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稽疑卷六
「楚子防，何以名？絶，曷为絶之？为其诱讨也。夫以夷狄而伐中国，其罪自着，何待以名为贬乎？且邾人尝用鄫子矣，楚人尝用蔡世子矣，此至恶也，而春秋未尝名，何独于此名为贬乎？」朴乡吕氏曰：「楚子名衍。」
译楚子名衍，为什么记载他的名字？因为他断绝了君臣之义，为什么说他断绝了君臣之义？因为他诱骗并讨伐别人。凭借夷狄的身份去讨伐中原国家，他的罪过自然明显，哪里还需要通过记载名字来贬斥他呢？况且邾国人曾经使用过鄫子，楚国人曾经使用过蔡国的世子，这些是极大的恶行，而《春秋》从未记载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记载名字作为贬斥呢？朴乡吕氏说：“楚子的名字是衍。”
公如晋至河乃复
左氏曰：「鲁伐莒，取郓。莒人愬之，晋故辞公。夫伐莒一事也。公如晋者七，至河而复者五，岂尽为莒之愬而却邪？盖恶公附楚也。」
晋伐鲜虞
公羊曰：「其曰晋狄之也，夫鲜虞猾夏，晋昭起而伐之，孰曰不可？非以诸侯而伐诸侯也。此盖以词之详畧为轻重与？狄、秦狄、郑之义一也。不然，十五年荀吴帅师伐鲜虞，何又不狄之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
庐陵李氏曰：程子曰：「楚弃疾立，诸侯惧之，故同盟。公不得与于同盟之罪，实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谷梁》以平丘为善，则固宜以不与为讥公矣。《公羊》以为晋疑公与楚，故不与公盟，而《春秋》讳公。若公自不肯与盟，然此説亦通。至陈氏説又不然。盖如胡氏，则以沙随不见平丘不与作一例，而与黒壤相对为曲直之辞。如陈氏，则以沙随之不见公与平丘之不与自相对为曲直之辞。窃尝考之，不见公与，公不与，文意诚若小不同，而陈氏説亦精防事理。胡氏则全无贬鲁之文，恐亦小偏。故叅校二家论之：黒壤之曲全在鲁，故讳而不书。沙随、平丘之曲虽在晋，然沙随以侨如之譛，鲁实无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诉，鲁亦不能无责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则书法两通矣。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许悼公疾，饮世子止之药而卒，盖以药杀之也。不然，止何以奔晋也？奔者，惧罪而逃，亦犹鲁闵公薨而夫人孙邾之类是也。按三传皆谓世子止以不尝药而书弑，且为之辞，皆妄也。欧阳子之辨详矣。
曺公孙防自鄸出奔宋
刘敞曰：「曺无大夫，其曰公孙贤之也？何以贤之为？公孙喜时之后，贤之也。此义固然，但宋乃曺之讐国也，防可徃奔之乎？其视二华、向寜何异？且喜时、季札皆让国者也。以吴之乱，豫贬季札于数十年之前；以防之奔，追褒喜时于数十年之后。曾谓善善长而恶恶短之义若是乎？」
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称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谓蔡人曰：“楚将立东国。”蔡人惧，出朱。按《春秋》凡书诸侯出入，必有起应。昭二十年，蔡侯庐卒，次年朱奔楚。其后三年间，朱无入卒之文，东国无出奔之事，则卒楚之东国，即奔楚之朱也。东、朱字相近，谷梁本无“国”字，二名必有传冩之误。
有鸜鹆来巢
公谷皆谓鸜鹆非中国之禽，宜穴而巢，诸儒因之谓去穴而巢，隂居阳位，臣逐君之象也。按罗氏《尔雅翼》，鸜鹆江以南皆有，但不逾济，生本巢居，亦非穴防，此义在非所有而有，不以其巢为异也。逐君之兆，亦太泥。
公围成
左氏及杜预皆谓齐侯使公子鉏帅师从公围成，如此齐之义举也。经当书公以齐师围成，如蔡侯以呉子及楚人战于栢举之类也。经既不书齐公子鉏，则公自围成而已矣。
呉弑其君僚
左氏叙公子光刺吴僚事甚详。按《春秋》凡卿大夫弑君者，未有不书名氏，惟阍者、盗者不书。如左氏云：“当书曰‘呉公子光弑其君僚’，不书者，光之事未可知也。”
黑肱以滥来奔
