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因问卷四

译已经建成苑囿了。

有人问：“孟子论述与邻国交往，以商汤、周文王为仁，是适宜的。然而仁与智本是同一条道，像勾践这样的人，董仲舒所说的是先使用诈术和武力而后才讲仁义，越国没有一个是真正有仁德的人。没有仁，也就没有智了。孟子却将他与周太王并列，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勾践固然不是周太王的同类。但是他在檇李之战失败后栖身于会稽山，埋葬死者，慰问伤者，供养生者，吊唁死者，送别远行的人，迎接归来的人，去除邪恶，弥补不足。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二十岁不娶，他们的父母就要受罚；免除赋税的人有医生诊治，患病的人有救治。国人三次请求出战然后才兴师，可以说他知耻而自我奋发，足以接近智了。在孟子所处的时代，他的君主有能像这样做的吗？所以秦穆公，是五霸中仅次于齐桓公的，孔子因为他悔过，认为可以进入圣人的行列，记录他的话来终结尧、舜的圣道；越王勾践，是诸侯中地位最低的，孟子因为他知耻，认为可以接近智，选取他的志向来与商汤、周文王并列。圣贤乐于行善、抛弃过错的心意就是这样的。”

既然孟子已经以周文王为仁，又引用《伐密》的诗，这不违背爱护小国的原则吗？回答说：“密国人侵犯阮国，这是不爱护小国，所以讨伐他们。”

乐天与畏天有优劣之分吗？回答说：“仁与智本来没有高下之别，但大小确实有乐天与畏天的区别。不然的话，为什么孟子曾经以周太王为仁人，而这里又认为他是智呢？所以《我将》这首诗专门证明畏天，以此来体现乐天。”

怀仁问：“雪宫之乐，指的是什么？”回答说：“大概就是指仁与智吧！快乐而不自私，忧虑而深远，大概就是指仁与智吧！能做到这一点的，就为诸侯树立法度，当今的诸侯就可以知道了；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为诸侯担忧，古代的王者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又用什么来教导齐王实行王道呢？回答说：“他说‘违背天命，残害百姓’，那么他本来就没有不尊崇周王室的意思。李氏、郑氏、司马氏可以自行辩解了。”

“百姓也乐于他的快乐，忧虑他的忧虑”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乐于君主所拥有的，忧虑君主所未能实现的。”

“游言休，豫言助”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休，就像行走的人得到休息；助，就像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口渴的人得到饮水。”

“征招、角招”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大概是征调、角调。”

译九霄问：“常言道‘君亲无将’，孟子想让齐王居住在明堂，这就是要夺取王位啊，怎么理解？”回答说：“孟子的意思，是想让他施行王道政治，并不是想夺取王位。况且他所引用的文王、公刘、大王的事迹，是真正以天地为心的，哪里会有私心呢？如果毁掉明堂，那就离王道太远了，李氏怎么思考得如此不周呢！积累粮仓也是务农的常规，选择居所也是治家的常理，却因此把贪财的罪名加给公刘，把好色的罪名加给大王，不也是诬蔑吗？”又问：“这是借齐王的话来引导他罢了。如果贪财而与百姓共享，那就不是追求私利；好色而与百姓共享，那就不是沉溺于男女之欲，可以说是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统领了，这对前贤有什么污损呢？”

藻问：“孟子既然说国君进用贤人好像不得已，又说‘左右的人都说……’以下的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那些都说贤能的人，不仅仅是因为被众人所喜爱，恐怕是溺爱于尊亲之人；那些都说不可的人，不仅仅是因为被世俗所憎恶，恐怕是拘泥于卑贱的防范。”又问：“又说‘可杀……’以下的话，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上面说的是任命德行，这里说的是讨伐罪过。”问：“左右近臣和国人的说法都一样，那么又在何处考察呢？”回答说：“或许通过言语来考察他的内心，或许通过事情来考核他的行为，或许参差错互以变化，或许错综其数以类推等等。”

仲武问：“巨室璞玉的比喻，不也重复了吗？”回答说：“前面是想让他像爱护大木一样爱护贤人，后面是想让他像爱护玉一样爱护国家，爱护贤人然后才能爱护国家。”

九式问：“滕国是小国，即使挖池筑城，也不能用来抵御齐楚，孟子为滕国谋划的，不是欺骗就是迂腐了。”回答说：“孟子是想让他与百姓一起效死来守卫城池，并不是专门依靠城池作为险阻。然而得到民心以至于百姓愿意效死，难道仅仅是为了守卫城池吗！”

冰说：“创业垂统的人该怎么办？”回答说：“业，就是基业，好比土地；统，就是统绪，好比基业。创业的人，或许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或许不丢失旧有的基业，都是从自身行善中得到的。然而他的意思只是让子孙可以继承罢了，而行善来光大先人，并不是有志于夺取天下。”

刘铣问：“孟子说滕君选择这两者，如果迁徙了而齐楚又来侵犯，该怎么办？”回答说：“孟子的意思并不是想让滕君迁徙，而是说如果能像大王离开邠地迁往岐山那样，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那就迁徙；如果不能，那就效死也不离开。如果虽然迁徙却没有跟随的人，走遍天下也无法立足。况且大王所躲避的是狄人，滕国如果得到民心像赶集一样，那些齐楚的人也不过是国人罢了，又何必害怕而迁徙呢？”

世辅问：“既然说‘行动或许有人促使，停止或许有人阻止’，又说‘行动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不也矛盾吗？”回答说：“说人的行动停止，虽然有促使和阻止的因素，但之所以行动或停止，并不是人力所能促使或阻止的。大概有促使他而不能让他行动、阻止他而不能让他停止的情况。虽然说是有人促使或阻止，但行动停止的究竟原因也不是人力。唉！这可见孟子以天命自处，固然可见臧仓不能阻止他，也可见沮乐正子不能促使他。”

