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大全卷八

译周公出行，视察洛邑。越若来，古语辞言召公于丰迤逦【上移尔反，下力止反】而来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龟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其城郭、宗庙、郊社、朝【音潮】市之位【林氏曰：汉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译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便率领殷商的众民在洛水之滨规划宫室的位置。又过了五天，甲寅日，宫室的位置确定完成。

庶殷，指殷商的众民。使用殷商众民，是因为当时殷商百姓已经迁居到洛邑，所以就近征用他们服役。位成，指左面宗庙、右面社坛，前面朝廷、后面市场的格局已经建成。

到了第二天，乙夘日，周公早晨到达洛邑，于是全面视察新邑的经营规划。

周公到达后，便遍观新邑所规划的宫室位置。

又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祭祀天地，用牛二头。到了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举行社祭，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

郊祭是祭祀天地，所以用两头牛。社祭使用太牢的礼仪，都是向天地禀告营建洛邑的事情。

过了七天，甲子日，周公于是上朝，用文书命令殷商的众民以及侯、甸、男等邦国的长官，这是征发劳役的文书。《春秋传》说：“士弥牟营建成周，计算文书数目，揣测高低，度量厚薄，测量沟渠，考察土方，商议远近，估量工期，计算人工，考虑材料，登记干粮，以此命令诸侯服役，也是这个意思。”

他既然命令了殷商的众民，殷商的众民便大力劳作。

大力劳作，是说大家都趋向事务、奔赴工程。殷商的顽固百姓，如果不容易驱使，

然而召公率领他们规划宫室位置，而位置建成；周公用文书命令他们，而大力劳作。殷民中难以教化的人，尚且如此，那么那些乐意被驱使的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太保于是率领各邦国的君长出来，收取诸侯进献的币帛礼物，然后返回。太保对周公说：“诸侯拜手稽首，传达王和公的诰命，告知殷商的众民，以及他们的办事人员。”

译根本在于您亲自处理政务，我不敢直言。成王称他们为“御事”，就像现在称人为“执事”一样。【问：根据《召诰》的文字，只说召公先到达洛邑，而周公随后到达，并没有说成王也来了。然而召公出去取币，进来赐给周公，却说“旅王若公”，他的话大多是告诫成王，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朱熹说：这大概是因为周公将这些话转告给成王罢了。王氏说：各国诸侯在洛邑会聚，洛邑建成而进献币帛，这是为了行礼，并且表示庆贺。新安陈氏说：营建洛邑的急务，在于教化殷人，而教化殷人的根本，在于君王自身，下文于是详细论述，这是召公进献忠言中最重要的部分。币帛只是恭敬之心的寄托罢了。取币只提到各国诸侯而没有提到殷人，大概是因为《尚书》说“命丕作”对殷人没有区别，而取币陈王却不包括殷人吗？篇末“奉币供王”，就是这里的“出去取的币”，前后相互照应】

译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即大邦殷商的命运。如今君王承受天命，无尽的福祉固然存在，无尽的忧患也同样存在。唉！怎么能不恭敬呢？

以下都是告诫成王的话，借周公之口传达给君王。曷，是语助词。商纣王继承天位，本是天之长子。天之长子本不应被改变，然而上天却改变了；大邦本不易灭亡，然而上天却让它灭亡了。皇天上帝的命令，竟然不可依赖到如此地步。如今君王承受天命，固然有无穷的美好，但也有无穷的忧虑。于是叹息着对君王说，怎么能不恭敬呢？这是深切地说明不可不恭敬。又按，此篇专以“敬”为主旨，讲敬就是诚实无妄，视听言动都遵循道理，好恶取舍不违背天意，与天同德，自然能承受上天的明命。人君保有天命，其关键就在于此吗？伊尹也说，皇天没有私亲，能恭敬的才被视为亲近，恭敬则天与我合一，还有什么疏远可言呢？【朱熹说：这几句话是全篇的大旨。元子，是天之长子。下文直到篇末，都是反复推演这几句话的意思。吕氏说：人君代天做儿子，就是天的长子。西山真氏说：《大明》诗中说“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也是改变天之长子大邦殷商命运的意思。新安陈氏说：这个“元子”字应当与下文的“元子哉”对照来看，“元子”是天之长子，就是“大君者吾父母宗子”的意思。这里的“元子”指殷纣王，“元子”指成王。天命无常，人君所以能保有天命，只有靠敬罢了。从前殷商的长子曾承受天命，上天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而君王承受了它，固然有无穷的美好，但今天的承受，怎么知道不会成为明天的改变呢？这也同样有无穷的忧虑，怎么可以不敬呢？这一节开头说“唉”，结尾又说“唉”，这是元老大臣恳切忠爱，叹息以深深警示君王之心，不能自抑的至情啊】

上天既然已经远远终结了大邦殷商的命运，如今殷商众多先哲王在天，以及后来的君王和百姓，都服从了上天的命令，最终贤智者退隐，病民者在位，人们知道要怀抱扶持他们的妻子儿女，哀叹呼告上天，逃亡出去被拘执。唉，上天也哀怜四方百姓，眷顾天命而勉励，君王应当赶快恭敬修德。

后王后民指商纣王。这一章话语多难理解，大意是说上天既然想要远远断绝大邦殷商的命运，而殷商先哲王的精爽在天，似乎可以依赖，但商纣王承受天命，最终导致贤智者退隐，病民者在位，百姓困于虐政，怀抱扶持他们的妻子儿女，哀号呼告上天，逃亡出去被拘执，无地自容，所以上天也哀怜百姓而眷顾天命，归于勉励修德的人。天命无常如此，如今君王怎么能不赶快恭敬修德呢？【孔氏说：殷商众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助，是因为纣王不行敬的缘故。汉上朱氏说：人死各返其根，体魄属阴，所以下降而在下，魂气属阳，所以上升而在上，无所不至。众人被物欲遮蔽，所以魂散而气不能上升。只有圣人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所以死后精神在天，与天合一。袁氏说：疾敬德，就是不再等待迟疑，立即着手。新安陈氏说：祖宗不可凭藉如此，言外之意大概是说成王今天怎么可以完全依赖大王、王季、文武呢？这一章说天命不可依赖，祖宗不可依赖，只有敬德才能巩固天命而继承祖德。你敬德而说“疾”最有力，大概人心操持则存，舍弃则亡，必须着精神，汲汲用工，才能庄敬日强而能敬；如果悠悠玩怠，就会安肆日偷而不能敬了。后面又说“肆惟王其疾敬德”，全篇纲领在“敬”字，而敬的工夫又在“疾”字】

考察古代先民夏朝，上天启迪顺从其子而保佑，面对考察天意而顺从，如今已经坠失了天命。如今考察殷商，上天启迪格正而保佑，面对考察天意而顺从，如今已经坠失了天命。从子保，是顺从其子而保佑他，指禹传位给儿子。面，是面向，看古代先民夏朝，上天固然启迪他，又顺从其子而保佑他，禹也面对考察天心，敬顺无违，似乎可以为后世凭藉，如今已经坠失了天命。如今看殷商，上天固然启迪他，又使他格正夏命而保佑他，汤也面对考察天心，敬顺无违，似乎也可以为后世凭藉，如今已经坠失了天命。由此知道天命确实不可依赖以求安。【朱熹说：这一节间有不可理解之处。新安陈氏说：顺从其子而保佑他，就是孟子“天与子则与子”的意思，开万世传子之端，从禹开始，所以对夏说“从子保”，而对商只说“格保”，是承上文。两面稽天若，就是对越在天的意思。这一节大概是说天与祖宗都不可依赖】

如今幼冲之主继承而没有遗弃，寿耉说：“他们考察古人的德行，何况说他们能考察谋略来自上天？”

稽，是考察；矧，是况且。幼冲之主，对于老成之臣，尤其容易疏远。所以召公说：“如今君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遗弃老成。”说他们能考察古人的德行，这固然不可遗弃。何况说他们能考察谋略来自上天，这更不可遗弃。考察古人的德行，则于事有所印证；考察谋略来自上天，则于理无所遗漏。不遗弃寿耉，大概是君临天下者的

译这是重要的事务，所以召公特意首先陈述它。朱熹说：“已经陈述了夏、商两代因敬德而兴盛、因失德而亡国的缘由，又以此告诫周王。”新安陈氏说：“年高德劭的人通晓古事，又能体察天意，是考察古道和天道的依靠。幸好有像太公、周公、毕公这样长寿的耆老在，不可遗弃他们。考察古代的德行，如果没有长寿耆老那样见闻广博，就没有依据；考察天意以决定谋略，如果没有长寿耆老那样德行深厚、智慧明达，就不能决断。”

译唉！君王虽然年幼，却是天帝的长子啊！他难道不能与大民和睦相处吗？如今君王不敢在敬德之事上有所懈怠，是因为顾念畏惧百姓的险恶。

召公叹息说：“君王虽然年幼，却是天帝的长子啊！”这是说君王年纪虽小，但责任重大。“其”是期望的语气词。“諴”意为和睦，“碞”意为险恶。君王若能极大地与百姓和睦相处，就能成就如今的休美功业吗？百姓虽然到了防备的地步，却也是令人畏惧的。君王应当不敢在敬德上有所迟缓，顾念畏惧百姓的险恶是可以的。苏氏说：“百姓好比水，水能承载船只，也能倾覆船只。没有什么比百姓更险恶的了。”新安陈氏说：“与百姓和睦相处而成就了休美，却仍希望君王急切地畏惧百姓的险恶，大概是因为百姓的险恶可畏，常常潜伏在太平盛美的景象之中。如果仗恃已经和睦美好而不回头忧虑，以畏惧之心对待，那么福中便潜伏着祸。这就是所谓的险恶。”所以庄子说：“人心比山川更险恶。”

君王来到洛邑继承上天的意志，在天下中心之地自行治理。周公说：“建立这座大邑，从此可以配享皇天，谨慎地祭祀上下神灵，从此可以在中央治理天下，君王就能成就天命来治理百姓，如今真是休美啊。”洛邑是天地之中，所以称为土中。君王来到洛邑，继承天意来治理，应当在土中自行施行教化。当时洛邑建成，成王开始执政，所以召公以“在土中自行治理”来进言，又引用周公曾说过的“建立这座大邑，从此可以配享上天，可以飨答神灵，从此可以居中治理”。成命，就是天命的成就。成王若能继承上天意志，在土中施行教化，那么上天就会成就天命来治理百姓，如今就真是休美了。王氏说：成王想要居住在洛邑，从自然现象来说，太阳在东边影子在西边，傍晚阳气多；太阳在西边影子在东边，早晨阴气多；太阳在南边影子短，暑气多；太阳在北边影子长，寒气多。洛邑是天地之中，是风雨汇聚、阴阳调和的地方。从人事来说，四方诸侯朝见聘问、进贡赋税，道路距离均等，所以称为土中。朱熹说：这是说君王来到洛邑，继承天意来治理，施行教化。土中，指洛邑是天下中心。林氏认为这句“王来”是君王也到了洛邑的证据，恐怕不一定如此，只是君王命令来这里确定都城罢了。引用周公的话说“应当建立大邑，从此祭祀上帝，以及谨慎祭祀上下神灵，又从此居中治理”，那么就是君王承受天命来治理百姓了。这是召公叙述周公营建洛邑的意图。陈氏大猷说：君前臣名，所以称“旦曰”，又引用周公的话来告知，说如今建立大邑，从此配享上天使仰无愧于天，从此谨慎祭祀上下使幽无愧于鬼神，从此居中治理使俯无愧于民，君王若能成就天命来治理百姓，如今真是休美啊。周公期望如此重大，君王能不思考如何称职吗？新安陈氏说：营建洛邑之事，召公负责，但未曾明说，到这里才说“在土中自行治理”，并引用周公的话来表明营建洛邑是为了配享上帝，奉祀神灵，成就治功，凝聚天命，其重要性如此。大概下文将进献自己关于敬德祈天的忠言，所以先引用周公期望的话来开启端绪。陈氏雅言说：当时召公知道成王已有退回周都的意思，所以说这些话来劝勉他。活动的意思全在“来”字上。

君王首先要安抚殷商的旧臣，让他们亲近并辅助我周朝的臣子，节制他们的性情，使他们每天进步，说治理人应当先安抚臣下。君王先安抚殷商的旧臣，让他们亲近并辅助我周朝的臣子，使他们逐渐受到熏陶感化，互相观察学习善行，以节制他们骄奢淫逸的性情，那么他们就会每天向善而不停止。

君王应当恭敬地作为不可不敬德的地方。

说教化臣下必须谨慎自身。“所”是处所的意思，如同《无逸》篇中“所”的意思。君王能以恭敬作为处所，那么动静语默、出入起居，没有一处不处于恭敬之中。“不可不敬德”是极言德之不可不敬。朱熹说：“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话。《召诰》中起初说许多艰深难懂的话，关键处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林氏说：周朝将殷商的顽民迁到洛邑，大概与洛邑的旧民杂居，他们的善恶习气不同，没有方法统一他们就不能相安相处。所以必须有方法安抚殷商的旧臣，使他们亲近并辅助周朝的旧臣，然后才行。因为周朝的旧臣习惯于教令，不需要安抚，所以以安抚殷商的旧臣为先。然而安抚殷商的旧臣，在于节制他们的性情而已。大概人性无不善，殷人只是被纣王的恶习所化，所以不义的习气遂与本性结合而忘记回头。上位者有方法节制他们，使他们每天向善，那么与周民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想要节制百姓的性情，又在君王自身的教化，所以君王又应当以恭敬作为处所，不可不敬德来率领他们，这不是政令刑罚所能达到的。陈氏大猷说：既用周臣率领他们，使他们互相观察而向善，又用自身率领他们，使下级观察而受感化。新安陈氏说：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孔氏只作一句话解释，蔡氏以“所”字断句作两句话解释，真氏笔记也以蔡氏为长。然而蔡氏的说法实际上是从吕氏“所其无逸之所”发展而来的。殷人沾染了旧的恶习，他们的性情流荡。如今想要节制他们而使他们恢复本性，也只有用恭敬来教化他们罢了。敬是一身的主宰，性就是心所具备的理。敬则此心收敛于天理之中而性情可节制；不敬则此心放纵于人欲的虚伪而性情日益流荡。“日其迈”就是上达反归天理而每天进步到高明的意思。称为不可不敬，大概敬是人心所当然而不可不然的，不是有所勉强而如此，如同饥食渴饮一样平常，无所为而

译做事的人如果能像这样，那么恭敬就尽在于此，而他人就会在那边被感化了。

译我不能不借鉴夏朝的历史，也不能不借鉴殷商的历史。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享国年数长久。”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只是因为不敬重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殷商承受天命，享国年数长久。”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只是因为不敬重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

夏商两朝享国年数的长短，我不敢确知。我所知道的，只是不敬重德行，就会丧失天命。这与上一章的意思相互呼应，古人的心意在此有所体现。但上一章主要说天命的眷顾不足恃，这里则直接说不敬德就会丧失天命。【林氏说：古人对于天命，不认为一定有，也不认为一定没有，所以召公对于享国年数能否延长，都说“不敢知”，这是表示怀疑。至于敬重德行，就能享国长久；不敬重德行，就会丧失天命，这大概是无可怀疑的】

如今君王继承承受天命，我也认为只有继承夏商两国的天命，效法他们的功业。君王刚刚即位，如今君王继承承受天命，我认为只有这夏商两国的天命，应当继承那些有功业的人，即继承那些能敬重德行而享国长久的人。何况君王是在新邑开始施政，施行教化的开端呢？【陈氏大猷说：这一章的话尤其恳切。新安陈氏说：君王刚刚即位，善始可以预示善终，效法夏商两国敬德而享国长久，尤其应当在即位之初谨慎对待。吕氏、蔡氏将这句话归入上一章，孔氏、朱氏、真氏、陈氏将这句话作为下一章的开头，使其与“初生”、“初服”、“宅新邑”成为一套语意，也讲得通，但这句话实际上是总结上文、引出下文关于“如生子”一段议论，正是因此句而加以阐明的】

唉！就像生孩子一样，无不在于刚出生时，自己造就明智的命运。如今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享国年数，都知道我刚刚即位。

叹息说：“君王刚刚即位，就像生孩子，无不在于刚出生时。习惯行善，就善了。自己造就明智的命运。为政的道理，也是如此。如今上天赋予君王明智吗？赋予吉凶吗？赋予享国年数吗？都不可知。所可知的是，如今我刚刚即位如何？你刚刚即位而敬重德行，也就自己造就明智的命运，从而吉祥且享国长久。”【吕氏说：人从初生时加以保养，才能保全其善性。哲命，是人心本有的明哲，不是从外面求来的。林氏说：上天赋予端正的性命，人初生时没有智愚的区别，之所以有智愚，是自己取舍的结果。下愚之人自暴自弃，那么上智之人难道不是自己造就的吗？叶氏说：哲命，是以哲为天所命。新安陈氏说：按吕氏、林氏都将哲命解释为性命之命，但哲命的“哲”，不应突然就有性命、眷命的分别，应当以叶氏的说法为正】

居住在新邑，所以君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君王运用德行，祈求上天永赐天命。居住在新邑，就是所谓的刚刚即位。君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难道可以迟缓吗？君王运用德行，从而祈求上天赐予享国长久。【朱子说：君王刚刚即位，不可不谨慎其习惯，就像孩子刚出生，不可不慎重其最初的教导。大概习于上则智，习于下则愚。所以如今天命正在刚刚即位之时，敬德则明哲，则吉祥，则享国长久；不敬则愚昧，则凶险，则短命夭折。上天无一物不体现，已知我刚刚即位居住洛邑了，君王难道可以不赶快敬重德行吗？所以祈求上天永赐天命，只在德行而已。陈氏说：自己造就明智的命运，命在我；上天赋予明智的命运，命在天。西山真氏说：天命至公，不可以祈求而得到。说“祈”，大概是一心运用德行，这才是不求之求。吕氏说：祈求永命，没有其他方法，只有敬重德行才行。说“祈”，是想让君王知道天命尚未确定。新安陈氏说：明哲的本性，与生俱来。初生之时，习于善则明可作哲，习于恶则无哲不愚。明哲则为天所命，愚昧则天不命。这是自己造就明智的命运，如所谓自求多福，这就是所说的无不在于初生时自己造就明智命运，君王刚刚即位也是如此。这一节阐发君王刚刚即位的意思，大概如今建都而自居土中，就是所谓的刚刚即位，这又是居中天下、安定四海的一个开端。上天的吉凶在此判定，君王能否敬德祈求永命，也在此判定。召公所以想让君王乘此开端之机而赶快敬重德行。赶快敬重德行就能运用德行，赶快，是想让他乘此机而迅速勉励，有现在没有后来的意思。赶快敬重德行，不要失去今日之端的机遇，而能运用德行以祈求上天的人，可以永命于千万年之久。如今这开端，难道又可以悠悠然失去吗？所以君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大概是重申上文君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的话，而表达重复恳切的意思】

