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长笺卷十一

译冀、幽、青、徐、益、凉、交等州，东汉时期大致相同。晋朝将天下划分为十九州【司〇：改设司州，另外设立梁、秦、宁、平、广五州，其余仍沿袭《汉书》】。唐朝依据山河形势的便利，分为十道，后又改为十五道。宋朝设为十五路，后来又增加三路，成为二十三路，而古代的州名便都消失了【州统辖县始于周朝，郡统辖县始于秦朝，州统辖郡、郡统辖县始于汉朝，隋朝废除郡由州直接治理百姓，唐朝于是将州和郡混同为一，宋朝开始设立府，仍然与州并置，如今则是府越来越大而州越来越小，几乎与县相等】。《尔雅》注疏说：“靠近水边的内部称为隩。”蔡〇说：“四海的隩地，是水边之地，已经可以安居。”我按：孔〇将“厥民隩”中的隩解释为居所，所以说四方之宅已可居住。注疏说：“室隅为隩，隩是内部，用隩来代表宅第。”苏氏说：“隩，是深的意思。四方深远之处皆可居住。”这些说法都不妥当，以《尔雅》的说法为恰当。刊是治水的开始，砍伐树木以开通道路。旅，是说治水工程完毕。正义说：“以往大水泛滥，旅祭之礼废弛，说旅祭可见水已治理。山不是水体，所以用旅祭来显示治理，其实水也进行了旅祭。〇开头说奠高山大川，只是定位后都进行旅祭罢了。”川是说涤除泉源，从水流出之处到流入之处，都加以荡涤清除，没有壅塞。王樵说：“涤源二字，道理最为深微。圣人处理万事，无不从其根本而治理，即使开凿龙门、疏通九河，有治理上游的，有治理下游的，其功绩不在一处，而总括起来称为涤源。”那么全都列举出来了。正义《诗〇：陂，是泽地的障蔽。”修筑陂障，使水不致决溢【〇黄说：“泽是静止的水，所以应当修筑陂障；川是流动的水，则应当涤除其源头而安顿其水流，不可以修筑陂障】。我按《国语》说：“陂唐【即塘】低洼处，以聚集其美好。”又《考工记》说：“凡是沟渠必须顺应水势，堤防必须顺应地势。”防，就是陂障的意思。陂用来蓄水，就可以灌溉。禹治水，何尝不使用堤防呢？也是因地制宜罢了。又按《周礼》所记载，九山为防、稽、衡山、华山、沂山、岱山、岳山、医无闾、霍山、恒山；九川为江、汉、荥、洛、淮、泗、河、济、泾、汭、漳、滹沱、呕夷；九泽为具区、云梦、圃田、孟猪、大野、〇蒲、貕养、阳纡、昭余祁，与《禹贡》所载不同。《史记索〇》又以岍、壶口、厎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岐为九山；弱、黑、河、瀁【即漾】江、沇、淮、渭、洛为九川。然而四隩既然解释为四方，那么九山、九川、九泽也应当解释为九州，况且山川见于《禹贡》的实在不止九个【山共有四十二个，水共有四十六个】。以注疏的说法为正确。孔〇：四海之内，都汇聚于京师，九州风俗相同，万国贯通一致。”蔡〇：四海之水，无不汇聚，而各有其归宿。”现在按：书中所说禹所治理的水，只有黑水流入南海，其余都流入东海，而说四海，是因为诸水总归入海，从海环绕流动，没有不到的地方。陈氏大猷说：“上面虽然各自记载了通往黄河的道路，而四方趋向帝都的，不止这些，所以用四海防同来总括【此主张孔说】。林氏之奇说：“《周礼·职方氏》辨别九州的国家，统一其贯通的利益，必须先在其开始辨别，然后才能在其最终统一。《禹贡》所分的九州，分别其山川贡赋的，是为了确立其辨别；‘九州攸同’以下，又是为了统一它们。有辨别，那么广谷大川制度不同，民生其间习俗不同，五味调和不同，器械制度不同，衣服适宜不同，各得其所而不混乱；有统一，那么车轨相同、文字相同、伦理相同，各归其归而不偏颇。先辨别而后统一，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要。”

译古时的制度，八户人家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一都，十都为一师，一州有十二师，大概一州共有四十三万二千户人家。大禹治理水土，九州的土地，总共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百四十顷，已开垦的九百二十万八千二十四顷，未开垦的一千五百万二千顷，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见《帝王世纪》】。章潢说：“大禹治水，不只是疏通决开江河，凡是天下的平地，都规划其井田，疏浚沟渠以通达河流。所谓‘浍’，就是田间的一同之浍；所谓‘沟洫’，就是一井之沟、一成之洫。这样看来，井田的制度，是从大禹时确定的【《考工记》：两把耜为一耦，一耦所挖的沟，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畎’；九夫为一井，井与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方圆十里为一成，成与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圆百里为一同，同与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夏允曰：“大禹自己说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深挖沟渠直到河流。孔子称赞大禹，也只是说尽力于沟洫。天下都是沟洫，那么天下都是容水的土地；天下都修治沟洫，那么天下都是治水的人。小水有所分流，大水才不至于泛滥决口。后世将古代的沟洫封畛之法全部毁弃，水怎能不为害呢！”我按：《考工记》中有已开垦土地的沟，也有未开垦土地的沟。已开垦土地的沟，是深广四尺的；未开垦土地的沟，则是三十里而宽度加倍，称为梢沟【梢，郑司农读如桑螵蛸的蛸，意为水流冲刷侵蚀】，用来行水。大禹时应当也有这样的沟，尽力于沟洫，不专指田间的水道。

