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大全卷九

译如果说，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表明周公传达的是成王的命令，而不是周公自己的命令。周公自己的命令，在《大诰》这一篇中已经结束了，所以在这里提出体例，以表明《大诰》各篇中，凡是称“王曰”的，没有不是周公传达成王命令的。成王平定奄国之后，向四方诸侯国的殷商遗民发布告谕，并借此晓谕天下。因为主要对象是殷商遗民，所以又专门提及殷侯治理下的民众来告谕他们。意思是说，殷商遗民的罪过本该诛杀，我们大大地施予宽恕，你们应当没有不知道的。

译洪大谋求上天的意旨，却未能长久；应当深切敬念祭祀之事。

“图”是谋求的意思，是说商奄之人私意谋求天命，自取灭亡，不深长敬念，以保全其祭祀。吕氏说：天命可以承受而不可谋求，谋求便是人的私谋，而非天命的公理了。这大概是深切警示天命不可妄加干预，乃是《多方》全篇的纲领。下文引用夏、商失去天命、承受天命的原因，来明确告知他们【吕氏说：普遍告谕四方的人是为了什么？因为殷、奄屡次叛乱，驱策煽动的人很多，现在虽然已经平定诛灭，但好比余邪遗疾，或许还潜伏在肺腑之间，恐怕有时还会发作。所以广泛发布大号，历数天命的公理、前代的事情、征伐诛讨与安抚集众的始末，使四方的人都听到。大破众人的疑虑，深绝叛乱的根源，大概根本就在于此。兵器收藏、刑罚搁置了四十多年，这也是训诰的辅助作用吧】

只有上帝降临告诫夏朝，夏朝大肆放纵逸乐，不肯对百姓说出忧恤之言，于是大肆淫乱昏昧，不能终日勉力遵循上帝的开导，这你们所听说的。

是说上帝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桀，桀不知戒惧，于是大肆逸乐。忧恤百姓的话尚且不肯说出口，何况指望他有忧恤百姓的实际行动呢？“劝”是勉力的意思，“迪”是开导的意思。视听动静，日常起居之间，都是上帝用来开导启发众人的。桀却大肆淫乱昏昧，终日之间不能稍加勉力，于是天理几乎断绝了。何况指望有顺从正道而不违背的行为呢？这是你们所听说的，想要你们因为桀而知道纣王。这里的“厥逸”与《多士》篇中的“引逸”不同，就像“乱”有混乱和治理两种含义一样。逸乐是从百姓的角度说的，淫昏是从上帝的角度说的，各自取其义。这一章上面可能有缺漏的文字【王氏说：“惟帝降格于夏”，与《多士》篇中“惟帝降格向于时夏”意思相同】

他图谋上帝的意旨，不能开启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于是大降惩罚，加剧夏朝的混乱，起因于内部的祸乱，不能很好地承顺大众，没有大的恭敬之心，对百姓宽舒，也只有夏邑的百姓，贪婪暴戾的人，每天被敬重任用，残害夏邑。

这一章文字多有不详之处，“丽”如同日月附丽于天的“丽”，指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依附于土地，依附于衣食之类。甲是开始的意思，是说桀矫饰欺瞒上天，图度帝命，不能开辟百姓衣食的源头。对于百姓依恃以生存的东西，全都抑制断绝，于是大降威虐于民，以加剧国家的混乱。他所起因的，始于内宠，蛊惑他的心，败坏他的家，不能善顺他的民众，不能大大进于恭敬而宽大宽裕他的百姓。也只有夏邑的百姓，贪婪忿怒的人，则每天被敬重任用，以残害他的国家【吕氏说：推究其起因，大概始于内乱，末喜的宠幸就是如此。蛊惑他的心，败坏他的家，然后流毒于国家与天下。这是探求其根源而言的】

上天只为百姓寻求君主，于是大降显赫美好的天命给成汤，诛灭夏朝。是说上天只为百姓寻求君主罢了。桀既然不能做百姓的君主，上天于是大降显赫美好的天命给成汤，让他做百姓的君主而讨伐夏朝，诛灭它。吕氏说：说“求”，说“降”，难道真有去求、去降的人吗？天下没有统属，涣散漫流，形势不得不归于所聚集的地方，而汤的一德，就是所谓显赫美好天命的实质。使众人离散而聚集起来，百姓不得不聚集于汤，汤不得不接受这百姓的聚集，这难道是人为的私心吗？所以说上天求之，上天降之。

上天不给予桀大的福佑，于是因为你们多方贤明的百姓，不能长久地多享福佑。夏朝的恭敬多士，大大不能明察保全享福于民，于是互相残虐于民，以至于各种行为，大大不能开启。

“纯”是大，“义民”是贤人。是说上天不给予桀大的福佑，于是因为你们多方贤人不能长久地多享福佑，以至于灭亡。是说桀对于贤明的百姓，不能使用他所敬重的多士，率都是不义之民，上文所说的“叨懫日钦”的人，同恶相济，大大不能明察保全享福于民，于是互相播虐于民，百姓无处安放手足，凡百所为无一能通达，上文所说的“不克开于民之丽”，政治暴虐百姓穷困，所以加速其灭亡。这虽然是指桀的多士，你们殷侯尹民，曾经侍奉过纣王的人，难道不内心愧疚吗【叶氏说：上天保佑就说“纯佑命”，不给予就说“不畀纯”。林氏说：这篇陈述桀纣的灭亡，商周的兴起，都出于上天，上天所夺取的，非人力所能支撑，上天所给予的，非人力所能改变，而其所以给予或夺取的原因，在于有德与无德。你们多方应当知道天命不可有其他志向。保享于民，是安民而以此享国长久。吕氏说：义民，是知义的百姓。桀的时候三宅没有义民，义民在下虽然多，有什么补益？因为你们多方的义民不能长久承受众多的服享，如同背着米却饥饿，载着水却口渴，这是哀怜他们。百为大不克开，想耕种害其耕种，想经商害其经商，四面都穷困，无一能通达，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

于是只有成汤能够以你们多方简择代替夏朝做百姓的君主。

“简”是择取，百姓择取汤而归附他【叶氏说：简如同“简在帝心”的简】

谨慎其所依，于是勉力其民，效法而勉力。

汤深深谨慎其所依，以勉力其民，所以百姓都效法而勉力。人君对于天下，仁罢了。仁，是君主所依的。君主仁，就没有不仁的了。

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

译克用劝。

彰明德行，百姓就会爱戴仰慕；慎用刑罚，百姓就会畏惧顺服。从成汤到帝乙，虽然经历的世次不同，但都知道彰明德行，慎用刑罚，所以也能以此来劝勉百姓。彰明德行，慎用刑罚，是为了谨慎地维系百姓的归附；彰明德行，是仁爱的根本；慎用刑罚，是仁爱的政令。

译对于罪大恶极的囚犯予以诛杀，对于罪行深重的人也能以此劝勉向善；开释无辜之人，也能以此劝勉向善。

德行光明罢了，刑罚有法度，也有宽恕。所以说，依法惩治当罚之人，也能用来劝勉；宽恕赦免过错，也能用来劝勉。意思是说，刑罚与宽恕都足以使人勉力向善。吕氏说：宽赦而百姓受劝勉，还可以理解；刑罚而百姓也受劝勉，那就有在刑罚与宽赦之间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了。每句话都以“劝勉”作结，是因为天下不能仅靠智力驱使、法制束缚，只有劝化百姓，使他们常有欣喜不已、自我激励的心态，才是维持长治久安的道理。陈氏《经》说：商朝的法度在于明德慎罚。明德以教化百姓，用德是其根本；慎罚不滥施于民，用刑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源端正了，那么无论是刑罚还是宽恕，都足以劝勉百姓向善。刑罚是一样的，先王使用它而使百姓受劝勉，后世使用它却成为百姓的祸害，为什么呢？先王的刑罚都是仁爱的寄托，后世的刑罚是不仁的工具。孔子并非不钓鱼打猎，但他的仁爱体现在不用大网捕鱼、不射杀宿鸟之时；文王并非不搜猎田猎，但他的仁爱体现在只射一箭不再射之时。新安陈氏说：明德以慎罚，所以也能用来劝勉。该诛杀的诛杀，该宽恕的宽恕，没有不能用来劝勉的。陈氏《雅言》说：仁是君主所依凭的，商汤能以仁为依凭，从而在上位谨慎行事，所以成为百姓的劝勉；因此百姓也以仁为劝勉，在下位效法君主，用来自我勉励。这是上下同心。从此以后直到帝乙，虽然历经世代不同，但都能明德慎罚，所以也能用来劝勉百姓。对于罪大恶极的囚犯，有时诛杀他们，也能用来劝勉百姓；对于无辜的人，有时开释他们，也能用来劝勉百姓。大概德是教化百姓的根本，使人知道所仰慕而乐于行善；刑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使人知道所畏惧而不敢作恶。商朝的圣王不只是用刑来用刑，而是用德来用刑，就是这个原因。所谓“慎厥丽”，是从仁的整体来说的；“明德慎罚”，是从仁的具体条目来说的。“乃劝”是上级劝勉下级；“刑用劝”是下级自我劝勉；“亦克用劝”是兼指上下而言。人们知道明德是仁，却不知道慎罚防范人心也是仁；人们知道开释无辜是慎罚，却不知道诛杀多罪之人惩创人心更是为了止息刑罚。商朝以仁为家法，于此可以深深看出。

如今到了你这里，你的君主不能凭借你多方富庶的条件来享有上天的天命。

吕氏说：“尔辟”指的是纣王。商朝先代圣王世代传承家法，积累维持，像这样长久，如今一旦到了你这位君主，竟然凭借你全盛时期的多方富庶，不能安享天命而灭亡了，这实在值得怜悯。天命极其公正，把握则存，舍弃则亡。凭借商朝先王深厚的基业、宏大的图谋，纣王竟然不能坐享其荫庇，他的灭亡忽然间就危险细微了。把握与舍弃的关键，周公向天下展示得如此深刻，哪里仅仅是为了安慰开解而已呢？陈氏说：多方是一样的，商汤凭借它成为百姓之主，纣王不能凭借它享有天命，关键在于如何使用罢了。王氏说：这里说殷朝兴盛很详细，说其灭亡很简略，大概是因为面对殷朝遗民不忍心痛陈其过失。

唉！王这样说：“告诫你们多方，上天并非有意抛弃夏朝，上天也并非有意抛弃殷朝。”

先说“唉”，然后说“王这样说”，唐孔氏说：“周公先自己叹息，然后称王命来告诫他们。”“庸”是“用”的意思，指“有心”，“释”是抛弃的意思。上文说夏、殷的灭亡，接着说上天并非有心抛弃夏朝，也并非有心抛弃殷朝；下文就说“乃是桀、纣自取灭亡”。吕氏说：“周公先自己叹息，然后宣布成王的告诫，以显示周公未曾称王。”又此篇开头，“周公曰王若曰”，语意相承，书中没有这种体例。到了这一章，先“唉”，然后“王若曰”，书中也没有这种体例。周公处于圣人的变通之时，史官预先担忧后世，传疑袭误，大概有人窃取作为口实。所以在周公诰命终篇发出两个新例，表明周公确实未曾称王，以区别嫌疑、阐明细微，而谨慎万世的防范。夏氏说：“诰告，是用诰辞告知他们。”

乃是你的君主，凭借你多方富庶的条件，大肆淫乱，揣度天命，琐碎地有借口。

纣王凭借多方的富庶，大肆淫乱，揣度天命，琐碎地有借口，与对《多士》说桀大肆淫乱有借口，意义相同。殷朝的灭亡，不是自取的吗？根据以下两章推断，这一章的上面应当有缺文。孔氏说：恶事尽有借口，散布在天下。吕氏说：恶行传播于人口中的叫做“辞”，恶行未成熟重大的就传说，琐碎的未尽列举。等到恶行已成熟，琐碎的恶极口历数，一一有借口。

乃是夏朝，图谋其政事，不能汇聚于享有天命。上天降下这丧乱，让有殷国取代它。

“集”是汇聚的意思，“享”是享有的意思。桀图谋其政事，不能汇聚于享有天命，而汇聚于灭亡。所以上天降下这丧乱，让有殷国取代夏朝的灭亡，不是自取的吗？唐孔氏说：汤是夏朝的诸侯，所以说“有邦”。

乃是你们的商朝后王，沉溺于安逸，图谋其政事不洁净，进献懈怠。上天因此降下这丧乱。“蠲”是洁净的意思，“烝”是进献的意思。纣王沉溺于安逸，淫乱沉湎无度，所以他的政事不洁净而秽恶，不进取而怠惰。上天因此降下丧亡于殷朝。殷朝的灭亡，不是自取的吗？以上三节都回应上文“非天庸释”的话。陈氏说：上面的“逸”是过逸的意思，下面的“逸”是安逸的意思，谓过逸其安逸，犹言安其危。

译林氏说：“逸厥逸，是极力强调其安逸，就像说沉醉于美酒一样。”

译只有圣人若不加省察，就会变成狂妄之人；只有狂妄之人若能自我省察，就能成为圣人。上天等待了五年，指望殷商的子孙，能够成为百姓的主宰，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值得省察和听从的表现。

“圣”是通达明澈的称谓。意思是说，圣人若不加省察，就会沦为狂妄；愚人若能自我省察，就能成为圣人。商纣虽然昏庸愚昧，也有改过迁善的道理，所以上天还不忍心立刻断绝他，仍然等待了五年之久。上天宽待纣王，是希望他能自我省察，从而成为百姓的主宰。然而纣王没有任何值得省察和听从的地方，这“五年”必定是有具体所指而言的。孔氏将此事牵强附会于年月，是不对的。

有人问：狂妄之人若能自我省察，果真能成为圣人吗？回答说：圣人本来就不容易成为。狂妄之人若能自我省察，那么成为圣人的功夫就知道方向了。太甲大概就是这样吧。圣人若不加省察，果真会沦为狂妄吗？回答说：圣人本来就没有所谓不加省察的情况。尧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轻慢游乐。一念之差，虽然还未达到狂妄的地步，但狂妄的道理也就在这里了。这就是“人心惟危”，圣人谆谆告诫，难道没有深意吗？

【朱熹说：艾轩说：文字只看容易明白的地方，比如《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不与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晓，只看这两句。有人问：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书中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如果这样，那么又有可以改变的人，该怎么办？回答说：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像狂妄之人成为圣人则是有的，既然是圣人，决不会沦为狂妄，这只是为了强调不可不学习。问：“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我私下认为，圣者是指有圣人的资质，一旦不加省察就会流入狂妄。狂妄之人进取，曾皙之类的人是。假如颜回不能时刻牢记在心，也必然达到这种地步。如果是圣人，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即使不加省察也没有害处。程颐说：六德，智、仁、圣、义、中、和。圣是通达明澈的称谓。狂，是狂妄愚昧的称谓。王弼说：操持则存在，舍弃则消亡，说的就是心吧？思考称为睿，睿成为圣，操持心去思，所谓念也。不加省察，即使是圣人也可以沦为狂妄，所以能自我省察，狂妄之人也可以成为圣人。林氏说：念与不念之间，圣与狂由此分开。如果其资质是圣人，自恃其圣而不加思考，日复一日，天命之性日益丧失，其沦为狂妄有什么难的呢？如果其资质是狂妄，自耻其狂而思考，日复一日，天命之性忽然恢复，其成为圣人有什么难的呢？陈氏经说：孔子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尚书》却说“圣可作狂，狂可作圣”，那么可以改变吗？回答说：孔子的话，是说圣与狂的定局】

【其习惯已经形成，就不改变了。《尚书》说的是圣与狂的区别。圣与狂的区别，产生于一念之间。尧舜如果忘记兢兢业业，难道不会趋于狂妄吗？桀纣如果能改过迁善，难道不会趋于圣人吗？孔子虽然说不可改变，实际上有可以改变的道理，只是担心下愚之人自暴自弃，不肯改变罢了。肯改变，就是狂妄之人的自我省察。周公说这个，是为了说明纣王的恶行，倘若一旦改悔，上天不会最终抛弃他。吕氏说：纣王固然没有改过的事情，而有改过的道理。不加省察与自我省察的关键，就是所谓改过的道理。圣是通达明澈的称谓，《周官》六德，圣居其一，不是大而化之的圣人。如果是大而化之的圣人，难道会有不加省察的情况吗？又岂是狂妄之人一自我省察就能立刻达到的呢？然而大而化之，也是通达明澈的极致而达到化境罢了。狂妄之人自我省察，也是大而化之的基础。虽然说是通达明澈，不加省察就会狂妄；虽然说是狂妄迷惑，自我省察就会通达。其关键只在于念与不念之间罢了。纣王虽然狂妄迷惑，假使他自我省察，就会成为圣人，谁能抵挡呢？正因为有改过的道理，上天所以因为商朝先王的缘故，徘徊五年，等待宽裕闲暇之时，依恋于商王的子孙，而希望他改过。李氏樗说：纣王的恶行很严重了，上天还这样等待他，可见上天仁爱之心。君主除非是大无道，上天都想扶持而保全他，只有始终没有悔改之心，所以祸患不可遏制。林氏说：晋武帝因为孙皓淫暴，有问罪的志向，王濬说：孙皓荒淫，应该迅速征伐。如果一旦孙皓死了，再立贤主，就是强大的敌人了。晋武帝的心，只怕吴国有贤主；武王的心，只怕纣王不能改过。观察晋武帝，更知道武王的德行】

上天寻求你们各方，用多种方式大动威严，开启你们的眷顾。上天对于你们各方，没有谁能承受眷顾。

纣王既然没有任何值得省察和听从上天的表现，于是上天在你们各方寻求百姓的主宰。用妖气等灾异现象，大加警示震动，以谴告的威严，来开发那些能接受眷顾天命的人。而你们各方的众人，都不足以承受眷顾的天命。

只有我们周王，灵验地承继于众人，能够胜任运用德行，真正主宰神天，上天因此效法教导，我因此美好简择，授予殷商的命运，治理你们各方。

“典”是主宰，“式”是用，“教”是教导，“用”是运用，“休”是美好，“简”是简择，“畀”是授予，“尹”是治理。克堪者，是能够胜任的意思。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举起来。意思是说，德行举起来，没有人能胜任。文王武王善于承继众人，能够胜任运用德行，这确实可以成为神天的主宰了。所以上天效法教导文王武王，运用美好，简择授予殷商的命运，以正治你们各方。吕氏说：式教用休者，是怎么教导他们呢？文王武王既得天意，天德日新，左右逢源。他们的思考好像有人启发，他们的行动好像有人辅助，这是上天用来教导而使他们昌盛光明的原因。不是谆谆然教导他们。

译这一章深入论述：从前天下局势未定，上天眷顾寻求君主的时候，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天下，谁又能阻止你呢？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上天的眷顾。如今上天已经任命我周朝并使天下统一了，你们仍然喧哗不安定，想要干什么呢？明确地指出天命来震慑四海奸雄之心，没有比这更切中要害的了。

吕氏说：前面论述夏朝的灭亡，根本在于不能灵验地承受上天对众人的眷顾；这里论述周朝的兴起，也说能够灵验地承受上天对众人的眷顾。周文王、周武王在德行上能够胜任并加以运用，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孟贲。汉唐的贤明君主，难道没有想要把德行布施于天下的人吗？只是因为力量薄弱而被私欲所夺取，所以驳杂而不纯粹。由此可知，德行如果没有真正的力量就不能胜任，也不能相辅相成。

新安陈氏说：“克堪”这两个字用得极有力量，如果不是有以仁为己任的胸怀和死而后已的坚毅，就不能胜任并加以运用。能够胜任并运用德行，必定要有超越普通力量的力量，如同长期积累用力之后的力量那样才可以。

陈氏大猷说：可以说，神明与上天之主，山川宗庙社稷得以安宁，日月星辰与寒暑得以有序，都是君主有所主宰的缘故。

陈氏雅言说：成王说，从前上天在你们各方之中寻求君主的时候，只有我们文王、武王能够温和地爱护百姓，坚定地修养德行，这确实可以成为神明与上天之主了。所以上天于是示范教导他们，使他们的治理和运用美好而兴盛。又经过简择而把殷商的天下托付给他们，让你们各方臣服，使他们成为天下的君主。德行，是侍奉神明、治理百姓的根本，君主兼有侍奉神明和治理百姓的责任。文王、武王能够胜任并运用德行，既然已经在先灵验地承受了上天对众人的眷顾，那么能够治理百姓的人，没有不能推及去侍奉神明的。上天示范教导而使其美好，大概是为了在后面简择并授予殷商的天下。大概能够侍奉神明的人，没有不可以托付去治理百姓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王、武王得到天下，本来就不是轻易从天那里获得的。而上天把天下授予他们，也不是轻易地给予文王、武王的。你们各方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因此感到释然吗？