只有君王，不要因为小民过度使用非法之事，也敢于灭绝杀戮那些治理民众的人？如果有功刑的，德行的反面快于敬德，就应当缓于用刑。不要因为小民过失使用非法的缘故，也敢于灭绝杀戮来治理他们。只有顺导民众，才能有功。民众像水一样，水泛滥横流，失去其本性了。然而堵塞遏制它，危害更严重；只有顺其势而引导它，才能成功。

只有君王位居德行的元首，小民才只以刑罚用于天下。越王显，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君王位居德行的元首，那么小民都效法运用德行于下，对于君王的德行更加显扬了。【朱子说：只有君王不要因为小民到越王显为一节。苏氏说：商朝风俗靡靡，其过度使用非常之事已久了。召公告诫

译君王不要因为小民犯有过错，就因非常之故，敢于在法度之外诛杀他们来治理。大概百姓有过错，罪责实在在于君王；等到百姓有功，君王也就有了德行。为什么呢？因为君王的地位，是倡导百姓德行的先导。这样，法令就能在天下施行，君王也就显耀了。陈氏大猷说：顺应夏、商有功之人，就像上文所说的“嗣若功”。君王的地位不在于职位本身，顺应百姓只在于德行的本源罢了。德行的本源，也就像乾元、坤元那样，是万物开始生长的根源。吕氏说：因为小民放纵使用不合常理的行为而敢于诛杀，一旦产生忿恨嫉妒之心，就会损害君王的德行。人君的德行只在于爱惜生命。元是善的开端，君王以德行本源覆盖天下，怎么能因为小民放纵使用就损害君王的德行呢？新安陈氏说：到了这里，那些不合常理的小民就转化为使用德行的小民，这正是所说的如果顺从引导他们而能建立功业，君王何必崇尚刑罚而不崇尚德行呢？

译君臣上下勤勉体恤，其辞曰：“我承受天命，宏大而顺从，夏朝历经多年，法度不废；殷朝历经多年，希望君王凭借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

这也是期望之辞，君臣勤劳，期望说：“我承受天命。”大概如同夏朝历经多年，因而法度不废；殷朝历经多年，希望兼有夏、殷两代历经多年的长久。召公又接着说希望君王凭借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大概因为小民是勤勉体恤的实质，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是历经多年的实质。苏氏说：“君臣一心勤勉体恤百姓，几乎使君王承受命数历经多年如同夏、商，并且以民心作为天命。”朱熹说：“‘以小民’如同‘以某师’的‘以’。”林氏说：“君王能在上敬德，而小民能在下效法，那么上天就会长久赐命了。这就是所谓用小民来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吕氏说：“召公恳切地谈论小民，是因为国家的根本全在小民，国家的灭亡不灭亡，不在于大族，不在于诸侯，只在于小民身上。”陈氏说：“小民是人容易忽视的，恩泽遍及小民就没有不及的了。尧不虐待无告之人，文王施行仁政先于四方，就是这样的。”新安陈氏说：“勤勉体恤就是‘无疆惟恤’的‘恤’，君臣上下勤勉以深切关怀无边的忧患，只期望兼有夏、殷两代历经多年的长久，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希望君王凭借小民承受长久的命数罢了。”三段话三次提到小民，起初告诫君王不要违背常理杀戮他们，接着希望用大德作为他们的表率，最后希望凭借他们来承受长久的命数。凭借他们的是什么？只是崇尚德而不崇尚刑，知道他们的生命虽然极其微小，但关系到天命的却极其重大且长久。西山真氏说：“前面说君王用德来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这里说希望君王凭借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大概长久命数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有修德与爱民罢了。命数在天上，与小民有什么关系呢？大概上天没有私心，以民心为自己的心罢了。”一篇文章中，说到“敬”的共有七八处：“说‘怎么可以不敬’”、“说‘君王敬慎行事’”、“说‘不可不敬德’”、“说‘君王要赶快敬德’”，两次说“如果不敬德就会早早失去命数”、“说‘所以君王要赶快敬德’”，言语恳切期望深切，这是老臣侍奉年轻君主恳切的心情。后来成王成为守成令主，而周朝卜算的世数年数超过夏、商并且超过它们的历年，然后才知道召公的话真是君主的良药，国家的蓍龟啊。临川吴氏说：“勤勉体恤如同《帝典》所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希望君王凭借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这一句话贯通总结上面三段与‘君王用德’、‘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首尾相应。”

叩手跪拜说：“我小臣，敢以君王的仇敌之民、百位君子以及友顺之民，保全承受君王的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君王最终有上天的成命，君王也会显扬我们。我不敢自认为勤勉，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

仇敌之民是殷朝的顽民，与三监叛乱者；百君子是殷朝的办事庶士。友民是周朝友顺的百姓。保是保全而不失，受是承受而不拒。威命明德，是德威与德明。末是终。召公在篇末致敬，说：“我小臣，敢以殷、周的臣民保全承受君王的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君王应当最终有上天的成命，以显扬于后世。我不敢自认为勤勉，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罢了。”大概奉献币帛的礼节，是臣子职责所应当恭敬的，而祈求上天的实质，则在君王自身尽力。又按，恭敬奉献币帛的意思，就是上文取币赐给周公而旅祭君王的意思。大概当时成王将要举行新邑的祭祀，所以召公奉献币帛来助祭。薛氏说：先说仇敌之民后说友民，是因为营建洛邑以镇静商人为先，与前面说先安抚殷朝办事者意思相同。陈氏说：“保全承受君王的威德，奉行它，这是臣子的职责。君王既然有上天的成命，就应当寻求长久命数的方法。成命在今天，长久命数在子孙。保全承受君王的威德，是臣下所能做到的。至于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就不是人臣所能做到的。在于君王赶快敬德来祈求天命。‘我不敢自认为勤勉’，是召公不敢自认为治理洛邑是功劳。到这里对君王的责备期望就很重了，恐怕成王专门倚仗臣下。我只能恭敬奉献币帛来供给君王，庆贺君王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罢了，那么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在于君王而不在于召公。”陈氏大猷说：“篇末又总结始终的要旨，来告诉君王。‘敢以仇敌之民等保全承受威命明德’，是因为庶殷、侯、甸和会营建洛邑而说的。‘敢以’是自任之辞。如命令侯、甸、庶殷，就是君王的威命；居住洛邑图谋治理，就是君王的明德；和会丕作，就是保全承受。‘君王最终有上天的成命’，与上文‘君王有上天的成命’相应；‘君王也会显扬’，与上文‘越王显’相应。‘我不敢自居其勤’，是担心君王认为人心已经顺从，天命已经安定而自满。‘恭敬奉献币帛’，指上文取币旅王而言，等待君王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将以致庆罢了，期望君王不已的意思，可以说委婉而笃实了。《礼记》说：‘颂扬而不谄媚，劝谏而不矫饰’，召公就是这样。新安陈氏说：所谓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不过是上文敬德爱小民的事情。敬德爱小民，就是祈求上天长久命数的能力。上文已经说尽了，所以在篇末特别用‘能’字概括。临川吴氏说：‘君王最终有上天的成命’，是根据上文‘君王有上天的成命’而言。‘显’字、‘勤’字是根据上文‘越王显’、‘上下勤恤’而言，‘恭敬奉献币帛’是根据上文‘取币旅王若公’而言，‘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也是根据上文而言，用来总结全篇。”

译本篇的主旨

译洛诰

洛邑已经营建确定，周公派遣使者去报告占卜的结果，史官将其记录下来，便成了《洛诰》。同时又记载了君臣之间的问答以及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治理洛邑的事情。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有这一篇。考察：从“周公拜手稽首”以下，是周公授予使者去报告占卜结果的言辞；从“王拜手稽首”以下，是成王授予使者回复周公的言辞；从“王肇称殷礼”以下，是周公教导成王在洛邑居住办事的事情；从“公明保于冲子”以下，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后方治理洛邑的事情；从“王命予来”以下，是周公答应成王留守洛邑，君臣各自尽其职责、推辞难以承担重任的言辞；从“伻来”以下，是成王颁布命令，告诫殷商遗民、安定天下的事情；从“戊辰”以下，史官又记载了祭祀、册命、诰令等事情，以及周公在洛邑居住时间的长短，附在后面，以显示周公营建洛邑的始末，表明成王举行祭祀、发布政令之后，就回到了周京，而没有曾经在洛邑建都。【朱熹因为读《尚书》说：其中错误、解释不通的地方非常多。以前吕伯恭解释《尚书》，有人问他：《尚书》还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吗？回答说：没有。那人便举出《洛诰》问他：根据成王只是派周公去营建洛邑，所以派使者来献地图和占卜结果，成王不曾有一天居住在洛邑，后面怎么却与周公有许多问答呢？又说：“王在新邑”，这怎么解释？吕伯恭于是无法回答。后来得到书信说：确实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洛诰》的文字有不可理解之处，后面才说王在新邑，而前面已经屡次有问答之词了。叶氏说：这一篇应当与《召诰》对照着看，大概不是同一时间的言论，史官选取周公得到占卜结果到派遣使者报告占卜结果，相互往来告诫的本末，按顺序编排，以展示给后世。王安石说：这篇诰辞有不可知的地方，应当空缺下来，只解释可知之处。新安陈氏说：这一篇最大的可疑之处，只有周公告诉成王在洛邑居住、举行祭祀、发布命令的言辞，却不记载成王到洛邑的事情，以及日期。看十二月在洛邑祭祀、命令周公留守治理洛邑的事情，尚且谨慎地记载下来，那么从三月之后到十二月之前，这几个月中到洛邑的大事，必定应当记载。又这一篇首章九句的脱简在《康诰》的开头，那么开头到洛邑的事情，其脱简又可想而知了。况且“孺子其朋”以及“汝惟冲子惟终”等处艰涩难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笃”之下没有周公的回答，紧接着又是“王曰岂非”，这些地方有脱简、错简吗】

周公拜手稽首说：我回复您这位英明的君主。

以下，是周公授予使者去报告占卜结果的言辞。拜手稽首，是史书记载周公派遣使者时的礼节。复，如同复逆的复，成王命令周公前往营建成周。周公得到占卜吉兆，向成王报告使命。称成王为子，是亲近他；称成王为明辟，是尊敬他。周公辅佐成王，论尊贵则是君主，论亲近则是兄长之子。明辟，就是英明君主的意思。前代儒者认为成王年幼，周公代替成王行使君权，至此归还政权给成王，所以说“复子明辟”。如果有失去，然后才有恢复。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不曾有一天不居于君位，有什么恢复可言呢？《蔡仲之命》说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那么周公只是以冢宰的身份统领百官而已，难道不是非常明显清楚吗？王莽居摄，几乎倾覆汉朝，都是儒者有所启发导致的，这是不能不辩明的。苏氏说：这上面有脱简，在《康诰》“自惟三月哉生魄”到“洪大诰治”四十八字。【王安石说：复，如同复逆的复，成王命令周公前往营建成周。周公得到占卜吉兆，向成王报告使命说：“子”是亲近他，“明辟”是尊敬他。前代儒者认为周公代替成王行使君权，至此归还政权，以《尚书》考证，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而已，不曾代替成王行使君权，有什么恢复可言？程子曰：犹言报告嗣天子王矣。叶氏说：复，如同孟子有“复于王”的“复”。自从孔氏把“复子明辟”解释为周公摄政而后归还政权的言辞，古今儒者跟随他，不敢更改。唯独王安石认为不然，世人或许不相信。考察“子”字，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理天下，起初没有经典记载，只有《明堂位》这样说。《明堂位》不是出自我们孔夫子。大概武王去世，周公以冢宰的身份摄政，这是礼制的常规。摄，是代理事务，不是代理君位。世人看见周公在丧期摄政，不知道他不是因为成王年幼而摄政，所以到了占卜洛邑时还有归还政权的言辞，那么王安石的话是有证据的。新安陈氏说：考察王莽废黜汉孺子婴为安定公，握着他的手流泪说：“从前周公摄位，最终得以复子明辟，如今我独自迫于皇天威命，不能如意。”大概因为孔氏解释经书的错误，王莽便借此来掩饰他的奸诈】

成王如果不敢，以及上天初始的命令、确定的命令，我便继承太保而前往大大辅佐东土，其庶几为成王开始作为民众英明君主的地方。

凡是有了奠基，然后才能建成；建成了，然后才能确定。基命是用来成就开始的，定命是用来成就终结的。说成王年幼，退让推托好像不敢触及上天的初始命令、确定命令，我便继承太保而前往大大辅佐洛邑，其庶几为成王开始作为民众英明君主的地方。洛邑在镐京的东边，所以说东土。【朱熹说：周公不想直言王年幼不能，所以说王如果不敢触及上天最初的命令、确定的命令，那么不得不继承摄政之事，保佑王的身躬而辅佐这洛邑，以为王应当在此初作民主。王氏炎说

译承受天命来建造新的都城，这叫做奠定国运；都城已经建成，能够长久安定、治理有序，这叫做稳固国运。葵初王氏说：朱熹对“〇保”的解释不如《传》的解释顺当正确，与太保在周公之前相度宅址的记载相合。

译我只在乙夘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河北黎水之地进行占卜，我又在涧水东边、瀍水西边进行占卜，只有洛邑的卜兆吉利，我又在瀍水东边进行占卜，也只有洛邑的卜兆吉利，于是派遣使者前来，以便呈献地图和卜兆。

乙夘，就是《召诰》中的乙夘。洛师，就是京师的意思。河朔黎水，指河北黎水，是河流交汇之处。涧水东边、瀍水西边，是王城所在地。朝防之地，即瀍水东边，是下都所在地，安置商朝遗民的地方。王城位于涧水和瀍水之间，下都位于瀍水之外。这些地方都靠近洛水，所以两次都说只有洛邑的卜兆吉利。所谓“食”，是指史官先划定墨线，然后灼烧龟甲，卜兆正好吞食墨线。伻，是派遣的意思。图，是洛邑的地图。献卜，是呈献卜兆的辞语。

成王拜手稽首说：“您不敢不恭敬地顺应上天赐予的福佑，前来相度宅址。这将建立与周朝福运相匹配的吉地。您既然已经确定宅址，就派遣使者前来，让我看看您的卜兆。福佑恒常吉利，我们两人共同应当如此。您应当让我万年长久地恭敬地顺应上天赐予的福佑。”拜手稽首，聆听教诲之言。

这是成王授予使者回复周公的辞令。成王拜手稽首，是因为成王尊重并优待周公，所以礼仪格外隆重。匹，是匹配的意思。您不敢不恭敬地顺应上天赐予的福命，前来相度宅址，为周朝建立匹配福运的地方。意思是说，占卜洛邑是为了让周朝的福运无穷无尽。视，通“示”，显示给我看卜兆的福美而恒常吉利。二人，指成王和周公。贞，是应当的意思。十万称为亿，意思是周公在洛邑选址规模宏大深远，让我万年长久地恭敬地顺应上天赐予的福命，所以又拜手稽首，以感谢周公告知卜兆的教诲之言。

周公说：“君王开始隆重地举行殷祭之礼，在新邑祭祀，全都按次序祭祀，没有遗漏。”

这是周公告知成王在洛邑安宅之事。殷，是盛大的意思，与“五年再殷祭”中的殷相同。秩，是次序的意思。无文，是指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意思是说，君王开始隆重地举行礼仪在洛邑祭祀，全都按次序祭祀那些应当祭祀的对象。虽然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但按理应当祭祀的，也按次序祭祀。吕氏说：定都之初，开始隆重地举行礼仪，大宴群神，即使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的，也都按次序祭祀。有告知的，有报答的，有祈求的。开始建立新都，昭告上下，报告完成之事。风雨晴晦适时，大工程已经完成，报答神灵的恩赐。从今开始，永远安定中原，祈求巨大的福佑。后世不知道祭祀

译关于礼义与鬼神的德行，看周公首先以在新邑祭祀作为话题，似乎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大概是不了解君主在镇守新都之初，斋戒沐浴、专心致志，以应对天地，通达这种精微光明的德行，并将其施布于四海，无所不准则，而协助祭祀的诸侯，下至胞翟等卑贱之人，也都心怀诚信、恭敬虔诚，收敛其散漫之心而聚合其离散之意。大概端正君主之心、汇聚天下之道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周公将其作为首要任务。朱熹说：从这以下逐渐难以理解，大概不知道是何时所说的话。传疏认为这是周王与周公同在洛邑对问时的言语。叶氏认为周王得到占卜吉兆后到达洛邑，祭祀完毕又回到镐京，因而留下周公留守，周公因此说了这番话，这些都不可考证。然而叶氏的说法能贯穿数章，现在采纳他的观点。复斋董氏说：《易经》说：“殷荐之上帝”，礼制中有殷祭、殷奠，都是取殷盛之义。新安陈氏说：王氏认为这殷礼大概就是篇中的……

译最后的十二月戊辰日的祭祀，史官在前面叙述周公的话，而在后面记载这件事。我私下认为，十二月的祭祀，不过是因为周公留守治理洛邑的事情，借冬祭来向文王、武王报告罢了。这里说“殷礼”、“秩”，没有记载，并不是非常盛大的礼仪，难道十二月的祭祀足以当得起吗？从三月之后直到十一月，成王必定应当亲自到洛邑举行盛大的祭祀礼仪，现在脱漏了。从这下面直到“无逺用戻”，是洛邑已经建成，周公从洛邑回到镐京，向成王报告在洛邑居住所应当做的事情，以及想要退位养老的话。从“肇称殷礼”以下，是周公到了镐京，请求成王前往新邑举行祭祀礼仪以及朝见诸侯，这在《召诰》中可以证明。周公到了洛邑确定宅基后，应当返回镐京，观察召公收取诸侯的币帛，赐给周公，由周公转达给成王，就可以看出来了。“孺子其朋”以下，必定有讹误、脱简、漏缺，成王祭祀新邑必定在这里，毫无疑问。况且“梓材”中“庶邦享集丕享”等语，那是敬识百官献享的意思，上下文脱简在那里，尤其明显。

