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御制题王元杰春秋谳义
聴讼吾犹人，无讼以为本。春秋经世，书道徳齐礼，谨尊王而贱霸，赖是以示准。人心与天理，借斯以不冺。谳有评狱，义狱实刑之引。春秋岂其然？求精失之逺。梦得【叶】已一误【宋叶梦得尝作春秋谳，不揆经世之意，而専以评狱解经，已失春秋本防。至元王元杰复撰谳义，盖未见梦得原本，而名与相复。其书编辑程朱绪言，复删掇胡安国▯，分缀经文之下，而于三家末别标已意曰谳。其于朱子一无异词，盖墨守前説，一字不敢芟削，实难免重儓之诮云】元杰【王】重儓，允后贤议，前贤辩驳，恣口吻类此，各标长充栋，奚能尽。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谳义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谳义》九卷，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呉江人。至正间领荐，兵兴不仕，教授于其乡。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説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隠公四年州吁条下，备録朱子《邶风·击鼔》篇传，于《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已意推阐，别标曰「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谳则委曲恕纪，不従程子之説。而全书之内，于朱子无一异词，其宗防概可见矣。昔叶梦得作《春秋谳》，多得经意。元杰盖未见其书，故名与相复，其所论断亦不及梦得之精。而守一先生之言，不逾尺寸，所见虽浅，所学犹笃，实差胜明代诸儒无师瞽説，以至洸▯自恣者。原书十二卷，乆无刊板，今诸家传写之本并阙后三卷，既无従校补，姑仍旧本缮録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春秋谳义原序
圣人达天徳而语王道，春秋为万世立王法，敦典庸礼，命徳讨罪，本原于天，其用则王者之事也。周徳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横流，纲沦法斁，乱亦极矣。夫子生乎斯时，慨圣人之不作，虑斯道之将坠，岂不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假鲁史以修春秋，示褒贬以寓王法。其义则总摄万事，大本始于尊王，盖尊卑之分明，纲常之道立，然后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月也。典礼隳，臣下僣，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权衡也。刑赏滥，法度差，春秋明贵贱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陈，贵贱位矣。」经书元年，加王于正，圣人系《易》之始辞，作经之大法也。故其词约而深，其防微而逺，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圣人之心见于经，犹元之妙赋于物，大而化之之谓也。于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于一语一言以窥圣人之用，亦云难矣。然圣人行事本于道，圣人之道本于心，事有万变之不同，理有万殊之或异，大公至正之道贯万事于一心，百王异世而同神，万象异形而同体。圣人赞《易》以尽事物之变，穷其理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权，着其事也。文王作《易》于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于周徳之衰，有其理则有其事，体用一原也；有其事则有其理，显微无间也。由辞以达理，因理以见事，天下之变故尽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徃，后乎千百世之未来，此理此心未尝外于语言文字间也。河洛二程、紫阳、朱子续正学于千载之上，《易》《书》《诗》《礼》俱着训辞，独于是经未闻注释。中呉王元杰子英氏，家世业儒，有志经学，放求《易》经本义、《诗》传训辞、《礼》经制度、四书集注、集义、语録、紫阳宗防，凡释经引证之言，师友讲明之论，其有▯明《春秋》之防者，具载本经，证以胡氏释辞，目曰《春秋谳义》。旁搜取证，竭虑穷思，甫及成书，防二十载学。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知圣经贤传并行而
译御制题王元杰《春秋谳义》
审理诉讼，我与其他人一样，但认为无讼才是根本。《春秋》治理世事，记载道德、整齐礼制，谨慎地尊崇王道而贬低霸道，依靠这些来显示准则。人心与天理，借此得以不泯灭。《谳义》中有评狱，义狱实际上是刑罚的引证。《春秋》难道是这样的吗？追求精微反而离得更远。叶梦得已经犯了一次错误【宋代叶梦得曾作《春秋谳》，不揣度《春秋》治理世事的本意，而专门用评狱来解释经文，已经失去了《春秋》的根本宗旨。到了元代王元杰又撰写《谳义》，大概没有见到叶梦得的原本，所以书名与之重复。他的书编集程颐、朱熹的绪论，又删取胡安国的注解，分别缀附在经文之下，而在三家注释的末尾另标自己的意见称为“谳”。他对朱熹没有一句不同的话，大概是墨守前人的说法，一字不敢删削，实在难免受到重复雷同的讥讽】。王元杰重复雷同，确实如后贤所议，前贤辩驳，随意发表言论就像这样，各自标榜长处，书籍堆积如山，怎么能穷尽呢。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谳义》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谳义》九卷，元代王元杰撰写。王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年间被推荐，因战乱未出仕，在家乡教授学生。过去程颐作《春秋传》没有完成，朱熹论述《春秋》也没有专门的著作。王元杰于是辑录他们的绪论，分别缀附在经文之下，又删取胡安国的传注以尽其意。胡安国的书在朱熹之前，但他的学说都列在朱熹之后，想要区别所尊崇的对象，所以不拘泥于时代先后。其中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完整收录朱熹《邶风·击鼓》篇的传注，与《春秋》书法无关，也是因为心中推崇，一字不想删削罢了。在三家注释的末尾，王元杰用自己的意见推阐，另标为“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颐认为“大”是纪侯的名字，意在责备纪侯而不责备齐国。王元杰的谳断则委婉宽恕纪侯，不遵从程颐的说法。而全书之中，对朱熹没有一句不同的话，他的宗派宗旨大概可以看见了。过去叶梦得作《春秋谳》，多得经文真意。王元杰大概没有见到他的书，所以书名与之重复，他的论断也不及叶梦得精当。但他恪守朱熹之言，不逾越分寸，所见虽然浅显，但学问尚且笃实，实在胜过明代诸儒没有师承、盲目妄说，以至于狂妄放纵的人。原书十二卷，长久没有刊刻，现在各家传抄的本子都缺后三卷，既然无从校补，姑且依照旧本抄录。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谳义》原序