六府非常修治，各种土地都得到正确的治理，谨慎地处理财赋，都依据三种土壤来制定赋税。孔颖达正义说：府，是储藏财物的地方，水火金木土谷货财聚集于此，所以称为六府。董氏鼎说：“五行中第一是水，水治理好了，六府就都治理好了。《淮南子》：‘用水和土，用土和火，用火化金，用金治木，木又回归于土。’五行相互治理，所以能制成器物【张敦实说：四季的次序，都是相生以相继；六府的修治，都是相克以相成】”。王纲振说：“孔修不专因为水治理好了，其实六府都有事情要做。如敷布土地，土地可以居住、可以种植、可以劳作，这是修治土；砍伐树木，树木逐渐茂盛、枝条繁茂、高大挺拔，这是修治木；土地可以劳作，有的征收总赋、有的征收秸秆、有的征收粟米，这是修治谷。如果金不修治，那么荆楚之地必然没有三种金属的收入；如果火不修治，那么雍青之地怎能得到盐铁的供应。凡此都是所谓的孔修。”孔颖达说：交，是俱的意思。众土都得到其正，指的是壤、坟、垆【疏云：意思是壤、坟、垆恢复其本性。各州的土地，青黎是颜色，涂泥是湿度，土性的差异只有壤、坟、垆，所以列举这三种来说】。蔡沈说：称为庶土，那么就不只是谷土。庶土有等级，应当以肥瘠高下名物相互校正，以承担土事。我按：交正，是取坟壤的优劣，彼此比较而知道其美恶，《左传》“物土之宜”就是这个意思。苏氏说“交通有无而平准之”，不可采纳。孔颖达说：致所慎者财货贡赋，意思是取之有节，不过度。蔡沈说：根据庶土所出的财物，而谨慎其财赋的收入，如《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意。正义说：土壤各有肥瘠，分为上中下，法则地的善恶，作为赋税收入的差别。蔡沈说：则，是品节的意思。九州谷土，都品节为上中下三等，如《周礼·大司徒》“辨十二壤之名物，以教稼穑”之意。林氏之奇说：“三壤即前文的九等之田，三等说其略，九等说其详。”苏氏说：中夏，指诸夏。贡篚或许及于外夷，而赋只限于诸夏。《盐铁论》：“大禹平水土，定九州，那时膏壤万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用足。”秦氏宗说：“只说赋，是因为天子畿内原有赋而无贡，外八州诸侯则赋于民而无贡，其贡于天子的也从赋出，所以举赋可以概括贡。”我按：庶土四句，蔡传分土贡、田赋。土贡曰“慎”，即惟服食器用也；田赋曰“成”，即以万民惟正之供也。然而庶土所包者广，据蔡云“非特谷土”，则谷土已在其中。况且经文“赋”字有二，本无异同，何得以“财赋”之“赋”专指“贡”言呢？大概厎慎是千古理财之本，义兼贡赋，特积贮为军国之命，什一尤中正之经，故又庶土之中科谷土言之，则壤成赋，取民有制，是所谓厎慎也，义正相足，非上言贡而下言赋之谓【姚舜牧《疑问》亦同予说】。又按：王者不言有无，天子富以山海，经理财赋，末流必至管、商，圣人豫以身救之。曰“交正”，有广大公平之意焉；曰“咸则”，有谨

译这是严明节制赋税的原则。想要国家不贫困，没有比鼓励农业更优先的；想要百姓不贫困，没有比平均赋税更好的。皇甫湜所说的“依据土地性质征收贡赋，生产有常规；按亩征收，等级户籍一旦确定”，百姓清楚自己该出多少，官吏难以作奸犯科，后世的弊端，大禹本来就已经深深忧虑了。如果赋税没有固定额度，而对民力的使用却日益增加，层层征敛、横加搜刮的开端，纷乱不止，这难道是太平盛世所应该有的吗？陈祥道说：“冀州土色白且为壤，雍州土色黄且为壤，豫州的土地也是壤”，那么壤的颜色并不单一。壤与坟、埴、涂泥虽然不同，但坟、埴、涂泥也是壤中的细微差别罢了，这就是《禹贡》总称三种壤，而《周官》总称十二种壤的原因。我按：三种壤正是各类土地所共有的。郑康成认为“以万物生长在其中称为土，以人耕种并种植作物称为壤”，改变文辞称“壤”，是因为耕作的土地以松软湿润为珍贵，这也显示出洪水泛滥平息而灌溉勤勉，九州的田地都进步成为上等肥沃的土地了。

译陈氏大猷说：“上文各州只举出一隅，到这里进行总结，以显示九州共同的情况。比如‘宅土’、‘既宅’只见于兖州、雍州，所以用‘四隩既宅’来总结；‘旅山’只见于梁州、雍州，所以用‘九山刋旅’来总结；各州所载的川泽虽然很多，但九州的川泽不止这些，所以用‘九泽既陂’来总结；上文虽然各载了通往黄河的道路，但四方趋向帝都的道路不止这些，所以用‘四海防同’来总结。六府非常修治，那么就不只是水土治理好了；庶土交互端正，那么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土地无不端正，不只是坟、壤、垆恢复了它们的本性。端正庶土而谨慎财赋，是用来总结九州所贡篚中的物品；那么三壤用来制定赋税，是用来总结九州九等的田地与赋税。”

