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大全卷七

译土，指中原之地。西旅，是西方蛮夷国家的名称。狗身高四尺的叫做獒。查考《说文解字》说：狗能知晓人心、可以驱使的，称为獒。《公羊传》说：晋灵公想要杀赵盾，赵盾急遽地跨过台阶逃跑，晋灵公呼唤獒犬并命令它去追，獒犬也急遽地跨过台阶跟随他。那么獒犬能够通晓理解人的心意，凶猛且善于搏击人，不同于一般的狗，不仅仅是因为它高大罢了。太保，就是召公奭。《史记》说他与周王室同姓，为姬氏，这是《旅獒》篇的序言。朱子说：列举夷蛮，是为了显示其余各国的情形。孔子想要居住于九夷之地，东方的夷人有九种，八蛮如今仍然如此说法。《明堂位》提到六戎五狄，《职方氏》提到五戎六狄。召地处在岐邦境内，召公在召地受封食邑，后来被封于燕国。张氏说：应当在尚未攻克商王之时，未必会接受这种进献；既然已经攻克商王，在此时接受而不推辞，君王的心意也就稍微宽解了。召公这番训诫，如同严厉的父亲或老师训导子弟一般，如果不是召公具有高远的见识，哪里能预见并防范这种非议呢？林氏说：召公担心四方蛮夷听说后，将会争相进献珍奇之物。吕氏说：开创基业的君主如果有一毫的过失，后世就会有如山丘般的祸害，这在王业已经成功之时是为了谨慎地善终，对于后世子孙则是为了谨慎地善始，以此作为防范，后来仍有像周穆王那样寻求白狼白鹿的人。陈氏《经》说：武王并非主动求取，召公劝谏他，如果因此失去德行，那该怎么办呢？圣人与狂人相差甚远，而根源在于一念之间的细微差别，流金烁石般的酷暑中一旦阴气产生，寒冷便从此开始滋生；指折胶冻的严寒中一旦阳气产生，暑热便从此萌发，在细微之处劝谏则用力容易，等到过失显著了再劝谏就困难了。

译说道：“唉！英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蛮夷都来朝见。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当地的特产，只是衣服、食物和器具用品。”

谨慎修德，大概是一篇的纲领。方物，指各地所出产的物品。英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蛮夷都来朝见。他们所进贡的，只是衣服、食物和器具用品罢了，意思是说没有奇异的物品【新安陈氏说：全篇都是从‘英明君王谨慎修德’这一句推广开来的，说到彰显德行的功效，说到以德看待物品，说到德行盛大不轻慢侮辱，说到玩弄人丧失德行，说到最终损害大的德行。‘德’这个字，反复叮咛。只有谨慎修德才能自己招致贡品，只有所贡没有奇异物品，才能看出他谨慎修德。如果奇珍玩物，不是应当进献的，也不是应当接受的。一旦接受，荒淫懈怠的心思就会产生，而谨慎修德的意思就丧失了。陈氏《雅言》说：四夷专指中国之外而言，远近兼指中国之内而言。林氏说：孔颖达把器用合为一类，或许有人说是羽毛、兽齿、皮革之类属于器，牛马、犬、龟之类属于用。先王对于四夷不看重他们难得的宝物，不追求我所没有用的东西】

君王于是将彰显德行的贡品分赐给异姓的诸侯国，使他们不废弃自己的职分；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伯叔诸侯国，以此来增进亲情，人们不轻视这些物品，而是以德看待这些物品。

昭示，就是彰显。德之致，指上文所进贡的方物。将方物昭示给异姓的诸侯，使他们不废弃自己的职分；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诸侯，使他们更加深厚亲情。比如分赐给陈国肃慎氏的箭，分赐给鲁国夏后氏的玉璜之类。君王用他的德行所招致的方物分赐给诸侯，所以诸侯也不敢轻视这些物品，而是以德看待这些物品【问：时庸展亲，各家多将‘展’训为‘信’，是否正确？朱熹说：展是审视的意思，不应当训为信。王氏十朋说：如果不是君王德行所招致的，那么分赐也是以物不以德。陈氏《经》说：四夷不敢私藏他们的物品，以此来表示尊奉上级的诚意；圣人不敢私藏这些物品，以此来显示赏赐的恩德。给予异姓，固然彰显了德行的功效；分赐同姓以宝玉，也是德行所招致的。以物看待物，那么金玉轻如鸿毛；以德看待物，那么即使一介草芥也重于九鼎。林氏说：獒这种动物，小不能做衣服食物；大不能做器具用品，疏远不能向异姓彰显德行，亲近不能向同姓增进亲情。吕氏说：圣人以天下为公，天下的物品与天下人共享，不像秦始皇那样让一千七百个国家独自供奉他一人。然而在一视同仁之中，文理细密考察，未尝没有等级差别，从亲近到疏远，对待同姓必定厚于对待异姓，不像墨子的兼爱。陈氏《雅言》说：彰显他德行所招致的东西，他所分赐的物品，虽然似乎有亲疏厚薄的不同，但都是为了彰显他德行所招致的东西，而想要坚定他们侍奉上级的情义，显示他厚待下级的恩德。所以昭示德行的功效，虽然是对异姓诸侯国说的，而分赐宝玉，也是彰显德行功效的，可以知道；分赐宝玉，虽然是对伯叔诸侯国说的，而昭示德行功效必定是方土之物，可以知道。它们的文意互相补充。不废弃职分，虽然又是对异姓诸侯国说的，而伯叔诸侯国也想要坚定他们侍奉上级的情义，可以知道；时庸展亲，虽然又是对伯叔诸侯国说的，而异姓诸侯国也是用来显示他厚待下级的恩德，可以知道。它们的文意也互相补充。圣人在一视同仁之中，而有文理细密考察的区别，仁的极致，义的穷尽。新安陈氏说：必定是衣服食物器具用品这样的常物，才足以显示君王德行所招致的东西；如果是奇异物品，恰好足以显示君王的无德。物品都是君王德行所招致的，那么这些物品不仅仅是物品，就是君王的德行。王氏说：人们因为君王德行所招致，所以不敢轻视这些物品，而以德行看待这些物品】

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使人心尽忠；轻慢侮辱小人，无法使人力尽用。

德行盛大，那么举止行动都符合礼制，然后才能没有轻慢侮辱的心思。说谨慎修德不可不达到极致。德行而没有达到极致，就难免有轻慢侮辱的心思。轻慢侮辱君子，那么君子就会像鸟一样飞走，他们必定高蹈远引，怅然离去，怎么能使他们尽心？轻慢侮辱小人，虽然他们卑贱畏惧威势容易驱使，然而即使是愚昧的人也有灵性，又怎么能使他们尽力呢【陈氏大猷说：德行越盛大的人礼节越恭敬，德行盛大则心胸没有局限，自然不轻慢侮辱人。轻慢侮辱的表现，是由于德行浅薄心胸狭隘而骄傲自满乘虚而入。这是因说谨慎修德而推广说的，轻慢侮辱就不是谨慎修德了。孙氏说：君子是天下人心所归向的，对待他们不以礼，那么君子就离开了，怎么能使人心尽忠？小人是用力量辅佐我的人，使用他们不以礼，那么小人就懈怠了，怎么能使他们尽力？新安陈氏说：君子是人心所共同归向的，轻慢侮辱他们就是厌恶人们所喜爱的，失去了人心，怎么能得到人们尽心？小人用力量侍奉人，轻慢侮辱他们，虽然用刑罚驱使、权势逼迫勉强用力罢了，怎么能得到他们尽力？必须像文王感召百姓那样，才算是使他们尽力。须要玩味‘人与其’这几个字】

不役使耳目，百事才端正。

贞，就是端正。不役使于耳目的喜好，百事的准则，只有端正而已【王氏炎说：心官为主宰，而耳目听从它的命令，那么非礼勿听视，百事就端正了；耳目为主宰，而心被它所役使，那么物与物相交而被所牵引，百事怎么能端正？陈氏大猷说：接受獒犬就是役使于耳目的玩好】

玩弄人丧失德行，玩弄物丧失志向。

玩弄人，就是上文轻慢侮辱君子的

译所谓“事”，即上文所说的不役使耳目之事。“德”是自身所获得的修养；“志”是心之所向。王氏十朋说：玩弄人就会因骄傲而防备恭敬，所以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会因欲望而胜过刚毅，所以丧失志向。吕氏说：玩弄人、玩弄物，是反复论述狎昵轻侮之弊。陈氏大猷说：接受獒犬，就是玩弄人、玩弄物。林氏说：倚仗獒犬能如意指使，从而产生玩忽他人的心态，那么人们必定认为他德行浅薄，所以丧失德行；因为獒犬顺从人意而接受它，就会沉溺于物欲，志向沉浸其中而不自知，难道不丧失志向吗？新安陈氏说：丧失志向就必定也会丧失德行，没有沉溺于物欲而能修养德行的。接受獒犬，就是玩弄物。

译志向以道义来安定，言语以道义来应对。

道，就是应当遵循的理。自己的志向因道义而安定，就不会胡乱发作；别人的言语因道义来应对，就不会胡乱接受。内心所存的，是用来应对外界的；对外界有所制约的，是用来涵养内心的。这是古时圣贤相传的心法。【问：志以道义来安定，言语以道义来应对，“接”字怎么理解？朱子说：接，就是酬答应对的意思。是说言语应当以道义来酬答应对。又说：志，是我的志向；言，是别人的言语。陈氏大猷说：接受，〇那么志向就会因外物而动，而不是以道义来安定了。林氏说：〇的进献，必定用甜言蜜语来求取采纳，也必定有说可以采纳的话。太保说不应当接受，于是苦口逆耳，用道义来衡量，就知道该听从还是违背了。吕氏说：既然说了玩好之物的危害，又说存养工夫。志以道义来安定，就是孟子所说的“持其志”；言以道义来应对，就是孟子所说的“我知言”。内外交互涵养，这样自然不做无益的事，不看重奇异之物。陈氏雅言说：志以道义来安定，就是舜传授给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言以道义来应对，就是舜传授给禹的“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

不做无益的事，不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功。不看重奇异之物，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的品种就不畜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培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服；所珍视的只有贤才，那么近处的人就会安定。

孔氏说：游观是无益的事，奇巧是奇异之物。苏氏说：周穆王得到白狼白鹿，而荒服之地因此不再来朝。这一章共三节，到“所珍视的只有贤才”，就更为深切精到了。【陈氏说：志向和言语如此，那么根本就端正了，哪里还会有做无益之事、看重奇异之物的事呢？不看重奇异之物，轻视实用之物，那么珍玩就不贵重。所看重的都是服食器用之物了。远方的人来归服，近处的人就可以知道了；近处的人安定，远方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又说：珍视贤才，天下就安然，这安定是从近处开始的。林氏说：汉文帝退回千里马，汉元帝用它来驾鼓车，三代之后能体会召公之言的，这两位君主就是。虞国珍视璧玉和乘马，所以把宫之奇当作路人；齐国珍视四位贤臣，所以把照乘之珠当作土块。唐孔氏说：晋惠公的小驷陷入泥沼，被俘获是因为马不是本地品种。赵简子问王孙圉说：“白珩还在吗？”回答说：“楚国所珍视的，是观射父、左史倚相。至于白珩，是先王玩赏的东西，算什么珍视的呢？所珍视的了】

唉！早晚没有不勤劳的，不谨慎细微的品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山九仞，功亏一篑。

或，是说万一。吕氏说：这就是谨慎德行的工夫，“或”字最有意味。一旦暂时停息，就不是谨慎德行了。矜，是谨慎持守的矜。八尺叫仞。细微的品行和一筐土，指的是接受獒犬而言。【问：不谨慎细微的品行与“矜而不争”的矜有什么不同？朱子说：相似，是个矜惜持守的意思。王氏十朋说：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说“呜呼”，开始是希望它谨慎，结束是希望它勤劳。新安陈氏说：武王治定功成如此，万一接受一只獒犬，就忽略了大的德行而亏损了成功，实在深为可惜。这篇开始以慎言，结束以勤言，必须没有一刻不勤劳，才算是谨慎德行的极致。早晚没有不勤劳的，体现天的运行刚健而自强不息。一旦接受獒犬就是怠慢疏忽而停止了勤劳，这哪里是谨慎德行呢？陈氏雅言说：《旅獒》一篇以慎终为纲领，而这“早晚没有不勤劳”，又是谨慎德行的工夫。陈氏大猷说：细微的品行就是说小节，就是《毕命》所说的小物，《易经》所说的日常行为。接受獒犬虽然像小节，所损害却很大。吕氏说：应当在一颦一笑、一动一作之时，仔细体察。大概小处容易放过，功亏一篑，不只是欠一筐土，做了就是圣人，虽然不停地做，常像欠一筐土。林氏说：世上哪里有堆山的人呢？大概是假说以见意罢了。孔子的话，大概本于此。拒绝一只獒犬的进献，也是细微的品行，而世代称王的征兆实在见于此。箕子说：他制作了象牙筷子，必定会制作玉杯；制作了玉杯，必定会思念远方的珍异之物。纣王的灭亡原本就在这里，难道在于大事吗？这就是说不谨慎细微的品行而想享有世代称王的功业。陈氏经说：一筐土的亏损，是堆山没有完成。君主常在既成之日保持未完成的心态，这体现了纯粹不已的意思。张氏说：接受獒犬是一筐土的亏损】

确实遵循这些，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只有这样才能世代称王。

确实能实行这些，那么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而王业就可以永久了。大概君主一身，实在是万物变化的根源，如果在理上有毫发不尽，就会给百姓留下无穷的祸害，而不是创业垂统可继承的道了。以武王的圣明，召公警戒他尚且如此，后世的君主能不深思而加以念虑吗？【王氏日休说：兹，指这一篇的话，是说诚能实行这些话。董氏鼎说：前面告诫以谨慎德行、彰显德行，后面警戒以丧失德行、连累德行，然而他说志以道义来安定，言以道义来应对，虽然不必说完他的话，而獒犬的〇可以不接受，我的训诫不可以不听从，已经明白了。圣人不因细微的品行而不谨慎，大臣不因细微的过错而不劝谏，这是古代君主英明、臣子贤良的原因，而后世很少能比得上】金縢【徒登反】

武王有病，周公因为王室未安定，殷民未顺服，根本易【

译去声】动摇，因此请求禀命于三位先王，想要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去死。史官记录了册祝的辞文，并【卑正反】叙述这件事的始末，合并为一篇，因为它收藏在金縢的柜子里。编书的人就用金縢来命名这篇。今文和古文都有这一篇。唐代的孔颖达说：从“发首”到“王季、文王”，是史官叙述将要告祭神灵的事情。史官于是册祝到屏【音丙】璧与珪，是记录告祭神灵的辞语。从“乃卜”到“乃瘳”，是记录占卜得吉以及武王病愈的事情。从“武王既丧”以下，是记录周公因流言而居东以及成王迎接他回归的事情【朱熹说：《金縢》的写成，是在周公东征归来之后，因为它记载了武王时事，并且完备地记录了东征的始末，所以把它叙述在这里。孔颖达说：书简收藏在柜子里，用金属封缄，不想让人打开。郑玄说：凡是收藏机密文书都是这样，并非从周公才开始。王日休说：縢，就是封缄的意思，用金属封缄，就像现在的锁一样】

译攻克商国后的第二年，成王生了病，身体不适。《竹书纪年》记载此事，是为了说明距离攻克商国的时间还不长。“弗豫”，就是不愉快、不舒服的意思。苏氏说：“弗豫，就是说不高兴。”陈氏梅叟说：“这时成王才出生五年。”

太公和召公说：“我们应当为成王恭敬地占卜。”

二公指的是太公和召公。李氏说：“穆，是恭敬而又和谐的意思。穆卜就是说共同占卜。”我认为，古代国家遇到大事进行占卜时，公卿和百官都在场，诚心一致、和谐同心地聆听卜筮的结果，所以称这种占卜为穆卜。下文提到成王因为风雷的变异，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打开金縢之书的封泥来占卜，就是这种情况。先前的儒者专门把“穆”解释为恭敬，但对于“其勿穆卜”这句话，意思就不通顺了。陈氏大猷说：“穆，是恭敬、和谐而又深远的意蕴。”新安陈氏说：“蔡氏不赞同孔颖达的注解，专门把穆解释为恭敬是对的，用昭穆的穆来证明，又有幽暗深远的意思。”

周公说：“不可以因为我的缘故而忧恼我先王。”

“戚”，是忧恼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因为武王的疾病而忧恼我先王。这是推辞二公的占卜。