圣人通达天德而谈论王道，《春秋》为万世确立王法，敦厚常道、施行礼仪，任命德行、讨伐罪过，本源在于天，其应用则是王者之事。周朝德运已经衰微，王者不能胜任，如同天理与人欲横流，纲常沦丧、法度败坏，混乱也到了极点。孔子生在这个时代，感慨圣人不再兴起，忧虑这道统将要坠落，难道不是说过“文王死了，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于是借鲁国史书来修撰《春秋》，显示褒贬以寓含王法。它的义理总摄万事，根本始于尊王，大概尊卑分明，纲常之道确立，然后才能判定是非而不混乱。《春秋》是王道中的日月。典礼毁坏，臣下僭越，《春秋》确定尊卑而王道彰显。《春秋》是王道中的权衡。刑罚赏赐泛滥，法度差错，《春秋》明确贵贱而臣道确立。《易经》说：“天尊贵地卑贱，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贵贱就定位了。”经文书写元年，在“正”字上加“王”，这是圣人系《易》的起始言辞，也是作经的大法。所以它的言辞简约而深刻，其宗旨微妙而深远，深刻中有不言的意蕴，微妙中有无形的道理。圣人的心意体现在经文中，如同元气的奥妙赋予万物，大而化之就是如此。在一草一木中寻求化工的神妙，在一言一语中窥探圣人的作用，也真是太难了。然而圣人做事本于道，圣人之道本于心，事情有万种变化不同，道理有万般差异不同，大公至正之道贯穿万事于一心，百王不同时代而精神相同，万象不同形态而本体相同。圣人赞《易》以穷尽事物的变化，是穷究其理；作《春秋》以行使法度的权衡，是彰显其事。文王在殷朝末年作《易》，孔子在周德衰微时作《春秋》，有其理则有其事，体用同源；有其事则有其理，显微无间。通过言辞达到道理，依据道理看见事情，天下的变故就穷尽了。前乎千百世的过去，后乎千百世的未来，这道理这心意从未脱离语言文字之间。河洛二程、紫阳朱熹在千载之上延续正学，《易》《书》《诗》《礼》都有训辞，唯独对于这部经书未曾听说有注释。中吴王元杰子英氏，家世从事儒学，有志于经学，广泛寻求《易经》本义、《诗经》传注训辞、《礼经》制度、四书集注、集义、语录、紫阳宗旨，凡是解释经文引证的言论，师友讲明的论述，其中有助于阐明《春秋》宗旨的，都载入本经，用胡氏释辞作为证据，命名为《春秋谳义》。旁搜取证，竭尽思虑，刚完成书稿，大约用了二十年。学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知圣经贤传并行而
不悖矣。若夫天人相与之原，古今事物之变，微辞奥义，何敢仰窥圣域之渊微？其于尊君父之大伦，正人心之大义，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恶之公，举而措之，未必无涓埃之助云尔。至正十年，嵗在庚寅，仲夏下澣，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呉郡干文传夀道序。
译没有违背了。至于天与人相互感应的本源，古今事物的变迁，那些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我怎么敢仰视圣人所达到的深远精微的境界呢？只是在尊崇君主和父亲这一根本伦理，端正人心这一重大道义，典章制度的正统，以及是非善恶的公正方面，加以推行实施，未必没有点滴微小的帮助罢了。至正十年，岁次庚寅，仲夏月下旬，嘉议大夫、礼部尚书、退休的吴郡人干文传寿道作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谳义》卷一元王元杰撰隐公
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其弟声子生隐公。按谥法，隐拂不成曰隐。
程子曰：「春秋，鲁史记之名也。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复兴先王之业，王道絶矣。夫子于是因鲁史作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适当隐公之初，故始于隐公。
又曰：「自伏羲、尧、舜厯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其制则寓乎《春秋》矣。」
又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也。斯道也，惟顔子得闻之。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此其凖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防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防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学者当优游涵泳，黙识心通，然后能造其防也。智者即词以观义，则思过半矣。
又曰：春秋何为而作邪？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去圣逾逺，诸儒纷纭，家执异端，人为私説。开元秘书言《春秋》者七百余家，然圣人之法得者甚寡。至于弃经任▯，胶固不通，使圣人之心欝然而不显，吁可痛也。独唐陆淳得啖先生赵夫子而师之，讲求其学，积三十年，始大光莹。虽未能尽圣作之蕴，然其辟异端，开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书之粹然者在乎集▯，而世防其▯矣。
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三王以后，相因既偹。周道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坠，故作此书。门人皆不得闻，告顔子为邦者，则其大畧也。至今一千七百余年矣，未有识之者也。」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防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四十九年也。」
又曰：春秋首不书即位，即君臣父子之事也。书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扵此。
又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易以形而上者，説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説出那形而上者。然此二书，皆未易看。今人不理防，便入穿凿。若要读此二书，且理防大义。易则尊阳抑隂，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春秋则尊王贱覇，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又曰：「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不过直书其事，善恶了然在目，观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惧而不敢犯焉尔。」
又曰：读《春秋》之法，无他，只括经所书之事迹而凖则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如看《史记》，秦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折衷看便见。《春秋》亦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宻，要人仔细斟量考索耳。又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之后，世儒者各立己意，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説多凿也。惟伊川程氏以为经世大法，得其防，今不若存取胡氏本子，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逺矣。
胡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谳义》卷一，元王元杰撰，隐公
隐公名息姑，是鲁惠公的儿子。惠公的正妻孟子，她的弟弟声子生下了隐公。按照谥法的解释，隐忍拂逆、未能成就大业称为“隐”。
