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书经大全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书经大全》十卷，明胡广等奉勅撰。书以蔡沈集▯为主，自延祐贡举条格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书义程式》得本孔▯立义也。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不尽可据，因命作《书▯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为主，其専主蔡▯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是书。其说虽不似《诗经大全》之全钞刘瑾《诗▯通释》，《春秋大全》之全钞汪克寛《胡▯纂疏》，而实亦非广等所自纂。故朱▯《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书▯》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防本二『陈氏』二，『陈氏』者，一为陈栎《尚书集▯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旁通纂疏》，皆墨守蔡▯。旁通则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虽回防蔡传之处，在所不免，然大致较刘氏説诗、汪氏説春秋为有根柢。故是书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云。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书说纲领
程子曰：「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横渠张氏曰：「尚书难看，葢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祸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已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朱子曰：「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若《二典》所记，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诸篇，其所纪理，或更嵗月，或歴数年，其间岂无异事？葢必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恐人自不子细求索之尔。须是量圣人之言是説个什麽，要将何用？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尚书》？初读甚难，似见于己不相干，后来熟读，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事，皆切于己。
某尝患尚书难读，后来先将文义分晓者读之，聱牙者且未读。如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臯陶、稷契、伊▯辈所言所行，最好绸缪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先生问郑可学：“尚书如何看？”曰：“须要考歴代之变。”曰：“世变难看，唐虞三代事浩大濶逺，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大抵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着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分明，何俟于解？如洪范则须着意解，如典谟诸篇，稍雅奥，亦须略解。若如盘诰诸篇，已难解，而康诰之属则己不可解矣。
问尚书难读，葢无许大心胸，他书亦须大心胸方读得。如何程子只说尚书曰，他书却有次第。且如大学，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只合下便大，如尧典自克明俊徳以亲九族，至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多少大分命四时成嵗，便见心中包得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见得恁地。若不得一个大底心胸，如何了得。学者须是有业次，且如读尧舜典厯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乐五礼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须一一理会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汉以下工夫，无人就尧舜三代原头处理会来。又曰，且如做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书经大全》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书经大全》十卷，明代胡广等人奉皇帝命令撰写。《尚书》以蔡沈的《集传》为主要依据，从元朝延祐年间科举考试的条例开始就是这样。然而元代的制度仍然兼用古代的注疏，所以王充耘的《书义程式》能够依据孔颖达的义理来立论。明太祖亲自观察天象，知道蔡沈的《集传》不能完全作为依据，于是命令编撰《书传会选》，参考古义来纠正它的失误，颁行天下。因此在洪武年间尚且不以蔡沈的《集传》为主，专门以蔡沈的《集传》定为科举法令的，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它的说法虽然不像《诗经大全》那样全部抄录刘瑾的《诗传通释》，《春秋大全》那样全部抄录汪克宽的《胡氏纂疏》，但实际上也不是胡广等人自己编纂的。所以朱彝尊的《尊经义考》引用吴任臣的话说：“《尚书》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体上依据两部‘陈氏’著作，‘陈氏’是指陈栎的《尚书集传纂疏》和陈师凯的《书蔡传旁通纂疏》，都墨守蔡沈的《集传》。陈师凯的《旁通》对于名物度数的考证特别详细，虽然反驳蔡传的地方在所难免，但大致比刘氏解说《诗经》、汪氏解说《春秋》更有根基。所以这本书在五经大全中还算是稍好一些。”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地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书说纲领
程颐说：“看书必须看到二帝三王的道理，比如《尧典》《舜典》，就寻求尧治理百姓的方法，舜侍奉君主的方法。”
横渠张先生说：“《尚书》难以阅读，大概是因为难以拥有如此广阔的胸襟。如果只是想要解释文义，那就不难了。《尚书》说天的感应如同影子和回声，它的祸福真的如此吗？大致上天道无法直接看见，只能通过百姓来推测。百姓所喜悦的，天必定喜悦；百姓所厌恶的，天必定厌恶。只是因为人心最公正，最众多。百姓虽然极其愚昧无知，只有在涉及私利时才会昏昧不明。至于事情不关涉私利时，自然就是公正明达的。大致上众人所向往的，必定是理。理中天道就存在其中，所以想要了解天道，通过人来推测是可以的。”
朱熹说：“古代史书的体例，可见的只有《尚书》和《春秋》罢了。《春秋》按年编排，贯通记载以显示事情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录，以具备事情的始末。推测当时史官，既然已经按年记载事情，至于重大的事件，又采集合并而分别记录。像《尧典》《舜典》所记载的，上下有一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所记载的道理，有的跨越年月，有的历经数年，其间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大概必定已经具备在按年记载的史书中，而现在不再看见了。”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一个当然的道理，恐怕人们不明白，又把它写在书上。自从有文字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以说详尽无遗了。只在文字间寻求，句句都是。做一分就是一分工夫，并非茫然不可测度。只是恐怕人们自己不去仔细寻求罢了。必须衡量圣人的话是说个什么，要用来做什么？如果只读过就罢了，何必读《尚书》？初读很难，似乎与自己不相干，后来熟读，看到尧舜禹汤文武的事情，都切近于自己。
我曾经担忧《尚书》难读，后来先将文义明白的读，艰涩难懂的暂且不读。像《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在的道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尹等人所言所行，最好反复玩味，体贴到自家身上来，其味道自然不同。先生问郑可学：“《尚书》怎么看？”回答说：“必须考察历代的变迁。”先生说：“世变难以看清，唐虞三代的事情浩大阔远，从哪里推测？不如寻求圣人的心。比如尧就考察他治理百姓的方法，舜就考察他侍奉君主的方法。且如《汤誓》，汤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征讨。’熟读，难道看不见汤的心吗？”大致上《尚书》有不必解释的，有须着意解释的，有略须解释的，有不可解释的。像《仲虺之诰》《太甲》等篇，只是熟读，义理分明，何必等待解释？像《洪范》则须着意解释，像《典》《谟》等篇，稍显雅奥，也须略加解释。若像《盘庚》《大诰》等篇，已经难解，而《康诰》之类则已经不可解了。
问《尚书》难读，大概是没有那么大的心胸，其他书也须有大心胸才能读得。为什么程子只说《尚书》呢？其他书却有次第。且如《大学》，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一开始就大，如《尧典》从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到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多少大；分命四时成岁，便见心中包得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的天，方才见得如此。若不得一个大底心胸，如何了得。学者须是有次序，且如读尧舜典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乐五礼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须一一理会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汉以下的工夫，无人就尧舜三代原头处理会来。又说，且如做
尚书前五篇，大概易晓。后如甘誓、▯征、伊训、太甲、咸有一徳、説命，此皆易晓，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书。又曰：看尚书，渐渐觉得晓不得，便是有长进。若从头尾解得，便是乱道。髙宗肜日，是最不可晓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晓者。太甲大故乱道，故伊尹之言紧切。髙宗稍稍聪明，故说命之言细腻。又曰：读尚书有一个法，半截晓得，半截晓不得，晓得底看，晓不得底且阙之，不可强通，强通则穿凿。
语徳粹云：「尚书亦有难看者。昨日尝语子上滕，请问先生。复言大略如昨日之説。又云：如防子、洛诰等篇，读至此且认微子与父师、少师哀商之沦丧已将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义，知他当时言语如何，自有不能晓矣。」
问书当如何看？先生曰：「且看易晓处，其他不可晓者，不要强说。纵说得出，恐未必是当时本意。近时解书者甚众，往往皆是穿凿，如吕伯恭，亦未免此也。」
尚》书「中」盘庚「五诰」之类，实是难晓。若要添减字，硬说将去，尽得然，只是穿凿，恐终无益耳。
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得，亦要何用？如周诰等篇，周公不过説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从他説。但此一段如此训诂，说得通；至别一段如此训诂，便说不通，不知如何。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难晓。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様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
尚书只是虚心平气，阙其所疑，随力量看，教浃洽，便自有得力处，不须预为计较，必求赫赫之功也。道夫请先生点《尚书》，以幸后学。先生曰：「某今无工夫。」道夫曰：「先生于书既无解，若更不点，则句读不分，后人承舛聴讹，卒不足以见帝王之渊懿。」曰：「公岂可如此说，安知后来无人？」道夫再三请之。先生曰：「书亦难点，如《大诰》语句甚长，今人却都碎读了，所以晓不得。某尝欲作《书说》，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属，秖以疏文为本，若其他未穏处，更与挑剔令分明，便得。」
尚书顷尝读之，苦其难而不能竟也。注防程张之外，苏氏说亦有可观，但终是不纯粹。林少颖说，召诰以前亦详备。闻新安有吴才老禆▯，颇有发明，却未曽见。试并考之诸家，虽或浅近，要亦不无小补，但在详择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惮其烦也。
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却有此好处；若后来人解书，则又却须要尽解。
元祐说命无逸讲义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吴仁杰数书，先附去可便参订。序次当以注疏为先，疏节其要者，以后只以时世为先后可也。西山间有发明经防处，固当附本文之下，其统论即附篇末也。记得其数条，理会点句及正多方、多士两篇，可并攷之。
或问诸家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曰：然。东坡书解看得文势好，又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问：但似失之简？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向在鹅湖见伯恭，欲解书云：“且自后面解起。”今解至《洛诰》，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閙热，某尝问伯恭：“书有难通处否？”伯恭初云：“亦无甚难通处。”数日间却云：“果有难通处，今只是强解将去耳。”
书说未有分付处，因思向日谕及尚书文义贯通，犹是第二义，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即此数语便已防到七八分，千万便拨置此来，议定纲领，早与下手为佳。诸说此间亦有之，但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如制度之属，只以疏文为本，若其间有未穏处，更与挑剔令分明耳。
婺源滕氏【和叔】曰：书之大意，
译尚书前五篇，大概容易理解。后面的如《甘誓》、《汤征》、《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这些也都容易理解，也很好。这是孔氏壁中所藏的书。又说：读《尚书》，渐渐觉得有些地方理解不了，这就是有长进。如果从头到尾都能解释得通，那就是胡乱说道。《高宗肜日》是最难理解的。《西伯戡黎》是稍微难理解的。《太甲》篇大段大段地胡乱说道，所以伊尹的话紧切。高宗稍微聪明，所以《说命》的话细腻。又说：读《尚书》有一个方法，一半理解，一半不理解，理解的部分看，不理解的部分暂且空缺，不可强行贯通，强行贯通就会穿凿附会。
语德粹说：“《尚书》也有难看的。昨天曾对子上说，请问先生。又回答说大致如昨天所说。又说：如《微子》、《洛诰》等篇，读到此处暂且认识微子与父师、少师哀叹商朝沦丧将如何？其他都是这样。至于文义，知道他们当时的言语如何，自然有不能理解的。”
问《尚书》应当如何看？先生说：“暂且看容易理解的地方，其他不能理解的，不要强行解释。纵然解释得出，恐怕未必是当时的本意。近来解释《尚书》的人很多，往往都是穿凿附会，如吕伯恭，也难免此弊。”
《尚书》中的《盘庚》五诰之类，实在难懂。如果要添减字，硬说下去，尽可以，只是穿凿附会，恐怕终究没有益处罢了。
书中容易理解的地方，直接就容易理解；那不能理解的地方，暂且空缺。如《盘庚》之类，不仅不能理解，即便理解了，又有什么用处？如《周诰》等篇，周公不过是说周朝应当取代商朝的意思，是他们当时的说话，其中多有不可解的，也暂且观察其大意所在罢了。书中不能理解的地方，先儒既然这样解释，暂且只能听他们这样说。但这一段这样训诂，说得通；到另一段这样训诂，便说不通，不知如何是好。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他的话艰涩难懂。如书中周公的话，便难读，《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的，只有《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也有诪张为幻之语。至于《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章，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
