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根本，就像水有源头一样，有了这个根本，然后夏、商、周三代的法度才可以得以振兴。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就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且诚实守信，广泛地关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践行这些还有多余的精力，就用来学习文献知识。”

译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爱兄长，行为谨慎，言语诚信，博爱众人，亲近仁德，这些都是自身切实紧要的事务。践行这些事务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这并不是说等到践行这几件事还有余力之后才去学习文献，而是说应当以这几件事为根本，用剩余的精力去学习文献。如果先以学习文献为心思，那就不是笃实修养自身的人了。文，指文艺之事。圣人的言论，贯通上下。这一章虽然讲的是做弟弟、做儿子的职责，以及初学者的事情，但是扩充到极致，成为圣人、成为贤人，大概也不超出这个范围。这几句话，把孝悌放在前面，因为孝悌是人道中首要的，必须以这个为根本，推广并通达它。

子夏说：“崇尚贤德而改变好色的态度，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学习过了。”

崇尚贤德而恭敬表现在神色上，侍奉父母竭尽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侍奉君主不敢保留自己的身体，结交朋友而说话有信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忠诚信实笃厚的人了。即使让他没有学习过，他所做的本来就是学习的事情。子夏的意思，不是说能这样就不需要学习了，而是认为学习所看重的在于这里而不在于那里，想要让学习者致力于根本。这一章开头说“崇尚贤德而改变好色的态度”，能够亲近贤人，这本来就是学习的首要任务。不说“不学习”，而说“没有学习”，用词大概是含蓄的。

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会牢固。以忠信为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学习以庄重为先，庄重，是指在视听言动的时刻，不敢轻慢。因为这样，所以暴慢远离而德性尊贵，他的思考必定专一，他的行为必定果断，他的操守必定笃实，这就是学习之所以牢固的原因。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持守外在的仪态，邪念容易侵入，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以忠信为主，“主”字很有力量。因为片刻不忠信，那么思虑言行都没有依据，等同于没有东西。以忠信为主，就立足于实地，德行因此进步。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结交朋友的方法，不仅选取和自己相当的人，还应当结交胜过自己的人，以结交天下的士人为不足，又推崇议论古代的人，这是结交朋友的方法。如果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就足以懈怠意志而损害德行了。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看到过错就改正。人之所以不能改正过错，是因为害怕的缘故，不害怕那么改正过错就快了。庄重，是严格在外在表现上的；忠信，是存在于内心的。存在于内心，用来制约外在表现；严格在外在表现上，用来保全内心。并且借助朋友来辅助，改正过错来完成，君子的学习不超出这些罢了。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丧事，追念远代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了。”

慎重不仅仅是不忽视的意思，是诚信地终结它。追念不仅仅是不忘记的意思，是长久而笃厚地对待它。凡事像这样，所以培养德行的人就淳厚了。人们观察效仿而兴起，难道有不趋向淳厚的吗？淳厚，是德行所聚集的地方，而邪恶所消解的地方。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到了这个国家，必定听闻这个国家的政事，是求得的呢？还是别人给予的呢？”子贡说：“夫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从而得到它。夫子的求得，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求得吧？”

和顺积累在心中，那么英华就表现在外面，何况是圣人呢？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圣人的德容，表现在接待人的时候，子贡也可以说是形容到极致了。想当时的人，望着他的仪态，已经欣然悦服，何况是聆听他的谈话呢？夫子的求得，不同于别人的求得吧？说在其他人，是求取而得到；在夫子，则是别人乐意告诉，不接近别人而别人接近他。虽然如此，夫子到了这个国家，必定听闻政事，而没有能把国家委托并授予政事给夫子的，为什么呢？大概看到圣人的仪态而乐意告诉他的，是秉性喜好德行的良心；而最终不能授予政事的，是因为私欲害了他们的缘故。程子说：温和，是宽厚；善良，是平易正直；恭敬，是庄重敬慎；节俭，是节制；谦让，是谦逊。

孔子说：“父亲在世，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称得上孝了。”