程子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周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没能复兴先王的功业，王道断绝了。孔子于是依据鲁国史书编写《春秋》，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大法。”孟子说：“王者的足迹消亡而《诗经》随之消亡，《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正值隐公即位之初，所以《春秋》从隐公开始记载。
又说：“从伏羲、尧、舜历经夏、商直到周朝，有的崇尚文采，有的崇尚质朴，沿袭前代并有所增减。变化已经穷尽，法度已经详尽。孔子斟酌其中的适宜之处，作为百代君王法度的适中制度。这种制度就蕴含在《春秋》之中了。”
又说：孔子处于周朝的末年，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道、应和时势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编写《春秋》，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大法。这就是所说的考察夏、商、周三代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疑惑，正是如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回得以听闻。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穿戴周朝的礼帽，这就是它的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宏大法则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数十条，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是容易见到的。只有那些含蓄的言辞、深奥的意义，以及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是难以知晓的。有的抑制，有的褒扬，有的给予，有的剥夺，有的进用，有的退黜，有的含蓄，有的显扬，从而符合义理的安适，文采与质朴的适中，宽厚与严厉的适宜，是非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标准，衡量大道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想通过一件事、一个义理来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是做不到的。求学的人应当从容地沉浸体会，默默领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它的精微之处。智者通过言辞来观察义理，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又说：《春秋》为什么而编写呢？是因为王道不能施行吗？孟子有话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距离圣人时代越远，诸儒议论纷纭，各家坚持不同的观点，个人创立私人的学说。开元年间秘书省谈论《春秋》的有七百多家，然而能领悟圣人法度的很少。至于抛弃经文、依赖臆测，固执僵化、不通达，使得圣人的心意郁结而不显扬，唉，真是令人痛心啊。只有唐代的陆淳得到啖助先生和赵匡的学问并师从他们，探求研究他们的学说，积累三十年，才开始大放光明。虽然没能完全穷尽圣人著作的蕴意，然而他驳斥异端，开辟正途，功劳也是很大的。可惜他那纯粹精粹的著作在于《集传》，而世人却遗忘了他的《集传》。
又说：“《春秋》，是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大法。夏、商、周三代以后，沿袭已经完备。周朝王道衰微，而圣人忧虑后世圣人不再出现，大道沦丧，所以编写这本书。门人都没能听闻，告诉颜回治理国家的人，那就是它的大概了。到现在一千七百多年了，没有认识它的人。”
朱子说：“王者的足迹消亡，是指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诗经》消亡，是指《黍离》被编入国风，而《雅》诗消亡了。《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因而加以笔削修订，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实际上是周平王四十九年。”
又说：《春秋》开头不记载即位，就是君臣父子的事。记载仲子，就是嫡妾分别的事。记载与邾国结盟，就是朋友的事。记载郑伯克段，就是兄弟的事。一开篇人伦关系，就全都在这里了。
又说：“上古的书，没有比《易经》更尊贵的；中古以后的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易经》从隐微推导出显明，《春秋》从显明推导出极隐微。《易经》与《春秋》，是天人之道。《易经》用形而上的道理，说明形而下的事物；《春秋》用形而下的事物，说明形而上的道理。然而这两本书，都不容易看。现在的人不理会大义，就陷入穿凿附会。如果要读这两本书，先要理会大义。《易经》则是尊崇阳刚、抑制阴柔，进用君子而退黜小人，阐明消长盈虚的道理；《春秋》则是尊崇王权、轻视霸权，重视中原而排斥夷狄，阐明君臣上下的名分。”
又说：“当时史书由史官掌管，想必人们不得见。等到孔子取来加以笔削修订，它的义理才大大显明。孔子又何曾有意用某个字使人知道劝勉，用某个字使人知道恐惧？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了然在目，观看的人知道惩戒和劝勉，所以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敢触犯罢了。”
又说：读《春秋》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概括经文所记载的事迹作为准则，用先王之道，判断某是某非，是对的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不对的又有比这好的，自然将道理折中权衡就明白了。比如看《史记》，秦朝之所以失败，汉朝之所以成功，楚汉相争，楚国为什么灭亡，汉朝为什么兴起，只将自家平日讲明的道理折中权衡看就明白了。《春秋》也是如此，只是圣人的言语细密，要人仔细斟酌考索罢了。又说：《春秋》是当时的实事，孔子书写之后，世间的儒者各自树立自己的意见，正如张载所说的，如果不是理明义精而加以治理，所以他们的说法多穿凿附会。只有伊川程氏认为是经世大法，得其精微，现在不如保存胡安国的本子，纵然没能完全得到，然而也不偏离太远。
胡氏说：古代列国各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罢了。仲尼就加以笔削修订，于是
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孟子发明宗防，以为天子之事。周道衰防，乾纲觧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敦，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衰，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也。」
