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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一 《丰川易说》　易类 提要 臣等恭敬地考察：《丰川易说》共十卷。本朝王心敬撰写。王心敬字尔缉，是鄠县人。他所注释的各部经书，大多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敢于提出异说；其中此书以及《春秋》尤其严重，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可取。只有这部书推阐《易》的义理，最为笃实明晰，和他注释其他经书相比，简直像出自两个人之手。他说：“学习《易》，可以做到没有大的过失，这是孔子说明《易》对于人的切身意义；由此也可以知道四位圣人作《易》、系辞的根本用意，并且可以认识到儒者学习《易》的要领。”又说：“《易》是说明人事的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为影子罢了。所以说：‘《易》就是象；象就是模拟。’如果在阴阳消长处看不清楚，就是没有看真影子。如果只拘泥于阴阳消长，却没有得到切身人事方面的意义，也不过是捕风捉影。”又说：“撇开象而谈《易》，叫作悬空；执着于象而舍弃义，叫作拘泥于形迹。象和义都显明，体与用便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也没有隔阂。”又说：“《中庸》一书，是子思针对当时谈论‘道’的人，把道看作高深玄远，所以两次引用《中庸》的说法来说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针对当时谈论《易》的人，把《易》看作高深玄远，所以反复申明《易》简易的道理来说明《易》。后世儒者往往到隐深之处去搜求，想借此夸张《易》的奥妙，却不知道反而失去了它的根本用意。”又说：“如果《易》不关乎象，就不知道义从哪里取得；如果不属于卜筮，就不知道谈论蓍草卜筮是为了什么。”又说：“学者读《易》，不知道寻求圣人设教的根本用意；读书，也不知道《洪范》治理世事的宏大谋略；却常常在河图、洛书上穿凿附会，这同实际事理有什么关系？”又说：“大体说来，汉唐的《易》只成了训诂，宋明的《易》多是在卖弄聪明。训诂并不是《易》，但《易》却被说成只在聪明；这样既扰乱了《易》，也使《易》亡失。”又说：“义、言、象、占，体同而贯通，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拘泥于任何一项也不行。后世儒者纷纷有主张象的、主张数的、主张理的、主张卜筮的、主张错综变化的，这都是舍弃大道而走入旁门小路。”等等。他的这些说法都明白正大，因此他的书都切近人事，对学者很有帮助。至于互卦说、老阴老阳开始变爻说、错综说、卦变说，他都斥责而不相信，连《左氏传》记载的古代占法也一并排斥。虽然他的主张未免过于偏执，但和那些绘图列说、连篇累牍、把圣经当作算术书的人相比，已经胜过他们千万倍了。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赀墀。《丰川易说》原序 《易》的道理，包容天地，观察阴阳的变化；它大概是五经的源头，也是衡量万事万理的尺度。我是什么人，竟敢有所解说呢？然而我私下曾看到孔子亲口说：“我到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由此可见，《易》的道理即使穷尽天的高度、达到地的深度，穷尽阴阳不可测的变化，也只是向人显示减少过失的象，教人懂得减少过失的义罢了。我又看到伊川先生说：“《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化而顺从道。”由此可见，《易》的道理即使说是观察天道、考察地理，穷尽阴阳不可测的变化，也只是向人显示随时变易、顺从道的象，教人懂得随时变易、顺从道的义罢了。我不敢对《易》妄加解说，但对于学习《易》以减少过失、随时变易以顺从道的根本道理，却私下很有志向。因此我对《易》总是爱好而不厌倦，爱好便阅读，阅读便品味，品味便时时从前代儒者那里得到契合心意的说法，也从自己的内心有所领会。这样积累日久，不知不觉就汇集成了这一册书。然而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得到孔子、程子的根本用意，只是姑且用它记下：我虽然不能减少自己的过失，但内心确实希望借学习《易》来减少过失；虽然不能完全顺从道，但内心确实希望借学习《易》来顺从道的一点愿望。所以不敢称它为“注”或“解”，而自行题名为《丰川易说》。唉！我对于《易》大概将终身研习，这些说法只是此前的认识罢了。不知将来又会怎样看待它呢？丰川王心敬尔缉甫题。钦定四库全书 《丰川易说》卷首 鄠县王心敬撰

译通论 孔子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了。”这就是学习《易》的根本。学习《易》可以没有大的过失，这是孔子说明《易》对于人的切身意义到了这样的程度。这就是他把编联竹简的绳子读断了三次仍不能自已的原因。然而由此也可以知道四位圣人作《易》、系辞的根本用意，也可以认识儒者学习《易》的要领。四位圣人殷切地阐明《易》的用意，总是教人观察卦象、警惕内心；读《易》而反观自身，借占决来解除疑惑，时时减少过失、自我更新。其意思是：义才是实质，乾卦的爻、象、数只是借来作为影子罢了。读《易》如果只说应当求取它的义，不必留心那个影子，那么四位圣人以象教人的用意本来就无从看出；如果只拘泥于象数而不求其义，却是昧于四位圣人以象教人的根本用意，只在寻求影子。因此必须使象和义同时显明，然后表里、精粗才不会偏废。《易》的体，以道为体；《易》的用，以道为用。所以《易》的道理，不是真正明白道的人就不能神明领会，不是真正有所得于道的人就不能默默成就。作为一部书，也不是真正能够见到道的人就不能读、不能注。《易》的道理，就是在动静之中都不失其时而光明的道。因此《易》的体用就是道的体用，并不是两回事。学者想明白《易》的神妙变化，应当从道的精微处求取；见到道，就见到《易》了。如果不懂道的精微，正应当从《易》的神妙变化中求取；见到《易》，自然也可以见到道。《易》这部书，是四位圣人教人趋吉避凶的道理。而吉凶只关系到行动是善还是不善，趋避也只在于行善去恶的一念之间。这样说来，《易》就是四位圣人劝人为善、警戒作恶的书。但它又假借阴阳消长是否得当来显示象，并借揲蓍所得的卦和爻来辨别吉凶。所以说是“以神道设教”。其实，它所教的内容并不在于神。《易》是说明人事的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为影子。所以说：“《易》就是象，象就是模拟。”如果在阴阳消长处看不清楚，就是没有看真影子；如果只拘泥于阴阳消长这个影子，却没有得到切身人事方面的意义，也不过是捕风捉影，形成虚妄的见解，这与《易》学的根本用意并不相应。四位圣人只是因为“时中”二字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却难以直接说明其端绪，所以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时中”二字的活泼形象阐发出来，使人由象通达义，由义体察实行，神明领会而默默成就，以此崇尚德行、减少过失。学习《易》必须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不至于读到废寝忘食、饮食无味。这种道理显现在天地之间，在四位圣人的心中得到神明领会，显示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阐发在羲皇卦画、文王卦彖、周公爻象、孔子十翼之内。因此，《易》的上下二经、上下二系，就是四位圣人效法天道、阐明道理的书，也是四位圣人代替上天宣示教化的书。读《易》的人，必须在心中领会并在自身实行，才不辜负四位圣人示教的苦心。撇开象而谈义，是悬空；执着于象而舍弃义，是拘泥于形迹。象和义都显明，体与用便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也没有隔阂了。六十四卦，是对天地间阴阳消长、五行顺逆的疏解。文王的卦彖，是对六十四卦的疏解。孔子的《彖传》，是对文王卦彖的疏解。《大象传》又是孔子总观卦象、以学习《易》来减少过失的疏解。周公的《小象》，是对三百八十四爻的疏解。《小象传》，是孔子进一步阐发爻象的疏解。至于《文言》，则是用来阐发《彖传》中没有说尽的义理。《系辞》上下二篇，又是用来说明作《易》的源流、显示取象的根本用意，以及卦爻的来历和吉凶的缘由。读《易》的道路、使用《易》的方法，最终在于包容天地的变化，曲尽地成就万物而不遗漏。唉，已经完备至极了，还到哪里去旁求后世儒者的注解呢？不过考察经文的根本道理，不仅文王、周公的辞义深刻简约，孔子的十翼也还有简约奥妙之处。初学者哪里能够马上明白？所以不能不借助后儒的注疏，这也是势所必然。然而既然有经文作为根本，也只应在它深刻简约、简奥难懂之处，寻求切近的疏解作为入门，不必另生枝节、穿凿附会，想求得深远，反而失去《易》简易的根本用意。