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大全卷四

译新安陈氏说：这一节表明商朝的百姓以整个国家为心，而商汤则以天下为心。因为那时夏朝的人心已经背离，所以商汤顺应了人心。

译你应当辅佐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重重赏赐你，你不要不信，我绝不食言。你若不遵守誓言，我就诛杀你并没收你的妻儿，绝不宽赦。

仲虺的诰辞

仲虺，臣名，是奚仲的后代，担任商汤的左相。诰，即告谕。《周礼》中士师用五种戒令来规范刑罚：一是誓，用于军队；二是诰，用于诸侯会盟，用以晓谕众人。这篇只是告谕商汤，却也称诰，唐代孔颖达认为仲虺必定也是对众人而言，大概不仅为了解释商汤的惭愧之心，而且为了晓谕他的臣民百姓。古文版有这一篇，今文版没有。

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内心怀着惭愧之情，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因为武功已成，所以称他为成汤。”南巢是地名，庐江六县有居巢城，夏桀逃到这里，因此被放逐于此。商汤讨伐夏桀，虽然顺应天意民心，但鉴于尧舜禹禅让之后，内心终究有些不安，所以惭愧自己的德行不如古人，又担心天下后世借此事作为口实。陈氏说：“尧舜将天下禅让，后世好名之人尚且有不理解而羡慕的，商汤周武王通过征伐而得到天下，后世贪图利益之人怎能不以此为口实呢？这大概是商汤所担心的吧。”

仲虺于是作诰辞说：“唉！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却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生育了聪明之人来治理他们，夏朝君主昏庸无德，百姓陷入泥沼炭火之中。上天于是赐予君王勇武和智慧，树立榜样以端正万国，

译继承大禹的旧有制度。于是遵循那些常法，奉行顺从上天赋予的使命。

译仲虺担心商汤因愧疚而忧虑不止，于是作诰辞来解释他的心意。他叹息说：百姓生来就有耳目口鼻，以及喜爱与厌恶的欲望，如果没有君主来统领，就会争斗且混乱。上天生出聪明的人，是为了让他们做君主，从而治理这种争斗和混乱。坠陷，指陷入泥沼；涂炭，指遭受水火之苦。夏桀作为百姓的君主，却反而施行昏乱之道，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失去了作为君主应有的职责。然而百姓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上天赐予商汤勇武与智慧的德行，勇武足以有所作为，智慧足以谋划大事。没有勇武和智慧，就不能成就天下的大业。表正，是指标杆端正于此，影子就笔直于彼。上天赐予商汤勇武与智慧，是为了让他端正万邦的表率，并继承大禹旧日所遵循实行的道统。这不过是遵循常道，以顺承天意罢了。天，是常道之理的发源地；而常道，正是大禹所遵循实行的。商汤革除夏朝而继承旧日的道统，周武王革除商朝而政令沿袭旧制。孔子所说的“百世可知”，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林氏说：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孟子说：“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叫做独夫。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设立君主，是担心百姓遭受残害而没有主事者；作为君主却自己残害百姓，那么君主的实质就丧失了，不是独夫又是什么？孟子的话，就是仲虺的意思。

夏王有罪，矫诈诬罔上天，以此向下方颁布命令。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于是让商朝承受天命，以此昭明他的民众。

“矫”与“矫制”的“矫”相同，意为矫诈；“臧”意为善；“式”意为用；“爽”意为明；“师”意为众。天从形体上说，帝从主宰上说。夏桀知道民心不顺，便矫诈诬罔，假托天意来迷惑众人。上天因为他不善，所以让商朝承受天命，以此昭明他的民众。王氏说：“夏朝有昏乱的德行，民众就跟随昏乱；商朝有光明的德行，民众就跟随光明。”吴氏说：“‘用爽厥师’与下文‘简贤附势’意思不相连贯，怀疑有脱误。”

简略贤人，依附权势，这样的人实在很多。我们在夏朝初建邦国时，就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秕谷，无论大小都战战兢兢，无不畏惧陷入无罪之祸。何况我的德行和言论，足以被人听闻。

“简”意为简略；“肇”意为开始。战战兢兢，是恐惧的样子。说那些简略贤人、依附权势的人，同恶相济，实在有很多党徒。我们在夏朝初建邦国时，被夏桀所厌恶，想要被剪除。就像禾苗中有杂草，粟米中有秕谷，锄治簸扬，有必然不相容的趋势。商朝的民众无论大小都震惊恐惧，无不害怕陷入无罪的灾祸。何况商汤的德行和言论，足以被人听闻，更是夏桀所忌恨的呢？用禾苗和粟米比喻夏桀，用杂草和秕谷比喻商汤，只是说商汤不被夏桀所容，而处境如此危险。《史记》记载夏桀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商汤的危险屡次发生。无道者厌恶有道者，是势所必然的。

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德行勤勉的就授予官职，功劳勤勉的就给予赏赐，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够宽厚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

“迩”意为近；“殖”意为积聚。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如果这还不足以尽述商汤的德行，那么这是根本之地，不是纯粹具有天德而没有丝毫人欲私心的人不能做到的。根本澄澈，然后用人和处理自己而没有不各得其当的。“懋”，意为茂，繁多的意思，与“与时乃功懋哉”的意思相同。说那些在德行上勤勉的人，就用官职来勉励他；那些在功劳上勤勉的人，就用赏赐来勉励他。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而有善的人没有不被容纳的；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而自己不善的地方没有不被改正的，不忌讳。对人宽厚，对自己严格，合并为公，私意不立。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商汤用人和处理自己的方式

译像这样，所以在治理百姓的时候，能够宽厚仁爱。所谓“能够”，是指宽厚而不流于放纵，仁爱而不失于软弱。《易经》说：“以宽厚居处，以仁爱行事，这是君主的德行。”君主的德行显著，就能取信于天下。商汤的德行足以让人听闻，就是这样的。

【葛氏说：君子与小人的进退，取决于君主心术的正邪。心术一旦端正，君子就会进用；否则小人就会进用。君主如果沉溺于声色，那么谄媚逢迎的臣子就会得志；贪恋于货利，那么聚敛搜刮的臣子就会得志。有功有德的人，官职和赏赐，怎么轮得到他们呢？不接近声色，不聚敛货利，才是崇尚德行、崇尚功业的根本。孔氏说：勤勉于德行的人，就用官职来勉励他。林氏说：用人就像出于自己一样。这就叫做善于与人同心，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他人，乐于采纳别人的优点来行善。新安陈氏说：六经谈论仁，是从“能够宽厚、能够仁爱”这一句话开始的，于是开启了万世谈论仁的端绪。仁，是心的德行，是爱的条理。从心德的本体来说，仁是本体，宽厚是作用；从爱的作用来说，宽厚用来包容人，仁爱用来爱护人，都是作用。德行没有比仁更大的，商汤之所以能够仁爱，实际上是从不接近声色、不聚敛货利这种无私欲开始的。崇尚德行就授予官职，直到彰显信义于万民，其根本都来自不接近声色、不聚敛货利。陈氏《雅言》说：不接近声色，不聚敛货利，这是君主德行的本源之地。崇尚德行就授予官职，直到改过不吝惜，这是说商汤在用人和修身两方面都尽到了道义。能够宽厚仁爱，彰显信义于万民，这是说商汤治理百姓的德行显著，取信于天下。假如商汤的心有一丝一毫声色货利的私欲，那么在用人和修身方面必定不能尽到道义，治理百姓的时候又怎么能问心无愧呢？由此可以看出，君主的一颗心，是政事的根本。孟子说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于是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征伐始于葛国。向东征伐，西夷怨恨；向南征伐，北狄怨恨，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所前往的民众，家中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复苏。”百姓拥戴商汤，由来已久了。

葛，是国名，国君爵位为伯。饷，是馈赠食物。仇，是送饭的人与接受饭食的人结为仇敌。葛伯不祭祀，商汤派人去问他说：“没有用来祭祀的粮食。”商汤派亳地的民众去耕种，老弱之人送饭，葛伯杀死了送饭的童子。商汤于是征伐他。商汤的征伐，从葛国开始。奚，是“何”的意思。徯，是等待。苏，是复苏。西夷北狄，是说远方的人如此，那么近处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商汤军队尚未到达的地方，就怨恨不满，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商汤军队所前往讨伐的地方，妻儿老小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很久了，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复苏吗？”其他国家的百姓，都视商汤为自己的君主，盼望他到来的心情就像这样。天下爱戴归附商汤，不是一天两天了。商朝的兴起，大概不在于鸣条之战。吕氏说：夏商交替之际，君臣易位，是天下的巨大变革。然而观察其征伐之时，唐尧虞舜那种和顺揖让的气象，依然仿佛存在。大概尧舜禹汤以道相互传承，世道虽然下降但道统没有下降。

辅助贤人，辅佐有德者，显扬忠臣，成全良善之人，兼并弱国，攻击昏昧之国，夺取混乱之国，侮辱灭亡之国，推动灭亡者，巩固生存者，国家才能昌盛。

前面已经解释了商汤的惭愧，这里接着以此劝勉他。诸侯中有贤德的人，就辅助他；有忠良的人，就显扬他、成全他。这是为了褒奖善人。侮，《说文》说：是伤害的意思。诸侯中弱小的，就兼并他；昏昧的，就攻击他；混乱的，就夺取他；灭亡的，就伤害他。这是为了惩恶。说善，则由大到小；说恶，则由小到大。推亡，是指兼并、攻击、夺取、侮辱；固存，是指辅助、辅佐、显扬、成全。推动那些导致灭亡的因素，巩固那些导致生存的因素，国家才能昌盛。

德行每天更新，万邦都会归附；心志自我满足，九族就会离散。君王勉励彰显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用义来节制事务，用礼来节制内心，为后代留下宽裕的福祉。我听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灭亡。喜好发问就会宽裕，刚愎自用就会狭隘。”