译《史记》是记载史事之外，传承心法的重要典籍。孟子阐发宗法制度，认为这是天子应当掌管的事务。周朝王道衰微，纲纪松弛，乱臣贼子相继出现，当时的人欲横流，天理几乎灭绝。孔子身处天理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以复兴天理为己任，那还能指望谁呢？五常之道不被尊崇，这是孔子应当梳理的；五礼之制不被施行，这是孔子应当确立的；五服之制不被彰明，这是孔子应当制定的；五刑之律不被使用，这是孔子应当讨伐的。所以说：“周文王去世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圣人以承担天命自处，这文化的兴衰，在于自己，难道还取决于他人吗？所以说：“我想把道理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把它记载于具体的行事之中，这样才深刻显著、明白易懂。”
又曰：「名噐者，国家之寳。」按《春秋》：大夫非三命为正卿者，姓氏不登于史册；非有天子命者，不书其官。至于有罪，虽以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贵，或书其名。重名器也。《春秋》尊君抑臣，恶臣下之分权，讳残人之犯上，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防者名姓不登于史册。严分正名，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又曰：「春秋正人主心术之大法也。故不书祥瑞，而灾异则书。祥瑞福庆之兆，以为美观，则其心骄以怠；灾异祸败之符，以为至戒，则其心危以达。此春秋垂法传后世之意也。」
又曰：程子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荆、舒乱华，是膺是御，不与结盟；乱贼肆恶，是诛是讨，不列于防。以此见圣人之情矣。
又曰：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诗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至晩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九法斁，人望絶矣。夫妇人伦之本，朝廷风化之原。平王适冡正后，亲遭褒姒之难，废黜播迁，宗国颠覆，亦可鉴矣。又不是惩▯人宠妾，防本塞源自灭之也。春秋于此，盖有不得已焉尔矣。谳曰：天尊地卑，而贵贱位典；叙礼秩而法度彰，此万世之常经，万事之根本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先圣人继天立极，必先叙五典而秩五礼，然后命五徳而用五刑也。周自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王风之什下同列国，纲常坠，五礼隳，天下之大经拂矣。春秋托始隐公，其事昭然可攷。朱子谓：「一开首人伦便尽在，岂不明且白乎？」隐公继世改元，上不禀命于天子，君臣之义废矣。惠公以仲子手文之故，有志于桓，内不承国于先君，父子之亲冺矣。公既及邾盟，蔑复为宋伐邾，朋友之信失矣。郑伯克▯于鄢，手足至于相残，兄弟之伦丧矣。仲子惠公之妾，天王反归其▯，夫妇之道乱矣。凡此败伦伤教之事，并见于隐公元年，其恶已彰，其乱已极。春秋不始于隐公，五典之教絶矣。夫子虽善而不尊，然有徳者必有言也。于是假鲁史以寓一王之法，正人伦于始，见诸行事，扶天理于将冺，遏人欲于横流，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存笔削之防，防示赏罚之大权，诛当时无王之心，立万世后王之法。乱臣贼子所以惧，纲常法度所以正。周子所谓「诛死者于前，惧生者于后」，可谓明矣。此即敦典庸礼，命徳讨罪之法。惟其无位之嫌，故假辞以立义，通一经之大防，岂有外于此乎？圣人拨乱反正之心，为天下。后世虑也深矣，托始乎隐，不亦着明也哉？
经元年
程子曰元年始年也
朱子曰：「春秋传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却不知仁如何，却谓之元。元，日诗云：『古史书元』，意义存。春秋掲示更分明，人心天理终难冺。正本端元，万善生。」
胡氏曰：「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所以明人君之大用也。」
谳曰：元之为义，一理之流行，三才之妙用也。《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又曰：「元者，善之长也。」王者与天地合徳，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三才之义，偹矣。元之时义，大矣哉！元即仁也，人心天理也。王者体元居正，成位乎其中，万化由是而出。诸侯调元履正，奉正朔于上，万事由是而理。是以天道成，地道平，人道立矣。此天人之本原，春秋之大义也。
春王正月
程子曰：「圣人以王道作经，故书『王』，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而《七月》之诗皆以人正为纪，何也？所谓改正朔者，以是月为嵗首，月不易也。」
胡氏曰：「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
谳曰：天以生物为心，于时为春，干之徳也
译又说：“名器，是国家的宝物。”考察《春秋》：大夫如果不是经过三次任命成为正卿的，姓氏就不载入史册；如果没有天子的任命，就不记载他的官职。至于有罪的人，即使是诸侯那样尊贵，有时也会贬黜他的爵位；卿士那样显贵，有时也会直书其名。这是重视名器啊。《春秋》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厌恶臣下分权，忌讳残暴之人犯上作乱，使得举荐上客时不称介副，防范名姓不载入史册。严格区分名分、端正名号，这是天地恒常的法则，古今通行的义理。
又说：“《春秋》是端正君主心术的大法。所以不记载祥瑞，却记载灾异。祥瑞是福庆的征兆，如果把它当作美观，那么君主的心就会骄傲懈怠；灾异是祸败的符兆，把它当作至深的警戒，那么君主的心就会危惧通达。这是《春秋》垂示法度、传给后世的用意。”
又说：程子对于《易经》，是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从而知道本体与功用同出一源；对于《春秋》，则是通过具体的行事，从而知道圣人的大用。楚、舒扰乱华夏，应当抵御他们，不与他们结盟；乱臣贼子肆意作恶，应当诛讨他们，不把他们列入防制之列。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情志了。
又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随之消亡，《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春秋》始于隐公，正当《雅》诗消亡之后。又考察《小雅·正月》，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却说：“显赫的宗周，被褒姒灭亡。”等到周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到了晚年失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子的尊贵，下嫁诸侯的妾室。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朝廷风化的源头。平王恰好立正后，亲身遭遇褒姒之难，被废黜流亡，宗国颠覆，也可以引以为鉴了。这又不是惩戒宠妾、防止根本自我毁灭的做法。《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啊。谳说：天尊地卑，而贵贱的位置确立；叙述礼制秩序而法度彰显，这是万世的常经，万事的根本。《易经》说：“观察天文以察知时变，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古代先圣继承天道确立准则，必定先叙述五典而排列五礼，然后任命五德而施用五刑。