译如今我怎敢多言告诫？我只是大大地宽宥你们四方百姓的生命。

说如今我怎敢如此？多言告诫我只是大大地宽宥你们四方百姓的生命，列举宽恕过错的恩德，而要求他们迁善改过的实际行动。

你们怎不在你们四方百姓中诚信宽厚？你们怎不夹辅介助我周王享有上天的使命？如今你们还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怎不顺从我王室，各守你们的法度，以光大上天的使命呢？夹，夹辅；介，宾介的介。你们怎不在你们四方百姓中诚信宽厚呢？你们怎不夹辅介助我周王享有上天的使命呢？你们的叛乱，依据法律定罪，那么填平你们的住宅，没收你们的田地是可以的。如今你们还能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怎不顺从我王室，各守你们的法度，以光大上天的使命呢？这三节是责备你们为何不这样做【吕氏说：教导以诚信宽厚，只有欺诈所以紧迫，只有诚信所以宽裕。陈氏大猷说：治理我周王，如同治理使用他的君主的治理，指治理君主的事务】

你们却屡次蹈行不安分，你们的心不知自爱。你们却不大大地安守上天的使命，你们却轻率地播散上天的使命。你们却自作不法，图谋在正直的人那里获得诚信。

你们却屡次蹈行不安分，自取灭亡。你们的心难道不知道如何自爱吗？你们难道大大不安守上天的使命吗？你们难道轻率地抛弃上天的使命吗？你们难道自作不法，想要图谋在正直的人那里获得信任，认为理所当然吗？这四节是责备你们不可这样做【陈氏大猷说：自作不法，扰乱纲常之事，苟且想要别人相信以为正直，大概四国跟随殷商以求复兴，自以为正义】

我只是适时地教告他们，我只是适时地战要囚禁他们，到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还有不听从的，我降下你们的命运，我就大大地惩罚诛杀他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

我只是适时地教告而教诲谕示他们，我只是适时地警戒恐惧而要囚禁他们。如今到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了。你们不听从我的宽宥，你们的命运却仍然习惯于叛乱反复，我就大大地惩罚诛杀他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作凶逆，以招致罪过罢了【孔氏说：教告之谓，用文诰讯问；战要谓诛其祸乱，执其朋党。再谓三监淮夷叛，三谓王即政又叛，说屡次蹈行不安分的事】

王说：“唉！谋划告诫你们有方多士和殷多士，如今你们奔走臣服于我监，已经五年了。”

监，是监守洛邑迁民的人。如同诸侯的分民，有君主的道义。所以称为臣，我监。说商士迁到洛邑，奔走臣服。我监守到现在五年了，不说年而说祀，是因为商俗而言。又按成周建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继叛，事都相因，才一二年罢了。如今说五祀，那么商民之迁固在作洛之前了，尤为明验。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你们无不能够守法。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为名。胥伯小大众多之正，大概殷多士授职于洛，共同长治理迁民的人。他们奔走臣服我监，也很久了。应当相体悉竭力其职，无或反侧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你们只有和顺吗？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只有和顺吗？你们的邑能明，你们只有能勤你们的事业。

心不安静，则身不和顺了。身不安静，则家不和顺了。说“你们只有和顺吗”者，所以劝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后能协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爱，粲然有文以相接。你们的邑能明，始为不负其职，而可谓能勤你们的事业了。前既戒以“无不守法”，故以“能勤你们的事业”期之也。

你们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你们的位，能阅于你们的邑，谋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顽民诚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你们多士庶几不至畏忌。顽民凶德，亦则以穆穆和敬端处你们的位，以潜消其悍逆悖戾之气。又能简阅你们邑之贤者，以谋其助，则民之顽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诱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恶，其转移感动之机，微矣哉！

你们乃自这时洛邑，尚永力耕你们的田。天惟畀矜你们，我有周惟其大介赉你们。迪简在王庭，尚你们的事业有服在大僚。

你们乃自这时洛邑庶几可以保其有业？力耕你们的田，天亦将畀予矜怜于你们。我有周亦将大介助赉锡于你们，启迪简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几勉你们的事业？有服在大僚，不难至也。多士篇：“商民尝以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为言，故此因以劝厉之也【新安陈氏说：你们能和身及家，以及你们的邑，则你们邑之教化能修明，你们方为能勤你们的事业了。又告以和之之道，你们庶几宽绰其心，不忌嫉凶德者，亦则以和敬居你们的位。盖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能简阅你们邑聚贤，以谋自介助。和敬尽于己，而介助资于人，庶凶德化而人和治矣。你们果能此，庶几自此洛邑长保田禄，岂惟此哉？天亦惟畀矜你们，岂惟天哉】

译上天也大大地帮助并赏赐你们。所谓“大介”，是像辅佐贤德那样；所谓“大赉”，是像赐予土地那样，而且将从此在洛邑担任胥、伯、正等职，并被选拔任用，进入王朝任职。又有尊重崇尚你们职事的人，而且将因有事务而升任为朝廷的大官。这就是所谓的大介大赉。大概是在迁徙殷商百姓时，就地选拔其中的豪杰俊才担任胥、伯、正等职，共同长久地治理他们，这是利用他们向来熟悉的事物，是安抚安置新百姓的重要方法，所以现在特别劝勉激励他们，使他们成为殷商土地和百姓的表率，从而达到太平和谐。吕氏说：《多士》篇中，商朝百姓怨恨周朝说：“夏朝时，被选拔任用，在王庭任职，在百官中服役”，我一人只听从任用有德行的人，所以我才敢在商都寻求你们，我只是率领你们，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就用大义来裁断。这难道是把“被选拔任用，在王庭任职，尊重你们的职事，在百官中服役”当作勤勉吗？爵位是上面所命定的，不是下面可以谋求的。从他们怨恨的角度去许诺，是姑息纵容的政治。用喜好和厌恶来劝勉他们，是磨砺激励的手段。这是周公驾驭商朝士人的开合大用啊】

译周王说：“唉！各位士人，你们如果不能互相劝勉、真诚地奉行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享有上天的福佑。凡是百姓都会说‘不能享有福佑’，你们却放纵逸乐、行为偏邪，大大违背王的命令，那就是你们自己招致上天的威严。我将执行上天的惩罚，使你们流离失所，远离你们的故土。”

诰辞将要结束时，周王叹息着说：“你们这些士人如果不能互相劝勉、信任我的诰命，也就不能享有上天的福佑。凡是你们的百姓，也会说：‘上天不必再享用了。’你们于是放纵逸乐、行为偏邪，大大违背我的命令，那就是你们这些士人自取上天的威严。我将执行上天的惩罚，使你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让你们远离你们的故土。你们即使想安居自己的住宅，耕种自己的田地，还能得到吗？”多方疑当作“多士”，上一章已经用恩惠劝勉他们，这一章就用威严督促他们。商朝的百姓不仅有所仰慕而不敢违越，而且有所畏惧而不敢违越了【王氏说：上一章告诫他们要继承和奉行，这一章告诫他们要畏惧威严】

周王说：“我并不是要多次告诫，我只是恭敬地告诫你们天命。”

我难道是这样多话吗？我只是恭敬地告诫你们上文劝勉的天命而已【陈氏经说：我难道想要多言来告诫？只是恭敬地告诫你们天命而已。不知道天命是商朝百姓的祸根，所以这一篇讲天命特别详细。张氏说：提到天的地方大概有二十处，提到帝的地方有三处】

又说：“这正是你们的开始，如果不能恭敬地保持和谐，那就不要怨恨我。”

与他们重新开始，所以说这是你们的开始。你们百姓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能恭敬地保持和谐，仍然乖张混乱，那就自取诛戮，不要怨恨我了。开导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周朝忠厚的意思，在这一篇尤其明显。吕氏说：“又说”这两个字，用来形容周公对百姓的深切关怀，会议已经结束却还有余情，诰辞已经终结却还有余语，顾盼的神采，仍然鲜明地流露在简册上【吕氏说：“这是你们改过向善的一个新开始。大概殷商百姓与纣王同流合污，武王战胜纣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能顺从而跟随三监叛乱，那就失去了这个开始。迁都洛邑，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再次不能顺从而屡次引导不安定，那就又失去了这个开始。现在从灭奄归来，又对多方发布诰命，反复叮咛，晓谕他们这是新的开始，过去的过错一概洗刷，现在的善行应当共同革新，难道不是又一个新的开始吗？如果又失去这个开始，不能恭敬地使百姓归于和谐，那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只说‘那就不要怨恨我’，而自取诛戮的意思，隐含在不言之中，周朝的忠厚，是多么至极啊】

立政

吴氏说：这本书告诫成王任用贤才的道理，而其深意又在于告诫成王专门选择百官有司的首领，比如所说的常伯、常任、准人等。大概古代外部的诸侯，一个卿已经由君主任命；内部的卿大夫，也自己选择他们的下属，比如周公任命蔡仲为卿士，伯冏谨慎选择他的僚属之类。首领既然贤能，那么他所举荐任用的就没有不贤能的了。葛氏说：这是诰辞的体裁，今文、古文都有【吕氏说：无逸、立政两篇互为经纬，用无逸的心来阐明立政的体制，君道就完备了。自立政之后，周公不再有书信向王进献忠诚，这是绝笔之作。为治的源流，固然达到了极致，而反复申述的意思，忠爱笃厚的诚意，深长远大的忧虑，学者应当在言外体会。新安陈氏说：这一篇以任用三宅作为立政用人的纲领，立政二字每段多提及，所以用这个命名。孟子说：人不足以与之相处，政不足以与之干预，只有大人才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无逸，是周公纠正君心的书；立政，是周公谈论用人为政的书。忠爱恳切，体用都具备了】

周公似乎说：“拜手稽首，告诫继承天子位的大王了。全都告诫大王说：大王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音奔】周公说：‘唉！美好啊，这些官职，知道忧虑体恤的人很少啊！’”

这一篇是周公所作，而记录它的是周朝的史官。所以称似乎说：“说周公率领群臣进言告诫大王，赞颂说：‘拜手稽首告诫继承天子位的大王了。’群臣全都进言告诫说：‘大王左右的臣子，有牧养百姓的首领叫常伯；有担任事务的公卿，叫常任；有守法的有司，叫准人。这三事之外，掌管服器的人，叫缀衣；执掌射御的人，叫虎贲。都是任用时所应当谨慎的。’周公于是叹息说：‘美好啊，这些官职，知道忧虑体恤的人很少啊。’说五等官职的美好，而知道忧虑得到合适人才的人很少。吴氏说：‘缀衣、虎贲，是近臣的首领。’葛氏说：‘缀衣，是周礼司服之类；虎贲，是周礼的虎贲氏【唐孔氏说：‘周公既拜手稽首，然后发言。还自称拜手稽首，表示重视这件事，希望君主接受他的话。如召诰说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是召公自称，与此相同。’陈氏大猷说：‘继承天子位，现在临政天下。这是大王刚即位的时候，以前年幼，都依赖周公，所以这样警示他，用尽心意来告诫大王。’林氏说：‘下文宅乃牧，就是常伯，这里称为伯，下面称为牧，以伯为牧养百姓的首领。而说左右，是因为牧伯兼公卿。三宅固然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然而进见有

译当时，虎贲、缀衣这类人，早晚与君王相处，最为亲近且关系密切，如果任用的人不当，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在内部受到蒙蔽，大臣即使贤能，又能施展什么力量呢？”吕氏说：“常伯等人就是三宅，三代典籍中其他地方没有见到，大概是公卿辅相的别称吧。官职有别名，比如相称为阿衡、保衡，三卿称为圻父、农父、宏父，这也是三代辅政大臣的别名罢了。缀衣、虎贲，只是在侍御仆从中间错举二者，以显示其余的人罢了。职位重要的有托付安危的责任，职位亲近的有习染改变的影响，它们关系到天下的根本是一样的。能够休美嘉善这几项职位，知道忧虑体恤并审慎选择的人很少。先说休美这些职位，接着说知道忧虑体恤，必定知道设置官职的美好意图，然后才深深地为此忧虑体恤。三宅、左右大臣、缀衣、虎贲、左右小臣，职位有大有小，而治理国家、安定济世、熏陶涵养都依赖他们。知道他们的美好而加以忧虑，大概就不会让不合适的人担任这些职位了。”新安陈氏说：“常任就是宅事所掌管的职责，必定广泛，凡是担任事务的大臣。常伯就是宅牧，主管牧养的大臣。准人就是宅准，主管平正法度的人。又查考虞朝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都在邦国之中。大概必定有在朝廷的大臣来统领他们。比如虞朝四岳统领十二牧，周六卿倡导九牧建立政事。所谓常伯宅牧，必定是掌管牧养而在朝廷统领牧伯的人吧？”陈氏雅言说：“周公谈论建立政事的道理，以得到人才为根本，因此统率群臣，将要对君王进言，而先以拜手稽首来赞美，以竭尽事奉君王的礼节。又称呼嗣天子王，以尊崇他作为君主的名称，以此来开启进言的开端。群臣于是都告诫君王，说君王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应当谨慎，缀衣、虎贲应当选择，以此来表达他们告谏君王的学说。周公于是又叹息而言，说这五项职位虽然美好，但自古以来知道忧虑体恤的人很少，以此来申明他陈述成义的道理。”临川吴氏说：“伯，是统领百姓的人。文武时期，召公担任伯，而在外宣扬教化，这是他的职责。任，是担任事务的人。文武时期，周公担任宰，而”

译兼管朝中政务，本是他们的职责。准人是掌管法度的官员，刑法应当像水准仪一样公平，所以称为准人。缀衣是掌管帷帐的，如同幕人掌管位次之类。虎贲是保卫君王的，如同虎贲氏、旅贲氏之类。周公率领群臣向君王进献告诫，并赞导说：“拜手稽首，向继位的天子君王进言了。”群臣都进献告诫，说：“君王左右的臣子，有治理百姓的，有承担事务的，有平正法度的，有留守而张设安排的，有出行而防卫保卫的，都不可不谨慎地选拔人选。”周公不等他们的话在君王面前说完，就感叹说，能以五官不得合适人选为忧患的人，太少了啊。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音俞】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胡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徳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

古时践行此道的人，只有夏朝的君主，在王室强盛之时，寻求贤才以作为侍奉上天的实质。迪知，是切实知晓而非苟且知晓。忱恂，是诚信而非轻信。说夏朝的臣子，切实知晓并诚信于九德的品行，才敢告诫教导他们的君主说：“拜手稽首，君主啊。”这是表达敬意以尊崇其君主的名称。说：“安置你的事务，安置你的牧守，安置你的准人，这才算是君主。”这是陈述其作为君主的实质。兹，是这。意思是这样然后才能成为君主。即皋陶与禹谈论九德之事，谋面，是谋划人的面貌。意思是如果不切实知晓并诚信于九德的品行，而只凭面貌谋划，用来作为大顺于德的标准，然后安置任用他们。这样那么三宅的人，哪里还会有贤者呢？苏氏说：“事就是前面所说的常任，牧就是前面所说的常伯，准就是前面所说的准人。”一篇之中，所论述的安置贤才，参差不齐，但大要不超出这三者，其余都是小臣百官。吴氏说：“古时凡是用善言开导人，都称为教，不一定只有上级教导下级才称为教。”林氏说：“只有禹以呼唤贤才为心，所以他的臣子也以推荐贤才为务。”陈氏大猷说：“宅，是居处而安定的意思，如果才德不匹配，或者委任不笃实，都不是安置。”吕氏说：“自从皋陶以九德告知禹，夏后世代遵守作为知人的法则。正值夏朝兴盛时，任用三宅的人如此，等到其衰败时，甚至到了没有义民的地步，意思是所任用的都是不义之人，没有一个君子。兹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不是其他职位，尚且没有义民，那么其他职位可想而知。”新安陈氏说：“周公既然感叹懂得忧患的人少，便历举古时懂得忧患的人来告知君王，夏后、商汤、文王、武王都懂得忧患这些，依次陈述。无竞维人，人中的俊才，是上天生下来留给国家的。九德的品行，即皋陶谟所说的行有九德，从宽栗到强义的德行之见于躬行的。俊不仅仅是才，俊必有德，如所谓以克俊有德，皋陶也说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曾将俊与德分为两件事。”陈氏雅言说：“夏朝的君主，确实能践行此用贤之道，不以国家盛治为满足，只以贤才应当呼唤为未至，其侍奉上天的道理达到了极致。夏朝的臣子，确实能有这九德的品行，所以不只表达敬意以尊崇其君主的名称，而且陈述其作为君主的实质，其侍奉君主的道理得着了。夏朝的君臣各尽其道，这是立政的要领。以上迪字与下迪知忱恂作对说，吕氏谓周公之戒成王，自缀衣、虎贲之外，其礼其辞与夏略同。那么以图任三宅为人君之职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亲近之职，使人君不敢轻者，周公养源之精意也】

桀，徳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徳，罔后。

夏桀恶德不兴，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用的却是只有暴德之人，所以桀因此丧亡没有后代。吕氏说：并非人才果然异于往日，桀的恶德不兴，往日先王的任用而已，往日只任用俊德，效验见于王室强盛；桀只任用暴德，效验见于断绝后代。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汤陟丕厘【音嫠】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徳。

亦越，是承接前文的词。耿，光也。汤自七十里升为天子，典礼命讨，昭著于天下，所谓陟丕厘，是上帝的光明之命。三宅，指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位者三；俊，指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者。克即，是说汤所用的三宅，实能就其位而不旷其职；所称三俊，实能就其德而不浮其名。三俊的说法，谓他日次补三宅者，详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储养待用，或如说者所云也。严惟丕式，是严思而大效法。汤于三宅、三俊，严思而大效法之，故能尽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职，俊者得以

译彰显他们的才能，使贤能智慧与平庸之人皆能奋发，达到极致的治理境界。在商邑之内，用以协调其邑中事务，近处的人加以考察，详尽了解其情状，这并不容易与齐畿甸的协调相比，这是纯粹达到了极致。在四方之地，用以盛大展现德行，远处的人也能受到恩泽，这并不容易普遍观览，效法其相同之处，这是广大达到了极致。既纯粹又广大，治理之道就没有剩余的深意了。所谓“邑”和“四方”，不过是分别就其远近而言罢了。

译唉！商纣王崇尚强暴，任用那些施行刑罚、残暴无德的人，让他们与自己共同治理国家；又让那些习惯于安逸享乐、德行败坏的人，参与国家的政事。上帝恭敬地降下惩罚，于是让我周朝取代夏朝，承受商朝所受的天命，全面地统治万民。

“羞刑”，是进用施行刑戮的人；“庶习”，是聚集各种丑恶的人。意思是说，纣王德行强暴，与他共同治理国家的，只有那些崇尚刑罚、残暴无德的诸侯；与他共同处理政务的，只有那些习惯于安逸、德行败坏的臣下。上帝恭敬地降下惩罚，于是让我周朝拥有这些华夏之地，沿用商朝所受的天命来全面统治万民。所谓“甸”，就是像井田制那样划分土地，像什伍制那样编组民众。

还有文王、武王，能够真正了解“三宅”官员的内心，明察“三俊”人才的内心，以此来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百姓的长官和方伯。

“三宅”、“三俊”，文王武王能够真正了解、明察，都说是“心”，这就是所说的真诚信任，而不是仅仅看表面。对于已经授予职位的“三宅”，所以说“能够了解”；对于尚未任用的“三俊”，所以说“明察”。凭借这种态度恭敬地侍奉上帝，那么对上天的职责就修备了，上面有所承接；凭借这种态度设立百姓的长官和方伯，那么体制就确立了，下面有所寄托。君主处在天地之间，而俯仰无愧，就是依靠这个。夏朝尊崇上帝，商朝大力治理，周朝恭敬侍奉，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长伯”就像《王制》所说的“五国为一属，属有长伯”，以及“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有伯”那样。

设立官职，任用人员，以“牧”和“作”来担任“三事”。

“言”，是文王武王设立官职时，属于“三宅”的官员。“任人”，是常任的官员。“准夫”，是准人的官员。“牧”，是常伯的官员。从职务来说，所以称为“事”。

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携仆、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