德行每天更新，是指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而不自我满足。心志自我满足，则与此相反。商汤的盘铭说：“如果每天更新，就天天更新，再每天更新。”这是广泛阐述日新的意义吗？德行每天更新，那么万邦虽然广阔但没有不归附的；心志自我满足，那么九族虽然亲近也会离散。举万邦是为了由远及近，举九族是为了由亲及疏。君王要勉励彰显大德，在天下建立中正之道。中正，是天下人所共同拥有的。然而如果不是君主建立它，民众就不能自己保持中正，而礼义就是用来建立中正的。义，是内心的裁断节制；礼，是事理的节度文饰。用义来节制事务，那么事务就能得其适宜；用礼来节制内心，那么内心就能得其端正。内外合德，中正之道就确立了。这样不仅能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而且为后代留下的福祉，也绰绰有余了。然而这个道理，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达到，所以又引用古人的话作为依据：“尊师好问，那么德行尊贵而事业广博；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人，则与此相反。”称之为自得。老师，是指真正知道自己不足、别人有余，诚心顺从而没有违逆的意思。孟子说：“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臣下待之，所以不劳苦而称王。”这大概是商汤之所以能自得的原因吧？仲虺论述安抚诸侯的道理，推演到修养德行、检点自身，又推演到能自得老师。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依靠老师而能成功的，即使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也必定有老师。后世不如古代，不仅仅是世道下降，也是因为师道不明。仲虺的论述追溯源头，归结到“能自得师”这一句话，这可以作为帝王的大法吗？

译之类都是如此。又说：现在的学者没有别的事，只是要用内心去体察天理，天理是心中本有的，常保持这颗心去体察各种天理，只有这两件事罢了。新安陈氏说：“德”与“中”都应当兼从本体和功用两方面来理解。德就是人从天所禀受，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的能力。所谓大德，就是全体大用，没有不是大的。努力勉力使之昭明，那么全体就会呈现，妙用就会显著地施行。由此建立中道的标准，使那些不能执中的百姓都遵循我的中道，那么就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样，中的本体和功用也就无不具备了。然而礼义就是德，也就是昭明大德、建立中道的关键。行动时用义来裁制事务，就是“义以方外”的意思。能够用义来规范外在行为，那么德应对万事的大用，就在施行中体现了中无过无不及的功用。静止时用礼来约束内心，就是“敬以直内”的意思。能够以敬来端正内心，那么德具备众理的全体，就在确立中体现了中不偏不倚的本体。所谓垂裕，固然也是礼义的余用，也就是昭明大德、建立中道的余用。并不是昭明大德专门用来为百姓建立中道，而礼义专门用来为后代留下福泽。陈氏大猷说：德如果不大，就会拘泥于偏颇，比如夷的清高、惠的和顺，各自都有偏颇，凭什么建立中道？商汤的德本来已经很大，又希望他努力昭明它，然后才能建立中道来规范百姓，这就是所谓“皇建其有极”。用义来裁制事务，那么在外施行的就合乎适宜，这是大德自身所展现的中道功用。用礼来约束内心，那么在内存留的就合乎天理，这是大德自身所发出的中道根本。礼义的恩泽无穷无尽，所以能为后代留下福泽。又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那么天下的善都归于自己，所以可以称王。如果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就会骄傲轻慢，善日益消减，恶日益增长，这是灭亡的道路。喜好问学，那么众善就会聚集；如果优裕自满，那么能力就会有限，所以狭隘渺小。陈氏经说：自得师就像自己明白，自己强大不依赖他人，尊崇德、喜爱道，出于内心的自然。应当品味“自”字，“谓人莫己若”与“自用则小”是承接自满的志向而言，作为警戒。

译唉！要谨慎地保持善终，关键在于开始时的谨慎；培育有礼之人，覆灭昏庸暴虐之徒；敬畏尊崇天道，才能永远保有天命。

上文已经劝勉，于是叹息说道：谨慎对待终结之道，关键在于开始之时。如果在开始时不谨慎，却能在结束时谨慎，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伊尹也说：在开始时谨慎，就能在结束时谨慎，事情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钦崇，是敬畏尊奉的意思；有礼的人，就加以封殖；昏庸暴虐的人，就加以覆灭。这是天道的规律。敬畏尊崇天道，就能永远保有天命了。

按照《仲虺之诰》，其大意有三：首先说上天设立君主的用意，夏桀违背天命，而上天命令商汤讨伐他，这是不可推辞的；其次说商汤的德行足以赢得民心，而百姓归附商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最后说为君的艰难之道，人心离合的关键，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的可畏，以表明如今接受夏的天下，不是为了利己，而是有着无穷的忧虑，以此来深深安慰商汤，消除他的惭愧。仲虺的忠诚爱护，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商汤所惭愧的，恐怕后世以此为借口，仲虺终究不能说没有这种担忧。君臣之间的名分，其可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啊！

王氏十朋说：殖礼覆暴，就是上文所说的佑辅有礼、取侮昏暴之事；董氏鼎说：君臣是人伦的大经，帝王治理天下，首先要谨慎于此，然后百姓才能安定。世事无尽，人欲无涯，不忠之臣哪个朝代没有？之所以畏缩而不敢放肆，还因为古代没有这种事，前人没有这种人，没有借口罢了。如果一旦做了，那么后来那些暗中蓄积不轨之心，嚣张逞志的人，难道不会借此作为资本吗？所以商汤惭愧地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然而商汤难道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吗？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是我小子敢行称乱，那么早已面有愧色、内心不安了。天人交迫，只知道为民除害，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等到夏桀已被放逐，夏朝已灭亡，而天下人并不释怀，这才对逐君代立感到惭愧。圣人的本心，于是更加不安。如果没有仲虺的诰辞，来阐明不得不为的用意和不可妄为的道理，那么怎么能够表白成汤的心事，而暗中挫败后来者的奸谋呢？从此以后，昏德不如夏桀，勇智不如商汤，都不可以借口了。新安陈氏说：推亡固存，与殖礼覆暴，是同一栽培倾覆的道理，只是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是希望商汤审察此理以施之于人；殖礼覆暴，是希望商汤审察此理而谨慎于己。

《汤诰》

商汤讨伐夏桀，回到亳都，诸侯率领职事来朝见，商汤作诰，以与天下更始。今文《尚书》没有，古文《尚书》有。

王从战胜夏桀回到亳都，大告万方。

诞，大也。亳，商汤的都城，在宋州谷熟县。

王说：“唉！你们万方民众，清楚地听我一个人的诰告。伟大的上帝降下中道于下民，如果有恒常之性，能够安顿其道的只有君主。”

皇，大也；中，若顺也，天降下中道而具备仁义礼智信之理，无所偏倚，所谓中道也。人禀受天命而获得仁义礼智信之理，与心俱生，所谓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义礼智信之行，所谓道也。从降中道来说，则无有偏倚，顺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从禀受来说，则不无清浊纯杂之异，所以必须等待君师的职责，然后才能使他们安于其道。所以说克绥厥猷惟后。天生民有欲，是从情来说的。上帝降中道于下民，是从性来说的。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汤原性以明人之善，圣贤之论互相发明。然而其意则皆言君道之系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问《尚书》所谓降中道，朱子曰：古之圣贤才说出便是这般话，成汤当放桀之初便说惟皇上帝降中道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武王伐纣时便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说告高宗便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见古圣贤朝夕只见那天在眼前。问降中道于下民，曰：何故不说降善却说降中道，看得中道字是个无过不及恰好的道理。天之生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底道理。此与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刘子所谓民受天地之中，相似与诗所谓秉彝，张子所谓万物一原，又自不同。彝是常道，有物有则，则字却似中道字。天之生物必有个当然之则，盖君有君之则，臣有臣之则，耳有耳之则，目有目之则。止于仁，君之则也。止于敬，臣之则也。视曰明，目之则也。听曰聪，耳之则也。故民执以为常道也。若说降中道便是秉彝，则不可。若说便是万物一原，亦不可。万物一原自说万物皆出此也。若统论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圣贤何故说许多名字？若晓得名字训义之不同，方见其所谓同中道只是中今。人言折中者，盖以是为准则而取正也。

译《诗》《书》中所说的，就像是有一个人在上面那样吩咐，例如“帝乃震怒”之类。然而这也不过是理如此，天下没有比理更尊贵的，所以用“帝”来称呼它。“降衷”便是有主宰的意思。天地自有无心之复卦，一阳生于下面，这就是生物之心。例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祸淫，便自然分明像是有个人在里面主宰似的。问：“降衷”的“衷”与“受小”的“中”二字意义有何异同？回答说：《左传》说“始终衷皆举之”，又说“衷甲以见”，看这里，“衷”字的意义本是“衷甲以见”的意思，因为它在衷而处于当中。然而“中”字大抵是因为无过无不及而立名，例如六艺折衷于夫子，大概是折两头而取其中的意思。后人把“衷”当作善，却说得不够贴切。又说：这大概是指大本之中的“中”，《中庸》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日后考证自会见到。从天来说叫做降衷，从人接受这个中来说叫做性，猷就是道。道是性的正当用处，能安于道的只有君主。西山真氏说：成汤拥有天下之初，就以此自任，可以说是知道君师之职了。此后“秉彝受中”的话相继出现，直到孔孟性善的道理更加明确，而开万世性学原则的，从成汤开始。林氏说：天能降衷于民，不能使民保持其常性而不丧失，所以设立君主而赋予他建立教化的责任。师旷说：天生百姓而设立君主，让他管理百姓，不使他们丧失本性，意思是不让他们丧失所降的衷。百姓既然有降衷之性，至于顺应其固有之性以安于所谓道，这是君主的事。新安陈氏说：六经论性，实际上从这里开始。《中庸》论天命、性、道、教，其渊源大概出于此。各家解释“若有恒性”一句，都归属于下文，认为都是君主的事。蔡氏独自归属于上文，认为人性本然的天降衷之初，顺其自然本有此恒性，只是气禀不齐，率性而行或许不能安于道罢了。“若”字本是轻说，“克”字才是重说，天赋人受，顺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时君主不必在其中用力。至于修道的教化，使人各安其道，才依赖君主。各家解释把“惟后”与“惟皇上帝”当作两回事说，蔡氏把“帝衷民性后绥”当作三回事说，难道百姓本无恒性，一定要等君主顺应其恒性，然后才有此性吗？这一章蔡氏的说法最优，不是轻易能达到的，朱子确实没有轻易托付啊。

译夏王桀灭绝德行，树立威势，将暴虐施加于你们四方百姓。你们四方百姓遭受他的凶恶祸害，无法忍受如荼般苦、如毒般螫的折磨，共同向天地鬼神申诉无辜。天道是福佑善良、降祸淫邪的，因此上天降下灾祸给夏朝，以彰显他的罪过。