《尚书》只是虚心平气，空缺所疑，随力量看，教其浃洽，便自有得力处，不须预为计较，必求赫赫之功也。道夫请先生点《尚书》，以幸后学。先生说：“我今无工夫。”道夫说：“先生于《尚书》既无解释，若更不点，则句读不分，后人承舛听讹，卒不足以见帝王之渊懿。”说：“你岂可如此说，安知后来无人？”道夫再三请之。先生说：“《尚书》也难点，如《大诰》语句甚长，今人却都碎读了，所以理解不了。我曾想作《书说》，竟不曾成。如制度之类，只以疏文为本，若其他未稳妥处，更与挑剔令分明，便得。”
《尚书》近来曾读之，苦其难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张之外，苏氏说亦有可观，但终是不纯粹。林少颖说，召诰以前亦详备。闻新安有吴才老裨补，颇有发明，却未曾见。试并考之诸家，虽或浅近，要亦不无小补，但在详择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惮其烦也。
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却有此好处；若后来人解书，则又却须要尽解。
元祐说命无逸讲义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吴仁杰数书，先附去可便参订。序次当以注疏为先，疏节其要者，以后只以时世为先后可也。西山间有发明经义处，固当附本文之下，其统论即附篇末也。记得其数条，理会点句及正多方、多士两篇，可并考之。
或问诸家书解，谁者最好？莫是东坡书为上否？说：然。东坡书解看得文势好，又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问：但似失之简？说：也有只消如此解者。向在鹅湖见伯恭，欲解书云：“且自后面解起。”今解至《洛诰》，有印本是也。其文甚热闹，我曾问伯恭：“《尚书》有难通处否？”伯恭初说：“亦无甚难通处。”数日间却说：“果有难通处，今只是强解将去耳。”
书说未有分付处，因思向日谕及《尚书》文义贯通，犹是第二义，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即此数语便已防到七八分，千万便拨置此来，议定纲领，早与下手为佳。诸说此间亦有之，但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如制度之类，只以疏文为本，若其间有未稳妥处，更与挑剔令分明耳。
婺源滕氏【和叔】说：《尚书》之大意，
一「中」字而已。允执厥中，书所以始；咸中有庆，书所以终。以此一字读此一书，迎刃而解矣。
译只是一个“中”字罢了。《尚书》以“允执厥中”开篇，以“咸中有庆”结尾。用这一个字来解读整部《尚书》，就能迎刃而解了。
程氏【去华】曰：前辈谓读书要识圣贤气象，某谓读《尚书》亦当识唐虞三代气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后则多臣戒君耳。禹、臯陶戒君儆于未然，辞亦不费。夏商以后则事形而后正救之，如《太甲》、《髙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详至，不惮辞费矣。观啓与有扈战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统六师与一强诸侯对敌，前此未闻也。汤之伐夏，自《汤誓》、《汤诰》外，未尝数桀之恶，且有慙徳武王伐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歴歴陈布，惟恐纣恶不白，己心不明，略无回防意矣。伊尹谏太甲不从而放之，前此无是也。使无尹之志，则去鬻拳无几。然太甲天资力量逺过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归。周公则谗疑交起，虽风雷彰徳之余，宅中图大之后，不敢去国，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辅佐，用力何其艰也。尧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岂细事，而天下帖然无异辞。盘庚以圯于耿而迁国，本欲安利万民，而臣民讙哗，至勤三篇训谕而仅济，然盘庚犹可也。周之区处商民，自《大诰》以后、《毕命》以前，药石之饮，食之一以为龙蛇，一以为赤子，更三纪之久，君臣共以为国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讫于无虞。视尧舜区处苗顽，又何甚暇而甚劳也。精一执中，无俟皇极之烦言。钦恤明刑，何至《吕刑》之滕口降是。而鲁、秦二誓见取于经，而王迹熄，霸图兆矣。世变有隆污，风俗有厚薄，固应如此。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读书者其毋苟乎哉。
书经大全原序
汉孔安国【先圣十二世孙】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去声】天下也，始画八卦【干坎艮震巽离坤兑】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陆氏曰：伏羲风姓，以木徳王【去声】即太皥也。书契，刻木而书其侧，以纪事也。《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文字也；籍，书籍也【禓氏《易》▯曰：▯▯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离知之。偃之为▯▯，立之为水火，若雷风山泽之事，亦然。故《汉书》坤字作巛，八字立而声画不可胜穷矣。岂待鸟迹哉？后世草书天字作□，即▯也。】新安胡氏曰：黄帝时始有字，则黄帝以前皆无字也。今则有之者，文籍既生之后而作也】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音专朂】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歴代寳之，以为大训。
陆氏曰：神农炎帝也，姜姓，以火徳王【去声，下并同】黄帝轩辕也，姬姓，以土徳王，一号有熊氏，坟大也。少昊金天氏，名摰【音至】己姓，黄帝之子，以金徳王。颛顼高阳氏，姬姓，黄帝之孙，以水徳王。高辛帝喾【音谷】也，黄帝之曾孙，姬姓，以木徳王。唐帝尧也，姓伊耆氏，帝喾之子，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号陶唐氏，以火徳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国号有虞，颛顼六世孙，以土徳王。夏禹，有天下之号也，以金徳王。商汤，有天下之号也，亦号殷，以水徳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号也，以木徳王。揆度【唐入声】也【问：三皇所説甚多，当以何者为是？朱子曰：无处理会，当且依孔安国之説。五峯以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却无颛顼、高辛之数。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説。又曰：只依孔安国之説，然五峯以羲、农、黄、唐、虞作五帝云。据易系辞，当如此，要之不必如此。黄氏鼎曰：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氏亦谓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则三皇有书明矣。而孔子则云：包羲氏始画八卦，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是包羲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书如此？则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安国之説近是。自伏羲至尧舜八圣人者，固皆主宰天下之帝也，而以其道之大，则羲、农、黄又谓之三皇，其实一也。少昊以下为君，莫盛于尧、舜，故书惟取二典。尧、舜以前立法，盖始于伏
译程氏去华说：前辈认为读书要体认圣贤的气象，我认为读《尚书》也应当体认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气象。唐尧、虞舜时期君臣之间互相警戒，夏、商以后则多是臣子警戒君主罢了。大禹、皋陶在祸患未发生时就警戒君主，言辞也不繁琐。夏、商以后则是事情已经显露才去匡正补救，像《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而且反复详尽，不嫌言辞费事。看启与有扈在甘野交战，以天子的尊贵统领六军与一个强大的诸侯对抗，在此之前未曾听说过。商汤讨伐夏桀，除了《汤誓》、《汤诰》之外，不曾多次列举桀的罪恶，而且存有惭愧之心；周武王讨伐商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共五篇，一一陈列，唯恐纣王的罪恶不被昭示，自己的心意不被明白，毫无回避掩饰之意。伊尹劝谏太甲不听而将他放逐，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那么他与鬻拳相差无几。然而太甲的天资能力远远超过成王，太甲悔悟，伊尹就可以告老还乡。周公则谗言猜疑交起，虽然在风雷彰显德行之后，定都洛邑谋划大业之后，也不敢离开国家，而且恳切地挽留召公以同心辅佐，用力何其艰难啊。尧将天下大权授予舜，舜将天下大权授予禹，这难道是小事吗，而天下安然没有异议。盘庚因为耿地遭水灾而迁都，本意是想安定造福万民，而臣民喧哗，直到辛勤地用三篇训谕才勉强成功，然而盘庚还可以。周朝安置商朝遗民，从《大诰》以后、《毕命》以前，像服用药石一样，有时把他们当作龙蛇，有时把他们当作赤子，历经三代之久，君臣共同将其视为国家最大最重的事，幸好最终没有忧患。看待尧舜安置苗民顽民，又是多么从容而辛劳啊。精纯专一、执守中道，无需《皇极》那样的烦琐言论。恭敬体恤、明正刑罚，何至于像《吕刑》那样口出繁辞。而《鲁誓》、《秦誓》被收录于经书，王道衰微，霸业萌生了。世道的变迁有兴盛与衰败，风俗有厚道与浇薄，本来就应该如此。引申扩展，触类旁通，读书的人能不马虎吗？
《书经大全》原序
汉朝孔安国（先圣十二世孙）说：古时伏羲氏统治天下，开始画八卦，创造书契，来代替结绳治政的方法，从此文字书籍产生了。陆氏说：伏羲风姓，以木德称王，就是太皞。书契，是在木头上刻字并写在旁边，用来记录事情。《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是文字；籍，是书籍。新安胡氏说：黄帝时才开始有文字，那么黄帝以前都没有文字。现在之所以有，是因为在文字书籍产生之后才作成的。
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述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的书，称为五典，讲述常道。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设立教化不完全相同，但典雅的诰命和深奥的意义，其归旨是一致的。因此历代珍视它们，作为重要的训诫。
陆氏说：神农是炎帝，姜姓，以火德称王；黄帝是轩辕，姬姓，以土德称王，一个号叫有熊氏，坟意为大。少昊是金天氏，名挚，己姓，黄帝的儿子，以金德称王。颛顼是高阳氏，姬姓，黄帝的孙子，以水德称王。高辛是帝喾，黄帝的曾孙，姬姓，以木德称王。唐是帝尧，姓伊耆氏，帝喾的儿子，起初是唐侯，后来成为天子，建都于陶，所以号叫陶唐氏，以火德称王。虞是帝舜，姓姚氏，国号有虞，颛顼的六世孙，以土德称王。夏禹，是有天下的称号，以金德称王。商汤，是有天下的称号，也称殷，以水德称王。周文王、武王，是有天下的称号，以木德称王。揆意为度。问：三皇的说法很多，应当以哪个为正确？朱子说：没有地方可以理会，应当暂且依照孔安国的说法。五峯认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却没有颛顼、高辛的数目。总之，不可以就这样说。又说：只依照孔安国的说法，然而五峯以羲、农、黄、唐、虞作为五帝。根据《易·系辞》，应当如此，总之不必如此。黄氏鼎说：《周礼》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左传》也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那么三皇有书是明确的。而孔子说：包羲氏开始画八卦，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这是包羲以前尚且没有文字，怎么会有书呢？那么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安国的说法接近正确。从伏羲到尧舜八位圣人，固然都是主宰天下的帝王，而以其道之大，那么羲、农、黄又被称为三皇，其实是一样的。少昊以下作为君主，没有比尧、舜更盛的，所以书只取两篇典。尧、舜以前立法，大概始于伏
羲，故易兼言五圣。而黄帝亦曰帝皇之与帝，初非本有定名，而不可通称也。王氏曰：君天下之号，有三皇，言大帝，言谛王，言公，不过以殊徽号，而非有所优劣也。惟邵子经世乃有皇帝、王、霸之分，然亦以论其世耳。朱子曰：当且依孔安国，斯言尽之矣】
译羲，所以《易》兼言五圣。而黄帝亦称帝，皇与帝，起初并非本来就有固定的名称，而是不能互相通称的。王氏说：统治天下的称号，有三皇、大帝、谛王、公，不过是用来区别徽号，而不是有所优劣。只有邵雍的《皇极经世》才有皇帝、王、霸的区分，然而这也是用来论述那个时代的。朱子说：暂且依照孔安国的说法，这话已经说尽了。
八卦之説，谓之八索【音色】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去声】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陆氏曰：索求也。倚相，楚灵王时史官也【唐孔氏曰：丘索不知在何代，故直总言帝王】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音煅】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音衫】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程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説，圣人岂得而去【上声下并同】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説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音志】其事，自尧始耳。」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録，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説也【问：「书断自唐虞以下，须是孔子意。」朱子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书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删去？五帝之书言常道，少昊颛顼高辛有何不可便删去？此皆不可晓也。」】「典谟之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如周诰等篇，恐只是如今榜文晓谕俗人者，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林少頴尝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万福，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説话。」」「《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与下民説话，后来追録而成之。」「书难晓者，只是当时説话自是如此，当时人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人俗语，却理会不得也，以其间头绪多，若去做文字时説不尽，故只宜记其言语而已。」「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某恐如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説话。至于旅獒、毕命、微子之命、君陈、君牙、冏命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所不晓也。今人之所晓者，未必。」当时之人识其词义也，问周诰词语艰涩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晓。林择之説，艾轩以为方言，曰：只是古语如此。窃意当时风俗恁地説话，人便都晓得，如这物事唤做甚物事，今风俗不唤作这物事，便晓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当时与卿大夫语，似今翰林所作制诰之文，故甚易晓。如诰是与民语，乃今官司行移晓谕文字，有带时语在其中者，今但晓其可晓者，其不可晓者则阙之可也。唐孔氏曰：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灵王时生，敬王时卒，故云周末。职方即周礼也。董氏鼎曰：陆氏以六体分正摄，盖以典谟训诰誓命名篇者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体之类者为摄。然古之为书者，随时书事，因事成言，取辞之达意而已，岂如后之作文者，求必合体制也？孔氏以六体言，大槩已举，虽不以六字名篇合其类，则是亦正也，何以摄为？至若唐孔氏以征、贡、歌、范、足为十例，亦不必从。善乎林氏谓：读书在求帝王之心，以充修齐治平之道，体例安足言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去声】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秦，国名始皇，名政，并六国【齐、楚、燕、赵、韩、魏】为天子，自号始皇帝，焚诗书，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
