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解卷八
原性之理，无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论性之存乎气质，则人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与禽兽草木异。然就人之中，不无清浊厚薄之不同，而实亦未尝不相近也。不相近，则不得为人之类矣。而人贤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者，则因其清浊厚薄之不同，习于不善而日远耳。习者，积习而致也。善学者，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
上知则不沦于下，下愚则不达于上。苟非上知、下愚，则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于气禀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学而可至也。均是人也，虽气禀之浊，亦岂有不可变者乎？惟其自暴自弃而不知学，则为安于下愚而不可移矣。
子之武城，闻▯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莞尔而笑者，闻▯歌而喜也。割鸡焉用牛刀者，谓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学道，则有以飬其仁心，故爱人；小人学道，则亦和顺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闻子游之语，恐学者疑于前言，以国小民寡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为是，而谓前言为戏之辞。气抑▯之间，岂弟和平，无非教也。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东周乎？”
公山弗扰之召，夫子谓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圣人，恐有悔过自新之意也。自周之东，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诸侯逼天子，大夫制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东周之为也。如使圣人得用，必以正名为先，固将反东周之为，而复西周之旧，则夫公山弗扰，其得为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说，惧其污也。不知使圣人而诚可往，则其拨乱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扰执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于克乱以权耶？其能强公室，殆未可知也。其为东周，亦未可知也。夫弗扰不禀命于公而輙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乱，是谓以乱易乱，而反加甚焉。后世乱臣贼子所以借虚名而为篡夺之计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则是圣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説失之矣。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则不侮，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则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于磨不磷，湼不缁，在圣人然后可以言此。盖坚之至则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则湼而不缁矣。故杨氏曰：「坚白不足而欲自试于磨湼，其不磷缁者几希矣。」然而公山弗扰与佛肸之召，夫子皆尝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而卒不往者，则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子路盖不悦乎弗扰之召矣，及佛肸之召而复有言焉，则以夫中心所疑，虽闻圣人之言，而自反终未安，故问辨之不敢释，抑可谓善学矣。然而子路之不悦，在子路之分则当然，盖子路以己处圣人，而未能以圣人观圣人耳。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学所以明善也。不知学则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为善也。好仁不好学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为仁，而不知学
译推究人性的道理，没有不善的，这是人与万物所共有的。若论人性存在于气质之中，那么人禀受天地的精华、五行的秀气，本来就和禽兽草木不同。然而就在人之中，也不无清浊厚薄的差异，但实际上也未曾不相近。如果不相近，那就不能归为人类了。而人贤与不贤的差距，有的相差数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这是因为清浊厚薄的不同，习惯于不善而日益疏远罢了。习，是积习而导致的。善于学习的人，能够克服气质的偏颇，以恢复天性的本原，那么那些相近的人也可以达到一致了。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是不可改变的。”
上等的智者不会沦落到下愚的地步，下等的愚者无法通达上智的境界。如果不是上智和下愚，那么想不想改变的区别，本来是可以改变的。上智和下愚，仅仅是由于气禀决定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上智固然属于生而知之的范畴，但也通过学习可以达到。都是人，即使气禀浑浊，难道有不可改变的吗？只有那些自暴自弃而不知道学习的人，才会安于下愚而不可改变。
孔子到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使唤。’”孔子说：“学生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微笑，是因为听到弦歌之声而感到喜悦。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是说他用治理大国的方法去治理小地方。君子学习道，就有涵养仁心的方法，所以爱人；小人学习道，就会和顺地侍奉上级，所以容易使唤。孔子听到子游的话，担心学生们怀疑前面的话，认为国家小、百姓少就可以忽视，所以告诉学生们子游的话是对的，而说前面的话是开玩笑。在弦歌之间，和乐平易，无不是教化。
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召我的人难道会没有目的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在东方复兴周礼吧？”
