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集卷二十三　　　　　宋　杨时　撰啓

译把卞和的宝玉呈到面前，哪里还会求取燕石？秦国的良医一并收纳，忽然也取用了猪苓。想到自己的身份而知晓这份荣耀，抚摸自身便更加惭愧。我私下认为，难以进取是君子的道义，容易错失的是圣人的时机。环绕车辙携带礼物前去求见，是将有所作为；即使急于求仕，也不把这看作污辱。扛筑击鼓、操刀宰割，是在等待时机；即使暂时自我混同于卑贱者，也有人不认为这是耻辱。长久思考出仕与退处的大原则，本来应当使道义与命运两全；贵在奉行中道，谁能允许自己走得太过分？何况正逢离明之象两次出现，又遇上泰卦之吉运大为到来。朝廷设置科举来振拔沉滞淹没的人才，举荐经术品行兼优者来网罗遗逸。朝廷把进用贤才作为急务，士人也知道不能成才是可耻的。因此，隐藏光彩、收敛行迹的人，放弃了隐居山林；怀抱美玉、手握美玉的人，也有了入仕辅政的志向。看看这千载难逢的兴盛时运，实在是世间罕见的机会。凡是有所见闻的人，谁不奋发努力？像我这样的人，求学只为修养自己，才力又不及别人，不过承袭父兄留下的遗风，没有败坏祖传的事业。与人一同驰骋在平坦道路上，自己惭愧像跛鳖一样难以前进；笃信自己所行的道路，最终却像愚公一样被人讥笑。我偶然得到乡里的荐举，随即在礼部会试中被黜退，只好甘心自我屏弃于樵夫渔父之间，心里还求什么轩冕富贵？两次伸臂，忘了搏虎可能遭遇的危险；屡次败北的军队，虽然只是听到风声，仍旧感到惊骇。谁能料到我这已经衰竭的气势，忽然得以伸展于长期屈抑之中？退下来反省其中缘由，今天的结果确实事出有因。这都是因为某官以至公之心处世，以内心的宽恕推及他人，把教育英才当作乐事，务求兼容并蓄；把推举士类作为责任，常常想着广泛取用。因此我这样的庸陋妄人，也得以被甄别收用。我怎敢不努力自我激励振作，仰念知遇之恩，更加勤勉于平日的学业，越发磨砺自己前进的锋芒？劣马哪里有幸能够侥幸跟随骏马的后面？天池虽远，终究还要等待大鹏之风。此后究竟如何，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代守边官致谢李运使 我奉命前往吴地东部，幸而得以与您相联属；领任江左，又得到您的恩私庇护。只是想到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哪里足以相称于您的公正举荐？我私下想，我早年承受圣上的恩宠，多次掌握使者的符节，只是才干不合时宜，惭愧没有实际用途。学问虽然专心致志，却只是空守文字，错误地承受了强干敏捷的称誉，又玷污了通达事理的声名。所受荣耀超过期望，惭愧满溢于心。这都是因为某官德行广大而能兼容，仁爱至深而广施恩惠，不忘敬重故旧，更加厚待日渐浇薄的世俗；因此包容荒陋之人，或许也符合中道的崇尚，使我这样的庸陋之人得到特别甄别收用。我怎敢不发誓竭尽孤忠，永远坚定一向的操守。代为祝贺苏左丞 伏闻您光荣地接受诏书，晋升掌管纲纪政务的要职。谨此庆贺慰问。恭敬地想，某官道德隆盛而深厚美好，事业宏大而富有经世治国之才；诚实明达，自然合于元龟般的明鉴，器度见识也确实符合三面之鉴。您从容担任常伯之职，登上内相的荣耀职位；排列、统率群才，整顿六官的政务；宣布、阐明深密的诏命，追复三代的文治。如今来承受朝廷虚席以待的征求，大大慰藉百姓的期望。皇帝的谋略和帝王的事业，确实要依赖您深远的谋划；绣绶龙章，也将承受异乎寻常的恩赏。只是想到我这种庸陋之人，久蒙您的知遇怜爱，空怀私下庆贺欢喜之情，却无法前往瞻见您的风采。仰望思慕到了极点，言辞实在难以周备表达。代为致谢筠州太守 伏闻您光荣地承受诏命，分任一方侯国的守臣。谨此庆贺慰问。恭敬地想，某官器度宏大深厚，心志明达而智慧通彻；屈身担任承宣布政的外任，今后必将履历重要仕途。我还没有来得及修写书信，以缔结邻近藩镇之间的友好，忽然承蒙您寄来书信和厚赐，更加感佩您的谦逊冲和。代为致贺检法官 盛大地承受诏命，出任刑台的辅佐官。谨此欢庆。恭敬地想，某官秉持正义，端正方严，心志明察而诚信公允；果真能够诚心格物明理，言论起初便没有可供挑剔之处；能够把宽恕推及他人，最终必将见到天下治理太平的成效。忽然听到这个消息，越发感到敬畏；庆幸将来有机会亲见您的德行。仰望吟咏的情怀，实在难以尽情陈述。《龟山集》第二十三卷。钦定《四库全书》。《龟山集》第二十四卷，宋代杨时撰写的记文。《求仁斋记》。元祐戊辰年秋季七月，我从京师回来。友人黄君来拜访我，在问候劳苦之事的间隙，对我说：“我在县城北面城墙的角落、西山的山脚下，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旧址。除去杂草，搬走石块，开辟土地建成学校，其中有讲习诵读的厅堂、宴饮休息和睡眠的房舍、接待宾客的处所，没有一样不完备。我将聚集族人、亲属和子弟来教育他们，即使乡人愿意前来，也不拒绝。