锡土姓

蔡氏说：赐予土地以建立国家，赐予姓氏以建立宗族。左氏所谓“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依据出生地来赐予姓氏【孔氏说：有德的人生在此地，以此地名赐为姓以彰显他。疏说：《周语》称帝嘉奖禹的德行，赐姓曰姒，胙封四岳，赐姓曰姜。《左传》称赐陈胡公的姓曰妫，都是依据出生地赐姓的事】，胙封土地而命令其氏【如舜妫姓为有虞氏，禹姒姓为有夏氏，伯夷姜姓为有吕氏】”。罗泌说：“土地建立国家，姓氏建立宗族。国家建立而百姓有所依靠，宗族建立而族姓有所联系。当水土未平定时，诸侯固然各有土地社稷，百官也各有族姓了【如契封于商，赐姓子；稷封于邰，赐姓姬】，直到九州统一，才开始得以普遍赐予【孔氏说赐予所生之土为姓，蔡氏将土姓分开解说，其义本于此】”。金氏履祥说：“封建以来，经历洪水之患，那么限制多不明确；有治理水土的功劳，那么应当奖赏其辛劳。当时尧舜在上，封建虽然非禹所能专断，但实际出自他的筹划，所谓辅佐成就五服。”我按：封建起于黄帝，唐、虞、夏建国五等，曰公、侯、伯、子、男。涂山之会国号万，那时海上有十里之岛，但万只是举满数而已。即使各国都是十里，禹时提封，岂有十万里之廓乎【王介父、洪容斋皆有辨析，《路史》说禹时七千国，不知何本】。汤受命时，定公、侯、伯三等，共三千国。周恢复五等之封，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贾山至言作一千八百】【国大概本《王制》，《王制》九州州方千里，百里之国二十七，七十里之国六十五，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总计之共一千八百国，而】【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焉】。到春秋时，见于经的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也在其中。叶水心说：“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自封建法坏，而井田虽在，不得独存，势使然也。”古未有姓，像夷狄一样。自炎帝之姜【姜水】、黄帝之姬【姬水】开始，依据所生地而为之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人，同姓二人为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赐之姓也。二人为姬，二人为已，故十二姓】。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异。其后或以官【太史、太师、司马、司空是也】，或以国【宋公子朝在卫称宋朝，卫公孙鞅在秦称卫鞅是也】，或以地【《左传》东门襄仲为东门氏，桐门右师为桐门氏是也】，或以邑【甘、原以周邑得氏，申、邓以楚邑得氏是也】，或以事【巫氏、卜氏、匠氏、陶氏之类】，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左传》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朱子说‘谥当作氏’。孙以王父之字为氏，如鲁有公子展，其孙曰展无骇、展禽；郑公子騑字子驷，其孙曰驷带、驷乞；宋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孙曰鱼莒、鱼石。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后为狐氏，王子朝之后为朝氏。又如鲁公孙归父字子家，其后为子家氏，父字为氏者也；季孙鉏字子弥，其后为公鉏氏，父名为氏者也。其以族为氏者，如孟氏、仲氏、祖氏、称氏、丁氏、癸氏、第五氏、第八氏之类】。降自周衰，姓族渐广，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辑羣书】。孔氏颖达说：“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百世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支庶则各自立氏。《礼记》‘系之以姓而弗别，百世而婚姻不通’，是说子孙当共姓。其上文‘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是说子孙当别氏。氏族一也，别而称之谓之氏，合而言之则曰族。记谓之庶姓者，以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亦氏旅之别名【正姓为姓，庶姓为氏】。姓则受之于天子，族则禀之于时君【《春秋注》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郑樵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

译尊贵的人有氏，卑贱的人只有名而没有氏。古代诸侯的诅咒辞说：“违背天命，灭亡氏族，颠覆他的国家”，这说明没有氏与被剥夺爵位、失去国家是一样的。所以姓可以被称为氏，但氏不可以被称为姓。氏相同而姓不同的人，可以通婚；姓相同而氏不同的人，不可以通婚。夏商周三代以后，姓和氏合二为一，都是为了区别婚姻，并用籍贯门第来表明贵贱【唐代时，即使姓不同但出身相同的人，仍然禁止通婚】。又古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从文字上看，“女”和“生”组成“姓”，所以姓多带有女字旁，如姬、姜、妫、姒、嬴、姞、姚、妘就是这样。这是作为妇人的称呼，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类，都是并称姓【后世把氏当作姓，所以妇人一律称氏】。王鏊说：“姓与氏不分已经很久了！现在大多把氏当作姓。姓用来维系百代的正统，氏用来区别子孙的旁支，族则是氏所聚集的群体。大概区别姓就产生氏，区别氏就产生族。族没有不相同的氏，氏有不同的族。所以八元、八凯生于高阳氏、高辛氏，却被称为十六族，这是氏有不同的族；宋国的华氏被称为戴族，向氏被称为桓族，这是族没有不相同的氏。太史公说：‘从黄帝到舜、禹，都同姓而国号不同。’又说：‘秦的祖先为嬴姓，后来分封，以国名为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为姬姓，其子孙如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邘、晋、应、韩、凡、蒋、邢、茅，各自以国名为氏，但都是姬姓。后来的文人中，只有韩愈知道这一点，所以说：‘韩，是姬姓。’又说：‘为什么和韩同姓的人亲近。’”郑晓说：“姓是根本，氏是分支，所以说提到姓一定在上，提到氏一定在下。如称周王，就说姓姬，不能说姬氏；称四岳，就说许氏，不能说姓许。现在人常写姓某氏，是沿袭错误罢了【按：四岳举荐伯夷掌管礼仪，伯夷、四岳都是姜姓。伯夷为吕氏，四岳为许氏，只是氏有别而已。吕祖谦说：‘氏经过几代就变化一次’，恐怕不对。如姜姓分为许、吕二氏，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我按：周朝的小史官确定世系，辨别昭穆，所以从黄帝到春秋时期，统系都有可考证的。自从秦朝焚毁典籍，《世本》废弃，姓氏就不加辨别了。春秋各国，可以知道其姓和爵位的有四十六个，晋、楚之类是；知道其姓而不知道其爵位的有十八个，焦、阳之类是；知道其爵位而不知道其姓的有十七个，沈子之类是；爵位和姓都不可知的有三十二个，陆浑之戎是。即使知道其姓也难以确信，如一个嬴姓，左氏认为是伯翳的后代，班固认为是伯益的后代，韦昭又认为伯翳就是伯益，孔颖达又认为伯益是皋陶的儿子。考证《史记》《皋陶谟》记载皋陶后代封于蓼，伯翳的后代封于秦垂，伯益的后代不知封在哪里。又刘秀上表校勘《山海经》说：‘夏禹治水，伯益和伯翳主持驱赶禽兽。’那么翳与益不是一个人，而益也就不能是皋陶的儿子了【《路史》说：‘伯翳是少昊的后代，皋陶的儿子，而伯益是帝高阳的第三个儿子，字隤敳，是嬴姓的祖先’】

译只有大禹的德行，不违背我的行事。

王氏炎说：“‘台’、‘朕’都是大禹自称。”有人说：“这是史官的措辞，就像《春秋》把鲁国称为‘我’一样。”记录这些，是为了表明大禹治理国家有根本依据。

五百里甸服：百里缴纳禾秆，二百里缴纳禾穗，三百里缴纳禾秆并服役，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