这些是侍奉御用的官员。趣马是掌管马匹的官员，小尹是小官的长官，携仆是携带仆从驾车的人，百司如司裘、司服等，庶府如内府、大府等。

大都的长官、小都的长官，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这些是都邑的官员。大都的长官和小都的长官，是指大都的伯和小都的伯。大都只说“都”，不说“伯”；小伯只说“伯”，不说“都”，这是互文见义。“艺人”，是卜祝、巫医、工匠等，凭借技艺侍奉君主的人。“表臣”、“百司”，“表”是外部的意思。“表”与“裹”相对，上文的“百司”，大概是内部的百司，如内府、内司服等，称为“裹臣”。这里的“百司”，大概是外部的百司，如外府、外司服等，称为“表臣”。“太史”，是史官。“尹伯”，是有司的长官，如庖人、内饔、膳夫等，就是这些尹的长官。钟师管理钟，磬师管理磬，大师管理音乐，就是这些尹的长官。凡是所说的官吏，没有不在内外百司之中的，至于特别列出名字的，都有深意。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因为扈卫亲近而被列出；庶府因为冗杂低贱容易被忽视而被列出；艺人担心他们可能兴起淫巧机诈来动摇君主的心而被列出；太史因为奉行忌讳恶言，公正地评判天下后世的对错而被列出；尹伯因为大小相互维系，关系到体制而被列出。至于大都小伯，则分管郊畿地区，不列入百司的数目之中。既然详细列举了文王武王的众多职官，最后总结说：“庶常吉士”，“庶”是众多的意思。意思是说，在文王武王的朝廷上，没有不是常德吉士的人。

译掌管拿着简册记录，供奉避讳与厌恶之事，注解说：避讳是先生之名，厌恶是忌日，例如子日和卯日。

译司徒、司马、司空、亚、旅，这些是诸侯国的官员。司徒主管国家的教化，司马主管国家的政务，司空主管国家的土地。其余内容参见《牧誓》中关于诸侯官员的论述，没有不得当的人选。诸侯国的官员中，唯独列举这几位，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名位与天子的官职相通吧？【疑问：司徒、司马、司空、亚、旅，不知为何排在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吕氏认为这是诸侯的官员，不知是否正确？朱熹说：“这是指三官的副职及其属员。亚，指小司徒的属员；旅，即下士。”见《周礼·序官》】

夷、微、卢、烝、三亳、阪尹，这些是天子派驻在诸侯和四方夷狄地区的监官。微、卢见于经文，亳见于史书。三亳：蒙地是北亳，谷熟是南亳，偃师是西亳。烝，有人认为是众，有人认为是夷，阪尹的名称尚未详考。古代在险要之地、边疆防守之处，有时不封给诸侯，而是派天子的官员去治理，交错分布在五服之间，这就叫做尹地。史志记载天子官员治理的地方不止一处，这里只是列举其中重要的罢了。从诸侯的三卿以下，只列出官名而没有其他话语，是承接上文“庶常吉士”的文意，由内而外展现。那么，上自王朝内部，到都邑，再到外部的诸侯，远至夷狄，没有不任用合适的人担任官职的，使得政事如此兴盛啊！【王氏说：这一篇屡次提到三宅，但先后顺序不同，是因为在任用官员时都应当谨慎，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陈氏说：伯是举其长官，亚旅是举其属员，互相配合。以上详细论述了文王武王用人之道，凡是大小、内外、远近都各自得到了合适的人。君子用心长久就是吉士，小人用心不长久就是凶人，彰显其恒常之心，吉祥啊？也是这个意思。夷、微、卢、烝是四个国家。三亳是商朝故地，分为三部分。就像后世的三楚、三吴，在险要之地都设立官员来统领，所以称为尹。是说这四个国家、三亳以及险要之地都有尹官。文王武王凭借一人的聪明，怎能周知内外、远近、大小之臣呢？三宅的大臣，是君主亲近的人，选择他们下面的大小官员，又各自委托给三宅。高宗说：“只与你的僚属一起。”穆王也说：“谨慎选拔你的僚属。”都是这样的。新安陈氏说：文王武王建立政治的根本，在于用人，依据牧养三宅的原则，来确立三宅的职责罢了。百司庶府以上，这是内部的百官，所谓里臣。表臣，百司以下，这是外部的百官，所谓表臣。以下的外臣对应上面的里臣。文王武王时代得人的盛况如此，推究其本源，是因为他们知道建立政治的纲领，任用的三宅，三宅得到了合适的人，所以内外众多职位都得到了合适的人。下文于是再次以三宅交错论述】

文王能够把握三宅之心，于是能够确立这些常任的官员和牧养百姓的人，从而能够选拔有德行的人。文王能够把握三宅之心，能，就是能够。知道得透彻，信任得笃实，叫做能，所以能够确立这些常任的常伯，从而能够选拔有德行的人。不提及准人，是因为上一章已经论述了文王用人，并且重申了能够知晓三有宅心的说法，所以略去了【朱熹说：文王能够把握三宅之心，人们都把宅心理解为处心，这是不对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三有宅心。如果是处心，就会说克宅厥心。西山真氏说：不说克宅厥心，而说克厥宅心，就像《皋陶谟》不说慎修厥身，而说慎厥身修。新安陈氏说：把宅心理解为三宅之心，与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为一种说法。临川吴氏说：只有能够把握自己的心，所以才能在官职上得到合适的人。三个克字都说文王能够。陈氏《雅言》说：天下的贤才固然没有比获得其任用更难的，更没有比尽其任用更难的。任用而不能尽其用，还等于没有任用。因此文王对于三宅，说能够选拔有德行的人，大概才德虽然是常任官员和牧养百姓的人所固有的，但是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才德作用的，实际上是由于文王能够把握三宅之心所导致的。克厥宅心，就是知道得透彻，信任得笃实，文王的心与三宅的心契合无间，没有丝毫彼此之分，所以能够确立这些常任官员和牧养百姓的人，而那些有才有德的人无不竭尽其蕴藏，不敢隐瞒自己的贤能，这难道是常任官员和牧养百姓的人自己能够做到的吗？都是因为文王能够把握而后才能做到的】

文王不兼管庶言、庶狱、庶慎。只有对主管官员和牧养百姓的人进行训诫，任用顺从命令的人，摒弃违背命令的人。

庶言是号令，庶狱是狱讼，庶慎是国家的禁戒储备。有司是有职掌的主管者，牧夫是牧养百姓的人。文王不敢向下侵扰各种职事，只对主管官员和牧养百姓的人进行训诫，任用顺从命令的人，摒弃违背命令的人罢了。汉孔氏说：在求才上辛劳，在任贤上安逸。

对于庶狱和庶慎，文王不敢过问这些。

上文说不兼管，还只是知道，只是不兼管其事罢了。到这里说不敢过问，就好像未曾知道有这些事，大概是信任更加专一了。上文提到庶言，这里没有提及，是因为号令出自君主，有不应当不知道的缘故。吕氏说：不说罔知于兹，而说罔敢知于兹，只说罔知，那就是庄周、老子的无为了。只有说罔敢知，然后才能看出文王敬畏思不出位的意思，毫厘之间的差别，学者应当精细考察【王氏说：君道以择人为职，上面必须无为而利用天下，下面必须有为而被天下所用，这是君臣的区别。新安陈氏说：文

译周文王任用“三宅”来选拔人才，便做到委任职责、责求成效，不再侵夺下属的职权，只是加重对担任牧夫职务的官吏的训诫，考察他们是否服从命令罢了。牧夫就是宅牧这一类属官，上文只提到常事由司牧人负责，而没有提到准人。庶狱正是准人负责的事务。这一篇论述三宅，有的全面提及，有的只列举其中两项，有的只列举其中一项，是交错涉及而已。陈氏在《雅言》中说：庶言、庶狱、庶慎，文王在这三件事上无一亲自兼管，只是对于有司和牧夫是否服从命令进行训诫罢了。有司和牧夫就是负责庶言、庶慎的人。训诫他们服从命令，那么事情可以不询问而自行处理；训诫他们不服从命令，那么事情可以不严厉而自行整治。文王岂会琐碎地在这三件事上亲自干预，从而侵夺众人的职权呢？只是让有司去治理罢了。有司治理庶狱、庶言、庶慎的事务，而我则治理有司治理不好的部分。对于这三件事固然不亲自兼管，而对于庶狱、庶慎又不敢过问。不亲自兼管，是委任到了极点，不敢亲身参与其事；不敢过问，是敬畏到了极点，不敢用心思参与其事。一般人任用人才，或许能做到不亲身参与其事，却不能不用心去思虑其事。文王却不是这样，应当知道的，如果不得不知，就仅仅是不亲自兼管罢了；不应当知道的，不仅不亲自兼管，甚至不敢过问。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庶言、庶慎、庶狱说“不亲自兼管”，而对于“不敢过问”只涉及庶狱、庶慎这两项的原因。大概命令由有司奉行，君主虽然不能亲自兼管，但枢机由一人发出，君主岂能有所不知呢？评论者认为，圣人的道理，就像自然一样，天无所作为而岁功成就，是因为四时作为辅佐、五行作为官吏分担了气运。圣人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是因为百官分工治理、众贤共同管理，代替了君主的职责。知道了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也就知道了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的道理了。

译于是武王遵循文王安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那些有义德的人；遵循文王的谋略，顺从那些有容德的人，从而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率”是遵循的意思，“敉功”是安定天下的功业。“义德”指有义德的人，“容德”指有容德的人。大概义德之人，有拨乱反正的才能；容德之人，有宽厚乐善的度量，都是德行成就的人。周公在上文中说，武王遵循文王的功业，而不敢废弃他所任用的义德之人；遵循文王的谋略，而不敢违背他所顺从的容德之士。意思就像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些人，用来辅佐成就王业的，文王在前任用他们，武王在后继续任用他们。所以周公在《君奭》篇中说五位大臣能够显扬文王，承受殷商的天命，武王只有这四位大臣还享有禄位，正是顺着这里叙述文武用人来说的，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唉！年轻人，你已经是天子了！从今以后，我们在设立官职、任命事务、选拔法官和牧官时，我们应当能够明察他们内心所顺从的，然后才大力委任他们，让他们治理辅佐我们所承受的人民，调和均平各种诉讼和谨慎处理的事务，这时候就不要让小人从中离间。

“我”是指天子而言。“若”是顺从的意思。周公既然追溯了文武基业的伟大，叹息着说：年轻人如今已经做天子了，从此以后，天子在设立官职、任命事务，以及法官、牧官的任用上，应当能够明察他们内心所顺从的。顺从，就是内心安适的地方。孔子说：观察他内心安适的地方，人怎么能隐藏呢！观察他所顺从的，是了解人的关键。既然明察了他内心所顺从的，确实正直而没有二心，然后推心置腹地大力委任他，让他舒展才能来治理辅佐所承受的人民，调和均平诉讼和谨慎处理的事务，又告诫他们不要让小人从中离间，使得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地治理，这是任用人的关键。人民称为“受”，是说人民是承受于上天，承受于祖宗，并不是成王自己所固有的。

从每一句话、每一句话之间，我则始终思虑。只有那些德行成就的杰出人才，用来治理我们所承受的人民。

“末”是终的意思，“惟思”是思虑。从每一句话、每一句话之间，我则始终思虑。

译思念那些德行美好的士人，来治理我所领受的百姓，而不敢片刻忘记。【王氏说：一话言，指一件事的始终，只是一言一句罢了。新安陈氏说：相，是接受治理百姓的责任；和庶狱，是调和各类诉讼、确立准则的责任；和庶，是调和各类应当谨慎处理的事务的责任。三宅都完备了，话言就是关键枢纽的发动。委任三宅，希望不要让小人从中干扰。如果有一句话、一件事的开端和终结不专由君子主导，那么小人就会趁虚而入了。这是周公告诫周王关于委任三宅要专一、周密的法则】

译唉！我旦已经接受了美好的教诲，全都告诉年幼的成王了。从今以后，成王、康王等文子文孙们，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时出现差错，要谨慎地依靠公正的官员来治理。

从前所说的禹、汤、文、武任用人才的事情，没有不是至善至美的言论。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都已经全部告诉年幼的成王了。所谓文子、文孙，是指成王、武王是文王的儿子，文王是文王的孙子。成王时期，法度彰明，礼乐显著，守成崇尚文治，所以称为“文”。误，就是失误；有所兼，有所知，不交给主管官员，而是由自己造成失误。正，就像《康诰》中所说的“正人”以及“宫正”“酒正”中的“正”，指的是在职的官员，不让自己在审理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事务上出错，只依靠在职的官员来治理，下文说不要误于各种案件，只有主管官员的牧夫，就是这个意思。

自古以来，商人以及我们周文王，在设立官职、任命官员、任用牧夫和准人时，能够安置他们，能够推究考察他们，这才使得他们能够治理好国家。

自古以来，商人以及我们周文王，在设立官职时，运用三宅的原则，能够安置他们，是指能够选拔贤能的人担任他们的职务；能够推究考察他们，是指能够详细推究他们的言行，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既然能够安置他们的才能以安定他们的职务，又能够推究他们的才能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就是他们能够治理好国家的原因吧？【陈氏说：绎如同抽丝，意思是穷尽他们的头绪，能够安置任用他们，这是知人之明；又详细推究他们的行为，考察他们的成就，就像尧询问事情考察言语，舜明察试用考察政绩一样。吕氏说：由绎，是由外而内推究，由言语推究内心，由才能推究品德，由一时的表现推究长久的坚持，推究的方法不止一端就足够了。能够安置他们，则人与职位相称；能够推究考察他们，则外表与内心相符，审查像这样，然后让他们治理，既然让他们治理，就完全委托给他们了。陈氏《雅言》说：三宅的官员，是百官有司的长官，选择不审慎，就会把正直当作邪恶，把不肖当作贤能，固然不足以得到贤才的效用；使用不尽，则礼貌或许衰退，意见或许不同，又怎么足以充分发挥贤才的效用呢？所以能够安置他们，是以心相照，这是知人之明；能够推究考察他们，是以心相交，这是待人之诚。开始能明于知人，最终能诚于待人，人即使想隐藏自己，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乃”，意思是必须像这样然后才能得其心；说“俾”，意思是下级的治理是由于上级的驱使。《立政》一篇的要旨，都是说君主用人，应当在开始时选择，在结束时善用】

国家如果没有设立官职，却任用奸邪小人，不遵循道德，这些人就不能光显地存在于他们的时代。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邪小人，要任用吉祥的贤士，让他们努力辅佐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设立官职却任用奸邪小人的，小人被称为奸邪，是形容他们沾沾自喜、便巧捷疾的样子。奸邪小人不顺从道德，因此不能光显地存在于他们的时代。君王应当从今以后设立官职，不要任用奸邪小人，要任用有常吉的贤士，让他们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吕氏说：君子属阳类，任用他们则国家升于明昌；小人属阴类，任用他们则国家降于昏暗。阴阳升降，也各自跟随其类。【张氏说：奸邪小人，是倾巧辩给的人，欺诈足以掩饰过错，言语足以拒绝劝谏，取悦他们的心就赞誉桀纣为尧舜，失去他们的意就诬蔑伯夷为盗跖。陈氏大猷说：奸邪小人矫饰以为道德，但这并非他们内心所顺从，与丕训厥若正好相反。吕氏说：君主只以辨别君子小人为职责，国家的兴亡，常常由此决定。这篇文章反复在君子小人之间，有深意啊。文武有众多常吉的贤士，召公又希望君王只任用吉士。召公的诗歌，王多吉士，也说了两次。穆王任命伯冏，吉士还在口中。这就是周家父祖所传，师保所训，子孙所守，只在于吉士。一代的治体，可以知道了。奸邪小人，是说与士相反的人，是周家法度所严厉厌恶排斥的】

现在成王、康王等文子文孙，以及年幼的成王，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时出现差错。只有主管官员的牧夫，开始说调和我的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事务。那时不要有间隔，接着说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事务上出错。只有公正的官员才能治理。到这里只说：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上出错，只有主管官员的牧夫。大概刑罚是天下的大事，提起这重大的事情单独举出，让成王尤其知道刑狱的可畏，必须专任主管官员牧夫的职责，而不可以由自己造成失误。【吕氏说：开始说各种言论、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事务，接着去掉一个，只说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事务，又去掉一个，只说各种案件。大概提起最重大的，单独举出案件。为什么案件特别重大呢？民命所系，也是国命所系。引导善气，祈求上天永命，在于案件。并告无辜，无世在下，也在于案件。适宜周公单独说而单独告诫。蔡氏元度说：以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事务对各种言论，则案件、谨慎事务更重，所以不及各种言论。以各种案件对各种谨慎事务，则各种案件更重，所以不及各种谨慎事务。唐孔氏说：说各种案件，想要重视刑罚；说主管官员牧夫，想要谨慎选用官员。王氏说：案件，是政治的终结；牧，是官员的长官。政治举其终结，官员举其长官，则没有不举的了】

能够整顿你的军队，以登上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瞻仰文王的辉煌光芒，以发扬武王的伟大功业。

整顿

译治，是整治你的戎服兵器。陟，是升的意思。禹迹，是禹所征服的旧迹。方，是四方。海表，是四方边远之地。这是说，德威所及之处，没有不臣服的。觐，是显现。耿，是光明的德行。大，是伟大的功业。在文王那里称德，在武王那里称业，是各自根据其最盛行的方面来称呼的。吕氏说：兵刑是大事，所以既然说了庶狱，接着就告诫要整治军队。有人说：周公的训诫，考察其本意，难道不会开启后世好大喜功的祸患吗？回答说：周公关于整治军队的训诫，是紧接着“不要误判庶狱”之后说的，在牢狱之间，尚且担心一次刑罚的误判，何况是六师万众的性命，怎么敢不审慎而轻率地发动战争呢？推扩那不要误判庶狱的用心，来奉行克诘戎兵的告诫，必定不是不得已不停止而轻易使用民命的人。林氏说：呼唤文子文孙，是说以文治来守成，以整治军队来保持武备，那么武备不可松懈。吕氏说：周公不是教君王用兵，是担心他安逸享乐而让他自我奋发，就像《易经》谦卦所说“利于侵伐”，也是在谦抑之中有自强的意思。这次行动，大概是振奋士气而不使其懈怠，统领民众而不使其抵触，摧抑奸邪而不使其觊觎，这是保全治世的良策。古人整治军队是为了消除战争，后世销毁兵器却是为了招致战争。陈氏大猷说：耿也是光的意思，耿光是光明显著。陈氏雅言说：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正是祸患产生的根源，如果安于逸乐，畏惧自强，那么懈怠之气因此更加盛行，抵触的民众因此难以教化，觊觎的奸邪因此可能产生，这怎么能匡正王室而壮大天威呢？这怎么能继承先王的志向事迹，而承受祖宗托付给我的家国重任呢？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让他整治戎服兵器，以登上禹的足迹，使德威行于天下，到达四海之外，土地所到之处，都是德威所到之处，德威所到之处，没有敢不服从的。像这样，文王的耿光能够显现得更加显著，武王的大烈能够发扬得更加昭著，这不仅无愧于先王，也不辜负先王了。先王可以说能够继承前代的休美，后王可以说能够继承先王的志向，叙述先王的事迹。周公以此告诫成王，将不要误判庶狱的防范推广并及于此，这固然不是后世那些引导君主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人所能比拟的。

译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建立政事，一定要能够任用那些有常德的人。

这是连周朝后来的君王一起告诫他们。常人，就是有常德的人。皋陶说：“彰显那些有常德的人，吉祥啊！”常人与吉士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吕氏说：常人对于国家，就像吃他们的谷粟，穿他们的布帛，虽然没有奇特的味道和花纹，但是活着的人日常使用而不能一天更换。然而他们往往厚重迟缓、质朴木讷，不能与那些有小聪明、新近进用的人在口舌之间争胜，所以世俗的君主在取舍上被迷惑，从而治乱分野。这大概就是周公叹息并深深在意于篇末的原因吧？陈氏大猷说：道理常行而不可改变的是常道，践行这种常理而不改变的是常人。常说其本体不可改变，吉说其功用。

说的是吉祥的征兆，是说在动用兵刑之后，尤其应该任用常人并谨慎对待吗？新安陈氏说：庶常吉士，是文王用人的家法。所以上文说一定要任用吉士，这里又说能够任用常人。常人，是有常德的人；吉士，是有吉德的人。没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的情况。

周公说：“大史、司寇、苏公，要恭敬地处理你们所负责的狱讼，以延长我们王国的国运。现在要谨慎，按照条理来施用中等的刑罚。”