译关于八卦的著作，称为《八索》，“索”是探求的意思，即探求其义理。关于九州的记载，称为《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是说九州所拥有的一切，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风气所适宜的事物，都聚集在这本书里。《春秋左氏传》说：楚国的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就是指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籍。
陆氏说：“索”就是探求。倚相，是楚灵王时期的史官。【唐代孔颖达说：《九丘》《八索》不知道产生于哪个时代，所以直接统称为帝王之书】
我们的先君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看到史籍文章烦琐冗杂，担心阅读的人理解不一，于是制定礼乐，阐明旧的典章，删减《诗经》为三百篇，约略史记而修订《春秋》，赞颂《易》道以摒弃《八索》，陈述职方之事以除去《九丘》，研讨《坟》《典》，断代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删减烦乱的内容，剪除浮夸的言辞，举出宏大的纲领，撮取精要的机理，足以流传后世、确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共有一百篇，用来弘扬最高的道理，给君主展示规范。帝王的制度，坦荡明白，可以举而行之，三千弟子，都接受了这些义理。
程子说：“所谓大道，比如性与天道的学说，圣人怎么能把它去掉呢？如果说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也一定是极重要的道理，不像后世那些繁衍末流的方术。这本来就是常道，所以圣人不把它去掉。或许所谓羲皇、农皇的书，是后人称述当时的事，失去了义理。比如许行自称是神农之言，以及阴阳权变、医方之类，自称是黄帝的学说罢了，这就是圣人去掉它们的原因。《五典》既然都是常道，又去掉了其中三篇。大概上古虽然已有文字，而制定法律度数为治理留下痕迹，得以记载，有史官来记录其事，是从尧开始的。”现在考察《周礼》中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周公所收录的，必定不是伪妄之作。而春秋时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书，还有存在的。如果确实完备，孔子也不应该全部删去。或者是简编脱落，无法通晓；或者是孔子所见到的只限于唐尧虞舜以下，不可得知罢了。现在也不必深究其说。【问：“《书》断代从唐尧虞舜以下，必须是孔子的意思。”朱子说：“也不可得知。且如三皇之书讲大道，有什么不可就删去？五帝之书讲常道，少昊、颛顼、高辛有什么不可就删去？这些都不明白。”】“《典》《谟》之书，恐怕是经过史官润色过的。比如《周诰》等篇，恐怕只是像如今榜文晓谕俗人那样，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林少颖曾说：‘如今人说日伏惟尊候万福，让古人听到，也不知是什么话。’”“《尚书》中的各种‘命’都很清楚，大概像如今的制诰是朝廷做的文字，各种‘诰’都难以理解，大概是对下民说话，后来追录而成的。”“《书》难以理解的，只是当时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晓得，后人却以为难懂。如果让古人看今人的俗语，却理解不了，因为其中头绪多，如果去做文章时说不尽，所以只适宜记录言语而已。”“《书》有两种文体，有极清楚的，有极难懂的。我恐怕像《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来当面命令而教告的，自然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毕命》《微子之命》《君陈》《君牙》《冏命》之类，则是当时修饰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的，有如今老师宿儒所不明白的。今人所晓得的，未必是当时人认识其词义的。”问《周诰》词语艰涩如何看？回答说：这些是不可理解的。林择之说，艾轩认为是方言，说：只是古语如此。我私下以为当时风俗如此说话，人们就都晓得，比如这东西叫做什么，如今风俗不叫这东西，就晓不得了。像《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是当时与卿大夫说话，像如今翰林所作的制诰之文，所以很容易理解。像《诰》是与民说话，乃是如今官司行移晓谕的文字，有带时语在其中的，如今只晓其可晓的，其不可晓的则空缺它可以。唐代孔颖达说：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上尊先祖，所以说先君。孔子周灵王时生，敬王时卒，所以说周末。职方就是《周礼》。董氏鼎说：陆氏以六体分正摄，大概以《典》《谟》《训》《诰》《誓》《命》命名篇的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体之类者为摄。然而古人为书，随时书事，因事成言，取辞之达意而已，岂像后之作文者，求必合体制呢？孔氏以六体言，大概已举，虽不以六字名篇合其类，则是亦正也，何以摄为？至于唐代孔颖达以征、贡、歌、范、足为十例，也不必从。林氏说得好：读书在求帝王之心，以充修齐治平之道，体例安足言哉】
等到秦始皇灭掉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的先人于是把家藏的《书》藏在墙壁里。
秦，国名；始皇，名政，并吞六国【齐、楚、燕、赵、韩、魏】成为天子，自号始皇帝，焚毁诗书，在三十三年，坑杀儒生，在三十五年
年。顔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去声】云，孔鲋所藏，二説不同，未知孰是【唐孔氏曰：秦纪始皇三十四年，因置酒于咸阳宫，丞相李斯奏请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曰：可。三十五年，以方士卢生求仙药不得，以为诽谤，诸生连相告引，四百六十余人坑之咸阳。又卫宏《古文竒字序》云，秦改古文以为篆▯，多诽谤者，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宻令冬月种▯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冬瓜有实，诏天下博士诸生説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向论难，因发机，填以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鲤，伯鱼，鲤生伋，子思，伋生白，子上，白生求，子家，求生箕子京，箕生穿，子高，穿生慎子顺，为魏相，慎生鲋，为陈涉博士，鲋弟腾，子襄，为惠帝博士，长沙太守，腾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国，安国为武帝博士，临淮太守。】新安陈氏曰：按鲋、腾兄弟，尔藏书必同谋，谓鲋藏可也，腾藏亦可也】
译年。颜师古说：《孔子家语》记载，孔腾字子襄，因畏惧秦朝法律严酷急迫，将《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孔子旧居的墙壁中。而汉代史书《尹敏传》记载，是孔鲋所藏，两种说法不同，不知哪个正确。【唐代孔颖达说：秦朝历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宴，丞相李斯奏请，天下敢有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言论的，全部交给郡守、县尉一并烧毁；敢有私下谈论《诗》《书》的，处死刑；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的，脸上刺字并罚作筑城的苦役。始皇批准说：可以。三十五年，因方士卢生求取仙药未成，被认为诽谤，诸生互相牵连告发，四百六十多人在咸阳被活埋。又卫宏《古文奇字序》说，秦朝将古文改为篆书，多有诽谤者，秦朝担忧天下人不顺从，便召集诸生，到者都拜为郎官，共七百人。又暗中命令在冬天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暖之处，瓜结了果实，就派人上书说：冬瓜结了果实，诏令天下博士诸生解释，人人说法各异，于是都让他们前往观看，并预先设置机关，诸生正议论辩难时，便触发机关，用土掩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鲤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慎，字子顺，任魏国相国，慎生鲋，任陈涉博士，鲋的弟弟腾，字子襄，任惠帝博士、长沙太守，腾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国，安国任武帝博士、临淮太守。】新安陈氏说：按孔鲋、孔腾是兄弟，他们藏书必定是同谋，说是孔鲋藏可以，说是孔腾藏也可以。】
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上声】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汉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传【去声】云：「伏生名胜，为秦博士，以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音措】往受之。」顔师古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陆氏曰：「二十余篇即马郑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頴达曰：「《泰誓》本非伏生所传，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于伏生所传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汉书》乃言初亦壁藏，而后亡数十篇，其説与此序不同，盖传闻异辞尔。至于篇数亦复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尧典》《臯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伪之説详见【音现】本篇，此未暇论【去声】也【问：尚书古文今文有优劣否？朱子曰：「孔壁之▯，汉时人却不▯，只是司马迁曾师授，如伏生《尚书》，汉世却多传者。晁错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齐音不可晓者，以意属成，此载于史者。及观经传及孟子引《享多仪》出自《大诰》，却无差，只疑伏生偏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然有一説可论难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书简説话杂以方言，一时记録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盘庚》之类是一时告语百姓，《盘庚》劝谕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録。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属，或出当时做成底诏诰文字。」如后世朝廷词臣所为者，又问尚书未有解曰，便是有费力处，其间用字亦有不可晓处。当时为伏生是济南人，晁错却颍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晓，伏生所记者皆难晓。如尧典、舜典、臯陶谟、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难晓处，如载“采采”之类。大禹谟便易晓，如五子之歌、▯征有甚难记，却记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晓，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如大诰、康诰、夹着微子之命、穆王之时、冏命、君牙易晓，到吕刑亦难晓。因甚只记得难底，却不记得易底，便是未易理会。唐孔氏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文继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之所加也。“尚”训为上。夏氏曰：此上代之书，为后世所慕，尚故曰尚书。临川呉氏曰：书者，史之所记録也。从聿从日，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若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详。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记録，定有虞、夏、商、周四代之书】
至鲁共【音恭】王好【去声】治宫室，坏【音恠，下同】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去声】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去声】文义，定其可知者为▯古，定更【音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音閤，下同】于《尧典》，《益稷》合于《臯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
译汉朝兴起，设立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治国的大道。济南伏生，年纪超过九十，丢失了原本的经书，只能口耳相传，仅剩下二十多篇。因为这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所以称为《尚书》。一百篇的含义，世人无法得知。
《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卷。”注解说：“这是伏生所传授的。”《汉书·儒林传》说：“伏生名胜，是秦朝的博士，因为秦朝禁止私藏书籍，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兴起，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那些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就在齐鲁之间教授学生。汉文帝时，寻求能研习《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听说伏生研习《尚书》，想召见他。当时伏生年纪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汉文帝下诏让太常派遣掌故晁错前往受教。”颜师古说：“卫宏在《古文尚书》序中说：伏生年老不能清晰说话，言语难以听懂，就让他的女儿转述来教晁错，齐地人的口音大多与颍川不同，晁错不懂的大约有十二三处，只是大致根据意思连缀诵读罢了。”陆德明说：“二十多篇就是马融、郑玄所注的，也就是这二十九篇。”孔颖达说：“《泰誓》本来不是伏生所传的，汉武帝时才出现并得以流传，史官因此把它归入伏生所传的篇目内，所以说有二十九篇。”现在考察这篇序言说伏生丢失了原本经书，只能口耳相传，《汉书》却说起初也藏在墙壁中，后来丢失了几十篇，这种说法与这篇序言不同，大概是传闻不同所致。至于篇数也不同，伏生原本只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二十八篇，现在加上《泰誓》一篇，所以是二十九篇。关于《泰誓》真伪的讨论详见本篇，这里不再赘述。【问：《尚书》的古文和今文有优劣吗？朱熹说：“孔壁中发现的，汉代人却不怎么重视，只是司马迁曾经师承，像伏生的《尚书》，汉代却多有传习者。晁错因为伏生没有亲自口授，而是由其女转述，有齐地方言听不懂的地方，就凭意思连缀成篇，这记载在史书中。等到看经传及《孟子》引用《大诰》中的‘享多仪’，却没有差错，只怀疑伏生偏偏记得难懂的部分，却不记得易懂的部分。然而有一种说法可以讨论难易，古人的文字有一种，就像现在人书信说话夹杂方言，当时记录的人，有一种是写出来告诫的命令。怀疑《盘庚》之类是当时告诫百姓的话，《盘庚》劝谕百姓迁都之类是出自记录。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类，或许出自当时写成的诏诰文字。”就像后世朝廷词臣所作的那样。又问《尚书》没有解释，就是费力的地方，其中用字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当时因为伏生是济南人，晁错却是颍川人，只能由其女口授，有不明白的话，就凭意思连缀诵读。然而传记所引用的，却与《尚书》所载没有不同。只是孔壁所藏的都易懂，伏生所记的都难懂。如《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出自伏生，就有难懂的地方，如记载‘采采’之类。《大禹谟》就易懂，如《五子之歌》、征伐之类很难记，却记不住。至于《泰誓》《武成》都易懂，只是《牧誓》中就有难懂的，如‘五步六步’之类。如《大诰》《康诰》、夹着《微子之命》、穆王之时、《冏命》《君牙》易懂，到《吕刑》也难懂。为什么只记得难懂的，却不记得易懂的，实在不易理解。唐代孔颖达说：因为这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所以称为《尚书》。这段文字紧接在伏生之后，就知道‘尚’字是伏生所加的。‘尚’解释为上。夏氏说：这是上代的书籍，被后世所仰慕，崇尚所以叫《尚书》。临川吴氏说：书，是史官所记录的。从聿从日，聿是古笔字，用笔画成文字，记载在简册上叫书。如果按谐声，伏羲开始画八卦，黄帝时仓颉开始造文字，凡是通晓文字能书写的人称为史。君主左右有史官，记录他的言行。尧舜以前世道质朴事务简单，无法考证详细。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官所记录的，确定了虞、夏、商、周四代的书】
