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稽疑卷三

译十八人，那些记载死亡的人没有不记载日期的。”有不记载日期的，这一年只有公子益师和后来的无骇去世，以及夹地死了数人罢了。《春秋》传文的条例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这本来不足以深信，然而直接指认为是脱漏了简册，尤其属于极端的臆测，保留下来作为质疑是可以的。

译纪子帛与莒子在密地结盟。

左氏认为“纪子帛”就是裂繻的字。考查经书通例，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前的先例，这种说法难以讲通。公羊传认为应当说“纪子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胡氏沿用了这一说法。然而纪国本不是子爵，那么公羊的说法似乎也不恰当。“子”字上面可能有脱漏的文字。

夫人子氏去世。

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根据《左传》，声子、仲子都不是正妻嫡出，怎么能僭越使用夫人的称号呢？《春秋》初期，周王制度尚存，还没有到文公以后那种僭越失礼严重的程度。

武氏子来求取（赙赠）。

诸家传注都认为这是平王驾崩，武氏子作为王，来求取赙赠。只有孙明复认为，武氏子的父亲去世尚未安葬，所以来求取赙赠。如果说王来求取赙赠，那么在周朝的卿大夫中，难道没有可以派遣的人吗？为什么要派遣一个尚未受爵位的子弟呢？应当以孙氏的说法为是。

戊申日，卫国的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完。

解说凡例的人说，称名表示自我断绝于先君，因此削除其属籍；称公子，是显示他以天然的亲属关系反而成为仇寇。事情相同而记载不同，为什么呢？《春秋》初期，受命得氏的人向来较少，所以州吁、无知、督、万不记载其族氏；《春秋》中期，大夫僭越国权，没有不得氏的，所以商人、归生、里克、赵盾、徵舒、崔杼、宁喜、陈乞、楚比都作为大夫记载氏和名了。称人、防，是称其国人众多而不可指名。《春秋》根据事实直书，其罪过自然显现，在名爵称谓之间，哪里有什么轻重之分呢？

翚率领军队，在防地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翚率领军队讨伐郑国，本来是一件事。传注将其分为两件事，其意义在于加重翚的罪责，认为这不是公的命令而是擅自用兵。虽然如此，不记载“使”字，罪过自然显现。现在强行断章，意义反而显得晦涩。这与庄公八年齐无知弑杀其君诸儿的情况相同。

滕侯去世。

《左传》说：“不记载名字，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就记载名字。根据《春秋》，这一年记载“滕侯卒”，宣公九年、成公十六年记载“滕子卒”，都不记载名字。到了昭公以后，四次记载“滕子卒”，都记载了名字。这是近处详细而远处缺漏。史文脱漏可知，并不是说结盟与未结盟的区别。

修筑中丘的城墙。

这一年公将要讨伐邾国，修筑中丘的城墙。左氏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根据《春秋》，在城内修筑城邑共二十三处，在夏季修筑的有七处，在春季修筑的有四处，其余都合乎时宜。不合时宜而修筑，固然要记载；合乎时宜而修筑，也要记载，为什么呢？圣人爱惜民力，慎重兴作，惩戒僭越邪恶罢了。那些因为邾国、莒国而修筑，以及大夫自强而修筑，各自根据文辞来体现意义，不在于记载时宜与不时宜。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春秋》按日记载的，如癸酉日大雨雷电，庚辰日大雨雪，由此可以看出八天之内两次经历天象变异。又如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行尝祭，由此可以看出在灾祸之后行尝祭是不敬。像这类情况，大概是通过记载日期来体现的，并不是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日期来寄托褒贬。

齐人、郑人进入郕国。

今年，齐、郑进入郕国。庄公八年，郕国向齐国投降。由此看来，齐国想要吞并郕国，所以率领郑人进入。左氏说“讨伐违背王命”，在经文中没有考证依据，也不敢据此定论。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传》说：“继弑君之后，不记载即位。这里记载即位，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春秋》，国君终老继位，儿子继承正统，就举行即位之礼，文公、成公、襄公、哀公就是这样。继故君之位，则子弟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庄公、闵公、僖公就是这样。桓公、宣公不是继承正统，却举行即位之礼，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桓公弑杀隐公，宣公弑杀赤，都是以弟弟篡夺哥哥而有国家，不义到了极点，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假借这种礼仪，想要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继承正统的人，来欺骗天下后世罢了。大致上，举行即位礼就记载即位，不举行即位礼就不记载。圣人依据史官旧文，不加不减。至于“如其意”的说法，恐怕也未免牵强。

