢磨来说明它。加工骨叫作切，加工角叫作磋，切磋都是借助锋利工具来完成的。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居住在一个国家，就要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和其中仁德的士人交朋友。仁者、贤者就是所谓锋利的工具，所以道德学问也是如此。加工玉叫作琢，加工石叫作磨；琢磨是用石头制成磨石，再用石头加工玉石，所以自我修养也如同这样。善于教导别人的人，能使别人继承自己的志向。孔子用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来告诫子贡，而子贡从切磋琢磨的意义中领会了言语之外的道理，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孔子的志向。他的见识已经达到更高层次，听到一件事便能知道另一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君主如果拥有天下全部的财富，凡是大海包藏、土地承载的珍宝都陈列在面前，放纵淫靡的音乐、柔媚艳丽的色彩每天不断地进入耳目；如果没有礼来节制，就会追逐外物而忘记返回，即使耗尽天下的供奉，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这样就会损伤财物、危害百姓，造成的弊端无法尽述。富有而爱好礼，难道可以忽视吗？只有古代圣人能够反求于自身，于是无与伦比的富有、万物所具备的一切都在自己内心，不需要等待外物，礼也包含在其中了，还有什么可说的‘爱好礼’呢？君主只要能把追逐外物作为戒惧，以古代圣人为榜样，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那么上下尊卑就分明，百姓的心志就安定，天下不能治理好的忧虑就从来不会发生。“不患人之不己知”一章。君子只求自己成为值得别人了解的人罢了。别人即使不了解，自己值得了解的地方本来仍旧如此，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了解别人，就会把仁人贤者和不肖之人混淆而无法辨别，因此在亲近谁、疏远谁时造成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然而不能识别别人，从天子到庶人，所受的祸患都是一样的，只是天子尤其严重。君子和小人的任用或舍弃，是天下治理或混乱的分界所在。所以皋陶替帝舜陈述谋略说：‘关键在于识别人，在于安定百姓。’也就是说，安定百姓的方法以识别人为先。四凶没有被诛除，十六位贤臣没有被举用，即使想安定百姓，怎么可能做到呢？然而内心有所偏爱依附，就不能保持公正；不能公正，便会让受宠幸、被亲近之人的私情得以自行接近君主，而正直之士就会被疏远。公正就明察，偏私就昏暗。对天下人的善恶一视同仁而不存私心，就能辨清君子和小人的真实情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龟山集》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