这是周公因为谈论谨慎用刑，而把苏公恭敬处理狱讼的事情告诉太史，让他一并记录下来，作为后世掌管狱讼者的法式。苏，是国名。《左传》记载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周公告诉太史苏忿生担任司寇，能够恭敬地处理他所负责的狱讼，培植根本，以延长我们王国的国运。在这里下令。在用法上有谨慎，就能按照轻重条理来施用中等的刑罚，而没有过轻或过重的祸患了。孔氏说：苏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被封于苏，能够用法恭敬地处理你所负责的狱讼，意思是主持狱讼应当寻求像苏公这样的人。这种方法有所谨慎施行，一定要按照条理来施用中等的刑罚，不轻不重。苏公所行的，太史掌管六典，有废置官吏的制度，所以告诉他。陈氏大猷说：周公举出太史所记录的苏公的事情，来告诉士人。苏公能够用法式恭敬地处理他所负责的狱讼，重视民命以延长国运，治理狱讼的人应当以此为法式而谨慎。列是前后相比，就像现在说的列，以旧事为比照，而施用轻重适中的刑罚。建立政事以任用人为根本，而军事和刑罚是政事中最重大的，所以以此作为结尾。新安陈氏说：建立政事的纲领在于三宅，三宅中所重视的尤其在于准人的刑狱，所以既告诉君王不要误判庶狱，最后又命令太史记录苏公恭敬处理狱讼的事情，以显示法式。苏公之所以担任司寇，在于敬，后人的法式，苏公在于慎，能慎就能敬了，固然为后世的司狱者考虑，尤其为后世任用司狱者的君王考虑。能像苏公的就任用，否则就斥退，大概以此结束立政用人的意思吧。陈氏雅言说：刑罚是重大的事情，民心天命的根本，实际上系于此。周公作《立政》，举出司寇苏公恭敬处理狱讼的事情，告诉太史，让他记录作为历代后世司狱的法式。说从前武王的时候，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大大小小的狱讼没有不经过他的，而他所处理的狱讼没有不恭敬的，所以能够重视民命以延长国运。大概民众的长久，就是天命长久的原因。用刑的最高功效达到这里，没有能超过的了。后世的典狱者，在这里取法而能谨慎，就能施用中等的刑罚，而没有过轻或过重的祸患。这没有别的，苏公担任司寇，他的道在于敬，后人的法式，苏公他的道在于慎。敬，是慎存于心；慎，是敬见于事。慎谨的心，就是敬畏的心。苏公一念之敬，可以通天人而没有间隔，可以垂百世而没有过失。用刑的法度不能比这个更增加了。虽然举出来告诉太史，而实际上是告诉君王。虽然为后世的司狱者考虑，而实际上是為后世任用司狱者的君王考虑。让后世任用司狱者得到像苏公这样的人而任用他，难道不是所说的吉士常人吗？立政的道理，以任贤为根本，以庶狱为重大。所以一篇之中，五次在意于狱讼，而最终归结于此。董氏鼎说：周公还政给成王而作《立政》，因为王政没有比用人更大的，用人没有比三宅更优先的。三宅得到合适的人，那么百官都得到合适的人，而王政就建立了。周公前几天摄政，还可以不说话；现在归政留在洛邑，心在王室，岂能沉默吗？这就是《立政》所作的原因。一篇之中，“宅事牧准”是纲领；“休兹知恤”是血脉。从“迪惟有夏”到“暴德罔后”，是说夏朝的先王知道恤民吗？这是国家大治吉祥，怎么样呢？桀不知道恤民，所以没有后代，而成汤升位了。从“亦越成汤”到“奄甸万姓”，是说商朝的先王知道恤民吗？所以任用协用见德吉祥，怎么样呢？纣不知道恤民，所以天惩罚他，而我们周朝取代商朝受命了。从“亦越文王武王”到“并受丕基”，是说文武时也还像夏商先王那样知道恤民，所以共同承受伟大的基业，能够到现在吉祥。从“孺子王矣”以下到篇末，恳切地以去除奸邪小人，任用常吉之人，谨慎军事和刑狱来告诉君王，大概想让君王以先王的知道恤民为法式，以夏商后王的不知道恤民为鉴戒，忠爱之至，到现在还可以汲取。周官

成王训导百官，史官记录他的话，

译用《周官》篇中的官职名称来解释，也训释为“体”。今文《尚书》中没有这个字，古文《尚书》中有。查考此篇与现在的《周礼》不同，例如三公、三孤，《周礼》中都没有记载。有人说三公、三孤是兼任的官职，没有固定的专职，所以《周礼》不记载。然而三公议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三孤辅佐三公，教化百姓，这难道不是职事吗？职任的重大，没有超过这些的了。又有人说师氏就是太师，保氏就是太保。然而以师、保这样尊贵的身份，反而隶属于司徒的职掌，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又此篇说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而《周礼》说六服，诸侯有一年一见、二年一见、三年一见的，也与这篇不合。因此值得怀疑。然而《周礼》不是圣人不能写成的。推测周公当时正在条列治理事务的官职，而没有来得及论述师、保的职事。所谓没有来得及，是郑重其事而没有来得及说。书没有完成周公就去世了，其中的法制没有施行，所以与这篇不同，而且冬官也缺失。总之，《周礼》首尾不完备，是周公没有完成的书。可惜啊！读书的人参互考证，那么周公的经制就可以论述了【问司徒、司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朱熹说：汉代自从古文《尚书》出土，才有《周官》篇。伏生口授的二十五篇，没有《周官》，所以汉代只设置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没有周的三公三少。大概是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只见到伏生所传《尚书》《牧誓》、《立政》篇中所说的司徒、司马、司空，而设置的。古代诸侯的国家，只设置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只有天子才设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说的周家当时还是诸侯，所以不及三公三少。等到《周官》篇所说，那时周已经得到天下了。三公三少本来是以师道传授辅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师兼任冢宰，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是用加官而兼任宰相的职事。后世官职更加混乱，现在竟然把三公三少的官职作为阶官，不再有师保的职任、论道经邦的责任了。然而古代还是如此，文臣中有功德重望的，才加授师保的官职，因为他们有辅助教导天子的名义。后世竟然让诸子或者武臣担任，既然是天子的儿子和武臣，怎么可以担任师保的责任呢？讹误谬误传袭，不再改正。】陈氏经说：《周官》是《立政》的成效。两篇大体上互为表里。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成王能够推行它，考察这篇，如安抚万邦，征伐不服，就是诘戎兵行天下的意思。设立太师、太保以下，就是任用三宅的意思。告诫有官职的人以典常，作师就是能够任用常人的意思。成王尊重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如此高明光大，是适宜的。吕氏说：《金縢》，是成王初年的书。《洛诰》，是周公还政的书。《无逸》、《立政》，是周公教戒成王的书。《周官》，是成王亲政、开物成务的书。合这几篇来看成王，可以看到他的文质，可以看到他的昏明疑信的变化，可以看到他讲贯启发的深度，可以看到他知类通达，离开师传而不违背。过了这些而有《君陈》，是周公去世之后；又过了这些而有《顾命》，是他将要去世的时候。成王进德始终的次序完备了，周公格君始终的功绩显著了。新安陈氏说：《周礼》是周公拟议、没有完全没有实行的书；《周官》则是成王建置、训迪而已实行的书。现在只应当依据《周官》来解释《周官》，它与《周礼》不吻合的地方，暂且略去也可以。又吕氏认为作《周官》时周公尚在此，也是根据亡《书序》及《君陈》排列而推测的，没有看到必然如此。深玩《周官》文意，周公时不在矣，这大概是成王老于世故后的书。如以不学骄侈戒卿士，可见】

译周王抚临万国，巡视侯、甸诸地，征讨那些不来朝觐的国家，以安抚天下百姓。六服地区的诸侯，无不承奉周王的德政，归附于宗周，督正治理政务的官员。

这是这篇史书的本序。庭，就是直，指朝觐。葛氏说：“弗庭”就是不来朝觐。六服包括：侯、甸、男、采、卫，加上王畿内部，共为六服。《禹贡》的五服，通指王畿内部；周制的五服，则在王畿之外。《周礼》又有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这与此处不同。宗周，即镐京。董，即督正。治官，即所有处理政务的官员。意思是说，成王抚临万国，巡视侯、甸四方，征讨不朝觐的国家，以安定天下百姓。六服的诸侯君主，无不奉承周王的德政。成王回到镐京，督正处理政务的官员，对外征讨的功业既已成就且更加严整，对内治理也得以修明。唐代的孔颖达说：周制并没有万国，只有征伐淮夷，并非四方征讨，这是夸大其词罢了。吕氏说：天下是巨大的事物，不是微薄的力量和狭小的才能所能驾驭的，也不是细微的事物所能维持的。从前，成王不过是个不出宫门的孱弱君主罢了，如今抚临万国，直至无不承奉德政。乾坤开阖，秋杀春生，四海都随着他的运转。功业成就，治理安定，回到宗周，督正治理官员，训导、督责、裁制、品评、法式完备具备，根本与枝末、内部与外部，体制与统绪相互承接，万世都纳入他的维持之中。不这样做，怎能彰显文王的光辉，发扬武王的伟大功业呢？新安的陈氏说：巡视侯、甸，就是略说六服。六服承奉德政，就是兼说九服，将内五服与王畿合称六服。内五服即九州，内外五服即九州之外，将内五服与王畿合为六服，正好与侯、甸、男、邦、采、卫的说法相合，只是略去了外四服罢了，并无不同。又按，成王巡视、征讨、安抚、抵御的巨大力量如此，可以说他能够践行周公所说的“诘戎兵，陟禹迹，行天下至海表，无不顺服”的话，并真正体现在行动上了。周公是宗臣，成王是贤君，大概两者都具备了。王氏充耘说：史官记载周成王作为万邦的君主，竭尽安抚之道。侯、甸地区的诸侯按时来朝见的，就巡视他们的土地并考察他们的政治。四方诸侯中如果有不来朝觐的，就征伐他们的国家使他们畏惧。或者巡视考察，或者征伐讨伐，都是为了安抚亿万百姓。六服的诸侯，没有一个不承顺德政的。百姓既已安定，诸侯承奉德政，在外巡视征伐的事，没有不举行的。于是回到镐京国都，作为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计划。众官，是天子在内共同治理政务的人。众官中最大的是三公，其次为三孤，再其次是六卿，而其下各有属官。过去并非没有这些官职。有这些官职而纲纪未定，过去并非没有这些职责。有这些职责而体制统绪不明，所以设立三公，让他们议论治国大道，而三孤则在后辅助；任命六卿，让他们分掌职事，而其属官则在下任职。如同丝线牵引、绳索连接，如同手臂挥动、手指跟随，以此确立一代的定制，以继承历代的旧规。处理众事的官员，也没有督正而不治理，端正而紊乱的。既治理了外部，又详察了内部。传中所说的“对外征讨的功业既已成就且更加严整，对内治理也得以修明”就是如此。陈氏雅言说：史官记载成王君临天下，在功业成就、治理安定的时候，对建立官职、分派职责的命令格外谨慎。大概天下以一人为主，达到大治以任用官员为关键。万邦虽然广大，但承奉德政的心没有不同。对外征讨既已成就，而治理官员的政治不敢滞后。史官想要叙述成王训导的话，而先叙述其本末如此，是为了彰显成王善于政治。

成王说：“遵循从前的大道，在混乱未发生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未出现之前保卫国家。”

遵循从前大道的时代，在混乱和危险尚未发生之前就建立治理、保卫国家，即下文所说的明王建立政治，就是如此。

他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员只有百个。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两代官员数量加倍，也能用来治理。明王建立政治，不只看重官员的数量，只看重人才。”

百揆是无所不总领的人，四岳是总领各方岳的人，州牧是各自总领各州的人，侯伯是次于州牧而总领诸侯的人。百揆、四岳在内部总领治理，州牧、侯伯在外部总领治理，内外相互承接，体制统绪不紊乱，所以各种政务和谐，而万国安宁。夏商之时，世道变化，事务繁杂，观察其防堵与疏通，制定其繁简，官员数量加倍，也能用来治理。明王建立政治，不只看重官员数量的多少，只看重得到合适的人才。张氏震说：唐尧虞舜官员百个，夏商加倍，周又加倍，事务繁杂所以官员多，但大体未曾改变。舜任命九官，到商代列为八政，到周代合为六典，大纲都出于一体，所增加的只是其属官罢了。陈氏雅言说：唐尧虞舜之时，考察古制，设立官员只有百个，有百揆、四岳在内部总领治理，有州牧、侯伯在外部总领治理，内外相互承接，何其简略啊？而当时的各种政务无不和谐，万国无不安宁。夏商之时，设立官员的数量，比唐尧虞舜的制度加倍，因时制宜，又何其简略呢？而当时的官员也能用来达到治理。只有百个官员而能治理，加倍于百个官员而又能治理，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明王建立政治，不只看重官员数量的多少，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曾经考察过，唐尧虞舜的官员所谓百个，无非是三德、六德

译那些贤良，称为俊才、乂才；夏商两代所谓“倍”的官员，无非都是贤良有能之人，也就是安职、俊秀之士。这应当是四代官制，从数量上来说，称为“百”、称为“官倍”；从功效上来说，称为“和宁”、称为“用乂”。能够达到这种状况，是有根本原因的。成王的话，可以说深刻了解历代设立官职的道理，并且掌握了训导官员的根本。

译如今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都唯恐有所不及。上思前代顺应时势，训导启迪他们的官员。

及时就是顺应，成王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唯恐有所不及，然而修养德行，是任用官员的根本。

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讲明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必全部设置，只看重合适的人选。

“立”是开始的意思。三公并非从此时开始设立。作为周朝的定制，则是从此时开始。贾谊说：太保是保护天子的身体，太傅是传授天子的道德仁义，太师是教导天子的教训，这就是所谓的三公。阴阳是从气的角度而言。道是阴阳的理，恒常不变。《易经》说：“一阴一阳叫做道”，就是这个意思。论是讲明的意思，经是治理的意思，燮理是调和的意思。如果不治理天下的大纲常，参赞天地的化育，哪里足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官职不必全部设置，只看重合适的人选。

少师、少傅、少保，叫做三孤，辅佐三公，张大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

孤是特立的意思。三少虽然是三公的辅佐，但不是他们的属官，所以叫做孤。天地是从形的角度而言。化是天地的作用，运行而没有痕迹。《易经》说“范围天地的化育”，就是这个意思。〇是张大。寅亮是恭敬而明察。三公讲明大道，三孤张大教化。三公调和阴阳，三孤恭敬地辅佐天地。三公在前面讲明，三孤在后面辅佐。三公和三孤的区别就是这样。

译而实际上差异却像这样。然而对于三公，却说：“官职不必齐备”；对于三孤，却说：“辅佐我一人”。难道三公不参与端正人心的议论，而三孤可以不挑选人来担任吗？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公和孤的职务比其他官职尤其重要，而三公的职务比其他官职更为重要。“说官职不必齐备”，是因为旷世之才，不是天下常有的，不能与其他官职同等对待；“说辅佐我一人”，是因为成就君主的功业，虽然是臣子职责所应当尽到的，但君主不能将重担全部压在三公身上。公与孤轻重的区别，难道在这里不是更加明显可见吗？

译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摄百官，均衡天下。

冢，大；宰，治。天官卿是治理百官的首长，这就是冢宰。对内统摄百官，对外均衡天下，大概是天子的宰相。百官职责各异，管束统摄使它们归于统一，这就叫“统”；四海各地情况不同，调节均衡使它们达到公平，这就叫“均”。郑氏说：山顶叫冢。吕氏说：三公三孤，是天子的调和精神本源而无所专治的人。统揽万事而分派治理，这是六卿的职责。六卿是万事的纲领。冢宰统摄百官，不是对每个官员都进行控制，而是从百官归拢到六卿，从六卿归拢到一人。所掌握的方法极其简略。所调节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进行称量。大的给予大的，小的给予小的，所处的位置极其容易。明白了简易的道理，宰相的功业就没有遗存的深奥之处了。复斋董氏说：《周礼》太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一是治典，二是教典，三是礼典，四是政典，五是刑典，六是事典。六典，太宰兼管这些。说掌管国家治理，是因为教、礼、政、刑等类，没有不属于治理的。新安陈氏说：冢宰虽然与五卿并列，各自为一卿，但实际上统领五卿。所掌管的虽然是国家治理，必须教、礼、兵、刑、士等职并举，然后才能治理吧。陈氏《雅言》说：这是六官的首长，纲在网中。冢宰与六卿虽然分掌一职，但其官位尊于众卿，所以用“冢”来称。六卿的事务虽然各自列为一职，但冢宰可以兼管，所以用“宰”来称。这是董正其官职。统摄百官，就是“亮采”的意思；均衡四海，就是“惠畴”的意思。百官职责各异而能统摄它们，就有伦理有纲要，有纲有纪，都得到秩序了。四海情况不同而能均衡它们，那么或远或近，或多或寡，都得到正位了。这是训导其职责。

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颁布五典，驯服亿万民众。

扰，驯服。地官卿主管国家教化，颁布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者的教化，用来驯服亿万民众中不顺从的人，使他们顺从。唐虞时期司徒的官职，本来就已经掌管这些了。陈氏《大猷》说：徒，众。主管民众，所以称司徒。吕氏说：扰，是驯习而使之熟练，抚慰而使之进入，畜养而使之宽缓的意思。张氏说：扰如同扰龙的扰，驯习而使之安定。新安陈氏说：扰，是顺应其自然而引导，就是《舜典》中“在宽”的意思。

宗伯掌管国家的礼仪，治理神人，调和上下。

春官卿主管国家礼仪，治理天神、地祗、人鬼的事务，调和上下尊卑的等级。春官在四时顺序中为首，所以其官职称为宗伯。成周时期将乐合于礼，官职称为“和”的，大概是从乐的角度来说的。孔氏说：春官卿治理天神、地祗、人鬼的事务，以及国家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礼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上下辨别清楚，民心安定，就和谐了。和谐有乐的意思。吕氏说：治理。坛坎、昭穆等等级，聘享、射御等节度，贯穿本末而区分文质，这就是所谓的礼。神人之所以能治理，上下之所以能和谐，都靠它。一旦失去礼，就会僭越混乱、谄媚妄为而亵渎神灵，凌犯乖争而违背人道，上下都失去本分，怎么能和谐呢？新安陈氏说：秩宗掌管天地神祗人鬼的三礼，这里说的治理神人，大概是以神包含祗，就是三礼。

司马掌管国家的政令，统率六军，平定邦国。

夏官卿主管戎马事务，掌管国家征伐，统御六军，平定邦国。平，是说强者不得欺凌弱者，众者不得暴虐寡者，而人人都得到公平。军政没有比马更急迫的，所以用司马命名官职。何尝不是政令，唯独戎政称为政呢？因为用来征伐而纠正那些不正的，是王政中最大的。吕氏说：自从夏朝任命侯掌管六军，举行政典以誓师，那么邦政由司马掌管，由来已久了。国家的大事，何尝不是政令，唯独戎政称为政？为什么呢？天下无事，寓兵于农，然后赋役百为，才开始有所施行，这本来就是政令所从出的。天下有事，举兵讨乱，国家的存亡安危系于它，其为政之大，本来就不待论了。这就是戎政之所以唯独称为政的原因。统率六军而称为平定邦国，那么王者用兵的根本防备，特别想要平定邦国中不平的地方罢了。

司寇掌管国家的禁令，审问奸邪，刑罚暴乱。

秋官卿主管寇贼法禁，群行攻劫叫寇，审问奸邪，刑罚强暴作乱的人。掌管刑罚不叫刑而叫禁，是因为在未然之前禁止。吕氏说：奸邪隐藏而难以知晓，所以叫诘，推究审问穷尽以寻求其实情。暴乱显而易见，直接刑罚它罢了。陈氏《大猷》说：审问而后刑罚，刑罚者必经审问，是互文。陈氏《经》说：刑罚称为邦禁，这是初设刑罚的美好意图，禁止民众不做恶，而不是用来虐待民众。虞代礼乐分属二官，周代始合为一，虞代以士兼兵，周代分为二。帝世详于教化而略于政令，王世详于政令而略于教化，这是世道升降的不同。

司空掌管国家的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地利。

冬官卿主管国家空旷的土地以安置士、农、工、商四民，顺应天时以兴发地利。按《周礼》冬官记载考工的事务，与此不同，大概原本阙失冬官，汉儒用《考工记》来充当。陈氏《大猷》说：为治没有比教化更先的，所以冢宰之后司徒次之。教化