公山弗扰召见孔子，孔子认为他不会徒然召见，是因为他肯召见圣人，恐怕有悔过自新的意思。自从周朝东迁以来，君臣上下的名分，一天天衰败，所以诸侯逼迫天子，大夫控制诸侯，而家臣背叛大夫，这就是东周的情况。如果圣人得到任用，一定会以正名为先，本来就要扭转东周的做法，恢复西周的旧制，那么公山弗扰，还能做今天的事吗？子路不高兴，是担心孔子受玷污。不知道如果圣人确实可以去，那么他拨乱反正，本来就有办法。有人说：公山弗扰掌握季氏的权力而叛乱，怎么知道他的志向不在于平定混乱以谋取权位呢？他能够加强公室的权力，大概还难以预料。他复兴东周，也难以预料。公山弗扰不听从公室的命令就擅自叛乱，他是逆臣。想要以此来平定混乱，这叫以乱易乱，反而更加严重。后世乱臣贼子借虚名而进行篡夺的计谋，就是这样。如果孔子认为他是这样而打算前往，那么圣人就可以被陷害和欺骗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受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勤敏就能成就功业，慈惠就能足够使唤人。”
能在天下实行这五种品德，那么他的心公平而周遍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恭敬是根本吗？
佛肸召见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亲身做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领地。’佛肸凭借中牟叛乱，您要去，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有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吗？磨也磨不薄。不是说洁白吗？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系在那里而不被食用呢？”
亲身做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领地。这是君子守身的常法。至于磨不薄、染不黑，只有圣人才能这样说。因为坚硬到了极点就磨不薄了，洁白到了极点就染不黑了。所以杨氏说：“坚硬洁白不足而想要自己在磨砺和染污中尝试，能不薄不黑的很少。”然而公山弗扰和佛肸的召见，孔子都曾打算前往但最终没有去，为什么呢？打算前往，是因为天下没有不可改变的人，没有不可做的事；最终没有去，是因为知道那些人终究不可改变，那些事终究不可为。一个是生养万物的仁心，一个是知人的智慧。子路大概对公山弗扰的召见不高兴了，等到佛肸召见时又有话说，是因为心中所怀疑的，虽然听到圣人的话，但自我反省终究不安，所以不敢放弃问辨，这也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然而子路的不高兴，在子路的立场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子路是以自己的标准看待圣人，而不能以圣人的标准看待圣人。
孔子说：“由啊，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愚昧；爱好智慧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伤害；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
学习是为了明辨善道。不知道学习就只是羡慕善的名声而不知道善之所以为善的原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习的弊病，比如想要努力践行自我约束以成为仁人，却不知道学习
以明之，则其所行所守未免于私意，适足以为愚而已。至于好知不好学，则用其聪明而不知约之所在，故其蔽荡。好信不好学，则守其小谅而不知义之所存，故其蔽贼。好直不好学，则务径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绞绞者讦而已。好勇不好学，则犯难而不知止，故其蔽乱。好刚不好学，则务胜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为达徳善行而不好学，则非所以为徳行，而反以自蔽。学如行大道，日辟而通也。不学如守暗室，终窒而蔽矣。
译用明智来彰显它，那么他所行的所为所守难免夹杂私意，恰好足以成为愚昧罢了。至于喜好智巧却不喜好学习，就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却不知道约束的所在，所以他的弊病是放荡。喜好诚信却不喜好学习，就会固守小信却不知道道义存在于何处，所以他的弊病是伤害。喜好直率却不喜好学习，就会追求直抒胸臆却不知道含蓄，所以他的弊病是急切，急切不过是揭发别人的短处罢了。喜好勇敢却不喜好学习，就会冒犯危难却不知道停止，所以他的弊病是作乱。喜好刚强却不喜好学习，就会追求胜利却不知道反省，所以他的弊病是狂妄。这六种情况本来是为了通达德行、善行，却不喜好学习，那么就不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反而用来遮蔽自己。学习就像行走在大路上，一天天开阔而通达。不学习就像守在暗室里，最终阻塞而蒙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谓兴己之善，观谓观人之志，和平而无邪，故可以羣；亲切而不伤，故可以怨；温柔敦厚，深笃乎人伦之际，故迩可以事父，逺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则诗，其可以不学乎？张子曰：止言事父事君，举其重者言之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为《周南》《召南》者，谓躬行《周南》《召南》之实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齐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后为家齐，由此而达之，则无所不可行。若为之不从此始，则动有隔碍，虽尺寸亦不可以推而行也。故曰：“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齐者，故欲为《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为先。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固所以行礼也；钟鼓，固所以为乐也。谓玉帛、钟鼓为非礼乐，则不可。然礼乐，岂止乎玉帛、钟鼓之间哉？得其本，则玉帛、钟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虚器而已。所谓本者，反诸吾身而求之，则知其不逺也。」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小人，谓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厉内荏，则其为欺与小人之为穿窬者，无以异也。尹氏曰：「色刚厉而内柔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异穿窬之盗哉？」
子曰郷原徳之贼也
孟子答万章之问详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説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故为贼夫徳也。
子曰道听而涂説徳之弃也
