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清文頴卷十三

译戴德、戴圣、庆普相继传授讲述，所谓士礼，就是今天的《仪礼》。《仪礼》古经有五十六篇，文字与今本十七篇相似。至于《明堂》《王史氏记》，记载的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汉代传本只有十七篇，失去了三十九篇。所谓士礼，只是概略举出篇首来说明它；像燕射、朝聘之礼，就不是士人所能实行的。《礼记》由七十子各自记录所听闻的内容，戴德、戴圣得到后苍的传授，并在石渠阁以博士身份讲论。大戴取先贤礼书二百零四篇，删定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今天保存的从第三十九篇到第八十一篇，只有四十三篇。戴圣又删削戴德的书，保存四十六篇，称为《小戴礼》。士礼、戴礼在汉宣帝时已经设置学官。马融又取《小戴礼》，补入《月令》《乐记》《明堂位》，成为四十九篇，列入学官，而大戴《礼》没有流行。《仪礼》《周礼》以及郑注、贾公彦疏，朱子曾说郑康成为三礼作注，考究典章制度，功劳很大。因此有志于考察古代制度的人，不可不专心研究。汉初有齐论、鲁论的说法，是因为齐地人、鲁地人所研习的篇章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张禹本来研究《鲁论》，晚年又熟悉《齐论》，于是合并两者加以考订，删去《齐论》的《问王》《知道》二篇，以二十篇作为定本，称为《张侯论》。包氏、何氏为它分章作句，马融为它作训诂，郑康成为它作注，陈群、王肃都作义理说明，何晏又作《集解》。陈朝、梁朝之间，郑氏、何氏之学都立于国学，到了隋代沿袭此制，于是郑氏之学在民间大为盛行。《孝经》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在汉代，长孙氏、江翁、后苍、翼奉、张禹都以研究《孝经》著名。孔安国为它作传，马融、郑康成等各有注解。唐明皇采集六家的说法，亲自为之作注，颁行天下。元行冲因而作疏。古文《孝经》共二十二章，今文十八章，这是刘向校定以及唐人拟定篇题的结果。《尔雅》有人认为出自周公，但从其中“如切如磋”“道学”等说法来看，显然不是周公所作。它大概是子夏门人所作。汉代叔孙通订定它，汉文帝为它设置博士。自终军、豹、冯之流辨析其学说以后，开始为它作注的有刘氏、樊氏、孙氏、李氏数家，但仍不够详尽。郭璞作注解，学者奉为善本。到了邢昺作疏，草木虫鱼以及山川名物的意义就更加明白了。孟子从后汉赵岐开始得到阐明，赵岐因而作注并分析篇章，分为十四篇。唐代陆善经合并为七篇。为它作疏的是孙奭，作释文的是张镒。然而后世学者纷纷发表议论，冯休删削《孟子》，司马氏怀疑《孟子》。只有刘轲在前面辅翼《孟子》，陆筠在后面辅翼《孟子》，虞允文又作《尊孟》五卷。可见读书贵在具有了解人物、穷究义理的见识。《大学》《中庸》二篇都载于《戴记》。《大学》古本通常合为一篇，并且与今文的前后次序不相同。一经十传，就是今天的本子。宋代以前戴颙有《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也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代司马光也有《中庸大学广义》，张无垢有《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但极力表彰《大学》《中庸》，使它们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则从程朱开始。以上是十三经传授源流、注疏异同的大概。虽然各家见解有偏有正，纯粹与瑕疵相互夹杂，但终究不可不相互参照、考订，以探究其中所以然的原因。到了宋代儒者兴起，各经的学问才纯粹归于正道。我 我皇上天资聪明，圣学自然高明，对于经传的旨趣，无不兼收并蓄、条理贯通；至于范围进退的深奥之处，我这个乡曲末学，哪里敢仰测其万分之一。（对皇上的）高深学问，连万分之一也不敢仰测，只是恭敬地承接 皇上的清问，于是依次陈述，姑且作为草野之人的一点浅见。

译经学解说　　　　　　　　　　　　周长发 圣贤觉悟世人、开导百姓的道理，完备地记载在经书中，灿烂如日月悬照天空，浩荡如江河流行大地，千百代都奉为经典训诫；它的源流和异同，大概都可以考察而知。我 我皇上天性聪明，谦抑勤学，继承千圣相传的心法，遵守历代君王的法度，这正是经学昌明的征兆。我仰承 皇上的清问，谨敢献上我的见解。经的名称从哪里开始呢？《孔子家语》中已有《孝经》的名目，曲台所列有《经解》一篇，此后儒者便尊它为蓍草和龟甲那样的权威。汉武帝最初设置五经博士，从此以后，加上《周礼》，便称六经。《乐》经散佚，又加上《仪礼》《礼记》，便称七经。加上《孝经》《论语》，便称九经。把《春秋》分为三传，便称十一经。再加上《孟子》《尔雅》，便称十三经。古代有三种《易》，称为三坟。郑夹漈说：“伏羲以山为本，称连山；神农以气为本，称归藏；黄帝以形为本，称坤乾。”这些书在汉、魏时已经失传，到了宋元丰年间，才从唐州北阳百姓家中出现，有人认为是张商英伪造的。夏代有连山，卦以艮为首；商代有归藏，卦以坤为首；《周易》以乾为首。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汉初讲《易》的，一派从田何开始，传给丁宽，又传下去得到沛人施讐、东海孟喜、琅琊梁邱贺；另一派从焦延寿开始，由东郡京房接受；还有一派从费直开始，郑元、王弼等人都传授它。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正义》，独取王弼之学；李鼎祚作《集解》，取郑氏而舍王氏；陆德明作《释文》，尊崇京房而重视数术。等到程朱兴起以后，义理和象数才都得到阐明。《尚书》遭秦火焚毁后，一百篇中有许多亡缺，幸好得到济南伏生口授二十九篇，称为今文，传授它的是欧阳氏和大小夏侯氏。后来孔安国得到孔壁所传的蝌蚪文字，定为五十八篇，称为古文；上奏请求设置学官的是梅赜、姚方兴。当时为它作传注的，汉代有儿宽、刘向等人，隋代有费甝、刘焯等人。至于朱子所采用的宋代注本，大约有四家。但王安石失之穿凿，苏轼失之简略，吕祖谦失之巧饰，林之奇失之烦琐，于是把传授归给九峰蔡氏，《尚书》的传注才有了归宿。《诗》的传承分为四家：鲁诗始于申培，兴盛于韦贤；齐诗始于辕固，兴盛于匡衡；韩诗始于韩婴，兴盛于王吉；毛诗始于毛公，因郑元而显著。后来为它作疏的有何胤、全缓等人，只有刘焯兄弟最为卓绝。宋代欧阳氏、苏氏等各家都有训释，到了朱子《诗传》出现后，这些说法才得以确定。《春秋》三传之外，还有邹氏、夹氏、铎氏、虞氏诸家。邹氏没有传授师承，夹氏没有完成的著作，铎氏、虞氏两家的著作也没有流传于世。三传的著作形成之初，各自结党同类、攻击异说。齐人胡母子都传授《公羊春秋》，后来传给嬴公，再传而有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诸家。此后何休又作解说。传授《谷梁》的，从孙卿、申公到江翁，共经历五传。汉宣帝喜爱它，于是盛行于世。自汉、魏以来，注解它的有尹更始、唐固、孔寅、江熙等十多家。到了晋代范宁《集解》出现，各家学说逐渐衰落。《左氏》出自张苍家的本子，原来没有传授者。梁代太傅贾谊为它作训诂，传给赵国人贯公。贾逵、服虔都作训解。晋代杜预又作《经传集解》，后人称他为《左氏》的忠臣，而杜预自己也说有嗜好传注的癖好。后来评论三传：《左氏》文辞华美而内容丰富，缺点是失实；《公羊》善于辨析而简洁，缺点是流于鄙俗；《谷梁》清雅而委婉，缺点是内容简略。难怪何休会写出《墨守》《膏肓》《起废疾》这样的著作。郑元则用针刺和起废的办法来救治，撰写三部书来排斥何休。后来啖助、赵匡的解说，常常援引经文来攻击传文。希声作长篇疏解，讲求会通异说、使它们归于一致。等到程氏的传注出现，圣人作经的本意，从这里便可以看见了。《礼》作为经有三部：《周礼》一书本来是礼的纲领；至于仪式、文字和制度数量，《仪礼》才是它的本经，《礼记》则是解释义理的传。《周官》经的六篇中有一篇冬官亡佚，便用《考工记》补足。郑元认为这是周公施行太平政治的遗迹，所以他的学说得以流传于世。郑元的传注出自扶风人马融，并参取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的说法。文中子、唐太宗都赞叹它是圣人所作。何休却认为它是六国阴谋之书，林孝存认为它是亵渎礼法、杂乱无章的学说。欧阳氏怀疑其中设置的官职太多，陈氏怀疑它与《周官》不合。苏颖滨有“三不可信”的评论，胡五峰有“没有一个官职完善”的说法，但都没有窥见圣人的精微本意。《仪礼》出自孔壁，最初只有十七篇。汉代兴起后，高堂生得到它，传给瑕邱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这就是今文传本。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故宅，得到古经五十六篇，收藏在秘府，这就是古文传本。为它作注的是郑元，作疏的是贾逵。韩愈苦于它难读，朱子却称赞它的文脉非常好。后世儒者只把它推演为士礼来通晓，天子又认为它是残缺而不可考的书，这都错了。《礼记》由七十子共同撰写，古经从淹中和河间献王处获得，搜集残存的篇章，才得到全书。高堂生、后苍阐明它的学业，于是形成曲台的记载；梁人戴氏、沛人庆普由此使大戴、小戴三家并立。河间献王所献有一百三十一篇。到了刘向考订校勘经籍，又查得《明堂位》《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大戴删去繁重内容，编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六篇。马融传授小戴之学，又补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为四十九篇。今天通行的是陈澔的《集说》。朱子作《礼记通解集说》，勉斋完成《丧礼》《祭礼》二礼，这样礼的义理就完备了。

译然而三礼之学所以产生讹误和差异，大约有四种情况：有的是前人实行的制度，后人加以改动，例如墨礼始于晋，髽制始于鲁，宗庙设两个神主始于齐桓公，朝服用缟始于季康子，以及古代用麻冕、今天用纯色礼帽，古代用缩缝、今天用横缝之类；有的是出自圣门而传承各不相同，例如曾子穿丧裘吊丧，子游穿裼裘吊丧；小敛时设奠，曾子说在西方，子夏说在东方；为异父兄弟服丧，子夏说服大功，曾子说服齐衰之类；有的是后世诸儒对前代制度增删损益，自行制定一朝的典章，例如吕不韦编《月令》时所列祭祀官名并不完全合于周制，汉代博士想制定汉代封爵制度也不完全合于古制；有的是专门学者各自立说，把臆见当作前代制度，例如把霍山说成南岳，把太尉说成尧时官职，把商代诸侯说成一千八百国，把周代封域说成方圆千里、共有四十九处之类。这些都不可不辨。《大学》《孝经》出自孔壁的，是古文《孝经》。今文《孝经》在河间流传，颜芝为它作注，共有百家。孔安国尊尚古文，刘炫宗奉他的学说；郑元主持今文，陆澄讥刺它。朱子《刊误》一出，才开始有了标准。《论语》有齐、鲁两种传本，齐论多出《问王》《知道》二篇。张禹兼通鲁论，包氏、周氏的章句由此产生。郑元又加入齐论古文，王肃、何晏等人都宗奉它。到了朱子《集注》流行，各家学说全都退居其次。《孟子》的注，赵岐分为四十四篇，陆善经合为七篇；作音义解释的只有张氏、丁公著两家。至于冯休删削《孟子》《荀子》，荀卿非难《孟子》，王充讥刺《孟子》，司马光怀疑《孟子》，苏轼辨析《孟子》，都没有窥见它的宗旨；虞允文尊崇《孟子》，才找到了应当宗奉的对象而不再迷惑。《尔雅》一书，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有人认为是子夏传下来的；自从终军、豹、冯三人辨析之后，这种说法才流行。郭璞用心研究十八年，草木虫鱼、训诂名物都明白而有条理，考察古代的学问可谓文采斐然。十三经的源流异同，清清楚楚都可以考查。国家重视典籍之学，尊崇文教，推重经学。圣祖仁皇帝承接天命、阐明大道，汇聚圣学心源，编纂修订《周易》《书》《诗》《春秋》四经。世宗宪皇帝特意下令颁发于学校，用来磨炼、勉励群伦。皇上大大彰显并承继前代事业，善于继承、善于述作，把天德与王道贯通为一。探究河图洛书以启发祥瑞符命，考察文章典籍以颁布制度。特意命令儒臣编纂修订三礼，汇编成一部书，颁示天下。经学昌盛光明，实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学者立志穷究经书，应当尽量采集汉儒的注疏，用来辨析典章制度；精心研习宋儒的训解，用来分析义理。同时还要判别纯正与驳杂，确定哪些应当遵从、哪些应当舍弃，这样内外便能融会贯通，体用归于一致，圣人觉悟世人、开导百姓的意旨，或许可以历经万世而永远彰明吧。

译经学解说　　　　　　　　　　　　沈廷芳 我听说古代的典籍极其广博，六经最为尊贵。它们如同日月运行于天空、江河流行于大地，光辉灿烂，照耀宇宙，深远而崇高。所谓经，就是道路，也是常道；如同道路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又可以经常使用。所以刘勰说：“三极的常训，这种书称为经。”这是恒久不变的至高道理，是不可刊削的大教。上古虽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却没有经的名称。《戴记》才开始有《经解》一篇。孔子曾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把它们作为文章。”这可以作为证明。经的数量名称各不相同：五经始于汉武帝，七经始于汉文翁，九经始于唐郑覃，十一经始于唐刘孝孙，十三经始于蜀地毋昭裔、孙逢吉等人，到宋淳化年间才确定。秦代焚书以后，汉代兴起才解除挟书禁令。汉文帝、汉武帝先后表彰经学，汉宣帝、汉肃宗后来又讲论经书，其功劳非常巨大。唐代命孔颖达等编纂义疏。到了宋代，有濂洛关闽之学，对于经义多有阐发，可以说集传注之大成。至于各经颁立于学宫，有先有后，各有源流。现在请把它们的大概陈述如下。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易》的道理才完备。周礼太卜掌管三易的方法：一叫连山，二叫归藏，三叫周易。郑元《易赞》和《易论》说：“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解释说：“周，是说《易》的道理周遍广大，无所不备。”现在考察《世谱》等书说：“神农又叫连山氏，黄帝又叫归藏氏。”既然都是时代的称号，那么“周易”这个名称就是文王在殷代时所作，以“周”为《易》的名称，是为了区别于殷代的《易》。秦代《易》因用于卜筮而保存下来。汉代有田何传授《易》，施讐、孟喜、梁邱贺确实都传承了它。又有京房从焦赣那里接受《易》，施氏、孟氏、梁邱氏、京氏四家并立，号称极为兴盛。费直的《易》独成一家，称为古文《易》。马融、郑元为它作传注，荀爽又另作传。魏代王弼为它作注。古《易》把上下经和十翼分别作为两部书，王弼才开始把《彖》《象》《文言》归入各爻之下，实际上不是古本。上古帝王的书共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为一百篇。孔腾在秦代把它藏在屋壁中，汉文帝寻求能够研究《尚书》的人，济南伏生胜曾任秦博士，后来以二十九篇教授齐地东部的皇帝，使晁错前往受学，这就是今文《尚书》。后来鲁恭王得到孔子旧宅中的蝌蚪文字，这就是古文《尚书》。孔安国作传，想把它上献秘府，却遭遇巫蛊之事，没有立于学官；东晋梅赜才开始上奏朝廷。《舜典》中“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是齐人姚方兴从大航头得到的，隋代刘炫把它列入篇次，《尚书》才完整。然而考察高堂隆所称引的话，其中说：“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可见魏代已经流传有这段文字。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首，孔子删定保存三百十一篇。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齐诗起于辕固，鲁诗起于申培，韩诗、毛诗则分别由燕人韩婴、赵人毛苌传授。四家都讲求故训之学。毛诗因河间献王而盛行，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只保存外传，但它的义理与《诗》的宗旨颇有不同。例如《关雎》赞美后妃的德行，韩诗却认为是在讽刺后妃；其他地方也可以由此推知。《春秋》的传共有七家，左丘明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传授，记录并撰写所听闻的内容，所以史事完备详尽。公羊高、谷梁赤也都从子夏那里接受经学。公羊、谷梁之学较早流行，左氏较晚出现，但传注独为兴盛。三传之外，《铎氏》《虞氏春秋》都是左氏学说的支流。汉初邹氏、夹氏与公羊、谷梁并行，到了西汉末年两家失传，只有三传列为三经。《礼》从高堂生开始，后苍阐明其学业，作《曲台记》一百八十篇。戴德删削它，到了戴德的从子戴圣，保存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马融又补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郑元传授这种学说。河间献王得到《周礼》，其中冬官一篇缺失，无法买到，于是用《考工记》补上。先儒说冬官有百工之职而原本没有官职；有人说《考工记》虽然不是六典旧文，但也是秦代以前的文字；有人说冬官杂列在五官之中。俞廷椿作《考古编》，邱葵依据它作《周礼定本》，把五官中类似冬官的内容汇集成一篇，使六典恰好各有六十属，但终究没有定论。《仪礼》保存十七篇，多为士礼。朱子曾把《周礼》《仪礼》视为经，把《戴记》视为传，作《通解集说》，可惜此书尚未完备。《论语》到汉代有齐论、鲁论之分，传授《齐论》的是以王阳为名家的学者，传授《鲁论》的则是张禹，张禹之学后来显著。张禹又删去《齐论》的《问王》《知道》二篇，用来订正《鲁论》，称为《张侯论》。此外还有古《论语》，篇次与《鲁论》相同，但把《子张》分为两篇。《学》《庸》都出自《戴记》。朱子认为《大学》是曾子所传，用来补正其中的缺略；《中庸》的义理纯粹，各位儒者都没有不同意见。《孝经》由颜芝收藏，他的儿子颜贞把它拿出来；又有古文《孝经》，多出《闺门》一章。刘向定为十八章。司马光重视古本，作《指解》；朱子作《刊误》。把今文六章、古文七章放在前面作为经，后面作为传，于是形成定本。《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撰写者姓名。陆氏认为《释诂》是周公所作，今天流传的两篇，有人说是孔子增补的，有人说是子夏增益的。这部书虽然解释虫鱼，却博采众说、内容浩繁，必定是圣贤所作；有人怀疑是叔孙通所作，则是妄说。《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各家的议论不一：司马光怀疑它，冯休删削它，辅翼它的有陆筠，尊崇它的又有虞允文。自元丰年间，程子尊《孟子》为四书之一，后来朱子撰成《集注》，才不再有遗留的争议。总而言之，群经如林般罗列，笺注纷纷繁多。前人说：经书如同四条大河，四书如同四海；由河流进入海洋，才得到它们的归宿。只有尊崇圣贤，才能把各种说法折衷取舍到最恰当的地步。我国的治理教化美善光明，天下充满太平和谐。

译圣明的天子承继前人的学问和德业，考察古代典籍、讲习经学，天下八方六合全都成为浸润仁德、磨炼义理的地方；日出之地没有雷霆喧扰，到处都成为诵读、弦歌之国，文雅盛美，几乎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同样的风气相称，哪里只是超过汉唐而已，简直胜过两宋的盛况了。经学解说　　　　　　　　　　　　汪士锽 我听说经就是常道，是万世不变的常道。古代圣人承受天命、建立天下准则，既做君主又做老师，把事迹编在简册上，把言论写在书册中，昭示后世，永远作为法则。历代承袭它，哪里敢使它失传坠落，于是尊称为经。众多儒者修明经学，长期讲习，使它传承守护而不废。周代把《诗》《书》《礼》《乐》称为四术。周王室东迁以后，王道不再显著，孔子删定《诗》《书》，厘定《礼》《乐》，赞述《周易》，修订《春秋》。遭秦代焚书之后，只有《易》依靠卜筮保存下来。汉惠帝开始解除挟书之律，汉文帝时才有《尚书》，汉武帝时邹、鲁、梁、赵之间才大致有《诗》《礼》《春秋》。于是五经略备。汉宣帝时石渠阁讲论五经的异同，汉章帝时又在白虎观考订详审。熹平年间正定五经，刻在石碑上，竖立于学宫门前。《七略》所说的六艺，就是六经，同时兼指《乐记》。七经就是《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左氏》《论语》。九经再加《周易》《孝经》。十一经增加《公羊》《谷梁》。十三经再加《尔雅》《孟子》。从前伏羲开始画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到了夏、商、周三代，夏代称连山，以卦首为艮；商代称归藏，以卦首为坤；周代称周易，以此区别于夏、商而言。杜子春说：连山属于伏羲，归藏属于黄帝。郑康成解释连山说：象征山中涌出云气，连续不断；解释归藏说：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解释周易说：周遍广大，无所不备。但这些说法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根据。《周易》由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秦代焚书后，《说卦》三篇失传，河内女子得到它。它从鲁国商瞿子木传五代到田何，田何传给丁宽，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讐、孟喜、梁邱贺，于是有施氏、孟氏、梁邱氏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到了后汉，高氏之学已经衰微；晋永嘉时期，梁邱氏的《易》亡佚，孟氏、京氏、费氏也无人传授，只有郑康成、王弼二人的注流行于世。到了宋代，邵雍、程氏相继兴起，朱子综合理数，其义理更加深远。《尚书》从汉文帝时伏生传授二十九篇开始，后来形成大小夏侯之学。古文《尚书》在汉武帝时从孔壁中发现，共五十九篇，孔安国作传，王肃曾作注解。到了晋元帝时，孔安国传本才出现，却缺少《舜典》一篇。齐武帝建武年间，吴地姚方兴得到这部书，上奏献上，《舜典》才恢复完整。注家认为“防”字应作“后”，于是又推断蔡传本作“防”。《诗经》自子夏传授，到了后汉兴起后分为四家：鲁人申公所传称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称齐诗，燕人韩婴所传称韩诗，这三家都列为博士；毛诗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作故训，传给小毛公，小毛公任献王博士。郑康成作《笺》，于是三家诗逐渐废绝。《春秋公羊传》兴于景帝时，《谷梁传》盛于宣帝时，另有邹氏、夹氏，合为四家；而左氏传直到西汉末仍不显著。到了东汉，邹氏没有传师，夹氏没有书籍，铎氏、防虞卿的两部书也都失传。章帝时，左氏传大为兴盛，公羊、谷梁逐渐衰落，但都仍立于国学。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今天的《仪礼》。古礼经五十六篇，出自淹中；后仓传授其中十七篇，称为《曲台记》，其余三十九篇称为《逸礼》。后仓传给戴德、戴德的堂兄之子戴圣以及沛人庆普，于是形成大小戴、庆氏三家。戴德开始删削古礼二百零四篇为八十四篇，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成为四十九篇。郑康成师从马融，为它作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篇〕 李氏从河间献王那里得到《周官》，但冬官缺少一篇，用千金购买也没有得到，于是取《考工记》补足。到新莽时，才开始设置博士，使它流行于世。自刘歆到安石，曾先后推行过一两次，后来经过阶乱，后世儒者开始怀疑它，但其中治理国家的方法仍然保存着。朱子赞叹它内容广大而精密，确实是笃实的评论。《论语》有三种本子：鲁论是鲁人所传，共二十篇；齐论是齐人所传，共二十二篇；古论语出自孔壁，把《子张》分为两篇，所以有二十一篇。张禹起初学习鲁论，晚年又学习齐论，合并考订，删去《问王》《知道》二篇，以鲁论为定本。《孝经》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屋壁，河间人颜芝得到后收藏起来，献给河间王；现在流传的十八章就是这个本子。唐明皇取王肃等六家的说法，参照孔安国、郑玄的旧义，颁行于太学。到宋代，司马君实推尊古文本作《指解》，朱子又作《刊误》，流传于世。《大学》《中庸》原本载于《戴记》，程子特意表彰它们，使之与《论语》《孟子》并列。朱子取用二篇，因此把古本《大学》改成今本，特意补入“格物致知”一传。《孟子》有七篇，另有外书四篇，后汉赵岐作注时删去它们，只保存七篇。宋代冯休著书十七篇，认为《孟子》书中有门人增益的内容，应当删去。司马光著《疑孟》一卷，大概是论性时并不完全赞同孟子的说法。陆筠著《翼孟音解》，共九十一条，周平园称赞他志向笃实。虞允文因为司马光《疑孟》以及李觏等人非难孟子，便作辨析五卷，另作二卷。那些攻击、讥刺孟子的人，以及议论与孟子不同的人，可以说反而是孟子的功臣。《尔雅》陆氏《释文》认为《释诂》是周公所作。现在世上流传的本子，有的说孔子增补，有的说子夏增益，有的说叔孙通补入，有的说梁文考订；这些都只是训诂家的说法和先师的口传，疑点没有谁能说明白。总而言之，经书是用来给后世留下训诫的，汉代儒者从灰烬余存中搜集整理它们，功劳实在极大。到了唐代，训诂解释更加缜密；经历宋代，又进一步参入性命之学的精微，研究经书的人可以没有遗憾了。正当经籍大为完备的时候，又逢 盛世政治昌明、正学兴盛，只要广泛阅读以扩大见识，深入研究以选择要旨，阐明发挥以说明其中蕴意，那么穷究经书的方法就掌握了；而经世治国之道，难道还能超出这一范围吗？

译《经解》　　　　　　　　　　　　齐召南 臣听说，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常道叫作“经”。它在天上表现为日月星辰，在地上表现为江河山岳，在人身上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而载于典籍中，就是圣人的言论，用来记载天地之间的常道，历经万世而不可改变。把《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作“经”，始于《经解》；把它们称为“五经”，则始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但秦宓说，文翁曾派司马相如到东方接受七经，所以武帝以前所称的经不止五部。宋代李至所说的七经，是在五经之外，请求校订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刘敞《七经小传》所列，则是《诗》《书》《春秋》、三礼和《论语》。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把《孝经》《论语》合入，称为九经；开成年间在太学刊定九经，后来又加上《尔雅》。宋代设置国子助教十人，掌管十一经，其中《易》《书》《诗》和三礼、三传分别计数，《孝经》与《论语》合称一经，称为十经；再加《孟子》《尔雅》，称为十三经。这只是大概情况。秦朝焚毁学术时，《周易》《孟子》没有被焚，《尚书》、古礼、《论语》《孝经》则依靠孔氏后人藏在屋壁中；那些老师宿儒，如田何、伏胜、浮丘伯、申培、高堂生、颜芝等，汉初还都在世。例如楚王接受《诗经》的传授，张苍传授左氏传，这说明高帝时经学已经逐渐萌芽。文帝下诏让鼂错学习《尚书》，把《孝经》《孟子》立为博士之学；贾谊传授训诂，徐生擅长礼仪容止，韩生有《内传》《外传》，经学逐渐扩大。到了孝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对策，表彰六经，建立藏书的制度，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孔壁、淹中出土的科斗文竹简以及河间王进献的书籍相继进入秘府，经过几十年后篇章才逐渐齐备。上有才智卓越的君主，下有爱好学习的贤王，所以儒术应当盛大兴起。经文的校正始于河平年间，刻石始于熹平年间，雕版始于长兴年间；到开宝、端拱年间相继校刊颁布，已经遍及山角海边。汉代儒者的传授确实有源流，博士考试依据各家的师法，弟子学习依据经师；专门传授某经的只称其姓而不列名，著录者编成簿册，所以前后儒林传授的异同，打开一卷就清楚了。至于解释经书的章句，如《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韩诗》有薛氏、汉氏，《春秋》有公羊、谷梁，《论语》有张禹、包咸的注；如《书大传》《周官》《仪礼》《礼记》有康成的注，《孟子》有赵岐的传。《易》有周氏传，《书》有孔安国传，《诗》有后孙、申、韩、毛公诸家，《周官》有马融解释；《书》有大小夏侯，《诗》有伏湛、景鸾，《左传》有服虔笺；《毛诗》有康成训诂，《周官》有贾逵，《三礼》有卢植，《左传》有陈元。各家不同的大致情况，也都清清楚楚可以考察。自唐代作《正义》以来，每部经专门采用一家之说：孔颖达注《易》采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注《书》采用孔安国传，注《诗》采用毛传、郑笺，注《礼记》采用郑注，注《春秋左传》采用杜预《集解》；贾公彦为《仪礼》《周官》采用郑注，徐彦为《公羊》采用何休之学，杨士勋为《谷梁》采用范宁《集解》，宋代邢昺为《孝经》采用唐明皇注，为《论语》采用何晏《集解》，为《尔雅》采用郭璞注，孙奭为《孟子》采用赵岐注，于是百家之学便废弃了。汉代取士，一定说是经学博士，因为各自守着师承；唐代则把《正义》作为明经的规范，路子已经狭窄了。不过按照注、疏字数多少，分别把《三礼》《三传》分开学习，却没有废掉其中任何一部。自宋熙宁变法后，《春秋》也几乎废弃了。元代延祐年间以八股文取士，明代沿袭，于是五经之外，《礼》《春秋》三部中保存一部而废掉两部。这样看来，尊崇经学确实没有比得上汉代的吗？三易由太卜掌管，《周礼》中有明文可以考察；夏代以建寅为岁首，《连山》以艮卦居首；殷代以建丑为岁首，《归藏》以坤卦居首。有人说这两个名称在神农、黄帝以前就已有了，而周代称为《易》，程子、朱子的说法是正确的。汉代传《易》的人有施讐、孟喜、梁丘贺，都出自田何；京房本于焦赣，四家都立为学官。费直与高氏的《易》只在民间流行，后汉费氏《易》盛行，四家逐渐废绝。《尚书》今文是伏生所传，汉代博士有三家；古文出于孔壁，到东晋梅赜才奏请施行。《诗经》则齐诗始于辕固，鲁诗始于申公，韩诗始于韩婴，都立为博士；毛氏后来出现，后世独自流行。《春秋》则公羊先兴，谷梁其次，左氏到东京才立为博士。汉初有邹氏、夹氏二家，连同三传为五家；但邹氏没有传师，夹氏没有书，到了建武年间都断绝了。至于铎椒的铎氏《春秋》、虞卿的虞氏《春秋》，大概都是左传的羽翼吧？礼从高堂生传给萧奋、孟卿，后仓，直到大小戴所传的，都是《仪礼》；后仓的《曲台记》是《仪礼》的注解，大小戴删削的内容也是《仪礼》的注解。至于把《礼记》当作小戴的书，这个错误始于《隋书·经籍志》；然而《汉书·艺文志》本来区分得很清楚，所说的就是“记”一百三十篇，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录的。刘向曾经校订过它，到了东汉盛行，马融又增补《月令》《明堂位》《乐记》，今天的《礼记》就是四十九篇。李氏向献王献上《周官》，唯独缺少冬官，献王到处搜购也没有得到，于是用《考工记》补上；后人说这是刘歆补的，也不对。《士礼》十七篇，是高堂生所传的本子。淹中古经五十六卷，以及《阴阳》《明堂》《王史氏记》等，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因此《仪礼》的逸篇一定很多。如今流传的《觐礼》《聘礼》《大射》《燕礼》等，并不是为士人设置的，那么这十七篇恐怕也不是高堂生的旧本；否则《汉书·艺文志》为什么还会有古经和记呢？难道仍然是后仓等人把士礼推演扩展到天子的说法吗？《论语》齐本二十二篇，鲁本二十篇。齐论的名家有王阳，鲁论的名家推重张禹；今天流传的就是鲁论。《大学》古本依据《礼记》，《孝经》古文出自孔壁，朱子于是把它分为经、传。

译《尔雅》十九篇，其中有人说《释诂》为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有人说是孔子增补、子夏补足、叔孙通增益、梁文补充，始终没有定论。《孟子》在孝文帝时就已经立为博士，东京赵邠卿后来作注解，《唐书·经籍志》记载有六家。韩愈说孟子的功劳不在禹之下，这是极为正确的评论。冯休删削《孟子》，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以司马光的贤能却作《疑孟》，见识反而在陆筠、虞允文之下，这是为什么呢？《大学》《中庸》原在《礼记》中，而《中庸》另行流传，汉代就已有《中庸说》。到了程子、朱子把它们与《论语》《孟子》配列，四书之名才确立。五经是群书的渊海，四书又是五经的车轮和车轴。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常道都载于其中，这就如同星象灿然昭明、山川安定有序一样。我 皇上治理国家效法唐尧、虞舜，追溯洙水、泗水之间的儒学传统，治理天下如纬经天地，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经学昌明，光辉灿烂，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可以相比的，又哪里还值得说汉、唐、宋呢？《皇清文颖》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四 序 《工部事宜册》序　　　　　果毅亲王允礼 考察周成王时代六官的职掌，只有司空一官的篇章散佚了。论者认为，司空所掌的事务典制，是五官的根本。用它来治理国家，那么郊庙坛壝、宫廷环卫、朝廷、市井、官府、学校、城郭、道路、巷陌、仓廪、马厩、库藏等，都是政教赖以施行、人心赖以维系的所在。用它来经营田野山川，那么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野低湿地、井田牧地以及疆界水道的区别，沟渠道路、关津、桥梁、防堤水坝的设置，都是万物赖以繁殖、万货赖以流通富足的所在。用它来制定尺度等级，那么宫室、车舆、旗帜，服饰器物的高下，宽广周围的多少，以及文采质朴的区别，都是民心赖以安定、礼让赖以兴起的所在。用它来考察工程标准，那么六府财货的盈亏出入，八材质地的真伪优劣，制作的得失，精粗以及工匠勤惰巧拙，都是物资使用赖以便利坚固、货币赖以节制流通的所在。孟子说：“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便都毁掉了它的簿籍。司空的簿籍尤其使奢侈贪冒的人感到不便，所以他们毁掉它最为用力，后世也就没有流传下来。”我 皇上继承帝位，整顿国家纲纪，厘清各种政务，宫内从 郊庙神坛、宫廷、学校、官府、次舍、仓廪、马厩、库藏、城郭、门关、桥梁、沟渠道路、栅栏等，有的考察古制而创建，有的修整旧有设施而更新。对外则顺应天地山川的形势，使山泽之气流通；近处从京畿辅郡，远至吴越、秦陇，凡是四海九州之内应当疏通河流、加高堤防以消除民害，蓄水营田以造福百姓的，不惜耗费数万帑金，按时兴办。又在此期间整顿军队、经营武备，修缮储备军械，凡车舆、铠甲、旌旗、五兵、火器，没有不精心制造的。皇上牵挂边疆戍守，衣裘、鞍韅也都每年由内府颁发。仰慕古制的士人都说，周成王时代的典章制度又在今天出现了，而司空的职掌尤其在这个时代最为完备。我以浅薄的才能承受这一重大任命，接受 命令的那天，既欣喜又惶恐，寝食不安。几个月后才掌握它的大纲，满一年后才把细目全部弄清。凡是城墙堤坝、河渠壕沟的深广，厅堂房屋的高低修建，可以用丈尺规定材料，用材料计算工程，用人数计算劳役，确定为经常实行、永久不变的制度的，都上奏请定。朝廷议定 诏令下达有关部门，兴建修筑各项工程要各依时令，物价要各因当地情况，完工期限长短、奏销快慢，也都如此；有关官吏不得巧立法令侵吞渔利。至于每年常规事务，必定同两三位僚属一起督察懈怠，查明弄虚作假，核验材料优劣，删减差错，斟酌制定规条，使之有章法可遵守。事情无论大小，总要以便利百姓为目标，使吏员不能欺骗，循守法令而财物没有可以冒领的漏洞。恭敬接受圣训，早晚勤勉不懈，几年之中幸而没有大的缺失；又恐怕法令实行久了容易松弛，官吏更替后难以熟悉，于是上奏请求刊刻，颁示各司，希望贤能者能够在法令之中尽心办事，而不肖者也不敢在法令之外妄自作为。这就是我汇编定成本书的用意。虽然如此，立法用来禁止私弊，不过是用来驾驭胥吏和不才小吏罢了。各级官长和统军之官，朝廷既然授予他们官位，就应当常怀体国恤民之心，竭尽诚意、耗尽思虑，议事时依据制度，也能领会法令之外的精神，这样才能完全掌握事物的道理而不过分。圣明天子选拔贤能、进用良才，十多年来，从各司起用，十年左右便任大僚的人接踵而来。生逢盛世，却不能恭敬承受 皇上的德意，以致勤勉尽忠、建立显著功绩，反而歪曲法令来谋求私利，这颗心还能扪心自问吗？愿各司官员都争相自我磨炼，不要辜负你们所受的职责。