父亲在世，人子有不能实行自己志向的情况，志向想要做，却不能够实行，那么孝子用来表达深切忧虑的原因，也可以推知了。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首先在他居丧的时候观察。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是因为哀痛而顾不上其他事情。有人说：如果是非常不合道理的原则，那么也要等到三年吗？大概三年不改变，说的是常理，可以改变也可以不改变的。如果是违背道理扰乱常理的事情，那么孝子怎敢片刻安宁？不是说：孝子成全父亲的美德，不成就父亲的恶行吗？回答说：父亲的原则，本来就不是违背道理害常的事情【一本说：旧说认为父亲在世，能够观察他的志向而承顺他；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而继承他，又能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称得上孝了。这个说法文理顺畅。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尹氏认为孝子的心有所不忍】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之道，以此为美。小事大事都遵循它，有所行不通；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不可行。”

礼以敬为主，而它的运用则是和谐。有敬然后有和，和是快乐产生的地方。礼乐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完成，所以礼以和谐为贵。先王之道，以此为美

译无论大事小事都依循它，就没有不能实行的。然而有不能实行的情况，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和谐最为可贵，只致力于和谐罢了，不能用礼来节制它，那么它的弊端就是流于放纵，所以也不能实行。大概实行礼而缺乏和谐，与追求和谐而缺乏节制，都是偏颇的弊端。礼和乐分开来说，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功用，相互依赖才能成就；合起来说，则根本是同一的罢了。

译有子说：“诚信接近于义，说的话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依靠亲近的人而不失去亲情，也值得尊崇。”

信，指言语诚信；恭，指仪容恭敬；复，指言语可以践行。言语如果不能兑现，就无法实行，最终将失去诚信。如果强行坚守那些无法兑现的言语，就违背了常理，反而损害了诚信。恭敬如果超过了实际，就恰好成为招致耻辱的途径，而不是真正的恭敬了。这都是因为追求外在形式而不接近礼义的缘故。所以，诚信接近于义，言语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依靠恭敬和诚信而不丧失，亲近于礼义，也就值得尊崇了。这是因为他们务实遵循根本，而不是羡慕虚名去从事外在的做作。至于安于礼义，这就不是这里所能完全论述的了。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勉敏捷，说话谨慎小心，向有道德的人看齐以匡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在饮食和居住方面，没有追求饱足和安逸的念头；在做事方面则勤勉，这是应当做的；在说话方面则谨慎，这是说话的原则。又孜孜不倦地接近有道德的人以求匡正自己，这就是这样的人。物欲不盛行，只趋向于天理。这难道不叫好学吗？然而必须以接近有道德的人来匡正自己作为终结。因为世上固然有不顺从物欲而努力于言行的人，但他们所学如果有毫厘之差，那么他们所谓的勤勉就有不该勤勉的地方，所谓的谨慎就有不该谨慎的地方，其中的错误多得说不完。所以必须接近有道德的人来匡正自己，这才算是好学。匡正，是说纠正自己的偏颇。同世则亲近其人，异世则求之于书，都算是接近有道德的人。

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喜好礼义的人。”子贡说：“《诗经》说：‘像切骨角，像磋象牙，像琢玉石，像磨美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推知未来的。”

贫穷而谄媚，富有而骄傲，这是被物欲所驱使，是小人的行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就避免了恶行了。然而本质美好的人或许能做到，至于快乐和喜好礼义，则是进入了善道，有日日更新的功效，其意味大概是无穷无尽的。子贡知道这是道学自我修养的事情，所以引用切磋琢磨的诗句来回答，认为有了好的本质必须通过学习来成就，这可以说是告诉过去就知道未来的人了。像这样才可以和他谈论《诗经》。虽然如此，安于不谄媚不骄傲而不知道进取学习，固然不足以珍贵；而所谓不谄媚不骄傲，学者也不可忽视。身处贫穷却有一丝求取的意思，身处富有却有一丝倚仗的心态，都是谄媚和骄傲。这种毛病没有除去，却说我能快乐和喜好礼义，是没有听说过的事。必定要先做到不谄媚不骄傲，然后快乐和喜好礼义才可以进而达到，这也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有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的心思，就会向外驰骋而不是为了自己了。学习本来是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而担心不了解别人，是因为选取朋友有偏差，使用人才有失误，正是由于自己内心不明朗的缘故。这才是应当用力的地方。

这一篇列在《鲁论》的首位，所记载的大抵都是希望学者略去浮华，趋向根本实在，敦厚笃实地亲身践行，循序渐进地进步，这是圣人教导人的大体方针。从事于此，就不会出错了。其中所记载的，治理千乘之国，也是说治理的根本任务。有了根本然后才可以逐渐达到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道理是一样的。学者应当深深体味这个意思，不然贪图高远，最终没有实地可以依据，难道不危险吗？

