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解卷九
而法也。夫其望之俨然，若不可得而亲也；及其即之，则温焉。即之也温，若可得而亲也；而聴其言则厉焉。其为三变，岂君子之强为之哉？礼乐无斯须而去身，故其成就发见如此。」
译这就是法度啊。他远看时庄重严肃，好像不可亲近；等到接近他，却温和可亲。接近他时温和可亲，好像可以亲近；但听他说话却又严厉刚正。他这三种变化，难道是君子勉强做出来的吗？是因为礼乐片刻不离身，所以他的修养成就和表现才像这样。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信在使民谏君之先，民信则心诚服矣。君信则志意交矣。然所为信者，在乎笃之。己者何如耳？《易》曰：「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为厉己，谏君而君以为谤己，是在我孚信未笃而已。若舍己而尤人，不亦殆乎？
子夏曰：「大徳不逾闲，小徳出入可也。」
大德，大体也；小徳节目也。君子所存，大体，固有定；而至其酬酢之际，用权以取中，初无一定之执，故未尝不同归焉。如可以取，可以无取；可以与，可以无与之类，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徳不逾闲为本，必大徳不逾闲，而后小徳可以出入。盖其出入未尝不在其闲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谓出入为“可”，是小人之无忌惮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埽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此篇所载子夏之言，无非切要，而此章尤为能▯明圣门之阃奥。孰先传，孰后倦？谓君子教人，具有次序。盖其道本末一致，岂有以为先而传之？岂有以为可后而倦不传？但学者资质闻见，如草木区分之不同，故所得有浅深之异。而君子之道本末实一致耳。故曰：“焉可诬也！”若夫始末兼举而无余憾，则是圣人矣，非学者事也。今夫小子习为洒埽应对进退之事，是之谓小学。由是而致其知，则存乎其人，是之谓大学。至于充之而尽，亦初不离乎洒埽应对进退之间。若以此为末，而别求所谓本，则是析本末为二体，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不相管属。其为弊盖有不胜言矣。以子游久在圣门，而其差犹若此，甚矣论学之难也。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在亲民，成己成物之无二致也。古之人，学以终其身，故仕优则学，学优则仕，其从容暇裕如此。终始于学，而无穷已也。
子游曰防致乎哀而止
防主于哀，致者自尽之谓。若毁生灭性，则是过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虽有髙明之见，卓絶之行，谓之难能则可，而不害其为未仁也。堂堂气象，所以为难与并为仁也欤？盖是道也，必深潜缜宻，亲切笃至，而后可以进。故如愚之顔子，圣人许其不违仁；而堂堂之张曾子，以为难与并为仁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防乎？人于他事未能自尽，于亲防其可以不自尽乎？若于此不能自尽，则何事能尽？若于此能自尽，则于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以为难能，特曰“为之不易”云耳。盖父之臣与父之政，必善矣，固当奉而笃之。若不幸而有悖于理，害于事，则当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诚爱于亲也。孟荘子之所以终不改者，意者其事虽未为尽善，而亦不至于悖理害事之甚与？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盖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称难能；恶而不改，则是成父之恶，不可称难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于民，所以飬之、教之者，无所不用其极，故民心亲附，其上服习而不违。如是而犹有不率焉，而后刑罚加之。盖未尝不致哀矜恻怛也。若夫后世礼义衰微，所以飬之、教之者，皆荡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尝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涣散而不相属，以陷于罪戾而蹈于刑戮。此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时任士师之职者，狱讼之际，其可以得情为喜乎？盖当深省所以使民至于此极者，以极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后世治狱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则喜矣。夫岂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则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贡曰：「纣
译子夏说：“君子必须取得信任，然后才役使百姓；如果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这是在虐待自己。必须取得信任，然后才进谏；如果没有取得信任，君主就会认为这是在诽谤自己。”
信任在于役使百姓和进谏君主之前。百姓信任，内心就会真诚信服；君主信任，意志就能相互沟通。然而，所谓建立信任，关键在于使其深厚。这取决于自己做得如何呢？《易经》说：“诚信充满在瓦器中。”役使百姓而百姓认为是在虐待自己，进谏君主而君主认为是在诽谤自己，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诚信不够深厚罢了。如果舍弃反省自己而一味责怪别人，不也是很危险吗？
子夏说：“大节不逾越界限，小节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大德，是指大体原则；小德，是指具体细节。君子所坚守的，大体原则固然有确定的标准；但在应对交往之际，运用权变以取得中道，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执着，所以最终都能归于正道。比如可以获取，也可以不获取；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之类，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这句话是以大德不逾越界限为根本的，必须大德不逾越界限，然后小德才可以有所出入。因为那些出入始终没有超出界限的范围，所以说“可以”。如果不是这样，根本没有确立，却认为出入是“可以”的，那只是小人肆无忌惮罢了。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们，对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小事，是可以做好的，但这只是末节，至于根本的大道，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子夏听到这话后说：“唉！言游说错了。君子的道理，哪样先传授，哪样后传授呢？拿草木来作比喻，它们是有类别区别的。君子的道理，怎么可以歪曲呢？有始有终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