译《孝经易知》序　　　　　　　　　汤斌 《孝经》的注释笺注共有几百家，近来只有新安吕忠节公所著《本义大全》最为详备。我的朋友登封耿逸庵先生居家讲学，又著《易知》一卷，语言简要而内容完备，明白而精切，和忠节所著互相发明，确实是后学进入德行之门的津梁。我镇抚吴中时，见当地士人的风气文采兴盛而实际践行衰败，想设法挽救，于是在明伦堂聘请老儒，集合生徒讲授《孝经》和小学。恰好张君牖如过去任登封县令时，曾同逸庵在嵩阳讲学，带有《易知》抄本，于是我刻板，请他颁示诸生，使他们早晚学习。我于是为它写道：古代盛世，人们重视伦理纲常，家庭崇尚仁爱谦让，所以风俗质朴厚美，治理之道返归淳厚，太和之气充满宇宙。近世以来，教化不明，本根不厚，人们耗尽精力和思虑，全都用在枝叶般的浮华上，虽然名声能够动人，然而本心已经丧失。象山曾说：亲近老师、选择朋友、求学实践，都从喜好事功中产生，所以流于虚浮而没有实际。这话切中了求学者的根本弊病，而吴中尤其严重。经书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中，人最为尊贵；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朱子少年读《孝经》，在书上题写道：“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不能成为一个人。” 孟子说：“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很少一点。”我们承受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应当想到父母生下我们的身体，没有一处不完备；父母赋予我们的心性，没有一条道理不具备。怎样保守并成就人的本性，使自己不致放失而沦为禽兽？这是不可不深思长考的。自从求学的道路长久迷失，陷溺日益加深，又加上奢侈靡费的习惯、淫逸放纵的学说和功利谋略，所知道、所实行的全是人欲而不是天理；夜气中本有的善性偶然醒悟时，真是足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哪里还有闲暇雕琢浮华文辞、奔走追求声誉呢？天下一切善行都出自同一本源。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侍奉君主一定忠诚，侍奉长上一定顺从，交友一定守信，居官一定廉洁，治理百姓一定宽厚。所以侍奉君主不忠，不是孝；侍奉长上不顺，不是孝；交友不守信，不是孝；做官不廉洁，不是孝；面对百姓不宽厚，也不是孝。进一步说，在暗室和屋漏之处，一念自欺，也不是孝；处理事务、接待他人时，一念懈怠、一念刻薄，也不是孝。侍奉父母能够供养他们了，却不能顺养父母的心志；知道盲目听从并非孝，却不能引导父母归于正道；父母生时奉养、死后送葬都合乎礼了，却不能做到事奉亡亲如同亲人在世、对待已故者如同仍然存在，这样的孝仍然没有尽到。因此，侍奉父母和侍奉上天，是同一条道理；尽人伦和尽本性，是同一个道理。孝道多么广大啊！如果真能尽到孝道，那么穷究精微义理、达到神妙境界以及参与赞助天地化育，都不在孝道之外。一人尽孝，一家就会受到教化；一家尽孝，一国就会受到教化。推而广之，天下都是孝子，四海都是仁人，那么民气和平，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还用担心治理之道达不到唐虞时代、风俗达不到三代吗？我因为张牖如的请求，写在书的开头，希望读者稍加省察，不辜负逸庵注解的用意和牖如刻版的苦心。对于立身做人之道，未必没有一点补益。

译《顺天乡试录后序》　　　　　　　熊赐履 岁在庚子，京畿依照旧例举行宾兴礼，臣遵照 新的命令，把各位臣子的姓名全部列出，呈 上。当时百官济济一堂，都像鸿鹄般肃立在朝门，恭敬静听，不知命令将归于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朔日初八，辛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 皇上命臣赐履担任副职，同官臣朝生前往主持此事。我本是三楚的鄙陋儒生，学识浅薄昏暗。丁酉年乡试中荐，戊戌年在春官考试中中选。资质低劣，才力不足，文章和质实都没有达到要求，实在惭愧。皇上亲自选拔我，使我到内廷秘阁读书。己亥年孟冬，南原。参加御试，计算起来还不到两年，臣又承蒙皇上 特别选拔，授予现在的官职，早晚筹谋，正害怕无从报答称职，这次又接受了 选拔人才的命令，实在负担艰难，臣心中更加惶恐。况且京师是天下最先接受教化的地方，是四方瞻仰之所，又是天下士人汇集之地。在天子车驾所在之处的士人，都是各地的俊才。哪里是我这样浅陋的人所能胜任并感到愉快的呢？臣因此心中更加惶恐。只是臣还担任副职，想来可以借助他人来塞责。然而我自己想想，离开草鞋不过才三年，忽然受命协同主持天下士人的考试，即使竭尽思虑、劳瘁身心，仍担心无法仰答圣恩。难道敢说我这个副职可以把责任推让一半，用来为自己开脱吗？不敢。接受命令那天，距离考试日期只有半天，于是便整顿行装进入考场，严密关闭重重门户，焚香发誓，按经书公开阅卷，一切都依照 新制定的典则，没有不恭敬严肃、谨慎从事，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的。开门取士的大典既已记录完成，臣按惯例得以在册末发表一些话。臣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慎重选拔贤良、扩大清正教化，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我 皇上励精图治，特别重视培养人才。丁酉年，皇上赫然大举改革，迅速革除旧日弊病，以澄清文治，选拔真正的人才。科举法度、制度章程焕然一新。在朝廷内外，没有谁敢不洗涤内心、清除杂念，战战兢兢地恭敬承受。况且今年秋试开始把名额减去一半，名额减少，人数虽简约，法令却更加严密。严密法令，是为了慎重选拔；简约制度，是为了谨慎防范；限定名额，更是为了加强考核权力，端正士人最初进身的道路。皇上厘定新规、慎重选拔人才的用意，是多么深远啊！诸位大臣洗涤自己的内心，各位士子也洗涤自己的内心来回应它。面对这样盛大的典礼，难道还有不磨炼自己、洗濯自己，以此来配合我 皇上侧身求贤、广泛访求人才的至诚心意吗？所以说，臣不能胜任这项职务，是臣的才能不够；臣能够自我发誓尽力，是臣的心志。我先对自己的内心发誓，希望诸位大臣共同对自己的内心发誓，也借此考察各位士子的文章，并由此考察各位士子的内心。文章醇厚端正，说明内心坚贞；文章典雅丰茂，说明内心厚重；文章严整峻拔，说明内心廉正；文章明白通达，说明内心和平易近人；文章宏阔纵横，说明内心洞达明敏。这样光明显著，观察文章就可以知道作者为人，知道作者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心。当我们同处一堂评阅试卷时，专心秉持公正，辨察文理、濡笔批阅，竭尽精力，时时都对眼前的恩宠和身后的文书感到凛然；在笔光照亮纸影之余，仿佛同众士子相遇在真诚往复之间。臣和诸臣考察士子，是通过文章；臣和诸臣之所以考察士子，实在是通过内心。各位士子与臣及诸臣相遇，是在文章中相遇；而各位士子之所以能与臣及诸臣相遇，也就是凭借这种治理文章的内心相遇。虽然如此，臣既然已经通过文章考察诸位士子的内心，难道就能仅凭文章相信诸位士子的内心吗？《易经》“渐”卦说：“以正道进取，就可以使国家归于正道。”今天可以说已经以正道进取了。然而警惕法律，哪里比得上警惕自己的内心？慎重开始，哪里比得上慎重结束？各位士子为什么不想想今天获准入试、拜见进献以及皇上如此郑重选择人才，是多么艰难而慎重？并且把今天这一日的相遇，终身守持而不改变；无论险境顺境，都不改变操守；无论地位尊卑，都不越过自己的守则。持身廉洁刚毅，磨砺志向而敬公，坚定辅佐的诚意，整饬真诚笃实的行为，洗涤内心、涵养德性，永远发誓不忘，以免辜负我的心，也不辜负我 承蒙恩宠在前，诏书文书随后；在笔墨的光辉和烛影之间，恍惚仿佛在真诚往来的时刻与众位士人相遇。这是我与诸位臣下凭文章相交，而我与诸位臣下之所以能够相交，则在于内心。诸位士人与我和诸位臣下相遇，是通过我们的文章相遇；而诸位士人之所以能够与我和诸位臣下相遇，也正是通过这种从事文章时的内心相遇。虽然我既然已经凭文章与诸位士人的内心相交，难道就能仅凭文章取得诸位士人的信任吗？《易经·渐卦》说：“以正道前进，就可以使邦国归于正道。”今天可以说是以正道前进了。然而，警惕法律，哪里比得上警惕内心呢？谨慎对待开始，哪里比得上谨慎对待结局呢？诸位士人难道也不想想，今日预先准备资历、拜献文章以及皇上郑重地选拔录取，是这样的艰难而谨慎吗？并且应当把这一天的相遇相合终身守持而不改变，不因险境或顺境而改变操守，不因地位高低而逾越自己的操守。应当持守自身廉正刚毅，磨砺志向恭敬公正，笃实辅弼的诚心，整饬恳挚周详的行为，洗涤内心、涵养德行，永远发誓不忘，以免辜负我的心，也不辜负我的…… 君。这样文章和内心相符合，各位士子治理文章的内心，以及臣和诸臣考察士子的内心，就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如果外表像璠璵美玉，内里却像碔砆石；外面佩着鞶组，里面却装着破絮；资质低劣而外表光泽，背弃公义而经营私利，起初循规蹈矩，中途却改变道路，以至于显达或困顿便改变节操，处置行事违背正道，那么内心就同文章不一致，治理行为的内心又同治理文章的内心相违背了。各位士子将凭什么回答臣和诸臣？臣和诸臣又凭什么回答我皇上呢？所以臣不能不深切祝愿各位士子：把今天治理文章的内心，变成日后治理政事的内心，慎重始终，以此向上报答。这正是皇上招求贤俊的深切用意。如果臣和诸臣只知道竭尽愚诚，来报答、宣扬皇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日后的恩德，其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臣三年以前，和各位士子没有什么不同；幸而列身近侍，站在交戟卫士之下，突然承受 选拔任命，早晚战战兢兢，深恐失败而使 盛典蒙羞，哪里敢不把区区至诚心愿，恭敬地告诉你们各位士子呢？《乡试录后序》　　　　　　　　　熊赐履 癸丑年又逢天下士人举行大比，皇上命臣赐履，与侍郎臣文然、副阁臣立德、礼部臣鼎孳共同主持此事。我本是荆楚的浅陋儒生，资质浅薄而无所长，近年来滥竽充数地任职。身处禁近之地却没有丝毫功效，这次又承受了 选拔人才的命令，实在负担艰难，更加惭惧汗颜；接受了

译命令，无法推辞，于是跟随诸位大臣之后，勉强发誓公正谨慎，以完成这项职务。录取名单完成后，臣按惯例得以在册末发言。臣还能说什么呢？只愿进用众多士子，再三勉励他们罢了。臣私下认为，国家选拔造就贤良，士子带着策文和贽礼求取功名，若舍弃科举没有别的进身途径，这件事难道不重大吗？上面的人急切希望得到这些人才来任用，下面的人带着自己的抱负前来，希望在这个时代得到任用，这项事务哪里是可以轻易完成的？然而竟然都决定于考场屋檐下的一纸文章，仿佛一纸试卷便足以证明一切，这难道是真的吗？所以用文章考试士人，确实只是末节，但形势又不得不依据文章。文章，是内心的声音。六经四书，哪一部不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在仁义方面纯善，浸润于经典，精华积蓄在内心，声誉光彩流露于外，那么挥笔展纸，所写的一切都能阐发圣贤幽微奥妙之处，并且不违背上下古今不变的法则，这样的文章就是有德之心的凭证，是承载道的器物，怎么能只把它看作区区词章和帖括技巧呢？只是如今世教衰败，士习颓靡，大道不显，实学少闻，父亲生养、老师教诲之初，从来没有悬立一个明确目标使他们归向正道；先王的恩泽、圣人的教诲，被他们看得不啻蔓草，竟不知道稍加注意。平日里关窗伏案，耗尽力量、劳损精神，只求把八股空言写得工巧，以侥幸获得科举及第为止。而他们所谓八股空言，又往往杂乱荒芜、乖谬悖理，完全不切合义理。等到一旦进入仕籍，便不再继续求学；有时把政务交给他，拿实际事务考验他，考察他的实际能力，却茫然无知，几乎全不知道应当怎样做；而平日耗尽力量、精力求工的东西，大概没有一件能够适用于实际，也完全不去想上级选拔并任用他的用意，只想着过去写成的文章侥幸求得售用，并把这种念头扩张下去，直到沉溺淫乱、邪僻无所不至，却还傲然自称为科名甲第之人。这就是人才日益衰落、风俗逐渐败坏、治理成效最终不如古代的原因。于是议论者便把过错归咎于制义文章用途少，把考场三场考试说成不够完善，想要改变它，这难道能算通达全面的论说吗？宋、元直到明代，真正的儒者相继出现，登上显科、建立显著事迹，光彩如麒麟，名垂青史，难道能说科举不足以得到人才吗？这是诬妄！如今各位士子的文章，本来就明显是有德之心的凭证，是承载道的器物。如果真能依据文章来实践行为，上等的能够明体达用，努力接近中和位育的境界；次一等的也能守持道德、捍卫正道而不失，成为修饰自身、减少过错的人。把这些道理付诸实行，简约地守持它们，都不至于违背今天拜献的文章，那么或许就能符合朝廷急切希望得到这些人才并任用他们的心意，也符合各位士子怀抱理想前来、希望在这个时代得到任用的愿望；这既是各位士子的幸运，臣也得以稍稍依附于以人为事奉君主的义理。否则，就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科举制度几乎成为多余的赘疣，把经国之事看作瓦砾，甚至还不如中正九品等制度，至少还能从千百人中取十之一二；那么各位士子凭什么自我辩解？臣又凭什么向各位士子解释、免罪呢？既然如此，臣和各位士子只有互相勉励，希望不辜负科举功名，不辜负国家罢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恭进〈易经参解〉序　　　　　　　张英 臣私下听说，《易》这部书贯通天地阴阳，包罗万类；从幽微处探究阴阳的变化，从显明处联系人事的吉凶，从深奥处说明鬼神的情状；探寻幽深奥秘，彰明过去而察知未来。读者若能得到其中微言大义的一二，就可以终身受用而没有穷尽，何况取四位圣人发挥阐明的内容，早晚浸润涵泳其中呢？我又曾私下观察先儒评论《易》，其大的方面归结为扶助阳而抑制阴。天地有阴阳，就像四时有寒暑、日月有昼夜一样。从气化来说，万物不可能只有生长而没有消减，人事不可能只有获得而没有丧失，世运不可能只有太平而没有动乱，天下不可能全是君子而没有小人。因此六十四卦的爻共有三百八十四，阳爻占一半，阴爻也占一半，即使圣人又怎能在其中有所增减呢？然而圣人对阳刚之道兢兢业业，就扶助它、推进它；对于阴柔之道，就抑制它、使它退处。这一意义本来存在于六十四卦之中，无处不有，而在《否》《泰》《剥》《复》《夬》《姤》等卦的卦辞、爻辞中尤其深切明白。圣人不能使四时只有春夏而没有秋冬，却制定房屋、衣裘来抵御它；不能使日月只有白昼而没有黑夜，却制作灯烛来接续光明；不能使万物只有生长而没有消减，却制定尺度数量来调节疏导；不能使人事只有获得而没有丧失，却教导人修身反省、戒慎恐惧来补救；不能使世运只有太平而没有动乱，却建立纲纪法度来维持；不能使天下尽是君子而没有小人，却建立教化和刑罚来劝善惩恶。《易》中这些道理都具备了。这就是圣人扶阳抑阴的至深用意，隐约或明显地存在于六十四卦之中。所谓参与赞助天地化育、裁成天地，难道还有别的内容吗？所以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中，人最为尊贵。”一定要读《易》，然后才知道圣人是多么尊崇而伟大。臣不过是草野间微薄的才材，愚钝鄙陋到了极点，逢遇圣明天子崇尚儒学、尊重典籍的时代，得以忝列 讲席，入内侍奉 在宫禁之中恭敬地看见我 皇上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天还未亮就起床穿衣，亲自处理各种政务，退朝后立即到便殿讲诵经史，直到漏壶已下数刻仍不停歇，严寒盛暑，一概以此为常。臣回顾自己学问浅薄，只有切切惶恐。侍从空闲时，臣伏案研读《周易》，如同望洋测海，茫然不知边际，想要编纂一部训诂书，先求通晓章句，然后逐步探求精义。于是奉朱子的《本义》为标准，而训诂解释只取《大全》及直解诸书，删去繁杂，务求简明切实。至于解释卦名的含义，《程传》最为精当，所以节取它，载在每卦开头。《大全》中诸儒的说法，凡是能够发明经义、有助于讲席的，也一并采录。经过两期时间完成，命名为《易经参讲》，逐条分说、一一剖析，完全以前代正人君子的言论为准则，绝不敢把自己的臆说夹杂其中。因为臣资质愚鲁，著成这部书，借以防备自己遗忘；荒陋粗疏，深知不能避免，又想到在 宫禁中修辑的书不敢不上呈，冒昧玷污我 皇上的明察，也借此让皇上看到，在上位者文明教化成就天下之时，小臣也有不敢自我放弃的一点私心；并不是说自己对经义有所阐明，已经足以作为羽翼献上。面对皇上，我谨作此序。

译《恭进〈书经臆论〉序　　　　　　　张英》臣私下认为，君主用道治理天下，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况达到了极点；臣子用道侍奉君主，到皋陶、稷、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盛况也达到了极点。如今距离那时已经数千年，当时的言论谋划、纲纪设施，以及忠诚恳切仁爱之心、协和辅弼、缜密筹划的计策，虽散见于六经，旁流于各部史书，但其中统摄宏纲大节的内容，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了。后世的人还能从简策之中想象唐虞三代的君臣，仿佛看见他们的容貌，仿佛听到他们的声音，不觉得有时代久远的隔阂，是因为它的文章极为古朴，意旨极为厚重，旨趣极为宏远，反复涵泳而无穷尽。臣自从供奉 内廷起初，正赶上我 皇上讨论《尧典》《舜典》以及《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穷究精研，没有微小之处不彻底探明。由此往下，直到商、周的誓辞诰命篇章，没有不反复寻绎的。凡是前人所说艰苦深奥、博大难通的内容，皇上一定深入探求义理的归宿，也不辞劳苦地诵读章句。二帝三王的言论，以及古代圣贤用来告诫君主的道理，早晚浸润交融于 圣心之中，极其深厚。因而说到学习典籍，便有高宗谦逊专志的勤勉；说到使远方归服，便有虞廷舞干羽而使有苗来朝；说到六府三事，便有九功按时顺序完成；说到任用官员、辅佐政务，便有九德日益严格考察。皇上以圣学的深厚涵养，发挥为治理功业的醇厚茂盛，哪里只是考察古代而不知疲倦而已呢？臣资质愚钝、学问浅陋，见识少而听闻不广，私下跟随 讲席余暇，退回值宿的房舍，伏案阅读《尚书》，偶然有一点心得见解，便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终于编成一册；并不敢坚持自己的臆说，全部取自前人的言论，谨依篇章次序，分作《臆论》四卷，又因为是在 内廷编辑的书，不敢自行藏起自己的缺点，冒昧呈上 九重宫禁中皇上乙夜的阅览。我想到我 皇上对于《尚书》全编的心源与精义完全契合，每次发表一番议论，都远远超过汉、宋诸儒的说法。臣有幸侍奉 左右，已经熟闻这些道理；像臣这样浅薄的言论，就像小土丘俯伏在泰山之前，微弱的火光照耀在日月之下，只会更加增添自己的恐惧谨慎罢了。臣谨作此序。讲席应 《制集序》张英：臣张英，才疏位卑而浅陋，幸逢昌盛之时。康熙六年丁未，考中缪彤榜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年冬天，因先父去世离职服丧。九年庚戌，服丧期满，补任原官。十一年壬子秋，授编修。次年春，充任礼闱同考官。三月 皇上驾临南苑，命臣张英与同官臣史鹤龄随从。在行宫进讲，皇上下诏命献《南苑赋》。此后每次巡行，臣必定随侍，有时独自前往，有时与侍读臣孙在丰一同前往。当时随驾多在南苑新宫，碧绿的槐树和高大的柳树掩映着朱红屋脊，千顶帐幕环绕四周，六军排列在外。卫青、霍去病、金日磾、张安世，以及期门、羽林诸军的将士，像翼护豹尾旗那样侍立，气势如云气蒸腾、雷声震响，深严而宏丽，无法一一述尽。臣作为书生，怀抱书册，早晨在丹墀上从容趋行，晚上退居值房，承受皇上垂顾，所受恩遇无比。当时曾随驾到晾鹰台观看试马，只见紫骝、赤骆等骏马踏云追电。天子按马匹的劣优分别评定等级，用来赏赐和勉励诸王公大臣。于是臣献上《试马歌》。一天，已经漏下十多刻。皇上驾临行殿，手执红蜡烛，写了一篇大字，使人询问两位臣下是否在值房看书，命他们作一首咏良马的诗献上。当时或许正值风和日丽。皇上率领身边的虎贲卫士到郊外平地讲习武事，经过上兰，踏过甫草。出行时朱旗舒缓展开，入营时铙钹鼓吹震响。从凌晨直到深夜，皇上必召两位臣下讲论经史，穷究义理，每天都有规定的功课，不因寒暑而间断。臣自知虽然浅陋无能，但每每能够把圣贤的典籍陈述给君父听，和古人随从天子车驾清扫尘土、奉诏献《甘泉赋》《上林赋》相比，臣私下也认为这是荣耀。这就是 圣明天子勤于学习，使臣下能够获得考察古代的益处。这年秋天，授任日讲起居注官。后来学士臣熊赐履入阁掌事，在内殿进讲，皇上专门命臣与孙在丰负责此事。鸡还没有打鸣时，我们便从长安门步行到左翼门，恭敬等候片刻；东方渐渐发白，楼上的鸽群飞起，殿角的星星稀疏，露水沾湿台阶，和奏事诸臣一起拖着印绶进入。到了乾清门，等诸臣奏事完毕，内侍传召我们进入弘德殿。殿内左右排列着图书，面向南设置御座，面向北设置讲官席，四周都用黄色细绢作帷幕，帷幕内设炉焚香。讲官进入后，侍从全都退下；讲官拜了两拜，面向北站立，陈述经义，皇上有时询问。退下以后，皇上下令在乾清宫门赐茶。这样持续了三年。臣由左春坊谕德越级升任侍讲学士，先后同在讲筵的，有泽州学士臣陈廷敬、昆山学士臣徐元文、臣叶方霭，接 在内殿瞻见天子的容颜，在黼席前承受顾问；图书、翰墨以及貂裘绮衣等赏赐，每年多次得到。当时天下的寇贼还没有平定。天子正为国事夙夜忧劳，各地将帅都听命承受诏令。朝廷谋划军事、筹措粮饷，没有一刻空闲。而且每天还亲临讲筵，与臣等讨论古代之事，由此可以窥见 圣上的器度高远，也深知圣学深厚敏捷，太平之世所以能够迅速实现的原因。于是辑录历年所进诗若干首，编成《讲筵应制集》，并把所遇到的事情一并叙述如下。

译《内廷应 《制集序》张英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 天子在讲筵上从容地对学士说：“朕想得到文学之臣，早晚安置在左右，只以讲诵经史为职。给他们内廷的房舍居住，不让他们参与外廷事务。你们要慎重选择品行醇厚、谨慎而通达的人来报告。”当时推荐了臣的名字，使我入内应对。皇上记住了臣，从此多次询问，回答的人没有异议。直到十六年丁巳冬天，接到 入内廷供奉的命令，皇上赐给我瀛台西面的宅舍，辰时入内，戌时结束后退下。乾清宫的西南角叫南书房。那是皇上过去读书的地方。皇上命我住在那里，饮食由大官供给。办事的内侍、笔墨、侧理纸以及各种器具，全都取自御府。珍果和精美食物每天都有数次从御膳中撤下赐来。从御膳中撤下的食物，每天多次送来。皇上在乾清门听政之后，便召我到懋勤殿。辰时、巳时以前讲经书，午后读史。皇上询问、臣下应答以及辨析讨论的话语，都详载于《南书房记注》。从丁巳年冬到壬戌年春，没有一天稍有闲暇。我私下想，自古臣下偶然在殿阶间见到天子，几句话传达到皇帝耳中，便终身以为荣幸。像臣这样，侍从皇上闲暇之时，趋奉经席，陪侍亲近，前后将近十年。在细旃帷帐和宽广殿宇之间，陈说典谟，谈论《易》象，广泛综合前代历史，上自洪荒时代，下至近世；手执丹铅在香案旁校读，听着华清宫的钟漏声。皇上面色和悦、言语温和，常常如同家人父子。这如果不是遭逢的极大幸运，又怎能说不是格外殊异的恩遇呢？有时写成诗篇，用来记述盛事。刚刚脱稿，便陈列在 御座旁边，蘸墨拿简，片刻之间写成的诗篇很多。唐代郑亚为《李文饶制集》作序说：“牙管已经轻轻拿起，芝泥即将调熟，曾在席前亲自授予笔札；李公也能抓紧片刻完成，落笔成篇如飞。”臣固然不敢追踪赞皇李德裕，但殿阶之间一时的情景和情意，却也是古今相同的。二十一年壬戌春，臣请求休假回乡安葬先父，皇上屡次降下 温厚的诏谕，丰厚地加以恩典，赐予恩惠，使我能够暂时回乡休息，于是辑录四年以来的诗作，编成《内庭应制集》二卷。其中词句粗疏浅陋，当时大多来不及删改，现在都完全保留旧稿，以存其真实面貌。从前欧阳公年老后归居淮颍之间，辑录内制、外制诗文并为之作序，于是想到自己一生仕宦和出处，还说仰望玉堂仿佛在天上。臣如今得以承受 恩宠，在龙眠山中筑屋，与田夫野老谈说。圣明天子的盛大德行和儒臣所受的宠遇，抚今追昔，感激而吟咏叹息，又怎么能够自我止住呢？《御制文集拟后序》陈廷敬：我听说天运行而显现征象，于是银河灿烂回旋；大地具有含蓄光明的德性，于是山川各有条理。这正是河洛呈现其精微内蕴，苞苻彰显其深奥秘密。圣人参合天地两仪，取法日月二曜，包容万物的秩序而察知民众的常道。推演成图与畴，以教导万世，于是人文教化成就的道路更加昌盛。由此可知，觉悟世人、启导百姓，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必定依赖真正聪明而居首位的人，亲自施行文德，在上面树立表率，并通过修辞立训昭示宣扬。精华从和顺中发出，笃实成为光辉；然后三物得以敦厚，四种教术得以完备。家家承受诗书的恩泽，人人往来于儒雅的林苑。那些正生逢其时的人，即使住在山角海边，也没有不沐浴在盛大教化中、接近天子光辉的。这难道不是上圣的宏大规划、太平时代的伟大功业吗？敬谨思念 皇上谦抑自持，尊崇经典学习，振作精神勤于政务，德行事业的隆盛、治理功业的辉煌，赫赫巍巍，无法详尽说完。自从登上帝位直到今天，皇上斋戒庄重，恭敬肃穆，面对并敬奉 上天 和祖先，孝敬 两宫，辛勤劳苦，使天下兴盛振作；教化修明，制度完备，文治武功、礼制秩序、音乐和谐，宽厚谦冲，以体察群臣百姓的情志；以施惠安抚普遍百姓的德行，消除战争，使四海永远清平；垂衣拱手而治，使天下八方都处在宽宥安宁之中。至于天时的盈亏、地利的险易、国家财用的丰歉、军队制度的因革、民风的真伪、吏治的贪廉，没有不完全收入 圣明的洞察之中，暗自纳入心怀。皇上。所以凡是施政建置，见于诏书、年号、命令之中，发言吐辞之际，都是所谓二帝三皇的言语和行事，也就是典谟训诰之文。有时圣上的文章像天上的花朵，表现在篇章翰墨中，用来劝诫有位之臣，是元首股肱相和的歌咏；有时讽谕民间风俗，是荡平而归于正直的训诫；有时切实指点万物，是刻在门户、窗牖、杖履等物上的铭文；有时流览景物光色，是使财物丰足、解除忧愁的乐章。大概皇上性情纯正，德性自然成就，光明盛大而时时敏于学习，本来具有生而知之的资质，仍然喜好学习；圣明本由天性纵任，又兼具多种才能，因此积蓄于内而彰显于外的文章，抒写造化之功，包容天地元气，熔铸裁量古今，陶冶铸造万物，光辉灿烂，已经达到极致。臣忝居近侍，长久侍奉经席，每次聆听 皇上的玉音推演解释经传的深奥关键，阐发前代圣人尚未阐发的微言，传述古人未曾传出的深意，下至各史百家，没有不旁通曲畅而 在深宫清静闲暇之中，皇上从未有片刻停止阅读书册。臣当然知道，圣人的谋略浩大，能够同六艺一起昭示于天地之间，确实有其根本和来源。虽然其中义理深高幽远，整体境界冲和空寂，精神意义超出言意之外，不是臣下百姓所能仰望窥见万分之一的；但若就近探求，反复推演寻绎，那么仰观俯察的机理、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妙理，也可以想见端绪，使人沐浴其中，受到鼓舞而不能自已。然而皇上的至德谦光，富有而如同空虚，长期收藏在缃帙之中。近来因廷臣再三诚恳请求，才命人汇集编次，编成四十卷。将来流传天下，昭示垂为典范，使人都能仰望日月的余光，汲取河海的余润，文雅地受到感发兴起，以永远成就道一风同的治理，真是盛大啊！

译《皇清文颖》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五 序 《癸丑武防试录》后序 陈廷敬 癸丑年九月，天下各地把武才之士贡举到京师，中枢大臣请求举行防试，奉命选取骑射、步射合格者七千多人。皇上说：“你，廷敬，和你的副手卿冯溥前去衡量、考察他们的文章。从前还没有以词臣副职协助执政大臣主持防试的，这大概是特殊的名额。”臣浅陋无能，听到命令后 战战兢兢，勉力恭敬地任职。选取人数达到规定名额、登记完毕后，应当进献文章。臣得以在末尾缀写几句话。臣想，国家取士，文武分科；然而革除前代设武学、以太公为师的陋习，使武学统属于儒学，师统属于孔子。文士不兼习骑射，武士却要兼习策论，为什么呢？这不是苛难武士，实在是看重武士。武而不文，这种人可以任用为普通士卒，却不足以任偏将；可以任偏将，却不足以任大将。兵家所说的书，不过孙武、吴起、吕望、李靖、司马穰苴、尉缭等人的著作；如今武士合起来研习这些书，考场中发问策论，则汉、唐、宋各代名将已经实行过的事迹，以及天下的边塞防务、屯田、保甲等事务，旁及各种事项，没有遗漏；又明确提示七书以外的书籍，无不应当尽力研读。士人如果确实能够雅正地明白熟习，掌握其中要领，发挥成文章，条理贯通，那么将来作为国家干城、貔虎之士的候选，从这里取用岂不是很充足吗？况且粗野强悍、桀骜不驯，是武士的习气；改变这种习气，使人不能再把他们视为勇悍粗鲁之辈，而接近古代雅歌投壶、羽扇纶巾的风雅人物，如果不浸润书籍、受师儒渐次磨砺，便不能成功。像这样，难道不是说明防试应当受到重视的明证吗？” 大概自古以来太平日久，形势渐渐轻视武事；不只是文士轻视武士，武士自己也厌弃武事，逐渐发展到完全毁坏武备而无法振兴。如今重视武事并兼重文事，正是为了始终重视武事，不至于再次轻视。草野鄙陋之人妄自认为，先考骑射，是武士所应从事的，这是重视武士；至于策论，已经大体可以了。像这样，只要他们竭尽力量控弦、纵马、发箭，没有不合格的，把他们全部收取又有什么不可？却要根据提笔作文来决定取舍，难道不可以停止吗？臣在棘闱中跟随臣冯溥之后，谨慎选取诸士所作的文章，录取其中可取者，希望或许能够仰助于得到人才，不辜负皇上任用我们的深意；又写下这些话，晓谕天下后来兴起的士人，使他们都知道国家对于文武并不偏重一方，射箭拾箭的空闲之时，也要读书作文，不敢有轻视文事的念头。从前周代盛盛之时，处于左位则文才无不适宜，处于右位则武才无不具备；当他们奉持璋玉、仪态庄严时，都是适合任卿大夫的人才；等到泾水之舟顺流而下、众人摇桨时，又都是将帅的候选。臣知道从今以后，人才将蓬勃兴起，能文能武，即使周成王、周康王时代的盛况，也不会有太多逊色。