公孙丑

官问：“孟子尊崇曾西、子路，而轻视管仲、晏子，甚至把当时的君主比作纣王，把文王比作齐王，却说：‘功绩必定加倍。’真是忘记了周室啊。那些管仲、晏子，又何曾废弃周室呢？司马光的怀疑是对的。”回答说：“不是这样。在管仲、晏子的时候，只有楚国称王，天下诸侯还没有称王，所以管仲、晏子的时候君主称霸。孟子的时代，韩、赵、魏是大夫，也已经称王，而诸侯有称东西帝的了。所以孟子以君王看待他们。管仲、晏子的时候可以尊王而不尊，孟子的时候应当施行王道而不能施行，所以孟子轻视管仲、晏子而称颂文王。”问：“防子、防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几个人呢？”回答说：“五个人罢了。”子都是爵位。

达问：“不动心的章节也有次序吗？”回答说：“从北宫黝培养勇气到曾子守约，都是讲不动心的道理，而以曾子为正确。从‘不得于言’到‘反动其心’，则是论述告子不动心的错误，而以自己为正确。‘难言’以下，则是讲养气的事情。宰我、子贡以下，则是兼而言之，而最终归结于孔子的学问。”既然说“难言”，为什么又说“至大至刚，塞于天地”呢？回答说：“这就是它难言的地方。配义与道，就是充满天地的事。集义所生，是推究其生气的由来。必有事焉以下，这才是培养它的方法。”宋人的事情，为什么单独比喻为助长呢？回答说：“有事于此，难免会产生助长的心。”诐、淫、邪、遁的言辞是什么？回答说：“心开明的人能看到四方上下，所以发表偏颇言论的人，是其心的蔽塞。心无所沉溺的人能斟酌言辞，有所陷溺的，如同沉入深渊，如同投入井中，大概不再知道天地的大道，将放纵其所见，猖狂自恣，放荡不检点，这就是淫辞。邪正不两立，心背离了道，言辞必定邪恶。其心自求于理而不通，这是穷尽，那么必定不承认所学的错误，而暗中依附理来发表言论，如同夷之推崇墨家依附儒家的意思，这就是遁辞。”伯夷、伊尹的不同道是什么？回答说：“孟子说与自己不同道，所以愿意学习孔子罢了。孔子，即使是尧舜的贤德、百世的王业，以及出类拔萃的圣人，尚且不能达到。”

译更何况伯夷、伊尹呢？这是孟子见解独到高超，因而愿意向他学习的原因。」孔子超越百代王者的地方在哪里呢？回答说：「探求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驾、周代的冠冕之礼，就能明白安抚招徕、感动调和的政治，如同天空不可攀登，不是一位君王所能独自做到的。探求使用《韶》乐的音乐，就能明白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的德行，没有人不能被感化，不是一代所能成就的。」颙问：「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这是形容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的样子，他们的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东西南北四方没有不服从的，那就穷尽了天下。如果孔子拥有权位，那么天下人都会像七十位弟子一样。所以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的土地。」

译鼐问：“以仁与不仁来区分荣辱，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下层百姓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大国必定畏惧，荣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自求灾祸，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士华问：“尊重贤人，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才在位，这有什么训诫意义呢？”回答说：“贤是以德行来说的，能是以才能来说的，都是人们所说的杰出人才。”“防止没有固定居所的人缴纳布匹，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既然已经防止了，让有职业的人和有房屋的人同等对待，又命令他们缴纳布匹，这不是仁爱，所以只征收市场土地的赋税罢了。”

啇经问：“乍见小孩将掉入井中而产生惊惧怜悯之心，为什么说不是为了与小孩的父母结交、不是为了在乡党朋友中博取名誉，也不是因为厌恶那哭声才这样的呢？”回答说：“父母是小孩最亲近的人；至于乡党朋友，厌恶自己的名声是自己所喜爱的。在这个时候，事情出于仓促，兴起乃是偶然，即使是小孩的父母也不能启发他的爱，没有向对方有所求；即使是乡党朋友也不能吸引他的念头，美好的名声不能感动他的内心，没有对我有所意图。这都是天真的自然表现，所以说：‘人都有不忍心对待别人的心。’”像这样，又为什么用四端、四体来说呢？回答说：“四端，是说它根源于本性；四体，是说它表现在身上。根源于本性还比较隐微，表现在身上就明显了，而人还不知道保存这颗心吗？”既然说像火燃烧、泉水涌出，又说能保有天下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扩充并充满它，是追求充满；如果能够充满，就是真的充满了。所以有深浅的区别。”这一章不是说人臣，其中说“认为他的君主不能”，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凡是说人，大概都是有志于天下的人。有志于天下，就有志于匡正君主，所以下面说保有天下。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君主呢？”

得舆问：“孟子论选择方法时提到‘里仁为美’以下的话，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方法没有比仁更大的了。所以只有仁最尊贵，而人中最卑贱的却是自取的；只有仁本是正直的，而人有时歪曲的则是自求的。”

济民问：“舜与别人一起行善，也有这种心吗？”回答说：“与别人一起作恶，就没有这种心了。与别人一起行善的心，难道只是有吗？大概比众人的心多一万倍了。”所以说：“想要共同生存啊。”所以从耕种庄稼以下，说的是实际行为；从取之于人以下，说的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〇学问：“伯夷、柳下惠，狭隘、不恭敬，是推究他们的弊端吗？”回答说：“一个清高、一个随和，并不就是狭隘和不恭敬，又何必推究呢？”所以孟子学习孔子。

景章问：“天时所说的时日支干、孤虚、王相，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王相是从相生相助来说的，比如甲子、乙丑遇到壬癸之类。孤虚是从相克相害来说的，比如庚申、辛酉遇到丙午、丁未之类。既然有天时、地利，那么人可以胜过天地吗？”回答说：“人得到的天地之气最完整，与在天上的时日、在地上的城池不同，所以一旦得到和谐，天地就顺从他了。大概天地人是一体的，所以说得到道的人多帮助，帮助到了极点，天下就顺从他了。”