闻善者存而体之，则其徳蓄聚。若徒以资谈説而已，则于徳何有哉？是弃之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为事也。其所为患得者，乃计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则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则患得，既得则患失矣。若是，则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为，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乱臣贼子，其初亦岂敢遽有篡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则患得，既得则患失。患失则无所不至，履霜坚冰，驯致其道也。然则计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与君之原也。圣人谓为鄙夫者，盖区区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疾生乎气禀之偏，狂而肆者，过于进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见也；愚而直者，直情径行也。此虽偏而为疾，然犹为疾之常。至于狂而放，则流而为荡；矜而争，则溢而为忿戾；愚而▯直，则变而为诈。是盖世衰俗敝，则习益逺故也。言疾则固为偏，而今也，并与古之疾而亡之，则益甚矣。古者三疾，学则可瘳也；至于今之疾，悖理乱常之甚，盖难反矣。然困而能学，亦圣人之所不弃也。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解己见前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观聴，是以圣人恶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盖变乱事实，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乱，邦家所由倾覆也。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圣人恐学者但求于言，而反以支离也，故有「予欲无言」之叹。子贡从而问焉，亦可谓达矣。所谓「四时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无息也。天虽不言，而何隐哉？圣人亦何隐哉？动静语黙之间，无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之者也。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之不见疑，在弃絶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将命者闻，是
译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诗经》呢？《诗经》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风俗，可以合群交友，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兴”是指激发自己向善的志意，“观”是指观察他人的志向。因为平和而没有邪念，所以可以合群；因为亲切而不伤害人，所以可以抒发怨愤；因为温柔敦厚，对人伦关系深挚笃厚，所以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而且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既然这样，那么《诗经》难道可以不学吗？张载说：“只说侍奉父亲和侍奉君主，是举出最重要的方面来说的。”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寸步难行）！”
所谓学习《周南》《召南》，是指亲身实践《周南》《召南》所蕴含的道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根本于治理好家庭的，一定要像《周南》《召南》所描述的家庭事务那样去做，然后才能家庭和睦，由此推广开来，就没有什么不能实行的。如果做事不从这里开始，那么行动就会有阻碍，即使是一点点小事也无法推行。所以说：“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然而，没有不修养自身而能使家庭和睦的，所以想要实践《周南》《召南》的人，又要把修养自身放在首位。
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器和丝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和鼓吗？玉器和丝帛，固然用来行礼；钟和鼓，固然用来奏乐。如果说玉器和丝帛、钟和鼓不是礼乐，那是不对的。但是，礼乐难道仅仅局限于玉器和丝帛、钟和鼓之间吗？掌握了根本，那么玉器和丝帛、钟和鼓都是我们情感与文采的寄托；如果不掌握根本，那不过是空虚的器具罢了。所谓根本，就是反求诸己去探求，就知道它并不遥远。”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拿小人来比喻，大概就像挖墙洞的小偷吧？”小人，是指在下的卑劣之人。说君子如果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那么他的欺骗行为与小人的挖墙偷盗，没有什么区别。尹氏说：“外表刚强严厉而内心柔弱怯懦，是想让人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推究他的心思，与挖墙偷盗的小偷有什么不同呢？”
孔子说：“乡愿是道德的破坏者。”
孟子回答万章的问话已经详细论述过了。正因为乡愿居住的样子好像忠诚守信，行为的样子好像廉洁正直，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认为是对的，但却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所以他是道德的破坏者。
孔子说：“道听途说是道德的抛弃者。”
听到善言的人，将其存留并身体力行，那么他的道德就会积蓄增长。如果只是用来作为谈资罢了，那么对于道德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抛弃道德。
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患得患失的人，把得失当作事情的根本。他之所以担心得不到，是因为有计较利益、图谋私便的心。正因为有这种心，所以得到之后又担心失去。他担心失去的心，就是担心得到的心。没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得到后担心失去。像这样，那么凡是能够防止失去的事情，都会必然去做，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他们起初难道敢立刻有篡位弑君的念头吗？只是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的心，一步步堕落到了这个地步。所以说，没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得到后担心失去。担心失去就会无所不至，就像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结果。那么，计较利益、图谋私便的念头，就是弑父弑君的根源。圣人称他们为鄙陋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只追求一己私利，不是很鄙陋吗？
