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

译杨子问道：“舜不费力气就能治理天下，禹不劳烦就能平定水土，难道他们有神助吗？”先生说：“舜有四个眼睛、四个耳朵，所以不费力气；禹有九只手、九只脚，所以不劳烦。如果说他们有神助，如果说他们有神助，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子说：“舜把四方人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耳目，禹把九州人的手足当作自己的手足，所以《尚书》说：‘舜使四方耳目清明，禹对善言恭敬接受。’”象先问道：“‘参前倚衡’，这正是不慎独的功夫吗？”先生说：“正是。就像养由基射穿杨柳叶上的虱子一样，刚开始看见虱子，心极小，时间久了看见虱子心像那么大，然后发射没有不中的。做忠信笃敬的功夫，念念不忘，也能这样。这样之后，无论到哪里都能安然自得。不然，想用一时一刻的功夫，就说是忠信笃敬，想在蛮貊之地实行，却很难。”问道：“程子说‘学习要鞭辟近里’，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辟就是师。辟，辟字堂堂，却不能近里，所以夫子告诉他忠信笃敬，让自己身上做起来。”问道：“子张把话写在绅带上，这是知道切实下切己功夫吗？”先生说：“是的。”

译官问：“既然说了‘言忠信’以下的话，又说‘参于前’以下的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上面论述的是能够践行这些道理的根据，下面指出的是践行这些道理的功效。”“‘立’与‘在舆’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灵活的说法。难道只有站立时如此吗？坐着、行动、睡觉、起床都是这样。难道只有乘车时如此吗？在乡里、在家、在朝廷、在宗庙都是这样。”问：“孔子对于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说可以做官，在国家政治黑暗时说可以卷起抱负而怀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借此表明，在政治清明时做官，就有可以舒展并推行抱负的机会，这不同于原宪无论政治清明还是黑暗都只知谋取俸禄的做法，这才是君子。”

颜回问治理国家，孔子唯独用夏、商、周、殷四代的礼乐来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大体上的原则罢了，其他那些根据时势制定适宜措施、随着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的方法，都可以由此推知。然而，只有不违背仁德的人才能做到，不然，怎么会不被郑国的靡靡之音和巧言令色的小人所迷惑呢？”象先问：“颜回问治理国家，孔子不告诉他为政的根本，却从制度方面来说，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回答说：“颜回致力于广泛学习文献并约束自己以符合礼制，从而对大道有了卓越的认识，在根本的大道上不再需要多说了，只是恐怕他在斟酌制度文饰以适应时宜方面或许有所欠缺，所以举出这四点来告诉他。然而这仅仅是其中大的方面，比如举出殷代的辂车，那么凡是质朴而恰到好处的像辂车这样的东西都应当采用；举出周代的冕冠，那么凡是文饰而恰到好处的像冕冠这样的东西都应当采用，这是可以考察并推演的。”问：“前代儒者说‘摒弃郑国的音乐，远离巧言令色的人’，是法律之外的意思，怎么理解？”回答说：“不是这样，这句话虽然排在后面，却是最紧急的事务。假如使用殷代的冕冠、周代的辂车，而没有巧言令色的人，还不至于妨害治理；如果让一个巧言令色的人混入其中，那么即使有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辂车、周代的冕冠、韶乐舞蹈，也都不知道如何使用了。所以，使用法度在于先去除巧言令色的人，才是正确的。”又说：“再看《论语》中的这两章，就可以看出孔子和颜回的学问。比如‘高坚前后，博文约礼’，这是孔子和颜回的天德；‘夏时、殷辂、周冕、韶舞’，这是孔子和颜回的王道。所以说：‘有了天德就可以谈论王道。’”先生说：“感叹不已，是颜回的天德；问治理国家，是颜回的王道。颜回克制私欲、恢复礼制，他在修养自身和治理百姓方面，本来已经绰绰有余了，至于斟酌历代帝王的制度，所谓进退古今、表里人物方面，恐怕稍有欠缺罢了。所以孔子用这些来告诉他。又因为颜回广泛学习文献，对于四代的礼乐，他已经没有不研习的了，圣人告诉他斟酌四代制度的道理，是想让他用礼来简约它。然而这几条，也只是大体上的原则罢了。”先生说：“乘坐殷代的辂车，凡是三代质朴而恰到好处的，像这类都可以采用；穿着周代的冕冠，凡是三代文饰而恰到好处的，像这类都可以采用。”问：“孔子曾经说‘摒弃郑国的音乐’，为什么又在《诗经》中保留郑、卫的风诗而不删去呢？”先生说：“孔子所说的摒弃郑国的音乐，不是摒弃郑、卫的诗歌，大概是因为有文采的才称为音乐。郑国人生活在沙土之上，声音婉转柔美，非常动摇人的心志，所以特别说要摒弃它。至于现在的郑诗，记载了一国导致混乱的原因，作为后世兴亡的警戒，如果全部视为淫乱的诗歌，可以吗？后来唐代的杜甫、鲍照等人，有的因愤慨忠诚而吟咏，有的因感伤时世而抒发，虽然不足以继承《诗经》三百篇，但人们诵读它们，那个时代的衰败混乱、风俗的浅薄恶劣都能得知，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以义作为根本，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质就像资质，是人的本体。以义作为根本，那么利欲的私心就不会存在于身上了。又必须用礼来践行这个根本，用谦逊来表现这个根本，用诚信来成就这个根本，这样中正和乐，至诚不息，作为人也就完美了。”所以说：“君子。”先生说：“矜持是端庄严肃恭敬，容易达到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别人的地步，就会与外物相抵触。然而君子与人友爱的心从未不寓含其中，所以不争。合群则是温和善良慈爱，但是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自然不结党营私。”又说：“矜持，是修养自己；不争，是不失待人之道；合群，是待人接物；不结党，是不失自我。”又说：“矜持而不争，是无可无不可；合群而不结党，是无不可无可。”君子虽然不凭言语来举荐人，但如果人的行为符合他的言语，那么人本来就应该被举荐了。所以只有智者既不失去人才，也不失掉言语。