为政篇

孔子说：“以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

北极星被称为极，是因为它居中不动，是众星所尊崇的，实在是天体的枢纽。德，是用来作为百姓准则的。《诗经》说：“我怀念明德，不靠大声色。”孔子说：“声色对于教化百姓，是末节。”所以修养自己而百姓安宁，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自从三代以后，治理国家的人都是出于智力的作为，再也没有这种意味了。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诗经》三百篇，赞美、厌恶、怨恨、讽刺，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言语的发生，都出于恻隐公心，而没有其他杂念。所以“思无邪”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它。学者学习《诗经》，就能认识性情的正道。然而学习《诗经》的人，如果不平心静气，反复涵泳体会，也就不能通晓它的旨意了。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顿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义来整顿百姓，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会归服。”

道德和礼义，是治理的根本。政令和刑罚不是不使用，然而道德确立而礼义实行，所谓的政令刑罚，大概也包含在道德礼义之中了。所以通过涵泳熏陶，有以培养百姓的心，使他们知道不善是可耻的，从而走向善道。如果根本没有确立，而专门从事于刑罚政令的末节，那么百姓就有苟且免罪的意思，而不知道不善是可耻的，怎么能禁止他们的邪念呢？后世谈论治理涉及到教化的，很少了。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不迷惑，五十岁知道天命，六十岁听得进不同意见，七十岁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这一章是圣人亲身制定的标准，让学者知道圣人是可以学习而达到的，而学习不可以超越等级。立志学习，是根本。譬如树木的……

译萌芽，如同水的一勺，必定有根本且不停息。说：“立志求学的人，心存正道而不旁骛。”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做事有始有终，长久地日日更新罢了。必须积累十年才前进一步，是因为要形成章法而后才能通达。孔子本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却每每以学而知之来谈论，是为了阐明修道的教化来示人。自立，是得之于己而不丧失。不惑，是道理明晰、义理精微，没有什么疑惑。知天命，是穷尽上天所做的事。耳顺，是听到的话没有不通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勉强、不思考而都符合天理法则。

译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照礼来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按照礼来安葬他们；按照礼来祭祀他们。”

所谓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事理。礼，是事理所在的地方。父母活着时按照礼来侍奉，是用恭敬之心来奉养；父母去世后按照礼来安葬，是务必真诚守信；按照礼来祭祀，是表达敬意并尽忠。父母虽然有在世和去世的区别，但孝子的心意却是一致的。保持这颗心并体现在礼节仪式上，就没有不顺从的，这就是所说的按照礼。因为孟懿子不善于提问，所以孔子借樊迟驾车的机会来告诉他。如果孟懿子能从圣人的话中有所感悟，那么三桓家族奉养父母、安葬父母、祭祀父母的方式，都是严重违背事理的。他们还敢片刻安心吗？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

做子女的以父母的心为自己的心，除了生病之外，其他方面没有让父母担忧的，那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敢忘记，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不幸遇到疾病是可以的，如果因为保养不谨慎，自己招致疾病，从而让父母担忧，那也是不孝罢了。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只是说能够供养父母。至于狗和马，也都能得到饲养，如果不敬重，那供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侍奉父母以敬重为根本。供养而不知道敬重，那就只是供养而已，这有什么区别呢？以敬重为根本，那么供养的方式，本来也就包含在敬重之中了。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最难的是保持和颜悦色。有事情，弟子效劳；有酒食，让长辈先吃。难道这就可以认为是孝吗？”

和颜悦色难。《礼记》所说的愉色婉容，就是如此。大概如果不是爱敬到了极点，和顺之气充满内心，那么表现在外面的神色就不能经常保持这样。或许子夏在侍奉父母的时候，还缺少这一点吧？子游、子夏，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他们在奉养父母、勤劳侍奉方面，本来就能胜任。所以孔子一个告诉他们要敬重，一个告诉他们要和颜悦色难，都是勉励他们未尽之处，从而引导他们进步得更远。

孔子说：“我和颜回讲学，他整天不提出反对意见，好像很愚笨；等他退下后，考察他的私下言行，也足以阐发我所讲的道理。颜回并不愚笨。”

不提出反对意见好像愚笨，是因为内心默默领会，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一作：潜心默识，没有疑惑需要再问】。退下后考察他的私下言行，就足以阐发明白这个道。这是孔子所说的，颜回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个道理而没有间断。这难道是颜回请求实践这些话的效果吗？善于学习的人以亲身践行为贵，圣人观察人，也是考察他实际拥有的是什么罢了。