我整顿百官，使他们跟随成王到周地。我只说：“大概会有所作为。”

周公说：“我整顿百官，使他们跟随成王到周地，这是说将要前往洛邑的时候。我只对他们说：‘大概会有所作为吧？’周公只是预先提示他的意思，等待成王自己教导诏令他们。”

现在成王就命令说：“记录功勋卓著的人，以他们的功勋作为首祭。”又命令说：“你们接受命令，要坚定地辅佐王室。”所谓“功宗”，是功勋中尊贵显赫的人。《祭法》说：“圣王制定祭祀，对百姓施行法度的人就祭祀他，为公事勤劳而死的人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能抵御大灾害的人就祭祀他，能捍卫大患难的人就祭祀他。”大概功臣都在大烝祭中祭祀，而功勋劳绩中最尊贵显赫的，就让他们位列首位，所以称为“元祀”。周公教导成王就命令说：“记录功勋尊贵显赫的人，以他们的功勋作为首祭了。”又命令他们说：“你们这些功臣，接受这褒赏的命令，应当更加厚实地辅佐王室。大概设立元祀，既是为了慰答功臣，又是勉励他们辅佐王室，更加图谋长久伟大的基业。”

大大地审视功绩的记载，那么你们要亲自教导百官。

“丕”是大，“视”是审视。“功载”是记录功绩的典籍。大大地审视功绩的记载而没有不公正，那么百官效仿他，也都是公正的。大大地审视功绩的记载而如果有出于私心的，那么百官效仿他，也都是私心的。是公是私，全由你教导。所谓“乃汝其悉自教工”就是这个意思。上一章告诉褒赏功臣，所以告诫他大大地审视功绩的记载像这样。

年轻人，不要结党！年轻人，不要结党！你要前往，不要像火刚开始燃烧时那样。它燃烧蔓延的顺序，不会断绝。

“孺子”是年轻人。“朋”是结党。上文百官的效仿像这样，那么论功行赏，年轻人怎么可以稍微顺从结党的私心呢？年轻人稍微顺从结党的私心，那么从此以后，就像火一样。开始虽然火焰微弱，但它燃烧蔓延将依次扩展，不可扑灭。论功行赏，徇私的危害，起初很微小，最终达到不可遏止，所以严厉地禁止它于未然。

如果顺从常道，以及处理国家事务，常像我执政的时候，只用现在周地的官员，不要稍微任用私人，前往新邑，使百官知道上级的意向，各自就有僚属，明白奋起而建功，敦厚博大以宽裕风俗，那么王的休

译听闻（你）也将永远拥有宽厚的美名流传于后世了。【朱熹说：这是告诫成王回到宗周，他所遵循的常道以及处理众事，都应当像我以往所做的那样。在周朝，百官都是我所统领协调的，那些熟悉事务的人，应当推举任用这些人，明确地做出有功绩的政事，务必遵循敦厚广大的原则，以成就宽裕的政治，那么你也就能长久地拥有宽裕的美名流传于后世了。说以往的人如同云聚而来相度宅基，顺应君王所在而趋事赴工，常常失之于急躁浅薄，所以又说敦厚广大以形成风俗，来补救这种过失。吕氏说：汉文帝接近于敦厚广大以成就宽裕，却没有所谓明确做出有功绩的事；汉宣帝接近于明确做出有功绩的事，却没有所谓敦厚广大以成就宽裕。陈氏说：彰显振作以建立功绩，而又敦厚广大以成就宽裕，这是建立精明的治绩，而保存浑厚的治体。】

译成王说：“罢了，你只是年幼的君主，应当善始善终。”

周朝的王业，由文王、武王开创，成王应当将其终结并巩固。上文详细记载了记功和教导内治之事；下文则是统御诸侯、教养万民的道理【朱熹说：周公说‘罢了’吗？你成王只是年幼的君主，应当善始善终，这就像伊尹所说的谨慎地结束一样】

你要恭敬地认识，诸侯朝献，也要认识那些不朝献的。朝献重在礼仪，礼仪不及于礼物，只说不朝献。只是不专心于朝献，百姓只说不朝献，只是做事差失轻慢。这是统御诸侯的道理。百辟，指诸侯。享，指朝献。仪，指礼物和币帛。诸侯朝献，有真诚也有虚伪，只有君主能够恭敬才能识别。识别那些真诚朝献的，也要识别那些不真诚朝献的。朝献不在于币帛，而在于礼仪。币帛有余而礼仪不足，也是所谓的不朝献。诸侯如果不专心于朝献，那么国人受其影响，也都会说对上级不必朝献了。举国没有朝献的诚意，那么政事怎能不导致差失僭越轻慢，毁坏王法而成为叛乱呢？君主能不心存恭敬，及早辨别，防患于未然吗【朱熹说：朝献而以币帛进献，是王真诚奉上级的言辞。币帛有余而礼仪不足的，往往有轻视上级之心，认为可以用币帛交往。说：我的币帛足够了，还要礼仪做什么？这样的人就像是不朝献一样。苏氏说：小人用贿赂取悦人，必定简略礼仪。周公告诫成王以礼仪而非币帛来要求诸侯，担心他们专心于物而不专心于礼，那么诸侯就会傲慢而王室就会轻视了。这是治乱的根本，所以周公特别提及。《春秋传》说：晋国赵文子执政，减少诸侯的币帛而重视他们的礼仪。晋穆叔说：从今以后，战争大概会减少平息了。身为列国之卿，轻币帛重礼仪，尚且足以平息战争。如果君王用贿赂招致寇乱，那就必然了。唐朝衰败时，君相都可以用贿赂获取，方镇争着进贡盈余，行贿而天子开始失去政令，以至于灭亡。周公的告诫，真是透彻啊。新安陈氏说：这是因为将要前往新邑朝见诸侯而言，也是因为召公取诸侯的币帛进献君王而言】

于是只是年幼的你颁布我的不暇，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你于是能不勉力吗？你的时代能不长久吗？笃厚地叙述你正父武王，无不效法我，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你前往恭敬吧，这我将明农事吗？他宽裕我的百姓，没有远方用来到达这教养万民的道理。颁布我的不暇，未详。有人说成王应当颁布我，汲汲不暇者，听我教导你，所以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你于是而不勉力，那么百姓常性泯乱，而不是所以长久之道了。正父武王也，犹今称先正云者。笃者笃厚而不忘，叙者先后之不紊。言笃叙武王之道，无不如我，则人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了。吕氏说：武王去世，周公像武王，所以天下不废弃周公的命令。周公离开成王，像周公，那么天下不废弃成王的命令。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农事，大概公有归老之志了。彼谓洛邑也，王于洛邑和裕其民，则民将无远不至焉【朱熹说：周公告诫成王使听我教导你以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如果你不勉力就不能永保天命了。然而所以辅助百姓常性的，只在于勉力而已。笃厚叙述你武王之所行，无不像我之所以厚叙者陈氏经说：你应当颁布我前日未暇为之事，一一行之息斋徐氏说：説命先正训为先世长官之臣，此指武王而引先正为言，何也？或说武王拨乱反正，故称正父新安陈氏说：这一节除‘汝往敬哉，兹子其明农哉’两句外，皆不可晓，皆当缺之。味此二句可见公时在镐，欲王往新邑而已，将退老也。此章之下当必有公从王至新邑，举祀发命之事，而今缺矣】

成王说：“周公明明保佑我年幼的君主，周公称颂伟大的显德。用我小子发扬文王武王的功烈，奉答天命，和顺恒久四方，百姓安居。”

下文是成王回答周公及挽留周公的话，大体与上一章交错相应，明显说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称，举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师者，宅其众也。言周公明明保佑成王，举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于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朱熹说：居师营洛邑，定民居也。新安陈氏说：此王既至洛，举祀复与公言，将留公治洛，先叙述公之功德，以一慰藉之也】

敦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礼同将大也【孔氏说：厚尊大礼，举秩大祀。新安陈氏说：这大概是王述已行之事之辞，即答公所谓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也】

只有周公的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旁无方所也。因上下四方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时者如此。予冲子

译那么（周公）究竟要做什么呢？只是早晚谨慎地主持祭祀罢了。大概是因为成王知道周公有退休的意愿，所以向他表明自己希望挽留他的心意。

译王说：“您的功劳，辅佐我、引导我，非常深厚。应当常常像这样，不可以说离去。”

这是说周公的功劳，用来辅佐我、开导我，已经很深厚了。应当常常像这样，不可以说离去。【朱熹说：周公的功劳辅佐我，已经很深厚了。没有不这样的，以上所提到的都是如此。】

王说：“您，我小子要退回去，就位在周的都城，命令您留守。”

这是下面成王挽留周公治理洛邑的话。成王说：“我退回去，就位在周的都城，命令您留守治理洛邑。”大概洛邑的营建，周公本意是想让成王迁都以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成王的心意，则不想舍弃镐京而废弃祖宗的旧制，所以在洛邑举行祭祀、发布政令之后，就想回到周的都城居住，而留下周公治理洛邑。“称为留守”，是成王事先的说法，如同后世的留守、留后的意思。先前的儒者说“封伯禽作为周公的留守”是不对的，考察《费誓》中“东郊不开”，是在周公东征的时候，那么伯禽就国大概已经很久了。下文“只告诉周公他的留守”，这个“其”字的意义更加可以看出是周公而不是伯禽。【朱熹说：“上文‘王曰’两段，周公没有答话，怀疑有缺漏的文字。成王说‘我应当回去在宗周处理政事’，而命令周公留在洛邑，如同唐代节度留后的意思。”史丞相解说这本书也有好处，如‘命公后’，众说也都说‘命伯禽作为周公的留守’。史丞相说：‘成王已经回去，命令周公留守。’看‘公定予往’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是周公旦留守的意思。西山真氏说：‘按照《史记·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管叔、蔡叔等人反叛，淮夷、徐戎也同时兴起，于是伯禽率领军队在肸地讨伐他们，于是平定了徐戎。根据这个，那么蔡氏的说法应当是对的。’新安陈氏说：‘成王自称他退回去，就位在周的都城。品味‘退’这个字，那么王当时前进在洛邑就可以知道了。根据身在洛邑来说，所以把还归宗周称为退。退固然是王的谦辞，也是叙述往返语势的自然。先儒在这里都忽略了，所以不敢明确地说这一章是王到洛邑之后的话。’】

四方引导治理，还没有安定于尊崇周公的礼制，也没有能够安定周公的功劳。

尊崇周公的礼制就是尊崇周公的礼制。乱就是治理。四方开导治理是周公的功劳。没有安定尊崇周公的礼制，所以没有能够安定周公的功劳。安定功劳，是安定他的功劳的意思，就是下文所说的命令安宁。【朱熹说：迪就是顺。四方虽然已经顺从治理，还还没有安定尊崇周公的礼制，没有用来安抚治理周公的功劳。】

引导并扩大他的留守，监视我的士、师、工，大大地保护文武所受于天的百姓，治理作为宗周的四辅。将就是大。周公居住在洛邑，扩大他的留守，让我的士、师、工有所监视，大大地保护文武所受于天的百姓，而治理作为宗周的四辅。汉代的三辅，大概来源于此。现在考察，先说扩大他的留守，接着说治理作为四辅，那么命令周公留守洛邑，就很明白了。【朱熹说：周公留守监视我的百官，士、师、工。四辅如同四邻。新安陈氏说：《王制》说：设立四辅及三公，四辅是左辅、右弼、前疑、后丞。引用《王制》的四辅解释这里的四辅，也与朱熹四邻的说法相合。王以治理作为四辅的大臣，期望周公；下文，周公以治理作为四方新的君主，期望王。君臣互相期望。】

王说：“您决定我回去吗？已经这样了，您的功劳，人们都恭敬地奉行、钦敬地喜悦，您不要困扰啊！我只不厌倦那安民的事，您不要废弃法度，四方就会世代享受。”

定，《尔雅》说是止。成王想让周公止于洛邑而自己回去宗周。说周公的功劳，人们都恭敬地奉行，钦敬地喜悦，应当镇抚洛邑以慰悦人心，不要请求离去以困扰我。我只不厌倦那安民的事，您不要废弃，用来监视我的士、师、工的法度，四方就能世代享受您的恩德。吴氏说：《前汉书》两次引用“公无困哉”，都把“哉”写成“我”，应当以“我”为正确。【朱熹说：这是王与周公决意回去的话。周公定居洛邑，我回去宗周，已经决定了。周公不用做什么，说周公不要以事务自困，如同汉代所说的‘怜悯劳苦周公以官职之事’。我则应当不厌倦于安国安民的事，周公只要不废弃用来作为四方楷模的法度，那么四方就会世代享受了。另一种说法：‘世享’是‘世代尊崇’。‘我周无困’、‘勿替’，都是想让周公留下而不离去的意思。新安陈氏说：这一章上面一定有周公回答王的话，大概是不允许王留守的请求。所以王说‘您止住，我回去宗周了’，您不要困扰我，是因为不允许留守而困扰，语气危急。‘勿替刑’以下，期望深远。又上一章说‘我小子早晚谨慎祭祀’，成王完全倚重于周公，只是主持祭祀，应当周公没有允许留守。到这里说‘我只不厌倦于安民的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完全倚重于周公，应当周公下一章幡然允许留守。】

周公拜手叩头说：“王命令我来，保护您文祖受命的百姓，以及您光烈考武王，〇我恭敬。”

这是下面周公允许成王留守等事。来，是来到洛邑。保护您文祖受命的百姓以及光烈考武王，是回答大大地保护文武所受于天的百姓的话。对君主提出高要求，叫做恭。〇我恭敬，是扩大对君主提出高要求的意义。【陈氏说：〇，扩大我事君的恭敬。】

年轻人来相度宅址，大大地敦厚常法，殷商的贤民治理作为四方，新的

译周公说：“要遵循中正之道，这样天下各国都会美好，君王也就有了功绩。”

译典，是典章制度。殷，指殷商的贤民。意思是应当大大加厚对典章制度的重视，以及殷商的贤民。大概文献是治理国家的大要。乱，是治理的意思。意思是成王在新邑实现大治，成为四方的新君主。作《周恭先》，是因为君主恭敬地对待下属，用恭敬来倡导后世的君王。周公又说，从此定都中原谋求治理，万邦都达到美好，那么君王就会有成就了。这是周公以治理洛邑的成效来期望成王【新安陈氏说：‘孺子来相宅’，是周公叙述君王这次行程。作《周恭先》，是为周家恭敬的君王之先，用恭敬来率领先后为王者的人。‘曰’字，是周公对君王期望的言辞。‘其自时中乂’，是即将如此治理的言辞】

我周公旦与众卿大夫，以及办事的臣子，厚待前人的功业，报答天下民众，作《周孚先》。成就我明君的仪范，从而穷尽文王的祖德。

多子，是众卿大夫。唐孔氏说：‘子，是有德行的称呼。大夫都称子，表示师众。’周公说：‘我与众卿大夫及办事的臣子，厚待文武二王的功业，以报答天下民众。’孚，是诚信。作《周孚先》，是因为臣子诚信地侍奉君主，用诚信来倡导后世的人。考，是成就。昭子，就是所说的明君。亲近所以称子。刑，是仪范。单，是穷尽。意思是成就我明君的仪范，从而穷尽文王的祖德。大概周公与众臣厚待前人功业，是为了成就成王的仪范，从而穷尽文王的祖德。这是周公以治理洛邑的事情来效忠【新安陈氏说：‘作《周孚先》，是为周家诚信的臣子之先，用诚信来率领先后为臣的人。’‘乱为四方新辟’，应当与‘乱为四辅’对照观看。‘作《周孚先》’应当与‘作《周恭先》’对照观看。大概周公与君王互相期望，各自尽责任的言辞。陈氏大猷说：‘此处下面疑似有缺文’】

派遣人来谨慎地安抚殷民，于是命令安宁我【断句】用黑黍酿成的香酒两卣说：‘明洁虔诚，拜手稽首，美好的享祭。

这是谨慎安抚殷民而命令安宁周公。秬，是黑黍。一稃二米，是和气所生。鬯，是郁金香草。卣，是中等大小的酒尊。明洁虔诚恭敬，用侍奉神灵的礼仪来侍奉周公。苏氏说：‘用黑黍酿酒，混合郁鬯，是用来灌地的。’宗庙的礼仪，没有比灌地更盛大的。君王派人来告诫殷民，并且用两卣黑黍香酒来安抚周公。说‘明洁虔诚’，说‘美好的享祭’，为什么呢？侍奉周公如同侍奉神明。古代有大宾客用享礼，酒清澈，人渴却不喝；肉干，人饥却不食。所以享祭有体荐，难道不是极致的恭敬吗？那么它的礼仪如同祭祀吗【新安陈氏说：‘宁，如同归宁父母的宁。说明洁虔诚，拜手稽首，美好的享祭，是叙述君王命令使者的言辞，说这是明洁虔诚祭祀的酒，现在拜手稽首致送美好以享祭周公。极致的恭敬，礼仪如同祭祀。传曰‘享有体荐’，是一个证据。记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另一个证据’】

我不敢留宿，就在文王武王那里虔诚祭祀。

宿，与《顾命》中三宿的宿相同，禋是祭名。周公不敢接受这种礼仪，而在文武二王那里祭祀【息斋徐氏说：《顾命》中宿解释为进爵，是孔氏的说法。唐孔氏申述其义，认为是在神前进爵】

顺承笃厚地遵循，没有遭遇自招的灾祸，万年满足于您的德行，殷人也就长寿。

这是祭祀的祝辞，周公为成王祈祷。惠，是顺。笃叙，与笃叙，乃正父同顺。笃厚地遵循文武之道，身体康强，没有遭遇自招的灾祸。子孙万年，满足于您的德行。殷人也长寿【陈氏大猷说：顺承文武之道，笃厚地遵循并实行】