这一篇所记载的子夏的话，无不切中要害，而这一章尤其能够阐明圣门学问的深奥之处。哪样先传授，哪样后传授？是说君子教导别人，是有次序的。因为道理的本末是一致的，哪有因为认为是先就传授它？哪有因为认为可以后就疲倦而不传授？只是学习者的资质见闻，如同草木类别不同，所以所得有深浅的差异。而君子的道理本末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说：“怎么可以歪曲呢！”至于始末兼举而没有遗憾，那是圣人的境界，不是普通学者所能做到的。现在那些年轻人练习洒扫应对进退的事情，这叫做小学。由此而推致其知识，则在于个人，这叫做大学。至于充实并穷尽它，也最初不离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如果把这当作末节，而另外寻求所谓的根本，那就是把本末分割为两个实体，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不相统属。其弊端大概是不胜枚举的。以子游长期在圣门学习，而他的差错还像这样，可见论学之难啊。
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
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显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百姓，成就自己与成就万物是没有区别的。古人，学习以终其身，所以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他们从容宽裕就是这样。始终都在学习，而没有穷尽的时候。
子游说：“守丧以尽哀为限度。”
守丧以哀为主，致，是指自我竭尽的意思。如果因毁伤身体而灭绝天性，那就是超过哀的限度了。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还没有达到仁。”曾子说：“子张那样堂堂仪表，很难与他一起实行仁道啊。”
虽然有高明的见解，卓越的品行，称之为难能可贵是可以的，但这不妨碍他尚未达到仁。那种堂堂仪表，大概就是难以与他一起实行仁道的原因吧？因为仁道，必须深沉缜密，亲切笃实，然后才能进步。所以像愚钝一样的颜回，圣人赞许他不违背仁；而仪表堂堂的子张，曾子认为难以与他一起实行仁道。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人没有自我竭尽的，一定是在为父母守丧的时候吧？人在其他事情上未能自我竭尽，在为父母守丧时难道可以不自尽吗？如果在这件事上不能自我竭尽，那么什么事能竭尽呢？如果在这件事上能自我竭尽，那么对其他事情也不过是推己及人罢了。”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别人可能做到，但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认为难能可贵，只是说“做起来不容易”罢了。因为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策，一定是好的，本来应当奉行并使之笃实。如果不幸有违背道理、危害事务的情况，就应当考察并更改，这才是对亲人尽到真诚的爱。孟庄子之所以始终不更改，大概是因为那些事情虽然未必尽善，但也还没有达到违背道理、危害事务的严重程度吧？所以取他那种不忍心更改的态度。因为好而不更改，是常理，不必称难能可贵；坏而不更改，那是成全父亲的恶，不可称难能可贵。
孟氏让阳肤担任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清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
先王对于百姓，用来养育他们、教育他们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民心亲近依附，百姓顺从习惯而不违背。像这样还有不遵从的，然后才施加刑罚。大概未曾不致以哀怜恻隐之心。至于后世礼义衰微，用来养育他们、教育他们的方法，都荡然无存了。在上位的人未曾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民心也涣散而不相隶属，从而陷入罪过而遭受刑戮。这就是所说的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在这个时候担任狱官的人，在审理诉讼时，怎么可以因为查清案情而高兴呢？应当深深反省使百姓落到这种地步的原因，以极尽哀怜同情之意就可以了。唉！后世审理案件的官员，常常担心查不清案情，如果查清了案情就高兴了。他们哪里知道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的意味呢？能存有这种心，就能以仁爱对待这些百姓了。
子贡说：“纣
下流如川泽是也。川泽处卑，众水毕萃。纣之不道，可谓极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为不善，而天下之恶皆将归之，是以若此其极也。《书》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而飞亷恶来之徒皆集于朝。不善之积，日累月成，以至于贯盈。是岂不犹川泽所居者下，而众水皆归之者乎？故君子恶居下流，强为善而已矣。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见之，者君子不以文饰掩蔽其过也。日月之食，旋而复矣，无损其明也。故君子改过不吝，而徳愈光焉。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万理盈于天地间，莫非文武之道。道初无存亡増损，在人所识。何如？贤者则识其大者，不贤者则识其小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如庶民耕田而凿井，仰事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尝无乎？然则夫子焉往而非学？惟善之主，而初无常师也。此其所以备斯文之大全。大舜乐取诸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即此意耳。特以文武为言者，以文王、武王以来，其传至于孔子故也。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所造愈深则人愈难识，而况于圣人之为至乎？非得其门而入者，何由知其蕴也？虽然，武叔亦岂真能窥子贡者哉？