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冬至斋宫诗第二章奉（2/2）

译《发明本心说》　李绂 朱子因为陆九渊教人有“发明本心”的说法，便把它视为顿悟，其实并不是这样。陆子全集二十八卷，我家收藏的宋刻本与明朝荆门州儒学藏本、抚州家祠本完全相同，没有一字增减。我曾翻阅几十遍，绝没有“顿悟”二字。他一生教导人，喜欢举木成楼、积水成川的比喻，专门以循序渐进为主，积累小的成就而达到大的成就，像水流满一个坑后再前进。即使是《鹅湖诗》，也一定说：“细流积累终至沧溟大海，卷石堆积终成泰华高峰。”这是天下人共同看见、共同听到的事实，他不主张顿悟之说，已经十分明白。至于“发明本心”，并不是顿悟。孟子说突然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正是为了发明恻隐之心；谈到用脚踩踏食物与不肯接受，正是为了发明羞恶之心；对于不辨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的人，则说他丧失了本心。陆子所谓发明，意思不过如此，并不像朱子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而万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达”。所以他曾因杨敬仲争讼一事说：“是的知道它是是，非的知道它是非。”这就是杨敬仲的是非本心，也是发明本心的一个证据。他之所以一定要发明人的本心，大概专门是要人效法先觉者。求学时，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资质当作不能成学的借口；只有知道仁义礼智本来就是人心固有，并不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才会明白这样一来，即使普通夫妇中的愚昧、不肖之人，也都可以有所知、能够实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不必自己推诿，也没有理由自我放弃。这就是“发明本心”的教育不能停止的原因。自从圣贤之学变成科举之业，人们剽窃耳闻口说，不再亲身从身心上体认。陆子的书从未亲眼读过，却道听途说、随声附和，都说陆氏是顿悟的禅学。不知道陆子全书都在，绝没有这种说法；而循序渐进的教育无时不是、无人不是，正与崇尚顿悟相反。学者只要试着拿陆子全集来读，就会知道不能把一个娶了寡妇的人诬陷成殴打岳父的人。有人说，陆子既然不是顿悟之教，他的弟子慈湖杨氏为什么专门谈觉悟？回答说：觉悟并不是圣学所忌讳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不是说过吗？只是觉悟以后还有很多功夫：既然察识到了，就必须存养，必须扩充，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推扩到保全四海，把亲亲、尊长之心推达天下，终身忧虑，勤奋不懈。而杨敬仲觉悟之后一味任其自然，所以有过高的议论。梨洲黄氏说：“象山把觉悟作为入门，慈湖却把觉悟作为究竟，这是慈湖失去了师传。”既然说慈湖失传，便可知陆子的传授并不是这样。天下人试着按照我的说法去考察，对于陆子被诬为顿悟的说法，大概就可以释然了。

译《皇清文颖》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二。解。《禋于六宗解》　叶方蔼 关于六宗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纷杂而始终没有定论呢？欧阳修以及大小夏侯认为，所祭祀的是六种对象：上面不是天，下面不是地，旁边不是四方，而是在这六者之间、帮助阴阳变化的某种实体；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有六个名称。这种说法茫昧而没有根据。孔光、刘歆认为六宗是乾坤的六个儿子，即水、火、雷、风、山、泽；但山、水、泽本来就是山川之类，这种说法又拘泥而难以贯通。贾逵认为天宗有三种，是日、月、星；地宗有三种，是河、海、岱山。既然已经祭望山川，为什么还要另有地宗之祭呢？马融认为，万物没有天就不能覆盖，没有地就不能承载，没有春就不能生长，没有夏就不能成长，没有秋就不能收获，没有冬就不能收藏，这就是六宗；但这已经近似祭祀上帝了，为什么还要再举行祭天的礼仪呢？郑康成认为是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但这样就不应只祭星辰。张迪认为是六代帝王，却不知道这已经包括在遍祭群神之中。张髦认为是三昭、三穆，但不应独自指作宗庙之祭。杜佑作《通典》，认为昊天上帝加上五帝合为六宗；但终究属于上帝一类，仍然重复，似乎都不是确切的说法。只有蔡沈根据孔安国引用《祭法》的说法说：“在泰昭埋下少牢，这是祭祀四时；在坎坛祭祀，这是祭祀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把这些作为六宗，大概才接近正确。我私下仍有疑问，为什么呢？坎坛、雩宗并不是应当祭祀的对象。坎坛是以祈求、禳除为事；说寒暑有失时、过度或不足，不过是禳除灾害、祈求正常而已。雩宗是以叹息祷告为义；说水旱成为百姓的祸患，不过是叹息并请求祷告而已。因此，寒暑应在失常的时候祭祀，水旱应在形成灾害的日子祭祀。舜摄政而礼敬百神，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举行禳除、祈求和叹息祷告呢？有人说：这样看来，六宗究竟是什么？舜向四岳询问说：“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种礼仪，也就是祭祀天神、祭祀地祇、祭享人鬼？”地祇中没有比后土更尊贵的，人鬼中没有比宗庙先祖更重要的。现在说祭望山川却不说后土，说遍祭群神却没有提到宗庙。后土是母亲，山川是子女；宗庙是主人，群神是宾客。