译教化没有比礼乐更优先的，所以宗伯排在其次。通过礼乐来教化、调和民众，如果仍有不遵从的人，那么对严重的就用军队武力加以制裁，对轻微的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是迫不得已的做法，所以司马、司寇排在其次。暴乱被铲除之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所以用司空管理百姓居住的职责作为结尾。

译六卿分担职事，各自率领所属官员，以倡导九州的长官，使亿万百姓富足而教化成功。

六卿分担职事，各自率领所属官员，以倡导九州的长官，从内部传达至外部，政治清明，教化融洽，亿万百姓，没有不富足厚实而教化成功的。按照《周礼》，每位卿有六十名属官，六卿共有三百六十名属官。吕氏说：“冢宰辅佐天子，统领百官，那么司徒以下无非都是冢宰所统领的，却并列为一职，并数之为六卿，这是因为纲领在网目之中。乾坤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与五卿，并列于六职。”吕氏说：“冢宰位列六卿之中，纲领固然在网目之中，但首领并非处于身体之外。六卿分担职事，各自率领所属官员，以倡导九牧，从内部传达至外部，九牧各自率领其州的诸侯，以响应六卿的命令，从外部承接于内部，内部倡导外部响应，周遍融洽太和之气，这是成周治理天下的体制。”新安陈氏说：“成周以六卿倡导九牧，也如同唐虞以揆岳统领牧伯，所以富足教化的成效不亚于和宁泰和，在唐虞、成周，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天下的纲纪确立而体制确定吗？”

六年，五服诸侯来朝。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明确地施行升降赏罚。

五服指侯、甸、男、采、卫。六年一朝，会集于京师。十二年，天子一次巡狩。时巡，如同舜的四仲巡狩。考察制度，如同舜的协时月正日，统一律度量衡等事。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如同舜的肆觐东后。大明黜陟，如同舜的黜陟幽明。疏密不同，繁简各异，帝王的治理，因时损益，由此可见。吕氏说：“六卿倡导九牧，已经确立了治理的纲领。接着以朝觐巡狩的制度，来振作这个纲领。卿牧倡和，固然有体制，但经历多年，如果没有适时振作，难道没有壅塞不通的吗？六年一朝，是为了疏通壅塞。难道没有废弃不修的吗？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行，大明黜陟，是为了修治废弃。诸侯既亲自承受天子的德意，天子又亲自考察诸侯的制度，礼乐刑政，这就四通八达而不违背了。这个制度，曾经在虞书中出现过，千余年后又出现在这里，验证其疏密，世道的升降，事情的繁简，兵卫的多寡，用度的丰约，以及成王观会通以行其典礼，都可以推知了。张氏说：《周礼》行人的职事说：‘侯服每年朝见一次，贡奉祭祀物品；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贡奉嫔妃物品；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贡奉器物；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贡奉服饰物品；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贡奉材木物品；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贡奉货物。’这是六年六服各自朝见一次。现在只说五服，是因为要服不必前来。《周官》又说：‘十二年天子巡狩，殷国。’这是五服已经两次朝见了。王氏说：每年一服入见，之后有五年休息，又过六年五服两次朝见，然后天子一次巡狩。林氏说：大明黜陟，就是《王制》所说的‘不敬者君主削其地，不孝者君主黜其爵，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这些都是斟酌舜的事迹来实行的。舜五年一次巡狩，这里为什么是十二年？《文中子》说：‘舜一年巡行四岳，是因为兵卫少而征求寡。’由此看来，周时兵卫日益增多，征求日益众多，所以不能五年而用十二年了。”

天子说：“唉！凡是我有官职的君子，敬慎你所主管的职事，谨慎你所发布的命令。命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反复。以公心灭私欲，百姓就会信服归附。”

建立官职的体制，前章已经训导了。这里则是针对居守官职的人，说：“凡是有官职的君子，不分尊卑大小都一同训导。”反，指命令发出不可执行而壅塞违逆。意思是说：“敬慎你所主管的职事，谨慎你所发布的命令。命令发出希望它执行，不希望它壅塞违逆而不执行。”以天下的公理，灭除一己的私情，那么命令就能执行，百姓没有不敬信怀服的。陈氏经说：“命令未发出时谨慎是可以的，既已发出就只有执行没有反复了。不在命令未发之前谨慎，必然在命令发出之后反复，怎么显示信用呢？”吕氏说：“告诫在命令未发之前审慎，命令发出就只执行而不可反复。命令大的，固然出于君主，百司庶府自下教条于其属，也是命令。”王氏说：“命令发出而反复，百姓轻视上级而不信任命令。但必须谨慎发布命令不至于反复。”苏氏说：“这是教导谨慎发布命令，不是想要其坚持错误。”新安陈氏说：“百姓的顺从或违抗，看公私的消长。灭私，是纯乎天理而私欲净尽的意思。想要百姓信服归附，非以公心尽灭私欲不可，信服诚服的意思。灭字、允字都要勘破。”

学习古法而入仕，依据古法议定制度，政事就不会迷乱。你们应当以常典为师，不要用利口扰乱官职。蓄积疑虑会败坏谋略，怠慢疏忽会荒废政事，不学习就像面向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学古，是学习前代的法度。制，是裁度。迷，是错缪。典常，是当代的法度。周家的典常，都是文武周公所讲画，至精至备。凡是在官的人，谨守师法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纷乱。

译这是祸乱的根源。心中疑虑重重而不能决断，必定会败坏谋略；懈怠懒惰、疏忽大意，必定会荒废政务。人如果不学习，就如同面墙而立，必定什么也看不见，而且举止错乱、烦扰不安。苏氏说：郑国的子产铸造刑书，晋国的叔向讥讽他说：“从前先王根据具体事情来制定刑罚，而不预先设立固定的刑法条文。”这话大概就取自这里。先王用人和用法并重，而以用人为多，所以法律只设立大的原则，至于刑罚轻重的细节则交给人来处理，遇到具体事情时再商议来决定从轻或从重，因此刑罚简约而政治清明。自唐代以前，定罪的法律条文仅限于现在的律令而已。人们所犯的罪行每日变化无穷，而律令是有限的，用有限的律令来治理无穷的变化，却没有听说有什么缺失，这难道不是因为人和法兼用，官吏还能根据具体事情来商议裁断吗？如今在律令之外，又有数万条科条，却仍然不够使用，有关部门请求制定新法的请求日益增多，没有停止的时候。唉！依赖法律而废弃人治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

译告诫你们卿士们，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博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能没有后来的艰难。这是下面申述告诫卿士的话。王氏说：功业因智慧而崇高，事业因仁爱而广博，决断因勇敢而成功，这三者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吕氏说：功业是事业的成就，事业是功业的积累。使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使事业广博在于勤奋。勤奋由立志而产生，立志依靠勤奋而实现。虽然有这两者，但面临时机却不能果断决断，那么志向和勤奋就白费了，最终会陷入后来的艰难之中【陈氏大猷说：事情所成就的是功业，职务所致力的是事业。比如士人致力于学业，学问思辨都是学业，直到道德完备，那么学业的功业就成就了。农夫致力于农田，播种除草都是农业，直到秋天收获，那么农业的功业就成就了。功业的高低由立志的高低决定。想要功业高，立志固然贵在高尚，但必须勤奋以广博事业，那么职业就会日益勤勉日益提高，基础稳固而成就也就高了。否则事业因怠惰而狭小，就像筑台一样，哪有基础狭小而台子高的呢？虽然有这种志向，最终也不能实现。林氏说：猛虎犹豫不决，不如蜂蝎的毒刺；孟贲夏育狐疑不定，不如童子的必定到达。所以贵在果断。志向不果断就不能确立，勤奋不果断就容易疲倦。新安陈氏说：从‘功崇’到‘后艰’这四句，是申述上文蓄疑败坏谋略、怠忽荒废政事的意思而加以警诫防备罢了。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博在于勤奋，这是怠忽荒废政事的反面。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能没有后来的艰难，这是蓄疑败坏谋略的反面。陈氏雅言说：功业因立志而崇高，柔弱懦弱而没有志向，那么功业就没有来源而崇高。事业因勤奋而广博，如果怠惰而不勤奋，那么事业就没有来源而广博。然而所以使功业崇高、事业广博的方法，又在于面临时机而能果断决断，然后就没有后来艰难的祸患了】

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美德，不要承载你们的虚伪。修德则内心安逸，日益美好；作伪则内心劳苦，日益显露拙劣。

尊贵不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然到来；俸禄不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然到来。所以身居这个地位，应当知道如何恭敬；享受这份俸禄，应当知道如何节俭。然而恭敬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应当有真实的收获在自己身上，不可从事于虚伪。修德则内外一致，所以内心安逸而日益美好；作伪则遮掩防备来不及，所以内心劳苦而日益显露拙劣。有人说：期是期望。地位是用来崇美德的，不是期望用来骄傲的；俸禄是用来报答功绩的，不是期望用来奢侈的，这也讲得通【吕氏说：天下最安逸而没有忧虑的，没有比得上美德的；天下最劳苦而没有益处的，没有比得上虚伪的。陈氏经说：制约骄傲没有比得上恭敬的，制约奢侈没有比得上节俭的。真正有收获于恭敬节俭，就是美德；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就是虚伪了。恭敬节俭出于美德的，安逸而美好；恭敬节俭出于虚伪的，劳苦而拙劣】

身居尊宠要思虑危险，无不应当敬畏，不敬畏就会陷入可畏的境地。

身居尊宠盛大就要思虑危险，羞辱应当无所不致其敬畏。如果不知道敬畏，就会陷入可畏的境地之中了。后来那些害怕失去的人，与思虑危险相似，然而思虑危险的人以尊宠利禄为忧患，害怕失去的人以尊宠利禄为快乐，所存留的心思大不相同【新安陈氏说：身居尊宠的‘宠’，就是指禄位而言，利禄与危险羞辱相邻，非常可畏。思虑其危险则畏惧来不及，怎么敢骄傲奢侈呢】

推举贤德让位能人，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则政事杂乱，举荐能胜任其官职的人。所举荐的人，能胜任其官职，是你们的才能；不是合适的人，是你们不胜任。

贤是有德行的人，能是有才能的人。王氏说：道只有两种，义和利罢了。推举贤德让位能人，是为了行义。大臣出于义，那么没有人不出于义，这是众官不争而和谐的原因。遮蔽贤德害及能人，是为了求利。大臣出于利，那么没有人不出于利，这是众官争而不和谐的原因。众官不和谐，那么政事必然杂乱而不治理了。称也是举荐。所举荐的人，能修治其官职，这也是你们的才能；不是合适的人，这也是你们不胜任。古代大臣以人事奉君主，责任就是这样【陈氏经说：人能推让乐善，所以和谐。不能推让忌嫉，所以不和谐。九官互相谦让，众贤和谐朝廷。范宣子让位于下属，大家都谦让，哪有不相和谐的？我忌嫉别人，别人必忌嫉我。互相忌嫉，哪里有和谐？董氏鼎说：因所举荐的人贤或不贤，更加足以看出我的贤或不贤。那么，推举别人的贤德，就是我的贤德；让位别人的才能，就是我的才能。作为臣子的人，以此观察，必定没有妒贤嫉能的事情。贤者有所劝勉，而不肖者也可以自我警诫了。新安陈氏说：以上成王尽一以教诫卿士，言语精当，摆脱了诘屈聱牙而得到这些，就像刍豢之悦口一样】

王说：“唉！三事和大夫，敬重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主，永远安定众民，万国才会不厌倦。

三事就是《立政》中的三事。乱是治理的意思。篇末叹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述告诫他们。其不及公孤的原因，公孤德行尊贵地位崇高，不需要等待告诫【吕氏说：训诫既已终结，又提要总告之。各自敬重你们的官职，以治理你们的政事，就是前面所说的钦敬你们的职责。统而言之，只在于辅佐君主以永远安定百姓罢了。陈氏大猷说：前面说阜成众民，指当时而言；这里说永远安定众民，期望于永久。董氏鼎说：唐虞建立官职，众政和谐，万国安宁；我周建立官职，众政的和谐

译如果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周朝万邦安宁的局面，难道会有厌倦懈怠吗？这就是成王回到宗周之后，顾不上其他事情，而急切地整顿治理官员，因为这是国家纲纪所维系、根本所关系的地方，实在不可轻视。陈氏在《雅言》中说：成王训诫指导官员的末尾，发出感叹之辞，呼唤三公九卿等大夫并告知他们，大概是总括上文提到的六卿和百官执事之人。

译这是申诫告诫的意思。大概说，你所拥有的官职，不可以不恭敬；你所掌管的政务，不可以不治理。恭敬就不会有懈怠轻慢的过失；治理就不会有荒废弛缓的忧虑。这样就能辅佐你的君主，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康。天下的百姓，数量以亿兆计，饥饿的人想要吃饭，寒冷的人想要穿衣，劳苦困顿的人想要休息，而使他们永远安康尤其不容易。所以承担使百姓永远安康责任的，在于君主；分担使百姓永远安康任务的，在于臣子。官职虽然不同，政务虽然或有差异，但用来辅佐君主、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康的道理，却没有不同。百姓众多，如果真能让他们永远达到安康，那么天下广阔，亲近依附、爱戴君主的人，难道还会有厌倦之心吗？这是以安定百姓无穷的功效来期望他。成王在这里期望极至，训诫深切，感叹深沉，这真是善于任命官员啊。

君陈

君陈是臣子的名字。唐代孔颖达说：周公把殷商的顽民迁到下都，周公亲自监管他们。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君陈代替周公，这是策命君陈的文辞。史官记录这本书，以君陈命名篇章。今文《尚书》没有，古文《尚书》有。夏氏说：必定封国为君，所以称君。李氏说：也如同君奭、君牙称君，是尊崇他们的意思。郑玄注《中庸》说：君陈是周公的儿子。葵初王氏说：看篇中“你应当效法这些，周公的谋略训诫”与《毕命》“现在我恭敬地命令你处理周公的事务”语意大致相同，看不出君陈是周公的儿子。如果是他的儿子，就应当像《微子之命》说：“殷王的长子，你的祖先成汤。”《康诰》说：“我的弟弟。”《酒诰》说：“你的穆考文王。”《蔡仲之命》说：“遵循你祖先文王的常道训诫，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天命。”这些书中的命辞体例，大体如此。现在不说“你的父亲周公”，却只和《毕命》一样称“周公”，好像说的是别人。周公作为王的叔父，对天下有大功勋，怎么会有任命他的儿子继承父亲职务，却唯独没有一句话提及父子相继以宠幸他的呢？吕氏说：这篇告诫的文辞，与《毕命》轻重不类似，可见君陈大概是个新进之人。李氏舜臣说：周公教化商民，已经无不尽善，继承他之后的人不必创立新政来惊骇他们，只要一味遵循周公的轨辙就可以了。所以王命令君陈三次举出周公的训诫，不要忿怒嫉妒，不要苛求完备，要有忍耐从容，那么东郊的百姓耳目不惊骇，常像周公在他们左右，安静顺从，可以尊奉上位者。这是任命君陈的大旨。宜康王说：只有君陈能够调和其中。

王这样说：“君陈，只有你拥有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只有你孝顺友爱兄弟，能够施行政治，任命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

说君陈有美好的德行，侍奉父母孝顺，侍奉君主恭敬。正因为他在家里孝顺友爱兄弟，所以能在邦国施行政治。孔子说：在家里治理得好，所以治家之道可以移用于做官。陈氏说：天子的国都五十里为近郊，从王城来说，那么下都就是东郊之地，所以君陈、毕命都指下都为东郊。吕氏说：令德就是孝恭，令是用来形容孝恭的纯粹美好，孝恭是用来指其德行的实质。西山真氏说：只有孝顺的人必定不友爱兄弟，就会使亲人伤心，就不是孝顺了。《诗经》说：兄弟既已和睦，和乐且深。孔子说：父母岂不顺心吗？必定兄弟和睦而后父母顺心，友爱关于孝顺大概就是这样。陈氏说：商民难以教化，由于民常泯灭混乱，王嘱托孝顺友爱的君陈，是为了端正根本。又说：王教化顽民，不求威猛刚强的臣子，而嘱托孝顺恭敬、孝顺友爱的君陈，仁德啊。新安陈氏说：治理洛邑教化商民是重任，所以君陈、毕命都说：治理这东郊，保全治理东郊，他们的责任是一样的。孝恭的恭，其德行本性是敬，敬哉的敬，是勉励他更加恭敬。

从前周公作为万民的师长和保姆，百姓怀念他的德行，前往谨慎你的职司，遵循那常规，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百姓就能治理了。

周公在东郊，有师长的尊贵，有保姆的亲近。师长教导他们，保姆保护他们，百姓怀念他的德行。君陈前往，只应当谨慎他所司掌的，遵循常规，努力阐明周公的旧训，那么百姓就能治理了。大概周公已经去世，百姓正思念仰慕周公的训诫，君陈能发明并光大它，固然应当他们欣然听从顺从。吕氏说：百姓深深怀念周公的德行，如果君陈一件事稍微不同于周公当初，一种法令稍微改变于周公旧制，那么视听疑惑惊骇，百姓就不能治理了。新安陈氏说：教化商民的关键，没有比效法周公更大的了。现在所司掌的就是周公旧日所司掌的，周公的训诫就是周公旧日用来师长保姆万民的。继承周公所司掌的职务，来教化周公所教化的百姓，怎么可以稍微不同于周公的训诫呢？说慎，说懋，上文所说的敬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陈氏雅言说：把殷商顽民迁到洛邑，周公实际师长保姆他们。称为师，那么用来教导他们的就极尽了；称为保，那么用来养育他们的就极尽了。周公教养这些百姓极尽，所以百姓怀念仰慕周公的德行。现在周公去世了，命令君陈前往继承周公的职务，治理东郊的百姓。所居的职务，是前日周公的职务；所治理的百姓，是前日周公的百姓。继承周公的职务，治理周公的百姓，其道岂能在别处寻求呢？也只是遵循常规，努力阐明周公的训诫而已。大概周公旧训就是所谓的常规。

译周公去世后，百姓思念仰慕的对象只在于周公，君陈作为治理政事的效法对象，也只在于周公。我既然能够用周公的道义来对待他们，他们又怎么能不用周公的道义来对待我呢？这就是百姓怀念他的德行与“只有百姓才能治理好”，虽然前者是叙述过去、后者是期许未来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功效却是一样的。

译我听说：“最好的治理能产生馨香，感动神明。黍稷的香气并非真正的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和训诫，每日勤勉不懈，不敢安逸享乐。”

吕氏说：成王在勉励君陈、彰显周公的训诫之后，又举出周公精微的训诫来告知他。“至治馨香”以下四句话，就是所谓的周公之训。既然说了这些话，并用“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和训诫”来揭示，那么这四句话是周公的训诫，就非常明确了。事物的精华，本来没有两种形态，然而形体物质静止，气味香气上升。静止的有方位，上升的无间隙，那么馨香就是精华上升的表现。治理达到极致，馨香散发传播，感动神明，不疾而速。凡是彰显进献黍稷的芬芳，这难道是黍稷的馨香吗？之所以芬芳，其实是光明德行的馨香。至治是举其成就，明德是循其根本，并非有两种馨香。周公的训诫本来就很精微，用来告知君陈，尤其恰当。从殷商顽民的角度说，想要让他们感动顺服，不能靠刑罚驱赶和权势逼迫，所谓通达无间的道理，应当深深反省。从周公法度的角度说，典章虽然具备，如果没有前人的德行，就会索然无味、枯萎凋零，徒然成为陈旧的遗迹。所以勉励他运用这些谋略和训诫，每日勤勉，不敢安逸享乐。这些训诫，极其精微，如果不是日日更新不止，深致敬诚笃实之功，谁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一般人没有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你要警惕啊！你是风，百姓是草。

没有见到圣人好像不能得见，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人情都是这样。君陈亲眼见到周公，所以特别告诫。因为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过草上，草必定倒下。君陈能够遵循周公的训诫，那么商民也会遵循君陈的训诫了。

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废除的，有兴起的，出入都取决于你们的众人。众人言论一致，就加以推演。