因此我们读《易》，只应以孔子的十翼为宗旨，反复通读全经，以资相互印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其中有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再去求助前儒的注疏即可。可是读前儒的注疏，又必须先辨别它是否符合孔子减少过失的意义、程子随时变易而顺从道的宗旨。符合的，就是能够知道《易》旨趣的书；不符合的，就不是能够知道《易》旨趣的书。舍弃那些不懂《易》旨趣的话，而采用那些懂得《易》旨趣的话，即使不能完全懂得《易》的象数和文辞，只要大的宗旨不差，也可以神明领会、默默成就，成为一个得到羲、文、周、孔心意认可的人。有人说：这样说来，象数文辞就不必全部懂了吗？回答说：不是不应当全部懂，而是不能全部懂。因为古代三位圣人在偶然有所会心时，可能参照眼前的物象、当时的方言俗语；再加上世代久远，竹简、漆书也可能有遗失和讹误。如今观察古今版本彼此有异同，就可以知道后世对前代经书，必然不可能做到一字不差。舍弃明白简易、可以实际运用的宗旨，已经到了宝山却空手而回，反而苦苦追求那些必定不能完全弄清的字句，就又成了夸父追日，所以不必这样做。有恶行便想到改过，有懈怠便想到振作，放纵时知道收敛，收敛时又想到使自己纯正，得意时不自夸，失意时不恐惧；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合于天道，这就是善于学习《易》的人。观察《易》，每一卦、每一爻都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天道法则，显示卦象、说明占断；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精微深奥的义理，已经达到极致。而每一卦每一爻，没有一处不是指示人利用事物、安顿自身的正道，因此三位圣人的义理，完全是仁厚而且达到极致。学习《易》的人，无论能否神明领会、默默成就，只要足以顺从道、减少过失，即使能够体会到三位圣人一点精深的心意，也就足够了。心体精明，与日月相同；心量宏厚，与天地相同。这就是所谓观察天道、效法天行。考察《易》的象以求落实，面对一个空泛的象，应该把它看作千象、万象；面对一个占断，应该把它看作千占、万占，运用到一切事情上，并且反观自身。至于具体怎样运用，就要看人的神明领会；其德行在于尽其本性而达到天命。读《易》没有比观察卦象更切实的，也没有比自己占验更精妙的。读《易》而不知道反观自身、以自身作占，就失去了四位圣人教《易》的根本用意。《易》的义理是悬空的，而象是实在的；《易》的象极其具体，而占仍然是开放的。因为占断应当通达变化，取义不能拘泥于象；自己占验尤其应当靠神明领会、默默成就。

译六十四卦中“元亨利贞”、大吉、无咎、悔亡等辞语，原本是由于情理善、位置恰当、履行中道、处于正位而得到的，其中已经包含了示教的用意。文王、周公两位圣人又常常在其中申明戒惧的意义，孔子的十翼又必定竭力推阐说明。由此就可以看出三位圣人的用心，也可以看出《大易》设教的精微用意。读《易》以孔子的十翼为准绳，就会看出《易》道清洁宁静、精微深奥，确实可以使人神明其德而减少过失。舍弃这一点而沉溺于后儒的意见，即使穷尽天地，也只供口头谈说罢了；对于《易》的根本旨趣丝毫不能运用，对于《易》的教化也丝毫不得其力。观察文王、周公、孔子的《彖》《象》十翼，每一卦都是教人减少过失，每一爻也是教人减少过失。可见读《易》必须通达这个旨趣，才可以说是穷究经书而懂得要领。读《易》如果知道卦爻之象本来具有义象，却不能把物象、事象全都拘执为解释依据，那么看象就会灵活，不至于到互卦、变卦、错综等隐秘处深加穿凿，而卦象的意义反而可以贯通。又如果知道卦爻当下的吉凶也是设象，那么象和义就能相互融通，象与占也能归于一体，不至于产生执着于象、执着于义、拘泥于象、拘泥于占的弊病，自己占验的道路也可以贯通；《大易》设教的宗旨也就可以贯通。看“易”这个字，从日、从月，可以看出《易》本来就是贞正光明的体，也是变动不息的用。读《易》的人如果能在贞正光明中悟到变动，那么对《易》道的思考就已经过半了。看来《系辞》开头“天尊地卑”一章的根本意思，就是孔子首先想让人知道天地各自设定位置，而《易》就在天地之间运行吗？《易》道统摄于乾坤，而乾坤本来就是《易》与《简》的意义，《易》的宗旨清楚可见。解释《易》、阅读《易》，怎么能涉入玄虚穿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完全像是为千百世学习《易》的道路指示指南。“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四句话，完全像是为千古运用《易》的宗旨立下准绳。“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四句话，完全像是为千古体察《易》的人树立榜样。由此可见，千古圣贤无非掌握这一点真正的机理，洗心退藏，神明其德，而《易》学实在是圣学的源头。然而乾以简易而知，坤以简约而能；做到简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能获得，简易简约的善足以配合至高的德。《易》的道理又就是《中庸》的至德、《大学》的至善。我每次读《易》体认到这里，简直就像在一堂之上面对夏、商、周三代的诸位圣人，同他们一起印证这种精微的心意。《易》道如此神妙变化，而孔子只用“易简”二字概括它。这大概是他把编联竹简的绳子读断三次以后，心中已经完全明白，所以直接用这两个字穷尽《易》的宗旨。然而他又说：“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都能获得。”这就是说，整个宇宙的大经大法、人情物理，也只不过都统摄在这两个字中。“易简”二字就是三才的根本，三才都不超出它。不知道后世儒者读《易》，为什么偏偏要到深隐繁复之处去寻求；也不知道后世儒者谈论道，为什么偏偏要追索装饰铺陈、离奇怪诞的说法。看来，《中庸》一书，是子思针对当时谈论“道”的人，把道看作高深玄远，所以篇中两次引用“中庸”的说法，来落实“道”；《易翼》十篇，是孔子针对当时谈论“易”的人，把《易》看作高深玄远，所以孔子在《系辞》上下篇中反复申明“易简”的宗旨，来说明“易”。因为这个道理本来就是容易知道、简易实行的，也本来就是人人应该知道、人人能够实行的，所以圣贤谈论道，没有不取自人人日常生活中可以实行的事情。后世儒者往往到隐深处去搜求，是想借此夸张“易”的奥妙，却不知道反而失去了它的根本用意。《系辞》说：“君子所处而能安然自得的，是《易》的次序；所乐于玩味的，是爻的辞。”这样看来，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只是为了明白自己所处而能安然自得的道理，并求得以此安居。若只说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却没有得到《易》的次序，不知道据此安处的道路，那么即使说这种观玩只是玩弄外物，也可以说是抓住了它的实质。等到真正达到所处而能安然自得，才算是神明地领会了《易》的学问。我们学习《易》，必须达到这个境界，才可以谈“默默成就而不言自信”。所处而能安然自得，这就叫德行。德行之所以称为《易》，《易》的次序之所以称为《易》的次序，难道只在乾坤、屯蒙先后次序之间吗？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都是为了明白吉凶由什么分别，并在临事时知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因此读《易》的要领，在于反观自身、切实实行；要使每一卦都切合自己、每一爻都增益自身，这才不至于只成为停留在见闻和口耳之间的末流习气。震卦之所以无咎，关键在于能悔过。学者有了过失，却一直不知道；知道了，却又始终不能悔改，轻则浅薄而吝啬，重则凶险，于是各种过失聚集在自身。即使把《易》全读完，也只是懂得了耳目之间的《易》，与孔子学习《易》的根本用意相距甚远。神妙无定方，《易》也无固定形体。学习却见不到道的人，满腹都是疑惑，胸中塞满各种困难；即使再学习《易》，最终也会差之千里。《易》是无思、无为而又无定方、无固定形体的道。仁者见到它，称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为智；百姓每天使用它却不知道；君子之道所由以建立的，能够明白的人很少。学习《易》却不知道它的正当宗旨，还能到哪里去学习《易》呢？“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可以想见《易》奇妙的作用永不停息，而常体却不改变；也可以想见《易》的常体不改变，而奇妙的作用又永不停息。不断生成、不断发展就叫作《易》。人如果不仁，生生不息的机理就消灭了；那还能把《易》怎么样呢？天地各自设定位置，而《易》就在天地之间运行。所以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一阴一阳的交替叫作道，阴阳随时变化叫作《易》。落实到我的心中，就是健行与顺承的机理，使人的本性不断保存。道义之门，就是人所处而能安然自得的根源。读《易》能够看出这个道理，才算明白《易》的义理。修养达到这个境地，才算善于运用《易》，也才算神明领会、默默成就于《易》。有人说，孔子所谓“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确实就是学习《易》的要义。学习《易》，《易》的道理还有什么不能得到的呢？我说，这只是教人通过画鱼来认识真鱼的方法，还不是撒网捕鱼的实际意义。必须做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以拟议成就变化，才像截断上游、一网打尽。进一步做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样才差不多能使全部身心都合于《易》，达到得鱼忘筌的境界。