孔安国传：方圆千里之内称为甸服，为天子治理农田事务【《诗经》说：‘甸’就是治理农田】距离王城每面五百里【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张氏说：“服，就是从事其事。甸、侯、绥、要、荒，各自为天子从事其事，所以称为服。”陈氏大猷说：“大禹的甸服制度推行到天下，《诗经》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春秋传》说‘少康有田一成’，都是甸服制度。王圻唯独用‘甸’来命名甸服，是因为农事是国家的根本。京师是声名文物的聚集地，四方百货的汇聚处，那里的百姓容易舍弃根本去追逐末节，制定名为甸服的制度，是向天下展示务本重谷的道理。”我按：夏、商两代通称王畿内为五服，周公则除去王畿内，另将天下划分为九服，千里之内称为王畿【《周礼·大司马》说：九畿方圆千里称为国畿，《职方氏》说：九服方圆千里称为王畿】王畿之外为侯服，侯服之外称为甸服。京师之地都是方圆千里，而甸服有内外之分，是因为大禹时水土刚平定，努力耕田是当务之急；周朝时商奄尚未平定，居重位以示尊贵，所以名称制度稍有不同罢了。孔安国传：禾秆称为总。蔡传：禾本完整称为总。甸服内百里靠近王城的百姓缴纳它，用来供给国家马匹的饲料。正义：总，是总括下面的铚、秸、禾穗与禾秆，全部一起运送。《周礼·掌客》中接待诸侯的礼仪有刍有禾，这就是总。苏氏轼说：“只说甸服的赋税，是因为对内详细规定王赋的法度，而诸侯可以类推。”孔安国传：铚，是指割取禾穗。蔡传：割取禾穗称为铚，是半秆。正义：《说文》说：‘铚，是割禾的短镰刀’。《诗经》说‘奄观铚刈’，禾穗用铚来割取，所以用铚代表禾穗。《郊特牲》说‘筦簟之安，而藁秸之设’，秸也是秆【秸本或作稭，马融说去掉其颖，蔡传说半秆去皮称为秸】在这里说服，是举中间来说明上下都有缴纳的役务。四百里还只缴纳粟，这应当是秆、粟分别缴纳，不是只缴纳秆【疏解认为服字贯通总、铚、粟、米来说】马氏廷鸾说：“先儒多把服字就秸字来解释，如果去掉禾中的粟米而缴纳空秆，只让他们从事运输之事，那么他们的赋税就比四百里、五百里轻了；如果保留禾中的粟米而又缴纳秆，又从事运输之事，那么他们的赋税就比百里、二百里重了。只有蔡传说服字总括前两者来说，才通顺【有人说：服如《周礼》国服之服，不只是运输】《说文》：粟，是嘉谷的果实。金氏履祥说：近处重而远处轻，重的粗而轻的精，赋税都是十分之一，劳力则根据远近来定轻重罢了。又说：“古人九数，有粟米、均输两种方法，大概源于此。然而唯独三百里的百姓缴纳秆而不缴纳粟，比其他地方轻很多，却有服役之事。服役独在三百里，大概是斟酌五百里的中间，作为转运粟米赋税之用。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不说赋纳，大概是让三百里的百姓转而输送到都城。三百里的百姓接受远郊的粟米，代为转运，劳力虽然劳累但赋税则节省，又可见古代赋役不双重征收，这是帝王的良法【姚舜牧疑问也主张此说，应当采纳〇黄曰：‘三百里内距离王城较近，既自己输送总铚秸，又为四百里、五百里的百姓递送粟米到都城。递送者，三百里交给二百里，二百里交给百里。’这与金氏说又小有区别】朱子说：“近处粗而远处精，近处容易送达，远处难以送达。王畿内不封诸侯，所以田赋收入归于天子。”又说：“里，是道路远近的数目，不是方井的里。”丘濬说：“虞夏之世，天子的田地止于圻内，田赋的收入止于粟米，近地则连同其本秆一起收取。大概米用来给人吃，秆用来喂马，无非都是国家所用。然而收取时，根据地方远近，各有轻重等级，精粗不同，不像后世一概没有分别。”我按：甸训治田，古代兵寓于农，有根据土地出兵的法度，那么兵政就藏其中了。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四丘为甸【六十四井】郑玄说：“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孔颖达说：‘知道方八里，是因为孟子说方里而井，那么邑方四井，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郎兆玉说：‘甸凡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万七千六百亩’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车一乘作为赋法【《司马法》有甸方八里出长毂一乘，甸据实际出税而言，成据通治沟洫而言。章氏说：‘三百五十家赋一乘’考《论语》千乘注，马融引《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

