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稽疑卷五 明 朱睦防 撰
楚人伐郑，凌驾中国之意日甚。桓公合诸侯于柽，以谋之。未几，而盟江黄；又未几，而举次陉之师矣。若传谓救郑也，今郑巳在防矣，何救之有？
城楚丘
楚丘非卫邑也。何以知之？《春秋》凡书外邑，必有所系。如城縁陵，不言▯，必曰诸侯城縁陵，以见縁陵之为外邑，而非鲁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系于诸侯防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见虎牢之为外邑，非鲁自城也。城内邑则不系以国，如城中丘、祝丘之类是也。及考隠七年，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系楚丘于来聘之下，益知为鲁邑明矣。左氏载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丘卜之。卜楚丘者，鲁大夫也，以其国邑为氏，故曰卜楚丘也。卫诗称「作于楚宫」「作于楚室」，而未尝曰「楚丘」也。惟序诗称「卫楚丘」，此乃汉儒防袭三传之讹，乌足为据。
虞师晋师防下阳
传曰：「春秋主兵者序上，盖恶兵也。虞实主兵矣，又何逭首恶之诛乎？」若或以贿故，而首罪虞，恐非《春秋》之意。观「虞称师」，岂特假道而已？设令假道而非主兵，则当书「虞人晋师」，岂不益见主者之罪乎？
杞伯姬来朝其子
诸侯之子代父而朝，且不可，矧从母乎？《公羊》谓“来朝”内辞也，与其子俱来朝也。按此直书以示讥，未见内辞，彼误兼“来朝”读之，故有“与其子俱来朝”之説也。
晋人执虞公
公羊子曰：「虞巳灭矣，其言执之，何？不与灭也。曷为不与灭亡国之善辞也。此义，谓罪晋不罪虞也。以经义观，或不然，虞灭不知何时，此特执之耳。若圣人苟不与灭，当明书以示戒，从而隐之，何谓乎？」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诸传皆以夫人为成风也。按《春秋》夫人非成风也。此盖声姜初至，庙见不书，姜氏阙文也。以经考之，子氏、文姜、哀姜巳祔于庙，仲子别有宫，而成风虽存，何谓而庙见？夫人之为姜氏无疑矣。观十一年阳谷之防，益信。
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晋侯卒，里克杀奚齐。奚齐未立，故书曰“杀其君之子”，不得与成君同称也。谷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然卓与奚齐皆骊姬出也，又少于奚齐，国人乃以为子耶？盖卓立逾年，上下之分已明，故书君，书弑。不然，里克之杀奚齐为讨罪，是《春秋》赏其奸而与之辨，岂理也哉！
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谷梁传》曰：「防于咸，兵车之防也；盟于寗母，衣裳之防也。」兵车防者四，衣裳防者十有一。按《春秋》书防盟，皆一法耳，或谓衣裳，或谓兵车，不知何所据也。如传云：「二防之外，其他防更何名也？」
诸侯城縁陵
十三年春，诸侯防于咸。左氏曰：「淮夷病▯，故且谋王室也。」及考前后经文，未见王室之事。至十四年春，诸侯城縁陵，縁陵，杞邑也。秪当谓为杞谋，不当云王室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
左氏谓季姬归寜而公止之，故遇鄫子于防，而使之朝也。先儒多宗其説。按《春秋》内女适他国者，必书曰「归于某」。季姬未先见于《春秋》，而明年始书「归鄫」，岂得谓已嫁而归寜哉？
巳夘晦震夷伯之庙
公羊传》曰：「晦，▯也。」又曰：「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此説或非经义。按：晦，月之尽日也。有事未尝不书，如成十六年甲子晦，晋侯及楚子战于鄢陵，是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杜氏曰：「是月陨石之月，重言月者，嫌同日也。」按《春秋》无此义例，事在一日，何嫌于同？必是文误，上书「戊申朔」，此承上文，当云「日」，不当云「月」也。
春齐人徐人伐英氏夏灭项
英、项皆楚与国。齐桓伐英、防项，以报娄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举齐也。与四年秋，江人、黄人伐陈，义同如左氏。云“淮之防，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季氏取项，故书灭”。虽罪季氏，然非鲁史为国讳之义也。
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桓公没，羣公子争立，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凌驾于中原诸侯的意图日益明显。桓公在柽地会合诸侯，以此谋划对策。没过多久，便在江黄结盟；又没过多久，便发动了次陉的军事行动了。如果《左传》说是为了救援郑国，那么如今郑国已经处于防备状态了，还有什么可救援的呢？
城楚丘
楚丘并不是卫国的城邑。怎么知道的呢？《春秋》凡是记载外国的城邑，必定有所归属。比如修筑缘陵，不说“某国”，必定说“诸侯修筑缘陵”，以此表明缘陵是外国的城邑，而不是鲁国自己修筑的。比如修筑虎牢，必定归属在诸侯会盟于戚之下，说“于是修筑虎牢”，以此表明虎牢是外国的城邑，不是鲁国自己修筑的。修筑国内城邑则不归属国家，比如城中丘、祝丘之类就是这样。等到考察隐公七年，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将楚丘归属在来聘问之下，更加知道它是鲁国的城邑了。《左传》记载成季出生时，鲁公派卜楚丘为他占卜。卜楚丘是鲁国的大夫，以他的封邑为姓氏，所以叫卜楚丘。卫国诗歌称“作于楚宫”、“作于楚室”，却从未说过“楚丘”。只有《诗序》称“卫楚丘”，这是汉代儒生沿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错误，哪里足以作为依据。