到了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毁坏孔子旧宅，以扩大他的居所。在墙壁中发现了祖先所藏的古文，虞、夏、商、周的书籍以及《论语》《孝经》，都是蝌蚪文字。鲁共王又登上孔子堂，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于是不再毁坏宅院，把书全部归还给孔氏。蝌蚪文字废弃已久，当时没有人能读懂。用所听到的伏生所传之书考证论述文义，确定能理解的作为古文，重新用竹简抄写，比伏生多出了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并到《尧典》，《益稷》合并到《皋陶谟》，《盘庚》三篇合并为一
，《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浮去声】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弗可复【浮去声】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译《康王之诰》与《顾命》相合，于是再次刊刻出版此篇及其序言，共计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其余部分错乱磨灭，无法再知晓原貌，全部上缴官府，收藏于国家藏书机构，以等待有才能的人来整理。
陆氏曰：共王，汉景帝子，名余，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科斗虫名虾蟇【音瑕麻】子书形似之，为▯古定，谓用▯书以易古文。呉氏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音扶】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二十五篇者，谓《大禹谟》《五子之歌》《▯【音孕】征》《仲虺【音毁】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徳》《説【音悦】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音敖】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音炯】命》也。复【浮去声】出者，《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为一篇，凡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去声】篇首者也。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为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同序者《大甲》《盘庚》《説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为四十六卷也。其余错乱摩灭者，汩【音骨】作《九共【音恭】九篇，《槀饫》《帝喾》《厘沃【音屋】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寳》《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朱子曰：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大禹谟》《説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攷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唐孔氏曰：凡书非经则谓之传，言及传论语孝经，正谓孝经论语是传也。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云：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书》通谓孝经论语为传也。闻金石丝竹之音，惧其神异，乃止，不敢坏宅。或曰：孔子子孙虽遭坏宅而不废礼乐之常，如汉兵欲屠鲁而犹闻▯诵声，共王所以有感而不坏宅也】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去声】于是遂研【音年】精覃【音谈】思【去声】博考经籍，采摭【音只】羣言，以立训传【去声】约文申义，敷畅厥防，庶几【平声】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音现】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去声】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详此章，虽説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
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浮，去声】以闻，传之子孙，以贻【音移】后代。若好【去声】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隠也。
陆氏曰：汉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蛊，败戾太子。今按安国此序，不类西京文字，疑或后人所托，然无据，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颇详，故备载之，读者宜考焉【朱子曰：书序恐不是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是六朝时文字，小序断不是孔子做。又曰：只是魏晋人文字，陈同父亦如此説。尚书孔安国注，某疑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圆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麤处，决不如此圆善也，亦非后汉文。因説书云：某常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传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
译陆氏说：共王，是汉景帝的儿子，名叫余。传，这里指《春秋》。另一种说法认为，《周易》的十翼，因为不是经文，所以称为传。科斗虫名叫虾蟇，它的幼虫形状像〇，所以用〇来书写古文，称为〇古定，意思是使用〇古文字来替代古文。
吴氏说：伏生在年老时才传授《尚书》，而孔安国又特别用〇古文字进行校定。其中能够知晓的内容，在一篇之中，在一简之内，那些无法知晓的地方大概也是存在的。想要凭借这些来完全探求作书的本意以及本末先后的义理，这可以说是很难了。而孔安国所增多的篇章，现在篇目都在，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所传的《尚书》那样诘屈聱牙，甚至有无法阅读的地方。四代（虞、夏、商、周）的文献，作者不止一人，甚至出自两人之手，就因此定为两种体例吗？这也很难说。
二十五篇，是指《大禹谟》《五子之歌》《〇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都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重新出现的，是《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共五篇。
另外，百篇的序目自成一篇文章，总共五十九篇，就是现在通行的五十八篇，只是把序目放在篇首罢了。
分为四十六卷的，孔颖达疏认为序目相同的同卷，序目不同的异卷。序目相同的，《大甲》《盘庚》《说命》《泰誓》都是三篇共用一个序目，共十二篇，只有四卷。另外《大禹》《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也各自三篇共用一个序目，共六篇，只有两卷。其余四十篇，每篇各有序目，共四十卷。连同共用序目的六卷，所以总共是四十六卷。
其余错乱磨灭的，有《九共》九篇，《槀饫》《帝喾》《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共四十二篇，现在已失传。【朱熹说：《尚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是伏生口耳相传，古文是壁中藏出的书。《大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是容易阅读的，都是古文，况且又是科斗文字，用伏生书的文字来考证，才能读通。哪有数百年壁中藏出的东西，能不讹误损毁一字，却又恰好是伏生记得住的？这尤其可疑。现在的人作全书解释，一定不对。】
唐孔氏说：凡是书，如果不是经文，就称为传。说到传，提到《论语》《孝经》，正是说《孝经》《论语》是传。汉武帝对东方朔说：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对太师策书说：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说：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这是《汉书》通称《孝经》《论语》为传。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害怕其中有神异，于是停止，不敢毁坏住宅。有人说：孔子子孙虽然遭遇毁坏住宅，但不废弃礼乐的常规，如同汉兵想要屠杀鲁地，却还能听到诵读声，共王因此有所感动而不毁坏住宅。
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于是精心深思，广泛考证经籍，采集众说，来确立训传。简约文字以申发义理，铺陈畅达其界限，希望多少能对将来有所补益。书序，序是为了说明作者的本意，义理明显可见，应该相互靠近，所以引用它们各自冠于篇首。
确定五十八篇。详细看这一章，虽然说到书序是为了说明作者的本意，但未曾认为是孔子所作。直到刘歆、班固才开始认为是孔子所作。
完成后，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断绝，因此不再上报，传给子孙，以遗留给后代。如果喜好古代、博雅君子，与我志同道合，我也不隐瞒。
陆氏说：汉武帝末年，征和年间，江充制造巫蛊，败坏了戾太子。现在考察安国这篇序，不像西汉的文字，怀疑或许是后人假托，但没有依据，不敢肯定。因为它的始末颇为详细，所以全部记载下来，读者应当考证。【朱熹说：书序恐怕不是安国做的，汉代文字粗枝大叶，现在书序细腻，只是六朝时的文字，小序绝对不是孔子做的。又说：只是魏晋人的文字，陈同父也这样说。《尚书》孔安国注，我怀疑决非孔安国所注，因为文字圆融完善，不是西汉人的文章，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人，文章岂能如此？只有太粗疏的地方，决不会如此圆融完善，也不是后汉的文字。因为说到书，我常怀疑孔安国的书是假书，比起毛公传那样高简，大段争辩事情，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现在这里却全部解释了，哪有
千百年前人説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説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説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説歴试诸艰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极轻，却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间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又曰：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唐孔氏曰：蛊者，恠惑之名，指体则药毒害人，与行符厌俗为魅，令人蛊惑，夭年伤性者皆是也。以蛊皆巫之所为，故曰巫蛊。元城刘氏曰：今之书乃汉所谓尚书，若复求孔子所定之书，今不见矣。汉承秦火之后，诸儒各以所学谈经，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济南伏生以降，不独一人，就其中取之，独孔安国古文尚书尤胜诸家，则今尚书是也。林氏曰：孔▯成，遭巫蛊而不出。杜预注左传，韦昭注国语，赵岐注孟子，凡所举书出二十。五篇中皆指为逸书，实未尝逸也。贾、马、郑、服亦皆不见《古文尚书》，至晋、齐间，其书渐出。及隋开皇二年，求遗书得《舜典》，然后五十八篇方备。孔子书始出，皆用▯书。至唐天寳三载，诏卫衡改古文从今文，今之所传乃唐天寳所定本也。董氏鼎曰：「世传《古文尚书》，吕汲公跋谓天寳前本字多竒古，与蔡▯及诸书所引皆合】
译千百年前人说过的话，从灰烬和墙壁中搜集，以及依靠口耳相传，竟然没有一个字出现错讹，这让人无法理解，如此可疑。
加上《小序》也都可疑。《尧典》一篇原本讲述尧那一代治理天下的次序，到禅让给舜就停止了，现在却说是在禅让给舜之后才作《舜典》，也是展现一代政事的终始，却说是因为要经历各种艰难困苦以便接受禅让时所作，至于后面的各篇都是这样。
况且汉代以前的文章厚重有力，现在的《大序》格调意趣极其轻浮，却怀疑是晋宋之间的文章。况且孔壁之书直到东晋时期才出现，此前的儒者都没有见过，这非常可疑。
《小序》绝对不是孔门旧有的，安国的序也绝对不是西汉的文章。向来谈论此事的人大多不理解，只有陈同父听到后毫不怀疑，这大概是因为他识别文字体制和意度罢了。
又说：《书序》不可信，伏生时代并没有它。
唐孔氏说：蛊，是怪异迷惑的名称，从形体上看，药毒害人，以及施行符咒厌胜、装神弄鬼使人迷惑、导致短命伤身的，都是如此。因为蛊都是巫师所为，所以称为巫蛊。
元城刘氏说：现在的《尚书》就是汉代所说的《尚书》，如果再寻求孔子所定的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汉代承接秦朝焚书之后，儒者们各自凭借所学谈论经义，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但各自成为名家。自济南伏生以来，不仅仅只有一个人，从其中选取，唯独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胜过各家，就是现在的《尚书》。
林氏说：孔臧，遭遇巫蛊之祸而不出仕。杜预注《左传》，韦昭注《国语》，赵岐注《孟子》，凡是所引用的书出自二十五篇中的，都指为逸书，实际上并没有遗失。贾逵、马融、郑玄、服虔也都未见《古文尚书》，直到晋、齐之间，这本书才逐渐出现。等到隋朝开皇二年，寻求遗书得到了《舜典》，然后五十八篇才完备。孔子的书刚开始出现时，都使用古文。到了唐代天宝三载，下诏让卫衡将古文改为今文，现在所流传的就是唐代天宝年间确定的版本。
董氏鼎说：“世人所传的《古文尚书》，吕汲公的跋文说天宝年以前的本子文字多奇特古老，与蔡邕及诸书所引用的都相符合。”
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去声】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括苍叶梦得曰：「尚书文皆竒涩，非作文者，故欲如此，盖当时语自尔也。」今按此説是也。大抵书文训诰多艰涩，而誓命多平易【音异】盖训诰皆是记録当时号令于众之本语，故其间多有方言及古语，在当时则人所共晓，而于今世反为所难知。誓命则是当时史官所撰，櫽括润色，粗有体制，故在今日亦不难晓耳。
