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觧卷六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身率之于前，而劝相之于后。充此，固足以尽为政始终之道矣。而子路犹请益焉，则告之以无倦，使之敦笃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先有司，则事有所任；赦小过，则人得展其才；举贤才，则可以成治而善俗。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为要矣。人才诚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贤才而举之」之问。「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舎诸？」此立贤无方之公心也。然则又奚患贤才之不闻哉？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此虽为卫国而发，实为天下国家之要也。正名之道，莫先于人伦之际。当时卫国，自其人伦盖已不正矣，故夫子首以为言。以子路之贤，而以为迂，迂谓其难行也。圣人以为野者，以其不阙其所不知也。于是为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间，洪纎髙下，是非美恶，有其物，有其事，则有其名，盖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则洪纎髙下失其伦，是非美恶紊其宜，言之斯不顺矣。言之不顺，则咈于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则失其序而不和，礼乐之所以不兴也。礼乐不兴，则必至于从事于刑罚，以强人之从已，则刑罚不中，而民无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盖至此。若夫君子，则其名必可言，其言必可行，言未尝有所苟，以其正名为先故耳。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学稼圃，之意以为在上者当厪力以先民也。夫子答以不如老农老圃，谓非君子所当事者也。樊迟既出，而复申言之者，迟无以复，而义有未尽也。小人云者，为其所见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从也，而有弗从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礼，则笃于恭让，故民视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义，则动而得其宜，故民心为之厌服焉。上好信，则诚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无敢欺焉。感应之机，固不逺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国之民，四方之人莫不愿为之氓矣。区区欲下从农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逹；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人情事理皆具于《三百篇》之中，故诵之而可以达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后语，得其所以言者也，故诵之而可以专对。若诵诗矣，而于此二者无得焉，则是诵言而忘味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从违之本，不系于令，系于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鲁卫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时，二国之政陵夷，亦无以异也。故圣人叹息焉。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无求富之心，于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则其欲不竞于物，可知矣。此所以为善居室。
子适衞，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则当富之；富矣，则当敎之。圣贤仁民之意无穷，而施之为有序也。冉有亦可谓善问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纲立，三
译子路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先给百姓作表率，然后让他们勤劳工作。”子路请求再多说一些，孔子说：“不要懈怠。”
自身在前面带头示范，在后面勉励协助。充实这两点，本来就足以穷尽为政始终的道理了。而子路还请求再多说一些，于是孔子用“不要懈怠”来告诉他，只是让他在这两点上更加敦厚笃实罢了。
仲弓担任季氏的家臣，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官吏，赦免小过错，提拔贤才。”仲弓说：“怎样识别贤才而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们吗？”先责成下属官吏，那么事务就有专人负责；赦免小过错，那么人们就能施展他们的才能；提拔贤才，就可以成就治世并改善风俗。为政也不过以这三点为关键罢了。人才确实不容易了解，所以仲弓有“怎样识别贤才而提拔他们”的疑问。“提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们吗？”这是选拔贤才不拘一格、大公无私的心胸。既然这样，又何必担心贤才不被听闻呢？
子路说：“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样的事吗？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端正名分呢？”孔子说：“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如何安顿手脚。所以君子命名一定要能说得通，说话一定要能行得通。君子对于他的言语，不过是无所苟且罢了。”
这虽然是针对卫国而说的，实际上是天下国家的关键。端正名分的道理，没有比人伦关系更优先的。当时卫国，从人伦关系来看大概已经不正了，所以孔子首先以此言说。凭子路的贤能，却认为孔子迂腐，迂腐是说难以实行。圣人认为子路粗野，是因为他对所不知道的事情不采取存疑的态度。于是为他阐述端正名分的道理：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凡在天地之间，宏大细微、高低上下、是非美恶，有它的物，有它的事，就有它的名，这是道理所确定的。名分不正，那么宏大细微、高低上下就失去其伦常，是非美恶就混乱其适宜，说话就不顺理了。说话不顺理，就违背人心，而人们不服从，这就是事情办不成的原因。事情办不成，就失去秩序而不和谐，这就是礼乐不能兴起的原因。礼乐不能兴起，就必然要从事刑罚，以强迫人们顺从自己，那么刑罚就不得当，而百姓就无处安顿他们的手脚了。名分不正，其弊端大概到了这个地步。至于君子，那么他的名分一定能说得通，他的言语一定能行得通，言语不曾有所苟且，因为他以端正名分为先的缘故。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求学习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须真是小人啊！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的；在上位的人喜好义，那么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喜好信，那么百姓就没有敢不竭尽真情的。像这样，那么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种庄稼呢？”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和蔬菜，意思是认为在上位的人应当尽力为百姓做表率。孔子回答说不如老农老菜农，是说这不是君子应当从事的事情。樊迟出去后，孔子又重申这些话，是因为樊迟无法再回应，而其中的义理还没有讲尽。说他是小人，是因为他所见的是小人的事情。孟子所说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是这个意思。在上位的人所喜好的，在下位的人所跟随的，如果有不跟随的，那是喜好得还不够罢了。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笃实于恭敬谦让，所以百姓看着他就没有不尊敬的。在上位的人喜好义，那么行动都得其适宜，所以民心为此而厌服。在上位的人喜好信，那么诚意向下感化，所以百姓也竭尽真情而没有敢欺骗的。感应的契机，本来就不远。这不只是有办法得到自己国家的百姓，四方的人没有不愿意成为他的子民的。仅仅想要向下从事农圃之事来得到百姓，这也太渺小了。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不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人情事理都具备在《诗经》三百篇之中，所以诵读它可以通达政事。《诗经》三百篇都是改变其心然后才说话，懂得其说话的原因，所以诵读它可以独立应对。如果诵读《诗经》了，而在这两方面没有收获，那就是诵读言语而忘记了滋味的人。
孔子说：“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也能行得通；自身行为不端正，虽然下了命令也不服从。”
服从与违抗的根本，不取决于命令，取决于用来示人的样子如何罢了。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
鲁国和卫国的祖先，本来是兄弟。而在春秋时期，两国的政事衰败，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叹息。
孔子称赞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开始有一点财产，他说：“差不多够了。”财产稍多了一些，他说：“差不多完备了。”财产富足了，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公子荆没有追求富裕的心，对于他的财产达到“够”、“完备”、“完美”的程度，都说“差不多”，那么他欲望不与人争竞，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他善于管理家业的原因。
孔子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
人口多了，就应当使他们富裕；富裕了，就应当教化他们。圣贤仁爱百姓的心意无穷无尽，而施行的步骤是有顺序的。冉有也可以说是善于提问了。
孔子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有成就。”