云霄问：“孟子与景丑讨论朝见齐王，他的话也有条理吗？”回答说：“从‘内则父子’以下，因为讨论敬而言用敬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从‘父召无诺’以下，因为讨论礼而言失礼没有比王更严重的。敬在心中，用言语表达；礼在仪容，用行动表达。孟子既说‘朝廷没有比爵位更重要的’，又说‘怎么能有其一而轻慢其二呢’，那么齐王为什么与孟子在乡党中论长幼呢？”回答说：“不是这样。说朝廷之上，也有论长幼、德行的地方，而论爵位的多；乡党之中，也有论爵位、德行的地方，而论长幼的多。所以燕毛序齿，建官惟贤，左右惟人，这是商、周的朝廷；一命不齿于乡党，乡里以为仪表，这是周、汉的乡党。所以‘莫如’的说法，并不是只尊崇其中一个。”

士问：“孟子接受诸侯的馈赠，为什么多达兼金百镒、七十、五十之多？”回答说：“君子辞让接受，论义不论多少，所以舜接受尧的天下，不认为过分。”世用问：“孟子对待孔距心及蚔鼃，都不是蚔鼃、距心先有所问，孟子就先说了，这样可以说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了，何况是没有问就说呢？”回答说：“圣贤的心，如果可以救民而匡正君主，来不及考虑其他。对于距心是救民的事，对于蚳鼃是匡正君主的事，这两个人所做的事，就是孟子所做的事。又距心、蚳鼃在交往之间，也不可全知。”

滋问：“孟子从齐国返回滕国的路上，不与王驩说话，君子对待小人，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宾客老师的身份，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既然已经治理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他不说话的意思，本来就很深了。”

士问：“礼制：天子的外棺有四重，诸侯、大夫以下依次减少一层。现在孟子说从天子到平民，棺椁都是七寸，不是没有等级威严吗？”回答说：“所用的木材不同，比如天子的木材，就是固题辏的。”

増问：“现在的君子难道只是顺从，顺从君主的过错吗？”回答说：“顺从自己的过错，就是顺从君主的过错；掩饰君主的过错，就是掩饰自己的过错。”

増问：“缪公对待子思、泄

译（您认为）泄柳、申详与子思有什么不同吗？”（孟子）说：“泄柳、申详的贤能比不上子思，所以鲁缪公对待子思格外优厚。因此说：‘我对于子思，是以老师之礼对待他。’至于泄柳、申详，大概是顔般那一类人吧？”

译达问：“孟子说‘以其时考之’，以上所说的‘不豫’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说上天必定想要平治天下，又何必不预先安排呢？”

滕文公

増问：“孟子论述性善，既然称颂尧舜，为什么又说‘道一’，却陈述三种说法呢？”回答说：“前面用两位圣人的行为来证明，后面用三位贤人的言论来证明。”又说：“引用一种说法就足够了，何至于要三种说法呢？”回答说：“成覸，是当时的人，他的话还值得怀疑；颜渊，是大贤人，他的话不可怀疑；周公，是大圣人，他的话更加不可怀疑。”又说：“既说了性，又说道的，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性是隐微的，道是显明的，道就是性，教导人应当这样罢了。”

衢问：“三年的丧礼，是斩衰，而孟子说齐衰，是什么缘故？”回答说：“齐衰，不是齐衰，是说齐的粗布丧服。齐的丧服，就是斩衰了。”又说：“滕国的父兄百官说：‘丧祭跟随先祖。’而世子认为他们不满足我，为什么呢？”回答说：“世子说自己平日驰骋马匹、试验剑术，父兄百官不想明说他们不能实行大事，特意假托志向的话来阻止他罢了。唉！从世子这番话，可以知道他最终必定能完成大事。世子也是贤人啊！”

云霄问：“孟子既说贤君恭敬节俭，又说礼下、取于民有制度，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恭敬节俭，是德的本质；礼下、取民有制度，是德的作用。”又说：“‘其实都是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夏朝在十分之内取一，殷朝在十分之外取一，周朝实行彻法，也是在十分之外取一，所以说都是十分之一。”又说：“‘彻法’怎么解释？”回答说：“同力合作、按亩均分的解释，确实如此。但所谓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孟子还没有说过。‘即使周朝也用助法’，才开始推测周朝也用助法，而‘请野’以下，是孟子斟酌三代的法度而想让滕国实行的，未必都是周朝的彻法。”又说：“如果像龙子、孟子所说，那么禹制定贡法，也是很不仁了，禹为什么能成为圣人？”回答说：“这是后世守法者的过错。看《禹贡》兖州的赋税说‘经过十三年才统一’，而冀、梁等州都说‘错’，由此可以看出禹的心意了。”又说：“‘助法的好处’是什么？”回答说：“这不仅看到天时，私田歉收公田也歉收，也看到地利，私田肥沃公田也肥沃。如果是贡法，上面不考虑天时的旱涝，下面不考虑地利的肥瘠，也像后世按亩征税的弊端了。所以孟子既用‘数年作为常例’来说贡法的弊端，又用‘雨水滋润公田’、‘私田’来说助法的好处。贡法本来就有不下雨也征收的情况了。”又说：“孟子既说‘请野九一，国中什一’，又说‘乡田同井’以下，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大概是不认为助法的好处在可以废除。国中什一，是权宜之计罢了。要论常法，只有助法。因为它既不失治理下属的道理，又不失侍奉上级的忠诚，怎么能不实行呢？既用助法，就有公田厚待君子、私田厚待小人了。”又说：“又用圭田及余夫之田，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公田所收入的粮食，大概会计算官职尊卑来递减，如果是圭田，那么做官的人都相同。余夫一区，就伤害义；不种田，就伤害仁。所以二十五亩，是曲成之道。”又说：“余夫田在哪里？”回答说：“虽然在井田之内，也可以；虽然在井田之外，也可以。在井田之内，或许几个男子共同拥有一区；在井田之外，或许几个人共同拥有一条沟。圭田也是这样安置的。不然，或许在官府的余田中。”