黑肱，邾大夫，滥邾邑。当季氏专国，黑肱以邑来奔。观“黑”字上疑阙“邾”字，盖经文凡诸侯大夫以地归者，未有不系之国。如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是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公谷欲发定无正之义，乃分「春王」二字为一节，「晋人执宋仲几」为一节，后儒宗之，致使经义反晦。况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此时位尚未定，春秋岂豫责其罪耶？盖是年正月无事，三月适有「晋人执宋仲几」之事故书之，其义责晋，非责鲁。二节合防，自明也。
呉入郢
楚纳子朝之叛，其患孔棘。吴子伯举之战，可谓有功于王，而入郢则过矣。虽然，春秋入人之国者多矣，传独以此狄呉者，岂以史文之畧耶？然此节上文已有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故下文从畧，与晋伐鲜虞义同。
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
季氏曰：防当作「入」，盖字之误也。按哀元年，许从
译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便折返。
左氏说：“鲁国攻打莒国，夺取了郓地。莒国人向晋国控诉，晋国因此拒绝鲁公入境。攻打莒国只是一件事。鲁公前往晋国共有七次，到达黄河边就折返的有五次，难道全都是因为莒国的控诉而退却吗？大概是厌恶鲁公依附楚国。”
晋国攻打鲜虞。
公羊说：“经文说‘晋狄之’，是因为鲜虞扰乱华夏，晋昭公起兵讨伐它，谁说不可？这不是以诸侯身份攻打诸侯。这大概是根据文辞的详略来体现轻重吧？‘狄’、‘秦狄’、‘郑’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十五年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为什么又不称‘狄’呢？”
八月甲戌日，诸侯在平丘结盟。鲁公没有参与盟誓。
庐陵李氏说：程子说：“楚平王弃疾即位，诸侯畏惧他，所以结盟。鲁公未能参与结盟的罪过，实际上是值得庆幸的。”胡氏完全采纳此说。如果《谷梁传》认为平丘之盟是善举，那么本来就应该以鲁公不参与为讥讽。《公羊传》认为晋国怀疑鲁公与楚国勾结，所以不让鲁公参与盟誓，而《春秋》为鲁公避讳。如果鲁公自己不肯参与盟誓，这种说法也讲得通。至于陈氏的说法又不一样。按照胡氏的观点，是将沙随之盟不见鲁公与平丘之盟鲁公不参与作为一类，而与黑壤之盟相对比，以论断曲直。按照陈氏的观点，是将沙随之盟不见鲁公与平丘之盟鲁公不参与相对比，以论断曲直。我私下考察，‘不见公与’和‘公不与’，文意确实略有不同，而陈氏的说法也精微地符合事理。胡氏则完全没有贬斥鲁国的文意，恐怕也略有偏颇。所以参校两家的论述：黑壤之盟的过错完全在鲁国，所以避讳而不记载。沙随、平丘之盟的过错虽然在晋国，但沙随之盟是因为侨如的谗言，鲁国确实无罪；而平丘之盟是因为邾国、莒国的控诉，鲁国也不能没有责任。所以在有过错的一方中又区分曲直。这样书法就两全其美了。
许国世子止弑杀了他的国君许悼公。
许悼公生病，喝了世子止进献的药而死，大概是被药毒死的。否则，止为什么要逃往晋国呢？逃亡，是因为害怕获罪而逃跑，就像鲁闵公去世而夫人逃往邾国之类一样。查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称世子止因为不尝药而被记载为弑君，并且为他辩解，这都是错误的。欧阳修的辨析很详细。
曹国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
刘敞说：“曹国没有大夫，称‘公孙’是认为他贤德吗？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公孙是喜时之后的后代，认为他贤德。这个义理固然如此，但宋国是曹国的仇敌国家，防可以逃往那里吗？这与二华、向宁有什么不同？况且喜时、季札都是让国的人。因为吴国的动乱，在几十年前就预先贬低季札；因为防的出逃，在几十年后追褒喜时。难道说‘善善长而恶恶短’的道理是这样的吗？”