周公于是自己承担这件事，修筑了三座祭坛，共用一个祭场。在南方修筑祭坛，面朝北方，周公站立在那里。放置玉璧，手持玉圭，于是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功”，是事情的意思。堆土筑台叫坛，清除地面叫墠。三座祭坛，是三位先王的位置，都朝南。三座祭坛的南面，另外修筑一座祭坛，朝北，是周公站立的地方。“植”，是放置的意思。圭和璧是用来礼敬神灵的。《诗经》说圭璧已经用尽。《周礼》说用圭来祭祀先王。周公推辞二公的占卜，而自己承担这件事，大概是因为二公不过是想占卜武王是否平安罢了，而周公爱护兄长的心情急切，担忧国家的程度极深，在祖父母面前忠诚恳切，像下文所说的那样，有无法完全表达的地方，这就是他所以自己承担这件事的原因。又因为二公进行穆卜，就必须在宗庙里祷告，使用朝廷卜筮的礼仪，这样就会上下喧哗，人心动摇，所以周公不在宗庙里，而特意修筑坛墠来自己祷告。孔氏说：“周公自己把请命当作自己的事。”复斋董氏说：“古代有事向祖先祷告，当没有宗庙或者不能进入宗庙时，就修筑祭坛来祭祀。礼制规定庶子不得祭祀祖先，所以周公不敢进入宗庙而修筑祭坛。”临川吴氏说：“古代礼制，凡是对于没有宗庙的远祖，以及宗子离开宗庙在他国的人，以及庶子虽然在本国但按礼不能进入宗庙的人，如果有祷告，必须清除地面修筑祭坛，以安放祖先的神灵。周公是庶子且为臣，所以不敢在宗庙里祷告，而修筑祭坛来祷告。”林氏说：“把玉璧放置在祭坛上，手里拿着玉圭。”郑氏说：“植，是古‘置’字。把玉璧放置在三位先王的祭坛上以礼敬神灵，秉圭，是周公自己拿着桓圭。”有人说：“金縢中的祷告，是不懂天命吗？”程子曰：“周公诚心想要代替他的兄长，哪里还问天命呢？”陈氏经说：“孔子说：‘我祷告已经很久了。’孔子的不祷告，是为了自己。周公的祷告，是为了君父。为了自己而祷告，是不懂天命；为了君父而不祷告，是不懂道义。”

太史于是拿着简册祷告说：“只有您的长孙某，遭遇了恶疾。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对上天负有保护元孙的责任，那就让旦代替某的身体。”

“史”，是太史。“册祝”，就像现在的祝版之类。“元孙”，某，指武王。“遘”，是遭遇。“厉”，是恶。“虐”，是暴。“丕子”，是元子，即长子。“旦”，是周公的名字。意思是说武王遭遇了恶疾，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对上天负有保护元孙的责任。大概武王是上天的元孙，三位先王应当对上天承担保护他的责任，不可让他死去。如果上天想要他死，那么就请让旦代替武王在天下死去。这里可能有缺漏的文字。旧说认为上天责备要取走武王，这是不对的。详细看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语，都是针对祖父辈的人鬼而言。至于“乃命帝庭无坠天之降宝命”，是说上天命令武王如此重大，而三位先王不可使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坠落，文意可见。又按死生有命，周公却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大概当时，天下尚未安定，王业尚未稳固，如果武王死去，那么宗庙社稷就会倾覆危险，百姓就会陷入苦难，变故多到说不完。周公忠诚恳切，想要代替武王死去以解除危急，他的精神感动了神灵，所以最终得到了三位先王的允许。现在世间的普通男女，一念诚孝，还足以感动鬼神，明显有应验，何况是周公这样的元圣呢？这本来不能说没有这样的道理。问：“周公代替武王死也有这样的道理吗？”朱子曰：“圣人这样做也必须有这样的道理。”林氏说：“从太王、王季来说就叫元孙，从文王来说就叫丕子元长，丕、太都指武王。”问：“有人问正叔：周公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他懂天命吗？”正叔说：“只是想要代替兄长去死，哪里还问天命？”这话怎么样？龟山杨氏说：“是对的。”问：“圣人不应不懂天理，天理既然不是这样却一定要去做，他的诚心不几乎到了无视事物的程度吗？”答：“圣人固然知道天理，但只是因为情义急切，还在这里侥幸万一，所以至诚地去做。”临川吴氏说：“武王在攻克商国七八年后去世，天下大势已经安定，还有武庚的叛乱，周室几乎危险。假设武王在攻克商国刚两年时就去世，那么祸变又将如何？周公大概看到了事态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想要代替武王去死。”有人说：

译死生由命运决定，而周公却想代替武王去死，这在道理上讲得通吗？」回答说：「讲得通。普通百姓若能发出一片诚心，尚且可以感动天地，何况圣人具备极致的真诚与公正，内心与天道合一，意志专一便能产生感应，元气本就具有转移和改变造化规律的机理。如果这在道理上根本不存在，那么周公又怎么会去做这件事呢？」

译我仁顺的祖考，才能多、技艺多，能够侍奉鬼神。然而元孙（武王）不如我，虽然才能多、技艺多，却不能侍奉鬼神。

周公说：“我仁顺祖考，多材干，多艺能，可以胜任役使。能够侍奉鬼神，武王不如我。才能多、技艺多，不能胜任役使，不能侍奉鬼神。材艺只是指服事役使而言。”

于是受命于上帝之庭，广施恩德以佑助四方。因此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于下土，四方之民没有不敬畏的。唉！不要坠失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我先王也能永远有所依归。

说武王于是受命于上帝之庭，广布文德以佑助四方，因此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于下土，使四方之民没有不敬畏的。他的责任重大，不可就此死去。所以又叹息重申：三王不可坠失天降下的宝贵天命，希望先王的祭祀也能永远有所赖以存续。宝命就是帝庭之命，称之为宝，是看重这件事。

现在我即将就任元孙之命，你们若答应我，我将带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若不答应我，我就藏起璧和珪。

就任，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等待武王安康，藏起璧和珪，是说不能侍奉神灵了。因为武王若丧命，则周的基业必然坠失，即使想侍奉神灵也做不到了。他称“尔”，称“我”，与人在膝下对父母说话无异，这也体现了终身慕父母与不让父母死去的孝心，可见周公的大孝。

于是占卜三次，一次重复出现吉兆。打开钥匙，看见卜兆的记录，于是都是吉兆。

占卜必立三人以相互参考，三龟，是三人所卜的龟。习，重复，说三龟的兆头相同。打开钥匙，看见卜兆的记录，于是都是吉兆。

周公说：“看卜兆之体，王疾其无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终是图了。这等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回去等待。一人，是武王。说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详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见果非谓天责取武王。”

周公回去，于是将册放入金縢之匮中。王第二天就痊愈了。

册，祝册也；匮，藏卜书之匮；金縢，以金缄之也；翼日，公归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匮乃周家藏卜筮书之物，每卜则以告神之辞书于册，既

译占卜时，便将占卜的册书放入柜中收藏，前次和后次的占卜都是这样。所以前次周公占卜三次，得到吉兆，打开柜门取出册书，就是打开这个柜子；后次成王遭遇风雷之变，想要占卜，打开金縢之柜，也是打开这个柜子。大概是因为占卜所用的物品，先王不敢防备，所以用金縢封固柜子来收藏它，并非周公一开始就制作这个柜子、收藏这些册书，作为日后自我辩解的打算。

【朱熹说：攻克商朝的第二年，到成王第二天病愈，这是叙述周公受命诸事。问：周公既然向三王祈祷，并将祷文藏在金縢之柜中，难道预先知道成王会相信流言，而打算告诉成王吗？程颐说：从近世来看，祝册既已使用，有时焚烧它，有时埋藏它，难道周公时代没有焚烧埋藏的礼仪吗？而是想要恭敬地对待这件事，所以这样做吗？王应麟说：占卜完毕而不敢防备，必定将册书放入柜中，日后将要占卜时再打开它，这是国家的旧例，并非特意制作这个柜子收藏册书，作为日后自我辩解的打算。问：周公代替武王受死，武王因此病愈，有这样的道理吗？和靖尹焞说：这只是周公的一片心意罢了，然而病愈乃是感应所致。林之奇说：请求代替武王受死，是周公的本心；成王病愈而周公不死，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译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位弟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

管叔名叫鲜，是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哥哥。众位弟弟，指的是蔡叔度和霍叔处。流言，是没有根据的话，像水流一样，从那里流到这里。孺子，指成王。商朝人，兄终弟及的情况很多。武王驾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商朝遗民本来就对此有所怀疑。况且管叔作为周公的兄长，尤其对此觊觎。所以武庚、管叔、蔡叔在国中散布流言，用来危惧成王，从而动摇周公的地位。史官只说管叔和他的众位弟弟，而没有提及武庚，是为了深刻地彰显三叔的罪责【朱熹说：武王去世后，以下记载周公、成王时期的事情。管叔和他的众位弟弟到不利于孺子，这就是《大诰》所说的三监及淮夷叛乱。推测他们起兵举事，必定以诛杀周公为借口，就像王敦对付刘隗、刁协那样。《诗经序》所说的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诗，以陈述王业风化，比喻成王，大概就是这个时候】

周公于是告诉召公和太公说：“我不回避【音避】，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辟读作避，郑玄说周公因为管蔡的流言而避居东都，这是对的。汉代的孔安国认为致辟【音僻】于管叔，意思是诛杀他。然而三叔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怎么能够立刻兴兵诛杀他们呢？况且当时成王正怀疑周公，周公是请求成王诛杀他们呢？还是自行诛杀他们呢？请求成王，成王未必听从；不请求而自行诛杀，也不是周公该做的。我不回避，就无法向先王交代，意思是我如果不回避，那么在道义上就有所未尽，无法向地下的先王交代。周公难道是为了自己打算吗？也只是尽他的忠诚罢了【朱熹说：“周公于是告诉二公说直到向先王交代”，作《大诰》，于是东征。吕氏说：“舜封象于有庳，是为了至仁；周公诛杀三叔，是为了大义，事情不同但心意是一致的。”张行成说：“仁人对待兄弟，怨恨加在自己身上就不隔夜，获罪于天下就必定诛杀”】

周公在东都居住两年，罪人就抓住了。

居东，指居住在国都的东边。郑玄说避居东都，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孔安国认为居东就是东征，这是不对的。当流言兴起时，成王不知道罪人是谁。两年之后，成王才知道流言是管蔡所为，斯得是迟缓之辞【朱熹说：周公在东都居住两年，罪人就抓住了，杀武庚，在商地诛杀管叔，在郭邻囚禁蔡叔，将霍叔降为庶人，任命防子启代替殷商的后裔，作《防子之命》，都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周公东征不必说用权，自然是王室至亲，与诸侯连横都叛乱，当国的大臣哪有坐视不救的道理，率领军队征讨，乃是正义，不等待可与权者而后能也。如果马融、郑玄认为东行避谤，那是鄙生腐儒不达时务的说法，可不辨而自明。至于所谓周公的志向，不是为了自己谋划，而是为先王谋划，不是为了先王谋划，而是以身承担天下的重任。这个说法极佳。罪人斯得，必须用极广大无物我的心胸去看才行，如果有一毫私吝自爱惜避嫌疑之心，那么与圣人的做法就天地悬隔了。万一成王最终不醒悟，周公再待罪几年，不知如何收场。问：罪人斯得，有人认为指管蔡，有人认为指周公的官属，如何？答：不对。管蔡既然散布流言，成王怀疑他们，不知道罪人是谁。等到周公居东两年，成王因为风雷之变打开金縢而醒悟，才知道罪在管蔡。如果说所谓的罪人现在抓住了。又问：所谓居东两年，就是东征吗？答：成王正怀疑周公，怎么能够立刻东征呢？两年是待罪。东征三年，不是两年。董铢问：金縢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马融、郑玄都将辟音为避，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管蔡散布流言，成王已经怀疑周公，周公于是避居东都两年之久，以等待成王的明察。等到成王遭遇风雷之变，打开金縢之书，迎接周公回来，回来后才摄政，才东征。所谓罪人斯得，是成王抓住了散布流言的罪人。陈少南、吴才老跟随他，而诋毁先儒诛辟之说。我私下认为周公诛杀管蔡，与伊尹放逐太甲，都是圣人的权变，只有这两位公至诚无愧，正大明白，所以行之不疑，不可以浅俗之心窥探。这个辟字与《蔡仲之命》所说的致辟之辟相同，怎么可以将辟解释为避？况且假如周公委政而去两年之久，不幸成王最终不醒悟，而小人得以乘间而入，那么周家的祸患可胜言哉？周公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向先王交代？看周公告诉二公说：“我不回避，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他的话正大明白，至诚恻怛，那么区区嫌疑有所不敢避。只有此心无惧，先王才可告。自洁其身而为匹夫之谅，周公岂为之哉？说：“辟”字当从古注说。与蔡沈帖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也辨析此条，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后来思之不然，是】

译当时管叔、蔡叔、霍叔正在国内散布流言，周公处于兄弟骨肉亲情之间，难道能因为几句流言就立刻兴兵讨伐他们吗？圣人的气度绝不是这样的。况且成王当时正怀疑周公，周公本来就不应该未经请示就自行诛杀他们。如果向成王请示，成王也未必会听从，那么当时的情势也不一定能够那样做。虽然有人说圣人之心公平正大，小小的嫌疑不必回避，但舜将尧的儿子避居到南河之南，禹将舜的儿子避居到阳城，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如果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那就是篡位了。又有人说成王怀疑周公，所以周公东征，不幸成王始终没有醒悟，不知道周公该怎么办？回答说：也只是竭尽自己的忠诚罢了。吕氏说：在那时，内部少主产生疑惑，外部四方诸侯发动叛乱，周公凭借什么敢出征长达两年之久？大概是因为“十乱”中还有像太师、太保这样的人，可以托付内部事务，在内部进行调防和镇定，所以才能如此。后世的权臣怎敢轻易离开君主身边，一举一动就能左右局势，变故很快就会发生啊。

译后来，周公便作诗赠给成王，诗名叫《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

鸱鸮，是一种恶鸟。因为它破坏鸟巢、夺取鸟卵，用来比喻武庚的败亡，以及管叔、蔡叔和周王室的遭遇。诮，是责备的意思。上文说“罪人已经抓获”，那么此时成王的疑虑，已经去除了大半。朱熹说：后来周公作诗，直到成王不敢责备周公。周公既然已经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但成王的疑虑尚未消除，所以周公不想立刻回国，留在东方居住，而周朝的大夫们为此作了《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等诗。管叔、蔡叔散布流言，使成王怀疑周公。周公虽然已经平定了叛乱，但成王的疑虑未消，那么祸乱就没有真正平息。所以周公作《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告诉成王创业艰难，不忍心看到基业毁坏的意思，以此来挽救祸乱。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诽谤周公，而周公征讨他们，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是周公自己做的，周公只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所以作这首诗的人，是为了阐发周公的本心如此。学者在这里细细玩味并有所领悟，那么正大光明的道理和天地的情感就可以看到了。吕氏说：成王想责备周公却不敢，所谓“不敢”，就是悔过的根本。

秋天庄稼大丰收，还没有收割。天上突然打雷闪电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去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于是找到了周公自以为有功、代替武王受死的祝辞。

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去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想要占卜天象的变化，却偶然得到了周公册祝请命的祝辞。孔氏认为两位公爵是倡导成王打开金縢之匮的人，这是不对的。查考秋天庄稼大丰收，是在第二年之后，那么成王迎接周公回来，大概是在第二年的秋天。《东山》这首诗说“自从我没见到他，到现在已经三年”，那么周公居东并不是东征，这就很明显了。大概周公居东两年，成王因为风雷的灾变，亲自迎接他回来。三叔怀着散布流言的罪过，于是胁迫武庚叛乱。成王命令周公征讨他们，这次东征往返，从头到尾又是三年。

两位公爵和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啊！”周公命令【句】我们不敢说。

周公为武王的疾病占卜，两位公爵未必不知道。周公册祝的文书，两位公爵大概不知道。史官和百官，大概是负责占卜的人。成王让占卜天象变化的人，就是先前周公让占卜武王疾病的人。两位公爵和成王得到了周公自以为有功的说法，因此询问他们，所以都说确实有这件事。随后叹息说，这确实是周公的命令，而我们不敢说罢了。孔氏认为周公让他们不要说，这是不对的。朱熹说：秋天大丰收直到我们不敢说，金縢所藏的，是代替武王受死的说法。葵初王氏说：如果是蔡点，应当说，我们不敢说罢了。《说文》：勿，就是莫（不）的意思。

成王拿着文书哭泣说：“不要再占卜了。从前周公为王家勤劳，只是我年幼没能知道。现在上天显示威怒，来彰显周公的德行。我这个小辈应当亲自迎接他，我国家的礼制也应当这样做。”

新应当是亲，成王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想要占卜天象的变化，既然得到了周公册祝的文书，于是感悟，拿着文书哭泣，说不必再占卜。从前周公为王家勤劳，我年幼没能知道，现在上天显示威怒来表明周公的德行，我这个小辈应当亲自迎接周公回到国家，礼制也应当这样做。查考郑氏《诗谱》，成王既然得到了金縢之匮中的文书，亲自迎接周公。郑氏的学问出自伏生，而这一篇则是伏生所传的，应当以“亲”为正确，“亲”误写为“新”，正如《大学》中“新”误写为“亲”一样。马融本中“新逆”作“亲逆”。

成王走出郊外，天就下雨，风向反转，禾苗全都竖立起来。两位公爵命令国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禾苗，全都竖立起来并培土加固。这一年庄稼大丰收。