一年而大纲确立，三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相继，百年之间，其敎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于恶。若夫进乎此，则其风化固不止于此也。故继之以王者，必世而后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养之深，仁政薫陶之乆，莫能然也。此则非善人之所及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圣贤之论为政，未有不本于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则其推于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于正人，若之何哉？后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悦诚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事止于一事而已。若政则纲纪存焉。政虽有，但为一事者，而其所该，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为，冉子之所得与者，事耳。苟有意于政，则岂有不咨于孔子者乎？冉子以事为政，圣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此二言者，兴丧之端，实分焉。盖知夫为君之难，则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将至矣。惟乐其从而不察其不善，则谗谄靣防之人至与之俱沦亡而后止矣。圣人之言，含蓄而无弊，故问一言可以兴丧，则以为言不可以若是而举其几者焉。几近也。旣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必曰“如知为君之难而后以为几焉”。旣曰“惟其言而莫予违”，必曰“如不善而莫之违也”，而后以为几焉。亦可见立言之密矣。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近者乐其泽，远者慕其风，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泽不及于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欲速，则期于成，而所为者必苟，故反以不达；见小利，则徇目前，而忘乆远之谋，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见小利，平心易气，正义明纪，为其可继而已矣。以子夏之规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者，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之者也。父子之亲，性之理也。其更相为隐，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于其间也。若于所当隐而不之隐，则是逆天性之理，斯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实者，其于君臣父子之际，咈其所以为直之理，几何其不若是哉？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居处恭，亦敬也。端庄俨恪之谓，执事敬，当是事则主是事也。与人忠，无敢欺，无敢慢也。要须从事之久，则下学上逹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间断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郷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圣人三答子贡之问，虽有浅深，然皆笃实为已之事。士之为士，以实为贵也。行已有耻，不为不义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周于用也。宗族称孝，郷党称弟，虽未知其见于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已信于人也。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虽有未能合于义，而亦区区庶几期于自守者，小人云者，谓所见之小耳。子贡初有疑于今之从政者，于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则又以为问焉。程子曰：志苟急于斗筲，
译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足以消除残暴、废除杀戮了。”这话真是不错啊！善人相继执政，在百年之间，他们教化的影响所及，也能使百姓不走向邪恶。如果比这更进一步，那么风气的教化自然不止于此。所以接着说，如果是王者执政，必定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执政，必定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
使百姓都遵循仁道，如果不是仁心涵养深厚，仁政熏陶长久，是不能做到的。这就不是善人所能达到的了。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圣贤谈论为政，没有不根本于端正自身的。端正了自己，那么推及到处理政务，也就是顺理成章罢了。自身尚且不能端正，对于端正别人，又能怎么办呢？后世的治理，没有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冉有回答说：“有政务。”孔子说：“是事务罢了？如果是政务，即使不被任用，我也能听到。”
事务只限于具体的一件事而已。如果是政务，则关乎纲纪。政务虽然存在，但只是针对一件事的，而它所涵盖的，本来就不止于这件事。季氏所做的，冉有所能参与的，只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意于政务，难道有不咨询孔子的吗？冉有把事务当作政务，圣人加以辨析，也是借此来警示他。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人们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难，这不就近乎一句话使国家兴盛了吗？”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人们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乐趣，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我。’如果他说得好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他说得不好而没有人违背，这不就近乎一句话使国家灭亡了吗？”
这两句话，兴亡的端倪，确实区分开了。大概知道做君主难，就一定会思考自我勉励的方法，而容易治理的局面就会到来。只喜欢别人顺从而不考察其不善，那么谗佞奸邪之人就会到来，与之一起沦亡而后止。圣人的言语，含蓄而没有弊端，所以问一句话可以兴亡，就认为话不能这么绝对地举出端倪。几，是近的意思。既然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必定要说“如果知道做君主难，然后才认为这是端倪”。既然说“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我”，必定要说“如果不好而没有人违背”，然后才认为这是端倪。也可以看出立言的严密了。
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前来。”
近处的人乐于其恩泽，远处的人仰慕其风气，这是政治的善美。然而没有恩泽不及于近处，而能使人仰慕的。
子夏做莒父的长官，问政。孔子说：“不要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追求速度就不能达到目的，贪图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
追求速度，就期望成功，而所做的事必定苟且，所以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顺从眼前，而忘记长远的谋划，所以反而有害于大事。做事不追求速度，不贪图小利，心境平和，正义明纪，只要是可以持续的就做罢了。以子夏的格局，孔子担心他小成，所以用这话告诉他。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了他。”孔子说：“我们那里的正直的人不同于这个，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正直，是顺其天性而不以人为害的。父子之亲，是天性的道理。他们互相隐瞒，这是像天性那样自然，而不是在其中有所添加的。如果在应当隐瞒的时候不隐瞒，这就是逆天性的道理，这就是不正直了。世上那些循名而不究其实的人，他们在君臣父子之间，违背了所以为正直的道理，几乎不就是这样吗？
樊迟问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对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
日常起居恭敬，也是敬。端庄严肃的样子，处理事务严肃，应当做这件事就专注于这件事。对人忠诚，不敢欺骗，不敢怠慢。必须长期从事，那么下学上达的意味日益加深，仁就在其中了。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这是说工夫不可间断。
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孔子说：“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悌敬。”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硁硁然的小人啊，但也算次一等的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孔子说：“唉！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
圣人三次回答子贡的问话，虽然有深浅，但都是笃实为己的事。士之为士，以实在为贵。行为有羞耻心，不做不义的事。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周遍于用。宗族称赞孝顺，乡里称赞悌敬，虽然不知道他在用世方面如何，但他的孝悌之行已经被人信任了。至于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虽然有不合于义的地方，但也区区庶几期望于自守，小人说的，是说所见的小。子贡起初对现在的执政者有疑惑，于是知道夫子的意旨所在，就又问。程子说：志如果急于斗筲，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谓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见髙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见狷者所守坚确，而见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则斯二者亦可以与之进而裁之于中也。盖狂者力行以践之，则其见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则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医专精于祭祀疾病之际，非无恒者所可为也。无恒者，虽巫医且不可为也。圣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义，谓“不恒其德者，必至于羞辱”。承之又断之曰：“不占而已矣。”谓理之必然，不待占决而可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于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于理，则不为苟同；同其私，则不能和义。