您何不替我给它命名，把其中的意义充分告诉我？”过了几天，我和他一起去看了一次。那地方地势高敞明亮、开阔爽朗，不靠近四通八达的大路，背靠城西南的群峰，山峰首尾盘曲相连，绵延十多里，都隐约呈现在几案席位之间。俯仰之间，好像身处深山大泽、丘陵荒野之中，远离尘埃之上。这确实是求学者居住的地方。我在那里徘徊了很久，才大声诵说道：“我们这个县距离中原有数千里之远，舟船和车辆都不能通达。缙绅先生以及一时之间那些怀有德行、秉持道义、足以表率世人、教化风俗的人，都没有途径来到这里。士人想要成为君子，到哪里去取得资助呢？所以后辈晚学没有可以观摩学习的对象，只是游谈嬉戏，听不到箴规劝诫、切磋琢磨的益处；志趣相同就互相嬉戏亲狎，志趣不同就互相诋毁，以至于违背道义、逾越礼法也不悔改。即使天资非凡的人，偶尔也有一些，却不过是诵读六艺的文章、百家的著作，做章句训诂的儒生，钓取声名利禄罢了。有一天炫耀推销却没有卖出去，便回头看从前所拥有的东西，觉得全都陈旧腐朽、剽窃拼凑，没有任何用处；往往转而改换职业，这样的人十个中常有六七个。这同农夫和商贩积聚各种货物坐在市区，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四处流转而没有固定居所，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为此哀悼，又暗自悲叹自己的力量不足，想逃离这种处境却未能做到；只希望得到我们同道之中的士人，柔和而不沉溺于随俗，刚强而不因欲望愤激，彼此在道上互相促进，或许可以稍稍振作衰颓的风俗。如今您竟能在这里经营学校，把教育学生作为事业，这才是真正有志向的人啊！不过我曾经说过，古代求学的人，只不过是求仁罢了。传记上说：‘放纵于追逐利益而行动，就会招来很多怨恨。’ 又说：‘求仁而得到仁，还有什么怨恨呢？’那些炫耀推销却卖不出去，便转而改换职业的人，都是放纵于追逐利益而又心怀怨恨的人。我愿意用“求仁”来命名您的书斋，希望您求仁一定能够得到仁，从而没有怨恨。虽然如此，古人用来求仁的道路，不也很艰难吗？孔子的弟子中询问仁的人很多，而孔子用来告诫他们的话，难道只有一两句吗？然而孔子仍说很少谈仁，难道不是因为仁的道理极其高深，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吗？所以孔子所说的一切，都是求仁的方法；至于仁本身，大概从来没有直接说过。因此，他的弟子如子路、子贡，虽然可以说是登堂的弟子，但说到仁，孔子终身也没有认可他们已经达到。既然如此，所谓求仁困难，不正是这样吗？求学的人试着按照我的话去思考，深入考察古人求仁的方法，一定会有所收获。

译《踵息庵记》。天下万物贯通起来，不过是同一股气罢了。气聚合便产生，气耗尽便死亡。凡是有心智、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一样不是这样。知道聚合并不是从外面到来，耗尽也不是向外面离去，那么它的生只是像水上的泡沫浮起，它的死只是像冰融化，正如昼夜运行的常道，没有什么值得喜悦或忧伤的。世上羡慕长生的人，吐出旧气、吸入新气，像熊一样攀援、像鸟一样伸展，想借此延长寿命；更有甚者炼丹化金，服食丹药以求不死。厌恶常道而追求奇异，最终因此丧生的，十个人中常有六七个，却仍不觉悟。我不久前从京师得到元道的书，阅读之后，喜欢其中认为这些做法无益于养生的说法，私下认为若能奉行，便接近道了。等到来到毗陵，听说道士严奉先得到了养生的经书，夜间睡眠时呼吸不出不入，这大概就是元道所说的自然而然、安然自止吧。我到他的住处去询问，听他说话，几乎已经领会了庄生所谓气息达到脚跟的道理。郡人张君谕捐出金钱，在他的道宫东廊角落搭建茅屋让他居住，日常所需的各种物品没有一样不具备；那里幽静闲适、深邃清美，听不见人的脚步声，大概是想使他离开尘世、隔绝俗情，径直趋向最高的道境。周君伯忱和我交游，把奉先的心意告诉我，请我为这所居室命名，所以用“踵息”来命名它。这是为了激励他的志向，希望他最终求得成功。张君为他营造居所，辛劳到这种程度，难道也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用意吗？《沙县陈谏议祠堂记》。建中初年，右司谏陈公莹中论奏蔡氏兄弟违逆的事情，被流放到岭表。陈公南迁，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过；天下人都为此愤慨惋惜，却没有人敢说出来。他的姓名被列入党籍，二十多年间辗转道路，没有一年安宁，最终在穷困中死去。当初，京任翰林学士，掌管诏令文辞；他暗中包藏奸邪隐恶，尚未显露于事情上，虽然地位通显，世人却大多不知道他的过错。陈公在这时竭力进言，认为蔡京不可任用，一旦任用必将成为心腹之患，国家社稷的安危就难以预料。