国都之外叫郊。成王走出郊外，是成王亲自去迎接周公，就是上文所说的亲自迎接。天就风向反转，感应如此迅速。《洪范》中的庶征，谁说它不可信呢？又查考武王病愈四年后去世，众叔散布流言。周公居东两年，罪人已经抓获，成王迎接周公回来，总共是六年的事情。编书的人附在《金縢》篇的末尾，以显示请命事情的始末，《金縢》篇的显晦。朱熹说：成王拿着文书直到这一年庄稼大丰收。《归禾》《嘉禾》的文书，都是这之后作的。周公从此回来，大夫赞美他而作了《东山》这首诗。成王正怀疑周公，两位公爵为什么不替周公辩白？如果上天不打雷刮风，两位公爵终究不会进言。当时，成王想责备周公却不敢，大概周公东征，其形势也难以责备。这成王虽然深深怀疑他，却不敢责备他。如果成王始终不醒悟周公，必须有所处置了。书中可疑的各篇，如果一概不信，恐怕六经就倒了。如《金縢》也有不合人情之处，雨反转风，禾苗全都竖立，这也是怪异。成王又怎么恰好去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但当周公把策放入匮中时，难道只有两位公爵知道？林氏说：周公尚且想代替兄长去死，何况肯夺取兄长儿子的位置呢？这就是成王感悟的原因。出郊的，是等到周公到，就在郊外慰劳并亲自迎接他。孔氏认为是在郊外祭天，这是错误的。又说禾苗有倒下的，扶起来让它站立，也不是普通的禾苗，被树木压倒而不能自立，就为它扶起来并培土，加上人力，培土就是培禾苗。新安陈氏说：成王不知道周公，上天就为他打雷刮风使禾苗倒伏；既然知道周公，上天就为他反转风使禾苗竖立，感应之快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天难道在君主

译心外吗？林氏说：自从周公居东以来，他的事迹都在《大诰》之后，但实际上与周公请死的事情互为始终，所以在这里一并记载。董氏鼎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必定要达到极点而后显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天下的重任悬于周公。周公背负诽谤而不能自安，成王得到诗歌却仍然没有醒悟，文王武王的基业危险得像一根头发。不是上天，谁能警醒扶持呢？所以上天显示威严，不只是用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实际上是为了表明三监的罪过，从而显明辅佐文王武王的基业。就像汉高祖被项羽困住而大风为他刮起，光武帝被王郎窘迫而河冰为他自行合拢，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大诰

武王攻克殷商后，将殷商的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并命令管叔、蔡叔、霍叔三位叔父监视殷商。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周公辅佐他。三位叔父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于是避位，迁居东方。后来成王醒悟，迎接周公回归。三位叔父感到恐惧，便与武庚一起叛乱。成王命令周公东征，去讨伐他们。《大诰》这篇文献面向天下发布，文中只提到武庚而不提管叔，是为了替亲人避讳。篇首有“大诰”二字，编书的人因此用它作为篇名。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有这一篇。考察这篇诰辞，其中大多以占卜的话为主，比如说道：“先王留给我大宝龟，说我的占卜全部吉利，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占卜，说大王怎么不违背占卜的结果，说先王只依靠占卜，说何况也只依靠占卜，说我怎么可以穷尽占卜，说何况现在占卜全部吉利。”直到篇末，又说：“占卜陈列的结果就是这样。”意思是邦君和执政大臣中有人说征伐艰难重大，不可进行，想劝大王违背占卜的结果，所以周公用讨伐叛乱占卜吉利的道理，以及天命和人事不可违背的道理，反复告诫晓谕他们。

成王说道：“啊，我要大大地告诫你们各诸侯国，以及你们执政的大臣，不幸啊，上天降下祸害于我家，没有稍作延缓。只有我这年幼无知的人，继承无穷大的王位，不能造就明哲之德来引导百姓走向安康，何况说我能推究知晓天命呢？”

“猷”，是发语词。如同《虞书》中“咨嗟”的例子。考察《尔雅》，“猷”的解释最多，有谋略、言语、自己、图谋等意思。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意思。“吊”，是怜悯的意思。如同《诗经》中说“不吊”，《昊天》中的“吊”，意思是“我不被上天怜悯，降下祸害于我周家”，武王于是去世而没有稍作等待。“冲人”，是成王。“历”，是数。“服”，是五服。“哲”，是明哲。“格”，是格物的格。意思是大大地思考我这年幼的君主，继承无穷大的基业，不能造就明哲之德来引导百姓走向安康，这是人事尚且有所未至，何况说能推究知晓天命呢。

“王若曰”，“若”字只是似乎这样说的意思，如同《汉书》中“帝意若曰”之类，大概是宣达道德意旨的人敷演其说，或者记录的人失去了原话而追记其意，是这样的。书中“弗吊”二字只按字面读音，解释者想将“吊”解释为至，所以读作的声是错误的，其意义只如同《诗经》中所读的“不吊昊天”罢了，意思是不见怜悯。

虽然政事由周公摄行，但成王在上身为天子，所以必须称王命来告诫。“猷”，是发语词。如同二典所说的“咨”，《甘誓》所说的“嗟”，切意到周代，发语词变为“猷”，所以成王的命多士、多方都说道“王若曰猷”。“越”，是及的意思。吕氏说：叛乱的是三监和武庚罢了，何必大大地告诫多方呢？大概天下初定，人心未安，三监煽动变乱，恐怕祸乱牵连不止于此。

用大诰来晓谕他们，人心安定，变乱就无法产生。西山真氏说：圣贤做事，必先告诫晓谕，多方是为了昭示大公而统一众人的意志，不仅仅是防止祸乱罢了。马融将“不少延”断为一句。薛氏说：“洪惟”与“洪惟作威”相同。复斋董氏说：“幼”指年少冲童。陈氏大猷说：“格知”是格之至，下文将说用龟甲继承天命，所以先谦称自己不知天命。王安石说：《大诰》可能有脱漏的文字，那些不可知的就空缺，而解释那些可知的。新安陈氏说：朱子之所以取法王安石就在这里，这可以作为解释《盘诰》

译各篇的法则

译罢了，我这个小辈，就像跋涉深水一样，我只是一心前往寻求我所要渡过的地方，修明典章法度，发扬前人接受的使命，这样才不忘记武王安定天下的大功，我不敢拒绝上天降下的威严，于是使用。

武王留给我大宝龟，继承天命，随即占卜说：“西土有大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于是蠢动。

殷朝残余势力竟然敢延续其已亡的世系，上天降下威严，知道我国有弊病，百姓不安，说：“我要复辟，轻视我们周邦。”

现在蠢动，现在辅佐，说百姓中的贤者有十人，我辅佐他们前往安抚，继承武王所图谋的功业，我有重大的美好之事，我占卜多次都吉利。

译安抚武王所谋划的功业，就能得到人心了。我占卜得到吉兆，就能得到天心了。天与人同时应和，那么我周朝就有必胜的道理，武庚就有必亡的趋势。像这样为什么不去征讨呢？民献与黎献意思相同。栾武子以三位卿大夫为主，不与楚国交战，这也符合周公听从十位贤人的意思。说：“艰难重大的事情，即使众人都不了解天意。”了解天意的十位贤人作为主导，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可惜这十位民献的姓名没有在后世流传下来。杨氏说：只有至诚才能通达天下的意志，真诚而不怀疑，同类的人自然会同聚。当时局势危险疑虑极深，只有周公亲自承担重任而不怀疑，所以十位贤人给予辅佐，这就是不要怀疑“朋友会合”所说的意思。新安陈氏说：周公东征时，诸侯和办事官员都心存疑虑，十位贤人率先到来，所以周公表彰这些人来告知天下。大概天的视听在于民众，而民众的去留取决于贤人。蓍草固然可以继承天的光明，贤人尤其可以占卜天意。贤人，就是人中的蓍草。这一章讲武庚作乱不可不征讨，而通过贤人和占卜来决断。民献、蓍卜乃是《大诰》的纲领。

译于是，我告诉友邦的诸侯，以及卿士、众官和办事的臣属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占卜，我打算率领你们众邦去讨伐殷朝逃亡流窜的臣属。”

这是周公曾经以占卜得吉为理由，告知诸侯和办事臣属前往讨伐武庚的话。肆，是“于是”的意思。尹氏，是众官之长。殷逋播臣，是指武庚及其群臣本是逃亡流窜的臣属。

你们众诸侯和众士、办事的臣属，无不反驳说：“事情艰难重大，百姓不安定，这也在于王宫和诸侯家中的缘故，连我小子和父老敬事者都认为不可征伐，大王为何不违背占卜的结果呢？”这是诸侯和办事臣属不想征伐，希望大王违背占卜结果的话。诸侯和办事臣属无不反驳说：“艰难重大，不可轻举妄动。况且百姓不安定，虽然是由武庚引起的，但也在于王宫和诸侯家中，意思是三叔不和的缘故，实际上酿成了祸端，不可不自我反省。害，是‘何’的意思。越，是‘和’的意思。我小子和父老敬事者，都认为不可征伐，大王为何不违背占卜而不要征伐呢？”

于是，我年幼的人，长久地思考这艰难之事说：“唉！确实四方蠢动，祸及鳏寡，真是悲哀啊！”我遭受天的役使，天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我，把艰难的处境投给我。对于我年幼的人，固然没有闲暇自我顾惜。但从大义来说，对于你们诸侯，对于你们众士，以及卿士和办事的臣属，应当安抚我说：“不要忧虑。”确实不可不完成武王所图谋的功业，大家应当合力致讨。这一章深深责备诸侯和办事臣属避事的态度。【朱熹说：卬字即我字，沈存中认为秦语平音，所以叫卬。新安陈氏说：用大责任要求自己，用大义要求臣下，并非不知道天把大任留给我，把艰难投给我，而是责任不可推辞。从大义来说，应当如此，反过来看，那些因艰难重大而退缩的人，就是不义的大罪了。】

现在，我只是个小子，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天曾赐福于武王，兴起我们小邦周。武王只凭占卜来使用，能够安定地承受这天命。现在天辅助百姓，何况也只凭占卜来使用？唉，天明的威命可畏，这是在辅助我伟大的基业。

占卜讨伐武庚而吉利，这是上天命令讨伐他。上天的命令，怎敢废弃呢？从前天眷顾武王，从百里之地而有天下，也只凭占卜来使用。所谓“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合，袭取吉祥”就是如此。现在天保佑这些百姓，避凶趋吉，何况也只凭占卜来使用？这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无不使用占卜，而我唯独可以废弃占卜吗？所以又叹息说，天明的威命可畏如此，这大概是辅助成就我伟大基业，怎可违背呢？天命就是上文所说的“继承天明”的意思。【吕氏说：天的明示，威畏不是用来困住我，而是想要辅助成就我的大业。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惧它，正是为了辅助它。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是周公自强的地方，也就是畏惧天命的地方。】

大王说：“你们是旧臣，你们大大能远省前日之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武王如此勤劳吗？天闭塞艰难我的成功，我所给予的我不敢不极力完成。最终完成武王图谋的事，于是我大大教化诱导我友邦的诸侯。天辅助诚信的话，考察我的百姓。我怎可不于前代武王的大臣图谋功业的终结？天也只凭勤劳艰难我的百姓，如果有疾病，我怎敢不于前代武王所受的美好而完成它。”

当时诸侯和办事臣属，有武王的旧臣，也畏惧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就是如此。所以周公专门呼唤旧臣而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武王的旧臣，你们大大能远省前日之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武王如此勤劳吗？”閟，是闭塞而不通；毖，是艰难而不易。说天之所以闭塞艰难，国家多难，乃是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极力完成武王所图谋的事。化，是化解其固滞；诱，是诱导其顺从。棐，是辅助。宁人，是武王的大臣，当时称武王为宁王，因而称武王的大臣为宁人。百姓献出十人认为可以讨伐，是天辅助以诚信的话，考察百姓而可见了。我怎可不于前代武王的大臣而图谋功业的终结呢？勤劳艰难我的百姓，如果有疾病；四方勤劳艰难我的百姓，如人有疾，必须迅速攻治。我怎可不于前代武王所受的美好而完成它呢？按这三节，是说不可不最终完成宁王宁人事功休美的意思。说宁人，那么旧人中不想征伐的也可以惭愧了。【朱熹说：诸家棐字并作辅字，训固为可通。后读汉书，颜师古注云：匪棐通用，如书中棐字正合作匪字义。忱谌字只训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唐孔氏说：三节文辞略同，义不甚异。林氏说：武庚之叛，是天闭塞之而欲其谨慎，大概将使我操心危而虑患深，养其德慧术智于疢疾之中，这正是我勘定祸难以成武功之所。新安许氏月卿说：天意欲征武庚，故此归之于天，非谆谆然命之也。民心之所欲，即是天意，如此。陈氏大猷说：图事以】

译他所说的话，是根据所成就的功业来论述的，是根据所受的天命来论述的，只是反复地加以议论罢了。

译王说：“如果从前我打算前往，我也认为那件事艰难，并且日夜思念。就像父亲建造房屋，已经规划好了地基，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打地基，何况愿意建造房屋呢？父亲已经翻土开垦，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播种，何况愿意收割呢？父亲恭敬地做事，难道会认为：‘我有后代，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吗？’因此我怎敢不继承并安定武王的大命呢。”

从前，就是过去，如同孟子所说的“昔者”的“昔”。如果从前我打算前往，我也认为那件事艰难，并且日夜思念。这不是轻举妄动。用建造房屋来比喻，父亲已经确定了房屋的宽窄高低，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打地基，何况愿意建造房屋呢？用耕种田地来比喻，父亲已经翻土开垦，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播种，何况愿意等待庄稼成熟而收割呢？考翼，是父亲恭敬做事的意思。如果做儿子的像这样，那么父亲恭敬做事，难道会认为：“我有后代，不会抛弃我的基业吗？”大概武王平定天下，建立纲纪，就像建造房屋已经规划好地基，就像治理田地已经开垦。现在三监叛乱，不能讨伐平定，以完成武王的事业，这就是不愿意打地基、不愿意播种，何况指望他们愿意建造房屋、愿意收割而延续国运到无穷呢？武王在天之灵，也一定不愿意自认为有后代而不抛弃他的基业。所以我怎敢不趁着自己还活着，来抚存武王的大命呢？按照这三段申说比喻，不可不完成武功的意思。

如果父兄有朋友攻打他们的儿子，作为臣仆的人，却鼓励攻打而不救援。

民养，不详。苏氏说：养，是厮养，指人的臣仆。大意是说：如果父兄有朋友攻打他们的儿子，作为臣仆的人，难道可以鼓励攻打而不救援吗？父兄用来比喻武王，朋友用来比喻四国，儿子用来比喻百姓，民养用来比喻邦君和办事的臣仆。现在王的四国，毒害百姓，而邦君和臣仆却害怕征役，这是助长祸患而不救援，难道可以吗？这是说百姓遭受四国的祸害，不可不救援的意思。

王说：“唉！于是，你们众邦君，以及你们办事的臣仆，明白国家的道理，也只有乱臣十人，遵循知道上帝的命令，以及上天辅助武王的诚意，你们那时不敢轻视法制。何况现在上天降祸于周邦，只有大难之人，大大地邻近互相攻打他们的家室，你们也不知道天命不可轻视。”

肆，是放，想要他们舒放而不畏缩。爽，是明，爽厥师的爽，桀昏德，汤讨伐他，所以说爽。师受昏德，武王讨伐他，所以说爽。邦言，从前武王在邦中明大命，都由明智之士，也只有乱臣十人遵循知道天命，以及上天辅助武王的诚意以战胜商，接受你们。在那时不敢违越武王的法制，害怕征役，何况现在武王死了，上天降祸于周，首当其冲的大难是四国，大大地邻近互相攻打他们的家室，事情危急形势紧迫如此。你们却认为不可征伐，也不知道天命不可违越。这是用今昔互言，责备邦君和办事的臣仆不知道天命。按照先儒都以十人为十夫，然而十夫是百姓中的贤者，恐怕不可以说是遵循知道帝命，不可以说是上天辅助诚意。所谓遵循知道，是践行真知的话。上天辅助诚意，是天命已经归附的话。不是乱臣昭示武王接受天命的，不足以担当。况且君奭的书，周公历数虢叔、闳夭等人，也说遵循知道天威于接受殷命，也说如同上天辅助诚意。详细周公前后所说的，那么十人是乱臣，又有什么可疑呢。

我永远思念说：“上天只灭亡殷，就像农夫，我怎敢不完成我的田亩？上天也只想要休美于前宁人。”

上天灭亡殷，就像农夫去除杂草，必须断绝其根本，我怎敢不完成我的田亩呢？我之所以完成田亩，是上天也只想要休美于前宁人。林氏说：我长念于心，就说上天因为纣的暴虐而改命我周，对于殷人，就像农夫治理田地，去除稂莠，必须芟夷蕴崇，断绝其根本，不让它能种植而后已。现在如果有遗种，那么我怎敢不在田亩中完成事情呢？大概武庚的叛乱而不除去，就是不完成我的田亩了。