世用问：“孟子驳斥许行的并耕，既从‘种粟’以下，又从‘有大人之事’以下，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上面用人有固定职业的话告诉他而不醒悟，那么必定用人有固定分工的话来开导他。人有固定分工，实在是天下的通义，看尧、舜任命禹、稷、契的事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下面申说所担忧的大不同于农夫，是什么缘故？大概是因为他的德与小善不同，而他的心志与浅薄者不同，这就是尧舜的忧虑之所以大的原因。陈良既然向北学习于中国，以至于使北方学者未能有人超过他，而陈良独自成为豪杰，是什么缘故？而且他所跟随学习的老师也不如陈良吗？回答说：“豪杰是从资质来说的，孟子本来就说：‘即使没有文王也会兴起。’那么陈良所跟随学习的，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吗？而且用孟子说陈良是豪杰，那么孟子也可以知道了。”子夏、子张、子游、曾子尊崇圣人为什么不同？回答说：“三位先生得到圣道的一支，所以他们所尊崇的小；曾子得到圣道的全体，所以他所尊崇的大。”事物的不齐而称之为情的，是什么？回答说：“情，是实，就像性一样。而许子想要使之齐一，真是虚伪罢了，却说国中没有虚伪，为什么呢？”

勲问：“孟子‘彼有取尔’以下，既就经文的意思来阐明夷子所援引的错误了，他说‘天之生物’以下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就用天理来阐明他所学习的错误。父母保护婴儿，推想他爬行进入井中，恩情到了极点，这也可见一本。而夷子认为爱没有差等，不是二本又是什么呢？”

啇经问：“孟子论述不见诸侯，既说‘齐景公田’以下，又说枉寻直尺，至虽若丘陵

译“不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从道义的角度说，不可前往；从利益的角度说，也不可前往罢了。至于‘枉道’以下的文字，则是进一步阐述不可前往的原因。”

译文举问：“孟子说张仪、苏秦是妾妇之道，那些妾妇，难道是一发怒就让诸侯害怕吗？”回答说：“在本国求取富贵而得不到，就一定会发怒并在暗中向别国行谄媚之谋以危害本国，这难道不是妾妇吗？那些居住在广居、站立在正位、行走在大道，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没有两样的人，果真像那样吗？”

増问：“‘三个月没有君主就为之哀悼’，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哀悼就像哀悼丧事中的哀悼，不能祭祀祖先，与失去祖先是一样的，所以人们都哀悼他。”“‘希望有家庭’，不说男女而说父母之心，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父母之心可以说明，男女之心不可以说明。所以不等待父母的命令就行动，就是轻视男女之心。君子轻易改换官职，与轻视男女之心有什么不同呢？”

思敬问：“孟子既然说传食诸侯的安逸，是轻视仁义，那么从‘他的志向是为了求食’以下，又怎么说呢？”回答说：“上面因为彭更说食功，责备他反而怠慢大功；下面因为彭更论食志，诘问他其实重视无功。大概从‘为什么要以他的志向呢’以下，借有功来发挥食志的话，难以用无功得到食功的心，所以如此。孟子辨别巧言令色之人的巧妙就是这样啊！”

聘问《孟子》论王政，说商汤就说到为童子报仇，说周武王就说到士女安抚，为什么？回答说：这可以看出汤武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的心，这就叫做王政。

世宁问：“孟子论宋王做善事而希望长幼尊卑都成为薛居州那样的人，怎么能做到呢？”回答说：“这是指戴不胜。戴氏是宋国执政的大臣，薛居州是戴氏喜欢的人吗？相国的体统、用人的方法，都在这句话中尽显了。戴氏如果知道这一点，宋国即使统一天下也不难。”云霄问：“君子所修养的可知之处，只说曾子、子路吗？”回答说：“虽然段干木、泄柳等人处世过于严苛，难道也是谄媚取笑的人吗？那么孔子见阳货的事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不见诸侯，难道没有道义吗？《集注》说这一章说的是圣人礼义的中正，为什么？”回答说：“这一章不是说评品圣贤，而是论见诸侯的事。”

九仪问：“戴盈之‘说要等到明年’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一定有牵制不断绝的欲望，所以这样说。”所以说：“改正过错不迅速的人，向善一定不勇敢。”

孟子叙述治乱，说尧舜去世后，到纣王时，天下又大乱。启、少康、太甲、武丁暂且不谈，禹、汤也在乱数之中吗？回答说：上面既然说尧派禹治理洪水，所以说尧舜，正是为了说禹。说“暴君相继出现”，那么汤、太甲、武丁的贤德自然没有被埋没，只是不如唐虞之际圣贤接连不断那样兴盛罢了。所以说“到纣王身上，天下又大乱”。周室的治理始于文王，成于武王，却叙述周公为首，以“天下大悦”联系他，而以《文谟》、《武烈》的书在后面证明，为什么？回答说：虽然说是文谟、武烈，也是周公辅佐的。那么文武不如周公吗？回答说：这一章叙述治乱，多从臣下的角度来说，大概寄托了自任的意思。因此尧舜之时不说尧舜，说禹；周公之初不说文武，说周公；春秋之时说孔子。孔子之后，就是孟子自己继承了。所以说“禹抑制洪水”、“周公兼治夷狄”、“孔子完成春秋”，“我也想要端正人心”等。所以这一章治乱各分三段。孔子论《春秋》，如果说“了解我的是没有”，罪过如果说“怪罪我的是不了解”，兼而有之，为什么？回答说：“了解我的，是天吧！怪罪我的，是天吧！”孟子叙述当时的混乱，无父无君的禽兽，以至于率领野兽互相吞食，为什么？回答说：这就是孔子“乱臣贼子”的时代，传所说比禹的洪水更严重、比周公的夷狄猛兽更毒害的。说“圣人的门徒”，为什么？回答说：说世上没有独自能抵拒杨墨学说的人，有的话也是圣人的门徒。人又为什么跟随杨墨呢？唉！孟子在这里虽然想推辞道的传承，也不可能了。〇学问：孟子前面既说“扩充仲子的操守，那么只有蚯蚓才可以”，最后又说“像仲子那样的人，只有蚯蚓才能扩充他的操守”，为什么不同？回答说：上面说像仲子那样的廉洁，蚯蚓优于仲子；下面说像仲子那样的廉洁，仲子必须学习蚯蚓然后才能达到。这难道是人为的吗！而且母兄与妻子哪个重要？舍弃大的而做小的，虽然这与世上卑贱污秽苟且的人不同，然而说他们乱伦则是一样的。

