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解卷七

译啊。平日修养不够纯熟，却想在言行之间保持它，是困难的。如果持守而不舍弃，那么表现在言行上的就不会违背它。像这样之后才可以实行。子张把它写在衣带上，请求践行而不敢忘记。

译孔子说：“史鱼真是直啊！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昏暗时，他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时，他就能收敛自己的才能而藏起来。”

史鱼可以称得上是直罢了，然而他能伸展却不能屈曲，没有完全具备君子的道。像蘧伯玉那样收敛才能而藏起来，就是能根据时势来屈伸的人，所以称他为君子。然而比起“被任用就施行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的人来说，还带有“收敛才能而藏起来”的意思，还没有达到潜龙隐现的境界。

孔子说：“可以同他说话而不跟他说话，这是失掉了人；不可以同他说话却跟他说话，这是失掉了话。聪明的人，既不失掉人，也不失掉话。”

可以同他说话还是不可以同他说话，不是聪明的人，谁能审察清楚呢？失掉了人就不能成就事物，失掉了话就不能成就已经形成的局面。不能成就事物，也就对成就自身有害了。

孔子说：“有志气、有仁德的人，不会为了贪生而损害仁德，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仁德。”

没有人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君子又哪里不同于常人呢？然而因为损害仁德就不敢用来求生，因为成全仁德就杀身也不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死比生更重。仁德，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亏损了赖以生存的根本，那么他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子所说的“得正而死”，正是这个意思。志士，是立志于仁德的人；仁人，是具备仁德的人。虽然深浅有差别，但道理是相同的。

子贡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工具。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

工具锋利了工作就能做好，所侍奉的是贤者，所结交的是仁者，这是修养自身的先决条件。如果所侍奉和所结交的人泛泛而不知选择，那么他的败亡就不会自己知道了。

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用《韶》和《舞》，摒弃郑国的音乐，疏远巧言谄媚的人。郑国的音乐淫荡，巧言谄媚的人危险。”

圣人观察夏、商、周、汉四代的事迹，加以损益，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典章，这是它的大纲。大纲见于此处，而细则则著录在《春秋》中。用这个来回答颜渊，只有颜子可以参与这个境界。摒弃郑声，疏远佞人，也是治理国家的大法。因为它们容易使人沉溺而难以防范，所以重复说：“郑声淫，佞人殆。”圣人每每在这里致戒，并不是圣人一定要依赖这些戒律。在这里设立戒律，这才是圣人的道。摒弃郑声，疏远佞人，然后四代的法度才能兴起施行而没有厌倦。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考虑得不长远，忧患就会立刻到来。所以说：眼前的忧患就像踩到霜一样容易，接着就说坚冰将至，以此显示忧患就在眼前。在踩到霜的初期就考虑祸患，就有办法消除忧患了。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道德的人。”

世上真正喜好道德的人很少，所以孔子感叹道难以施行。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位列朝堂。在朝为官的人，以推荐贤才为先为义；既然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让他位列朝堂，这是冒名占据高位罢了，所以说是窃据。”

孔子说：“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宽容，就能远离怨恨了。”

厚，是敦厚笃实的意思。对自己严格，而对别人的期望则宽容。他的处境，难道不是宽裕吗？那么还有什么怨恨呢？孟子所说的“射箭不中靶心，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就是反求诸己罢了。小人对自己不笃实而对别人责备很深，他的心从来没有片刻得到平静。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对他没办法了。”侯氏说：“天下的事，应当防微杜渐，在祸患发生之前，所以不说‘怎么办’。如果到了祸患已经横流、极其炽盛无可奈何之后，即使是圣人也没办法了。所以说：‘怎么办，我也对他没办法了。’”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道义，喜欢卖弄小聪明，真是难啊！”

聚在一起的益处，在于讲求研习义理。如果整天相处，不涉及道义，而只以小聪明为能事，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所以说：真是难啊！大概义是天理的公心；小聪明则是才智知识的私心罢了。不讲究义理的归宿，而互相炫耀私智，其损害难道不大吗？所以小聪明的行为，是义的祸害。