我怎敢尽欲？用卜，敢不从你们？不征伐。大概遵循宁人的功，应当有指定先王疆土的道理。卜而不吉，固然将讨伐他。何况现在卜而都吉呢？所以我大大地率领你们东征，天命断不僭差。卜所陈述大概如此。按照这篇专主卜言，然而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宁王宁人不可不成的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终的责任。谆谆乎民生之休戚，家国之兴丧，恳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复终始乎卜之一说，以通天下之志，以断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业。非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的，谁能与此呢？朱子说：如周诰诸篇，不过说周合代商的意思，是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自观其大意所在而已。书亦难点，如大诰语句甚长，今人都碎读了，所以晓不得。新安陈氏说：东征之举，以天命与先王之责决之，本不待卜，何况现在卜又都吉，所以我大大地率领你们东征，天命讨罪，决不僭差。

译占卜所陈述的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总括前面各章的意思，并以哲人和大龟作为结语，表明应当顺从天意，应当完成前人的事业，从而决意东征。西山真氏说：这一章以“我长久思念”作为开端，下面分为三层意思：天命已抛弃殷商，我不能不完成这件事，这是第一层；上天将美好的天命降给武王，如今所有的疆土，都是前人规划好的，我怎能不遵循旧制，就像韩愈所说的，只有天和祖宗所托付给我的，大概就在这里，我怎么敢不尽力，这是第二层；下面又说现在占卜都吉利，这是上天确实命令我不可违背，这是第三层。“我何必穷尽占卜？”是说没必要把占卜用到极致。“占卜陈述的只是这样”，是说占卜也不过如此罢了。先以道理决断，然后用占卜来参验，大概不仅不违背占卜，本来也不专门依赖占卜。董氏鼎说：帝王决断重大疑难，一定要询问谋划，使众人意见一致，咨询自己的内心、卿士和百姓，然后才进行占卜，大概是因为人的谋划已经协调一致，才决断于上天。商朝灭亡时，贤人和大龟都不敢说吉利；周朝东征时，百姓中的贤者十人辅佐我，而占卜又都吉利。这就是《大诰》一书始终强调的原因。

译防子之命

防是国名，爵位为子。成王诛杀武庚后，将防子封于宋国，让他奉祀商汤。史官记录了他的诰命，编为此篇。今文《尚书》没有此篇，古文《尚书》有。《史记》记载：帝乙的长子叫防子，因启母地位卑贱，不能继承王位。少子辛的母亲是正后，辛继位，就是纣王。林氏说：诏令王子出巡的诰语中说，防子离开了。防子在纣王时，处于令人猜忌的地位，便离开商朝，隐遁于荒野。等到武王攻克商朝，他才抱着祭器归附周朝。武王让他恢复原有的地位，起初是以殷商的封爵居于旧位。不称宋公之命，而称防子之命，大概是周朝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并不想让他称臣。箕子、防子虽然归附周朝，但从未称臣于周，所以与比干并称为三仁。吴氏说：武王攻克殷商，封武庚于殷墟，封防子于宋。《乐记》说武王下车后，将殷的后人安置在宋，是正确的。等到武庚叛乱，成王杀了他，才在防子已封的宋国，建立他为上公，以奉祀商汤。这大概是重申命令的书，并非先前未封到此，现在开始封他。凡是策命诸侯，必定有初封的言辞，如《蔡仲之命》中“于是命他在蔡国建国”之类。此篇初无这类话语。《史记·世家》说，周公秉承王命，诛杀武庚，于是命防子代替殷后，奉祀祖先，作《防子之命》以重申命令，这种说法是对的。况且武王还封箕子于朝鲜，哪有舍弃防子不封，等到成王时才封的呢？陈氏《经》说：当武庚叛乱后，殷的遗民仍然思念商朝，因为防子贤德，处于令人猜忌的地位，所以命令他的言辞如此，这是圣人宽大公平的用心。新安陈氏说：诛杀武庚，才命防子奉祀商汤，大概是纣以嫡子立为天子，武庚是纣的儿子，实为大宗子，防子不过是支子罢了。武庚在位时，奉祀商汤的是武庚，防子不能参与。武庚死后，殷的命数已尽，防子才得以代替他成为殷后吗？王氏炎说：纣的后人可以断绝，但商汤的祭祀不可断绝。

王说：“啊！殷王的长子，你考察古制，尊崇德行，效法贤人，继承先王，修治礼制文物，作为王室的宾客，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善，永世无穷。”

元子即长子。防子是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崇德，是说先圣王中有德行的人，就尊崇并奉祀他。象贤，是说他的后代子孙中有像先圣王那样贤德的人，就任命他主持祭祀。意思是考察古制，尊崇成汤的德行，因为防子效法贤德而奉祀他。礼典，即礼制文物。修治典礼文物，不使其废坏，以完备一代之法。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但不足以证实。殷朝的礼我能说，宋国不足以证实。这是因为文献不足。”殷朝的典礼，防子修治它。到孔子时已不足以证实了，所以孔子惋惜。宾，以客礼相待。振鹭，说我作为客人到来。《左传》说宋是先代之后，天子有祭祀时给他肉，有丧事时向他拜谢。吕氏说：“先王的心公平广大，不像后世灭人国家，只担心苗裔留存，成为子孙的祸害。成王命令防子，正要抚助爱养他，想让他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善，永世无穷。公平广大的气象于此可见。张氏说：从商汤方面说是崇德，从防子方面说是象贤。王氏炎说：修治礼物，是指除了正朔外不使用当时天子的制度，而使用其旧仪。吕氏说：象不仅训为似，说象，是想让盛德的象征，形容长存而不泯灭。先王封先代之后，想保存先代典礼，大概是损益的道理，像循环一样。先代礼物不修治，后圣兴起，扶衰救弊，有什么可考证的呢？孔子感叹文献不足以证实，商颂仅得十二篇中的五篇，都是后世不能修治礼物的缘故。新安陈氏说：稽古崇德象贤，一句是一篇的纲领。本章自崇德象贤到作宾王家，都承接稽古二字。崇德象贤固然依据古制，使修治先代礼物，作为当时天子的宾客，也是依据古制。如立尧的后代作为虞宾，立夏的后代修治夏礼，都是古人已做过的。稽古以下四句，是为了考证过去；与国咸休二句，是为了期望将来。又说：象贤的贤，是献；礼物，是文。文没有献不能修治。宋初之所以能修治礼物，因为有防子的贤德。孔子时宋文献不足以证实，继任者不能像防子那样贤德，所以尤其重视象贤。前日失之于武庚，今日得之于防子，所以下文深深赞许他践行修治他的道，恭敬谨慎孝顺，有此贤德，上可效法汤德以继承前圣，下可修治礼物以等待后圣。”

呜呼！你的祖先成汤，能够肃敬圣明，广大深远，皇天眷顾保佑，大大接受他的天命，以宽厚安抚百姓，除去邪恶暴虐，功绩加于当时，德行流传给后代。

齐，肃敬；齐则无不敬；圣则无不通。广，说它大；渊，说它深。诞，大；皇天眷顾保佑，大大接受他的天命。即伊尹所谓“天监视他的德行，用来集大命”者，以宽厚安抚百姓，除去邪恶暴虐，即伊尹所谓“以宽厚代替暴虐，百姓信服归附”者。功加于时，说他所及者众；德垂后裔，说他所留者远。后裔即防子，这是崇德的意思。吕氏说：齐圣

译广博与深邃不可分割，应当在此认识商汤德行的整体。商汤能够宽厚、能够仁爱，用宽厚代替暴虐，那么他开创六百年基业的关键正在于宽厚。新安陈氏说：“齐”就是诚一，“齐”如同《中庸》所说的“只有天下至诚的人”；“圣”就是“天下至圣”，“广渊”就是“博渊泉”。商汤的宽厚也不是放纵懈怠的广博，而是从齐圣广渊的盛德中流露出来的。总的来说，这都是垂范后世的德行之本源。功业施加于当世，功业就是德行的功效；德行垂范后世，德行就是功业的根本，只是互相表述罢了。商汤的功德祭祀延续六百年，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超过他的，难道可以让他不被祭祀吗？这就是下文意思产生的原因。

译你只须践行并修举先王的道统，旧日已有美好的声誉，恭敬谨慎而能尽孝道，严肃恭顺地对待神灵与百姓，我嘉许你的德行，说它笃实而不忘本，上帝时常歆享你的祭品，下民也都和睦顺从，因此将你封为上公，治理这东方的夏地。

猷，道；令，善；闻，声誉。告诫微子践履修举成汤之道，旧日已有善誉，并非一日之功。恪，敬；慎，谨；克，能。恪谨能孝，肃恭神人，是指微子实实在在的德行而言。怀抱祭器归顺周朝，也是其中一例。笃，厚。我嘉许你的德行，说它笃厚而不忘本。歆，飨；庸，用。王者之后称为公，所以说上公。尹，治理。宋亳在东方，所以说东夏，这是体现贤者继承先祖之意。

恭敬啊！前往施行你的训导，谨慎地履行你的职分使命，遵循常法典章，以辅佐王室。光大你的先祖功业，规范你的百姓，永远安固你的地位，辅佐我一人。世代享受恩德，万邦以此为法式，使我周朝永不厌弃。

这是因戒勉而说的。服命，上公的职分使命。宋是王者之后，成汤的宗庙，应当享有天子的礼乐，担心有僭越的过失，所以说“谨慎你的职分使命，遵循常法典章”，以此警戒他。律，法度；范，规范；毗，辅佐；式，法式；斁，厌弃。即《诗经》所言“在此无斁”的意思。林氏说：逼迫产生于僭越，僭越产生于猜疑，没有猜疑就没有僭越，没有僭越就没有逼迫。谨慎你的职分使命，遵守常法典章，怎么会有逼迫僭越的过失呢？鲁国本是侯爵，却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这已经是不谨慎了，其后遂用于群公之庙，甚至季氏僭用八佾，三家僭用雍彻，源头一开，末流无所不至。成王对宋国如此谨慎，必定没有赐给周公天子礼乐之事，难道是周室衰微，鲁国窃取僭用，假托为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吗？

唉！前往吧，务必使政事美好，不要废弃我所命令你的话。

康诰

康叔，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武王诰命他为卫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都有此篇。按照《书序》将《康诰》定为成王所作，现在详察本篇，康叔对于成王是叔父，成王不应以弟弟称呼他。解说的人说周公以成王的命令诰命，所以说弟弟。然而既然称为王，若说，那就是成王的话，周公怎么敢自称弟弟呢？况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提到文王的不少，却几乎没有一句话提到武王，为什么呢？解说的人又说“寡兄朂”是称呼武王，这尤其不合义理。“寡兄”是自我谦卑的言辞，“寡德”

译所谓“寡兄”之称，如果是对别人说，倒也罢了；但武王是康叔的兄长，家人之间交谈，周公怎么能称武王为“寡兄”而去告诉他的弟弟呢？又有人说是因为康叔在武王时年纪尚小，所以没有封地。然而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武王分封诸侯时已经九十岁了，哪有九十岁的兄长，其同母弟还年幼到不能封地的道理呢？况且康叔是文王的儿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周公东征时，叔虞已经受封于唐，难道会有康叔受封反而在叔虞之后的情况吗？这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又查《汲冡周书·克殷篇》记载：“王在社坛南面即位，群臣全部跟随，毛叔郑捧着明水，卫叔封主持礼仪，召公奭赞颂采择，师尚父牵来牺牲。”《史记》也说：“卫康叔封铺陈蓐席”，与《汲书》大同小异。由此可知康叔在武王时并非年幼，是很明显的。只是《书序》的作者不知道《康诰》篇首的四十八字是《洛诰》脱落的简册，于是错误地认为这是成王时的书。由此可知《书序》果然不是孔子所作。《康诰》《酒诰》《梓材》的篇次应当在《金縢》之前。【有人问：孔氏小序认为《康诰》是成王、周公时的书，而您却说是武王时的书，这是为什么呢？朱熹说：这是五峯胡安国的说法。我曾经因此加以考证，他说“朕弟”“寡兄”都是武王的自称，这才符合事理的真实，而其他证据也多显示小序的话不足以深信。】胡安国在《皇王大纪》中考究得出《康诰》不是周公、成王时的书，而是武王时的书。大概因为有“朕其弟”这样的话，如果是成王，那么康叔就是叔父了。又通篇只称“文考”，成王、周公必定不会只称“文考”；又有“寡兄”的话，这也是武王自称无疑，就像现在人称“劣兄”之类。又康叔得禾，《史记》所载成王先封唐叔，后封康叔，决没有侄子先于叔叔受封的道理。《康诰》三篇，这是武王的书无疑，其中分明说：“王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哪有周公刚以成王的命令去命令康叔，却立刻陈述自己的意思来告诉他的呢？’”决不会这样。五峯、吴才老都说这是武王的书，只因为错误地把《洛诰》篇首的一段放在《康诰》之前，所以把它编排在《大诰》“防子之命”之后。问：“这样的话，封康叔是在武庚叛乱之前了？”答：“我想是同时。商朝畿内千里，纣王的土地也很广大，所封的必定不止两三个国家。只有‘三月哉生魄’这一段自是脱落，很清楚。况且‘朕弟寡兄’是武王亲自告诉康叔的话无疑。大概武王、周公、康叔都叫作兄，难道周公对康叔一家人说话，怎么能称武王为‘寡兄’去告诉他的弟弟呢？大概‘寡’是向人称我家我国长上的词。只因为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几句话，于是被《书序》牵引而成成王时的书。如果是成王，不应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况且现在人才说太祖便不及太宗。”问：“殷地的土地，武王已经封给武庚并让三叔监视了，又拿什么地方封康叔？”答：“既然说把殷的余民封给康叔，难道不是在封武庚之外又封给他吗？”孔氏说：“康圻，是内国的名字，叔封的字。”林氏说：“康是叔未受封时食采的地方，有人说康是谥号。”郑氏说：“康叔初封于卫，到子孙时才合并邶、鄘。”

译在三月望日（十六日），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都城。四方百姓非常和睦，诸侯、甸服、男服、采服、卫服的邦国以及百官和民众都和睦相处，士人前来朝见周朝。周公对一切事务都勤勉尽责，于是发布宏大而详尽的诰令以治理国家。

三月，是周公摄政七年的三月。望日，即十六日。百工，指百官。士，说文解字说：指从事事务的人。诗经说：不要让士人行军衔枚。吕氏说：斧斤砍伐、版筑夯土的工作，也非常劳苦。然而百姓非常和睦地聚集，全都前来服役，这正是文王建造灵台时，百姓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前来的意思。苏氏说：这段《洛诰》的文字，应当位于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唐孔氏说：男服之下只有邦，因为五服中男服居于其中，那么五服都有邦，可以知道《禹贡》五服贯通王畿，这里在王畿之外。林氏说：周朝有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在洛邑会集的，只有内五服。潘氏说：勤，如同杕杜，以勤归之，勤洪大也。经文中说“复”的地方很多。新安陈氏说：初基，确定地基。镐京在西，洛邑在东，所以叫东国。洛见，士人朝见并趋事。百姓大和会，人心本来就和顺。播民和，因为人心和顺而传播宣扬这种和顺。喜悦地役使百姓，百姓就忘记了劳苦。周公不忘百姓的劳苦而勤劳，这就是得到民心的原因。根据《召诰》考证，周公在三月十二日乙夘到达洛邑，先观察召公营建洛邑的规模。十四日丁巳举行郊礼，十五日戊午举行社礼，十六日己未开始奠基建造洛邑。接着在五天内号召聚集，计划区划，分配科〇，到二十一日甲子朝才用文书命令殷商遗民和诸侯丕作，召诰所说的用书命丕作，就是这里所说的洪大诰治。如召诰〇中引用春秋〇士弥牟营建成周之类，参以召诰日月吻合，洛诰冠以此九句方有头绪，强附于此全不相应，其为洛诰脱简何可疑者？诸家阿附牵强解释，是错误的。陈氏雅言说：迁都定国之事，没有百姓的和顺就不能有所作为，没有百姓的勤劳就不能有所成就。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勤劳，都是因为能和顺。内心既和顺，力量自然勤劳，何况有百官来传播和顺，有周公来使大家勤勉。

王说：孟侯，朕的弟弟小子封。

王，指武王。孟，长【上声】。说他是诸侯之长。封，康叔，名。旧说周公以成王名义诰康叔，是不对的。吴氏说：诗序说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康叔担任方伯无疑。先儒认为康叔受封时还年幼，是因为这本书称他为小子。康叔与武王、周公都是太姒的儿子，怎么会还年幼？现在陕西一带的风俗，凡是尊命卑，贵命贱，即使是年长且老的人，也以小子称呼，表示亲爱之辞。这里所说的小子，也是如此。

只有你那伟大的显考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

左氏说：“明徳谨罚，是文王所以建立周朝的原因。”明徳，是致力于尊崇的意思；谨罚，是致力于去除的意思。明徳谨罚，是这一篇的纲领。不敢侮鳏寡，以下是文王明徳谨罚的表现。汝念哉，以下是希望康叔明徳。敬明乃罚，以下是希望康叔谨罚。爽惟民，以下是希望他以徳行罚。封敬哉，以下是希望他不用罚而用徳。最后以天命殷民来总结。林氏说：这一篇多涉及慎罚用刑。按左〇：“周克商，苏忿生以温为司宼，立政司冦，苏公是也。”又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为司冦，那么康叔以卫侯入继苏忿生之位，所以一并告诫他诘奸刑暴之事。他说‘外事外正’，从外来说，是在卫地治理殷民。以卫为外，那么内事，就是王朝司寇之事，所以以刑罚为详。”陈氏大猷说：“治天下不过徳刑两端。徳，是人人所向往的，感化人心的根本。文王则能彰明它，使百姓仰慕而进入徳行。罚，是人人所畏惧的，防范人心的工具。文王则能谨慎它，使百姓畏惧而不触犯刑罚。”