舍弃母亲而祭祀子女，舍弃主人而祭祀宾客，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六宗就是：时、日、月、星辰、社稷、宗庙。既然类祭上帝，又祭祀四时、日、月、星辰，那么天神一类就没有不祭祀的了。有社便有稷。当时徐州进贡五色土，用来供大社使用，可见社稷是帝王世代都重视的对象。既然举行禋礼祭祀后土，又祭望山川，那么地祇一类就没有不祭祀的了。既然到文祖之庙告祭，其余各庙依次告祭，直到遍及群神，那么人鬼一类就没有不享祭的了。这样看来，三种礼仪大概都已经完备，没有遗漏了吧？学者把禋、望都看作合祭，认为四时、日、月、星辰、社稷、宗庙在同一时刻同时举行祭祀，似乎并不适宜。他们不知道，禋、望各自在应祭的地方举行：在泰昭祭四时，难道不能兼祭日吗？在王宫祭日，难道不能兼祭四时吗？向东祭望泰山，不必兼望西方；向西祭望华山，也不必兼望东方。为什么唯独对社稷、宗庙感到奇怪呢？有人说，《祭法》出自《礼记》，是周公制定的典章，如今反而凭臆测说明它不正确，可以吗？回答说：古代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礼，依据人情、斟酌义理这一点相同，但具体制度未必完全相同。商代沿用夏礼，损益之处可以知道；周代沿用商礼，损益之处也可以知道。夏、商、周尚且不同，又何况唐虞时代呢？如果一定要舍弃有虞氏的三礼，另取《祭法》作为定论，这确实不能不令人疑惑。《春秋谨严解》　李光地 韩愈说：“《春秋》的笔法谨严，深深地与孟子对乱臣贼子的忧惧相合，也与庄周辨明名分、防止僭越的主张相合。然而后来我又说过：‘《春秋》记载王法，却不诛罚那个人本身’，这岂不是说圣人仍有所含蓄隐讳吗？这和我在《答张籍书》中所说的‘使文辞深奥来避免灾祸’，与谨严的宗旨不同吗？答道：给张籍的信只是针对特定事情这样说。至于记载王法却不诛罚那个人本身，正是谨严到了极点。比如弑君的贼人，从州吁、华督以下，没有不大书其事、直斥其罪的。宗国有为尊者讳的礼法，然而不书弑君之地、不记下葬等条例，其义例也已经很明白了。羽父、共仲的极重罪行，人们也已经知道了。之所以不直斥其名，是因为《春秋》有时称‘某国弑君’，有时称‘某人弑君’，解说者便因此说罪责牵连到国君，而圣人措辞有所宽恕。唉！这种罪都可以宽恕，还有什么罪不可宽恕呢？大概《春秋》作为信实的史书，是依据诸侯报丧的文辞来伸明大义的。那些乱臣贼子杀害君父，难道肯把事情明白地传到诸侯那里吗？弑君之事不能完全遮掩，他们必定会歪曲说辞、推卸罪责。幸而国家有南史、董狐那样正直的史官，事情才不至于如此；但也从来没有不把这种罪名推给卑贱愚昧的奴仆的。孔子在这种情形下，难道要探求事实真相，而不遵从报丧文书的体例吗？”},{ 如果只遵从报丧文书，那岂不是使真正的贼人逃脱，失误太大了吗？如今州县之中有杀人者，恰好是显贵豪强，其势力足以自行脱罪，于是把罪过推给卑贱愚昧的奴仆，而官吏甘愿替他们遮掩的事情很多。若要捕获真正的大恶人，便没有证据；若只把卑贱愚昧的奴仆当作凶手，又会使法令遭到破坏。因此立下疑案说：‘某州某县有杀人者’，希望将来有机会捕获真正的大恶人，同时王法也不曾废弃。称‘某国弑君’、称‘某人弑君’，正是《春秋》所立的疑案，是法网虽疏而不漏的道理。所以记载王法却不诛罚那个人本身，正是谨严到了极点。

译《驺虞》解——李绂 把‘驺虞’解释为一种野兽，是注文和疏文的错误。毛传说：‘驺虞，是仁义的野兽。白色的老虎身上有黑色斑纹，不吃活物；有至诚信德时，它便会出现。’后世因此把驺虞当作西方的白虎，用来与苍龙、朱鸟、玄武相配。然而毛传又说：‘虞人引导五头小母猪，等待国君射发。’郑氏笺说：‘国君一箭射出，虞人便引导五头小母猪，这是尊重禽兽生命，仁爱之心达到极点的表现。’既然把驺虞当作仁义之兽，又拿它来比拟国君仁爱的心意，那么仁和义究竟属于哪一方面呢？孔颖达疏引《郑志》说，张逸问：‘传文说白虎有黑斑，《礼记》又说乐官完备，这是什么意思？’郑玄答道：‘白虎有黑斑，周代史官王防说“完备”，是取一箭射得五头小母猪之意，说的是贤才很多。’《射义》注和《郑志》的答语都说获得贤才很多，这是断取《诗经》中的一句来解释。一箭射得五头小母猪，就像一次求取便得到五位贤才；贤才多，官职便完备。考察《驺虞》这首诗，另外并没有引述它的地方，只见于《节射》和《戴记》：‘武王解散军队，在郊外举行射礼，左边射《貍首》，右边射《驺虞》。’又说：‘天子以《驺虞》作为射礼的节拍。《驺虞》的意思，就是乐官完备。’ 这才是‘驺虞’本来的意义。如果把驺虞解释为仁义之兽、仁爱之兽，与‘官职完备’的意思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彼此不相干，于是便把这解释看作断章取义。大概孔颖达的疏承袭并发挥毛传、郑笺，不能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解释。欧阳修《诗本义》引用贾谊《新书》说：‘驺，是文王苑囿的名称；虞，是苑囿中掌管野兽的官。’陈氏依据《射义》‘乐官备’的说法来证明这一点。朱子《诗序辨说》也把这些说法并存。把‘虞’解释为掌管野兽的官，确实与‘官’字的意义相合；但还没有说明它为什么是‘完备’。而且文王的苑囿叫作‘灵囿’，把‘驺’作为苑囿名，在其他书中没有可考的根据。我私下认为，‘驺’和‘虞’都是官名。《周礼》夏官中有趣马，掌管君王的马政，就是《诗》中所说的‘蹶惟趣马’。趣也写作驺。《戴记》说：‘季秋之月，天子于是教习田猎，以熟悉五种武事，分配马政，命令仆及七驺都驾车。’注文说：‘七驺，是指催促马匹、负责替各官驾车的人。’解说者又说，疏文认为天子的马有六种，每一种都有驺，所以是六驺；另有总管这些事务的人，连同六驺共七人，因此称为七驺。《春秋左氏传》说：‘晋悼公即位，派程郑担任乘马御，六驺归他管辖，并让他教导众驺懂得礼法。’这样看来，驺确实是官名。这种官职到汉代仍然存在。《后汉书·梁冀传》说：‘桓帝派黄门令具瑗率领左右厩的驺、虎贲、羽林军士一千多人，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梁冀的住宅。’注文说：‘驺，是骑士。’