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来实行它，用谦逊来表达它，用诚信来完成它。这才是君子啊！”

义用来规范外在行为，这是义的作用。而这一章则以义为体。大概事物的准则森然具备于本性之中，这就是义之所以为体的原因。必须有这个体，然后品节才产生。所以礼是用来实行这个体的。实行它时，用谦逊顺从则和谐而不失度，所以谦逊是用来表达这个体的。而诚信，又是用来完成这个体的。大概义是体，而礼和谦逊是用来发挥作用的，而诚信又是用来完成终局的。有了诚信，义就能施行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体就无不具备了。

孔子说：“君子担心的是自己没有能力，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担心没有能力，不是别的，担心的是履行道义没有实际内容。

孔子说：“君子痛恨的是死后名声不被称颂。”

有实际内容就有名声，名声是用来命名实际内容的。终身没有实际内容可以命名，君子就痛恨它。这并不是说向人求取名声。

孔子说：“君子求之于己，小人求之于人。”

君子无论何时都求之于己，小人无论何时都求之于人。求之于己则德行日益增进，求之于人则欲望日益放肆。君子

译小人的分别，大概就是这样。杨氏说：“君子虽然不怨恨别人不了解自己，但也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虽然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但所追求的也只是反求诸己罢了。”这三段文字在字面上互不关联，但在意义上却相互补充。这也是记录孔子言语者的用意所在。

译孔子说：君子庄重自持而不与人争执，合群相处而不结党营私。

庄重自持，容易显得不和，从而失于争执；合群相处，容易形成小圈子，从而失于结党。君子并非与人不同，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却不失和善，所以庄重而不争执；君子并非与人相同，而是对待事物公平却不失公正，所以合群而不结党。只有恭敬的人，才能做到这样而不失误。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言论就推举他，也不因为一个人的品行就废弃他的言论。”

如果因为言论就推举人，那么那些言行不一的人就会被提拔，这本来就不可以。然而，即使是小人说出的好话，也不妨碍它成为好话。如果因为人的品行就废弃他的言论，那么好话就被抛弃了。所以君子虽然不因为言论就推举人，但也不因为人的品行就废弃他的言论，这是出于公正无私之心。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人的弊病，没有比自私更大的了。恕，是用来克制私欲而扩充公理的。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恕的方法。这是应当终身奉行的。推究到极致，就是仁。忠和恕，是体和用的关系。这里只讲恕，大概是从用力的地方来说的。实行恕道，忠就可以保存了。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谁诋毁？谁赞誉？如果有我赞誉的人，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这些人，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以直道行事的人。”

诋毁，是指斥别人的过错；赞誉，是称颂别人的美德。谁诋毁？谁赞誉？是说我对别人起初没有诋毁或赞誉的意思。而有我赞誉的人，一定是经过考验的。因为他有实际的德行才称颂他。春秋时期，风俗虽然不好，但百姓古今并无不同。三代之所以能以直道行事，也是依靠这些人。顺应事理叫做直，可诋毁可赞誉，在于他们遵循事理罢了。先王奖赏德行、讨伐罪恶，也是这样。不说如果有诋毁或赞誉，而只说赞誉，这是圣人乐于与人向善的心意。而且一定要经过考验才赞誉，那么他的诋毁就更可想而知了。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对于缺漏的文字存疑不补。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乘，现在也没有了。有马借给别人骑乘，自己虽然有马但不能骑乘，习惯了就借给别人骑乘来练习。史官对于缺漏的文字留待后来者补充，其用意也是如此。”说开始还来得及见到，现在却没有了，感叹风俗一天天地趋向淡薄。

孔子说：“花言巧语会败坏德行，小事不忍耐就会败坏大谋略。”