译通十为成【郑玄说：“井税一夫，其田百亩；通税十夫，其田千亩；成税百夫，其田万亩。”】成出革车一乘【马融说千乘之赋，其地方三百里，六里有奇，大概是以方里之里来计算】包咸又说：“古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乘。”诸儒的说法不同，大致王畿千里，提封应当得到百万井，除去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园圃、街路，实际出赋六十四万井【根据马融的说法应当得到百万井，根据包咸的说法只得到十万井】出士卒七十五万人，为万乘【六十四井出车一乘，每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用杜预的方法积算，应当有戎马四万匹，牛十二万头，甲士三万人，步卒七十二万人。查《周官》乡遂之民，以五起数，一家出一人为兵，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所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共七万五千人。都鄙之民，以四起数，七家出一人为兵。王畿千里，六十四万井而出车万乘，万乘共七十五万人。牧野之师，纣众七十万人，是通畿皆出。自晋惠公作州兵，则二千五百家成一军，而一乡一军之法坏矣。鲁成公作丘甲，则一丘十六井出一乘，而一甸一乘之法亡矣】井、邑、丘、甸虽出自《周官》，然而未必不沿袭《禹制》的旧制。正义：此序辅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绥、要、荒，是尧的旧制。洪水既平，禹乃为之节文，使赋役有恒，职掌分定。甸服去京师最近，赋税尤多，故每于百里即为一节。侯服稍远，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内各为一节，三百里外共为一节。绥、要、荒三服去京师益远，每服分而为二，内三百里为一节，外二百里为一节，以远近有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谷，故首先言赋税也。赋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内皆言纳。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纳者，从上省文也。侯服以外贡不入谷。郑氏元珤曰：“《禹贡》各州皆有贡篚，冀州独不言，大概畿甸之内赋其总、铚、秸、粟、米也。总、铚、秸、粟、米者，仓廪之储，糇粮之济，是食为土贡之要也。兖州贡蚕丝，豫州贡絺纻，其地则密迩畿甸，是衣服亦土贡之要也。自服食外，器用次之；器用外，不过宝玉玩好而已。”帝王建都必择衣食之地，而谓之京师。京，大师众也。天子之居，既众且大，非衣食之丰不可以为国也。若夫大路、南金、犀革、象齿、珠贝之类，非服食器用，或贡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为贡篚之要，国家所急，则尧、舜之都迁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为都，区区御大河之患，图一日之安也耶？吕氏祖谦曰：“《禹贡》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大概当时寓兵于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取之畿内而足。自大略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又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诸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东西南北所贡入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所贡入不过五十里。故挽输不劳，漕运之法未备。春秋战国，争事攻战，所论者尚止行运之漕。秦汉以后，漕法方详。”愚按：禹制甸服，独详田赋，天子自赡其畿内，既可风天下以力田，而京坼有备，亦足壮本根而消窥伺。若漕挽外郡以给中都，此后世之失，非先王法也。丘文庄谓秦致四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国都之漕，自汉都关中始【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译五百里为侯服，其中百里为采地，二百里为男国，三百里为诸侯国。（男国，《史记》作任国）

孔安国传：“侯，是候望的意思。甸服之外的五百里，通过斥候侦察而服事天子。”（《左传》：“晋国人讨伐齐国，派司马去侦察山泽的险要之处。”斥，是检阅巡视的意思。斥候，是指检阅巡视险阻，伺察盗贼。《尔雅》注：“侯，是候望的意思，候望顺逆情况。”）蔡沈传：“采，是卿大夫的食邑。”（《公羊传》注：“采，是指不能拥有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只是采集，收取那里的租税罢了。”颜师古说：“采，是官职的意思，因为担任官职而食用土地，所以叫采地。”吕氏说：“采邑，就像现在的职田。”张氏载说：“采地所得也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其余归给天子，这就是所谓的贡赋。诸侯卿大夫的采地必定有贡赋，有贡赋必定在按时进献时，天子都在宗庙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币余之赋。”我按：采，孔安国训为供王事，疏说：“事是指劳役，有劳役就供给，不专指一事，所以只说采。”解释为采地也是可以的。然而周代的制度，家邑、县都位于王畿之内。（《周礼》：家邑的田地，是大夫的采地，所谓家邑的赋税，距离国都三百里；小都的田地，是卿的采地，所谓县的赋税，距离国都四百里；大都的田地，是公的采地，是王子弟所食的封邑，所谓都的赋税，距离国都五百里。）夏代的制度虽然不可考证，不应该王畿内的诸侯却在王畿外食采。《周书》中侯、甸、男、采、卫为五服，又《周礼》九畿中有采畿，九服中有采服，这里的采义与那里相同。孔安国传：“男，是任的意思，担任王者的事务。”正义说：〇者，是因为上下都是诸侯的国家。茅瑞征说：“记载称殷代沿袭夏代爵位三等，公、侯、伯；周代又设立五等爵位，增加了子、男。这里说男〇，那么夏代本来就有男爵了。”诸侯，是大国、次国。正义：“三百里之外同样是王者的斥候，所以合三为一名，自下而上都先说三百里而后说二百里，列举大概作为等级差别。”（朱子说：“三百里，是指从三到五为三个百里，随文生例。”）苏氏传：“小国在内，依仗天子而建国；大国在外，用来抵御外侮。说男以兼指子，说侯以兼指公与伯。”陈氏傅良说：“古代率小大相维，边国都是大国。所以王畿内以家邑、小都、大都作为中外差别，王畿外以诸男、诸子、诸伯、诸侯、诸公作为中外差别。”罗泌说：“神农的国家，越近越大，越远越小；而唐虞的制度，必定近小而远大。如果大国处在内部，那么近大常禀承京师的制度，而远小自然没有雄大的侵扰；小国处在内部则小国容易遮蔽神都，而王畿也没有强鸷的逼迫。唐、虞、神农难道故意不同吗？〇有变易的缘故罢了。况且周代的五服，男列在侯外，而晋、郑、宋、卫棋布在近甸，莱、牟、耿、〇星分在远服，固然不是小必近而大必远。那么神农的国家，难道也必定近大而远小吗？封建的君主，于此必定有选择。《白虎通》：“京师千里，象日月直径千里。”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〇雷震百里，所润泽的雨相同。雷，是阴中之阳，诸侯的象征。诸侯比王者为阴，南面赏罚为阳，效法雷。七十里、五十里，是差别德功。

五百里为绥服，其中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

孔安国传：“绥，是安的意思。侯服之外的五百里，安服王者的政教。”正义：“王者有文教，此服诸侯揆度王者的政教而施行。内重文而外重武，所以先说揆度文教，后说奋起武备。奋，是指在国中习学兵武，有事则征讨夷狄。”陈氏大猷说：“绥服，内安中国，外安边疆。内三百里并非全无武备，文所重；外二百里并非全无文教，武所急。文教以善其生，武备以防其生，民就安了。”又说：“武以卫言，保防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所以奋以修之。圣人不黩武，也不废武。”正义：“《周语》：‘先王之制，〇内甸服，〇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那宾服相当于这里的绥服。韦昭说：‘以文武教卫为安，王宾之，因以名服。’那么绥，是据诸侯安王为名；宾，是据王敬诸侯为名。那说先王之制，则此服旧有二名。”林氏之奇说：“汉魏使外夷入居中国障塞之地，至西晋有刘、石之祸；石晋以卢龙赂契丹，至重贵有北迁之难。绥服严要〇之辨，万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为要服：其中三百里为夷，二百里为蔡（音煞）。