听到这话的人往往认为他说得太过分，以为蔡京的恶行不至于如此。然而蔡京暗中结交受宠幸的人，窃取国家权柄，捏造诬陷先烈，倚仗宠幸任意妄为，后来国家社稷所遭受的祸患，全都如陈公所说。到这时人们才佩服陈公，认为他是预知吉凶的蓍龟。过去王文公安石凭借学问和品行享有当时的声望，神宗皇帝召他参与大政，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认为三代的政治可以立即实现。唯独吕公献可认为不是这样，上疏抗论此事；即使文正温公也认为太过仓促，想让献可暂缓此事。不久，王安石大肆改变祖宗旧制，把兴利和开拓边疆作为首要事务。诸位大臣虽然竭力交相攻击，也不能消除其流毒，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温公常对人说：‘献可的先见之明，是我所不及的。’ 我内心确实佩服这件事，认为陈公对于蔡京，是在蔡京尚未被任用之前进言；献可对于王文公，是在王安石已经被任用之后议论，那么陈公的先见之明比献可更加光彩。两位公的言论，虽然车行的道路不同，实际却走的是同一条路。靖康年间，朝廷想全面恢复祖宗旧制，但当时的老臣故旧已经没有人在世了。天子感念陈公的忠心，追赠他为谏议大夫，并授官给他的四个儿子，用来宠荣嘉奖他，恩厚得很。这并不是偏私于陈氏，而是要用这件事来激励臣子的气节。陈公的同乡于是共同在县学建造祠堂，奉祀陈公。祠堂落成后，嘱托我写记。我说：陈公的德行事业足以泽被世人、流传后代；即使当时没有得到任用，他流传下来的风教余韵仍足以树立懦弱之人的志气。天下的士人并不是一乡所能独占的。然而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陈公流离受排斥，施展的影响并不广；如果本县的士大夫诵读他的言论，遵循他的道路，仗持气节、秉守道义，继承他的风范气节，时常有人这样做，那么他的功德施于乡里的作用就很大了。古代凡是对人有功便祭祀他，那么陈公的祠堂应当载入祀典，用来遗留给后世，这些道理是应当记载的。因此写下了这篇记文。《南剑州陈谏议祠堂记》。延平过去有学校，坐落在城边的角落，高耸在西山山顶。在其中求学的士人，校舍没有空着的。建炎四年，被贼人焚毁。知州刘侯子翼看见旧址险峻而狭窄，所以把学校迁到城南，选择平坦开阔的地方。刚开始营建，还没有完工刘侯便离任了。如今太守周侯绾到任，购买材料，召集工匠，完成了这项事业。教授石君公彻，实际负责督办工程；两人彼此协力，终于把它建成。又在学校西边建立谏议陈公莹中的祠堂，每逢春秋祭祀时一同祭享。祠堂落成后，嘱托我写记。我认为周侯治理政务，知道应当先办什么了。谨慎对待学校的教育，追祭前代贤哲，用来作为士人的榜样；如果没有尊崇德行、喜爱道义的诚心，是做不到这一步的。世上做官的人，大多把办理文书、审理民间诉讼当作急务，却不知道要使民间没有诉讼，根本也在于此。这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于是我探究其中的根本道理，并写道：自从孟子去世，圣学失传，六经的微言大义被异端邪说遮蔽侵蚀。宋朝兴起后，除去夷狄荒乱，休养生息一百多年，名儒接连出现，到嘉祐、治平年间，文物制度的兴盛，前代还没有可以相比的。熙宁年间更新法度，用经术造就士人，世俗儒者却妄自凭借私智，穿凿分解文字，枝蔓的言辞和学说因此扰乱了经义。他们借用六艺的文章，来辅助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只要有一点违逆自己的地方，流放、逃窜、诛杀的刑罚便跟随其后。即使是世代旧臣和元老，也一概以四凶之罪来指斥。天下人纷纷屈服，没有谁敢违背他们的意旨，因此谄媚奉承成为风气，正直的议论熄灭了。士人的气节没有振作起来，积累到崇宁年间，他们又承述前事，使毒害更加严重。当时邪说横流，几乎漫天蔽日，而陈莹中以自身抵挡它，几乎到了灭顶的境地也不后悔；他刚强正大的气概充满天地之间。他先见之明，成为当时的蓍龟。若不是能济世立名的人才，就不可能从流俗中自行拔出。把他的遗像安置在学校里，使后辈晚进每天都能看见，应该会有仰慕其风范而奋发兴起的人。他日辅佐朝廷，使奸邪谄谀之徒屏息收敛，将来一定会有人这样做。到了那时，乡人都会思念歌咏他，周侯遗留下来的德政也将无穷无尽。