花言巧语败坏德行，是因为它不基于诚实。小事不忍耐败坏大谋略，是因为它轻率地发泄血气之勇。所以增进德行的人，以谋划言语为先；担当大事的人，以忍耐性情为本。

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喜爱他，一定要考察。”

天下的善恶，有像黑白那样容易明白的，众人的好恶，本来也是相同的。至于事情看似善而其情实有害，事情看似不善而其情实可取，这是众人所迷惑的，而君子所考察的。就像孟子对待陈仲子、匡章那样，所以众人的好恶，君子一定要考察。从众人那里听取意见而在独处时加以考察，道理就没有遮蔽了。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并不远离人，只看充实它如何罢了。充分实现道，就是圣人。所以说：“人能弘道。”然而道并不是在众人身上就不足，而在圣人身上就有余。道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非道弘人。”

孔子说：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才叫做过错。

有过错而能改正，改正了过错就消失了。如果有了过错而不改正，那么过错就常存，这才叫做过错。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学习，源于思考；思考，本来就是为了学习。然而思考到忘记睡觉吃饭，而不用学习来辅助，那也是没有益处的。学习，是用来练习并实行的。练习并实行，那么思考就有益处了。这一章不是说思考没有益处，而是说只思考不学习，就没有益处罢了。圣人本来不做没有益处的思考。就自己而言，是为了教导别人。

孔子说：“君子谋求道而不谋求食物，耕种吧，饥饿就在其中了；学习吧，俸禄就在其中了。君子担忧道而不担忧贫穷。”

谋求道和谋求食物的心不能同时存在。谋求，是思虑经营的意思；耕种本来只是为了求饱，哪里希望饥饿呢？而丰收和荒年的不均，饥饿就存在了。比如学者，本来只是为了求道，哪里希望俸禄呢？而上面的人了解并提拔他，俸禄就存在了。学者不求俸禄的心，就像耕种者不期望饥饿一样。加重语气说：君子担忧道而不担忧贫穷，只因为担忧道所以谋求道；只因为不担忧贫穷所以不谋求食物。

孔子说：“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不能保持它，虽然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能保持它，不用庄重来治理，百姓就不恭敬。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能保持它，用庄重来治理，行动不用礼来规范，也不算完善。”

智慧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而仁德不能保持这个境界，就不能在自身保全它。仁德能保持它，那么在自身的就是真实的了。又必须用庄重来治理，然后内外相成而没有缺失。而又要用礼来规范行动，然后才算尽善。用礼来规范行动，是用礼来教化民风，规范行动。这虽然统说为政之道，到这里才算完善。然而成就自身也是一样的。

孔子说：“君子不可以用小事情来了解他，但可以承担大任。小人不可以承担大任，但可以用小事情来了解他。”

君子所存养的是大的，所以不可以用小的来测知，但可以担当大的；小人局限于狭小，他的长处容易看见，所以不可以任用他担当大任，但可以用小事情来了解他。

译大受就像学者学习圣人那样，像有作为的人担当大任那样，这才是正确的。小人如果使用的程度超过了他的能力限度就会失败，但他那一点小聪明才智，也不可废弃。君子如果只有小聪明，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小人如果承受大任，就一定会把事情搞坏。这大概就是任用贤才和使唤能人的区别吧？

译孔子说：“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比水火还要迫切。水火，我看见有人因陷入其中而丧命的，却没看见有人因践行仁德而丧命的。”

人们之所以不肯去实行仁德，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私欲遮蔽了他们的心性。如果能克制自己的私欲，那么对于仁德，还有谁能阻挡呢？

孔子说：“面临仁德，即使对老师也不谦让。”

孔子曾经说：“有谁能在一天之内把力气用在实行仁德上吗？我没见过力气不够的。”又说：“我想要仁德，仁德就来了。”又说：“实行仁德在于自己，在这里又阐明了不谦让于老师的含义。”大概是因为道并不远离人，实行它在于自己，即使是所尊敬的人，也没有必要谦让。圣人勉励求学的人，就是让他们把力气用在实行仁德上。