（注：这是说桀没有仁爱之心，只知杀戮，天下人遭受他的凶害，像荼一样苦，像毒一样螫，让人无法忍受，向天地鬼神喊冤，希望得到拯救。屈原说：人陷入困境就会回归根本，所以劳累困苦到了极点，没有不呼天的。天的道理，对善良的人给予福佑，对淫邪的人降下祸患。桀既然淫虐，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表明他的罪过。当时一定有灾异之事，就像《周语》所说的伊水洛水干涸而夏朝灭亡之类。问：天道福善祸淫，这个理确定吗？朱熹说：怎么不确定？本来就是道理应当如此。问：有时不这样又是怎么回事？回答说：福善祸淫，是常理。不这样就是失常理。天没有刻意去做什么，天又怎么会有固定的意志？只是理本来就是如此。比如冬寒夏热，这是常理应当如此。如果冬热夏寒，就是失去了常理。）

所以我这小辈，奉行上天光明的威命，不敢赦免（桀的罪），敢用黑色公牛，敢昭告于上天和后土，请求惩治有夏，于是寻求大圣伊尹，与他同心协力，来为你们众人祈求生存。

（注：肆，是故的意思。所以我这小辈奉行天命，明白威命不敢赦免桀的罪。〇牡，夏朝崇尚黑色，没有改变其礼制。神后，即后土。聿，于是；元圣，指伊尹。）

上天确实佑助，下民中的罪人（桀）被罢黜屈服，天命没有差错，繁荣如草木茂盛，百姓确实得以繁衍生息。

（注：孚、允都是信的意思，僭是差错，贲是文采显著，殖是生长。上天确实佑助下民，所以夏桀流亡屈服于天命，没有差错，灿烂如草木繁荣。百姓确实相信能繁衍生息。朱熹说：贲，是说草木之美；允殖，是说百姓确实安于生活。罪人被罢黜，屈服于天命没有差错，所以草木华美，百姓丰殖，是说人和物都得以顺利。问：贲若草木，兆民允殖，各家说法多不同，不知该如何看？回答说：连着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见，所以人得以顺利生活。新安陈氏说：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如同说譬如草木，区别很明显。兆民允殖与罪人黜伏相应，罪人黜伏则兆民信生殖，可见天命没有差错，如草木之粲然，栽培倾覆都是自取的。）

让我一人安定你们的邦国，但我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

（注：辑是和，戾是罪，陨是坠。上天让我安定你们的邦国。这托付给我的重任，恐怕我不足以担当。不知道是否已经得罪了天地，惊恐忧畏，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大概责任越重，忧虑越大。）

凡我建立邦国，不要违背常法，不要沉溺于安逸淫乐，各自遵守你们的典常，以承受上天的美命。夏朝的命数已被罢黜，商朝的命数惟新，诸侯邦国虽然旧有，都与之一起革新。所以说造邦，彜是法，即就慆慢。匪彜指法度，慆淫指逸乐，典是常。各自遵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受上天的美命。

你们有善行，我不敢遮蔽；罪责在我身上，我不敢自我赦免。只在于上天的鉴察，如果你们四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牵连你们四方。简是阅。人有善，不敢不传达；己有罪，不敢自我宽恕。简阅一切听任天然，上天把天下托付给我。我则百姓的罪，实为君主所为；君主的罪，不是百姓所致。不仅是圣人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这是理之所在，君道当然。

（注：问「简在帝心」注：「简阅也」如何？朱熹说：善与罪，天都知道，如同天检防数过相似。你们的善，在帝心；我的恶，在帝心。林氏说：所谓「罪在朕躬」，并非一定要自己身有可指之罪然后为罪。大概上天降〇于民，而以克绥厥猷者付之一人。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〇之性，以安厥猷，方无负于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为君者敎之不至，所以自弃于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则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临莅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归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无罪，然后为能尽君之职，而无负于天之所任。论至此，则获戾于上下，亦岂难哉？此所以危惧若将陨也。《汤诰》一书，多兢业之意。新安陈氏说：此所以缴结篇首「降〇有性绥猷」之言，深味之，成汤可谓知君师之职矣。）

唉！希望能做到这样，诚信相待，才能有好的结局。

（注：忱是信。叹息说，庶几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终也。吴氏说：此兼人己而言。新安陈氏说：叹息说，尚克相与于是，尽其忱诚，则乃亦有终焉。否则未保其所终也。曰尚，曰亦，皆不敢必之辞，葢兢兢不忽之意，实兼人己而言。不特）

译商汤自认为应当如此，也希望各地的诸侯都能在此方面努力。这篇文献展现了成汤阐明天命与人性之理，知晓君主与师长的道理，鉴于夏朝灭亡的原因，而对当今兴盛的局面保持敬畏，并且告诫诸侯要共同竭尽坚守国家、善始善终的方法，这确实是帝王的格言，圣学的渊源。《论语》摘录其中的要语说：“我小子履，敢用纯色公牛，敢向伟大的后帝昭告：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属我不隐瞒，这些都明察于帝心。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身上。”只是《尚书》记载详细而《论语》语言简略罢了。

译伊训

“训”是训导的意思。太甲继承王位，伊尹作书训导他，史官将其记录成篇。今文《尚书》中没有这一篇，古文《尚书》中有。【朱熹说：《商书》中几篇最为清晰明了，值得玩味的是《伊训》《太甲》等篇，另外看似《说命》也很好，因为高宗资质高，所以傅说讲得透彻，难以理解。如果是伊尹对太甲说，虽然粗浅，却切合求学者的自身。太甲也不是个昏庸愚昧的人，只是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违礼罢了。伊尹的书以及《说命》，大体上明白易懂。现在的人读书，且看那明白易懂的部分，那些难以理解的暂且放下。即使弄懂了，也无济于事。吉丰彭氏说：《伊训》一书，大体上以劝诫为主，开头引用夏朝兴起与灭亡的原因，中间讲述商朝开创基业的情况，最后陈述天命、人事与祸福，无非都是为了表达劝诫之意罢了。《太甲》三篇的意思也与此类似】

只有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侯服、甸服的诸侯都在场，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而听从冢宰的指挥。伊尹于是明确地讲述烈祖的功德，用来训导国王。

夏朝称年为“岁”，商朝称年为“祀”，周朝称年为“年”，意思是一样的。“元祀”是指太甲即位的元年，“十二月”是指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所以以十二月作为正月。“乙丑”是日期，不连带初一，因为不是初一。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都以寅月开始计数。大概朝觐会同、颁布历法授予时节，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的数目，则都以寅月为首。伊是姓，尹是字，伊尹名挚。“祠”是指在宗庙里告祭。先王是指商汤。“冢”是长的意思。礼制中有冢子、冢妇的名称，周人也称之为冢宰。古时君王居丧，祠祭则由冢宰代理并告祭宗庙，又代理并统领群臣。太甲服仲壬的丧，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太甲即位，改元之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就是代理告祭宗庙。侯服、甸服的诸侯都在，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而听从冢宰，就是代理统领群臣。“烈”是功的意思。《商颂》说：“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在祠告先王之际，明确讲述商汤的功德来训导太甲，这是史官叙事的起始之辞。有人说：孔氏说商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那么十二月，是商汤去世的那一年，建子之月。难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吗？回答说：这是孔氏被《书序》的文字迷惑了。太甲继承仲壬之后，服仲壬的丧，而孔氏说商汤去世奠殡而告，本来就已经错了。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则在经史中尤其可以考证。周朝建子正了，而《诗经》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那么从寅月开始计数，周朝未曾改变。秦朝建亥正了，而《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名为嘉平。腊祭必定在建丑月，秦朝以亥为正，那么腊祭就是三月了。十二月，那么从寅月开始计数，秦朝未曾改变。到三十七年记载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接着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去世；九月葬于骊山。先记载十月、十一月，而接着记载七月、九月，由此知道以十月为正朔，而从寅月开始计数，未曾改变。况且秦朝史书规定“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秦朝继承周朝，如果改月数，那么周朝的十月就是建酉月了，怎么会在建亥呢？这是汉朝初年史官所书的旧例。汉朝沿袭秦朝的正朔，也记载说“元年冬十月”，那么正朔改变而月数不改变，也已经很明白了。况且经文说“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那么以十二月为正朔，而改元，有什么可疑的呢？正因为以正朔行事，所以后来还政于君，也以十二月朔奉持嗣王，回到亳。大概祠告还政，都是重大的事情，所以都以正朔行事。孔氏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而臆测商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因此以去世那年改元了。苏氏说：去世那年改元，是乱世的事情，不容许在伊尹那里有这种情况，不能不辨明。又按孔氏认为商汤去世，吴氏说：殡有朝夕的奠祭，为什么要致祠？主持丧事的人不离殡侧，何必等待恭敬地拜见？大概太甲作为嗣王，是继承仲壬而称王的。太甲，是太丁的儿子；仲壬，是他的叔父。继承叔父而称王，为他服三年之丧，作为后嗣的人就作为他的儿子。太甲既在仲壬的灵柩前即位，正居忧于仲壬的殡侧，伊尹才到商朝的祖庙，遍祭商朝的先王，而以立太甲之事告之。不说太甲祠，而说伊尹，是因为居丧三年不祭祀。奉持太甲遍见商朝的先王，而只说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虽然遍见先王，而尤其致意于商汤。也就像周公金縢的册文，虽然遍告三王，而唯独眷眷于文王。商汤既已附祭于宗庙，那么这本书初不废弃外丙、仲壬之事，但这书本来是为了伊尹称颂商汤来训导太甲，所以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罢了。余见《书序》【朱熹说：《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这怎么能穷究明白？假使圣人复出，也未必容易理会。问孟子集注：赵氏说：太丁，是商汤的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