译《癸未防试录序》陈廷敬 恭敬地想我 皇上统御天下、建立纲常，政治安定、功业成就，到如今已经四十二年。癸未年二月，正逢天下士人会试，礼部臣下请求主持考试；臣自己陈述年老昏昧，已经列举情状上奏。皇上没有答应，命臣廷敬与臣赐履、臣涵、臣汝霖主持此事。臣廷敬听到命令后 惶惑震惊，恐惧不安，过了一天仍然伏地思考。臣供职于铨曹，侍奉值班，在内殿侍值，唯恐增添过失，常怀如履薄冰之心。如今承担考校士人的重大使命，怎敢放松早晚勤勉的初心？况且众多士人来自草野、山角、海边，都知道 圣人在上，以道德救济众生，文明教化光照下土。既然人人都想着磨炼自己，风俗趋向陶冶，臣又怎敢不更加鞭策自己，对上思图报答圣恩，对下不愧对众多士人呢？如今考场封锁、事务完毕，抄录文章进献，按惯例可以在篇首发表言论。臣不敢写枝蔓的话和芜杂的辞句，谨慎记下其中大的方面，仰望皇上 省察阅览。大概臣如今奉 命所论述的，是文章。文章用来承载道，道由上天赋予，由人传承。明白上天为何赋予此道，明白人为何传承此道，然后道才尊贵，学问才端正；学问端正，文章才兴盛。那么今天道统的传承，文章的命运就系于此，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臣谨慎记下这些。上天默默安定下民，专门降生圣人，使他们成为君主，使他们成为老师。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凭圣人的德性处在君主和老师的位置上，施行政教。道统的传承常常在上，而不在下。如果有德而没有地位，就不能居于君师之位，施行政教的实际作用。所以自孔子以来，道统的传承常常在下层。推究上天降生民众的本意，难道恰好就是这样吗？况且天道端正而循环往复，所以可知今天道统的传承，果然已经在上而不在下了。在下的传承依靠师儒，只寄托于语言文字；在上的传承则体现于实际行事。我 皇上以圣德居于天子之位，天下大治，百姓安宁，因此可知道统的传承果然在上而不在下。从前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历数其传承，大体也以五百年为界限。如今考察，在上的传承无不如此，而在下的传承却不完全如此。然而起初由上而下传递，后来由下而归于上，也没有不如此的。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五百多年，像禹、皋陶是亲眼见到而知晓的，像商汤则是听闻而知晓的；从商汤到文王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是亲眼见到而知晓的，像文王则是听闻而知晓的。这就是所谓在上的传承无不如此。又说，从文王到孔子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见到而知晓的，像孔子则是听闻而知晓的。这就是所谓起初由上而下无不如此。又说，从孔子以来到现在一百多年，此后有的千余年，有的百余年，有的未必百余年。像周敦颐、二程、朱子，这就是所谓在下的传承有时不完全如此。这是为什么呢？上天郑重对待在上者的传承，所以以五百年为期限。那些不必等到五百年的，大概只是把道寄托在语言文字中，在道统将断未断之际使它延续，这只是处于下位者的事情。只有师儒的道统转而归属于帝王，五百年的期限才必然不会错失而重新合一。这就是所谓后来由下而归于上的传承无不如此。大概从周敦颐、二程、朱子以来，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我 皇上考察世道、识别人才，尊崇朱子的学说，诵读他的诗，研读他的书，把他的德行保存下来，表现在文章中，并将其推行施加于天下百姓，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常在上而不在下。因此，道统由下而归于上的时候，正是在今天。这就是上天降生下民的本意。臣曾经伏地思考，天下士人沐浴于雅正教化、受到皇风鼓舞，已经很久了；而圣人的道，传承在我 皇上这里，天下人将都会知道；但他们每天早晚勤奋用力的具体情形，天下人或许还不能详尽窥见。臣每天侍奉 内廷，因此得以逐一列举。皇上总揽八方疆域，每天处理万端政务，凡是建立纲常、陈明法纪、制定治理方略、安定政务等大事，出于 圣意并施行于天下的，没有不与古代先圣先王的道相异时而相符合的。皇上又勤于思考至高之道，广泛通晓群书，在燕居闲暇之时专心于六籍，慈爱教诲东宫，训导督促 皇子讲习《诗》《书》，使殿阶之地庄严得仿佛邹鲁乡里，所作文章巍巍然与典诰同样的风格。至于帖括之文、百家之艺，也都在 殿阶之地庄严得仿佛邹鲁乡里，所作文章巍巍然与典诰同样的风格。至于帖括之文、百家之艺，也都在 圣明的鉴察之中。这难道不是道统所归吗？实在是本末兼备、源流贯通的缘故。如今能够亲自得到 圣人作为君主和老师，臣虽不敢参与大道的传承，却也有幸列在被圣人了解和知遇的人中。将来可以看见，自文王以来，济济多士、蔼蔼吉人重新出生在王国之中，向上辅佐 长寿而善于造就人才的雅正教化；到时和乐之风感化天下，万邦贤才都共同成为天子的臣子，逐渐达到陈述谋略、续作歌咏、辅佐政事、推行德教的风气，接近唐虞极盛的治理。那么，道在上位，下面承受其政教，将永远传承千万年而没有穷尽，又哪里是五百年所能计数的呢？谨以这些话告诉众士，作为 在黼扆之前献上的文章。

译《御选古文渊鉴后序》徐干学：皇上在万机之余考察古代、崇尚文教，选定《古文渊鉴》。书成之后，命臣编纂注释，另成三集进献。皇上亲自撰写的序文冠列各篇之首，范围包括群书，包罗道的要旨，文章灿然辉煌，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今年春天，臣干学因防 恩赐休假，奉命辞别 便殿。皇上当面告诉臣，命臣撰写后序进献。只是 臣惶恐退下，反省自己。臣本是乡野末流儒生，学术浅薄狭窄，幸逢际遇，充任翰林院官员，得以纵览四库六阁的秘藏，扩大见闻，却仍恐怕不合圣心而获罪。完成诏命，却冒昧以萤火般的微光仰附星日，以涓滴之流助润江河，臣虽愚昧，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然而臣考察自古以来的选本，始于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一集》。此后作者相继仿效，流传到今天的，除萧统、姚铉、吕祖谦诸家之外，孔逭有《文苑》选本，谢沈有《名文》集。唐代《艺文志》及《楚辞》别集、总集著录者共有八百一十八家，没有不是承受朝廷命令、汇成宏大典籍的。至于考察它们删辑的情况，真正出自皇帝亲自裁定的，十家中不过一二家。我 皇上神明天纵，尤其尽心于致知格物的学问，由根本推及末流，体察道而穷尽具体事物，广泛识见、积蓄德行，衡量裁断都在心中，所以用这些来讨论古今，洞若观火。臣编纂此书时，每篇进呈 御览，皇上必亲自加以评定，指出优劣。大体说，接近道的文章即使拙劣也保留，违背义理的文章即使工巧也斥弃。臣承受防 提点教诲，这才明白读书作文各有体要，以此作为取舍的依据，凭借它完成此书。臣私下想，古人著录的书籍如今篇卷散佚，保存下来的不多；保存下来的又未必都能流传，而臣断定此书必能流传，是因为它全部经过 圣上鉴察裁定，足以成为后世法则。臣以微末身份，得以执笔从事这项编纂工作，至今已经六年，谨慎恭敬地叙述事情的由来，私下附列在受圣上知遇者的末尾。《进易论序》李光地 臣认为，《易》这部书，从大的方面说，是六经的根源，是天地鬼神的奥秘；从切近的方面说，人的行动、休息、言语、沉默，以及应酬万物、处理事务，遵循它就吉祥，违背它就凶险，大概一刻也不能离开它。然而这部书开始于卜筮的教导，根本在阴阳之道，所以玩味卦辞一定以观察卦象为根本，不作苟且之言；占问事务一定依据穷尽蓍数，不作苟且的使用。并不只是把象数放在首位，因为象数之中还有义理。唉，《易》难道是容易学习的吗？恭敬地想 皇上讲习学问、勤于政务而孜孜不息，这是合乎乾卦的运行；厚德深仁、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这是合乎坤卦的道；进用君子、退斥小人，这是明察否泰变化的征兆；忧虑盛满、警惕光明将衰，这是合乎日中则昃的戒示。皇上体察《易》的道理，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以神武制胜却不滥杀，已经在施政中体现；上天保佑他，吉祥无不利，也已经得到明显的报应。皇上运用《易》的道理，可以说神妙无比。近来 特别命儒臣根据这部经书每天进讲，从中仰见圣智默默运转，上合三代古人心传。历数近代以来，从未有人像我 皇上这样留心性命之本源，思考天人关系。臣学习《易》将近二十年，在幽居潜心玩味之余，也并非没有一点所得；然而天资愚钝，不能窥见绝学的全部。间或把所知作成札记，分别系在每卦每爻之后，作为日后精思明辨的依据。中途遭遇寇乱，没有完成这项事业，只留下《易论》数篇，大体都是义理、象数的渊源，即《易》所以形成的原因。恭逢 圣明时代，不敢自行隐藏。譬如微弱的萤火去照耀太阳，虽然不能增加太阳的光明，但像积草添膏那样勤勉，也可以借此使自身光亮。这就是臣今天献书的比喻。伏愿 皇上裁定它的是非取舍，臣又看到《序卦》《杂卦》都以未济作为篇末，并不是希望最终停留在未济，而是说即使处在已经成功的时候，也要常存尚未成功的心。这就是所谓始终怀有畏惧，《易》的道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终日勤勉不懈。伏愿皇上留意。

译《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李光地 康熙十九年闰八月五日 皇上退朝 驾临乾清门，询问臣光地在家所作的若干文章。臣惶恐至极，回去后整理旧作，大体都是经生家的言论，不足以玷污 皇上乙夜的阅读，又不敢以空虚的文章回应 清问。谨将《读书笔录》数十条以及与学问有关的论说、序、记十篇缮写成一卷进呈，并恭敬地为它作序说：臣认为学问对于天下的意义太大了。自古以来，谈论学问的人，始于殷高宗与傅说。殷高宗所说的多闻、学古、时时敏于学习、谦逊自持，以及教学相长、始终牢记勉励，后来又说：“知道它不难，实行它才难。”这些都是后世聪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的事情；但那位天纵之君和上天赐予的辅佐之臣，却孜孜互相勉励，仿佛唯恐赶不上。因此，君主继承成汤，嘉靖殷国；臣下则与阿衡伊尹在商朝相媲美。学问关系到治国之道，就是如此。大概古今谈学问的人，都说帝王之学不同于儒生之学。臣认为不是这样。沉溺于技艺，拘泥于章句，以华丽辞藻自娱，以博览杂书相互夸耀，难道只是帝王才会这样吗？即使儒生也不应以此为崇尚。至于穷究性命的根源，研磨精微的归宿，探究六经的奥旨，周详处理当世事务，难道只是儒者所用心的事吗？帝王之学还能超过这些吗？殷高宗所说的恭敬沉默、用心思考，就是性命的根源、精微的归宿；他所说学习并有所收获，就是经书训诫的奥旨。他所说的鉴戒而不犯过失，就是当世的事务。这是古今谈论学问的宗旨，也是古今治学的准则。因此我 皇上天赋英姿，神授见识，生而知之又喜好古道，将成为圣人而且多才多艺。然而这些才艺都只是学习而不滞留于心，经过之后便能化去；诗文、书法、绘画、历法、算术、工艺技巧，没有不精通其道的，却没有一样滞碍于心。他之所以潜心思考实际事理，早晨讲习、晚上诵读，积年累月而不懈怠，寒暑风雨也不停止，是因为不是尧舜之道，便不让它陈列在面前；不是关于天、人、性、命的书籍，便不让它游息于心意之间。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 皇上所学习的不是汉、唐以下的学问，而是唐虞三代的学问。臣是穷海边的末流儒生，因聪明不足而受局限，又被见闻孤陋所困，四十岁还没有声名，死后仍将以此为耻。如今在太阳之下，烛火更加微弱；我怀抱书卷，踉跄而行，惟恐获罪而无地自容。然而臣所学的，是仰体 皇上所学习的道理。近处不敢违背程朱，远处不敢违背孔孟；诵读老师的学说，遵守经书章句，奉行儒者之道，摒弃异端，那么这一卷之中，或许可以看见臣区区的志向。臣又考察，道统和治统，古代出于一体，后世分为两途。孟子叙述尧舜以来直到文王，大约每五百年道统与治统合为一体，延续了道与治合一的情形。自孔子之后五百年到建武，建武五百年到贞观，贞观五百年到南渡。东汉风俗一变，达到贞观的道统和治理成效，几乎接近成康时代；然而若以纯粹王道衡量，仍不能没有惭愧。孔子出生在东迁之后，朱子处在南渡时期，上天大概把此道交付给他们，而时代没有相逢，这就是道与治分为两途。自朱子以来，直到我 皇上，又是五百年，正应合王者兴起的期限。皇上亲自学习圣贤之学，上天大概将重新开启尧舜时代的运数，使道统与治统重新合一吧？伏愿 皇上承受上天的命令，担当此道统的传承，使它上升到宏大的治道。臣虽然无知，或许还能够依附皇上的余光，听闻大道的要旨，臣感到无限诚恳。《进大司乐释义及乐律论辨序》李光地 臣认为，古代的王者政治安定、功业成就之后，一定有所制作。这并不是苟且制造繁文来装饰观听而已。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也不能有一天不施行于天下。因此尊卑上下截然有制度，民心安定而谦让风气流行，这是礼的实际；君臣父子和蔼亲爱，人心和谐而敦厚风俗形成，这是乐的意义。笃实其本质而举明其文饰，厚重其意义而修整其节文，这样礼乐的作用才显著；依据节文而探求实际意义，这样礼乐之道才得以保存。自汉代以来，礼乐崩坏，不合三代本意已有二千多年，而音乐尤其严重。大概从各经所记载的节奏、篇章、器数、律吕等明显内容来看，各种纷纷的说法终究不能统一，更何况其中精微的奥旨，即所谓与天地同和的境界呢？臣在战乱中逃居空山，只带着十三经，间用闲暇时间参照汇取经文中涉及音乐的内容，编辑成篇，深思极索，追求古人制作音乐的根本以及诸家言论趋向的一致之处，大概其中确有互相发明的地方。从大舜以后直到武王、周公，前后好像合于一张契券；由此确实可以知道，大乐必然容易改变，而今天的音乐由古代音乐发展而来，这话并没有欺骗我。我曾分别撰写《乐理》《乐节》《乐章》《乐舞》《乐器》《乐律》六篇，以各经的文字为主，以《史记》《汉书》《淮南子》以下诸家学说为辅，将来可以形成一家之言，上备有关部门采择。篇章条理已经具备，润色尚未完成。已经脱稿的，是《周官·大司乐释义》及论说数篇；臣不自量力，缮写成一卷进呈。伏愿 皇上纯诚至孝，正是虞舜所以感动神明的地方；光明盛大的王师，正是周武王所以求得安定的地方。文德武功，巍然光明。如今四方大体安定，考察古代礼文之事，形势正应当相继兴起。从前鲁国两位遗民说礼乐要一百年才能兴盛，臣私下对此表示怀疑。大概两位遗民知道汉高祖轻视儒术，所以用这话来回避征召罢了。至于礼乐，难道可以有一天不施行于天下，而一定要等待一百年那种不可知的教化吗？如今四海风俗颓靡，声教衰败，等级威仪没有分别，而奢侈僭越无法制止；人际联属没有法度，而争斗无法禁止。奢侈僭越，是冒犯上位的阶梯；争斗，是发生叛乱的根本。由此说来，辨明上下以安定民志，教导亲爱以引导和谐，这正是礼乐的实际和意义。讲求它，难道可以有一天拖延吗？《礼记》说：“没有根本就不能成立，没有文饰就不能施行。神妙而使人明白它的，是本；举而施行它的，是文。”应当搜罗征召名儒，以及通晓古今的学者，上考夏商，近考汉唐以来，考订斟酌，成就一代的大典，用来使天下善良、成为万世的规范。臣虽然只是浅陋末学，也将坚持自己的见解，与诸儒共同讨论斟酌。至于建立中和的极致，那是一个人的事情；专门从事其事业、精通其技艺，那是世代官职所守的范围，不是微臣所能知晓的。

译《诗所序》李光地 古代学校所教的四种技艺以及孔门的教育，都把诗放在首位，因为诗最接近人的性情，能够考察伦理；等到达到极致，便能光照四海、通达神明，都是由此而来。以诗言志的意义，开始见于《虞书》；夏商之间，诗的作品很少见，难道是因为时代久远、篇章残缺，还是忠诚质朴的时代，很少有情感发为文辞呢？周代自文王兴作，周公继承，文采郁郁盛大，到此达到了极盛。如今考察《诗经》三百篇，其中出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有《周南》《召南》一百二十篇，是二南风诗的由来。《小雅》是治理的经常之道，《大雅》是德行的根本和天命的符应，《周颂》是功业完成、教化达到极致的表现。各篇都以文王为首，只有周公的诗自成国风，笃厚周代事业，勤劳于王室，大概周室安危的关键，上可与文王相配。自邶、鄘以下的诗成为风，自《六月》《民劳》以下成为雅，王室的德行由此下降，政治风俗由此衰败。然而在下有抚慰自己、诉说悲伤的声音，在上有忧虑国事、陈述善道的作品。大概人的性情不可遏止，文王、武王的教化存在于人心，所以这些诗都可以用来感发、观察、合群、怨刺；近处可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侍奉君主，最终归结于思想纯正，这就是道理。朱子关于郑、卫诗的说法，诸儒认为不对；如今我独自相信它，是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看出祸乱产生的原因，也不能作为二南的左券。即使它的流变到了这种地步，仍然有秉持礼法、懂得义理、没有文王却能自我兴起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穷尽“无邪”变化的意义。至于《节南山》以下归于东迁，《楚茨》以下归于豳雅，《载芟》以下归于豳颂，这是前代儒者尚未确定、如今才创立的说法。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雅、颂才各得其所。”如今考察《大雅》的时代，很清楚了。《小雅》混乱而没有头绪，几乎无法考察。像毛氏为《诗经》作传，把三百年间的诗篇只列出七十多篇，其中出自周幽王时期的将近三分之二，这难道足以相信吗？孟子说：“诵读诗的人，一定要考察诗所处的时代。”如今时代失传了，就还要依靠保存下来的诗篇，推求而知，旁征博引而获得认识。既然知道各篇归属的意义，然后逐章探求其次序，逐句逆推它的情感；篇名幽深也不厌烦，文辞重叠反复也不混乱。由夫妇之间的细微之事开始，考察到天地的高深；从人情的常态发端，达到天道运载的微妙。这样一来，三百篇繁多的言辞和“四始”的宏大纲领，就能大小兼顾。孔子教人学习诗，近处可以使人不至于面对墙壁而无所见，远处可以使人出使四方；归结其宗旨说：“可以用来感发。”要求它的功效则说：“可以用来应答。” 唉，把这些道理反求自身，难道不可以吗！

译《孝经天子五章衍义序》韩菼 臣考察《孝经》古代本来没有章次和篇名，自从皇侃标出“天子以下五孝的名目”，五等孝道的次序才截然明白。大概孝是王道的根本、万种教化的源头，所以说：“孝道确立起来，可以充塞天地；广泛推行，可以横贯四海；施行于后世，没有早晚之别；推而广泛施行到东海，可以作为准则；推而广泛施行到西海，可以作为准则；推而广泛施行到南海，可以作为准则；推而广泛施行到北海，可以作为准则。”然而无所不包的是孝的本体；施行要有方法，推广要有次第，能够充分发挥其分量而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是孝的作用。就本体说，它足以符合赤子之心，即使处于普通人的卑贱地位也没有遗憾；用蔬菜粮食饮水奉养父母，和以尊贵的礼制奉养四海之民，达到的道理是一样的。就作用说，各有各自身份能够做的事，也有各自等级不可逾越的界限。诸侯不敢比拟天子，卿大夫不敢比拟诸侯，士和庶人不敢比拟卿大夫，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只有天子的尊贵，足以确立孝的本体并充分发挥它的分量；把一念之爱推及一切人而无所不爱，能够无所不爱，才会爱自己的亲人；把一念之敬推及一切人而无所不敬，能够无所不敬，才会敬重自己的亲人。片刻之间不施爱，就会变得苛刻精察、残忍暴虐，法令繁密，赋税没有限度，将无法承受兵刑之祸，天下百姓也会忧惧得两脚重叠而立。这种不敬，表现为傲慢、放纵享乐、奢侈靡费而没有节制，天天安然自得地居于高位，于是天命和人心都离弃他了。所以，天子的孝并不只是谨慎小节、勤勉细行而已，而在于使天下安定、社稷稳固，否则便不是孝；这才是爱敬的实际内容。古代的圣王，如大舜的警惕斋戒、禹的勤劳、汤所建立的爱与敬、文王直到日影西斜还无暇吃饭，都是以孝道为根本来光大功业、达到盛治的。至于武王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祀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祀上帝，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典章文饰完备，凡是其中关于使百神和谐、人民安定以及驾驭万物的礼制，直到细微之处都一一具备，并且都可以作为法则。然而孔子把它概括并赞叹说：‘武王、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了吧！’说的就是他们的爱达到极致，敬达到极致。自从圣王不再出现，人伦废坏，即使勤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也不过用政令、教化和刑罚来整治天下，内在的治理却很欠缺，大概是教化的本意已经衰微了。孔子举出先王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原则，把它们切实地写入经书，并且反复申说天子的孝：以爱亲、敬亲二者为根本，再由此推衍开来，达到通神明、光被四海、兴起礼乐、移易风俗、接纳谏诤、使政教美善的境界；至于侍奉父母的具体礼节，大概只是略加说明，而对于诸侯以下的人，则只是勉励他们奉守宗庙、承当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所谓祭祀，就是说行为没有过失，服劳侍奉、供养父母罢了。大概它所施行的范围本来就有广狭大小的不同，而反复叮咛的意味也相应减弱了。《尚书》说：‘一个人有福，亿万百姓都将依赖他。’ 天子在上面尽孝，那么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没有不在下面尽孝的，治理和教化就成功了。这是自然的次序。不过，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士和庶人，这是治理有它的次序；从亲近亲族到仁爱百姓，再到爱护万物，这是次序之中又有次序。可是有人热衷于泛爱、广泛施予的说法，借用一视同仁的宏大原则，和异端所谓没有差等、没有人我之分的说法，意思难道有不同吗？孔子明确说过：‘不爱自己的亲人却去爱别人，叫作违背道德；不敬自己的亲人却去敬别人，叫作违背礼法。’况且不爱自己的亲人，也一定不能爱别人；不敬自己的亲人，也一定不能敬别人。譬如水，沟渠里的水可以很快干涸；譬如草木，根部拔掉，枝叶必然受到损害。君主如果确实能鉴察这个道理，专心把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心志，时间久了，仁爱之心渐渐成熟，义理渐渐明白，不敢厌恶人、不敢轻慢人的念头便会油然而生；一旦发出就无法遏止，推广开来便能充满天下，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千年老树，怎么可能在早晚之间长成呢？诸儒所确定的十八篇前后次序，多有不同。臣考察开元年间所题的篇名以及《正义》中所说的，都把《三才章》以下各章看作广泛申述前面六七章的意思；因此朱子刊正错误、定为经文的部分，是不可改变的。臣如今一概以此为准：只增衍经文，不增衍传文，因为传文是依从经文的。不增衍传文，所以传文的篇章次序只各自保存，不再加以讨论；至于传文的意义，本来已经全部具备了。

译《平定三逆方略》序　韩菼 皇帝登极以来，政令教化广泛施行，恩泽普遍流布，海内外无不顺从归附。正当收兵息战、用文德怀柔四方、养育生息、休养百姓、兼容并覆、消除祸乱萌芽之时，有两三个藩臣长期在外统领军队，皇帝对他们的赏赐异数不断增加，担心他们或许会倚仗宠爱而骄纵自满，因而深切希望保全他们始终。于是趁他们上书请求退休，便下达慰劳遣返的诏书，给他们安置田宅，增加俸禄粮饷，路上的草料和饲料费用也全都命有关部门准备，使他们回到故乡，长久享有福禄；百姓不再有运输军粮的艰难，士卒也没有远戍的痛苦。皇帝的德行如同上天，极其深厚。可是滇地叛臣吴三桂背恩反叛，闽地叛臣耿精忠、粤地叛臣尚之信相继煽动叛乱，百姓遭受荼毒，竟延续了八年。当时，凶恶的首领横行猖獗，声势张扬，叛军像野猪突进，丑类蔓延，像蜂群结集、蚂蚁聚合；我们仰仗皇威显赫，六军四方征战、防守的机宜，全部听从皇帝的指授。三方面的军队依次把盘踞的叛乱势力削平。吴三桂困窘不堪，首先伏法而死。耿精忠投降后又图谋反叛，先后都被诛杀。唯独吴三桂的孽孙世璠还困守一隅，逃避诛戮、抗拒命令。到康熙二十年冬十月，大军平定云南，世璠自杀身亡。十一月，报捷文书传到京师。皇上命令在午门宣告捷报，并择日祭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十月、十一月〕 郊外 宗庙 社稷，又亲自 拜谒 历代祖先的陵墓；想到内外军民的劳苦，便广泛颁布仁德的诏令，使洪大的恩泽深厚地施加于众人。诸王、贝勒、大臣以及外藩诸王等，都说功业德行隆盛，恭敬地请求皇上 加上尊号。皇上谦让了再三，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御史臣戴王缙于是上疏说：‘圣明的武功昭著，削平祸乱，日夜操劳经营，终于长久地使天下清平安定。光辉的功绩，自古以来很少有能相比的。请汇编成书，使它永远昭示后世。’奏疏上呈后，皇帝命内阁、翰林院集议上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觉罗勒德洪等谨慎议论说：臣听说历代记载功业，都有成书，至今还可以考见的有：唐兴元年间有《纪功述》，元和年间有《平蔡录》，平定淮西时有《伐叛记》；宋建隆年间有《龙飞日历》，天禧年间有《圣政记》，熙宁年间有《经武要略》；明洪武年间汇总征伐次序，编成《日历》，收藏在金匮中。那些有的借助臣下的谋划，并不全是君主独断的功劳；有的又是小小的丑类，容易像摧枯拉朽一样被消灭，却仍然把它们写在简册上。它们尚且都使功业光明显著、值得观览，哪里比得上我 皇上独自运筹神机，扫除大恶，反复平定而仍未安定的各处势力，四面八方的叛众全都投降或被消灭，没有遗留；叛乱终于宣告成功平定。八年之间，细微之处都没有遗漏，军队不曾久留，天下从此安定。至仁至勇，巍巍然超越前代；以文德震怒，以武功兼备七种德行，没有一样不具备。如今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如果反而缺漏而不记载，即使 圣德高深，皇上不以功自居，却不把它显扬于后世，那么后人或许无法详细了解，又怎么能使万世的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呢？御史所说确实正确，臣等冒死请求。诏书说：可以。于是把此事交付史馆。自历次用兵以来，平定叛乱的方略，从康熙癸丑十二年三月开始，到辛酉二十年结束。《皇清文颖》卷十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三月、二十年〕 钦定四库全书 《皇清文颖》卷十六 序 《焦山古鼎图》诗序　汪琬 古代祭祀礼典中有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俯首形的器物叫钟，仰口形的器物叫鼎。钟和鼎本来就是彝器中最重要的。左氏《传》说：‘诸侯有功勋而没有被废弃，有功绩而被记载，就用彝器来表彰他。’这就是天子赏赐有功者的方式。那么焦山所收藏的器物，和二位王子的吟咏，大概就是这一类吧？我曾经说过，古代器物和法书名画同样受到重视。自宋代开始，大概是在历代长期太平之后，朝廷无事，士大夫读书好古，像欧阳永叔、刘原父这样的人，争相以博学雅正互相推重。到了政和、宣和年间，天子重新创制礼乐，也逐渐仰慕三代的礼器法物，搜寻奇异、探求幽隐，把它们取来收藏在殿阁中的，多得无法计数。于是李伯时、黄长睿、薛尚功、赵德甫等人又相继出现，无不摹写器物的款识，深入研究它们的字画，吟味它们的铭文；有的绘成图，有的编成谱。这样以后，钟鼎之器更加受到世人的崇尚。如今二位王子趁登临游览的闲暇，抚摸鉴赏这些器物，作成诗篇来传述它们，不止数百字。看他们风流好事，哪里比前宋的诸位君子逊色呢？或者我还有感触。过去《春秋》在鲁桓公二年记载‘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解释者说：‘所谓取，是本来不应当取。’又说：‘是取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鲁桓公、宋庄公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深深厌恶的。这样看来，一次行贿、一次强取，对这只鼎造成的羞辱太多了。这可以说是鼎的不幸。至于焦山所收藏的鼎，虽然曾经被严氏父子玷污，但幸而还得以回到原处，深深藏匿在穷山绝谷和佛寺精舍之中，当然不能拿它和郜鼎相提并论。把它比作隐居山林的士人，遭逢患难，最终却能洁身自全，难道不是尤其值得尊重吗？所以我把这些一并论述。至于二位王子的诗，雄伟奇丽，俨然像杜子美、韩退之重新出世；这还有程通判、雷山人的评论可以作证。瀛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赐宴序　潘耒。臣听说，天地显现征象，泰卦交合的道理由此形成；木火相系而成卦，鼎养万物的意义于是显明。音乐中有演奏《征招》《角招》的曲调，礼制中保存着三爵、二爵的仪文。《彤弓》《湛露》之类的事迹，流传在《诗经》中；鄷水、钧台之事，见于传记。自古以来贤明的君王举行飨礼和宴饮，是要借此教导节俭、表示慈惠，彰明文章礼仪、辨别等级威仪，并不只是装饰政教、润色宏大功业而已。至于汉代长乐宫，依循绵蕞而形成礼仪；晋代华林园，沿着祓除而形成风俗。柏梁台兴起了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曲水宴盛行颜延之、谢灵运的文章。昆明池上笔墨纵横，华蕚亭中酒杯交错。沉溺享乐的道路渐渐开启，庄重恭敬的风气遥远了。然而这些事情仍然表现在声诗中，配以钟磬金石，声调铿锵、文采灿烂，千年之后仍值得观览。我 皇上真正聪明深哲，文武兼备，效法夏后氏的卑宫，学习周文王直到日影西斜仍无暇进食。每年下达免除租赋的诏令，早朝颁布减省刑罚的条文；听从谏言、从善如流，宫廷内外处处可闻进谏之声；侧身而坐、虚心求贤，弓旌遍及山林幽谷。战战兢兢、勤勉谨慎，不懈怠，不荒废政事。因此能够安抚、安定天下，削平僭越叛逆。一苞三蘖般的叛寇，成批被押入囚车；射天逐日般的首领，也被传首示众、齐集斧钺之下。跨越沧海斩杀鳄鱼，遮蔽碧空捕捉恶狼。天下安定，功业告成，仁德渐渐普及，义理广泛融洽。于是推恩于臣下，加以赏赐给群臣。趁处理万机之余的闲暇，施行三接的隆重礼仪。这一年是作噩，月份是孟秋，有 诏令朝廷大臣，特意举行曲宴。所谓瀛台，是天府深处的胜地，也是宫城中的水陆精华所在。疏导玉泉水形成池沼，仿照蓬莱仙岛建成高台。洪大的水波浩瀚，浸润着水湾；茂密的树木葱茏，遮蔽着曲折的水岸。红色荷花、绿色荻草，在烟霄间吐纳生长。彩绘的拱梁和玉饰的屋题，时而遮蔽日月。天子常常在炎热的季节到这里消暑。羽林侍卫森严，环绕的庐舍彼此相连。这里是一般人无法攀登到达、簪笏官员也无法经过的地方。幸而承蒙 皇上的恩荣，得以来此游览、观赏。于是划着兰木船，泛着桂木桨，在神异的水洲间徘徊，在芳香的树林中浏览。逆着浩荡清明的气息而上，乘着神奇的风轻快地前行；登下长长的山坡，在平坦的水边徘徊。面对清澈的涟漪整理帽带，借着细竹席凝神远望。不久，头插貂尾的使者宣读诏令，皇上的恩赐从天而降，取出内府织成的灿烂锦缎和天孙织造的云锦。上面题写姓名和氏族，远望便光彩夺目；重叠如雪、披展如霞，穿在身上令人爱不释手。于是隔着花木张起帷幕，倚着树木设下宴席；按等级授予坐几，依次陈设俎豆。掌膳的瓮人拿来食物，膳夫进献美味；在蓬池切新鲜鲤鱼，在玉井腌制芬芳的莲藕。熊肉、豹羹等美味充足丰盛，方形圆形的器皿中调和着兰酝、露液般的珍品，芳香浓郁、滋润可口。然后斟满金尊，举起羽爵；云浆百斛，美酒千钟。皇帝降下温厚淳和的话语，亲临重臣面前殷切劝勉。在公事之余尽情宴饮，不醉不得归去。然而朝廷上肃穆和谐，席次间端庄恭谨；放下酒爵时神色温和愉悦，移换座位时没有轻浮喧闹的姿态。等到太阳西斜，树影向东移动，大家一起整顿冠帽、束好衣带，像天鹅一样挺立，像野鸭一样趋行，面向皇宫拜谢。在宫阙朝廷中从容有度，礼成之后退下，这可以说是和谐欢乐而不放纵，恭敬庄重而温和文雅了吧？臣有幸生在太平时代，担任侍从之臣，位列末班，得以参加这空前的盛典，哪里能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斛〕 深厚丰沛的恩泽郁积而不能宣扬，虽然头顶高天、脚踏厚地，皇帝的恩力难以用言语称述，也只能敲击瓦盆、拍打车辕，略微表达一点诚心罢了。甲子科湖广乡试录序　毛奇龄