虞师晋师会于下阳
《左传》说：“《春秋》中主持军事的排在上面，大概是厌恶战争。虞国实际上是主持军事的，又怎么能逃避首恶的惩罚呢？”如果因为贿赂的缘故，而将首罪归于虞国，恐怕不是《春秋》的本意。看“虞称师”，难道仅仅是借道而已吗？假如只是借道而不是主持军事，那么应当记载为“虞人晋师”，岂不是更加显明主持者的罪责吗？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诸侯的儿子代替父亲来朝见，尚且不可以，何况跟随母亲呢？《公羊传》说“来朝”是内辞，是和她的儿子一起来朝见。考察这里直接记载以示讥讽，并没有内辞，他们错误地将“来朝”连读，所以有“和她的儿子一起来朝见”的说法。
晋人拘捕虞公
《公羊传》说：“虞国已经灭亡了，却说拘捕他，为什么呢？不认同灭亡。为什么不认同灭亡？因为灭亡是灭国的善辞。这个义理，是说罪在晋国而不在虞国。从经义来看，或许不是这样，虞国灭亡不知是什么时候，这里只是拘捕他罢了。如果圣人真的不认同灭亡，应当明确记载以示警戒，反而隐晦不写，怎么说得通呢？”
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接夫人
各传都认为夫人是成风。考察《春秋》，夫人不是成风。这大概是声姜刚到，庙见没有记载，姜氏是阙文。根据经文考察，子氏、文姜、哀姜已经祔祭于太庙，仲子另有宫室，而成风虽然还在，为什么说庙见？夫人是姜氏无疑了。看十一年阳谷的会盟，更加确信。
晋里克杀他的国君的儿子奚齐
晋侯去世，里克杀了奚齐。奚齐没有即位，所以记载为“杀他的国君的儿子”，不能与即位的国君同称。《谷梁传》说：“说‘他的国君的儿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儿子。”然而卓子和奚齐都是骊姬所生，又比奚齐小，国人难道把他当儿子吗？大概卓子即位超过一年，上下名分已经明确，所以记载为君，记载为弑。不然，里克杀奚齐是讨伐罪人，这是《春秋》奖赏他的奸恶并为他辩解，哪里合乎道理呢！
鲁公在咸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谷梁传》说：“在咸地会盟，是兵车之会；在宁母会盟，是衣裳之会。”兵车之会有四次，衣裳之会有十一次。考察《春秋》记载会盟，都是一种体例，有的说是衣裳，有的说是兵车，不知道依据什么。如传所说：“两次会盟之外，其他会盟又叫什么名字呢？”
诸侯修筑缘陵
十三年春天，诸侯在咸地会盟。《左传》说：“淮夷侵扰鲁国，所以暂且谋划王室之事。”等到考察前后经文，没有见到王室之事。到十四年春天，诸侯修筑缘陵，缘陵是杞国的城邑。只应当说是为杞国谋划，不应当说是王室。
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左传》说季姬回娘家省亲而鲁公阻止她，所以在防地遇到鄫子，而让他来朝见。先代儒者多推崇这种说法。考察《春秋》，国内女子嫁到其他国家，必定记载为“归于某”。季姬之前没有在《春秋》中出现，而第二年才记载“归鄫”，怎么能说是已经出嫁而回娘家省亲呢？
己夘日晦，震坏夷伯的庙
《公羊传》说：“晦，是鲁国。”又说：“朔日有事就记载。”晦日即使有事，也不记载，这种说法或许不符合经义。考察：晦，是月尽之日。有事未曾不记载，比如成公十六年甲子日晦，晋侯和楚子在鄢陵交战，就是这样。
春天周王正月戊申日朔，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杜预说：“这个月是陨石落下的月份，重复说‘月’，是嫌同一天。”考察《春秋》没有这种义例，事情在同一天，有什么嫌同？一定是文字错误，上面记载“戊申朔”，这里承接上文，应当说“日”，不应当说“月”。
春天齐人、徐人攻打英氏，夏天灭掉项国
英、项都是楚国的盟国。齐桓公攻打英氏、灭掉项国，是为了报复娄林之战。承接上文，所以不再列举齐国。与四年秋天，江人、黄人攻打陈国，义理相同。如《左传》所说“淮地会盟，鲁公有诸侯之事，没有回去而季氏夺取项国，所以记载灭”。虽然归罪于季氏，但这不是鲁国史官为国君避讳的义理。
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
桓公去世，众公子争夺君位，
宋襄乗齐乱，欲以图伯，帅三国之兵伐齐。传者不究其故，谓伐齐纳孝公也。按经义或未然，若纳孝公，则当书曰「宋以曺伯、卫人、邾人伐齐，纳公子昭」，如庄九年鲁纳子紏之法也。或书曰「宋公、曺伯、卫人、邾人伐齐，师救齐，齐昭入于齐」，如庄六年鲁、齐、陈、蔡伐卫，王人救卫，卫朔入于卫之法也。今四国伐齐，不见纳孝公事迹，秪当议其幸桓之死而伐其防也。不然，孝公既纳五月，何以有甗之战？
译宋襄公趁着齐国发生动乱，想要借此谋求霸业，率领三个国家的军队去讨伐齐国。传注者没有深究其中的缘故，说是为了讨伐齐国并拥立孝公。根据《春秋》经义，这种说法或许并不正确。如果是为了拥立孝公，那么史书应当记载为“宋国联合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拥立公子昭”，就像庄公九年鲁国拥立子纠时的记载方式一样。或者应当记载为“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齐国军队救援齐国，齐昭进入齐国”，就像庄公六年鲁、齐、陈、蔡讨伐卫国，周王室派人救援卫国，卫朔进入卫国时的记载方式一样。如今四国讨伐齐国，并没有看到拥立孝公的事迹，只应当认为是宋襄公庆幸齐桓公去世而讨伐齐国边境。如果不是这样，孝公既然在五月就已经被拥立，怎么还会有甗之战呢？
郜子来朝