君王派遣殷人，于是承听教诲万年，永远效法我孺子而怀念您的德行。

承，是听受。叙，是教条次第。君王使殷人承听教诲万年，永远效法。我孺子而怀念他的德行。大概周公虽然允许成王留在洛邑，但还是说君王派遣殷人，意思是说：‘迁洛的民众，我固然负责。至于使他们承听教诲万年，则实在取决于君王。’这也是责难的意思，与《召诰》末尾‘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的语脉相似【张氏说：看这篇书，周公不敢当成王黑黍香酒的礼仪，那么天子的礼乐，周公敢当吗？所以《春秋》对鲁国的郊禘，都贬斥其僭越，那么成王的赐予，伯禽的接受，其过失可见，难道周公敢安心吗】

戊辰日，君王在新邑，举行岁祭，文王用红牛一头，武王用红牛一头。君王命令作册逸，祝册只告，周公留守其后，君王作为宾客杀牲虔诚祭祀，都到达。君王进入太室，灌酒。

以下是史官记录祭祀册诰等事，附在篇末。戊辰，是十二月的戊辰日。这天，成王在洛邑，举行岁祭。说‘岁’，是每年举行的祭祀。周崇尚红色，所以用红牛。宗庙礼用太牢，这里用特牛，是因为命令周公留守洛邑，所以举行盛大的礼仪。逸史，是佚。作册，是册书。逸祝册，是史佚作祝册以告神。只告周公留守其后，祝册所载不再涉及其他，只告周公留守其后的意思，重视这件事。王宾，如同虞宾、杞、宋之类，助祭的诸侯。诸侯以君王杀牲虔诚祭祀宗庙，所以都到达。太室

译清庙，是位于中央的室屋。祼，就是灌酒。用圭瓉舀取秬鬯，洒在地上以招降神灵。

译周王命令周公的后人作册逸发布诰命，时间在十二月。

《逸诰》这一篇，是史官逸所发布的诰命，内容是周公治理洛邑，留守后方。所谓“在十二月”，是为了明确戊辰日是十二月的日期。

周公广泛地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共七年。

吴氏说：周公自从留守洛邑之后，过了七年才去世。成王挽留周公时，说周公广泛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周公回复成王时，也说辅佐文王承受天命的百姓。又说到光耀显赫的父辈武王，所以史官在周公去世时记载此事。计算他的年数说：“周公广泛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共七年。”这大概是周公一生的始末之辞。

多士

被迁往洛邑的商朝百姓中也有身居官位的人士，所以周公在洛邑初行政令时，以周王的名义总称“多士”来告诫他们，编书的人因此用“多士”作为篇名，这也属于诰命的体裁。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都有这一篇。吴氏说：当初将商朝百姓迁往洛邑时，成周尚未建成，后来周王和周公担忧四方遥远，鉴于三监叛乱的教训，于是开始建造洛邑，想要迁移都城居住在那里。文中说“从前我从奄地来到，大大地降下天命给四方百姓，我于是明确地执行天罚，将你们这些偏远地区的百姓迁移过来，顺从侍奉我宗室且谦逊的人”，这是在叙述迁移百姓的初衷。“说如今我在这洛水之滨建造大邑，我考虑到四方没有可以接待的地方，也只有你们这些多士能够服役奔走，顺从侍奉我宗室且谦逊的人”，这是在说明迁移百姓之后才建造洛邑。所以《洛诰》一篇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迁移商朝百姓的意思，只有周公告诫成王，留守洛邑治理之后，才说“派人来谨慎地处理殷商之事”，又说“王派人处理殷商之事，于是继承秩序”，当时商朝百姓已经迁往洛邑，所以这样说。我认为武王已经有在洛邑建都的志向，所以周公诛灭殷商之后，因为殷商百姓反复无常难以控制，就立即将他们迁往洛邑。到了这时建成周，建造房屋，划定疆界，于是发布命令与他们重新开始，这就是《多士》这篇诰命产生的原因。由此推论，那么《召诰》中的“攻位之庶殷”，难道就是已经迁往洛邑的百姓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殷商都城在今卫州，洛邑在今西京，相距四百多里，召公怎么能舍弃近处的友好百姓，而去役使远处的仇敌百姓呢？《书序》认为“成周建成后，迁移殷商的顽民”是错误的。我本来就认为这不是孔子所作。吕氏说：迁移洛邑之事，《召诰》讲述经营，《洛诰》考察完成，《多士》则是慰安。张氏说：周朝的顽民，其实是商朝的忠臣。王氏说：篇名叫《多士》，而《书序》认为是顽民，为什么呢？在官位的人称为士，即卿大夫士；在民间的人也称为士，即士农工商。这本书中称士，都是在职的殷商士人。况且周公从未将殷商百姓视为顽劣，成王命令君陈时才有“不要怨恨厌恶顽劣之人”的话。殷商百姓不归附周朝称为顽劣是可以的，但不忘殷商称为顽劣可以吗？所以“顽”这个字，周公在《康诰》《酒诰》《多士》《多方》等书中从未说过。新安陈氏说：各家过于相信小序，所以完全说不通“昔朕来自奄”这句话，吴氏和蔡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吉丰彭氏说：这一篇以《多士》为名，大概是因为迁往洛邑的虽然都是殷商百姓，但其中也有身居官位的人，只称他们为士，那么上可以涵盖卿大夫，下可以涵盖士农工商，所以用“多士”来总括。

只有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来告诫商王的士人。

这是《多士》的本序。三月，是成王祭祀洛邑；是次年的三月。周公到达洛邑已经很久了，这里说“初”，是因为成王最终没有迁移，留周公治理洛邑；到了这时，周公才开始执行治理洛邑的事务，所以称为“初”。说：“商王的士人，是尊重他们。”孔氏说：周公还政，次年的三月。或者说是“于于也”。王氏说：殷商百姓迁往成周，跟随旧长官所治理的地方，所以先告诫殷商士人；顺从了，那么殷商百姓都会如此。

周王说：“你们殷商遗留的多士，不幸。上天大大地降下丧亡于殷商。我们周朝承受天命，奉行上天光明的威严，执行王者的惩罚，整顿殷商的命运，终于归于上帝。”

“弗吊”，意思不详，大概是叹悯之辞，是当时的方言。旻天，即秋天，主肃杀而言。叹悯之言，旻天大大地降下灾害而灭亡殷商，我们周朝承受眷佑之命，奉行上天光明的威严，执行王者惩罚的公正命令，纠正殷商的命运而使之归正，以完成上帝的事。大概是通过推演革命的公正，来开导晓谕他们。息齐徐氏说：“弗吊”，《大诰》引用“不吊昊天”作为解释，非常明确。吕氏说：以天来说称为明威，以人来说称为王罚。王氏说：“终”与“受终于文祖”的“终”相同。

因此你们多士，不是我小国敢于射取殷商的天命。只有上天不给予，确实没有巩固混乱而辅佐我，我哪敢谋求王位？

“肆”与《康诰》中“肆汝小子封”的“肆”相同，“弋”是射取的意思。弋鸟的弋，说有心于射取。呼多士告诫他们，说以势而言。我小国也哪敢射取殷商的天命？大概种植的要培育，倾倒的要覆灭。巩固其治理，而不巩固其混乱，这是天的道理。只有上天不给予殷商信任，其不巩固殷商的混乱。只有上天不巩固殷商的混乱，所以辅佐我们周朝的治理，而天位自然有所不容推辞的，我哪敢有谋求王位之心呢？苏氏说：“固”如同“推亡周存”的“固”，确实如此。天巩固治理而不巩固混乱。林氏说：告诫殷商七次以天命的公正，使殷商知道失去天命而灭亡，那么谁能给予？周朝得天命而兴起，那么谁能违背？

只有上帝不给予，只有我们下民

译秉持作为，只有天命是明显可畏的。

“秉”就是秉持的意思。说的是天命所不给予的，正是民心所秉持的。被民心所秉持的，也就是天命威明显可畏的。反复阐明天与民相互依存的道理，以表明天确实不超出民的范畴，民确实不超出天的范畴。《诗经》说“秉彝”，这里说“秉”的是常道，“为”的是行为，从道理上讲是“为”，从作用上讲是“秉”【陈氏经说：商纣的恶行到了失去人心的地步，就是天命所离弃的；周朝的德行到了被百姓秉持的地步，就是天命所给予的。新安陈氏说：既然说‘只有天不给予’，又说‘只有帝不给予’；既然说‘将天明的威势’，又说‘只有天命明显可畏’，反复用天命的去留来开导殷朝的士人，从而暗中消除他们觊觎和猜疑的私心。息斋徐氏说：‘明畏’就像《皋陶谟》篇中所训释的那样，意为明显可畏】

译我听说：“上帝引导人们走向安逸，夏朝君主却不顺应这种安逸，于是上帝降下灾异以示警示。在那时，夏朝君主不能敬用天命。上帝因他大肆淫逸而发出谴责，但上天不再眷顾听闻他的过错。最终废弃了夏朝的大命，降下惩罚。”

引导安逸，就是安定。降格与《吕刑》中的降格相同。吕氏说：“上帝引导安逸，并不是通过有形之声色来接触。人心得到安定，就会勤勉不息，这就是上帝在引导他。”这个道理很明白，对于桀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桀丧失了良心，自己不能安于正道罢了。上帝确实引导他，桀确实逃避他。上帝还没有立刻断绝他，于是降下灾异来向桀显示意向。桀仍然不知警惧，不能敬用帝命，反而大肆淫逸。虽然有矫饰诬陷的言辞，但上天不再眷顾听闻。仲虺所说的“上帝因此不认为他好”就是这个意思。废弃他的大命，降下惩罚，夏朝的国运就终结了。

于是命令你的先祖成汤革除夏朝，任用俊才治理四方。

甸，就是治理。伊尹称汤广泛寻求俊才，孟子称汤任用贤人没有固定地方。大概是明扬俊才，分布远近，治理区划，这是成汤建立政事的大纲。周公反复以夏商为例，大概是夏朝的灭亡就是殷朝的灭亡，汤的兴起就是武王的兴起。商朝百姓看到这些，也可以自我反省了。

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彰显德行、忧虑祭祀的。

彰显德行，是用来修养自身；忧虑祭祀，是用来敬奉神灵。

也只有上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的先王也都操存此心，不敢失去帝道的准则，无不配天以施恩泽于民。

在后的嗣王纣，大大不明了天道，何况说能听信思念商先王勤劳于邦家呢？大肆淫逸，不再顾念天道的显明和民众的敬畏。

因此上帝不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

大丧，就是国家灭亡而自身被杀。

上天不给予不明德的人。

商先王因为彰显德行而上天大建立，那么商后王不明德而上天就不给予天命了。

凡是四方大小邦国的丧亡，没有不是有理由受罚的。

凡是四方大小邦国的丧亡，其受罚都有可言的理由，何况商朝罪孽贯盈，而周朝奉辞讨伐呢？

王说：“你们殷朝的多士，现在只有我周王大大善承帝事。”

灵，就是善，大大善承天之所为。《武成》说：“只承上帝以遏乱略”，就是这个意思。

帝有命说：“割殷则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

上帝临视你们，不要有二心。惟我事不贰适，就是这个意思。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尔王家，我适，就是这个意思。说割殷之事，没有私心，一心从帝而无二适，那么你们殷朝王家自然不容不顺应我。周不贰于帝，殷怎么能贰于周呢？大概是显示确然不可动摇的意思，而暗中消除顽民反侧之情。你们看，圣贤事不贰适，日用饮食莫不皆然。大概是用来事天的，岂只是割殷之事而已呢？

我说：“惟你大为非法，我不动你。自你邑。”

三监倡乱，我说：“乃你大为非法，非我动你，变自你邑。”犹伊尹所谓造攻自鸣条也。

我也念天就殷邦，屡降大戾。纣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当迁徙也。

王说：“谋划告诉你们多士，我惟是之故迁居西。你们不是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

时，就是是，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谓惟是之故，所以迁居西尔？非我一人乐如是之迁徙震动也。是惟天命

译像这样，你们不要违抗逾越！我不会有后来的命令，如果说有其他惩罚，也不要怨恨我。【唐孔颖达说：从殷都迁往洛邑，向南行进而面向西方，所以称为西】

译只有你们知道，殷的先人有册书典籍，记载着殷革除夏朝天命的事情。

就根据这些旧闻，来开导晓谕你们。殷的先世，有册书典籍，记载着殷革除夏朝天命的事情，正是如此。你们为何偏偏对现在的事情表示怀疑呢？

现在你们又说：“夏朝的人才被启迪简拔，在商王的朝廷中，有职事位列百官之间。我一人只听从任用有德之人，所以我才敢从天邑商那里寻求你们。我只是遵循旧例怜悯你们，不任用你们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如此。”

周公既然举出商革除夏朝的事情来议论顽民，顽民又用商革除夏朝的事情来责备周，说商革除夏朝天命的当初，凡是夏朝的人才都被启迪简拔，在商王的朝廷中，有职事列于百官之间，现在周朝对于商朝的人才没有听说有所简拔。周公举出他们的话，用大义来驳斥他们，说你们顽民虽然有这样的说法，然而我一人所听从任用的只是有德之人罢了，所以我敢从天邑商那里寻求你们而迁居到洛邑，是希望引导你们遵循道德、改变行为，我只是遵循商朝的旧例，怜悯体恤你们罢了，不任用你们，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如此。大概彰明道德的是天的命令，现在顽民泯灭道德却想求得任用，能行吗？【陈氏大猷说：启迪简拔在王庭，是职位大的；有职事在百僚，是职位小的。听用德，是听察其中有德之人而任用他。陈氏经说：听用德，是你有德，我怎么敢不任用；你没有德，我怎么敢苟且任用。商朝士人所说的都是私情，王所说的都是天理，不选择贤与不贤而任用，不是天理了。吕氏说：商还称为天邑，大概是因为说那地方旧为天子之都，重视这件事而敬重那言辞，裁断它的人本来很公正，对待它的人也很优厚了】

王说：“多士，从前我从奄地来，我大大地降低了你们四国国民的罪命。我于是明确地施行天罚，把你们迁移到遥远的地方。亲近侍奉我，我宗周有很多谦逊之美。”

降就像现在法律所说的降等，说从前我从商奄之地来的时候，你们四国的国民，罪过都应当处死，我大大地降低了你们的罪命，不忍心诛杀，于是只明确地施行天罚，把你们迁移到远处居住在洛邑，以便亲近侍奉我宗周，有很多谦逊之美，那刑罚大概也很轻，那恩惠周朝已经非常深厚，现在竟然还有怨恨吗？详细考察这一章，那么商朝百姓的迁徙本来就已经很久了【朱子说：奄，是东方的国家。陈氏大猷说：这个奄与淮夷、三监一同帮助武庚叛乱，周公东征，一举诛灭四国，只说来自奄，是因为讨伐奄在后，诛灭奄就来了。四国，是殷、管、蔡、霍。以亲近我，侍奉我，臣服我宗法，成周济济众多谦逊的盛况】

王说：“告诉你们殷朝的多士，现在我只是不杀你们，我只是申明这个命令。现在我在这洛邑建立大邑，我只有四方没有宾客之地，也只有你们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服我众多谦逊之人。”

以从奄地来的命令为初命，那么这个命令就是申命了。说我只是不忍心杀你们，所以申明这个命令。而且我之所以经营洛邑，是因为四方诸侯没有宾客礼仪之地，也只有你们等服事奔走臣服我众多谦逊之人而没有地方安置的缘故。详细考察这一章，那么迁徙百姓在经营洛邑之先了。吴氏说：“来自奄，称昔是远日的言辞。作大邑，称今是近日的言辞。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是期望的言辞。攸服奔走臣我多逊，是果然能做到的言辞。”由此又知道迁徙百姓在前，而建造洛邑在后。

你们于是还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于是还安宁地干你们的活，住你们的房。

干事，是工作；止，是居住。你们于是希望保有你们的田业，希望安于你们的工作，安于你们的居住。详细考察这一章所说的，都是仍然保有土地房屋居住的言辞，确实商朝百姓的迁徙旧了。孔氏不得其解，而用得到返回出生地来解释，在文义上似乎可以，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你们能敬天，只给予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敬天，你们不仅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把天的惩罚加在你们身上。

敬，则言行无不遵循道理，是天所赐福，吉祥所聚集的地方。不敬，则言行无不违背悖乱，是天所降祸，刑戮所施加的地方。岂止是放逐迁徙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而已呢？自身也有所不能保全了【新安陈氏说：蔡传解释“不啻不有尔土”，加上“窜徒”二字尤其好】

现在你们只在这个时候，居住你们的邑，继承你们的居所，你们有工作，有长寿，都在这洛邑。你们的子孙于是兴起，从你们迁徙开始。

邑，四井为邑的邑；继，是承续安居的意思。有经营作为，有长寿，都在这洛邑。你们的子孙于是兴起，从你们迁徙开始。那从亡国的末裔，做起家的始祖。顽民虽然愚昧，也知道选择了吧。

王说：又说：这时我或许有所说，都是关于你们所居住的地方。

王说：之下当有缺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见。这时我或许有所说，都是以你们所居住的地方为念。重申上文“尔居”的意思【王氏炎说：王曰下必有脱简，又曰下必有脱文，不可强解。新安陈氏说：《多士》一书中，言兴亡则由于天，言天命则系于德，言德则本于敬，终之以尔土、尔邑有恒产者有恒心，而不是诱之以利】

无逸

逸，是人君的大戒。自古有国家的人，没有不以勤勉而兴盛，以安逸而衰废的。益告诫舜说：“不要游荡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舜是大圣人，益还以此告诫他，那么当时的君主怎么可以忽视呢？成王初政，周公担心他知晓安逸而