孔頴达曰：「孔君作传【去声】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见孔传【去声】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征》《汤诰》《咸有一徳》《典寳》《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为十六卷。盖亦略见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及《泰誓》共为三十四篇，而伪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于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数也。」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服防、杜预亦不之见。至晋王肃，始似窃见。而《晋书》又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梁栁。栁之内兄皇甫谧，又从栁得之。而栁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赜【音色】赜乃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汉书》所引《泰誓》云：「诬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厯志》所引《伊训》《毕命》，字画有与古文畧同者，疑伏生口传而晁错所属【音祝】读者。其引《武成》，则伏生无此篇，必张霸所伪作者也【碧梧马氏曰：按孔传所言，则古文书其经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秘，其传则遭巫蛊而不复上闻，藏之私家者也。以其未立于学官，是以经伏而传不行于世耳。是则所谓古文书，岂惟未尝逸，盖亦未尝不在王官也。刘歆移太常书所谓「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者是也。中秘书非世儒所得见，宜乎后之引古文书者皆不得其真。若杜、韦、赵注诸书所引，皆指为逸书也。如是几七百年而后▯，斯文之兴丧可畏哉！】临川吴氏曰：「书二十五篇，晋梅赜所奏上者，所谓古文书也。书有今文、古文之异何哉？晁错所受伏生书以▯写之，▯者当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书。科斗者，苍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书不传，后有张霸伪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征》《汤诰》《咸有一徳》《典寳》《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为古文书。《汉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及武帝时增伪《泰誓》一篇也。古经十六卷者，即张霸伪古文书二十四篇也。汉儒所治不过伏生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尔。张霸伪古文虽在，而辞义芜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今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注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既有证验，而其言率依于礼，比张霸伪书辽絶矣。析伏氏书二十八篇为三十三，杂以新出之书，通为五十八篇，并《书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国传及序，世遂以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诸儒从而为之疏义，自是汉世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尚书》止有二十九篇者，废不复行，惟此孔传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混淆，谁复能辨？窃尝读之，伏氏《书》虽不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辞制如出一手，采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畧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吴才老曰：“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防生之书，诘曲
译《汉书·艺文志》说：“书，是古代的号令。向众人发布号令，如果言语不详尽完备，那么听受并执行的人就不明白。古文读音应当依据《尔雅》，所以解释古今语词就可以知道了。”
括苍人叶梦得说：“《尚书》的文字都很奇特艰涩，并不是写文章的人故意要这样，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语言本来就是这样。”现在考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大体上《尚书》中的训诰类文章多艰涩，而誓命类文章多平易。这是因为训诰都是记录当时向众人发布号令的原话，所以其中多有方言和古语，在当时是人们共同明白的，而在今天反而难以理解。誓命则是当时史官所撰写，经过剪裁润色，大致有体制规范，所以在今天也不难理解。
孔颖达说：“孔安国作传，恰逢巫蛊之祸，未能完成，只到西汉末年为止。各位儒生知道孔安国本有五十八篇，却没有见到孔安国的传，于是就有张霸等人伪造了《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去《九共》九篇，合为一卷，共十六卷。大概也略微见到百篇的次序，所以把伏生的二十八篇重新列出，《舜典》《益稷》《盘庚》两篇，《康王之诰》及《泰誓》共为三十四篇，而伪造这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会以求符合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的数目。”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等人，都没有见到真正的古文，却误把这些当作古文之书。服虔、杜预也没有见到。到了晋朝王肃，才似乎偷偷见到。而《晋书》又说：“郑冲用古文传授给苏愉，苏愉传授给梁柳。梁柳的内兄皇甫谧，又从梁柳那里得到。而梁柳又传授给臧曹，臧曹才传授给梅赜。梅赜于是在前晋上奏这本书，并施行于世。”
《汉书》所引用的《泰誓》说：“诬蔑神灵的人灾祸会波及三代”，又说：“建立功业，只为了长久”，怀疑就是汉武帝时代所得到的。《律历志》所引用的《伊训》《毕命》，字画有与古文大致相同的，怀疑是伏生口传而晁错所记录的。其引用《武成》，则伏生没有这一篇，必定是张霸所伪造的。【碧梧马氏说：按照孔传所说，那么古文书的经文已经送到王官收藏在秘府，其传注则遭遇巫蛊之祸而没有再上报，收藏在私家。因为它没有立在学官，所以经文伏藏而传注不行于世。这就是所谓的古文书，难道只是没有散佚，其实也没有不在王官。刘歆移书太常所说‘收藏在秘府，伏藏而未发掘’就是这个意思。中秘之书不是世俗儒生所能见到的，难怪后来引用古文书的人都不能得到真本。像杜预、韦昭、赵岐等注疏所引用的，都指为逸书。像这样几乎过了七百年才出现，这文化的兴衰真令人畏惧啊！】临川吴氏说：“《书》二十五篇，是晋朝梅赜所上奏的，所谓古文书。《书》有今文、古文的区别是什么？晁错从伏生那里接受的《书》用隶书写写，隶书是当时通行的字，所以叫今文。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墙壁中收藏的，都是科斗文字。科斗文字，是仓颉所创制的字，所以叫古文。然而孔壁真正的古文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有张霸伪造《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称为古文书。《汉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九篇，就是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及武帝时增补的伪《泰誓》一篇。古经十六卷，就是张霸伪造的古文书二十四篇。汉代儒生所研究的不过是伏生的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而已。张霸伪造的古文虽然存在，但辞义芜杂鄙陋，不足以被世人重视，来行骗。现在梅赜二十五篇的书出现，那么凡是传记所引用的《书》语，注家指为逸书的，都搜集无遗。既有证据，而且其言论大多符合礼制，比起张霸的伪书远远超过。把伏氏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夹杂新出的书，总共五十八篇，加上《书序》一篇，共五十九篇。有孔安国传及序，世人于是认为这是真正的孔壁所藏。唐初各位儒生从而为之作疏义，从此汉代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的《尚书》只有二十九篇的，废弃不再流行，只有这孔传五十八篇，单独流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的混淆，谁还能辨别？我私下曾阅读，伏氏《书》虽然不完全通顺，但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的二十五篇，辞制如同出自一人之手，采集补缀，虽然没有一个字没有根据，但平缓卑弱，完全不像西汉以前的文章。千年的古书，最晚才出现，而字画几乎没有脱误，文势几乎没有龃龉，不是太可疑吗？吴才老说：“增多的书，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诘屈聱牙”
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仲晦曰：“《书》凡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又曰：“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也？”又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又曰：“《书》序，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似后汉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非西汉文章。”又曰：“先汉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极轻。”又曰：“《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孔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汉文字气象，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小尔雅》也。”夫以吴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顾澄何敢质斯疑而断断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为古书？则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译“聱牙。”四代典籍的作者各不相同，甚至由两人之手整理成两种体例，这其中的情况实在难以说清。朱熹说：“《尚书》中凡是容易阅读的，都是古文，难道有数百年藏在墙壁中的东西，没有一个字发生讹误损坏的吗？”又说：“伏生所传授的，都是难读的篇章，为什么伏生偏偏记住了那些难读的，而容易读的却完全没能记住呢？”又说：“孔壁所出的《尚书》直到东晋才出现，此前的诸儒都没有见过，这非常可疑。”又说：“《尚书》序，在伏生时代是没有的，其文辞很浅弱，也不是前汉人的文字，只像是后汉末年人的作品。”又说：“小序决不是孔门原有的，安国所作的序也不是西汉的文章。”又说：“西汉的文字厚重，如今的大序格调意趣极其轻浮。”又说：“《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时期的人所作，只是假托孔安国的名字罢了。”又说：“孔传连同序文，都不符合西汉文字的气象，与《孔丛子》相同，是一部伪书，大概因为它们的言论多相互印证，而且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既然吴氏和朱子所怀疑的有这么多，顾澄怎么敢对这些疑问置之不理，而坚决地不敢相信这二十五篇是古书呢？那么，辨别是非的心，是不可能被蒙蔽的。
今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音异】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録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音异】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音佩】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音异】则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絶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见，故今定此本壹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浮去声】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又集传【去声】其所可知，姑阙其所不可知者云【董氏鼎曰：帝王之书，歴代所寳，天下家传，人诵之，人生八嵗入小学，教之以诗书六艺之文，即此书也。盖自孔子以前则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于天下，亦未肯止于删诗定书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后始及于此，所以断自唐虞讫于周者，盖以前乎五帝为三皇世，尚洪荒，非后世所可考；后乎三王为五伯，习尚权谲，又非圣人所忍为，故为自唐讫周而百篇之书定。自是诵习者简要而不繁，举行者中正而无▯，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书之中，其于明徳新民之纲，修齐治平之目，即尧典已尽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开知行之端；主善协一四言，所以示博约之义务学则説命，其入道之门；为治则洪范，其经世之要也。他如齐天运则有羲和之厯，定地理则有禹贡之篇，正官僚则有周官之制度，脩己任人则有无逸立政诸书。煨烬坏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纲实用尚如此，故尝谓六经莫古于书。易虽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辞，辞始于文王耳。六经莫备于书。五经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范之稽疑也。礼主节文，即虞书之五礼也。诗主咏歌，即后夔之乐教也。周礼设官，即周官六卿率属之事也。春秋褒贬，即臯陶命徳讨罪之权也。五经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书则备记帝王之全体，脩齐治平之规模事业，尽在此书，学者其可不尽心焉】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大全图说
唐虞夏商周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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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日在昴初昏仲春
鹑鸟正七宿之中星纪
夏至日在星初昏仲夏
大火正七宿之中星火
秋分日在房初昏仲秋
星虚正七宿之中星虚
冬至日在虚初昏仲冬
星昴正七宿之中星昴
郑氏云：「二十八宿环列于四方，随天而西转。东方七宿自角至箕，是为苍龙。以次舍而言，则房、心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轸，是为鹑鸟。以形而言，则有朱鸟之象。虚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倾西北，极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隠半见，各以其时，所以必于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东，星鸟在南，星昴在西，星虚在北。至仲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仲秋则火转而西，虚转而南，昴转而东，鸟转而北。至仲冬，则虚转而西，昴转而南，鸟转而东，火转而北。来嵗仲春，鸟复转而南矣。循环无穷。此《尧典》考中星以正四时，甚简而明，异乎吕令之星举月本也。然圣人南面视四星之中，岂徒然哉？凡以授民时，秩民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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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律歴诸书与《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为嵗，嵗十二月而无整数，故以闰月定四时，三嵗一闰，五嵗再闰，及十九年而余一百九十日一万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为七闰之数，是谓一章。然必以十九嵗而无余分者，葢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十九者天地二终之数，积八十一章，则其盈虚之余尽而复始，推此以定四时嵗功，其有不成乎【详见《蔡