滕子来朝见。

胡氏说：桓公背负弑君的大恶，滕国作为邻国率先朝见他，与夷狄没有区别，所以降级称为子。如果按照他的说法，罪责及于一身就够了。整个春秋时代不再称侯，难道因为祖先有罪而一并贬低其子孙吗？况且当时破坏典礼、背叛君父的人很多，为什么都不贬低而唯独涉及一个小国呢？程沙随又说：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看其爵位的高低。滕国本来自己贬称为子，等到观察隐公初年，滕薛争夺长幼位次，尚且不肯谦让，何况自己贬低爵位呢？有人认为应当在丧期未结束、君主未即位之前，又不见滕侯去世的记载，都窒碍难通。根据《乐正子》记载：滕侯、薛侯在隐公时旅朝，桓王听说后，征召朝见，滕以子爵前往，薛以伯爵前往，王发怒，都予以黜退。这与杜氏、范氏的说法都相同，其为王所黜退是确凿的。当时，周德虽然衰微，命令尚存。比如两个邾国都从附庸升为子爵，传注认为是因为多次跟随齐桓公抵御楚国，桓公向天子请求，命为诸侯。由此看来，当时周王黜陟的命令不能说完全废弛。

杞侯来朝见。

左氏说：“杞侯来朝见不敬，杞侯回去后就谋划讨伐他。”公羊、谷梁都认为杞是纪，因为齐国想要灭纪，纪国寻求鲁国作为援助，不是因为

译桓公即位，杞侯来朝。查考《春秋》，杞侯自这一年朝见桓公之后，接着就有齐国入侵杞国的战事，以及桓公与郕国讲和的事件，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观察，就知道来朝见的必定是杞侯了。《左传》的记载并没有错误。至于纪侯，自从齐国、郑国假装朝见桓公之后，才开始产生戒心，这与杞国无关；等到他朝见桓公的过失显现出来，道理自然明白，又何必等待贬低他的爵位来彰显呢？

译春季正月。

四明程氏说：桓公在位期间，正月不称“王”的有十四年。有人说是因为周王没有颁布历法，有人说是因为桓公不尊王，有人说是因为元年书写“王”字是为了纠正桓公的罪过，二年书写“王”字是为了纠正宋国华督的罪过，十年书写“王”字是因为这是桓公在位十年的终结，十八年书写“王”字是为了纠正桓公一生的罪过。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圣人依据旧史编写《春秋》，以展现当时的事实，其中治理国家的重大义理，如同日月星辰般昭著，难道会斤斤计较于省略一个字来表示贬斥，让后世的人揣测臆断，引发纷纷的议论吗？这一定是传抄过程中的错误，而后世的人不敢擅自增补罢了。现在如果一定要在缺漏的文字中强行生发义理，那么桓公十四年记载“夏五”而没有月份，昭公十年不记载冬季，桓公四年、七年不记载秋季，僖公二十八年不记载冬季，有日期而没有月份，又将如何解释其中的义理呢？桓公弑君，本来就不尊王了。宣公的事迹与桓公没有不同，为什么又记载“王”字呢？桓公既然不尊王，元年不记载“王”字就可以了。现在元年记载“王”字说是为了纠正桓公的罪过，三年不记载“王”字，反而不纠正桓公了吗？元年还可以勉强解释。二年记载“王”字说是为了纠正宋国华督的罪过，然而公子翚弑杀隐公，庆父弑杀闵公，楚国商臣弑杀父亲，凡是这类事件，为什么都在前面不记载“王”字，而在后面去掉“王”字来纠正呢？如果说十年是桓公在位十年的终结，十八年是纠正桓公一生的罪过，那就更加难以讲通了。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因为不理解“王正月”三个字是连属的，而把“王”字单独作为一个意义，“正月”单独作为一个意义。如果知道《春秋》是依据事实直接记载，不靠一个字来进行褒贬，义理在于事实之中，而不在于年月日时的细微差别，那么自然就不会有这种弊病了。