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威严该威严的人，彰明于民，从而开创我区夏，以及我一二友邦，来修治我的西土。当时百姓依恃他如父，覆盖他如天，名声上达于上帝，上帝嘉许，于是大命文王。文王歼灭大殷，承受其天命，以及其邦国其百姓，都各得其序。你那寡德的兄长也勉励不懈，所以你这小子封得以在此东土。

鳏夫寡妇，是容易被忽视的人。对于容易忽视的人，而不忽视，以显示圣人无所不敬畏。这就是尧不虐待无助之人的意思。论述文王的徳行，首先提出这一点，非圣人不能做到。庸，用也。用该用的人，敬该敬的人，威该威的人。说文王任用贤能，尊敬贤者，讨伐罪人，一切听从理义，没有私意。所以徳行彰著于民，从而开创我区夏，以及我一二友邦，逐渐修治，直到西土之人，依恃他如父，覆盖他如天。明徳昭升，上达于上帝，上帝因此嘉许，于是大命文王，歼灭大殷，承受其天命。万邦万民，各得其理，没有不时序的。你那寡德的兄长，也勉励不懈，所以你这小子封得以在此东土。吴氏说：殪戎殷，是武王的事。这里称文王，是因为武王不敢

译（这）被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又查考“东土”的说法，武王攻克商朝后，将纣王都城朝歌以北的地区封为邶【音佩】，以南的地区封为鄘【音容】，以东的地区封为卫。推测邶、鄘是武庚的封地，而卫就是康叔的封地。《汉书》说周公善待康叔，康叔没有跟随管叔、蔡叔作乱，这似乎是说两地相邻相近的话，然而不可考证了【陈氏大猷说：不欺侮鳏夫寡妇，是仁爱百姓；任用贤能之人，是使能；尊重贤德之人，是尊贤；这些都是彰显德行的事情；威严地惩治恶人，是谨慎刑罚的事情。肯定对的，否定错的，让百姓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该喜好、什么是该厌恶的，这就是显明百姓。恐怕康叔认为受封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详细陈述文王积累德行的过程，以及你兄长对你的勉励，因此你才能得到这块土地。希望他能念及创业的艰难，而不敢轻慢怠惰。新安陈氏说：那些拘泥于周公命令康叔说法的儒者，认为周公称呼武王为“寡有”之兄，是说武王的德行卓绝超群。这难道是事理和称呼的真实情况吗？只有武王自己说话时，才会对文王称述详尽而对自己称述简略，只用一个“朂”字来表现自我勉励。如果是周公说话，难道会如此简略地谈论武王吗？况且“朂”字只有自我谦卑时才可以说】

译王说：“唉！封啊，你要牢记在心！如今治理百姓，关键在于遵循你父亲文王的教诲，继承他所听到的并践行他的德行，前往封国广泛探求殷朝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用以安顿和保护百姓。你要广泛地思考殷朝那些年高德劭的贤人，他们安守本心，懂得教化百姓的方法，另外还要探求古代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用以使百姓安康。〇（廓大）天所赋予的德行，使自身宽裕而不废弃，在于奉行王的命令。”

以下阐明“明德”的道理，“遹”是遵循，“衣”是践行。如今治理百姓，关键在于敬重，遵循文王的事迹，继承他所听到的并践行文王的德行与言论。前往封国任职，“宅心”是安守本心，即安守你的职分之意，“知训”是懂得教化百姓的方法，“由”是践行。文中说“保乂”（安顿保护）、“知训”（懂得教化）、“康保”（使百姓安康），这些构成了治理的经纬，从而形成完善的制度。武王既希望康叔遵循文王的教诲，又希望他广泛探求殷朝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还希望他广泛思考殷朝年高德劭的贤人，另外还要探求古代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近则遵循当今的教诲，远则考察古代的准则，多方面并举，足以体现义理的无穷无尽。《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自己的德行。〇（廓大）是使之广大，“天”是理之所从出的本源。康叔通过博学来聚集道理，通过集义来生发道理，长期积累，众理贯通，这心中天理的本源，才开始变得恢弘广大而有余裕。这样就能做到心胸宽广、体态安泰，行动不违背礼制，从而能不废弃王的命令。吕氏说：康叔广泛探求圣贤的学问，以至于〇（廓大）天德，使自身宽裕，可谓盛大。只是能不废弃王的命令，才仅仅能避免过错罢了，这可见人臣职分之难尽。如果想要做儿子，必须像舜和曾参、闵子骞那样，才能不废弃父亲的命令；如果想要做臣子，必须像舜和周公那样，才能不废弃君王的命令。（林氏说：只探求老成持重者的法则和往古的准则，还应当〇（廓大）天德。《召诰》说：不要遗漏年高德劭的人，要考察古人的德行，又能考察谋划于天，就是这个意思。陈氏《雅言》说：明德的道理，固然应当完备众理，然后才能穷尽天下的善；尤其应当贯通一理，然后才能〇（廓大）此心的天理，这就是伊尹告诫太甲要以善为师，协同子克一的意思。）

王说：“唉！小子封！要把百姓的痛苦当作自身的病痛，要敬慎啊！天命可畏，但会辅助诚信之人，民情大体可见，但小民难以安顿。前往封国要竭尽你的心力，不要安逸享乐，这样才能治理好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小，也不在于小，而在于是否顺从道理，是否勤勉努力。（恫音通，瘝音姑还反）恫是痛，瘝是病。看待百姓的不安，如同疾痛在身，不可不敬慎。天命不常，虽然可畏，但诚信之人会得到辅助。民情的好恶虽然大体可见，但小民至难安顿。你前往封国，所以治理他们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竭尽你的心力，不要自安而喜好逸乐，这才是治理百姓的方法。古人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只在于顺不顺，勉不勉罢了。顺，是顺从道理；勉，是勤勉行动，即上文所说的竭尽你的心力，不要安逸享乐。（朱子曰：把百姓的痛苦常当作疾痛在身，就没有不觉察的了。孔氏曰：治理百姓务必去除恶政，应当像痛病在你身上，想要去除它。夏氏曰：百姓的休戚，就是你的休戚。所以说要把百姓的痛苦当作自身的病痛，要敬慎啊。以下就是应当敬慎的事情。吕氏曰：任命你做诸侯，不是为了让你富贵，而是把百姓的痛苦病痛委托在你身上。你上则天命辅助诚信，下则百姓难以安顿，这不是把百姓的痛苦当作自身的病痛吗？陈氏《经》说：不必去求问天，求问百姓就可以了。林氏曰：招致怨恨没有大小之分，都足以招致祸乱，应当顺从而不顺从，应当勤勉而不勤勉，都是招致怨恨的原因，务必顺从道理而勤勉行动，怨恨或许可以消除。）

已经这样了，你作为小子，你的职事在于〇（廓大）王的德行，顺应并安顿殷朝的百姓，也是帮助王安定天命，使百姓革新。

服事是顺应和和合。你的职事，只在于广布上级的德意，顺应并安顿殷朝的百姓，使他们不失去帮助王安定天命的作用，从而革新这些百姓。这是说明德的终结。《大学》讲明德，也以新民作为终结。（朱子曰：鼓舞他们、舞动他们叫做作，意思是唤起他们自新的百姓。鼓舞舞动，就像击鼓一样，自然地使人跳舞踊跃。百姓之所以感动，是因为他们本有此理。但上位者既然自己已经明其明德，时时提撕警发，那么下位者观察感化，各自兴起其同然的善心，而不能停止。林氏曰：顺应安顿，是顺应人情而安顿他们，叫做顺应他们的欲望。比如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就让他们生存而不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足的，就让他们丰厚而不困窘；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就扶持他们而不危险。想要的就聚集，厌恶的就不施加，这都是顺应并安顿他们的办法。陈氏《大猷》说：殷朝的百姓是上天观察以决定去留的对象，人心观察以看教化。安顿殷朝的百姓，是为了帮助王安定天命而革新百姓。新安陈氏说：这是希望康叔效法文王的明德，而极于新民。《大学》〇（引）《康诰》说：能明德，即截取上文“克明德慎罚”一句的上三字，引作新民，即本章的这一句。《大学》三纲领之二，其源头实在出自《康诰》。二帝、夏、商以来讲明德的有，但没有讲新民的。讲能明德作新民，体用相对，首先见于《康诰》，而《大学》祖述它。说《康诰》不是《大学》的宗祖，可以吗？）

王说：“唉！封啊，要敬慎，明确你的刑罚。人有小罪，不是〇（初犯），而是屡教不改，自己作恶不守法度，即使他的罪行小，也不可不予以死刑。

译于是有了大罪，并非要判死刑，而是只视为灾祸，恰好你已彻底陈述了他们的罪过，这时便不可处死他们。

译这是谨慎用刑的原则。所谓“式”，是顺应情理的意思。如果人犯了小罪，不是出于过失或错误，而是故意做扰乱常理的事，用心如此。虽然罪行轻微，却不可不杀。这就是《舜典》所说的“故意犯罪，罪小也不宽恕”。如果人犯了大罪，不是故意触犯，而是出于过失或不幸，偶然如此。既然他已彻底陈述，坦白真情，不敢隐瞒。虽然罪行重大，此时却不可杀。这就是《舜典》所说的“过失犯罪，罪大也不惩罚”。诸葛亮治理蜀国，对于认罪坦白的，即使罪行严重也一定释放。这大概就是“彻底陈述罪行，此时不可杀”的意思吧【朱熹说：不遵循法度啊。古注将“式”解释为勉力。苏轼说：“尔”是人自己说法应当如此，这些说法都迂腐。我认为这里难以理解，大概是宽恕过失、惩罚故意的意思。苏轼说：这里假设死罪的大小，以表明情节有轻重，不是说小罪就可以杀。比如甲乙都有死罪，而甲的罪比乙小，不是说甲的罪不至于死。当今法律，谋杀已造成伤害即使没杀死也处死，即使没造成伤害但把人置于必死之地也处死；过失杀人即使已杀死也赎罪，这与这里的意义大致相似。蔡元度说：要敬慎啊，用刑不可不恭敬。只有明智才能公允，用刑不可不明察。新安陈氏说：小罪不可不杀，小罪坚持到底，惩罚他是可以的。杀他岂不是过分吗？大概败坏常理、逾越雅正，罪行虽小，但情状却是混乱的根源，不杀则危害将非常大。说“有”，是指小罪中有这样的，不是说凡有小罪且坚持到底的都杀。这也适宜从“不典”的角度来看】

周王说：“唉！康叔，刑罚要有次序，这时你才能大显明察，使民信服。百姓才会警惕勉励，追求和顺。如果像去除疾病一样，百姓就会完全抛弃罪过。如果像保护婴儿一样，百姓就会安康治理。”

所谓“有叙”，是指刑罚有次序。明，是明察刑罚；服，是使民信服。《左传》说：“乃大明服，如果自己不明了，却杀人以逞私欲，不也很难吗？”勅，是告诫。百姓警惕告诫，而勉力于和顺。所谓“若有疾”，是以去除疾病的心态去除恶行，所以百姓都抛弃罪过。所谓“若保赤子”，是以保护婴儿的心态保护善行，所以百姓安于治理【朱熹说：“若有疾”，惩罚人如同疼痛在自己身上，又有恻隐之意。张氏说：“刑罚足以制约人的形体，而不足以使人内心信服，必须不扰乱刑罚的次序，这时才能大显明察刑罚，而足以使人内心信服，适宜百姓警惕勉励而且和顺。”林氏说：“若有疾，若保赤子，都出于内心的真诚。大概人有疾病想要去除，有婴儿想要保护，这岂能虚伪做作？将这种心加诸他人，则无往而不仁。”陈大猷说：“去除百姓的恶行如同去除自己的疾病，那么调治无所不至，必定完全抛弃罪过。保护百姓如同保护自己的婴儿，那么爱护防范无所不至，百姓必定安康且治理。先说有疾，后说赤子，大概百姓抛弃罪过然后才能安康治理。”新安陈氏说：“这里三句话，惟民其必加以后两个比喻，使百姓抛弃罪过、安康治理，然后才能完全实现警惕勉励和顺】

不是你康叔，惩罚人、杀人，不要随意惩罚人、杀人，不是你康叔。又说：割鼻、截耳，不要随意割鼻、截耳。

惩罚杀人，是天用来讨伐有罪之人，不是你康叔可以随意惩罚、杀人的。你不要因为自己而惩罚杀人，刵是截耳。刑杀，是重大的刑罚；劓刵，是轻微的刑罚。兼举大小，以申诫之。又说：“应在‘无或刑人、杀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中没有，《吕刑》认为是苗民所制【朱熹说：康叔担任周司寇，所以一篇多说用刑，须改其句。吕氏说：“不是你康叔惩罚人、杀人，那么人也不敢惩罚人、杀人。”又说：“不是你康叔割鼻、截耳，那么人也不敢割鼻、截耳。”大概说用刑的权力正在康叔，不可不谨慎的意思】

周王说：“外事，你陈列当时的法度，让有司师法，这殷朝的刑罚是有次序的。”

外事不详。陈氏说：“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法度，作为准则界限的意思。说你于外事只陈列这法度，让有司师法这殷罚有次序者使用罢了。”吕氏说：“外事，是卫国的事。史记说康叔为周司寇，司寇是王朝的官，职任内事，所以以卫国对言为外事。今按篇中说‘往敷求，往尽乃心’，篇终说‘往哉封’，都是命令他前往国家的言辞，而未见他留在王朝的意思。但详此篇，康叔大概深于法度，异时成王或许举荐他担任司寇之职，而此则未必如此【陈大猷说：“上章概言用刑，此章专言卫国之刑，所以以外事区别。犹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门限也，有限制准则的意思，所以训为法，犹谓法为律也。卫居殷墟，法乃殷民所安也】

又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要囚，是狱辞中关键的要犯。服念，是铭记于心而思考，旬是十日，时是三月，为囚求生路也，蔽是断案【苏轼说：服念是为囚求生路，求之旬时而终无生路，才可杀。林氏说：唐太宗对群臣说：死者不可复生，决囚须三覆奏，顷刻之

译平时哪里有空闲去深思熟虑，从今以后应当五次覆奏，这才符合《康诰》中关于慎重对待囚犯的本意。新安陈氏说：查考欧阳修《泷冈阡表》记载他的父亲崇公担任狱官时，常常为囚犯寻找生路，曾说：为囚犯寻找生路而没能找到，这样之后我和死者都可以没有遗憾了，这也符合上述的意思。

译王说：“你陈述当前的法度、刑罚以及断案，用以施行符合道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顺从你的私意。你要完全顺从道义，即使说事情已经有序，也应当认为还没有完全顺从道义。”

义就是适宜，次就是顺从，逊就是顺从。反复申述，是说所陈述的法度、刑罚和断案，都是依据殷朝的常法。又担心他拘泥古法而不通达，所以又说他的刑罚和杀戮，必须考察其是否适宜于当时而后使用。既而又担心他迎合时势而顺从自己的私意，所以又说刑罚和杀戮不可以顺从你康叔的私意。既而又担心他刑罚和杀戮虽然已经得当，但矜夸喜悦之心随之产生，所以又说让你刑罚和杀戮完全顺从道义，即使说是有次序，你也应当认为还没有顺从道义的事情。因为矜夸喜悦之心一生，怠惰之心就兴起，这就是刑罚和杀戮之所以不恰当的原因，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罢了，你只是年轻人，没有像你这般善心的人，我的心和我的德行，只有你是真正了解的人。“已”是语助词，表示不能停止。小子是年幼的称呼，是说年纪虽然小但心地唯独善良。你心地善良，固然我知道，我的心和我的德行，也只有你了解。将要谈论使用刑罚的事情，所以先激发他的善心。

凡是百姓自己犯罪，抢劫盗窃、内外作乱，杀人越货，强暴不怕死，没有人不憎恶的。

越就是颠越。盘庚说：“颠越不恭，强暴憎恶。”自得罪，不是被人诱骗陷害而犯罪。凡是百姓自己犯罪成为盗贼、内外作乱，杀人颠越他人以获取财物，强狠亡命的人，没有人不憎恶他们。对这些人使用刑罚，那么没有人不服，因为这是出于人们共同的憎恶，而不是迎合我的私心。特别举出这一点来说明使用刑罚应当符合罪行。

王说：“康叔，对于大恶大恶之人，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敬事他的父亲，大大伤害了他父亲的心。父亲不能爱护他的儿子，反而憎恶他的儿子。弟弟不念尊卑之序，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大大不友爱他的弟弟。只有痛惜这种情况，如果不让我执政的人犯罪，上天给予我的百姓，必将大大泯灭而紊乱。说：你应当迅速依据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类人严惩不贷。”