孔子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固执小信。”

贞，是坚守于义。谅，是固执于小信。坚守于义，诚信就在其中了。如果只固执于小信，而在大义上有所遮蔽，就会失去正道，反而损害了诚信。大概坚守于义，是公理所在；而固执于小信，不过是私意的坚守罢了。

孔子说：“侍奉君主，要恭敬地处理事务，把获取俸禄放在后面。”

侍奉君主，主要在于恭敬地处理事务。官职有尊卑，地位有轻重，但恭敬处理事务的心是一样的。后其食，就像后获的意思。然而如果是为了贫穷而做官，那该怎么办呢？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也说：“只要账目清楚就行了。”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也说：“只要牛羊茁壮成长就行了。”大概也是以恭敬地处理事务为主。如果说为了贫穷而做官，只是为了吃俸禄，顾不上处理事务，那就失去了道义。

孔子说：“教育没有类别之分。”

人所禀赋的资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没有善恶类别一定不变的情况。大概都是人，推究其天赋的本性，哪有不是善的呢？所以圣人有教育，用来使他们回归到善。教育的施行，愚昧的人可以使他明智，柔弱的人可以使他坚强，难道有气质类别不可改变的吗？然而尧的儿子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那么气质类别又似乎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气质有可以回归的道理，人有能够回归的途径，而教育有善于引导回归的功效。那些最终不能回归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暴弃自己罢了。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君子以义为准则，小人以利为准则。义和利的趋向不同，怎么能互相谋划呢？

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

言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停止，因为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迎合言辞，反而损害了实质。

盲人乐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里是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说：“这里是坐席。”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出去后，子张问：“这是和盲人说话的方法吗？”孔子说：“是的，这本来就是辅助盲人的方法。”

道无处不存在。圣人的动静语默，无处不是道。大概只是各安其位罢了。师冕来见，到台阶就告诉他台阶，到坐席就告诉他坐席，坐定后就一一告诉他在场的人。大概对待盲人的方法，本来就是这样。子张暗中观察并提问。孔子认为，这本来就是辅助盲人的方法，言辞虽然简近，但意思也没有不尽。事事物物，都有其道。大概所应当做的，是天所赋予的。在一日之间，起居就有起居的道，饮食就有饮食的道，见这个人就有对待这个人的道，遇这件事就有处理这件事的道。道片刻也不能离开，一旦失去适宜，就是废弃了道。所以君子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仓促匆忙时必定如此，只怕失去它。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一以贯之。道所在之处，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无处不是这样。

季氏篇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冉有、季路拜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那颛臾，从前先王让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冉有说：“季孙要这么做，我们两个做臣子的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职位，不能施展就辞职。’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跌倒不去搀扶，那还用辅助的人做什么呢？而且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玉璧在匣子里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邑，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贪欲却一定要找借口的人。我听说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不怕财富少而怕分配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因为分配均匀就没有贫穷，和睦团结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像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教德政来招引他们；已经招引来了，就使他们安定。现在由和求辅佐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招引他们；国家分崩离析却不能守住；反而谋划在国内动用武力，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

由和求把攻打颛臾的事告诉孔子，孔子首先呼唤冉求来对他说话。难道冉求在季氏那里是掌权的人吗？社稷之臣是指在我们的疆土之内，而主持事务的冉有认为季孙不喜欢这样做，就认为是季孙的意思罢了。孔子责备他，认为人的辅助者不能扶持其颠危，那还用什么辅助者呢？就像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玉璧在匣子里毁坏，难道能把过错归咎于他人吗？主管的人实际上要承担责任。冉有到这里无法掩饰他的实情，就说颛臾应当夺取的意思，心里其实想要夺取却