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动机缘由，考察他安心于什么。人怎么能隐藏呢？人怎么能隐藏呢？”

所谓所作所为，是指他做的事情，就他做的事情来看，事情是善的，那么就应当观察他所遵循的途径，果然是为了善，还是为了利呢？人本来有做同一件事，但出发点有善恶之分的情况。他所遵循的途径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考察他安心于什么。安心，是指内心所主宰的。人本来有做事出发点为善，但平时内心所存留的不一定就是善的情况。观察比看更详细，考察比观察更深入。观察人的方法，也都在这里了。然而如果自己内心不明，又怎么能考察别人呢？如果自己内心不明，就应当在内心存留主宰的地方下功夫。安心于正道，那么所遵循的途径就不会错，而失误就很少了。

孔子说：“温习旧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就可以做老师了。”

温习旧知识，是保存已经掌握的能力；获得新的理解，是推进尚未达到的境界。这虽然是两个含义，但实际上相通。只有能够温习旧知识，才能获得新的理解。可以说做老师，是说他的温故知新值得效法。程子说：“像这样的地方，极需要理解。如果只认为温故知新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那么境界就狭隘了。”学者推究这一端，或许可以品味圣贤言辞的意思了。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

器具，局限于一种用途。凡是可以用器具来形容的人，都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论断的。器具虽然有大小之分，但它们局限于才能而有限制，则是一样的。如果是君子，就进德修业。进德修业，那么气质变化，才能就不局限于一种用途了。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他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

君子以行动为主，而不是以言语为先。所以他所说的话，是他努力实践所达到的，言语跟随行动。以行动为主然后说话的，是君子；那么那些轻易说话而行动不践行的，就是小人的归宿了。子贡不是不能践行言语的人，但难免多言。孔子担心他有时会以言语为主，而行动不够精纯，所以深深警示他。不能践行却说话，与努力实践后说话，意味是有区别的。学者应当深入考察。

孔子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公和私之间罢了。团结就不勾结，勾结就不团结。天理和人欲，不能并存。君子内心宽恕并推己及人，对于亲疏远近、贤愚不同的人，处理得都合乎分寸，大概是因为他的心没有不普遍包容的，这就是所说的团结。如果是小人，就有所偏私而失去正道，他所亲近的都是私情，这就是所说的勾结。

孔子说：“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险。”

学习的人，学习的是具体事务。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开始，没有不是学习的。然而只学习而不能思考，就没有所阐明的，只是迷惑而已。思考，是研究穷究事理之所以然。然而只思考而不致力于学习，就没有可依据的基础，危险

译恐怕就难以安定了。这两者不可不共同推进。学习并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更加崇高；思考并学习，那么学业就会更加广博。大概所学习的，正是思考所呈现出来的；而所思考的，即是学习所蕴藏着的。用功像这样，内在修养和外在学业就都进步了。

译孔子说：“钻研那些邪说异端，这就是祸害啊。”

“攻”字如同“攻木”的“攻”，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但追求深远恐怕会陷入泥沼，所以君子不这样做。这就是这个意思。【另一版本说：异端的学说并非没有可喜之处，只是它偏颇遮蔽，一旦去钻研它，就会害了心术而难以挽回。】有人解释这一章，认为“攻”如同攻伐的“攻”，意思是厌恶异端而极力攻击它，这恰好足以自取败坏。如果要端正人心，那么攻击异端也有不得不做的情况。然而君子贵在回归正道罢了。

孔子说：“仲由！我教给你什么是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知。”子路勇于在知与不知之间进取，或许存在考察不精细的地方，所以孔子告诉他求知的道理。大概对于他能知道的和他所不知道的，都能考察其实情而不自我欺骗，如果不是心平气和、守约务实的人，是做不到的。在这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那么那些他不知道的东西最终也会知道了。所以说：“这才是知。”意思是这是求知的正道。不然，强行把不知道当作知道，那就终身不知道罢了。