大恶即上文所说的没有人不憎恶，是说抢劫盗窃、内外作乱，固然是大恶，而大可憎恶了。何况不孝不友的人，而尤为可憎恶。在商朝末年，礼义不明，人伦废坏，儿子不敬事父亲，大大伤害父亲的心，父亲不能爱护儿子，反而憎恶儿子，这是父子互相伤害。天显如同《孝经》所说的天明尊卑显然的秩序。弟弟不念尊卑之序，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大大不友爱弟弟，这是兄弟互相残害。父子兄弟到了如此地步，如果不让我执政的人犯罪，那么上天给予我的百姓，必将大大泯灭而紊乱。说，是说像这样，你应当迅速依据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类人严惩不贷，惩戒不可迟缓。

译率领大军，况且那些在外教导人的庶子，以及那些正直的人，还有小臣和各位官员，你们分别散布施行教化百姓，却对盛大的声誉不予思念，不任用贤良以辅佐君主，这时你们便招致罪恶，这正是我所憎恶的，你们就应当迅速遵循这大义而诛杀。

译戞，是常法。意思是，那些不遵从教化的百姓，本来就可以严厉地置于法办了。况且外庶子以训导人为职责，与庶官之长以及持有符节的小臣，另行颁布条令教化。违背正道、追求虚名，不思念君主，不遵行法令，从而危害君上，这是在下面滋长恶行，是我所深深厌恶的。臣子如此不忠，刑罚岂能停止呢？你应当迅速依据这个义理，率领众人诛杀他们是可以的。按：上文说百姓不孝不悌，就迅速依据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毫不赦免。这里说外庶子、正人、小子背叛君主、结党营私，就迅速依据这个义理率领诛杀，称之为刑、称之为杀。如果用法峻急，大概是因为殷商的臣民受纣王恶行的影响，父子兄弟之间没有亲情，君臣上下之间没有道义，不用法律来约束，用威严来警示，殷商的百姓谁知道不孝不义是不可触犯的呢？《周礼》所说的“治理乱世国家要用重典”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说“迅速依据文王”，说“迅速依据这个义理”，那么这种刑罚也还是仁厚的罢了【孔氏说：戞，是常理。凡是百姓不遵循常理的教化，就如同刑罚没有赦免。新安陈氏说：“不率大戞”这一句，有的归入上文，有的归入下文，异说纷纭，这句话应当存疑。吴氏说：迅速依据这个义理率领诛杀，就是前面文王所制定的刑罚，无非都是合乎义理的。王氏日休说：前面说迅速依据文王制定刑罚，这里说迅速依据这个义理，难道不是指文王的义刑义杀吗】

只有君主、只有长官，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人，以及那些小臣，外正只知威严、暴虐，大大废弃了天子的命令，这就不是用德行来治理。

君长指的是康叔。康叔如果不能整治好自己的家庭，不能训导自己的臣下，只知威严暴虐，大大废弃天子的命令，却想用非德行的方式来治理，这是康叔尚且不能遵从上命，又怎么能责备他的臣子损害君主呢【朱子说：“乃非徳用乂”，是说如果你宽纵，那么小臣、外正都能施行威虐，你这样做，本想用德行治理百姓，实际上却不是德行，只是姑息罢了。苏氏等人说：为了纠正王氏的错误，一概以宽大为说，恐怕不符合圣人刑人正法的意思。林氏说：不能治理家人，就像《左传》说的不能治理大夫，以至于君主、祖母以及国人】

你也没有不能敬守常法的，你由此来谋求宽裕百姓的方法。只有文王的敬慎畏惧，才能宽裕百姓。说：“我只有能赶上（文王的德行），那么我一人就会喜悦。”

你没有不能敬守国家常法的，由此来谋求宽裕百姓的方法。只有文王的敬慎畏惧，敬慎就不会有所忽视，畏惧就不会有所敢为。期望宽裕百姓说：“我只有能赶上（文王的德行），那么我一人就会喜悦。”这是说谨慎用刑的终结。穆王训诫刑罚也说：“敬慎畏惧【朱子说：“文王的敬慎畏惧，畏惧的是恶。”林氏说：“宽裕百姓难道还有其他方法吗？只有文王的敬慎畏惧罢了。敬慎就会有所尊崇而能顺从其作为，畏惧就会有所忌惮而能警戒其不作为。”陈氏大猷说：“敬慎就会严于律己而感化率导的人尽善，宽裕就会待人宽厚而从容自然。然而敬守常法而不知道畏惧刑罚，也不是保全宽裕百姓的方法。只有效法文王的敬守常法、畏惧刑罚，才能宽裕百姓。不思念、不采用，既然已经认为是我的仇敌，那么敬慎畏惧、宽裕百姓，人们难道有不喜悦的吗？”唐孔氏说：“敬慎畏惧是指敬重德行、畏惧刑罚。”新安陈氏说：“前面说‘迅速依据文王制定刑罚’，‘迅速依据这个义理率领诛杀’，两次说‘迅速依据’多么急速啊；这里说‘由此宽裕百姓’，‘宽裕百姓’，两次说‘宽裕’又多么宽缓啊？起初希望用刑罚来齐一百姓，以惩戒人的恶习；最终希望以身作则来率导百姓，以涵养人的善心。其急其缓并行而不相违背。”陈氏大猷说：“这三节文字怀疑有错简，各家都推测是这样】

王说：“封，明白地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我这时只考虑运用殷商先哲王的德行，来安治百姓，作为效法。何况现在百姓没有不引导就不顺从的，如果不引导，就没有治理，在他的国家。”

这是想要他用德行来运用刑罚，效法先王。《诗经》说：“世德作求”，意思是思考百姓，应当开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我这时也只考虑运用殷商先哲王的德行，来安治百姓，作为效法。廸就是“廸吉康”的廸，何况现在百姓没有不引导就不顺从的，如果不引导，就没有治理，在他的国家。廸说的是德行，而政说的是刑罚。前面已经严厉了，百姓又严厉了，臣子又严厉了，康叔这时则是武王自己的严慎畏惧【西山真氏说：想要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怎么做呢？只有运用殷商先哲王用来安治百姓的德行，去效法它罢了。大概殷商先哲王所做的，无非都是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的方法。用仁义引导，百姓就趋向仁义；用孝悌引导，百姓就趋向孝悌。这就是所谓的吉祥安康。政是用来端正百姓的，不能引导百姓使他们知道所适，还有什么政呢？古时候所说的政，是合教化而言；后世所说的政，是离教化而言】

王说：“封，我只有不能不借鉴。告诉你关于德行的说法以及刑罚的执行。现在只有百姓不安宁，未能止息他们狠疾的心，引导他们多次，未能使他们向上同于治道。只有天会惩罚我，我难道不怨恨吗？只有他们的罪过不在大，也不在多，何况说它还能显扬于天。”

戾是止息，又说百姓不安宁，未能止息他们狠疾的心。引导他们多次，未能使他们向上同于治道。思考天会惩罚我，我何敢怨恨呢？只有百姓的罪过，不在大，也不在多。如果有罪

译过错就在我身上。况且说如今众人那充满污秽的德行，难道还能显著地让上天知晓吗？【新安陈氏说：我只是不可以不审视古代的义理，‘即’字指的是文王明德慎罚的义理，所以在施行刑罚的时候告诉你关于德行的道理，大概是想用德行来施行刑罚，而不是用刑罚来施行刑罚。如今百姓不安定，没有安定他们的心，虽然屡次引导他们，但他们仍然不能同心。百姓不安定、不同心，上天将不怪罪百姓而怪罪引导百姓的人，所以‘爽明惟天’，上天将要讨伐惩罚我了。我不应当抱怨。只因为罪过不在于大与多，一丝一毫不尽善也是罪过。况且说那已经显著地让上天知晓，而想要逃避上天的惩罚可以吗？‘爽惟天其罚殛我与’，‘爽惟民廸吉康同’，‘爽惟’大概是当时的口语。这是周王责备自己来勉励康叔。总之，这类语言大多难以强行解释，不通顺的，不如空缺不译】

译周武王说：“唉！康叔，你要恭敬啊！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不要采用不合理的计谋和不合常理的法度，不要蒙蔽时人的诚心。要效法古人的敏捷之德，以此来安顿你的心，省察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裕从容地使百姓安宁。这样就不会因你的瑕疵而断绝你的福享，这是希望你不使用刑罚而使用德政。叹息着说：你要恭敬啊！不要做可怨之事，不要使用不善的计谋和非常之法。只凭至诚来决断，效法古人的敏捷之德，用来安顿你的心，省察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裕从容不迫地等待百姓自行安定。如果这样，就不会因你的瑕疵而弃绝你了。”

周武王说：“唉！因此，你小子康叔，要知道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你要牢记啊！不要使我所赐予你的国家断绝福享，要明白你所接受的使命，尊重你的听闻，用来安定治理百姓。”

周武王又说：“去吧！康叔，不要废弃恭敬的常法。听我告诉你，你这样才能凭借殷商百姓世代享有福泽，不要废弃你所应恭敬的常法。听从我所命令并去执行，你这样才能凭借殷商百姓世代享有你的国家。世代享有，是针对上文断绝福享而言的。”

《酒诰》

商纣王酗酒，天下受其影响，妹土是商朝的都邑，那里沾染恶习尤其严重。武王将那块土地封给康叔，所以作书告诫教导他。

周武王说：“在妹邦宣告重大的命令。”

周武王说：“康叔，我西土的人，辅助前往邦君。”

译因此，篇首专门以“妹邦”来称呼，直到中篇才称康叔之名以发布诰命。其中说“尚能运用文王的教化”，也是重申首章文王告诫之意。其事主要关乎妹邦，其书则交付给康叔。虽然看似两篇，实则是一意；虽然看似两事，实则首尾相连。反复参究，大概自成一体。【朱子曰：当初周公派遣管叔、蔡叔时，想必那时关系尚好，必定不怀疑他们。后来一定是武庚与商朝的顽民，每天用酒去灌醉他们，趁他们醉酒时用言语离间，说：‘你是兄长，却出来在此，周公是弟弟，反而执掌大权统治天下。’管叔、蔡叔想必被这几个人挑动了，所以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这都是武庚与商朝顽民教唆他们，所以使得管叔、蔡叔如此。后来周公之所以作《酒诰》叮咛如此，必定是当日因酒酿出了许多事。中间想必有很多话语，如今史书只记载了大概，其中更有多少机变曲折呢？徐孟宝问扬子云关于《酒诰》篇章为何空缺。扬子云回答说：孔壁出土的书因巫蛊之事，未曾流传。汉代儒生未曾见过的很多，如郑康成、晋代杜预都是如此。想必扬子云也未曾见过。林氏说：纣王因酒亡国，余习尚存，所以作《酒诰》。新安陈氏说：此篇起初以酗酒告诫妹土之人，并非专为康叔而言，只是责成康叔，让他向国人明确戒酒的命令，之后才呼康叔之名以叮咛他。至末尾说：‘况且你更要严格管制酒’，则是专门告诫康叔自身，希望他以身作则率领国人】

译王说：在妹邦宣布重大的命令。

妹邦就是《诗经》所说的沬乡，篇首称妹邦，是因为这篇诰命专门针对妹邦而发【孔氏说：妹地，是纣王所建都城，在朝歌以北。薛氏说：妹，是古时的沬字，沬是水名，因水名而地名。新安陈氏说：提起头来说，现在在妹邦宣布重大命令，重大命令就是下文的内容】

那恭敬的先父文王，在西土开创了国家。他告诫、警戒各邦国的众位士人，以及少正和御事等官员，早晚说：只有在祭祀时才使用这种酒。上天降下命令，让我们百姓最初使用酒，是为了重大的祭祀。

穆是恭敬的意思，《诗经》说：“穆穆文王”就是这样。上一篇说文王彰显德行，所以称“显考”；这一篇说文王告诫警戒，所以称“穆考”。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有人说：“文王在昭穆次序中属穆位，也讲得通。”毖，是警戒谨慎的意思。少正是官职的副职。文王早晚告诫他们说：“只有祭祀才用这种酒。”上天最初让百姓造酒，是为了重大祭祀而已。西土的各邦国远离商都，文王告诫警戒也反复以酒为戒，那么商都的情况就可以想见了。文王身为西伯，所以能够告诫警戒各邦国【新安陈氏说：“按照昭穆的穆，与《左传》相符，是不易之论。如果把穆考解释为穆穆的穆，那么《诗经》称武王为‘率见昭考’，这个‘昭’字又怎么解释呢？‘穆穆’的论证是不对的。”王氏炎说：“官职之长称为正，副称为少。御事，是处理事务的臣子。有正，有少。”唐孔氏说：“《世本》说：仪狄造酒，又说杜康造酒。本来是人为的。现在说上天降下命令，大概人为也是上天所驱使的。”林氏说：“如果不是大祭祀而用酒，那就违背了上天降下命令的本意了”】

上天降下威严给我们百姓，导致大乱和丧失德行，也没有不是因为酒的；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因此丧失国家，也没有不是因为酒的罪过。

酒祸害人，却说是上天降下威严，是因为祸乱的造成，这也是上天的意志。箕子说纣王酗酒，也说上天降下灾祸，正是这个意思。百姓丧失德行，君主丧失国家，都由于酒。丧失德行所以说是“行”，丧失国家所以说是“辜”【朱熹说：南轩《酒诰》一段，解释“天降命”“天降威”的地方，确实是千百年儒者所不及的，现在完整记载他的说法说：酒这种东西，本来是用来供奉祭祀、招待宾客的，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命令。而人因为酒的原因，以至于丧失德行、毁灭自身，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威严。佛教本来厌恶上天降下的威严，却连上天降下的命令也一并去除了。我们儒家则不然，只去除那降下威严的部分，降下威严的部分去除了，降下命令的部分自然还在。比如饮食以至于暴殄天物，佛教厌恶它，一定要吃素；我们儒家则不至于暴殄天物就可以了。衣服以至于穷极奢侈，佛教厌恶它，一定要穿坏色之衣；我们儒家则去除奢侈就可以了。至于厌恶淫邪而断绝夫妇，我们儒家则去除淫邪就可以了。佛教本来厌恶人欲，却连天理的公正者也一并去除了；我们儒家去除人欲，所谓的天理就昭然若揭了。譬如水，佛教厌恶它的泥沙浑浊，就用土堵塞它，不知道土一旦堵塞就没有水可饮了。我们儒家则不然，澄清它的泥沙，而水清澈的可以饮用，这就是儒佛的区别。】吕氏说：上天降下命令，让百姓置办酒，是为了祭祀，没有酒就无法献上传达香气的祭品，不是为了资助人们酣饮。后人失去了本意，于是因酒得祸，也说这是上天降下的，天理不在人心之外，百姓被酒所困，就是上天降下威严了。材氏说：圣人所做的，认为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人因为酒丧失德行、丧失国家，都是自作孽，却认为是上天降下的威严。大概古人在事情的成败上，未尝不归之于天，天虽然高高在上，人的起居动静，没有不与之俱在的，那么人的所为，哪不是天的所为呢？陈氏说：在“朝夕曰”之下，这是文王告诫各邦国众位士人的话。新安陈氏说：天降命与天降威，应当对照观看。设置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祭祀，这是上天降下的命令。酒的流弊产生祸患，也是上天降下的威严。酒只有一个，用来祭祀的，是这酒；丧失德行、丧失国家的，也是这酒。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人对于酒，知道祭祀而本于降命的天，又能在宴饮时凛然知道有降威的天，那么天理施行而人欲阻塞，才不会有酒祸了。史氏渐说：“我深切喜欢卫国人，他们多么服从《酒诰》的训诫，世代守持无穷啊！”起初，商朝风俗淫乱沉湎，武王用《酒诰》告诫他们。到了周幽王时期，上下沉湎。卫武公作《宾之初筵》，以展示卫国人，不仅是一时听到训诫，不敢超越禁令，又能把之所以设禁令的原因传给子孙作为法则】

文王告诫教导年轻人，有官职的、有事务的，不要习惯饮酒，以及各邦国的饮酒，只有在祭祀时，以德行为引导，不要喝醉。

小子是对年轻男子的称呼，因为他们血气未定，尤其容易纵酒丧失德行，所以文王专门告诫教导他们：有正有官职的，有事有职业的，不要习惯于饮酒。不要习惯于酒，他们的饮酒只在祭祀的时候，但也一定要以德行为引导，不要喝醉【陈氏大猷说：这是文王又告诫教导各邦国众位士人的年轻人。林氏说：在事情发生前禁止叫做豫，发生后再禁止就抵触而难以克服，所以商汤训诫蒙昧的士人，文王教导年轻人，穆王告诫幼子童孙，与《易经》养蒙

译一也。苏氏说：沉溺于酒，就会荒废正事，所以不可沉溺于酒。陈氏说：有官职在身就不敢饮酒，有事务在身就没有空闲饮酒，饮酒只有在祭祀时，接受福佑和祭肉时才饮。林氏说：没有常度，并不是不饮酒，而是不应当在不当饮的时候饮酒，所以对于诸侯国中的饮酒者，只有因受赐祭祀的福佑和祭肉时才饮而已。吕氏说：用德行来引导，就不会喝醉，心中没有主宰就会被酒所迷惑。新安陈氏说：用德行来引导，就不会喝醉，天理足以制约人欲；等到混乱时宴饮丧失威仪，是因为没有德行来引导的缘故。