孔安国传：“绥服之外的五百里，要束以文教。”（正义：上文说揆文教，知道要者，是要束以文教。）韦昭说：“要，是要结好信而服从之。”蔡沈传：“要服去王畿已远，都是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国。要，取要约之义，特

译只是用羁縻的手段来约束他们罢了。【有人说：“要，就是徼，指边徼。又像衣裳有腰，是用来统辖四方少数民族的。”】王氏炎说：“夷，就是平易【《说文》：侇，平易的意思，通假字作夷】，没有中原的礼法，只是平易罢了。”苏氏传：“夷，是混杂夷狄的习俗。”孔氏传：“蔡，是法度。根据法度，三百里以内逐渐简化【郑玄说：“蔡的意思是杀，即减杀赋税”】苏氏传：“放逐有罪的人叫蔡。《春秋传》说：‘杀管叔而放逐蔡叔【蔡，《说文》原本作〇。防〇，意思是散开。用米、杀的声音。徐锴说：‘《左传》说杀管叔而〇蔡叔，意思是放逐他如同散开米粒。’现在写作蔡。按苏氏传胜过注疏，所以蔡氏采用它】

译五百里为荒服，三百里为蛮服，二百里为流服。

《正义》解释服制的名称：荒，王肃说：“政教荒疏忽略，顺着他们原有的风俗来治理，比要服中的蔡地更为简略。”蛮，意为怠慢，礼仪简慢。郑玄说：“蛮，是听任其风俗，羁縻其人民，‘蛮’字通‘缗’（缗是绳索，‘蛮’是用绳索捆束东西的意思）。”甸、侯、绥、要四服都有三日的劳役，按十一的税率征税，只是二百里的蔡地税征稍简，而荒服则劳役和田税都没有。流，如同水流般顺应其风俗，流移无常，政教随顺其风俗。马氏说：“流，是指没有城郭固定居所的地方。”蔡传认为：流，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蔡与流都是用来安置罪人的地方，因为罪行有轻重，所以地域有远近的区别。林氏之奇说：“《礼记》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相对而言，则有四个名称；若只举一两个来说，如‘四夷来王’、‘蛮夷率服’就是如此。此处不必拘泥于东夷、南蛮的名称。”夏允彝说：“蔡与流并存于夷蛮之外，那么帝王排斥小人比防范夷狄更为严格。如果仅仅把他们驱逐出境，让他们混杂居住在戎狄之中，还担心他们互相引诱做坏事，所以更要将他们驱逐到更远的地方。”马氏子严说：“甸、侯、绥属于中国，要、荒已属于蛮夷。圣人治理内详外略，从五服的名义就可以看出来。治理中国则法度应当详细，因为必须治理；治理蛮夷则法度应当简略，因为不必强行治理。看到五千里，可见德化远及；看到要、荒二服，可见法度不妄加干涉。圣人不致力于扩张土地而勤于远略，大概就是这样。”

陈氏埴说：“《禹贡》划分州，是为了贡赋设立的；建立服制，是为了诸侯朝见设立的。大概古代用封建制度治理天下，分州作为经线，分服作为纬线。每州有二百一十个国家，有方伯、连帅来统领，这是经线。至于朝见，则不论州而论服，各自根据道路远近设定疏密限度，因四方而分四时，这是纬线。经纬交错，所以相互维系而法度难以败坏。”

《正义》说：五服的差别，各为五百里，这样王城四面，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郑玄认为五服每服五百里，是尧的旧制。等到禹辅佐时，每服之间又增加五百里，每面达到五千里，相距为方圆万里。禹的功绩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开拓疆土扩大领土。土地面积比尧时扩大了三倍，而《书传》中没有称颂，那么郑玄的说法是凭空创造，难以据信。《周礼》王畿之外，另有九服，每服五百里，这是方圆万里。又《地理志》说汉朝的领土，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验证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贡》的范围，而里程数不同的原因，《尚书》所言是根据虚空鸟飞直线计算；《汉书》所言则是根据地面人行弯曲测量，所以数字不同。王者变革，改变其法度，不改变其土地。《王制》说：“西不到流沙，东不到东海，南不到衡山，北不到恒山。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圆三千里。”那是自己说不到尽头，说明没有到达遥远边界，况且《王制》是汉代所作，不能与经典相合。

《蔡传》说：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东西南北相距五千里，所以说“辅佐成就五服，达到五千里”。然而尧都冀州，冀州的北境加上云中、涿、易，恐怕也没有二千五百里。假使有，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之地，反而被弃置在要荒。以地理考察，实在难以理解。推测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像后世那样荒凉，也如同闽浙之地旧为蛮夷渊薮，而现在富庶繁衍成为上国，土地的兴废不能以一时一概而论。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每畿也是五百里，而王畿不在其中，加上王畿则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为万里。《汉地志》也说东西九千里，南北一万二千里，先儒都怀疑禹的服制狭小而周汉地广，有的认为周服的里数都是用方言，有的认为古今尺有长短，有的认为禹是直线计算而后世人迹弯曲测量，总之都不是确切的论断。大概禹声教所及，地尽四海，而其疆域管理只以五千里为制度，到荒服之外，又另外区划，如所谓“咸建五长”就是这样。至于周汉，则是尽其土地所至而疆域划分。

我按：《周礼》大司马有九畿，是说其有期限；大行人有九服，是说其服事于上。曾氏说：“王畿就是禹的甸服，侯服、甸服就是禹的侯服，男服、采服就是禹的绥服，卫服介于其中，就是绥服的奋武卫，蛮服、夷服就是禹的要服，镇服、蕃服就是禹的荒服。侯、甸、男、采、卫、要（即蛮服）属于中国，夷、镇、蕃属于夷狄。内六服距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与禹的服制不同。然而周地幅员大概不广于禹，《立政》说‘方行天下，陟禹之迹’，那么也是以禹迹为极限，只是禹……”