译皇上登极第二十三年，正值新朝会初开、干支重新开始的时期。礼部大臣以宾兴大典为名，恭敬地遵守成例，列出应当选任的诸臣，承蒙皇上明鉴，命臣与臣某主持三楚的考试。臣俯念天下正处于荡平之时，东部受到教化，西部受到恩泽，海上风平浪静；三楚处在南方边地，从荆门以南，远到五岭，中间数千余里，前代以来盗贼叛乱没有留下方寸安宁，全靠世祖皇帝开始施行征讨，完成安定武功，江汉之间幸而有了安宁之地。然而地方盗兵又正处在黔、巫要冲，逐渐蔓延到衡山、岳阳一带；凡是调集军队，全都集中在襄、樊、谷、邓以下地区，与湖湘互相控制，最终 六军声势大张，全都借助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皇上圣明的文治神武，深入荆楚，手持玉斧将其劈开。在澜沧江之外、洞庭湖上下，重新见到了天日。直到如今，文德振兴，贤才名册进献，已经又过了三年。古人要使百姓生聚、教化训练，必定需要时日，而 皇上以凝神存养之功超过前代，使百姓重新开始生活，正如风声呼啸而起、万窍一齐发声；不用几年，居住在山岩、谷地的人，全都受到吹拂。臣虽然愚钝低劣，又怎敢因为文教的命令广泛施行，就不加以宣布呢？只是三物六行彼此考核比较，唯恐凭浮华文章和虚夸言辞妨害德行与才艺，所以一定要在程颐、朱熹所重视的文墨之间，使言语和行为彼此相称，才不辜负皇上的期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皇上求贤的至诚之意，因此使臣惴惴不安、格外谨慎。于是无论暑雨、昼夜，到了当地以后，便和几位臣工一起勉力办理这件事。当时，监临的巡抚，无论内外，都严谨谨慎地整饬纲纪；提调官则由布政使、参政担任，办理周密；监试官则由参议、佥事担任，防护周全。于是召集同考官，裁定题目，发下试卷，接收提学佥事所取的士子，再进行三场考试。在堂上垂帘，集合众人的视线而贯通为一心，仿佛心沉入深渊，眼睛却周游四海。经过若干天，取得若干人，广泛施恩，扩大名额，增加若干人；又取乙榜贡入成均者若干人，附录若干人的文章，进献给皇上。臣恭敬地拜手稽首，在简册前扬声说道：臣认为国家要达到治理，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任用人才的关键，在于言语和行为。因此三代树立贤才，必定以言语扬名、行为被举荐作为广泛求取的标准；成周每三年选士，必定全面考察他们的德行，询问他们的言论，然后才升入俊士之宅，储备为国家所用。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言语是行为的表象，德行是言语的根本。自西汉选取士人，有荐举也有考试，却把德行和言语分成两类。然而当时考察士人，仍然重视亲身实践；例如所谓贤良方正、孝弟力田之人，在选拔之中仍没有失去磨砺德行的意义。所以两汉所得人才，比后世更为兴盛。到了隋唐以后，广泛设置科目，只有天子亲自考试的称为制科，另设秀才、进士、明经等科，由有关部门考试。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作为进身之阶。于是由行为来求取言语，言语便显现出来；由言语来求取行为，行为却不一定能够显现。立言的人既想借助言语来表明自己的所得，求取言语的人也想凭借言语来判定他的生平。这样一来，言辞疏浅了，必定也会使他的真情被遮蔽。真情被遮蔽了，必定还要考核他的义理；义理考核清楚了，还必须观察他的真情怎样与义理相通、义理怎样建立。像这样，衡量文章的难处就太大了。从前汉庭制定策问，首先重视儒术。然而晁错内心学习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外表却应和儒家文章，即使有汉孝文帝的明察，也仍然不能辨别其中的纯杂。宋代开辟高文、排斥诡异文风，刘晖私自创制新体文章，应试时却错误地写成方正的言语，用来试探考官；这样一来，即使欧阳修聪明，也被它蒙蔽而完全没有觉察。何况如今人的文章比不上晁错，有司的职能又远逊于欧阳修，却想在尺幅文章之间洞察无数复杂之处，坐等失败是必然的。近来臣战战兢兢、勤勉谨慎，耗尽精力、疲敝心思，自以为可以告慰鬼神，但在梦寐之间终究不能稍稍释怀，因为臣认为通过言语来求取人才，仍不如通过言语来考察言语本身。大凡言语有雄伟纵肆而不流于夸张的，终究不如醇厚谨严而不流于拘泥；言语有绮丽华美而不流于靡弱的，终究不如清新质朴而不流于浅薄；言语有繁密曲折而不流于僻涩的，终究不如简明平易而不流于一望即尽。这样看来，文字虽是小事，也正是维系气运、改变风俗的大道，更何况是高雅的文章、光耀国家、端正教化呢？圣明的时代推行文教，哪一件不是大事呢？文体虽然不同，最终归宿却是一致的。前代选取士人途径很多，总都是以登进选用为同一宗旨来实行。即使明经、明法所设科目不同，三年、二年考试的期限不同，两省、礼部考试的地点不同，帖括、经义所从事的学业不同；但它们作为求取贤才的途径，却是相同的。何况如今家家共同研习一部书，人人共同专攻一种技艺，朝廷以此求取人才，士人以此应试，正如闭门造车，出门便能合辙，登上明选、公选之途，难道会有两样吗？姑且不论其他，仅说楚地人才被晋国任用一事，起于春秋时代；此后楚地人物在汉唐相继涌现。比如黄香、孟宗以孝行著名，易雄、李芾以忠义显现，黄琼、郭翻以方正著称，胥偃、郑獬以气节闻名，庞德公、刘凝之以高尚见称，孟浩然、皮日休以旷达著名；至于善于办事的庞统、向宠，品评人物的孟嘉、罗友，勤奋学习的车胤、潘京，学识广博的黄琬、李善，文章书法出众的李邕、欧阳询，文章家罗含、习凿齿、王延寿、杜审言等，哪一个不是后来楚地人物应当取法的？他们各有所长而归于最高的一致，就是这样。圣明的时代推行文教，哪一件不是大事呢？文体虽然不同，最终归宿却是一致的。前代选取士人途径很多，总都是以登进选用为同一宗旨来实行。即使明经、明法所设科目不同，三年、二年考试的期限不同，两省、礼部考试的地点不同，帖括、经义所从事的学业不同；但它们作为求取贤才的途径，却是相同的。何况如今家家共同研习一部书，人人共同专攻一种技艺，朝廷以此求取人才，士人以此应试，正如闭门造车，出门便能合辙，登上明选、公选之途，难道会有两样吗？姑且不论其他，仅说楚地人才被晋国任用一事，起于春秋时代；此后楚地人物在汉唐相继涌现。比如黄香、孟宗以孝行著名，易雄、李芾以忠义显现，黄琼、郭翻以方正著称，胥偃、郑獬以气节闻名，庞德公、刘凝之以高尚见称，孟浩然、皮日休以旷达著名；至于善于办事的庞统、向宠，品评人物的孟嘉、罗友，勤奋学习的车胤、潘京，学识广博的黄琬、李善，文章书法出众的李邕、欧阳询，文章家罗含、习凿齿、王延寿、杜审言等，哪一个不是后来楚地人物应当取法的？他们各有所长而归于最高的一致，就是这样。既然如此，言语和行为虽然不同，求取它们的原则却只有一个；至于文体的变化，反而还在其次。臣用来勉励自己、勉励众多士人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参与这次事务，按照官员臣僚的惯例，也应当一并写下。

译《历代名儒传》序　朱轼 天下的人，按职业分别命名，不过士、农、工、商四类罢了；但士人独以儒者之名受到尊重，也受到更高的要求。战国时异端蜂拥而起，其中最严重的是杨朱、墨翟，他们凭借‘为我’‘兼爱’的说法欺骗百姓，与儒家抗衡。不过他们的学说浅陋，对人影响不深，孟子斥责并驳斥了它们，两家的祸患便消失了。汉初的学者迷惑于黄老之术，儒道大为衰落。后来佛教兴起，它所论述的内容，比老子的恍惚幽冥更加严重，而信从的人也更多。韩愈说：‘古代的百姓有四类，现在的百姓有六类；古代的教化只有一种，现在的教化有三种。’我认为天下的人，不归附老氏便归附佛氏，两家的学说遍布天下，而儒教几乎要灭绝了。这样，教化有两种，百姓有五类：农民，工匠和商人，僧侣和尚，却没有所谓士人。这不是佛、老的过错，而是儒者的过错。如今 圣明的天子崇尚儒学、尊重道统，超过汉唐。他曾说：‘朕所重视的是大儒、真儒；所厌恶的是小儒、伪儒。’ 这种觉醒世人、开导百姓的宏大心愿，真是达到极致了！孔子教导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正是这个意思。佛、老正大力扩张自己的学说，认为它们弥漫天地、无处不在，又竭尽心力钻研其术；而儒者却用那些狭小而虚伪的东西来应付他们，哪有不退缩沮丧的呢？我想，大儒和真儒本来是一回事，但小儒和伪儒还是有区别的。圣人和天地相似，只在于他们公正无私。那些小忠、小信、小节、小谨慎，温吞的仁爱、孤立的义行，都是怀着私心、运用小聪明所造成的祸害。然而‘小’不等于‘伪’，一旦陷入虚伪，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了。因此，有些儒者阿谀奉承来求取容悦，如公孙弘、张禹；有些儒者依附权贵、攀附势力，如马融、王肃；有些儒者毁坏礼法、灭绝义理，如王弼、何晏。至于那些不得志之徒，怀着邀名逐利的心思，假托仁义道德的学说来迷惑听闻，久而久之，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分立门户，同道者结党，异己者攻伐，甚至放纵横议、颠倒黑白，像犬吠、枭鸣一样无所不至，却还自称对人说‘我是儒者’，难怪求学的人把儒学看作污秽，纷纷投入佛、老两家了！漳浦蔡闻之先生曾对我说：‘儒者学说混杂错乱，真令人痛心切齿。’我说：尧、舜这样的圣君在上，贬斥邪说、崇尚正道，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若要彻底除去混杂错乱的污浊习气，不如表彰先贤，使求学者知道儒术有真实正确的传统，使浮华虚伪的人无法借托，或许可以对圣人统一道术、教化天下的事业略尽万一的帮助。于是我仿照《大全》编次诸儒的体例，收录从汉到元的儒者若干人，分别订正他们的本传，汇编为一书，名叫《名儒传》。书编成后，有人质疑说：‘何休贬抑周王而尊崇鲁国，王文中子僭越经书，这些人哪里值得收录？’ 回答说：‘过错不能掩盖功劳。小戴因为贪污被罢官，刘向因为进献书籍而升进，不收录他们也可以。’有人说：‘圣人被罢官，是因为违逆何武。’又有人说：‘九江太守，是他的德行，不是圣人的名位。刘向的父亲从淮南王那里得到《鸿宝秘书》，刘向想不进献却不敢，并不是为了求取进身。’又问：‘为什么从汉开始，到元结束？’回答说：‘汉代儒者从灰烬残存之中拾取残缺经书，对于道术的功劳不小。晋、唐时期，像范宁、孔颖达这些人，大都能够阐明经义，辅助圣教。到了宋代，濂、洛、关、闽诸儒直接承接邹鲁的传统。在这以前的人，是开创先声；在这以后的人，都是承续其绪脉。’又问：‘明代儒者没有史传，所以不收录。为什么用“名儒”作为传名？’回答说：‘就像说纯儒、真儒、君子儒一样。学术邪正的分别，只在名实是否相符罢了。无所图谋而去做事，是君子；有所图谋而去做事，是小人。学者如果确实能在身心之间体察自身，保存天理、遏制私欲，不断前进，那么圣人是可以学习而达到的，哪里还只是名儒呢？儒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通过学习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明白了这个道理，戴着章甫、穿着缝掖服的士人，难道能不顾名而思考实义吗？’ 《历代名臣传》序　朱轼 《名臣传》从汉代留侯开始，到元代董抟霄为止，共二百多人。有人说：人才最盛于虞、周，五臣、十乱已经足以包括了。夏禹、夏启之间，所列大多是前代的臣子；商代除伊尹、仲虺、伊陟、臣扈、巫咸、甘盘、傅说之外，也没有听说别人。如今编入名臣若干人，岂不是太滥了吗？回答说：如果一定要像皋陶、夔、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才称得上名臣，那么能够入选的有几人？况且取法于上，只能得到其中等的成就。本书所载的人，都是向古人学习而又卓然自立的人。孟子说，有安定社稷的臣子，有大人，有天民。像汲黯、魏征，难道不就是所谓社稷之臣吗？汉代的诸葛武侯、唐代的裴度、宋代的韩琦、范仲淹、司马光，他们的品格大概处在天民与大人之间吧？有人说，武侯、裴宣公、韩琦、范仲淹、司马光对于圣道有不少功劳，为什么不列入名儒？回答说：上天降生圣贤，是为了天下；没有功名不以道德为根本，也没有道德不表现为功名的。只是他们不幸以著书育才来守护先圣、等待后世，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愿。程颐、朱熹没有成为名臣，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有尧舜以后才有五臣，有文王、武王以后才有十乱。汉唐以后，君臣所处的际遇不同，声望功绩也各不相同。总括其中的要旨，大多取决于君主。皇上曾教导朝廷大臣说：‘不是有皋陶、夔、稷、契这样的臣子，才成就了尧舜；其实正是尧舜成就了皋陶、夔、稷、契。我们君臣要互相勉励。’臣反复体会 圣明的话，早晚警醒自己，想到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君主，却不能感受激发、刻苦自励，借助日月的余光，使荣誉和恩泽流传无穷，那就可以说是上负皇上、下负自己所学了。于是把名臣全部辑录为一编，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做的事情、所守的节操、所建立的功业。有的人俊伟光明，直行其志；有的人委婉曲折，务求实现自己内心的诚意，直到实现才停止。虽然不能和皋陶、夔、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相提并论，但也要从今天起以古人为友。仰望高山，景仰大道，这些人的节操难道不能增长人的见识和志气吗？寻找珍珠一定要到深渊，寻找美玉一定要到高山。进入伯乐马厩的，即使是纤弱的騄駬，也只看它适合驾什么车。希望阅读这部书的人，都各自取法于上，设身处地相互参照、效法，以此在尧舜时代自我奋发。《尚书》说：‘你们要辅翼，你们要施行；你们要明察，你们要听取。’《诗经》说：‘有可凭借的贤臣，有可辅翼的贤臣；有孝行，有德行。’不久早晚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了。《历代循吏传》序　朱轼

译传记中说：‘循吏’是史书中的一种名目。‘吏’就是治理、临莅的意思，是替天子治理这些百姓的人。从牧伯、监尹以下，直到一州一县的长官，统称为吏。吏任用得当，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天下就治理好了。不过，怎样才算用人得当呢？一是廉洁，二是有才，三是慈惠，四是强干，这四点已经包括完了。但史传不以这四点给官吏命名，而把名目标作‘循’。‘循’的意思就是善良。离开这四点，就没有所谓良吏；最终也不能称作廉吏、才吏、慈惠吏、强干吏。那么所谓‘循良’，就可以综合理解了。《论语》记载仲弓、子夏等贤人担任地方长官时，曾向孔子询问政事，但他们具体怎样施政却无从考见。子贱、子游以弹琴唱歌来治理政事而流传，其他人也没有更多记载。汉史称赞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治理郡县，多有不同寻常的政绩。我不知道他们的政绩和孔门诸贤相比怎样。宋代张观自称任官以来，只持守勤、谨、和、缓四字。又说：‘世间哪一件事不是因为匆忙而错过的？’大概办理事情如果总是急于计算成效，那么前进迅速的人退步也一定很快。即使侥幸成功，急迫苟且，最终也会留下日后的悔恨。那些忠厚朴实、不事华饰的官吏，循守规矩，逐步计量才能和功效；每天看似所得不多，按月计算却会有余。何况以温和抚育、涵养浸润来养育百姓、教化百姓，事情不繁杂，而百姓享有和平的福泽，这正是王道能够长久的原因。‘循良’这个名目，说的就是这种人吗？不过我仍有忧虑：平庸的人自己托言简易镇静，用来掩饰自己的迂腐笨拙，本来就卑微得不值得说。有的人或许仰慕古人的雅正教化，却优游无为；即使像子贱弹琴那样治理政事，怨恨忧苦的声音却不断传来，虽然每天演奏《南风》之曲，难道能使财富丰足、解除百姓的愁闷吗？有了固定的产业，才会有恒定的心志；假如一年到头吃不饱，却想让家家弦歌、户户诵读，我知道即使是子游也有做不到的地方。皇上深切挂念百姓的依靠，勤于求治、整饬吏治，曾说：‘掌管百姓、治理地方的人，如果存有沽名钓誉的念头，就会出现廉洁却矫激、宽厚却姑息的情况。朕不是教人不要廉洁，廉洁尚且不可缺，何况不廉洁呢？朕不是教人不要宽厚，宽厚尚且不可缺，何况严苛呢？只要依循中道而行，以实际政绩和真实心意，上为国家、下为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圣明的谋略真是伟大，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它了。这所谓中道，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传授心法的所在；施行于政事，就是《洪范》所说的‘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广大’，也是《商颂》所说的‘不争强，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宽和’。依循这个道理，在朝廷内便是颜回、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出仕便是皋陶、夔、稷、契；违背这个道理，即使只治理一郡一邑，难道能够治理好吗？如今传记中收录循吏若干人，他们所施行的治理，虽然未必完全符合 圣明的训示，但凡优游无为以及以矫激、姑息来标新立异的人，一概不予收录。读者反复阅读、体察其中道理，或许对吏治能够略有补益吧？《乐善堂全集》序　朱轼　雍正元年。皇上继承大统，特意命朱轼侍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皇子读书时，皇四子、皇五子年仅十三岁，已经熟读《诗经》《尚书》。皇四子背诵经书一字不漏，后来又精心研读《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等书，旁及《资治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无不穷究其中的旨趣，探求其中的精蕴。因此发而为文章，声势宏大、文采斐然，已经登上著名作者的堂奥了。雍正八年，皇四子亲自编订所作诗文为一集，名为《乐善堂文钞》，命臣为它作序。像臣这样孤陋寡闻，哪里足以了解 皇子的文章？臣俯伏思量，皇子以‘乐善’题名自己的堂，又用它命名文集。读者如果只把文章当作文章，即使纵情吟咏、赞叹欣赏，又哪里足以测知这部文集的深度和边际呢？凡人做一件事，有时开始、有时停止，是因为其中没有真正的乐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八年〕 皇子对于文章，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抽绎思考、探究幽深之理，低头勤勉，每天孜孜不倦，确实是从其中的话语得到乐趣。然而，皇子所乐的，是善，而不是文章本身。如果只是以文章为乐，那么即使像宜僚玩弄弹丸、庖丁解牛那样，心领神会、手随心应，也不过是装饰空车罢了；对于善，又有什么关系呢？‘乐善’的说法见于《孟子》。所谓善，不过是仁、义、忠、信。专门说仁，就是心的全部德性，而义也包含在其中；兼说体和用，则仁是体，义是用；若与忠信相对而言，仁义又成为用，而以忠信作为体。如果内心所存有的东西有一丝一毫不忠不信，想接近仁义，能够做到吗？《易经》说：‘建立天的法则，叫作阴与阳；建立地的法则，叫作柔与刚；建立人的法则，叫作仁与义。’阴阳刚柔运行不息、交替无穷，靠的是真实无妄。圣人对于仁义，也正是这样罢了。从圣人的角度说，这叫作诚；诚，是天的法则。从求学者的角度说，这叫作忠信；忠信，就是追求诚，是人的法则。追求诚的功夫是什么？以格物致知开启端绪，以克己复礼践行实际，以戒慎恐惧树立根本，以慎独谨慎意念的萌芽；循序渐进地从下学入手，逐渐接近上达。时间久了，私欲暗中消退，天理与本心融合，于是快乐便产生了。快乐产生了，怎么可以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便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天下使人心情愉悦、志意畅快的事情，有哪一件能超过这个呢？恭敬地想到 圣祖仁皇帝，德行与天地相合，功业参与化育万物；我们的 皇上恭敬明察、继承光明，以圣人之道承续圣人，依据精一执中的心法，发而为平荡正直的 皇帝的治国谋略，天下臣民都以此为训、以此施行。何况 皇子天资纯粹，志气清明，在早晚侍奉之中，受到 圣德圣训的薰陶涵养，本来已经日新月盛，自己也不知不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从今以后恭敬承受而不厌倦，从容游息而充分涵泳，在思虑尚未萌发时便戒慎，在接触事物以后便恭敬谨慎，进德修业的功夫，谁能够窥见他将达到什么境界呢？臣曾听说 皇子自己谈到文章时说：‘诗、歌、赋以及古代三百篇这一类作品，我将把它们当作山水来观赏，当作音乐来欣赏，用来涵养我的心罢了。’这话深刻啊！凡是像有智慧的人乐水、仁德的人乐山，以及先儒所说的欣赏天地间万物生长的气象，无处不是善；无处不是善，就无处不是快乐；无处不是快乐，就无处不是涵养。《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它才困难。’如果内心没有所得，只是勉强去实行，就会承受不了劳苦；如果致力于穷究事理、穷尽本性而豁然有所领悟，勤勉不倦，还有什么困难呢？皇子努力吧！谨此作序。《乐善堂全集》序　张廷玉　雍正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篇〕 皇上继承大统，

译命臣廷玉随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年〕 皇四子、皇五子讲读经书，早晚奔走侍奉，仰见我 圣祖仁皇帝留下的光辉、赐下的福祚，绵延不绝、宏大长久；我 皇上恭敬承受 祖上的庭训，以裕及后代子孙；圣学相传，继承发扬，光大昌盛。皇四子天资纯粹，聪明敏捷、学识广博通达，而下的功夫又周密扎实。早晨有课程，晚上有功课，寒暑从不间断；其中有些成就，即使专门攻习文学的儒者也难以企及万一。自经史百家，到性理学说的深奥处、诗赋的源流，无不广泛阅览、精心选择，讲明义理并切实实行。每提出一个问题、建立一个义理，往往超出思虑议论所能达到的范围，而且都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这些内容是专心研究实学的人所应当辨析的。他含英咀华、酝酿积蓄，胸中所见丰富以后，便抒发出来，写成论说、诗、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常常不用思索，挥笔便写下数千言，当即完成，词句清丽，旨趣深远，首尾灿然。几年来作品总数已经不下千余篇。皇子亲自加以选择，得到若干篇，汇编成一集，拿给臣廷玉看；臣廷玉接过来反复阅读。大体上，它们意义深邃，文采丰富；笔力雄健俊逸、敏捷有力，远远超过同辈。所阐明的是圣贤的精微义理、宇宙的根本道理；所吐露的是经籍的精华、文艺林苑的芳香滋润。自古以来以文章著名的人，没有谁能够赶得上。皇子的文章，可以说才华超群而学问深厚了；不过臣尤其希望…… 皇子自行选择，得到若干首，汇编成一集，拿给【廷玉】看；廷玉接受后反复研读。总的说来，这些文章意义深邃，文采丰富，而笔力雄健俊逸、刚健快捷，远远超过同类。它们所阐明的，是圣贤的精深旨意和宇宙的名理；所流露的，是经籍的精华和文艺界的芬芳润泽。自古以来以文章著名的作家，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他。皇子在文章方面，可以说才华超群而学问深厚；或者尤其是……【原文“抑尤愿”疑有讹误，语意不明】。皇子并不因此自满；听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古代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明白根本、通达实用的大要，都在这里。不只是把文辞写得工巧来求取外表的美观，所以说：“说出来并不难，实行它才是难的。” 皇子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资，博通古今之学，谨慎而循序渐进地遵循先圣之道。圣训所说的“敬慎勤勉而不厌倦”，确实是载籍中的要旨。平日里口头诵读、心中思考的内容，既能说出来，又确实能够践行。从此以后，皇子进德修业，日益更新、年年增益，廷玉所乐于得到并称扬他的盛美之处，难道还有边际吗？《御制乐善堂全集序》　张廷玉　臣听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而道以自身为根本，所以一定要真正能够明白道，文章才可贵；一定要真正身体力行，道才会显明。我 皇上具有深睿明哲的资质，早年承受 庭训，接受熏陶而日益光明圣学，深厚茂盛。臣自雍正元年蒙 世宗宪皇帝降命，得以侍奉 左右至今十多年，恭敬地看到我 皇上考察古道，谦谨修习，精研经学；对于六经、四子之书，儒家先贤的绪论，各史的成事旧迹，广泛观览而有所取舍，剖析精微之处；凡关于天人、性命的道理，以及政治由何而出的根本，都能得到其大本大源所在。无论寒暑、早晚，都孜孜不倦，融会贯通，与道相合，因此发之于文章，日益更新而丰富充实，如麒麟之文般光彩灿烂，盛美辉煌，充满于书帙之中。从前 亲自确定《乐善堂文钞》十四卷，臣已经承 命恭敬地为它作过序了。自登基以来，处理政务之余安闲清静，于是汇合前后所著，选定并编次为《乐善堂全集》。臣接受后诵读，看到其中义理内涵宏大深厚，能够经纬天地，没有什么不包容；辞藻丰富博大，能够熔铸古今，没有什么不完备。仰望泰山，便知道群山的卑小；观看河海，便知道沟渠积水的细微；诵读圣人之言，便知道百家众说的凡庸浅薄。巍巍然，煌煌然，真是宇宙间的伟大景观啊！臣仰敬思量 皇上的圣学高深，本来不是臣所能比拟议论的，但臣私下认为，他之所以发而成为至美文章，是因为道在胸中积蓄得深厚。道难道只是用来写文章的吗？圣贤以道为根本而垂示常法训诫，帝王体察并实行此道而成就治国功业。皇上本着皇极所宣示的言论，已经在政事行动中表现出来，中外欣欣向荣，文德广泛施布了。然而仍然早晚勤勉不懈，根据言论考察行动，这正是所谓 圣明天子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如金声玉振般集大成于一身，确实就在今日。至于这部书，天德与王道合而为一；乾坤的气象、日月的光辉，同《诗》《书》相为表里，而且将世代成为天下的准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臣在校订编录之时，恭敬诵读御制序文，私下由此知道 圣心所存的道理。今承奉 命在篇末缀写几句话，仰望至美文章的光彩繁盛，拭目以待至善政治的时代，使海内臣民都沐浴浸润其中。圣上的恩泽一同登临大道；这是臣以管窥天所得的一点见识，大概是不能自已而说出的。

译《皇清文颖》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七 序 《明史·地理志》序　张廷玉 自黄帝划分疆域、设置监官，唐尧虞舜分设州域、建立牧守，沿及夏商周三代，下至宋元的废置、兴衰、因革，前代史书都记载完备了。明太祖从淮右奋起，首先平定金陵，向西攻克湖湘，向东兼并吴会，然后派遣将领北伐，兼取山东、收复河南，进而攻取幽燕，分兵四出，扫除秦晋，直到岭表，最后平定巴蜀，收复滇南。大禹足迹所到之地，全都纳入版图，这是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洪武初年在江表建都，废除元代中书省，把京畿应天诸府直接隶属于京师；后来又全部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十三布政使司，分别统领天下府、州、县以及羁縻诸司；又设置十五都指挥使司，统领卫所中的番汉各军。边境和海疆则增设行都指挥使司；在京师建立五军都督府，使外地各都指挥使司分别依所属方位归附。成祖定都北京，北靠群山，东临沧海，面南而统临天下，于是把北平改为直隶，又增设贵州、交趾二布政使司。仁宗、宣宗时期，南交屡次叛乱，不久又弃置于边徼之外。明朝终始作为直隶的有二处，即京师、南京；作为布政使司的有十三处，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这些布政使司分统的府有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编户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六。两京都督府分统都指挥使司十六、行都指挥使司五，即北平、山西、陕西、四川、福建，留守司二；所属卫四百九十三、所二千五百九十三、守御千户所三百一十五；此外还有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九、蛮夷长官司五。边陲要地被称为重镇的共有九处，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都分别统领卫所，关隘堡寨环列四周，军事纲纪布置周密，可以说深严而牢固了。计算明初的封疆，东起朝鲜，西据土番，南包安南，北抵大漠，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零四里。自成祖放弃大宁、迁置东胜，宣宗把开平迁到独石，世宗时又放弃哈密、河套以后，疆域则东起辽海，西到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一万多里，南北一万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零九百四里〕 至于声教所达到的地方，以及每年按时纳贡、但不是由朝廷派官置籍并由候尉羁属的地方，不计在这些数目之内。唉，盛大啊！评论者说，放弃交趾还不算失策，但开平近来迁移以后，守卫更加薄弱。虽然设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也不足以镇服山后各部，所以传到第二代便发生了土木之变。然而睿皇认为自己是因为失于纪律、疏于防备而导致祸败，并不是由于经制没有完备。景帝任用贤才、修整防御，国势并未移动，车驾不久便得以恢复。由此看来，三卫只是一个角落的险要，并不关系国家大计，这是很清楚的。到了明朝末年，流寇首先在西部边陲作乱，逐渐蔓延，中原因此糜烂。金城汤池般的坚固，不能制止土崩之势；疆域广阔，也不能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疆界并没有比从前缩小，地势形胜也没有损失于初盛之时，然而强弱悬殊、兴亡各有定数，是上天降下兵乱，内有昏乱宦官与纷争，人事乖违所致，而不是地利丧失。古语说：“国家在于德，不在于险阻。”难道不可信吗？现在考察其升降的差异、沿革的缘由，都详细记载在篇中，作《地理志》。

译《甲辰科会试录》序　张廷玉 恭敬地思念我 皇上天性聪明，登极后成就太平之治，和谐地治理百姓，正逢盛世，文明光辉四布，广泛求取贤俊，每日勤勉不懈。登极初年，特地设置乡试、会试科，以广泛培育人才，仍然 命癸卯、甲辰正科在次年举行，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到了雍正二年秋八月，会试礼部贡士，臣奉 命与臣轼以及臣敏、臣贻直共同主持考试。臣想到自己世代承受国家恩典，亲自蒙受 特殊恩宠，显贵官阶屡次晋升，恩宠超过常分，元年两次参与礼部考试，荣耀与恐惧交集，只能恭敬遵循 圣训，幸而免于罪过。这样在两年之内三次主持文衡，遭遇到人臣一生难逢的际遇，深恐无法仰副委任的深意，于是谨慎地与诸臣互相告诫勉励，昼夜搜阅，选得合格文章若干卷，又从超过录取名额的佳卷中重新甄选，进呈皇上钦定，再取若干卷。事情完成后，按例应当录下文章献上。臣谨拜手稽首说道：“士人不只是以科举功名、仕进取禄为荣耀，更应以遇到好时代为幸。圣帝明王，隔世难遇。唐尧虞舜之时，百官和谐协力，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成周盛世，菁莪、棫朴所象征的教化推行，卷阿凤凰鸣唱的颂歌接连兴起。读到这些书的人，没有不流连感慕，希望自己也能置身其中。几百上千年以来，再没有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难道不是因为这样的时代难得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皇上凭借神明灵秀、首先出众的资质，处在盛世相继、和洽累积的时代，继承 圣祖仁皇帝高寿而造就人才的盛德，弘扬道德的宏大法则。唐虞三代的治道，如今几乎又可以看到了。众多士人能够把在家修养所得的学问，进而贡献给国家使用，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的庆幸又该是多么深啊！不过，臣对众士还有进一步的话。臣自元年参加礼部会试以来，到现在只经历了十个月。今天录取的人，其中十分之六七，都是从前落选的。诸生的文章难道是这次全都美好、上次全都丑陋，这次全都工巧、上次全都拙劣吗？臣的鉴别难道是以前昏暗、后来明察吗？然而取舍不同、得失有异，大概是各有命数，不能强求。既然知道得失取决于命数，那么今日所得固然可以欣喜，从前的落选也就不必遗憾；即使今日没有考中的人，也可以安心了。众多士人入朝任官，将来显达或困顿、升迁或沉沦、迟速远近，各有不同，得失的命数与今日并没有不同。只愿恭谨修治自己的职分，安于义理和命运，或许不至于流入苟且不肖的境地；如果继续进取，就可以成为皋陶、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臣也借此报答皇恩，或许还能获得一点余荣。圣明之主在位，如太阳正当中天，弊端和漏洞都被肃清，士人的风气端正谨慎。众士既不敢凭借不正当手段求得进身，臣却还谆谆告诫他们守职安命，是因为感念能够遇到圣主，感叹今日这样的时代难得，更深切希望众士始终如一，自我勉励而不要懈怠。《乐善堂全集》序　鄂尔泰　善，是一心的主宰、万物变化的根源，也是事理会归的最高准则。然而如果不是确实乐于此道，那么见道就不会真切，信道就不会坚定；由此发为文章、表现为事业，终究不能笃实而有光辉，流传于后世。皇四子宝亲王天性纯粹，自幼受到 圣祖仁皇帝的深切爱护，特意召入宫中抚育，接受熏陶 和道德教化。皇上重视义方之训，广泛延请师傅和保傅，咨询经书、考察史籍，每日勤勉不懈；因此培养德性、扩大宏伟学识，既深厚又充分。臣作为镇守封疆的大臣，入朝参与政事，恭敬承受 命令，得以侍奉 讲筵，私下看到 皇子举止容貌、言辞语气中的温和严肃之气，无不具备。偶然听到他的议论，总能穷究根本、探求源流，有经有纬，因此没有一次不私下庆幸。皇子秉承本然至善的德性，以诚心体察并实行道，不只是文学远远超出寻常而已。间或刊出《乐善堂文钞》若干卷，其中开篇的两篇文章写道：“立身以至诚为根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这正是我 皇上亲笔书写以训诫勉励 皇子的内容，而皇子一开始就以此命题。所谓念念不忘、以引导本然的德性、汇聚众善，无不以此为根基。至于推演阐发经义，评论古人，穷究事理，辨析众说，确实有特别突出的见解，超出前贤所能思议的范围。有时铺陈宣扬功德，吟咏人的性情，能够歌唱、诵读，使读者忠孝恻隐的情感油然而生。大概 皇子乐于行善的诚心充盈于内，而英华自然发露于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如此。昌黎韩愈所谓根源出于仁义、因而言语和美的境界，在这部集子中可以看到了。我私下考察六经所记载的善道，内容十分详尽，但“乐善”一语唯独由孟子发明；他阐述性善、称颂尧舜的说法，也与此相互表里。皇子如果确实由这部集子而充实自己，以明白善道来使自身真诚，以内心为根本并在事情上验证，那么精微专一、戒慎危惧的训诫，以及上接历代圣人的心传之道，无不在这里会通到最高境界；而当世逢太平，和气广大融洽，天下安乐，各自都在至善之中彼此感应，能够用续歌来歌咏、用简册来流传的善，究竟会多么盛大？这种快乐又会多么深厚啊！谨作此序。