译壬立四年，都是太丁的弟弟。徽庵程氏说：古人把岁称为年，汤去世时，外丙才两岁，仲壬才四岁，只有太甲稍长，所以立他为君。先生同时保留赵氏和程民的说法，那么康节的说法也不可依据吗？回答说：怎么能轻易相信呢？他又问：这样说来，尧在申辰年即位，也不可依据吗？回答说：这却是依据各种历书，如果这样说，恐怕或许有这种情况，但也不能一定。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二年、四年也可以推算吗？回答说：只是因为中间年代无法记载，从共和以后才能记载，那么汤时自然没有途径可以推算，这类事情暂且应当空缺，不可深究。问：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这时汤刚在殡宫，太甲在早晚祭奠时常常在场。为什么伊尹因为祭祀而拜见他说：“这与《顾命》、《康王之诰》所载免除丧服的事情意思相同。古人自有一套人君居丧的礼仪，只是现在不存，无法考证。大概天子诸侯既有天下国家的事务，恐怕难以与常人一样行丧礼。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如果有丧服不可进入宗庙，必然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新安陈氏说：“《序》说太甲元年，《序》是周人所作，所以称年；《书》说惟元祀，《书》是商史所作，所以称祀。这个元不是即位的元年，而是即位的次年。先王去世，在去世那年即位，过一年才改元，把去世那年的十二月作为后王元年的首月，大概是为了正朔行事。”胡氏安国《春秋传》说：“国君继承世位，在初丧时确定，一定要过一年然后改元。记载即位是依据始终的道义，一年不有两个君主，依据臣民的心意，旷年不可没有君主。”陈氏大猷说：“祠，是祭祀。先王，是商先祖，如《诗》所言‘〇王’之类。丧三年不祭祀，不穿凶服进入宗庙，所以太甲不亲自祭祀，而由伊尹代理祭祀。侯甸举五服中较近的，以见其余。”胡氏《春秋传》说即位是告庙，临见群臣，是这样的。明确说烈祖成德以训导，如同五子述禹的告诫，周召陈述文武的功业，把祖宗艰难起家之事告诉子孙，那么没有不信守的。吕氏说：“在太甲居丧之初训导他，趁着他的初心空虚。后来虽然昏迷，但最终能始终允德，是因为训导得早的缘故。”

译伊尹说：“唉！古时候夏朝的君主，正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没有天灾发生，山川鬼神也都安宁，连鸟兽鱼鳖也都顺从。等到他们的子孙不遵循先王的正道，皇天降下灾祸，借我的手——我有天命的人，从鸣条开始征伐。我的德行修养，则始于亳都。”

《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朝君主的时候。”商朝应当借鉴的，没有比夏朝更近的了。所以首先用夏朝的事情来告诫他。率，是遵循；假，是借；有命，是有天命的人，指的是成汤。夏桀不遵循先王的正道，所以天降灾祸，借我的手成汤来诛杀他。夏朝的君主，当他们努力修养德行时，天的眷顾就是这样。等到他们的子孙不遵循正道，覆亡的祸患又是这样。太甲如果不遵循成汤的德行，那么夏桀覆亡的祸患也可以作为鉴戒啊！起初，鸣条，是夏桀居住的地方；亳，是成汤居住的地方。说征伐的祸端，是由于夏桀在鸣条积聚恶行，而成汤德行的修养则始于亳都。

只有我们商朝的君主，广泛彰显圣明的武德，用宽厚代替暴虐，百姓都信服归附。

布昭，是广泛彰显；圣武，就是《易经》所说的神武而不杀戮，成汤的德威广泛彰显于天下，代替夏桀的暴虐，用我们的宽厚，所以天下的百姓信服并归附他。

现在的君王继承他的德行，没有不在开始时就谨慎的，确立爱心要从亲近亲人开始，确立敬意要从尊敬长辈开始，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广到天下。

初，是即位之初，是说开始不可以不谨慎。谨慎开始的道理，不过是孝悌罢了。孝悌，是人心所共同具有的，不必人人教导才去确立。在这里确立爱敬，在那里施行爱敬，亲近我的亲人并推广到别人的亲人，尊敬我的长辈并推广到别人的长辈，从家庭开始，通达于国家，最终施之于天下。孔子说：“确立爱心从亲近亲人开始，是教导百姓和睦；确立敬意从尊敬长辈开始，是教导百姓顺从。”

唉！先王开始修治人伦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背，顺从前辈有德之人，居于上位能够明察，处于下位能够忠诚，对待别人不要求全责备，检查自身好像总赶不上，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

人纪，是三纲五常孝敬的实质。上文希望太甲确立爱敬，所以这里说成汤所修治的人伦纲纪，如下文所说的那样。纲常的道理，未曾泯灭，夏桀废弃了它，而成汤开始修复它。咈，是违背；先民，是前辈有德之人。听从劝谏不违背，顺从前辈有德之人，不是真诚乐于行善的人不能做到。居于上位能够明察，是说能尽到临下之道；处于下位能够忠诚，是说能尽到事上之心。成汤的忠诚，最为难以理解。成汤放逐夏桀，以臣子取代君主，怎么能说是忠诚呢？不知道成汤的心是最忠诚的。天命未去，人心未离，事奉夏桀的心，何曾片刻懈怠呢？对待别人的善行，不要求全责备；检查自身的诚意，好像总赶不上。他处理上下人己之间的关系，又是这样，所以德行日益兴盛，功业日益广大。天命归附他，人心拥戴他，从七十里之地以至于拥有万邦。积累的勤勉，这也太难了。伊尹前面已经说了夏朝失去天下的容易，这里又说成汤得到天下的艰难，太甲能不思考如何继承它吗？

译看来他大体上是一个注重修养的人，所以当时的人说他用功的地方，也说得大体上很恰当，比如禹在邦国勤劳，在家节俭之类；但说到汤，就说他检点自身唯恐不及。有人问：像所说的以义理来处置事务，以礼制来约束内心，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利等说法，可见他日日更新的功效。回答说：确实如此，我在《或问》中特意详细记载的原因，不是说别人不知道，也是想让求学的人用心体会罢了。对待别人不要求全责备，检点自身唯恐不及，大概是汤对自己严格而对别人宽缓，所以引为日日更新的实质。张氏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有礼义来相互维系，这叫做人纪。〇说：以礼义作为纲纪。陈氏说：汤把开创并修明人纪作为自己的责任，我自身有一毫未尽之处，那么在人纪上必然有一毫亏损，因此内心不自足，于是从纳谏中寻求完善，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又向古人寻求，又想兼取天下的善行，修明对待他人与自己的道理，不得不这样。新安陈氏说：人纲与人纪相对，没有比三纲更大的，所以称为人纲，较小的称为纲纪的纪。修如同“修道之谓教”中的修，是修明品节、整治条理的意思。想让太甲确立仁爱、确立恭敬，厚待人伦关系，所以用汤修明人纪来接续。汤把修明人纪作为自身的责任，我自身有未尽之处，那么在人纪上必然有亏损。凡是在古今的善行以及处理上下、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时，各自尽到应当尽到的本分，都是修明人纪的实质。陈氏进一步阐述说：“蔡〇说德行日益兴盛，功业日益广大，这八个字是这一章的关键。汤在处理上下、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时，各自尽到应有的道理，这是德行兴盛的表现。从七十里之地而拥有天下，这是功业广大的表现。伊尹用这个意思告诫太甲，言外之意是说成汤返归本心的圣德。德行的修养尚且如此极致，何况太甲资质困顿，能不思考如何勉力增进自己的德行吗？成汤是创业的君主，功业的积累如此艰难，何况太甲是守成的君主，能不思考如何保守自己的功业吗？”这是伊尹进言的深意。】

译广泛寻求贤明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

制定官府的刑罚，以警戒在位的官员，说：“如果有经常在宫中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这就叫做巫风。如果有贪恋财物美色，沉溺于游猎的，这就叫做淫风。如果有侮蔑圣人的言论，违背忠直之士，疏远年高德劭之人，亲近愚顽无知之徒的，这就叫做乱风。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他的家族必定灭亡；邦君身上有一种，他的国家必定覆亡。臣下如果不加以匡正，就要处以墨刑，这些都要详细地训诫给初学之士。”

唉！继位的君王要敬畏自身，要牢记啊！圣人的谋略广大深远，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只有上天的意志不是固定不变的，行善就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降下百种灾祸。你的德行无论多么微小，万邦都会因此庆幸；你的不德无论多么重大，都会导致宗庙的倾覆。

译过失虽然有十种，如果能做到恭敬，这十种过失都会消失；一旦不恭敬，这十种过失就会全部产生。所以，“敬”这一个字，乃是治理三种不良风气、医治十种过失的良药。文章将要结束时，又深深感叹圣人之言的显明昭著与天命之难以保持，以此来警醒触动太甲的心，希望他必定听从，这真是所谓国家的栋梁之臣啊！新安陈氏说：“这篇《尹训》是伊尹在太甲刚即位之初对他进行的训诫，始终通过国家的兴亡来寄托劝诫之意：夏禹因崇尚德行而兴盛，夏桀因不遵法度而灭亡，最初的用意已经很明确了。接着说商汤因圣明武勇而兴盛，希望太甲能以仁爱恭敬的良心继承他的德行，这是劝勉他；接着说商汤因经历艰难而兴盛，防备太甲因放纵私欲之心而败坏他的德行，这是告诫他。末章说行善会降下吉祥，你的德行只会有福庆，这是劝勉他保持兴盛的原因；作恶会降下灾祸，没有德行会导致宗庙倾覆，这是告诫他不要陷入灭亡的原因。而提纲挈领的关键，就在于‘敬畏自身’这一句话。能够敬畏自身，就能继承祖先的德行而兴盛；不能敬畏自身，就会背离祖先的德行而灭亡。每一句话都充满忠诚与关爱，大概是为了预先为太甲担忧罢了。只是其中还含蓄未明说，没有达到像《太甲》三篇那样痛切的地步。”

译商史记录了伊尹告诫太甲的次第以及太甲往返应答的言辞，因此这三篇相互连接成为文章。其中有时附带史臣的话语，以贯穿篇章大意，就像史家纪传所记载的那样。唐代的孔颖达说：“《伊训》、《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都是告诫太甲的，不能都命名为《伊训》，所以根据事情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名称。”林氏说：“这一篇也是训诫体，今文《尚书》中没有，古文《尚书》中有【朱熹说：‘伊尹的话极其痛切，于是感动得太甲如此。《君陈》后来也好，但都宽缓了，大多是代言，就像如今替君王说话那样做的罢了。伊尹的心志，是以天下为公，而没有丝毫私心。’】新安的陈氏说：“前一篇作于太甲未被迁往桐宫之前后，后两篇作于太甲从桐宫回到亳都之后。”有人问：“伊尹放逐太甲，周公摄政，事情也相似，当时人们不怀疑伊尹却怀疑周公，难道是世道变化了吗？”潜室的陈氏说：“伊尹以义理端正君主，他的义理光明，人人都能信服；周公以恩惠和睦亲属，他的心忠爱恳切，容易被人挑拨离间。况且伊尹是圣人的担当，看待世间一切难事，一并承担，不管别人的议论；周公思考兼顾三王之道，百事周密详细，必须穷尽人情，所以有人不敢说话，有人敢说话。总之，伊尹像秋冬的肃杀之气，周公则是太和元气。人们怀疑或不怀疑，圣贤是不计较的】