光问：“忠和恕这两者似乎难以区分，孔子告诉子贡终身去践行，只说了恕，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前代儒者曾说忠和恕就像形和影，专门说恕，那么忠自然就在其中了。告诉子贡只说恕，是因为子贡自己说‘不希望别人强加给我，我也不希望强加给别人’，就想以仁德自任，恕或许有所不足，所以告诉他终身去践行的只有恕。这也足以看出前一篇中想要广泛施予恩惠、救济众人来说仁，孔子只告诉他能够从近处取譬，也是这个意思。”

自己所不想要的，还知道有我。因为知道我而知道别人，就能克制自己而做到恕了。即使是圣人没有我，也是由此进境的。普通人常有我的心，圣人教导人，就从有我这方面取譬，可以说极其亲切。

官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可以改变吗？”先生说：“难啊！什么意思呢？扩充这个，天地就会变化，草木就会繁茂，尧舜或许还担心做不到呢。”涛问：“仲尼不毁谤也不赞誉，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从前孔子曾说：‘传达双方都高兴或双方都愤怒的话，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双方高兴必定多有溢美之词，双方愤怒必定多有溢

译厌恶那些浮夸的言辞。』所以《法言》说：『传达事物的真情，不传播那些溢美之词，就能保持事物的完整。』孔子到了耳顺的年龄，哪里还会在意毁谤与赞誉呢？」

译象先问：“夫子说‘我对于别人，既不诋毁谁，也不赞誉谁’，难道不是看到当时人们的喜好厌恶往往产生爱憎的言论，而不基于人心的公正，所以这样说吗？”先生回答：“也是这个意思。可以和‘没人了解我啊’那一章参看。那章说不怨恨不责怪，体现出符合天理而恰当处理；这章说谁毁谁誉，体现出顺应人心而安心处之。天与人原本只是一个理，圣人原本只有一个心。”

城问：“人能弘道，不是道能弘人”，这是什么意思？先生回答：“道没有形体，以人为形体；人没有功用，以道为功用。”问：“下面那个‘弘’字，是想要人扩充的意思吗？”回答：“是的。夫子日夜所思考的，以及所谓做学问的，只是在遇到事情时，便在心中寻求事物的道理，触类旁通而增长，思考不停止，要求一个最恰当的地方。比如周公思考兼有三王之道，也是这样。”

思与学，各自有知、行。思是体认防范于心，所谓就近取之于自身；学是征验于事，所谓取之于远处的万物。学是用文献来广博知识，思是用礼仪来约束自己。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就是同样的思与学。夫子整天不吃，整夜不睡来思考，所思考的只是在念头兴起的地方寻求义理。夫子真是刚毅勇敢，所以到了日夜不停的地步，又说“不如学习”。象先问：“智慧达到而用仁德坚守，似乎没有私欲了，却还有不庄重、行动不合礼仪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先生回答：“专门说仁，就包含了这四点；与智相对说，就是偏颇的仁。道理虽然在自己身上，但尚未纯熟，所以在面临事务、举动之际，这颗心稍微松懈，妄念就会产生，必须随时照管，做到尽善尽美才行。行动不合礼仪还不完善，为什么说这是用来感动鼓舞百姓的呢？而自身还没有符合礼仪，说明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

云霄问：“百姓对于仁德的需求超过水火，下面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长期拥有它’，这是什么意思？”回答：“是的。”那么注释不是太多了吗？回答：“注释虽然多但意思美好。”