子张学习求取官禄。孔子说：“多听，保留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其余的，就能减少过失；多看，保留有危险的地方，谨慎地做其余的，就能减少悔恨。言语少过失，行为少悔恨，官禄就在其中了。”子张学习求取官禄，难道像世俗之人那样羡慕利益吗？只是说士人做官领禄，是常理罢了。孔子只告诉他得禄的道理，说在自己这方面谨慎言行而减少过失悔恨，那就是得禄的道理。谨慎言行的人，并不是期望得到官禄，也不是必定能得到官禄。说官禄在其中了，语气不迫切而义理却完备了。如果告诉他士人不可以求取官禄，那么道理有所未尽，也不是发扬善行补救过失的方法。子张在道上缺少深潜缜密的功夫，有人认为他难能而不够仁，有人认为他堂堂正正而难以与他一起达到仁，大概可以看出。所以孔子告诉他保留疑问和危险，又说谨慎地说其余的，谨慎地做其余的，如此谨慎，而对于过失悔恨还说只是减少，那么用来约束他的道理就深了。

鲁哀公问：“怎样做百姓才会服从？”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

鲁哀公的时候，强臣专权，百姓几乎不知道有公室了。担心百姓不服从而发问，也是有感触而这样的。孔子的回答，虽然是针对鲁哀公说的，其实先王所以得到民心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个的。大概喜欢善良而厌恶邪恶，是百姓的本性。在上位的人提拔安置得当，就没有不欣然真诚服从的，大概是因为顺应了他们的本性。不然，就会愤然不服从，因为违背了他们的本性。假使鲁哀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君子聚集在朝廷，人心统一在下面，还怕什么强臣，还担心公室不兴盛吗！虽然如此，在上位的人怎么知道邪曲正直而提拔安置他们呢，也只是公正自己的心罢了。

季康子问：“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怎么做？”孔子说：“用庄重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好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修养自身罢了。用庄重对待百姓，对父母孝顺，对百姓慈爱，好人提拔，能力不足的人教导。这些都是在自己方面应当做的，不是为了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勤勉而做的。然而用庄重对待他们，百姓就恭敬；心生孝慈，百姓就对自己忠诚；提拔好人，教导能力不足的人，百姓感激喜悦而勤勉响应。大概有不期望这样而自然这样的，那么修养自身，难道不是最简约的吗？季康子不知道反省自己而对百姓期望很深，所以有这个问题。孔子用正理告诉他罢了。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是从事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从事政治呢？”

只有孝顺父母，就一定会友爱兄弟。孝顺父母，就一定会友爱兄弟。孝顺友爱笃行于家庭，那么推广到政治上去，也是这颗心罢了。那么即使不做官，而在家庭之间，亲身实行孝顺友爱的行为，为政的道理，本来就在这里了。何必等待做官呢？大概有人勉励孔子去做为政的事，而孔子告诉他为政的道理。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

车没有輗軏，就无法行走；人没有信用，也就无法行得通。信，就是真实的意思。说话真实，那么他的话就有依据；行为真实，那么他的行为就可以长久。不然，就没有所凭依，只是妄为罢了。这与“虽州里行乎哉”的“行”意思相同。求学的人，以信为本，那么德行可以进步，事业可以扩大；如果不致力于使言行真实，而只是羡慕高远，最终无法行得通罢了。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情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也可以知道。”

三王的礼制，各自沿袭前世而增减。大概说是随时顺应道理罢了。用殷周已经验证的事迹来推演，那么百王继承增减的常道，大概可以知道了。至于从嬴秦废除先王的典章，而完全出于私意，如果有王者兴起，他在继承的时候，不是增减可以说的，应当完全变革。然而他所做的变革，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增减三代的礼制罢了。所以说王天下有三重，他的过错就少了吗？这

译即使经过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另一版本说：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都是各自依据前代的制度进行增减调整。它们所沿袭的，是五常五礼的大纲；它们所增减调整的，体现在礼仪细节和文质风格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根据殷、周已经验证的事实来推论，那么历代君王继承并增减调整礼制的常规道理，大概是不可能改变的了。后世有施行教化的人，想要效法先王良好的治理方法，就先确立大纲，而所谓的增减调整，则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那么这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说一百代之后的事情也是可以预知的，不也是可信的吗？】

译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是谄媚；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却不去做，是无勇。”

祭祀的典章制度，从天子到平民百姓，各自有各自的等级规定，不可扰乱。大概因为有这样的道理，就有这样的鬼神，所以在应当祭祀的时候去祭祀，鬼神就会享用。如果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就没有这样的鬼神，那么祭祀又有什么用呢？这不过是徒然谄媚罢了。见到不合乎义理的事情，就应当迅速停止。如果不能停止，是因为习以为常的缘故。虽然如此，只是对义理的认识还不够明确罢了。如果让他对鬼神的情状了然于心，那么对于义理所在的地方，就会有去做而没有人能阻挡的力量了。