只有继位的君王不顺从阿衡【阿，音于何】

惠，顺从；阿，倚靠；衡，平衡。阿衡，是商朝的官名，意思是天下所倚靠平衡的人，也叫保衡，或者是伊尹的称号。史官记录伊尹的书，先以此作为开端【叶氏说：阿与保相通，也有保护的意思；王氏说：阿，是大陵中有辅助作用的，保护君主像阿山，平衡国家像衡器；苏氏说：阿衡，是伊尹的称号，就像太公尚父是他的称号一样】

伊尹作书说：“先王常常注视着上天的明命，以此来承奉上下神祗、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上天监视他的德行，因此汇集大命，安抚万邦。只有我伊尹能够辅佐左右他的君主，安定民众。所以继位的君王能够大承基业。”

顾，常常注视。諟，古同“是”。明命，是上天显然的道理而赋予的。在我者，在天为明命，在人为明德。伊尹说成汤常常注视着上天的明命，以此奉侍天地神祗、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所以上天观察他的德行，因此汇集大命，从而拥有天下，安抚万邦。我又亲身能够辅佐成汤以安定民众，所以继位的君王得以大承其基业【朱熹说：古注说‘顾谓常目在之也’，这句话最好，不是说有一物常在眼前可见，只是常存此心，知道有这道理光明不昧。当他静坐未接触事物时，这道理本来湛然清明；当他遇事应对时，这道理也随处显现。只要人常加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养久了，则这道理更加明白，即使想忘记也不可能了。西山的真氏说：汤因为顾念上天的明命，所以上天监视汤的德行。说‘顾’，说‘监’，可见天人的交接至近而不远。新安的陈氏说：这是说太甲今天拥有天下，是由于先王的明德以得天下，以及伊尹出身辅佐先王。有先王创业的祖先，和伊尹开国的大臣，所以继位的君王得以承此大业。今天岂可忘记先王而不念，忽视伊尹而不从呢？陈氏《雅言》说：‘顾諟’，就是敬。推此心以奉侍天地神祗、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就是所谓的‘顾諟明命’。上天监视圣人的德行，所以将大命汇集于其身，而赋予治理百姓的责任。大概治理百姓和侍奉神灵本无二理，诚敬足以侍奉神灵，则没有不能治理百姓的。在天为明命，在人为明德。圣人对于上天的明命而说‘顾’，上天对于圣人的德行而说‘监’，可见天人的交接至近而不远。不仅是圣人的心未曾稍忽于天，而上天的心也未曾忘记圣人。太甲今天拥有天下，是由于先王的明德以得天下，岂可有一念不敬呢？‘说顾諟者’，就像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衡上的意思。‘说监者’，就像昊天说明亮，及你出行；昊天说白昼，及你游玩的意思】

只有我伊尹先前在西邑夏看到，自周有终，辅相也终。其后继位的君王不能善终，辅相也不能善终。继位的君王要警戒啊！敬重你作为君主的道理，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辱没你的祖先。

夏都安邑在亳都的西边，所以叫西邑。夏，周，忠信也。《国语》说：忠信为周。施氏说：作伪，心劳日拙，则缺露而不周；忠信则无伪，所以能周而无缺。夏的先王以忠信有终，所以他的辅相也能有终；其后夏桀不能有终，所以他的辅相也不能有终。继位的君王要以夏桀为戒啊！应当敬重你作为君主的道理。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辱没成汤了。《太甲》的意思，必定是说伊尹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我虽然纵欲，未必立刻导致危亡，所以伊尹用“相亦罔终”的话，深深折服他的私心，而破除他所倚仗的【问：古注及诸家皆以“周”训忠信，切谓以忠信自周

译这样就可以用忠信来训诫周朝，恐怕未必妥当，不知该如何是好？朱熹说：“自周”这两个字本来就无法理解。苏氏说：是“自由”的意思。遵循忠信之道就会有善终，这是说君臣是一个整体，祸福与共。新安陈氏说：既用夏桀没有善终来告诫他，又用不敬重而不像君主的人来告诫他。没有善终就会连累辅佐的大臣，不像君主就会辱没自己的祖先，这仍然是用先王和伊尹本人来警示他。

译王惟庸罔念闻

庸，是平常的意思。太甲只是像平常人一样，对于伊尹的教诲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听从，这是史官的记载。【问：各家都将“庸”字断句，我私下认为应当连成一句读，将“庸”解释为“用”，如《说命》中“王庸作书以告之”，不知这样解释是否正确？朱子说：这六个字是一句。西山真氏说：“辟不辟”的说法，大概比汉人所说的“帝不帝”还要严重。然而汉代的君主发怒就诛杀臣下，太甲虽然把伊尹的话当作平常，没有放在心上听从，但并没有听说他发怒，这大概就是最终能够回归常道的缘故吧。】

伊尹于是说道：“先王在黎明时分就彰显美德，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杰出的人才，开导启发后代，不要违背天命而自取覆灭。”

昧，是昏暗；爽，是明亮。昧爽，是指天将亮未亮的时候。丕，是大；显，也是明亮。先王在黎明时分，洗涤身心，大大彰显自己的德行，坐着等待天亮来施行这些德行。旁求，是指从各个方面寻求。彦，是才德美好的士人。意思是说，商汤勤勉行善，没有片刻安宁，像这样，又广泛寻求杰出的人才，来开导子孙太甲，不要颠越天命，从而自取覆亡。【陈氏《雅言》说：圣人的心思，只担心自己修养不够，而施于事理尚有不及，所以既在黎明时分彰显美德，坐着等待天亮来施行。但这还不够，确实是因为我自身的德行只能修养在我自己身上，而不能让我的子孙常常修养德行；我的政令只能施行在我自己身上，而不能让我的子孙常常施行这些政令。那么我的仁爱就是有限的，我的心就会有愧疚了。于是广泛寻求贤才，在一个乡寻求不够，又在一个国寻求；在一个国寻求不够，又在天下寻求。之所以如此广泛地寻求，确实是让我的子孙有所依靠。想要有所作为，就有开导他们的人，有顺从并引导他们的人。这样我的子孙就可以保证德行无不修养，政令无不施行。这就是圣人的心思。】

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怀有长远的谋划

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大概是奢侈失度而没有长远考虑的人，伊尹说应当谨慎节俭的德行，只怀有长久的谋划，因为因奢侈而失德的很少，这是太甲犯病的地方，所以伊尹特别指出这一点。【新安陈氏说：永图就是前面所说的有终。西山真氏说：这是太甲不听从阿衡的时候，所以伊尹这样训诫他。节俭则心小而考虑长远，奢侈则心大而谋划疏漏。当时，太甲正以欲望败坏法度，以放纵败坏礼制，心被这两者遮蔽，就像浮云遮蔽日月，不知道这些话是忠言。一旦处于仁义之中，本心恢复光明，然后才知道犯病的根源就在这里，能够善终的美好，光辉照耀史册。伊尹训诫的功夫难道小吗？陈氏《雅言》说：说这是太甲犯病的地方，所以伊尹特别指出。节俭不是节省的俭，而是俭约的俭，不奢侈放纵的意思。太甲的毛病在于欲望和放纵，这与节俭相反，人能够收敛这颗心，使它常存于内，那么精神聚集，志虑精明，义理昭著，言语必考察其来源，行为必考察其遮蔽，所怀想的哪不是长远的谋划呢？如果这颗心放荡邪僻，那么在欲望中昏昧，在放纵中失误，宴安鸩毒，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乐于导致灭亡的原因，都不知道长远的谋划了。谨慎节俭之德，怀有长远谋划，这正是太甲对症下药的药方，然而古昔圣贤增进德行的方法，实际上不出于此。皋陶告诉舜也说：谨慎自身修养，思虑长远。谨慎自身修养，就是谨慎节俭之德的意思；思虑长远，就是怀有长远谋划的意思。只是皋陶的话浑然一体，不如伊尹严厉急切，舜与太甲的不同之处罢了。】

如果像虞人拉弓弩，前往检查箭尾是否合乎法度，就发射，恭敬地安守你的本分，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只有我才会喜悦，万世都有美名。

虞，是虞人。机，是弩牙。括，是箭尾。【《说文》说：箭尾，是筑箭的地方。程泰之说：箭的尾端，分叉而衔箭的地方。】度，是法度，是射箭者所对准的目标。释，是发射。意思是说，如果像虞人射弩，机既已张开，必定前往检查箭尾是否合乎法度，然后发射，那么发射没有不中的。钦，是肃恭收敛，止，是显现，见于《虞书》。率，是遵循。钦厥止，是用来立本。率乃祖，是用来致用。这就是所说的检查箭尾合乎法度，就发射。王能这样，那么行动没有过失，近可以慰悦伊尹的心，远可以在后世有美誉。安汝止，是圣君的事，是生而知之的。钦厥止，是贤君的事，是学而知之的。【问：各家多将虞解释为度，我切以为只作虞人解释，如何？朱子说：作虞人解释是对的。陈氏大猷说：说想要永远终结，应当谨慎开始。万事没有不法度的，君所以为法度，在于敬。你所应当安守的，如君安守于仁，子安守于孝之类。王氏说：说静之道，就说谨慎节俭之德；钦厥止，说动之道，就说像虞人拉弓弩，遵循祖先所行的道路。陈氏大猷说：万世有辞，就是所谓的永图。林氏说：万世有辞，就是所谓的相亦惟终。新安陈氏说：罔不祗肃，是说汤的敬。钦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励太甲尽敬以效法先王。说“有终”，说“永图”，说“万世有辞”，是劝勉他。说“罔克有终”，说“自覆”，是警戒他。这一章仍然是以先

译王开始行事，要用尹的自身行为来约束他。如果尹能够恭敬谨慎并坚持到底，这是先王的期望，也是尹的幸运。如果王不能恭敬谨慎而自取灭亡，这不是先王的期望，也不是尹不能尽到他的责任。尹本来就以天下重任为己任，又接受了先王托孤的重任，所以告诫的话句句提起先王，并以与尹自身相关联的内容来总结。陈氏《雅言》说：这一章前两句设喻以引出后两句，如同《诗经》中的比兴。射箭有类似君子的地方，虞人射箭，已经张好了弓弩，但还是必须检查箭尾与弓弦是否合乎法度，然后才放手，那么就没有不中的了。君子处理事情也是如此。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各有其法度的，人君只应当恭敬地遵循义理所应止之处，效法祖先所行的道路。所谓“止”，所谓“祖”，就是事情的法度。能够恭敬地遵循所应止之处，就能效法祖先所行的道路。祖先所行的道路，也就是所应当止之处。伊尹在这里特别担心考察得不精细，所止之处或许不是应当止的，所以接着说要效法祖先；效法祖先所行的道路，是用来验证所止之道的依据。