杨氏解释《师冕》章，说推及天下，没有一样东西不得其所，非常好。

季氏篇

用问：既然说了东蒙，王又说邦域之中，又说社稷之臣，这是什么意思？回答：“东蒙主似乎是以社来说，邦域似乎是以稷来说，社稷是鲁国的社稷吗？”回答：“即使是颛臾的社稷，也属于鲁国。”舍曰欲之者，是什么意思？回答：“不说贪婪利益而又用言辞来掩饰，然而他的欲望自然不能掩盖。”远人者，是什么意思？回答：“因为颛臾而说远方的邦国之人。如果指颛臾，为什么说在邦内动用干戈呢？”文德者，是什么意思？回答：“就是干戈的反面。使之来者，比如朝聘职贡的到来。使之安者，为之建立秩序。”

天下有道，那么政令不在大夫手中，为什么还遗留诸侯呢？回答：“政比如政令下达到大夫手中的政，是指号令而言，不一定是礼乐征伐。”庶人不议论，为什么又说天下有道？回答：“是连同上面两个有道统一来说的。”

文举问：“禄位离开公室，为什么不说政？”回答：“是极而言之。禄位尚且离开，何况政令呢？”“下达到大夫，为什么不说禄？”回答：“禄也是大夫向来拥有的，不可说。说政，那么禄就在其中了。”这是圣人的文章。

先生说：“周朝世代享有禄位，作为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而庶子成为大夫；作为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大夫，而庶子成为陪臣。三家，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说三桓的子孙。”

官问：“朋友有三种益处是什么？”先生回答：“朋友多闻不如朋友诚信，朋友诚信不如朋友正直，是三益之首。交友应当以正直为先，而且急切时就进三益，以朋友正直为首，三损以便僻为先。所以思考进善，没有比听到过错更先的。”问：“三畏为什么说大人、圣言？”回答：“大人以其行为说，圣言以其言语说，都是说天命。天命，就是本性。”

问：“学问产生生知、学知、困学，而夫子自谓不是生知的人，为什么？”回答：“比如伏羲神农、黄帝，这是生知的人。即使是尧、舜以下，不免于学习，看《典》、《谟》就可以知道了。”

九思为什么能成功？回答：“心常存，那么随地而见。”

城问：“见到善就像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像探热水”，与下面“求志达道”有什么关系？先生回答：“见到善就像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像探热水”，但不知道施于人如何。“求志达道”，分明是有体有用的学问。比如伊尹在田间，就乐于尧舜之道；等到应聘而出，就伐夏救民。看出隐居求志，不是徒然隐居的；行义达道，不是苟且出仕的。那么与“用则行，舍则藏”有什么关系？回答：“这只是体用具备，未能像用舍行藏那样无意，而且兼有权变。”

陈亢既然说了听到君子远离儿子，又听到诗礼是什么？回答：“以前虽然曾经听到诗礼，但不知道其实；现在则得以站立与言，才开始省悟诗礼所在。”

阳货篇

官问：“性相近，如果说气质之性，那么性就属于性善之性；如果单说气质，那么又不应当举性，为什么

译话语相近吗？」回答说：「性确实是性善的性。自从气质确定之后，贤与愚的差距如此之大，然而起初本来非常接近而没有差异。这是因为气质有清浊纯驳的差别，而随之获得的性也有多寡不同，这是非常接近的，只是后天习染之后才变得遥远罢了。所以下面说上智与下愚不可改变，是因为习染与本性相合而成。如果说生来就不可改变，那么圣人岂不是极大地阻碍人向善吗？」

译先生说：“孔子为《易经》作传，说道：‘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道的就是善，成就道的就是性。’这是论性，那么善就在前面。孟子论性善，那么善就在后面，却是源自孔子。世俗儒者说孟子论性善只是专论理，孔子论性相近是兼论气质，却不知没有气，理在哪里寻求？有理就有气，何须说兼论？都失去了孔孟论性的界限。”

济民问：“能在天下推行这五种品德叫做什么？”先生说：“是说推行这五种品德，推广到天下而没有不通达的，不是苟且地做到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罢了。所以他的恭敬达到不侮辱人的恭敬，拘谨收敛容貌是不值得说的；他的宽厚达到得到众人的宽厚，小小的放纵弛缓是不值得说的。其他三种也是这样。”所以说：“这是实行仁德。”论到孔子说：“我难道是个葫芦瓜吗？怎么能系在那里而不被食用？”王材说：“这里恐怕不是孔子说的。”先生说不可以这样认为。先生说：“是的。比如杨〇山因为秦桧出来，便不曾成得了事。”先生说：“这必须先衡量我有办法感化引导他，才可以。”先生说：“不但要感化引导，还要真诚。让人信任他，真正信任我，我的主张才得以施行。”