论语解卷一

<经部,四书类,癸巳论语解,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解卷二 宋 张栻 撰 八佾篇

孔子谈到季氏时说：“他在庭院中使用八佾的舞队，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呢？”季氏作为陪臣却僭用天子的舞队，亲眼看到这种僭越却安然接受。如果连这种事都能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呢？乱臣贼子的萌芽，都源于容忍。容忍，就会心安理得。

三家（孟孙、叔孙、季孙）在祭祀结束时唱《雍》诗。孔子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严肃穆’，这三家的堂上哪里用得着这样的诗句呢？”

使用八佾，是眼睛看得见的；《雍》诗，是天子和助祭诸侯说的话，是耳朵听得见的。这两件事都不需要深究其义理就能知道是不合礼的，却还能安然接受，那么凡是扰乱礼制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程子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是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这都是不对的。他们沿袭这种僭越，于是导致季氏僭用八佾，三家僭用《雍》诗。所以孔子在这里特别指出。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仁，礼制对他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如果不仁，乐制对他有什么用呢？”

礼乐无处不在，而其道理则显现在人心之中。人有了仁德，礼乐的作用就兴起了；人如果不仁，礼乐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这个问题问得伟大啊！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办理得周全，宁可悲痛。”

礼，就是理。理必须有其实质，然后才有其形式。形式，是用来修饰实质的。如果形式过度，反而浮于实质之上而损害了理。周朝末世，弊端大概就是这样。林放唯独能以礼的根本来提问，也可以说是问到了关键。礼如果失于奢侈，宁可过于节俭。丧事如果过于周全，宁可过于悲痛。因为节俭和悲痛，实质还存在；奢侈就远离了实质，周全就丧失了实质。形式虽然完备，也没有益处。谈礼又谈到丧事，是为了深刻地表明礼的根本。

孔子说：“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没有君主呢。”

夷狄虽然政教没有施加，但也必须有君主来统领，然后才能立国。春秋时期，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降而由大夫发出，再降而由陪臣窃取国家命脉，因此圣人感叹，认为夷狄还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没有君主。中原地区，是礼义产生的地方，现在竟然这样，其变化也危险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

季氏去泰山祭祀，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挽救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

林放尚且能问礼的根本，泰山之神难道会接受不合礼的祭祀吗？大概鬼神虽然幽深，也不外乎理，人心尚且不安。难道说神会听从吗？回答说：“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语气不迫切，而鬼神的道理也可以由此推知了。有人怀疑季氏虽然僭用天子的礼乐，也还只是僭用诸侯的，孔子想要挽救的意思是什么呢？应当是在冉有做家臣的时候，刚有祭祀泰山的事，夫子想要他挽救，作为开端，而冉有却不能。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一定有的话，那就是射箭吧？作揖谦让后上场，下场比赛后饮酒，这种争也是君子之争。”

争产生于有所求。君子是克制自己的人，所以没有什么可争的。只有射箭似乎可以争。而君子对于射箭，是用来端正自己并观察德行的。作揖谦让后上场，离开位置后举杯。那种雍容谦让，自我反省并甘居人下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种争也是君子之争吗？在射箭时不争，其他事情可想而知了。

子夏问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是先有素底，后加色彩。”子夏说：“礼也是后于仁德吗？”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商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凡是礼的产生，都源于质朴。没有质朴，礼从哪里施行呢？素底虽然等待色彩来装饰，但素底是色彩存在的基础。没有质朴，有什么色彩呢？说“绘画是先有素底，后加色彩”，是说质朴在先，文采在后。子夏在这里知道礼是后于仁德的，可以说能在语言之外默会其意了。所以孔子有“启发我”的话。子夏在圣门属于文学科，他的所得大概就是这样，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子贡、子夏，或者有所兴起而从《诗》中得到感悟，或者诵读《诗》而感发我的至意，都是善于读《诗》的人。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验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充足，我就能验证了。”

文指典章制度，献指贤明的故老。杞、宋在当时，这两方面都有所不足，所以在考察咨询时有缺失。那么夏、殷两代的礼，圣人虽然能说出其大意，但具体的度数节文的实质，大概有无法验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