译现在考察汉代儒者，将伏生的《尚书》称为今文，而称安国的《尚书》为古文。以现今的情况来考察，今文多艰涩难懂，古文反而平易通畅。有人认为是今文从伏生之女口授晁错时出现了失误，那么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也都已经如此了，恐怕未必是这样。有人认为是记录实际话语难以工整，而润色过的雅词容易优美，所以训诰誓命有难易的不同，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然而伏生背诵暗诵，却偏偏得到了那些艰深的部分，而安国在蝌蚪文古书错乱磨灭之余进行考订，反而专门得到了那些平易的部分，这又有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至于各篇序文的文字，有的与经文很不相合，而安国所作的序文又完全不像西汉的文字，这些都值得怀疑。唯独各篇序文原本不置于经文之前，是依靠安国的序文才得以显现，所以现在确定这个版本，一律以各篇正文为经，再将序文合编于后，使阅读者能够看到圣经典籍的原貌，同时汇集传文中可以知晓的内容，暂时空缺那些不可知晓的内容。（董氏鼎说：帝王的书籍，历代所珍视，天下家家传诵，人们诵读它。人生八岁进入小学，教以诗书六艺的文字，就是这本书。大概从孔子以前就是这样了。孔子最初的志向，本来期望道行于天下，也不肯止步于删诗定书而已。等到年老而道不能施行，然后才开始从事于此，所以断自唐尧虞舜直到周朝，大概因为五帝之前是三皇时代，尚处洪荒，不是后世所能考证的；三王之后是五霸，习尚权谋诡诈，又不是圣人所忍心做的，所以从唐尧到周朝而百篇之书确定。从此诵读学习的人简要而不繁杂，施行的人中正而没有偏颇，这是孔子的意思。如果在一部书中，关于明德新民的纲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在《尧典》中已经尽其要旨，而‘危微精一’四句话，是用来开启知行的端绪；‘主善协一’四句话，是用来显示博约的义务。学则《说命》，是入道的门径；为治则《洪范》，是经世的重要。其他如齐一天运则有羲和的历法，确定地理则有《禹贡》的篇章，端正官僚则有《周官》的制度，修养自己任用人才则有《无逸》《立政》等书。在焚毁腐烂之余，百篇仅存其半，而宏大的纲领和实用的内容尚且如此，所以曾说六经没有比《尚书》更古老的。《易经》虽然始于伏羲，但有卦象没有卦辞，卦辞始于文王罢了。六经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五经各自主要记载一件事而作。《易经》主要占卜，就是《洪范》的稽疑；《礼记》主要节制文饰，就是虞书的五礼；《诗经》主要咏歌，就是后夔的音乐教化；《周礼》设置官职，就是《周官》六卿率领属下的事务；《春秋》褒贬，就是皋陶命德讨罪的权柄。五经各自主要记载帝王政事的一个方面，《尚书》则完备记载帝王的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事业，都在这本书中，学者怎么能不尽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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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日在昴初昏仲春
鹑鸟正七宿之中星纪
夏至日在星初昏仲夏
大火正七宿之中星火
秋分日在房初昏仲秋
星虚正七宿之中星虚
冬至日在虚初昏仲冬
星昴正七宿之中星昴
郑氏说：“二十八宿环绕排列在四方，随着天向西转动。东方七宿从角到箕，是苍龙。以次舍来说，房、心是大火的中心。南方七宿从井到轸，是鹑鸟。以形状来说，有朱鸟的形象。虚，是北方七宿的中星。昴，是西方七宿的中星。星星本来不移动，附着于天而移动。天向西北倾斜，极星居于天的中心。二十八宿半隐半现，各自在其时，所以必须在南方来考察。”仲春之月，星火在东，星鸟在南，星昴在西，星虚在北。到了仲夏，则星鸟转而向西，星火转而向南，星虚转而向东，星昴转而向北。仲秋则星火转而向西，星虚转而向南，星昴转而向东，星鸟转而向北。到了仲冬，则星虚转而向西，星昴转而向南，星鸟转而向东，星火转而向北。来年仲春，星鸟又转而向南了。循环无穷。这是《尧典》考察中星以正四时，非常简略而明白，不同于《吕氏春秋》的星举月本。然而圣人南面观察四星的中星，难道只是徒然吗？凡是用来授予民时，安排民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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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律历诸书与《周髀》都说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以日一周天为岁，岁十二月而没有整数，所以用闰月确定四时，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到十九年余一百九十日一万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为七闰之数，这叫做一章。然而必定以十九岁而没有余分的原因，大概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十九是天地二终之数，积累八十一章，那么其盈虚之余尽而复始，推此以确定四时岁功，哪有不成呢【详见《蔡
传】
汉天文志》曰：木，仁也；火，礼也；土，信也；金，义也；水，智也。金星与日同南北之行为赢，与日分南北之次为缩。出早为月食，出晚为天妖，主兵象也。木星所在国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为赢，退舍为缩。出入不当其次，必有天祅。水星出早为日食，出晚为彗。四时不出，则天下大饥。出于房间，主地动也。火行一舍、二舍为不祥。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填星失次而上一舍、三舍，则为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纬之变，其详见于《汉晋志》。
译《汉书·天文志》说：木星代表仁，火星代表礼，土星代表信，金星代表义，水星代表智。金星与太阳同在南方或同在北方运行称为“赢”，金星与太阳分别位于南方和北方交替运行称为“缩”。金星出现过早预示月食，出现过晚预示天象妖孽，主要象征战争。木星所在的诸侯国不可被讨伐，但可以讨伐别人。木星超越一个星宿称为“赢”，后退一个星宿称为“缩”。金星出入不按照正常的次序，必定会有天灾。水星出现过早预示日食，出现过晚预示彗星。水星四季都不出现，那么天下就会发生大饥荒。水星出现在房宿，主要预示地震。火星运行经过一个或两个星宿是不祥之兆。火星向东运行迅速，那么军队就会聚集在东方；向西运行迅速，那么军队就会聚集在西方。土星偏离正常次序向上运行一个或三个星宿，就会发生大水灾；偏离正常次序向下运行两个星宿，会有后来的祸患。五大行星变化的详细情况，记载在《汉书》和《晋书》的天文志中。
孔氏曰：五行之时，如四时也。言抚顺五行之时，则众功皆成。《礼运》曰：播五行于四时。葢四时者，气也；五行者，象也。四时各分九十二日八十分之二十五为一时之正，而五行则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则分王于四时，每季一十八日有竒。胡氏旦曰：五行在地为物，在天为时，顺其时而抚之，故仲春斩阳木，仲夏斩隂木，所以抚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纳火，所以抚火辰；司空相阪隰以抚土辰；秋为徒杠，春达沟渠，以抚水。
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恵，顺木辰也。余仿此。
武成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
康诰哉生魄
召诰既望丙午朏
顾命哉生明
毕命庚午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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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説见《洪范》本▯。合以阳歴、隂歴之説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黄道内为隂歴，外为阳歴。冬入隂歴，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当黄道东；立冬、立夏后，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当黄道东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冬入阳歴，夏入隂歴，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当黄道西；立冬、立夏后，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当黄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阳歴，秋入隂歴，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当黄道南；立春、立秋后，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当黄道西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阳歴，秋入隂歴，月行黒道【春分、秋分后，黒道半交在冬至之宿，当黄道北；立春、立秋后，黒道半交在立冬之宿，当黄道东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四序离为八节，至隂阳之所交，皆与黄道相防，故月行有九道。所谓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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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云：「河圗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刘歆云：「虙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圗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圗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闗子明云：「河圗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子曰：「圎者星也，星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葢圎者河圗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一合九而为十二，合八而为十三，合七而为十四，合六而为十。此洛书以虚数相合而为四十者也。若九畴，则以实数相合而为五十矣。
右五畴象天圎而有变
右四畴象地方而无变
箕子洪范九畴之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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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之数五十者，一与九为十，二与八为十，三与七为十，四与六为十，五与五为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数五；二用五事，其数五；三用八政，其数八；四用五纪，其数五；五用皇极，其数一；六用三德，其数三；七用稽疑，其数七；八用庶徴其数五；九用五福，六极，其数共十有一，积算至五十也。又曰：一而曰极，大衍所虚之太极也。
虞书律度量衡之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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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云：「虞之律度量衡，所以齐逺近，立民信也。」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算法用竹，径十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所以为算法之用也。以之度圎取方，则积一分而为一寸，积一寸而为一尺。方其尺而计之，有百寸。方尺之外，谓之羃，而不足于四角之庣也。是以制为之度，则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絫。是为三平之法也。
度始于黄钟之长，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
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起于
译孔氏说：五行的时序，就像四季一样。意思是顺应并安抚五行的时序，那么各种功业都能完成。《礼运》说：将五行播散于四季。大概四季是气，五行是象。四季各自分为九十二日又八十分之二十五，作为一个季节的正数，而五行则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则分别旺于四季，每季十八日有余。胡氏旦说：五行在地上为物，在天上为时，顺应其时并加以安抚，所以仲春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这是为了安抚木的时辰；季春生火，季秋纳火，这是为了安抚火的时辰；司空考察高下地势以安抚土的时辰；秋天修筑徒杠（浅水桥），春天疏通沟渠，以安抚水。
“辰”，又指春；德在木，布施恩德施予恩惠，是顺应木的时辰。其余类推。
《武成》篇：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
《康诰》篇：哉生魄
《召诰》篇：既望、丙午、朏
《顾命》篇：哉生明
《毕命》篇：庚午、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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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有固定的运行轨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路径，解说见《洪范》本条。结合阳历、阴历的说法来推演，凡是月亮运行所交会的，以黄道内部为阴历，外部为阳历。冬季进入阴历，月亮运行于青道【冬至、夏至后，青道的一半交点在春分的星宿，位于黄道东面；立冬、立夏后，青道的一半交点在立春的星宿，位于黄道东南面；至于所冲的星宿，也是如此】；冬季进入阳历，夏季进入阴历，月亮运行于白道【冬至、夏至后，白道的一半交点在秋分的星宿，位于黄道西面；立冬、立夏后，白道的一半交点在立秋的星宿，位于黄道西北面；至于所冲的星宿，也是如此】；春季进入阳历，秋季进入阴历，月亮运行于朱道【春分、秋分后，朱道的一半交点在夏至的星宿，位于黄道南面；立春、立秋后，朱道的一半交点在立夏的星宿，位于黄道西南面；至于所冲的星宿，也是如此】；春季进入阳历，秋季进入阴历，月亮运行于黑道【春分、秋分后，黑道的一半交点在冬至的星宿，位于黄道北面；立春、立秋后，黑道的一半交点在立冬的星宿，位于黄道东北面；至于所冲的星宿，也是如此】。四季分离为八个节气，到了阴阳交会之处，都与黄道相合，所以月亮运行有九条路径。这就是所说的日月运行，则有冬有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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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说：“河图，是伏羲氏称王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于是依照它的纹路来画八卦。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背负纹路陈列在背上，有数到九，大禹于是依照次序排列而成九类。”刘歆说：“伏羲氏继承天命称王，接受河图而画出八卦，就是这样。大禹治理洪水，赐予洛书的法则而陈述九类，也是这样。”河图与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与九章互为表里。关子明说：“河图的纹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洛书的纹路，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氏说：“圆形的是星，星纪的数目，大概起源于这里吧？方形的是土，划分州界井田的方法，大概仿效于此吧？”大概圆形的是河图的数目，方形的是洛书的纹路，所以伏羲文王依据它而创作《易经》，大禹和箕子叙述它而制作《洪范》。