续因问【鹫峯东所语】

梁惠王

象先问：“圣贤的心，直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想要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却有个关键，只在君主转移。所以孟子因为惠王招贤，用仁义来说他，他的心就可以想见此意，不知道是否正确？”先生说：“难道只是招了才去见吗！从前孔子周游天下，他去楚国，先派子夏去，再派冉有去，这是什么样的心！”

问：“‘没有仁爱的人会遗弃他的亲人，没有义气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注说：‘这是说仁义未尝不利。’”象先认为：“仁义，是吾心的天理。人居住在仁中，遵循义”

译这是天理本来应当如此的，百姓一旦兴起，自然没有不爱戴亲人、急于效忠君主的道理。仁义本身没有丝毫求取私利的心意。如果说仁义有爱戴亲人、急于效忠君主的利益，恐怕就涉及为了利益而行动，这正好开启了梁惠王追求利益的端绪，完全不符合从根本上堵塞祸源的本意。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生回答说：「注解这样解释也无妨。小人不见到利益就不会被勉励，孟子回答梁惠王只能这样说。从前孟子的老师子思也说：‘仁义本来就是用来造福百姓的。’」有一位朋友问：「孟子对于齐宣王喜好勇武、贪恋财货、迷恋美色之类的事情，无不委婉曲折地顺势引导，不曾立刻违背他的说法，而对于梁惠王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的问题，却断然坚决地阻止他说‘不行’，这是什么缘故？」象先回答说：「喜好勇武、贪恋财货、迷恋美色，这些是个人的私欲。而齐宣王天性朴实，自己陈述缺点无所隐瞒防备，孟子认为还可以引导他向善，所以语气委婉。至于询问如何使国家获利的问题，关系到治国的根本体制，所以阻止的言辞不得不严厉。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先生说：「这样理解也是对的。但是圣贤的言论，圆融转动、畅通无阻，随口说出，无不是至理。他们说到仁义未曾没有利益的地方，与论述喜好勇武、贪恋财货能够成就王道的道理，其实也没有不同。」

译柳本泰问：“引用《灵台》这首诗，与原本诗文辞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先生回答说：“如今引用《诗经》、《尚书》，都是从字面意思上去防范罢了。如果孟子引用《诗经》、《尚书》，因为他说‘台沼’有一个‘灵’字，就知道百姓为此欢乐；因为他说‘麀鹿攸伏’等话，就知道百姓乐于拥有麋鹿鱼鳖；因为他说‘时日曷丧’的话，就知道他虽然有台池鸟兽也不能欢乐。大概他是把握了大意，不在于逐字逐句地推敲罢了。”

象先问：“百姓乐于台沼麋鹿鱼鳖，不仅可见文王先忧后乐的情怀，也可见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万物和人的本性。”先生说：“对。所以我曾说《灵台》这一篇，第一章说能仁爱百姓，第二章说能爱护万物，第三章说能培养士人造就人才。只有文王能修身以培养士人造就人才，这样才能尽百姓和万物的本性。那么惠王不能与百姓同乐，难道所谓修身造就人才的事起初就没有吗？”

有人问：“假如圣人在衅钟的时候，也会像齐宣王那样用羊换牛吗？”象先说：“不是这样。宣王看见牛，是所谓乍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的那种情况，而羊还没有看见，所以用羊换牛是可以的。如果圣人既知道衅钟是用来行礼的，即使看见牛恐惧发抖，也不必换。所以换牛这件事，只可以在无心之中偶然做一做罢了。对吗？”先生说：“对。有仁爱的人，虽然牺牲杀戮必须完备；培养仁爱的人，对于厨房也远离。孟子姑且就齐王的仁爱之心来开导扩大它，这不是用来论述仁的完备。”

象先问：“一位朋友说：‘轻重长短不在物体，也不在心里，而在心应对物体上。’不知道对吗？”先生说：“轻重长短虽然在物体上，但之所以能轻重长短实在在于心。不然的话，那么尊敬老人爱护小孩就像恩惠加于百姓一样，恩惠加于百姓就像不忍心牛恐惧发抖一样。”

宋儒范氏说：“一定要用礼乐治理天下，应当像孔子所说的，一定要用韶乐舞蹈，一定要排斥郑声，这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是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象先说：“孟子讲述与百姓同乐的一段，不是用韶乐舞蹈的意思吗？讲述不与百姓同乐的一段，不是排斥郑声的意思吗？而说孟子的话不出于正道，孔子的心不切于救民，可以吗？不知道凭什么说他们不同呢？”先生说：“这个辩驳也是对的。范氏大概是从他们立言的体例来判断的。”

张南轩说：“文王的苑囿，或者是狩猎所到的地方，而百姓就指认为是文王的苑囿罢了。”象先心里认为这个论断很好。苑囿是繁殖养育鸟兽的地方，如果真的用方圆七十里的地方来繁殖养育鸟兽，恐怕也不是节制谨慎合乎法度的人了。先生说：“不妨事。既然与百姓同乐，即使是方圆几百里也可以。”有人问：“孟子在滕国，只说‘如果行善，后世子孙必定称王’，又说文王以百里之地兴起，为什么呢？”一位朋友说：“称王的人必须经过一代之后才能施行仁政。文王自从后稷、太王以来积德深厚，所以文王可以以百里之地兴起。滕国想要行善，才从文公开始，所以称王必须等待他的子孙。”象先心里认为这固然是一种说法。大概称王天下，德行最为重要，势力也次之。当时滕国只有方圆五十里，国家势力非常弱小，而且列国毫无统纪，想要早上行仁政而晚上就遍及天下，却很难。文王时以方圆百里兴起，而且天下只有商朝，舍弃商朝的暴政，就归附于周朝的仁政了，其形势较易。如果说一定要等待几代之后才能称王，君主就可以推托给别人，而生在今日的百姓就不能蒙受王者的恩泽了。而且孟子说以齐国称王如同反手一样容易，又为什么呢？先生说：“这个论断也是对的。”