师是众人，虞是度量的意思。说谋划政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致其艰难的。

译有应当废除的，有应当兴办的，一定要反复推敲，与大众共同谋划考虑。众人的意见既然一致，就又要抽丝剥茧地深入思考，然后才去实行。大概反复推敲，是为了合乎众人的共识；众人意见一致后深入思考，是为了在内心独自做出决断。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良，然后去考察他；国人都说可杀，然后去考察他。众人意见一致就深入思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如果你有美好的计谋和善道，就进宫在内廷禀告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廷顺从地执行，说：“这些计谋和善道，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如果臣子都能像这样，那善行就会显扬了。切合事务的言论叫谋，符合大道的言论叫猷。道与事本不是两回事，只是分别举出它们最突出的方面来说。良是从德行方面说，显是从名声方面说。有人说：这是成王举出君陈往日已经陈述的善行，叹息着赞美他。葛氏说：“成王大概失言了。想要臣子行善，就称赞君主和臣子的细微品行。然而君主既然有这种心意，等到有过错时，又让谁来执掌呢？禹听到善言就拜谢，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绝不会说这种话。唉！这大概就是成王之所以为成王的原因吧。”

成王说：“君陈，你应当发扬周公的伟大训诫，不要凭借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倚仗法律来削减宽厚，而要有节制地从容行事，以达成和谐。”

这一篇提到周公的训诫有三处，一是“懋昭”，二是“式时”，到这里则是“发扬周公的伟大训诫”，希望他更加张大光大。君陈怎么会去依仗权势逞威、倚仗法律侵削呢？然而权势是我所有的，法律是我使用的，喜怒予夺丝毫不能出于私意而应出于公理，否则怎能不逞威侵削呢？君陈所处的时代是宽和之时。然而宽厚不能一味宽厚，必须有节制；和谐不能一味和谐，必须从容行事才能和谐，这样才能达到中道。

殷商遗民中触犯刑律的，我说：“不要判他们刑”，我说：“宽恕他们”，你们却都不这样做，只追求所谓的适中。

上一章，成王担心君陈迎合自己，这里则担心君陈迎合君主。意思是说，殷民中触犯刑律的，不可迎合君主来决定生杀，只应当审慎地权衡轻重的中道。

如果有不遵从你的政令、不感化于你的训诫的人，用刑罚来制止犯罪，那就处罚他。

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道、扰乱风俗的人，犯下三种重罪不予宽恕。

译【扶】败坏法度常理，败坏扰乱社会风俗，人犯了这三条，即使罪行轻微也不可宽恕，因为其所关系到的事情重大。这是对上章“宥”的终结。

译你不要对顽固不化的人心生愤恨疾恶，不要对一个人苛求完美。

不要愤恨疾恶那些尚未教化的人，不要苛求那些能力所不能及的人。【陈氏说：对不听从教化的顽固之人，不可愤恨疾恶；对听从教化的人，应当奖赏提拔，但不可苛求完美。下文分别阐述。能够忍耐，德行才能宏大，这就是“不要对顽固之人愤恨疾恶”的意思；考察他们的修养，即使其中有人表现不良，也不苛求，这就是“不要苛求完美”的意思】

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要有所忍耐，然后才能有所成就。但这还带有勉强克制、积蓄力量的意思，如果是宽裕宽绰、从容有余地的样子，这才是德行的宏大。忍耐说的是做事，包容说的是德行，各自从深浅程度来说。【林氏说：忍耐是勉强而行，人与己还是两回事；包容是自然而然，人与己浑然一体。从忍耐扩充到包容，那么忍耐的痕迹就消失了，宏大的德行就成就了。又说：勾践对待吴国，太王对待狄人，是忍耐，如果他们不忍耐就会加速灭亡，怎么能成功？商汤对待葛国，文王对待昆夷，是包容，将他们包容在度内如同天地一般，谁能测度？这不是德行的宏大又是什么？侯氏说：不愤恨疾恶顽固之人，是有忍耐的人；不苛求一个人完美，是有包容的人。陈氏传良说：习惯忍耐可以获得成功】

考察他们的修养，也要考察那些不修养的人；提拔那些善良的人，来率领那些不善良的人。

王氏说：修养指他们的职业，善良指他们的品行。【胡孟反，下同】职业有修养和不修养的，应当考察并区别对待，那么人们就会勤勉，功业就会进步；品行善良的人，用来率领那些不善良的人，那么人们就会勉励品行。【林氏说：殷商百姓虽然沾染了纣王的恶习，但也已经受到周公训诫的熏陶，所以有修养的也有不修养的，有善良的也有不善良的，这是因为他们有的已经教化有的尚未教化。陈氏大猷说：修养的人正在向善修养，善良的人已经进于善。夏氏说：对修养的人加以区别，不让他们与不修养的人混杂；对不修养的人也加以区别，不让他们与修养的人混杂。既然这样区别对待，然后从中选拔那些能自我修养而达到善良的人加以进用，那么不善良的人就会知道惭愧仰慕，也一定会修饰自己而达到善良，这就是进用善良的人来率领不善良的人。新安陈氏说：修养与不修养都可以区别对待，所以不修养的人也用“简”来说；只有善良的人可以进用，所以不善良的人用“率”来说。这就是立言不同的原因】

百姓本性淳厚，因外物影响而改变，违背君上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你能够敬重常道，将德行体现在自身，那么百姓没有不改变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我一人承受众多福泽，你的美好，将在永世留下美名。

说这百姓的生性，本性原本淳厚，而变得浇薄的原因，是因为受习俗诱导而被外物改变罢了。然而淳厚的既然可以改变，那么浇薄的难道不可以反过来变得淳厚吗？由浇薄回归淳厚，绝不是靠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百姓对于君上，本来不听从命令，而是顺从君上的喜好。《大学》说“所以下达的命令，如果与百姓的喜好相反，那么百姓就不会听从”，也是这个意思。敬重常道，是敬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常道。体现在德行，是掌握这些常道并落实在自身。大概知道敬重常道却不知道体现在德行，那么常道与我还是两回事。只有敬重常道并且体现在德行，那么所敬重的常道无非是真实存在于自身，真实的德行感动人，比敲鼓还快，所以当时就没有不改变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这样君主承受福泽，臣子成就美名，在永世留下好名声。【孔氏说：百姓不听从命令，而顺从喜好，在位者不可不慎重自己的喜好。夏氏说：以前淳厚的虽然化为了浇薄，但其原本淳厚的本性未曾不存在。能够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来教化他们，百姓没有不改变浇薄为淳厚而跻身上大道的。吕氏说：教化的广博，福泽的深厚，名声的长久，所以达到的，不出于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罢了。东郊的任命，君陈起初以美德孝恭得到它，成王最终以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勉励他取得它，以真实期望他，以真实始终如一。张氏说：看《康诰》所说商民父子兄弟的伦理如此，风俗的浇薄可知。君陈想要医治这种弊病，只有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罢了。人君不说福泽，风俗淳厚，共同走上大道，这是人君的福泽。郑氏景望说：当时就没有不改变的，确实升进于大道。成王自称承受众多福泽，道义融洽政治，恩泽滋润百姓。康王也自称承受众多福泽。成康谈论福泽，都以商民教化为说，然而民俗趋向教化，难道不是人君承受福泽的实质吗？《天保》是报答君上承受福泽的诗。诗中说：“群黎百姓，普遍成为你的德行。”诗的意思，就是成康的意思。陈氏经说：百姓改变旧俗然后进于大道，确实升进大猷，那么教化顽固成为仁爱，由浇薄回归淳厚了。新安陈氏说：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是能够谨慎自己的喜好，当时没有不改变的，这就是顺从他们的喜好。商民尚未教化，源于不明白天定的常道，只有敬重天定的常道可以教化他们。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来教化百姓，只有具备美德孝友的君陈能做到。君陈对于天定的常道敬重很久了，成王就凭借他素来的行为来勉励他，他成就中和的教化，也是适宜的。大概德行，是教化商民的根本；敬重，又是以德行教化商民的根本。开始说：“任命你治理这东郊，要敬重啊！”最后说：“你能够敬重，常道体现在德行。”始终如一地敬重，而德行存在于自身了。德行存在于自身，商民就可以教化了】

译一篇纲领，在于其中的核心要义，如果不持敬畏之心，我还能依据什么来观察它呢？陈氏在《雅言》中说：“百姓生活丰厚，就能上升到宏大的道义，由此可知。”大概所谓的大道，其根本就在于生活丰厚的道理。违背命令而顺从私欲，就会没有不变坏的，这显而易见。这是因为改变了顺从私欲的实际状况。百姓的生活虽然由丰厚变为微薄，但其中丰厚的一面也未曾完全消失。自己能够敬畏典章并有所收获，而所收获的，正是那根本的丰厚。况且敬畏典章在于德行，那么上位者的喜好就没有不谨慎的了。上升到宏大的道义，那么下位者的典章就没有不谨慎的了。从《康诰》来看，殷商百姓的弊病，在于不能敬畏典章，所以必须寻求敬畏典章的人来引导他们。不要命令那些具备德行、孝顺父母的君主像陈若那样，成王的这番话，大概是因为他们平素的品行而勉励他们。

译顾命：顾，是回头看的意思。成王将要去世，命令群臣拥立康王，史官记录这件事写成篇章，称为《顾命》。郑玄说：“回头看叫做顾，临近死亡时回头发布命令。”今文和古文版本都有这一篇。吕氏说：“成王经历了三监之乱，王室几乎动摇，因此特别详细地端正其始终。《顾命》是成王用来端正其终，康王之诰是康王用来端正其始。”吕氏又说：“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成王强撑病体亲临庙朝发布命令，两位公爵接受遗命率领诸侯辅佐新君，这是为了彰显天位的公正和尊重大宝的威严。世人称赞汉武帝从宿卫中提拔霍光，托付幼孤，认为是知人善任，却不知所谓的大臣，不是可以寄托安危、托付存亡的人，就不在此列。像周公、召公在内担任师保，在外统领诸侯，君主在世则辅佐朝政，君主去世则托付幼孤，所谓接受遗命大概只是他们的职责之一。汉武帝临死前才提拔一人托付，平时的大臣究竟有什么用呢？这太缺乏准备了。”陈氏《经》说：“死生如同昼夜，是人道的常理，也是始终的大义，没有深厚的学问不足以谈论这个。成王自幼得到周公、召公两位公爵的养育，培养其德行，光大其学问，以至于面临死生始终的变化，卓然不乱。阅读这篇文献应当与曾子易箦、《春秋》记载鲁公死于路寝参看。又记载《顾命》只有成王有，大概是从艰难变故中得来的。成王年幼时，遭遇四国的危难，事情也很危险了。经历一次变故，增长一分智慧，《顾命》的重要性，成王也是折肱而知医吧？又说：后世的君主以死亡为忌讳，继承大统之际，很少有能端正其始终的。唐顺宗的继位者已经成年，一旦生病不能说话，不能召见宰相托付幼孤，让宦官得以议论拥立谁，如果不是因为卫次公等人起草诏书得以进入宫门抗议，拥立广陵王，事情也很危险了，难道不值得借鉴吗？”

只有四月，月亮开始生魄，成王身体不适。

开始生魄是十六日，成王生病，所以心情不愉快。《皇极经世书》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从丙戌年开始，到壬戌年结束。临川吴氏说：只有四月，是成王去世那年的四月。不悦，是病得很重。天子的疾病，称为不悦，称为不豫，去世称为登遐，称为晏驾，都是臣子不忍心直说罢了。

甲子日，成王于是用水淘洗头发、洗脸，由相礼的人帮助他穿戴冕服，靠着玉几。

成王发布重大命令，面对群臣，必须斋戒沐浴。现在疾病危重，所以只是淘洗头发、洗脸。由扶相的人帮助穿戴衮冕，靠着玉几来发布命令。唐孔氏说：《汉书·律历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生魄，就引用这篇《顾命》的文字，这是刘歆的说法。孔氏认为是十六日，就不与刘歆相同了。下文说弥留，那么病已经很多天了。甲子是发布命令的日子罢了。夏氏说：《汉书》说生魄就是甲子日，恐怕不对。《武成》说一月壬辰旁死魄，第二天癸巳。现在这篇生魄上面没有日期，所以甲子不能考证是哪一天。吕氏说：甲子距离去世只有一天了，还盥洗以示洁净，穿戴冕服以示庄严。顾托之言渊奥精明，大概是因为面对众人的敬意，不因困倦疲惫而废弃平素确定的礼理。虽然临近死亡，依然目光炯炯。只有善于调理气息的人，能在疾病中不懒惰，善于修养内心的人，能在面临死亡时不昏乱，这岂是一朝一夕的积累呢？陈氏说：加上朝服拖着大带，孔子生病不敢以便服见君主。这就是成王不敢以便服面对臣下。临川吴氏说：淘洗，是洗手。洗脸，是浇水洗脸。用水淘洗头发、洗脸。发布重大命令，面对群臣，必须斋戒沐浴。现在生病，所以只是淘洗头发、洗脸。相，是相礼的人。帮助穿戴冕服，是用衮冕服覆盖成王身体。几，是靠着以求安稳。玉几，是用玉装饰的几。凡是大朝觐，王位设黼扆，前面设左右玉几。

于是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时召见六卿直到管理事务的人，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是六卿。冢宰第一，由召公统领；司徒第二，由芮伯担任；宗伯第三，由彤伯担任；司马第四，由毕公统领；司寇第五，由卫侯担任；司空第六，由毛公统领。太保、毕公、毛公是三公兼任。芮、彤、毕、卫、毛都是国名，入朝担任天子公卿。师氏是大夫官，虎臣是虎贲氏，百尹是百官之长，以及各位管理事务的人，平时就召见六卿率领其属官，这次将要发布顾命，从六卿到御事都一同以王命召见。朱熹说：《顾命》排列三公三孤六卿整齐，如说：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召公与毕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卫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卫侯是康叔担任司寇，所以《康诰》中多说刑罚。三公只是以道义传承保王音，没有职事官属，却下行六卿之事。汉代太傅也没有官属。唐孔氏说：高官兼摄下级官职的，汉代以来称为领，所以召公、毕公、毛公说领。王肃说：彤，是姒姓的国家，其余五国是姬姓，毕、毛，是文王的庶子。林氏说：后世人君将要托付后嗣，

译唯独召引亲信入宫接受遗诏，称他们为顾命大臣。汉朝和唐朝末年，皇位继承人大多由外戚和宦官拥立，有时甚至在半夜从禁中拿出一张纸片，指定某人为继承人，群臣拱手顺从，不敢违抗，即使有嫡长子也不能托付给大臣，在仓促危急之时废立之事纷乱不堪，因此顾命诏书确实是万世不变的法则。

译成王说：“唉！我的病势日益加重，危险和病痛一天天逼近，既然已经病重缠绵，恐怕来不及立下誓言。现在说出继承大统的事，我详细地训诫命令你们。”

这是成王临终前的遗命，他感叹自己的病势大进，危险和病痛日益加剧，既然病重缠绵，恐怕死后就无法立下誓言来继承我的志向，这就是我详细训诫命令你们，总括来说：病势严重，说的是病情。（夏氏说：担心他死后，就不能发出誓言来谈论继承大统的事。）

从前文王、武王，宣扬重明之德，安定百姓所依附的根基，陈列教化的条令，于是百姓都服习而不违背，因此能够到达殷邦，将天命聚集于周。

武王如同文王，称为重光，就像舜如同尧称为重华一样。奠定，是依附的意思。说文武王宣扬重明之德，安定百姓所依附的根基，陈列教化的条令，于是百姓都服习而不违背。天下被感化，因此能够到达殷邦，而将天命聚集于周。（问：奠丽陈教则肄，丽字，根据孔氏音力驰反，意为施加。诸家多作附丽之丽，意为土著。奠丽意为养育，陈教意为教化，不知这种说法如何？我私下认为跟随孔氏的说法，也自平直。奠丽，是说安定他们所施加的号令。陈教是说陈列他们用来教化的道理。肄有的解释为劳，有的解释为习，我认为从习的解释更好，不敢自决。朱子说：前篇有以丽解释为刑的，肄应当解释为习。苏氏说：安定百姓所依附的地方，即安定百姓的居所。陈氏《雅言》说：宣重光，是说先王相继而能彰显他们的德行。奠丽至不违，是说）

（能尽到教养的政治，而感化服从民心。用克至大命，是说能推广教养的成效，以大大承受天命。成王的意思是：从前文武相继为君，都有大德，所以有重光的宣扬。这圣德的盛大，没有不同之处。只有德行的盛大没有不同，所以政治的善美没有差异。说大养民的政治，那么凡是这一世都遵循文王安定百姓所依附的根基。武王的奠丽，也与文王无异。看他们散财发粟，那么起初就可以知道了。说他们教化百姓的道理，那么明德慎罚，这是文王已经陈列的教条。武王的陈教，也与文王无异。看他们敦厚诚信、彰明道义，那么起初又可以知道了。因此这些百姓以至于服习而不违背，武王的百姓与文王的百姓没有差异。由此自友邦的修治，以至于西土的依靠冒犯；自东征的安抚，以至于蛮貊的率领使唤。教养的成效没有远不及的，所以说用克达殷，确实如此。商朝末年，不能尽到教养的道理，那么天命的聚集，不是文武王又是谁呢？由此可以看出文武王的德行是善政的根本，以善政为感化服从民心的根本，以感化服从民心为大大承受天命的根本。成王这番话，可以说是深知文武王拥有天下的原因了）

在后的愚昧之人，恭敬地迎接上天威命，继承遵守文武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侗，愚昧。成王自称，说恭敬地迎接上天威命，而不敢稍有忽视，继承遵守文武的大训，而不敢昏乱逾越。天威，天命。大训，阐述天命的话。对天说天威，对文武说大训，并不是有两样。

现在上天降下疾病，我大概将必死，不能起床，不能苏醒。你们尚且明了我的话，用来恭敬地保护元子钊，大大渡过艰难。

钊，康王的名字。成王说：“现在上天降下疾病，我身体大概将必死，不能起床，不能苏醒，你们庶几明了我的话，用来恭敬地保护元子钊，大大渡过艰难。”说：“元子，是端正其统绪。”（夏氏说：王业以艰难而成，成王现在既死，那么艰难的事业将责成康王了。临川吴氏说：弗兴，不能起来；弗悟，不苏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业之大，付）

（之一人可谓艰难。说应当恭敬保护康王大大渡脱艰难）

柔顺远方，能近处安宁，劝导小大各国。

怀来驯扰，安宁劝导，都是君道所应当尽的。合远近小大而言，又以此显示君德所施，公平周遍，而不可有所偏滞。

想那人们自己治理威仪，你们不要使钊冒进于非善之机。

乱，治理。威，有威可畏；仪，有仪可象，举一身之准则而言。大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以有动作威仪的准则。成王想那人们之所以为人者，在于自己治理威仪罢了。自己治理，是说正其身而不假借于外求。贡，进。成王又说群臣不要因元子而冒进于不善之机。大概机是动之微，而善恶之所由分。非几，则发于不善而陷于恶了。威仪举其著于外者而勉之，非几举其发于中者而戒之。威仪之治，皆本于一念一虑之微，可不谨慎吗？孔子所谓知几，子思所谓谨独，周子所谓几善恶者，都致意于此。成王垂绝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苏氏说：死生之际，圣贤之所甚重也。成王将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见百官，出经远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妇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问：非几，几字多训危。我私下认为几即事也，犹万几之几。冒贡于非几，谓冒进于非所当为之事，不知是

译不对。朱熹说：“几”是事物细微的征兆。陈氏经说：成王从周公、召公那里得到的，在于“敬”。既以“敬”来迎接上天的威严，又以“敬”来告诫群臣，让他们辅佐嗣王说：“〇渡过艰难。”天下本来不是安逸享乐的工具，而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器具。“柔”是安定和劝勉的关键，要从自身开始。下文提到的违背常理以及威严仪态，难道不是细微之处吗？这是成王平生学问所获得的精髓。陈氏大猷说：“夫人”就是“大凡人”的意思。新安陈氏说：曾子临终时，向孟敬子指出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项，都在于容貌、脸色、言辞和语气之间，这与成王临终告诫的话如出一辙。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听闻了源自周公的圣学渊源，并将其流派传承到洙泗之间吗？