《淮南子》说：‘喜欢武事不等于侠士，喜欢文辞不等于儒者，喜好方术不等于医者，喜爱马匹不等于驺。’大概从三代到汉代，都把驺作为主管马匹的官职，从未改变。田猎时，虞人负责引导禽兽，七驺负责调配马匹。文王施行政令，顺应时令、养育万物，所以芦苇、蓬草萌发，母猪和小猪一胎有五头。驺和虞都任用了合适的人，诗人于是歌咏这件事来赞美国君。不说文王而说驺虞，是因为不敢直接称说国君，而指称侍从之臣，就像后世称‘执事’‘左右’一样。小雅中军士怨恨国王而呼喊祈父，也是这个意思。至于虞作为官名，更是数不胜数。自从伯益列入九官，虞官在唐虞时代就已经存在。周礼太宰九职中的第九职是薮，以山泽物产使民富足。注文说：‘薮上有虞，掌管山泽的政令。’ 地官中的泽虞，掌管国家湖泽的政令。《礼记》说天子的六府，其中第一是司木；注文说：‘司木，就是山虞。’《月令》说，季春之月，命令野虞不得砍伐桑树、柘树；孟夏之月，命令虞人进入山林时不得砍伐。鲁语说：‘大寒降临，土中的蛰虫开始活动，水虞于是整治捕捞用的罟和罶。’又说：‘鸟兽怀孕，水中虫类成长，兽虞于是禁止设置罝罗。’晋语说：‘叔向退下后，召来舟虞和司马。’大概山林、河川、湖泽、园囿的官职，没有不用‘虞’命名的，所以说驺与虞都是官名。齐诗章句则直接把驺虞解释为天子掌管鸟兽的官，但不如把二者分开解释，更能符合‘官职完备’的意义。如果把驺虞解释为野兽，则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最早的是《山海经》，说林氏国有一种珍奇野兽，名叫驺虞。司马相如《封禅文》说‘苑囿中有驺虞珍兽群’，似乎也取法于《山海经》。然而《山海经》所记都是神仙、鬼怪和荒诞迷离之事，最早见于东方朔回答奇异鸟类以及刘向回答贰负之臣的故事。到新莽时期，刘歆才把这部书献给朝廷。东方朔侍奉武帝，喜欢谈论神仙鬼怪之事，怎么知道不是东方朔一类的人伪造的，正如《神异经》《十洲记》等书一样呢？自古以来解释经书的著作，足以完备五经的训释；至于鸟兽名称，没有哪部书比《尔雅》更完备。然而《尔雅·释兽》一篇，像貘、白豹、甝、白虎等都已经明确记载，不应当把驺虞解释为西方白虎，却偏偏遗漏它。因此我特意用一句话来防止这种说法：‘把驺虞解释为野兽，是注文和疏文的错误。’

译《经解》——刘纶 我听说，汉代以前研究经书的人，以孔圣人的表彰和整理为准；汉代以后穷究经学的人，则以考亭朱子的订正为归宿。考察‘经’这个名称，原本并不见于经文，大概是秦火之后，诸位儒者编次各家著述时附加的。房玄龄说，《庄子·天运篇》已经有‘治经’的名目，但终究不能作为确凿证据。过去孔子删定、赞助、修治六经，才开始出现这个名称。五经，因为周末乐经亡佚，后来又把二戴所传的《礼记》分列为二礼，于是成为七经；汉文帝时，文翁派司马相如到东方学习七经，便是增加《孝经》《论语》而成为九经；后唐把九经刻于国子监，便是这种情况。其他还有五经、五纬合称十经，六经、六纬合称十二经；所谓十一经，是孝孙所问，其分为十三经，大概也从唐代开始。这就是历代相传的大略。收藏经书的人，有孔氏、颜氏等；进献经书的人，有共王、献王等；为经书作注的人，有孔安国、郑康成等；为经书作疏的人，有孔颖达、贾公彦等。这又是各经显现或隐没的大概情况。《易》用于卜筮，所以没有在秦代废亡；神农氏的《连山》以艮卦为首，因此得名，夏代使用它；黄帝的《归藏》以坤卦为首，因此得名，殷代使用它。至于周人的《易》，虽然以伏羲氏的小成卦为主，但太卜所掌管的两种《易》大概也并列存在。汉代施、孟、梁丘、京氏之学由此开始，有时分立，有时合并；后来有时兴盛，有时衰微。总的说来，论述四家以前的《易》，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到孔子时才大为完备；论述四家以后的《易》，周子的太极、邵子的皇极，到朱子时才兼收并蓄。伏生传授《尚书》三十三篇，晁错用汉隶抄写，这就是今文；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传授它。孔安国得到孔壁古文，其中多为伏生传授的二十五篇，原本用科斗文传写；后来由梁、柳、臧、曹诸家传授，梅赜把它献上。今天的《尚书》定本，是卫衡合并订定的，朱子又命蔡沈为它作传。辕固的齐诗在魏代亡佚，申培的鲁诗在晋代亡佚，韩婴的韩诗只剩下《外传》。三家诗如果比较起来，虽然鲁诗较好，但合毛传来看，只有郑笺最为恰当。朱子驳斥《诗序》，后世也有人对此怀疑，但他的考订斟酌本来不可轻易改变。《春秋》三传，汉代儒者的好尚不一，只有范宁去除其中的拘滞，择取善说而遵从，因此他的解释几乎没有弊病。其他如邹氏没有传师，夹氏只有名称而没有书，铎氏、虞氏的说法彼此离合不同；要说得到《麟经》遗意的，若没有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就没有完善的了。后仓在曲台殿讲说《礼》，共一百八十篇，大戴删为八十五篇，小戴删为四十六篇。前代儒者说大戴的旨趣浅短，不如小戴，这话确实如此。到汉末马融，又补入《明堂》《月令》《乐记》，成为四十九篇。《考工》一记，陈氏认为不足以补冬官的残缺，而俞廷椿、王次防又割取地官的若干职掌来补它，难道不是悖谬吗？至于古代礼经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在鲁地孔子宅中夹墙内得到，后来二戴把它删弃，于是亡佚。如今只存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也仍不能说完备。朱子之所以上奏请求修订《通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传授齐论语的人称王阳，传授鲁论语的人称张禹。孔氏作传、郑氏作注之后，齐论语便亡佚了。何晏汇集它，邢昺为它作疏，鲁论语才显明起来。如果不是朱子，就没有人能够汇集鲁论语而成其全。古本《大学》全文本来首尾贯通，自朱子分章析节、加以解释后，今本便发生了变化。《孝经》传到颜贞手中，共十八章，称为今本。隋代王劭在京城市上得到古文，又多出《闺门》一章，并把《庶人》分为两章，把《曾子敢问》分为三章，共二十二章。