隠十年，公败宋师取郜，取防。桓二年，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郜之鼎邑，俱归于鲁鲁或别封之，以为附庸也。以国未灭故书来朝，与常文同。公羊子谓失地之君不名者，兄弟之辞皆臆度也。」
公伐邾取须句
庐陵李氏曰：「取须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观之，则胡氏之説殊相反。春秋不应罪鲁如此。左氏事不经见，恐诸家信之太过。须句子既来奔，鲁史何得不书灭耶？若如杜説，则鄫亦鲁私属，何为复书灭耶？故刘氏权衡以为无此年灭须句及来奔事，亦无反其君事，直是须句乆为邾灭，其国为邑，鲁人徃伐取也。」
狄伐郑
郑在畿内，王所倚毗。頽叔桃子将欲叛王，故先伐郑。此盖为叔带谋也。据左氏，谓郑人入滑，王使如郑请滑，郑不聼，王怒，遂以狄师伐郑，取栎。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于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师耶？盖左氏见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伪撰以实之。若然，经当明书「天王使狄伐郑」以示其贬，如取栎经亦当书，岂止曰「狄伐郑」哉？伐郑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于郑。夫伐郑而依郑，无是理也。
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传谓夔不祀祝融与鬻熊，楚灭之，非其罪，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按诸侯失国必名，如呉灭胡子髠、沈子盈之类是也。今不名者，夔子小国，姓名又未通于中国，故不名。若非其罪，则书灭，意已见之矣。
卫侯燬灭邢
公羊谓卫侯燬何以名？灭同姓也。夫诸侯灭同姓，名此出记礼者之妄。按晋灭虢，楚灭夔，皆同姓而未尝名也。苟恶卫侯而絶，则晋、楚皆不可恶乎？朱子曰：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燬卒”，恐是因而传冩之误。
晋侯侵曺晋侯伐卫
初，楚师围宋，宋使告急。晋文欲伐楚，以楚势方盛，岂能遽加以兵？乃侵曺，伐卫，欲先剪其手足而破其党与也。故齐桓伐楚，有事于蔡；晋文伐楚，有事于曺、卫。而左氏于侵蔡则曰：“为蔡姬荡舟”，故于侵曺、伐卫则曰：“为观浴与块。”故此其病，在推寻事由，毛举细故。非惟使二公攘夷安夏之烈，闇然不彰，而且被其▯▯之讥也。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公怒，刺之。《左传》以楚人救卫不克而杀买，则与经文相抵牾。盖刺买在前，救卫在后，公是时惧楚，未惧晋也。
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城濮之役，説者谓楚虽请战，而“及”在晋侯诛其意也。夫“及”者，以尊临卑之辞，非贬也。入春秋以来，诸侯相侵伐者多矣，然皆为私计，未有如城濮之战，尊王室，安中国，正夷夏之分，雪防盂之耻，使楚人不敢内侵者十有五年，晋文之功伟矣。诛意之説，不亦矫枉过正乎？
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侯、莒子盟于践土。公谷诸儒俱谓践土之防，天王下劳晋侯及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削而不书，去其实以全名也。盖诸儒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防其説。稽之经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至是未归也。践土，郑地也，时王尚居践土，何谓下劳乎？及考首止、葵丘之防，王世子、宰周公皆与焉，春秋不为讳，而独于子虎讳之耶？此晋文既献楚俘，合诸侯而谋纳王也。
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
晋侯城濮战胜，卫侯惧而奔楚。既而自楚复归于卫。或曰：“卫侯书名，罪之也。”按《春秋》诸侯非失国不名，言自楚则党夷之罪自着，不在书名以见也。郑字衍。
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谓河阳之狩，晋文再致王，孔子避致王之名，改之曰狩。按《春秋》是年，晋文杀叔带，奉襄王还王城，过河阳而讲武焉，诸侯从之。公因朝于王所，盖河阳者，还王城所必由之路也。谓之致，可乎？如左氏言，皆于经先防后朝之义不合也。
卫侯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传》元喧归立，公子瑕为君，故卫侯忌而杀之。及考经，不着立瑕之文。瑕必附咺。咺既被戮，瑕亦不
译郜子来朝觐。
隐公十年，鲁国击败宋国军队，夺取了郜地和防地。桓公二年，又从宋国夺取了郜国的大鼎，把它放进太庙。郜国的鼎和郜邑，都归了鲁国。鲁国或许另外封立了郜君，使其成为附庸。因为郜国并未灭亡，所以记载为“来朝”，与通常的记载相同。《公羊传》认为失去封地的国君不称名，是出于兄弟之情的说法，都是主观臆测。
鲁国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
庐陵李氏说：“关于夺取须句这件事，如果参照昭公十九年宋公攻打邾国的例子来看，那么胡氏的说法就完全相反了。《春秋》不应该如此谴责鲁国。左氏的说法不见于经典，恐怕各家相信得太过分了。须句子既然来投奔，鲁国史官怎么会不记载‘灭’呢？如果像杜预所说，那么鄫也是鲁国的私属，为什么又记载‘灭’呢？所以刘氏权衡认为，这一年没有灭须句以及须句子来奔的事，也没有恢复其国君的事，只是须句长久被邾国所灭，其国地成为邑，鲁国人前往攻打夺取罢了。”
