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集卷二十五　　　　　宋　杨时　撰序

译送吴子正序 六经，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实现治理的成法。六经的文章从尧舜一直到夏、周末年，兴衰治乱、成败的事迹，挽救弊病、通达变化、顺应时势而增减损益的道理，都清楚得可以考察。它网罗天地间广大的文理，说明形器、幽明的缘故，死生终始的变化，无不详细晓谕、反复譬喻，明白得像数一数二那样。后世高明卓越的人，拿起书卷便能全部领会，原本是应该的。我私下感到奇怪：唐虞时代，六经还没有完备；士人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诵读记忆、拿笔缀辑文章才算求学。然而他们内蕴道义、心怀德行，从容进入圣贤境界的，为什么那么多呢？他们显达而位居高位时，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足以辅佐上天完成治理、成就大业；即使困穷居下，他们潜藏的德行和隐微的操守，也仍足以治理世事、砥砺风俗。他们美好的谋略和功绩，又是多么显著啊！自从秦朝焚烧《诗》《书》、坑杀术士，六艺残缺。汉代儒生收集补缀，到建元年间，文辞已经灿然完备。像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接连出现，雄奇的文章和大笔气势纵横古今，充沛得如江汉决堤，浩荡无边。后来虽有作者，却没有能涉渡其波流的。然而贾谊阐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董仲舒陈述灾异，司马迁感情偏多，司马相如浮夸奢丽，都还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大道。只有扬雄差不多接近道，但仍遗憾他还有没有穷尽的地方。积累到唐代，文献的完备程度大约是前古的十倍百倍。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等人出现，都以古文闻名天下。然而他们的论述著作不违背圣人的，实在很少。从汉到唐，经过一千多年，士人中以文章著名的，不过这几个人。等考察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终究没有一个能像古人那样倡明道学、窥见圣人深奥。既然如此，古代六经尚未完备，并不妨碍人善于学习；后世文献虽多，对真正有所获得却没有益处。孔子说：‘我不是因为多多学习并记住它们，我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这难道不可信吗？武阳吴子正，是我敬畏的朋友。他博学而记忆力强，对于诸子百家的书，没有不研究的。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更加寻求古人所谓简约而精要的道理并守持它，差不多就可以达到境界了。若只是拘拘于汉唐士人，以文章多来自我夸富，专门从事辞章来惊动浅薄世俗，那不是善于学习。写赠言送别，用来彼此规劝切磋，大概是古代朋友的道义。因此在子正将要出行时，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与陈传道序 我曾说，求学的人看待圣人，难道不就像射箭对着正鹄吗？虽然各人的技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同，有射中、射不中以及远近的差别，但没有一个人不以正鹄为志向却可以谈论射箭。士人距离圣人，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所达到的境界固然不同；然而没有一个人不以圣人为志向却可以谈论求学。自从孔子去世，经过战国到秦朝，秦朝焚书坑儒，士人学习六经的传统中断了。汉朝兴起后，六经虽逐渐恢复，但圣学失传，已经很久了。从汉到唐一千多年，世上难道没有博闻强记的士人吗？但最终没有人能窥见圣学的深奥，难道是当时士人最终都没有志向于圣人吗？为什么卓然自立的人那么少呢？像唐代的韩愈，曾说世上没有仲尼，自己不应列在孔子弟子之中，那么也不能说他没有向往圣人的志向。可是考察他所学的内容，不过是想雕琢篇章、镂刻文句，取得名誉就停止了。既然如此，士人固然不必担心不知道要以圣人为志向，真正应当忧虑的只是不了解圣人是怎样求学的。