一与九合为十，二与八合为十，三与七合为十，四与六合为十。这是洛书用虚数相合而成四十的情况。如果是九畴，则用实数相合而成五十了。
右边五畴象征天圆而有变化
右边四畴象征地方而无变化
箕子《洪范》九畴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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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之数五十，是一与九为十，二与八为十，三与七为十，四与六合为十，五与五为十，总共五十。其中使用四十九的原因，一是用五行，其数为五；二是用五事，其数为五；三是用八政，其数为八；四是用五纪，其数为五；五是用皇极，其数为一；六是用三德，其数为三；七是用稽疑，其数为七；八是用庶征，其数为五；九是用五福、六极，其数共十一，累计计算达到五十。又说：一称为极，是大衍所虚设的太极。
《虞书》律度量衡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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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说：“虞朝的律度量衡，是用来统一远近标准，建立民众信用的。”
数，是一、十、百、千、万。算法使用竹筹，直径十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根为一握，作为算法使用的工具。用它来测量圆形取方形，则积一分为一寸，积一寸为一尺。将尺平方计算，有一百寸。平方尺之外，称为面积，而在四角的边角处不足。因此制定为度，那么测量长短的不失毫厘，测量多少的不失圭撮，权衡轻重的不失黍累。这就是三平的方法。
度量始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黍的宽度，测量为九十分。
黄钟的长度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种度量就审定了。容量起于
黄钟之龠，其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实龠中以井水准其槩。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斛之为制，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附于右合之下。
译黄钟律管作为量器，其容量能容纳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用井水装满律管，以水平面作为标准。十个龠为一合，十个合为一升，十个升为一斗，十个斗为一斛。斛的形制是，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左边的耳状部分为升，右边的耳状部分为合，龠附在右合的下方。
衡起于黄钟之重，一龠之黍重十二铢，积二十四铢而为一两，十六两为斤，而有三百八十四铢。三十斤而为钧，一月之数也。万有一千五百二十铢，所以当万物之数。四钧为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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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躳圭各七寸，子谷璧，男蒲璧各五寸。后郑云：双植之谓桓。陈祥道谓：强立不挠以安上为任也。信伸也。注作身与躳同，皆象人形有瑑饰。陆佃云：信圭直，躳圭屈，取诎直之义，为人形误矣。谷有养人之义，蒲有安人之义。子男之璧象之。杂记云：公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下方璧。注云：肉倍于好，其形圜，其中虚。言其质曰玉，言其符合曰瑞，言其象而为用曰器。子男不用圭者，言未成国也。三帛，孔安国谓：诸侯世子执纁，公之孤执▯，附庸之君执黄。陈祥道云：虽无经见，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贽见于方岳之下，则附庸之亦有贽。孔氏之説葢有所受之也。古者制币，其长丈八尺，其束十端，或素或▯纁，其色不同。羔取其羣而不党，雁取其候时而行，雉取其守介不犯，卿大夫士实似之。▯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此大小所以异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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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书乐器之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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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扆司几筵，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音扆】注：斧谓之黼，其绣白黒文，以络帛为质，依其制如屏风。贾释云：诸文多作斧字，若据采色而言，即缋人职，白与黒谓之黼；若据绣于物上，即为金斧之文。近刄白，近銎【曲恭切】黒，则曰斧，取金斧断割之义。屏风之名出于汉世，故引为况。旧圗云：从广，八尺，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义。
圭瓒，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后郑云：“祼，谓以圭瓒酌郁鬯以献尸也。”瓒如盘，大五升，口径八寸，深二寸。诗笺：“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凡圭博三寸。典瑞注云：“汉礼瓒下有盘。”聂崇义云：“宜用黄金，青金为外，朱中央，宜深一寸，足径八寸，髙二寸。”
彝书序曰：「班宗彝疏谓《周礼》有司尊彝之官，郑云：『彝亦尊彝郁鬯曰彝，彝法也。』言为尊之法，正卣中尊。尊有三品，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三礼圗》卣谓献【素何切】象之属，受五斗。今案献、象二尊皆有画饰，惟此尊未详何饰，但圗其形耳。」
麻冕，按《三礼图》，以漆布为殻，缁縦其上，前广四寸，髙五寸，后广四寸，髙三寸。
冕，汉《制度》云：“冕制皆长尺六寸，广八寸，前圎后方，其旒皆以五采丝绳贯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于冕。礼有六冕：裘冕无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冕三旒。”
雀弁，唐孔氏云：「韦弁也。」郑云：「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黒，如爵头然。用三十升布为之，亦长尺六寸，广八寸，前圆后方，无旒，而前后平。
綦弁孔▯綦文鹿子皮弁士冠礼注云皮弁以白鹿皮为之弁师云王之皮弁防五采玉琪象邸玉笲注云防缝中也琪读为綦綦结也邸谓下柢梁正张谥圗云弁缝十二贾疏引诗防弁如星谓于弁十二缝中结五采玉落落而处状似星也
介圭▯曰：大圭也。唐孔氏云：《考工记·玉人》云：「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镇圭，圭之大者。介训大者，故知是彼镇圭，非三尺大圭。
璋礼书云
译度量衡的起点是黄钟律管的重量，一龠容量的黍子重十二铢，累积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因此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铢。三十斤为一钧，对应一个月的天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铢，正对应万物的总数。四钧为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象征十二个月。
按照礼制，公爵执桓圭长九寸，侯爵执信圭、伯爵执躬圭各长七寸，子爵执谷璧、男爵执蒲璧各长五寸。后郑说：双植称为桓。陈祥道说：刚强挺立而不屈服，以安定上位者为责任。信是伸展的意思。注文中“身”与“躬”相同，都象征人形并有刻饰。陆佃说：信圭是直的，躬圭是弯曲的，取屈直之义，说它们象征人形是错误的。谷有养育人的含义，蒲有安定人的含义。子爵和男爵的玉璧象征这些含义。《杂记》说：公的圭宽三寸，厚半寸，上端削尖，左右各一寸半，下端像璧。注说：玉肉厚度是玉孔的两倍，其形状是圆的，中间是空的。说它的材质叫玉，说它作为符信叫瑞，说它象征意义和用途叫器。子爵和男爵不使用圭，是说他们尚未成为完整的国家。三帛，孔安国说：诸侯世子执纁色帛，公的孤卿执素色帛，附庸国的君主执黄色帛。陈祥道说：虽然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天子巡狩时，卿大夫士都在方岳之下持贽相见，那么附庸国也有持贽相见。孔氏的说法大概有所依据。古代制作币帛，长度为一丈八尺，一束有十个端头，有的素色有的纁色，颜色不同。羔羊取其合群而不结党，大雁取其按时令而行，野鸡取其坚守节操不受侵犯，卿大夫士确实类似这些特性。〇说：男爵的贽礼，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这就是大小用来区分等级的原因。
虞书乐器图
黼扆，司几筵负责，凡是大朝觐、大飨宴、射礼，凡是封国任命诸侯王位，设置黼扆【音扆】。注：斧形花纹称为黼，其刺绣为白黑相间的纹路，以络帛为底，依照其形制像屏风。贾公彦解释说：许多文献多写作“斧”字，如果根据采色来说，就是《缋人》职掌中，白与黑称为黼；如果根据绣在物品上来讲，就是金斧的花纹。靠近刃口处为白色，靠近銎部【曲恭切】为黑色，就称为斧，取金斧断割的含义。屏风之名出自汉代，所以引用作为比喻。旧图说：从广，八尺，画斧，无柄，表示设置而不使用的含义。
圭瓒，《玉人》篇说：“祼圭，长一尺二寸，有瓒，用于祭祀宗庙。”后郑说：“祼，是指用圭瓒酌取郁鬯酒来献给尸。”瓒像盘子，容量五升，口径八寸，深二寸。《诗笺》说：“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色在中央。”凡是圭宽三寸。《典瑞》注说：“汉礼中瓒下面有盘。”聂崇义说：“应该用黄金，青金为外，朱色在中央，应该深一寸，足径八寸，高二寸。”
彝，《书序》说：“班宗彝。”疏说《周礼》有司尊彝的官职，郑玄说：“彝也是尊彝，郁鬯酒称为彝，彝是法度。”意思是作为尊器的法度，正是卣中尊。尊有三种品类，上等的叫彝，中等的叫卣，下等的叫罍。《三礼图》说卣是指献【素何切】象之类，容量五斗。现在考察献、象两种尊都有画饰，只有这种尊不详是什么画饰，只是画出了它的形状罢了。
麻冕，按照《三礼图》，用漆布做外壳，在上面系黑色丝带，前部宽四寸，高五寸，后部宽四寸，高三寸。
冕，汉代《制度》说：“冕制都是长一尺六寸，宽八寸，前圆后方，其旒都用五色丝绳贯穿五色玉，每旒各十二颗，垂在冕上。礼制有六冕：裘冕没有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〇冕三旒。”
雀弁，唐代孔颖达说：“是韦弁。”郑玄说：“是冕的次一等。”它的颜色赤中带微黑，像雀头一样。用三十升布制作，也长一尺六寸，宽八寸，前圆后方，没有旒，而且前后平整。
綦弁，孔〇说：綦文鹿子皮弁。《士冠礼》注说：皮弁用白鹿皮制作。《弁师》说：王的皮弁缝中缀五色玉琪，象牙做的邸，玉做的笲。注说：防是缝的意思，琪读为綦，綦是结的意思，邸是指下面的底座。梁正张谥图说：弁的缝有十二道。贾公彦疏引《诗》“防弁如星”，是指在弁的十二道缝中结五色玉，错落分布，形状像星星。
介圭，〇说：是大圭。唐代孔颖达说：《考工记·玉人》说：“镇圭长一尺二寸，天子持有。”镇圭是圭中最大的。介解释为大，所以知道是那个镇圭，不是三尺长的大圭。
璋，《礼书》说
半圭曰璋
琬琰，周礼典瑞：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记：琬琰皆九寸。郑▯云：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
译半圭叫做璋。
琬圭和琰圭，《周礼·典瑞》记载：琬圭用来治理德行，琰圭用来改变行为。
《考工记》记载：琬圭和琰圭都是九寸长。
郑玄说：大琬圭、大琰圭都长一尺二寸。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冐诸侯之珪璧，以齐瑞信也。
豆》三礼旧圗云：「豆髙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画赤云气，诸侯饰以象，天子加玉饰，皆谓饰口足也。」又郑注《周礼》及《礼记》云：「豆以木为之，受四升，口圎，径尺二寸，有葢，盛昌本脾臄胉析之韲醓蠃兔雁之醢，韭菁芹笋之葅，麋臡之属。」郑注《乡射记》云：「豆宜濡物，笾宜干物，故也。」
笾，三礼圗云：「以竹为之，口有縢縁，形制如豆，受四升，盛枣栗桃梅菱芡脯脩膴▯糗饵之属。」
笥，《说文》：“饭及衣之器。”《曲记》注云：“圎曰箪，方曰笥。”
玉几，阮氏圗几，长五尺，髙尺二寸，广二尺，两端赤，中央黒漆。马融以为长三尺。按《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雕彤漆素，详五几之名，是无两端赤，中央黒漆矣。葢取彤漆类而髹之也。
木铎，周礼小宰曰：「正嵗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注：「木铎，木舌也。」贾疏云：「铎皆以金为之，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
鼎古之鼎不一，按礼圗有曰牛，曰羊，曰豕。然雉雊之日，未审在何鼎也。惟牛鼎最大，可受一斛。今姑绘之，以见其状云。
篚按《三礼旧圗云：「篚以竹为之，长三尺，广二尺，深六寸，足髙三寸。」如今小车。
经曰：“于予击石拊石。”《▯曰：“重击曰击，轻击曰拊。”磬有小大，故击有轻重。大磬即球也，小磬即此编磬也。小胥云：“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簨虡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簨者，下横者也。簨上板曰业。簨之上有崇牙，业之上树羽。制度曰：“为龙头及领口，衔璧，璧下有旄牛尾植者为虡【详见《周礼】
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执，修阐文教。《周礼》兵舞即朱干也，周人用舞而祭山川。《三礼圗》曰：羽析白羽为之，形如帗。
太常案巾车王乗玉辂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又觐礼注云王建太常縿首画日月楚下及斿交画升龙降龙縿皆正幅用绛帛为质斿则属焉又用弧张縿之幅又画枉矢于縿之上故辀人云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上皆注旄与羽于竿首故夏采注云緌以旄牛尾为之缀于幢上其杠长九仞其斿曳地又左传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据杜郑二注皆以三辰为日月星盖太常之上又画星也阮氏梁正等圗旂首为金龙头案唐志云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绶则古注旄及羽于竿首之遗制也
鼖鼓案《三礼圗》云：鼖鼓两面，鼓鼓人职曰：「鼖鼓鼓军士。」注云：「大鼓曰鼖鼓，长八尺。」韗人云：「鼓四尺。」
钺经曰：「左杖黄钺。」《▯云：「钺，斧也，以黄金为饰。」
旄经》曰：「右秉白旄以麾。」《▯云旄》军中指麾，白则见逺。
干楯也。《方言》曰：「自闗而东，或谓之楯，或谓之干；闗西谓之楯。」是干楯为一也。
戈广二寸，内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柲六尺有六寸。内谓胡以内接柲者，胡谓矛之防出者，曲犹牛胡焉。援谓直刅也，柲谓柄也。戈之用主于胡，胡过于直则倨，但可以刺；胡过于曲则句，但可以钩人。惟得其中，制徃无不利。
矛》説文曰：「戈矛，酋矛也。建于兵车，长二丈。」
胄说》文曰：兜鍪也。兜鍪，首铠也。经典皆言甲胄。秦世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
矢槀长三尺，杀其前一尺，令趣镞羽六寸，夹其栝以设其羽，分其羽以设其刅。
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六尺，谓之下制。取干角以胶漆筋丝为之。案《周礼·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夹庾、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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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云：「大辂，玉辂也；缀辂，金辂也；先辂，木辂也；次辂，象辂、革辂也。天子五辂，饰异制同。今圗玉辂之制，兼太常之旂，以修祭祀所乗。其他金、象、革、木之辂，可类推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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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瑁方四寸，斜刻其边以覆盖诸侯的圭璧，用以齐同瑞信。