天理、人欲，不两立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乡人皆好之，皆恶之，未可以其人为善也。盖乡人有善恶，则其好恶不容不异。若皆好之，恐未免于同乎流俗也；若皆恶之，恐未免于崖异絶世也。故不若郷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则其为善诚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説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难说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説者，义理而已，非说人之说已也。故说之不以道，则不説。与人为善，而取人不求备。故使人则器之，小人则徇于一已之私而已。故顺已则喜，而不察其非道也；胜已则忌，而惟欲责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者，心广而体胖；骄者，意盈而气盛也。骄则何由？泰，泰则奚骄之有？然而能不骄矣，而未之泰者，则亦有之。盖虽能制其私，而涵飬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木讷，言其质也。刚，则所执者强；毅，则其行必果。木者，质朴；讷者，涩钝。反是，其去仁远矣。虽然，有刚毅木讷之质，亦从事于学，而后可以至于仁。不然，其质虽近仁，而亦莫由进也【一本云：计较作为，害仁为甚，故以刚毅木讷之质为近仁焉】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善道相磨之意，偲偲思虑相成之意。朋友之间，不越是二端而已。至于兄弟，则特可言怡怡焉，以怡怡为主，而所谓长善救失者，盖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于怡怡，则为先失，所以处兄弟之道矣。而余何言乎？以子路之刚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善人而敎民，至于七年之乆，而犹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谓即戎者，如易利用行师，利用侵伐之类。
子曰以不敎民战是谓弃之
所谓敎者，敎之以君臣父子长防之义，使皆有亲其上、死其长之心，而又敎之以节制，如《司马法》是也。若未之敎而驱之战，则是弃之死地而已矣。
宪问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邦有道而禄食，理之顺且常也。若无道之世，退而处约，乃其常耳。而可荣以禄焉，则必枉其道，为可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谓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犹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则克伐怨欲无自而萌焉。故制之于流，未若澄之于源也。欲进于是，其惟克已乎？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居者志不立其何以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者，髙特之意。君子非故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于世。自世人视之，见其髙且特耳。行
译孔子说：“如果得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那也一定是狂者和狷者吧？狂者进取向上，狷者有所不为。”
中行，是指遵循中道行事的人。狂者所见高远，但行为未能完全达到中道；狷者所守坚定，但见识未能完全契合中道。如果得不到奉行中道的人，那么这两种人也可以与之交往，并引导他们趋向中道。因为狂者努力践行，那么他的见识就不会有偏差；狷者推究事理以明辨，那么他的操守就不会丧失；这样中道就可以达到了。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了。’这话真好！《易经》说：‘不能恒久保持德行，就会招致羞辱。’”孔子说：“不用占卜也就知道了。”
巫医专门从事祭祀和治病的工作，不是没有恒心的人所能胜任的。没有恒心的人，即使是巫医也做不了。圣人称赞这句话，并引用《易经》的爻辞，说“不能恒久保持德行的人，必定会招致羞辱”。接着又断言：“不用占卜也就知道了。”意思是道理必然如此，不必等待占卜决断就可以知道。
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盲从，小人盲从而不和谐。”
和谐，是合乎天理；盲从，是苟同私欲。合乎天理，就不会随意苟同；苟同私欲，就不能合乎道义。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并存的。
子贡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子贡又问：“全乡的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
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或都讨厌他，还不能据此判断这个人是善人。因为乡人中有善有恶，他们的喜好和厌恶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全乡人都喜欢他，恐怕难免随波逐流；如果全乡人都讨厌他，恐怕难免孤高绝俗。所以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好人。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取悦。即使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却苛求完美。”
容易侍奉，是因为有宽恕之心；难以取悦，是因为有正大之情。他所取悦的，只是义理罢了，不是取悦那些取悦他的人。所以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就不高兴。他乐于与人一同行善，用人不求全责备。所以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则是顺从一己之私罢了。所以顺从他他就高兴，而不考察是否合乎正道；胜过他他就嫉妒，只想要责求对方完美无缺。这就是公私的区别。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详舒泰。”
安详舒泰，是心胸宽广而体态安适；骄傲，是心意盈满而气势盛张。骄傲从何而来？安详舒泰，哪里会有骄傲呢？然而能够不骄傲，却未能达到安详舒泰的，也是有的。这是因为虽然能克制私欲，但涵养尚未达到，难免拘谨局促。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这四种品质接近仁德。”
刚强、坚毅、质朴、迟钝，说的是人的资质。刚强，那么所持守的就坚强；坚毅，那么行为就一定果断。质朴，就是朴实无华；迟钝，就是言语迟缓。与这些相反，就离仁德很远了。虽然如此，拥有刚强、坚毅、质朴、迟钝的资质，也必须致力于学习，然后才能到达仁德。否则，资质虽然接近仁德，也没有途径进步。【另一版本说：计较作为，对仁德危害最大，所以认为刚强、坚毅、质朴、迟钝的资质接近仁德。】
子路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切磋勉励，和悦融洽，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兄弟之间和悦融洽。”
切切，是善意切磋的意思；偲偲，是思虑相成的意思。朋友之间，不超过这两方面罢了。至于兄弟，则特别可以说和悦融洽，以和悦融洽为主，而所谓发扬善行、补救过失，也包含在和悦融洽之中了。如果有害于和悦融洽，就是先失去了处理兄弟关系的道理。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子路性格刚强果断，所以告诉他这些。
孔子说：“善人教化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上阵作战了。”
用善人来教化百姓，到了七年之久，还说“也可以让他们上阵作战”，这是说用兵不容易，像这样。然而所谓上阵作战，是指像《易经》所说的“利于出兵”、“利于征伐”之类。
孔子说：“不教化百姓就让他们去作战，这就是抛弃他们。”
所谓教化，是教化他们君臣、父子、长幼的伦理，使他们都有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心，然后又教化他们军纪节制，像《司马法》那样。如果不教化就驱使他们作战，这就是把他们抛弃在死地罢了。
宪问篇
子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国家政治清明而领取俸禄，是顺理成章且平常的事。如果在政治黑暗的时代，退隐而安于贫困，才是常理。如果还能以俸禄为荣，那就必定会违背正道，是可耻的。
子宪问：“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毛病都没有，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算仁，我就不知道了。”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毛病都没有，也可以说是能克制私欲的人了。然而好胜、自夸、怨恨、贪欲的根源，还在心里。至于仁人的内心，好胜、自夸、怨恨、贪欲无从产生。所以遏制在支流，不如澄清在源头。想要进一步达到仁德，大概只有克制自己吧？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安逸，就不配称为士了。”
留恋安逸，志向就不确立，怎么能称为士呢？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谦顺。”
危，是高特、正直的意思。君子并非故意要使自己的言行显得高特。他坚定地守持正道，不迎合世俗。从世人看来，觉得他高特罢了。
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无道而改。若夫言，则可孙矣。孙言所以辟祸也。其孙也，亦岂枉其理哉？特含蓄而不敢尽耳。尹氏曰：「为国者使士言孙，不亦殆哉？」