坚白到了极点，自然不能系在那里而不被食用，所以坚白可以体现圣人能进入乱邦的体；成为东周，可以体现圣人能进入乱邦的用。

叔防问：“孔子不见阳货，而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去，这是为什么？”先生说：“阳货想见孔子的意思不真诚，况且他当时只是陪臣，没有可为的时机，见他也没有益处。公山弗扰知道召请君子，必定是有悔悟之心萌发，想要得到孔子去拯救他的意思，趁着这个时机而顺应它，周代的王道可以复兴，所以想要去。”城问：“孔子去的时候措施应当如何？”先生说：“想来也是正名的意思。必定是改变弗扰，使他知道有季氏；改变季氏，使他知道有哀公；改变哀公，使他知道有天子。所以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

瑶问：“学习《诗经》的人是为了什么？”先生说：“兴、观、群、怨，是从性情方面说的；亲近父亲、远离君主，是从人伦方面说的；鸟兽、草木，是从剩余方面说的。”

为什么说是周南、召南？先生说：“在于实行罢了。”实行怎么做？先生说：“从妻子开始。不然，一步也不能行走，真可以说是面对墙壁。”

问音乐怎么样？先生说：“音乐在心中，不在乐器上。从前我与张允荐弹奏《梅花三弄》，当时损坏了一根弦，剩下六根弦，允荐弹奏而声音和谐可听。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允荐说：‘不只是六根弦，即使一根弦也能弹奏而声音可听。’由此看来，可见音乐在心中，不在乐器上。孔子说：‘音乐啊音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寻求真正的音乐，应当在心中寻求，不应当在乐器上寻求。我小时候，嬉戏敲击瓦砾、吹葱管作为音乐，悠然有自得的趣味，这是真正的音乐。追想唐虞之时，康衢之歌、击壤之谣，称为真正的音乐，确实如此。汉代贾谊请求兴起音乐，文帝以来不及为辞，可以说是懂得真正音乐的人了。大概真正的音乐必定物理通晓而后创作，心和而后和谐，只是借助乐器来宣扬罢了。不然，为什么汉武帝今天创作《天马》、《芝房》之歌，明天协调《宝鼎》、《赤雁》之律，百姓不以为乐，而海内更加耗损呢？孟子论音乐，必定归结为与民同乐，他是通达真正音乐的人啊！”

问鄙夫为什么不能侍奉君主？先生说：“鄙如边疆，鄙陋的鄙，不是王都之内一般人。只有鄙陋则心小，整天患得患失，更有甚念头想到君主上？”又说：“鄙夫如人不由大道而专务邪径一般样，所以侍奉君主患得患失，而常常忧愁。”问：“去除得失的毛病如何？”先生说：“只有大人能纠正君心的错误。大概大人见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所以以道侍奉君主，不可就停止的就在这里了。鄙夫之人，不阿谀以求容，就逢迎以求悦，如何教他能侍奉君主？你们今日相聚，后将有侍奉君主的职责，或为翰苑，为科道，为部属，为郡县，不计高低，务求去除边鄙，而寻求大人的心可以。”

先生讲《古者民有三疾》，对诸生说：“天下之人病痛甚多，夫子独说三件，果实在哪里？”谢顾起说：“狂者是太过一边，矜者类乎狷，是不及一边，愚者不能狂，又不能狷，天下只是三等人尽之矣，所以夫子叹之耳。”先生说：“诚然。但古人之病犹是实心，今人之病染于习俗。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下愚不移，此言极好。盖人性相近，其初本无不善，一累于习染，大相远也。然上智下愚不移，亦惟如尧、舜、桀、纣、越椒之类耳。看来天下可移者还多，可见还是性之本善。”一生说：“此兼气质之性乎？”先生说：“天命之性，非气质没安顿处，如何分得？”“生之谓性”，如何？先生说：“告子初以食色为性，故孟子矫其偏”

译“恶也是不可不称之为性”，这样说如何？回答说：“呼喝施舍的食物，乞丐不屑一顾，这也可以看出（恶非本性），但终究不如孟子所说：‘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下的’，更加真切贴切。至于韩愈、杨雄、荀子的说法，都是持模棱两可的疑惑态度，却错误地看待了上智和下愚。”

译孔子对子贡为什么想要不说话呢？回答说：“知道颜回整天听孔子说话都不违背，就知道孔子对子贡想要不说话了。”孔子培养人才，就像天地化育万物，四季运行，百物生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不是空话。

先生讲解“我想不说话”时，对各位学生说：“孔子曾经说‘从日常小事中学习，进而通达高深的道理，了解我的只有天’，现在却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那么孔子所说的四季运行、百物生长，也是曾经去追求的吗？”一个学生说：“《乡党》这一篇讲的是孔子的天性。”梁宇说：“只是每天勤勉努力。”先生说：“怎么看出孔子是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呢？防备起来还是个‘仁’字。”昜说：“君子践行这四种德行，所以说‘乾元亨利贞’。就像花有花的仁而生长，草有草的仁而生长，树有树的仁而生长，万物都是春天仁爱的体现。所以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圣人最大的德行是喜爱生养。圣人有喜爱生养的心，他看待四海九州，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自己确立自己、自己通达自己的意思，怎么能不生出百物呢？《中庸》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繁育生长。’这就是孔子四季运行、百物生长的极致。所以颜回之所以仰慕钻研、瞻望忽然不停止。我想象孔子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不有博奕’，是极力说明不用心的人不可以，并不是提倡博奕。”