译《壬戌会试录序》　鄂尔泰 皇上登极第七年，臣鄂尔泰恭敬承受 重大任命，第二次主持礼部会试。当时聚集到京城的士人共有五千九百九十三人，三场考试结束，糊去姓名、换写试卷后送入内帘的共有五千零七十三卷。臣恭敬地与副考官、同考官诸臣尽心甄别，录定正榜三百一十九名，明通榜六百九十名。榜单公布后，按例选取义理、文法尤其合宜的文章刻板进呈。供御览。臣私下认为，设置科举，大概是仿效有虞氏以言辞陈奏，以及周官以三种德行招致贤能的意思，同时兼用了六艺遗意；所以古代典籍和礼乐必定把正直、温和、宽厚、坚毅放在首位，乡大夫举荐贤才必定以六德、六行为根本。后世设科取士，诗、赋、论、策都不如制艺最能得到根本精神。因为让士人从童年束发受书开始，每天诵读五经、四书的言论，那么忠孝仁义的大根源便可以粗略懂得其意义；至于作文代替古代圣贤发言，那么其中义理的出入离合、学问的纯杂浅深，一分一厘都无法自行掩饰。自从揣摩应试之说兴起，实际学问便衰落了。凡是乡试、会试命题没有涉及的内容，即使是本经、四书的传注，也多放置而不讲；其他经史子集，更有一生都未曾看过的。世宗宪皇帝怜悯世俗学问卑下靡弱，特意颁布 圣训，规定制义必须以清纯真实、古朴典雅为宗旨。我 皇上进一步阐发它，谆谆告诫说，文章要承载道，并且同政治相通，应当务求质朴真实，言语要有内容。圣上的谋略和训示广大深远，岂只是把制义的根源阐明概括得无所遗漏，连古代帝王修习经典、兴举贤才的本意，也可以一以贯通。必须深入研习经书，潜心研究传注，明白义理，然后文章才能清纯真实；必须广泛阅读典籍，吸取众家言论，学问优长，然后文章才能古朴典雅。至于质朴真实、言语有内容，则必须天性高明，学问有根柢，能够有益于实际运用，然后才差可达到。所以说：“从末端入手来掌握根本，十之八九可以得到。”臣选取考场文章，确实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完全符合的虽然不多见，但必须至少具备其中一端，才收取并录用。臣曾考察历代科举所取得的人才：能够清正谨慎地履行职务的，他们的文章多半修洁安详；能够以谋略救济时局的，他们的文章多半深沉雄健、宏大通达；能够以忠贞守节的，他们的文章多半卓异刚烈而光明。这就是所谓文章承载道、与政治相通的道理，在这里可以略见一斑。臣自己不能满意之处，是近年精力渐渐衰退，虽然勤勉披阅，但内心怦怦不安，难免有压抑英才的恐惧。因此借进呈试录的机会，推究古今教学的源流，阐明两朝 圣明君主陶铸培养群才的德意，希望已经取得进身的士人争相自我磨砺，尚未遇合的士人懂得自己应当向往的方向，而凡是负有文教职责的人，也都可以借此自我审察。《学规类编》序　蔡世远 中丞仪封张先生以伊洛学派的传承，在闽中阐明正统学术；他仰体皇上尊崇儒学、重视道统、训诫士子的心意，特意在三山省城设置正谊堂，亲自订成《学规类编》一书，向求学者指示入门的方法和用功的要点。书成以后，命世远为它作序。于是叙述先生的意思，私下说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到了孔子才大为显明；孔子的道，到了孟子时几乎湮没而又重新显明；孔子、孟子的道，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沉寂很久后又更加显明。凡是他们循循善诱、启发引导，都是使人恢复自己的本性罢了。其要点有三：一是主敬，二是穷理，三是力行。不以敬为主，那么无私的本体凭什么澄清？不穷究义理，那么天下古今本来如此的准则凭什么考察？不努力实行，那么所谓道听途说罢了，凭什么能够恢复本性的本然状态呢？”明代儒者说过：“道学不明，士人有的趋附权势利益，有的沉溺于辞章，有的流入禅学。”世远私下认为，今世的弊病，大半在于趋逐势利、沉溺辞章，禅学则是更后面的弊病。士人刚刚束发受书，父亲教育儿子、老师教育弟子的内容，不过是把获取科第、谋取利禄当作急务；身心性命之学如同外物，甚至攀附趋奉，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幸而得志之后，便把保持俸禄、稳固职位、肥厚自身、保全家族作为长久计策。能够卓然自立，形成一家之言，足以流传不朽的，有几个人呢？宋代的眉山、明代的北地，都是辞章雄健的人。虽然他们对于道未能有所闻知，但一向的立身处世大都自视甚高，有所不为，哪里肯同那些人通过众人之口来决定荣辱得失呢？如今以辞章自负而不掺杂势利的人，实在很少见。所以说：“今世的弊病，辞章是更后面的。”宋朝正当理学昌明之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几位君子并肩而起，德性和问学的功夫明白显著，如同揭示在天地之间。有些学者厌烦格物穷理的繁琐，倡导心学，依仗超悟而越级跳进，一概以致虚立本为宗旨。其弊端若不成为佛氏明心见性的学说便不会停止，因此有志于此道的人起来加以攻击。然而这些人的为人大多能辨明义利，取舍严格，出处端正；只是因为学术上的差异，有可能误导天下后世，所以不能不急于辨明。如今的人正忙忙碌碌地追逐外物而没有止境，哪里还需要担心他们流入明心见性的心学呢？” 所以说“禅学是更后面的”，指的就是这个。先生作为一代醇正的儒者，担负着倡明绝学的责任，想使禅学返回道学，以正道医治辞章之弊，并努力根治势利之心隐微而深重的弊病。首先刻印这部书，尤其深切明白。学者如果能够专一地致力于主敬，穷究义理，努力实行，以恢复本性的本然状态，那么历代圣贤相传的道，即使经历万古也仍如同一日。这洛学、闽学，或许要复兴了吧？

译《古文雅正》序　蔡世远 康熙乙未年，我从京师回到闽地，在家居住了几年，评选历代古文，从汉代到元代，大约二百三十篇。子弟和门生私下抄写诵读，我不敢拿它来问世。雍正元年 特意召我入京，我同志同道的李君立、侯张君季长共同参议考订，又加以校正。高安朱可亭先生以及季长任长洲县令时，取此书付梓，我于是为它作序说：这部选本，从各家文集中选取若干卷，从二十一史中选取若干篇；至于汉魏时期的丛书，以及《文选》《文粹》《文苑》《文类》，还有名臣奏议，偶然有所喜爱的，也收入其中。文章虽然佳美，但如果与修身经世的大事没有关系，就不收录；言论虽然切实，但体裁不美，也不收录。要做到事情可以效法、文章可以流传，文字可以歌唱、可以诵读，然后才加以收录。不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檀弓》，是因为《檀弓》属于经书，三传虽然是传释经书的著作，也不选战国策论，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机巧智谋、损害道义的言论。不收荀子、韩非、庄子、列子，是为了排斥异学。唉，空车外表的装饰，同犬羊皮革相互讥刺，都是空虚的炫饰。不加以体察和亲身实行的功夫，只夸耀宏博和雕琢的作用，是先儒所羞于称道的。言语不能充实志意，文章不能流传久远，也不是大雅所崇尚的。把它们落实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中，发挥出来便有经国大业、永垂不朽的盛事之美。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辞重在体制和要旨，这就是这部集子选取文章的原因吧？凡是我所作的评论，都是写下自己的心得，不合体例、不分次序，至于被大方之家讥笑，也不顾虑了。题名为《雅正》，是因为它的文辞雅正、义理正大。皇五子奉 命前往祭告。《阙里文庙序》　蔡世远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到了 孔子才集大成。汉唐以来，尊崇并效法孔子，各自极尽隆重；到了我皇上，确立了准则，内心本源契合大道，效法昭明的封典，追封五代以报答功德，亲临太学举行祭享，崇高光明，古来未有。雍正八年九月，阙里文庙重建告成，黄瓦彩绘栋梁，全都仿照 宫殿的制度，搏拊、干戚等乐舞器具，以及尊、俎、豆、笾等祭器，都是 由上方颁赐的。皇上亲笔书写碑文，刻在石上流传永久。礼部奏请派遣官员祭告，皇上特别重视这一典礼。诏令皇五子奉命前往执行。世远与 皇子早晚共同讲论，至今已经八年了，难道可以不说几句话恭敬献上吗？内心清明端正，志气如神明一般，仰慕贤圣而以古代先贤为法。皇子平日沐浴净身就是这样；如今承奉 君父之命，前往办理祭祀之前，洁净自己的心志，使仪容严肃恭敬，更加齐整肃穆，然后进入 圣人居住的里巷游行。进入圣人的门庭，仰望大成殿、大成门，那是皇上的御笔。门上题名为“圣时”“弘道”。是皇上亲自确定的。瞻仰 圣人的塑像，仿佛亲自盥洗、进献祭品、举爵明洁祭祀、拜伏行礼，仿佛看到了孔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听到了他金声玉振的规范，亲身接受了他博学于文、约束于礼的教诲。共同祭祀在一座殿堂中以及两庑的，有四配、十一哲、七十二弟子，还有汉唐以来的诸位儒者，向我们展示应当遵循的正道，如同亲临师傅和保傅之前。颜子克制自己，子路乐于听到自己的过错，孟子集聚义理，都可以作为老师；汉代儒者传授经学，宋代儒者体察大道，也都值得诵读和效法。先哲后贤，内圣外王，其道理是一致的。皇子要记住这一点啊。礼毕，拜谒 孔林，就像在泰安州举行祭祀、祭祀泰山一样。孔子的道，如同泰山一样。登上泰山顶峰，必定要从泰山山脚起步；精微义理达到神妙境界，也必定要从敦厚地履行伦理、实践诚信开始。孔子说：“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无所不通。孝悌，大概是最切近而又可以遵循的吧？”曾子传述一以贯之的道理，告诉门人说：“夫子的道，只是忠恕罢了。”忠恕，大概是最切实而又有纲要的吧？这同登山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皇子要记住这一点啊。恭敬地奉行 君主的命令，恭敬地拜谒 圣人居所；近处从自身心性做起，使道行于家庭，对着神明光明显赫地奉事，没有厌倦。这就叫作恭敬，这就叫作接受福祉，这就叫作敬。亲自做到这些，这就叫作效法 圣人。

译《广西通志》序　李绂 一个地方必定要有志书，用来维护大一统、征集文献、完备朝廷会盟的盛典，并尊崇朝廷。编修这件事很难，偏僻遥远的地方尤其难。广西在五岭以南，是大禹足迹未到之地；然而南交的居处，最早已见于《虞书》，尧山、舜祠都在那里。这里通行衣冠礼制，不能说时间不久。陈祭酒父子从苍梧兴起，研究《春秋》，请求设立左氏学，文章灿然，江南地区的著述没有早于广西的。只是那里杂居着猺、獞、狑、狼等族，土府、土州、土县、峝寨与流官辖地各占一半，号称难以治理。自秦代史禄开凿灵渠，引导湘水、漓水，才开始开发这里；戍卒不久便被消灭，汉朝废弃朱厓，直到马援封新息侯以后才安定。唐代开启南方疆土，设置总管，颇能镇定。到了宋代侬氏之乱，邕州、筦州以北，守土官员大多弃城逃走。明代有藤峡战役，韩襄毅称为伟大功绩；田州岑猛的部众达到十万，联合楚、粤军队多年也不能平定。于是从民间起用王文成，才安抚平定其部众，并攻破八排，磨崖刻石记载功勋。它难以治理竟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自唐虞以来三四千年，文物制度始终不能与中原相比。山川气势磅礴，郁积的气运，确实一定要等待极盛的时代才会开发出来。我 国家威势和德泽的广博，超过三代以前。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圣祖皇帝以深厚仁爱和恩泽施行六十多年，北方、南方以及远方无不达到，这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如今 皇上圣明，继承先业，遵循大道，天下风俗归于一致。自从 建国初年至今将近百年，广西没有战鼓烽火的警报。癸卯、甲辰年间的叛乱，吴三桂、耿精忠违抗命令，祸乱蔓延到南方。广西处在其中，傅将军弘烈凭借戍卒一声号召，九郡纷纷响应。与云南、福建最先反正相比，可见广西沐浴在 圣人教化之中更为深厚。雍正二年，我奉 简命，前来抚治此地，宣扬 皇帝的德泽，使百姓同皇朝重新开始；开设书院，教导督课诸生，士人文质彬彬，几乎可以同邹鲁相比。我想到山川风气正应合于 昌明盛运，在光明普照的天下，蛮烟瘴雨消散，灾气疫气平息。今天的广西，已经不是过去的广西了。考察文献、征集遗闻，用来完备 王朝会盟、一统天下的盛典，时机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广西编修志书，始于我的同乡前辈周督学孟中，继之的是南海黄公佐。他们的书都已亡佚，如今留存的，是前巡抚定州郝公浴所编修的，经过兵火以后，只粗略具备梗概罢了。于是派人运来家中收藏的三千多部书，延请朋友搜集编纂，以各史为依据；在处理政事之余，亲自加以商榷，另立凡例，山川风土、沿革建置，刊正讹误数百条；乡贤增加五成，名宦增加七成，艺文增加九成。稿本刚刚脱稿，随即奉总督直隶的命令，于是把校刊之事交给按察使甘君。甘君以著名进士起家，乐于看到此书完成。第二年有诏令命甘君抚治广西，甘君因此更加努力。到了秋天，他来告诉我说：“书已经成了，希望您为它写篇序。”于是我书写它的缘起，以显示山川风气的兴盛，等待 圣明的时代，之后才会充分显现。大概确实有它的时机，并不是偶然的。《壬戌会试录后序》　汪由敦 圣明天子观察人文，用来教化成就天下；兴举贤才、培养人才，声教四方达到之处，招致贤俊、宾兴人才的典礼按时举行。乾隆七年，岁次壬戌，到礼部参加考试的贡士有五千多人。皇上特命大学士伯、臣鄂尔泰，尚书臣刘吴龙主持考试，臣由敦与副都御史臣仲永檀担任副考官。事情完成后，按照钦定名额录取人才，依例选录文章二十二篇，恭敬进呈 供皇上阅览。臣私下认为 国家广泛招求才俊，安排在各个职位上，进士实在是最高等的选拔。因此先在学校考选，再由乡里贡举，汇集到春官礼部，通过三场考试来衡量，以糊名来严格防范。经过换写试卷而入选的人，皇上亲临殿前亲自策问，排列甲乙等第而授予官职。凡是为此设置的曲折程序和繁重事务，用来整肃入仕晋升的途径，并不是故意为难人。越重视这种选拔，就越不得不严格录取；录取严格，就不得不审慎辨别。要从草野间起用人才，使他们缠绕于爵禄之中，关系到谋划政事、寄托百姓祸福，怎么能不把它办得困难？怎么能不谨慎？承担这项职务的人，上面应当想到 圣朝造就人才的德化如此深厚，求取人才如此真诚，将来任用人才又如此优厚；下面应当想到众多士人踊跃追求功名，希望带着自己的才学来效力，也同样如此急切。在取舍之间斤斤计较，如果有一丝一毫不能令人满意，向上便无法副合 皇上的简拔任用，向下又无法面对众多士人。而且臣听说，文章关系到时代气运，在全盛时期维持文风，看到衰微而使之复兴尤其困难。天地山岳之气完备，人才成批出现，才智奇异的人纷纷涌现，他们各自以心思才力争一日之长；有的横溢而不合规范，有的追逐空虚细微而不合义理。新奇的令人喜爱，怪异的令人惊愕，因而被它迷惑而不能察觉；仰慕效法的人把这当作以诡异手段求取际遇的捷径，旁骛而不能停止。虚伪文体流传，是经术的蛀虫。风气趋向如此，把责任归到衡量鉴别不明察上，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推辞的罪责吗？我 列祖的教化恩泽涵养浸润天下，盛世接连而来。圣明天子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如金声玉振般集大成于一身。庆云高悬天上，万物呈现五彩，郁郁然正是文明全盛的时代。那高远的银河，明亮地回旋于天际，这是周文王所作《棫朴》之歌所歌咏的；和美众多的王朝贤士，只有君子可以任用，使他们得到天子的喜爱，这是召康公所作《卷阿》颂歌所歌咏的。求取贤才、任用贤才，贤士奋勉，辅佐我 国家，关键只在于谨慎地保持这些成果罢了。臣有幸跟随几位大臣之后，勉力办理这所谓最难之难、最慎之慎的事务，私下谨慎地将它编录完成，恭敬地缀写在简册末尾。

译《明史·功臣表》序　汪由敦 自古帝王受命于天，驱使群力而取得天下。等到天下已经安定，便酬答功劳、论定功绩，排列爵位以崇高地报偿他们。当时那些攀附龙鳞、依附羽翼的士人，从武将和谋臣中奋起，分封符节、析分圭土；又延及他们的后代，恩德厚重。唐宋以来，稍稍不同于过去的制度：房玄龄远离权势，首先推辞世袭封爵，因此李靖、李勣的子孙同编入平民。宋代的功勋阶位只崇奉虚号，祖孙父子各自比拟一个名义上的封国，起初并没有世代承袭的条文，不再是承继家业的旧制。到了明太祖开创基业，才豁然恢复古制。凡是勇猛善战的宿将、帷幄中的谋臣，生前获得封号，死后承袭封爵，分封土地几乎超过一百余处。逐渐到了末年，党争狱案蔓延，削夺铲除，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三四。然而考察铁榜上所列的训诫之辞，河山盟誓、白马之盟，最初的本意本来并不是这样；只是地位高危、骄满过盛，也有他们自取的原因。至于文皇帝时期论定靖难之功，英宗时期厚赏夺门之变的功臣，他们的事迹参与了辅佐皇帝、建立大命，名籍次于开国元勋；同开国诸臣相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世宗中期，打开府库中旧日收藏，修复继承绝续的遗制，于是鄂、曹、卫、信诸王的后裔重新列为彻侯，延续他们的世袭绪业，天下一致归向厚待。虽然宋、颍、韩、淇等姓最终被剿灭绝嗣，但其余那些推诚效力、姓名载入丹书的功臣，世代承袭貂蝉冠饰，保有俸禄官位，有的掌管宿卫，有的统领京营，有的镇守陪都，有的督办漕运，有的出镇一方，官阶升至三公、孤卿，家族分得掌管典瑞之官的荣耀，朝廷也没有因酎金之事加以惩罚。与西京的世袭贵族相比，恐怕还要超过他们。如今考察他们承袭和更替的年月，把见于实录的编成《功臣表》，以便同本纪、列传互相参证。有的材料彼此抵牾而散失，时代久远又无从考核，那么就略去不写，这本来就是史官所谓缺文的原则。《明史·儒林传》序　汪由敦 自从司马迁、班固创立撰写《儒林传》的体例，记载汉朝兴起时诸儒研治、阐明经义的原因，以及朝廷广泛鼓励、拓展学官道路的情况，使之同一代政治互相表里。后来的史书沿用这一体制，士人中抱持古代经书、互相传授的人，即使没有其他事业，也大多按类编次入传。宋史把道学、儒林分为两传，以说明伊洛学术的渊源，上承洙泗儒学宗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这件事对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所以典籍虽然繁多，也不可废弃。明太祖出身平民，平定天下，在战乱纷扰之时，所到之处都征召年高有德的儒者，讲论道德，阐明治国方术，兴起教化，光明显著地成就了一代宏大的规模。虽然他天生英明，但诸儒的功劳也不能说没有帮助。科举取士，一概把经义放在首位，网罗博学之士；后来天下承平，文教尤其兴盛，以文学被任用的大臣遍布朝廷。而英宗时期，河东薛瑄以醇正儒者参与机要政务，虽然最终未能充分施展，他清正自守、笃志求学，海内都尊崇他。吴与弼以名儒身份被推荐，天子修书备礼聘请他，以特殊礼节在前席召见，仰慕他的风采；但他的声誉超过实际，诋毁讥骂也随之纷纷而来。从此科举出身的人日益受到重视，儒学风气渐渐衰落。白沙以后，盛大的典制便缺少承继。推究明初诸儒，他们都是朱子门下的支流余脉，师承各有来由，规范秩序井然。曹端、胡居仁笃实践履，谨守规矩，守护儒学先贤的正统传承，不敢有所改易。学术的分歧，则从陈献章、王守仁开始。宗奉陈献章的，称为江门之学，独自探索、独树一帜，它的传承并不久远。宗奉王守仁的，称为姚江之学，另立宗旨，明显同朱子相背离。其门徒遍布天下，流传超过百年；它的教说广泛流行，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嘉靖、隆庆以后，笃信程朱、不改变而信从异说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总的说来，明代诸儒承继伊洛学派的余绪，谈论探索性命之学的奥秘，哪怕只差毫厘，也会因此开启歧途；沿袭错误、承接讹说，距离正确归宿越来越远。至于专门研究经书训诂、考察授受源流的，二百七十多年间，没听说有谁凭此成为一家名儒。经学不如汉唐精密专门，性理之学又承袭宋元的糟粕。评论者说科举兴盛而儒术衰微，大概确实如此吧？现在区别列叙这些人物，依照前代史书的体例，编作《儒林传》。有事功可考、已经列入正传的，这里不再重复。先圣先贤的后裔，明代屡次加以表彰；衍圣公列爵为上公，同国家始终相伴。其他身着簪缨、宽衣大袖的士人，世代承继儒学，也同样是儒林中的盛事。考察他们的起源，另行编成一篇，附在末卷，用来具备一代的旧闻。

译《皇清文颖》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八 记 《宗学记》　果毅亲王允礼 考察唐尧、虞舜以来，凭借盛大德行而建立显著功业、光耀后世、被称为“元恺”的人，都是高阳氏、帝喾的后代。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期，谋略功业光明显赫，辅佐君王的臣子功勋载于王室，记录在太常，其中一半出自宗族。成王、康王时期，以六卿身份兼任三公的，只有六人，而姬姓占了其中五人。《春秋》内外传中记载的，如子臧、国侨、羊舌肸、季札，都是后世罕见的贤者，大多是周人的后裔。大概世运昌盛时，贤才大多生于上层，难道只是因为阴阳五行所凝聚的精秀之气有所不同吗？他们受到皇极的感化，渐渐受到教化的熏陶，又得到师友的诱导启迪，这些本来就不是士人平民所能相比的；并且凭借世代基业，俯仰之间宽裕自如，没有衣食问题来牵累心志，也没有琐碎事务来分散日常精力。他们专心求学，容易成材，所以天资杰出的人，所积蓄的学问尤其深厚宏博而高远。我皇上圣德天赋，贯通天地人三才。亲身践履最高的道，把自己作为大小臣工、内外士民的表率，天下之下没有不欣然接受教化的，重 想到我宗室子弟尤其应当优先接受教育 特地下谕在禁城东西两侧设立两所学校，从王公、各级官员直到所有列入宗籍的人，他们的子弟愿意求学，就可以入学。这就是《周官》在虎门之外设学、教育国子弟的意思。我恭敬地读到 圣上的制度，以劝勉求学、振兴品行为宗旨，谆谆告诫勉励，务必使人明白礼义廉耻的根源；这就是《洪范》所说的皇极宣示言论，即把常道和训诫教给上帝的意思。它所规定的教育方法，以远离恶行、趋从善道为根本，并且考察经书、询问史事，以及学习书法、练习射箭，都有明确的程式；这就是师氏、保氏所掌管的三德、三行、六艺的遗教。每天有讲授，每月有考课，春秋两季有考试，五年举行一次大考；成绩高的，衡量才干后授予官职，成绩低的继续教育。三年中历经十一番考察，再次考试仍无改变，然后才从学校中退除、送回家中，由族长、保长接受管理；这就是乡大夫举荐贤能、淘汰不服从教化者的办法。掌管教育的官员，正职和副职都从宗室中选取，不是学问优、品行敦厚的人不能任用；分设机构教学的官员也一样。有的从众士中选，有的从各部门挑选，再由翰林、侍从加以督察；这就是大司乐所掌管的学校政令，必须是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才任用来主持教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国家承受 上天美好的命令，自 太祖 太宗 世祖 圣祖以来，宗室本支繁衍到一千五百多人，登记在宗学中的共有二百多人，至于能够自己选择老师、在家塾中学习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难道不是世代德泽绵延广大、积累深厚而流传光大的证明吗？我们这些子弟，幸运地生在太平盛世之后，承受祖先事业，俯仰之间宽裕自在，身心没有负担。大家聚集在高大的楼阁屋舍之中，有老师请教，有同伴讲习，书籍纸墨的需要、饮食灯火的费用，全都由官府供给。在这种不必向外求取便自然获得的条件下，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不能奋发承继吗？圣主敦睦宗亲、陶铸成就他们的深厚心意，却虚度日子、拖延时光，安于懒惰懈怠，又将用什么来回答呢？难道要把自己托付给父兄和同辈吗？某年秋八月，我防 蒙恩掌管宗正事务，凡春秋两季的考校和五年一次的大考，实际上都由我主持评定高下、决定黜陟，所以列出科条并阐明其中意义，使学正以下参与教育事务的人都知道所应遵守的法则，而我宗室子弟更加奋发，感念于 祖宗积累的深厚 圣主教导期望的恳切，认真遵行这些训诫，每日勤勉不懈。只要不是资质低下的人，都可以谨慎修身、少犯过错，从而在各部门官府中自我效力。至于天资杰出的人，才能通达、德行成就，将会有像古人那样值得记载的人。使海内向往仰慕，把这看作接近天子的荣耀。而使宗室有所极致归宿、使天下有所极致归宿，并作为内外臣民的倡导，应该从我宗室子弟开始。这样，我也可以借此仰答 皇上委任重托、要求成就功业的深意。《刈麦记》　诚隐郡王允祉 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因此《无逸》开头就说，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才可以享受安逸。百谷都在秋天成熟，只有麦子在仲夏成熟；从长江以北，依靠麦子生活的人，就像江南依靠稻米一样。皇父到塞北山庄避暑，在游览休息之余观察农事。他常常在亭台水榭旁种植谷、麦、稻、黍，有时引山溪灌溉田地，有时顺应地势开挖沟渠。每次耕地、锄草，都亲自到场观看。乙未年，从春天进入夏天，及时降雨应合时令，和风也符合节律。何况山川平衍肥沃，土壤肥厚，所种的各块田地一天比一天茂盛。到了田垄上的麦子成熟的时节，麦子全都成熟了。于是 命驾前往田中，亲自查看收割。看麦秆，果然结实而茂盛，足以证明人的耕作已经充分；看麦穗，竟有两岐、三穗，更加相信上天降下的恩泽十分丰厚。皇父面容上流露出喜悦，大概是因为高兴天下的丰收富足都像这些麦子一样。天下臣民的快乐，只在于吃得饱、穿得暖，而 皇父的快乐，是把天下臣民都能吃饱穿暖作为快乐，这是把天下人的快乐合在一起而快乐，岂不是多么广大吗？《尚书》说：“继承你的职责，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父亲和长辈，用孝心奉养父母。”《诗经》说：“十月收获稻子，用它酿成春酒，来祈求长寿。”这些都是古人辛勤劳动、奉养父母、享受家庭欢乐的意思。臣等有幸遇到太平时代，忝居屏障藩篱之位，每当叙说天伦之乐，时时听到 家庭训诫的传授，正应当励志研读诗书，以翰墨陶冶性情，逢遇吉日良时，悠闲自在地生活在和乐光明的境地，这也是臣等的快乐。如今看见 君父的快乐，便知道这种快乐的广大，只愿仰承 君父的快乐而快乐，那么这种快乐也将共同长久不尽了。

译《读书斋记》　叶方蔼 我在癸卯年十月重新补任国史院编修，租住在顺城门外三间旧屋，稍加修整，把西边一间用来储藏几千卷书，命名为“读书斋”。我任官时没有多少事务，平时上值，辰时入内、巳时出来；加上我性情疏懒拙朴，断绝了一切应酬，因此能够在这里俯仰休息，亲手翻阅、开口诵读，心中十分欣悦。我曾想到皇清兴起二十年来，武功的威势遍及海内外，没有不震动畏服的，真是盛大啊；可是礼乐制度方面，朝廷大臣还没有人加以称述，以扩大弘扬国家的规模，又担心 天子有一天开启明堂，亲临辟雍，搜求三代的文章，访问六艺的纲要，或许会命群臣撰写论述。把祖宗的功德同《诗》《书》并列，写成歌颂，献于郊庙，而环顾朝廷内外，竟没有人挺身而出响应 诏令，这也是学士大夫的羞耻，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忧虑。过去有人说，汉朝承接秦朝以后，文帝恭敬节俭、谦逊退让，武帝雄才大略，却都不能顺应时势加以改革，改变风俗，成就极盛的治理。幸好他们的大臣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等人前后崛起，称述先王之道，讲论古代事迹。虽然他们的主张没有全部实行，但直到今天人们还诵读他们的著作，想见当时的情形，认为自商周以来，谈论文治文明的，没有哪个时代能同汉朝相比。我由此知道，开创一代的君主崇尚文教、尊重儒者，并不只是粉饰太平的工具。身穿儒服、宽衣博带的士人，实在不可以一日不立于朝廷太久了。士人束发从师，就会想到读书、继承先贤言论，卓然有所作为来显示自己。何况我早年曾窃取 国恩，忝列侍从，官职又以文学为名，我又将用什么来推卸责任呢？既然如此，我在这件事上尽心尽力，不只是顺从自己的爱好，希望将来侥幸有所成就，竭尽自己的愚钝，稍微准备 为兴盛王朝所驱使，使后来撰写《儒林传》的人能够把我的名字列入其中，不让圣代遭受竟没有一个士人的讥评，这就是我微小的志愿。唉！贤能的公卿在上位，肩并肩；贤能的士人在下位，也肩并肩；他们都不为此忧虑，唯独我战战兢兢地忧虑。这番话，即使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世人，也确实会被认为是在欺骗世人了。《潼关楼刻诗记》　汤斌 潼关是古代桃林的地方。太华山屹立在西面，崤山、函谷踞守在东面，秦山环绕汇合，万座山峰直刺云天；黄河、渭水曲折盘旋，千条沟壑奔流汇聚。悬崖、山谷、冈岭环抱交错，道路狭窄险峻，车马行走仿佛被束缚，真是天造的奇险之地，是秦国的门户；又向南控制武关的险隘，向北扼守蒲津的险阻，掌握中原的枢纽，把川陇锁在堂奥之中。汉唐以来，没有哪个朝代不把它倚为重镇，用来充当藩屏。战火之后，城墙倾塌，城楼和望楼也半数残缺，废墟荒烟使经过的人为之徘徊凄怆。顺治十三年，我汤斌奉 命令整顿这里的军务，自己顾念才能平庸，实在不足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常常惴惴不安、仰赖 朝廷的恩德威势远播数千里之外，那里就像处在 皇帝车驾所在的京城之下。因此我任职三年，军队强健，官吏驯服，士卒习惯安定，百姓安居，于是谋划同僚共同重建城楼，费用全都从俸禄中捐出，劳役也没有妨碍农事和工事。工程完成后，搜集古人经过潼关时题咏的诗词，从唐明皇以下，共有一位皇帝和十八个人，诗二十九首，刻在东门楼壁上。唉！当年唐明皇停驾潼关之上，同侍从唱和诗歌，那时君臣安乐，海防清宁，登嵩山、攀泰山，刻石铭功，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不久渔阳兵变兴起，强大的军队溃败，关塞失守，皇帝车驾向西出幸。难道山河险要不足以凭恃吗？还是成败的原因全都在于人呢？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吴起说：“守国在于德，不在于险。”拥有国家的人修养德行以安抚远方，团结人心以守护国家，那么从容地在酒席之间议论，停止兵戈、休息军备，达到放牛归马那样的盛世，这里难道不是那种盛世的旧址吗？后来的君子登上这座楼，眺望山河的雄伟壮丽，观看前人的吟咏歌唱，感受古今兴衰的变化，思考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要领，也可以慨然有所感悟了。

译《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　汤斌 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 天子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功业已经成就，举行古代巡狩的礼仪。冬十月。皇帝车驾到达苏州，询问民间风俗，告诫有关官员；回到曲阜，祭 先圣孔子庙，拜祭献礼的仪式比前代更加隆重，亲自挥笔 御笔题写庙额，并下诏天下修缮学校，颁赐 御书“海内蒸蒸，无不从治”。我当时奉 命抚治吴地，只身拜谒庙学，看见殿堂、廊庑、门墙日渐毁坏，明伦堂高危将要倾倒，担心无法仰承 圣天子兴办学校、尊崇道统的心意。我刚刚接受任命，尚未有时间兴建。第二年二月，我捐出俸禄首先倡导，藩司、臬司及各级官员筹备材料、召集工匠，勤勉协助工程。大梁、栋木、斗拱、椽子、柱子、础石有残缺的都更换，丹青、彩绘、油漆剥落模糊的都重新修饰，祠堂、斋舍、厨房、仓库长期废弃的都恢复起来。建筑坚固，典制齐备。泮水疏通，远远接通太湖。松、桧、椅、桐等树木，种植了一千株。经过十个月工程完毕。于是我亲自率领僚属，举行释菜礼，并确定日期在堂上讲学。各地生员带着经书前来请教，远近都聚集而来。又过了一年三月，我奉辅导 东宫的命令，临行前召集诸生告诫说：“这个地方自从范文正公建立学校、胡安定公创立教法以来，至今已有六百多年。著名卿相和大儒接连出现。诸生在这里学习，你们用来继承先哲、仰答 天子造就人才的美意，究竟在哪里呢？国家要兴盛、政治教化要成功，在于端正人心；端正人心，在于尊崇经术。汉代儒者专门治经、以经学成名，师说相承；即使在《诗》《书》被焚毁之后，礼仪、文物、器数等名目，删定、传授的纲要，仍保存了千百中的十分之一。况且当时选举不以辞章为标准，通晓经学、熟悉古道的人，都能上达朝廷，参与裁定重大政议，解决重大疑难；博士依据经书回答问题。因此那时的士大夫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的心思，孝悌廉让的行为，经历衰乱也不改变，这就是重视经术的效果。后来虚无寂灭的学说盛行，讲究声律骈俪的文风日益精巧，而经学荒废了。宋代濂洛关闽诸位大儒出现，阐明天人、性命、道学的源流，于是天下知道，人的本性不外乎仁义礼智，虚无寂灭并不是本性；道不外乎人伦日用，功利和辞章并不是道。这就是所谓得到六经的精微、继承孔孟绝学，难道是汉代以后诸儒所能相比的吗？《宋史》把学道、儒林分为两传，大概是因为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承前启后，他们的师友渊源不是普通儒者所能相比的。从此道学和经学分开了。所谓道学，是把六经四书的纲要在心中体认，亲身实践而有所获得，并不是说经书之外另有不传的遗学。所以离开经书来谈道，这是异端所谓的道；离开心性来谈经，这是俗儒所谓的经。以洙泗为宗、以濂洛闽学为师，才是端正人心的方法；家家奉柱史之说、户户尊崇天竺之学，世道就会因此衰败。如今 圣朝尊礼先圣，表章正学，士子宜知所趋向矣。吾恐朝廷以实求，而士子终以名应也。茍无骛乎其名，而致力于其实，则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学者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闗，则贫富贵贱之非道不处不去，必划然也。造次颠沛，生死祸福之间不可移易者，必确然也。母为枉尺直寻之事，毋作防径茍得之谋，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方毋圎。戒惧慎独之功，无时可间。子臣弟友之职，不敢不勉。不愧于大廷，亦不愧于屋漏。如此则发为议论，自能息邪距诐，而乡愿杨墨之教不得骋也。出为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韩之政不得施也。其斯为眞经学，其斯为眞道学也已。否则剽窃浮华，茍为哗世取宠之具，讲论践履析为二事，即诵説先儒，世道亦何赖乎？当文正公时，中庸犹杂戴记中，公独举以授横渠，则公之深于经学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经义为本，当时太学取以为法。宋世人才之盛，实基于此。诸生为乡邦后进，来逰来观，其亦有所兴起乎？苏郡人文实四方所则效也。所以佐成。圣朝之治化者，予实有厚望焉。诸生请书其言为记，斯役也。江苏布政使章钦文，苏松督粮道副使刘鼎，苏州知府胡世威，或总理工费，或分司督察，而心计指授，巨细不遗者，鼎之力为多。司学事者，教授呉世恒，训导张杰也，例并书。