译善于读《易》的人，读明白这一卦，知道这一卦吉凶的由来，就要反过来观察自身：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所做的事情，与这一卦有没有相应之处？读明白这一爻，知道这一爻吉凶的由来，也要反过来观察自身：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所做的事情，与这一爻有没有相应之处？也就是把《易》大卦小爻的变化位置，一一反观到自身；再把我自身应当遵循的义理，一一与《易》相互印证。这样读《易》，就像在读与自身切身相关的符验。久而久之，对《易》道的证验便亲切具体，临事时自然知道如何拟度后发言、斟酌后行动。这是初学者读《易》的重要方法。至于达到神明贯通的境界，就在于个人；能够默默成就，也在于德行。先拟度后发言，先斟酌后行动，通过拟度和斟酌来成就变化，这就是善于学习。我们心中没有卦画的《易》，也就是四位圣人教人学习《易》、减少过失的精微意义。拘泥卦象来求解释，执着爻辞来求义理，手册里有《易》，离开文辞便没有《易》，即使训诂精密、文义细密，最终也只是贩卖知识的学问。“显道，神德行”这句话，孔子明白地把《易》的义理一口气说尽了。后儒拘拘地执着象数、卜筮来作解释，无异于辨认木纹的人忘记了树根和生机在哪里，只在枝叶之间描摹横直曲斜，也就是追逐末流而忘记根源。有人问：“象数、蓍策可以废弃吗？”回答说：“不是说它们可以废弃。象是用来显示难以显明的义，数是用来说明象的度数。通过数来说明象，才算得到数；通过象来说明义，才算得到象。总之，象和数都是为义而设置的。不明白义，只琐琐然追求象，是拘泥于末流；再琐琐然只追求数，就更加远离根本。至于依靠蓍策占问吉凶，只是《易》道的一端，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微妙权宜。君子所处而能安然自得的，就是《易》的次序；所乐于玩味的，就是爻辞。人生一切动静、言语沉默、出仕退处、取舍给予，没有一处不在《易》中；人生一切思虑、计度、筹划、经营，没有一个念头不是占。明白变易、顺从道的宗旨，就知道《易》不在设置蓍策，而在我自身；《易》不在占卦占爻，而在占察自己的心。还谈什么蓍策？还谈什么占卜？” 孔子《易》系说：“用蓍草卜筮的人，重视的是占断。”又说：“借助对立和疑惑来帮助民众行动，以说明失与得的报应。”《易》难道不涉及卜筮吗？然而孔子又说：“《易》是圣人用来崇尚德行、扩大事业的。”又说：“君子所处而能安然自得的，是《易》的次序；所乐于玩味的，是爻的辞。”居处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易》本来是要人通过斋戒来神明其德，同时借卜筮教导那些将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而心存疑惑、前来询问的人。若只用卜筮来概括《易》，怎么可以呢？《易》的道理教人趋吉避凶，而借助卜筮，这就是以神道设教的微妙用意，也如同今天神庙签文使人趋吉避凶的道理。只是签文只停留在向人显示趋避，而《易》的宗旨则向人显示劝善警戒；签文的吉凶只限于求问一次，而《易》的劝戒则统摄动静的全部机理；签文只能对中下之人施教，而《易》的教化则可以贯通圣人和凡人；签文只是当时的趋避，而《易》的教化则是一生的劝戒；签文离开神就没有劝戒，而《易》的教化即使离开蓍草仍然有占察。以神道设教的意义虽然相同，但它们所归结的根本用意，在浅深、大小、精粗、广狭方面，却有天壤之别。因此，《易》的卦画是万世文字的祖宗；《易》的《彖》《象》《翼》是万世义理的宗主；《易》的教化，君臣父子的五伦不能超出它，贵贱隐显的地位不能超出它，顺逆常变的处境不能超出它，万事万物的定理不能超出它，即使天地鬼神也不能超出它。它真正是范围天地、曲尽成就万物的巨大熔炉。说它与卜筮无关，当然不可以；说它完全以卜筮为主，就失去了四位圣人垂教的精微用意。天地各自设定位置，而《易》就在其中运行。这《易》是何等样的道理？难道能说象之外就没有《易》，而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也不属于《易》吗？《易》本来就是这样完备。又怎么能用卜筮把《易》完全概括呢？然而也不能强词说《易》不在象、不在卜筮。如果《易》不关乎象，就不知道义从哪里取得；如果不属于卜筮，就不知道设置筮法是为了什么。这样说来，对于义理也还不完备。“立象以尽意”，首先要知道：怎样才能通过建立象来穷尽意义？还要知道：建立象所穷尽的究竟是什么意义。这样，象就不只是显现出来，而意义也不会始终隐晦。《易》中的河图推演数目，还借它作为象数的影子；至于《尚书》中的“洛书衍畴”，连影子也不借，只是运用其中的九数，阐发帝王奉行天道、安抚人民的九种常道。自汉代以来，学者读《易》，不知道寻求《易》道设教的根本用意；读书，也不知道寻求《洪范》治理世事的宏大谋略；却常常在河图、洛书上穿凿附会，这同实际事务、实际道理有什么关系？能够神明地领会它，在于个人；能够默默成就它，在于德行。《易》道是怎样的事情，难道可以在象数之间琐琐拘泥吗？又难道可以只用卜筮来概括吗？读《易》的人能够在变动周流之中认识时中的作用，对于《易》道的思考就已经过半了。然而如果不能切实做到对所处而能安然自得，把这个宗旨作为内心和行动的准则，最终也只是画饼、绘火，对真正的饥饿和寒冷没有帮助。因此学习《易》的人，必须真正懂得所谓“神而明之”，真正实践所谓“默而成之”，然后才可以说善于读《易》、善于用《易》。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是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把它作为遵循实行的根本。如果学者真正看见这个道理，能够随时神明领会、默默成就，变易而顺从道，那么即使在日常生活动静、言语沉默之间，也不异于观察卦象、观察变化的时候；在审察事机、衡量事务的过程中，无不包含玩味卦辞、玩味占断的机要。圣人教人学习《易》，本来是教人运用《易》的道理，以此修善自身和处世，并不只是教人琐细地辨别卦爻变化、阴阳消长。“通达变化，使民众不感到困倦；神妙变化，使民众各得其宜。”唉！古代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苦心，分明已经从自己的话语中显露出来了。看来，“知几其神”不只是能够知道而已，本来就是见到善便迁向善，见到过失便立即改正，使真正的知与实践合为一体、共同发挥作用。《易》的道理是变动不止，周流于六虚之中，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法则，唯随变化所适。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汉唐之间没有几个人真正接近道，又怎么能够阐发《易》中精神命脉，使它显现出来呢？

译观察《易》这部书，不能远离其中任何一段。这种道理，哪里是摘取章句所能明白的？真所谓“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不会凭空自行流行”。然而说所处而能安然自得，就是《易》的次序，这件事又哪里是高深玄远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都能获得”。居处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这是孔子向人说明学习《易》的方法；使人在出入之间以法度衡量内外，知道畏惧，这是孔子教人运用《易》的道路。我认为，学者如果真正能够在出入之间以法度衡量内外、知道畏惧，那么即使没有卦象、卦辞、变化和占断，《易》的把柄也在我自己手中。所谓善于《易》的人不谈《易》，而全身全体都合于《易》。否则，面对《易》才有《易》，离开《易》便没有《易》；即使时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最终也只会成为拘泥卦象、追逐辞句、拘束于变化、执着于占断的迂腐学问，离开《易》的真正道路仍然很远。《系辞》说：“以畏惧贯穿始终，关键在于没有过失。”又说：“圣人作《易》，将要用它来顺应性命的道理。”它对于教人减少过失的意义，多么明白！学习《易》的人只从这里去求取，便可以得到羲、文、周、孔作《易》的根本用意，一生运用也不会穷尽。然而近世读《易》的人，往往不知道把眼光放在这里，却只在后儒的注疏中搜取一两条穿凿附会的说法，拿来作为旁证，真是像敲着盘子寻找声音、摸着蜡烛寻找光明一样的见解；他们不说出来，却也没有亲身实行这种穷尽本性、建立天命的事情。可是如果不能神明领会，就没有办法知道如何贯穿始终；这说明实践必须始终建立在真正的认识之上，也是《系辞》穷究义理、开始尽性至命的原因。