译《浦城县重建文宣王殿记》。周朝的政治衰败，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战争日益频繁，帝王的遗迹断绝，典章制度和文化礼乐也沦丧殆尽。孔子在这个时代困顿得像一个旅人，在世上无所施展，于是退而删定《诗》《书》，整理、制定礼乐；先王用来治理国家的道理，鲜明地记载在典籍册简之中，使后世有所考察。论他的功劳，说他贤于尧舜，难道是虚妄的话吗？所以后世百代都在庙中奉祀他，即使天子尊贵，也面向北方以弟子之礼奉事他。道统得以保存，并不是为了造成这种荣耀的外观。国家庆历年间，下诏天下郡县建立学校。当时陈公先生襄以经术和德义成为一时儒学宗师，恰好主持县中簿书事务，勤勉地把教育人才作为职责，于是和县令谋划，在县城东南角修筑宫殿，来接纳后来的求学者。县人徐翘在其中营建大殿，不奢侈也不简陋，因此三舍的行堂、台阶全都焕然一新，而大殿得以独自保存。到了建炎初年，被贼人的火焚毁，春秋两季没有地方奉行祭祀。绍兴三年冬天，县令吴侯刚来处理政务，逐一到各神祠告谒，唯独看到我们的圣师没有瞻仰依凭之所，慨然叹道：‘如今佛教、道教之徒尚且知道恭敬地奉事自己的老师，难道我们这些儒者反而不知道吗？’于是慨然产生重建的想法。没过几个月，他召集县里的诸生刘寿、吴元宝、吴震、全畴，共同督办这件事。工程始于四年仲夏，至秋季七月竣工。优质木材和坚固砖瓦比从前增加了，所用人工以及塑绘的工费，总计不下百余万；百姓乐意输送资财，并不以为困苦。后来，本县士人萧顗拿着吴俊的书信，派吏员到我这里来，请求我写一篇文章作为记。我于是说：“学校废弛已经很久了，诐谬、淫邪、逃遁之辞充满天下，士人沉溺于所习，只是昏昧行事而已。我曾考察《周官·司徒》，知道仁、圣、义、忠、和六种德行是用来教化万民的。仁和圣，孔子尚且不敢自居，而先王却以此教化万民，大概是因为天地万物本性相同，并没有圣贤、聪明、愚昧的差别。所以颜子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孟子也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因此，求学的人一定要以圣人为老师，就像射箭的人在靶子上安置鹄鸟作为目标，只有技巧和力量都具备了，才能射中。技巧不足而没有射到，力量足够却没有射中，这种情况当然有。但如果不设置目标，就没有办法知道是否射中。司徒用仁、圣教化百姓，大概也就是设置鹄鸟作为目标的意思。然而仁之所以为仁、圣之所以为圣，必定有其根本所在。求学的人不知道仁圣之所以成为仁圣，即使有学问，也仍然像一件空器。” 世上的议论者认为，仁不过就是爱人罢了，大概是从未深入考察孔子关于仁的言论。知道孔子所说的仁，也就可以由此知道圣的含义了。浦城县是东南贤士大夫人才聚集之地，杰出的人才、禀赋奇异的人，出仕后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要官位，进而掌握朝廷权柄的，世代都有人。吴侯在这里用心，并不只是装饰祠堂来夸耀它，而是希望本县士人在其中学习功业，汲取文章的精华，咀嚼其中的实义，内心得到体会并在自身实行，以趋向圣贤的境界，这样才算学业有成。因此一并把这些话告诉他们。” 杨道真君洞记 县城之地，在隅封山的山麓，有一个洞。听长老们说，认为这是杨道真君居住的地方。杨道真君在传记中没有记载，这个洞在图经中也没有载录，究竟是真是假，无法考证。元祐五年，年成大旱，乡人到真君处祈祷求雨，总是得到应验。我私下感到奇异，想去游览，却一直没有空暇。过了两年，到壬申年夏季四月，我便和两三个兄弟穿着草鞋、肩挑竹笠，悠然前往。走了将近五里多，只见崩塌的山崖、断裂的沟堑，荒草蔽塞，险峻绝难通行，起初似乎无法进入。我们用脚步探路，攀摸藤萝，牵引蔓条，仅仅能够到达洞口上方；那里豁然像一间屋子，仿佛神工鬼斧雕刻而成，其中幽深，无法看清它究竟有多远。洞的北面有门，泉水浩荡漫流；想到它能够蓄积灵气、兴起云雨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我仿佛凝视了很久，叹息说：‘如今交通便利的大城，处在舟车汇聚之处，高官显贵的车马衣冠在其中相连接；一有奇异境地，便登临游览、作诗赋文，早晨从笔舌之间写出，晚上就传遍四方。言过其实的文章，雕饰出各种姿态，奇诡而浮夸、背离实际的，十篇中常有六七篇，所以听到风声的人往往把未能亲自到达当作遗憾。至于深山穷谷、远离尘俗的偏僻之地，是士绅和游学之士所不能到的，即使有瑰奇绝特的景观，往往也被幽居潜修、遁世而不显名的人独自占有。’ 这种人即使想寻访他的声名光彩，尚且不可能做到，更何况能够显扬他所居之处吗？唉！事物显露或隐没，难道不在于人吗？虽然如此，显露和隐没确实在人，但天地的美景隐藏秀色、含蓄妩媚于荒丘丛莽之间，始终自如自在。难道会因此有所增加或损失吗？既然如此，这个洞没有声名，不能足以概括我的感受。我姑且记下它的年月，作为记文。”