况且古代圣人，本来应该没有谁比舜更圣明。舜处在深山之中，与木石相伴、和鹿猪同游，本来与深山里的野人没有不同。这难道是因为他的文采超过别人吗？” 伏羲画出八卦，文字记载从《尧典》才开始；在那时，六经大概还没有。可是舜之所以成为圣人，究竟从哪里得来呢？舜是圣人，生来就知道，不需要学习，也可以这样说。但圣人以下的人，没有可以不学习的。舜的臣子有二十二人，他们共同成就帝业，难道都生来就知道吗？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凭什么学习呢？由此看来，六经虽然是圣人留下的话语，但道理所存在的地方，大概有些内容不是语言能够传达的；因此即使经书完备，仍不能使不通达的人明白。既然如此，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贤人之所以成为贤人，其中必定有根本所在。虽然如此，士人距离圣人已经很远，舍弃六经又凭什么寻求圣人呢？应当用精思的力量去体会，用实际行动去实行，超然默会于语言和意义之外，这样或许才能有所获得。至于刚刚越过它的篱笆、望见它的门墙，脚还没有跨过门槛，就妄自猜测屋内藏有什么，这要侥幸猜中，实在太难了。唉！如今的士人从未这样求学，大多只是分辨文字、分析字义，琐屑拘泥于章句末节；更严重的，广泛记诵问答，精工于言辞，只想夸耀博多、争奇斗巧罢了，这样求学又有什么用呢？彭城陈君传道，是有志于求学的人。他将要赴任，来请求我写几句话，所以我借此为他阐发这些道理。” 然而不知道陈君究竟认为我说得对，还是不认为我说得对？希望明确告诉我，或许可以使我有所警醒。” 《复古编》后序 孔子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那么图书上的文字，实在是上天预先显示的，不是人凭一己的智力所能造作的。秦人以官吏为老师，严厉执行这种古代禁令，把先王的典籍全部毁灭。汉朝兴起时，距离秦朝灭亡还不远，蝌蚪书当世已经没有人能够认识，何况在数千年之后，文字更加湮没不明呢？扬子说：‘语言是心声，文字是心画。’世间流传的小篆，大概是李斯、赵高一类人以反古逆乱之心制作的，其渊源可以知道了。三家之学与古文奇字、缪虫之书同时流行于世，虽然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六书还大体保存着。先王时代，文字必须统一，所以设置官职来推行它，用来统一道德的归向，建立百姓的信用。汉初还有六种字体的考核试验科目，有关官员据此举劾，诏令用统一天下的文字习惯。后来时势变化、事务不同，法令也随之废弛，于是著作没有正体，人人任用自己的写法，古书几乎灭亡，怎能不令人痛惜！吴兴张友谦中专心研究这门学问，撰写《复古编》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这部书才完成。形声相近而用法不同，往往只在极其细微的差别之间。他的辨析厘正都有考据依据，后世有志于古学的人，必定能从中有所取法。” 政和初年，我居住在毗陵，谦中把他的书给我看，请我写文章作为序。我赞赏他用力勤勉，并且对字书有所补益，所以替他写下这些话，附在书后。谦中擅长篆书，用笔有古人的意味，应当可以和李阳冰、徐常侍并驾争先了。”

译《书义序》古代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动。《尚书》就是记录言语的史书。上自唐虞，下至周代，经历一千多年。圣贤君主相继兴起，那些流传的风俗和善政足以传给后世的，全都记载在《尚书》百篇之中。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五十九篇。我私下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中”罢了。尧告诫舜说：‘上天给予你的历数正在你身上，确实要把握其中。天下四海困穷，上天赐予的禄位也将永远终止。’舜也用这句话命令禹。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大概是同一条道理。贵为天子却把天下交给别人，穷困时作为平民却接受别人的天下，他们相互授受之间，难道不是极其重大吗？可是所说的只是这些。仲虺的诰文称赞汤说：‘在民众中建立中道。’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说：‘君王建立它的准则。’那么帝之所以成为帝、王之所以成为王，全都遵循这条道理。