反过来，即使能够神明领会，却不能默默成就而使人信服，也不能称为真正的神明；这说明真正的认识又必须以实践为究竟，也是《系辞》尽性至命、最终穷究义理的原因。《易·系辞》说：“从前圣人作《易》，将要用它来顺应性命的道理。因此，确立天道叫作阴与阳，确立地道叫作柔与刚，确立人道叫作仁与义。”看来圣人作《易》，本来就是这样的用意。这样，即使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四位圣人竭尽精力拟度议论，也只是教人走向仁义之路，也可以了。我们必须居于仁、行于义，才可以说善于学习《易》。象用来显示义，义用来落实象；执着于象而昧于义，象为什么要设置？执着于义而遗漏象，义又依托什么存在？观察孔子的六十四卦《象传》，没有一卦不是用“象曰，君子以”五个字来发明义理，由此可知象和义不能偏废。一切象都是为义而设置的，执着于象而昧于义，就像买了装珠子的匣子却退还珍珠，当然是不可以的。一切象都是为义而设置的，一切义本来又都是为君子而设置的。君子没有一刻不以迁善改过为要义，也没有一刻会忘记审察事机、衡量事务的占察。占借助象，固然是常有的事；但《易》的道理难道全都系于占和象吗？总的说来，观察象而进行占察，是凡人与君子偶尔针对所处之事所做的事情；借此斋戒而神明其德，却是圣贤君子一生的占察。执着于象来谈占，也就昧于圣人崇尚德行、扩大事业的宗旨。就《易》作为一部书来说，它的道理屡屡迁移、不断变化，周流于六虚之中，上下没有固定常态，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拘泥于固定法则，只随变化所适。就《易》的容量来说，它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尽地成就万物而无所遗漏，明白阴阳的缘故，通达生死的道理，贯通昼夜的变化。就《易》的体行来说，时当停止便停止，时当行动便行动，动静都不失其时，它的道理光明。就《易》的作用来说，它用来显明道、使德行神妙，使人出入有度、衡量内外、知道畏惧。就《易》的设教来说，它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懈的事业，以开启天下万物，成就天下事务。就《易》用于卜筮来说，它接受命问就像回声一样迅速，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知道未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广大、最宏大、最幽微、最深远、最精妙、最神明的事物，谁能参与其中？而它的枢纽只在乾卦自强不息的实际功夫。因此《易》以乾卦为首，六十四卦以《大象传》为首，六十四卦的象也是如此。唉！《尚书》开头讲钦明，《礼记》开头讲无不敬，而《易》开头以乾卦为首，乾卦的象以自强不息为宗旨。学习《易》的人，也应当在主敬的道路上终身切实实行；这样，《易》的根本就在我身上，《易》的主宰也就在我身上了。读《易》能够在所处之处安然自得，明白它的根本真义，就算进入了《易》的门径；进一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亲身实践“动静不失其时”的道理，就算登堂入室于《易》道了。然而如果没有早晚勤勉警惕的功夫，哪里容易达到与时同行的境界？仔细推究，“敬”这个字，确实是《易》道的本源，不只是修养自身的要领。黄帝的《丹书》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从这一句话就可以寻得时中的脉络，也可以把它作为《易》学的枢纽。从前文中子回答别人询问《易》时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警惕戒惧，如此而已。”唉！如果说文中子还没有见到道，那么谁算见到道呢？后世儒者常常讥笑这句话，也只是没有真正见识罢了。人生大的方面，如出仕、退处、行动、退藏；小的方面，如饮食男女，无不是《易》的运动变化。一个呼吸之间不敬，顷刻就会有咎凶发生。《易》怎么能不以乾卦为开始而勤勉不懈？怎么能不以卦象表现君子的自强不息？一部《易经》所阐发的，只是时中的意义。然而时中必定由于神明领会、默默成就，神明领会、默默成就又必定由于忠信进德、修饰言辞、树立诚意的潜修。因此，“敬”这个字，是圣学的脉络，实际上也是《易》道的脉络。所以六十四卦以乾卦为枢要，乾卦又以九三爻为枢要。仔细看来，孔子“自强不息”一句，不只是乾卦《大象传》的宗旨，也可以统摄六十四卦而成为六十四卦的象。观察《易》，可以看见四位圣人的心源彼此契合；也可以看见千古圣贤的心法、道法，无不以这一段敬慎戒惧相同，无不以这一段敬慎戒惧来维持世间教化。后世儒者常说道的奥妙在于无为，学习以自然为宗旨。唉！他们自以为说出了玄妙真理，却不知道还没有达到圣道的源流和圣教的根本用意。

译《系辞》说：“能够神明地领会它，在于个人；能够默默成就它，不说话也能取信，在于德行。”这说的是《易》道，不是执着于固定方法就能明白的，也不是浮泛仰慕、模仿比拟就能达到的。学习《易》必须切实下穷究义理的功夫，真正达到尽性至命的境地，然后才能与《易》契合于真实。然而二者本来是一体而相互成就的，所以又相互发挥作用。必须确实有穷究义理的功夫，然后才能达到德行默默成就的境地；又必须真正达到尽性至命的境地，然后才能进入真正“神而明之”的领域。没有不能真正认识《易》道却能实际体行《易》的人，也没有不能切实行《易》却能真正知道《易》的人。《乾》卦九三爻《文言》说：“知道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努力达到它，就可以接近事机；知道事情的终点并努力完成它，就可以守存义理。”唉！“神明领会、默默成就”彼此表里相应的意义，开头的《乾》卦已经明确揭示了，并显示出学习《易》的要领。有志于学习《易》的人，为什么不体会这个宗旨并实行它呢？先天而不违背先天之理，是作《易》的圣人；后天而奉行先天之理，是体会《易》的君子。然而完全得到后天体会《易》的学问，先天的道理自然就在其中。因此自古以来，先天的圣人阐发《易》的教化，只是教人切实完成后天的学习罢了。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是读《易》的方法；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是占《易》的方法；在所处之处安然自得，是用《易》的方法；神明地领会，是通达《易》的方法；默默成就，是契合《易》的方法；智崇礼卑，是效法《易》的方法；敬以端正内心，义以规范外在，惩戒愤怒、抑制欲望，迁向善、改正过失，是体行《易》、实践《易》的方法。总的说来，功夫和要领，只用“自强不息”一句就可以概括。唉！君子早晚勤勉不懈，如此而已。龙的德性处于正中，本来根源于谨慎实行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以及精诚专一地防止邪念、保存诚意；它可贵的地方难道只在于变化不可测吗？正因为有这样切近而精实的功夫，然后才能接近变化不可测的神妙境界。所以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君子的德性。《易》坤卦初六爻《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四句话虽然是用来解释“履霜，坚冰至”的意义，实际上四位圣人立象明义、系《彖》系《象》以显示劝善警戒的根本宗旨，都概括在这里了。学习《易》的人如果真能看见这个道理来读《易》，就会看见四位圣人恳切反复告诫的意义，也会看见天与人的感应本来并不遥远，善恶吉凶就像声音和回声、形体和影子一样相随；即使想不迁善改过，也会有所不敢。能够神明地领会它，非穷究义理、尽其本性以达到天命的人不可；行履有错而无咎，必须靠忠信来增进德行，这样的人可以接近事机。在这颗心中把天理看得明白，就能勇于实践；在这颗心中及早察觉人欲，就能迅速回头。这样，对于《易》来说，主动权就已经掌握在手中了。如果能在“迁善改过”四个字上，时时都有真正的认识和实践功夫，就可以同羲、文、周、孔四位圣人在同一堂上相会。学习《易》的人，如果对于动静、光明的防范没有见识，即使把所得发挥到极致，也只会成为躲避利害的伎俩。然而，如果没有真正与道相合、归于真实的修养，也终究不会明白动静、光明的真正血脉，不会得到动静、光明的真正枢要。孔子说：“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我们必须对道的整体及其实际作用有真正的见解，这样才算在《易》的神明默成之理上有所入门；即使是六经精微深奥的蕴含，也才开始能够窥见堂奥。四位圣人画卦、系辞的苦心，只是要引导人明白安居于自己所处位置的道理。然而，怎样才能安居于所处的位置，也不过是动静不失其时罢了。一部《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孔子的《十翼》，总共有两万多字。四位圣人反复推求、阐发、演绎，不怕这样谆谆重复，也只是为了防止人不能“动静不失其时”，把这一点发挥清楚而已。近世注《易》的人，动辄写十卷、八卷，却不知道着眼于此，实在是错了。尧、舜禅让，汤、武征伐诛讨，天道和人事发展到这里，都不能不如此；而几位圣人恰好按照事情本来应当的样子去做，这才是明白《易》的神明而善于运用《易》。有人问：“比这低一层的，难道就不值得说是运用《易》吗？”回答说：“不是。