译乐全亭记 君子把德行当作车舆，把忠信当作驾车的横木和绳索，把志向当作驾驭之术，把古代圣贤当作前导，把志趣相同、意愿相合的人当作骖乘，于是共同奔驰在仁义的道路上，翱翔于《诗》《书》的园府，涉猎百家学说的园囿，然后在至道的境地停车止息。这是天下最可称为快乐的事，而众人不能参与。乘坐飞軨车，驾驭承袭遗风的四匹马，郑国美女、曼妙姬妾扶持车舆、夹着车辕，车轮从康庄大道上出发，在椒丘停住，举杯列鼎，丝竹管弦交相演奏，凡是能够使耳目愉悦、心意欢娱的东西无不具备。这是众人认为最大的快乐，而君子不这样做。这两种快乐，彼此不相谋合，各自满足各自的适意之处，而浓淡滋味不同。我曾读韩愈的《圬者传》，看到其中所说的事，私下认为盛衰相互依伏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我壮年时做官、求学、游历四方，考察近世公侯贵戚之家，把肥沃田地、丰饶邑落割取来修筑池塘，台榭中种植名花异卉，蓄养奇禽驯兽，充满其中，尽是瑰伟绝特的景观；但兴盛和废败接连发生，不过一两代，最终像圬者所说的那样，这种事难道还数得过来吗？由此才知道，那些沉溺于富贵安逸欲望、却不知道君子之乐的人，祸患一定会达到这种地步。古人把安逸享乐看作毒酒，又说台池鸟兽只有贤者才能从中得到快乐，难道是空话吗？” 乡里人余君在住宅东边建了一座亭子，种花植竹，用来满足岁时宴饮游赏的爱好；又开辟住宅后面作为堂屋，聚集先世收藏的书籍，留给他的子孙，使他们登上这座堂，采撷六艺的精华，咀嚼道德的果实，懂得仰慕君子的快乐；等他们出游到这座亭子时，能够不因玩赏外物而丧失志向，那么内外两方面的快乐就都完全了。因此用“乐全”命名这座亭子。唉！努力吧，这样将长久拥有这种快乐。余君是我的妻族亲属，多次来到我家，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我赞赏他的志向，知道他并不只是追逐众人的快乐，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虎头岩记 县城东南有一处虎头岩，从前显德年间，本县人把神像设置在岩中，冶炼金属、雕刻木材制作钟鼓，用来警戒早晚。旁边有空地，可以种植庄稼，居住在这里的僧人足以靠它维持衣食。自熙宁以来，旁边的土地被谋利者夺去，居住在此岩的僧人无法维持朝夕生活，于是弃之而去。后来也没有人守护，因此岩石四周，砍柴取木的人任意砍伐践踏，竹木连根幼苗都没有留下。于是岩石的丑陋形状像张开嘴等待喂食，孤高地耸立在东南角。本县人没有空暇修葺它。熙宁丁巳年，境内发生警乱，市民惊恐，无一日能安居。县令吴侯到任后，才为他们恢复安定、招集安置，百姓又各得其所。等到盗贼平定，街巷父老根据过去流传的话，认为这场灾祸是这座岩石招来的，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公，请县中僧人可淳，让他在岩腹修葺这座殿堂，雕刻木像来镇压它，这就是所谓均庆禅祖。又在山岩中部建亭，用来供往来游观的人休息。工程完毕，僧人可淳请求我写文章记载，于是我说：‘事物的废兴，无论大小，都各有命数，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 深山穷川，聚集土石，顽然无关利害，却说它能够给百里之内的百姓招来祸福，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人们想把这里修整完备，确实是因为命数如此；不然，又为什么人们乐意去做呢？况且盗贼兴起，其渐进过程本来就不是一天形成的：放纵凶恶、倚仗力量，百姓轻慢法令、侮辱禁令，彼此相视而行，终于形成风俗。抵御它的方法，在于掌握相应的办法罢了。假使后来的县令都像吴侯，那么那些放纵凶恶、倚仗力量的人，正将来不及藏形匿迹，哪里还能危害百姓呢？假使后来的执政者没有办法抵御它，盗贼的兴起就会有其原因。这座岩石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不过数仞高的空间里，层层楼阁、重重道路，云烟幽暗迷蒙之间，幽深的山崖、寒冷的石阶，竟如绘画一般；远处直到城镇的繁盛、溪谷山川的秀美，都环绕眼前而尽收其中，这又足以成为游览观赏的美景。因此我借此记下它废兴的缘由，告诉往来的人，使他们观看时不致迷惑。’ 孝思堂记 绍圣元年，龙图谢公因病死于任所。第二年，他的儿子把灵柩运回建安安葬。又过一年，丧事办完，才建造孝思堂，请我写记。我于是说：‘孝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即使是小民、卑贱的奴仆、砍柴的儿童、放牧的老人，下至生活困苦、居住荒远而没有知识的百姓，也都知道孝是美好的称誉。一旦被冠以不孝的名声，心里就局促不安，面容也忸怩惭愧。至于详细考察实际情形，学士大夫诵读六艺的文章，讲论先王仁义的学说，却有不少人觉得它难以实行。那么，孝的德行难道不是至高的德行吗？古代的仁人孝子，哪里还需要向别处寻求呢？也不过是不违背事物的本性罢了。所谓事物，就是凡是从父母那里承受来的东西。因此身体是父母的枝叶，父母是身体的根本，根本和枝叶本是一体。