因此我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中”罢了。所谓中，难道是固守一个固定标准的意思吗？也是贵在合乎时宜。合乎时宜，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尧把天下授给舜，舜把天下授给禹，他们接受而不以为骄泰；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他们取得天下而不以为贪婪。至于作为臣子放逐君主，并不是篡夺；作为弟弟诛杀兄长，也不是叛逆。” 《尚书》所记载的，大的伦理、大的纲要，不超出这几种情形。从事情本身来看，难道不是很奇异吗？圣人安心去做而不疑惑，大概是因为事情正当其时、正当其可。尧典这篇书，是为尧让位给舜而作的，却把它称作“典”，说的是最大的常道。只要确实合乎时宜，即使把天下交给别人，也仍然只是常道罢了。后世昧于把握中道的权衡，不知道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于是拘守名义而失去实际，流变成子哙让位、白公争夺那样的事情，自己招致灭亡。又有的人在兵刃威逼下仍以为忠，把小事看成不能忍受而称作仁，这些也都是失误。又哪里足以同他们谈论圣人的中道呢？国家开设学校，设置师儒之官，大概将要讲明先王之道，以使天下向善，并不只是制造浮华文章来夸耀。凭我昏昧软弱、没有才能，哪里敢自称足以胜任呢？姑且诵说自己听闻的道理，以履行职守罢了。然而圣人言语的深奥之处，大概有语言不能论说、心意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诸位一定要慎重思考，超然默会于语言和意义之外，这样或许才能有所获得。” 《论语义序》求学的人看待圣人，难道不就像射箭对着正鹄吗？虽然各人的技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同，有远近、射中和射不中的差别，但没有不以正鹄为志向却可以谈论射箭的。士人距离圣人，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所达到的境界固然不同；然而没有不以圣人为志向却可以谈论求学的。大道废弃已经一千多年，百家学说充满天下，求学的人将到哪里取得正确标准呢？只要向圣人求取罢了。《论语》这部书，是孔子告诫门人的话，也是众弟子向孔子学习的内容。圣学的传承，难道不在这里吗？然而它的言语浅近，旨意深远，世俗儒生因为它言语浅近，便把它降为儿童的学习材料，没有深入研究；通往道德的道路，他们背离而去，仿佛置身荒废的原野之中，连一间简陋的旅舍都没有可以寄宿，更何况能够住进天下最广大的居所呢？伯乐论马说得好，他认为天下的马不可以只凭形貌筋骨来观察；如果只看自己所关注的方面而遗漏了没有关注的方面，那么能够日行千里、绝尘灭迹的骏马就会全被遗漏。我由此得到求学的方法。道理不能完全用语言传授，这是很清楚的。士人想窥见圣学的源流，却拘拘于章句末节，这就像只凭形貌筋骨来寻找天下的良马，怎么可能得到呢？” 我由此写下这些话，已经发现自己在公马母马方面有许多不知道的地方了。求学的人若能看重应当看的地方，而舍弃不应只执着的地方，那么对于我的话，大概就差不多能够领会了吧。《孟子义序》道统不能实行，已经很久了。自周朝衰微以来，隐士横加议论，儒家、墨家异同的争辩兴起，是非彼此胜负，并非一天形成的。孟子凭借睿智刚明的资质，出现在道学衰落之后；不是尧舜之道，他就不向君王陈说；不是孔子的行为，他就不在自身实行。他想用道来救助天下，继承并恢复先王的美好事业。他对自己的要求，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当时的人不懂得国家存亡的道理，凭借强力欺凌弱小，倚仗人多暴虐人少，以为长久安定的形势只能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遵循他的道，即使只有七十里土地也能兴盛；不遵循他的道，即使拥有天下也会灭亡。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他们正凭恃强力、倚仗人多，孟子却突然用仁义之言去诱导他们，动辄违逆他们所顺从的东西，那么他们不能领悟其中的道理，也就难怪认为他的主张迂阔而不值得采用了。因此孟子周游齐、鲁、晋、宋的郊外，道终究不能实行，也是形势使然。