孔子说：“古代的人有三种毛病，现在的人或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古代的狂者放肆，现在的狂者放荡；古代的矜持者有棱角，现在的矜持者忿怒乖戾；古代的愚者直率，现在的愚者只是欺诈罢了。”
毛病产生于气质禀赋的偏颇，狂而放肆的人，是过于进取；矜持而有棱角的人，是棱角显露；愚而直率的人，是直情径行。这些虽然偏颇而成毛病，但还算是毛病的常态。至于狂而放纵，就流变为放荡；矜持而争强，就溢变为忿怒乖戾；愚而不再直率，就变成为欺诈。这是因为世道衰微、风俗败坏，所以习气越来越远离正道。说毛病本来就偏颇，而现在，连古代的毛病都没有了，那就更加严重了。古代的三种毛病，通过学习还可以治愈；至于现在的毛病，悖理乱常到了极点，大概很难改正了。然而，即使困顿而能学习，也是圣人所不抛弃的。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
解释已见前文。
孔子说：“我厌恶紫色夺去了朱色的光彩，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雅乐，厌恶伶牙俐齿的人颠覆国家。”
因为它们似是而非，有迷惑人的视听，所以圣人厌恶它们。伶牙俐齿之所以能颠覆国家，是因为他们变乱事实，使是非邪正全都混乱，国家因此倾覆。
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学生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
言语，本来是用来阐明道理的。圣人担心学者只追求言语，反而导致支离破碎，所以有“我想不再说话”的感叹。子贡接着问，也可以说是通达了。所谓“四季运行，百物生长”，是指天道流行不息。天虽然不说话，但有什么隐藏的呢？圣人又有什么隐藏的呢？动静语默之间，无非是至理所在。再说一遍：“天说了什么话呢？”这是为了强调。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来瑟弹奏并歌唱，让孺悲听到。
孺悲不被接见，大概是在被拒绝的范围内了。取瑟歌唱，让传话的人听到，这是
宰我问：“三年之防，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防，食防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懐。夫三年之防，天下之通防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于其亲，盖其心之不可以己者。先王制礼，为之过不及之节，而防之以三年，是谓天之则也。宰我论防礼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复告之以「女安则为之」。夫其食防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于心故也。宰我闻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忍于中矣。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饱食而无所用心，则放越而莫知其极。凡恶之所由生也，博奕虽不足道，然方其为之，意专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极者，犹为愈焉。此章大抵言无所用心，则长恶为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君子尚义，不尚勇。盖尚勇，则徒知勇之务，而或至于犯义者有之。尚义，则义之所当为，勇固在其中矣。乱，谓乱常理也。盗，谓盗其上也。君子、小人，以在上、在下者为称。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君子者，惟其爱人，故恶称人之恶者，为其薄也；惟其顺徳，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为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恶勇而无礼者，为其陵犯也；惟其达义，故恶果敢而窒者，为其冥行【一本作妄动】也。此恶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义也。子贡之恶恶，其近似而害于知、勇与直者也。子贡恶乎此，则所以检身者，抑可知矣。徼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为己有。
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女子，隂质；小人，隂类。其所望于人者常深，故难飬。知其难飬如此，则当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与夫不恶而严乎？」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见恶者，有不善而见恶于人也。此又甚于无闻者，方其壮时，犹不能用力以矫厉，则终于沦弃，可知矣。此警惧学者，使之激昂自进于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者，皆当其时，于其身处之，尽其道者也。其立纣之朝，所以维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则自靖以献于先王。详味《微子》一篇，则可见三子之所为，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称为仁，以其不失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诚恻怛，克尽其道故也】
桞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桞下惠仕则仕，黜则黜，而未尝枉其道也。若枉道，则害于和之理矣。至于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虽周行天下，而未尝苟仕也，则与下惠异矣。下惠谓“焉往而不三黜”，则所以期于斯世者，亦几于不恭矣。此篇记桞下惠于三仁之后，以明其趋之一下文又详着孔子之事，以见圣人之为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则陷于一偏，而不足以知圣人者；夷、齐而下，虽各得其道，而未尽其至者，故终之以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盖于是无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计量所以待之轻重，是与孔子事道之意违矣。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礼极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间，则待之之礼为至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不系待