译不说想要它，反而编造借口来掩饰这件事，这是君子所痛恨的。季氏扩充自己的私产，他的意图不仅仅是担心颛臾会成为子孙后代的忧患罢了，其实是想要扩大土地并谋取利益罢了。孔子告诫他们，认为这是治国的常道，大概是有国君的人不把土地狭小、人口稀少当作忧患，忧患的是恩泽不能均匀分布罢了；不把财物不足当作忧患，忧患的是民心不安定罢了。如果施行公平一致的政令，那么百姓富足，还有什么不足可担忧的呢？如果有办法调和协调，那么人心顺服，还有什么人口稀少可忧虑的呢？有办法安抚团结，那么上下安宁，怎么会倾覆危亡到这种地步呢？这大概是为国者应当遵循的道理。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就会来归附，如果还有不服从的，那就更加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修养文德罢了。文德就是仁德，对于来归附的人，也就安抚他们罢了，主旨在于使远近的人都安定罢了，这才是为政者的常道。假使季氏治理鲁国政事，遵循这个道理，那么怎敢尊崇私门、削弱公室，做出这种越分的事，从而失去民心呢？冉有作为家臣，既然不能让他修养德行来招徕远方的人，而且近处的人也日益离散而不能坚守，却想要动用武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季氏身为卿大夫，对上僭越君主，他的下属看到这种情况，也将不掠夺不止，这仅仅是把颛臾当作子孙的忧患，却不知道祸患起于内部，这大概是有其必然的道理的。冉有只知道家臣应当负责处理家事，而在防微杜渐方面愚昧，在远大眼光方面昏暗到如此地步，这不过是具臣罢了。

译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制定礼乐、发动征伐的权力就出自天子；天下政治昏暗，那么制定礼乐、发动征伐的权力就出自诸侯。权力出自诸侯，大概传位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权力出自大夫，传位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陪臣掌握国家命运，传位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礼乐征伐，是天子的职责。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礼乐征伐就出自天子。大概天子掌握了治国之道，那么权柄纲纪就在自己手中，下面的人不敢侵犯。所谓出自天子，天子难道敢认为可以独断专行，而把私意掺杂其中吗？只是奉行天理罢了。这就叫掌握了治国之道。如果在上位者失去了治国之道，那么纲纪就会松弛瓦解，诸侯就能趁机窃取权力，礼乐征伐就会专断施行而无人顾及。如果诸侯可以从天子那里窃取权力，那么大夫也可以从诸侯那里窃取权力，陪臣也可以从大夫那里窃取权力。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之所以有十代、五代、三代的区别，尹氏说违背常理越严重，灭亡就越快，这是对的。天下政治清明，政权不在大夫手中，是因为政令统一。平民不议论，是因为民心在下安定，没有私下议论的事情。

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那三桓的子孙，衰微了。”

这话发表于鲁定公时期，大概鲁国自从鲁宣公依靠季孙氏而即位，三家就开始兴盛，专断鲁国的赋税，禄位就离开了公室。又过了一代，政权全部转移到大夫手中，从鲁成公以后，做国君的只是拱手听命而已。孔子看到禄位离开公室，政权在大夫手中，就知道三桓子孙必然衰微，这是根据常理的顺逆和事态的侵犯来预知的。那三家对其君主产生不夺取不满足的念头，那么陪臣对他们，又何必忌惮而不产生这种念头呢？当三家专断公室的禄位，窃取鲁国的政权，出于私意，想要利于子孙，却哪里知道子孙的衰微，实际上就由此开始了呢？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信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表面奉承背后诽谤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朋友，是用来辅助成就自己德行的。正直的人，有过失一定会听到；诚信的人，以忠信相待；见闻广博的人，知识可以广博。这三种人，与他们交朋友，就使人常常怀有进修之心，不敢自满，能不日益进步吗？便辟、便佞，是指善于谄媚和巧言的人；善柔，是指善于柔顺逢迎的人。便辟则仪态举止过分恭敬，善柔则每件事都卑屈顺从，便佞则巧言取悦。这三种人，与他们交朋友，就使人日益趋向骄纵懒惰，能不日益损害吗？从天子到平民，都应当对此谨慎。