虽然他的恩泽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他的志向没有在事业上实现，但世人依靠他的力量，难道还少吗？当世道衰败、道统将要断绝时，他使杨朱、墨翟的学说停止传播，使奸邪的言论和偏僻的行为不能实现其意图，使无君无父的教义不能在天下流行，使百姓免于沦为禽兽，那么他的功劳就不小了。古人说孟子的功劳不在禹之下，这足以说明他们是真正懂得评论人物的了。如今他的著作完整地保存着，其中的要旨不过是他的言论和行为的事迹罢了。君子的言论和行为无所不在，把道充分表现在文字和言语中以传给后世，都是为了彰明道；在自身体现出来，把它落实到取舍进退之中，都是为了实行道。世上的学者，因言论来探求其中的道理，由行为来观察他的言论，那么就可以逐渐进入圣人的门庭了。精心思考的功夫和切实行道，古代好学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也是我对诸位的期望。然而圣人的道深远美善，不是浅薄的见识所能理解的；我姑且诵说自己听闻的道理，还不知道是否合于正确，希望诸位选择其中可取的地方，再反过来告诉我，这也是朋友之间的道义。

译《中庸义序》伊川先生曾说：“不偏不倚叫作中，恒常不变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这部书，大概是圣人学说的源头，也是进入德行境界的大道。孔子去世后，众弟子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的国家中；他们虽然各自把听闻的道理传授给弟子，但得到真传的人很少。所以子夏之后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成为庄周，这样距离道的根本就越来越远了。唯独曾子这一支，子思、孟子所传承的才得到宗旨。子思的学说，就是《中庸》。孟子的著作，其源头大概出于此书。这样看来，道学的传承，只有这部书罢了。世上的儒者知道尊崇孟氏，却没有人能对《中庸》尽心研究，那么它的源流也就可以知道了。我过去在元丰年间，曾到明道先生门下求学，得到先生一两句绪余之言，还没有完成学业，先生就去世了。后来又跟从伊川先生学习，不久，先生又因获罪被流放到涪陵。他建立学说、垂示训诫，成为当时世人的大禁忌，学者们闭口不敢再谈。政和四年夏六月，我获准请祠禄，退居余杭，闭门谢客，于是得以温习旧日所学，哀叹这道统文章将要坠失。于是追述先生留下的训诫，写成这部书，把自己听闻的内容推求到先生没有明说的地方；虽然还不足以完全传达先生学说的奥妙，也冒昧地希望大概可以接近它。学者因我的这些话而到圣人学说的门墙那里去求索，希望能够窥见其中而进入门内。《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伊川先生撰写《易传》时，稿子刚刚具备，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成书，先生便得了病，将要临终时，把这部书交给门人张绎。不久张绎也去世了，所以这部书散失残缺。学者所传的没有善本。政和初年，我的朋友谢显道在京师得到这部书，拿给我看，书中错乱重复，几乎无法阅读。我回到东边，在毗陵等待任职，才开始校订，删去重复之处，过了一年才完成。先生的道学足以作为世人的老师，而对于《易》尤其尽心。他的卦爻辞精妙深微，其中大概有许多是有书也无法传达的。我遗憾得到这部书太晚，来不及亲自接受他的微言训诫。其中有错误和我怀疑而未能通晓的地方，姑且保留下来等待有见识的人，不敢随意增删。然而学者读他的书，领会其中的意思，忘掉文字本身也是可以的。《孙先生春秋传序》孟子说：“王者的事迹消失了，《诗》也就亡失了；《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春秋》时代，《诗》并不是完全亡失了。诗歌由《黍离》降为《国风》，于是王者的诗亡失了。王者的诗亡失，雅乐便不再制作，天下也就没有政治了。《春秋》正是因此而作，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孔子去世后，又经过秦朝焚书，微言大义中断了。汉朝兴起，诸儒固守各自专门的学问，互相指责攻讦，甚至父子之间也有不同的见解，何况其他人呢？然而从古以来，通达的儒者和有见识的人，没有不由此学习的。熙宁初年，朝廷崇尚儒学、尊重经典，教导众多士人，认为《春秋》三传彼此异同，在六经中没有可以考订的依据，尤其难以明白。因此《春秋》没有列入学官的课程，并不是废弃不用，而是士人正急于应付科举的习惯，于是缺略不讲，实在令人惋惜！