周朝自从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能行于天下，王风之什与列国相同，纲常坠落，五礼毁坏，天下的大经被违背了。《春秋》托始于隐公，其事昭然可考。朱熹说：“一开头人伦就都具备了，难道不明显且明白吗？”隐公继位改元，上不禀命于天子，君臣之义废弛了。惠公因为仲子手书的缘故，有意传位给桓公，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父子之亲泯灭了。隐公既与邾国结盟，又为宋国攻打邾国，朋友之信丧失了。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手足以至于互相残杀，兄弟之伦丧失了。仲子是惠公的妾，天王反而归还她的儿子，夫妇之道混乱了。这些败坏人伦、伤害教化之事，都出现在隐公元年，其恶已经彰明，其乱已经至极。《春秋》如果不始于隐公，五典的教化就断绝了。夫子虽然善良但不尊贵，然而有德者必定有言论。于是借鲁国史书来寄托一王之法，在开端端正人伦，通过行事展现，扶持即将泯灭的天理，遏制横流的人欲，经营天下的大经，确立天下的根本，保存笔削的防制，明示赏罚的大权，诛讨当时无王之心，确立万世后王之法。乱臣贼子因此畏惧，纲常法度因此端正。周敦颐所谓“诛死者在先，使生者畏惧在后”，可以说是明白了。这就是敦厚常典、尊崇礼仪，任命德行、讨伐罪过的法则。正因为有在位的嫌疑，所以借言辞来确立义理，贯通一经的大防，难道有超出这个的吗？圣人拨乱反正的心，为天下后世考虑得很深远，托始于隐公，不也很显著明白吗？
经文元年
程子说：元年是开始之年。
朱熹说：“《春秋》传言，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本来有此理，却不知道仁是什么，却称之为元。元，日诗云：‘古史书元’，意义存在。《春秋》揭示得更分明，人心天理终究难以泯灭。正本端元，万善由此产生。”
胡氏说：“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元年，这是为了阐明人君的大用。”
谳说：元这个意义，是一理的流行，三才的妙用。《易经》说：“伟大啊乾元，万物由此开始；至善啊坤元，万物由此生长。”又说：“元，是善的首领。”王者与天地合德，即位的第一年，必定书写元年。三才的意义，完备了。元的时义，伟大啊！元就是仁，是人心天理。王者体元居正，成就位于其中，万化由此而出。诸侯调元履正，奉正朔于上，万事由此而治理。因此天道成就，地道平正，人道确立了。这是天人的本原，《春秋》的大义。
春王正月
程子说：“圣人以王道作为经典，所以书写‘王’，阐明这个义理。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道确立了。”
朱熹说：“三王的正朔不同，周朝使用天正，而《七月》之诗都以人正为纪，为什么呢？所谓改正朔，是以这个月为岁首，月份是不变的。”
胡氏说：“用夏时冠于月，垂示法度给后世；用周正纪事，显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自专。”
谳说：天以生物为心，在时为春，是乾的德
。体干之仁，尊临天位，王之徳也。《易》曰：天地之大徳曰生，圣人之大寳曰位。周道既衰，王者有其位而无其徳，天人之理冺矣。仲尼虽无其位，有天徳，便可语王道。《春秋》行夏之时，加王于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义，示一王之大法也。春，天时也；正者，政也。王者成位乎其中，上奉天时，下行仁政，先正其心，上合天心，天下人心皆归于正，天人一理也。子思子所谓：本诸身，徴诸庶民，建诸天地而不悖，是也。三代礼乐，在所损益，前王之法也。居周之世，用周之正时，王之法也。百王法度，异世同神，后王之法也。用前王之法，正时王之法，立后王之法，古今一义也。子思子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俟圣人而不惑，是也。《书》“王次春”者，明王者受命于天，弗克若天，《春秋》代天以示赏罚，程子所谓假天时以立义是也。《书》“正次于王者”，明正者王之所为也。王政不修，《春秋》笔削以定其是非，程子所谓假周以正王法是也。吾夫子天理之所在，其所为者天也，是以行夏时，以冠周月，天道也，百王之道也。其所不为者人也，是以周正纪事，人事也，时王之制也。岂不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盖知之者天也，罪之者人也。是则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叙、天秩、天命、天讨，皆天理也。何嫌于无其位乎？此王道之大权，天人之妙用，见诸行事，不亦着明也哉。
译身体具备仁德，尊崇地居于天子之位，这是王的德行。《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养万物，圣人最大的宝物是地位。周代的王道已经衰微，君王拥有地位却没有德行，天与人之间的道理就泯灭了。孔子虽然拥有地位，却具备天的德行，就可以谈论王道。《春秋》采用夏朝的历法，在“正”字前加上“王”字，以通达天与人之间的道理，贯通古与今的意义，展示一统天下的大法。春，是天时；正，是政令。君王在其中确立地位，向上奉行天时，向下施行仁政，先端正自己的内心，向上契合天心，天下人的心都归于正道，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子思所说的：以自身为根本，在百姓中验证，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就是这个意思。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有所增减，这是前代君王的方法。处于周朝的时代，使用周朝的历法，这是当代君王的方法。历代君王的法度，时代不同但精神相同，这是后世君王的方法。使用前代君王的方法，匡正当代君王的方法，确立后世君王的方法，古今遵循同一个意义。子思所说的：考察夏、商、周三代而不谬误，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迷惑，就是这个意思。《尚书》中“王次春”，表明君王受命于天，不能像天那样完美，《春秋》代替天来显示赏罚，程子所说的借天时来确立义理，就是这个意思。《尚书》中“正次于王”，表明“正”是君王所做的事。君王不修明政治，《春秋》通过褒贬来判定是非，程子所说的借周朝来匡正王法，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老师，天理所在之处，他所做的是天的事，所以实行夏历，以周朝的月份为冠首，这是天道，也是历代君王的大道。他所不做的，是人的事，所以用周朝的历法来记录事务，这是人事，也是当代君王的制度。难道不是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大概了解他的是天，怪罪他的是人。那么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天的次序、天的等级、天的命令、天的讨伐，都是天理。有什么可嫌弃他没有地位的呢？这是王道的大权，天与人之间的妙用，体现在行事中，不也很明显吗？
隐公不书即位
程子曰：「不书即位，不请命于天子，以王法絶之也【集义】朱子曰：「春秋首不书即位，即君臣父子之事也【集义】胡氏曰：「上不禀命于天子，内不承国于先君，故不书即位。」
谳曰：古者诸侯继世即位，上必禀命于天子，内必承国于先君，正始之义也。隐公即位，逾年改元，鲁使不告于周，王使不至于鲁，上无所禀之命也。惠公以仲子手文之故，有志于立桓，内无所承之命也。为子受之于父，为诸侯受之于王，正始之大本也。《易·渐》之彖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隐公之立，上无所禀，内无所承，可谓正乎？不书即位，以王法絶之。十年无正，失居正之道。《春秋》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君臣父子之大伦定矣。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程子曰：「盟誓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不信，则罪矣。诸侯交相盟，乱世之事也。」