译宰我问：“守三年的丧期，时间太久了。君子三年不习礼，礼一定会败坏；三年不习乐，乐一定会崩坏。陈粮已经吃完，新粮已经登场，钻木取火的木材也更换了，守丧一年就可以结束了。”孔子说：“吃着白米饭，穿着锦缎衣，你心里安适吗？”宰我说：“安适。”孔子说：“你既然安适，那就去做吧。君子守丧期间，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安适，所以才不这样做。如今你心里安适，那就去做吧。”宰我退出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出生后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三年之丧，是天下的通丧。宰我对他的父母有这三年的爱吗？”
为人子女对父母表达哀思，是因为内心无法抑制。先王制定礼制，规定了过与不及的节度，并以三年为丧期，这是符合天道的准则。宰我讨论丧礼，想将丧期缩短为一年，孔子反复告诉他“如果你心里安适，那就去做”。君子守丧期间，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安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内心有所不忍。宰我听了孔子的这番话，退出去时，内心必定有了能忍心缩短丧期的理由。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样的人很难有所成就啊！不是有下棋的游戏吗？去下棋，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吃饱了饭而不用心思考，就会放纵越轨而没有止境。这是各种恶行产生的根源。下棋虽然不足称道，但在下棋时，心意专一于此，与那些放纵越轨而没有止境的人相比，还是好一些。这一章大体是说，不用心思考，就会滋长恶行，这是很可怕的。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做强盗。”
君子崇尚义，不崇尚勇。因为崇尚勇，就只知道勇的重要性，有时会做出违背义的事。崇尚义，那么义所要求做的事，勇自然包含在其中了。乱，是指扰乱常理。盗，是指盗窃上级。君子和小人，是根据地位在上或在下来称呼的。
子贡问：“君子也有厌恶的人吗？”孔子说：“有。我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却诽谤上级的人，厌恶勇敢而无礼的人，厌恶果断坚决却固执不通的人。”子贡说：“赐也有厌恶的人吗？”孔子说：“我厌恶抄袭别人意见当作自己智慧的人，厌恶不谦逊却自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别人隐私当作正直的人。”
君子因为爱人，所以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认为他们刻薄；因为顺从道德，所以厌恶身居下位却诽谤上级的人，认为他们悖逆；因为遵循理法，所以厌恶勇敢而无礼的人，认为他们侵犯凌驾；因为通达义理，所以厌恶果断坚决却固执不通的人，认为他们盲目行动。这种厌恶不善的公心，也是天下的通义。子贡所厌恶的，是那些似是而非、危害智慧、勇敢和正直的人。子贡厌恶这些人，那么他用来约束自身的方法，也就可想而知了。徼，孔安国注解说：抄袭。抄袭别人的意思当作自己的。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怨恨。女子，属于阴柔之质；小人，属于阴柔之类。他们对别人的期望常常很深，所以难以教养。知道他们如此难以教养，就应当思考对待他们的方法。大概只有温和而有节制，不厌恶他们却保持威严吧？”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这一生也就完了。”
被人厌恶，是因为有不善的行为而被人厌恶。这比默默无闻更严重，正当壮年时，还不能努力矫正自己，那么最终被抛弃，是可以预料的。这是警示求学的人，使他们及早奋发进取。
微子离开了殷朝，箕子沦为奴隶，比干因劝谏而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
这三个人，都处在当时的环境中，根据自身处境，尽到了自己的道义。他们在纣王的朝廷上，维持宗庙社稷的心意，到了极点；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自我安顿以向先王献祭。详细品味《微子》这一篇，就可以看出三位先生的所作所为，深切周到。孔子都称他们为仁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失去本性中的理。
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侍奉人，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呢？歪曲正道侍奉人，何必离开父母之国呢？”柳下惠做官就做官，被罢免就被罢免，从未歪曲自己的道义。如果歪曲道义，就损害了和谐的道理。至于孔子，道义不能实行，虽然可以离开父母之国，但也离开了。虽然周游天下，但从未苟且做官，这与柳下惠不同。柳下惠说“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那么他对这个世道的期望，也近乎不恭敬了。这一篇在记载三仁之后记载柳下惠，以表明他的取向稍次；下文又详细记载孔子的事情，以显示圣人的行为达到了极致。像楚狂、耦耕、荷蓧这些人，则陷于一偏，不足以了解圣人；伯夷、叔齐等人，虽然各自得其道，但没有达到极致，所以最后以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作结，在这上面没有可以添加的了。这是孟子集大成的意思。
齐景公对待孔子说：“像季氏那样，我不能以介于季孙和孟孙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孔子便离开了。
景公衡量对待孔子的轻重，这与孔子事奉道义的心意违背了。程子说：“季氏是强臣，君主对待他的礼节极其隆重，但这不是对待孔子的方式。介于季孙和孟孙之间的待遇，对待他的礼节已经非常隆重了。然而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这不取决于对待
去谗、逺色、贱货而贵徳，所以劝贤也。今好色而忘敬贤之心，则道之不行，可见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徳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接舆之意，盖欲夫子隐居以避世耳。观其知凤徳之衰，且辞气舒而不迫，其人天资亦髙矣。夫子意其可以告语，欲与之言，其趋而辟，盖匿其声迹而已。于是见其隘矣。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夫子使子路问津，亦察其容止之有异也。长沮谓是知津矣，此讥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之意，则以为当世滔滔一律，谁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为？言其徒劳耳，故以夫子为辟人之士，谓其道不合而后去也；以己为辟世之士，谓举世不得而亲之也。夫子怃然者，以其与吾意异也。夫人不可与鸟兽同羣，当与斯人为徒耳。