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遵循道叫作《易》。人的本性都善，即使是愚夫愚妇，也有不学习、不思虑便能知道的本能，只要一念合于道，怎么能说不是《易》呢？只不过没有以敬胜私、以义胜欲的实际功夫，就不能说达到了道的整体，也不能说与《易》完全融合罢了。” 孔子出仕、退处、久留、速去，都各自合乎时宜，这就是太极掌握在手、八卦生于自身，活生生呈现出一副传神写照的《易》之样子。探求《易》理的人，若能从孔子的进退行止上去求取，对于《易》道也就已经想通了一大半。然而还必须知道，孔子出仕、退处、久留、速去各自合乎时宜，原本是从“意、必、固、我”全都断绝其端绪而来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只在出仕、退处、久留、速去上模仿优孟的表演，虽然像叔敖的哭笑，神明却不是真的；把功夫做到极致，也只会成为子莫那种执着于折中的做法罢了。孔子所说的“九思”“三戒”“三畏”，曾子所说的“三省”“三贵”，就是我们儒者完整的占验法。至于孔子达到“圣之时”，君子能够随时而处于中道，那就已经与《易》完全融合，不足以再说是占验了。然而，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孔子正是善于为自己占决，不能说他不占。君子随时处于中道，正是君子精妙地为自己占决，也不能说他不占。唉！《易》的道，总是忧虑、勤勉、警惕、奋勉之道；学习《易》，总是忧虑、勤勉、警惕、奋勉的学习。一个人成为圣人或贤人，也不必只有一种固定形式，总之都在忧虑、勤勉、警惕、奋勉之中罢了。能把《易》之理发挥得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各人自己。孟子不谈《易》，但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是《易》。默默地成就道，也在于德行。颜子不迁怒、不重犯过错，三个月不违背仁，是因为他能够以身体力行来体现《易》。善于学习《易》的人，必须懂得运用《易》、体会《易》的实际意义；这样读《易》，才会卦卦都有益处，爻爻都有作用。有人问：“不迁怒、不重犯过错，与《易》有什么关系？”回答说：“防止邪念、保存诚意，是龙德能够处于正中之位的原因。颜子不迁怒、不重犯过错，内心不违背仁，正是减少过错的实学，也就是他的龙德处于正中，几乎可以达到辅佐君王的真正关键。《易》道难道一定要在飞、潜、惕、跃之间辨明时宜吗？” 横渠揭示“智、礼成性”的道理，可以说是探得了《易》道的渊源。有人问：“智、礼成性，与《易》有什么关系？”回答说：“《易》道只是要求人在动静之间不失其时，而动静不失其时，只是能够随时变化、遵循道。智与礼成就人的本性，是通向道义的门户，难道不是《易》道的渊源吗？”

译伊川先生的《易》解，即使不必同原来的防范完全相合，但总的说来确实得到了《易》的义理，自然是正确的，应当推重为《易》道暗室中的一盏灯。又说：程氏的注解既然得到了《易》的义理，那么把这部注解称为伊川的《易》也可以。有人问：它能否完全得到“时中”的道理？回答说：至于能否同他讨论权变，我还不敢断定；至于能否同他确立根本，则是可信的。然而，能够确立根本，就已经到达充实而光辉的境地；对于《易》来说，就如同已经入门而登堂了。“成性存存，是道义之门。”所以善于学习《易》的人，没有比尽性更重要的。怎样才能尽性而达到“成性存存”呢？不过是使智慧崇高、礼法谦下罢了。横渠先生“智礼成性”的说法，大概就是以此为本的。汉、唐一千年间，很少有真正懂得本性、能够尽性的人，哪里能有明白《易》道、善于运用《易》的人呢？所以只有伊川、京山二位先生，还算是黑暗房间中的一盏灯。然而伊川尚未化融，京山仍然任气；他们见解正确的地方固然很多，失于偏差的地方也不少。假如当时能够兼有明道的清明纯粹、紫阳的沉潜笃实、阳明的简易精明，又有古稀之年以及三绝之专长，必定能够在梦寐中与四位圣人相会。可惜要把这些长处兼备于一身实在困难。扬子云作《太玄》来仿拟《易》，却在新莽时失身；就连《乾卦》初爻“潜龙勿用”的意义也没有理解说明。还谈什么明白《易》理呢？宋儒中，杨诚斋、苏东坡二位都有《易》注。诚斋的《易》，我没有见过全书，但在《大全》中常见他的说法，也只是其中略有颖悟的思想，究竟对于更高层次的《易》道没有听闻，也不能算是得到了《易》的本意。至于东坡的《易》，只是把聪明才智在口头上卖弄，对于《易》的根本防范完全没有所得。为什么这样说呢？《易》这部书，根本宗旨归结为教人减少过错，而减少过错的方法，只以敬慎为要领。所以文中子用“日干夕惕”概括其宗旨，孔子也认为《易》是“使人出入以度外内，知惧也”。姑且不论东坡一生倚仗聪明、逞强才气、傲视他人、凌辱众人、轻慢世俗、放纵志意，这些全都与《易》相反。就是他讥讽伊川说“什么时候才能打破这个‘敬’字”，唉！打破“敬”字，就是打破《易》的根本。《易》的根本既然破坏了，还凭什么谈《易》呢？即使他的注疏，也不过是描枝绘叶罢了，同原本的生机有什么关系？大体说来，汉、唐的《易》只成为训诂；宋、明几个文人的《易》，多半是在卖弄聪明。训诂不是《易》；以聪明扰乱《易》，《易》也就亡了。这二十年间，如果不是有伊川、京山二位先生还保存几分真正的种子，《易》道恐怕早已坠落到今天都不存在了。只有看见道的整体，才可以说是懂得《易》。黄钟潜藏萌发，也不过只能说明一点生机罢了。即使因此就把“知《易》”许给他，也未免太轻率了。庄子说《易》是用来说明阴阳的，不过是掠取《易》象的影子和说法罢了，不知道先儒为什么有很多人赞取这一说。学者如果确实能在《序卦》的宗旨上融会贯通其大义，那么对于四位圣人系《彖》、系《象》、系《辞》的宗旨，也可以略见一斑。对于君子安居于所处位置的意义，也可以略知大概。所以读《易》的人，能够明白《序卦》的宗旨，并归结到《易》理上，就已经想通了一大半。读《周易》必须先明白《周易》的卦序。因为《连山》《归藏》是夏、商的《易》，并不是没有义理，只是文王重新安排了它的次序；以乾、坤为开头，必定是因为夏、商的次序还不完全恰当，而文王的领会尤其精深。所以学习《易》，首先必须探求《周易》的卦序；卦序明白了，《易》道也就明白了，这就是入门的道路。《周易》中乾、坤、屯、蒙相承接的次序，本来就像造化自然生成；孔子所说的卦序，更像天地造化自然运行那样，形神都极其精妙。解释经文能够有这样的笔力，才可以说是传神；卦序有这样的安排，《周易》的次序才算明白。不知道欧阳公根据什么见解而怀疑它。凡是书籍，都把凡例放在篇首，用来说明全书的规模。《周易》按现在的版本来读，自然没有不可以的。若从体裁来说，孔子的《系辞》上下篇，就是读《易》的凡例，本来应当揭示在经文之前，用来说明阅读的方法。尤其应当把《序卦传》放在《系辞》之前，因为《系辞》上下篇说明作《易》、读《易》、用《易》的方法，而《序卦传》则说明《周易》所以重新确定夏、商《连山》《归藏》卦序，并形成自身次序的原因。学者如果不先明白《周易》《序卦》的宗旨，学习《易》就先不了解它的来历；何况卦序的意义已经包含了《易》理，《序卦传》又精妙圆融，读它不仅能清楚《易》序的缘由，还能使人心情畅达、神思融通，产生天地造化盈虚、人事消息仿佛就在眼前的趣味。所以注《易》应当把《序卦传》放在篇首，读《易》则应以先明白《序卦》的大义为要。《易》的宗旨如同深渊大海，不是一个人或一种说法所能穷尽的。即使先儒也不敢自称已经穷尽自己所说的内容，只说是表达自己所见到的罢了。后来的学者见识浅、根基薄，想要入门，就不得不借助前人的注疏，也不得不从注疏中选择精粹。但不能说《易》的全部宗旨已经穷尽于我们所取资的说法；稍有同这些说法不合的，就抛弃不理，甚至加以排斥。关键仍在于虚心折中，务求合乎中正、切实恰当。然而初学者哪里容易做到折中恰当？只应先依据孔子的《十翼》，明白明《易》、用《易》、读《易》的方法，把它运用在观象玩辞之间，不以先入之见为主，不夹杂个人意见，并且一一依据《十翼》来说明经文，不敢有丝毫穿凿附会。等遇到《十翼》中语意隐约的地方，再去参考程、朱以及诸儒先贤的注疏即可。但总的说来，观看注疏，是为了求得经、传的宗旨，只取它足以阐发经、传隐约之意的部分就够了，绝不能舍弃经、传而另立一种说法。卜筮之所以神妙，是因为《易》本来就有卜筮这一条道路。然而《易》道原本是教人减少过错、遵循道，《易》又哪里是卜筮所能穷尽的呢？《本义》对于卜筮阐发得很清楚，但必须同《程传》以及诸儒的论说合起来阅读、融会贯通，并且实行典礼，才能圆满而没有遗漏。《易》必须到圣人之后才能明白，是因为《易》以道为本体，只有圣人才能清楚地看见道。至于后世读《易》之法，只应以孔子的《系辞》为主，不掺杂后人穿凿附会的说法；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易》，但也只是扫去几层云雾罢了。所以对于互卦、变卦、错卦、综卦等说法，凡是不出于《系辞》的，即使前贤相沿采用，我也不敢一概遵从。义理、言辞、卦象、占筮，同一本体而相互贯通，废弃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以，拘泥于其中任何一项也不可以。后儒纷纷有的以象为主，有的以数为主，有的以理为主，有的以卜筮为主，有的以错综变化为主，这就是舍弃通衢大道，走进旁边的小路了。