译大王未能改变，是因为不能改变他旧的习气。这也是史官的话。

伊尹说：“这确实是不义的行为，习惯与本性已经形成，我不亲近那些不顺从义理的人。在桐宫营造宫室，让他接近先王的陵墓，加以训导，不要使他世世代代迷惑。”

狎，就是习近；弗顺，就是不顺从义理的人。桐，是成汤陵墓所在的地方。伊尹指出太甲所做的，是不义的事情，是习染恶行而本性已成。我不能让他习近那些不顺从义理的人，于是就在桐地营造宫室，让他亲近成汤的陵墓，早晚哀思，激发他的善心，以此来训导他，不要让他终身迷惑而不醒悟【陈氏经说：习染不义，好像与本性一同形成。贾谊说：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就像自然一样】

大王前往桐宫居住，居丧守孝，最终能够成就诚信的德行。

徂，往；允，信；有诸己之谓信，就是自身确实拥有德行。大凡人的不善，必定有怂恿引导他做坏事的人。太甲居住在桐宫，伊尹既让他接近先王的陵墓，以激发他的善心，又断绝他亲近的党羽，从而革除他的污秽习气。这就是他能够最终成就诚信德行的原因。下一篇伊尹说嗣王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人们说这是诚信的德行，与下文相协调。所以史官说“克终允德”，以此篇结尾来衔接下一篇的意义【董氏鼎说：太甲继位，伊尹已经陈述了侮辱圣言、违背忠直、远离贤德、亲近顽童的告诫。太甲却不善待阿衡，没有念及听闻，而亲近不顺从的人，难道乱世的作风还依然存在吗？如果不是伊尹超然深识，通权达变而采取迁居桐宫的举措，以此动心忍性，增加他所不能的，难道不危险吗？新安陈氏说：伊尹此举大概是处理君臣变故的方法，他身负先王托孤的重任，深切担忧宗庙颠覆，知道太甲的本性不过是中等之人，平日引诱他作恶的近习一定很多，而辅佐他的善臣除了伊尹之外没有听说。孤忠不能胜过引诱的众人，空谈不能开启长久的迷惑，于是营造桐宫让他居住，如同看到先王在前，而没有群小在侧，善心油然而生，而污秽的习气脱然去除。这种不言的教育，通达权变的策略，只有像伊尹这样自任天下重任、开国元老大忠至公的人才能做到，而不是一般的大臣敢做的。又按：千古性学的开端在于“若有恒性”这一句话，其次就是“习与性成”这句话。“恒性”是从天地之性来说的，孟子性善的论述就是基于“恒性”而言的。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论述，就是从“习与性成”而发出的。“若有恒性”本来有善而无恶，只是习染于恶而后本性流于恶。一旦流于恶，本性好像就定型了。然而如果能谨慎所习染而习染于善，那么善就反过来而天地之性就保存了。这就是太甲最终能够成就诚信德行的原因。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虽然直到横渠张氏才剖析分明地论述，但已经在汤尹论性的最初就发端了】

太甲中

在太甲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戴着冕冠，穿着礼服，侍奉嗣王回到亳都。太甲守丧期满，是次年的正月初一。冕，是冠。唐代孔氏说：“周礼中天子有六冕，器物完备，文采尽显，只有衮冕。”这大概是衮冕的服饰，道理或许如此。奉，是迎接。丧期已满，用衮冕吉服迎接他回来。

伊尹作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辟四方。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实在是万世无尽的福祉【辟音璧】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谁来做君主呢？说的是百姓固然不可没有君主，而君主尤其不可失去百姓。太甲改过之初，伊尹首先发出这个义理，他喜悦和畏惧的心情很深啊【音扶】太甲不义，好像本性已成，一旦幡然改悟，这难道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大概是天命眷顾商朝，暗中诱导他，所以嗣王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以前汤的基业几乎坠落，现在从此有了长久，难道不是万世无尽的福祉吗【林氏说：太甲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是伊尹的功劳，而归功于天，是因为君子能使人达到悔过迁善的地步，不能保证人一定有悔过迁善的心。伊尹曾经五次侍奉夏桀，事情虽然不可见，但从他感悟太甲的情况来看，对夏桀必定尽了他的忠诚，而夏桀最终没有改变，那么太甲悔过难道不是天意吗？商汤应该有余庆，所以太甲是他的孙子；秦始皇应该有余殃，所以扶苏是他的儿子，这是天意。陈氏经说：如果人事没有尽到，而一切推诿给天，太甲之书不写，桐宫之居不营造，而说太甲不明白天意，那么就不是圣贤以人合天、以义合命的道理了。吕氏说：假如太甲不改变，事情将会怎样？现在既然能够最终成就，喜悦安慰的心情如何呢？玩味“实”字就可以看出。新安陈氏说：“克终厥德”就是前篇所希望他有终的；这里所说的“万世无疆之休”，就是前篇所希望他万世有辞的。以前希望而没有得到，现在得到了所希望的；以前汤的基业几乎倾覆，现在从此可以长久，先王的愿望实现了，伊尹的责任完成了，他的欣喜庆幸如何呢？怎么能不因为他迁善的初始，而许诺期望于长久呢】

大王拜手稽首说：“我小子不明白德行，自己导致行为不类，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从而招致罪过于自身。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

译自己造下的罪孽，是无法逃避的。过去违背了师保的教诲，不能在起初就做好，还希望依靠匡正补救的德行，谋求最终的善果。

译拜手，是头低到手的位置；稽首，是头触到地面。太甲向师保致敬，礼仪就是这样的。不类，就是不肖的意思。欲望多就会兴作妄为而扰乱法度，放纵肆意就会放荡不羁而毁坏礼仪。度是从做事的角度来说的，礼是从修身养性的角度说的。迅速召他回来，表示急切；戾，指罪孽灾祸；既往，指已经过去的事。既然过去已经不相信伊尹的话，不能在开始时谨慎，希望依靠纠正挽救的力量来谋划最终的善终。当太甲不敬重阿衡的时候，伊尹说话惟恐太甲不听；等到太甲改过之后，太甲心里惟恐伊尹不说话。太甲本来就是困顿而后求知的人，然而过去的迷误，现在的恢复；过去的昏暗，现在的光明。就像日月被昏蚀后恢复原状，光彩照耀，万物景象都焕然一新。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难以企及，难道会排在周成王之下吗？

伊尹拜手稽首说：“修养自身，崇尚德行，与臣下和谐，这才是英明的君主。”

这是伊尹致敬以回复太甲。修养自身就没有败坏法度、毁坏礼仪的事情；笃实德行就有诚心诚意的事实。德行在上方诚实，在下方和谐，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

先王视民如子般慈爱，救济困穷的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高兴的，连同拥有邦国的诸侯，他们的邻国百姓就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了。”

这是说商汤的德行之所以能与臣下和谐，是因为把困穷的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慈爱。像爱子女一样慈爱他们，那么内心的爱就是真诚的。没有真诚而不能感动人的，所以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得到他们欢心的。当时与商汤一起拥有邦国的诸侯，他们邻国的百姓就把商汤当作自己的君主，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难道还会有惩罚吗？”意思是除去邪恶暴虐。商汤得到民心就是这样。这就是仲虺所说的“后来其苏”的事情。

王要勉力你的德行，效法你的先祖，不要有时逸豫怠惰。

商汤在盘盂上刻的铭文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天天新，又天天新。”商汤勉力他的德行就是这样。太甲也应当在德行上勉力，效法先祖的所作所为，不可以片刻地安逸享乐和懈怠。

侍奉先祖先考虑孝道，对待下属先考虑恭敬，看得远才算是明察，听得德才算是聪敏。我承受先王的美善，不会厌倦。

考虑孝道就不敢违背祖先，考虑恭敬就不敢忽视臣下，惟也是思考的意思。思考明察那么所看的就远，而不被浅近的事物遮蔽；思考聪敏那么所听的就是德行，而不被奸邪迷惑。这是勉力德行所从事的事情。太甲能做到这些，那么我承受先王的美善就不会厌倦。

太甲下

译激励他，并稍微转动他的心机，所以他的言辞委婉。中篇写于悔过之初，尹深自我欣慰，所以他的言辞温和。下篇写于改过之后，尹深担心他或许不能善始善终，所以他的言辞深刻而严厉。大臣的格言深浅有序，大概就是这样。

译伊尹向太甲重申告诫说：“唉！上天没有固定的亲疏，能够恭敬的人，上天就亲近他；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有仁德的人，百姓就归附他；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能够真诚的人，鬼神就享用他。君王的地位真是艰难啊！”

申诰，就是重申告诫。上天所亲近的、百姓所归附的、鬼神所享用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能够恭敬、有仁德、能真诚，然后上天才会亲近他，百姓才会归附他，鬼神才会享用他。说敬、说仁、说诚，是各自针对其所主导的对象而言的。对天称为敬，因为天是理之所在，无论动静语默，不能有丝毫怠慢。对民称为仁，因为百姓如果没有君主谁来拥戴？鳏寡孤独，都是君主应当抚恤的对象。对鬼神称为诚，因为不真诚就没有事物存在，真诚确立在这里，然后鬼神就会感应到那里。这三方面应当尽力做到如此。君主居于上天赋予的地位，难道可以轻易地担任吗？分开来说，是三个方面；合起来说，只是一种德行罢了。太甲改过向善不久，伊尹就用这些话告诫他，他的才能确实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吗？

德行在于治理，没有德行就会混乱。与治理之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之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始终谨慎地选择所追随的对象，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

德行，是合敬、仁、诚而称的。有这种德行，就治理得好；没有这种德行，就混乱。治理得好，古代本来就有实行的人；混乱，古代也有实行的人。与古代治理得好的人同道，就没有不兴盛的；与古代混乱的人同做坏事，就没有不灭亡的。治理得好称为道，大概是因为治理因时制宜，有时减损有时增益，事情未必相同，但道理是相同的。混乱称为事，亡国败家，不过是贪财好色、游猎、作威作福、杀戮等事。事情相同，道理没有不相同的。治理与混乱的区别，只看所追随的对象如何罢了。开始时与治理之道相同，固然可以兴盛；结束时与混乱之事相同，那么灭亡也就到了极点。谨慎地选择所追随的对象，始终如一，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做到。上篇说只有英明的君主，这篇说只有英明又英明的君主，大概是指在他已经英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先王因此努力恭敬地修养他的德行，能够与上天相配。现在君王继承美好的基业，还望鉴戒这些啊。