微子篇

济民问“三仁”说：“三位先生都是为了社稷宗庙防备，微子离开不是贪生怕死，比干进谏不是求死，箕子不死是偶然罢了。”

宇问：“《微子》篇。”先生说：“先说商朝的三仁，后说周朝的八士，也是举殷朝作为周朝的鉴戒的意思，想要他们效法仁人而挽回盛世。”

顾问：“殷朝有三仁，是全体之仁，还是一偏之仁？”先生说：“说三仁，全体之仁就在其中了。看《鲁论》在这一篇，都是孔子感叹周朝末年，所以先叙述商朝的三仁，接着接舆的隐者，又说：‘我则不同于这些，无可无不可。’最后又记载周公告诫伯禽的话，追思八士的盛况，他伤时之意溢于言表了。”

云霄问：“柳下惠做士师，是在三次被罢免之后吗？”回答说：“以前也许也做过士师，但曾经三次被罢免，到这里还做，所以说‘直道事人’。”问：“景公知道孔子说的善言，为什么又不能用？”先生说：“只是用人错了。比如梁丘据，教他用淫刑，教他崇尚奢侈，教他喜好狗马，又有国、高、庆封这些人，所以晏子虽然做相，任用不专一；等到遇到危难，晏子也不死。然而当时不与庆封结盟，已经先说过了。大概晏子在前面进谏而在后面不死，豫让在前面不进谏而在后面死。像景公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用孔子呢？”

仁问：“微子一篇，为什么叙述？”回答说：“三仁到了极致，中道就在这里。从前孔子离开齐国、离开鲁国，就是三仁的意思吧？楚狂、沮溺、丈人以及伯夷、叔齐、太师以下，是去了不回来的人。如果柳下惠、少连，则是和而不恭，都不是孔子的道。孟子的议论，大概出自这一篇吧？周公对鲁公说，讲的是用人。不然，就有上下之事。八士，记载善人之多，以见盛世能见用于世。”

子张篇

増问：“焉能为有无”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执守德行不坚定，不足以处理天下的大事；信奉道义不笃实，不足以担当天下的大任。世上有这样的人，就像太仓里加一粒米；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就像九头牛去掉一根毛。

问“执德不坚”怎么样？先生说：“这是子张见道的言论，与曾子‘士不可以不坚毅’一样。坚就是笃，笃就是毅。大体上古人说道就说德，德是道的获得，所以说：‘如果不是至德，至道就不会凝聚。’道德还要坚笃，不然，以为没有，他又执德信道以为有，他又不坚不笃；这个人就像太仓添一粒米，对世道也没有益处；没有他就像九牛去一根毛，对世道也没有损害。”顾说：“子张既然同曾子的学问，为什么曾子又说‘堂堂乎张，难与并为仁’呢？”回答说：“这话不知道曾子什么时候说的。也许是对朋友说，也许是对子张说，而子张感动而改正了呢？《鲁论》出自门人泛泛记录，不可以一概而论。”问：“子夏、子张论交友怎么样？”先生说：“都是对的，可惜没有防备其全面罢了。子夏有以见圣人之始，而无以见圣人之大；子张有以见圣人之大，而无以见圣人之成。”

先生讲解《子夏论交》，对各位学生说：“人们说子夏、子张的话有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病呢？”顾说：“泛爱众人而亲近仁人，没有病。”回答说：“这又同子张尊贤容众的说法一样。”顾说：“子张说‘不同于我所听到的’，大概是从夫子那里听到的，他的话似乎没有病。”回答说：“也不能说一定是从夫子那里听到的。只是子夏说一个拒绝，略微过分罢了。就像《易经》说：‘童蒙求我，不是我求童蒙，初次占卜告诉，再三占卜就是亵渎。’夫子对于鄙夫的问题，就叩问他的两端而穷尽，看来人有求

译教导他时若能真诚，又怎么能拒绝他呢？如果实在不得已，就按照孔子所说的“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自然就不会有弊病了。