译成王接受天命后，回到原位，将帷帐撤出到庭院中。到了第二天，乙丑日，成王驾崩。

缀衣是指帷帐。群臣退下后，将帷帐撤出到庭院中。《礼记·丧大记》说：“国君病重时，撤去悬挂的帷帐，头朝东躺在北窗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第二天，成王驾崩。【复斋董氏说：《周礼》中射人掌管国家三公、三孤、卿大夫的位次，公面向北，孤面向东，卿大夫面向西，这里说的‘受命还’，是指回到这些位次。王氏说：缀衣，是指连缀在一起的帷帐之类，在旁边的叫帷，在上面的叫幕，四面合拢像宫室的叫幄，幄上承尘的叫帟，庭，是指路寝的庭院。王氏炎说：成王年幼即位，三叔散布流言，成王心中不能没有疑虑，那么他的本性并非卓然高明。临死之际却能如此，难道不是周公、召公作为师保辅佐教导有所涵养，或者他的德意诚心端正，即使在生死之际志气也如此清明吗？由此可知，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的资质未必不如古人，而德行不及的原因，是没有古代帝王那样的学问。】

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拿着两把干戈，率领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导他进入路寝旁边的翼室，让他以居丧的身份主持宗庙祭祀。

仲桓、南宫毛两位大臣，吕伋是太公望的儿子，担任天子的虎贲氏，延引是指引导。翼室，是指路寝旁边左右的翼室。太保以冢宰的身份摄政，命令仲桓、南宫毛两位大臣，让齐侯吕伋，拿着两把干戈，率领一百名虎贲武士，在路寝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导他进入路寝翼室，让他以居丧的身份主持宗庙祭祀。吕氏说：发布命令的是冢宰，传达命令的是两位朝臣，接受命令的是有功勋的诸侯，体制尊严，关键周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很深。从端门进入，百姓都能看见，与天下人共同见证。引导进入翼室，让他以居丧的身份主持宗庙，向天下显示国家不可一日没有统帅。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以后，宦官掌握国家命脉，在宫掖中更换君主，而外朝还不知道，这才知道周朝的制度，周全完备，即使是一条一节，也不可废弃。【夏氏说：仲桓、南宫毛一定是宿卫之臣；王氏说：称‘子’，是为了正名，明确父子继位的意义，称名是因为还未正式即位；王宫坐北朝南，南门，是王宫的外门。范氏说：成王驾崩，太子一定在身旁，当时本来在宫内，特意出来迎接，是为了向众人显示。】

丁卯日，命令制作册命和法度。

命令史官制作册书和法度，将顾命传达给康王。【复斋董氏说：成王命令周公留守，康王命令毕公辅佐治理，都制作了册书。这是要将父王的命令传给儿子，所以也制作册书。陈氏大猷说：成王虽然有遗命，但没有册书，将要传给康王，所以制作册书记录先王的话来授予他，并一同制定接受册命的法度。下文‘升阶即位’及‘接受同祭飨’等，就是法度。临川吴氏说：丁卯是成王驾崩的第三天。命令也是太保发出的。成王有遗命，将要传给康王，所以制作册书记录他的话来授予他。既制作了册书，就制定接受册命的法度。凡是丧礼，第二天小敛，再第二天大敛，尊卑都一样。命令制作册书法度，是在大敛之后。】

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须取木材。

伯相，是召公。召公作为西伯担任宰相，须取是指索取。命令士人索取木材以供丧事使用。【郑氏说：大夫以上殡敛，都从死后的第二天开始计算。天子七天殡，对于死亡来说是第八天。癸酉，是殡的第二天。王氏肃说：召公作为方伯，居冢宰之位，所以又称伯相。薛氏说：士，是山虞、匠人一类的人。命令士人索取木材，须待以供各种丧事之用。吕氏说：自成王驾崩后，到康王受命前，命令都出自召公。说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又说命令制作册书法度，又说伯相命令士人，所以号令统一而没有两个门户。临川吴氏说：癸酉，是成王驾崩的第九天。天子七天殡，从死后的第二天开始计算，这已经是殡之后了。殡毕则送死之事大致具备，所以在这个时候将顾命传给嗣君。命令士人索取木材以供丧事使用。《士丧礼》，在殡门外献材。《檀弓》：十天布置材木和明器。】

狄人设置黼扆和缀衣。

狄下士，《祭统》说：“狄人，是乐吏中地位低贱的人。”丧大祭，狄人设置台阶，大概是供给丧役，而掌管设置张挂（周礼掌次掌管国家的张挂事务）之事的人。黼扆，屏风上画着斧形花纹，设置黼扆和帷帐，如同成王在世时一样。【唐孔氏说：从设置黼扆到陈列辂车，各有专人负责，都是受相命，不说‘命’，是承袭上文‘命士’的文字。以下都是为了传达顾命而陈列仪物。经文在四座上说设置黼扆和缀衣，那么四座都设置了，先在前面设置屏风，又在上面设置帷帐。】

窗户之间面向南，铺设多层篾席，用白黑相间的锦边装饰，用华美的玉石装饰几案，沿用生前的设置。

这是平时接见群臣和诸侯的座位，铺设多层席子，所谓天子的席子有三层。篾席，是桃竹枝做的席子。黼，是白黑相间的锦边。华，是色彩。华玉用来装饰几案，仍，是沿用。沿用生前的设置。《周礼》，吉事更换几案，凶事沿用旧几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吕氏说：牖序夹房阶塾前，是指路寝而言。牖间南向，是指在路寝的窗户之间面向南。】

译设置这个座位。所谓“间”，是指东户、西户和窗户之间的空间，也就是“当宁”所在的位置。

译西厢向东，铺设双层蒲席，边缘缀以杂彩和文贝，依旧放置几案。

这是早晚处理政务的座席。东西两侧的厢房称为序，底席即蒲席，边缘缀以杂彩和文贝，用有花纹的贝壳装饰几案【吕氏说：在路寝西厢设置座席，面向东】

东厢向西，铺设双层莞席，边缘全用雕刻的玉石装饰，依旧放置几案。

这是供养国老、宴请群臣的座席。丰席即莞席。画彩、色彩雕刻、镂刻【吕氏说：东厢向西，在路寝东厢设置座席，面向西】

西夹室向南，铺设双层竹席，边缘用纷杂的黑色漆装饰，依旧放置几案。

这是亲属私下宴饮的座席。西厢夹室的前面，笋席即竹席。纷杂，用纷杂的黑色杂色制作。缘漆即漆几案。窗户之间两序，西夹室的席子有四种。窗户和门之间称为扆。天子背对扆屏朝见诸侯，那么窗户之间向南的席子，是正坐。其他三种席子各自随事务按时设置。将要传达先王的顾命，知道神灵是在这里呢？还是在那里呢？所以兼设生前的座席【夏氏说：厢房的夹室称为夹，又称为房。西夹即西厢的夹室，也就是下文所说的东房、西房，因为它们夹在中央的大室两侧。西夹向南，大概是在西厢的夹室中向南设置此座席。说文：笋，竹胎。笋席，取笋皮织成席子】

越王陈列五重宝玉，赤刀，大训，璿璧，琬琰【音逺掩】在西厢；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厢。璿国的舞衣，大贝，鼖【音奔】鼓在西房；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矢在东房。

在东西厢的北面陈列五重玉，以及陈列先王所珍爱的器物，赤刀、赤削【音鞘】，朱红其刀室，因此称为赤刀】大训，三皇五帝的书，训诰也在其中。文武的训诰也称为大训。璿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鸣球也。河图，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东，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传所谓河出图是也。璿国名。璿国所制舞衣，大贝如车渠，鼖鼓长八尺，兑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时共【音恭】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去声】法度，故历代传宝之。孔氏说：璿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吕氏说：西厢所陈列的，不仅有赤刀、璿璧，还有大训参杂其中，东厢所陈列的，不仅有大玉、夷玉，还有河图参杂其中，那么其所珍爱的东西断【都玩反】可识矣。愚以为宝玉器物的陈列，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容貌观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观阅，手泽在焉，陈列它以象征其生存也。杨氏中庸传说：宗器在祭祀时陈列，示能守也；在顾命时陈列，示能传也【陈氏大猷说：这是陈列先王世传的宝物，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玉五重陈宝，总言之不复分别焉。玉一双曰重，古双玉为瑴。圆玉曰璧，鋭上曰圭，琰有锋芒，琬无锋芒。大玉，华山之玉；夷玉，东夷之美。王王氏说：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后王所受，皆在是也】

大辂【音路】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大辂，玉辂也；缀辂，金辂也；先辂，木辂也；次辂，象辂、革辂也。王之五辂：玉辂以祀，不以封，为最贵；金辂以封同姓，为次之；象辂以封异姓，为又次之；革辂以封四卫，为又次之；木辂以封蕃国，为最贱。其行也，贵者宜自近，贱者宜逺也。王乗玉辂，缀之者金辂也，故金辂谓之缀辂。最逺者木辂也，故木辂谓之先辂。以木辂为先辂，则革辂、象辂为次辂矣。宾阶、西阶也；阼阶、东阶也；面南向也；塾门、侧堂也。五辂陈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礼·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则出路；大丧、大宾客，亦如之。”是大丧出辂为常礼也。又按所陈宝玉器物，皆以西为上者，成王殡在西序，故也【尔雅》：阼阶，主阶也。郑氏说：“作犹酢也。东阶所以答酢宾客。”夏氏说：“阶面者，据人在堂上而向南方。辂北陈之，其辕向南，故谓之面。盖在阶之南面也。”“先辂在左塾之前，盖在门内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内向外言之，虽在西，自外向内言之，实在左也。”“次辂在右塾之前，盖在门内之东，自内向外言之，虽在东，自外向内言之，实在右也。”顾氏说：“先辂在寝门内之西北，面对玉辂；次辂在寝门内之东北，面对金辂。”吕氏说：“此非独盛弥文，而彰备物；天位峻极，幄座靓深；宝镇璿华，车辂峙列，入其庭，肃然起敬，惧不克承委重投艰之意，不言而已，传矣

译。”《礼记》记载：“周代人在西阶之上停放灵柩。”

译两个人头戴雀弁，手持惠矛，站在毕门里面。四个人头戴綦弁，手持戈，刃口朝外，分列在左右台阶的两侧。一个人头戴冕冠，手持刘钺，站在东堂。一个人头戴冕冠，手持钺斧，站在西堂。一个人头戴冕冠，手持戣矛，站在东边的垂阶。一个人头戴冕冠，手持瞿矛，站在西边的垂阶。一个人头戴冕冠，手持鈗戟，站在侧阶。

雀弁是弁士穿的，红色，属于弁类。綦弁是用文鹿子皮制成的。惠是一种三棱矛，路寝的门叫毕门。上刃，是指刃口朝外。堂屋的棱角叫戺。冕是大夫穿的，刘、钺、戣、瞿都属于戈类兵器。锐应当是鈗字。《说文解字》说：“鈗，是侍臣手持的兵器，从金，允声。”《周书》说：“一个人头戴冕冠，手持鈗戟，读如允。”东西堂，是路寝东西厢房前面的堂屋。东西垂，是路寝东西厢房台阶上的位置。侧阶，是北边台阶上的位置。吕氏说：古代手持戈戟和防具在王宫宿卫，都是士大夫的职责。没有战事时侍奉君王日常起居，就从容涵养德行，使恩泽滋润；有战事时抵御外侮，就坚定明辨，坚守道义，让君王没有心腹之患。下到秦汉时期，陛楯执戟的宿卫制度还保留了一二。这种制度废除后，君主接见士大夫只有上朝那片刻时间，而宫中的宿卫有时却环绕着粗野凶悍之徒。有志于恢复古制的人，应当深入推究。

周王头戴麻冕，身穿黼纹下裳，从宾阶登上堂屋。卿士、邦君，头戴麻冕，身穿蚁色下裳，进入各自的位置。

麻冕是用三十升麻布制成的冕，隮是登上的意思。康王的吉服，从西阶登上堂屋，以接受先王的遗命，所以走宾阶。蚁色是浅黄色，公卿大夫及诸侯都穿同样的衣服，这也是庙中的礼仪。不说升阶，是因为跟随君王走宾阶。入就位，是指各自走到自己的位置。吕氏说：麻冕、黼裳，是君王的祭服。卿士、邦君的祭服下裳都是纁色。现在穿蚁色下裳，大概是因为没有奠祝之事，不想完全使用吉服，但在班列中有位置，又不能完全使用凶服，斟酌在吉凶之间，显示礼制的变通。

太保、太史、太宗都头戴麻冕，身穿彤色下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从阼阶登上堂屋；太史拿着册书，从宾阶登上堂屋。侍奉君王宣读册命。

太宗就是宗伯，彤色即纁色。太保接受遗命，太史捧着册书，太宗辅助礼仪，所以都穿祭服。介是大，大圭是天子的镇守之器，长一尺二寸，同瑁是爵名，祭祀时用来酌酒，瑁是方四寸，斜刻的，用来覆盖诸侯的圭璧，以齐备瑞信。太保、宗伯以先王的命令捧着符宝，传给嗣君，有主道的意思，所以从阼阶登上。太史以册命侍奉君王，所以拿着册书从宾阶登上。苏氏说：凡是君王所临幸、所使用的，都叫御。

译那上面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捧着同，另一人捧着瑁。

译太史说：“先王凭倚玉几，传布临终遗命，命令你继承训导，君临周邦，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此报答并宣扬文王、武王的光辉训诫。”

成王的临终遗命，已经记录在册书上了。这是太史口头陈述的内容。所谓“大君”，是指成王强忍病痛亲自凭倚玉几，传布临终遗命，命令你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的重大训导。“汝”字，体现了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的礼义，这是遵循大法的体现。“君临周邦”，地位极其尊贵。“遵循大法”，所依循的法度极其重大。“调和天下”，所达成的和谐极其宏大。身处尊位，遵循大法，达成大和，然后才能对得起并宣扬文王、武王的光辉训诫。

成王再次拜谢后起身，回答说：“我这样渺小卑微的后辈小子，哪里能够治理四方，以恭敬戒惧地应对上天的威严呢？”

“眇眇”形容微小，“乱”意为治理。成王拜受遗命，起身回答太史说：“我这样渺小卑微的后辈小子，哪里能够像父祖那样治理四方，以恭敬戒惧地应对上天的威严呢？”这是以谦辞推托，表示自认无能。遗命中有“恭敬迎接上天威严，继承守护文王、武王的重大训导”的话，所以太史所告知的，以及康王所回答的，都围绕这个意思展开。

于是成王接受同爵和玉瑁，三次进爵，三次祭酒，三次奠爵，向上宗祝告说：“请享用祭品。”

成王接受玉瑁作为主礼之器，接受同爵用来祭祀。“宿”是进爵，“祭”是祭酒，“咤”是奠爵。礼仪以三次为圆满，所以三次进爵（指从站立处三次进爵到达神位前），三次祭酒（指三次将酒洒在神位前），三次奠爵（指每次酹酒后都奠下酒杯，共奠三次）。上宗祝告说：“飨”，是传达神意，告知神灵享用祭品。

太保接受同爵，走下台阶洗手，换用另一只同爵，手持玉璋进行报祭，将同爵交给宗人，拜谢神灵，成王回拜。太保接受成王所奠的同爵，走下台阶洗手，换用另一只同爵，手持玉璋进行报祭。报祭是回报祭祀。在祭祀礼仪中，君主手持圭瓒祼祭尸，太宗手持璋瓒进行亚祼，报祭也属于亚祼一类，所以太保也手持玉璋。太保将同爵交给宗人并拜谢神灵，成王回拜，这是代替尸拜谢。宗人是小宗伯的属官，辅助太保进行报祭。太保侍奉成王，所以宗人侍奉太保。

太保接受同爵，祭酒，饮至齿边，然后坐下，将同爵交给宗人，再次拜谢，成王回拜。

酒液触及牙齿称为“哜”。太保再次接受同爵进行祭祀，饮福酒至齿边，“宅”意为坐下。太保退下坐定，将同爵交给宗人，再次拜谢，成王再次回拜。太保饮福酒至齿边，是因为正值丧期悲痛，只感念神灵的赐福，而不品尝酒味。如果是成王，作为丧主，不仅不品尝酒味，连饮福酒也废止了。

太保走下台阶，有司收拾撤去祭器，诸侯走出庙门等候。

太保走下台阶，有司收拾撤去祭器。庙门，即路寝的门。成王的灵柩停放在那里，所以称为庙。提到诸侯，那么卿士以下官员也就可知了。“俟”是等候，等候朝见新君。

译有召公担任冢宰来代理朝政，法度政令周密完备，因此继位的君主可以在十天之后才正式即位。古今情况不同，适宜的做法也不同，何必一定要相同呢？西山真氏说：这一篇展现了周公培养君主德行的成效，又展现了召公在危难疑惑之际处理事务的周密，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康王之诰

今文、古文都有。只是今文将《康王之诰》合并到了《顾命》中【朱熹说：伏生把《康王之诰》合并到《顾命》里。现在去掉序文读起来，文势自然连贯】

康王走出毕门，站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都陈列着四匹黄马，马鬃染成红色，作为庭实，举着圭和兼币说：“我们这些臣子护卫大王，谨献上土地所产的祭品。”都两次叩头至地。康王应当继承前人的德行，所以回拜。汉代的孔氏说：“康王走出毕门，站在应门内。”郑氏说：“《周礼》记载五座门，第一叫皋门，第二叫雉门，第三叫库门，第四叫应门，第五叫路门。路门也叫毕门。外朝在路门外，那么应门之内，大概是内朝所在的地方。周朝把天下分为两半，诸侯由两位伯长统领，从陕地以东，由周公统领；从陕地以西，由召公统领。召公率领西方诸侯，大概是西伯的旧职；毕公率领东方诸侯，则是继任周公担任东伯。诸侯进入应门，分列左右，是陈列的意思。乘指四匹马。诸侯都陈列四匹黄马而把马鬃染红，作为庭实。有人说黄朱就像‘篚厥黄’之类。宾是诸侯，称是举。诸侯举着所奉的圭和兼币说：‘一二臣卫。’一二表示不止一个，是为大王做藩卫，所以叫‘臣卫’。敢执土地所产奠防，都两次叩头至地以表示敬意，这是合乎礼义的。‘义嗣德’是史官的措辞。康王应当继承前人的德行，所以回拜。吴氏说：‘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重耳叩头但不拜。穆公说：‘公子真仁厚啊！叩头而不拜，说明还没有成为继承人。’大概成为继承人就要拜，不拜就说明还没成为继承人。吊唁者、含殓者、赠衣者，升堂传达遗命，主孤拜且叩头，这才成为继承人。康王面对诸侯，如果认为不该拜而不拜，就让人怀疑他还没成为继承人。况且这是纯吉的礼仪，回拜既确立了继承人的身份，又表明他是因丧事而见诸侯【夏氏说：‘敢执土地所有献之于王庭’新安陈氏说：‘奠如奠雁之奠’】

太保和芮伯都上前互相作揖，都两次叩头至地说：‘谨恭敬地禀告天子！皇天改变了大邦殷商的命运，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接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土的百姓。’冢宰和司徒以及群臣都上前互相作揖，确定位置，又都两次叩头至地，向康王陈述告诫说：‘谨恭敬地禀告天子，表示不敢轻率禀告，而且尊称天子是为了让他重视听取。’说：‘大邦殷商，说明拥有天下，不足以依赖。羑若不详。’苏氏说：‘羑，指羑里。文王从羑里的囚禁中出来，天命从此开始顺遂。’有人说：‘羑若就是下文的厥若。’羑、厥或许文字有讹误。西土，是文王、武王兴起的地方。说文王、武王之所以大大接受天命，是因为他们能体恤西土的民众。进告时不说诸侯，是以内见外【吕氏说：两位伯长率领诸侯列于门左右，是朝会分班的礼仪。太保和芮伯都上前互相作揖，是朝会合班的礼仪。开始分班，那么诸侯两立，西伯与东伯的位置相对；现在合班，那么六卿前列，冢宰与司徒的位置相次。苏氏说：康王生长在富贵之中，告诉他文王羑里的艰难，是想让他知道创业的艰难。张氏说：说能体恤西土，因为文武基业本于西土，表示不忘本。临川吴氏说：前面的拜，诸侯拜而群臣不拜；这里的拜，群臣拜而诸侯不拜。康王回答诸侯的拜而不回答群臣的拜，大概是因为诸侯从外面初次相见，群臣在里面天天相见。曰，是太保的话。太保是外诸侯的伯长，内群臣的首领，所以率领诸侯群臣进言告诫康王。羑若不详，有人说：若顺也。羑里的囚禁，是逆境，而文王一律以顺处之，因此遂受天命。有人说：文王自从从羑里的囚禁中出来，天命才开始顺遂。有人说：羑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谓眷佑之也。有人说：羑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讹。按四种说法都不妥当。西土，是文王、武王兴起的地方。说文王、武王之所以大大接受天命，是因为他们能体恤西土的百姓】