译因为不知道《无逸》的道理，所以作这本书来训诫他。文中所说的都是古时候的事，必定称颂商朝的君王，是因为时代相近；必定称颂先代的君王，是因为与当今天子有亲属关系。列举三位宗庙之主，是因为他们是继承王位的君主；详细叙述文王，是因为那是耳目所及、亲身经历的事。上自天命精微的防备，下至田间劳作的艰难，乡里百姓的怨恨诅咒，没有不详细记载的。这难道只是成王所应当知道的吗？实在是天下万世君主的镜鉴啊。这一篇共有七个段落，周公都以“呜呼”开头，深深感叹，其意旨深远啊。这也是训诫体的特点。今文和古文都有【张氏说：周公和召公对成王，所陈述的是恭敬，所告诫的是安逸。大概恭敬就不会安逸，安逸就不会恭敬，恭敬与安逸的区别，决定了在位时间的长短，享受国运的寿夭，由此分明。召公在前面陈述恭敬，周公在后面告诫无逸，不这样不足以称为周公和召公。吕氏说：安逸是祸乱的根源。三年东征，用来平定外部的动乱，这只是治理末流罢了。《无逸》是治理根源的书。《无逸》作于营建洛邑之后，成王刚刚执政之初。陈氏大猷说：安逸是万恶的根源，无逸是万善的根本。《无逸》这一本书，因此成为百代的元龟。《书通释》注说：《无逸》这一篇，其关键在于了解百姓的依赖，所以首先论述人的贤愚，取决于能否了解百姓的依赖与否。接着说殷商三位宗庙之主长寿，是因为他们能了解百姓的依赖，后来商王的短命，也是因为他们不能了解百姓的依赖。周朝的先王，他们的智慧本来与殷商三宗没有不同，周朝的后王，应当以文王为法则，而以商纣为警戒。最后说殷商三宗和文王，有引导明智的实绩，所以听到百姓的怨恨辱骂，就反省自身而不责怪别人。成王难道可以听信那些话而加速怨恨吗？周公总以“嗣王应当以此为鉴”来结尾，难道没有深意吗】

译周公说：“唉！君子所居之处，应当没有安逸。

‘所’，就是处所的意思。君子以不安逸作为自己的处所，无论是行动还是静止，饮食还是休息，没有不在其中的。如果有时做有时停，那就不是所说的‘所’了【萍乡柳兄说：吕东莱解释《无逸》这一篇极好。朱子问他说：‘伯恭怎么解释“君子所”其无逸？’柳兄说：‘吕东莱把“所”字解释为“居”字，说：“像我就不敢这样解说。”各位朋友请求说：‘先生打算怎么解说？’朱子说：‘恐怕有脱漏的字就不能知道了。如果说不通却一定要强行建立一种说法，虽然看起来可观，只怕道理不是这样的。’吕氏说：‘一般人有时勤勉有时懈怠，也有不安逸的时候，但能暂时做到而不能长久居住，就不是‘所其无逸’了。只有君子以不安逸作为处所，就像鱼对于水，鸟对于树林，有不可分离的东西。’陈氏大猷说：‘所，就像北辰居于其位的“所”，大概是居住而不移动的意思。’李氏杞说：‘所，是安的意思，就像止于其位的“所”，“所其无逸”，是安于不安逸。’新安陈氏说：‘“所其无逸”与“王敬作所不可不敬”，朱子都不愿意用处所安居的意思来解释它，担心它牵强附会，不是古人的本意。然而吕氏的说法值得喜爱，所以朱子否定它而蔡氏仍然依据它】

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就知道小民的依赖。

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这是以勤勉处于安逸之中。依赖，是指耕种收获而言，是小民所依靠来生存的。农民依赖田地，就像鱼依赖水，树木依赖土壤。鱼没有水就会死，树木没有土壤就会枯死，人民没有耕种收获就无法生存。所以舜从耕种收获直到成为帝王，禹和稷亲自耕种从而拥有天下。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起源于后稷。四种人的事务，没有比耕种收获更劳累的；养育人民的功绩，没有比耕种收获更盛大的。周公发出关于不安逸的训诫，首先提到这一点，是有原因的【林氏说：只有把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作为念想，而不留意于安逸的人，才是能够安逸的。大概喜好安逸的人未必能够安逸，不安逸的人才能安逸。吕氏说：这不是开始于忧虑勤勉终于安逸快乐的议论。大概是说先备尝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之中，就深知小民所依赖的，没有曾经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突然处于安逸之中，兴建一座宫室，发起一次劳役，看得很容易然而人民有不得其死的。成王生长在深宫之中，突然处于人民之上，周公深深地为他担忧，所以用这一章来警示他。如果用开始勤勉最终安逸来解释它，这是刚健的体性，有时休息了。后世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祸患，未必不是这种议论引发的。陈氏经说：乃逸，不是先艰难而后安逸快乐。艰难之中，自有安逸快乐的道理。君子应当以艰难为安逸，不应当以安逸为安逸。南轩张氏说：周朝自从后稷以农事开国，历代相传，相互叹息，习惯于艰难，而歌颂他们的劳苦，这确实是王业的根本。周公告诫成王，诗中有《七月》，都说农桑的时节；书中有《无逸》，想要他了解耕种收获，了解小民的依赖。帝王所传承的心法的重要关键，就在这里。治世常产生于敬畏，而乱世常兴起于骄傲安逸。让治理国家的人每次想到耕种收获的艰难而心中不存在的很少了。这种心常存在，那么骄傲放纵安逸享乐从哪里产生呢？难道不是治世由此兴盛吗？陈氏大猷说：所其无逸，知小人之依，这是这一篇的纲领。后面的章节说三宗、文王以及怨恨辱骂的事情，都是反复阐明这一点的。新安陈氏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认为先艰难然后可以谋求安逸，固然不对；认为艰难就是用来作为安逸，也不对。大概君主在上面安逸，君主本来就是安逸的，只有以勤勉处于安逸之中，虽然安逸而能够不安逸。吕氏的这种议论，超出各家。下文“厥子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似乎像六字一句，蔡氏提出，认为这是以安逸为安逸，与上文“乃逸以勤居逸者”相对，提得精神像两只眼睛一样，虽然是六字，仍然作一句读，也不妨碍这样说】

观察小民，他们的父母勤劳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轻慢，已经荒诞不然就侮辱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听说知道，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是以安逸为安逸。”俗语说：“谚语说看待小民，他们的父母勤劳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于是生长在豢养之中，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放纵安逸自我放纵，于是习得街巷鄙俗的语言，已经又荒诞妄为无所不至。”不然就又讥讽侮辱他们的父母说：“古老的人没有听说没有知识，徒自劳苦而不知道如何自我安逸。”过去刘裕从农田中奋起而夺取江左，传了一两代之后，子孙看到他们的服用，反而笑着说：“田舍翁得到这些也过分了。”这正是所谓“过去的人没有听说知道”。假使成王没有周公的训诫，怎么知道他不会把公刘后稷当作田舍翁呢【苏氏说：农夫的儿子生下来就饱暖，尚且不知道艰难，何况是王呢？南史·宋高祖刘裕孙子孝武帝骏毁坏高祖所居住的阴室作为玉烛殿，床头有土障，壁上挂着葛灯笼，麻绳拂。袁顗于是盛称高祖的俭德，皇上说：“田舍翁得到这些已经过分了”】

周公说：“唉！我听说：

译从前殷朝的中宗，庄重谦恭，恭敬戒惧天命，自我约束以治理百姓，只是敬畏不敢荒废安逸。因此中宗在位七十五年。中宗就是大戊。严就是庄重，恭就是谦抑，寅就是钦肃，畏就是戒惧。天命就是天理。中宗庄重谦恭、恭敬戒惧，用天理来检束自身，至于治理百姓的时候，也只是敬畏恐惧而不敢怠慢荒废安宁。中宗不贪图安逸的实际表现就是这样，所以能够有在位长久的成效。」按照《尚书序》中《大戊》《有原命》《咸又》等篇，意在记述当时敬天治民的事情，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孔氏说：因为敬畏的缘故得到长寿的福分，下文说逸乐损害寿命。吕氏说：上面已经论述了不贪图安逸的道理，这里又举出不贪图安逸的君主作为效法的榜样。这里中宗不贪图安逸的实际表现，严恭寅畏合起来说就是敬。因为桑谷之事而修身反省，也是他敬畏天命的一个方面。天和人遵循同一个道理，既然敬畏天命，就一定不敢轻视百姓。只是敬畏不敢荒废安逸，都是敬的表现。因为敬所以长寿。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持存养则血气遵循法度而不混乱，收敛则精神内在稳固而不浮躁。至于节俭克制，去除伤害身心的累赘，更不必说了。所有这些，都是敬的力量，长寿的道理。从这里到文王，他们的长寿没有不是这个道理。陈氏经说：以天命的道理作为自己的法度，凡是自身亲身践行符合法度的，无非是天命的流行。李氏杞说：不贪图安逸必定欲望少，欲望少而不长寿的人是很少的。贪图逸乐必定欲望多，欲望多而能保全生命的人也是很少的。既用不贪图安逸而长寿的人作为劝勉，又用贪图逸乐而损害寿命的人作为警戒，使前面有所仰慕，后面有所警惕。有所仰慕就知道不贪图安逸值得效法，有所警惕就知道贪图逸乐不可放纵】

译高宗在位时，早年曾在民间劳作，与平民百姓共同生活。当他即位时，曾居丧守制三年不说话。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一旦开口，言语便和顺得当；他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使殷国安定美好，以至于无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没有时刻产生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高宗就是武丁。在他未即位时，他的父亲小乙让他长期居住在民间，与平民百姓同进同出，所以他对平民耕种收获的艰难困苦，都亲身经历过并深知其情。雍，是和顺的意思，指发言和顺且合乎情理。嘉，是美好；靖，是安定。嘉靖，是指礼乐教化在安居乐业中蔚然成风。汉文帝让百姓休养生息，可以称为“靖”，但不能称为“嘉”。“小大无时或怨”，是指万民和谐。乃雍，是和谐发于自身；嘉靖，是和谐达于政治；无怨，是和谐显于百姓。我见《说命》《高宗》《无逸》中所述的实际情况如此，所以才有享国长久的效验。吕氏说：三年不说话，圣贤之君未必全都如此，所以说“乃或”，这是或许的一种做法。小大无怨，民气大和，引导迎接和气，这也是长寿的道理。又发出此意以劝诫成王，下文论述文王使万民和谐，也是这个意思。篇末两章论述违背、怨恨、诅咒、咒骂，实际上是申述此意并完全阐发。张氏说：不敢荒废安逸，那么志气凝定，精神纯一，这是长寿的基础。民心大和，引导迎接善气，这也是导致长寿的原因。大概神气耗散，根本就不稳固；厉气外袭，天和日渐消减。只要具备其中一点，都足以导致夭折。

祖甲在位时，认为称王是不义的，早年曾作为平民百姓。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平民百姓的依靠，能够保护恩惠施予众民，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因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史记》记载：高宗去世，儿子祖庚即位。祖庚去世，弟弟祖甲即位。那么祖甲是高宗的儿子，祖庚的弟弟。郑氏说：高宗想废黜祖庚，立祖甲。祖甲认为这不义，逃到民间。所以说“不义惟王”。按照汉孔氏的观点，祖甲就是太甲，大概是因为《国语》称“帝甲扰乱了七世而灭亡”。孔氏看到这些记载，认为帝甲一定不是周公所称的那个人，又因为“不义惟王”与“太甲”此乃不义文句相似，于是把称祖甲的这个称为太甲。然而详细看这一章早年作为“小人”当他即位，与上一章“与平民百姓共同生活当他即位”文势正相类似。所谓“小人”，都是指微贱而言，不是说阴险小人。“作其即位”也不见太甲复政思庸的意思。又按邵雍《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历年都与《尚书》相符，也不把太甲当作祖甲。况且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命名的有五个，帝王以大、以小、以沃、以阳、以祖来区别，不应该两个人都称祖甲。《国语》传讹承谬，旁记曲说，不足以完全相信，要以周公的话为准。又下文周公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是因其先后次第而枚举的言辞，那么祖甲是祖甲而不是太甲就明白了。吕氏说：商朝距离周朝不远，所以周公以君王耳目所接触到的事情来说。陈氏经说：中宗生而知之，高宗学而知之，祖甲困而知之。

从那时以后，即位的君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闻平民百姓的劳苦，只追随沉溺享乐。从那时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过分的享乐称为耽。泛泛地说自三宗之后即君位的人，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闻平民百姓的劳苦，只追随沉溺享乐，损害本性丧失生命。所以自三宗之后，也没有能长寿久远的，不过十年七八年，近的只有五六年三四年罢了。沉溺享乐越甚，那么享年越短。凡人没有不想长寿而厌恶夭折的，这篇专门以享年长久与否来说，所以开启他们想要的而禁止他们应当戒除的。陈氏经说：安逸享乐是人们所喜欢的，然而所喜欢的有甚于安逸享乐的，如果以艰难而得长寿，为什么还要安逸享乐？艰难是人们所厌恶的，然而所厌恶的有甚于艰难的，如果以安逸享乐而促寿，为什么不艰难？周公的话夺取常情的好恶，而示以所甚好甚恶。苏氏说：人没有不好逸欲的，而其所甚好者是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大概必定相信。然而还有不相信的，认为安逸未必害生。汉武帝、唐明皇，难道没有欲望吗？而寿命如此。多欲不享国者，皆是如此。武帝、明皇，千分之一而已，岂可专望乎此哉？吕氏说：忧勤者必寿，逸豫者必夭，这是周公的格言大训，不仅用来警戒成王，实在是万世人主的龟鉴。大概人之一心，如果有所操存，那么精神思虑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寿固可必。孔子所谓“仁者寿”，诗人所谓“乐只君子，万寿无期”，也是即其理而推之耳。后世之君，惮忧勤而恣逸乐，伐性伤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术以求长年，何其愚之甚也欤？葵初王氏说：苏氏之说于经有助，使好逸者无以汉武、明皇借口。吕氏求神仙

译延寿的说法，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是没有的，然而也可以作为经筵进讲时采纳的一种观点。

译周公说：“唉！那正是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谦抑、敬畏天命。”

商朝与我们已隔世了。所以又借我们周朝先王告诫的话来说。太王、王季之所以能自我谦抑、谨慎敬畏，大概是为了论述文王的无逸。所以先叙述其源流之深远。大体上，谦抑敬畏是无逸的根本。放纵懈怠荒废政事，都是那些自夸自大、无所忌惮的人所为。所以下文说文王“柔”、“恭”、“不敢”，都是源于太王、王季谦抑敬畏之心而发出的。【陈氏大猷说：‘克自’是真正能自己用力，别人不参与。‘抑’是谦下的意思，如克制忿怒欲望、去除奢侈等都是。‘畏’是敬畏。人之所以放肆行事无所畏惧，是因为不能自我抑制的缘故。抑制私欲，只遵从道义，就一定会敬畏天命、敬畏祖宗、敬畏百姓了。】

文王穿着粗布衣服，致力于安抚百姓和农耕之事。

卑服，就是大禹所说的厌恶华美的衣服。康功，是安抚百姓的功绩；田功，是养育百姓的功绩。是说文王在衣服供养方面，本性并不在意，而专心致力于安抚养育百姓。卑服，大概是举出一端而言，宫室饮食自我供养的简朴，都可以类推。【孔氏说：通过田功来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新安陈氏说：孔氏认为通过田功来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非常好。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是无逸的根本，也是全篇的纲领。引导明智的四位君主，都由此而来。那些生来就安逸的君主，只是因为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罢了。】

美好柔和，美德恭敬，关怀保护小民，恩惠救济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用来使万民都和谐安乐。

徽、懿都是美好的意思。昃，是太阳偏斜的意思。柔称为徽，就不是软弱无能的柔；恭称为懿，就不是表面恭敬的恭。文王有柔和恭敬的德行，而极其美好盛大。温和平易亲近百姓，对于小民就关怀保护，对于鳏夫寡妇就恩惠救济。所谓恩惠救济，是说鳏夫寡妇的人垂头丧气，给予资助接济，使他们有生机。从早晨直到中午，从中午直到太阳偏西，一顿饭的时间，顾不上休息欲望，使万民都和谐安乐，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文王心中装着百姓，自然不知道自己的勤劳如此，哪里像秦始皇用秤称量文书、隋文帝让卫士传递饭食，代替官吏职责的人所为呢？《立政》篇说：“不兼管各种言论、各种刑狱、各种谨慎之事。”那么文王又好像无所事事。不读《无逸》，就无法知道文王的勤劳；不读《立政》，就无法知道文王的安逸。合两书来看，文王所从事的事情就可知了。【问：徽柔懿恭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朱子说：一个字。柔必须美好，恭必须美德。柔而不美好，就是姑息养奸；恭而不美德，就不是发自内心。柔容易变得暗弱，徽有发扬的意思；恭表现于外，懿则有蕴藏的意思。陈氏大猷说：卑服不只是厌恶华美衣服，凡是服用都谦抑减损。】

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以便各诸侯国只供给正常的赋税。文王接受天命，正值中年，他在位五十年。

游猎国有常制。文王不敢游猎无度。上面不浪费，所以下面不过度索取，而能让各诸侯国只供给正常的贡赋。正常数额之外，没有横征暴敛。说到诸侯国，百姓就可知了。文王作为西伯所统领，诸侯国都有常供。春秋时期贡赋给霸主的情况，历历可见。直到唐朝还有送使之制，那么诸侯供给方伯是旧例了。受命，是说成为诸侯。中身，汉孔氏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即位时四十七岁。”说中身，是举全数而言。上文崇尚素朴节俭，体恤孤独，勤于政事，戒除游逸，都是文王无逸的实际表现。所以他享有国家的时间长久。【吕氏说：“凡有血气的人，忧患在于上行下效，必须通过学习来谦下，抑制减损自我敬畏，以自我谦下，那么在无逸上用力就深了。精力不分散于奉养自己，所以功绩全归于体恤百姓。恩惠泽被，使百姓充满生机。”不敢沉溺游猎，是小心翼翼的意思。这一章说文王家法，凡无逸的条目，如崇尚素朴，重视农耕，体恤穷困，勤于政事，戒除游猎，减损横征暴敛，大致都具备。称赞文王的长寿，就是前章的意思。以此作为防范，后世还有文王因忧勤损寿的说法，以开启君主好逸的倾向，像郑某那样。】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沉溺于观览、安逸、游荡、田猎，以便万民只供给正常的赋税。”

则，是效法的意思。其，指文王而言。淫，是过度的意思。是说从今日以后，继位的君王要效法文王，不要过度于观览、安逸、游荡、田猎，以便万民只供给正常的赋税。上文说游猎而没说观览安逸，是因为大的包含小的。说诸侯国而没说万民，是因为远的可见近的。