使其果能之，则其于夫子之道，望乎墙仞，当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絶，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贡善喻，如宫墙、日月之喻，皆可谓切矣。夫邱陵固可逾，太山虽髙，然犹有可逾之理。至于日月之行天，则孰得而逾之哉？人之议日月者，初何损于日月之明？徒为自絶于日月而已矣。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贡以日月喻圣人之不可逾矣，复以天之不可阶而升，喻圣人之不可及，尤为切至矣。盖大而化之，非复思勉所及，学者至此无所用其力，是岂不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乎？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诚感无不通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无不得其所者也。其犹万物之于天乎？子贡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尧曰篇》
尧曰：「咨！尔舜！天之厯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以其徳当天心，故知天之厯数在其躬。允执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无所倚，则能执其中而不失，此所谓时中也。君之所为安乐者，以民故也。天之视聴，自我民视聴。若四海困穷，则天禄亦永终矣。圣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际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程子谓曰：“字上脱一‘汤’字，有罪不敢赦，谓桀得罪于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讨。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恶不可蔽也，则何敢专顾帝所眷命？何如尔？己有罪，则不以及万方；万方有罪，则归之于己。此其自列以聴天命之辞，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则其有天下也，亦何与于己哉？周有大赉
译下流就像河流和沼泽一样。河流和沼泽地势低洼，所以众水都汇聚在那里。商纣王的无道，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他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意思是说他起初也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只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天下的恶行都将归咎于他，所以才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尚书》称商纣王是天下逃亡罪犯的首领，是聚集罪人的深渊和沼泽，而飞廉、恶来这类人也都聚集在朝廷。不善的行为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就达到了盈满的程度。这难道不就像河流和沼泽因为地势低洼，所以众水都流向那里一样吗？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只有努力行善罢了。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犯错的时候，人们都看得见；改正的时候，人们都仰望着他。”
人们都看得见，是因为君子不用文辞来掩饰和掩盖自己的过错。日食和月食，很快就会恢复原状，并不损害它们的光明。所以君子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因而德行更加光辉。
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仲尼从哪里学习？”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并没有失传于地上，而是在人身上。贤能的人了解它的大体，不贤能的人了解它的细节，没有人不拥有文王、武王的道。夫子哪里不学习呢？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
万事万物的道理充满在天地之间，没有不是文王、武王的道。道本来没有存亡增减，在于人们所认识的如何。怎样呢？贤能的人就认识它的大体，不贤能的人就认识它的细节。每个人无不拥有文王、武王的道。至于像平民百姓耕田凿井，上事父母下养子女，文王、武王的道又何尝没有呢？那么夫子到哪里不是学习呢？只有善于学习的人，而本来没有固定的老师。这就是他能够具备文化大全的原因。大舜乐于向别人学习以行善，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向别人学习的，就是这个意思。特别用文王、武王来说，是因为从文王、武王以来，他们的道传承到了孔子。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拿宫墙来作比喻，我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可以窥见里面房屋的美好；夫子的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宏伟，百官的富丽。能找到门进去的人或许很少吧，夫子的话，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造诣越深就越难被人认识，何况圣人的境界是至高无上的呢？如果不是找到门进去的人，从哪里知道他的内涵呢？虽然如此，武叔难道真的能窥见子贡的底蕴吗？如果他真的能窥见，那么对于夫子的道，望着那几仞高的墙，应当产生尊敬之心，寻求进入的门径，就不会有空闲去议论了。
叔孙武叔诋毁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不可诋毁的。别人的贤能，就像丘陵一样，还可以逾越。仲尼就像日月一样，没有办法逾越。人虽然想自绝于日月，那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显示出他不自量力罢了。”子贡善于比喻，像宫墙、日月的比喻，都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丘陵固然可以逾越，泰山虽然高，但还有可以逾越的道理。至于日月在天上运行，谁能逾越呢？人们议论日月，起初对日月的光明有什么损害呢？只是自绝于日月罢了。