蔡侯朱出逃到楚国。
左氏称费无极从东国那里收受贿赂，对蔡国人说：“楚国将要立东国为国君。”蔡国人害怕，于是驱逐了朱。查考《春秋》，凡是记载诸侯出入，必定有起因和回应。昭公二十年，蔡侯庐去世，次年朱逃往楚国。其后三年间，没有朱回国或去世的记载，也没有东国出逃的事情，那么死在楚国的东国，就是逃往楚国的朱。东、朱二字相近，《谷梁传》本来没有“国”字，这两个名字必定有传抄的错误。
有鸜鹆飞来筑巢。
《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鸜鹆不是中原地区的禽鸟，应该穴居却筑巢，诸儒因此认为它离开洞穴而筑巢，是阴居阳位，臣子驱逐君主的象征。查考罗氏《尔雅翼》，鸜鹆长江以南都有，只是不越过济水，生性本就筑巢居住，也不是穴居，这个义理在于不该有的却有了，不以它筑巢为奇异。说是驱逐君主的征兆，也太拘泥了。
鲁公包围成地。
左氏和杜预都认为齐侯派遣公子鉏率领军队跟随鲁公包围成地，这样齐国的举动就是正义的。经文应当记载“鲁公率领齐国军队包围成地”，就像“蔡侯率领吴子及楚人在柏举作战”之类一样。经文既然没有记载齐公子鉏，那么就是鲁公自己包围成地罢了。
吴国弑杀了他的国君僚。
左氏叙述公子光刺杀吴僚的事情很详细。查考《春秋》，凡是卿大夫弑君，没有不记载姓名氏的，只有阍者、盗贼不记载。如左氏所说：“应当记载为‘吴公子光弑杀他的国君僚’，不记载，是因为光的事情还不可知。”
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
黑肱是邾国大夫，滥是邾国的城邑。当季氏专权时，黑肱带着城邑来投奔。看“黑”字上面似乎缺了“邾”字，大概经文凡是诸侯大夫带着土地归附的，没有不系属国名的。如昭公五年，莒国牟夷带着牟娄及防兹来投奔，就是如此。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仲几。
《公羊传》《谷梁传》想要阐发定公没有正道的义理，于是将“春王”二字分为一节，“晋人执宋仲几”分为一节，后世儒者尊崇此说，致使经文义理反而晦涩。况且定公在六月戊辰日即位，此时君位尚未确定，《春秋》难道会预先责备他的罪过吗？大概是因为这一年正月没有大事，三月恰好有“晋人执宋仲几”这件事所以记载，其义理是责备晋国，不是责备鲁国。两节合并理解，自然明白。
吴国攻入郢都。
楚国接纳子朝的叛乱，祸患非常严重。吴子伯举之战，可以说对王室有功，但攻入郢都就过分了。虽然如此，《春秋》记载攻入别人国家的很多，传文唯独以此称吴为狄，难道是因为史文简略吗？然而这一节上文已有吴子及楚人在柏举作战，所以下文从简略，与晋国攻打鲜虞的义理相同。
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带着许男斯归来。
季氏说：“灭”应当作“入”，大概是字的错误。查考哀公元年，许国跟随
杜氏曰：从顺也。先公闵公、僖公也。将正二公之位次，所祀非一，亲尽故通言先公。蜀人冯山曰：昭公至是始得从祀。二説，先儒多取冯氏。愚尝窃疑昭公▯已五年矣，周礼：▯则虞，虞则祔庙，岂至是而始从祀耶？不祔则不▯矣。及考诸家之説，有谓自从祀至寳玉、大弓本是一节，今注为二节，故生此义。盖阳虎乗季氏之衰，得从祀于太庙，因从祀而窃其寳玉、大弓。阳虎贱，不得登于防，故以窃寳玉、大弓而见也。此説较前二説似优。
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防齐侯于夹谷。
叶氏曰：夹谷之事，《谷梁》、《家语》与《左氏》畧同，此非圣人之事，好事者为之也。自八年公两侵齐，齐亦以国夏伐我西鄙，至是始与我平而为好。方阳虎请师以伐我，鲍文子谏，则齐且不乗阳虎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弥犂之言，▯求刼我，而幸于仓卒乎？《左氏》以为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谷梁》以为孔子厯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此乃战国刺客所为，孰谓圣人而为是？此与太史书曺沫事相类，沫刼齐小白，反其侵地。学者固知其非实，今又縁沫事谓孔子反求汶阳之田，可乎？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高氏曰：前此未有堕邑之事，堕邑，乱之至也。传以是时孔子为司冦，行乎季孙，堕郈，堕费，为孔子之功。是不然，大夫不臣，诸侯陪臣不臣，大夫上下循习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矣，何城池甲兵之足患哉？惟叔孙、季孙不知出此，故书“堕郈”、“堕费”，所以讥也。而传又反归功孔子，不思之甚也。