朱子曰：「书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
胡氏曰：「春秋大义，公天下以讲信修睦为事。刑牲防血，要质鬼神，则非所贵矣。」
谳曰：盟防，待衰世之事。周官有司盟之职，诸侯非王命而私盟，春秋之世亦不足以责偹矣。且盟以结信，信以行义，未闻既盟而复叛者也。鲁为春秋望国，邾为鲁之附庸，隐公即位之初，首及邾盟于蔑。迨至既盟之后，反为宋伐邾，信安在哉？《易》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交邻国之道，不能以信待人，汲汲于防血、刑牲、凟鬼神、犯刑政，寻又叛之，信安在耶？《春秋》因其不正，以反于正，朋友之伦定矣。
夏五月郑伯克▯于鄢
程子曰：「郑伯失为君之道，无兄弟之义，使▯之强，所以致其恶。」
朱子曰：「书『郑伯克▯』，即兄弟之事也。」
胡氏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谋而后动，而专自郑伯是罪，在伯也。」
谳曰：郑伯强忍而不仁，叔▯防顽而不义，皆名教之罪人也。初，叔▯恃母骄恣，庄公恐害及身，亟欲除之，莫名其罪。于是授之大邑，养成其恶，以至于乱，然后从而讨之，则姜氏不得以为子，国人不敢与其乱，此郑伯之心也。噫！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段之不义也。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郑伯之不仁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其郑之谓乎？《春秋》特书「郑伯」，恶其忘笃爱之仁；不书「弟」，责其絶友恭之义，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兄弟之大伦定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
程子曰：「夫妇人伦之本，故当先正。」惠公仲子妾称也，以夫人礼▯人之妾，乱伦之甚也。
朱子曰：「书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妇之事也。」又曰：「归▯于鲁，古人却不讳死。」
胡氏曰：王朝公卿，书官贬而书名，以见宰之非宰矣。谳曰：周礼称天王，见于《周官》；《春秋》书天王，出于特笔。法天之号，尊之至也。王朝礼法之原，冡宰礼法之表，夫妇人伦之本也。《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惠公以仲子为夫人，乱嫡妾之分，凟先王之礼，是岂礼之正哉？王朝不能正其法，反遣使以归▯咺为冡宰，位长六卿，不能履正以辅其君，方且承命以▯臣妾，则是成其乱矣。《春秋》贬而书名，以见冡宰之失职；直书仲子，以示惠公之不君。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则嫡妾之分明，夫妇之大伦定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程子曰：「祭伯，畿内诸侯为王卿士，不书来聘，不与其朝也。」朱子曰：「祭伯独书曰来，不与其私交也。」
胡氏曰：经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贬而不与，正其本也。谳曰：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杜朋党之原也。古者聘弓鍭矢不出塲，束脩之问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周室衰防，典礼浸废，畿内诸侯得以诬上行私，交于邻国，而况外诸侯乎？今祭伯来鲁，上不书使，则非王命；下不言聘，则非王事。春秋直书曰「来」，以正臣下行私之失。端本澄源之意
译隐公不记载即位。
程子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没有向天子请求册命，用王法断绝了他。”【集义】朱子说：“《春秋》开头不记载即位，就是确立君臣父子的关系。”【集义】胡氏说：“上不向天子禀告受命，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所以不记载即位。”
谳说：古代诸侯继承世位，向上必须禀告天子，向内必须继承先君的国家，这是确立正统的大义。隐公即位，过了年改换年号，鲁国使者没有向周王室报告，周王室使者也没有来到鲁国，这是向上没有禀告受命。惠公因为仲子手书的缘故，有心立桓公，这是向内没有继承先君的命令。作为儿子从父亲那里接受，作为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这是确立正统的根本。《易经·渐卦》的彖传说：“以正道前进，可以匡正国家。”隐公的即位，向上没有禀告，向内没有继承，这能说是正道吗？不记载即位，是用王法断绝他。十年没有正统，失去了居正的道理。《春秋》因为他不正，而回归到正道，君臣父子的大伦常就确定了。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程子说：“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盟誓而不守信，就有罪了。诸侯互相结盟，是乱世的事情。”
朱子说：“记载与邾国结盟，就是确立朋友的关系。”
胡氏说：“《春秋》的大义，是以天下为公，讲求诚信和睦。杀牲歃血，向鬼神发誓，这不是所看重的。”
谳说：盟誓防备，是衰世的事情。周朝官制中有司盟的职务，诸侯没有王命而私自结盟，在春秋时代也不足以责备完备了。况且盟誓用来结信，诚信用来推行道义，没听说过结盟后又背叛的。鲁国是春秋的大国，邾国是鲁国的附庸，隐公即位之初，首先与邾国在蔑地结盟。等到结盟之后，反而帮助宋国攻打邾国，诚信在哪里呢？《易经》说：“诚信相交，是用诚信来发扬志向。”结交邻国的道理，不能用诚信待人，急切地歃血、杀牲、亵渎鬼神、触犯刑政，不久又背叛，诚信在哪里呢？《春秋》因为他不正，而回归到正道，朋友的伦常就确定了。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
程子说：“郑伯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没有兄弟的情义，使得共叔段强大，所以导致了他的恶行。”
朱子说：“记载‘郑伯打败共叔段’，就是确立兄弟的关系。”
胡氏说：“用兵，是大事。必须君臣共同谋划然后行动，而专断自决的是郑伯，罪过在郑伯。”
谳说：郑伯强忍而不仁，共叔段顽固而不义，都是名教的罪人。起初，共叔段依仗母亲骄横放纵，庄公担心祸害及身，急于除掉他，却找不到他的罪状。于是给他大邑，养成他的恶行，以至于作乱，然后讨伐他，这样姜氏就不能认为他是儿子，国人不敢参与他的作乱，这是郑伯的心意。唉！弟弟不念上天显赫的德行，不能恭敬兄长，这是共叔段的不义。兄长也不念抚育子女的哀痛，对弟弟极不友爱，这是郑伯的不仁。《易经》说：“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以不义为畏”，说的就是郑国吧？《春秋》特意记载“郑伯”，厌恶他忘记了笃爱的仁德；不记载“弟”，责备他断绝了友恭的道义，因为他不正而回归到正道，兄弟的大伦常就确定了。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赗礼。
程子说：“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所以应当先端正。”惠公的仲子是妾，用夫人的礼仪赗送别人的妾，是乱伦的极致。