译有坚定的操守，所以不因世道治乱而改变。至于言语，则可以谦逊了。言语谦逊是为了避免祸患。这种谦逊，难道会违背事理吗？只是含蓄而不敢尽情表达罢了。尹氏说：“治理国家的人让士人的言语谦逊，不也危险吗？”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顺，积中而发，见自然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恻怛之中诚形于外也。固有务于言，实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固有勇于为而未必中于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务，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求，而勇非所病也。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方是时，天下以力相髙，而不知贵德。南宫适之言，谓强力不可恃，而德之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则是已当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则从而美之，使学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独称其躬稼者，举其见于行事之实也。南宫适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斯须之间，心不在焉，则为不仁。是故君子战兢自持，而惟恐失之也。若小人，则戕贼防溺者之深，虽秉▯之端，不容尽殄，而不能以自达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爱之，斯劳之矣。忠焉，斯诲之矣。劳者，劝其善以长之也；诲者，语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于人也，忠爱之情笃，故长善救失之意无穷已焉。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郑，小国也。介于大国之间，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辞命之善而其辞命之善，则以夫众贤之力耳草创者，具其大纲也；讨论者，攷之古，验之今，而详订之也；修饰者，善其辞气也。至于润色之际，则命几于成矣。必经子产之手，防化之，而后其精神气象为备也。圣人称之，以见为命，犹当假众贤之力。则夫事有大于是者，又可知矣。虽然，郑独其为命之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贤才有进于此，而经理其国，皆无憾如此，则岂特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圣人言外之意也。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防食，没齿无怨言。
子产之德惠为胜，故独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谓其人之不足称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诗》所谓伊人”，当从此说。盖如曰“之人也云尔”。举其夺邑而人不怨，则可见其为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称管仲，皆举事以言之。圣人抑▯之意，固亦可见。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富而无骄，易；不矜于外物者，能之。至于贫而无怨，非内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谓世固有处贫贱而无失，至于一旦当富贵之地，则失其本心。然则难易之论，有时而不然耶？此盖未知夫无怨之味也。所谓处贫贱而无失者，特未见其失于外耳，又乌能保其中之无怨耶？盖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为怨矣。故贫而无谄，易；贫而无怨，难。无怨，则进于乐矣。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老者，行义为人所尊之称。赵、魏老在当时号为家事治者，公绰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为赵、魏老则优。若夫滕、薛，则小国也，大夫之职烦劳，意者公绰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为耳。大抵用人之方，贵于处之得其当而已。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礼乐，然后可以为成人。盖体不备，不足以为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虽兼之矣，而不文之以礼乐，则亦将失其序而不和，故必文以礼乐而后可也。文之以礼乐，道问学之事也。语成人之极致，至于圣人之践形而后为尽，故此言亦可以为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圣人所以引而进之也。见利思义，无苟得也；见危授命，无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虽未有过人之才，而亦敦笃
译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
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他的言论和顺，是内心积蓄而自然流露，显现出天然的本性。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他的勇气，是内心的悲悯真诚地表现于外。确实有致力于言辞，但实际德行并未达到的人。所以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确实有勇于作为，但未必符合正道的人。所以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因此君子只致力于德行，而把言辞放在次要地位；只追求仁爱，而不把缺乏勇气当作缺点。
南宫适问孔子说：“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和后稷亲自耕种，却拥有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德行啊！”
当时，天下人崇尚武力互相争高，而不懂得尊重德行。南宫适的话，是说强力不可依赖，而德行才是尊贵的。孔子不回答，是因为他提到了禹和后稷，如果回答，就等于自居其位了。但因为他的话很好，所以孔子赞美他，让求学的人知道崇尚德行的意义。说到禹和后稷的德行，只称颂他们亲自耕种，是举出他们体现在行事上的实际表现。南宫适也是懂得言辞的人啊。
孔子说：“君子中不仁爱的人是有的，但没有小人是仁爱的。片刻之间，心思不在上面，就是不仁。所以君子战战兢兢自我持守，唯恐失去它。至于小人，则戕害、沉溺得很深，虽然秉持善的端绪，不能完全灭绝，但不能自我通达。”
孔子说：“爱护他，能不让他勤劳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
爱护他，就会让他勤劳。忠于他，就会教诲他。勤劳，是劝勉他的善行以使他成长；教诲，是告诉他过失以挽救他。君子对于别人，忠爱之情深厚，所以长善救失的意愿无穷无尽。
孔子说：“起草外交辞令，裨谌负责草拟初稿，世叔负责讨论审定，行人子羽负责修饰润色，东里子产负责最终润色。”
郑国是个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它之所以能自我保全，也是因为辞令善美，而辞令善美，则是依靠众多贤人的力量。草拟初稿，是具备其大纲；讨论审定，是考察古制，验证今情，而详细订正；修饰，是完善其辞语气势。到了润色的时候，辞令几乎完成了。必须经过子产的手，加以变化，而后其精神气象才完备。圣人称赞这件事，以显示起草辞令，尚且应当借助众多贤人的力量。那么比这更大的事情，就更可知了。虽然如此，郑国唯独在辞令上善美，可以自我保全罢了。假使贤才比这更有进益，而治理国家，都如此没有遗憾，那么岂止仅仅自我保全而已呢？这些都是圣人言外之意。
有人问子产，孔子说：“是个恩惠的人。”问子西，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问管仲，说：“是个人才。”管仲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伯氏只能粗茶淡饭度日，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
子产的德行以恩惠为胜，所以单独以此称呼他。“那个人啊，那个人啊”，是说那个人不值得称道。“是个人才”的意思，古注说：“像《诗经》所说的‘伊人’”，应当采用这种说法。大概是说“是那样一个人罢了”。举出他剥夺封地而人不怨恨，就可以看出他执政得当。凡是孔子称赞管仲，都举出事迹来说。圣人抑制他的意思，本来也可以看出来。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富有而不骄傲容易。”
富有而不骄傲，容易；不矜夸于外物的人，能做到。至于贫穷而没有怨恨，不是内心有所安顿的人，不能做到。有人说世上确实有身处贫贱而不失德的人，至于一旦处于富贵地位，就失去了本心。那么难易的议论，有时就不对了吗？这大概是不懂得没有怨恨的意味。所谓身处贫贱而不失德的人，只是没有看到他在外表现上的过失罢了，又怎么能保证他内心没有怨恨呢？大概内心有一丝不平，都算是怨恨了。所以贫穷而不谄媚，容易；贫穷而没有怨恨，难。没有怨恨，就接近快乐了。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就有余力，不可以做滕国、薛国的大夫。”家臣，是行为合乎道义而被人所尊称的职位。赵氏、魏氏的家臣在当时号称家事治理得好，孟公绰的不欲，他的德行可取，所以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就有余力。至于滕国、薛国，是小国，大夫的职事烦劳，大概孟公绰的才能有所不足，所以不可以做罢了。大体上用人之道，贵在安置得当而已。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不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再加上礼乐的修饰，也可以算是完人了。”子路说：“现在的完人，何必这样呢？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难肯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算是完人了。”
兼有这四人的美德并用礼乐来修饰，然后才可以算是完人。因为体统不完备，不足以成为完人，所以四人的美德必须兼得。虽然兼得了，而不用礼乐来修饰，也将失去秩序而不和谐，所以必须用礼乐修饰然后才可以。用礼乐修饰，是道问学的事情。说到完人的极致，到了圣人践形而后才算尽善，所以这话说是也可以算是完人了。然而又说其次的，是圣人用来引导人们进步的。见到利益想到道义，没有苟且获取；遇到危难肯献出生命，没有苟且逃避；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不食言。这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但也敦厚笃实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简黙重厚之士，故人之称之如此。圣人质之于其门人，将以察其然也。公明贾之言则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盖如贾之所言，非和顺积中，发而中节者莫能然。不直谓不然而为之，疑辞曰：「其然，岂其然乎？」圣人辞气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来告曰：「苟守先祀，无废二勲，敢不辟邑。」于是鲁立臧为焉。尹氏曰：「据邑以请立，非要君而何？不知义者，将以武仲之存先祀为贤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程子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天子，正也。惧其不能，故谲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独见其召王之非，而不见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齐桓本侵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责其职贡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所执之事正，故称其伐之正，而不见其行事之本谲，是以正而掩其谲也。