到唐元宗采辑旧注，仍以十八章为定本，遵从司马贞的议论。张揖认为《尔雅》是周公所作。现在考察正文，其中有‘瑟僴，美卫武’‘猗嗟，刺鲁庄’等句，前后次序失去条理，似乎不是周公所编定。扬子云说：‘这是孔门子夏一派的门徒所记录，用来训释六艺，不能说毫无见识。’冯休删削《孟子》，司马光怀疑《孟子》，本来就近于荒诞，而陆筠辅翼它，虞允文尊崇它，他们的说法也还不够完备。至于《大学》《中庸》两篇，在《礼记》中尤其精粹；把它们列入四子书，则是从程子、朱子解释经传开始的。我 国家 列位圣祖相继承继，尊崇经学来扩大教化；服膺古道的士人日益兴盛，已经有一百年了，而 皇上又再次下令开设馆局，编纂汇辑群书，折中裁定万世的标准。用来阐发尼山孔子的深奥义理、宣扬徽国朱子的清美德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臣恭敬地阅读 圣上的训谕，看到圣上勤勉不倦、下询群臣，没有比这更使臣战栗惶恐、几乎陨越失措的了。谨把管窥所得的见解陈述出来答复。

译《经解》——于振 自从文字开始产生，文化便日益开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楚国的良史尚且能够传述它们。解说者说：‘坟是大的意思，是三皇的书；典是常的意思，是五帝的书；八索，是探求其中的义理；九丘，是九州的志书。’这些是最古老的典籍。然而圣人删定《尚书》，却从唐尧、虞舜开始，难道不是因为更早的时代荒远而无法考察吗？《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周易》以乾为首，彼此并不沿袭。至于古代《三坟》一书所说的‘山坟、气坟、形坟’，也有八卦的说法，大概是伪作，而夹漈郑樵竟相信它，实在浅陋。秦代焚烧典籍时，《易》因用于卜筮而独自保存下来；《诗经》亡失六篇，有人认为那六篇就是笙诗，其实并没有亡失。《春秋》中间有缺文，但三家传录已经有很多互相抵牾之处，不是秦代造成的过错。只有《尚书》一百篇，大概丢失了一半；至于《礼记》成书于曲台，其中多是后代儒者所作，秦火没有烧到它。这样看来，圣人的经书如同日月高悬天空、江河流行大地，虽然经历焚烧，它的光辉仍照耀千古而不磨灭。至于医药、卜筮等书，虽然秦朝特别防禁，但流传到后世的，难道曾经有过防禁吗？所谓经，就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是圣人的典籍。五经分开后乐经亡佚，有时加上《周礼》《仪礼》，有时增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有时把一经析为三经，有时又把两经合为一经。从汉代到唐代，经典或有增损，总的目的在于昌明经学，并不是要抬高或贬低哪一部经书。汉朝兴起后悬赏购求图籍，河间献王所得尤其多，把善本献给朝廷。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听到金石丝竹之声，得到古文经书。两汉四百年间，醇厚的儒者相继出现，如董仲舒、刘向、刘歆、贾逵、郑兴、郑众、马融、郑玄等，以及唐代的贾公彦、孔颖达等，都承担了传道解惑、训注笺疏的责任。宣帝命诸儒在石渠阁讲论五经的异同，又增设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的博士，一时以为荣耀。然而梁丘一派本是谶纬之学，靠符瑞应验受到宠幸，并因而图形刻于麒麟阁，这是汉代的过失。易学开始于商瞿子木，传给桥庇子庸，再传给馯臂子弓，三传给周丑子家，四传给孙虞子乘，直到田何子装，这就是田何之《易》。田何传给丁宽，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学。焦赣长于讲灾异变化，把六十四卦分别安排为每日值日主事，京房学习这种说法，这并不是圣人的旨意。费直把《文言》和《大象》《小象》分拆，编入各卦之中，这成为王肃、王弼等人为《易》作注的依据。于是费氏之《易》大为流行，各家便逐渐衰微。然而《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王弼等人崇尚清谈，夸耀名理而遗弃象数，因而偏颇而不完整；若不是程子、朱子后来出现，又凭什么纠正它的失误呢？今文《尚书》传自伏生，古文《尚书》得自孔壁。但伏生口授给女子，而他的书反而多艰涩难懂；孔安国用隶书整理科斗文古本，而它的文字反而平易，几乎难以解释。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传授今文；梅赜、姚方兴等传授古文。朱子把它交给九峰蔡氏，于是古文、今文终于归于一致。齐诗始于辕固，翼奉、匡衡等传授它；鲁诗始于申培，韦贤以及子元、成等学习它；韩婴的诗学由王食、长孙承传；毛苌的诗学则由马融、郑玄发扬光大。然而《毛诗》出现后，三家诗一同衰微，难道不是因为毛诗传自子夏，所以源远流长吗？《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也是子夏所传。左氏传出现较晚，却有三项长处，只是没有获得正式立为官学的地位。贾逵说：‘若没有左氏传，就没有足以证明图谶所说刘氏是尧的后代的材料；’最终它还是被立为官学。确实应当立左氏传为官学，但立它的理由却不是正当的。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谷梁传有范宁，而杜预是左氏传的功臣。郑康成发明、阐释经义，击破墨守成说，医治经学的沉疴、振兴废绝之学，但仍不免有书生习气；邹氏、夹氏的说法琐碎拘谨，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周礼》也是晚出的书，五家儒者都没有见过它，到刘歆时才开始显扬。冬官残缺，河间献王用《考工记》补上，虽然体例不相类，但唐太宗知道它是圣人所作。程子认为其中有《关雎》《麟趾》的意味，朱子说这是周公运用天理已经纯熟的著作；其中即使不免有可疑之处，又何至于像何休、苏辙等人那样诋毁它呢？俞廷椿于是取五官所属中接近冬官的部分，辑成一卷，犹如截取天鹅的长处来补鸭子、削足适履。