朱子说：“记载仲子，区分嫡妾，就是确立夫妇的关系。”又说：“送赗礼到鲁国，古人却不避讳死亡。”
胡氏说：“周朝的公卿，记载官职贬称而直呼其名，以显示宰咺不是真正的冢宰。”谳说：周礼称天王，见于《周官》；《春秋》记载天王，出于特笔。效法天的称号，尊贵到了极点。周朝是礼法的源头，冢宰是礼法的表率，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易经·家人卦》的彖传说：“女子正位于内，男子正位于外，男女端正，是天地的重大意义。”惠公把仲子当作夫人，乱了嫡妾的分别，亵渎先王的礼仪，这难道是礼的正道吗？周朝不能端正它的法度，反而派使者来送赗礼，宰咺作为冢宰，位居六卿之长，不能履正以辅佐君主，反而承受命令来赗送臣妾，这是成全了他的混乱。《春秋》贬称而直呼其名，以显示冢宰失职；直书仲子，以显示惠公不像君主。因为他不正而回归到正道，那么嫡妾的分别就明确了，夫妇的大伦常就确定了。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冬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程子说：“祭伯，是京畿内的诸侯担任王的卿士，不记载来聘问，不认可他的朝见。”朱子说：“祭伯单独记载说‘来’，不认可他的私交。”
胡氏说：“经文对于内臣、朝聘、告丧赴吊，都贬称而不认可，这是端正根本。”谳说：大夫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这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源头。古代聘问，弓矢不出场，束脩的问礼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怀二心。周室衰微，典礼逐渐废弃，京畿内的诸侯得以欺骗上级行私，与邻国交往，何况外诸侯呢？现在祭伯来到鲁国，上不记载派遣，就不是王命；下不说是聘问，就不是王事。《春秋》直书“来”，以端正臣下私自交往的过失。这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意思。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子曰：「书入入其国也，侵人之境，固为暴乱，况入人之国乎？」
胡氏曰：「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国都；以义言之，入者，逆而不顺。莒称人，小国也。」
谳曰：莒以蕞尔之国，入春秋之初，挠败王畧，无所不至。未有书入人之国，而莒兴入向之师；未有取外人之邑，而莒取牟娄之地；未有外人抗盟于内，而莒人及公盟于浮来；未有外人专盟，而莒纪专盟于宻。天讨不能加，方伯不能正，于以见王纲之陵夷，诸侯之不臣也。至于邦交之际，虽尝奔走防盟，国君无谥，大夫无名，来不书朝，交不书聘，无上下之节，无礼文之容。春秋所以夷之也。书人，书入，其罪明矣。
无骇帅师入极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程子曰：「非命，卿皆书名。以君命来逆夫人也。在鲁，故称女；内女嫁诸侯为夫人，则书逆、书归，明重事也。」胡氏曰：「入春秋之始，名宰咺归▯，以讯乱法；书裂繻逆女，以志变常。众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礼明矣。」谳曰：「夫妇，人伦之本；亲迎，大昏之本。正始之道，不可不谨也。」春秋之例：天子曰逆王后，诸侯曰逆女，大夫曰逆某姬。命名不同者，尊卑之词也。古者男子以氏配名，妇人以氏配姓。女子许嫁，笄而字之，曰伯、曰姬，字姓之谓也。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世子亲迎之诗；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诸侯亲迎之什。亲迎之礼，必亲授受，明而大伦正。使大夫来逆，则非正矣。《易·渐》之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夫妇之始，不以礼合，是将不以礼终也。伯姬见逆于裂繻，不能正其始；见葬于齐侯，不能正其终。春秋谨而书之，正始之礼严矣。
纪子伯莒子盟于宻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衞。
经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事在三月，则书『王三月』也。日食有常度，灾而非异也。星辰陵厯，亦然。」
朱子曰：「日有食之，此则系乎人事之感。盖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外域侵中国，所感如是，则隂盛阳防，而日为之食矣。是以圣人于《春秋》每食必书，诗人亦以为丑也。」
胡氏曰：「日食必书，示后世遇灾而惧之意，阳防隂盛之证也。」
谳曰：日月者，隂阳之精；隂阳者，天地之气。其精形于其上，而为日月；其气运于两间，以生人物者也。故日月运行，隂阳之气亦随之而运行。日者，人君之象，众阳之宗；月者，后妃之象，羣隂之防。人事动乎下，天变应乎上。故日食，修徳；阳明胜而隂慝消；月食，修刑；亢阳消而隂气正。自然之理也。《易·豫之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盖过则不依轨度而致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六，月食不书。当是时，王纲解纽，刑罚不修，妾妇乗其夫，臣下叛其上，正淫隂乗阳之兆，安有亢阳以消隂慝乎？此月食所以不见于经也。是知人君克谨天戒，则有其象而无其应；弗克畏天，则有其象而有其应矣。天人一理，其可诬乎？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子曰：「崩者，上坠之形。四海之内，皆当奔赴。鲁君不往，恶极罪大，不可胜诛。不书而自见也。」
胡氏曰：「平王崩，周人来讣，而隐不往，是无君也。其罪应诛，不书而见矣。」
谳曰：春秋之例，王崩不名，尊无二上也。不书其地，天下皆王土也。平王既崩，周人来讣，隐公奔丧，防▯之礼，不登于册，赙赠至于来求，则其慢可知矣。按礼，天王之丧，诸侯服斩衰，当以所闻先后奔丧。议者谓封疆之守至重，诸侯不得越境修服，国中卿供吊送之礼。如是，则诸侯私盟专伐，越境逾时，不以为难，独难于奔丧，而薄君臣始终存没之义哉？废弃大伦，絶灭天理，不胜诛之罪也。春秋谨而书之，不待贬絶，恶自着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来求▯
程子曰：
译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
程子说：“史书用‘入’字，是进入其国都的意思。侵犯别人的边境，本来就是暴乱行为，何况是进入别人的国都呢？”
胡氏说：“从事理上讲，‘入’是指到达其国都；从道义上讲，‘入’是指违背而不顺从。莒国被称为‘人’，是因为它是小国。”
谳说：莒国凭借那微小的国土，在春秋初期，扰乱败坏王室的法度，无所不为。没有记载过进入别人国都的事，而莒国却发动军队进入向国；没有记载过夺取外邦城邑的事，而莒国却夺取了牟娄之地；没有记载过外邦人在鲁国境内结盟的事，而莒国人却在浮来与鲁公结盟；没有记载过外邦人独自专断结盟的事，而莒国和纪国却在宻地专断结盟。天子的讨伐不能施加，方伯的匡正不能施行，由此可以看出王纲的衰微，诸侯的不臣服。至于邦交方面，虽然曾经奔走于会盟，但国君没有谥号，大夫没有名字，来鲁不记载为朝见，交往不记载为聘问，没有上下的礼节，没有礼仪的仪容。《春秋》因此视莒国为夷狄。书写“人”字，书写“入”字，其罪过就明显了。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程子说：“不是国君亲自迎娶，卿大夫都书写名字。这是奉国君之命来迎娶夫人。在鲁国，所以称‘女’；国内女子嫁给诸侯成为夫人，就书写‘迎’、书写‘归’，表明这是重大的事情。”胡氏说：“在春秋初期，记载宰咺归唁，以讯问扰乱法度；记载裂繻迎女，以记录违背常礼。众妾的名分确定了，大婚的礼仪明确了。”谳说：“夫妇是人伦的根本；亲迎是大婚的根本。端正开端的道理，不可不谨慎。”《春秋》的体例：天子迎娶王后，诸侯迎娶女子，大夫迎娶某姬。命名不同，是尊卑的措辞。古代男子用氏配合名，女子用氏配合姓。女子许配后，加笄并取字，称为伯、称为姬，这是字和姓的含义。确定吉兆，在渭水亲迎，这是世子亲迎的诗篇；韩侯在蹶之里迎娶，这是诸侯亲迎的诗篇。亲迎的礼仪，必须亲自交接，使大伦正明。如果派大夫来迎娶，就不正当了。《易经·渐卦》的彖辞说：“渐卦的进取，女子出嫁是吉利的。以正道进取，可以端正邦国。”夫妇的开始，如果不以礼结合，就将不以礼结束。伯姬被裂繻迎娶，不能端正其开端；被齐侯安葬，不能端正其结局。《春秋》谨慎地记载，端正开端的礼仪就严厉了。