以天下之无道也，故欲从而变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则何事于变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无道而辟之，则将去人之类，与鸟兽同羣而后为可耳。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其意以为吾知勤四体、分五谷之为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聴其辞气，见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杀鸡为黍以食，而复见其二子，则其为人盖有余裕，而疑非遂絶世者也。故夫子以为隐者，而使子路反见之，欲有以告语之也。至则行矣，则惟恐人之已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尔。义者，宜也。故宜莫大于君臣，故以不仕为无义。丈人之见二子，长幼之节不可得而废者也。其不可得而废者，非以其性之所有乎？长幼之节既不可废，则夫君臣之义又乌得而废之乎？彼盖欲洁其身，而不知乱伦之害于人道为大也。君子之仕，岂为他哉？行吾义而已。道之不行，君子岂不知乎？而汲汲于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己者也。此篇所载，楚狂、耦耕、荷蓧，此四人皆素隐者，然就其中，荷蓧其差髙乎？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桞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桞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七人者，皆为逸民，而制行则异，亦有浅深之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与下惠、少连，虽立于恶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则未尝枉也。故言不失于伦理，而行不违其虑思，此所谓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于虞仲、夷逸，则又其次也。放言，谓其言放而不拘也，异乎中伦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于清者之所为，而其退而废也，亦非素隐行怪之为，有合于权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无可无不可”，则异乎七子者之撰矣。“无可”者，不以可为主也；“无不可”者，不以不可为主也。其曰“无”者，言其不存于中也。然则夫子之心，果何如哉？当可则可，当不可则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夷、齐之
译远离谗言、疏远美色、轻视财物而崇尚德行，这是用来勉励贤人的方法。如今喜好美色而忘记了敬重贤人的心意，那么正道不能施行，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要摒弃这些。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德行如此衰微？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接舆快步避开，孔子没能和他说话。
接舆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孔子隐居来躲避乱世罢了。看他知道凤凰般的德行衰微，而且言辞语气舒缓而不急促，这个人的天资也很高了。孔子心想他可以交谈，想和他说话，他快步避开，大概是隐藏自己的声音和踪迹罢了。于是孔子看出他的狭隘了。
长沮和桀溺两人并肩耕作，孔子路过那里，派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混乱像洪水一样到处如此，而谁能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避开坏人的人，哪里比得上跟随避开乱世的人呢？”说完继续除草不停歇。子路走回去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人不能和鸟兽同群，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会参与改变它了。”
孔子派子路问渡口，也是观察到他们仪容举止有特异之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了”，这是讥讽孔子周游天下已经很久了。桀溺的意思，则认为当世混乱一律，谁肯用孔子的道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说这是徒劳罢了，所以把孔子称为避开坏人的人，认为他的道不合时宜然后离开；把自己称为避开乱世的人，认为举世之人无法亲近。孔子怅然若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与自己不同。人不能和鸟兽同群，应当和世人在一起罢了。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想要去改变它。如果天下有道，那么何必去改变呢？如果一定要像桀溺那样，因为无道而避开，那就要离开人类，和鸟兽同群然后才行。
子路跟随孔子后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你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说完把拐杖插在地上除草。子路拱手站立，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黄米饭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去告诉孔子，说：“是一位隐士。”孔子派子路返回去见他，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义的，长幼的礼节不可废弃，君臣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大伦常。君子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道不能施行，已经知道了。”
“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他的意思是认为我只知道勤劳四肢、分辨五谷才是道罢了。插下拐杖除草，也不显得急促。子路听他的言辞语气，看他的仪容举止，因而尊敬他，拱手站立，还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黄米饭给他吃，又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那么他的为人大概是宽裕从容的，怀疑他并不是彻底断绝尘世的人。所以孔子认为他是隐士，派子路返回去见他，想要有所告知。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那是只担心别人已经知道，所以离开来躲避，他的狭隘可以知道了。子路所说的话，大概是转述孔子的意思罢了。义，就是适宜。所以适宜没有比君臣关系更大的了，所以把不做官看作是不义。老人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长幼的礼节是不可废弃的。那不可废弃的，不就是因为这是本性所具有的吗？长幼的礼节既然不可废弃，那么君臣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他大概是想要洁身自好，却不知道扰乱伦常对人性危害很大。君子做官，难道是为了其他吗？只是践行我的道义罢了。道不能施行，君子难道不知道吗？却急切地投身于这个世间，本来就有不能停止的原因。这一篇所记载的，楚狂、耦耕、荷蓧，这四个人都是向来隐居的人，然而其中，荷蓧的老人稍微高明一些。