只有刚刚去世的成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了他的功业，用来施予后人美好的德行。现在康王要恭敬地对待啊！张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艰难获得的基业。

陟指升遐。成王刚去世，还没安葬还没谥号，所以叫新陟。王毕尽协合也好恶在理，不在我，所以能尽合其赏之所当赏，罚之所当罚，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后人之休美。现在康王嗣位，要敬勉啊！皇大也。张皇六师，大戒戎备，无废坏我文武艰难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这话，好像引导康王崇尚威武的样子。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无立志，苟不诘尔戎兵，奋扬武烈，则废弛怠惰而陵迟之渐见矣。成康之时，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恳恳言之。后世坠先王之业，忘祖父之雠，上下苟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异于召公之见矣，可胜叹哉【问太保称成王独言毕协赏罚

译为什么呢？朱熹说：只是因为奖赏不匹配功劳，惩罚不匹配罪过，所以事务出现差错。如果能够恰当地施行赏罚，如果不是极度的公正和明察，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又问：关于“张皇六师”这一句，回答说：古代军队寓于农民之中，所以六军都依托于农业。张皇六师，就是整顿民众的意思。张氏说：现在的君王继承新登大宝的王位，只有恭敬罢了。恭敬就能在位长久，不恭敬就会早逝。这是召公一生的学问，过去用来告诫成王，现在又用来告诫康王。然而有疑问：新王即位，元老大臣应当以道德进言，成王却先琐碎地谈论赏罚和六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周朝自祖宗以来，仁德深厚，恩泽广博，格局已经确定，只有商朝的遗民还在窥探空隙，想要逞凶作乱。元老深谋远虑，不得已才涉及这些。这种说法，用在康王的时候是可以的，不能泛泛地在新王面前这样说。孔氏说：具有高尚德行的祖先，很少有的天命。另一种说法是高祖，如同说天命，指高后。新安陈氏说：周朝以仁厚立国，经过长久的太平，其流弊容易达到松弛而衰弱的程度，政权的丧失虽然严重于东迁之后，但细微的征兆已经在传位一两次之后显现。周、召、毕等公，已经在未发生之前预见并担忧了。正如太公所说“鲁国后世逐渐衰弱”一样。康王的儿子昭王就有船陷在楚地沼泽的衰败迹象，召公的话难道过分了吗？临川吴氏说：奖赏匹配功劳，惩罚匹配罪过，完全合乎适宜，能够胜任职责，安定文武的功用，能够延及到今后，人们有这种美好的福祉。现在的君王继承王位，要恭敬啊！张如同张弓的张，意思是不要松弛。六师即六军，天子有六军。高祖说：“文王武王，天命罕有。”意思是周朝承受天命，世间少有。现在的君王不要忘记军事防备，不要有丝毫松弛懈怠，从而毁坏我们文王武王不易得到的天命。

译康王说：“各诸侯国的侯、甸、男、卫，我一人钊以此诰命回报你们。”

之所以在回报诰命中不提及群臣，是为了由外见内，因为康王正在服丧，所以自称名。《春秋》中嗣王在服丧期间，也是书名的【林氏说：所谓回报诰命，是因为诸侯告诫我，所以我用诰命回报他们，这就是报答的意思】

从前周文王、周武王广博均平地使百姓富足，不致力于苛责，推行教化直至极致，诚信兼尽而极其真诚，光辉显明于天下，因此也有像熊罴一样勇武的将士，没有二心的忠臣，来保卫治理王室。由此承受上天的正命，皇天于是顺从他们的道，将四方天下托付给他们。

所谓广博均平使百姓富足，是指恩泽广博均平，减轻赋税使百姓富裕，这是说文王武王德行的广大。不致力于苛责，是指不厌恶别人的过错，减轻刑罚，这是说文王武王刑罚的谨慎。推行教化直至极致，是指推行教化而达到极致。诚信兼尽而极其真诚，是指兼尽诚信而达到极致。文王武王致力于德行而不致力于刑罚的心意，推行教化而达到极致，兼尽诚信而极其真诚，内外充实，所以光辉发越，因此显明于天下。大概诚信到了极致是不可掩盖的。而又有像熊罴一样勇武的将士，没有二心忠实的臣子，同心协力，保卫治理王室。文王武王由此承受上天的正命，上天顺从文王武王的道而将天下的大任托付给他们。康王说这些，是向群臣诸侯求助的意思【新安陈氏说：康王求助于内外，首先叙述文王武王，得到熊罴勇士、不二心忠臣的帮助，大概是对‘张皇六师’的话有所感触。临川吴氏说：广博均平使百姓富足，是说没有一个人不富裕。均平，是指各得其分，愿意富裕的人家给人足。不致力于苛责，是指不把追究别人的过错作为要务，谨慎刑罚。推行教化直至极致，是指达到极点。诚信兼尽而极其真诚，是指竭尽诚意。文王武王的心意如此，因此能够显明于天下。文王武王既然圣明，那么也有勇猛如熊罴的将士，忠一不二心的臣子，共同保卫治理王室，因此能够承受上天的正命。君主对百姓仁爱，臣子对君主忠诚，两方面都尽到了道，上天因此顺从他们而将四方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得到天下。陈氏雅言说：从前文王武王直到显明于天下，是说圣人的仁爱极其真诚，所以他们的德行得以在百姓中彰显。那么也有熊罴一样的将士直到保卫治理王室，是说有才能德行的臣子作为辅佐，所以他们的治理对国家有益。承受上天的正命，是说文王武王的德行既然如此，他们依赖群臣的帮助又如此，所以能够承受上天的正命。皇天顺从他们的道，将四方托付给他们，是说上天眷顾圣人的德行而将天下的大任托付给他们。‘那么也有’的意思，是康王认为文王武王的圣明本来不依赖群臣的助力，而当时也有群臣作为辅佐，何况我今日能不依赖你们臣子的帮助呢？他向群臣诸侯求助的意思由此可见。唐孔氏说：文王武王既然圣明，当时的臣子也贤能，因为君主圣明臣子贤能的缘故，因此能够承受上天的端正之命，是说文王武王得到了贤臣的力量】

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藩屏，在我后世之人。现在我一二伯父，希望你们相互顾及，安抚你们祖先臣服于先王之道。虽然你们身在外，但心没有不在王室的，用来奉行忧恤那些应当顺从的事，不要给我稚子留下耻辱。

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康王说文王武王之所以命令建立诸侯邦国植立藩屏，心意大概在于我后世之人。现在我的一二伯父，庶几相与顾及安抚你们祖考，之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虽然身守国在外，但心应当常在王室，用来奉行上天的忧勤，顺承它，不要给我稚子留下耻辱【林氏说：诸侯的祖先曾经臣服于周先王，现在你们应当相与顾及安抚。顾及是指顾念而不忘，那么先公在天之灵于是安定了。吕氏说：告诫他们用来奉行忧恤那些应当顺从的事而顺从实行，顺理则一而时位则殊。厥若，是指诸侯所应当顺从的。谁不想顺理？如果不识时位，那么所顺从的可能不是应当顺从的了。林氏说：鞠子是指未离鞠养的嗣子，康王自谓。临川吴氏说：文王武王封建诸侯，树立藩屏，在我后世之人。是说先王有臣子保卫治理王室，所以激励群臣。说先王建立诸侯作为藩屏后人，所以激励诸侯。天子称同姓大国为伯父，小国为叔父；异姓大国为伯舅，小国为叔舅。现在只举同姓大国以包其余。王室如此，你们就奉行而同忧它，是说以王室之忧为忧。鞠子，王自谓。诸侯不能尽职，岂不贻我之羞乎】

群公都已经听命，相互作揖快步退出。康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

开始作揖，是作揖而进。这里作揖，是作揖而退。苏氏说：“成王崩未葬，君臣都穿冕服，合乎礼吗？”回答说：“不合礼。可以说是变礼吗？”回答说：“不可以。礼变于不得已。嫂子没有溺水，终究不去援救。三年之丧，已经成服，脱下而穿吉服，没有什么时候可以的。”回答说：“成王顾命，不可以不传达；既然传达，不可以穿丧服接受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孔子说：“将要加冠，未到预定日期而有齐衰、大功之丧，就因丧服而加冠，加冠是吉礼，尚且可以用丧服进行。接受顾命，会见诸侯，难道不可以穿丧服吗？”太保让太史捧着册命在帷帐中授予康王，诸侯进入路寝哭丧而会见

译【同】周康王在丧次，穿着丧服接受召公、毕公的教诫与谏言，哭泣跳跃（踊）并答谢拜礼。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这种说法了。《春秋传》记载：“郑国的子皮前往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打算带着礼物同行。子产说：‘办丧事哪里用得着礼物？’子皮坚持要带着礼物去。葬礼结束后，诸侯的大夫想借此机会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大夫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又让我接待他们。我正穿着斩衰的丧服，如果在丧礼未结束时穿着吉服去见他们，那是丧礼没办完；如果穿着丧服去见他们，那就是重复接受吊唁了。大夫们打算怎么办呢？’大家都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如今康王已经穿着吉服拜见诸侯，却又接受了乘黄、玉帛等礼物，假使周公在世，一定不会这样做。那么孔子为什么选取这段记载呢？回答说：“这真是极致啊，在父子君臣之间，教诫深切显明，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为什么不选取呢？然而其中失礼之处，却不能不加以辨析。”朱熹说：“天下诸侯的礼仪与士人庶民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的话，大概就是指这类情况。比如《伊训》中‘元年十二月朔日’，也是新丧，伊尹已经辅佐嗣王，只去拜见祖先，本来就不应该穿凶服了。汉、唐新君即位，都举行册封礼，君臣也都穿吉服，追述先帝的遗命来告知嗣王。《韩文外集·顺宗实录》中有此事可查。大概因为改朝换代、权力传承，是国家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即使是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五代以来，这种礼仪不再讲究，于是始末之际，就非常草率了。康王脱下斩衰丧服而穿上衮冕，按礼来说是错误的。孔子选取它，又不知该如何解释。假设孔子负责制礼作乐，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删去这段记载。”叶氏说：“天子即位的礼仪，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春秋》中还有可考证的。国君去世，世子在丧次继位，灵柩已停殡但尚未下葬，或已下葬但未过一年，不敢视国君为已死，所以不敢登上正位，不敢朝拜宗庙而主持祭祀。在封地内三年称‘子’，因为臣民之心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不得已而继位。因为始终的道义，一年不可以有两个君主，所以还不敢当君主之位，因此必须等到明年之后才朝拜宗庙，确立君位，改换年号，《春秋》才开始记载‘公即位’。那么成王刚停殡，康王就在内朝拜见诸侯，合乎礼吗？诸侯过了一年才朝拜宗庙，即位时穿吉服呢？还是穿凶服呢？不可得知。然而古人吉凶之事不混同。孔子说：‘穿着羔裘皮袍、戴着皮冠，不用于甲胄之事。’吉服不可用于凶事，那么凶服不可用于吉事，也很明白了。鲁庄公尚未结束桓公的丧期，周王命令他主持王姬的婚事，解说者说：‘穿着丧服不可以接受弁冕。’诸侯大夫参加葬礼，晋平公打算带着礼物去，子产说：‘办丧事哪里用得着礼物？’子皮坚持要带着礼物去。葬礼结束后，诸侯的大夫想借此机会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大夫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又让我接待他们。我正穿着斩衰的丧服，如果在丧礼未结束时穿着吉服去见他们，那是丧礼没办完；如果穿着丧服去见他们，那就是重复接受吊唁了。’古人对于吉凶服饰如此严格。康王的事情，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大概成王刚即位时，还有三监、淮夷、殷民之变，如果没有周公，天下局势未可知，何况不如成王、周公的人呢？所以召公权宜一时之宜，而迅速确立君臣的名分。如果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继承世代以正大统，也是天下的大义。’通丧，是上下所共同的；而大义，是天子诸侯所独有的。所以不因为通丧而废弃大义，而吉凶不可相混淆。那么穿着冕服朝见诸侯，作为常礼，就不能认为是非礼，也就不能流传给后世，最终不能改变康王的做法，然后才知道这两段记载被录入经书，不是孔子不能权衡于道，以穷尽万世的变化。”吕氏说：“舜除去尧的丧服，到宗庙咨询岳牧；成王除去武王的丧服，朝拜宗庙咨询群臣，都是百代的正礼。然而成汤刚去世，伊尹就带着侯甸群后去训诫太甲，礼仪本来有时而变。解说者不怀疑太甲在居忧之时接受伊尹的训诫，却怀疑康王在居忧之日接受召公、毕公及诸侯的教诫，这就错了。”复斋董氏说：“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是在三年之丧的十二月，这时三年之丧已结束，去凶即吉，是礼的常规。《伊训》所谓‘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祭祀先王’，是太甲居仲壬之丧，伊尹摄政，那么在汤庙祭祀的，是伊尹。援引此作为证据，恐怕不太妥当。”陈氏传良说：“脱下冕服恢复丧服，苏东坡曾经怀疑过。我曾经向乡先生请教，乡先生说：‘可惜苏东坡怀疑它而不加考察。’召公、毕公都是盛德之人，又是老于世故的人，难道不知道礼吗？大概他们亲身看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之间，如果不是周公的忠诚，那么社稷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在康王即位时，特意举行非常之礼，在南门迎接他，用干戈护卫他，奉上册书，给他穿上冕服，而又率领诸

译周公面向北方朝见成王，以便与天下人共同拥立新君，使众人清楚地知道所拥立的是谁而没有疑虑，他的用意深远啊。大概从秦汉以后，皇位继承往往在宫廷中暧昧不明地决定，而拥立新君取决于一个人的予夺，给天下国家带来的灾祸不少，这才知道召公和周公老练持重，镇守着安危的关键，侍奉逝者、安顿生者，朝廷内外没有隔阂，不容易用常规的看法来评论他们。新安陈氏说：苏氏的议论主张坚守常道，叶氏、吕氏、陈氏的议论出于通达权变。坚守常道符合正理而不可破坏，通达权变也应当考察事情的适宜而不可拘泥。召公在当时，必定有迫于不得已的情况，鉴于往事的教训，而不敢轻率行事。观察他的布置举措，重大而周密，征召会集诸侯，和谐安定而从容，如同面对大敌、遭遇大难一样，诸侯都在场，有人说是问疾的人还留在宫中，因而接受了他们的朝见，这是不对的。观察他的话：“各诸侯国的侯、甸、男、卫，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左边，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右边。”那么征召诸侯在成王去世之后，在一旬之内会集，由此可见。又观察“张皇六师”这一句话，当时的事势也可以想见了。记载始末，节节完备，两篇之中，言辞繁多而不删减，前后五十六篇，记载没有像这样详细的。复斋援引伊尹的事，说祭祀先王的事，伊尹摄政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奉嗣王祗见厥祖”就是下一句，不知道伊尹奉太甲到太庙拜见成汤，是穿丧服呢？还是穿吉服呢？用朱子的说法“应当制定礼仪”这一条来验证，本来主张苏氏回答潘子善的一条，不曾一定主张苏氏，只是不知道两种说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罢了，不如两种说法都保留】

译《书经大全》卷九

（经部，书类，《书经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大全》卷十

明代 胡广等 撰

《毕命》篇

康王率领成周的民众，任命毕公去治理和安抚，这是册封任命毕公的诏书。今文《尚书》中没有这一篇，古文《尚书》中有。唐代孔颖达说：《汉书·律历志》记载，康王任命毕公治理丰地时说道：“在十二年六月庚午日的朏日，王命令作册官书写关于丰地的政令。”这是伪造者听说了旧时的传闻，知道了年月，却没能得到下文的内容，便妄言这是关于丰地的政令。也不知道“丰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吕氏说：周公起初迁移商朝遗民，告诫长期治理的人不要忌惮凶恶的德行，要以宽大的胸怀包容，让善恶并存，以安抚那些心怀异志的人。到了君陈时期，商朝遗民逐渐顺服于周朝的教化，所以简选贤良加以进用，但还没有大的区分。到了康王时期，世道变迁，风气转移了，如果还兼收并蓄、宽容对待，那么残余的恶势力就不能清除，终究会成为良善百姓的祸害，所以任命毕公区分居住区域，不仅使恶人不能沾染善人，也将使他们无处容身，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向善。这就是周朝治理得以成功的原因。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推行这种政令，治理的顺序本来就是这样。我按：康王任命毕公，关键只在于治理和安抚东郊，使先前的政令得以休养生息罢了。问：商朝取代夏朝，距离唐尧虞舜的时代不远，而商汤得到民心，没听说有频繁训诫的辛劳；到了周朝取代商朝，从后稷、公刘一直到文王、武王、成王的时代，商朝遗民尚未完全顺服于周朝的教化，尚且勤于各种训诫；而世道变迁、风气转移，仅仅出现在三代之后，其遗留的风气还没有灭绝，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三代子孙中只有商朝多贤明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德意在人心中长久不忘，即使王室的恩泽已经断绝之后，还有一丝微弱的痕迹存在】

在十二年六月庚午日的朏日，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早晨从宗周出发，到达丰地，率领成周的民众，任命毕公治理和安抚东郊。

这是康王的十二年，毕公曾经辅佐【去声】文王，所以康王到丰地文王的庙里，在成周下都任命他。保，是安；厘，是理。保厘就是下文所说的表彰善人、辨别恶人的意思，大概这是一代治国的根本，也是这一篇的纲领。【陈氏大猷说：厘虽然有辨别、分别的意思，但说保，则有恩惠施行其中，不是截然割裂而没有润泽。以保来厘治，大概有想要让善恶并存的意思】

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布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毕公代替周公担任太师。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布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这是说得到天命很难。

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国家，谨慎对待殷商的顽劣之民，将他们迁移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经历了三个十二年，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可忧虑的事，我一人得以安宁。

十二年称为一纪，父子相传称为世。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安定国家，谨慎对待顽劣之民，将他们迁移到洛邑，靠近王室，用教化来引导他们。已经经历了三个十二年，世道已经变迁而风气开始转移。现在四方没有可忧虑的事情，而我一人得以安宁，这是说教化很难。

道有升降，政令随着风俗而变革，如果不表彰善人，百姓就没有所劝勉的榜样。

有升有降，就像说有的兴盛有的衰败一样。周公处于世道下降的时候，到了君陈、毕公的时代，则将上升到伟大的治道了。执政者根据风俗进行变革，所以周公谨慎对待殷商遗民而谨慎开始，君陈宽容而调和其中，都是由风俗决定政令。当今的政令，正是表彰善人、辨别恶人的时候。如果不善待善人，那么百姓就没有所劝慕的对象了。【新安陈氏说：臧厥臧，就是下文所说的表彰善人、彰显善行的事情，所谓的劝，则是使恶人也都能够敬畏和羡慕】

只有您德行盛大，能够勤于细微之事，辅佐四代君主，神色庄重地率领下属，没有人不听从您的教导，美好的功绩多于先王之时，我小子垂衣拱手仰赖您的成功。

懋，是盛大的意思，我懋乃德的懋，小物就像说细行【胡孟反，下同】一样。说毕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细行，辅导四代君主，风采凝峻，成为朝廷的表率，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人不佩服。师，是训；休，是美；嘉，是美。美好的功绩，大概多于先王之时了。现在我小子还能做什么呢？只是垂衣拱手仰赖您的成功罢了。康王将要托付毕公治理和安抚的重任，所以叙述他的德行和功业的盛大，而归美于他。【唐孔氏说：小物就像小事一样，能勤于小事，大事必然也能勤于，所以举此作为毕公的优点。《晋语》中关于文王的事情说：咨询于八虞，访问于莘尹，再加上周、召、毕、荣，这是毕公在文王时代担任大臣。吕氏说：毕公是天下的老臣，康王不称颂他的成德而称颂他的盛德，不称颂他总领大礼而称颂他勤于小物，大概因为如果以成德自居就止步了，对小物忽视也不是随时都注意的人，只有勉力于德行的人贯穿年轻和年老而不停息，所以勤于事物的人，无论大小都不问。新安陈氏说：不注重细行，最终会损害大德，毕公对小物能够勤于，所以更加显现出他盛德的真诚。林氏说：神色庄重地率领下属，就是所谓端正衣冠，尊重瞻视，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史氏渐说：忠厚接近迂腐，老成若迟钝，先王最终不以此易彼，大概因为世臣旧德，功业已经见于时，闻望已经孚于人，商功利课殿最虽不若新进者，至于雍容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