狄人攻打郑国。
郑国在王畿之内，是周王所倚仗的。颓叔、桃子想要背叛周王，所以先攻打郑国。这大概是为叔带谋划。根据《左传》，说郑国人入侵滑国，周王派人到郑国请求归还滑国，郑国不听，周王发怒，于是率领狄人军队攻打郑国，夺取了栎邑。查考入侵滑国的事在二十年夏五月，周王为什么不在这年攻打，而等到这时才出动狄人军队呢？大概《左传》看到周王出居在外，想要罗织他的罪过，于是采用楚国史书的伪托来充实它。如果这样，经文应当明确记载“天王派狄人攻打郑国”以示贬斥，像夺取栎邑，经文也应当记载，难道只说“狄人攻打郑国”吗？攻打郑国如果是出于周王的意思，这一年冬天，周王出居在郑国。攻打郑国却依靠郑国，没有这样的道理。
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
《左传》说夔国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国灭掉它，不是夔国的罪过，所以特别保留其爵位而不称名。查考诸侯失去国家必定称名，像吴国灭掉胡子髠、沈子盈之类就是这样。现在不称名，是因为夔子是小国，姓名又不为中国所知晓，所以不称名。如果不是他的罪过，那么记载“灭”，意思已经体现了。
卫侯燬灭掉邢国。
《公羊传》说卫侯燬为什么称名？因为灭掉同姓国家。诸侯灭掉同姓国家就称名，这是出自记述礼制者的妄说。查考晋国灭掉虢国，楚国灭掉夔国，都是同姓却未曾称名。如果憎恶卫侯而断绝他，那么晋国、楚国难道都不该憎恶吗？朱熹说：经文只隔了“夏四月癸酉”一句，就记载“卫侯燬卒”，恐怕是传抄时的错误。
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起初，楚军包围宋国，宋国派人告急。晋文公想要攻打楚国，因为楚国势力正盛，怎么能立刻施加兵力？于是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想要先剪除其党羽而破坏其同盟。所以齐桓公攻打楚国，在蔡国有事；晋文公攻打楚国，在曹、卫有事。而《左传》在记载侵犯蔡国时说：“因为蔡姬荡舟”，所以在记载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时说：“因为观看洗澡和掷块。”因此它的弊病，在于推寻事由，列举细故。不仅使两位公侯攘除夷狄、安定华夏的功业，黯然不彰，而且遭受其……的讥讽。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公发怒，刺杀了他。《左传》说因为楚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而杀了公子买，这与经文相矛盾。大概刺杀公子买在前，救援卫国在后，鲁公这时惧怕楚国，尚未惧怕晋国。
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城濮之战，解说者说楚国虽然请求交战，但“及”字用在晋侯后面，是诛责其意图。那“及”字，是尊临卑的用语，不是贬斥。自《春秋》以来，诸侯互相侵伐的很多，但都是为了私利，没有像城濮之战这样，尊崇王室，安定中国，端正夷夏之分，洗雪盂地之耻，使楚人不敢内侵长达十五年的，晋文公的功绩伟大啊。诛责意图的说法，不也是矫枉过正吗？
鲁公在践土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侯、莒子，结盟。《公羊》、《谷梁》的儒者都说践土之会，天王下临慰劳晋侯，以及王子虎与诸侯在王庭结盟，删削而不记载，去掉事实以保全名声。大概儒者们因为这一年有朝见王所的文字，于是附会这种说法。查考经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在郑国，到这时还没有回来。践土，是郑国的地方，当时天王尚且居住在践土，怎么说下临慰劳呢？又查考首止、葵丘之会，王世子、宰周公都参加了，《春秋》不避讳，却唯独对王子虎避讳吗？这是晋文公献出楚国俘虏，会合诸侯而谋划迎回周王的事。
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
晋侯在城濮战胜，卫侯惧怕而逃奔楚国。不久从楚国回到卫国。有人说：“卫侯称名，是谴责他。”查考《春秋》诸侯非失国不称名，说从楚国回来，那么亲附夷狄的罪过自然明显，不在称名来体现。郑字是衍文。
天王在河阳狩猎，壬申日，鲁公朝见天王所在之处。
《左传》说河阳的狩猎，是晋文公再次迎回周王，孔子避讳迎回周王的名声，改称为狩猎。查考《春秋》这一年，晋文公杀了叔带，奉送襄王回到王城，经过河阳而讲习武事，诸侯跟随他。鲁公因此朝见天王所在之处，大概河阳是回到王城必经之路。称之为迎回，可以吗？像《左传》所说，都与经文先会合后朝见的意义不合。
卫侯杀了他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
《左传》说元咺归来立君，公子瑕为君，所以卫侯忌恨而杀了他们。又查考经文，没有记载立公子瑕的文字。公子瑕必定依附元咺。元咺既被杀，公子瑕也不
免。如士縠、箕郑父之类是也。若瑕果立，已逾三年，尊卑之分既明，安得称元咺及瑕哉？又安改其僣号而为公子哉？瑕之罪虽不可考，然▯立之事，必无也。
译免除（其罪）。就像士縠、箕郑父这类人一样。如果瑕真的被立为国君，已经过了三年，尊卑的等级已经分明，怎么还会称元咺和瑕呢？又怎么会改变他僭越的称号而改称公子呢？瑕的罪过虽然无法考证，然而他即位这件事，必定是没有的。
卫侯郑复归于卫