译武王说：“我告诫那些年轻人，要爱惜土地所产的物资，这样内心才能善良。要聪慧地听从祖辈常道的训诫，无论是小德还是大德，年轻人都要统一看待。”

文王曾说：“我百姓也常常训导他们的子孙，只爱惜土地所产的物资，勤于耕种，服劳于田地，没有外心的羡慕，那么心中所坚守的就是端正而善良的。因此作为子孙的，也应当聪慧地听从祖父辈常道的训诫，不可以把谨慎饮酒视为小德。小德与大德，年轻人都应同等看待。”

妹土的百姓，继承你们四肢的力量，专心从事农艺，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开始牵车赶牛，远行经商，用以孝养你们的父母。父母喜庆，你们才可以自洁丰盛，使用酒来洗洁，以表达洁净与丰厚。

这是武王教导妹土的百姓。继承延续纯厚广大，开始勤勉地服事。意思是妹土的百姓应当继承你们四肢的力量，没有怠惰，大力修治农事，在田地里服劳，奔走侍奉父兄。或者勤勉于贸易，牵车赶牛远行经商，用以孝养父母。父母喜庆，然后才可以自洁丰盛，使用酒来洗洁，以表达洁净与丰厚。

各位官吏和长官，以及各位伯长君子，你们要常听我的教导。你们若能大力奉养老人，作为君主，你们才可以饮食醉饱。大而言之，你们若能长久地观察反省，行事都考察符合中正之德，你们才能进献祭祀，你们才可以自助而享乐。这样才确实是王治事的臣子，这样也唯有天顺从元德，永远不忘在王家。

这是武王教导妹土的臣子。伯长，君子是贤者的称呼。典是常，羞是奉养。意思是他们能大力奉养老人。惟君未详。丕惟曰是大言。介是助，用逸是用以宴乐。意思是你们能常常反观内省，使念虑发动营为之际，都考察符合中正之德，没有过与不及的差错，那么德行在身完备，可以交于神明。这样大概能进献祭祀，你们也可以自助而享乐。这样才确实是王治事的臣子。这样也唯有天顺从元德，永远不忘在王家。

译至于那“元德”，是由“中德”充实扩充而成为的大德。“德”这一个字是《酒诰》全篇的纲领，好比用一寸胶去澄清千丈浑水一样。上文所说的“德将无醉”，下文所说的“经德”、“德显”、“德馨”，与此处的“稽中德”、“若元德”实在是互相照应的。

译周武王说：“康叔啊，我们西土的辅臣，以及邦君、御事和各位年轻人，尚能奉行文王的教诲，不崇尚饮酒，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武王说：“康叔啊，我听说：从前，殷商先代的圣明君王，践行对上天显赫威灵的敬畏，体恤小民，以恒常的德行修身，以明智的见识用人。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成就王业的君主都敬畏辅佐的大臣，那些处理政务的臣子，他们的辅佐恭敬谨慎，不敢让自己闲暇安逸，何况说他们敢崇尚饮酒呢？”

至于外服的侯、甸、男、卫诸侯以及邦伯，至于内服的百官众尹，以及次官、服事之臣、宗工，还有百姓和里居之人，都不敢沉湎于酒。不仅是不敢，也是没有闲暇。他们一心只想上助成君王的德行使之显扬，下助尹人敬奉君主。

译至于诸侯，朝廷内的百官，以及居住在乡里的百姓，也都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君臣上下、内外各方没有不在敬畏之中的，哪里只是不敢饮酒，更是没有空闲去饮酒呢？那么，之所以没有空闲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上是为了辅助成就君主德行的显明，对下是为了尽到端正人心的道理，从而自我敬重并遵循法度罢了。新安陈氏说：这一整章是说商朝先王从前到后，无论居处、臣属、内外，全都以敬畏之心修持德行，所以没有空闲沉湎于酒而能兴盛。希望康叔效法他们兴盛的原因。

译我听说，后嗣王沉溺于酒，昏乱政令，不显明于民，只保全怨恨而不肯改过。大肆纵情于非礼的淫逸，因安逸而丧失威仪，百姓无不痛心疾首。他荒废政事而厚于饮酒，不思自我节制，反而放纵心意，凶狠暴戾，不畏死亡。罪责在于商邑，导致殷国灭亡，他不忧虑；不修德馨以祭祀，使馨香之气上达于天，反而大生民怨，使群臣酗酒之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丧于殷，不爱护殷，只因他纵逸。上天并非暴虐，是殷人自己招致罪祸。

这是以商纣王荒淫厚酒之事告诫康叔，后嗣王即纣王。纣王沉溺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彰于民，他所保全的，只是作怨之事，不肯悔改，大肆纵情于非礼的淫逸。《泰誓》所说的奇技淫巧，安逸享乐，因安逸而丧失威仪。《史记》记载纣王设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威仪之丧失如此。这就是百姓无不痛心疾首，哀悼国家将亡的原因。而纣王反而荒怠，更加厚于饮酒，不思自我节制，行为无度，心意凶狠，虽杀身也不畏惧，罪责在商邑，虽灭国也不忧虑。不事奉上帝，没有馨香之德以感通上天，反而大生民怨，只有群臣酗酒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丧于殷，没有眷爱之意，也是因为纣王纵逸的缘故。上天岂是虐待殷人，只是殷人酗酒自招罪祸。这里说的“民”，犹如说“先民”，是君臣之道的称呼。

王说：“封，我不只是如此多言。古人有话说：‘人不要对着水镜照看，应当对着百姓照看。’现在殷商已坠失天命，我们怎能不以此大为鉴戒，来安抚时局？”

我不只是如此多言，所以详说汤、说纣，古人说人不要对着水镜照看，水只能照见人的美丑而已，应当对着百姓照看，则得失可知。现在殷商自招罪祸，已坠失天命，我们怎能不以殷商之失为大鉴戒，来安抚时局？

我说：“你要谨慎告诫殷商的贤臣，以及侯、甸、男、卫等诸侯，何况太史、内史等友臣，以及贤臣、百官，何况你所侍奉的服休、服采之臣，何况你的同僚，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何况你要刚毅地节制饮酒。”

劼是用力之意，你当用力。谨慎告诫殷商的贤臣与邻国的侯甸男卫，使他们不沉溺于酒。谨慎告诫殷商贤臣侯甸男卫，与文王谨慎告诫众邦众士同义。殷商的贤臣诸侯，固然要懂得谨慎了。何况太史掌管六典八法八则，内史掌管八柄之法。你所结交的友臣，以及贤臣百寮大臣，能不谨慎于酒吗？太史、内史、贤臣、百官，固然要懂得谨慎了。何况你所侍奉的，服休坐而论道的臣，服采起而作事的臣，能不谨慎于酒吗？说友，说事，是国君有所结交，有所侍奉。然而盛德之人不可结交，所以孟子说：“古人说侍奉他罢了，岂能说结交他呢？”服休、服采，固然要懂得谨慎了。何况你的同僚而位列三卿的，如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能不谨慎于酒吗？圻父，政官司马，主封疆；农父，教官司徒，主农业；宏父，事官司空，主土地居民。称父，是尊称。先说圻父，是因为以政令制止殷人沉溺于酒最为紧急。圻父、农父、宏父，固然要懂得谨慎了。何况你自身，作为一国的表率，能不谨慎于酒吗？所以说：“何况你要刚毅地节制饮酒。”刚毅节制，也是谨慎之意。刚毅果断用力以节制它。这一章由远及近，由卑至尊，层层递进，则希望从康叔自身开始，以此治国，谁能阻挡？何况谨慎于酒德呢？

译朱子因为论点书而说：人们说王安石穿凿附会，但其中的好处也应该还给他。比如从“矧惟若畴”到“定辟”这一段，古注在“父”字处断句，王安石在“违保辟”处断句，远远超出众儒之上。吕氏说：殷献臣是指曾经仕于商朝如今居家乡里的旧臣；侯甸男卫是指四方诸侯中邻近卫国的诸侯。服休是以德行为职事，指在位的高官；服采是以具体事务为职事，指在职的官吏。告诫康叔要谨慎戒酒，首先应当谨慎对待自己所管辖、所交往、所侍奉的人，这也属于敬畏辅佐之臣的一类。林氏说：康叔是诸侯之长，所以谨慎戒酒的要求也波及侯甸男卫。上文提到殷献臣，下文提到献臣中担任百官之职的人，这里的献臣是指周朝官员中退休居家乡里的人。薛氏说：二史掌管国家法度，在王朝中则辅佐冢宰，在诸侯国中则处于宾友的地位。陈氏传良说：诸侯国有太史而没有内史，内史只有天子才有，内史是商朝的旧臣，是康叔应当亲近并结为朋友的。王氏防说：服休是以德行为职事，即休美之德。所谓“作德日休”，就是这个意思。服采是以具体事务为职事，即采择事务。所谓“若予宋”，就是这个意思。苏氏说：酒不是刚强的人不能克制。吕氏说：“刚制”二字最有意味，当时酒造成的弊病非常深重，如果泛泛悠悠地对待就不能克制。新安陈氏说：刚强克制固然含有谨慎戒惧的意思，但用力更重，也有自我警戒的意思。这一章有四个“矧”字，一节比一节重要，所担任的职务越重，所告诫的就越殷切。劼毖以上是关于告诫的话，刚制是关于自我检束的话，对于群臣来说应当谨守上级的告诫，对于康叔来说应当防范自己的欲望，严格约束自身来率领下属。

译有人告诫说：“对于聚众饮酒的人，你们不要放纵，要全部逮捕并押解到周京，我将处死那些聚众饮酒的人。商朝百姓聚众饮酒，是从事奸恶行为的。‘佚’，就是放纵的意思。‘其’，表示不确定的语气。苏氏说：‘说我要处死他们，未必真的会杀。就像现在的法律说‘应当斩首’，都是备齐案卷等待命令，不一定真的会死。然而必须制定这样的法律，是为了让人畏惧而不敢触犯。聚众饮酒，大概也是当时的法律，针对那些聚众饮酒图谋大奸大恶的人，具体细节已无法得知了。就像现在的法律说‘夜间聚集、清晨散去的人’，都是死罪，大概是因为聚集起来从事妖邪叛逆的行为。如果后人不知道其中的详情，只听到这个罪名，凡是百姓夜间互相拜访的，就都杀掉，可以吗？林氏说：‘西土的邦君、执政官员和年轻士子，能够奉行文王的教化，不崇尚饮酒，这是周人已经遵循教化的表现。但如果有人聚众饮酒，就不能不严加立法。商朝人则相反。’史氏渐说：‘周王并不是真的急于杀人，饮酒发展到聚众的程度，就会败坏风俗。商朝人聚众饮酒本来就不好，这种风气如果蔓延到周人那里，国家还怎么治理呢？所以对商朝人用教化来等待他们改过；对周人则用严刑来使他们恐惧。说‘我将处死’，并不是真的必杀，而是有杀他的道理。俗话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传文说：‘天或许’，‘其’字表示有疑问的意思，是为了开启他们恐惧反省的心，激发他们向善远罪的想法，起初并不一定要真的杀。’刘氏真说：‘这篇书不责备商朝百姓沉溺于酒色，而是责备在位者亲身教化。商朝旧都，世家大族还很多，而康叔的百官有司，从周朝来的也有。何况太史友以下，都是康叔的百官有司。说‘聚众饮酒’，指的是这些人。让百姓聚众饮酒，是有司的责任。康叔作为国君治理他们，难道说不可以，但何必押解到京师呢？逮捕押解到周京，也是担心康叔专断杀人。说‘我将处死’，是严厉地制定刑罚，但未必真的会杀。忠厚的意思蕴含在严厉的话语中，难道不明显吗？全篇始终的意思，都是对在位者说的，而解释的人不察，全都当作对百姓说的，这就错了。’

又说：‘至于殷商那些被引导而作恶的臣子，以及百工中沉溺于酒的人，不要杀他们，暂且只对他们进行教化。殷商那些被引导而作恶的臣子，百工虽然沉溺于酒，未能立刻改正，但不是聚众作奸犯科的，没有理由杀他们，暂且只对他们进行教化。’新安陈氏说：‘殷商的臣子沉溺于酒不杀，而暂且教化他们，是因为他们沾染恶习深而受教化浅。’

如果有那些铭记不忘教化言辞的人，我就明显地享受他们的祭祀。如果不听从我的教化言辞，我就一人不体恤你们，不洁敬你们的职事，这时就等同于杀了你们。‘有’，是铭记不忘的意思；‘斯’，是这的意思，指教化言辞而言。‘享’，是上享下享的享，意思是殷商的臣子百工如果不忘教化言辞，不沉溺于酒，我就明显地享受他们的祭祀。如果不听从我的教化言辞，我就一人不体恤你们，不洁敬我的职事，这时就等同于把你们当作聚众饮酒的人，处以诛杀的罪了。’王氏日休说：‘这三节都是周王告诫康叔的话。吕氏说：‘明享’，是彰明地享受侯爵的禄位，用来鼓励大家。’

周王说：‘封，你应当常听我的告诫，不要为你所管辖的臣民沉溺于酒而辩解。’‘辩’，是治理的意思；‘乃司’，是有司的意思，就是上文所说的诸臣百工之类。意思是康叔如果不治理那些沉溺于酒的诸臣百工，那么百姓中沉溺于酒的就无法禁止了。唐氏说：‘有的说‘告诫’，有的说‘常听我的教化’，有的说‘常听我的告诫’，为什么呢？回答说：‘告诫’是教化的心意，‘教化’是告诫的言辞。新安陈氏说：‘你应当常主于听我告诫谨慎的话。’《酒诰》一篇始终用‘告诫谨慎’的话，开始说‘告诫庶邦庶士’，将结束时说‘告诫殷商贤臣’，篇末又说‘你常听我的告诫’，‘告诫’这个词，一篇中三次强调，又提其要点以表达谆切的训诫。关于‘勿辩乃司民湎于酒’，解释不同，句读也不同。孔氏作一句读说：‘辩’是使的意思，‘不要使你管辖的百姓沉溺于酒。’唐孔氏稍作转变，认为‘不要使你管辖百姓的官吏沉溺于酒’，官吏应当端正自身来率领百姓。王氏说：‘你管辖的百姓有沉溺于酒的，就依法治理，不要为他们辩解认为无罪。’苏氏说：‘应当专门派官员来察视沉溺于酒的人，如果泛泛地责备群吏而不明确其职责禁令，一定行不通。’吕氏把‘勿辩’断句，认为‘再有遵循旧习的，你不可辩解推诿于旧习，实在是你所管辖的百姓沉溺于酒，是谁的过错呢？’蔡氏把‘勿辩乃司’断句，他的说法优于各家，但这句恐怕有脱误，不如空缺。董氏鼎说：‘古代造酒，本是用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达，求阴之义。后来因为它能养阳，所以用来奉养亲人老人；又因为它能合欢，所以用在冠婚宾客。然而说‘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说‘终日饮酒而不得醉’，从未有过分。自从禹喝了仪狄的酒而疏远他，难道不认为太过分了吗？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为什么不遵循这个呢？那么文王的教化，不仅应当在妹邦家中写一通，还担心覆车之鉴不戒。’

《梓材》

这也是武王告诫康叔的书，晓谕他治国的道理，希望他沟通上下之情，宽缓刑罚的使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更雅致，所以用它作为简编的区别。

译并没有其他的含义。今文、古文都有记载。考察这篇文献，文字大多不协调，从“今王惟曰”以下，像是臣子进谏告诫的言辞。根据《尚书》的体例推断，“曰今王惟曰”这句话，就像《洛诰》中的“今王即命曰”一样。“肆王惟徳用”这句话，就像《召诰》中的“肆惟王其疾敬徳，王其徳之用”一样。“己若兹监”这句话，就像《无逸》中的“嗣王其监于兹”一样。“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句话，就像《召诰》中的“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一样。反复对照参考，与周公、召公进谏告诫的话语，好像出自同一人之口。推测这篇文献是从简册断烂不全中得到的，文字已经不全，而进谏告诫的残简中有“明徳”这样的话语，编书的人认为这与“罔厉杀人”等意思相合，又武王的诰辞中有“王啓监云”的话，而进谏告诫的书中也有“若兹监云”的话，于是认为文意相连，将其编排在后面，却不知道前面所说的“王者”是指先王而言，不像“今王”那样是自称。后面所说的“监者”是监视的“监”，而不是“启监”的“监”。它不是命令康叔的文献，也很明白了。读书的人应当从容涵泳，深入反复地思考，梳理其文义，审察其语脉，一篇之中，前面是尊命卑的言辞，后面是臣子告知君主的言语，大概有不可强行合并的地方【朱熹说：吴才老辨析《梓材》后半部分不是《梓材》，因为其中多是勉励君主的话，乃是臣子告知君主的言辞，不曾像前半部分那样称“王曰”，又称“汝”为上级对下级的言辞，也有这个道理。又说《梓材》是《洛诰》中的文献，很好。其他文字也有错乱而移易得出人意料的，但没有像才老这样恰好恰当的。吴才老考究《梓材》只有前面是告诫臣下，后面都称“王”，恐怕是另一篇文献，不应该君王告诫臣下不称“朕”“予”而自称“王”。断简残编无从考证校正，只能在言语句读中有不明白的地方空缺。又说：《梓材》后半篇又不知从哪里抄录得来，这与他人谈论都不被理解。曾经与陈同父谈论，陈说：“每次读也不觉得”，现在思考，确实如此】