齐侯、卫侯在蒲地相互约定。

《公羊传》说：“胥命是什么意思？是相互约定。为什么说相互约定？是接近正道。古时候不结盟，只是约定言语就退兵。当时诸侯相遇不结盟的很多，难道都接近正道吗？如果接近正道，那么齐、卫两国的君主一定有特殊的德行。等到考察两国的始末，都不是贤明的君主。根据经文，只是讥讽他们僭越。僭越是什么意思？《春秋》中不是王者不称‘命’。记载齐、卫在蒲地相互约定，是谴责两国僭越称王的罪过。”

丰收。

丰收，三传认为是祥瑞。贾逵、胡氏认为是灾异，为什么呢？古时候，国家有灾祸或祥瑞，国君告知宗庙和史官，然后才记载。以丰收来告知的，是桓公、宣公的意思。这两位国君取得政权不正当，大概是想要借助天道来压制人心。《春秋》没有改变这种记载，正是为了彰显这两位国君僭越叛逆、夸耀欺诈的罪过。

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左传》说：“两次报丧，这时陈国发生动乱。”按照《春秋》，“戍”字下面，怀疑脱漏了“陈佗杀其君之子免”八个字，不然的话，“第二年蔡国人杀了陈佗”的事情就没有由头了。甲戌、己丑相连，应当是传抄的错误。

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

杜氏说：“仍叔，是天子的臣子，称‘子’，是根据父亲的字，是年幼弱小的说法。这大概是讥讽子弟参与国家政事。有人说这是责备世袭官职，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说是‘仍氏之子’呢？如果‘仍氏之子’已经是大夫，经文自然应当以官职、姓氏、名字出现，像咺、渠、伯纠之类就是这样。现在说‘仍叔之子’，大概是知道这是未被正式任命时的称呼。杜氏的说法是对的。”

冬季，州公前往曹国。六年春季正月，州公确实来了。

州公来到鲁国，必定经过曹、卫两国之间，所以先记载“前往曹国”，接着记载“确实来了”，文意相承。齐氏说：“外出叫‘遂’，内来叫‘实’，都是兼述事情的词语。有人把‘实’当作名字，恐怕是误解。”

丁卯日，子同出生。

胡氏说：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在防地，是符合记载儿子的法度的。这个义理固然精妙，然而文公、成公都是嫡子，为什么又不记载呢？《谷梁传》说：因为怀疑所以记载。考察经文，桓公三年，文姜回到鲁国，到十八年，才开始与桓公一起到齐国。这中间十五年，文姜在鲁国，未曾去齐国，而子同出生在桓公六年，那么子同不是齐侯的儿子，很明显了。《谷梁传》的说法，与《齐诗》中“展我甥兮”的意思相合，大概必定有所依据。

焚烧咸丘。

桓公即位七年，邾国不遵守朝聘的礼节，所以焚烧它的城邑。杜氏说：“焚，是放火烧田。放火烧田而在现在的十二月，本来就是正当的时节。为什么要记载呢？”第二年秋天，攻打邾国，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丰氏说：按照石经，“二朝”字都写作“奔”字，大概是谷伯、邓侯被楚国逼迫，而逃到鲁国，从此就不能再回到他们的国家了。《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谷伯、邓侯为什么称名？是因为失去了土地。”他们是来投奔而不是来朝见，很明显了。那么传本的错误，不在这两个人的时代，而在晋朝泰始年间吗？

宋国人拘捕郑国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郑突，是宋国扶植的。宋国想要立突，拘捕祭仲。祭仲听从他们的请求，突于是被立为国君，而世子忽出逃到卫国。《公羊传》认为这符合违背常理却合乎权变的道理。后世大概有废黜、安置国君像下棋一样的情况，未必不是由《公羊传》开启的。违背常理的说法，不也很荒谬吗？