圣人发其心迹，使晋人勤王之志显，且使后世知慎所举而不失其正也。虽然，桓、文皆未为尽善也。圣人斯言，使知夫立意虽正，而用之之差，则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虽正，而本意发之未善者，亦终不可掩也。大抵始终一出于正，表里粹然而无疵，乃为善耳。」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称管仲者，皆仁之功也。问其仁，而独称仁之功，则其浅深亦可知矣。只为子路疑其未仁，子贡疑其非仁，故举其功以告之。若二子问管仲仁乎，则所以告之者异矣。圣人问答，抑▯之意，学者当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志在上贤，而不萌媢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諡以文可也。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以卫灵公之无道，然所用得其才，犹足以无丧。虽然，仅能维持使之勿丧而已。若身正于上，而用得其人，则孰御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易其言者，实必不至。若听其言而不怍，则知其为之难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讱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时，三纲沦，九法斁，至于弑父与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陈恒之事，而正讨贼之举，此天下之大几也。斯事一正，乱臣贼子无所容迹，三纲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举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岂不知三子之必不以为可哉？然当是时，孔子已去位而从大夫之后，君使之告，则不可以不告也。虽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当时之说得行，则将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命于周，率与国而讨之，东周其复兴乎？」若如左氏所载，以鲁之半加齐之半之説，则是以力而不以义也，岂孔子之心哉？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尽诚而不欺，犯顔而纳忠，事君之义，大要尽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则诚信充积，一不得已，有时而犯之，则有以感动之。若忠信有所不足于事君
译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说：“先生不言语、不嬉笑、不索取，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告诉您的人说过了头。先生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了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符合道义才索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索取。”孔子说：“确实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公叔文子，大概是简朴沉默、庄重厚道的人，所以人们这样称赞他。圣人向他的门人询问，是为了考察事实真相。公明贾的话很好，但这并非公叔文子所能达到的境界。像公明贾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内心和顺积累深厚，表现出来合乎法度的人，是不能做到的。孔子不直接说不是这样，而是用怀疑的语气说：“确实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圣人的言辞语气包容忠厚到了这种地步。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后代，虽然有人说他不胁迫君主，我不相信。”臧武仲出逃到邾国，又从邾国到防邑，派人来报告说：“如果守护祖先的祭祀，不废弃两位功臣，我怎敢不避开封邑。”于是鲁国立臧为之后代。尹氏说：“凭借封邑请求立后代，这不是胁迫君主又是什么？不懂大义的人，将会认为臧武仲保存祖先祭祀是贤德，所以孔子纠正他。”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大，齐桓公正大而不诡诈。”
程颐说：“晋文公想要率领诸侯朝见天子，这是正大的。担心他们不能做到，所以用诡诈的手段施行，召请周天子来就驾。人们只看到他召请天子的不对，却没看到他想要朝见天子的本心，因此用诡诈掩盖了他的正大。齐桓公本来侵犯蔡国，进而到楚国讨伐它，指责楚国不修职贡，他的行为并不正大，但他所坚持的事是正大的，所以称赞他讨伐的正大，却没看到他行事本质的诡诈，因此用正大掩盖了他的诡诈。圣人揭示他们的心迹，使晋文公勤王的心志显扬，并且使后世知道谨慎行事而不失正道。虽然如此，齐桓公、晋文公都算不上尽善尽美。圣人的这番话，使人知道立意虽然正大，但运用有偏差，反而损害本意；又使人知道行为虽然正大，但本意发动得不善，最终也无法掩盖。大体上，始终一贯出于正道，表里纯粹而没有瑕疵，才算是善。”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不死，能说他不仁吗？”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殉死，反而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到现在还受着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哪里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在山沟里自缢而死而无人知道呢？”
孔子称赞管仲的话，都是指仁的功绩。问他的仁，却只称赞仁的功绩，那么仁的深浅也就可知了。只是因为子路怀疑他不仁，子贡怀疑他非仁，所以举出他的功绩来告诉他们。如果两位弟子问管仲是否仁，那么回答的内容就不同了。圣人问答，有抑扬的意思，求学的人应当深深体味。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文子一起被举荐给卫国国君，听到这件事的人说：“可以谥号为‘文’了。”
心志在于崇尚贤能，而不萌发嫉妒之心，凭借这一善行，他的谥号为“文”是可以的。
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康子说：“像这样，为什么没有灭亡？”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像这样，怎么会灭亡呢？”
凭借卫灵公的无道，然而所用的人得其才，还足以不灭亡。虽然如此，仅仅能维持使它不灭亡罢了。如果君主自身端正，而所用的人得当，那么谁能抵挡呢？
孔子说：“说话不惭愧，做起来就难了。”
轻易说话的人，实际一定达不到。如果听他说话而不惭愧，就知道他做起来难了。所以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做不到为耻，而仁人的言语必定谨慎。
陈成子杀了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向哀公报告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那三位大夫报告说不可。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
春秋时期，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以至于杀父杀君，也没有人禁止。孔子借陈恒的事，端正讨伐贼臣的举动，这是天下的大机要。这件事一旦端正，乱臣贼子就无处容身，三纲可以整顿，九法可以有序，天下的事就可以依次举行了。斋戒沐浴上朝，是恭敬地对待此事以占卜天意。而哀公让孔子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难道不知道那三位大夫一定认为不可吗？然而在当时，孔子已经离开职位而位列大夫之后，君主让他去报告，那么就不能不报告。虽然如此，大概只是天意罢了。程颐说：“如果当时的说法得以实行，那么将向上报告天子，向下报告方伯，向周王室请命，率领同盟国去讨伐，东周大概会复兴吧？”如果像《左传》所载，用鲁国的一半兵力加上齐国的一半兵力的说法，那是凭武力而不是凭道义，这难道是孔子的本心吗？
子路问侍奉君子之道，说：“不要欺骗他，但要敢于触犯他的颜面进谏。”
竭尽诚心而不欺骗，触犯颜面而进献忠言，侍奉君主的道义，大体都在这里了。然而不欺骗是根本。不欺骗了，那么诚信充满积累，一旦不得已，有时触犯他，就有办法感动他。如果忠信在侍奉君主方面有所不足
之道，为未尽，而徒以犯顔为事，亦鲜味矣。以子路之刚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为主焉。
译进谏的道理，如果没有穷尽，却只把冒犯君主的脸色当作要务，也是没什么意味的。凭借子路刚强果断的性格，不担心他不敢冒犯，所以告诉他以不欺骗君主作为根本。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逹
达者，达尽其事理也。上达者，反本天理也。下达者，趋末人欲也。皆云达者，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
学以成已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学者，为己而已。己立而为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为人之心，则是徇于外而遗其本矣。本既不立，无以成身，而又将何以及人乎【一本云：学以成己也。古之学者，为其所当然而已。若为人而学，其作辍皆以人而已，岂所以为学哉】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公明贾之称文子，其言虽美而实则失之。伯玉之使，其言虽谦而意义永，事情称也。夫欲寡过而未能，非笃于进徳修业者莫知此味也，则伯玉之贤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解已见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独禄位之称。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间，当其时，与其地，所思有所止，而无所越，皆为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言过其行，则为无实之言，是可耻也。耻言之过行，则其笃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不越是三者而已矣。自学而言之，则知、知仁、守勇，决三者所当并进也。自徳而言之，勇之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无穷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拟议人之优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谓之贤，而曰：「夫我则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笃其在已也。」