译顾问：“‘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这‘所不知道的’和‘已经掌握的’究竟在哪里？”先生回答说：“这也是从道的角度来说的。如果道还没有得到，却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道已经得到了，却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这必须是好学的人才能做到。”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追求饱足，做事勤勉，说话谨慎，向有道德的人看齐以匡正自己，这就叫做好学。”子夏把这一点当作好学，不知道是否可以等同？学生陈绍儒说：“孔子说的是好学的方法，子夏说的是好学的功效。”梁宇说：“只有天天勤勉不懈。”先生说：“这固然不错。但我认为好学只是心常在，如果知道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就像吃饭不追求饱足，直到向有道德的人看齐以匡正自己，全都是这个心肠，怎么能不叫做好学呢？我们这些人今天虽然有心向道，但有时被货利阻隔，有时沉溺于声色，有时被功名富贵争夺，有时贪恋饮食衣服，有时困于贫贱忧戚，只要有一点这样的情形，怎么能好学呢？所以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罢了。’防范来的资质并不难，而好学最难。我们这些人今天防范检点，果真能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吗？不可以空谈别人的好学。”

象先问：“‘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为什么说仁就在其中呢？”先生说：“只是说不知道学的是什么，达到的是什么罢了。”程子说：“学者要思考得到它。”绍儒问：“‘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为什么说仁就在其中？”先生说：“仁道极其广大，体现在事物中没有不在的，比如三千条曲礼，三百条礼仪，全都是仁所在的地方。比如孔子说‘用文献来广博我的知识’，这都是博学的功夫。如果在自身有所收获，那么就坚定志向不再改变。至于所问所思，都能切近自身，这都是心存在不放，怎么不是仁在其中呢？谢上蔡离开程子一年，有一天来见，程子问：‘最近做什么功夫？’回答说：‘才去掉了一个‘矜’字。’程子指着他对别人说：‘这个学生做的是切问近思的学问。’我们这些人今天所学的，有时泛泛而不切近，问辨又涉及高远，闲思杂虑，三心二意，怎么能叫做仁呢？所以说：‘学习没有比求仁更大的了。’”

先生因为讲解“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仁在其中”，而说：“切问近思，功夫很难。从前谢上蔡离开程子一年，才去掉了一个‘矜’字。”象先说：“如果是颜回，对于矜持的意思却都没有了。”先生说：“固然是这样。大禹更有大的境界。《尚书》称：‘你只是不矜持，天下没有人能和你争能；你只是不夸耀，天下没有人能和你争功。’然而大禹自己不知道，而舜称赞他。颜回还觉得善在自己身上，比起上蔡一年功夫才去掉一个‘矜’字又大得多。圣贤的深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问“信而劳民”这一章如何理解？先生说：“劳民谏君，其道极大。孔子专门说到信，其中或许有一条道吗？”众人都沉默，请教。先生说：“我说的信，不仅仅是诚实而已。比如劳民这一件事，或者发布禁令施行法令，或者举措好恶，务必使这颗心通达神明，对得起天地，使百姓都相信我的心，那么即使教百姓种植畜牧，百姓将会说：‘君主将要厚待我们的生命。’役使百姓筑墙建屋，百姓将会说：‘君主将要抵御我们的祸患。’还会有怨恨自己的怨言吗？”一个学生说：“信而后谏，科道之官也是这样吗？”先生说：“这不可以拘泥于一端而论。大概科道是朝廷设立的言路之官，必须信而后谏，否则就是旷废职守。至于群僚，必须像大人格君心之非，出入用舍都得到朝廷的信任，那么谏言没有不行的，言论没有不被听从的了。”又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科道，是君主的腹心。人没有信就不能立身，何况在这里呢？”

用问：“君子信而后谏与劳民，这‘信’指的是什么？”先生说：“端正自己罢了。”问：“君子之道指的是什么？”先生说：“先传授后疲倦，是说君子没有私意；比喻像草木，是说君子顺应他人。内无私意叫做仁，外顺应他人叫做智。子夏的话，是孔子的意思吗？”

问：“子游说洒扫应对是末节，那根本在哪里？”先生说：“圣人之道起初没有两种，洒扫应对是此道，安顿养育天地也是此道，不分本末。”

问：“子夏讥讽子游如何？”先生说：“探究两个人的话，似乎略微相反。但圣人之道，原本没有本末始终，而子游指出洒扫应对，压抑了末节，这是区分本末；子夏说有始有终，这是区分始终。后来程子说洒扫应对就可以达到圣人的事，是这样，必然有所以然，这话极好，大概也是推演孔子的道而体味两个人的话，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吧。我也曾经说孔子执御和洒扫应对，全都是贯通的道理。”一个学生说：“怎么见得是贯通的？”先生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孟子说徐行一事，就叫做尧舜之道，道难道有两种吗！至于洒扫，虽然说容易，像《曲礼》说的‘灰尘不扬起惊扰长者’等等，中间有多少曲折，才尽得此心，这样的境界，怎么不是贯通的呢？”