译当时四方还有未能完全治理的土地，就听任四方蛮夷居住在那里，不使中原地区耗费劳力去处理外族事务，所以五服的界限只到五千里罢了。」《王制》记载：「从恒山到南河，相距千里而显得近；从南河到长江，相距千里而显得近；从长江到衡山，相距千里而显得远；从东河到东海，相距千里而显得远；从东河到西河，相距千里而显得近；从西河到流沙，相距千里而显得远。西边没有穷尽流沙，南边没有穷尽衡山，东边没有穷尽东海，北边没有穷尽恒山。」应氏镛说：「唯独提到东海，是因为东海在中国疆域之内，而西南、北海则远远在夷狄边境之外。南方唯独以长江和衡山为界限，是因为百越之地尚未完全开发。只有黄河举出东西南北，是因为黄河环绕中原地区。从秦朝以前，西北方向辽阔而东南方向狭窄；从秦朝以后，东南方向扩展而西北方向收缩。」易氏说：「禹的五服，计算的是单面的里程；周的九服，计算的是两面相对的里程。禹的甸服千里，却只说五百里，这是计算单面的里程。周的王畿与禹的甸服相同，不说五百里而兼说千里，这是计算两面相对的里程。禹的五服总共二千五百里，两面相对的距离共五千里。周的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总共二千二百五十里，两面相对的距离则是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千里，总共五千五百里，比禹的制度增加了五百里的蕃服。」然而周的蕃服，虽然不列在《禹贡》九州之外，但《禹贡》九州之外，都建立了五方之长。东渐西被，就是成周蕃服的领域。因此周的蕃服，名称虽然比禹的制度有所增加，但其地域并没有增加。唐仲友说：「《周礼》说九服，祭公谋父又说五服，大概九服和五服是一回事。从镇畿以内，两个畿相当于一个服，与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没有丝毫矛盾。只有商代的制度不可考证，但《颂》诗说：『王畿千里，是百姓安居的地方，开创疆域直到四海。』从王畿到四海，知道它与《禹贡》《周礼》相符。又说：『从那些氐羌之地，没有不敢来进贡的，没有不敢来朝见天王的。』中间举出进贡，外面举出朝见，知道它与祭公的话相符。何况在作《康诰》之初，《周礼》尚未制定，就已经提到侯、甸、男、采、卫，那么周代沿袭商代就可以知道了。」吴莱说：「《王制》说四海之内，截长补短，方圆三千里，这是天子土地的实际面积。所以《周礼》虽然称九服，但《周官》只说六服的诸侯，又说六年五服来朝一次，这就是说采、卫以下，圣人虽然制定了服制，但不一定要求他们来朝。如果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辨别各国的都城和边邑，必定兼及夷、卫最初分封的情况、人民氏族、土地器物，非常详细，却没有一个字提到附庸。然而又有一种说法，冀州是禹的都城，冀州的北境，从云中、九原二千五百里，甚至到达沙漠。周朝东迁，洛阳成为中原中心，曹国距离王城八百里，还在甸服；郑国在河南密县一百七十里，已经是男服。大概曹国顺流而下非常方便，而郑国则有成皋、虎牢的险要。这难道五服的制度，不是像画棋盘那样来确定远近吗？所以幽州靠近碣石而共工被流放，苍梧远离衡山而虞帝去巡狩。」章俊卿说：「前代儒者关于鸟道的说法，我私下认为不对。曾经查考《王制》，古代的百里，相当于现在的二百一十里，这是指汉代的度量。那么《禹贡》的五千里，就是汉代的六千里。况且五服的制度，以东西南北四个正方向为依据，当时尧都平阳，正东到东莱的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到张掖的流沙，才三千三百里，这仅仅可以满足五服的制度。两汉的九千里，是以辽东的海和敦煌的流沙而言，辽东在东北角，敦煌在西南角【按敦煌实在西北】，不是正方向。正方形一尺，拉伸测量两个对角，则为一尺四寸有余，五服的制度如果举出对角来测量，适宜是九千里。汉代制度南北一万五千里，是以朔方、日南而言。《禹贡》所到达的地方，正南只到衡山的南面，而日南又在衡山南面八千多里，不是禹足迹所及。至于平阳以北，不满千里，已经是戎狄之地。所以五服的制度，只有东西南三方是这样，北方仅仅满足两个服而已，还说什么鸟道呢？九州四个正方向虽然近，四个角落确实远。五服的制度，是举出近处而言，大概是不想用一时的广大名声，开启后世贪得无厌的祸患。罗泌说：「虞夏之前，四个正方向的疆界，东止于琅琊的海，西到积石的河，五千里而显得狭窄；南到衡山，北到单于府，五千里而显得宽裕。如果都分封百里之国，只能容纳二千五百个。即使加上辽东、渤海、长城外尽、丹、高句骊、积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也不能有五千个国。况且古代百里相当于现在的二百一十里六十步，哪里有所谓万个百里国呢？大概古代曾经有万国的制度，但并非都是百里。《吕览》说神农分封诸侯，越近越大，越远越小，海边甚至有十里的国，以大带小，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的道理。」孟子说：「海内的土地，方圆千里的有九个。」古代的天下，方圆三千里罢了【这是根据《王制》】，五千里者，是古今盛衰山川

译这是关于薮泽分布的普遍规律。周代九服的疆域号称七千里，而《职方氏》中记载的蕃畿却达到方圆万里，这显然是后世记载的弊病。王畿的边界，哪里曾经达到千里之远呢？宗周八百（里），成周六百（里），这是以“百同”为尺度来计算的。古代五服的制度，王城之外，甸服、侯服、绥服各延伸一千五百里，已经占尽了九州三千里的土地，要服、荒服连接在九州之外，其数量就是这样。况且九州各边的距离并不整齐，从恒山到南河，从东河到西河，各自相距千里，这正是王畿内甸服所建立的范围。从东河到东海，从西河到流沙，从南河到长江，也各自相距千里，这是南、西两个方向的侯服、绥服所建立的范围，其外设置要服、荒服就可以了。然而东面直到大海，要服、荒服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安置；北面直到恒山，直接连接边境，即使是侯服、绥服也无法设立。只有南面从长江到衡山，又跨越了一千里，那么要服、荒服也就都包含在九州之内了，而从衡山以南直到尽头，又有一千里，尚未到达南海，全部都属于荒服之外。南方过于宽余，北方过于狭窄，那么先王的制度一定有圆融变通的方法，难道会像后世解说者那样拘泥固执吗？周代的西都，就是现在的关中地区，而东都则是洛阳。两都的地势都位于南山的北面、北山的南面，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充，仍然不能达到千里。古今地理没有变化，而礼制规定王畿四方相距为方圆千里，远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大率相距为百里，哪里能够容纳得下呢？因此可知，关于王畿和五服的各种说法，上古时代一定有扣除、补充、相乘的计算方法，作为划定疆域的定制。