圣人抑▯之间，所以长善捄失者，冝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虽圣人不自以为能尽也，而况于学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极乎？而何所愿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已知之心萌于中，则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逆诈亿不信者，智术之用；而先觉者，诚信之存。盖诚信充积于内，则人之情伪、事之几防，自无得而▯。如鉴明于此，而妍丑莫隠也。若先以逆与亿加之，则吾固已自堕于欺妄之域矣。虽使有时而或中，至于情伪之交、几防之防，必不能以先觉。是犹反鉴而索照也。虽然，固有不逆诈、不亿不信而不能先觉者，则以夫天资虽美，而诚身之未至也。故必曰先觉之是贤，此所以贵乎学也【一本云：孔注“先觉人情者是宁能为贤乎”，此解文义顺。葢人必欲以先觉为贤，则未免于逆诈亿不信，而不知其在已者先陷于巧伪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亿于先为贤乎？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辞气何其温厚而含蓄也】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谓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犹皇皇也，佞口给也。疾犹病也。防生亩谓夫子皇皇歴説，类夫尚口者。夫子以为非敢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尔。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则有所不得已焉者。防生之流，葢未知圣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之得，称为其德，不为其力也。而况于君子，岂不以尚德为贵乎？苟无其德，虽曰有才，其得谓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固为刑戮之民；然以徳报怨，亦私意耳。盖所谓怨者，犹横在胷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则何怨之存？以直荅之而已。直者，盖待人之常道，顺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则怨之不存可知矣。然于有徳者，则不能以忘徳之之意，未尝不存。盖亦非姑息之谓，特周旋曲折之间，每致其敦笃焉耳。此忠厚之
译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
通达，是指通晓事理。向上通达，是指返归根本的天理。向下通达，是指趋向末节的人欲。都称为通达，就像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都称为明白。
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者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
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所谓成就外物，不过是完善自己的推演罢了。所以古代的学者，只是为了完善自己。自己立身之后，做人的道理，本来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如果怀着为了别人的心思，那就是迎合外物而遗忘了根本。根本既然没有确立，无法成就自身，又怎么能影响到别人呢【另一版本说：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古代的学者，只是做他们应当做的事罢了。如果为了别人而学习，他们的努力与放弃都取决于别人，这哪里是学习的目的呢】
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并询问说：“您的主人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我的主人想要减少过错但还没有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公明贾称赞文子，他的话虽然美好但实际却有所缺失。蘧伯玉的使者，他的话虽然谦虚但意义深远，符合实际情况。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不是笃志于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人不知道这种滋味，那么蘧伯玉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而他使者的才能也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解释已见上文。
曾子说：“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职位，不仅仅指官职俸禄之称。大到君臣父子，小到一事一物之间，在当时，在那个地方，思考有所止境，而不越界，都称为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如果不是内心有主宰，怎么能这样呢？
孔子说：“君子以言语超过行为为耻。”
言语超过行为，就是没有实际内容的言语，这是可耻的。以言语超过行为为耻，那么他的笃实行为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我都没有做到。仁者不忧愁，智者不迷惑，勇者不畏惧。”子贡说：“这是夫子自我描述啊。”
君子之道，不超过这三者罢了。从学习来说，那么知、知仁、守勇，这三者应当并进。从德行来说，勇的成名，有不及智的；而智的成名，有未达到仁的。夫子说了却不居功，深沉而忠厚，浩瀚而无穷。
子贡评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贤能吗？我则没有空闲。”
揣度议论别人的优劣，不是智者谁能做到呢？所以也可以称为贤能，而说：“我则没有空闲，寻求别人的贤能，不如笃实于自身。”圣人抑制之间，所以长善救失的，应当深深体味。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四端五典，即使是圣人也不自认为能尽善尽美，何况学者呢？不能胜任的担忧，哪里有尽头呢？又何必向外求愿呢？如果有一毫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的心思萌生于心中，那么危害就很大了。
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猜测别人不诚信，却能预先察觉，这是贤人吧？”
预先怀疑欺诈、猜测不诚信，是智术的运用；而预先察觉，是诚信的存留。大概诚信充实于内心，那么人的真伪、事情的细微，自然无法隐藏。如同镜子明亮于此，而美丑无所隐藏。如果先以怀疑和猜测加之，那么我已经自陷于欺妄的领域了。即使有时猜中，至于真伪之交、细微之防，必然不能预先察觉。这就像反照镜子而寻求光明一样。虽然如此，确实有不预先怀疑欺诈、不猜测不诚信却不能预先察觉的人，这是因为天资虽然美好，但诚身的功夫尚未达到。所以必定说预先察觉的是贤人，这就是重视学习的原因【另一版本说：孔安国注“预先察觉人情的是宁能为贤乎”，此解文义顺。大概人必欲以先觉为贤，则未免于逆诈亿不信，而不知其在已者先陷于巧伪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亿于先为贤乎？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辞气何其温厚而含蓄也】
微生亩对孔子说：“丘为什么这样忙碌呢？莫非是为了卖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敢卖弄口才，只是痛恨世人的固陋。”
包咸注固谓痛恨世人的固陋，此解是。栖栖犹皇皇也，佞口给也。疾犹病也。微生亩谓夫子皇皇歴説，类夫尚口者。夫子以为非敢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尔。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则有所不得已焉者。微生之流，葢未知圣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孔子说：“良马不称赞它的力气，称赞它的德行。”
良马的得名，是因为它的德行，不是因为它的力气。何况君子，难道不崇尚德行为贵吗？如果没有德行，即使说是有才，能称为君子吗？
有人问：“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固然是刑戮之民；但以徳报怨，也是私意罢了。大概所谓怨，还横在胸中。如果君子之心，哪里有怨存在？以直回答罢了。直者，是待人的常道，顺理的是非。以待人的常道对待怨者，那么怨的不存在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对于有德者，不能以忘德之意，未尝不存。大概也不是姑息的意思，只是在周旋曲折之间，每每致其敦笃罢了。这是忠厚的
心也【一本云：怨有轻重，若施于已之怨，则犯而不校，何报之有？若君父兄弟交防之怨，则义有当报者。于所不当报而不报，于所当报而报，皆顺夫理之当然。此所谓直也。直则非动于血气可知矣】
译心啊【另一版本说：怨恨有轻重之分，如果是施加于自己的怨恨，那么即使被冒犯也不计较，还有什么可报复的呢？如果是君主、父亲、兄弟之间相互防备产生的怨恨，那么道义上就有应当报复的情况。对于不应当报复的不报复，对于应当报复的则报复，都顺应了道理的本然。这就叫做直。直，就可以知道不是被血气之勇所驱动了】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叹，所以发问者，赐有问焉，可谓达矣。无所必于天，故不怨；无所期于人，故不尤。惟笃其在已者而已，下学而上达是也。下学上达，谓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天乎？所谓天者，理而已。圣人纯乎天道，故其发言自然如此。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废兴有命，公伯寮何所预于其间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将行与废，方之孟子，予之不遇鲁侯之论”，亦可以见圣贤气象之兮矣。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逺举，不与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海濵之时，辟地不居乱邦也。辟色，礼貌衰则去之者也。辟言，言弗行则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优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横渠张子曰：「谓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圣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于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门，盖贤者之隠于抱闗击柝，知其不可为而遂已者也。彼虽知世之不可以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辞，气缓而不迫，则其所养有过于荷蒉之果者与？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掲。子曰：「果哉，末之难【去声】矣。」