流荡偏邪、污浊泛滥的声音，奇异邪僻、轻慢戏谑的事物，每天防备在耳目之前；而视、听、言、动一旦失去准则，都是违背事物本性的行为。违背事物本性，就是不敬重自己的身体；不敬重自己的身体，就是不敬重父母。能够不慎重吗？所以君子居处一定庄重，侍奉君主一定忠诚，任官理政一定恭敬，交友一定守信，临战一定勇敢，然后才足以成全父母的名声。反过来，都是忘记父母的人。’ 又怎么能算是孝呢？谢公从平民身份起于闽地偏远之处，在数千里之外，声望卓著，成为世所称道的名臣；他的特殊功劳和高尚德行足以激励世人、教化风俗，铭刻于鼎彝、镌刻在金石上，成为国家的光荣，更何况他用来训导启迪子孙的道理呢？如今他的儿子不忘孝思，这是能够承继谢公的教诲，将要有志于古人所谓孝道的表现。我因此知道，谢氏的后人能够不使祖先的功业坠落，并且使它更加光大，指日可待。所以我接受嘱托而不推辞，并且欣喜地为天下人说明这件事。’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归鸿阁记 县衙西北墙角有一处废弃的旧址，长期荒芜无人治理，成为猪群游荡、鼯鼠、猩猩、狸鼠栖居的地方，荒土淤塞、杂草覆盖，茂盛成了一片污秽的废墟。有一天我拄杖穿鞋，在它下面徘徊，环视四周，顿觉清爽而感到奇异。于是披开荆棘、除去藤蔓，发现嘉树茂草，连接山岭、穷尽深谷，挺立吐芳、含蓄妩媚，隐约向四面显现。便取县衙廊庑废弃的材料，在上面建了一座阁。阁建成后，恭敬地请宾客来举行落成礼，大家一起扬眉拭目远望，只见云层仿佛洞开，视野一眼可达千里。于是用“归鸿”命名它，大概取自古人所说的“目送归鸿”的意思。有客人说：‘你的阁名真奇怪啊！起初你用“飞鷃”给亭子命名，大概是有意寄托于蓬蒿之间。如今又用“归鸿”命名这座阁，你内心莫不是已经局促战栗，受外物改变了吗？’我傲然不回答，倚着几案躺下。不一会儿说：‘唉，坐下，我告诉你。如今人行走在数仞高的山丘上，居住在四面墙的屋子里，即使有离朱那样的眼力，视野也不过寻常范围，越过门槛之外就无法看清。等到登上泰山的山崖，游览昆仑山的高处，向下俯视虞渊，观看太阳出没，那么天地四方就显得小了。阁本身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只因所处的位置不同，所见也就随之不同。’ 它之所以能被看见，即使晋国的盲人没有消失，外物又哪里能够改变呢？况且鸿鸟翩翩飞翔，乘着飞云、驾着冷风，向上窥视青天，你难道因此就认为它高吗？鷃鸟腾跃上升，不过数仞便落下，你难道因此就认为它低吗？这是不知道各种事物各自适合各自的处境。万物各自适合自己的处境，那么天地的边际也如同蓬蒿一般，哪里还看得出彼此的差异呢？天地之间，本是一气生成万种形态，一呼吸之间便可形成；古今通达的观察者，把万物看作一体，已经通晓昼夜变化，因此即使面对死生的变化也不会惊惧，更何况其他一般事物呢？只是世上的人卖弄聪明、偏私自用，眼光不足以窥见天人之间的深奥，所以把外物和自身看成不同，彼此心腹之间如同楚越相隔，又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天理呢？你刚才怀疑我局促战栗、受外物改变，我也认为你是被自己的见闻所束缚，见识浅陋。’客人于是惶恐自失，忘了自己原先觉得奇怪的缘由，连声答应着退下。我回头对两三个同游者说：‘记住这件事，把它刻在石上。’ 干明寺修造记 建中靖国元年，岁在辛巳，我奉漕运官署的檄文，任东阳二县的令长。有一位大比丘惠康，写信送给我说：‘干明寺作为禅寺，经历四代，到我惠康才开始继承主持。供佛的殿宇，尚未完备的有十二处；风雨侵蚀，两个楼阁遮蔽在寺前，尤其像皮肤上的悬疣、眼睛上的翳障。想把它们修好并迁建，已经很久了。计算所需的美材坚砖，费用累计数万，恐怕不是一点一点积攒所能办成的。郡人吴某于是捐出一千缗钱，帮助实现我的愿望。我私下认为，他用力勤勉、施财丰厚，都不能没有文字记述。您何不替我写记呢？’这一年冬天，我在东阳任满归来，经过寺门，只见四周廊庑翼然，丹红的楹柱、曲折的栏槛，雕刻的椽头、镂饰的础石，色彩浓丽、光辉灿烂，仿佛进入神仙所造的宫殿。东西两侧序廊矗立着两座楼阁，空旷明亮而深邃幽静，仿佛疣被割除、眼翳被去掉了一样。我于是感叹说：‘我州处在水陆交通要冲，是舟车会聚的地方，四方游士经过闽中的，大概船首相接、车轮相轧。而且山水胜景清丽明秀、雄伟壮美，是东南一带最好的地方，本来应该有台池园囿、魁伟奇异的景观，来供宾客宴饮游乐。然而土地贫瘠，民生贫困，所以百姓勤劳节俭、厚重务本，节省用度、少有欲求；凡是住宅、衣服、器物，只求完整适用罢了，都不足以供人观赏。’ 近年以来，年成屡次歉收，编户百姓正为粮食艰难而忧虑，而康师却能在连年饥荒之时，引导勤俭的风俗，以丰厚的施舍成就这件事，其中一定有足以感动人的地方，真是值得叹服啊。”