译《易》是文王、周公、孔子教人的书，是用来体察造化、明白人事、辨别善恶、决定顺从还是违背的书。读《易》的人，只从三位圣人的言语中求取，明白其宗旨归宿，就足以穷究事理、减少过错。即使是“元亨利贞”，对于文王、周公、孔子的宗旨，也恐怕终身都不能完全明白、完全学尽，哪里还容得在文王、周公、孔子没有说过的地方附会穿凿，增加赘疣之过呢？所以，互卦的说法，经文没有涉及，我不敢相信；老阴、老阳开始变化的说法，经文没有涉及，我不敢深信；错综的说法，经文虽然说过，但仔细玩味其本意，也并不是近来所说的三百八十四爻彼此错综，我同样不敢深信。我只知道对于经文已经说过的内容，体会其宗旨归宿，务求切实准确罢了。有人说：后世互卦的说法，也本于经文所说的“杂物撰德”，并不是其中爻不完备的意思，你为什么怀疑呢？我认为，经文说“杂物撰德”，是说每一卦如果不是中爻，那么这一卦所包含的事物就不完备，这一卦所体现的德性就不完整。比如乾卦若没有三爻、四爻，就只有初、二、五、上爻，只有天地之物而没有人，便不能构成天地人三才、完备万物；只有潜、见、飞、亢的德性，而没有进德修业、随时而行的德性，便不能成为隐显兼备的完整德性。其他各卦无不如此。这里说的“杂物撰德”，关键在于怎样贴切地理解中爻的意义；如果舍弃这一点，而只取其他卦可以互取的象来补足义理，就是远行涉水、泛滥旁出，结果反而近处遗漏了根本宗旨。况且没有哪一卦没有中爻，也没有哪一卦不通过杂物撰德来成就其德性；那么中爻所体现的杂物撰德，自然是《易》中一段切要的道理。假如一定要等到互取其他卦之后才算完备，那么“互”这个字，孔子的《系辞》中必定会明确说明这种例子来示人，为什么竟然一句也没有提到呢？孔子既然一句也没有提到，后人又从哪里知道所谓杂物撰德就是互取其他卦呢？这就是我不敢轻信的地方。有人说：老阴、老阳变化的说法，是宋儒沿用的，但实际上本于《左传》，例如陈敬仲筮齐、毕万筮仕、成季将生等事例，都是老爻独自变化；由此就可以知道少爻不变，你为什么怀疑呢？我认为，经文说用蓍草十八变而成卦，吉凶就可以知道，那么所得的本卦自然没有不足，何必再到其他卦中去寻找呢？而且十八变之后，反而把本卦作为所占之卦，舍弃本卦而以变化后的卦为主，这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道理。有人说：那么《左传》所说的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又认为，不仅左氏成书较晚，其中的话多有矫饰虚诬，难以相信；即使果真属于周人之说，看看它所引用的卦爻辞，大多也不出于文王、周公、孔子的《彖》《象》《翼》，而是自己造出的说法，例如“凤鸣锵锵”之类的话，同《易》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当时确实另有卜蓍之书，如焦、京一类，也不过是筮家采用老爻变化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周易》卜筮的正法。如果是正法，那么十八变之后，正是卦已经定成、辨别吉凶、决定疑惑的时候。哪里有《系辞》在“大衍之数”一篇中把筮法阐发得非常详细，却偏偏对此一个字也不提的道理呢？孔子没有提到后世之人，后人怎么能拿《左氏》来援引证明其他筮法呢？如果相信这一点，也正是我不敢轻信的地方。错综的说法，近代盛行于来氏；当时读《易》的人大多认为正确。大概是因为经文有“错综其数”的话，又有“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的话，于是就相信而不怀疑。不知道“错综其数”说的是画卦的方法，“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说的是把蓍草的数经过分二、挂一、揲四等过程推极，形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此确定天下之象。难道是说六十四卦中凡是爻义难以解释的，都要再取其他卦可以互取的象，彼此错综，扩展到四千九十六种变化，便无所不可吗？况且《系辞》上下篇阐明《易》的条例已经很详细，却也没有说到把六十四卦的爻错综到四千九十六种，以说明某卦难明的爻；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后人，而自己犯下增益经义、造成混乱的过失呢？这又是我不敢轻信的地方。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对先儒的各种说法该怎么办呢？我又说：我深信孔子，所以不敢舍弃孔子而轻信后儒；我深信孔子的《十翼》，所以不敢舍弃《十翼》而相信后儒的说法。这是我过于相信孔子，并不是像近代儒者那样，动辄夸耀自己的私见来掩盖前人。这番心意，即使先儒有知，也应当体谅我，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况且至理是大公的，正道在人心中自有判断；如果志同道合的人知道以经解释经，不夹杂臆见，经文的宗旨或许可以稍稍明白。注疏混淆真义的时代，如果能这样，我就非常庆幸了。即使不能如此，我至少可以免于穿凿附会的罪过，内心也稍稍能够自我安慰。即使当世有人理解我、责怪我，我又哪里有闲暇去顾问这些呢？《易》的古本中，羲皇所画的卦、文王的《彖》、周公的《象》、孔子的《翼》，共十二篇，原来各自成书。后来汉、晋诸儒，如郑玄、费直、王弼等人，逐渐把孔子的《彖传》《象传》《文言》分别附在经文之下。程氏、朱氏沿袭这种做法，也确实很便于诵读，没有必要再议论。然而从《坤卦》以下，都是《彖传》跟在《彖》后面，《象传》跟在《象》后面；唯独《乾卦》不是这样。即使《坤卦》，《文言》也仍然割列在后面，而只有《乾卦》不同。难道是因为文王、周公、孔子的言语不能混杂吗？可是从《屯卦》以下六十二卦，已经合并附列了。难道是为了合在一起、便于诵读吗？那么为什么篇首的《乾卦》偏偏不这样，而《坤卦》也还把《文言》放在后面呢？这件事虽然无关《易》的大义，但总的说来，在《易》书的体裁上仍不完备，后学诵读起来也不方便。这也有待有心人重新整理确定。有人说：孔子对乾卦《彖》已经作了《彖传》，又另外系有《文言》；爻辞、爻象已经有《传》，又另外四次系有《文言》。如今如果把它们汇集在一处，岂不是会丛杂繁乱吗？我又说：《彖传》附在《彖》后面，但仍按前后次序，各自成为一篇；《象传》附在《象》后面，也仍按前后次序，各自成为一篇。这样一来，文脉贯通，次序也仍然井然。不仅可以看出孔子在乾卦中三次系《彖》，在坤卦中五次系《彖》，仍然反复阐述《彖》、反复阐述《象》，这是因为他在韦编三绝之后，对其义理品味得更加深刻、探究得更加深入；还可以看见大圣人学习《易》的精勤，以及他忧虑天下后世的深切心情，也可以使读《易》的人更便于寻绎体味。由此可以看出，《易》的道理确实是品味不尽、推演不完的，一生学习也不能穷尽，并且可以由此类推、触类旁通，在默默之中达到神明的境界。这又不只是便于诵读而已。只是不知道当代的大君子们认为如何呢？

译卦变的说法，是《彖》《象》以及《十翼》中没有说过的。自从虞翻大力主张以后，后来的儒者大多依从它来解释经文。然而考察古注，已经有说贲卦由泰卦变来的说法，那么想来这种说法的由来也是很久远的。只有伊川不这样认为，认为乾、坤合而成为泰卦，哪里有泰卦再变成贲卦的道理？于是认为阴阳刚柔的变化，都来自乾、坤。朱子又认为，伊川不采用卦变说；但在解释贲卦“柔来而文刚”、无妄卦“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等地方时，伊川的说法也不免牵强。王辅嗣的变卦说又不自然，于是有人推广成一幅卦变图，从一画到五画，没有不包括在内的。他画图后说：“如果讨论伏羲画卦，那么六十四卦同时都有，即使乾、坤也没有产生其他卦的道理。若依照文王、孔子的说法，则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在于看得灵活，不受拘束，这样就没有不通的。”又说：“我的说法似乎有自然的气象，只是变换了一爻，并不是说圣人当初就是这样造卦的；而是卦既然形成，自然就有这样的象。大概我也认为应当灵活而不执着。”我曾经依据各部经文，反复推求：程子所说各种变化都来自乾、坤，这个说法并没有错。然而，用这个说法解释贲、咸等卦中刚柔彼此往来、上下交换的情形，是清楚的；用来解释讼卦“刚来而得中”、无妄卦“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等几处，却明显觉得缺少来历。朱子的卦变说，看起来也灵活而不执着，但同样觉得与经文宗旨不合，更觉得它只是在成卦以后取刚柔上下互换的一端，却没有说明成卦的由来，也就是所谓“刚来得中而成讼”“柔来文刚、分刚上文柔而成贲”“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以成无妄”的意义，既不切合，而且对于孔子分别解释《彖传》、加上这几句话的宗旨，也没有阐明。为什么呢？像贲卦的“柔来而刚上”、涣卦的“刚来而柔上”，原本是本卦内部的刚柔上下往来；但讼卦的“刚来而得中”、无妄卦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却是推明前后两卦正反相综而形成此卦的由来。因此孔子在《彖传》中特意加以解释，用来阐明《彖》中本来就有的意义，并不是只说成卦之后，后人推求爻画可以变换的末节，如虞翻所说那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文六十四卦中，除了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八卦以外，其余各卦都是两卦合为一组，一正一倒，成为两个卦。