按经文「卫侯归于卫」当在「杀元咺」之上，此或传冩之误，不然卫侯未归，叔武方摄卫事，元咺谁为杀也？若谓叔武杀元咺，叔武贤者，国且让，而大夫岂敢专杀乎？此足以证传冩之误。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记者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王室，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按《竹书纪年》，平王四十二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王使史角如鲁谕止之。以此知郊之僣自僖公始，故《鲁颂》所述皆僖公事，其不本于成王明矣。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衰者，坏也，言坏周公之法也。孰谓成王盛时而遽坏周公之法乎？盖周季诸侯不遵法轨，岂特鲁也？呉越徐楚僣而称王，皆可推矣。不然，入《春秋》已厯四公，几百年而郊祀之事不一见，何也？《明堂位》所载出于汉儒附防，安得舍圣经而从记者之説乎？先儒张元徳、赵企明、金吉父皆谓鲁之郊不自伯禽始，亦必有所据也。
晋人败狄于箕
狄伐郑，围卫，又侵齐，频年骚绎中国。晋使郤缺帅师败狄于箕。传谓：“书人，病晋以衰服即戎耳。”按《春秋》凡防、盟、战、伐，书人，非君也，亦非命卿也。晋仅而后胜，乃贬。不幸为狄所败，当何以书也？
文公
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
秦穆公帅师伐晋，战于彭衙。书败绩者，罪其自取尔。先儒或谓晋及秦，晋主乎是役也？此盖疑战于彭衙而发也。按《公》《谷》皆谓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是役，谓晋出其不虞，逆而败之，则可；主战，则不可。
八月辛夘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庐陵李氏曰：「祫者，象生有合族之义，列昭穆，齿尊卑，诸侯之大祭也。其礼，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父为昭，子为穆，孙从王父坐也。祭毕则复还其庙。」公谷皆得之。其闵僖父子之説，左、公谷、胡氏皆以僖继闵而立，犹子之继父，故传以昭穆祖父为喻，固无可疑矣。范甯不从其説，乃以祖为庄，亲为僖，谓文公以僖居庄之上。杨士勋辨之巳是。但左氏正义曰：「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闵、僖本同为穆，但闵当在僖上，今升僖于闵，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若兄弟相代，即异昭穆。设令兄弟四人皆立为君，则祖父之庙即已从毁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为位次之逆，不以为昭穆之异。胡氏辨世指父之义，恐未至。
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传以四国称人，贬也。按《春秋》内大夫帅师，则称名氏；外大夫帅师，则多称人。如隐五年，邾人、郑人伐宋；桓十四年，宋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皆未有书大夫名氏者。襄公结怨残民，其罪自见，亦不必以称人为贬也。
王子虎卒
按左氏注王子虎，太宰，文公，王之卿士也。内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公羊注子虎即叔服，如其説，后十四年星孛之变，又引叔服之言，何也？此分明为二人，宋儒不可考，亦以为一人，盖前注误之也。
雨螽于宋
公羊子曰：「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按《春秋》书邻国之灾，如襄二十年齐大灾，昭九年陈大灾，十八年宋、卫、陈、郑灾之类，甚多。盖有关则书，来告则书，非特为王者之后而始书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三传俱以成风为庄公之妾，考之经文，十年书“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与隐元年“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一也。比事而观，盖为僖公之妾无疑矣。
王使荣叔归含且赗
此天子厚礼，诸侯之妾母，其义自明。传谓「来归仲子之▯」，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而王不书，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罪在▯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咎在天王，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贬王，而去其天，则将以是为正名分可乎？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
公羊曰：晋襄公使狐射姑将处父止之。襄公告射姑，射姑出，刺防
译卫侯郑重新回到卫国。
按照经文，“卫侯回到卫国”应当记载在“杀元咺”之前，这可能是传抄时的错误。否则，卫侯尚未回国，叔武正代理卫国政事，元咺又是被谁杀的呢？如果说叔武杀了元咺，叔武是贤人，连国君之位都肯让出，大夫怎敢擅自杀人呢？这足以证明传抄有误。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了三次望祭。