译睢州移建庙学碑记　　　　　　汤　斌 睢州儒学旧在北城濯锦池上。明末黄河决城，遂沦于水。有司权奉先师主于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庑之制不备，堂斋皆缺，诸生无所肄业。屡议改建，以财用匮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虑无以兴学育材，仰承 朝廷徳意，期年政通事简，乃相庙东有地，据冈面阳，水环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荐绅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两庑、防门、櫺星门，各如制。明伦有堂，启圣名宦、乡贤有祠，树以崇坊，缭以周垣，位序丹雘，应图合礼。其相规制，稽出纳久而不懈者，学正魏君也。既讫工，公率乡大夫士行释菜礼，而属余为记。余不获辞，乃言曰：脩学，有司职也。诸生之逰于斯者，亦思所以为学而求进于古人之道乎？抑徒饰文辞，溺训诂，冀茍得利禄以夸耀一时已乎？夫 朝廷庙学并建，固期学者以圣贤为宗也。夫圣贤之学，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闻显而人伦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尧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于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学，至七十始从心所欲不逾矩。然则圣人之异于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强不息，遂至与天为一耳。成汤文武之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为臣，以及顔曾思孟诸大贤，时至事起，功业各不相同，而其深忧大惧不得已之心，则千古一揆也。是以行无辙迹，言无仿效，总以此心纯一粹白，相证于于穆之表，而非从勲业文章一一较论也。濓洛闗闽以来，大儒相继辈出，风防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于心，先后若一。学者不体验于性情，践履与古人相见于精神心术之间，则为已功疎，屋漏难慊。即著书满家，于道无当也。惟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体用具于吾心，存飬省察，交致其功，信显微之无间，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聼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蕴之为天徳，发之为王道，此学问之极功，而尊信圣人之实事也。然有难言者，正学不讲，俗痼日深，利欲之根难防，巧伪之术益工。茍非乗本体之偶露，急加体认扩充之力，如火始然，泉始达，悠悠玩愒歳月，防何转眼迟暮，蹻跖同归。大禹之所以惜寸隂，而尚书有取于若药瞑▯，岂不以此欤？若曰吾志在于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计焉，是视圣贤六经只为富贵利达之资。异日备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絶欺，忧国奉公，不防负。这难道不是朝廷兴建学校、设立孔庙的用意吗？我也是这里的乡人，实在希望同乡的后辈们彼此砥砺，使贤能之才不断涌现，以此来报…… 君恩敢述所闻以告之，遂为记。公名正性，乡贡士，四川万县人。魏君名湛，顺治戊子举人，河南孟津县人。

译嵩阳书院记　　　　　　　　　汤　斌 嵩阳书院在登封县城北，建自五代宋初，与睢阳、白鹿、岳麓号四大书院。其地负嵩面颍，左右少室、箕山诸峯秀矗云表，中天清淑之气于是焉萃。至道中，赐九经、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数百人，称最盛。二程子尝讲学于此，后人因为建祠。明末兵乱，倾圯殆尽。国朝崇儒右文，知县事黄州叶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宫，凡宋臣之帯崇福宫衔者，皆祀之。叶侯既迁京职，邑人大名兵备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讲学，以程朱为道统所宗，不当与诸贤列，复蠲赀建堂三楹，迁主崇祀。又作讲堂三楹，顔曰「丽泽」，旁署两斋曰「博约」、曰「敬义」，书舍若干楹，庖湢门垣具备。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讫工，知县事长洲张侯壎以兴起斯文为任，月吉讲学课艺其中，多士彬彬向风。逸庵作书属余为记，余适承乏史局，方恨不得从事几席，与闻绪论，其何敢辞？然逸庵之意，岂欲余记营建歳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窃以孔子教人之书，莫详于《论语》，当时及门称顔子为好学，尝与终日言而不违者，今所记不过问仁、问为邦二章而已。然天徳王道备矣。顔子谓夫子循循善诱，博文约礼，今他无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礼乐制度，即所谓博文，而克已复礼之训，即所谓约礼，与特学有体用，问有先后耳。中庸言明善诚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学审问始。孔子言知不废多闻多见，而语子贡以一贯，则又以多学而识之者为非其所以一贯之防，终隐而不发。即与门弟子言求仁之方、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体则罕言也。岂圣人之过为隐与？及读《易》乾卦彖传与《中庸》首章，而后知道之大原，莫明于斯也。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则知吾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无间，民胞物与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惧自不容已。故程子谓学者湏先识仁，以此也。然仁之为体，非可口传耳授，也在人之黙识耳。孔子自十五志学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后知天命也。以大圣人而若此，则知命亦难矣。今之讲学者聚数十百人于堂，而语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将大本大原皆为口耳影响之谈，学者于俄顷之间与闻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视诗书为糟粕，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为粗迹也，防希矣。斯亦讲学者之过也。夫道无所谓髙逺也，其形而下者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精粗本末无二致也。孔子语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聼，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语樊迟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圣人与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盖以天命流行，不外动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达天徳。所谓「无行不与者」，此也；所谓「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词章举业技艺之习，防溺人心，士子穷年矻矻，志在利禄名誉，而天之所与我者茫然也。是其学迥非圣人之学矣。夫中庸之博学，将以笃行也；顔子之博文，将以约礼也；大易之穷理，将以尽性而至命也；大学之格物，将以脩齐治平也。今滞事物以为穷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离而无本；离事物以言致知，又近于堕聪黜明，亦虚空而鲜实。学路久迷，习染日深，偶尔虚见，未为真得。非黙识本体，诚敬存之，绵绵密密，不贰不息，前圣心传，何能防通无间？故曰：「茍不至徳，至道不凝焉。」呜呼，岂易言哉！逸庵之学，以主敬为宗，以体天理为要，可谓得程朱正防矣。吾惧学者之易视之也，故因记书院而详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张侯明经，起家治行，多可纪于逸庵相与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惧来者之不能继，故备书之以告后之君子。

译游辽阳千顶山记　　　　　　　张玉书 康熙二十一年，岁在壬戌，海寓削平，庆典具举。春三月，车驾至。盛京告成功于 列祖 三陵毕谒 廵涖边塞 特敕扈 跸部院诸臣留都只候【臣】玉书叨与侍从自 兴京奉 命返辔，时日休暇，将徧歴州邑，诹访旧闻。防积雨中阻，不获逺渉。辽阳城南五十里为千顶山，迤逦盘互，夙擅奇胜。望后十日，持襆被杖筞以行。比过辽城，获覩太祖高皇帝驻师筑垒，据河克敌之遗迹。又延问故老，得年八十以上者二人，指述旧事尤详。越宿冒雨入山，既至风日开霁，恣览纵陟，往返凡八日。山多奇峯巑岏，稠叠不可指屈，故名千顶。僧寺最著者五：曰祖越，龙泉，中防，大安，香岩。志无纪载，或曰唐贞观中征髙丽曾驻军于此，语多附防。据元皇庆中直学士陈景元撰《僧雪庵塔记》言，僧自毉巫闾驻锡大安，后移居鸭绿江，复还香岩，具有异迹。今香岩寺西有雪庵塔，而诸山所传名胜，亦往往以雪庵着。则五寺旧址虽不可考，而其创建在元以前，兴起在皇庆以后，亦可信已。夫辽阳为国家肇基重地。陵宫相望，百有余里。此山蟺蜒瑰异，嫓之往代，当在东都瀍涧、西京霸杜之间，而闗塞辽逺，轮蹄罕及，致使灵峯鹫岭郁而不彰【臣】玉书来逰来观，欣叹希觏，随即所至，用志梗概，山不胜纪，仍以五寺系焉。循辽城而南，里许，山色凝碧，篱落类江左。至八里村，有棃数百株，雨后吹白如雪。逾石门，度七岭，东南行为汤泉，泉近浊可涤，不可饮也。入山经邢崖，径路逼仄，万峯回互，鸟鸣树底，杂卉蓊翳，梨最盛，弥漫溪谷七八里不絶。过南塔，有官亭遗址，胜国时将吏宴游休暇之地。又数武至祖越寺，寺环山而搆，面俯背倚，左右拱揖，髙輙数百仞，峦岩洞石，各各肖形，有神人仙佛、莲月盂鉢、螺髻狮象之属，惜无髙人胜流持择评品，虽称名近鄙，仍而不变也。由寺东缘磴而上，脱防杖藜，盘礴沙磔数百歩，得巨石，石形如丸，围径以丈许，兀踞峯顶，凌虚耸特，不欹不仄。石上为松坡，为石佛崖，为罗汉洞，洞对峙曰振衣冈，磨崖大书苍润可爱，名氏已芜蚀，畧见彷佛而已。又里许歴危磴数百级至巅，凿壁为斗室，顔曰无梁。昔有老僧精梵律者，常栖宿其地，他僧处之，或触鬼物，或虎啸于侧，中夜惴栗，辄防军持而下。僧浩然云：“自祖越折而西，可五百歩，两崖夹峙，划然如门。既入，泉流潨激，泠泠如撡石琴。溯流而上，一径盘纡，古木间植，达龙泉寺，闻粥鼓声与泉声应而軥辀，鸟语杂防其中。”泉出寺后弥勒峯，峯左有石洞，方幅数尺，珠光喷涌，穿涧而溢。寺僧截木承之，刳腹类竹，引入牖下，有若悬溜。凡祖越所见西北诸峯，皆在寺东，峯势诡异险幻，正侧殊状，逰者心目骇荡，不谛视不能辨也。寺延袤仅数亩，其筑室架壑，皆依山偃仰，有清越环映之致，故山径峭窄而取境特奇。寺为故相国范文肃公旧逰地，其子忠贞公所书字存藏经阁中，寺僧寳而藏之。出以示客，结搆严冷，如见其人。龙泉距中防不十里，山径旷衍，林隩畅蔚，虎迹交错，竟日无行人。晨兴循龙泉东麓，折而南，有牝鹿十数，注坂徐下。僧曰：「此鹿就饮溪涧水耳，畋猎罕至，故与人狎然，时堕虎口。」至中防寺，寺前为水阁，方广半亩。夏秋之交，霪潦演溢，九峪之水滙注于下，阁因是得名。其盛时，水石交映，禽鸣渔沫，颇极登临瞻眺之胜。今阁久废，仅存石址，而水势亦湮塞，寻所谓九峪水故道，无识其源流者，可为太息。中防在五寺为简寂禅宇，剥落无复旧观。僧耻若辽阳人，有学行，筑室数楹，书史盈案。龙泉西南诸山，皆倚室东隅，而松苔峯西峙，与粥鱼庵故址相望，岚气环匝，视静而聼逺，坐移时，窅然深也。从中防行走约十里，草木丛密，溪水铿然作响，水流穿过石间，时而显露，时而潜伏，这就是大安寺的山址。又走一里多，山路盘曲回绕，下马拾级而上，走了五百多步，路渐渐平坦，便重新上马。距离寺院约半里，只见奇峰叠嶂，耸入云端，有的如站立，有的如蹲踞，有的如拱手，有的如头戴高冠，孤峰挺拔峻峭，大都离地数千尺。寺院背靠山中，前低后高，万千景象盘曲郁结。进入寺中，在五峰丈室休息，楼阁上的铃声和松涛不时发出奇异的声响。坐了很久，邀请两位僧人带路游览，每人给一根藤杖。沿着百佛堂经过薛庵，到了璎珞峰。山峰突兀，没有台阶，只能跪行而上；旁边石头中有泉水流出，形状像盆。下山后进入万松林，曲折行走一里多，林木遮天蔽日；野花有几十种，花色本是丹红而鲜艳，交错生长在古松的树阴下，幽静秀丽异常。从这里开始山势更加奇险，山路更加狭窄，沙砾混杂，积叶厚达数尺，怪石像愤怒地伸爪，向下看不见尽头，心中惶恐而感到危险。于是让两位僧人在前面牵引、后面扶持，我在中间拄杖，同行七人穿过丛林，拨开朽木，脚背和脚趾接连交错。走了十多里到罗汉洞，洞深五六丈，后面是悬崖阻挡，两面长满苔藓的石壁相对而立。

译洞口有明代嘉靖年间中华学士察题写的石刻。出洞口后转向西面，远远望见一个石穴像窗户一样，被云雾封住。洞背就是云封峰，经过马蹄峰，位于群山中央；向南开阔明朗，向北俯视中防，仿佛衣襟和腰带一般。又走一百多步，经过石门，越过山岭，山风忽然刮起，山上的树木全都呼啸起来。抬头看仙人台，只见一座山峰陡然绝立在天空中，令人疑心无法到达。沿着石阶慢慢向上，走了约数十寻才到仙人台。台的左边是深潭，右边是绝壁，环顾四周，群山都在手肘附近的低处。仙人台距山脚约二丈，台上铺着石棋盘。柳宗元《记》中的仙奕山，或许与此相似；但这里的山峰矗立在万仞高处，险峻奇诡，飞鸟到了这里也要垂下翅膀，虎豹经过也会回头退避，是天下群山中罕见的景象。这座山峰位于大安、中防、香岩之间，是山脉汇聚之处，所以游览大安的人都把这里视为行程的尽头。转身下山，便离香岩较近了。当时夕阳已经落在山间，阴冷之气凄惨肃杀，来不及返回大安，于是寻找香岩向西行走。距离仙人台二百步有一条小路，向东南走去，旁边突起一座孤峰，峰上有观音阁。楼阁久已荒废，但地势特别优美，群山环列，青苍的云气尽在眼前，蔚然成为壮观景色。再向东是夹峰，是元代僧人雪庵栖息的地方。峰下有洞，洞口一片漆黑，洞势倾斜低压，无法安放手脚；摸到一个仅能容膝的洞穴，两块石头分立，中间横着一根木头，只能背靠石头、脚踩木头，向下看是深沟，再侧身进入，攀着洞穴出来，真是山路中最险的地方。刚从洞穴出来，又正对着一座山峰，只能架木作桥，宽度仅超过一尺，牵着绳子才能渡过去。夹峰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这座峰顶有巨石、古屋和碑刻。峰外道路断绝，只得继续冒险前行。洞口经过鹦鹉石、雨花台，沿锦绣坡到达香岩时，天已经黑了。僧人说，深夜常听见老虎的吼声，绕佛阁数圈后才离去，于是关紧门睡下。早晨起来抚摸石碑，发现元代直学士陈景元撰写的《雪庵塔记》。石碑埋在土中一百多年，挖土才发现；碑上苔藓、疤痕和尘垢混杂，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于是勉强叫起众僧，用钩子剔除、清洗碑面，细小的遮蔽物全都除去，缺损的字不过七八个。碑文详细记载了雪庵的一生，字体也遒劲润泽；各寺院碑刻的文章，这一篇应当列为第一。从山后沿旧路越过山岭，又寻找别峰向东经过双井，抚摸朝阳寺的碑刻，转入松林，经过大安返回。千顶山的优美景色以大安为最，而山路的奇特，实际上在香岩与大安交界之处；因为道路经过各山背后，幽深隐蔽，所以多呈现侧面的山势。登临游览的人嫌它偏僻遥远，往往避开险路而走平坦之处，因此都未能穷尽这座山的胜景。重修东林书院记　熊赐履 东林是宋代儒者杨龟山先生讲论学问的地方。明神宗时，梁溪高景逸、顾泾阳两位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于是依托旧址建成书院，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在其中讲学。四方士人多来归附，从此东林的名声传遍天下。天启年间，魏忠贤肆意作恶，大肆诛杀天下正直之士，特别把东林列入党籍，书院也因此被焚毁。魏忠贤失败后，曾有人请求修复，但经历战乱之后，仍然倾圮如故，只剩道南一座祠堂，衰败地立在冷烟枯草之间。如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天子隆重尊崇师儒，推重和奖赏道术，近来 特意批准言官的请求，下诏各直省营建书院，作为士子观摩学习的地方。于是景逸先生的从孙节培，召集乡里的亲友，向有关官府申请，准备材料，招集工匠，并广泛购买募捐。过了一个多月便落成，讲堂、学舍等规制全都具备。诸生按时诵读学习，与从前没有不同。节培于是写信到金陵，请我撰文记载这件事。我回顾今昔，不禁深深感到世道兴衰。从来书院的设置，本来就与学校相互配合。近代以来，往往因为讲学，触怒当时的君主和宰相。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成为圣人，学习成为贤人。所谓讲学，就是讲明成为圣人、贤人的道理，使人知道应当从事什么。依据事情的遗迹来考察人的内心，这难道不是宇宙恒常的法则、人生最切要的事务，也是君主和天下师长所乐于听闻并急切赞许的吗？可是有些人却因此嫉恨憎恶，甚至设置严厉禁令。禁阻不止，便不惜诛杀、灭族、流放、窜逐，还把祸害遗留给当世。唉，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自从削除名籍、砍伐书院树木以后，我们这一党的灾祸，第一次见于宋绍圣年间，第二次见于庆元、嘉泰年间。到了前代熹宗时期，这种祸患更加惨烈了。世道沦丧，国事也随之败坏，覆车的旧辙接连重现，却竟没有人醒悟，这难道不值得令人寒心吗？不过，抚今追昔，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我们这一党中也应当有分担罪责的人。小人嫉妒、迫害君子，并不一定是因为有深仇积恨，发誓不肯与君子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只是他们平日立身处世、约束行为的方式，与君子大相径庭，就像香草与臭草、冰与炭彼此不能相容一样。而那些被称为君子的人，对他们又过于严厉，拒绝得太过分，使这类人无处容身。又不幸我们这一党的声誉日益显著，交游日益增多，一时那些题名标榜、随声附和的人，有的难免名不副实，前后行为横生枝节，于是不能使小人心服，反而给了他们可以攻击、可以议论的口实。这就是同文党锢之狱，小人常常悍然发动，丝毫不加顾忌。那么，讲学这件事难道可以永远废止吗？其中大概是有办法的。如今 太平之运正盛，天下讲坛兴盛，蓬勃发展。唉！这确实是圣道昌明的一大机会。因此希望我们这一党有志之士，以默默体认作为真正的修养，以笃实行事作为最高的教诲；不要用争辩攻讦来夸耀才能，不要因意见纷争而助长傲慢；尊重贤者，容纳众人，赞美善行，怜悯愚昧，与众人一同遨游在大道为公的时代，绝不要有固执己见、凌驾他人的弊病，给当世留下贬斥我们这一党的口实。这既是国家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深意，也是自古圣贤启发万物、成就事业的最高功绩。奉行这种方法，那么“讲学”二字将永远成为千古美谈，东林的名胜也足以与天地长存了。我出生得晚，曾从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中听到梁溪一派的绪论；如今有幸遇到这次工程竣工，回顾往事，不禁感慨万端，因此写下这些反躬自省、严厉责求自己的话，来勉励自己，也劝勉我们这一党。我们这一党大概也会认可这些话吧？谨作此记。

译《赐金园记》　张英。我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二月，请假回朝，为先父筹划墓地。在朝廷为先父筹划墓地，天子念及我十年在讲幄供职的劳苦，特地下达 亲笔诏书，称赞我敬慎勤劳，赐给白金、文绮，恩赐十分优厚。我把所赐金的一半置办墓田，另一半准备购置山林数亩，作为休息和栽种的地方，用来避开喧嚣、安度晚年，以表明对恩泽的记念。龙眠山距离城郭五六里左右，山岩峰峦层层回折，溪谷深邃秀美。经过石马潭、媚笔泉，水石之胜更加增添。重重山岭盘曲交错，沿一条小路进入其中，忽然变得平坦开阔，田地房舍散布其间。我二十年来一直想在这里置居，写入诗篇咏歌此事已有好几次。壬戌年回乡时，这个愿望更加迫切。老朋友左子橘亭于是成全我的心愿，把这片土地给了我。这里有池塘可以捕鱼，有山林可以砍柴，有田地可以耕种收获，有园圃可以栽植，有厅堂可以宴饮休息，有松、竹、梅、栗、桃、杏之类，可以供人观赏枝叶、收揽花朵。于是依照旧屋修葺更新。厅堂朝向西山，称为西轩；梅花树下的屋子，在厅堂稍东，称为东轩；另建南轩、北轩。过去早已有建四轩的志愿，如今大致具备了格局，这就是香山所说的“形体虽小而大体具备”。旧屋只题有朴素匾额，石阶土墙，没有丹漆装饰，也没有台榭的壮观。门几乎碰到匾额，路径狭窄得容不下一辆车。唯独它掩映在佳树美竹之间，曲折在翠峰芳池旁边；平整的田野如同锦绣，村落环绕四周，都可以凭靠轩中的栏杆看见。从前贺季真年老时归隐山阴，赐给他鉴湖一曲，我心中羡慕这件事，却还惋惜他归去得太晚。我承蒙恩遇，出入宫禁，作为侍从亲臣，又得以捧受 天子所赐的金子，回来营建优游休息、宴饮闲居的地方，早晚寝息生活在其中。虽然自顾才华风流不足以仿佛古人，但衡量所遭遇的恩遇，难道能说古今之人彼此不能相比吗？我的年纪还未衰老，却多有疾病，性情害怕喧闹而喜爱幽静。一年之中，住在城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二。遇到风雨寒暑，便关门读书；天气温和晴暖，便散步田间，眺望云气景物，欣赏花木。穿粗布衣，吃清淡食物，知晓本分而知足，希望终老于此。因此以“赐金”命名此园，濡笔写下这篇记，用来记载 圣主的恩德，叙述良友的情谊，表示要让子孙永远不忘罢了。《赐游西苑记》　陈廷敬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 皇上在西苑，召见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干学、学士臣英、侍读学士臣士奇、编修臣杜讷。皇上在苑中赐宴，近侍引导臣廷敬、臣干学从勤政殿左门进入。殿门都向北开启，以顺应时令、宣达政令。皇上亲自题写匾额，告诫自己御临此处听取政事，并不是像避暑的宫殿、纳凉的楼阁那样。大概虽然 驻跸之处不同，皇上却没有一天不与群臣接触。看见暑热的阳光偏斜时，正是用膳之时；天上还挂着晓星，便已经起床求衣。只有勤奋，只有专心，从辅弼大臣到各部门的丞令之类，承受皇上的恩宠和询问、沐浴清光，也没有一天不能到这座殿中来。由殿角向南走，登上横廊，经过小轩向西。这是皇上讲论经艺、思考政事的地方，防息深严，极少有人能够到达。小轩仅有一楹宽，题名为“知稼”，于是称为“知稼轩”。稀疏的篱笆、野草和花朵覆盖着小路和四周的曲岸，萧然有乡村田野的意味。向西迤逦走几步，秋季禾苗铺满田亩，远望如云。前面有一座亭子，名叫“秋云”。英、士奇、杜讷三位大臣已经先在那里。登上台阶，像鹄鸟般直立眺望。北面的一座院子叫“丰泽”，西面的轩叫“嘉颖”。从“知稼”到“嘉颖”，都是取农事作为命名意义。有的用粗木作椽，随意题写，不加雕凿，不设斗拱；有的只是白屋和木板门，不施黑漆丹彩。没有华丽的房屋、重叠的廊庑，也没有文饰的窗棂和雕镂的栏杆。盛美啊！这正如尧的土阶、文王的栝柱、大禹的俭朴、卫文公的节俭，也正是后稷、公刘所栽种而不敢逸乐的作风，是《豳风》所记载的事情。臣回头对诸臣说：“唉！皇上的圣德达到极点，我们有幸遭逢，承受恩礼，哪里有什么力量能够报答呢？”诸臣都相互赞叹，惶恐地叩首。在亭中按次序就座。当时久雨初晴，激荡的水波映照天空，动植物都舒展畅快，鱼鸟欣然自得。不一会儿，芳香的宴席摆列出来，臣等战战兢兢，拿起匙箸用膳，仿佛不能胜任，更加害怕自己白食俸禄。吃完饭后，中使前来赐物。御书以及内廷制作的珐琅涂金香炉、香瓶、香盒各一件，玉轴宝题，御书文采灿然；香炉中的烟气还温热，香盒中也装着香料。想到这恩典非同寻常，心中惭愧而惊悸。中使返回后，命令臣等叩首九次以表示感谢。退下后，我私下想到：古代君主赐臣下食物、增加菜肴，有时以亲笔文章宠赐，有时赐给御用装饰器物，都是为了奖励乐于效劳、具有才能的人，礼待贤能之士。臣出身田野，贫寒卑贱，才质鄙陋微薄，却被提拔历任台司，每日侍奉宫禁，受到丰厚频繁的赏赐，四时都蒙受恩泽，却没有丝毫补益国家；而 皇上的恩意如此接连而至，这已经是臣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的恩德了。我又想到，贤明圣德的君主，必定恭敬节俭、勤于爱民；因为恭敬节俭，所以亲近贤者、礼待士人；因为勤于爱民，所以重视农业根本、兴起教化，养育贤才并惠及百姓。这些道理，古代典籍早有记载，臣曾诵读《诗经》而通晓其中意义。解释《诗经》的人说，《由庚》写君主调和阴阳、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循其道；《南有嘉鱼》写君主乐于亲近贤者；《崇丘》写万物得以极其高大；《南山有台》写君主乐于得到贤者；《由仪》写万物生长，各得其宜。诗篇彼此反复映照，说明得到贤者便能养育万物。天下太平，恩泽遍及四海，所以接着有《蓼萧》《湛露》，写宴饮赐予的盛况，用来显示得到贤者的功效达到极点，因而成为天下共同歌咏欢悦的事情。所以最后又以《菁菁者莪》作结；若不是贤明圣德的君主，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如今 皇上恭敬节俭、勤于爱民，圣德达到了最高境界，巍巍无穷。并不因为臣等不是贤者，却对我们给予超过常礼的礼遇。那么那些隐居山林、具有道德的人，谁不想接踵来到朝廷，效忠竭智，建功立名，使自己在当世显扬呢？这又是臣深感庆幸的地方。因此我私下依附诗人的意义，已经写成五章诗，用来歌咏盛事，又谨慎地记载如上。《皇清文颖》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十九

译记 《乾清宫读书记》【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乾清宫，御试】徐干学 我 皇上承受帝位、接受天命，德行盛大、教化神妙，文教车轨与勋、华时代齐平，治理之盛与轩辕、帝喾相合。正朔颁行八方，礼教遍及六合，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然而 皇上之所以使天下达到如此盛大的极治，唯在于勤奋学习、喜爱古道，极尽探索《河图》《洛书》精微深奥的道理，通晓天地浑然未分的规律，穷究古今纷繁深奥的事理，观察万物屈伸变化；贯通历代礼乐，探究天地初始以来的运数，制度的沿革损益都灿然完备，典章制度和文教事业也都清楚地建立起来。自从文字和契刻产生以后，简册典籍浩如烟海；即使身处深宫禁苑、宽广殿堂和细竹席之间，皇上仍然从早到晚披览不倦，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无所不包，文治武功的方略无所不充裕；合乎天意，取信于人，近处可以施行，远方也能彰显，一旦推行实施，实在容易。臣恭敬读《尚书》到《说命》，才开始读到关于学习的话：“君王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基础；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大概君王广博见闻，是要落实在事业上，并不只是用来增加阅览、博取博学多闻的名声。夏商周三代贤明的君主没有不是如此的。只是后世君主，有的厌弃诗书，有的开始勤学而最终停止，因此治国功业也不如上古。像汉武帝表彰六经，东汉显宗、肃宗二帝亲临辟雍讲学，唐太宗留心典籍，意趣高远，宋真宗、仁宗亲自阅读经史，直到半夜也不停止，史册流传下来，把这些当作美事；但他们的治理不能达到极盛，是因为所学习的道，并不是二帝三王的道。有谁能像我 皇上这样，合乎道法来推行政事，与天道相合，自我奋勉而不停止呢？臣认为，乾卦象征刚健，天得到“一”而清明，这就是乾的象征。解释者说，“一”就是专一而不屈挠，纯粹而不停止的意思。清穆的天体高居上方，日月星辰纵横交错，气化运行循环不息。天哪里有休息的时候？又哪里是靠外力强迫它如此的呢？正因为自我奋勉而不停止，所以刚健的作用达到神妙。稍有停息，就不再是刚健了。孔颖达《正义》说：“天体的运行，昼夜不停，周而复始，没有一刻衰减退止。”君子以人的事业效法天，也像天一样刚健，自然而然永不停止，没有丝毫间断；因此仰观俯察，穷尽搜求、广泛阅览，包罗宇宙，酬答神明与人事。虽然功用深远得无人能够测度，但其范围不超出一心。大概皇上的心，就是二帝三王纯粹而永不停息的心。皇上的学问，就是二帝三王精心专一的学问。没有一刻不以学习经典为常，就没有一件事不合乎道。由此达到如此盛大的治世，远远超过古代，难道是偶然的吗？臣谨奉 命撰写 《乾清宫读书记》，谨记如下。《瀛台恩宴记》　徐干学 圣天子登极二十年，九功次第成就，七德之歌传唱；战争和凶暴之气消散，鲸鲵般的敌人潜伏，遗留的余孽将被消灭，各方都已平定，威武的弓将要收藏，神圣的旗帜也将要收起，风雨按时而调和，年成将获得大丰收。天子在秋七月壬申日，于瀛台宴请群臣，这是特殊的恩典。群臣从西苑门进入，乘船渡到石桥，侧身依次站立等候。天子派重臣传谕说：“在朝廷任职的诸位大臣，多年来尽力效劳，所受恩典还没有遍及。如今朕驻跸于此，召集诸臣会聚欢乐，以使今天的盛会长久流传。鱼、藕、菱、芡之类，都是苑中现有之物，不必耗费国家财力。又想到秋露刚刚降下，各赐文绮表里，用来制作应时衣服，这不是比照正式宴会的大规模赏赐。你们都应明白朕的心意。”诸臣依次拜谢。受赐者伏地奏道：“臣等只是充数任职，过失很多，没有丝毫劳苦，正害怕在下面失误。” 天子恩典丰厚，朝廷上下都得到润泽，群臣跪着聆听 温和的诏谕，更加感到战栗；我们微薄如尘埃的诚心，难以补报如海岳般的恩德。臣等惶恐惭愧至极。奏报完毕，拜谢。承受恩典后入席。天子又下令说：“古代君臣之间有献酒酬答。今天饮宴，朕不能遍劝群臣，你们尽情畅饮，极尽欢乐，不要有人不醉。”诸臣再次拜谢叩首，入座。饭毕，换席摆上菜肴果品。赐给每人上等美酒一卮，又命勋旧大臣和学士劝饮，不限酒杯数量。当时天气清爽澄明，树木茂盛浓郁，秋兰散发香气，山谷鸟声和谐。诸臣醉后谢恩，各自捧着所 赐之物离开。臣既然在承华署任职，有幸参与这样的荣耀，又以执笔侍立于螭陛，按道理应当有所撰述。臣考察《仪礼》，其中有燕礼，在五礼中属于嘉礼：一种是君臣无事时举行的宴饮，一种是卿大夫有劳绩时举行的宴饮。如今诸臣有幸承受 天子的恩宠，正逢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朝廷之上，日月星衡受到神妙的运转，使万物各得其所，四海都蒙受恩泽。诸臣正在任职，尚且做得不够，哪里有什么劳苦可言？这就是大小臣工承受 恩典而感激惶恐、局促不安的原因。臣又读《小雅·鹿鸣》的小序，认为它是宴请群臣嘉宾的诗。既供应饮食，又把货币布帛装满筐篚来表达深厚心意，所以燕礼歌唱《鹿鸣》。郑康成注释说，这是君臣讲明道理、修治政事的乐章。贾公彦疏解《鲁颂》“振振鹭，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这首诗，也认为这是君臣共同明白义理、彰明德行而举行宴饮。饮酒时有酬谢宾客、送酒的礼物，进食时有劝宾客饱食的礼物。三代盛世，上下和谐欢乐，君臣之间如同一家人和父子。议论者认为，君臣交泰的盛况、成就大治的根本就在这里。秦汉以后，这种风气遥远得再也看不见了。那么，天子用来施恩臣下，供给饮食，又用筐篚中的礼物劝勉他们，使他们不醉不归的做法，恩德周遍，礼数隆重厚重，与《雅》《颂》中所说的前后完全一致。自三公直到各部门官员，难道有谁不愿感戴 圣德的高深，浸润肌肤、深入骨髓，来图报万分之一吗？因此臣记述这次荣耀的遭遇，并附上五言古诗四章，作为《瀛台恩宴记》。