逹问：“勾践专攻吴国时，采用大夫文种的计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吴王，大夫的女儿嫁给吴国大夫，士人的女儿嫁给吴国士人，又进献美女给大宰嚭，安抚越国十四年于是灭掉吴国，董仲舒所说的先诈力而后仁义的人。孟子把他比作太王，不是太过分了吗？”先生说：“勾践固然不是太王一类的人。然而他愤恨檇李之战的失败而栖身会稽，埋葬死者慰问伤者，养活生者吊唁忧者，送别迎来，去除恶人补充不足，免除赋税的人医治，生病的人救助，怨旷的人有惩罚，国人三次请求出战然后才兴师，可以说是知道耻辱而自我愤激，接近于智慧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君主吗？所以秦穆公，是五霸中的次等，孔子因为他悔过，可以进入圣人的行列，记录他的书以终结尧舜；越王勾践，是诸侯中的末等，孟子因为他知道耻辱，可以进入智慧的行列，选取他的志向以并列汤文。圣贤乐于行善抛弃过错的心就是这样的！”

何坚问乐正子说：“君主为了来见您，怎么样？”先生说：“乐正子自认为能使鲁君见孟子，只是臧仓阻止他，所以没有成行。所以孟子说行动虽然或许有促使他的人，停止或许有阻止他的人，但其实不是人所能为的。由此看来，那么鲁君今天的停止，臧仓固然不能阻止，乐克又怎么能促使他行动呢？大概也是阻止乐正子罢了。看孟子，滕文公问他守国的方法，就告诉他凿池筑城、效死力之说；梁惠王问利国，齐宣王好色、好货、好乐，都随事分别处理，应答不失其正。凿乎可以见之

译真正加以运用，可以说已经深刻地通达了那贯通始终的道理了。」

译公孙丑官问：“孟子尊崇曾西、子路，而轻视管仲、晏婴，甚至将当时的君主比作纣王，将文王比作齐王，并说‘功业必定加倍’，这真是忘记了周王室啊。那些管仲、晏婴，又何曾废弃过周王室呢？”温公的怀疑确实如此。先生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在管仲、晏婴的时代，只有楚国独自称王，天下诸侯还没有称王的，所以管仲、晏婴辅佐他们的君主称霸。到了孟子的时代，韩、赵、魏本是卿大夫，也已经称王，而诸侯中还有称东帝、西帝的，所以孟子希望他们的君主称王。管仲、晏婴的时代，可以尊奉周王而不必尊奉；孟子的时代，应当实行王道却未能实行。所以孟子轻视管仲、晏婴而推崇文王。”

问：“孟子的时代，虽然各国互相争雄，以现在的眼光看，不过是一个诸侯，何况周王室尚存，名分依然确立。孟子是大贤人，游历于各国之间，起初未曾出仕，为什么在齐国、梁国都称臣？为什么用‘王’来称呼诸侯？”先生回答说：“周代的制度中，即使是士对大夫也称臣，所以有‘舆臣皂’的说法，何况当时周王室虽然存在但实际上已经灭亡。韩、赵、魏本是卿大夫，尚且称王，何况诸侯呢？因此孔子时代还可以尊奉周王室，到了孟子时代就难了。”

象先问：“持志养气是一时的功夫，并非截然两件事，就像手容恭敬、足容稳重一样。手容、足容是气，而之所以恭敬且稳重，是谁主宰的呢？都是志在主宰。所以看孟子前面一并说持志养气，后面只说养气，不再说持志，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志至气次”的说法如何呢？这个“次”字正如《春秋传》所说的“其师次于某处”的“次”一样，没有先后的说法。先生回答说：“志虽然达到极致，而气随即跟随在志之后，不是可以迟缓的东西，可见即使养气也要用志。不然，跌倒者和奔跑者虽然是气的表现，但之所以跌倒或奔跑，也是志没有持守的缘故。所以孟子说善于培养浩然之气，就能不动心。”

象先问：“孟子所说的直养，就像子思所说的致曲功夫一样。集义只是事事都正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浩然之气自然产生。而现在只在自家心体上验证，到了无私曲的地方，自然有这种气象。所以谢良佐曾说：‘浩然之气，须在心得其正时认识它。’这种说法集义，似乎也就穷尽了。”先生回答说：“不知道当着三五个人看时，又如何？不知道当着百数十个人防备时，又如何？如果有不能做到的，怎么能说是穷尽了呢？”象先惊讶地说：“怎么能必定百数十个人都这样呢？”先生回答说：“只像这样，也可以看出集义。”

象先问：“充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对后人欠缺时说的。不然，即使不说充塞也可以。所以程子说：‘天人是一体的，不再分别。’谢上蔡说：‘浩然是没有亏欠的时候。’下面‘配义与道’，就是充塞天地的事。有人说这段是气的体，下段是气的作用，恐怕不能如此支离破碎。”先生回答说：“依我看来，上段虽然说是作用也可以，下段虽然说是体也可以。大概没有配义与道的体，就没有充塞天地之用了。那么所谓难以言说的，难道只在刚大充塞吗？且据刚大充塞来说，固然称为难以言说；如果配义与道，难道可以轻易地说吗？所以有配义与道，就不必担心没有刚大充塞了。刚大充塞不是做工夫的地方，所说的‘配义与道’就是充塞天地的事，确实如此。”

问：“充塞于天地之间，六合是如此之大，我们人以渺小的身躯，怎么充塞它呢？”先生回答说：“我与天地本是一气，我的话就是天的话，我的行为就是天的行为，与天原本没有两样，所以与天地一样大，充塞还是说得小了。”