荷蒉闻磬声，以有心量夫子。然彼独未知夫子之心也，则以为区区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谓「莫已知，则可以已；深则当厉，浅则当揭。人不已知，则当已也。」果哉，末之难矣！谓其言之果，而无得与之辨论矣。难【去声】如楚狂接舆，则欲下而与之言；荷蓧丈人，则使子路反见之。盖察其辞气，恐或可告语，故耳。
子张曰：「书」云：「髙宗谅隂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髙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巳以听于冢宰，三年。」子张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问。此特以利害论，而未究夫事理之实也。▯宰之职，统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间，百官盖总已以听矣。夫君▯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谓古之人皆然，盖言此天下之常经，古人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笃于礼，则民兴辞逊，而顺其长上，故易使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巳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已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尽，则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盖一于笃敬，则其推之家以及于国，以及于天下，皆是理也。极其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兆民虽众，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则“修已以敬”一语，理亦无不尽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则告之以“修已以安人”，安人是已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则告之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备者而已。又曰：“尧舜其犹病诸？”欲子路之毋忽于斯也。凡覆载之内，尧舜固欲已之泽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尧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无穷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放达自居，而不由于礼。攷之《檀弓》，于其母死，升木而歌，则可见其人矣。其在庄周、列御宼之下乎？圣人于其夷踞以俟，叩其胫而数之，以为幼而不率。其幼长而无可称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贼于天理而已。盖幼者当孙弟，是
译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埋怨天，不责怪人，从学习日常人事入手，进而通达天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感叹没有人了解自己，从而引发子贡的提问，子贡能这样问，可以说是通达了。对天没有必然的期待，所以不埋怨；对人没有刻意的要求，所以不责怪。只是专心致力于自身修养罢了，这就是所说的“下学而上达”。下学上达，是指从学习人事入手，进而通达天理。天理最初并不脱离人事。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所谓的天，就是理罢了。圣人纯粹合乎天道，所以他的言论自然如此。
公伯寮向季孙氏诬告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说：“季孙氏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还有能力把公伯寮杀了，陈尸于市朝。”孔子说：“道将要施行，这是命；道将要废弃，这也是命。公伯寮能把命怎么样呢？”
没有招致它却自然到来的，就是命。道的废弃与兴盛由命决定，公伯寮在其中能起什么作用呢？不说“已经”，而直接说“道将要施行或废弃”，与孟子关于我不遇鲁侯的论述相比，也可以看出圣贤的气象了。
孔子说：“贤人避世，次一等的避地，再次一等的避色，再次一等的避言。”
避世，是指超然远举，不与世事接触。比如太公、伯夷住在海滨的时候，避地是指不居住在动乱的邦国。避色，是指礼貌衰败就离开。避言，是指言论不被采纳就离开。程颐说：这四种虽然按大小次序来说，但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所遇到的情况不同罢了。
孔子说：作者有七个人了。
横渠张载说：“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定法度、兴起王道，并不是有所述说于他人。”
子路在石门过夜，守门的说：“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圣人并非不知道道难以施行却仍为这个世界奔波，这是天地生物之心。守门人，大概是隐于抱关击柝的贤者，知道不可为就停止的人了。他虽然知道世事不可为，却不知道道不可停止。然而玩味他的言辞，语气舒缓而不紧迫，那么他的修养有过荷蒉之人的果断吗？
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个背着草筐的人经过孔子门口，说：“有心啊，这击磬声！”过了一会儿又说：“鄙陋啊，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就停止吧。”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裳涉水。孔子说：“果断啊，没有什么可难为他的了。”
荷蒉听到磬声，以有心来揣度孔子。但他唯独不了解孔子的心，就以为孔子只是想让世人了解自己。所以说“没有人了解自己，就可以停止；水深应当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应当提起衣裳涉水。别人不了解自己，就应当停止。”果断啊，没有什么可难为他的了！是说他的言辞果断，没有可与他辩论的。难如楚狂接舆，就想下车与他说话；荷蓧丈人，就让子路回去见他。大概是察言观色，恐怕可以告知他，所以如此。
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言，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止高宗？古人都这样。国君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事务，听从冢宰，三年。”子张怀疑国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所以有此一问。这只是以利害论，而没有探究事理的真实。〇冢宰的职责，统率百官，均衡四海。三年之间，百官大概都总领自己的事务而听命了。国君〇五典以治理天下，而废弃三年的大丧，怎么教导百姓孝顺呢？孔子说古人都这样，是说这是天下的常经，古人的通道罢了。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容易驱使。
在上位的人笃行礼，百姓就会兴起辞让谦逊，顺从长辈，所以容易驱使。
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他人安乐。”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
修养自己的方法，不超过恭敬罢了。恭敬之道尽善，那么修养自己的方面也就没有不尽的，而所以使他人安乐、使百姓安乐的，都在其中了。大概专一于笃敬，那么推及家庭以及国家，以及天下，都是这个道理。达到极致，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养育。百姓虽然众多，哪有不得其所安的呢？这就是“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这一句话，道理也没有不尽的。子路怀疑这不够，就告诉他“修养自己，使他人安乐”，使他人安乐是自己推及的。又怀疑这不够，就告诉他“使百姓安乐”，使百姓安乐是使他人安乐的完备。又说：“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想让子路不要忽视这一点。凡是覆载之内，尧舜固然想让他的恩泽普遍覆盖，有做不到的，这是尧舜所担心的。这是“修养自己，保持恭敬”的无穷意蕴。
原壤伸开两腿坐着等待，孔子说：“你小时候不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长大后没有可称述的成就，老了还不死，真是害群之马。”用拐杖敲他的腿。
原壤放达自居，而不遵循礼。考查《檀弓》，在他母亲去世时，爬树唱歌，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了。他在庄周、列御寇之下吗？圣人对于他伸开两腿坐着等待，敲他的腿而数落他，认为他小时候不孝顺。他小时候长大后无可称述，像这样老了还不死，也是天理的贼害罢了。大概小时候应当孝顺友爱，是
乃天理也。于是而不率，则无徃而不为贼天理矣。方是时，原壤亦长矣，而圣人自其幼不孙弟，数之则见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时犹可以告，故叩胫而告之，是亦敎者之一术也【一本云：圣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习于小学之事，盖孙弟乃学之本也】
译这是天理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遵循它，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不会成为违背天理的了。在这个时候，原壤也已经长大了，但圣人从他小时候就不遵守孝悌之道，多次责备他，就看到了他弊端的根源所在。大概原壤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劝告，所以敲打着他的腿来告诫他，这也是教育者的一种方法【另一版本说：圣人教育人，一定要让他从小习惯于小学的事情，因为孝悌是学习的根本】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阙党童子，意者其将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为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为童子当为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则隅，不敢居于位也；行则左右，不敢与先生并行也。今居位而并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习，而自进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无自卑之心，乌能以求益乎？故以为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达焉；若欲速成，则反害其生矣。故圣门之学，先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所以长爱敬之端，而防敖惰之萌，使之循而有进也，其可忽诸？