记录者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劳于王室，命令伯禽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根据《竹书纪年》，周平王四十二年，鲁惠公派宰让请求郊庙之礼，周王派史角到鲁国告知并制止他。由此可知，郊祀的僭越是从僖公开始的，所以《鲁颂》所叙述的都是僖公的事，并非本于成王，这是很明显的。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制，周公的法制衰败了。”衰败，就是败坏，意思是败坏了周公的法制。谁说在成王盛世时就立刻败坏了周公的法制呢？大概周朝末年诸侯不遵守法度，难道只有鲁国吗？吴、越、徐、楚僭越称王，都可以推知。否则，进入《春秋》记载已经历经四位国君，将近百年，郊祀之事却一次也不见，为什么呢？《明堂位》所载出自汉儒的附会，怎么能舍弃经典而听从记录者的说法呢？先儒张元德、赵企明、金吉父都认为鲁国的郊祀不是从伯禽开始的，也必定有所依据。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狄人攻打郑国，包围卫国，又侵犯齐国，连年扰乱中原。晋国派郤缺率领军队在箕地打败狄人。传文说：“记载‘人’，是责备晋国穿着衰服就从事战争。”根据《春秋》，凡是会盟、战争、征伐，记载“人”，表示不是国君，也不是受命的卿。晋国勉强取胜，于是被贬责。如果不幸被狄人打败，应当如何记载呢？
晋文公。
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
秦穆公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在彭衙交战。记载“败绩”，是罪责他们自取灭亡。先儒有人说，晋国与秦国交战，晋国是这场战争的主使者吗？这大概是对战于彭衙而产生的疑问。根据《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千里之外袭击别人，没有不灭亡的。这场战役，如果说晋国出其不意，迎击并打败了秦军，是可以的；说是主战，则不可以。
八月辛夘日，在太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位次。
庐陵李氏说：“祫祭，象征活着时合族的意义，排列昭穆，按尊卑排序，是诸侯的大祭。其礼仪，太祖面向东，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孙子跟随祖父就坐。祭祀完毕后，再回到各自的庙中。”《公羊传》《谷梁传》都讲对了。关于闵公、僖公父子的说法，左氏、《公羊传》、《谷梁传》、胡氏都认为僖公继闵公而立，就像儿子继承父亲，所以传文用昭穆祖父作比喻，本来无可怀疑。范甯不采纳这个说法，于是以祖为庄公，亲为僖公，说文公让僖公排在庄公之上。杨士勋辩驳他是对的。但左氏正义说：“父子不同昭穆，兄弟同昭穆。闵公、僖公本来同为穆位，但闵公应当在僖公之上，现在提升僖公在闵公之上，所以说逆祀。”两位国君位次的颠倒，不是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代，就不同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立为国君，那么祖父的庙就已经毁掉了，道理上必然不是这样。所以杜氏只认为是位次的颠倒，不认为是昭穆的不同。胡氏辩驳世指父的意义，恐怕不够到位。
晋人、宋人、陈人、郑人攻打秦国。
传文认为四国称“人”，是贬责。根据《春秋》，国内大夫率领军队，就称名氏；国外大夫率领军队，就多称“人”。如隐公五年，邾人、郑人攻打宋国；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都没有记载大夫名氏的。襄公结怨残害百姓，其罪过自见，也不必因为称“人”就是贬责。
王子虎去世。
根据左氏注，王子虎是太宰，文公，是周王的卿士。内史叔服，是周王的大夫。《公羊传》注王子虎就是叔服，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后十四年星孛之变，又引用叔服的话，为什么呢？这分明是两个人，宋儒不可考，也认为是一个人，大概是前面的注释错误导致的。
宋国降下蝗虫。
《公羊传》说：“外国的灾异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因为是周天子的后裔，记录灾异。”根据《春秋》记载邻国的灾祸，如襄公二十年齐国大灾，昭公九年陈国大灾，十八年宋、卫、陈、郑灾等，很多。大概有关联就记载，来报告就记载，并非特为周天子后裔才开始记载。
冬季十有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三传都认为成风是庄公的妾，考察经文，十年记载“秦人来送僖公成风的襚”，与隐公元年“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〇”，是一样的。对比事情来看，大概是僖公的妾无疑了。
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车。
这是天子厚礼，诸侯的妾母，其意义自明。传文说“来送仲子的〇”，而宰书名，就说这是贬责。难道“送仲子的〇”，而王不书名，天也说这是贬责吗？难道“送仲子的〇”，罪在宰，而不在天王吗？“送成风的含〇”，罪在天王，不在荣叔吗？《春秋》记载王，本来是为了正名分，而夫子却自己贬低王，去掉“天”字，那么将以此作为正名分可以吗？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
《公羊传》说：晋襄公派狐射姑为将，处父制止他。襄公告诉射姑，射姑出去，刺杀防