高邮中丞孙公先生凭借他的充实学养，全面阐发圣人的深意，撰成此书，传给后来的学者。他对卦爻辞的精微阐释，有很多是前代儒者没有说过的，打开了其中的关键，使学者可以考察它的门径、叩问它的门户，窥见其中的堂奥，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得到此书后伏案阅读，爱不释手，听到了许多从未听闻的道理。孙公的孙子广伯于是把这部书托付给我作序；凭我浅陋的学识，竟能把名字挂在经典的篇首，借此求得不朽，难道不是幸运吗？” 然而自从接受委托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却不敢在其中落笔。我私下认为，先生作为宗师巨儒，受到世人的师法和仰望，即使片言只字，也都足以传给后世，何况是已经完成的著作呢？我这个晚辈后学，妄想用芜杂的言辞去涂饰它，不但不足以增加它的分量，反而正是韩愈所说的“言语恰好成为对高明者的累赘”。所以我断绝了作序的念头，不敢动笔；但广伯的请求越来越恳切，于是勉强写在书后，希望像古人所说依附骏马尾巴的人一样，后来的读者怜惜我的心意而不要讥笑我，这就可以了。《邹公侍郎奏议序》道卿邹公年轻时就以道学和品行闻名于当时。他为人内心积蓄着和顺之气，外在显露出英秀之华，望去神色温润，从面貌上就能看出他是仁人君子。遇到事情、接待人物时，他仍然像空船一样虚静，却有坚挺不屈的姿态，如同精金美玉，不可磨损。元符年间，凭侍臣的推荐，升任谏官，这是顺应人望的。当时哲宗皇帝振作精神求治，任用贤能唯恐来不及，一见到公就以宰辅期待他；他的嘉言上奏，没有不被采纳的。恰逢中宫空缺已久，大臣们想私下结交受宠近幸之人，以谋求保住职位，迎合旨意、献媚取容，不遵循正道。公极力进谏，认为这不合乎公议，因而触犯了皇帝，也触怒了那些奸邪小人。他们憎恨公妨害自己，便合力把他排挤进陷阱，还从上面投下石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公的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于是他们伪造奏章，加上诋毁诬陷、不合事实的话【如“夺取别人的儿子而杀死他的母亲”之类】，传播到朝廷内外，想让天下人听到后真以为公有罪，他们的谋划实在深远。即使有端正之人、正直之士，也没有人敢替公辨明。公去世以后，至今二十多年，过去的奸邪朋党凋零死亡殆尽，正论才得以施行，真伪是非才开始各有定论。绍兴三年，他的儿子柄编集公的奏议一卷，托我作序。我和公并不是一朝一夕宴饮游乐的交情，了解公尤其详细；事情的始末，都是我亲自听闻、亲眼见到的，所以详细记载下来以昭示后世，希望使小人知道君子的善行终究不可诬陷。公将要去世时，我正从京师回来，听说公病势危急，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就赶去探望他，看见他气息微弱、仅仅活着。我悲痛得说不出私事，他却仍然询问国事，大概因为他一生把天下的重任当作自己的责任，直到将死之际也没有忘记。每当追忆起这件事，我都悲伤得不能释怀。唉，世道衰败已经很久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译《杨仲远字序》杨君敦仁拿自己的名字来请求我给他取字，说：“希望听您一句话，以弥补我的不足。”我自思不才，哪里足以满足他的请求？但按道义不敢沉默，于是告诉他说：“仁的道理，大概已经达到极点了吧？即使孔子也很少谈到它，何况我们这些人呢？但姑且试着把我听闻的告诉你：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宽厚、宽裕、温和、柔顺，是仁的本质；整齐庄重、中和正直，是守持仁的原则；奋发坚强、刚毅果断，是仁的作用。不要迷失实行仁的方法，不要损毁仁的本质，谨慎地守住它，努力地实行它，那么仁大概就可以达到了吧？”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责任不重大吗？到死才停止，道路不遥远吗？”如今您以“敦仁”自命，可以说是知道责任重大了。我愿意用“仲远”来配合您的名字，更希望您把目标放得长远些。承担重任却不以达到长远目标为期望，内心一定会自行限制自己罢了；这同仁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古代实行这条道的人，究竟追求什么呢？也只是说：“不要迷失实行仁的方法，不要损毁仁的本质，谨慎守持它，努力实行它罢了。”