陈子禽对子贡说：“您是恭敬吧，仲尼难道比您贤能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示他的智慧，一句话也可以显示他的无知，说话不可不谨慎。夫子的不可及，就像天不能凭借阶梯攀登一样。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封地，那就是所说的‘确立他们，他们就确立；引导他们，他们就行动；安抚他们，他们就归顺；动员他们，他们就和谐’。他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子贡用日月比喻圣人不可逾越，又用天不能凭借阶梯攀登来比喻圣人不可企及，尤为贴切至极。大概大而化之的境界，不再是思考努力所能达到的，学者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地方用力了，这难道不就像天不能凭借阶梯攀登一样吗？所谓“确立他们，他们就确立；引导他们，他们就行动；安抚他们，他们就归顺；动员他们，他们就和谐”，是不快而速，不行而至，只有天下至诚才能感应无不通。他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没有不得到适当安置的。这难道不像万物对于天一样吗？子贡的智慧足以知道这些，他的造诣也很深了。《尧曰篇》
尧说：“唉！你舜！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道，如果四海百姓困苦穷乏，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
因为他的德行符合天心，所以知道上天的历数在他身上。真诚地执守中道，事事物物都有中道，是天理所在的地方。只有内心不偏倚，才能执守中道而不失，这就是所谓的时中。君主所追求的安乐，是因为百姓的缘故。上天的视听，来自百姓的视听。如果四海百姓困苦穷乏，那么上天的福禄也就永远终结了。圣人之间的传授，凡是关乎天人之际罢了。
说：“我小子履，敢用纯色公牛，敢向伟大的后帝昭告。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我不遮蔽，简在帝心。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足。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
程子说：“‘曰’字上面脱了一个‘汤’字，‘有罪不敢赦’，是说夏桀得罪于天，不敢稽留天命而不讨伐。然而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帝王的臣子，他们的善恶不可遮蔽，那么怎么敢专断不顾帝王所眷顾的命令呢？怎么样呢？自己有罪，就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就归责于自己。这是他自我陈述以听候天命的话，公天下的心如此。那么他拥有天下，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周朝有大赏赐”
，惟善人之是富。虽有周至亲，不如仁贤。如周公虽至亲，亦以尊贤之义为重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与成汤无以异也。此所载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门人列于末章，所以见前圣后圣之心，若合符节。其不得时位而在下，则夫子之道；其得时位而在上，则帝王之业也。”
译只有善人，才使他富足。即使有像周公那样至亲的人，也不如仁德贤能之人重要。像周公虽然是至亲，也以尊重贤人的道义为重。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身上。这是武王公天下的胸怀，与成汤没有什么不同。这里所记载的帝王事迹，是孔子经常谈论的。弟子们把它列在最后一章，是为了表明前代圣王与后代圣王的心志，如同符节相合一般。如果不得时运和地位而处于下位，那就是孔夫子的道；如果得时运和地位而处于上位，那就是帝王的功业。”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防、祭。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説。
权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谨法度，审则纲纪定，废官修则事无旷，此政之所以行而无壅也。兴灭国，不欲忘其先之功徳也；继絶世，不忍坠人之宗祀也；举逸民，不使贤才以遐遗也。是三者，民心之所愿，而民望之所归，此民之所以归心也。以民食为重，则人务本而有以厚其生；以防祭为重，则民防终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为政之纲纪也，而行之则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寛则民有所措，故得众；信则民愿为之役，故民任敏；则无失时之患，故有功；公则顺天下之好恶，故説然。是四者之中，公又为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为治之要，门人并记于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孔子论为政之方，莫详于此。故门人复以附前章之后。姑息以予民，则惠而费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里，教之树畜，通工易事之类，皆是也。是则其为惠均平，而何费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则劳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则何怨之有？凡动于己私者，皆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则何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处者，安裕故常泰然而无所不敬也。故不骄。若夫以势位智力自恃，则骄。骄则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视，临之以庄也。持身如是之严，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己之心，则猛而反害于威矣。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施于人者也。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存于己者也。为政内外始终之道，亦云备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欤？不教而杀，谓未尝有教以先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视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则欲必至，是贼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为也。犹之予人，当予则予之耳。