丙戌日，庄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丰氏说：“按照石经，‘卫侯晋卒’四个字，在‘盟于武父’之前，‘卫’字上面没有‘丙戌’两个字，《谷梁传》在这里错简了。”

许叔进入许国。

《左传》记载郑伯让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

译用来供奉许国的祭祀。如今郑国发生动乱，许国才刚刚进入许地。查考《春秋经》，隐公十一年只记载“鲁公与齐、郑两国军队进入许国”，许国并没有被灭亡。许国既然没有被灭亡，那么必然还有君主在许国。假设许叔确实主持了许国的祭祀，那么今天的事就是光复故土，史书必定会用不同的笔法来记载，而不能与公子突进入郑国、小白进入齐国采用相同的书写体例。

译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何氏认为封人没有儿子，季次应当继位，封人想立献舞却憎恶季次，季次因此避位。封人死后，季次回到防邑，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被赞为贤德而称其字。查考经文，凡是记载“自某国”的，都是寻求援助后归国。寻求援助而归国，是不听从先君的命令，不向天子请示，这能说是合乎礼制吗？《春秋》记载史事只是为了警戒罢了，对于称名还是称字并没有刻意选择。比如“王使荣叔来赐桓公命”，这是宠幸叛逆的行为，却记载为“荣叔柔防”；“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这是以臣子身份对抗君主的无信之盟，却记载为“蔡叔”，难道这些都是因为贤德而称其字吗？何氏的说法，似乎不足以作为依据。

蔡桓侯下葬。

啖氏说：“春秋时期诸侯大多私自定谥号，且自称公，唯独蔡国向天子请求谥号，所以用原本的爵位来称呼他。但考察春秋时期诸侯下葬的记录，全都称公，不应只有这一条不同。大概‘公’是虚位，是礼制的文辞。诸侯在国内时，臣子都以这个称呼他，是尊奉君主的言辞。至于《鲁颂》，是季孙行父向周天子请求命令，而作诗的人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虽然通达于天子，告于宗庙，也取尊称来称呼，不以僭越为嫌。请求谥号的說法，三传中没有记载，只有啖氏提出这个主张，大概是基于桓侯传抄的错误。”

庄公。

夫人逃到齐国。

左氏说：“不称姜氏，是断绝了亲属的礼仪。”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从此以后共有八次记载“夫人姜氏”，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再次出现，所以不说姓氏罢了。如果夫人逃到齐国，探究其中的含义，自然可以看出并不在于去掉姓氏以示贬斥。

单伯迎接王姬。

《左传》说：单伯送王姬。杜氏说：单伯是天子的卿大夫。单是采地，伯爵爵位。周王要把女儿嫁给齐国，派单伯送行，并且命令鲁国主持婚事。其他传注不是这样，都认为单伯是鲁国的卿大夫。把“送”改为“迎”。查考《春秋》，凡是说娶妻的叫“逆”，出嫁的叫“归”。现在说“逆”，那就是鲁国娶王姬了，可以吗？用左氏、杜氏的说法来考察，与经义都相合。单伯是天子的卿大夫，这是很明显的。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令。

其他传注都认为桓公是弑君篡位的逆贼，生前不能讨伐，死后又褒奖赐命，所以特意去掉“天”字而书“王”。这恐怕不对。不书“天”字，是脱漏。高陵吕氏说：宠幸叛逆的罪责，在赐命的文字中已经具备了。如果说去掉“天”字以显示大义，那就是儿子可以改易父亲的名字和谥号了。

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

纪侯为什么不记载为出奔？出奔的人，身体虽然逃跑但国家还在；或者被人灭亡而出奔，不是我自弃国家。纪侯不是这样，听说三国在垂地会盟，就认为是图谋自己，于是抛弃国家逃跑。所以特意记载为“去其国”，深罪纪侯不能守护社稷。如果像谷梁传所说“跟随的百姓没有遗漏一人，四年后才全部离开”，那么纪国应当复兴，就像太王离开邠地一样。然而从此之后，纪国就没有消息了，不知道跟随的百姓怎么停止呢？这是从“大去”二字引申出的含义。然而不解释“大”，本来“纪侯”是名字，如果把“大去”理解为全部离开，那么伯姬不葬，叔姬归酅，就无法讲通了。