《三礼旧图》说：“豆高尺二寸，漆成红色，中大夫以上画红色云气，诸侯用象牙装饰，天子加玉饰，都是指装饰口和足。”又郑玄注《周礼》及《礼记》说：“豆用木制作，容量四升，口圆，直径尺二寸，有盖，盛放昌本、脾臑、胉析的醓醢，韭菁、芹笋的葅，麋臡之类。”郑玄注《乡射记》说：“豆适宜盛放湿物，笾适宜盛放干物，因此如此。”
笾，《三礼图》说：“用竹制作，口有绳缘，形制如豆，容量四升，盛放枣、栗、桃、梅、菱、芡、脯、脩、膴、糗、饵之类。”
笥，《说文》：“饭和衣服的容器。”《曲礼》注说：“圆形的叫箪，方形的叫笥。”
玉几，阮氏所绘的几，长五尺，高尺二寸，宽二尺，两端红色，中央黑漆。马融认为长三尺。按《司几筵》掌管五种几，左右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详查五种几的名称，是没有两端红色、中央黑漆的了。大概是取彤漆一类来髹涂罢了。
木铎，《周礼》小宰说：“正岁率领治官之属而观察治象之法，巡行时拿着木铎。”注：“木铎，木舌的铎。”贾公彦疏说：“铎都用金属制作，用木做舌的叫木铎，用金属做舌的叫金铎。”
鼎，古代的鼎不统一，按礼图有叫牛鼎、羊鼎、豕鼎的。然而雉鸣之日，不知在哪个鼎中。只有牛鼎最大，可容纳一斛。现在姑且绘制它，以显示其形状。
篦，按《三礼旧图》说：“篦用竹制作，长三尺，宽二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像现在的小车。
经说：“于予击石拊石。”《传》说：“重击叫击，轻击叫拊。”磬有小大，所以击有轻重。大磬就是球，小磬就是这编磬。小胥说：“凡悬挂钟磬，一半叫堵，全部叫肆。”注说：“钟磬编悬的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簨虡上叫堵，钟一堵，磬一堵，叫肆。”簨，是下横木。簨上的板叫业。簨的上面有崇牙，业的上面树立羽毛。制度说：“做龙头及领口，衔璧，璧下有旄牛尾竖立的是虡【详见《周礼》】
干是楯，羽是翳，是舞者所执，以宣扬文教。《周礼》兵舞就是朱干，周人用舞来祭祀山川。《三礼图》说：羽用析开的白羽制作，形状如帗。
太常，按《巾车》王乘玉辂建太常十二斿以祭祀，又《觐礼》注说王建太常，縿首画日月，楚下及斿交画升龙降龙，縿皆正幅用绛帛为质，斿则属于它，又用弧张縿之幅，又画枉矢于縿之上，所以辀人说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上皆注旄与羽于竿首，所以夏采注说緌用旄牛尾制作，缀于幢上，其杠长九仞，其斿曳地。又《左传》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据杜预、郑玄二注皆以三辰为日月星，大概太常之上又画星。阮氏、梁正等图旂首为金龙头，按《唐志》说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绶，则是古注旄及羽于竿首的遗制。
鼖鼓，按《三礼图》说：鼖鼓两面，鼓鼓人职说：“鼖鼓鼓军士。”注说：“大鼓叫鼖鼓，长八尺。”韗人说：“鼓四尺。”
钺，经说：“左杖黄钺。”《传》说：“钺，斧也，以黄金为饰。”
旄，经说：“右秉白旄以麾。”《传》说旄军中指麾，白色则见远。
干是楯。《方言》说：“自关而东，或叫楯，或叫干；关西叫楯。”是干楯为一物。
戈，广二寸，内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柲六尺有六寸。内谓胡以内接柲者，胡谓矛之防出者，曲犹牛胡焉。援谓直刃也，柲谓柄也。戈之用主于胡，胡过于直则倨，但可以刺；胡过于曲则句，但可以钩人。惟得其中，制往无不利。
矛，《说文》说：“戈矛，酋矛也。建于兵车，长二丈。”
胄，《说文》说：兜鍪也。兜鍪，首铠也。经典皆言甲胄。秦世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
矢，槀长三尺，杀其前一尺，令趣镞，羽六寸，夹其栝以设其羽，分其羽以设其刃。
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六尺，谓之下制。取干角以胶漆筋丝为之。按《周礼·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夹庾、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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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传》说：“大辂，玉辂也；缀辂，金辂也；先辂，木辂也；次辂，象辂、革辂也。天子五辂，饰异制同。今图玉辂之制，兼太常之旂，以修祭祀所乘。其他金、象、革、木之辂，可类推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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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説》>
周礼·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则影短多暑，日北则影长多寒，日东则影夕多风，日西则影朝多隂。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
译《图说》
《周礼·大司徒》说：“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在正午测量日影来探求大地中心。太阳偏南则影子短而暑气多，太阳偏北则影子长而寒气多，太阳偏东则傍晚的影子多风，太阳偏西则早晨的影子多阴。夏至时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大地中心，于是便在那里建立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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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之田，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九遂入一沟，九沟入一洫。一同之田，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曰浍。九浍共入大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沟九百，洫九十，浍九。
合沙郑氏曰：「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賔，无有逺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予观《禹贡》九州之贡篚，虽非四夷之献，而亦以服食器用为要。而冀州独不言贡篚者，葢畿甸之内，赋其总铚、秸、粟、米也。总铚、秸、粟、米者，仓廪之储也，糇粮之济也，是食为土贡之要也。兖州之贡蚕丝，豫州之贡絺纻，其地则密迩于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为土贡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则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则不过寳玉玩好而已，不足为国家虑也。帝王之建都，必择衣食之地，而谓之京师，京大也，师众也。言天子之居，既众且大，非衣食之丰，不可以为国也。若夫大赂南金、犀革、象齿、珠贝之类，非服食器用之物，贵其土产也，皆逺于畿甸，而或贡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为贡篚之要，国家所急，则尧舜之都，迁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为都，区区御大河之患，圗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陷于吴楚，贡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鲁，葢以鲁通于呉也。是岂圣人制贡之初意哉？」
书经大全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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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大全卷一
明 胡广等 撰
虞书
虞舜氏因以为有天下之号也。书凡五篇。尧典虽纪唐尧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书。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当曰夏书。春秋▯亦多引为夏书。此云虞书。或以为孔子所定也【陆氏曰：虞书凡十六篇。十一篇亡。夏氏曰：二典、禹谟俱谓之虞书者。葢三圣授受实守一道。谓之虞书则可以该舜。不可以该禹。谓之夏书则可以该舜。不可以该尧。惟曰虞书则见舜上承于尧。下授于禹】
尧典
尧唐帝名，说文【书名，后汉许慎叔重作】曰：典，从册在丌【丌与基同】上，尊阁之也。此篇以简册载尧之事故，名曰《尧典》。后世以其所载之事可为常法，故又训为常也。今文【伏生所授，马、郑等所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国所传】皆有【朱子曰：死諡，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无諡，以其号为諡，如尧舜禹之类。看来尧舜禹也无意义。尧字从三土，如谓土之尧，然而髙也。舜只是花名，所谓顔如舜华之舜也，无意义。禹者，兽迹。今説文篆禹字如兽迹之形，若死而以此为号也，无意义。况虞舜侧防时已云有鳏在下曰虞舜，则不得为死而加之号矣。看来尧舜禹只是名，非号也。看二典之书，尧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着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书吕氏曰：二典与他书不同，如易之有乾坤董氏鼎曰：按篇题下每书古今文有无者，孔壁、伏生二书之分耳，非以字画言辞论也临川吴氏曰：此篇葢舜崩之后，虞史纪舜之行事，然以舜徴庸摄位皆在尧时，故追纪尧之行事以该初终，一篇并载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名尧典者，统于尊也。伏生书此篇止名《尧典》，梅赜始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陈振孙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载，放勲乃徂落之文”，曰“尧典”，则知古无《舜典》也】
曰：「若稽【坚奚反】古帝尧，曰放【甫两反】勲钦明文思【去声▯同】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发语辞。《周书》“越若来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将叙尧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尧者，其徳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犹言其説如此也。放，至也。犹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
译《书经大全图说》
一成的田地，耜的宽度为五寸，两把耜称为耦。一耦所耕作的土地，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畎。田首的畎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九夫（百亩）为井，井的沟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九条遂汇入一条沟，九条沟汇入一条洫。一同的田地，方圆十里称为成。成之间的沟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圆百里称为同，同之间的沟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九条浍共同汇入大河。一同的田地，共有遂九千条，沟九百条，洫九十条，浍九条。
合沙郑氏说：“召公说：‘贤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蛮夷都来归顺，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地方特产，只是服食和器用。’我看《禹贡》九州所贡的篚物，虽然不是四方蛮夷的进献，但也以服食器用为重要。而冀州唯独不提及贡篚，大概是因为京畿甸服之内，征收的是总铚、秸、粟、米。总铚、秸、粟、米，是仓库的储备，是干粮的接济，所以食物是土贡的重要部分。兖州进贡蚕丝，豫州进贡细葛和麻布，这些地方紧邻京畿甸服，所以衣物的用途，也是土贡的重要部分。除了服食之外，器用次之，器用之外，不过是宝玉玩好罢了，不值得为国家忧虑。帝王建立都城，必定选择衣食丰足之地，称之为京师，京意为大，师意为众。说天子的居所，既众多又宏大，没有衣食的丰足，不可以治国。至于大额的贿赂如南金、犀皮、象牙、珠贝之类，不是服食器用之物，只是珍贵其土产，都远离京畿甸服，或许进贡于要荒之服。如果帝王认为贡篚的重要，是国家所急需的，那么尧舜的都城早就迁到荆梁之地了，怎么会愿意以冀州为都城，仅仅抵御黄河的祸患，谋求一时的安定呢？等到周朝衰微，荆楚之地陷落于吴国，贡金不再进入，而天王向鲁国求取，大概是因为鲁国与吴国相通。这难道是圣人制定贡赋的初衷吗？”
《书经大全图说》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大全》卷一
明 胡广等 撰
虞书
虞舜氏因此作为拥有天下的称号。《书》共有五篇。《尧典》虽然记载唐尧的事迹，但原本是虞史所作，所以称为虞书。《舜典》以下，是夏史所作，应当称为夏书。《春秋》也大多引用为夏书。这里称为虞书，或许认为是孔子所确定的。【陆氏说：虞书共有十六篇，十一篇已亡。夏氏说：《尧典》、《舜典》、《禹谟》都称为虞书，大概是因为三位圣人传授继承，实际上坚守同一道统。称为虞书则可以涵盖舜，不可以涵盖禹；称为夏书则可以涵盖舜，不可以涵盖尧。只有称为虞书，才能体现舜上承尧，下授禹。】
《尧典》
尧是唐帝的名字，《说文》【书名，东汉许慎字叔重所作】说：典，从册在丌【丌与基同】上，是尊阁的意思。这一篇用简册记载尧的事迹，所以命名为《尧典》。后世认为它所记载的事迹可以作为常法，所以又解释为常。今文【伏生所传授，马融、郑玄等所注解】古文【孔壁所藏，孔安国所传授】都有。【朱熹说：死后的谥号，是周代的制度。史书说：夏商以上没有谥号，以其称号作为谥号，如尧舜禹之类。看来尧舜禹也没有意义。尧字从三土，如果说土之尧，然而高也。舜只是花名，所谓颜如舜华之舜，没有意义。禹者，兽迹。现在《说文》篆书禹字如兽迹之形，如果死后以此为号，没有意义。况且虞舜在侧位时已说下有鳏夫曰虞舜，则不得为死后加之号了。看来尧舜禹只是名，不是号。看二典之书，尧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着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书。吕氏说：二典与他书不同，如易之有乾坤。董氏鼎说：按篇题下每书古今文有无者，孔壁、伏生二书之分耳，非以字画言辞论也。临川吴氏说：此篇大概是舜崩之后，虞史记载舜的行事，然而以舜征庸摄位皆在尧时，所以追记尧的行事以涵盖初终，一篇并载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名尧典者，统于尊也。伏生书此篇止名《尧典》，梅赜始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陈振孙说：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载，放勲乃徂落之文”，曰“尧典”，则知古无《舜典》也。】
说：“若稽【坚奚反】古帝尧，曰放【甫两反】勲钦明文思【去声〇同】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说：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发语辞。《周书》“越若来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将叙尧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尧者，其徳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犹言其説如此也。放，至也。犹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