孔子说：“有益的爱好有三种，有害的爱好有三种。爱好用礼乐来节制自己，爱好称道别人的好处，爱好多结交贤友，是有益的。爱好骄纵快乐，爱好游荡玩乐，爱好宴饮享乐，是有害的。”

节制礼乐，是进取反省的意义。爱好用礼乐节制自己，就足以培养中和的德行；爱好称道别人的好处，就足以扩大公正宽恕的心胸；爱好多结交贤友，就足以依靠辅助成就的功效。这怎么能不日益进步呢？爱好骄纵快乐，就会助长傲慢；爱好游荡玩乐，就会意志荒废；爱好宴饮享乐，就会意志沉溺。怎么能不日益损害呢？损益的根源，在于恭敬与放肆罢了。骄乐，是以骄矜为乐；宴乐，是以宴安为乐。

孔子说：“侍奉君子有三种过失：话没轮到自己就说，叫急躁；话轮到自己却不说，叫隐瞒；没看脸色就说，叫盲目。”

说话得当，如果不是平时修养有素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不然，很少不犯这三种过失的。话没轮到自己就说，是想说的意思先于言语，所以叫急躁；话轮到自己却不说，该说的道理没有表达，所以叫隐瞒；没看脸色就说话，这比急躁更严重，只是盲目行事罢了，所以叫盲目。观察言语和脸色，是为了通达事理。

孔子说：“君子有三条警戒：年轻的时候，血气未定，警戒在于女色；等到壮年，血气刚强，警戒在于争斗；等到老年，血气衰退，警戒在于贪得。”

人有血气，就会被血气驱使。血气有始终盛衰的不同，那么被驱使的情况也随之不同。血气未定，就躁动而喜好女色；血气刚强，就锐利而喜好争斗；血气衰退，就匮乏而贪求所得。凡人都这样，被血气所驱使。在这里知道警戒，那么义理就存在；义理存在，就不被血气所驱使。这是学者应当警惕畏惧而不忘的。至于德行成就的君子，固然能够转化血气的私欲，但警戒之心也未曾不存。这就是孔子告诉颜回要放逐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巧言令色之人的原因吧？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惧天命，畏惧大人，畏惧圣人的话。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惧，轻慢大人，侮辱圣人的话。”

畏惧天命，是奉顺而不敢违背。畏惧大人，是尊重威严而不敢轻慢。畏惧圣人的话，是佩服而惟恐违背。然而这三句话，主要在于畏惧天命。大概他畏惧大人、畏惧圣人的话，也是因为他知道天命可畏罢了。小人不知道天命所在，所以盲目行事而无所畏惧。不畏惧天命，那么他轻慢大人、侮辱圣人的话，也就无所不至了。大人，是德行与地位的通称。有人说：“孟子说‘说服大人就藐视他’，这与这话有区别吗？”

译孟子所说的，是指应当以正义的道理去告知他，而不应当被他的权势地位所动摇罢了。至于尊卑等级的名分，原本也是未曾不存在的。只是这些言论各自有所指向罢了。

译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百姓就是最下等的了。”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中庸》说“等到他们知道了，那就是一样的”，这是说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是相同的；这里分为三等，是说他们起初进路的差异。生而知之的人，是天性禀赋完全纯粹，不等待学习就自然懂得义理。次一等的则必须学习然后才知道，再次一等的则是遇到困难后才反过来去学习。困而学，虽然在二者之下，然而最终达到的境界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人性本善的缘故。如果困而不学，那就是自暴自弃，这就是下愚了。然而生知、学知、困学，虽然最终达到的境界相同，但气象规模终究有所不同。考察古代的圣贤，就可以看到了。孔安国注“困”是有所不通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是否看清，听的时候考虑是否听清，脸色考虑是否温和，容貌考虑是否恭敬，言语考虑是否忠诚，做事考虑是否敬业，有疑问考虑是否请教，愤怒时考虑是否会有后患，见到利益时考虑是否合乎道义。”