公至自围成
此盖围成不克而归耳。説者以为孔子徳化未至也。夫堕郈、堕费之事，皆在围成之前，岂徳化乆而反不至邪？宜君子之不信也。
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
公谷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逐君侧小人为辞者，非二传启之乎？
齐侯宋公防于洮
左传》谋救范氏也。庐陵李氏曰：「按谢氏云，是时宋有公子辰之难，洮之防着齐不能清宋难也。此亦一説。盖时宋、卫方多事，而宋之患为尤急，岂能舍其国而谋救范氏哉？」谢氏説是。
哀公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定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栢举，楚师败绩。吴子乗胜遂入郢。夫楚之所深怨者，呉也，蔡其次也。乃何舍吴而围蔡？又重以三国之兵。盖志在蚕食小国，与灭顿、灭胡相类，非专释憾于蔡也。即蔡宜得报，而栢举战者，蔡昭亦以复其祖父之讐也。春秋不褒而独褒楚耶？不去爵者，楚子自将。此例甚明，而説者徃徃以称谓之间而妄生意义也。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卫輙据国拒父，其罪甚着。谷梁谓不受父命，受王父命，何也？自此説出，而后世有不父其父者矣。按《春秋》蒯聩称世子，称纳，则輙不当有国，益明矣。
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
鲁伐邾，取漷东、沂西之田。虽与之盟，犹惧其来伐，故城启阳以防之。左氏谓备晋也。按《春秋》二百四十年，晋未尝有伐我之师，非尊鲁也，无由而伐也。盖鲁必越齐、衞而后至晋也。齐、衞方睦于鲁，鲁何虞而备晋乎？
盗杀蔡侯申
蔡昭公迁于州来，州来廹吴，国人忧危，人心离贰，故盗乗其乱而为逆也。左氏谓公孙翩弑之也。春秋变文书盗，以警有国之君。按公孙翩同姓大夫也，而弑君，又大恶也。经隐其名，又不书君，何也？此与阍弑呉子、盗杀夏区夫之义俱同，以贱故不名。
亳社灾
左传》以为武王伐纣，使诸侯各立亳社，以为亡国之戒。按周初封建者八百余国，然在在皆建亳社，何谓哉？谓存其旧社可也。先儒欲谓鲁社，故曲为之説也。
齐侯阳生卒
左氏谓阳生之卒，齐人弑之以悦吴。考之经文，乃正卒也，与郑伯髠顽同。临川呉氏曰：「当时以呉师在齐，而公卒，遂以为弑尔。」
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防于黄池，此晋吴因我以结好也。公羊以
译杜氏说：“从”是顺从的意思。“先公”指的是闵公、僖公。将要端正这两位公的位次，所祭祀的对象不止一位，因为亲缘关系已尽，所以统称为先公。蜀人冯山说：昭公到这时才开始配享祭祀。对于这两种说法，以前的儒者大多采纳冯氏的观点。我曾私下怀疑，昭公去世已经五年了，《周礼》规定：安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祔祭于宗庙，难道要等到这时才开始配享祭祀吗？如果不祔祭，就不会有虞祭了。等到考察诸家的说法，有认为自从配享祭祀到宝玉、大弓本是一段内容，现在注释分为两段，所以产生了这种歧义。大概是因为阳虎趁着季氏衰微，得以配享于太庙，于是借着配享祭祀的机会窃取了宝玉和大弓。阳虎身份低贱，不能登上祭坛，所以用窃取宝玉、大弓这件事来显示他的存在。这种说法比前两种似乎更优。
春天，周历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夏天，鲁君在夹谷会见齐侯。