译王说：封康叔时，要让他通过那里的平民和臣属去通达大家。所谓通过臣属通达王，这里的大家指的是邦君和世家大族。孟子说：治理政事并不难，难在不触犯世家大族。孔氏说：大家是指卿大夫和都邑中的世家。通过平民和臣属去通达大家，那么下情就没有不通达的了；通过臣属去通达王，那么上情也没有不通达的了。王只说臣而不说民，是因为普天之下的百姓没有不是王的臣属。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够沟通上下之情并使之没有隔阂的，只有邦君。【陈氏大猷说：大家就像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等家族。《左传》记载分封康叔时，将殷民七族分给他，从陶氏到终葵氏，就是卫国的大家。大家的情势与国君通常疏远，而与国家的臣民通常亲近。因为臣民向来服从并隶属于大家，而大家的强横阻挠也依靠臣民的拥戴支持。国君如果能施行仁政，安抚臣民，通过臣民将情意通达给大家，那么大家所仰慕的，全国都会仰慕。再通过臣属将情意通达给天子，这样邦君的责任就尽到了。吕氏说：从康叔的角度说有臣、民、大家三等，从王的角度说普天之下都是王的臣属，只说‘厥臣’都包含在内了。新安陈氏说：邦君处于上下之间，通达王必然先从通达大家开始。得罪于世家大族，是因为不公正而无法使其心服。世家大族难以用强力征服，却可以用公心感化。通过平民和臣属去通达，这是邦君一人的心，其公正能够通达全国千万人的心。以全国臣民千万人的心通达大家的心，以下达而上通，其流通而没有滞留，是必然的】

你如果常说：“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说：“我们不滥杀无辜，也是效法我们的君主先恭敬地慰劳百姓。”于是前往恭敬地慰劳百姓，于是对于往日犯奸作恶杀人以及知情藏匿资助罪人的，都予以宽恕。于是也看到君主的事，对于毁伤肢体的，也予以宽恕。

恒，常也。师，以官师为师。尹，正官之长。旅，众大夫。敬劳，恭敬慰劳。徂，往。歴人，指罪人所经过的地方，即律法所说的知情藏匿、资助供给。戕败，指毁伤四肢面目，即汉律所说的疻。【朱子说：‘亦厥君先敬劳’到‘戕败人宥’之类都不成文理，不可理解。新安陈氏说：蔡传仅解释字义而说此章文多未详，确实应当缺漏。现在姑且采纳各种说法解释如下：你如果常发越，对群臣说。我有交相师法的三卿与正长之尹、众大夫之旅。你的意思是我想不虐待杀人，也是以其君主先恭敬慰劳百姓为榜样，于是前往效法君主以恭敬慰劳。于是与往日犯奸作恶杀人者、罪人所经历者，现在都宽恕并与他们成为新群臣。于是也看到君主的事，凡毁伤人物者，也宽恕了。君主宽恕大的，臣属也宽恕小的。大意是想让康叔率领臣属以戒除虐杀，施行宽恕。《玉篇》中‘疻’音氏二反，意为殴伤】

王开启监国治理百姓时说：不要互相残杀，不要互相虐待；要尊敬孤寡，要照顾穷困妇女，合宜地包容他们。王要求邦君和办事人员，他们的使命为何？是为了引导百姓走向养育和安宁？自古以来的王都这样，监国没有偏离这个正道。

监，指三监的监，康叔的封地也接收畿内的百姓，当时也称为监，所以武王用先王开启监国的意思来告诫他。说王者所以开设监国的原因，其治理根本是为了百姓。他任命监国的辞令大概是说：“不要互相残杀百姓，不要互相虐待百姓。对于孤弱之人，要哀怜尊敬他们，使他们不失所；对于穷困独处的妇女，要联络归属他们，使她们有所依靠。保全聚合百姓，遵循这个原则来包容蓄养他们。”况且王所以要求邦君和办事人员，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也只是想要引导百姓走向生养安全之地罢了。自古以来的王任命监国都是这样，你现在担任监国，难道没有用处吗？用刑辟来残杀虐待百姓是可以的吗？【陈氏大猷说：《周礼》建立牧官和监官以维系邦国，自黄帝已设立左右监以监视万国，乃是诸侯之长。康叔是孟侯，所以称他为监。新安陈氏说：三篇意思相承而互补，康叔以卫侯身份担任司寇，所以武王命令他多涉及刑罚。《康诰》反复强调明德慎罚，详尽无遗，不得已才涉及速决。由文王罚刑速决，由此义率杀。《酒诰》又以惩治群饮为务，而说‘予其杀时同于杀’，都是不得已。等到《梓材》在此终结告诫，担心康叔因前二篇屡及于杀，而心意偏倚于刑罚，所以此篇只以崇尚宽恕、不用刑辟为言。仁啊，武王的心，大概是帝舜‘刑期于无刑’的心吧】

只说：“如果治理田地，已经勤勉地广泛清除杂草荆棘，就要整治田界和沟渠。如果建造房屋，已经勤勉地砌好墙壁，就要涂抹泥饰和覆盖茅草。如果制作梓木器具，已经勤勉地砍削加工，就要涂上丹漆彩绘。

译唉，用筑墙来比喻建立国家，用砍削木材来比喻制定制度，这是武王已经做过的事情；至于整治田界沟渠、涂抹墙壁屋顶，则是希望康叔来完成最终的工作罢了。【朱熹说：《梓材》这一篇中有令人疑惑的地方，比如稽查农田、筑墙这类比喻，却与“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之类的话语不相似，以至于“想要达到万年长久，只有王室的子孙后代永远保护百姓”，又似乎像《洛诰》中的文字，是臣子告诫君主的言辞，不像《酒诰》中的语气。苏氏说：敷，就是治理的意思。陈氏大猷说：敷，就是开垦的意思。孙炎说：菑，就是刚开始除草的意思。孔氏说：陈列修治田界的边界，《左传》说：“就像农夫有田界一样”。《周礼》中匠人负责沟渠，宽一尺深一尺的叫畎。孔氏说：垣，就是墙。马氏说：矮的叫垣，高的叫墉。《说文解字》：塈，就是向上涂抹。《谷梁传》：焚烧雍门的茅草屋顶，范宁注：茨，指的是茅草覆盖的屋顶】

译也。陈氏大猷说：具备粗材叫做朴，加工成器叫做斵。唐孔氏说：雘是采色的名称，有青色有朱色，丹雘则是朱色的。新安陈氏说：这三者的比喻，是说武王已经竭尽辛劳来开创基业，康叔应当因循旧制来成就并润饰以完成大业，不可改变规矩而毁坏前人的功业。

现在大王只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安抚远方并亲近诸侯，使四方诸侯像兄弟一样来朝享。也已经运用明德，后王效法旧典来协和诸侯，大大地来朝享。”

先王，指文王、武王。夹，近的意思，安抚远方使之亲近。兄弟，是说友爱。《泰誓》说：“友邦冡君方来者，是各方诸侯从各方而来。”既，尽的意思，先王竭尽勤勉运用明德而在上安抚招来诸侯，诸侯也竭尽运用明德而在下视效遵从。后，指后王。式，用的意思。典，旧典的意思。集，和睦的意思。这一章以后，像是臣下进谏告诫的话。怀疑简册脱漏错误在此处【唐孔氏说：“夹，是人左右夹辅的意思，所以说近。夹音协。”《左传》“以夹辅周室”，夹音甲。陈氏说：“人心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的天性，只有运用明德足以感动他们。安抚招来诸侯作为自己的夹辅，使诸侯亲近如同兄弟，各自从他们的方国而来。他们来朝享，也都是竭尽运用明德，不是勉强而然的。式，效法的意思。运用明德是先王的旧典。后王效法旧典，只是效法先王运用明德罢了。这样就能协和诸侯大大地来朝享了。以前的诸侯朝享未尽大大地朝享，现在说大大地朝享，那就是没有不朝享的了。”新安陈氏说：“朱子既然说从这一章以后是他书错简误缀在此，就不应当再用武王命令康叔来解释，只当作臣下告诫君主的言辞就可以了”】

皇天已经把中原之地的百姓以及他们的疆土交付给先王。

越，及的意思，皇天已经把中原之地的百姓，以及他们的疆土交付给先王【朱子说：尚书句读，有长句如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因此大王只运用明德来协和，使迷惑的百姓和悦，从而慰悦先王承受天命。

肆，今的意思；徳用，运用明德；和怿，和悦的意思；先后，劳来的意思；迷民，迷惑染恶的百姓；命，天命；用慰悦，先王能够承受天命【陈氏大猷说：迷民尚未顺从，所以大王只运用明德，来和悦劳来他们，使他们不违背，使他们不怨恨，先引导他们于前后，帮助他们在后，不只是用来悦服民心，也是用来悦服先王承受天命的心。新安陈氏说：蔡氏解释肆为今，不妥当，肆是故的意思，遂的意思。朱子说：承上起下的语气，书中肆字在句首的，如肆类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绪，肆惟王其疾敬徳，与上文肆往奸宄，肆亦见厥君事，都是故与遂的意思，不必解释为今。又按：明德，是人心虚灵不昧的道理，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前后之分，先王所勤勉运用以安抚诸侯，诸侯所已经运用以朝享天子，都运用这明德，哪里有什么上下之分呢？大王只运用德，德就是所说的明德，后王所用来悦服迷民以及用来悦服先王承受天命，无非运用这明德，哪里有什么前后之分呢】

己，语气词；监，视的意思，这是臣子祈求君主永享国命的言辞。按《梓材》有“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的话，而编书的人误把“监”当作句读【音豆】，而烂简恰好有“己若兹监”的话，以为语意相似，合为一篇，却不知道其句读本来不同，文义本来不类。孔氏附和这种说法，对于篇意没有发明。王氏说成王自称必称王，以《觐礼》考证，天子以正遏诸侯，则称王，也是牵强解释难以通顺。只有吴氏认为是错简才说得通，但说“王唘监”以下就不是武王的诰辞，则未必如此【新安陈氏说：己若兹监与自古王若兹监相似而实际上不同，上文的监是平声，三监的监，此处的监是去声，监观的监。己乎，君主您监观于此，臣子所祈求于君主的，只是说希望从今直到万年，应当做天下之王，王之子子孙孙永远保有百姓而已。说万年惟王，如果只在于长久拥有天下，说子子孙孙永保民，则是希望世代长久地保安天下，心意实在是公心而不是私心于王家。这是臣子祈求君主永享国命，忠爱无穷的心意吧？读这一篇只依照朱子以残编错简来读，或许可以避免穿凿附会。】苏氏说：这本书专门说大王只不杀戮，那么子孙万年享国，所以以皇天所交付为言。详细考证《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四篇，反复叮咛，以杀戮为戒，以不杀戮为德。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多年。后来的王者以不杀戮享国，以好杀戮殃及自身及其子孙的很多，而世俗君主不以此为鉴，小人又有时附会六经来劝诱他们杀戮，可悲啊，危险啊！唐末五代之乱，杀人如饮食，周太祖叛汉，汉隐帝派开封尹刘铢屠杀他全家一百口人。太祖攻克京师后，夜里召见他的老朋友懂星象的赵延义，问汉朝国运之所以短促

译回答说：“汉朝本来没有灭亡，只是因为刑罚杀戮冤屈滥施，所以没到预定时期就灭亡了。”当时太祖正率领军队包围刘铢和苏逢吉的府第，打算诛灭他们的全族，听到延义的话后，神色惊动而宽恕了他们，只诛杀了他们本人。我读到此处，没有不流泪叹息的，所以表彰其中的义理来拯救世人。葵初王氏说：苏氏这番议论大有劝诫意义，对君主有益，著述中必须有这样的议论，才能流传于世。

译《书经大全》卷七

<经部，书类，书经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大全》卷八

明代 胡广等人 撰写

《召诰》

《左传》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将九鼎迁到洛邑。史书记载武王的话：“我向南望见三涂山，向北望见岳鄙（太行山下的都鄙之地），环顾可见黄河，遥望洛水与伊水，不远于天室。”于是营建周都于洛邑，然后离去，那么选择洛邑作为都城，是武王的志向。周公和成王完成了这一志向，召公实际上最先进行了规划经营。洛邑建成后，成王开始执政，召公趁着周公归来的机会，作书进行告诫，传达给成王。这篇书辞恳切地关注历年长久的问题，反复提及夏商两代废兴的原因。探究其主旨，是以安抚小民作为祈求天命的基础，以迅速敬重德行作为诚待小民的根本。在一篇文章中，多次表达这样的意思。古代的大臣，为国家做长远考虑，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召公的这篇书辞，所以用《召诰》作为篇名。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有这一篇。（问：周代的诰辞语言艰涩，该如何阅读？朱熹说：这类地方是无法完全弄懂的。林文说、艾轩认为这是方言，说：只是古语如此，切意当时风俗就是这样说话，人们便都明白。比如这个东西叫做这个东西，现在的风俗不叫这个名字，人们就不明白了。像《蔡仲之命》、《君牙》等篇，是当时与士大夫交谈的语言，类似于现在翰林院所作的制诰文书，所以很容易理解。而“诰”是与百姓交谈，类似于现在官府行移晓谕的文字，其中夹杂着当时的口语。现在只要理解能理解的部分，不能理解的地方就空缺不管也可以。比如《诗经》中的“景员维河”，上下文都容易理解，唯独这一句无法理解。又如“三夀作朋”，“三寿”是什么东西？欧阳修记载古语也有“三寿”的说法，想必当时自有这种说法，说话的人都明白，只是现在无法理解了。）王氏说：“洛邑，是天下的中心。从天文地理来说，太阳在东边时影子向西，多风；太阳在西边时影子向东，多阴；太阳在南边时影子短，多暑；太阳在北边时影子长，多寒。从人事来说，四方诸侯朝聘贡赋的道路距离均等。不仅仅是这样而已。为了惩戒三监之乱，警惕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来靠近自己。洛邑距离妹邦较近，就容易使他们迁来作为王都，从而容易镇服他们。虽然如此，镐京的宗庙、社稷、官府、宫室都在，不能迁移，所以在洛邑会集诸侯罢了。”陈氏大猷说：“成王实际上定都镐京，只是往来朝见诸侯，在洛邑祭祀清庙，所以镐京称为宗周，因为它是天下所尊崇的地方。洛邑称为东都，又称为成周，因为周道在此成就。洛邑是天下的最中心，丰镐是天下的最险要之地。成王在洛邑定鼎以朝见诸侯，是为了承接天地冲和之气，居于土中以统治四海。他向天下展示的是公正；在镐京定都以壮大根基，是为了占据天下的形胜之地，处于上游以控制六合。他考虑天下长远。汉唐并建两京，大概也是认识到形势所在，而有所得于成王、周公的遗意吧？林氏说：“从后稷开始被封于邰，在汉代右扶风斄县。夏朝后期政治衰微，后稷的儿子不窋出逃到戎狄之间，到了孙子公刘才开始在豳建立国家，在枸邑豳乡。十代传到太王，躲避狄人迁到岐山之下，在美阳县岐山。文王迁到丰，在鄠县东丰水。武王迁到镐，在长安西南昆明池，即所谓的镐池。岐在邰西北不到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多里，丰在岐山东南一百多里，镐在丰东二十五里。”新安陈氏说：“选择洛邑作为都城，是武王的志向，成王继承了这个志向。向上报告祖庙，反复咨询大臣，一天之内建立千万年居于中心、图谋大业的基业，谨慎庄重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召公趁着周公归来而作诰辞告诫成王，序言中没有提及，为什么呢？居于中心、图谋大业固然困难，保持大业、安定功业更加困难。成王在丰邑时，召公相宅，本来就知道居于中心、图谋大业的困难了。召公恳切地以敬德承命来告诫成王，告诫成王敬与不敬的不同效果，反复说了七次，说如果不敬德就一定会丧失天命，言辞非常危急，显示出保持大业、安定功业的更加困难）

正值二月既望，过了六天是乙未日，成王早晨从周出发，于是到达丰邑。日月相望，称为望，既望是十六日。乙未是二十一日。周是镐京，距离丰邑二十五里。文武二王的宗庙在那里。成王到达丰邑，是为了将营建洛邑的事情告知宗庙。（朱熹说：丰镐距离洛邑三百里，长安管辖六百里，王畿千里，也有横向较长的地方，不像现在画图那样画成正方形。恐怕井田的制度也是这类情况，这不能执着于画正方形的图来定论。有人问：周都丰镐，那么王畿之内应当有西北的戎狄，这样的话，稍、甸、县、都怎么能施行呢？回答说：《周礼》一书，是圣人作为一代的法度罢了，到了不可用法的地方，圣人必须另有变通之道。王氏说：用朏、望、明魄来纪月，用甲子来纪日，这是书法。林氏说：《汉书·地理志》说：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

太保先于周公相宅，到了三月，丙午日是朏，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邑，占卜宅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经营规划。

成王在丰邑，派遣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