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就是这样。至于柳下惠、少连，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也就这样罢了。至于虞仲、夷逸，隐居并发出放荡的言论，自身保持清高，退隐合乎权变。我与他们不同，没有绝对可行的，也没有绝对不可行的。
这七个人，都是隐士，但立身的行为不同，也有深浅的区别。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身份，这是清高的极致。柳下惠、少连，虽然站在恶人的朝廷里，难免降低志向、辱没身份，但道义未曾弯曲。所以言语不违背伦理，行为不违背思虑，这就是所谓随和地与他们相处而不失去自我。至于虞仲、夷逸，则又次一等。放荡的言论，是说他们的言论放纵而不拘束，不同于合乎伦理的言论。然而他们保持自身也符合清高之人的作为，他们退隐废弃仕途，也不是刻意隐居行为怪异，合乎权变是可以采纳的。至于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则不同于这七个人的做法了。“无可”，是不把可行作为主旨；“无不可”，是不把不可行作为主旨。所说的“无”，是说心中不存有固定的成见。那么孔子的心，究竟是怎样的呢？应当可行时就可行，应当不可行时就不可行，大而化之，大概只有天道如此吧？像伯夷、叔齐那样
心，则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连，则未免有可也。故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而已。
译对于“心”这一境界，便难免有不可取之处；若是像柳下惠、少连那样，便难免有可取之处。所以孟子说，他所愿意做的，不过是学习孔子罢了。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张子曰：「始者乐失，其次夫子自卫反鲁，一尝治之。其后伶人贱工识乐之正，及鲁益衰，三家僭妄，自大师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乱圣人俄顷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岂虚言哉！」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此四言者，反复而言之，皆当在所笃也。笃乎此，则君国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亲，尹氏曰：“亲者不失其为亲，是以无所施。”此説为安。大臣既用之，则当聴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旧无大故，则不弃絶之。大故必得罪于国与民者也。然曰不弃而已，非私以爵禄也。无求备于一人，于一夫之身而求备，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飬徳也。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张子曰：「周有八士，记善人之富也。」杨曰：「八人尽为士之道，故谓之八士。」
论语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解卷十 宋 张栻 撰子张篇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防思哀，其可已矣。」
见危则致命，见得则思义，决择于义利之际也。祭则思敬，防则思哀，笃于本也。其可已矣者，犹云若是，可谓士矣。杨氏曰：“于成人曰授命，曰见利；于士曰致命，曰见得。盖致命则力为之，不如授命之安；见利则未必得也，见得而后思义焉，则不豫矣。此成人与士之异也。”
子张曰：「执徳不▯，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执徳▯，则进徳有地；信道笃，则志道不回。苟其不然，虽有为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为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笃，则执徳无由▯。」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包注：友交当如子夏，泛交当如子张。其説是，盖交有浅深，二子论交各为一义，不可废也。若但与之泛然交际而已，则固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若与之为朋友之交，则当与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辞微过甚耳。然而在学者之分，则子张之言未若子夏之严也，而遽非子夏之説，且曰：“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徳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气象也与。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尧舜之道，天下之达道也。非尧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长，非无可观也。然以致逺则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逺，谓推之天下与来世也。君子之学，岂但为目前计哉？亦期以逺而已。则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为也。然惟其有可观，故可以惑人。人惑之，谓见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逺存心，则乌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违，故其有常存。此之谓好学。」日知其所亡，谓日知其所未有也。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不可便以此为仁，而仁不外是也。惟从事于此而不计其获，则循序而自至。盖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圣门论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务学，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极其至也。盖道本不离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则不能有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有过则改之而已，小人耻过而惮改，故必文。文谓饰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望之俨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温，和而厚也；聴其言也厉，约