叶氏说：夹谷这件事，《谷梁传》、《孔子家语》与《左传》大致相同，这不是圣人的行为，是好事者编造的。自从鲁定公八年鲁君两次侵犯齐国，齐国也用国夏的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到这时才开始与我们讲和交好。正当阳虎请求出兵攻打我国时，鲍文子劝谏，那么齐国尚且不趁着阳虎的动乱，借机求得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会突然因为一个弥犂的话，就企图胁迫我国，而在仓促之间侥幸成功呢？《左传》认为孔子让鲁君退后说：“让士兵上前。”《谷梁传》认为孔子登阶而上，没走完一级台阶就看着齐侯。这是战国时期刺客的行为，谁说圣人会这样做？这与太史记载曹沫的事情类似，曹沫胁迫齐桓公，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学者本来就知道那不是事实，现在又顺着曹沫的事例说孔子也要求回汶阳的田地，可以吗？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的城墙。
高氏说：以前没有拆毁城邑的事情，拆毁城邑，是动乱达到极致的表现。《左传》认为这时孔子担任司寇，在季孙那里行事，拆毁郈邑，拆毁费邑，是孔子的功劳。这不对，大夫不臣服，诸侯的陪臣不臣服，是大夫上下沿袭习惯造成的，不是一天的事了。如果希望他们不叛乱，在于端正根本而已，何必担心城池和甲兵呢？只有叔孙、季孙不知道从这个根本出发，所以史书记载“拆毁郈邑”、“拆毁费邑”，是用来讥讽的。而《左传》反而把功劳归于孔子，思考得太不周全了。
鲁君从围成邑回来。
这大概是因为围困成邑没有攻克而回来罢了。解说的人认为是孔子的道德教化没有达到。拆毁郈邑、费邑的事情，都在围成邑之前，难道道德教化久了反而达不到吗？君子不相信这种说法是适宜的。
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叛乱。赵鞅回到晋国。
《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说‘归’是什么意思？是用土地来匡正国家。”后世的臣子有占据城邑叛乱，却以驱逐君主身边的小人为借口的，不是这两部传开启的吗？
齐侯、宋公在洮会见。
《左传》说是谋划救援范氏。庐陵李氏说：“按照谢氏的说法，这时宋国有公子辰的祸难，洮地的会见表明齐国不能清除宋国的祸难。这也是一种说法。大概当时宋国、卫国正多事，而宋国的祸患尤其紧急，怎么能舍弃自己的国家去谋划救援范氏呢？”谢氏的说法是对的。
哀公。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
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吴子乘胜进入郢都。楚国深深怨恨的是吴国，其次是蔡国。为什么舍弃吴国而围攻蔡国？又加上三个国家的军队。大概志向在于蚕食小国，与灭顿、灭胡类似，不是专门向蔡国发泄怨恨。即使蔡国应该得到报复，而柏举之战，蔡昭也是为报祖父的仇。《春秋》不褒扬蔡国，却单独褒扬楚国吗？不除去爵位，是因为楚子亲自率领军队。这个例子很明白，而解说的人往往在称谓之间妄生意义。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
卫辄占据国家抗拒父亲，他的罪过很明显。《谷梁传》说不接受父亲的命令，接受祖父的命令，这是什么意思？自从这种说法出现，后世就有不认父亲的人了。按照《春秋》，蒯聩称为世子，称为“纳”，那么卫辄就不应该拥有国家，更加明白了。
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启阳的城墙。
鲁国攻打邾国，夺取漷东、沂西的田地。虽然与他们结盟，仍然担心他们来攻打，所以修筑启阳的城墙来防备。《左传》说是防备晋国。按照《春秋》二百四十年，晋国从来没有攻打我国的军队，不是尊重鲁国，是没有理由攻打。大概鲁国必须越过齐国、卫国才能到达晋国。齐国、卫国正与鲁国和睦，鲁国为什么担忧而防备晋国呢？
盗贼杀害蔡侯申。