衢问：“哀矜勿喜。”说：“咎

译上位者背离正道，哀怜下民愚昧无知，那么那些为囚犯谋求生路的人就劳苦了，哪里还有闲暇去欢喜呢？

译问：“哀矜勿喜”是什么意思？先生感叹道：“曾子的话，可以说是极至的论断。古代制定法律，只希望它宽缓；如今制定法律，只怕它不严密。所以教化百姓的官员没有，而惩罚百姓的官员今天设立一个，明天设立一个，不止一个两个。朱熹说：‘教化没有方法，养育没有基础。’我认为如今的对策，还要多设立养育百姓的方法才行。”一个学生问：“为什么呢？”先生说：“礼义产生于富足，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固定的恒心’，最为痛快淋漓。如今百姓没有半亩田地，而上面有粮仓的富足；百姓没有破旧的衣服，而上面有丝织品的征收。等到犯了法，当权者不体察他们的心意，只凭巧计审问明白，自以为善于听讼，人们认为是有能的官吏，哪里有过‘哀矜勿喜’的意思呢？所以孟子论述王道，以养育百姓为先。”一个学生说：“先生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固定的恒心’，对普通人说可以，至于读书人则不可以。”先生说：“这更不用说了。所谓‘只有读书人能做到’，你难道不知道吗？然而读书人治理生计也不可忽视，如果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能够从事贸易，也是神农交易而退的意思。所以子贡经商，孔子认为他不接受天命，我认为经商以侍奉父母，并不算不义。只是子贡想要囤积货物以致富，所以孔子不允许，只称赞颜回箪食瓢饮。看来贫穷也是学者今天的第一道关口。”一个学生说：“圣人门下从原宪、子路开始，安于贫穷的人很多，下到汉魏，越发少见，只有陶渊明差不多接近。”先生说：“陶渊明的诗说：‘东方有一位士人，穿戴常常不完整；三十天吃九顿饭，十年才戴一顶帽子。’他的贫穷可以说到了极点。后来人只说颜回，不说陶渊明，这里试加探究一下？”一个学生历数陶渊明的诗，说在圣人门下也可以达到颜回的地步。先生说：“这不可多求。而箪食瓢饮，颜回未曾自己说过，我箪食瓢饮，只有孔子称赞他。如果陶渊明则说：‘辛苦没有比这更甚的，常常有好脸色。’似乎还显露出安于贫穷的意思，终究不如颜回忘记贫穷。然而他的豪迈特立，也不可缺少。”

云问：“文武道之大小，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大指大体而言，比如蘧瑗的君子、老子的犹龙是也；小指一支而言，比如苌弘的音乐、师襄的琴是也。”

问：“孔子的门墙怎么样？”先生说：“孔子的道，原本没有门墙。”回头问：“升堂入室，怎么区分呢？”回答说：“如果门、如果堂、如果室，是从学者造诣的深浅来说的。子贡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不得其门而入。比如颜回的四勿、曾子的一唯，才可以谈论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官问：“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比喻什么？”回答说：“宗庙像圣而不可知的神，没有踪迹可求；百官像大而化之的圣，无所不备。”子贡为什么又说“孔子的不可阶而升”？回答说：“他以前说宫墙日月，还觉得有所未至吗？立、立、道、行、绥来、动和，这是天啊！确实是子禽所不能理解的，适宜只知道有老师罢了。”

问孔子得到国家或家族会怎么样？先生说：“看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个神。《易经》说：‘鼓之舞之之谓神。’其关键在用人上。大概他所举用的，比如颜回、曾子、冉有、闵子骞之类，比如子产、伯玉、季札之辈，都登庸了。”一个学生说：“孔子为什么不全部用在门下的人？”先生说：“七十子中，比如聚敛的冉求，孔子必定在所舍弃，又怎么用他呢？大概人明到极处，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砂石毫发无遁，如美丑一过，尽照了。如今诸生也要像舜、汤用心，常把这意思在心，对于凡世上的荣华富贵都要捐除，要淡薄才好。诸葛武侯说：‘非淡薄无以明志。’衣服饮食都要淡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像颜回的贫穷不待言，像曾子除草，也是贫穷。如今学者岂肯荷锄去除草？圣贤多是如此。”

尧曰篇

大器问尧说：“止三章者何？”先生说：“这是记录者的深意。圣贤的学问，有体必有用，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首先叙述帝王的政治，止至善的目标。尊五美，屏四恶，知命、知礼、知言，都是明德、新民的事情。虽然孔子没有得到职位，精一执中的传承，圣人相承之道，难道不从这里可见吗！”

举问：“《尧曰》篇为什么止三章？”回答说：“门人记录这个，以终结《论语》的意思。大概孔子的道，不出尧、舜、禹的揖逊，汤、武的征伐罢了。这样而行政，则有五美以下等事；这样而修身，则有知命以下等事。”

宽则得众以下者何？回答说：“这可能是武王的事情。”说：“在武王的事情上无所见。”说：“在孔子必定有所见，不然，刚说武王而又泛及其他事，非

译这是天理。」有人问：「如果总括上帝、王来理解，也通顺。」

译大器问：“推崇五种美德，又摒弃四种恶行，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推崇五种美德，是身教；摒弃四种恶行，是言教。”