译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亚饭干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击鼓的方叔到了黄河边，摇鼗的武到了汉水边，少师阳和击磬的襄逃到了海边。张子说：“起初是礼乐衰败，后来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曾一度整理过礼乐。此后那些懂得正统礼乐的乐师和工匠，等到鲁国更加衰微，三家僭越妄为，从太师以下的人都纷纷流散到四方，渡过黄河、跳入大海而离去。扰乱圣人片刻的辅助，教化之功竟已衰败到如此地步。孔子说‘任用我，一年就可以做好’，这难道是虚话吗！”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属，不让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故旧臣子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他们。不对一个人要求完美无缺。”
这四句话，反复说来，都应当深切笃行。笃行这四点，那么治理国家、爱护百姓的根本就确立了。不疏远亲属，尹氏说：“亲近的人不失其为亲近，因此无所疏远。”这种说法较为稳妥。大臣既然被任用，就应当听从他们的言论，让他们能够施行其道，怎么可以让他们怨恨不被任用呢？故旧臣子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他们。重大过错一定是得罪了国家和百姓的。然而只说不抛弃罢了，并不是私下给予爵位俸禄。不对一个人要求完美，在一个人身上要求完美，不仅失去了用人之道，也不是修养德行的方法。
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张子说：“周朝有八位贤士，这是记载善人之多。”杨氏说：“八个人都尽到了士的道理，所以称为八士。”
论语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解卷十 宋 张栻 撰 子张篇
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险敢于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想到道义，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悲哀，这样就可以成为士人了。”
见到危险就献出生命，见到利益就想到道义，这是在义利之间做出抉择。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悲哀，这是对本分的笃实。所谓“这样就可以成为士人了”，意思是说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士人了。杨氏说：“对于成人说‘授命’，说‘见利’；对于士人说‘致命’，说‘见得’。大概‘致命’是尽力为之，不如‘授命’那样安详；‘见利’是未必能得到，‘见得’之后才想到道义，就不预先计较了。这是成人与士人的不同。”
子张说：“坚持德行不牢固，信奉道义不笃实，这样的人存在有什么用，不存在又有什么损失？坚持德行牢固，那么增进德行就有根基；信奉道义笃实，那么志向于道就不会动摇。如果不这样，即使有行善的心，也像有又像没有，不能算是存在或不存在。”程子说：“信奉道义不笃实，那么坚持德行就没有办法牢固。”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与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君子尊重贤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我如果是大贤人，对于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我如果不是贤人，别人将拒绝我，我又怎么能拒绝别人呢？”
包咸注：朋友之间的交往应当像子夏那样，泛泛之交应当像子张那样。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交往有深浅之分，两位先生论交友各持一种义理，不可废弃。如果只是泛泛地交际而已，那么固然应当尊重贤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如果是作为朋友交往，那么就应当与可以交往的人交往，而拒绝不可以交往的人。但拒绝的言辞稍微过于严厉罢了。然而在学者的本分上，子张的话不如子夏那样严谨，却立刻否定子夏的说法，并且说：“我如果是大贤人，对于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他的话好像以成德自居，这也是他那种堂堂气象吧。
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但用来达到远大目标恐怕会受阻滞，所以君子不从事小技艺。”
尧舜之道，是天下的通达之道。不是尧舜之道，都是小技艺罢了。小技艺也各有长处，并非没有值得看的地方。但是用来达到远大目标就一定有弊端，而不可以推行。达到远大目标，是说推及天下和后世。君子的学问，难道只是为了眼前打算吗？也是期望达到远大目标罢了。那么小技艺，君子不从事是适宜的。然而正因为小技艺有值得看的地方，所以可以迷惑人。人被迷惑，是因为看到了近处的利益罢了。如果怀着达到远大目标的心，那么哪里会被迷惑呢？
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可以说是好学了。致力于求知而不舍弃，所以知识每天更新；保持已有的而不违背，所以已有的常常存在。这就叫好学。”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是说每天知道自己所没有的。
子夏说：“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提问而思考当前的事，仁德就在其中了。”
广泛学习，坚定志向，恳切提问，思考当前的事，不能立刻把这些当作仁德，但仁德不超出这些范围。只有从事这些而不计较收获，那么循序渐进自然能达到。大概不可以急于求成而主观臆测。圣门论仁，大体如此。
子夏说：“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
百工在作坊里，是为了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致力于学习，是为了达到道。达到，是说达到极致。大概道本来不离人，但从尚未契合的人来说，如果不努力以达到它，就不能拥有于自身。
子夏说：“小人的过错必定掩饰。”
有过错就改正罢了，小人以过错为耻而害怕改正，所以必定掩饰。掩饰是说文饰错误来自欺。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看威严庄重，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严厉。”远看威严庄重，是恭敬而庄重；接近温和可亲，是和顺而宽厚；听他说话严厉，是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