不要说：“今天沉溺享乐，这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些人大大有过失，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酗酒于酒德啊！”

无与毋通，皇与遑通。训，是效法；若，是顺应。是说不要自我宽假，说今天姑且沉溺享乐。一天沉溺享乐，固然好像没有害处。但下面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上面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些人大大有过失，效法其过逸的行为，就像商人效法受而崇尚饮酒之类。所以接着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沉迷，酗酒于酒德啊！酗酒称为德，是因为德有凶有吉。

译韩愈所说的“道”与“德”是虚设的名位，就是这个意思。

陈氏说：这两项都只供给正当的用途，都不把贡赋当作自己安逸享乐的费用。观看、游乐、打猎，君主并非没有，只是不可以超过法度罢了。一天暂时享乐，似乎还没有害处，却认为不可以，大概是因为这种心念不可以片刻忘记。片刻忘记，就是放纵自己的心，从此以后就不可收拾了。

吕氏说：虽然告诫成王，实际上是希望后代君主共同遵守这些训诫，所以用“继位的当今嗣王”来表述。观看以舒展目光，安逸以休养身体，游乐以考察风俗，打猎以练习武备。君主不能没有这些，但也不能过度。过度就会让人欲放纵而陷入混乱灭亡。所以周公让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过度，一定要断绝它，使其没有法度，那就是逼迫拘束了。观看、安逸、游乐、打猎，是横征暴敛的源头。这四项既已节省，用度就有常规，自然应该以万民正当的供给来应对。

开始沉溺享乐的人，不要自我宽恕说：“今天只是沉溺享乐罢了。”这种心念一旦流荡，将会一天两天，逐渐终身不返。如果不警惕一天的沉溺享乐，必定会成为纣王那样的人。

无皇说：“今日耽乐”，大概是探究淫乐的开始，让他深深断绝这种念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那是探究淫乐的终结，让他知道必定会达到这种极端，这样始末就完备了。

林氏说：隐公观鱼，庄公观社，这是“观”。唐敬宗天晚才上朝，这是“逸”。周穆王所到之处有车辙马迹，这是“游”。太康在洛水之北打猎，这是“田”。这些都是沉溺于此的人。

西山真氏说：前面列举三位宗庙之主，后面列举文王，让君王知道效法什么；又列举纣王，让君王知道警戒什么。纣王的恶行无所不有，酗酒是最严重的。人无论智愚，都知道忧虑勤政必能享有国运，安逸欲望必会伤害生命。只有沉湎于酒，心志昏乱，那么即使死亡在前，也不知道畏惧。所以想要不逸乐就不能酗酒，酗酒就必定不能不逸乐。周公之所以专门以此申诫，就是这个原因。

薛氏说：“今日耽乐”，与《诗经》所说的“一醉日富”，应当是同义。

译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尚且互相训诫告诫，互相保养顺从，互相教导规正。百姓没有谁敢互相欺骗虚妄、制造幻象。互相训诫告诫，保养顺从并规正成就，这不仅仅是告诫而已，还有保养顺从之意；教导规正则有纠正成就的意思，又不仅仅是保养顺从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视听思虑没有遮蔽阻塞，喜好厌恶、取舍给予明确而不违背。因此当时的百姓没有谁敢欺骗虚妄、制造幻象。

如果对此不听信，人们就会效法它，于是变乱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小事大事，百姓心中就会违背怨恨，口中就会诅咒发誓。正确法度，就是正确的法律。说的是成王在上，对于古人互相训诫告诫、保养顺从、教导规正的事情，如果不听信，那么人们就会效法他。君臣上下，互相效法而不合度，必定变乱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小事大事，没有不全部拿来纷纷更改的。大概先王的法度，非常有利于百姓，非常不利于放纵奢侈的君主。比如减轻刑罚以重视百姓生命，这是百姓所便利的，而君主中残酷的人，就必定变乱它。比如减轻赋税以厚待百姓生活，这是百姓所便利的，而君主中贪婪奢侈的人，就必定变乱它。心中违背怨恨，是怨恨积蓄在心中；口中诅咒发誓，是怨恨表现在外面。作为上位者却让百姓心中口中都怨恨，他的国家不危险的，从来没有过。这大概是治理混乱、生存灭亡的关键，所以周公恳切地谈论它。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再到我们周文王，这四位君主都能践行明智。”

迪，是践行的意思；哲，是明智的意思。孟子认为知道而不舍弃是明智的实质，迪所说的，就是所谓的不舍弃。君主知道小人的依附，却有时愤怒乖戾，这是不能践行他的明智。只有中宗、高宗、祖甲、文王，确实践行了他们的明智，所以周公用‘践行明智’来称赞他们。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你就大大地自我敬重德行。’如果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仅仅是不敢怀藏愤怒。’

咒骂，是言语。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你就大大地自我敬重德行。’反求诸己，不责怪别人，对于诬蔑毁谤的过错，安然接受，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仅仅是隐忍，不敢怀藏愤怒。大概三位先宗和文王对于小民的依附之心，确实知道，所以来不及责备小人的过错言论，而且借此来考察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怨恨咒骂的话，是他们乐于听到的，这难道仅仅是止于隐忍含怒不发而已吗？

如果对此不听信，人们就会有人欺骗虚妄、制造幻象，说：‘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你就听信他们。’如果像这样，就不能长久思念作为君主的道理，不能宽大自己的心胸，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戮无辜的人。怨恨同样聚集，都丛聚在君主一人身上。

宽大，丛聚。说的是成王对于上文三位先宗和文王践行明智的事情，不肯听信，那么小人就会有人欺骗虚妄、颠倒虚实，说小民怨恨你、咒骂你，你就听信他们，那么像这样就不能长久思念作为君主的道理，不能宽大自己的心胸，用欺骗虚妄不实的话罗织嫌疑，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戮无辜的人。天下的人遭受祸害不同，但同样在于怨恨，都丛聚在君主一人身上，这又有什么便利呢？大概《无逸》这篇书，以知道小民的依附作为全篇的纲领，而这一章则是申说既然知道小民的依附，就应当践行他的明智。三位先宗和文王能够践行他们的明智，所以他们的胸怀宽大平和，人们的怨恨咒骂不足以成为心中的芥蒂，就像天地对于万物，一心在于养育而已。那些强悍疾恶、愤怒乖戾，天难道会在其中私怒吗？天地以万物为心，君主以万民为心，所以君主应当把百姓的怨恨咒骂当作自己的责任，不应当把百姓的怨恨咒骂当作自己的愤怒。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百姓安定君主也安定；当作自己的愤怒，那么百姓危险君主也危险。唉！可以不警惕吗？

译短促啊。只说到君主寿命的长短，以及下层小民怨恨咒骂的情形，可以说非常深刻透彻了。夏氏说：以前的怨恨咒骂还有限度，到了这里则是普天之下共同怨恨，这是怨恨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了。民心如此，想要享有国家长久，能做到吗？这层意思大概是在言语之外了。范氏说：圣明的君主只听取正直的言论，所以谗言邪说不能进入耳朵；昏庸的君主喜欢听信谗言佞辞，所以欺骗诳妄的言论每天来到面前。君主应当修养德行来消弭怨恨，不可以用刑罚杀戮来制止怨恨。用刑罚杀戮来制止怨恨，怨恨会更加严重，就像大水决堤一样溃散，不可收拾了。吕氏说：《无逸》篇开始以安逸享乐为警戒，结尾则以抛弃忠言、迷惑于邪说、败坏法度、惩治诽谤来总结。只有不贪图安逸，然后才能去除这些弊病，而用来保持不贪图安逸的方法，也不过是警戒这几种行为罢了。新安陈氏说：最后一章承接上一章来论述处理怨恨咒骂的方法，然而招致民众和睦，使民众自然没有时刻怨恨君主，这是上策；因为怨恨咒骂而自我反省，这是次策；用杀戮惩罚来制止怨恨，导致怨恨聚集，就没有比这更差的策略了。周公用怨恨咒骂等事情，来宽广君主的心胸，从而舒展民众的意气。他为国家根本命脉的考虑，难道是很浅薄的吗？

译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

“兹”指上文所说的内容。《无逸》一篇共七章，每章开头都先表达感叹咏叹之意，然后才说到具体事情。到了这一章，在感叹之外，没有其他话语，只用“继位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来结尾。这就是所谓言语有尽而意蕴无穷，成王难道不因此深深警醒吗？【董鼎说：这一篇以“无逸”作为纲领，以先知稼穑艰难与不知艰难作为条目，这是全书的大纲。商代的三位君主是先知艰难的，后世的君王生来安逸，不知艰难。告诫继位君王不要观览逸游田猎，是怕他们不知艰难。远引古人，恐怕不能尽信，所以尤其希望他们效法文王，以商纣为戒，用耳闻目睹的事情来告诫。这真是万世的龟镜啊。】

君奭【奭音式】

召公请求告老退休，周公挽留他。史官记录了他的告谕之语成为一篇，也是诰体的文章。因为周公首先称呼“君奭”，所以用“君奭”命名此篇。篇中许多语句含义不详，今文和古文都有记载。关于此篇的创作背景，《史记》认为召公怀疑周公摄政时践祚称王。唐代孔颖达认为召公因为周公曾经摄行王政，现在又处在臣子的位置。葛氏认为召公难免有常人的情感，在意爵位先后，所以周公作此篇来开导他。这些说法太浅陋了，大概都是被序文误导了。只有苏轼认为召公的意思是希望周公告老归政，比较接近事实。然而详细考察本篇的主旨，其实是召公自己认为盛极难居，想要避开权位退居封地，周公反复告谕以挽留他罢了。反复诵读并仔细体味，其中的意义自然可见。【朱熹说：召公不悦，这意思难以明白。如果论及事情，都还没有定论。看来是看到成王已经临政，许多事情也稍微安定，周公自己觉得可以了结，所以请求离去。程颐说：师保的职责，古人很难胜任，所以召公不悦，是不敢安于保傅之位。周公作书来勉励他，认为古代君主之所以能治理好天下，都依赖他们的臣子，让召公谋划以宽慰自己。问召公不悦的意思，朱熹说：召公不悦只是小序那样说，里面并没有这个意思，这只是召公想要离去后，周公挽留他说朝廷不可没有老臣，又说‘又问又曰’等语难以理解，回答说：这只是大致把握个意脉就那样说，不要逐个字去推敲就没有道理，这件事很难理解。又说：‘弗吊’只当作去声读。又说：召公不悦大概是认为周公归政之后，不应当再留下，自己也年老应当离去，所以周公说二人不可不留的意思。说：‘呜呼君己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逺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人厯道古今圣贤倚赖老成以固其国家之事。’又说：‘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只此便可见周公之心。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不感慨叹息的。试着在这些地方虚心探求，如何？吕氏说：召公因为盛极想要离去，周公反复挽留他。后世权位相轧排挤使离去的人有，挽留的人很少。大臣秉持的心，公则深恐无助，私则惟恐不专。又说：成功不可居，洛邑建成而周公告归，召公也有同样的心思。然而成王挽留周公，周公立刻改变了。召公还坚守想要退隐的心思。周公于是极力挽留他。等到他明白后，不仅留于一时，最终辅佐成王，还辅佐康王，身负托孤之责而不推辞。因为不苟且随俗，所以笃守信义。陈大猷说：‘有人说周公离开朝廷居住在洛邑，召公独自执掌政权，所以想要离去。现在根据《洛诰》、《君陈》考察，周公确实居住在洛邑以教化殷民，根据《无逸》、蔡仲等考察，周公未曾不在朝廷辅佐大业，大概是在镐京和洛邑之间往来。当时，洛邑虽然建成，但殷民尚未信服；四方虽然平定，但天命人心尚未稳固。难怪周公谆谆挽留召公呢。’】

周公说：“君奭，

‘君’是尊称。奭，是召公的名字。古人崇尚质朴，互相交谈多直呼其名。

不幸，上天降下丧亡之祸于殷，殷已经失去天命，我有周已经承受天命，我不敢断言说：‘其基业长久信服于美好吗？如果上天果然辅助我的诚心呢？’我也不敢断言说：‘其最终果然出于不祥吗？’

不祥，是美好的反面。上天既降下丧亡之祸于殷，殷既失去天命，我有周已经承受天命了。我不敢断言说：‘其基业长久信服于美好吗？如果上天果然辅助我的诚心呢？’我也不敢断言说：‘其最终果然出于不祥吗？’考察此篇，周公挽留召公而作此。他谈论天命吉凶，虽然说不敢断言，但他恳切危惧之意，天命吉凶的决定，实际上取决于召公留不留。【吕氏说：从后世的私心来看，殷的祸患，周的福分。叙述殷的丧亡，也说‘不幸’，这是圣贤公天下之心。人对于天，或者依赖而不自我修养，或者恐惧而不自我奋发。认为长久信服于美好，是依赖而不自我修养，以为天不保佑自己；认为最终出于不祥，是恐惧而不自我奋发，以为天必定祸害自己，这都是不对的。新安陈氏说：这几句与《召诰》‘不敢知曰有历年不其延’语脉大致相同。临川吴氏说：不幸天大降丧亡之祸于殷，殷既失去天命，而我有周既】

译接受它吧。然而天命难以确知，有德行就能长久保有，无德行就会迅速失去。诚信是以真诚去感动，以真诚去回应。长久地诚信于美好，这是天命得以保留；不吉祥，是美好的反面，出于不吉祥，这是天命离去。虽然说我们周朝已经拥有天命，但说它的基业必定可以长久，我不敢知道；虽然说天命不可轻信，但说它最终必定会丧失，我也不敢知道。

译唉！您曾说：“责任在我，我也不敢对上天苟且安宁。如果不长久地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百姓没有怨恨违背的时候，那么在于我的后嗣子孙，将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阻绝丧失前人的光辉，在家却装作不知道。”

怨恨违背。周公叹息说：“召公已经说过：‘责任在我。’周公说：‘我也不敢苟且安于天命，而不长久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百姓没有怨恨违背的时候。’天命和民心的去留没有常准，实在只在于人罢了。现在召公却忘记了以前的话，忽然请求离去，使得我的后嗣子孙大大不能敬天敬民，骄横放纵，阻绝丧失文武的光辉，可以说在家而不知道吗？”

天命不容易保持，上天难以信赖，于是就会丧失天命，不能继承前人的恭敬光明的德行。

天命不容易保持，就像《诗经》所说：“天命不容易啊，天命不容易保持。”上天难以信赖，那些丧失天命的人，是因为不能继承前人的恭敬光明的德行。吴氏说：“不能恭敬，所以不能继承前人的恭敬德行；阻绝丧失前人的光辉，所以不能继承前人的光明德行。”

现在我这小儿子旦，并非能够有所匡正，只是引导以前人的光辉施加于我这年幼的君主。吴氏说：“小子，是自谦的说法。非克有正，也是自谦的说法。说现在我小儿子旦，并非能够有所匡正。凡是所听闻引导的，只是以前人光明的德行，使其更加辉煌而交付给年幼的君主罢了。”这是针对前面所说的后嗣子孙，阻绝丧失前人的光辉而言的。

又说：“上天不可信赖，我的道理只在于安宁。延长武王的德行，上天就不会舍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又说”的，是因为上面说了“天命不容易保持，上天难以信赖”，这里又重申上天不可信赖，所以说“又说”。上天固然不可信赖，然而在于我的道理，只在于延长武王的德行，使上天不容舍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从前成汤既受天命的时候，当时就有像伊尹这样的人，通达于伟大的上天。在太甲的时候，就有像保衡这样的人。在太戊的时候，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通达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像巫贤这样的人。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这样的人。”

“当时就有像”是说，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保衡，就是伊尹。见《说命》。太戊、太甲的孙子，伊陟，伊尹的儿子，臣扈，与商汤时的臣扈同名。巫氏咸，名祖乙太戊的孙子，巫贤，巫咸的儿子。武丁，是高宗，甘盘见《说命》。吕氏说：这一章叙述商朝六位大臣的功业，大概是勉励召公与前人匹配美善。伊尹辅佐成汤，以圣人辅佐圣人，他的治化与上天没有间隔。伊陟、臣扈辅佐太戊，以贤人辅佐贤人，他的治化能够符合天心。从它普遍覆盖来说，称为天；从它主宰来说，称为帝。《尚书》有时称天，有时称帝，各自随所指而言，没有轻重之分。到了这一章对举而言，那么圣人与贤人的区别以及深浅就显现了。巫咸只说他治理王家，因为咸的治功在王室，精微的蕴藏，还比不上那两位大臣。亡佚的书籍中有《咸乂》四篇，大概就是治理王家的实际内容吧？巫贤、甘盘没有特别指出的，意思必定又次于巫咸。苏氏说：殷朝有圣贤的君主七位，这里只说五位，下文说“殷礼升配上天”，难道配祀于上天的只有这五位君王，而他们的臣子一同配食于庙吗？在武丁的时候，不说傅说，难道傅说不配食于配天之王的庙吗？详细情况无法得知了。

译作为辅佐之臣，以此表明召公尚不可离去。成汤之时，其臣有如伊尹，能够辅佐成汤以通达于皇天，成汤虽然圣明，也依赖伊尹的辅助。成汤之孙太甲之时，有臣有如保衡，保衡就是伊尹，因为他保护、防范君王自身，而天下之事都得以平定，所以称为保衡。大概太甲初立时给予这个称号，用以尊崇伊尹而不直呼其名。太甲之孙太戊之时，则有像伊尹之子伊陟与臣扈，也能治理王家的事务。巫贤、巫咸之子，以及保衡、巫贤、甘盘之下不提及他们的事迹，大概是因为没有可以具体指陈而言说的内容。】陈氏《雅言》说：这是周公叙述商朝六位大臣的功业，来告知召公，并勉励他与前人匹敌、共享美名。伊尹辅佐成汤，保衡辅佐太甲，伊陟、臣扈、巫咸辅佐太戊，巫贤辅佐祖乙，甘盘辅佐武丁，虽然君臣之间有圣人与贤人的区别，治理教化有深浅的不同，但都是一代的名臣。“格皇天”，是不问天的言辞，与天合而为一的意思。“格于帝”，是能够取悦于天的意思，与天还是两回事。“乂王家”，是功绩显赫于民的意思。召公在此，向上比照伊尹而无所推让，次比照伊陟、臣扈、巫咸而有余力，向下比照巫贤、甘盘则远远超过他们。现在如果请求离去，那么殷商百姓不安定，成王守成没有辅助，难道不羞愧于商朝的各位大臣吗？这就是周公勉励挽留他的用意。周公这番话，虽然主要是为了挽留召公而说，并非对人物的评论，但其立言的用意，褒贬高低，自然如此。