伏羲画卦时，本来就是把阴阳上下相合而生成，原没有某卦由另一卦变化而后形成的道理。如果说文王重新演定《周易》四十六卦的次序，那么正是一正一反相合而成；恰好这些卦在正反之间取用了往来的意义，作为成卦的由来，所以孔子特意把它揭示出来。而且通观损、益两卦的二爻、五爻爻辞，都系有“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夬、姤两卦的四爻、三爻爻辞，都系有“臀无肤，其行次且”；既济、未济两卦的四爻、三爻，也都系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意思，这就更足以相信两卦正反相因，正是这些卦往来的由来。所以，变化并不在远处：取的是爻画中的刚柔可以互换；但它又在近处：取的是卦序正反往来本来就相互贯通。损卦是山泽顺合，益卦则是山风倒置，两卦其实只属于一个卦。在损卦中是五爻，在益卦中就是二爻。夬卦是泽天顺合，姤卦则是天风倒置，两卦其实只属于一个卦。在夬卦中是四爻，在姤卦中就是三爻。既济卦是水火顺合，未济卦是水火倒遇，两卦原本也只是一个卦。在既济卦中是四爻，在未济卦中就是三爻。所以它们的意义可以相互贯通，爻辞也就彼此相似。而且这样参照来看，不仅可以明白两卦彼此相综，从而形成这一卦，如损、益、贲等卦的上下爻彼此往来；也可以明白讼、无妄等卦的变化，应当从另一卦正反相对而来的关系上理解。孔子系《易》时，洞察了这一宗旨，所以作了这些传。即使文王系《彖》时，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为卦系《彖》；周公系爻时，也看到了这一点，才为爻作《象》。只不过文王、周公系《彖》、系《象》时，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推演说明到这里。实际上，孔子的《彖》《象》《传》之所以解释文王、周公的《彖》《象》，正是推究文王、周公没有说出的隐含意义，并加以畅发，并不是孔子自己另造一种义例。这是我多年以来反复印证各部经文、反复在心中推求后，才敢断定的说法。近来反复研究文王、孔子的原始卦辞，越发觉得它切合经义，也不涉及人为安排；既没有执着拘泥的弊病，也没有渺茫难凭的嫌疑。只是不知道当代明白《易》的君子认为如何呢？先儒都说伏羲依据《河图》而画卦，大禹依据《洛书》而推演《洪范》九畴。我曾反复研读孔子的《系辞》，私下觉得并不是这样。画卦，应该是羲圣把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看得透彻熟悉，已经洞然明白于胸中，于是特别提出八卦来象征它们；又看见神明之德、万物之情无非阴阳刚柔相互摩擦、相互激荡，所以又重叠成六十四卦来象征它们。如果只是因为看见《河图》才画卦，那么天地、风雷、山泽、水火的卦象，都是看见图以后才触发出来的；这不仅埋没了羲圣仰观俯察、远取近取的苦心，也涉及先有神异、后有人事的荒诞说法，不是孔子《系易》的本意。何况考察《河图》，它同卦义、卦位都没有确切印证；先儒虽然勉强作了解释，终究觉得不能完全吻合，怎么能据此作为定本呢？依我的看法，从前孔子系《易》说：“从前伏羲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的宜适，从远处取法于万物，从近处取法于自身，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之德，类比万物之情。”既然说“仰观俯察”等，又说“于是开始创作”等，那么就可以知道八卦并不完全是因为看见《河图》以后才画出的。

译况且，即使《河图》在画卦之前出现，龙马背负的图也不过是观察鸟兽纹理的一端，难道画卦就因此而产生吗？至于《系辞》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说圣人看见图书的画象而推演法则，取法卦象来使《易》具有神妙意义。所以孔子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幽冥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所谓“幽赞而生蓍”，正是说取法图书来推演法则，同下文“观察阴阳的变化，确立卦并发挥刚柔，产生爻”是同一义例，是说明成卦的由来，难道是说“幽赞而画卦”吗？所以我断定，伏羲的卦不应当因为看见《河图》才开始画，而只是取法图书上的纹理，这大概是为了说明产生蓍草的借喻。以上都是依据孔子的话来立说，只是不知道当代明白《易》的君子认为如何呢？考察《系辞》中“从前伏羲统治天下”这一段，可以看出圣人画卦并不是依据《河图》。考察《系辞》中“从前圣人创作《易》，幽冥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圣人取法图书，只是为了推演蓍法。认为八卦是因《河图》才开始画的，认为神明默默赞助之后才产生蓍草的，都不免把说法神异化，而且又远离事实，自己违背了原本宗旨。可惜无法把三位圣人请到一堂，亲自当面向他们请教。讨论《周易》，只应当从卦爻已经产生以后去求取，不应当从卦爻尚未产生以前去求取；只应当在卦象已经确立以后讨论吉凶悔吝，不应当在卦象尚未确立以前追溯所谓无形之象和先天之理；只应当就着造化来说明人事，不应当舍弃人事而只去求造化。因为《周易》这部书，原本是在卦、爻、象、数已经确立以后，由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即造化而说明人事之理。如果舍弃这一点，反而追索卦爻尚未形成以前那不可捉摸的造化，说“我要追溯伏羲以前的心地”，这就像讨论一个人时不论他的立身行事、善恶得失，却反而追索他父母尚未生他以前的情形。况且伏羲当日画卦、命名，已经是即造化而说明人事了。何况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系《辞》之后，仍然说只应当从先天未画以前去求取，岂不是更加遥远吗？但如果只明白人事而不知道造化，就会不知道人事都是造化的自然结果；也不知道“天地设位，而《易》即行乎其中”的来历。不仅会任意穿凿、任意附会卦爻和人事，而且还会认为有卦才有《易》，离开卦就没有《易》，使天地之间范围曲成、日常生活中片刻不可远离的道理，徒然局限在观玩和占卜之中；四位圣人教人崇德广业、安居于所处位置的精微宗旨，也几乎就此断绝了。所以读《易》既要明白人事，也必须明白造化。邵子的八卦先天图，也本于《系辞》“天地设位”一章的意义。然而，它讨论的是卦画尚未产生以前的事情；六十四卦圆图，是按照节序计算时令；方图，是按部位寻求方位；横图，则由根生干、由干生枝。这些都是象数中旁见侧出的事理。说起来并不是不能同画卦、揲蓍的意义相通。总的说来，讨论《易》不必据此寻求解释；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种道理，另外讲说，也可以。运用《易》圣人的敬德功夫日益提升，高明之德可以与天相配，这是善于运用乾卦的人。以内心的敬使内在正直，以义使外在端方，广博厚重的德性可以与地相配，这是善于运用坤卦的人。虽愚笨却思求明白，虽柔弱却思求强健，遇到险难不畏惧，行动时忍耐并不断增益，这是善于运用屯卦的人。顺应上天的法则，不刻意求知、不刻意求能，成为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这是善于运用蒙卦的人。增进德行不越级，提升身份不求速成，审察时势、通达形势，不与时运争先一日，这是善于运用需卦的人。看见过错便在内心自我责问，处于争执中却以谦让为乐，这是善于运用讼卦的人。行走于险境而能顺从，端正自身而感化他人，这是善于运用师卦的人。趋近正道、亲近仁者，舍弃逆势、辅助顺势，这是善于运用比卦的人。刚健而又细密柔和、文雅恭敬，作为臣子能够善于匡正君父，这是善于运用小畜卦的人。声音、节律、仪表和行为尺度都可以作为仪范，礼制通达而名分无不恰当，这是善于运用履卦的人。胸宇安泰而发出天光，见识宏大、内心安泰，富贵贫贱都能一视同仁；达到中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并得到养育，这是善于运用泰卦的人。默默自足，足以容身退避，处在闭塞之世也没有忧闷，这是善于运用否卦的人。善于同人相处，和谐相处却不盲目附和，这是善于运用同人卦的人。建立功业却不自以为有德，节约费用、爱护人民，把万古统摄于一心，使四海处于宽容自在的状态，这是善于运用大有卦的人。好像没有一样，实际却像空虚一样充实；有自矜之处却不争强，被人冒犯却不计较，这是善于运用谦卦的人。安于善道而以之为乐，遵循义理，使人心悦诚服、神明欣悦，这是善于运用豫卦的人。和谐而不随波逐流，合群而不结党，只以善人为师，不合乎道就不跟从，这是善于运用随卦的人。改正过错、增加德行，像干父之事那样获得声誉，凡事追究其终点并考察弊病，这是善于运用蛊卦的人。持守内心如同面对深渊，接触外物如同踩在薄冰上，端正自身而处世，以庄重来治理，这是善于运用临卦的人。使四方眼目都明，使四方耳目都通，开放四方门户，胸中具有宇宙般宏大的见识，一身立为万世的典范，这是善于运用观卦的人。去除私心，不让一丝私意存留；一有私心便使它归于理；去除邪念，不让一丝邪念阻塞正道；明察而果断，这是善于运用噬嗑卦的人。质朴却不粗野，文雅却不浮华；礼乐不跟从后进，而跟从先进，这是善于运用贲卦的人。