先前《周礼》虽然残缺，五官却还保存着；俞氏补出的冬官虽然看似完备，五官反而一同残缺了。郑氏说：‘《周礼》是根本，圣人用身体来体会它；《仪礼》是末节，圣人亲自实践它。’贾公彦又说：‘《周礼》是末，《仪礼》是本。本体难以明白，末节容易晓悟。’这两种说法，应当听从哪一种呢？朱子以《仪礼》为本经，以《礼记》为义疏，于是撰成《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纲领，把《礼记》附在后面。他的说法大概是正确的。至于后仓所授、庆普所传、小戴所删的，都是大戴之书。至于《齐论语》和《鲁论语》，本来并没有根本差别，只是传授它们的张禹较为优秀。《大学》就是《戴记》中的一篇，其中有时次序错乱，朱子加以订正。《孝经》古文出自孔壁，今文传自颜芝。《尔雅》创始于周公，完成于子夏。古人认为它是九流学术的奥秘。孟子的圣德仅次于颜渊，又哪里是冯休所能删削的，何必要等到虞允文来尊崇它呢？汉唐以来，虽然尊尚经学，但用经学取士时有精纯，也有瑕疵。我 本朝以《四子书》来考试士人，又昌明经籍，洪大而伟明的 圣祖仁皇帝亲自纂修《四经》，把它作为千秋万代的巨大珍宝。到了 世宗宪皇帝继承先志、述行先事，时常赐给近臣。我 皇上说：‘承接羲皇的河图心法，涵泳于奎璧星象之文，继承前人闻见、实行德业，考察古道、崇尚文教，把书分发给各直省学宫，使他们恭敬谨慎地摹刻，以便编纂修订。又纂修三礼，使天下百姓纳入礼法规范。从此四海九州，家家弦歌诵读，用来洁身，用来涵养德性，使天下归于一道、风俗相同，没有不由此实现的。这就是我的心意。’ 国家经学的兴盛，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臣等依靠 日月的光辉而得以朝见 皇上的龙光，岂敢不努力？谨陈述浅陋见解，以此来符合并赞扬这 盛大的典礼吗？

译《经解》——杭世骏 汉代以前，有六学、六艺的名目，却没有确立‘经’的名称。唐代陆龟蒙说，《经解》篇章的名称出自戴圣、王辅嗣，戴圣因此把《易》称为经，杜元凯因此把《春秋》称为经。孔子说过：‘学习《诗》了吗？学习礼了吗？’《易》这部书讲究推究事物的始端、贯通它的终结；孔子又说，人们因《春秋》了解我，也因《春秋》责备我，却从来没有称它为经。‘经’这个名称并不是圣人的规定；不知道孔子是把志向寄托在《春秋》上，把实践寄托在《孝经》上。孔子曾经自称为经。‘六经陈迹’的话，见于《庄子·天运篇》；‘泽于四经’的话，见于《管子·戒篇》，房玄龄注说四经就是《诗》《书》；‘礼乐开始于诵经，最终落实于读礼’的话，见于《荀子·劝学篇》，杨倞注说经就是《诗》《书》。可见在纂修、删定之后，已经确立了‘经’的名称。六经的名称始见于《经解》，就是《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兴起时，制氏善于掌管乐，世代主管太乐官，只能记住铿锵的音乐和鼓舞动作，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所以只为五经设置博士。后来蜀地文翁派司马相如向东学习七经，据《蜀志·秦宓传》，《华阳国志》说派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向东到博士那里学习七经；大概当时孔壁本的《论语》《孝经》已经出世，所以才这样。唐初称谷那律为‘九经库’，似乎‘九经’这个名称到唐代才确定。可是沈约《宋书·百官志》说：《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共十经。到了唐代刘孝孙写成《问对》，十一经的名称才确定。陆德明撰写《经典序录》，只称九经，但又为《孝经》《论语》《孟子》《尔雅》撰写音义，十三经的观念已经在这里萌芽；只是末尾又附上老子、庄子二书，于是‘经’的名义反而隐晦了。因此开成刻石、长兴刻板，也只有九经。当时《孝经》在石台另外刊行，《尔雅》作为文字学专门学习的书，所以没有兼收进去。后蜀广政年间，毋昭裔等逐渐刊布诸经，到宋淳化年间才完成，但《孟子》仍然缺少。宣和年间，席旦在成都学宫刻印《孟子》，此后才齐备。李至任国子监判官时，在五经之外请求修撰七经疏，以备刊刻，仍然没有涉及《孟子》。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南北两所国子监先后合刻，十三经的名称于是遍及天下。这就是各经分合的大略。秦政焚烧书籍，《易》因用于卜筮而独自保存，《书》《礼》晚出，大概也有残缺。孔壁中藏有古文《尚书》，到孙临淮太守孔安国时为它作传，却因巫蛊之事没有献上朝廷。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得到它，献给朝廷。齐武帝建武四年，有个叫姚方兴的人又得到《舜典》二十八字，加上河内李氏所献的《泰誓》，于是《尚书》的今文、古文才都具备了。《礼》从鲁地淹中出土，经刘向父子校定，有《明堂阴阳》《王史氏》《惟士礼》等；后来《仓》《周官》由河间献王传出；平帝时，又有人献上《逸礼》《毛诗》《左氏春秋》，各部经书于是全部出现。经书中有章句之学的，《诗》有齐地杜抚、赵地毛苌；《礼记》有马融、卢植；《春秋》有服虔；《论语》有包氏、周氏；《孟子》有赵岐。以‘注’著称的，有郑玄、王弼、韩康伯之于《易》，郑玄之于三礼，郑兴、郑众之于《周官》，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郭璞之于《尔雅》，唐明皇之于《孝经》。以‘疏’著称的，有孔颖达之于五经，杨士勋之于《谷梁》，徐彦之于《公羊》，贾公彦之于《周礼》，黄孟恪之于《仪礼》，元行冲之于《孝经》，皇侃之于《论语》，孙奭之于《孟子》，邢昺之于《尔雅》。以‘传’著称的，有孔安国之于《尚书》、毛苌之于《诗》。以‘解’著称的，有杜预之于《左氏传》、范宁之于《谷梁传》、何晏之于《论语》。只有郑康成解释《诗》称作‘笺’，鲁国申培、赵国毛公解释《诗》称作‘诂’。张华说：‘圣人创制的叫经，贤者著述的叫传。’刘勰说：‘传，就是转授；转相承受经义，再传给后人。’