大器问：“关于知命的三个方面，似乎也有先后次序吧？用礼来约束人，是《论语》二十篇的根本。如果不先以知命为前提，那么名分就会混乱，没有用来约束人的门径；如果不继之以知言，那么见识就会昏昧，没有用来约束人的归宿。因此，事物托付给天命，礼制责求于自己，言语交付给别人，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先生回答：“也有这样的意思。”

四书因问 卷四

<经部,四书类,四书因问》>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因问》卷五 明吕柟撰《梁惠王》

谷问：“既然说了‘王何以利吾国’以下的话，又说‘万取千焉’以下的话，不是重复了吗？”回答说：“上面是从利的角度说的，下面则是从义的角度说的。正因为不知道义才去追求利，所以专门谈论利。”为什么又说仁呢？回答说：“义、利是对称的常用语。然而谈到义，仁就在其中了，仁在义之前。天子、三公、六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如果都像‘万取千焉’那样取用，即使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也不够作为他们的采邑，那么天子又还有什么呢？”回答说：“士依靠大夫供养，大夫依靠公卿供养，都在万辆兵车之内。所以《周礼》有邦甸、邦县、家削的赋税。”

《灵台》这首诗不提及民众的快乐，《汤誓》这篇书不见台池、鸟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孟子读《诗》、《书》的方法，可以说是以意逆志了。文王如果不能让民众顺遂生养的本性，难道能让民众像儿子一样前来建成台池，并且乐于拥有这些吗？如果《书》中已经说偕同灭亡，天下尚且不可得，何况还有这些台池鸟兽呢！唉！惠王可以以此为警戒和恐惧了。

世辅问：“百亩田地，不耽误其农时，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授田的时节。上面已经说了不违背农时，下面又说了数口之家，就知道这是授田的时节了。”“谨慎地办好学校教育，反复地用孝悌的道理来教导，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不仅仅是在说教化，亲身践行也在其先。”

思敬问：“制作俑的人没有后代，怎么解释？”回答说：“是说这个人没有后嗣罢了，并不是说后代一定要殉葬。”回答说：“制作俑已经用于殉葬了，大概这制作俑的人既然想让死人殉葬，难道不会死吗？”

壮年在闲暇时日修养孝悌忠信，在不闲暇的时候就不孝悌忠信了吗？况且深耕易耨难道不是孝悌忠信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都是仁政的项目。所以看‘他们夺去民众的农时，使得不能耕种来供养父母’，就可以明白了。所以闲暇时日是对有战事的时候而言的。”济民问：“‘无已，则王乎’这一章有次序吗？”回答说：“从‘徳何如’到‘君子逺庖厨’，是说王心足以实现王道，而想要识别其隐显；从‘他人有心’到‘王请度之’，是说王恩容易实现王道，而想要审察其轻重；从‘抑王兴甲兵’到‘何以异于邹敌楚哉’，是说霸道不足以得人心，又有其害处；从‘今王发政施仁’到章末，是说王道所以得人心，又有其根本。”回答说：“从‘是心’到‘逺庖厨’，其言论不是重复了吗？”回答说：“这是起初开启其心，然后又通达于其所忍；因为关闭其心，然后又通达于其所不忍。”“既然说了天下可运于掌，又说保四海，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老吾老以下论述其理，《诗》以下证明其实，所以推恩以下实行其事。孟子论述王道，其根本在于我的老人，防范其政在于制定其恒产，没有不同的说法。然而用则治，不用则乱，反掌之耳。为政者可以知道自我反省了。”

思敬问：“回答庄暴则说‘齐国’，对齐王只说‘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孟子对君臣的不同言辞。齐，是王所拥有的，所以不说国；不是庄暴所拥有的，所以不只说齐。”既然说了“今乐古乐”，为什么又说“今由古也”？回答说：“钟鼓管籥、车马羽旄，哪里有今古的不同呢？所以说‘由’。至于疾首蹙頞、欣欣相告，不止南北之别了，所以说‘今古’。而范氏认为确实今乐古乐不同，那就不是孟子的意思了。”颛问：“孟子告诉齐宣王，不说‘是心足以王’，就说‘与百姓同乐则王’。司马氏《疑孟》、李氏《常语》、郑氏《艺圃折中》讥讽孟子忍心忘周，而无君臣之义，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凡是孟子所说的‘王’，主要指救民而言，如果救民，王自然归附。三氏所说的‘王’，主要指篡窃而言，如果篡窃，民众也会背叛，又哪里有所谓的王呢？余隐之及朱子辨之，又弗能究焉，宜乎至今而人犹议于斯也。”

应晹问：“文王的园林，砍柴打猎的人都可以去，怎么看出来的？”回答说：“读《兔罝》、《汉广》的诗，就可以看出来了。”又由此看出文王的园林不止七十里，大概与民同乐，即使天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