克制自己，不达到彻底就不停；去除恶念，不达到彻底就不罢休，这是善于运用剥卦的人。见到善行一定迁就而学习，听到义理一定迁移而实行，有私心就一定克服，使正直回归本性，这是善于运用复卦的人。心中没有妄想，口中没有妄言，身上没有妄行，这是善于运用无妄卦的人。以道深入造诣，不想凭一项善行成名；把万物视为一体，却不取悦于逸乐；小的功效也广大如天、深厚如渊，这是善于运用大畜卦的人。用清静安定来养心，用淡泊来养口，用诚敬来养德，再以善政善教来养护家庭、国家和天下，这是善于运用颐卦的人。独立而不畏惧，坚定地站立而不回头，这是善于运用大过卦的人。见到险境便知道停止，身处险境仍能守信；走出险境而且善于思虑，这是善于运用坎卦的人。交往一定依附于正道，行动一定合乎中道，使自己的明德日益显明、日日更新，这是善于运用离卦的人。胸襟空阔而大公无私，外物来到便顺应处理，这是善于运用咸卦的人。把实行仁义当作自己的责任，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是善于运用恒卦的人。被任用就出来做事，不被任用就退藏；有道便出仕，无道便隐居，没有吝惜之情，也没有被系缚的志向，这是善于运用遯卦的人。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站立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上；富贵不能使他淫逸，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是善于运用大壮卦的人。信实而不断进于美善，美善而不断进于广大，广大而不断进于圣神；不达到目标就不停止，不到达境界就不安居，即使已经到达也仍不敢自安，这是善于运用晋卦的人。外表晦暗而内心明亮，处在忧患中却不受伤害，困穷时更加坚强，年老时反而更加壮盛，这是善于运用明夷卦的人。端正自身以作倡导，整肃仪容以成为典型，恩惠不能遮蔽义理，以宽厚辅助刚严；从家庭和邦国开始，最终推及四海，这是善于运用家人卦的人。明白亲疏的分别，以贤愚辨别亲族九族，以此区分众多品类；名分虽有差殊而不相违背，根本上仍归于一理，这是善于运用睽卦的人。不冒险而轻率前进，能预知事物微妙的先兆而达到神明；不因险难就停止不前，献出生命以完成志向，这是善于运用蹇卦的人。迷惑而获得觉悟，昏暗而得到光明，不胶着、不固执，豁然消除困塞之路上的阻滞，走向平坦，这是善于运用解卦的人。减少妄想来养心，减少妄言来减少过失，减少妄动来减少过错，减少妄费来充裕财用；凡是可以省去的虚文浮物，都一一加以节制，这是善于运用损卦的人。品性日益澄莹，内心日益平和，行为日益诚实；过去的亏缺、昏昧，到这里变得笃实光明，这是善于运用益卦的人。断除私欲要勇猛，如同拔除杂草；远离恶行要果断，如同丢弃臭物；不被旧习牵制，不留恋私恩，这是善于运用夬卦的人。遇到父母便孝，遇到君主便忠，遇到朋友便守信，遇到兄弟便友爱而恭敬，遇到夫妻便合乎义且各守分别，这是善于运用姤卦的人。以敬来聚集德行，以和来聚集家庭，以恩来聚集国家，以仁义来聚集天下，以学术把千古圣贤神明的道德功业聚集于一身，这是善于运用萃卦的人。地位未必天天升高，但道德因此天天升高；爵位未必天天尊崇，但德性应当天天尊崇；从近处开始走远路，从低处开始登高处，以圣人为必定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努力达到，这是善于运用升卦的人。

译能够走出险境，并且善于思虑、善于运用坎卦，这就是善用坎。与人交往必定依循正道，行事必定合乎中道；自己彰明美德，使自己一天比一天更新，这就是善用离。胸襟廓然大公，顺应万物而不违逆，这就是善用咸。把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死去才停止，这就是善用恒。该出仕时便出仕，不被任用时便退藏；有道便出而任事，无道便退而隐居；心中没有吝惜之情，志意也不受牵系，这就是善用遯。居处要如同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立身要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行事要遵循天下最正大的道路；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就是善用大壮。守信而不断进于美善广大，由美善广大而进于圣神；不做并非自己所当做的事，达不到目标便不安；即使已经达到，也仍然不敢自安，这就是善用晋。外表晦暗而内心明达，身处忧患而不受伤害，处境困穷却更加坚定，年老了反而更加壮盛，这就是善用明夷。端正自身以作倡导，整饬仪容以成为众人的规范；恩惠不能遮蔽义理，以宽厚济助刚猛；从家庭和邦国开始，最终推及四海，这就是善用家人。明辨亲疏的分别，区分贤能与愚昧；亲爱九族，以辨别各种人等；名分虽有差别却不相违背，最终归于一理的会合，这就是善用睽。不冒险而轻率前进，能够察知事物将要发生的征兆而近于神明；不因身处险境便就此停止，而是以生命承担使命以实现自己的志愿，这就是善用蹇。迷失了能够获得觉悟，昏暗了能够得到光明；不胶着、不固执，豁然消解困屯之路上的阻滞，从而走向平坦易行之地，这就是善用解。减少妄想以养护内心，减少妄言以省免过失，减少妄动以少犯错误，减少妄费以使财用充裕；凡是可以省去的虚文浮物，都一一加以节省约束，这就是崇尚并善用损。人的本性一天比一天纯莹，内心一天比一天平和，行为一天比一天诚实；先前的亏缺、昏暗和蒙昧，到此时变得笃实而光明，这就是善用益。决断私欲要勇猛，如同除去杂草；远离并断绝邪恶，如同丢弃恶臭；不受旧日习惯牵累，不留恋私人的恩情，这就是善用夬。遇到父母便尽孝，遇到君主便尽忠，遇到朋友便守信，遇到兄弟便友爱而恭敬，遇到夫妻便合乎义理而各守分别，这就是善用姤。用恭敬来聚集德行，用和睦来聚合家庭，用恩惠来聚合国家，用仁义来聚合天下，用学术把千古圣贤的神明、道德和功业聚集于一身，这就是善用萃。地位不一定每天升高，但道德因此而一天比一天高；爵位不一定每天尊崇，但德行却要使它一天比一天尊崇。行远从近处开始，登高从低处开始；把圣人看作必定可以达到的目标，并且最终达到这一境界。贫穷却以守道为乐，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恼怒；隐居以求成就志向的功夫，坚定到不可动摇，这是善于运用困卦的人。深入道的造诣而有所自得，安居而积累深厚，从各方面都能遇到本原；广大深厚如天，渊深如泉，随时发用而无不恰当，这是善于运用井卦的人。每天洗涤旧日的染污，时时淘除熟习的旧惯，以天道为法度而不拘泥于个人私见，不沉溺于成见，这是善于运用革卦的人。尊崇德行、凝聚道理以建立根本，享祀上帝、养育贤才；使自己俨然成为我道的典范，而不留下覆餗的羞耻，这是善于运用鼎卦的人。修道，就是在无人看见时仍戒慎，在无人听见时仍恐惧；保全自身，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对重大事务、承担艰难任务，就是临事而惧，善于谋划而使事情成功，这是善于运用震卦的人。以安静为主而确立根本，经历动静、人与我之间的纷扰，内心澄澈而不可混淆，凝定而不可动摇，这是善于运用艮卦的人。学习不超越次序，教导不越过等级，这是善于运用渐卦的人。出仕一定选择君主，依附他人而不失去亲近之人；男女婚姻嫁娶，要看德性、看德门，而不只是选择权贵显盛之家，这是善于运用归妹卦的人。尊贵却不骄傲，富有却不奢侈，使德性厚重而不使积蓄厚重，这是善于运用丰卦的人。通达人的情理，明白事物的道理，羁旅在外也如同居家，对同行之人和厚相待，这是善于运用旅卦的人。精心思考而深入奥理，以仁德之风泽被万物，这是善于运用巽卦的人。用道理匡正君主，使君主喜悦；用善行奉养父母，使父母喜悦；以诚信结交朋友，使朋友喜悦；以深厚的仁德恩泽普遍施加于家、国、天下之人，使人心无不喜悦，又不留下只逞口舌之快的羞耻，这是善于运用兑卦的人。有疑惑就立即解除，有欲望就立即消除；周全而不结党，和谐而不强求一致，心胸如天空海阔，行事如流水行云，使一切胶着纠结、壅滞私蔽之情全部化解，这是善于运用涣卦的人。没有浮泛的思虑，没有虚妄的言语；快乐不过度，悲哀不伤身；衣食器用都合乎分寸，不犯暴殄天物的过失，这是善于运用节卦的人。忠诚信实，笃厚恭敬，站立时仿佛参星在面前，乘车时仿佛倚靠车前横木；天地神人，都深深贯通于一片至诚之中，这是善于运用中孚卦的人。存心宁可厚道而不可刻薄，待人接物宁可仁慈而不可苛刻，衣食器具宁可朴素而不可华饰，这是善于运用小过卦的人。富有时不忘贫穷，尊贵时不忘卑贱，安逸时不忘劳苦，太平时不忘祸乱，凡事都预先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忧患，这是善于运用既济卦的人。增进道德如同力量不足，改正过错如同唯恐来不及，任用贤才如同饥渴，谋求治理如同救火救溺；同时又像天体运行那样刚健，自强不息，这是善于运用未济卦的人。由此推演伸展，触类旁通而不断扩充；智慧崇高，效法天道，礼义谦下，效法大地；成就本性而使善性不断保存，这就是道义之门。这样做，差不多就能安居其位，也可以减少过错了。《丰川易说》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丰川易说》卷一 鄠县王心敬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