又说：‘传，是转相传授；注，是专门解释。寄托情意的叫章，安排言辞的叫句。’刘知几说：‘传，就是转授，把经义转授给无穷的后世；注，就是流通，使经义流传而不断绝。’孔颖达说：‘诂，就是古。古今语言不同，把它们贯通起来，使人能够理解。’吕忱《字林》说：‘笺，就是表明、识别。’郑玄认为毛传的学说详尽完备，所以遵循并畅达其义，用来表明毛传的意思、记识其中的事理，因此特别称为笺。《六经奥论》说：‘笺这个名称，是魏晋之间臣下向皇太子、诸王陈述言辞的称呼。’郑玄曾以君师之礼对待毛公，不擅自改动圣人的经文，这一点很清楚。邢昺说：‘章句，是训释经文、分科析段的名称。’ 只有‘疏’是在唐初确定的名称，本身没有特别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是后儒解释经书的著作，名为《正义》，现在通称为疏。这一说法出自顾炎武。说到列入学官的经书，汉初《尚书》只有欧阳氏，《礼》只有后仓，《易》有杨氏、何氏，《春秋》只有公羊氏。到汉宣帝时，又设置大夏侯、小夏侯《尚书》、大戴、小戴《礼》、施氏、孟氏、梁丘氏《易》以及《谷梁春秋》的博士。汉元帝时，又设置京氏《易》博士。汉平帝时，又设《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但很快废止不用。东汉建武年间增加到十四位博士，后来又停止。谷梁学立为官学后，李封担任左氏博士。魏黄初年间制定五经课试法，又为《谷梁》设置博士。晋武帝受命后增加到十九人。到了江左，又减为九人；因荀崧的建议增加到十二人：有《周易》郑氏、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仪礼》《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以及《论语》《孝经》郑氏。

译因为认为《谷梁》浅近鄙俗，不足以设博士，王敦之乱发生后，这项建议没有实行。宋代又增加到十六人，不再分别掌管五经，而称为太学博士。齐代设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注孝经》。沿至北魏、梁，仍都设置五经博士。唐开元年间，归崇敬请求把《礼记》《左传》列为大经，把《周礼》《毛诗》列为中经，把《尚书》《周易》列为小经，各设置博士一员。《公羊》《谷梁》文字和疏文较少，请共同按一部中经办理，合设博士一员。开成元年，判国子祭酒、宰臣郑覃上奏，太学新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宋代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科目。元祐年间，把《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列为大经，把《周易》《公羊》《谷梁》《仪礼》列为中经。绍圣元年重新设置《春秋》博士，崇宁年间又废止。元代皇庆年间，开始制定经义问答制度，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设问，并采用朱子的章句集注。《诗》以朱子说为主，《尚书》以蔡氏说为主，《周易》以程子、朱子说为主，同时兼用古代注疏。《春秋》采用三传和胡氏之说，《礼记》采用古代注疏。明代仍沿用这种制度，但注疏逐渐衰微。三种《易》由《周礼》中的太卜掌管。《连山》《宓戏》《归藏》《黄帝》以及《山海经》说：‘伏羲氏得到河图，夏后氏因而制作《连山》。黄帝氏得到河图，商人因而制作《归藏》。列山氏得到河图，周人因而制作《周易》。’吴姚信说：‘《连山》是列山氏得到河图，夏人因而使用；《归藏》是黄帝氏得到河图，商人因而使用；伏羲氏得到河图，周人因而使用。’三种说法大体相合，只是姚信把《夏易》说成出自神农，把《周易》说成出自伏羲，与《山海经》的说法不同。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夏人承用炎帝之法，称为《连山》；殷人承用黄帝之法，称为《归藏》。’与姚信的说法相同。郑康成注《周礼》说：‘《连山》像山中冒出云气。’所谓《归藏》，是说万物无不归藏于其中。贾公彦疏说：‘《连山》的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又是山下，所以叫连山。’ 孔颖达作《易正义》，引郑玄的话说：‘夏代称为《连山》，象征山中云气不断地连续涌出。’郑锷解释《周礼》则说：‘连山，是说像群山彼此相连。’有人认为它指云气，有人认为它指山，解说者始终没有统一。至于《归藏》，各家没有不同意见。《易正义》解释《周易》说：‘易道周遍普及，没有什么地方不包括。’贾公彦说：‘如果按意义解释“易”名，那么“周”就不是地名。’《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够周遍布施于四方，所以称为周易。郑锷兼取两层意思，说它像天覆盖万物，无所不周；又说变化无穷，这一“周”的意义与孔颖达、贾公彦相合，但以变易解释“易”，脱离了郑康成所谓“易简、不易”的含义。《正义》又考察《世谱》等书说：‘神农又称连山氏，黄帝又称归藏氏，都是时代的称号。’《周易》由文王推演，所以称作《周易》，正如《周书》《周礼》，在书名上标明周代，以区别于其他朝代。沙随程氏、晦庵朱氏本于这种说法，于是有了‘周是时代名称’的解释。三种《易》的名称就是这样不同。《易》从商瞿传五代而到田何，田何传给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王同传给淄川杨何、齐地即墨成、广川孟但、鲁地周霸、莒地衡胡、临淄主父偃，这些人都凭借《易》学做到很高的官职。总的说来，讲《易》的人以田何为根本；丁宽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周氏古义，并把它传给同郡的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学形成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张禹、彭宣的学说本于施氏，而施氏之学多讲阴阳灾变。