反过来却求所谓仁，大概可以达到的境界，我就不敢知道了。唉！有名声却不能符合实际，这是古人以为可耻的事，而今人却不以为耻。您将要立志追随古人，却又免不了沾染今人的习气，那么就应当努力，不要忽视这一点。” 《邓文伯字序》武阳邓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洵。武间把这件事告诉我说：“平这个名字用了很久，却没有人知道它是‘倒士’的意思。我梦见一个神人告诉我：‘你的名字叫平，你的字应当叫倒士。使你困穷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我醒来后觉得奇怪，慢慢思考这件事。难道上天将要启发我吗？我困穷的毛病将由此得到痊愈吗？不然，神人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样详细，并且警醒我这样至切呢？第二天，我就把洵、武二字互换了。请您姑且为我取字，用来报答神人的恩惠，这也是故旧之间的情义。您不要推辞。”我听后答应了他，便说：“一个整体的盈亏消长，贯通于天地之间，并且与万物相互感应。那么祸福的到来，在彼处先有征兆，而在此处得到应验，也是其中的道理。然而上天并不总是保佑诚信之人的命运，命运没有常规；古人用来顺应天意的办法，也只是从自身求取罢了。您应当努力。拥有武力，必定还要用文德来辅济，所以给您取字为‘文伯’。”并且写下这段话来记载这件事。《杨希旦文集序》先生名某，字希旦，是延平将乐人。年轻时就以文章和品行闻名，多次参加科举而未中，怀抱自己的才器，退居乡里养老，以诗书自娱。他为人敦厚朴实、平易近人，不事外在的修饰，神色温润，有长者的风范，乡里都称道他的品行。先生去世一年多以后，他的儿子【缺名】道才开始搜集他的遗文数百篇，托我作序。我告诉他说：“士人凭一句话的分量，足以取信于今日、流传到后世，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我哪里敢当？然而我年幼时曾有机会在先生闲暇宴饮时侍奉左右，他的善言美行，本来就已经听得很多、看得熟悉了。十多年间抬头低头，先生的交游亲友凋零死亡几乎殆尽，能够了解先生所作所为的人渐渐难以找到，那么我平素听闻见到的事情，尚且应当加以称述彰显，使后辈也能听到，何况是先生留下的文章呢？”我虽不才，哪里敢推辞？先生的诗文清新简切、平易自然，不以雕琢为工，阅读它们也足以想见他的风度。《谢君咏史诗序》君子积累学问、积累文章，考察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参照古今的变化，并不只是夸耀见闻罢了，而是要借此积蓄德行、扩充事业。从前尧舜为君主，禹、稷、皋陶为臣子，彼此在朝廷上赞叹商议，共同兴盛帝王的事业，也不过是考察古代罢了，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然而自汉魏以来，经过五代末年，撰述历史的人都有褒扬善者、贬斥恶者的意图，但议论不违背圣人的却没有几个。士人想考察古代，将到哪里取得正确的标准呢？扬子说：“喜爱读书却不求得其要旨，仲尼的书也不过是书肆里的书。”这话确实正确。古人的尺度在自身掌握，用它来验证万物，便能看得清楚。心中有明镜，所以万物一来就能照见它们，美丑都无法逃脱。若不知道明辨善恶以使自身真诚，却想凭一句话裁定古人的是非，从来没有能做到的。娄川居士谢君一天派仆人送来书信，随后亲自来到我门下，把他所作的《咏史诗》合为两编，托我作序。我听说谢君积累十年的勤苦，深入探求、广泛采集而写成这些诗，用力实在很多。他混迹于乡巷田野之间，和编户齐民为伍，却独自超然远览，彻底了解前代的兴衰治乱以及贤人哲士的一生始终，和世上的老儒宿学并驾齐驱、争相领先，这哪里容易做到呢？所以我为他的为人感到高兴，也乐意替他说明这些事情。他的诗词尤其华美可观，至于其中的是非褒贬，读者自然会有所领会。《田曹吴公文集序》我同郡的审律先生编录他先父留下的数百篇文章，写信托我作序。田曹，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本人，只因诵读他的诗篇、评论他的时代、考察他的事迹，详细了解到他如何修养自身、规范家庭并施行于政事。此后我更加知道，嘉祐、治平年间的恩泽深入人心。当时学士大夫如果显达而身居朝廷，就把它体现为事业，光明盛大，可以追配前代贤哲；如果没有显达而处在下位，就把它写在空文中，仍然足以私下影响他人，像吴公这一类人就是如此。