于是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白云庵记 廖君无隅有一天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先父在孔山南面得到吉利的卜兆，就在墓域的一角，搭建了几间屋子，在其中杂种松树、桂树，又种奇花异草，作为每年祭扫省视时稍作休息的地方。不久先父去世，办完丧事后，便依照旧址扩建，建造慕堂供奉他的画像，在旁边安置佛像，命令僧人正持居住在那里。又用“春晖”命名轩，用“清风”命名亭，以表示报答父母、遗留谋划的意义，总名为白云庵，大概取狄梁公望云思亲的意思。希望得到您一句话来记述它，可以吗？’我告诉他说：‘你正处于初次出仕的时候，却预先有了离开父母的忧虑，用狄梁公的话为庵命名，你的志向深远啊。然而狄公处在宠臣和孽后的凶暴极盛之时，罗织罪名的案件兴起，毒害流布天下，身死族灭的人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想用一片芦苇的障碍挡住江河的水流，用鲁国的薄绢抵挡燕国强弓和北方强弩，难道容易取胜吗？狄公却只要见到合乎义的事就一定去做，挺立不屈，不能动摇，他的忠义贯通白日。因此即使只是说了一句有益的话，也足以流传无穷，大概是因为他始终坚守大节，足以震动众人的视听。假使狄公的坚贞清白不足，在世事变化中被污染，那么即使片刻之间也不忘父母，写上千百句话，又哪里足以给后世看呢？’ 你若能追述并实行他的话，同时思念他这个人，仰慕他的大节来立身，那么将来有人望云思亲时，一定还会像今天的人看待古人一样看待你。你要努力啊！” 含云寺真祠遗像记 法师法名庆真，姓萧，是顺兴大干人。十四岁时离家出家为僧；十九岁受戒，游历江西，向泐潭月禅师得法。后来遍访各方高僧，然后归来养老。建中靖国元年秋季七月最后一天，早晨起身，以偈颂示众，换好衣服后端坐而逝。第二天，按照茶毗法火化，得到五色舍利，把真身遗骨葬在寺院东南角北庵的墓地。又用所得舍利塑造法像供奉。政和乙未年，我正好从毗陵回到故乡，他的弟子惟觉到我这里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和真师交往不是一天了。那时我还年轻，正学习应科举的文章，带着书册读书，日夜竭尽精力谋求进取，还不知道有亡羊之忧。法师常常拖着锡杖经过堂下，放下锤凿和我谈论此事多次，我也没有省悟。然而我见他神情气度安泰镇定，不因世俗牵累而扰乱内心，虽然还不能完全知道他所达到的境界，也暗自认为他不是平凡的僧人。等我年岁渐长，懂得求学的方法，听他的言论，考察他的见识，更加相信他的贤德。而我已经出仕了，这才遗憾不能像过去那样跟随他学习。如今他已经去世，我经过他的居所，登上他的堂屋，冷落寂静，再也没有这个人了，悲伤叹息了很久，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

译资圣院记 将溪处在闽地上游，地势险要而狭窄，以高山大陵作为外郭，以湍急激流作为沟池；鱼、稻、果、蔬以及一切供养自身的物资，都不必仰赖外地便能自给，所以五代乱世时，人们乐意居住在这里。城北背后有一座寺，名叫桥庵，是伪唐保大初年僧人师诘避乱到此结茅居住的地方。干祐三年，才用资圣之名命名它，到现在已有一百六十六年了。皇祐庚辰年，僧人无我向东迁移不到一百步，面向东边大道，以便利往来，但还没有完成，无我便去世了；此后五十多年没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屋顶漏雨、旁边穿风，不能遮蔽风雨。崇宁四年，才命僧人永璘主持此事，按照术士的话，恢复原来的地址。工程完毕后，他不远千里写信请求我作记。政和乙未年，我从毗陵回来，住了几天，经过寺门，只见卧房、廊庑、殿宇全都完好洁净，没有一处不令人喜爱；又塑造弥陀、观音、势至像并庄严装饰，远望神态温润，金碧辉煌。我于是叹息说：‘天下事物的兴废，难道不取决于人吗？这是有国者、有家者共同的道理。’我离开祖坟所在的故乡已经十四年，第一次回来，过去的小树如今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牛羊践踏、斧头砍伐接连发生在其上，折断毁坏的树木数不胜数，街巷也萧条得不再是昔日的样子，因此悲伤多日不能排遣。” 唯独这座寺焕然一新，难道不是因为主持者得其人吗？我私下想，我把祖坟托付给这个人，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因此在他堂屋西边修建一间房，安置先人的遗像，作为每年祭扫省视的地方，而璘师没有拒绝我。将来松树、楸树被折断毁坏的忧患，或许可以避免吧？唉，我衰老得太久了，周游四方，想营造一个退居之所，却没有什么地方比我的故乡更合适；难道只是因为古人乐意居住在那里吗？我将要在先人的房屋下庇身，回去养老，头戴幅巾，手扶杖、脚穿鞋，在龟山北面徜徉，与农夫和乡野老人相伴，在这里枕石漱流，私下把自己比作舞雩台下的人，这一天将要到来了。” 