九种考虑应当在此时，就在此时思考，这是天理得以扩充，而人欲得以遏制的途径。然而这九种情况，关键要在未发作之前加以涵养，在已发作之后加以持守，不然只是想在流荡中察识，在短暂中收敛，那大多会显得纷扰而没有力量。杨氏说：“德行靠思考而成就，靠愤怒欲望而败坏，所以九思从视听貌言开始，以忿怒和见利结束。”

孔子说：“见到善行就像怕赶不上一样，见到不善就像手探沸水一样。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隐居来保全自己的志向，实行义道来推行自己的主张。我听过这样的话，没见过这样的人。”

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们。

见善如不及，是迁善改过的迅速；见不善如探汤，是厌恶不仁的深切。这是笃实于自我修养的人能做到的。至于隐居来保全志向，实行义道来推行主张，那么他的退隐，是为了安于义理所安之处；而他的进取，是为了将道推行于天下。大概他所推行的道，就是他所求的志向。这是大人物做的事，所以说：“没见过这样的人。”举伯夷、叔齐来说，伯夷、叔齐就是能保全志向的人。先以齐景公为例，是为了说明求志的人不是羡慕外在的东西。

陈亢问伯鱼说：“你在你父亲那里也听到过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曾经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说：“学《诗》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伯鱼退下后就学习《诗》。有一天孔子又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说：“学《礼》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伯鱼退下后就学习《礼》。听到这两件事，陈亢退下后高兴地说：“问一件事得到三点收获，听到了《诗》的重要性，听到了《礼》的重要性，又听到了君子不偏私他的儿子。”

圣人竭尽两端的教诲，对亲近疏远、贤能愚笨的人没有区别。他告诉门人，本来就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而这里告诉伯鱼，也是先让他学《诗》，再让他学《礼》。学习的次序，本来就是这样。不学《诗》，就无法说话；改变心意，然后才能说话。不学《礼》，就无法立身；谨慎礼节，然后才能立身。陈亢起初怀疑伯鱼有特别的教诲，等到听到这些话，才知道这也是夫子教导门人的方法。所以有“君子不偏私其子”的说法，意思是不偏私他的儿子。品味伯鱼回答陈亢的语气，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熏陶的收获。

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说小童。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的人面前称她为寡小君。其他国家的人称她也为君夫人。

这是正名的意思。名称虽然正确，难道可以混淆实质吗？春秋时期，把妾母当作夫人的很多。严重的，就把妾当作夫人，像鲁惠公、晋平公那样；更严重的，就有像鲁昭公娶同姓女子那样。实质的背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国君称夫人，夫人自称，以及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称她，怎么能安心呢？正名，是为了要求实质相符吧？

论语解卷八

<经部,四书类,癸巳论语解》>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解卷九 宋 张栻 撰 阳货篇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在路上遇到了阳货。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说话。”说：“怀藏宝物却让国家迷乱，可以叫做仁吗？”孔子说：“不可以。”“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可以叫做智吗？”孔子说：“不可以。”阳货说：“日月流逝，岁月不等人。”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出仕了。”

阳货想让夫子来见他，因为夫子不去，就送小猪给夫子，想让夫子来拜谢。按礼节，应当去拜谢，怎么能不去呢？趁他不在家去，是不想见他；在路上遇到，就无法避免了。阳货三次问话，孔子应答如响，阳货大概是不值得与他深谈的人，所以孔子反复表达自己不得已的意思，用谦逊的话回答他。然而怀藏宝物却让国家迷乱，确实不能叫做仁；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确实不能叫做智。夫子确实不是不想出仕，只是不合乎正道就不可以。这样的话虽然谦逊，但道理也没有委屈。这是对待恶人的方法，如果别人用谦逊的话，可能会害了道理；直言道理，可能会在言辞上显得危险。圣人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