论语解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解》卷八宋张栻撰卫灵公篇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卫，灵公虽无道，然亦尝侧闻夫子之所趣矣。顾方以问陈为言，与夫子之意可谓背驰。夫子所以答之者，则以已之所学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时言之，诸国以强弱为胜负，军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曽不知国之所以为国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实维持之也。为国者，志存乎典礼，则孝顺和睦之风兴，协力一心，尊君亲上，其强孰御焉？不然，三纲沦废，人有离心，国谁与立？军旅虽精，果何所用哉？独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于礼教，犹陈之于军旅，对其问陈之辞也。盖俎豆虽有司之事，然实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兴也。使灵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间，则推而达之，必有不可已者于其所为，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陈絶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路之愠，以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当穷也。此不防于不受命乎？夫子荅之之意，以为命之不齐，君子小人皆有穷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于滥为异耳。滥者，泛溢之称，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动于中，则将失其守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赐之学博矣，夫子欲约之也，故进而语之：“多学而识之，固赐之所以观圣人者。”赐闻斯言而遽曰：“非与？知夫子将有以告已也，亦可谓达矣。”告之以“予一以贯之”，使之极夫体之所该，而用之所宗也，所谓约我以礼者与？虽然，学必博而后可归于约，多学而识之，固学者所当从事也。若遽欲躐等以进夫一贯之妙，而于所谓博以文者，曽有所未习焉，是为终于穷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贡，与告曽子，理则一，而告之之意则有异也。于参也，所以达其至；于赐也，所以迪其归。二子所造，葢有浅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当其可，则亦一也。此亦子贡初年时事耳。至于论夫子之得邦家者，则所谓一贯之理，盖识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知徳者鲜，以其践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进于徳，而不以聪明强力为可恃也。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曰：无为而治，又曰：“夫何为哉？”葢叙典秩礼，命徳讨罪，莫非天也。舜何所为于其间哉？恭已以正南面而已。恭已则奉顺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犹云以是居正位而已。独称舜者，礼乐法度至舜而备，人见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无为也。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笃敬者，敦笃于敬也。言忠信，则言有物；行笃敬，则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徃而不可？故虽居蛮貊之邦，亦可行也。葢人虽不已知，而在已者亦未尝不行焉。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则妄而巳故虽州里，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使之存乎忠信笃敬之理
译阙党的童子传达命令，有人问孔子：“他是追求进步的人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人的位子上，看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他不是追求进步的人，而是急于求成的人。”阙党的童子，大概是因为他传达命令时表现得像成年人，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追求进步的人。孔子的意思，认为童子应当只做童子该做的事。童子坐着应当坐在角落，不敢坐在成人的位子上；行走应当在左右，不敢和长辈并肩而行。现在他坐在成人的位子上并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止于童子所应学习的，而是自进于成人的行列，有越级冒进的意思，没有自卑自谦的心，怎么能说是追求进步呢？所以认为他只是急于求成罢了。就像万物生长，遵循次序生理才能通达；如果急于求成，反而有害于生长。所以孔门的教学，先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开始，用来培养爱敬的萌芽，防止傲慢懒惰的滋生，使他们循序渐进，这可以忽视吗？
论语解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解》卷八 宋 张栻 撰 卫灵公篇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事布阵的事，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我曾经听说过；军事布阵的事，我没有学过。”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虽然无道，但也曾侧面听到孔子所追求的道。但他却以询问军事布阵为话题，这与孔子的本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孔子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自己所学的是礼乐教化而不是军事，因为意见不合，所以第二天就离开了。从春秋时期的情况来看，各国以强弱决定胜负，军事事务理应优先，而祭祀礼仪的事似乎不急迫。却不知道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天理秩序和等级制度在维持它。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志在典礼，那么孝顺和睦的风气就会兴起，大家协力一心，尊君亲上，这样的强大谁能抵御呢？如果不这样，三纲沦丧废弃，人心离散，国家靠谁建立呢？军队虽然精锐，究竟有什么用呢？只说“俎豆之事”，是因为俎豆对于礼教，就像布阵对于军事一样，是针对他问军事布阵的话而说的。大概俎豆虽然是官员的职责，但实在是天理寄托的地方，也是教化兴起的根源。如果卫灵公有志于俎豆之间，那么推而广之，必然在他的行为中有不可停止的地方，一天也不敢安于现状了。
在陈国断绝粮食，跟随的人饿得站不起来，子路带着怨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会穷困，小人穷困就会胡作非为了。”
子路的怨气，是认为孔子的德行如此盛大，怀疑他不应当穷困。这难道不是不接受天命吗？孔子回答的意思，是认为天命不齐，君子和小人都有穷困的时候。只是君子能坚守节操，而小人则流于胡作非为，这才是区别。滥，是泛滥的意思，指失去了操守。如果怨天尤人，内心有所动摇，就会失去操守了。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并且记住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贯穿它们。”
子贡的学问广博，孔子想让他归于简约，所以进一步告诉他：“多学并且记住，这本来是子贡观察圣人的方式。”子贡听到这话就急忙说：“难道不是吗？”知道孔子将有话告诉自己，也可以说是通达了。孔子告诉他“我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贯穿它们”，让他穷尽本体的涵盖和应用的宗旨，这就是所说的“用礼来约束我”吧？虽然如此，学习必须广博然后才能归于简约，多学并且记住，本来是学者所应当从事的。如果急于越级进入一贯的妙境，而对于所谓广博以修饰自己的学问，曾经有所未习，这就终究是穷究宏大而失去立足点了。孔子告诉子贡，和告诉曾子，道理是一样的，但告诉他们的用意却有不同。对于曾子，是为了通达他的极致；对于子贡，是为了引导他回归根本。两位弟子所达到的境界，大概有深浅之分，所以告诉他们的用意不同。但在教育者方面，合乎时宜，则是一样的。这也是子贡早年的事罢了。至于论及孔子得到邦国或家族治理权时，那么所谓一贯的道理，大概已经认识了。
孔子说：“由啊，懂得德的人很少啊。”
懂得德的人很少，是因为实践修养没有达到，所以不能真正知道德的滋味。孔子以此告诉子路，让他勉励自己进取于德，而不以聪明强力为可依赖。
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啊？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坐着罢了。”
说无为而治，又说“他做了什么啊？”大概叙述典章、安排秩序、任命德行、讨伐罪恶，没有不是顺应天意的。舜在其中有什么作为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坐着罢了。恭敬自己，就是奉顺天道而不失误。正南面，就是说以此居于正位罢了。单独称颂舜，是因为礼乐法度到舜时完备，人们看到他制作的盛大，却不知道他根本是无为的。
子张问如何处世行事。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在蛮貊那样的国家，也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州里那样的地方，行得通吗？”站着就看见它参列在面前，在车上就看见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这样然后才能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绅带上。
笃敬，就是敦厚笃实于恭敬。言语忠诚守信，那么言语就有内容；行为笃实恭敬，那么行为就有恒常。用这个去行事，到哪里不可以呢？所以即使居住在蛮貊那样的国家，也行得通。大概别人虽然不了解自己，但自己身上的德行也未尝不行。如果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那么只是虚妄罢了，所以即使在州里那样的地方，也有所行不通的。站着就看见它参列在面前，在车上就看见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让他心中存有忠信笃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