象先问：“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李延平说气与道义原本是一起产生的，这个论断非常正确，却又用衬贴的字解释“配”字，恐怕不太稳妥。天生成人，道义与气便一齐具足，没有无理之气。只有直养无害，便与道义浑然合一，所以说“配”。孟子下一个“配”字，是针对失养时说的。注解说：“如果没有这种气，一时的行为未必不出于道义，但其体不充实，也不免于疑惧，不足以有所作为。”恐怕也不太妥当。大概没有浩然之气，就没有道义了，就会感到空虚气馁，哪有道义在一时，而后才气馁的呢？是这样吗？先生回答说：“这个‘配’字就像‘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的‘配’，大概天地就是广大，不是广大又是一个物与天地相对合，所以配义与道，才是浩然之气。如果没有道义，即使称之为血肉之躯也可以，又怎么能说是浩然呢？看那些乞讨于坟场的人、扭臂自残的儿子，又何尝一时的行为出于道义呢？”

年问：“配义与道是什么意思？”先生回答说：“是说这种气是搭合着道义说的，不然则见富贵就心动，见贫贱就心动，从而气馁了。”又问：“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在哪里？”先生回答说：“只说这浩然之气，就是不及孔子的地方。孔子何尝没有浩然之气？却不这样说。与天地合德了，又何须

译说理充塞？”

有人问：“孟子对上说配义与道，对下只说是集义所生，这是为什么呢？”象先说：“朱子解释说：‘道是天理的自然，义是人心的裁制。’所以像慈孝之理就是道，像抚养教训、冬温夏凊、晨昏定省之类就是义。大道理是道，具体条件是义。在道上没有做工夫的地方，所以下面只说集义。”这样理解对吗？先生说：“这样看也可以说是善于组织言辞、类比事理了。然而集义的地方就是道，不说道的原因，是因为道统摄着义。《易经》说：‘殊途而同归’，也是这个意思。”

译王材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我看到朋友记录先生的话，关于‘勿忘’说：‘如果坐驰了，却是忽心不可。’我私下认为，既然称为‘必有事’，怎么还会有坐驰呢？”先生说：“这是记录的人弄错了。‘必有事’是以集义为事，如果被其他念头牵扯，这就是忘。‘勿忘’就是不间断，不间断是最难的。”王材说：“‘必有事’就是有作为，比如掘井，‘勿忘’就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还算是弃井。”先生说：“对。”

先生说：“陈白沙说：‘舞雩三三两两，只在勿忘勿助之间。’我想当时曾点只是知足以及之，恐怕在勿忘勿助的工夫上却欠缺一些，不然就不会止步于狂者了。”

问：“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只是说自然而已，大概忘了就涉及无情，助长了就出于有意。”先生说：“‘勿忘’也不是自然，而是自强，工夫全在这里。”

济民问：“舜与人为善，也是出于有心吗？”先生说：“与人为恶，就没有这种心了；与人为善的心，岂止是有呢？大概比中等人的心强万倍。所以说‘想要一起生活’，所以从耕稼以下，说的是实际行为；从取诸人以下，说的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王材问：“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仅这两句话，省了多少兵家的言论。孔子所说的‘我战则克’，其道想来也是如此。”先生说：“对。历来只是要得人心。就像程子说：‘现在率领数千人，能让他们按时按节吃到饭，也是难事。’《左传》所说的‘三军之士皆如挟纩’，这就是人和。至于‘昔日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即使有天时、地利，又有什么用呢？”王材说：“这就是吴起之所以成功，也是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但这恐怕还是第二着。”先生说：“是。教导孝悌忠信的行为，务农讲武的方法，是第一着。如果凶年饥岁，君王的百姓让老幼转死沟壑，壮年人散逃四方，那么所谓‘百姓，现在才得以免于死亡’了。”

先生说：“曾子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等以现在学者看来，似乎不该说，不知道是不想这样说，还是气量不足不敢说？”钦止说：“还是气量不足。”先生说：“对。连这话都不说，才是孔子。”

滕文公

先生说：“孔子系《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性则善便在前。孟子说性善，便在后，却源流于孔子。世儒认为孟子性善专是言理，孔子性相近是兼言气质，却不知理无了气，再那里有理？有理便有气，何须言兼？都失却孔孟论性的宗旨了。”

孟子引《书》多就己意说，如说“若药不瞑眩”，大概说滕虽可以为善国，然而非勇不能也。

柳本泰问助贡之法。先生说：“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这是就后面行之者说的。若在夏禹之时，贡法自是善。或上上错，或中上错，或下上错，至兖州则十有三年其赋贡，岂为不善？

老泉论井田，终行不得也，迂矣。横渠欲买田一区，自行井田，恐亦难。只是当时他心上有不平处，故欲为之也。欲行井田如古之制，必是创业之君乃可。《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必是时而后可以有为也。然又须思量整置设法备尽，使后世无所改易，方为无弊。若继世之君，此法如何行得？必也其均田乎？均田即仲舒限田，此法甚好。其次唐口分世业法亦善。廉吏奉行者少，此朝廷之法所以难行。

光祖问曰：“《禹贡》所载九州田赋，上上者今反为下下，下下者今反为上上，如雍、冀、豫不如荆、扬是也，岂风气有迁转耶？”先生说：“风气迁转虽亦有之，但尧之时，禹治洪水，既平，西北最高，故水初落时，田壤方借渐渍灌溉，是以田赋为上。而荆、扬一带地势卑淤，水尽淹没，故其土为涂泥，财赋尚未甚美也。及至后来，水既归壑，流行日下，地之高者无所润泽，故西北之土多干枯，甚至深掘犹未见泉；而东南田壤犹禹时之西北，是以其产胜也。此皆土地因时之水势高下而有肥硗，不专委之风气之迁转、人事之勤惰也。田下而赋上，田上而赋下，据一时言之。赋不止田中所出，如山林川泽之财皆是，故总计之为上为下也。孔氏言：‘田下赋上，人功修；田上赋下，人力废。’亦未为得。”