父于朝而走。设有之，当在襄公时，何为在襄公既▯之后乎？如成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华元出奔晋，则杀山者亦华元乎？按乐正子记：灵公幼，防父谋于赵盾，欲易之，不克诛焉，故称“国君与臣同杀之”词也。此説近是。
译父亲在朝廷上奔跑。假设有这种情况，应当在襄公时期，为什么会在襄公去世之后呢？比如成公十五年，宋国杀了大夫山，华元出逃到晋国，那么杀山的也是华元吗？查考乐正子的记载：灵公年幼，防父与赵盾谋划，想要废立他，未能诛杀防父，所以称“国君与臣共同杀了他”的说法。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杜氏曰：「犹者，可巳之辞，此特一説耳。春秋有同辞而异议者，如僖三十年，免牲犹三望，可已而不已也。今年闰不告月，犹朝于庙，幸其不已也。幸其不已者，爱礼存羊之意也。」
晋先蔑奔秦
左绵赵氏曰：《左传》以赵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纳之。及雍将至，盾悔而拒秦师，故有令狐之战，而先蔑奔秦。且襄公之卒于是期年，晋始谋立君，妄也。且初言先蔑如秦，次言蔑将下军。蔑既逆雍于秦，则必不在将兵之列。既巳将兵败秦，而又奔秦，皆理之所无也。
郕伯来奔
左氏曰：「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弗狥。」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按朱儒未甞为君，春秋岂容以郕伯书而不名也？郕伯事虽未详，其来奔必为国人所逼，不名阙文。
子叔姬卒
子叔姬卒，左氏以为已嫁于杞，遭出虽絶，犹以恩録。若然，当系以国，如郯伯姬之类是也。今不系以国，公羊谓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防治之。此説似近，其称子叔姬者，别其非先君子也。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传者谓齐舍立未逾年而称君，重商人之罪也。按《春秋》已即位称君，未即位称子。如宣十年四月，齐侯元卒；冬，书齐侯使国佐来聘，则是顷公已即位矣。成四年三月，郑伯坚卒；冬，书郑伯伐宋，则是悼公巳即位矣。《春秋》凡书未逾年君者，皆类此，不谓因重商人之罪而称君也。
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叔姬归齐，舍已弑叔姬。欲还，不得。鲁告于王，王使单伯徃谕商人，不聼，因并单伯执之。凡执人者，法皆书人。先儒或责齐人不讨贼而北面事之，葢就人字生义误矣。
曹伯来朝
曹伯十一年来朝，至是又来朝，适当五嵗之期。左氏遂曰：“诸侯五年两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之礼，则诸侯嵗相问，殷相聘，世相朝也，无五嵗相朝之文。五嵗再相朝，子太叔之言也，非古也。
四不视朔
文公四不视朔，先儒谓以疾诈齐，其説信然。至六月巳视朔矣，郪丘之防，公亦不徃，乃使公子遂及齐侯盟，何也？以此知不视朝，实以疾非诈也。其后因循朝庙视朔之礼皆废，自此始。
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传》称“君君无道也”，传其学者遂以宋昭为无道而见弑也。见弑之君无道者，莫甚于齐襄、楚虔，经皆书弑者名氏，而议不及其君。宋昭非二君比也，独以无道称，而弑者免其讨，岂《春秋》拨乱反正之义乎？盖弑者贱，故不登于防也。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谓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而弑纪公，以其寳玉来奔。如此，是莒仆以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以书“国弑”乎？仆既与国人同弑，则当自立矣，又何以奔鲁乎？此盖弑者众，故不名也。
五经稽疑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五经稽疑卷六 明 朱睦防 撰
春秋
宣公
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先儒以敬嬴之罪，因夫人至，特称妇姜以显之。夫鲁之声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称妇姜，以别于君母，所谓有姑之辞是也。然敬嬴之罪，岂于称妇姜二字足以显之乎？夫人氏不氏，则文有衍缩尔，非义之所在也。
邾子来朝
丰氏曰：「按邾子之朝宣，与滕子之朝桓同，皆直书而罪自见。或谓滕为仲尼贬其爵，而邾子何以不贬乎？」
晋赵盾弑其君夷臯
赵氏曰：「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也。盾将弑，而假手于穿。穿，盾族也。受盾之赐，惟驱是从。是亦鹰鹯之用尔。彼欲得禽者，岂鹰鹯哉？舍盾而治穿，穿固受恶，无辞而盾之奸得免。岂春秋讨贼之义乎？」书曰：「赵盾弑其君夷臯。」穷恶之首，而诛其心也。其义甚明。左氏引孔子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其诬圣人而失良史之意甚矣。
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或曰：“公子宋弑其君，而归罪于归生者
译闰月不告于庙，却仍然在宗庙朝见。
杜氏说：“‘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词语，这只是一种说法罢了。《春秋》中有用词相同但意义不同的情况，例如僖公三十年，‘免牲犹三望’，是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今年闰月不告于庙，却仍然在宗庙朝见，是庆幸他没有停止。庆幸他没有停止，是出于爱惜礼制、保留牺牲的意味。”