梁丘氏之学又本于京房。后来费直把《文言》和十翼合在一起，于是便有了费氏之学。今文《尚书》出自伏生口授，用隶书写成，所以称今文。古文《尚书》出自孔壁，用竹简写科斗文。朱子怀疑古文《尚书》比今文更难读，而且出得较晚却独独没有讹误损失，因此吴棫、罗璧、陈振孙、王柏、吴澄、归有光、罗喻义等纷纷撰文辨析。《诗》分为四家：鲁国是申培公，齐国是辕固生，燕赵之间谈《诗》的人以韩婴为本，和齐、鲁两地颇有不同，但归根结底仍是一致的。鲁国毛亨、赵国毛苌都为《诗》作训诂传，毛氏之学流行后，鲁诗在西晋亡佚，齐诗在魏代亡佚，韩诗虽然保存下来，却没有传授它的人。郑樵认为韩诗亡于五代。《春秋》在汉初有四家之学：邹氏没有传人，夹氏有记录却没有书，铎椒、虞卿的遗说只略见于刘歆《七略》，大概都是为左氏传而作。汉朝兴起后没有设博士，所以没有流传。果然，礼学有五代传授：高堂生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仓；后仓讲说礼数万言，称为后氏之学。曲台记传给沛地的闻人通汉、梁地的戴德、戴圣以及沛地的庆普。曲台记共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戴圣删为四十六篇。《明堂位》《乐记》《月令》三篇，是马融增补的。《礼记正义》说：汉文帝时寻求得到《周官》，但没有见到冬官一篇，于是命博士作《考工记》补充。马融说：汉武帝开放献书之路，《周官》从山岩屋壁中出土。《汉书》说是河间献王得到的，并不是汉文帝时的事。宋代王安石、黄度都不相信这些说法，因而存疑不解。俞廷椿、王与之、邱葵、陈友仁、舒芬五家都认为《周礼》是在秦火之后得到的，官职本来应当减少而不应增多。如今《天官》以及《春官》《夏官》中多出的官职有九项，《地官》中多出的有十六项，《秋官》中多出的有五项。

译如果按照这些多出的官职去寻找，冬官其实并没有亡佚。于是有人割取五官中的内容来补冬官，结果《周官》反而再次被割裂而不完整。《仪礼》孔壁古文原有三十九篇，现存十七篇。另有《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见三礼注》《学礼》，其中《学礼》见于贾谊《新书》，《古大明堂之礼》见于蔡邕《论元》。吴澄曾取大戴、小戴《礼记》作《礼经补逸》，其实与古代亡佚的礼篇完全不相合。汉初《论语》有三家：鲁地人传授的称《鲁论语》。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父子、鲁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都传授它。齐地人传授的称《齐论语》，比鲁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也比鲁论多。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都传授它。只有吉氏一家的传本另列为一家。鲁共王拆毁孔子住宅，在墙壁中得到古文《论语》共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同。博士孔安国为《孝经》作传，后汉南郡太守马融为它作注。安昌侯张禹向夏侯建学习《鲁论》，又跟随庸生王吉学习《齐论》，取长补短，称为《张侯论》，防止后世流传的版本被世人奉为珍贵。《大学》收入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原来并没有分为经、传。二程子才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思改编，朱子又为它分章作注。董槐、叶梦鼎、王栢认为《致知格物》一章并没有亡佚，想把知止以及物有本末的内容恢复到听讼章之前。王守仁尊崇并信奉这种说法，为它写了一卷旁释，用来阐明其义。其实，注疏所依据的本子文字句子多有脱漏；石经本又是后人讹误撰成的。不如朱子所分的章节次序，容易看懂，也便于学习。今文《孝经》出自颜贞，古文《孝经》藏于孔惠。古文又有两种：一种由长孙氏传授，一种由郑氏作注。颜本十八章，长孙氏本多出《闺门》一章，又衍生出三章，共二十二章。郑氏本从王劭那里得到，经刘炫校定，分《庶人章》为两章，分《曾子敢问章》为三章，也多出《闺门》一章。而先儒的记载，传闻彼此不同。孔安国所作的传，是长孙氏所传的本子。有人认为它在梁朝战乱中已经亡佚了【《隋书·经籍志》】。到了唐代刘知几，为什么又有排斥孔传、废弃郑注的说法？宋代司马光为什么又有《指解》一书？元行冲所作的疏，是刘炫校订的本子。为什么历经五代直到宋代，要等到日本僧人进献之后才开始著录？自从晦广刊刻并订正错误之后，古文、今文的差异才得以确定。茂陵人郭威认为《尔雅》是周公所作。然而《猗嗟》讽刺鲁庄公，《淇澳》赞美卫武公，都发生在周公之后。扬雄认为它是孔子弟子中子游、子夏一类的人记录下来，用来解释六经的。刘向认为它是张仲孝友文章的遗文，后人又有所增补。张揖认为《释诂》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有的说是仲尼增补的，有的说是子夏增益的，有的说是叔孙通补写的，有的说是沛郡梁文考订的。邢昺的疏说：这些都是训诂家的说法，源自先师口传，疑惑之处无法考明。冯休删削《孟子》，司马光怀疑《孟子》，这是继荀卿非难《孟子》、王充讥刺《孟子》之后，批评得更加严重的做法。陆筠辅翼《孟子》，虞允文尊崇《孟子》，沿袭刘轲的旧说，驳斥并辨析李觏、郑原、苏轼的论说。《中庸》从汉代儒者起就已经有人为它作解说，《艺文志》所列的两卷就是。梁武帝作诏，撰写《中庸讲义》，所以其中的义理比《大学》阐发得更为显著。宋天圣八年，才开始把《大学》赐给新科进士王拱辰。元丰年间，《中庸》被列入四书。朱子为它分章作注，辅广、饶鲁又作《或问》加以阐发。章防以及元、明诸儒，分析文义、约括义理，何止百家！