译《御赐书记》　徐干学　皇上认为侍讲学士臣尹泰有求学之志和操守品行，使他在 内廷供职。不到几个月，因为他勤勉，便赐给他内府秘藏的《秦汉文》一帙。臣恭敬地接受赏赐，连续几天喜悦之色都显现在脸上，于是对学士臣干学说：“尹泰年少时读书，只大致通晓典籍；年长后粗略知道大义，却从未窥见圣人言论的深奥。自从侍奉 禁庭以来，见到 皇上聪明睿智，勤勉不倦；在听政之余，精研深思六经的精要和历代史书得失。皇上每次召见臣泰，都当面加以 训诫开示：凡是古人的文章，一个字一句话稍有疑问，天子的言语便加以阐明，清楚得如同看火。臣泰侧耳聆听，俯身思考。这样过了几个月，心中便有所启发。今天的尹泰，已经不是从前的尹泰了。皇上认为尹泰可以在学问上继续进步，于是 把这部书赐给他，又加赐 御笔亲书。尹泰虽然不聪敏，也将终身钻研它，反复考察、推演，以增长自己的神智；还要传给子孙，世世代代珍藏。请您替我写下这篇记。”臣干学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留心文学艺术的君主很多，却没有一个像我 皇上这样好学深思、精微广大；《说命》所说的“及时敏学”，《周颂》所说的“缉熙”，都不能超过皇上。臣干学浅薄无能，却有幸遭逢盛会，得以侍奉讲幄，并且进入 内廷，仰见细竹席和宽广殿堂，早晚都能亲近圣心；而尹泰朝夕供奉，也能够恭敬承受，宣扬圣德，亲近圣明，距离不过咫尺，难怪他能够浸润于 皇帝广大的德化之中，并且在自身修养上得到陶冶。臣又想到，臣下接受君父的赏赐，哪怕一尺一寸也无不以为荣耀。唯有赐书最为优厚，车服有时会破旧，金玉财货有时会用尽，只有书籍能够流传永久；遵守其中训诫并付诸实行，其璀璨不亚于天球、河图，世世代代守护它，就像河山带砺那样绵长。尹泰感激之深、珍爱之极，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是说皇帝的恩德广大而深远，并且亲自以此修养自身。臣又恭敬地想到，臣子接受君父的恩赐，哪怕尺寸之物，无不以为荣耀。只是御赐的书法最为优厚：车舆服饰有时会破损，金银财物有时会耗尽，唯有御书可以流传永久。臣当以此训诫自己，切实行之；它的璀璨光彩，不亚于天球、河图，并且应当世世代代守护，如同河山带砺那样绵延长久。宜泰感激之深、珍爱看重之至，也就可想而知了。东宫将要出阁 皇上特意提升尹泰为詹事，对他的眷顾倚重更加深厚。尹泰更加思考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以报答非同寻常的 恩典；将来如果接连升任三公，得到丰厚赏赐，还应当替 君主记述此事。务必勉励自己，珍重自爱。” 《赐游西苑记》　徐干学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初九日天刚亮，群臣奏事完毕，奉诏赐臣廷敬、臣干学游览西苑。环卫引导前行，从勤政殿左侧经过小路入门，便是知稼轩。轩外空旷开阔、清爽高敞，令人心胸眼界都开朗。走几步到秋云亭，臣英、臣士奇、臣杜讷拱手直立在亭外等候。亭西就是嘉颖轩。那里是皇上批阅奏章和进膳的地方，南面是狎鸥亭，平临太液池，彩绘栏杆鲜明澄澈，如同图画，远远便能看见。池面水势浩荡，荡漾无边，视野极尽仍看不到尽头；清流环绕引入，荷花菱荇铺满水面，青色红色相互掩映，水面倒影随风飘动，鸳鸯和鸬鹚自在地飞翔鸣叫。池的北面种植黍稷、禾苗、瓜果，几畦庄稼正到秋季，穗芒秀丽，尽收眼底；那里有辘轳和高井，地下水脉相通，清泉不会枯竭。向西迤逦，朱墙以内就是丰泽园。那里是皇上下朝后读书的房间，水流环绕台阶，建筑规制朴素雅致，全无雕饰。臣等仰望看见 皇上处理政事、研习学问直到日偏西仍无暇休息，想到百姓生活所依赖的农业，勤于农事、不敢逸乐的心，即使身在清静宴饮之处，也从未片刻停止。侍卫传达 温和的谕旨，赐给上方珍馔两席，又 赐臣廷敬、臣干学 御书各一幅。御笔文章光彩焕发，如龙飞凤舞；又 赐臣等五人珐琅香炉、香瓶、香盒各一件，制作精巧，五色绚丽，香烟袅袅。臣等全都叩首顿首谢恩，于是出苑。臣私下想到，前代杨士奇、李贤等大臣，都有皇帝赐游西苑的记文，和周代在镐京宴饮、汉代横渡汾水、唐代在兴庆宫游宴相提并论，成为美谈，流传在简册之中。从前我曾心中羡慕，认为能有这样的遭遇是多么幸运，哪里想到竟能亲身侍奉尧舜般的君主，手持囊橐、簪笔，出入 殿廷，亲眼见到 天子恭敬节俭、仁慈圣明，勤于政事、讲习学问，功德巍巍；又承受如此深厚的眷顾恩遇。臣只是一个卑微的儒生，才学不及前代诸臣，加上孤立无援、根基浅薄，与世人少有合拍，却蒙受 圣主特别明察的知遇，实在远远超过前人万万倍。这正是臣扪心自问而知惭愧、感戴恩德无穷的地方。深思此次游览所见，禽鸟游鱼飞跃，草木繁茂，即使是一物一类，也都因为接近日月而受到恩泽，顾念并依恋皇恩。何况臣略知诵读，列身侍从，所受宠爱超过本分，日夜思量，才短识浅，不能报答充实，和万物相比，性命卑微而恩德深厚，只能白白欣赏闲暇景色，对清明时代没有益处。然而臣区区之心，怎么能就此停止呢？每当想到古人，即使处在同僚之中，受到一饭之恩，也在情义上不能辜负，何况承受 上天般隆盛的宠爱，恩施重重叠叠，即使《小雅·鹿鸣》所称用筐篚承受礼物、设宴礼待嘉宾，也几乎超过了它。臣究竟是什么人，怎敢吝惜这顶戴和身体？假如臣自我发誓所守的操节稍有改变，便是白白浪费这次遭遇，辜负 圣恩，成为天下人的大耻辱。至于经学才能和器识，臣在朝廷大臣中最为后进。但犬马只知道依恋主人，葵藿也能向着太阳。臣怀抱这片微薄心意，只希望报答万分之一罢了。臣既以此自我勉励，也与诸位大臣共同努力。

译《翰林院题名碑记》　徐干学 翰林院设置于唐开元年间，从各曹尚书以下直到校书郎，都可以参与选任。进入翰林院的人概称学士，同时有待诏、供奉等名目。宪宗时设置学士承旨，地位在学士之上。到了宋代才确定制度，资历浅的任直院，暂时代理的任权直，学士的职位也从此尊贵起来。翰林院长官方面，明初又设置讲读学士、讲读、修撰、编检等官员，制度于是完备。当时进入翰林院的人并不专取进士科，到了天顺年间，李贤建议，才全部任用进士。本朝沿袭明代旧制，间或对唐、宋、明初制度有所增损，被举荐的人也可以进入翰林。天子重视文学，才士蓬勃兴起，儒林、文苑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翰林是朝廷掌文学、任侍从的臣子，居处接近禁宫，掌管制诰；公卿辅弼的声望，往往由此选出，并不是靠雕虫小技、篆刻文章的才能就能胜任的。我自庚戌年考中进士以来，先后任职翰林将近二十年，自信质朴笨拙，没有别的长处；只是每一句话、每一项议论，也希望追溯本源，探究作用，以经学来治理世务，希望不愧于古人立言不朽的道理。如今正努力去做，却还没有达到。难道敢凭借虚名喧哗于世吗？我曾论述，有明一代馆阁文章的盛况，没有超过洪武时期的。太祖搜集元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征召和举荐当时名士，如高青邱、陶主敬、宋景濂、王子充、张志道、方希直以及练黄诸公，学术源流相承，不只是文章典雅，也多有以节义著称的人。永乐、洪熙年间，则有三杨、二王、南陈、北李，功业政绩卓异，可以传世。到了成化、弘治年间，长期享受太平，文风气度弘大，当时怀麓、沧洲树立旗帜，白沙、定山各自开辟道路，熊峰、圭峰振兴文风，东江一派的人，世人把他们比作苏门六子，其中大半都在翰林词林之中。其他如柴墟、鹤滩、俨山、升庵、二汪，都把读书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倡导发扬风雅，成为词林的表率。到了隆庆、万历年间，东阿、临朐仍然能够学问有根柢，文章懂得体要，不失前人的规矩法度。从此以后，才俊纷纷出现，争相以浮华自我夸耀，枝叶越来越繁多，流风趋向越来越低下；谈论文章的人甚至以词林互相诋毁，那么政事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史馆编次有明一代文章、政事兴衰的原因，不禁慨然叹息。我曾奇怪，文学方面如道、思、应、德、熙甫，功名理学方面如廷益、伯安、德温等人，竟都没有列入馆阁选任；而在馆阁中的大儒伟人，又有的不是出身科举。胡仲申、赵子常、徐大年、王常宗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国史，名声光耀天地。由进士进入词林的人，在二百七十年间何止数千，但能流传后世的却可以指着数出来。所以知道，是人能够使官职尊重，官职却不能使人尊重。太史官说，柱史这一星在勾陈帝座旁边，是翰林的象征。我有幸遇上政治清明的时代，兄弟相继进入翰林，实在是罕见的际遇。只是我年老将要知天命而且已经接近老迈，没有能力报答称职；在职的各位公卿，一定会有远远胜过前代的人，上应昌盛的时运，完成臣子的职责；或者更大的希望还在后来的贤者身上。因此我敢援引旧闻，以文字加以申述，把这些题名刻在石碑上，告知后来的君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翰林院教习堂题名碑记》　徐干学 古代培养造就人才，有《周礼》中大司徒、乡大夫以宾兴选士的办法，有《戴记·文王世子》中大乐正教导国子的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后来朱熹、真德秀分别制定按年读书的方法，讲求得更加详细，但那都是人在出仕以前的教育。对于士人出身之后的教育，没有比翰林院教习制度更好的了。起初，明洪武年间，选拔天下举人中年少而资质优美的张唯等十人，提升为翰林院编修，进入文华堂学习，诏令宋濂、桂彦良担任他们的老师。太祖一有政事闲暇便亲临考核学业，亲自评定高下，光禄寺供给饮食，太子和诸王轮流作陪，并赐白金、鞍马、冬夏衣裘。到了永乐二年，又选进士二十八人，再增加周忱一人，到文渊阁进学，供给笔墨纸张，分发抄本并赐予宅第，礼遇更加隆重。当时人们以入选为荣耀，称他们为二十八宿。其中如王文端直、李忠文时勉、陈文定敬宗、周文襄忱，后来都成为名臣，德业和文章照耀一代，可以说是极盛了。从此以后，每科的庶吉士都由学士担任老师进行教习。然而沿袭日久，学堂的课程几乎与乡村私塾相同，师生互相习惯于柔弱熟烂的套式文章，如今流传的馆课文字就是这样。因此士人的气势奄奄一息，终于不能振作起来，但这种危害还不算严重。自正德、嘉靖年间，姚江创立学说，把陆象山的心学同永康学派的功利之说结合起来；徐文贞主持国政时，私下偏爱这种学说。后来张江陵任馆师，命庶常们每天接见上计吏，询问政事利弊，接引宾客，渐渐热衷于招摇，于是士气发生了变化。赵大洲任教习时，又引导士子讲诵《楞严经》，把佛教引入儒学，妨害、割裂名教；这是得罪我儒道最严重的事情。流风相互牵引，不知何时止息，这种祸害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我 皇上道德深厚完备，又加以圣学修养，想使天下人的心重新统一归于古道。作为翰林侍从官，承担启发君主、备顾问之职，尤其不可不加意用心。于是皇上常常赐予考试，亲自评定甲乙等次，如同旧制；又不时召见对答于便殿，讲说义理，很久以后才结束。乙丑年春天，皇上已经赐予进士及第、出身，选入庶常，名次各有差等，主管官署便请设教习。皇上特命我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同院长一起主持这件事。第二年夏天，我升任礼部职务离开了，主管官员请求另行替代。皇上命令仍照旧办理。我自知孤陋寡闻，却接连承受异常的恩遇，反复自省，既惭愧又惶恐。回想我进入翰林时，馆师孝感公痛切地排斥异端，在程朱学说晦暗之后阐明考亭的绝学，儒学因此得以不至失传。于是我依据他的本意，撰写条例十多条，召集庶士告诫他们。大体以立志向圣人学习、竭力尊崇正学为第一要义。每季有考核，每月有课业，用来磨炼、督促他们；我不敢蹈袭常规旧习，只求敷衍塞责。务必使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以六经、四书为归依，同时在立德、立功方面，都足以储备为天下国家所用，不辜负 皇上殷切培育人才的心意罢了。然而几年来，我所见一馆人才，也已经文质彬彬，足以观瞻了。但是前人做这件事时，他们的才华和学问都足以超过我十倍，而题名却缺少没有刻下，那么谁知道这种教导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因此略微考察开国以来的姓名，把它们镌刻在石壁之间。至于我偶然曾对这件事尽心，并急切希望后人看待今天，如果把心中的意思说出来，实在不敢。刑部题名记　　　　　　　　　徐干学 外部从提刑按察司所判定的三流以上罪案，内部从八旗、五城御史等各类案牍，统统归入刑部十四司。每年上报皇帝听闻，并裁决罪刑轻重。至于新旧条例，应当归于统一；对于非常时期的怜恤宽免，务必广泛体现皇上的德意。天下督抚所依据而奉行的，只看刑部颁发下来的法令罢了。《易经》取象于刑狱的卦有五个：明察在上、威势在下，叫作“噬嗑”；威势在上、明察在下，叫作“丰”。“噬嗑”的《象传》说：“明罚敕法。”先儒认为，“明罚”是用来向百姓明示，使他们知道躲避；“敕法”是用来防范百姓，使他们知道畏惧。这些都是在施刑以前设置的，所以“明在上、威在下”，正是今天刑部的职务。至于“威在上、明在下”，便叫作“折狱致刑”，只是奉行君上的法令施加于民众，是良好司法官吏的职责罢了。因此刑罚关系到人的性命，而天下人的性命尤其系于刑部一个官署，怎能不谨慎呢！我 皇上登临帝位以来，始终战战兢兢地体恤刑罚，每年审理囚犯，多有宽赦；临到判决时，甚至流泪、减少膳食，还时常告诫三法司不可枉法滥刑。误判入罪和爱护生命的德意，已经深入人心，达到刑罚废置的境地应当并不困难。然而我观察古代，皋陶担任士官，终身没有调任他的官职。至于汉代的于定国、陈宠，哪一个不是世代研究法律，明白熟悉法律条文，因此属吏不能借机欺骗。如今刑部的属官和书吏长年在其中任职，对于罪刑轻重的条例，只凭自己的意愿拟定；任职的官员面对案卷茫然无措，只求侥幸不出事，赶快离去罢了。我兄弟先后因承受 恩典，轮流掌管国家禁令，虽然稍微想有所施行和创设，也因为调任升除催促得很急，未能完全施展。正因为这样，才希望刑罚没有冤屈，以此仰望报答 圣明天子殷切询问的深意，这难道不是很难做到吗？即便如此，也不可不尽心。一件案件的错误，往往牵累许多人；一条条例的差错，会遗害数代。不只是看时间长短而已。梁统上了一篇主张重刑的奏疏，便使灾祸殃及全族；路温舒请求崇尚德教、放宽刑罚，子孙便显贵做官。祸患和福庆的积累，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况且人有离任和留任，姓名却不会磨灭；百代以后，悠悠众口，谁还会替你开脱呢？看到这块题名碑的人，也许会因此畏惧而知道警戒。

译刑部题名碑记　　　　　　　　徐干学 先王治理天下，难道不想使全天下人在一世之内都归于礼乐之中，从容涵养，共同登上仁寿的境域吗？然而五刑的制度，唐尧、虞舜也不能废除。舜帝命令皋陶说：“这些臣民，不要有人冒犯我；我任命你担任士官，要明白五刑，用来辅助五教，希望达到我的治理。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百姓协和于中正，这才是你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五教施行之后才设置刑罚；对于不遵从的人，才用刑，随后人心才能端正，风俗才能形成。刑罚是先王不得已才使用的，即使使用，也期望最终停止而不再使用。我曾读刑书而感叹，古人制定法律的深刻用意，仍然保存着先王的旧意；如果不明白礼教，不讲求心学，不能辨析细微之处，就不能审断百姓所触犯的刑法。各种人有各自的情状，援引法律来确定罪名，不过是狱吏的事情罢了。然而事情并不只是表面情状：有的人亲自持刀刺人、打开箱笼搜取财物，却未必是首恶；有的人只是束手安坐，从容指挥，却要判处重罪。有防止盗贼奸宄的案件，犯罪相同而罪刑不同，犯罪不同而罪刑相同；有同一个人要区分前后情节，同一件事要区分彼此情况，于是定以不同的罪名。这就是过失与故意的区别，也是诛心定罪的方法。只有文理周密、审察精细，并且哀怜谨慎地审理，才能真正得到案件的实情。《周官》所说五声听狱的方法，除了双方陈词、单方面陈词之外，还听察神色、听察气息，可以说已经很周密了。又有听察耳闻、听察目见的方法，不只是凭自己的耳朵来察听别人，也不只是凭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别人。先王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隐匿实情的人。人的内心隐藏起来，实在不容易了解。施行刑罚，要根据他的内心来决定轻重，而外在所犯的事情反而只是末节。因此刑书所记载的，全都是治理人心的方法，并不只是用来治理人的身体。儒者鄙薄地把这些说成法家之言而忽视它们，一旦亲自处理司法事务、判决疑难案件，怎能保证不发生误判入罪呢？我由刑部都察院长官调任西曹时，每每举出这些道理告诫属官；临到判决时，平反了许多案件，总的来说，皇上也体察并采纳了我的意见。皇上具有如上天一样爱护生命的德行，对于罪情有疑的案件只从轻处理，不杀害无辜，因此在这件事上尤其战战兢兢。皇上即位以来，多次发布慎重审理狱讼的 仁德诏令。每年审理判决案件上奏时，必定反复详细审察，寻求使犯人获得生路；实在找不到生路，然后才施刑。每年处死的不过一二十人，而且又连续多年大赦，使他们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他的怜悯悲痛、仁爱百姓万物的心意，已经极其深厚完备。即使尧舜那样能够完全体现上天德行、制定法令并配享的圣君，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我虽然没有学习审断案件，但是先王敬慎狱讼的原则、刺探实情和宽宥的方法，从小就经常听闻。汉代儒者援引经义判决案件，最为接近古制，直到今天仍沿用。唐律也都本于经典中的防范原则。我兄弟平日谈论这些问题，常常感叹古人无不以经学来治理司法，只是后世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我任刑部职务不久，我弟弟立斋也由都察院长官调任西曹。我兄弟接连承受国家恩典，先后执掌风纪，掌管国家刑禁，这职务可以说很重要了。我任职时间尚浅，还没有完成各项施设，我弟弟和诸位君子还请努力防护，仰承辅佐我 皇上实现无刑教化的旧有政令，并把它告诉我；我怎敢不把这些防范之意申述在题名碑石上。礼部题名碑记　　　　　　　　徐干学 朝廷有重大的制作和重大的诏命文辞 天子不认为干学没有才德，常常召来 询问，让我参与审议；各馆的编纂、教习、庶常等事务，又像从前一样总领。私下想到自己资质荒疏浅陋，所有增益都超过了自己的才分，只怕最终失败。因此天还未亮就起床，半夜才睡，屏绝人事，专心于 国家交付的任用事务。一个月以来，各项政务渐渐得到治理。凡是部中沿袭的弊法，例如各省乡试、岁试和科试中磨勘解卷，以及内外关白文移，过去官吏收受贿赂、搜刮取利的各种陋规，全部 上奏请求废除；又上奏请求免除岁贡赴京 廷试，并改正科场条例，众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类似的事情很多，难道是干学一人能够做到的吗？也依赖共事的诸位君子同心同德，互相反复商议，才能够清理积弊，筹划新规。等到我升任都察院长官、解除刑部职务的那天，诸位君子全都到来，没有不流泪相送、依恋不忍立即分离的。唉！这也足以证明诸位君子的贤能，而我实在幸运。当我在部中任职时，天子亲自挥笔，写下“博学明辨”四个斗大字，特意赐给我，以示 宠爱和恩赐。我捧着跪拜 这份恩荣，惶恐得无地自容。私下想到自己一生没有其他才能，学问又极其浅陋。只是对于古人修饰文辞、树立诚信的原则，以及辨明义利的界限，不敢不拿来勉励自己。这是“明辨”学问的一个方面，也是臣子立身、侍奉君主的大节。我这点诚心，明早便自行发誓，不料竟得到皇上 圣明的知遇和过分的褒宠。我曾考察宗伯这一官职，不是道艺、德行都完备的人，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学问不广博，辨析不明白，凭什么彰显礼仪法度？综合这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关键在于统摄一切归于善，根本归结于诚。惭愧我不能胜任，因而写下这些话留给后人，作为题名碑记。詹事题名记　　　　　　　　　徐干学

译考察官制，东宫官属设置詹事府，用来统领各种事务；设置左右二春坊，用来统辖各局。三代以后，没有比唐代设置得更完备的。历代相沿，直到我 世祖皇帝即位初年，仍然沿袭而没有废除。当时太子之位尚未确立，官属空缺而冗杂，开始议论裁撤。等到 皇上继承帝位第十五年，建立 皇太子，于是仿照旧制重新设置詹事府。泽州陈公前来掌管詹事府，我任赞善，制度规划一切都是草创，陈公命我实际办理。二十三年冬天，我以侍讲学士的身份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恩典，特别得到提拔任用，于十一月接受职务，又修整陈公的政务；第二年升任内阁学士。我离开并居于这个职位，虽然时间不长，但回顾它的开端，我正赶上刚刚复设之初，能够跟随贤明的端尹，后来创制各项条纲，张大并确立各项细目，不同于其他时候只因优厚待遇而坐享成事，直到后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皇太子的睿智资质，每日都显著而恭敬地修养，时时敏悟；我又有幸充任宫廷僚属，仰面看到皇上对他的训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月〕 皇太子，真是极其周详完备；又遇到盛世隆运，实在有深厚的幸运。恭敬地想 皇上在万机事务的闲暇，深入研读经史，天未亮便起身，漏壶滴尽仍不停息。凡是皇太子的一言一动，无不由 皇上亲自作为表率；早晚的课程，亲自加以校勘；严寒暑湿，也丝毫不间断。自古以来 太子教育的严格，没有像我 皇上这样过的。我曾伏案思考其中的道理。古代教育太子的办法，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内有保，出外有师傅，由师傅传授道德义理，由保氏保养他的身体，又由师傅引导他接受教训。还要选择天下孝顺友爱、博闻强记、具有道术的人同他居处，因此太子的学习、言语、行为、见闻没有一样不端正。居于这种职位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如今的詹事、春坊官员，就是当时保傅的职任。现在还要承担训谕教导的责任。皇上亲临朝廷总揽大政，做臣子的都能够接受既定规制，在下面赞助辅翼，与古代相比，难易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古代宫廷僚属，每个人都承担他的事务、取得他的功绩，这是他们的职分；如今只有詹事能够进讲，这是一项职务。古代宫廷僚属出入宴游都同太子在一起，时间很长；如今只有进讲时能够陈说，时间很短。前代君主的学习，有的重视大处而略于小处，有的治理粗略而遗漏精微。至于我 皇上圣明的学问高深盛大，大事小事兼顾，精微粗略全都完备。高大啊，像仰望天空的人无法穷尽它的高度；浩瀚啊，像观看大海的人无法测量它的深度。做臣子的，即使接受既定规制，想要担当赞助辅翼的寄托，同前代相比，大概有独特的困难。想到这种困难而想要称职，我私下希望居于这个职位的人也都有这样的心意。皇帝亲耕处恭记　李光地。皇上即位四十一年春天，巡视京畿以南的农田，查看越冬麦，慰劳勉励农人。巡抚臣光地以及境内文武诸臣，随从皇上同行。这是二月壬申日。圣驾驻扎在博野，因春耕兴起，想到农事的艰难，亲自拿起犁具，终于耕完一亩田。臣命知县臣开铨，立即按田地疆界加以查验，立碑作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二月〕 追念圣上的遗迹，自古以来的盛帝显王，都把农业看作兴德的根本。《周礼》说王者的籍田由专官掌管，《月令》说孟春时天子亲自载着耒耜，把它放置在保介和御者之间。成王时，亲自同世子出去观看农事，又做饭给他们送去，尝试他们的饭食是否粗劣，并不把这件事交给随行的臣下。雅诗颂诗都曾歌咏此事，声音流传至今。伟大地想，我 皇上的圣德神功超过有周，能够勤勉于细小事务，为亿万年子孙作长远谋划。皇上创制典章常法、传播声诗，并不是一个县邑可以私自占有的。然而 圣迹留存于此，博野这个小县的名声也因此一旦闻名天下，这是非同寻常的幸运。自建置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这里又靠近郊甸；臣光地恰好担任地方长官，率领属官耕种，以代理官职承受缺额，得以参与这种宠荣。于是树立贞石，详细记载这件盛事，以传之后世。臣又私下想到，接受职务的那天，就得到内府所赐的《耕织图》；这次随从皇上，又特意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特别的赏赐，还得到亲临观看唐太宗所书《劝农诏》天章一轴，仰视得见我 皇上早起晚食，必定把致力于农业、努力耕作放在首位；凡是可以使民生得到增益、百姓所急需的事情，都竭尽诚意谋划，斟酌时机，请求施行。圣上的谋略、训诫和命令，将用来整治成法，教导农民顺应时令；这一切正从博野开始。臣光地已经亲自送 圣驾遣返，并命令归去；郡县诸臣都用这些话再三告诫百姓，因而一并铭刻下来以自我勉励。御书《太极图说》《西铭》恭敬记述　李光地。恭敬地想 皇上在道统上承接尧、舜、禹、汤，在学问上同洙泗、关中、濂溪一脉相归；处理万方政务的繁难，心中传承千古的奥秘，同时穷究象数的深奥，暗中订正唐都、洛下的学说而使之无误；采集文艺的精华，裁取汉、魏、江东的文章而使之恢复雅正。看看皇上天纵的睿智，实在兼具多种才能；而圣人创作的文章，也全都源自性理之道。因此在万机之中每日稍有闲暇，便独尊六经；诸儒的书即使在墨池边嬉戏，也必定翱翔于学海之中。御书《太极图说》《西铭》前后总共有数百本。某年二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南巡守臣光地随驾渡过天津，多次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 召见，于是皇上拿出 御舟中所书的两轴，来 赐给臣。我恭敬地拜手叩首，恭敬接受并珍藏宝藏。伏想这两篇文字是近世学术的渊源，和上古的图书、中天的《易》范相比，也必须经过百世等待 圣人出现并大加彰显；从前朱子作《太极图说》时，国史错误地增加了两个字，多次想向朝廷请求刊刻改正，最终却没有获准。等到他论说《西铭》时，又被林栗弹劾而离职。道统难以阐明，书籍难以流传，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如今我 皇上笃爱此学，深深契合，兴起已经绝传的道统，表彰隐微的义理；御笔所书 圣人出现并大加彰显；从前朱子作《太极图说》时，国史错误地增加了两个字，多次想向朝廷请求刊刻改正，最终却没有获准。等到他论说《西铭》时，又被林栗弹劾而离职。道统难以阐明，书籍难以流传，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如今我 皇上笃爱此学，深深契合，兴起已经绝传的道统，表彰隐微的义理；御笔所书 天章所装饰的光彩，昭示于后世，使千古增辉，正在于此。皇上这样以圣人的身份向贤者学习，使天下人都知道沿着河流向东直到大海；这是斯文的幸运，千载难逢的时机。若儒学先贤重新生还，不知会怎样欢欣庆贺。惭愧臣凡庸浅陋，不能恭敬承受，于是恭敬记述 这份恩遇，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以惠及天下的学者。《皇清文颖》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皇清文颖》卷二十 记 御试乾清宫读书记　韩菼。考察古代，圣人恭敬承受上天成命，继承无穷的大业和历代法统；他们都具有神灵般的资质，生来便知道并安然实行，确实达到了圣道，必定勤勉于学习经典，考察古事以求多闻，汇集政事而施行于政治，治理功绩大为彰显。然而自尧舜以来，具有天性圣质的人已经很少，而修养又不纯粹；有时勤勉却不能坚持，即使出现贤明君主，治理也不能完全像古代。此后更没有值得称道的了。上天启发圣人，使圣道有所寄托。我 皇上具备尧舜那样的资质，真正把握大中之道；即位以来，始终只有敬慎 天道和法则 祖述古制，在四方布施和谐，知道千余年失传的道统，无不在遗留下来的经典之中；既从本性中获得，又更加凭借 圣心阐明图书中的奥秘，追溯濂洛学派的宗旨，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继续发扬光明，用来处理万机政务，大小事情全都办理。近来小丑作乱，侵扰边略，四方征讨使不服者归顺；在堂阶之上施行文德，在天下之下彰显神武，用来成就大军的胜利，完成万世的功业。深厚恩泽普遍施及，已经极其优厚；宏大的谋略和伟大的功业，也已经极其壮伟。考察往代史册，彰显文治的君主有时不及武功，而成就大业的君主又有时放松了当初的操守。因此舜的德行已经极高，皋陶只称赞他“没有过失”；禹的功劳已经极大，孔子只称赞他“没有间断”；文王、武王的谋略功业已经显著，《诗经》却只歌咏他们“没有缺失”。这几位圣人，是自古以来极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却也仅仅避免了人性中时常会有的缺失，可见这种境界是多么困难。《小雅·六月》等诗篇多歌叹赞美宣王，然而到了《沔水》《鹤鸣》，便出现了含蓄的讽谏。我 皇上对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不敢轻易改变，对成功不自居，以不停息的诚意施行，以不懈怠的刚健坚持，时刻未曾稍有放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六月〕 皇上在乾清宫召见儒臣，延请他们来接待，陈说古代训诫；四书五经将依次阐发解释皇上的旨意，往复讨论，没有深奥之处不穷究。等到临朝听政之余，深宫中安静沉默，皇上精研学问、体味道理，在松云环绕的殿堂窗牖之间，同先圣酬答，相互契合而得到领悟，常常到半夜忘记睡觉，直到掌漏报告时刻、鸡人掌管报晓，仍然不停。接见儒臣只是片刻，而像这样早醒晨起、不得安宁，即使韦带儒生也很难做到。翻阅考察往代典籍，只能见到事迹，而独自传授的精微道理，即使大贤以上的人也不能窥见。大概 圣心只是担心自己会有过失、有间断、有缺漏，或者像宣王那样不能保持美德始终如一，所以借此退省自己，拿来同数位圣人相质证罢了。微臣位列侍从的末席，没有能力仰测皇上高深学问的万分之一；不过记录皇上的言语和行动本来就是我的职务。描写盛大美德，希望它永远不衰，也是臣子的本分。谨行拜手叩首，略略叙述自己所能知道的事情，恭敬地写成此记，以备左右史官篇章的补充。宝翰堂记　　　　　　　　　汪琬 前礼部尚书臣王崇简同他的儿子、现任工部尚书臣熙，以及延请臣琬到他的私宅拜访。宅中有三间堂屋，题名为“宝翰”，大概是臣熙建造的，用来恭敬收藏 世祖章皇帝所赐 御札、书法以及绘画的地方。于是他引导臣琬，让我一同观看。卷轴用象牙、犀角装饰，外面用彩锦包裹；打开匣子、启开书帙，光彩灿烂，满眼都是。琬看完后，臣崇简又命令我说：“你应当把它记下来。臣曾经侍奉过 孝陵，不敢用浅陋的辞语推辞，谨行拜手叩首为它作记。私下想，我世祖章皇帝具有天纵的资质、神武的功业，承受上天成命，向西剪除大寇，向南平定小乱。十多年之间，海内海外没有不宾服的。天下安定以后，才亲自屈尊 至尊之位，多次召见身边侍从和通晓今古的士人，讲解翻译诗书，修明礼乐，举行郊祀典礼，考察求取籍田、临幸学校的仪式，从而开始振兴文治。当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等到万机稍微清闲，又能屏绝其他嗜好，在翰墨的园林中游戏；挥笔淋漓，渲染生动，奇花般的文辞、异样的藻饰间或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他所收藏的 天府之中，当然不知有多少；而一寸绢、尺幅纸张流传到人间，公卿大夫之家都装裱起来珍藏爱惜，这样的作品也确实不少。臣熙出身于禁苑，凭借文学才望得到 皇上的知遇；于是出外掌管诏制文书，入内充任顾问，皇上出游、田猎、巡幸时，也没有不在交错随从、护卫的行列中。这样一共十四年，尤其因为恭谨勤勉、谨慎自持，成为天子亲信，所以多次蒙赐书法和绘画；同其他侍从所得相比，几乎还更多。由此才知道君臣相得，自近世数百年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臣熙所遇到的盛况。《周书·君牙诰》说：“只有我这个小子继承守护文王、武王留下的事业，也只有先正之臣能够辅佐我治理四方。”古代君王对大臣的期望就是这样。像我 世祖在位时，功业崇高、德行盛大，已经使天下安定，又谨慎选择一两个心腹辅弼之臣，如臣熙这一类人，用来辅佐我的后人。他知人善任，不能说不明；留下的谋划，不能说不深远而宏大。那么，竭尽股肱之力，奉行并发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百年〕 继承帝位的天子光明显赫的美好命令，使先皇帝的知遇不被遗忘，并使皇帝无穷的恩宠赐予得以发扬，这些都是臣熙的责任。书中又说：“世代笃守忠贞，效力于王室。”我在王氏父子身上看到了这句话。台湾载举宾兴记　　　　　　　陆葇 疆域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每天都得到开拓，并不只是登记户口、计算山林川泽而已。因为不忍心让那里的人不能共同生养发展，所以要把他们从鱼鳞介虫般的状态教化成人，并且用诗书驯服他们粗野强悍的性情。庚午年，我奉

译天子的命令主持九闽的考试；只有台湾每科取中一卷，始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到今天四年，考中者已有两人。臣于是恭敬地看到我 朝廷立法的善美，声教所及广大而深厚，远近没有隔阂。考试结束撤去棘闱后，我向几位父老询问台湾的风土。父老们踊跃上前说：“如果不是太史您询问，我们本来就要借巡行使者把情况报告上去。可以说这一方百姓日渐受到声教浸润，而整个福建的百姓都能够饱食鼓腹，鸡犬也不受惊扰。” 圣朝的恩德如日月一样，世世代代没有穷尽。台湾在澎湖屿以东，东西延伸大约二千八百余里。古代所称的鸡笼、淡水，是其中的一部分。当地人依山聚族而居，称为土番，没有官长。徭役赋税由丁口多者称雄；他们梳椎形发髻，赤身奔走。男子穿耳，妇女用皮布裙遮蔽身体。婚嫁不通过媒妁，路上遇见长者，便背过身站立，等他过去以表示敬意。有事情便集合议论，也让长者坐在上首。宴饮时围坐，用竹筒斟酒，跳舞歌唱，发出呜呜的声音，不计算日期。文字方面把草青之时看作岁首。性情喜好勇武，缠着藤条善于奔跑，踩着棘刺如走平地。村落相互仇恨，便用兵在第二天清早解决嫌隙，和好如初。他们不熟悉舟船，所以害怕海；捕鱼只在溪涧附近，却善于使用标枪。标枪长五尺有一咫，竹竿铁镞极其锋利。投标枪刺鹿必定命中，冬天没有不吃饱鹿肉的人。射野鸡便拔下尾羽作为旗帜，丢弃野鸡不吃。土地多产竹子，大的要数人合抱，长达十余丈。砍竹建造房屋，依靠鹿耳门九曲水作为险阻。土地适宜种植五谷，不用水田耕作。岩谷下面硫磺丰富，又晒盐、烧炭，以此有利于生计。商人和流民聚集，临街建屋开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年、四年、二人〕 珠玉、布帛、钱币、刀币之类，常常按时聚集交易。也有斗鸡、赛狗、吹箫击鼓弹琵琶的娱乐。然而读书、懂得文字义理的人，一个也没有。大概自古以来，声教从未到达这里。我 皇上的德威所传播之处，颁行正朔之地，西洋、荷兰、暹罗、琉球直到海外各国，都不等诏谕便自行前来，每年的贡赋没有缺少。只是台湾这块弹丸黑子的地方，对职方氏的版图有什么帮助呢？而逃亡的贼寇尚未平定，往往乘隙骚扰海滨田野；又制定苛刻凶猛的法律，残酷地役使当地百姓。台湾人，难道我们能把他们置于席外、任其被抛弃吗？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尺〕 朝廷命镇臣率领一旅军队，使台湾将领和士卒投降，收取其土地，上报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朝廷。于是设置监司，分别任命长吏，设立学校，尊重师儒，各项规划都同内地相同。八年之间，人口繁衍，教化训练，岛上的风俗大为改变；人人都知道品德、谦逊、仁爱、尊敬的道理，以及俎豆、揖让的礼节。每科都举荐乡贡士一人，以响应宾兴之典，所承受的天子恩典极其优厚。父老的话就是这样，真是盛大啊！声教没有边界，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又听说，内部巩固的地方，必定有外部屏障；树立藩篱，是为了周密防护门户。福建有台湾，就像甬东有螺峰、吴地有姚刘沙、粤地有黎母山一样。崇明设县，昆山、虞山一带便安定；琼管设置，番禺便停止烽火；定海设治，四明山便不再有弓箭。这是封疆守备明显而重大的成效。台湾鼎立为郡县，而金门、厦门、铜鳌之间，从前的边防外汛，如今安然地像抚摸门户庭院以内一样。可以稳固如金汤，可以让百姓完成耕作开凿。这样看来，一个角落所关系的事情，难道不重大吗？《书经》说：“海边的百姓、天下各国的贤才，都共同成为帝王的臣民。”说的就是这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年〕 谨记。大同府威远卫重修学记　朱彝尊。学校、乡学的设置，难道不是王政的根本吗？三代盛世时，地方从党、遂直到国都，没有一处没有学校；入学的人从天子的长子直到士庶人的子弟，没有不进入学校的。那些典礼政令，从释奠、释菜、乡饮、乡射、执酱、执酳，直到献馘、献囚，没有不在学校完备举行的。又选取仁义忠信、爱好善行而不知疲倦的君子儒者来担任教师。士人入学，俎豆、筐篚、象勺、干籥都有相应器物；鞉鼓、椌楬、笙、镛、琴、瑟都有相应声音；屈伸俯仰、盘旋进退、行列节奏都有相应法度；藏修、休息、游憩都有相应场所。师氏用三德三行教育国子，司徒依据六德、六行、六艺举荐士人，没有私人的老师，下面也没有私人的学校。这就是三代学校兴盛完备的原因。后世学校一天天松弛，典礼政令听凭州郡官吏在上面专断，不一定全部在学校举行。仅仅保存而没有废止的，只剩下春秋上丁日到孔庙祭祀，举行释奠、释菜而已。担任教师的未必都是君子儒者，只是孤零零地待在学宫中，使学生不能依照真诚之心学习，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性。士人又隐藏自己的学问，厌恶自己的老师，把学校看成不急迫的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一人〕 因此学校房屋坐致倾倒毁坏，甚至有人一整年都不到学校来。唉！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如今竟被看作不急之务，任凭它倾圮，这是以君子儒者身份为人师者最为忧虑的事。威远卫处在大同关塞的要冲，学习文事的士人大概很少。自从边疆安定，士人才开始以弦歌诵读相互勉励，而教谕王君又能用仁义忠信的道理善加教导。卫中原来有学校，年久将要毁坏，王君率领诸生某等修缮它。诸生都乐于从事，堂、庑、寝、筵，欂栌、榱桷、门、璧池，无不修饰完备；既不奢侈，也不简陋。工程完成后，前来请求我作记。唉！三代的学校，至今能够保存的实在太少了。自从教师不严、道统不受尊重，士人于是失去了端正根本的学问，不懂得顺从教导、侍奉师长，这都是因为没有良师教导他们。像王君这样爱好善行而不知疲倦，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君子了。从前鲁侯建成泮宫，诗人歌颂他说：“无论大小，都跟随公侯前进。”又说：“人才济济，能够扩充德心。”到了学校废弃，郑国人讽刺它说：“即使我不去，你难道不能来吗？”诸生如果能够扩充王君的心志，每天共同藏修、休息、游憩，在这里讲求德行，学习文艺。谁能说三代的学校不可以在今天接近实现呢？杜尚书疆理闽粤记　　　　　　朱彝尊 皇帝接受天命第十九年，海面平静无波，金门、厦门依次设置戍守。当时，总督福建军务都御史臣启圣向皇上进言：“如今投诚的人，大多原先被迁徙；界外的百姓，如果命令他们回去务农，却没有田地可以分给，势必又离去做盗贼。不如把界外田地按照户籍归还给他们，并解除海禁，收取鱼盐之利，用来供给军粮。”奏疏交给朝廷大臣议论，众人都坚持认为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将军臣琅攻克澎湖岛；秋天台湾平定，捷报送到。皇帝嘉奖喜悦，解下衣服赐给施琅，又作诗褒美他。于是选择吉日，告祭孝陵。这是冬十月戊寅日。