敬就是能够恭敬，是上天亲近的敬，举其一以包含其二。成汤努力恭敬地修养他的德行，德行与天相合，所以能够与上天相配。现在君王继承美好的基业，希望他能鉴戒这些。

如果要登高，一定要从低处开始；如果要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

这是告诉太甲修养德行的次序。《中庸》论述君子的道理，也说譬如走远路一定要从近处开始，譬如登高一定要从低处开始。关于修养德行、增进学业的比喻，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

译这是极其切近的道理。吕氏说：从这里开始，伊尹就画了一幅图来告诫太甲【新安陈氏说：效法先王的法则，难道能一蹴而就吗？从近处、从低处做起，是为了让追求贤德、增进道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译不要轻视民事，要想到它的艰难；不要安于君位，要想到它的危险。

“无”通“毋”，即不要轻视民事而应思考其艰难，不要安于君位而应思考其危险。

在开始时就要慎重对待最终的结果。

人的本性谁不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呢？只是人们安于放纵欲望，认为今天姑且这样，以后自然会改正。然而，开始不善，而能善终的人很少。桐宫之事已经过去，如今他即将执政临民，这也是事情的一个开端【新安陈氏说：前面说“慎终”，那么慎重对待最终结果更为重要；这里说“慎终于始”，那么谨慎对待开端更为重要。固然应当谨慎对待最终结果并始终如一，但谋划最终结果尤其应当先使开端良好】

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探求它是否符合正道；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探求它是否背离正道。耿直的言论，人们难以接受；恭顺的言论，人们容易听从。对于难以接受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它是否符合正道，不可因为它违背心意就立刻拒绝；对于容易听从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它是否背离正道，不可因为它顺从意志就立刻听从。以上五件事，大概是要让太甲矫正情感的偏颇【朱熹说：治理之道没有别的说法，如果让君主恭敬节俭、喜好善行，听到违背心意的言论就探求正道，听到顺从意志的言论就探求非正道，怎么会有治理不好的呢？这没有别的说法，自古以来都有现成的榜样，确实如此。西山真氏说：听取言论的原则，应当探求义理是否恰当，顺应意见的偏颇。如果合乎道理，即使违背我的意思，也不可不服从；如果违背道理，即使顺从我的意思，也不可不明察。陈氏大猷说：忘记言论的逆顺，而衡量它是否符合正道。合乎正道，那么逆耳的话反而就是顺从；不合正道，那么顺耳的话反而就是违背。以前想要放纵的时候，伊尹的言论固然曾违背心意，而臣下的言论固然曾有顺从意志的，所以再次以此作为告诫】

唉！不思考，怎么能获得？不行动，怎么能成功？君主具备大善之德，天下各国才能归于正道。

“胡”是“何”的意思。不思考怎么能获得？这是要他谨慎思考。不行动怎么能成功？这是要他切实行动。“元”是大，“良”是善，“贞”是正。君主是天下各国的表率。君主具备大善之德，那么天下各国就都正了【陈氏雅言说：所思考所行动的，就是要他对上文所陈述的增进德行的次序，以及矫正情感偏颇的五件事进行思考和行动。能够思考能够行动，那么知和行就都完备了。君主有大善之德，而天下各国有都归于正道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劝勉】

君主不要用巧言扰乱旧有的政令，臣子不要凭借宠幸和利益来占据功劳，国家才能长久保持美好。

不思考不行动，安于放纵懈怠，先王的法度就废弛了；能思考能行动，自作聪明，先王的法度就混乱了。混乱的危害，比废弛更严重。功劳不是可以用宠幸和利益来占据的，到这里太甲的德行已经增进，伊尹有了退休的志向。这就是《咸有一德》之所以接着创作的原因。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国家长久保持美好。吴氏说：上篇称嗣王不爱护阿衡，必定是他的言论有与伊尹违背的地方。巧言乱政，或许是太甲的过失，在这里不要凭借宠利占据功劳，这是伊尹自己处身的原则，早已确定了。下面的话既然不是泛泛而谈，那么上面的话必定是有针对性的【林氏说：自古以来受托孤重任的人，在进退之际，可以说是极其困难。作为年幼的君主，大多血气未定，取舍不坚定，如果不能离开师辅而不反复，那么我退位后小人就会乘机进用，必定会用巧言扰乱旧政，而给国家带来灾祸。所以伊尹明确告知以坚定他的心，并展示引身求退的意思。陈氏说：伊尹将太甲安置在桐宫是不得已之举，只有轻视宠利才能杜绝天下的疑虑，而堵住谗言贼人的口。如果功成而居之，有一丝一毫贪图利益的心，那么喜欢议论的人怎么知道不会以前日之事为疑呢？所以作书未终而退志已露。新安陈氏说：老子说“功成而不居”，蔡泽说“四时之序，功成者去”，伊尹是圣人中承担重任的人。在莘野耕种之初，天下与我何干，自从毅然跟随商汤以后，就以身承担责任，不容许卸下。不幸商汤去世，君主年少不明，几乎颠覆商朝国运，身负此责更加不容许卸下。实在不得已，将君主安置在桐宫，不容许不犯下臣子至难之罪，不可将责任推诿给他人。看他告诫恳切，言语间必定以先王和伊尹自身相对而言，幸而太甲悔过修德，于是迅速将政权归还君主，想要奉身而退。伊尹到这里上不负先王，次不负太甲，下不负天下，以身任重可以卸下了。由任重恐恐不胜之心，而恢复耕莘嚣嚣自得之身，他的欣喜应当如何呢？这时如果不退，难道没有贪恋宠利的嫌疑吗？将君主安置在桐宫，是实在不得已，至忠至公的本心，谁能表白呢？伊尹可以说是自任之重，自处之审了。如果商汤有太甲这样的孙子，而没有伊尹这样的辅佐，商朝不是一再濒临灭亡，几乎很少，还敢奢望六百年吗？董氏鼎说：“《伊训》作于太甲嗣位之初，重在谨慎开端，所以说：‘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太甲》上篇作于不爱护阿衡之时，重在谨慎习染，所以说：‘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中篇作于能够终始允德之后，重在勉力德行，所以说：‘王懋乃德，无时豫怠。’下篇申说勉力德行的意思，重在谨慎终局，所以说：‘终始慎厥与。’又说：‘慎终于始’

译大概在他尚未觉悟的时候，只担心没有好的开端；等到他已经觉悟之后，又只担心没有好的结局。伊尹对待太甲，先是忧虑而后喜悦，后又喜悦而转为忧虑，那份恳切忠诚的关爱，言语虽有限而意味却无穷，大概就是这样。

译咸有一德

伊尹退休离去，担心太甲德行不纯一，以及任用非人，所以写了这篇，也是训诫的体裁。史官选取篇中的“咸有一德”四个字作为篇名。今文《尚书》没有，古文《尚书》有【新安陈氏说：“一德”二字实在是这篇的纲领】

伊尹已经还政，君主将要告老归隐，于是陈说关于德行的告诫【“辟”读作必益】

伊尹已经把政权归还给太甲，将要告老回到自己的私邑，用“一德”来告诫他的君主，这是史官原本的序言。

说：“唉！天命难以信任，天命没有恒常。保持德行恒常，就能保住君位；德行没有恒常，九州就会灭亡。”

谌，信任。天难以信任，因为它的天命不恒常。然而天命虽然不恒常，却恒常地眷顾有德之人。君主德行恒常，那么天命也就恒常，从而保住君位。君主德行不恒常，那么天命也就不恒常，从而九州就会灭亡。九有，就是九州【蔡氏元度说：恒常其德，就是所谓的‘德惟一’；不恒常其德，就是所谓的‘德二三’。只有纯一才能恒常。新安陈氏说：‘一’是没有杂念、没有停息，‘一’可以包含‘常’。‘常’就是‘一’的没有间断。只有纯粹而不混杂，所以能够长久不息】

夏王不能践行德行，轻慢神灵、残害百姓，皇天不再保佑他，监察万方，开导并赋予天命，眷顾寻求有‘一德’的人，让他做百神之主。只有伊尹自身和商汤，都具备‘一德’，能够顺应天心，承受上天光明的天命，从而拥有九州的军队，于是改变夏朝的正朔。

上文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才能恒常，于是引用夏桀失去天命、商汤得天命的原因，来证明‘一德’的重要性。纯一的德行，不杂不歇的含义，就是上文所说的恒常之德。神主，是百神之主，享，是当、顺应。商汤的君臣都具备‘一德’，所以能上应天心，承受上天光明的天命，而拥有天下。于是改变夏朝建寅的正朔，改为建丑的正朔【问：‘咸有一德’，我认为‘一’是纯一而不杂的德行，至于纯一而不杂，就是所谓的至德。所谓的纯一而不杂，大概归于至当，没有二心之地，没有丝毫私意人欲的夹杂，就像《易经》中的恒，中庸中的诚。解说者多认为‘咸有一德’是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然有同德的意思，但‘一’不是‘同’，是说君臣都具备这‘一德’罢了。朱熹说：这篇先说常德、庸德，后说一德，那么‘一’就是常一的意思。‘爰革夏正’，只是正朔的正。新安陈氏说：臣子应当先君后己，善行归功君主，现在说‘尹躬暨汤’，却是臣子在前君主在后。说‘咸有一德’，则是臣子与君主并列，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伊尹是圣人担任重任，商汤向他学习，而后臣子天生齐圣的商汤，又生出元圣的伊尹，君臣同德，圣人相逢，不是普通的君臣关系，又何必拘泥于形迹上的嫌疑呢？陈氏雅言说：纯一的德行，就是天的德行。只有与天合德，所以能上达天心明命，而能承受天命拥有九州。那么嗣王今天拥有天下，也应当纯一其德，以顺应上天，然后可以继承祖宗的基业，承受上天的托付，安慰生民的期望。这是伊尹将要退休归隐，担心太甲德行不纯一，所以用成汤一德的成效来告诫他，而一定要说伊尹自身和商汤都具备一德，也就像太甲上篇说先王顾念天的明命，接着说只有伊尹自身能够辅佐君主安定师众的意思】