我皇上承接唐尧、虞舜以来的道统，在洙泗之间阐明精微的言论，由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西山真德秀、琼台邱濬两家的正论，皇上必定有所采纳吧。《皇清文颖》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三 解说 经学解说　　　　　　　　　　　　刘藻 经，就是常道，是万世不变的常道。圣人以觉悟世人、开导百姓的心意，阐明日常生活和人伦秩序的道理，都是不得已才发言。因此六经都由圣人创作，但在圣人的时代，并不称为经。《戴记》《经解》以及《孝经》中关于经行的说法，都是后人附会的。经这一名称的实际意义，是后世学习的人看见其中的道理不变，于是尊崇奉行它。考察这个名称出现的时代，大概在孔子之后、纬书之前。《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六经，周、秦之际已经有这种称呼。后来《乐》经失传，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汉宣帝讲论五经的异同，于是有了五经的名目。五经之中，又把《周礼》《仪礼》分列为七经。汉初，文翁派司马相如到东方学习七经，回来后教导官吏和百姓，那时还没有《周礼》《仪礼》的名称。七经之外，再加上《孝经》《论语》，成为九经；唐代校订并刻在太学的，就是这个体系。九经之中去掉《春秋》，加入三传，成为三经，合起来就是十一经。又加上《尔雅》《孟子》，成为十三经，大概始于唐代，扩展于宋代，到明代才定型。《易》在秦代因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诗》因靠讽诵流传，并不只依靠竹简和帛书，所以也没有废亡。《孟子》还能留存，是因为它列在诸子书中。《春秋》靠口头传说尚能保存，士人往往能够讲述它。至于《尚书》《礼经》《论语》《孝经》，都是从孔子故宅墙壁中取得的，实际上是孔鲋收藏的；其中今文《孝经》出自颜贞的本子，则是颜芝收藏的。《礼》的古经出自淹中，《周礼》最早由河间献王献出，《左氏》出自张苍家。大概从汉武帝废除挟书之律、打开献书之路以后，经籍前后不断出世，到汉代末年，简册编次全部恢复了原貌。《易》的传承从孔门弟子商瞿开始，传五代到田何。汉代的施讐、孟喜、梁邱贺等人都尊奉田何，这就是古《易》。焦赣的《易》专门讲阴阳灾异，京房传承它，所用的术数尤其精密。费直的《易》把《彖》《象》《文言》分入各卦，郑康成传授他的学说，王弼为之作注，于是田氏、焦氏的《易》便废弃了。太卜掌管三种《易》：连山以艮为首，象征山从地面涌出，云气连绵不断；归藏以坤为首，就是说万物归藏于坤；《周易》以乾为首。所谓《易》，取的是交互变化、变易的意义，郑氏又有“易简、不易”的说法。这三种《易》历经夏、商、周而名称不同，就是古代的三坟：天皇有连山《易》，人皇有归藏《易》，地皇有乾坤《易》。虽然这些书是伪造的，但也可以由此证明，连山并非始于夏，归藏并非始于商，《周易》也并非始于周。古文《尚书》有欧阳氏的学说，是欧阳生从伏生那里得到并传授给儿宽的；又有夏侯都尉传下的学说。济南张生接受《尚书》，传给族子始昌。始昌传给胜，形成大夏侯氏之学；夏侯建拜胜为师，又向欧阳高学习，间或向研究五经的诸儒请教，将与《尚书》相通的内容牵引编次为章句，形成小夏侯氏之学。汉代先设置欧阳《尚书》博士，汉宣帝又设置大小夏侯博士。永嘉以后，各家学说都亡佚，孔安国传本才兴起，并设置博士；郑氏也设置了一名博士。今文《尚书》先由伏生口授的二十九篇，就是这个本子。汉武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墙壁中得到的，是古文《尚书》。孔安国把它同伏生所诵读的本子校勘，用隶书抄写古文，增加二十五篇。又因为伏生误把五篇合为一篇，共五十九篇。“文”就是字。汉代所谓古文，是科斗文；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谓古文，是隶书；今文，是世间通行的俗字。《诗》传给子夏，卫宏以此为宗本来作《诗序》。马融、郑众各有阐发。郑康成为它作笺，他的学说大为流行。汉初解说《诗》的有四家：齐诗始于辕固，兴盛于匡氏；鲁诗始于申公，兴盛于韦贤；韩婴的诗称为《韩诗》，王吉传授它；毛公的诗称为《毛诗》，马融、郑玄所承述的就是它。魏、晋时期，齐诗、鲁诗都亡佚。到了隋代，《韩诗内传》也亡佚，《毛诗》于是独自流行至今。汉初设置《春秋》《公羊》博士，汉宣帝才设置《谷梁》之学。贾谊作《左氏》训诂，传到尹更始，《左氏》才开始兴盛。刘歆校勘秘府藏书得到它，非常喜爱，想为它设置学官，但没有实行。汉和帝元兴年间，郑兴、郑众上奏推荐，才开始设置《左氏》学。贾逵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杜预为之作注，《左氏》的义理更加明白。《公羊》的传承由其玄孙寿传给胡母生，胡母生和董仲舒都凭借《公羊》显名。何休撰写《解诂》，潜心思考十七年，其中引用谶纬很多。《谷梁》的传承从荀卿经过申公、江公，直到翟方进，其学说逐渐衰微。晋代范宁为它作《集解》，徐邈依据它作注，其中有许多值得采纳的内容。然而三家的学说纷然争论不休。研究《公羊》的人说，高亲自从子夏那里受学；研究《谷梁》的人说，赤在鲁地学习高氏之学，宜兴学习齐地之学，光武帝时期的《公羊》学者更加用力诋毁《左氏》。这就是邹氏、夹氏所以和铎氏、虞卿彼此不相上下的原因。《周礼》在汉成帝时由刘歆开始表彰，冬官失传，刘歆用《考工记》补足。王莽时期设置《周官》博士。董仲舒认为冬官从未缺失，阴气处在隆冬，积聚在空虚而无用之地，所以称为司空。俞氏也认为冬官错列在五官之中，不需要补入；这些说法似乎都不完全正确。通晓《周礼》的，有河南杜子春，郑众、贾逵都曾向他受学。郑康成为《周礼》作注，多引用杜子春、郑大夫、司农的义理。后来贾公彦又撰写《周礼疏》五十卷，内容更加详备。《礼》的传承从高堂生开始，文王、武王、周公的典章大致具备，因此这是《礼》的本经。到了后苍时，这门学问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