译向东逐渐到达大海，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延伸到声教所及之处，最终遍及四海。大禹进献黑圭，报告他治水成功的功绩【注疏说“声教”二字应与“朔南暨”连读。郑晓说：“朔南暨”应断开】

孔安国传解说，这是说五服以外的地区，都受到王者的声教并前来朝见。正义说：海边多有邪曲之处，所以说逐渐进入；流沙距离遥远，所以说覆盖到达，这都是超过界限的意思。林氏之奇说：“渐”像水逐渐变清，“被”像衣服覆盖。南北不说具体到达哪里，从下文“四海”可以看出。王樵说：“声教到达海边就停止了，为什么说‘渐’？大概是因为海岛的夷人和流沙以西的羌戎，都向中原进贡，所以有虞氏的声教，向东不仅到达海边，而且逐渐进入海中；向西不仅到达流沙，又覆盖到流沙之外。‘渐’比‘被’更深，‘被’比‘暨’更远。‘朔’指朔方，‘南’指交趾。用《尧典》中‘宅朔方’、‘宅南交’来证明就可以明白。有人说古代百越没有完全开发，南方不到交趾，这是不对的。五服的境界，固然南到衡山的南面，但声教却确实遍及四海，怎么能说不到交趾呢？”丘濬说：“东西都指地方而言，南北只说‘暨’，显示圣人面向光明的治理，从北到南，日益拓展而深远，不可限量。然而之所以能逐渐覆盖并到达，是因为风声传闻，神妙的教化，使他们听到而震动，并没有用治理国家、规划田野的内政方式来治理他们【罗苹说：南方也是海，不说‘渐’；北方也是沙，不说‘被’，这是有未尽之处，声教到达而已】吴氏澄说：“‘讫’是土地的尽头。《尔雅》说：‘七戎、六蛮、九夷、八狄，称为四海。’是说他们都靠近海。”胡瓒说：“《禹贡》中的四海，只是就大禹所到达的地方而言。黄河、济水流入北海，长江、淮河流入东海，黑水流入南海，弱水流入西海。”《格古要论》说：圭是瑞玉，上圆下方，用来象征天地，用来分封诸侯。蔡传：水土已经平定，大禹以黑圭为礼物，向舜报告成功。水色黑，所以圭用黑色。王樵说：“上与下为‘锡’，大禹捧着黑圭说‘锡’，是因为为舜成就了万世之功，不能常辞。书中如同举舜而说‘师锡’，大概是因为为天下得到人才，也是非常的事情。”我按：孔传认为尧赐给大禹黑圭以彰显其功，《史记》本纪相同。详细考察经文的意义，以蔡说的观点为优。但圭是诸侯所执用来与天子合符的，当时大禹必定承受三等之封【子男不执圭，所以知道是三等。考察《路史》大禹封高密曰夏伯，《舆地志》尧封夏禹为伯邑虹，那么大禹固然是伯爵。伯执躬圭，象人形稍俯，长七寸】那么黑圭即是瑞玉，舜赐给他黑水德，正好是大禹受命的符信。汉儒五德之说，自然不可废弃。程大昌说：“海边靠近中原的，在山东为东海，在广南为南海。大禹足迹所及，西到流沙，而不说西海；东北到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经。汉武帝事远，西北二海于是有亲身经历的人。条支之西有海，汉朝使者曾经到达并载入史册。后汉班超派遣甘英等人亲自到达那里。至于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国【即波斯】夷人与海商都曾经往来。至于北海则又更远，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那山实际上临近瀚海，即北海。苏武、郭吉都被匈奴幽禁，放置在北海之上。而唐史记载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谓骨利干之国，在海北岸。那么诗书所称四海，实际上都是环绕夷夏而四方分布，不是寓言。至于西北二边，有柏海、青海、蒲昌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鲜水海，都并列海而称，其实众水汇聚为大泽，如洞庭、彭蠡之属，借海名之，不是真海。李吉甫说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他的话恰当【见《北边备对》】。朱熹说：“自古无人穷至北海，因为北边地长，其实北海不很宽阔。地之下与地之四边都海水周流，地浮水上与天接，天包水与地”洪迈说：“海只有一个。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到青沧，则叫北海；南到交广，则叫南海；东到吴越，则叫东海，没有所谓西海的。诗书礼经所载四海，大概引伸而言。汉《西域传》所说的蒲昌海，怀疑也是停居一泽。班超派遣甘英往条支，临大海，大概即南海之西。”丘濬说：“国家在登州祭祀东海，在广州祭祀南海，都临海而祭。西海则在蒲州望祀，北海则在怀庆望祀【志载因为济水源通北海，所以在此祭祀】现在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岂是天子居中的道理吗？古称青州为北海郡，青州离登州不远，还以此命名。现在京师东北是古碣石沦海之处，在此立祠，就海而祭为宜。况且现在北镇医无闾山在辽海，山既然可以作为北镇，川难道不可以作为北海吗？至于中国之正西在秦陇，西南则是蜀稍南则是滇

译在云南极西、百夷部落之外，听说有大海通往西南的岛夷。这个地方在前代未曾纳入中国版图，如今既已成为羁縻之地，便是王化所及之处，应当在云南举行望祀。杨慎也说：“如今云南百夷之外有大海，位于阿瓦地区，这无疑是西海。”又说：“东海之外有渤海，南海之外有涨海，西海之外有青海，北海之外有瀚海，就像五岳之外有五镇一样。”

译禹责长笺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