若为政但知守出纳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为有司之事，岂不失为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为也。失人心而召祸乱，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恶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恶，则政日新而无斁矣。五美之后，必继之以四恶之防。圣人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此所论命，谓穷通得防之有定也。不知命，则将徼幸而苟求，何以为君子乎？知命，则志定，然后其所当为者可得而为矣。礼者，所以检身也。不知礼，则视聴言动无所持守，其将何以立乎？知礼，则有履践之实矣。知言，如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之类。不知言，则无以知其情实之所存，其将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则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学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务，必以是为本，而后学可进。不然，虽务于穷髙极逺，而终无所益。门人以此终《论语》之书，岂无旨哉？
论语解卷十
译谨慎地校正度量衡，审慎地审定法律制度，修缮废弃的官职，这样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了。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附了。所看重的，是百姓、粮食、防备、祭祀。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使民众信任。勤勉就能建立功业，公正就能使人喜悦。
度量衡是法律制度的来源。所以不能不首先谨慎地对待法律制度，审慎地审定，那么纲纪就能确立；废弃的官职得到修缮，那么事务就不会荒废，这就是政令能够推行而不阻塞的原因。复兴灭亡的国家，是不想遗忘他们祖先的功德；延续断绝的世系，是不忍心让人家的宗庙祭祀断绝；举用隐居的贤人，是不让贤才被远远遗弃。这三件事，是民心所愿，也是民望所归，这就是百姓归附的原因。以百姓和粮食为重，那么人们就会致力于根本，从而丰厚他们的生活；以防备和祭祀为重，那么百姓就能防备终老，从而哀悼他们的死亡。所有这些，都是为政的纲纪，而实行它们是有根本的，下面这四点就是。宽厚，百姓就有安身之处，所以能得到众人；诚信，百姓就愿意为他效力，所以民众信任；勤勉，就没有错失时机的祸患，所以有功；公正，就顺应天下人的好恶，所以使人喜悦。在这四点之中，公正又是根本。这也是孔子经常谈论的，帝王治理天下的要领，弟子们一并记录在这里，也体现了《春秋》向百代君王展示大法的意思。
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民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致怨恨，追求仁德却不贪婪，安泰从容却不骄傲，威严庄重却不凶猛。”子张说：“什么是施惠于民却不耗费？”孔子说：“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让他们获利，这不就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呢？君子不论人多还是人少，不论势力小还是大，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庄重他的目光，严肃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教育就杀戮，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政令松懈却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要给人东西，但在出纳时吝啬，叫做像小吏一样。”
孔子论述为政的方法，没有比这里更详细的了。所以弟子们又把它附在前一章之后。姑息迁就地给予百姓，那么虽然施惠却耗费了。如果顺着他们有利的地方去让他们获利，比如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种植畜牧，互通有无交换货物之类，都是这样。这样施惠均平，又有什么耗费呢？役使百姓不按照正道，那么就会劳苦而怨恨。按照安逸的道理役使百姓，又有什么怨恨呢？凡是出于私欲的，都是贪婪。如果所追求的是仁德罢了，又有什么贪婪呢？君子自我处身的态度，因为安裕所以常常安泰而没有不恭敬的。所以不骄傲。如果凭借权势地位智力自恃，就会骄傲。骄傲就不安泰了。端正衣冠，庄重目光，是用庄严的态度临视众人。持身如此严谨，所以人们望而生畏，而不是用威势压迫人。所以威严而不凶猛。如果有使人畏惧自己的心思，那么就会凶猛反而损害威严了。施惠而不耗费，役使而不怨恨，是施予他人的。追求而不贪婪，安泰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是存于自身的。为政内外始终的道理，也可以说完备了。然而追求仁德，又是它的根本吧？不教育就杀戮，是说没有先进行教育，等到陷入罪过，然后接着施加刑罚，这只是虐待罢了。不告诫就要求成功，这只是残暴罢了。政令松懈却限期完成，那么必然要到达期限，这只是残害罢了。这三者都是不仁的人的行为。同样是要给人，应当给就给他罢了。如果为政只知道守出纳的吝啬，而不知道施舍的适宜，这只是小吏的事情罢了。身居政位却只做小吏的事，岂不是失去了作为上位者的道理吗？这是无知者的行为。失去人心而招致祸乱，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所以也列为四恶之一。尊崇五美而摒弃四恶，那么政事就会日日更新而不厌倦。五美之后，必定接着四恶的防范。圣人的告诫，深远啊。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仪，就不能立身；不懂得言辞，就不能了解人。”
这里所说的天命，是指穷困通达、得失祸福有一定的定数。不懂得天命，就会侥幸而苟且求取，怎么能成为君子呢？懂得天命，那么志向就坚定，然后那些应当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了。礼仪，是用来检点身心的。不懂得礼仪，那么视听言动就没有持守，那将凭什么立身呢？懂得礼仪，就有践行的实质了。懂得言辞，比如吉祥的人言辞少、浮躁的人言辞多之类。不懂得言辞，就无法知道他们情实的所在，那将凭什么了解人呢？所以懂得言辞，那么选择朋友就不会出差错了。这三者，是学者应当首先做到的，切要的务本，必须以这些为根本，然后学问才能进步。不然，虽然致力于穷高极远，但最终也没有益处。弟子们用这三句话结束《论语》全书，难道没有深意吗？
论语解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