译皇帝这样说：“海边尚未安定时，权宜划定界线迁徙百姓；百姓流离失所，朕长期为此痛心。如今海疆永远清平，界外的田地应当归还给百姓耕种。告知你们工部侍郎世鉴、副都御史呀思哈，一同前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内阁学士石柱，一同前往闽粤。恭敬执行吧，要好好体察朕的心意，确定军队的制度，筹划百姓的艰难。”于是杜公拜受命令。命令发出后，这个月己丑日，从京师出发。第二年正月，越过大庾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九年、二十二年〕 皇帝再次下令，晋升杜公为工部尚书。杜公于是选择日期巡视划定边界，从钦州的防城开始，沿海向东，经过七府、三州、二十九县、六卫、十七所、十六巡检司和二十一座台城堡寨，归还百姓田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使三万一千三百名丁口恢复产业，确定悬军营二十八处，于是广东的疆域治理恢复了。从福宁州西面的分水关开始，沿海向东，经过四府、四州、一个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座关城镇寨和五十五座堡寨，归还百姓田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使四万零八百名丁口恢复产业，确定悬军营三十三处，于是福建的疆域治理恢复了。这次出行，杜公往返岭海之间，舟车跋涉不下三万里，蛮烟瘴雨、毒雾交相侵袭，蛇蛟也屡屡出没。杜公只同六七名侍从仆人一起，起卧在油布帐幕中；老虎触碰营帐的篱笆，他不害怕；鬼在林中长啸，他也不惊惧。众人都说，杜公的大勇，古代贲育也不能相比。行走时射麋鹿作为粮食，缝蕉叶来遮蔽身体，安于恶劣的衣食而不求温饱，忘掉自身的辛苦劳累，使百姓得到安集，返回自己的住宅；商人回到市场，禾苗在田里抽穗，水流归入沟壑，牛棚、猪圈、鸡舍、鸭栏各得其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刚满一年，便向 宫阙之下报告成功。杜公虽然不自己夸说功劳，但他的功绩已经覆盖南国了。当周代盛世时，召康公以重臣身份能够亲自办理民政，诗人怀念他说：“从前先王接受天命，有如召公，每天开拓国土百里。”后来穆公继承他，诗人又歌咏说：“开拓四方，划定我们的疆土，既整治疆界，又治理土地，直到南海。”这两位公的功绩分见前后，杜公却一人兼而有之，实在应当受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 至尊的重视；而六卿之中，他掌管了其中四卿的事务。杜公后来归田养老，寿终正寝，只是还没有获得改赐谥号的典礼。我朱彝尊是杜公的同乡，担心他巡视疆域的始末没有上载国史，因此追忆从杜公那里听闻的事情，略举大纲，作此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里〕 瀛台 御试记　　　　　　　　　　　　　徐元正。瀛台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一人〕 外朝西面，碧水摇荡映空，林木山峦若隐若现，类似瀛洲的胜景，所以以“瀛台”命名。中央是 勤政殿 皇帝曾在这里听取政务，左边放图籍，右边列史书。建筑保持质朴，不加雕饰，保存着茅屋土阶的古制。这是甲戌闰月。皇上召集词臣，以及各部大臣中曾任翰林的人员。在殿前赐给他们食物，这是非同寻常的恩典。这一天，旭日清澄明亮，清晨风和日丽；銮舆将要到来，群臣跪在道路左侧迎接。皇上为此垂目顾视，诸臣于是跟随清尘进入苑门，向左而行，屏住呼吸等待。不久，一只并列而行、如鸟翼般的船从烟雾笼罩的树林中出来，众人提起衣襟登船。望见浮桥曲折，时隐时现在苍葭绿苇之间，好像游龙蜿蜒在水面。朝霞映照进来，水波的光彩全都变成五色。船到了。皇上召见词臣以及曾任翰林的各部大臣。皇上在殿前赐给他们食物，这大概是格外的恩典。这一天，旭日清澈明亮，清晨的风和暖而晴朗；銮舆将要到来，群臣跪在道路一旁迎接。皇上俯顾他们，诸位大臣便跟随在御驾的清尘之后，从苑门进去向左行，屏住呼吸等待。不久，两艘并行的船像鸟翼一样，从烟雾笼罩的树林中驶出；他们提起衣裳登船。远望浮桥曲折，在青葱的芦苇之间时隐时现，仿佛游龙蜿蜒在水面上。朝霞映照其中，波光全都呈现五彩。船到了。勤政殿前分列左右两班。皇上命令我们在丹墀下列坐。柳树的翠色拂过衣襟，槐树的浓荫遮蔽席位；尘土【小臣】能够蒙受皇上的恩宠，侧身置于仙境般的岛屿，真是连肺腑都像被冰雪洗涤过一样了。不久，六种膳食、三种饮料络绎送来，中使又传达皇上的旨意。皇上的话语体恤周到，恩泽深厚，如同太和之气鼓舞万物，使人都向荣生长。宴会结束，谢恩完毕，又引导我们到 丰泽园。园中没有丹漆彩绘、雕刻镂空的装饰。放眼望去全是田地：土壤疏松，水流灌溉；田埂和畦垄交错如锦绣，绿色的禾苗随风摇曳。纵向的是阡，横向的是陌，高处是场圃，低处是沟洫。麦田一片阴阴，是驯雉在鸣叫；水田茫茫，是白鹭在飞翔；水藻荇菜纷披，是游鱼在欢游；洲渚水浦草木茂密，是鳬鹥聚集。村落井邑的布局，宛然可见；种植树木的规制，也都具备。抬头看见我 皇上首先重视民生事务，日夜不忘，哪里还用得着等到绘制《豳风》图画后才知道耕种收获呢？至于环绕的墙垣、修整的廊庑之间，碧绿的细竹和丛生的大竹，枝干修长挺拔，有的带着露珠迎风，有的拂过云彩映照日光，清幽而庄严。禁苑之中，其景色远远超过淇水、渭川的美景，大概只有我 皇上以恩泽滋养、繁茂培育万物，德泽没有不到的地方，所以草木畅茂，百物都顺遂。东南所产的竹箭，全都在 皇帝的园苑中呈现祥瑞。于是远近景物都看遍后，设置席位、陈列几案，随地铺设：有的在竹林下乘荫，有的靠着茂盛的大树，有的倚在宽阔的台榭旁，有的沿着曲折的池沼；细小的物件，直到赫蹏纸、湘管笔也都备齐。皇上的深思熟虑没有一处不周详完备。御题宣示后，又让人传给众人。又赐给酒、果品、粔饵、沆瀣和珍贵玉器，都是出自太官署的特殊制作。有的人把它们怀揣回去，视为荣耀和宠幸。群臣感激惶恐，各自奋发心志，提笔构思。皇上亲自为文章审定，日影还没有移动多少，便按照所呈文章评定甲乙，丝毫不差。这一天，皇上的恩德深厚而广被。恩典和礼遇都十分优厚，不仅是近世罕见的盛事，也是古代从未听闻的典礼。礼仪容貌用来体现君臣交泰的气象，设宴是取《诗经·鱼丽》中“在镐”之意，作诗奏乐是用来陈述《卷阿》的盛况。连微末之处都周全，是皇上仁爱下及臣民的表现。不仅如此，题为“知稼”的轩舍表明皇上没有忘却农事；亲见耕作和收获，是在省察农务、敬重天时；台阶和茨屋不加华饰，是在重视民力。一次举行的事情，却能超越古今，大多如此。臣蒙受如此隆厚的际遇，实在无法用微薄之力报答。在皇上近在咫尺的面前，我只谨慎观看，不敢尽情浏览。谨将所见所闻退下后恭敬地记述下来。

译《皇清进士题名碑记》　吴苑。自唐代以进士科取士以来，这一制度沿袭了千百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其法令越来越严密，仕进的途径也越来越严格。天下人无不勤学作文，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像车辐聚拢一样一同进取，希望能够有幸获得一次机会，大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朝廷的人才由此升用的，十人中有八九人；士大夫所崇尚的，也一向在这里。唐代李肇《国史补》说：“进士为当时所崇尚，已经防止列名于慈恩寺塔，称为题名。”我私下认为，诸进士在曲江宴饮游乐，并马相连、席次相接，挥笔赋诗、争饮美酒，当时不过是姑且记下他们同年授予功名以及朋友相互交游的乐事罢了。然而士子所崇尚的既然如此，而上位者用来激励下位者的，也就借此表示了意义。因此国家设立进士题名碑，虽然不知道始于何时，但总的说来由来已久。苏文公说：“治理天下的人，要审慎考察世人所崇尚的。”范文正公说：“三代以后，士人只怕自己不好名。”圣王选取人才，兼收并蓄，并不因是奴仆或掌管仓库的人而有所选择；但他所崇尚的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庠序学校用以督导，诗书礼乐用以教习，师儒父兄用以督促考课，贤卿相大夫用以鉴别裁定。大农、水衡的钱财，耗费在举子身上的不可计数，重视人才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等到他们考中之后，却没有特别区别，只是泛泛如浮萍一样漂浮在仕宦道路上；自身虽然显贵，名声却也已经湮没了。那么又凭什么显示所崇尚的并劝勉天下士人呢？士人低头诵读，闭门不理会外面的事情，不钻研笺疏传注，穿凿经书、探究文字讹误，勤苦劳累到了这种程度。在乡试中取中的，一百人中也没有一个；在礼部会试中取中的，十人中也没有一个。有的到老仍穷究经书，有的年轻而意气旺盛；一旦有幸遇到机会，他们的精神和文采便流露出来而显扬于世。虽然还不足以接近古代立言的人，但他们所从事的学业也有一端能够不朽。为他们大书深刻碑石，列出姓名，使之流传于世，那么遇到机会的人可以自我荣耀，没有遇到机会的人也未尝不能共同受到劝勉；这就是砥砺世人、磨炼庸才的方法。然而这样说来，这块碑只是专为士人而设的吗？况且朝廷所选取的人才很多，如果不是上位者所崇尚的，那么贤能的人固然可以记载，不肖的人也可以忘掉。如今有人，在庠序学校中受到督导，学习诗书礼乐，长期接受师儒父兄的督促考课，又受到贤卿相大夫精审的鉴别裁定，并且还曾耗费大农、水衡的钱财，像这样进身的人，上位者所希望的，是要他们竭尽忠诚、施展才能，把公事置于首位、磨砺节操，勤勤恳恳地谋求国家利益，这要求如何呢？那么下位者所以竭尽忠诚、施展才能，把公事置于首位、磨砺节操，勤勤恳恳地谋求国家利益，又应当如何呢？如果可以任由他们默默无闻地消失，那么这些人也就终于可以默默无闻地了结一生。如今既然已经大书深刻，列出姓名使之流传于世，他们的贤能或不肖，正要受到天下人的指点和评说。谁敢不磨砺自己、振作奋发，锐意经营本职，希望不使自己蒙受耻辱呢？他们的名声不受辱，那么国家的事情也就已经办成了。这样说来，这块碑难道也是为国家而设的吗？我 世祖章皇帝廓清海内，文明灿然兴盛。在位十八年间，执笔作文的士人由科举登第而做到卿相的，几乎多得无法计数。如今 天子聪明圣睿，文思深邃，圣学精深，超过唐代而胜过虞舜，与三代相媲美。菁莪所乐于培育的人才，鹿鸣所荐送的贤士，云集于京城之下；射策合乎程式的人，其姓名籍贯都登记在礼部，清楚可考。大概自顺治丙戌年至康熙辛未年，共举行科举十八次。然而只有丙戌年是皇帝即位后的第一科，碑亭高大壮丽。此后却来不及接着举行。康熙二十六年，御史上疏说，请求命令本年进士中现任京官的人，或者其子孙仍在朝廷任职的人，立碑并刻名。殿试榜文 又把一道制书写在碑额上，以彰显 国家的恩典。皇上早已允准此事，至今已经数年，却还来不及召集工匠。【苑】承蒙主持成均的职务，按情理应当倡议督办，于是计算石料、工价、书写丹书和篆刻碑额的费用，总共需要白银若干两，告知在朝诸位君子，无不捐献财物来成就此事。工程始于康熙壬申年，完成于康熙癸酉年。碑用青白石制成，高八尺二寸，宽三尺，厚七寸五分；碑座高二尺，宽四尺，厚一尺五寸，都与先前的规制相合。工程完毕，整齐而坚固。观览之后，肃然生敬，因此叙述它对于士人与国家的重要意义如此，以表明它并不像唐代进士宴游时题字留名那样，与轻重无关罢了。

译《国子监题名碑记》　陆肯堂 康熙二十四年春 皇帝在礼部策试贡士【臣】肯堂等一百五十人。赐予【臣】肯堂等人不同等次的及第出身。按照惯例，应当详细列明甲第名次、姓名和籍贯，刻在石上，树立于太学。太学本来就是天下士人聚集之处，而游学并参加科举，是 朝廷取士的大法，以 朝廷的大法，并把碑立在天下士人都能看见听闻的地方，大概是存有振作人才、劝勉戒惧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备存旧典罢了。我国家用科举制度取士，已经很久了。天子圣明神武，文治武功，礼乐制度都修明完备；从党庠、塾序以上，直到王都辟雍，钟鼓之声盛大，洋溢海内，天下士人都纷纷仰慕这种风气。因此每三年便从乡里选拔贤能，又把各省贡来的数千名士人聚集起来，在礼部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进用到 天子的朝廷，然后 天子亲临殿堂策试他们，评定甲乙，大概 朝廷用来取士的方法，一概听凭有关官员公正地取舍进退，储备他们以供天下国家使用。这一制度沿袭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变。到了乙丑年春天，举行会试。皇上已经选择左右大臣总领这件事，便独自颁布 御题两道，亲自审定榜单名称，赐给诏书一道。众多士人在风檐下应试，所作的帖括文章都得以上达，接受 皇上的明察，之后又 亲临殿堂策试，评定甲乙。大概这一次取士，已经不同于有关官员照常取舍的办法，而是 圣天子慎重审察、精细详明，以光大棫朴、菁莪之治，是自有科举以来从未见过的盛事。五月初一日。皇上在保和殿选拔庶吉士完毕，又 命大学士等宣召众士，并郑重告诫他们说：“士子平日读书考察古事，本来是想穷究经学而施用于现实；可是，一旦登上仕籍，往往营求请托以谋求进身，丧失了原来的志向。如今你们这些士人，应当守住最初的志向，不要改变一贯的操守。凡是接受内外官职，都应更加勤勉，以清廉操守自我要求，恬淡安静而少有营求，安守本分、尽到职守，洁身自好、爱护百姓，以符合朕造就人才的深切用意。”这番光明盛大的 天子的话，听到的人无不警醒、震惧、感激奋发；退下后相互感叹说：“圣天子取士，慎重审察而精细周详，而【臣】等以微末之身受到 朝廷知遇的恩典，确实是旷世未有的。大概上位者求取人才，只在于制度；下位者依照上位者的制度应试，只在于才干。然而人的才干，有不是制度本身所能完全周知的，所以必定要有办法鼓舞振作人心，然后天下人才能都欣然乐意地奔向应走的道路而不知疲倦。只有 圣天子以和乐慈爱的心意造就人才，远远超出通常的制度之外，所以那些有关官员一向因循办理的旧例，也由皇上亲自举用并掌握。譬如上天以刚健不息的心，使万物流行发育；用雷霆鼓动它们，用风雨滋润它们，无论万物精细、粗疏、巨大、细小，没有不各自成就其材质的。圣天子以至诚恳切的心意，贯注在最细微、最周密的地方；以极其精细的标准掌握选士，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取用人才，又用严肃的诰诫反复申明。于是草野中初入仕途的士人，一旦拜手于 天子的朝廷，便赫然看见 上位者对他们的期望竟如此深厚，对他们的要求竟如此重大。那么天下有才干的人，谁不想凭才干自我表现？没有才干的人，谁不奋发磨砺，只怕自己自暴自弃而成为无用之材？那些受到知遇之 恩典而仰承 美善诏命的人，谁不互相劝勉做贤人，互相告诫不要做不肖之人？这也像上天曲成万物而无所遗漏，并不是奉行常法的有关官员所能拿尺度衡量并收取的。况且太学本来就是天下人才聚集游学的地方。在这里立碑，不只是要使在其中举行释奠、释菜礼的士人，看到圣明时代的隆盛而慨然向往；还要使后人点数碑上的姓名，并刻意责求他们，使他们凭立心行事的实际表现相互比较，看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以及对于皇上的恩典，谁能够相称、谁不能相称。这正是使人警醒、震惧、感激、奋发，并小心翼翼地害怕不能承担重任的原因。所以刻石立碑，以显示振作人才、劝勉戒惧的意义。【臣】肯堂恭敬执笔写下这篇记。

译《诸罗县学记》　蔡世远 诸罗县学原来在善化里以西，只有几间茅屋。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凤山县令宋君永清署理诸罗县政务，因县署迁回诸罗山，才开始在罗山商议兴建县学。丙戌年，郡丞孙君元衡代理县事，修建大成殿、棂星门。戊子年，宋君再次来署理县政，修建启圣祠。乙未年，遭遇飓风，屋瓦和门墙全都倒塌。如今县令贵阳周侯忧愁地说：“这是我的责任。”这一年十月开始动工修缮，毁坏的大成殿、启圣祠便拆旧换新，又修建东西两庑来祭祀先贤先儒。东边有名宦祠，西边有乡贤祠。启圣祠东面修建明伦堂，西面修建文昌祠。再往西是学舍，以便学生肄业。棂星门外环绕着墙，题榜为“礼门义路”。墙外修建泮池，这些都是从前所没有的。耗费白银一千五百多两，全由周侯独自承担，没有扰民。丙申年六月竣工。世远当时适逢中丞雷阳陈公的邀请，主持鳌峰书院。我的朋友陈君梦林客游台湾，周侯托陈君带信来请求我写记，并且说：“诸罗偏僻地处海外，诸生受到教化而焕然一新，希望能有文字教导他们。” 我世远浅陋无知，哪里懂得这些？于是就把鳌峰的朋友们共同砥砺修学的道理告诉他们说：“君子的学问，以诚为主罢了。诚，是五常的根本、百行的源头，是纯粹而至善的品德。人不能诚实，是因为没有志向；人没有志向，是由于不能尽到诚。用诚来树立志向，那么舜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文王可以作为学习的老师；其根源一定要从不欺骗自己开始。程子说：‘没有虚妄叫作诚，不欺骗自己是其次；其功夫由主敬而逐渐达到。’程子又说：‘尚未达到诚的境界，先要做到敬，然后才能达到诚。’所谓敬，就是专心一意而不旁骛，用它来涵养本然之性的意思。由此谨慎地察辨念头将要萌发之时，慎重地约束已经萌发的行动，那么无论动静，没有一处不诚。虽然如此，从明白道理来求得诚的方法来说，只有读书最为重要。朱子说：‘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渐进而有恒常，专心致志而不懈怠，从容体会章句文义，同时在持守践履的实际功夫中加以体验。’求学的人依照这个方法来读天下的书，那么义理会逐渐浸润，施用于实际的能力会宏大充裕；即使未必有超越本位的谋求，也不过是尽到人伦罢了。孔子说：‘爱自己的亲人，就不敢厌恶别人的亲人；敬爱自己的亲人，就不敢怠慢别人的亲人。’ 我们父子兄弟之间真挚和睦，尽情表达自己的爱敬之心，那么克制、夸伐、怨恨、贪欲的心念，又从哪里产生呢？从家庭开始，到国家，直到四海，都是这个道理。庸俗浅近的人不能返本溯源、思考最终归宿，只认为读书取得科举功名，自己的名声就成就了；使乡里荣耀，使自身家庭获利，自己的事情就办完了。幸运的考取一科，不幸的便老死于布衣粗服之中罢了。那些天资厚重而受习俗污染较少的人，处在这样的官位上，还可以少犯过错；天资浅薄而受习俗污染较重的人，就只会贪污罢了。这个身体，是父母的身体，是天地的身体，是把百姓万物视为同胞而共有的身体。既然是父母的身体、天地的身体、百姓万物所共有的身体，难道可以不返本溯源、思考最终归宿，给父母留下羞耻，使自己外于天地之道，而成为百姓万物所非议的人吗？诸罗虽然偏僻地处海外，圣天子的治理教化已经传播到这里三十多年了。显贵的公卿和著名人士相继担任监司、守令，其间风俗一天天提高。如今如果把一县的优秀人才聚集在明伦堂，共同讲论经书的要旨，体会宋儒的微言，告诉他们立诚的方法、读书的要领和修养伦理的途径，使经义正确、道理明白，那么善人就会增多，国家和百姓都将依赖于此，岂只是科举功名兴盛而已。陈君对我说：“周侯清廉自守而坚毅刚正，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引导人向善，唯恐来不及。”我知道他培育人才、教化百姓、转移风俗，一定是有方法的。”

译《敕修夏禹王陵庙碑记》　李绂。虞代文书中有“乃圣乃神”的赞颂，所以帝王的德称为圣德，功称为神功。然而自古帝王兴起，都可以称为圣人；以神相称的，只有帝王中炎帝称神农王，夏后氏称神禹。我想，他们所受重视在于功德，不是思虑所能达到的，这就是所谓圣人不可知吗？《尚书》删定从唐尧、虞舜开始，神农氏有时被怀疑为荒远难考；禹则受到虞帝称颂，说万世都将永远依赖他的功业，而孔子所说的没有可非议之处，大概圣人的功业盛大，没有超过神禹的。禹葬在会稽，最早见于《越绝书》《吴越春秋》。但司马迁在自叙中已经说“上会稽，探禹穴”；刘向也说禹葬在会稽，并未改变这种记载。何况《史记正义》引用《会稽旧记》，以窆石证明葬处。因此历代祭祀典礼，凡祭祀禹陵都在会稽举行。宋乾德四年，才下诏令吴越修建禹庙，设置守陵五户。绍熙三年重新修缮。明洪武三年又大加修葺，陵墓五百步以内禁止砍柴放牧，有关官员督促陵墓附近的人看守。大概帝王代代兴起，都致力于尊崇禹王；然而没有像我朝这样盛大的。康熙二十八年 圣祖仁皇帝南巡巡视黄河，感慨地追念神禹的功德，特意前往会稽，举行致祭，发放帑金二百两，赐给禹王后裔增加守祠二人，又亲笔书写“地平天成”四个大字悬挂在殿额上，还书写“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十四字，榜示在柱上。意义真是伟大啊。圣人的话，即使等到百世之后的圣人出现，也不能更改其中一个字。旧庙中的神像设置得高大壮伟，殿堂台阶高峻，龙尾、螭防，辇道、斋宫等一应齐备。年深日久，逐渐破败剥落；到了雍正十一年，世宗宪皇帝下诏，命各地修葺历代帝王的陵寝。历代帝王陵寝，浙江地方大臣开始谋划修缮，但经费尚未确定。雍正十三年，总督臣郝玉麟因海神庙修成，想用剩余的金钱帮助修缮。布政使臣张若震估算修缮费用，需要白银一万二千余两。这年冬天，大学士臣嵇曾筠奉 今上特命到浙江监督修筑海塘，同时兼管巡抚事务，于是写成奏疏上报；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复核批准。乾隆元年三月召集工匠、准备材料，第二年完工，恭逢 世宗皇帝附祭于 太庙，与上天配享 上天分遣卿贰前往祭告 历代帝王陵寝，而詹事臣李绂正好奉 命前往祭告 夏禹王陵。八月初一日天将破晓时，我恭敬地主持祭祀之事。恭敬瞻仰新庙，只见祥瑞之气郁郁葱葱，深黑色中含着烟云，丹红色映照着日星。神灯闪烁，神明享用祭品，百灵也受到感召。想来幽深闭藏的宫室清静肃穆，也都有神灵相助。礼仪完成后，臣张若震转述臣嵇曾筠的话，嘱托臣李绂撰写修庙碑记。臣李绂才疏识浅，不足以铺陈彰显 国家的盛大典礼，并借此报答和宣扬 圣明天子尊崇古代帝王的美好诏命。只是这座庙刚刚落成，而臣李绂首先奉到祭告的 命令，匆忙趋行，在殿堂台阶之间行灌献之礼。这实在是难得的际遇，不敢以才智不敏为辞推辞，谨慎叙述重修的始末，并附诗一首，以示后来负责封疆事务的人，使他们能够取法。诗曰：天位居于上，地位居于下，人参列其中，三才于是显明。承继天意而建立最高准则，这才是圣人。圣人深不可测，于是进而成为神明。夏后氏开创王业之始，继承帝王的事业，唯独称为神禹。万国携带玉帛来朝会，聚集在涂山。到了会稽山巡行，便葬在这片原野。历代相继举行祭奠礼仪。本朝使祭祀更加完备，新庙巍峨焕然，恭敬地举行祭祀。墓穴左侧立着窆石，菲泉在前方漫流，表彰牲礼的碑石，便用这篇文章记载。万世不绝的光明祭祀，都要依靠这座陵寝。后世有志于此的人，想到这些，千万不要废止。

译《驾幸翰林院记》。裘曰修：国家储备人才的地方，就是翰林院。长安门东南角，翰林院的官署就在这里。年代久远而且将要倾圮；今逢甲子年春天，皇上命令发放太府的钱财，重新修葺翰林院。冬季十月，工程已经完毕。皇上亲笔题写匾额，题为“稽古论思”，又题为“集贤清秘”。当时掌管翰林院事务的是大学士臣鄂尔泰、臣张廷玉。皇上下诏命有关官署选择吉日，将皇上送入翰林院。庚午日，备办鼓吹，张扬旌旗。皇帝从乾清宫出发，经午门出宫，到达翰林院后先行 前往祭祀 孔子祠，仪容肃穆，礼仪完备，于是 登上座位，群臣依次上前拜谒。拜谒完毕，各自就位，音乐奏响。赐宴时采用唐代张说《丽正书院》诗的分韵方式。皇上得到“东”字韵的诗二首，首先吟诵；当时在堂上的人只有三十六人，都作诗唱和。又作柏梁体联句，凡是翰林院在籍人员以及曾任翰林官的人都参加，共有一百六十五人。饮酒三巡，音乐停止。皇上于是举出“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故事，对臣鄂尔泰、臣张廷玉说：“你们差不多可以无愧于房玄龄、杜如晦了。只是我还比不上唐太宗罢了。”又说：“翰林的职务，不只是文章而已。通过文章可以见到道，你们诸位臣子应当明白并体会这个意思。”臣鄂尔泰、臣张廷玉惶恐，恭敬地离开座位上奏。陛下远远超过唐太宗；臣等才识浅薄，也当思量着在上面辅佐陛下。使尧、舜重新兴起，成就盛极一时的治世。然而我们的才分赶不上他们，私下里只惭愧自己处在房玄龄、杜如晦之下。”群臣都叩头谢恩，又 赐给《乐善堂文集》《性理精义》各一部，又赐名茶、文绮以及其他物品，数量各有不同。皇上起身，走向清秘堂，群臣趋步退出，在外等候 皇帝于沙堤东面。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吏部尚书公臣讷亲捧着 御制七言长句四首，作为宣示之文。皇上又在更衣处提笔即兴写成，群臣跪着诵读完毕后，欢喜赞叹，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帝王从未有过的事。不一会儿，皇上的车驾出来，钦承 圣上的话在末章中更加郑重，表达了戒止谄谀、崇尚实际的意思。多么盛大，多么辉煌！满堂之人互相劝勉警戒，简直可以同古代君臣相继唱和的盛事相比，传扬着拜谢圣恩的美好风气。我 我们国家定都至今已经一百零一年了。一代代圣明君主相继，历经 四朝，礼乐的兴盛，理应就在今天。翰林院是文章道德汇聚之处，也是学校的根本、风俗的源头。有人说，从百官卿士直到最低的一命之吏，都各自有应当尽到的职责，唯独翰林这一官职处在宫禁近侧，从容安闲，似乎没有什么事务可做；而朝廷对待他们又最为亲近优厚，认为这大概是清贵显要的选择。难道这没有缘故，只是姑且用来使他们自身荣耀吗？臣下年幼时学习，成年后施行所学，能否遇到明主、得到任用，常常不能预先决定；如今却得以遭逢 当今盛世，亲自承受 圣人的教诲，这是古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偿酬的愿望，而我竟有幸亲自得到了。既然如此，就应当思考用什么来仰承 圣上的恩德与心意，这不只是职分上本来应当如此，也是后世史册中无穷无尽的责任和期望。臣任职翰林，又充任备用官员。在讲幄中记录皇上的举动，记录皇上的言语，这就是臣的职责。臣执持简册记录此事，难道是用来向词臣夸耀考究古事的荣耀吗？来牛石城记　　　　　　　　　常　安 都江，是古代州郡的河流。由诸葛营向西是上江，源头出自都匀、独山州；由诸葛营向东是下江，水流通往粤地的柳州。沿江全是苗族聚居之地。下江多峝苗，上江多山苗，而山苗尤其强悍。上江山岭重叠、竹木丛密，地势极其险要。雍正七年，征剿和安抚那些反复无常的叛服之人，上江的情势也最为严重。平定之后，商议在上江设置营汛，设立一协镇，统辖兵二千二百名，驻扎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名叫来牛。辛亥年撤军后，上奏请求修建土城。我听说那里的土质疏松，容易毁坏，土城恐怕不足以作为防御屏障。癸丑年，将改建石城一事纳入奏议。告知防守之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七年〕 准许防守的请求后，便命新设的通判邓澜主持此事，并且告诫他说：“苗人刚刚归顺教化，千万不要用鼓声等扰乱他们；附近居民苦于苗人的蹂躏，凭着凋敝残破的余力，不能承受繁重的劳役，务必要提高工价来招募佣工，这样或许工程能够迅速完工，而苗人与百姓都不受伤害。”甲寅年春二月工程完工。城墙计算高一丈，女墙高四尺，下部宽八尺，上部宽六尺，周长六百三十九丈有余。城门有四座：东门叫阳和，西门叫庆和，南门叫薰和，北门叫化和。于是都匀的父老子弟欣喜地前来告诉我说：“来牛石城建成了！官兵永远驻扎在这里，控制各处苗寨；从今以后，谁还敢进入我们的村落，抢掠我们的子女和牛羊呢？谁还敢设置毒机，挥舞长矛，在丛林中埋伏我们，夺取我们的财物并杀害我们的性命呢？我们进可以安睡，出可以走上平坦大道，我们这些小民是多么幸运啊！而且高大的城墙巍然耸立，不仅是我们这一方万年的利益，即使远近邻近的城邑也都可以依靠它作为犄角而不再恐惧。这座城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怎么可以忘记它最初是因何而建的呢？”请让我把这些记下来。我于是想到，来牛是上江的要冲，过去没有城墙，所以高山急流都成为苗人的险要屏障；如今石城已经建成，天然形成的山岭成了我们的屏障，激荡奔流的江水成了我们的壕沟。由此上江稳固了，下江也稳固了；下江稳固了，丹江、清江也没有不稳固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一丈、四尺、八尺、六尺、六百三十九丈、万年〕 圣明天子南顾之忧，难道不能借此稍稍得到排遣吗？孟子说：“地势上的有利条件不如人心和谐。” 传中说：“众人的意志一致，就能筑成坚固的城池。” 这座城可以依仗，但尤其可以依仗的还在于守城之人。对于可以依仗的条件，更不能有所忽视；至于那尤其可以依仗的守城之人，我难道能不对后来的君子寄予希望吗？当时我已有巡抚江右的 任命，不敢因为启程匆忙而推辞，于是写下这篇记文。《皇清文颖》卷二十。《皇清文颖》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皇清文颖》卷二十一。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