孟子说：“王者的事迹消失了，《诗》也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诗》的存亡关系到时代的盛衰，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吴公做官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才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不到老年就归隐了。他平日闲暇时，内心有所触动而表现在外面的，都在诗中有所表现。他那些偶俪应酬之文，也都有典雅的法则。他的文辞直率，文质朴实而不粗俗，从容自得，有高人逸士的气质。所以他的流风余韵，足以留给子孙、教化乡人，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如今他的子弟中贤能的很多，都暗中修养德行而不求闻达，却足以凭文章和品行知名；在朝廷任职的有两人，审律就是其中之一。审律名仪，去年因遗逸之士的身份被征召，宰相很喜欢他，任命他为大成府审验音律的官职，不久却发现这并非他的爱好。他浩然生出归乡的志向，大概是继承了他父亲的遗风。吴公的诗文足以使自己在世上显名，不需要我的话来流传；至于他留给子孙的东西，世人有时还不知道。所以我详细记载这些，使那些乐于称道人善行的人也能听到。吴公姓吴，名辅，字鼎臣。

译《冰华先生文集序》冰华先生钱公名世雄，字济明，是常州晋陵人。公十六七岁时，他的诗已经受到名流称赞。等到成年，游学于东坡苏公门下，和他并驾齐驱的都是一时豪杰，而东坡唯独称赞他探求道理、著书立说。云气升腾、山川增辉，这说明东坡推许他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厚了。然而公也因此受到世人尊重，又因此得罪权贵，终身被废弃，最后困穷而死。公起初在平江，虽然只是郡府副职，但政事实际上都由公主持。老奸巨猾的人屏息畏惧，不敢逞强；善良的人有所依靠。后来被有权势者困厄，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志愿，士人舆论至今还为此惋惜，而当地人对他的思念，时间越久越不能忘记。公虽然退居，反而更加刻苦自励，每天以诗书自娱，没有穷愁怨恨之气；遇到事情有所感发，就表现在诗中。所以他的文章以诗为多。公去世后，他的儿子诩搜集遗文，托我作序。我私下认为，东坡的文章天下精妙，是当时儒者的宗师；士人只要得到他一句话，都足以扬名于世，何况是深受他的了解呢？那么公的文章本来就是世人所希望见到的，不用我的话也会流传。然而公一生的朋友和交游几乎都已凋零，晚辈后学没有能够了解公的人，所以我不推辞替他作序，并借此记下他一生出仕和退处的大概。《王卿送行诗序》皇祐二年，光禄卿、赠太尉王公辞去职务南归，朝廷中的公卿大夫在都城门外设祖道、置供帐为他饯行，车辆有数百辆。自祁公以下六十六人，各自作诗来记载他的行程。这次归行，是从喧嚣尘世中脱身，超然高举于万物之上，与世间沉溺于利禄而不知止足的人相距很远。从前二疏辞去官位离开，京城门外设置供帐的盛况是有的；至于公卿大夫作诗歌颂，流传声名、光耀无穷，大概还从未有过。因此王公的归去，比二疏更为荣耀，也更增光彩。然而我私下奇怪，庆历、皇祐年间，君臣同心收罗豪杰英才，好比建造高厦，大的任作栋梁，小的任作欂栌、扂、楔，没有不让他们各尽其才的。考察这六十六人，登上金门、进入玉堂，后来进居宰辅的，几乎数不胜数。王公以清白的名声和厚重的德行受到当时人的推重，而官位只做到列卿，才高识远却独独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正是士人舆论所以格外看重并惋惜他的地方。从前王公的儿子通奉公曾编集诸公送行的诗，分为上下两卷，想要刻板流传，却没有来得及便去世了。如今他的孙子大夫才得以完成祖先的遗志，不远数千里写信托我作序。德行成就之后，如果不是子孙世代有人，能够使无穷的声名显扬，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作为晚辈后学，虽然没有登过王公的门庭，没有亲自听到他言谈的余音，但得到诸公的诗作来玩味，也足以想见他的风度。从前韩退之凭文章名满天下，尚且把自己的文章列在三王之后当作荣耀；我是什么人，竟能把名字列在诸公之间？所以接受委托而不推辞，勉强写下这篇文字。《龟山集》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