不是上天偏私我商朝，而是上天保佑有‘一德’的人。不是商朝向百姓索取，而是百姓归顺有‘一德’的人。

上文说具备一德，所以得天、得民。这里说天佑、民归，都是因为一德的缘故。大概反复【音腹】地说【陈氏雅言说：一德，是天人感应契合的关键。商朝的君臣只有同具一德，所以自然被天所佑，被民所归。这就是天虽然不偏私商朝，却不能不偏私商朝的一德。商朝虽然不向百姓索取，而百姓归顺于一德。一德的成效，本来就是这样巨大】

德行纯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二三不一，行动没有不凶险的。只有吉凶不差，在于人，只有天降灾祥，在于德。

二三就是混杂了。德行纯粹则无往而不吉，德行混杂则无往而不凶。僭，差错。只有吉凶不差，在于人，只有天降灾祥，在于德，所以如此【张氏说：一者纯粹于天理，二三者混杂于人欲。天理无往而不吉，人欲无往而不凶，因为其本体就是凶。林氏说：降于天的是灾祥，受于人的是吉凶。吕氏说：一则行动都合理，所以无不吉；二三则行动都背理，所以凶。陈氏大猷说：德行纯粹于天理，本来只是一而已。人欲的私心夹杂其中，才开始二三不一。新安陈氏说：在人，在德不过分，天人平说。吉凶不差在人，怎么样？吉人就吉，凶人就凶。天降灾祥在德，怎么样？德一则祥，德二三则灾】

现在嗣王新近承受天命，只有更新他的德行，始终纯一，这才能够日日更新。太甲新近承受天子的天命，德行也应当更新，然而更新德行的关键在于有恒而已。始终有恒而没有间断，这才是日日更新的原因【朱熹说：始终纯一，这才能够日日更新，这个道理必须是常接续不已，才是日新，一旦有间断便不可。张氏说：这是告诫太甲继承商汤的一德。太甲即位已久，这是从复位时说的，即

译新建立的王朝承受天命，其德行也应当随之更新。新安陈氏说：太甲恢复王位之初，自我悔恨、自我改正，这才能够自我更新。然而中间如果有间断，那就不是每日更新。商汤的盘铭说：“如果能一天更新，就要天天更新，还要继续天天更新。”他自我警戒就是这样的。《仲虺之诰》说：“德行每日更新，万国才会归附。”仲虺告诫商汤也是如此，可见每日更新是太甲祖先的家传学问。伊尹用商汤每日更新的标准来期望太甲，必定会用商汤始终如一的美德来勉励太甲，所以要使太甲每日更新，必须先让他做到始终专一。陈氏在《雅言》中说：这是告诉太甲，新的德行是承受天命的开始。然而太甲自我悔恨、自我改正，安于仁德、迁向道义而回归王位，那么起初确实能够更新。伊尹担心他最终可能会有间断，那就不是纯粹专一的德行，也不是每日更新的道理。大概只有具备专一的德行，才能称得上每日更新；只有能够每日更新，才能拥有纯粹专一的德行。每日更新，是商汤彰显德行、检点自身的功夫。从盘铭的话和仲虺的诰辞就可以看出。伊尹告诉太甲要专一德行，又必定告诉太甲要每日更新，大概是想让他把每日更新作为专一德行的关键。伊尹这番话，是根据太甲已经做到的方面，来勉励他尚未达到的境界。

译任用官员要选拔贤能，辅佐左右要得其人。臣子对上要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要造福百姓。任用人才要审慎艰难，要和谐专一。

贤能是德行的称谓，才能是能力的体现。左右辅弼的大臣，并非仅用贤能二字就能概括，所以说要得其人。臣子的职责，对上成就君德，是辅佐君主；对下造福百姓，是安顿教化。不说君主而说君德，是兼论君道而言。臣职所系，如此重大。因此必须审慎艰难。难，是指任用不易；慎，是指明察谨慎，用以防范小人。和谐专一。和谐，是指意见相济；专一，是指始终如一，用以任用君子。

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善没有固定的主宰，要协调于专一。

上文讲用人，由此推究取人为善的要领，无常是指不可固执一端，师法是指协调契合。德行，是善的总称；善，是德行的实践。一，是本原统摄。德行兼括众善，不专主于善，就无法获得一本万殊的道理；善源于统一，不协调于统一，就无法通达万殊归一的奥妙。所谓克一，就是能够专一。广泛地从不一的善中寻求，简约地统摄于至一的道理，这是圣学始终的条理顺序，与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几乎相同。太甲至此能够参与听闻，也不同于常人的改过吧？

译都可以作为老师；对于天下的善行，没有固定的主宰，只要专一其心，那么所选取的就没有不善的了。“协”就是“齐”的意思，就像所说的“协时月”那样。“德无常师”这四句话，前两句是教导人们以所效法的对象为师，后两句是教导人们以所选择的善行为师。问：如果“协于克一”，难道不能主宰专一，从而自然默契于善吗？回答说：张载说“德主宰天下的善，善源于天下的专一”，这可以看出他讲得极好。因为从专一中流出的没有不善的，所以伊尹从前面的论述中，就有这个意思，说：“保持他的德，叫做平常的德，叫做专一的德。常、庸、一，只是一个意思。”问：张载的话怎么样？回答说：“专一所以善，专一是善的本源。善没有固定的主宰，比如以前说接受的不是对的，‘协于克一’，比如现在说都是对的。因为都是善，但换个地方就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没有固定的主宰，必须合于专一才是至善。专一是指纯粹合乎天理而没有二三心二意，专一就是没有私欲而纯粹合乎义理了。”陈大猷说：“有专一的一，始终如一就是它；有统一的一，‘协于克一’就是它。没有一种善被遗漏，没有一息被间断，然后才能穷尽专一之德的全体。”伊尹既讲了专一的界限，又阐明了协一的意义。德所在的地方，起初没有固定的老师，凡是主于善的，都应当效法，这是说要广泛地选取。善有万端，也没有固定的主宰，必须贵在协合统摄于专一的地方，这是说要一以贯之。新安陈氏说：“理的本源是一而分化成万殊的地方，选择贵在精；理的万殊归于一的地方，融合贵在专一。德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主而效法，这是用精来选择的，也就是所说的‘惟精’。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协于专一，一以贯之，也就是所说的‘惟一’。”南轩张栻说“精一”这几句话，除此之外没有比这更精密的了，深深体味它，伊尹的话就是从“惟精惟一”扩充推广而来的。伊尹喜爱尧舜之道，渊源很深，学识很精，现在又摘取舜禹传授的微妙之处来告诉太甲，他想要使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的心，到老也不改变，真是如此啊。夏氏说：“学问还没有收获，不可以固执一定的见解；学问已经有收获，不可以忘记一贯的道理。德既然没有固定的老师，我不敢拘泥，凡是主于善的，都效法它，这是广泛观察、博取。善虽然没有固定的主宰，我不敢泛泛而取，必须即于专一而合之，这是反观内省、简约穷尽。”陈氏《雅言》说：“仁义礼智，就是德。德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就仁而言，从亲爱亲人、仁爱百姓到爱护万物，都是仁的善，都应当选取作为老师的。就义而言，从顺从兄长、尊敬长辈到尊崇贤人，都是义的善，都应当选取作为老师的。那么德主宰天下的善，没有不效法的，从而能够穷尽广博。然而善又有什么固定的主宰呢？仁的善虽然有万端，贯通它们，那么凡是所说的仁，都本于我心中的一个理。义的善虽然有万绪，融合它们，那么凡是所说的义，也都本于我心中的一个理。那么善源于天下的专一，没有不协合的，从而能够简约。”简约了，因为德而效法善，这是借助于外人的；善而协于专一，这是反求于自己的。

译使万民都说：“伟大啊，君王的言论！”又说：“专一啊，君王的心！”能够安定先王所受的天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

人君因为他的心专一，所以他发出的言论宏大。万民看到他的言论宏大，所以能知道他的心专一。感应之理自然而然，由此可以看出人心不可欺骗，而真诚不可掩盖。禄，是先王所守的天禄。烝，是众的意思。天禄安民，是生活丰厚、专一之德的效验。

唉！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万人的首领，可以观察政治。

天子有七座宗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七代宗庙亲尽则迁，但有德行的君主不祧不毁，所以说：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天子居于万民之上，必须政教足以深深使人信服，然后万民才会喜悦服从。所以说：万人的首领可以观察政治。伊尹叹息，说德行政治修不修，表现在后世，信服于当时，有不可掩盖的如此。

君主没有百姓就没有人可使唤，百姓没有君主就没有事可做。不要自高自大而轻视别人，使普通男子和妇女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君主和百姓没有谁能独自成就他们的功业。

“没有人可使唤”“没有事可做”，就是上篇“百姓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不能开拓四方”的意思，重申君民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此，想要太甲不敢忽视。无，同“毋”，伊尹又说君民使唤做事，虽然有贵贱不同，至于取人为善，则起初没有贵贱的界限。因为天以一道赋予人，散为万善，人君汇集天下的万善然后理的一才能保全。如果自高自大而轻视别人，普通男子和妇女有一个不能在上级面前充分发挥才能，那么一种善就不完备，而君主和百姓也就没有谁能独自成就他们的功业了。伊尹在篇末表达他的警戒之意，而言外之防，则又推广了他所说的“一”如此。因为道体的纯全，圣功的极致。曾因此说，以为精粹无杂的是“一”，始终无间的是“一”，概括万善的是“一”。“一”，贯通古今，通达上下，是万化的本源，万事的主干。说它的理则没有二，说它的运行则没有停息，说它的本体则包罗万象而没有遗漏。《咸有一德》这本书，而三者的意义都具备。在伏羲、尧、舜、禹、汤之前，在文、武、周公、孔子之后，同一准则。

尚书大全卷四

<经部,书类,尚书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大全卷五

明 胡广等 撰

盘庚上

盘庚，是阳甲的弟弟。自从祖乙定都耿，被河水冲毁。盘庚想迁都到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迁，互相煽动流言。小民虽然流离失所，也被利害所迷惑，没有合适的居所。盘庚晓谕迁都的利益，不迁都的危害。上、中两篇是未迁都时说的话，下篇是迁都后说的话。王氏说：上篇告诫群臣，中篇告诫庶民，下篇告诫百官族姓。《左传》说盘庚的诰，确实是诰体。三篇今文、古文都有，但今文三篇合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