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
左绵赵氏说：“《左传》记载赵盾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国出兵护送他。等到公子雍快要到达时，赵盾后悔并拒绝秦国军队，因此发生了令狐之战，先蔑便逃奔到秦国。况且襄公去世到现在才一年，晋国才开始谋划立君，这是荒谬的。况且起初说先蔑出使秦国，接着说先蔑率领下军。先蔑既然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就一定不在率领军队的人选之中。既然已经率领军队打败了秦国，却又逃奔到秦国，这都是不合情理的。”
郕国国君来投奔。
左氏说：“郕国太子朱儒在夫钟安身，郕国人不顺从他。”鲁文公十二年春天，郕国国君去世，郕国人拥立新君，太子带着夫钟和郕邽来投奔。按朱儒未曾做过国君，《春秋》怎么能够用“郕伯”来称呼他却不写名字呢？郕国国君的事情虽然不详，但他来投奔一定是被国人逼迫，不写名字是缺漏的文字。
子叔姬去世。
子叔姬去世，左氏认为她已经嫁到杞国，虽然遭遇休弃而断绝关系，仍然因为恩情而记录。如果这样，应当系连国名，像郯伯姬之类就是这样。现在不系连国名，《公羊传》说妇人许配后取字并加笄，死后就按照成年人的礼仪安葬。这种说法似乎接近事实，称她为子叔姬，是为了区别她不是先君夫人。
齐国公子商人杀害了他的国君舍。
传注者说齐舍即位不到一年就称君，是为了加重商人的罪责。按《春秋》已经即位称君，未即位称子。例如宣公十年四月，齐侯元去世；冬天，记载齐侯派国佐来聘问，这说明顷公已经即位。成公四年三月，郑伯坚去世；冬天，记载郑伯攻打宋国，这说明悼公已经即位。《春秋》凡是记载未逾年国君的，都类似这样，并不是因为加重商人的罪责而称君。
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叔姬回到齐国，舍已经被杀，叔姬想回去，不能回去。鲁国向周王报告，周王派单伯前往晓谕商人，商人不听，于是连单伯一起拘捕。凡是拘捕人的，法例都书写“人”。先儒有的指责齐人不讨伐贼人却北面侍奉他，大概是从“人”字生发义理而错误了。
曹国国君来朝见。
曹国国君十一年来朝见，到现在又来朝见，正好是五年的期限。左氏于是说：“诸侯五年两次互相朝见，以修明王命，是古代的制度。”考察礼制，则是诸侯每年互相问候，每两年互相聘问，每代互相朝见，没有五年互相朝见的记载。五年再次互相朝见，是子太叔的话，不是古代的制度。
四次不视朔。
文公四次不视朔，先儒认为他假装生病欺骗齐国，这种说法可信。到了六月已经视朔了，郪丘的盟会，文公也不去，却派公子遂和齐侯结盟，为什么呢？由此知道不视朝，确实是因为生病而不是欺骗。后来因循着朝庙视朔的礼仪都废除了，是从这时开始的。
宋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左传》说“国君无道”，传述其学问的人于是认为宋昭公无道而被杀。被杀的国君无道的，没有比齐襄公、楚灵公更严重的，经文都书写了杀害者的名字，而议论不及他们的国君。宋昭公比不上这两位国君，唯独以无道称，而杀害者免除了讨伐，这难道是《春秋》拨乱反正的道义吗？大概是因为杀害者地位低贱，所以没有登上盟会。
莒国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左氏说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喜爱季佗而废黜了仆，而且在国中多做无礼的事。仆依靠国人杀了纪公，带着宝玉来投奔。像这样，是莒仆以太子身份杀父。《春秋》为什么书写“国弑”呢？仆既然和国人一起杀害，就应当自立了，又为什么逃奔到鲁国呢？这大概是因为杀害者众多，所以不写名字。
五经稽疑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五经稽疑卷六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宣公
于是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先儒认为因为敬嬴的罪过，趁着夫人回来，特意称妇姜来彰显她。鲁国的声姜、敬嬴、穆姜都在，所以三位国君的妻妾都称妇姜，以区别于国君的母亲，所谓有婆婆的称呼就是这样。然而敬嬴的罪过，难道在称妇姜这两个字上足以彰显吗？夫人不称氏，只是文辞有增减罢了，不是道义所在。
邾国国君来朝见。
丰氏说：“按邾子朝见宣公，与滕子朝见桓公相同，都是直书而罪过自然显现。有人说滕是孔子贬低其爵位，那么邾子为什么不贬低呢？”
晋国赵盾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夷皋。
赵氏说：“杀害国君的是穿的手而盾的心。盾将要杀害，而借穿的手。穿是盾的同族。接受盾的恩赐，只听从驱使。这也是鹰鹯的作用罢了。那些想要得到猎物的人，难道是鹰鹯吗？舍弃盾而惩治穿，穿固然承受恶名，没有辩解，而盾的奸恶得以逃脱。这难道是《春秋》讨伐贼人的道义吗？”经文说：“赵盾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夷皋。”穷究恶行的首恶，而诛讨其心。其道义非常明白。左氏引用孔子的话说：“赵宣子，是古代的良大夫。为法承受恶名，可惜啊。越过边境就免罪了。”这是诬蔑圣人而失去良史的意思了。
郑国公子归生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夷。
有人说：“公子宋杀害了他们的国君，而把罪责归于归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