秋天发大水，没有麦子和禾苗。

左绵赵氏说：解说的人认为麦子和禾苗是两样东西，麦子还没有收割，怎么会有单独的禾苗？这大概是怀疑五月的时候，麦子即将结实，不能叫禾苗。不知道没有登上场圃，怎么举出它的果实？二十八年冬天，记载“大无麦禾”，那么谷物已经登上场圃了，所以明确举出它的果实。这里则是禾苗没有结实，被水冲走了。

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何氏认为国内不记载失败，这里记载失败是因为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查考这一年庄公因为接纳纠没有成功，所以在干时与齐国交战，是为了确定国家归属，不再是复仇。这场战争叫什么名堂？这场失败有什么光荣？正是为了显示战争的不义，从而招致耻辱。

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国军队。

齐桓公即位后，报复接纳纠的战役，在长勺交战，鲁国侥幸获胜，所以记载“公败齐师于长勺”，而传注的人认为没有列阵就打败对方是欺诈。鲁国打败某国军队很多次了，没有记载交战的，难道都是没有列阵就打败对方吗？这是因为接纳纠招致寇仇，本身就足以责备，何必用欺诈作为贬斥呢？

齐国军队灭亡谭国，谭子逃到莒国。

范氏说：“谭子国家灭亡而不称名，大概是因为无罪。”查考《春秋》，诸侯失地被俘，都称名，比作卑贱的人，责备他们不能守护社稷。然而有不称名的，或者是远方小国，名字不通，或者是通史遗漏，不然，谭子失地与蔡侯献舞有什么不同？其可卑贱之处是一样的。

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

四明张氏说：“解说的人认为因为齐国能安定中原，所以书爵位；厌恶四国无王，所以书人。法家定罪，必须区分首犯和从犯。如果赏赐首犯而惩罚从犯，那错误就大了。四国书人，都是会盟的人，不是贬斥的辞令。”

庄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

柯地的盟约不记载日期，传注说：“是信任。”蔑地的盟约不记载日期，就说：“是违背。”桓地的盟约不记载日期，就说：“是危险。”比较来看，三次盟约都不记载日期，将以信任为对呢，以违背为对呢，以危险为对呢？这大概是时代久远史官缺漏，圣人怎么能奔波询问而增加呢？然而事情的美刺，取决于其文辞，确实

译这并不在于《春秋》记载了日期还是没记载日期。

单伯防备并讨伐宋国。

齐桓公在北杏订立盟约以尊崇周王，宋国人却不遵从。齐桓公向周王请示，周王派遣单伯去讨伐宋国。这并不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齐桓公的本意想要借周王的命令来震慑那些不统一的诸侯。《公羊传》《谷梁传》的儒者们因为鲁隐公元年迎接王姬一事有误，于是就把单伯当作鲁国的大夫，这就失去了《春秋》中“防伐”的“防”字的真意了。

译公子结在鄄地送陈国的陪嫁女子，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公子结送陪嫁女子，于是结盟。《公羊传》说：“大夫接受君命但不接受具体言辞，出边境后若有能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事，可以专断处理。”后世有人在国外制造事端，并以《公羊传》的话作为依据。查考《春秋》记载“遂盟”，是谴责公子结。如果公子结不可以擅自结盟，那么《公羊传》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去世。

姜氏的罪恶极深，却始终按夫人的礼仪记载她，谁说《春秋》剥夺人的爵位是为了贬斥呢？这也是根据事实直接记载，善恶自然显现罢了。

夏五月

何休说：“讥讽庄公娶仇敌之女，不能侍奉先祖四季祭祀，就像五月不宜作为首时一样。”这种说法过于穿凿，没有把五月作为首时的说法，下文有脱漏的文字罢了。有人说：“四是五的讹误。”