滋问：“禹之治水，不顾妻子矣，其后戒舜，犹识之不忘，圣人亦常情乎？”

译先生回答说：“圣人的内心，本来也是常人的情感，只是看待事情有轻重之分，这就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了。当舜的父亲瞽叟杀他时，他把天下百姓看得重，把妻子儿女看得轻，就像尧为天下找到贤人，舍弃两个女儿、抛弃九个儿子，也不顾惜一样，这难道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吗！等到他告诫舜的时候，还叙述这件事，职责在于惩戒丹朱罢了，大概是用人们容易留恋的事物来说明罢了。唉！这就是圣人行为高尚而言辞谦卑。”

译王标问：“列举齐景公不可前往拜见的道理，‘枉尺直寻’以下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先生回答说：“即使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也不可以。因为委屈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所以从道理上断定，不存在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寻的事情。”

王标问：“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这是什么意思？”先生回答说：“‘广居’、‘正位’、‘大道’，之所以用‘天下’来说，是为了表明天下没有比这更高的境界。所居住的、所站立的、所行走的，都是天下无可超越的大境界。那些富贵、贫贱、威武，或者顺从他人的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王献荩问：“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为什么惶惶不安的样子？”先生回答说：“圣人看到天下百姓陷溺受苦，本性未能恢复，生命未能遂愿，所以惶惶不安地想要出去拯救他们。大概是因为他民胞物与的心肠，看待天下的疾痛痒疴与自己一般无二，所以如此。做学问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心肠才好。如果后世那些急切追求做官的人，大概只是为了富贵利禄打算罢了，所以说行为相同但情志不同。”

光祖问：“孔子的心常常以尊崇周朝为根本，他到了齐国、卫国，都拜见了那里的君主，为什么唯独到了周朝的都城却不拜见周王呢？是因为周王衰微太甚，难以扶持，还是因为周朝没有贤人来引荐呢？”先生回答说：“没有贤人来引荐或许是这样。大概孔子也曾到周朝询问礼乐，那些通晓礼乐的人未曾推荐孔子，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说：‘古代的君子没有不想做官的，但又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去做官。’”王标问：“戴不胜是什么样的人？”先生回答说：“一定是宋国的宰相，所以孟子用用人侍奉君主的方法告诉他。”

戴盈之这一章：王道政治施行，农民就按十分之一的税率纳税，商人就在关卡市场不征税，天下多么快乐啊！

四书因问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因问卷六》明吕柟撰《离娄上》

斆问：“‘离娄之明’以下，孟子既然说治理天下应当遵循法度，又说‘圣人既竭目力’以下的话，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说人应当知道为什么可以遵循。出于圣人心思制定的政令，怎么能不遵循呢？如果不遵循，没有比这更不智的了！”为什么又说只有仁者适合处在高位？回答说：“只有有仁心仁名的人才能遵循施行仁政罢了。”所以臣子要求君主做得更好的，是要求施行仁政，所以说这是恭；陈述善道、堵塞邪路的，是陈述仁心，所以说这是敬。恭就是像尊重元首一样尊重君主，希望四海之内都归服，不仅仅是希望君主达到小康；敬就是像爱护腹心一样爱护君主，希望万事万物都完备，不仅仅是扩充他的善念美意。所以这一章的要旨，君道在于仁智，臣道在于恭敬。

问：“最高的礼仪不谦让而天下大治，最高的音乐没有声音而天下和谐，这是五帝的事迹吗？三王以后，就涉及形迹了。后世最高的礼仪败坏而百姓手足无措，最高的音乐崩溃而百姓的怨恨产生，想要达到大治、太和，难吗？”回答说：“只是缺乏仁，就难。所以孟子说：‘只有仁者适合处在高位。’”

思敬问：“圣人是人伦的极致，体现在哪里？”回答说：“只是仁罢了。所以尧舜侍奉君主、治理百姓，不超出这个；幽王、厉王自身危险、国家削弱，只是违背了这个罢了。”

王标问：“‘三代之得天下’这一章怎么理解？”先生回答说：“天子不仁，诸侯不仁，这是承接上面的意思推演，以至于卿、大夫、士、庶人都有不仁的祸患，表明做天子、诸侯的不可以不仁。”

思敬问：“孟子既然用天下的得失、国家的废兴来论述仁，又说卿大夫士庶人以下的人，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举小的来见大的。小的有宗庙和四肢的人，尚且不敢违背仁，何况天子诸侯呢？能不畏惧吗！”

应〇问：“孟子对于常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圣贤的心，虽然简略但不忽略。孟子把‘人’放在‘天下’之前说，把‘国’放在‘家’之前说，不是它的顺序；又遗漏了‘身’而没有提及，不是它的根本，所以按顺序彻底地说了。”朱子说：“韩愈说诚意正心而没有提及格物，是语焉不详、择焉不精。”那么孟子为什么连诚意正心也没有提及呢？回答说：“说修身诚意，那么从格物以下都可以看到了。如果一定要全部记录经文才算是知道道，又有什么自得呢？”

田问：“为政不难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德教洋溢四海，就是为政。不得罪于豪门大族，就是不难。”不得罪于豪门大族，如果不是修德的真诚、致行的严密、处事的得当、接人的恭敬、听言的审慎、待物的宽宏，是做不到的。为政不难，而不得罪的方法也很容易。

恭问：“小国尊重大国而以接受命令为耻，就像弟子以接受先师的命令为耻，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以之为耻，不如效法文王。文王不接受大国的命令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就像父亲不能而儿子能说的道理。所以说：‘仁者不可被众人所左右。’在仁者面前，不能因为人多就改变。”邵雍说：“以一个人的心，担当千万人的心，大概只有文王吧！接受不接受命令不值得说。”仲武问：“既然说得到天下有道，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又说得到民心，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有虽然得到百姓但没有得到民心的，比如伯益就是这样。”“想要的给予聚集，厌恶的不施加，就是仁吗？”回答说：“是的。所以孟子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