译大抵遵循此道，有辅佐陈列之功，以安治殷朝，所以殷代先王最终能以德行配享上天，而享国长久，这是升天远逝的意思。说的是六位大臣遵循此道，有辅佐陈列之功，以安治殷朝，所以殷代先王终能以德行配享上天，而享国长久。叶氏说：因为祭祀时升配上天，就像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一样。唐代孔氏说：多历年所，是多年之后的意思。

上天纯粹地佑助天命，那么商朝确实人口充实，王臣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小臣和作为屏障的侯甸，何况全都奔走服役，只因为这德行被举用，又辅佐其君主，所以君主在四方有所作为，如同占卜和筮问，没有不令人信服。

佑助。实，是充实的实。国家有人则充实。孟子说不信任仁人贤者则国家空虚，就是这个意思。称，是举荐，也有秉持的意思。事，指征伐、会同等事。承接上一章六臣辅佐君主感通上天、致治的意思，于是说上天佑助商朝的天命纯粹而不杂。所以商朝国家有人而充实。在内，百官显贵与王臣的辅佐者，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在外，小臣与作为藩屏的侯甸，何况全都奔走服役。只因为这缘故，只举用有德行的人，用来辅佐其君主。所以君主在四方有所作为，如龟卜、如蓍筮，天下没有不敬信他的。王氏炎说：商朝大臣的事业，有所作为而没有不令人信服的。现在四方多国反复告诫命令，还担心不被信任，召公岂可请求离去？陈氏雅言说：周公说不只是上文六位大臣能有辅佐君主的功劳。上天对商朝的佑助天命纯粹而不二。所以商朝贤才众多而能充实。说国家以有人为充实。因此当时在内，大的如百官显贵，小的如王臣辅佐者，没有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的。这是在内者都贤能。在外，小的如小臣，大的如藩屏侯甸者，又没有不奔走服役的。这是在外者都贤能。只因为上天佑助天命纯粹的缘故，所以君主用人只举用有德行的人。而这些众多贤才都能治理君主的事务，与君主共同治理。这就是商朝贤才登用，不分内外，其众多如此。群臣有辅佐君主的功劳，所以君主有教化百姓的成效。君主对天下有所命令，天下百姓如同敬听卜筮一样，没有不信任的。周公这话的意思是说，商朝贤圣的君主，起初因为得到五六大臣的辅佐帮助，所以能得到上天纯粹的天命。因此众贤适时出现，不分内外大小。说明商朝得到人才，实在是由于五六大臣得到人才。周公这个意思，正想让召公知道，我们两人的进退关系到国家体制如此重要，岂可因为盛满难居而惧怕，坚决请求退隐呢？

召公说：“君奭，上天赐予寿命，平正通达，安治殷朝。殷朝继承者，上天降下灭亡的威严。现在你长久思念，就有坚固的天命。其治理明显，我们新建立的邦国。”

吕氏说：坦然无私叫做平，格，是通彻三极而没有间隔的意思。上天不偏私地赐予寿命，只有至平通彻于天的人，才赐予寿命。伊尹以下六位大臣，能尽平正通达的实质，所以能安治殷朝，多年长久。至于殷纣，也继承天位，却突然遭受灭亡的威严，上天不曾偏私地赐予他寿命。固命，是不坠落的坚固天命。现在召公勉励为周家长久永存的思念，就有上天坚固的天命，其治理成效也赫然明显于我们新建立的邦国，而自身与国家都显赫了。孔氏说：说上天赐予寿命给平正通达的君主，所以安治殷朝；殷朝继承者纣王不能平正通达，上天降下灭亡的威严。现在你长久思念平正通达者安治，反是者灭亡，作为法戒，就有坚固的天命，其治理足以明显我们新建立的国家。临川吴氏说：平格，是说没有一件事不与天相通。心与天相通，必得寿命。伊尹以下六位大臣，能辅佐其君主以平正通达于天，所以能安治殷朝，多年长久。至于殷纣，也继承天位，却突然遭受灭亡的威严。上天不赐予他寿命，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没有贤臣辅佐他以通达于天，所以如此。现在你长久思念及此，那么我们周朝可有坚固不坠的天命？其能常治而显明我们新建立的周邦吗？

召公说：“君奭，在过去，上天降下灾祸，反复劝勉宁王的德行，将大命聚集于其身。”

申，是反复劝勉的意思。在过去，上天降下灾祸于殷朝，反复劝勉武王的德行，而将大命聚集于其身，使他拥有天下。新安陈氏说：宁王，孔注认为是文王，蔡传认为是武王，如果是武王，那么下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必有缺文了。

只有文王还能修治和顺我们所有的夏朝，也只有像虢叔，像闳夭，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

虢叔，是文王的弟弟。闳、散、泰、南宫，都是氏；夭、宜、生、颠、括，都是名。说文王庶几能修治和顺我们所有的诸夏，也只有虢叔等五位大臣作为辅佐。《康诰》说“一二邦以修无逸”，说“用咸和万民”，就是文王修治和顺的实质。

又说：“如果不能往来，这引导常教，文王就没有德行，降及国人，蔑，是无的意思。”夏氏说：“周公前面既已说文王的兴起，根本在于这五位大臣，所以又反前意说：如果这五位大臣，不能为文王往来奔走于此，引导其常教，那么文王也就没有德行降及国人了。”周公反复以明其意，所以

译用“又曰”来另起话题进行阐发。

译也唯有上天纯粹地保佑，秉持德行，引导人们知晓上天的威严，于是那时显明的文王，引导其德行显现，覆盖并上达于上帝，这才承受了殷商的天命啊。

说文王拥有这五位贤臣，所以也如同殷商那样，上天纯粹地保佑并命令百姓，王室的臣民没有不秉持德行的。上文既然反说，文王如果没有这五位贤臣来引导常道教化，那么也就没有德行，无法惠及国人。因此这里又正面说，也唯有上天纯粹地保佑文王。因为拥有这样秉持德行的臣子，践行得极其到位，确实知晓上天的威严，以此显明文王，启迪他的德行，使德行向上显现，向下覆盖，从而上达于上帝。正因为这个缘故，于是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武王拥有这四位贤臣，希望他们能引导获得天禄。后来他们辅佐武王，大力宣扬上天的威严，全部杀尽了敌人。唯有这四位贤臣，显明武王，覆盖天下，极大地称颂武王的德行。

虢叔已经去世，所以说四位。刘，杀；单，尽。武王拥有这四位贤臣，或许能引导获得天禄。后来他们辅佐武王，杀尽了敌人，唯有这四位贤臣能显明武王。于是武王覆盖天下，天下极大，称颂武王的德行，说他的声教通达四海。文王只覆盖西土罢了，极大地称颂德行，只有武王才是这样。对文王说“命”，对武王说“禄”，是因为文王只是承受天命，到武王时才真正富有天下。

现在我小子旦，就像渡过大河，我前去与你奭，一起渡我小子过河。成王虽然已在位，但如同未在位一样，大大地不要责备我。收敛而不勉励，不能达到耇老造德，不能降下我的法则，鸣鸟的声音听不到，何况说能够感通上天呢。

小子旦是自我谦称。浮水叫游。周公说继承文武的基业，担心不能成功，就像浮渡大河，不知道渡口和岸涯，怎么能独自渡过呢？我前去与你召公，一起渡过是可以的。小子指成王。成王年幼，虽然已经即位，与未即位相同。诞，大；大无我责，大概上面有缺文。收罔朂，不及，不详。耇造德不降，是说召公离去，那么耇老成人的德行就不能下达给百姓，在郊外的凤凰将不再听到它的鸣叫声了。泥敢言进此而有感格乎？那时周朝正兴盛，凤凰在郊外鸣叫。在卷阿高冈鸣叫的，是咏叹其实际，所以周公这样说。

译赶不上，却以老成持重的德行自居，我恐怕鸣凤来仪的祥瑞之音再也听不到了。况且说他们有能力像古人那样感通上天、感通天帝吗？然而这类句子实在拗口难懂，唯有挽留召公的意图还可以知晓。

译周公说：“唉！希望您广泛地监察这些道理。我们接受天命，虽然美好无边，但也极为艰难。告诉您应当谋划宽裕从容之道，我不愿让后人因此迷惑。”

“肆”意为广博，“猷”意为谋划。“兹”指上文周公叹息并欲召公广泛监察所陈述的内容。我周文王、周武王承受天命，固然有无尽的美好。然而追溯其积累缔造的过程，大概也是极为艰难的，不可不共同竭力保守。告诉您谋划宽裕从容的方法，不要狭隘地寻求离去。我不希望后人迷惑而失道。吕氏说：大臣的职位，是各种责任汇聚之处，面对震撼冲击，需要镇定；面对辛甘燥湿，需要调和；面对盘根错节，需要解开舒缓；面对昏暗污浊，需要包容接纳。如果不是胸怀宽广、气量宏大，以及那些患得患失、随波逐流的人，未曾没有翩然离去的意思。何况召公亲身遭遇大变，在破斧缺斨之时，屈折调防，心力交瘁，又不同于平时的大臣。只是因为成王尚未亲政，不敢请求退休罢了。一旦政权有所归属，浩然离去的志向，固然是人情所必然。然而想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难，念及成王守成无助，那么召公从道义上讲是不可以离去的。现在却急切地寻求离去，迫切得太过分了。何不谋划宽裕从容之道，图谋功业的始终，舒展四肢，为长久的大规模打算，使君主的德行开明，不可舍弃离去，而让后人迷惑呢？郑氏说：召公不悦，似乎狭隘急躁，所以让他谋划宽裕之道。吕氏说：周公说自己终究不会独善其身，而使后人迷惑，说自己不去的原因，是为了勉励召公。陈氏说：不以后人迷。

【意思是想要使后人继承前人的恭敬明德，不至于断绝前人的光辉。新安陈氏说：不以后人迷，就像以君主称霸、以君主显赫一样，以此留下并明确保护启迪成王，这就是不以后人迷。离去而听任其迷惑，这就是以后人迷。】

周公说：“前人铺陈他的心意，详尽地命令你作为百姓的准则。说：‘你要明确勉励，配合辅佐君王，在于真诚地承载这重大的天命。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盛大继承这无边的忧虑。’”

“偶”意为配合。苏氏说：周公与召公同受武王顾命，辅佐成王，所以周公说“前人铺陈他的心意以命令你”，召公位居三公，作为百姓的准则，并且说“你应当明确勉励辅佐幼主，如同耕田有配偶一样，在于相互信任，如同驾车有驾驭一样，并力一心以承载天命，念及文考旧日的德行，以盛大继承无边的忧虑”。武王的话是这样，难道可以离去吗？张氏说：臣子是君主的配偶，如同妻子是丈夫的配偶。陈氏说：乘意为承载，如同负荷。吕氏说：命令作为百姓的准则，置于众人瞻仰之位，作为百姓的准则。他命令的辞令是说“你要明确勉励以配合辅佐后王”，命令如此重大，在当今应当真诚地承载这重大天命，不可失坠。现在如果急忙离去，是坠失这天命，不是承载这天命了。又希望他追念文王眷顾遇合的德行，为我们周朝承受无穷的忧虑。在《洛诰》中，周公再次挽留，实在是因为文王武王的缘故。现在召公想要离去，周公再次举出文王武王来感动他。

周公说：“君主告诉你，我确实保护奭（召公名）。如果你能恭敬地以我所言，监察殷商的灭亡和大乱，那么就要念及我天命的威严。”

“大否”意为大乱。告诉你以我的诚意，呼唤他的官职而称其名。说你能恭敬地以我所言，监察殷商的灭亡。大乱难道不应当大大念及我天命的威严可畏吗？西山直氏说：周公说天威说“于是念及我天威”，大概天在我内心而不在外面，此心稍有不在，就是不念天威了，难道一定要向外寻求吗？新安陈氏说：“我天威”如同《召诰》所说“我受天命”，大臣与国家同体，天命天威都由我承担，不敢以不切身的态度看待它。

我不相信别人，只是像这样告诫。我只说：“成就王业，在于我们二人，你听到我的话而有契合吗？说：在于我们二人，天恩更加到来。只有我们二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明扬俊才，在让位给后人于盛大之时。”

“戡”意为胜任。“戡”与“堪”古通用。周公说：“我不相信别人而像这样告诫吗？”我只说：“王业的成就，在于我和你而已。你听到我的话而有契合吗？也说在于这二人。只是天恩更加到来，只有我们二人将不能胜任。你以盈满为惧，就应当能自我恭敬德行，更加敬畏，明扬俊才，布列众位，以尽大臣的职责，以报答更加到来的天恩。不要只是惴惴不安而想要离去。”他日，在你在盛大之时推逊后人，超然隐退，谁再禁止你？现在难道是你辞位的时候吗？朱子说：“襄我二人”，周公自谓己与召公。王氏说：“大臣的善，在于能让。让则推贤扬善，而无妨功害能，这所以能明俊才。”陈氏经说：“现在时机未到盛大，没有贤俊可以让，召公不可离去。大臣进退，常以得人为虑。有贤者可以让，则身可以退。萧何将死，必引曹参；管仲不能荐贤，所以不免于议论。”

唉

译笃实遵循正道之时，两位贤人效法我们，能够到达今日的美好境地。我们都完成了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广大覆盖到海边的角落。从日出之处，没有不率领臣民顺从的。

译周公又叹息着说：“尽心辅佐君主的，是我们二人。我们因此能够使得国家达到如今的兴盛局面。然而，我希望能与召公共同不懈怠地完成文王的功业，广泛地庇护百姓，使得四海日出之地，没有不臣服的，然后才可以。”周都位于西土，距离东方遥远，所以用日出之地来指代东方。吴氏说：“周公从未居功自傲，因为他留下召公而这样说。大概是在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勉励尚未达到的目标，这也是人们乐于听从的。”苏氏说：“因为我们二人厚意辅佐的缘故，周室才有今日的兴盛。然而今日的兴盛不足以自满，只有达到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遵从服从的，才算完成。”陈氏大猷说：“讨伐淮夷、平定奄国，发生在这篇诰命之后，可见当时并非所有地方都顺从。”这两章，是周文王、武王留下召公的意思。新安陈氏说：“‘告汝朕允与予不允惟若兹’，下文‘予不惠若兹’，许多诰语都相互呼应。‘告汝’都是我真诚信实的心意。我难道不信而只是这样诰诫吗？我难道不相爱顺从而这样多诰吗？最后说今日的兴盛不可依赖，前人的功业应当最终彻底完成，上天所覆盖、太阳所照耀的地方，都臣服之后，文王的功业才算完成。说我和你应当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而一起完成，只有不懈怠才能善终。召公恐怕不能离去。前面用商朝六位大臣、周朝五位大臣、四位大臣来挽留他，最后用文王、武王和我自己来挽留他，恳切到了这种地步，召公能不留下吗？”陈氏雅言说：“这时洛邑已经建成，顽民已经迁徙，有《卷阿》中凤凰的诗歌，有《既醉》《凫鹥》的雅乐，称为今日的兴盛是合适的。然而淮夷尚未灭，西奄尚未平定，东夷尚未讨伐，肃慎氏尚未来朝，称为我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召公能不留意吗？吴氏的话可以说深刻通达周公的心意，并且善于论述人情。”

周公说：“君主，我不顺从情理而这样反复多诰吗？我只是因为忧虑天命不能终久，以及百姓无所依靠。”

周公说：“我不顺从情理而这样反复多诰吗？”我只是因为忧虑天命不能终久，以及百姓无所依靠。韩愈说“敬畏天命而悲悯百姓的困穷”，也是这个意思。前面说“若兹诰”，这里说“若兹多诰”。周公告诫召公，他们言语之间的悲切，也可以想见了。夏氏说：“天命难以确信，民心难以保持，大臣的去留关系到天命的顺逆，民心的向背。现在召公想要离去，实在是周公的忧虑。”陈氏大猷说：“召公离去，那么天命将要衰替，百姓失去依托，这是周公所怜悯的。”

周公说：“唉！君主，只有你了解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不能做到的。起初要想到最终，只要像这样前往，恭敬地用来治理。”

上一章讲天命和民心，而民心又是天命的根本，所以最后一章专门讲百姓的德行来结束。周公叹息着对召公说：“经历磨练久了，只有你了解百姓的德行。百姓的德行是指民心的顺从，也没有不能做到其初的，今天固然没有过错违逆了。应当想到最终，那么百姓难以保持安定尤其值得畏惧。你要顺从这诰命，前往恭敬地治理，不可忽视。”这是召公已经留下，周公告诫他赴任的言辞。后来召公辅佐成王，又辅佐康王两代，仍然没有放下政事。他对周公的话深有体会。张氏说：“召公起初辅佐成王，有开始而不能终了。董氏鼎说：一篇之中，首先说忧国之心不是别人能知道的，其次说天命可畏只有人是依靠，再次说殷朝先王和我们文王武王得到人的帮助，然而文王时有五人，到武王时四人，现在只有我们二人而已。君主如果要求离去，难道我一个人能胜任吗？忧虑之深，所以挽留之切，挽留之切，所以言语之详。召公是同功一体的人，都有忠君爱君的心，怎能不自然感动，幡然留下呢？新安陈氏说：《盘庚》《诰》《牙》，《君奭》尤其严重，多不可解，只有挽留召公的意思可以想象罢了。姑且采纳众说中大致通顺的，而省略那些不通顺的可以。”