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庄公羡慕大国的兴盛，想要缔结婚姻，所以与高傒在防地结盟。这不是亲自结盟，所以记载“及”。解说者认为不记载是因为避讳与大夫结盟。查考国君与大夫结盟的，未曾不记载，如庄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之类就是。为什么唯独在这里避讳呢？这大概是讥讽与仇敌在防地结婚罢了。

祭叔来聘问

凡是周王臣子来鲁国聘问，都记载“使”。这一年祭叔来聘问，不记载“使”，不是王命。不是王命，那么祭叔私下与外国交往，应当记载为“来”，如隐元年祭伯来之类。《春秋》记载“来”，不称“聘”；称“聘”，那么又不是私下了。祭叔之上可能有脱误。

荆人来聘问

以前伐郑记载“荆”，现在聘问记载“人”，或许是不考察其文辞，因此认为是进爵。如果直接记载“荆”来聘问，则好像举国都来，文辞不顺，而且大夫的名氏又不为中国所知，所以加“人”。不然，僖公十八年“荆人”、“狄人”伐卫，也记载“人”，难道都是进爵吗？

丹桓宫楹

何休说：丹楹，是因为将要娶齐女，想要夸大显示。果真如此，那么群庙应当全部装饰，岂止是一个祢庙呢？这大概是文姜将要祔庙，而装饰桓宫楹罢了。

新延廐

查考《左传》解释新为新建过度，《公羊传》解释新为修旧不及。为什么呢？凡是房屋创建叫新作，因旧而修缮叫修旧。新延廐不是创建，而是去掉旧的而焕然一新罢了。

郭公

赵氏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赤者，大概是郭公。查考郭公自是阙文，赤者是曹公子，文义都不相关，是传者的错误。又有说郭亡，也是臆测之辞。”

齐人伐山戎

燕、周是同姓之国，虽然不修职贡，不是山戎所能讨伐的。桓公正受方伯之命，可以不加讨伐吗？所以救燕、伐戎，而命令燕君向周纳贡，是连帅的职责。传文讥讽桓公勤兵远夷，是错误的。

齐侯来献戎捷

陆氏说：“应当是齐人文误。查考上文伐戎，那么人怎能献捷给侯呢？”

城小谷

小谷，是鲁国的城邑。经文以鲁国自己筑城为文。《左传》说：“筑小谷城是为了管仲。”大概是《左传》因为看到昭公十一年申无宇称齐桓公筑谷城而安置管仲，于是误以为筑小谷城就是筑谷城。以经文考之，谷自是齐国的城邑，小谷自是鲁国的城邑。筑小谷城不是为了齐国筑城。

公子牙去世

传文说牙党附庆父，而季友以君命毒死他。为季友避讳杀同姓，所以记载“卒”。查考经文，内杀大夫记载“刺”，不记载“刺”而说“卒”，那么不是杀死的就明白了。

闵公

季子来归

朱熹说：“季子来归，如同高子来盟，齐仲孙来之类。当时鲁国内乱，那么国人都有慰望之意，所以鲁史欢喜而记载。夫子直接记载旧史之辞，其实季子无状，从成风之事可见。一记载‘季子来归’，而季氏获得政权，去公室之渐，都由此起。查考诸传，都贤季子有相鲁之功，固然。及来归之后，不能防武闱之难，不能讨庆父之恶，忍视故君不为防葬，汲汲惟在谋立僖公，以终成风之托，可谓贤乎？不贤乎？紫阳之论，深得《春秋》诛绝之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禘之说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大传》说：“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这是所谓郊禘之禘。又礼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者，审第昭穆之序。当三年或五年，天子诸侯取毁庙之主，设坛墠而祭之。这是所谓禘祫之禘。如果天子禘不祫，诸侯祫不禘，这是天子诸侯各废一祭了，怎么会有三年五年之辨呢？天子诸侯当免防，遇祫则祫，遇禘则禘。现在庄公之薨，方二十五月，闵公即行吉禘之礼，这是失之太早，不是说当禘不当禘。

五经稽疑卷四

<经部,五经总义类,五经稽疑》>

钦定四库全书

五经稽疑卷五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