养浩堂记 城东有一座寺，名叫开元寺，背靠山麓，下面面对清流深潭，树林山谷茂密繁盛，远望隐约高耸，仿佛巨鳌托着它浮出水面。我的朋友翁行简过去曾在这里宴饮休息，并以“养浩”命名他居住的堂屋，请我写记。我曾经论述养气的方法，认为形体、心、气、神，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四者合于无形，那么天地就同我成为一体了吗？天地是形体，气是充满形体的东西。涵养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古人扛着农具、挥刀宰割而不以为污秽，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不以为骄泰，面对斧钺威胁而不惊惧，难道只是他们的心独异于常人吗？只是因为他们所涵养的气平素已经坚定罢了。行简年轻时就闻名当时，却流落在乡野屋舍之间，晚年才考中进士；人们本来以为他会颓废堕落、不能自我振作，但他的品行更加修养，气更加充足，文章日益精工，任官临政时，无论事务大小都能迎刃而解；他所涵养的力量，哪里容易估量呢？我知道他的才能必定会被世所任用，如今已经看到征兆了。将来他推广自己的修养，在朝廷成为仪表，必定会有值得观瞻的成就。因此我接受嘱托而不推辞，并且高兴地为他说明这些道理。” 婺州新城记 宣和三年，盗贼从幇原起事，蹂躏数州土地，各地都像狼顾一般失守，其中婺州所受的祸害尤其严重。天子忧悯此事，精选儒臣镇守安抚这片土地。河南范公正是被选中的人。范公到任那天，残余盗贼还没有消灭，四境之内钲鼓声彼此相闻，包围盗寇的军队将近数万人，转运粮饷、筹办军需，都在这里进行。经过杀伤之后，百姓逃窜藏伏于山谷，范公使他们恢复安定、聚集安置，没有一个不得其所。到了年末，盗寇平定，各项废弛的事务全都兴办起来，顽凶之徒改变心意，屏息听命，不敢再出来作恶。政事成功、治理安定后，范公回头对属官说：‘国家承受五代乱世之后，天下分裂，拥有强兵、凭险固守而不服从的地方彼此相连。唯独钱氏占据整个吴地，首先表示臣服，成为国家的屏障，近二百年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所以城郭不修，士卒不训练，一个人跳出来作乱，六州便为此暴尸。大概是太平日久，官吏懈怠而不知道戒备的缘故。那么城郭不完备，难道可以忽视吗？于是依照旧城加以改建。周长十里，墙基高三丈，墙面宽为墙高的三分之一，而墙高是原来的两倍。疏浚护城河作为城池，烧制砖瓦作为城墙女墙。招募七县的民夫，加倍支付他们的佣值，借此救济他们粮食艰难的处境；费用总计不下数百万，却丝毫不向百姓征取。’ 又运送粮食和酒，时常前往慰劳民夫，所以百姓乐意赶赴工程，忘记了劳苦。按工程量计算，共有六万一千七百多工。工程始于九月甲戌日，至十二月丁酉日告成。远望城墙高耸如山，不可侵犯。百姓和官吏欢欣鼓舞，一同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说：‘从前倾颓的城墙和废弃的旧址，被践踏成通行大道，旧关卡没有人盘问，夜间行路也没有禁令，偷盗和奸邪之徒得以任意作恶，百姓都受其祸害。如今我们百姓能够安枕而居，没有过去的忧患，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件事的由来吗？希望记载功绩，把它昭示给后人。’我曾读《易经》，读到《坎》卦的彖辞说：‘天险是不能登越的，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这才知道先王修筑坚固的城郭、沟池，大概本于天地之间不可缺少的义理。因此周文王、周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部事务，最终命令南仲前往营筑朔方；按照《六月》诗来考察，文王、武王治理内外，其根本和枝末、先后次序，一项也不能废弃。因此《出车》所说的事业废弛，功力就会缺失。如今婺州的政务，纲领条目和纪律纤细周备，又修完了城郭，为本地百姓留下无穷的依赖。美善的谋略和伟大的功绩，可以追比南仲，确实应该有文字记载。’ 使后人知道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不废弃前人的修治，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龟山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龟山集》卷二十五　宋·杨时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