蔡仲之命

蔡国名仲，字蔡叔之子。蔡叔死后，周公因为仲贤能，命令成王，再次封他在蔡。这是诰命的言辞。今文没有，古文有。按照这篇的次序，应当在《洛诰》之前。

只有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群叔散布流言，于是诛杀管叔于商，囚禁蔡叔于郭邻，用七辆车子贬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列。蔡仲能够任用只德，周公让他做卿士，蔡叔死后，于是命令他封邦于蔡。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是武王去世的时候。郭邻，孔氏说：中国之外的地名；苏氏说：郭虢也。周礼六遂，五家为邻。管、霍是国名。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居冢宰，百官总领自己以听命，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当时，三叔因为君主年幼国家可疑，趁着商人的不安定，认为可以用非义来迷惑，于是互相散布流言倡乱，来动摇国家。这难道是周公一身的利害，而是想要倾覆社稷，涂炭生灵，天讨所加，不是周公所能阻止的。所以诛杀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诛戮之也；囚禁蔡叔于郭邻，用七辆车子，囚云者，制其出入，而还跟随以七辆车子；贬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列，三年

译之后方齿録，以复其国也。三叔刑罚之轻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内畿内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为卿，非鲁之卿也。蔡，《左传》在淮汝之间，仲不别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絶叔于蔡也。封仲以他国，则絶叔于蔡矣。吕氏曰：象欲杀舜，舜在侧微，其害止于一身，故舜得遂其友爱之心；周公之位则系于天下国家，虽欲遂友爱于三叔，不可得也。舜与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书「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继以「羣叔流言」，所以结正三叔之罪也。后言「蔡仲克庸只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为诸侯」，以见周公蹙然于三叔之刑，幸仲克庸只德，则亟擢用分封之也。呉氏曰：此所谓「冢宰正百工」，与《诗》所谓「摄政」，皆在成王谅闇【音梁庵】之时，非以幼冲而摄，而其摄也不过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谓「摄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方其毕时，周公固未尝摄，亦非有七年而后。还政之事也，百官总已以听冢宰，未知其所从始。如殷之髙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论周公者所当先知也【问：周公诛管蔡，自公义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终有不自满处。所以孟子谓周公之过，不亦宜乎？朱子曰：是恁地，岂得已为此哉？莫到恁地较好看，周公当初做这一事也大段疎脱。他也看那兄弟不过，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去监他。为其至亲可恃，不知他反去与那武庚同作一党，不知如何纣出得个儿子也恁地狡猾。想见他当时日夜去炒那管叔，説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簒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热，他性又急，所以便彂出这件事来。李尧卿问：是时可调防莫杀否？曰：他已叛，只得杀，如何调防得？蔡叔霍叔性较慢，罪较轻，所以只囚于郭邻，降于庶人。想见当时被管叔做出这事来，骚动诈多百姓。想见也怕人。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当是时，也是被他害得猛。又问曰：周公也岂不知管叔狡猾？但当时于义不得不封他。曰：看来不是狡猾，只是獃子。周公使三叔监殷，他却与武庚叛，此是一段大疎脱事。若当时不便平息得模様，做出西晋初年时事。想见武庚日夜去説诱三叔，以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几也，却去监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史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鲜，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处。孔氏曰：蔡仲能用敬德，称其贤也。明王之法，诛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问，圻内之蔡名已灭，故取其名以名新国，欲其戒之。唐孔氏曰：管在荥阳京县东北，不立管叔之后者，罪重，或无子，或有而不贤也。杜预曰：武玉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内蔡地不知所在。张氏震曰：象得罪于舜安得不贷之以恩？管叔得罪于周，安得不断之以义？霍叔不絶其身，蔡叔不絶其子，而管叔独不免诛絶。恩与义并行而不悖也。「林氏曰：蔡叔有罪，则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贤而封之，不以父而弃。」「叶氏曰：舜殛鲧而兴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魏氏了翁曰：《左传·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己』字极好玩味，可见周公大圣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只德则以为己卿士，真与天地同其大也。」「苏氏曰：蔡叔未卒，仲无君国之理。蒯瞆在而辄立卫，所以乱。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后也】

此后才记录在齿录中，以恢复他的国家。对三叔刑罚的轻重，只是根据他们罪行的大小罢了。蔡叔的儿子蔡仲能够恒常敬奉德行，周公任命他为卿士，蔡叔死后，就命令成王将他封在蔡地。周公留下来辅佐成王，食邑在王畿之内，作为王畿内诸侯的孟、仲二卿，所以周公用蔡仲为卿，并非鲁国的卿。蔡地，《左传》记载在淮河与汝水之间，蔡仲没有另外受封而只是被任命治理蔡地，是为了不断绝蔡叔在蔡地的祭祀。如果把蔡仲封在其他国家，那就断绝了蔡叔在蔡地的祭祀了。吕氏说：象想要杀舜，舜当时地位卑微，祸害只限于自身，所以舜能够实现他友爱兄弟的心；周公的地位却关系到天下国家，即使想要对三叔实现友爱之心，也不可能。舜和周公如果互换位置，做法都会是一样的。史官先记载“只有周公位居冢宰，纠正百官”，接着记载“群叔散布流言”，以此来定罪三叔的罪行。后面又说“蔡仲能够恒常敬奉德行，周公任命他为卿士，蔡叔死后，就命令成王让他成为诸侯”，以此显示周公对于三叔的刑罚感到局促不安，庆幸蔡仲能够恒常敬奉德行，就迅速提拔任用并分封他。吴氏说：这里所说的“冢宰纠正百官”，与《诗经》所说的“摄政”，都是在成王居丧守孝的时候，不是因为成王年幼而摄政，而且他的摄政也不过是居于冢宰的位置罢了，也不是像荀子所说的“代理天子之位”那样的事情。三年的丧期，二十五个月结束，正当它结束时，周公本来就没有摄政，也不是有七年之后才还政的事情，百官总领自己职责听从冢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像殷朝的高宗，已经这样做了，不只是周公这样做，这些都是议论周公的人应当先知道的【问：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从公义来说，他的心本来正大直截；从私恩来说，他的情感终究有不自满的地方。所以孟子说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应该的吗？朱熹说：是这样，难道不得已才这样做吗？不如到这种地步比较好看，周公当初做这件事也很疏忽大意。他也看那兄弟不过，怕武庚叛乱，所以派遣管叔、蔡叔、霍叔去监视他。因为他们是至亲可以信赖，不知道他们反而与那武庚同作一党，不知道纣王怎么生出个儿子也这么狡猾。想见他当时日夜去挑拨管叔，说道：周公是你弟弟，现在却想篡位做天子，你是哥哥，现在却只是这样。管叔被他挑拨得心热，他性格又急躁，所以便发动了这件事。李尧卿问：那时可以调防而不杀吗？回答说：他已经叛乱，只能杀，怎么调防得住？蔡叔、霍叔性格较慢，罪行较轻，所以只囚禁在郭邻，降为庶人。想见当时被管叔做出这件事来，骚动欺诈众多百姓。想见也怕人。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当时，也是被他害得厉害。又问：周公难道不知道管叔狡猾？但当时出于道义不得不封他。回答说：看来不是狡猾，只是呆子。周公让三叔监视殷商，他却与武庚叛乱，这是一件大疏忽的事。如果当时不能平息事态，做出西晋初年的事情。想见武庚日夜去说诱三叔，认为周公是弟弟，却在周朝做宰相。管叔是兄长，却去监视商朝，所以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史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次子管叔鲜，次子周公，次子蔡叔度，次子霍叔处。孔氏说：蔡仲能够运用敬德，称赞他的贤能。圣明的王法，诛杀父亲而任用儿子，说的是至公。蔡叔所封的王畿内的蔡地，蔡仲所封的淮河汝水之间的蔡地，王畿内的蔡地名称已经灭亡，所以取它的名字来命名新国，想要让他警戒。唐孔氏说：管地在荥阳京县东北，不立管叔的后代，是因为罪行重，或者没有儿子，或者有儿子但不贤能。杜预说：武王封叔度在汝南上蔡，胡迁到新蔡，昭侯迁到九江下蔡，王畿内的蔡地不知道在哪里。张氏震说：象得罪于舜，怎么能不施以恩惠？管叔得罪于周，怎么能不裁断以道义？霍叔不断绝他的身，蔡叔不断绝他的子，而管叔独自不免诛杀断绝。恩与义并行而不违背。“林氏说：蔡叔有罪，就囚禁他，不因为他是弟弟而偏私；蔡仲贤能而封他，不因为他是父亲而废弃。”“叶氏说：舜杀死鲧而兴起禹，周公囚禁蔡叔而任命蔡仲，是一样的。”“魏氏了翁说：《左传·定公四年》说：‘蔡仲改过自新，遵循德行，周公举荐他，作为自己的卿士。’‘己’字极值得玩味，可见周公是大圣人，蔡叔有罪而囚禁他，有儿子蔡仲，敬奉德行就作为自己的卿士，真与天地同其伟大。”“苏氏说：蔡叔没有死，蔡仲没有君临国家的道理。蒯瞆在而辄立卫，所以混乱。所以封蔡仲，一定在蔡叔死之后】

译成王说：“小子，为何你能遵循道德、改变行为，能够谨慎你的谋略，所以我任命你在东土为侯。前往就任你的封地，要恭敬啊！”

胡仲名言：“仲循，效法文王的德行，改变父亲蔡叔的行为，能够谨慎他的道义，所以我命你在东土为侯，前往就任你所封的国家，你要努力啊！”吕氏说：“恭敬啊，是希望他不要失去这颗恭敬的心。”命书的言辞，虽然称呼成王，实际上是周公的意思。

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只有忠诚和孝顺。你于是从自身开始树立足迹，能够勤勉不懈怠，来为后代留下法则。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蔡叔的罪过，在于不忠不孝。所以仲能够掩盖前人的过错，只在于忠诚和孝顺罢了。蔡叔违背王命，仲没有沿袭，所以说从自身开始树立足迹，勤勉不懈怠。所谓从自身开始，就是为后代留下法则，所谓树立足迹。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遵循道德、改变行为。

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的人。民心没有恒定，只怀念施予恩惠的人。做善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理；做恶事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混乱。你要警惕啊！

这一章与伊尹告诫太甲的话相似，但有深浅的不同，这是因为太甲和蔡仲的情况有差别。善行固然不止一种，但没有不可行的善；恶行也不止一种，但没有可以做的恶。你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谨慎你的开始，要考虑到你的结局。考虑到结局，最终就不会陷入困境；不考虑结局，最终就会陷入困穷。

思虑，是困穷的极致。考虑结局，是为了谨慎开始。

努力你的功绩，和睦你的四邻，来藩屏王室，来和睦兄弟，安顿救济小民。勉励你所建立的功业，亲近你四邻的国家，藩屏王家，和睦协同同姓，安顿救济小民。这五项，是诸侯职责中应当尽到的。

遵循中正之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章程。详细审慎你的视听，不要被偏颇的言论所迷惑，改变你的法度。我一人会嘉奖你。

遵循，无通毋，详细审慎。中，是心中的道理，没有过度和不及的偏差。旧章，是先王的成法；厥度，是我自身的法度。都是中正所发出的，自作聪明，那么喜怒好恶都出于私心，而不是中正了。怎么能不扰乱先王的旧章呢？告诫他基于自身的，是这样。侧言，是一偏之言。视听不审慎，被一偏的说法所迷惑，那么就不是中正了。怎么能不改变我自身的法度呢？告诫他顺从他人的，是这样。仲能警惕这些，那么我一人，就会嘉奖你。吕氏说：自作聪明，不是上天的聪明，只是沾沾自喜的小智罢了。作与不作，天人就判然分明了。

译详慎。处理事务如迎刃而解，洞察事理如风起云涌，看似令人欣喜，然而这种轻率疏漏、爽快急躁的作风，往往导致过错。谗言奸语，常常趁着人匆忙急躁时乘虚而入。只有详察视听，安详从容地审慎裁定，使内外情况完全显露，那些阿谀奉承的言论便无法得逞。所以，详慎是听取意见、阅览政事的大法。规矩法度，对于尚未达到乐于遵循理义境界的人来说，常常像是束缚他们的绳索。邪僻的言论正是解开这种束缚而放纵他们，使他们陷入放荡逸乐的境地，所以人们容易顺从它。蔡仲在年轻英妙的年纪就承担国家重任，周公年老持重、思虑深远，所以这样告诫他。陈氏《大猷》说：旧有的典章和常规的法度，就是中道的所在。内心不因自己的私智而改变，外界不因他人的私言而迷惑，那么中道就能契合，诸侯的职责也就尽善尽美了。陈氏《雅言》说：中，是人心共同具有的理。成王的命令，蔡仲特别想要遵循罢了。旧有的典章法度，都是中理所寄托的地方。能够遵循旧章，遵守法度，那么就不会废弃已经确立的法令，不会废除应当实行的制度，没有不符合中道的。如果不遵循聪明才智的自然本性，那么骄纵放肆之心就会产生，难免会有违背古制的过错，这就不能算是遵循中道了。如果不审慎视听，那么片面的言论就容易听信，难免会有败坏常理的过错，这也算不上是遵循中道了。所以必须遵循聪明才智的自然本性，而不妄自行动，那么就有操守，内心无所倚仗，谁肯否定古制、肯定今非，从而扰乱先王的典章呢？在视听之际审慎，而不苟且随意，那么公心就会更加持守，私意就不会侵夺，谁肯顺从欲望、背离理义，从而更改常规的法度呢？内外都不改变，那么中道就能契合，诸侯的职责也就尽善尽美地完成了。成王对蔡仲，勉励他的话还没说完，告诫他的话就随之而来了。

译周王说：“唉！年轻人，你为何要去呢？不要荒废丢弃我的命令。”

告诫他前往封国，警告他不要废弃我的命令，这是你所说的话。【董氏鼎说：这篇文章大体上与《防子之命》相似，但《防子之命》的言辞温和敦厚，《蔡仲之命》的言辞严厉，大概是因为防子是前代君王的后裔，周朝以宾客之礼相待而不以臣下对待，而且他本来就是个贤人；蔡仲的父亲行为不道，忠孝两样都欠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所期望的是蔡仲能遵循祖先的美德，改正父亲的行为，从自身开始迈出脚步，以便为后代留下典范。大概是用恳切希望善终的言论，并且告诫他不要扰乱旧的章法，不要更改法度，以免一同归于混乱，唉，真是仁爱啊】

书经大全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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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书经大全卷九

明 胡广等 撰

多方

成王即位执政，奄国与淮夷又反叛。成王灭掉奄国，回来作了这篇文章。按照《费誓》的说法，此时淮夷、徐戎同时兴起，就是这件事。怀疑当时煽动叛乱的，不只是殷人，像徐戎、淮夷，四方或许也有，所以涉及《多方》也是诰体的文体。今文、古文都有。苏氏说：《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这八篇，虽然告诫的对象不同，但大致都是因为殷人心不服周而作的。我读《泰誓》《武成》，常常奇怪周取代殷那么容易，等到读了这八篇，又奇怪周安抚殷人那么困难。《多方》所告诫的不只是殷人，还涉及四方之士，那些纷纷不心服的人，并非只有殷人。我这才知道，商汤以下七位君王的恩德很深啊。当殷朝暴虐时，人们像在油锅烈火中，归附周朝像水流一样，来不及思念先王的恩德。等到天下大致安定，人们从油锅烈火中出来，就思念殷朝先七位君王如同父母。即使凭借武王、周公的圣明，相继安抚他们，也无法阻止这种思念。拿西汉的道德与殷朝相比，还像次等玉石与美玉的区别。然而王莽、公孙述、隗嚣之类的人，终究不能使人忘记汉朝。光武帝成功如同倾覆水瓶一样容易，如果周朝没有周公，那也危险了。这就是周公敬畏而不敢离开的原因。【朱熹说：《大诰》《梓材》《多士》《多方》等篇，是当时编录的君王告诫百姓的话，多是方言，所以当时士人百姓能听懂，而现在士人听不懂。林氏说：奄就是淮夷的一种，总称则叫淮夷，就像春秋时赤狄中有潞氏、甲氏一样。周公摄政时，奄曾与三监一同反叛。《多士》说：‘从前我来自奄，已经征讨过它。’现在成王即位执政，奄又反叛。成王灭掉它而回到镐京，诸侯来朝见，周公又宣称王命来告诫他们，所以作了这篇文章。唐孔氏说：虽然普遍告诫多方，意在殷朝的旧国。吕氏说：从《大诰》到《多方》，用来处置殷民，多么辛劳啊！武王去世，喜好作乱的人，趁着思念旧朝的感情，利用内乱的间隙，这三者结合，祸患到了这个地步。这固然是周朝的不幸，实则是上天大力扶持保佑周朝。人的幼年，各种疾病先显现，就必须格外加以调护防范，凡是损害本性伤害生命的事，一概不敢萌生，所以能培固根本，达到长寿的，是少年多病的力量。成周八百年的基业，可以由此推测。《多士》《多方》的言辞相互出入，《多士》既然迁移殷民，就只告诫新民。所以看《多方》较为简略，《多方》既然平定奄国，就普遍告诫各国。所以看《多士》较为详细】

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国回到宗周。成王即位执政的第二年，商奄又反叛。成王征讨灭掉它。杜预说：“奄不知道在哪里。”宗周，就是镐京。吕氏说：“君王确定都城，是天下所尊崇的。东迁之后，定都在洛邑，那么洛邑也称为宗周。”卫孔悝的鼎铭文说：“随难逃到汉阳，在宗周居住。”这时镐京已封给秦国，宗周大概指洛邑。那么宗周起初没有固定的名称，随着君王所都之地而命名。【孔氏说：周公归政的第二年，淮夷奄又反叛，鲁国征讨淮夷，作《费誓》。王征讨奄灭掉它，五月回到镐京。新安陈氏说：《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辰，海此七年之十二月，就是成王即位执政的那一年。《多士》作于那年三月，说：‘从前我来自奄’，是叙述东征时事，乃是自武王诛纣伐奄后的第二次叛乱。《多方》作于即位执政的第二年五月。成王政序说：‘成王于是践奄。’《多方》序说：‘王归自奄。’书说：‘王来自奄’，乃是奄的第三次叛乱。王毁坏其土地，迁移其君主，又借此告诫《多方》。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计算，那么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不是丁卯就是戊辰，丁亥不是二十日就是二十一日。《多士》与《多方》的作先后，大概相差一年有三月】

周公说：“王这样说：‘谋划，告诉你们四方多方，只有你们殷朝的诸侯治理百姓，我大大降下我的命令，你们没有不知道的。’”

吕氏说：先说，周公说，然后又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