蔡昭公迁到州来，州来逼近吴国，国人担忧危险，人心离散，所以盗贼趁着动乱而作乱。《左传》说是公孙翩弑君。《春秋》改变文字记载为盗贼，以警戒拥有国家的君主。按照公孙翩是同姓大夫，而弑君，是大恶。经文隐去他的名字，又不记载君主，为什么呢？这与阍人杀害吴子、盗贼杀害夏区夫的意义相同，因为身份低贱所以不记载名字。
亳社发生火灾。
《左传》认为是武王伐纣，让诸侯各自建立亳社，作为亡国的警戒。按照周初分封的八百多个国家，到处都建立亳社，这是什么意思呢？说保留旧的社稷是可以的。以前的儒者想说是鲁国的社稷，所以曲解来说明。
齐侯阳生去世。
《左传》认为阳生的去世，是齐国人弑杀他来取悦吴国。考察经文，是正常去世，与郑伯髡顽相同。临川吴氏说：“当时因为吴军在齐国，而国君去世，就认为是弑杀。”
鲁君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
在黄池会见，这是晋国和吴国借我来结好。《公羊传》认为
为两伯之辞，非也。是时吴虽强，惟得鲁尔，欲交中国而无由。晋虽世伯，而至是诸侯少从者，亦欲交呉以弭兵革之患，故鲁一出而二国从之。春秋从恒书，非以伯许呉也。按是防，呉自南而北，且来自数千里之外，其慕晋求防之意实多也。若果抗中国而伯诸侯，晋当从吴呉岂肯深入从晋乎？
译说这是两位霸主之间的辞令，是不对的。那时吴国虽然强大，但只得到了鲁国，想要与中原各国交往却没有途径。晋国虽然世代为霸主，但到这时诸侯很少跟随，也想与吴国交往以消除战争的祸患，所以鲁国一出动，两国就跟随了。《春秋》遵循惯例书写，并不是把霸主的地位许给吴国。考察这次会盟，吴国从南向北，而且来自数千里之外，它仰慕晋国、请求会盟的意思确实很多。如果吴国真的对抗中原而称霸诸侯，晋国应当跟随吴国，吴国怎么会肯深入中原跟随晋国呢？
西狩获麟
获麟三传训释不同。治左氏者，以为《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治公谷者，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按《史记》，敬王三十九年春，鲁人获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于前，经修于后，致瑞之説似无足据矣。而定、哀之时，王泽寖防，列国骄恣，可谓乱极矣。麟即弗出，《春秋》可不作邪？夹漈郑渔仲有云：「孔子据鲁史修《春秋》，鲁史之纪适至获麟，故于获麟之后，不及他事。」此説颇为得之。夫麟也出非其时，圣人伤之，或然反袂涕洟，则近祅妄，杜氏辨之详矣。
五经稽疑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经稽疑卷八明朱睦防撰《礼记》
昬定晨省之节
昧爽丕显，向晦宴息，此天道之晨昬，人事之定节。方今未之有改也。况人之事亲，乃庸行也，而顾欲逾其节乎？记谓：「子妇鸡初鸣，适父母舅姑之所。」强人以所不可能，亦非所以安父母舅姑宴息之性。此记者过饬之词，非圣人之训也。
礼不妄説人不辞费
邵渊曰：「器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防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而申之以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不妄悦人之谓哉？」或贵于多而大，或贵于高而文。庭实满百之仪，四海九州之荐，此不辞费之谓。旧説谓「不费于言辞」，岂经防乎？
太上贵徳
太上贵徳，其次务施报。太上者，致极之称，犹言大备全徳之人也。全徳之人，自得而已，夺之不以为损，予之不以为益，爱之不自以为仁，利之不自以为义。其次，夺之知损，予之知益，爱之为仁，利之为义，故施则必报，是以不可无礼也。自《礼记》、《左氏》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系乎人，不系时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齐
朱子曰：「刘原父云：『此乃大戴礼曽子事父母篇之辞，曰：『孝子惟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篇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删去，郑氏不知其然，乃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误矣。」
前有车骑
三代有车马，无车骑。吉行则六马、四马，师行则元戎、小戎。自晋乗小驷，始有骑。至革井田，去车战，始有骑兵。然则此制，亦秦法也。
公仪仲子之防
檀弓：鲁之知礼者，于仲子之防，必其礼当免而免。及临其防，见其所主之非，故问而正之，亦礼也。説者乃谓“故”为过礼之免，以吊而讥之，是方欲责人以礼，而先自处于非礼矣。知礼者固如是乎？
季武子成寝
季武子成寝，杜氏之▯在西堦下，请合▯焉，许之。张子曰：“自伯禽至于武子，多厯年，岂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殡，欲取其柩以归合▯也。”按张子之説，新矣，以事或有未当。与孔子合▯于防同。
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
子思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是不为白也母。」余考之：父在而服出母期，父没而为后，不服。此理之常也。子思有为而为此语，当深思详察，自得之，不可以道之隆杀为礼之轻重也。
古不修墓
方希古曰：「取乎古而师之者，以其合乎人情，当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于防而不修，何有取于古也？信如其言，安足以为圣？其诬孔子甚矣。」
不知其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也。其母卒，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于防。夫子何人也？焉有不知父墓之所，必待母殁，始访于郰曼父之母，得合▯焉？此説甚诞甚诬，疑汉儒好竒而为之也。
易箦
曾子▯毅之器，任重致逺，岂肯受大夫之箦，而自处于不正乎？信如易箦之説者，是君子之死不可不正，而未死之前犹可以自恕也。其诬曽子甚矣！意记者讹传而为之词，后儒因得正而毙之，言有合于礼，遂信其事而不察其诬欤？
禫得中制
孟献子禫悬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夫子曰：「孟献子加人一等矣。」有子盖既祥而丝屦组缨。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
译西狩获麟
关于获麟一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训释各不相同。研究左传的人认为，《春秋》是因感于麟的出现而作，记载止于获麟之时；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人认为，孔子用了三年时间编撰《春秋》，书成之后麟才出现。查考《史记》，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春天，鲁国人捕获了麟，孔子于是作《春秋》，由此可知麟的出现早于《春秋》的修撰，所谓“麟来致瑞”的说法似乎没有足够的依据。而在定公、哀公时期，王室的恩泽逐渐衰微，各国骄横放肆，可以说是混乱到了极点。即使麟不出现，《春秋》难道可以不写吗？夹漈郑渔仲曾说：“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鲁国史书的记载恰好到获麟为止，所以在获麟之后，就没有记载其他事情了。”这个说法颇为得当。至于说麟出现不合时宜，圣人因此悲伤，或许会反袖擦泪，这接近于妖妄之谈，杜预对此已有详细的辨析。
五经稽疑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经稽疑卷八 明 朱睦㮮 撰《礼记》
昏定晨省的礼节
天刚亮时宏大显耀，天黑时安闲休息，这是天道的早晚规律，也是人事的定规。当今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况且人侍奉双亲，本是平常的行为，难道想要超越这个节度吗？《礼记》说：“儿媳在鸡刚叫时，就到父母公婆的房间。”强迫人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也不是为了安顿父母公婆安闲休息的本性。这是记录者的过分修饰之辞，并非圣人的教诲。
礼不妄悦人，不辞费
邵渊说：“日常器具以方便为贵，祭祀器具以珍贵为贵；丧服以方便为贵，礼服以尊贵为贵。哀伤希望它快点结束，却用三年丧期来延长；快乐希望它不停止，却不能整天持续。这就是不妄自取悦于人的意思吧？”有的以多和大为贵，有的以高和华丽为贵。庭实满百的礼仪，四海九州的进献，这就是不辞费的意思。旧说认为“不费于言辞”，难道经文错了吗？
太上贵德
最高尚的崇尚德行，次一等的致力于施予和回报。太上，是达到极致的称呼，犹如说大备全德之人。全德之人，自我满足罢了，夺取他不认为有损失，给予他不认为有增益，爱护他不认为自己是仁，利济他不认为自己是义。次一等的人，夺取他知道有损失，给予他知道有增益，爱护他是仁，利济他是义，所以施予必定回报，因此不可没有礼。自从《礼记》、《左传》凡是说到太上的，都像是这样，关乎人，不关乎时代。
至于坐如尸，立如齐
朱熹说：“刘原父说：‘这是《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篇的话，说：‘孝子只有善于变通，所以父母才安心。’至于坐像尸，立像斋，不询问不说话，说话必定庄重，这是成年人的善行，没有得到做儿子的道理。’这一篇大概是那篇文章，而‘若夫’二字被遗漏删除，郑玄不知道这种情况，于是认为这两句是丈夫的事，错了。”
前有车骑
夏商周三代有车马，没有车骑。吉行则用六马、四马，军行则用元戎、小戎。自从晋国乘坐小驷，才开始有骑兵。到了废除井田制，去掉车战，才开始有骑兵。那么这种制度，也是秦法。
公仪仲子的丧事
《檀弓》：鲁国的知礼之人，对于仲子的丧事，必定是礼当免丧而免丧。等到亲临丧事，看到所主持的非礼之处，所以询问并纠正它，这也是礼。解说者于是认为“故”是过礼的免丧，以吊唁而讥讽他，这是正要责人以礼，却先把自己置于非礼的地位。知礼之人本来是这样吗？
季武子建成寝庙
季武子建成寝庙，杜氏的墓在西阶下，请求合葬，允许了。张载说：“从伯禽到武子，经历多年，难道城中会有墓？这一定是殡，想要取其棺木回来合葬。”查考张载的说法，新颖了，以事理或许有不当。与孔子合葬于防相同。
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
子思说：“作为伋的妻子，就是白的母亲；不作为伋的妻子，就不作为白的母亲。”我考察：父亲在世而服出母期，父亲去世而为后，不服。这是常理。子思有所为而说这话，应当深思详察，自得之，不可以道的隆杀为礼的轻重。
古不修墓
方希古说：“取法古代而师法它，是因为它合乎人情，当乎理。父母的棺木，暴露于荒野而不修，有什么取法于古代的呢？真像他说的，怎么足以成为圣人？他诬蔑孔子太严重了。”
不知其墓
孔子年少丧父，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看见的人，都认为是墓。他的母亲去世，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以合葬于防。夫子是什么人？哪有不知父亲墓在哪里，必定等到母亲去世，才访问于郰曼父之母，得以合葬的？这种说法非常荒诞非常诬蔑，怀疑是汉儒喜好奇异而做的。
易箦
曾子使用的器具，任重道远，难道肯接受大夫的箦，而自处于不正吗？真像易箦的说法，这是君子之死不可不正，而未死之前还可以自我宽恕。他诬蔑曾子太严重了！大概是记录者讹传而为之词，后儒因得正而毙之，言语合乎礼，于是相信其事而不察其诬吗？
禫得中制
孟献子禫，悬挂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孔子说：“孟献子加人一等了。”有子大概既祥而丝屦组缨。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