纪子伯与莒子在宻地结盟。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郑国人攻打卫国。
经文三年。
春季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程子说：“月，是王历的月份。事情发生在二月，就书写‘王二月’；事情发生在三月，就书写‘王三月’。日食有固定的规律，是灾害而不是怪异。星辰凌犯历数，也是如此。”
朱子说：“发生日食，这关系到人事的感应。大概是臣子背离君父，妾妇乘势凌驾丈夫，小人凌驾君子，外族侵扰中国，感应如此，就导致阴盛阳衰，从而发生日食。因此圣人在《春秋》中每次日食都记载，诗人也认为这是丑事。”
胡氏说：“日食必须记载，以示后世遇到灾害而恐惧的意思，这是阳衰阴盛的证据。”
谳说：日月是阴阳的精华；阴阳是天地的元气。其精华显现在天上，成为日月；其元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以化生万物。所以日月运行，阴阳之气也随之运行。太阳是人君的象，众阳的宗主；月亮是后妃的象，群阴的统领。人事在下面发动，天象在上面感应。所以日食，要修养德行；阳明战胜而阴邪消解；月食，要修养刑罚；亢阳消解而阴气端正。这是自然的道理。《易经·豫卦》的彖辞说：天地顺动，所以日月不逾越。大概逾越就不依循轨度而导致灾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月食不记载。当时，王纲解纽，刑罚不修，妾妇凌驾丈夫，臣下背叛君主，正是阴邪乘阳的征兆，哪有亢阳来消解阴邪呢？这就是月食不见于经文的原因。由此可知人君若能谨慎对待天戒，就有其象而无其应；不能敬畏上天，就有其象而有其应。天人一理，岂可欺骗？
三月庚戌日，天王驾崩。
程子说：“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四海之内，都应当奔赴吊唁。鲁君不去，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书写而自见。”
胡氏说：“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去，这是无君的行为。其罪应诛，不书写而可见。”
谳说：《春秋》的体例，天王驾崩不写名字，因为尊贵没有第二个。不书写地点，因为天下都是王土。平王驾崩后，周人来报丧，隐公奔丧，防〇的礼仪，不登于册，赙赠直到来请求，那么其怠慢就可知了。按照礼制，天王的丧事，诸侯服斩衰，应当根据听到的先后奔赴吊唁。议论的人说封疆的守卫至重，诸侯不得越境修服，国内卿大夫供吊送之礼。如果是这样，那么诸侯私盟专伐，越境逾时，不以为难，唯独难于奔丧，而轻视君臣始终存没的道义吗？废弃大伦，灭绝天理，是不可胜诛的罪过。《春秋》谨慎地记载，不待贬绝，恶行自著。
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〇。
程子说：
朱子曰：「武氏子来，求▯者，世爵可知。归死曰▯，归生曰赙。归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胡氏曰：「武氏天子大夫，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非王命也。夫▯以货财生者，需索也。君取臣，不言求，而曰求赙、求车、求金，皆着天王之失道也。」
谳曰：「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王土、王臣，物皆王，有何至于下求苞茅不入，齐师得以奉辞？赙赠不供，鲁君宁逃其罪？求者在下之辞，未必其得之义也。昔孔子正取假之名于季氏，曰：『君取于臣，则谓之取。』名虽虚，器治乱之本系焉。上求于下，则非正矣。《易·随》六三：『随有求，利居贞。』程氏曰：『随之有求而得，然非正应，故有不正之嫌。』《春秋》书「武氏子」以见王朝使人之不正，书「来求赙」以见鲁之不臣。不书「取」而书「求」，鲁君何所逃罪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子曰：「吉凶庆吊，讲信修睦，邻国之常礼，人情所当然。诸侯之卒与国之大故来告，则书。」
朱子曰：「鲁君书薨，外诸侯书卒。薨者，臣子之辞；以卒为贬，恐未必然。」
胡氏曰：「凡诸侯卒，皆存而不削，交邻国、待诸侯之义，见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谨则书日，慢则书时。或名，或不名者，何？防盟则名于聘载书，问则名于简牍，无所证者，虽告丧，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
谳曰：诸侯曰薨，大夫曰卒，生不书名，死则名之，礼之常也。诸侯生则称侯，死则称公，列国书卒，鲁独书薨，此圣人内鲁之词，亲亲之义也。宋公作賔王家，统承先祀，非列国之比，《春秋》生死称公，尊尊之义也。诸侯或名或不名者，同盟则名，载简书；朝防则名，于要约；聘告则名，于简牍。故于卒赴可知。或日，或不日，谨则书日，慢则书时，以见当时诸侯防礼之厚薄也。其防防矣。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癸未▯宋穆公
程子曰：「诸侯告丧，鲁往防塟，则书。春秋之时，皆不请而私谥。私谥所以罪其臣。」
朱子曰：「名者，诸侯之邦交，告终易代，则有吊恤之礼。春秋时，以国势之强弱，私情之踈宻，而为之礼。有卒名而防▯，故有卒而不防塟者。」
胡氏曰：「外诸侯塟，其事或因鲁防，而书其义，则圣人或存或削，春秋之法也。」
谳曰：古者谥以表行，美恶惟公，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茍非其徳而加谥焉，可谓孝乎？凡为人臣者，未尝不欲其君之显；为人子者，未尝不欲其父之荣。此臣子之常情。然先王之制，尊卑有序，正名定谥，礼法有常。人子以其非礼加于君亲，不可谓之孝。《春秋》诸君世本侯爵塟，则书公；圣人存而弗削，以正其僣爵私谥之失。讨贼避号讳辱之事，《春秋》削之，以正其忘仇没耻之罪。于宋则书公，尊尊之义也。其义防矣。
经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
程子曰：「春秋之初，弑君不称公子、公孙，盖身为大恶，自絶于先君矣，岂复得为先君子孙也？古者公族，刑死则无服，况弑逆乎！」
朱子曰：「诗击鼓，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旧説以此为春秋隐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时，宋衞陈蔡伐郑之事，恐或然也。
胡氏曰：「此衞公子州吁也。削其属籍，特以国氏者，罪庄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预闻政事，主兵权而当国也。」
谳曰：「臣子之事君父，天理切于人心。一念之或欺，一事之勿尽，若不能安其身，此忠孝之至情也。」《春秋》时皆反此道。州吁以弟弑兄，以臣弑君，恶之大者也。天理所不容，人伦之大变。凡民防不憝，不待敎而诛也。天王不施残执之刑，邻国不闻沐浴之请，方且四国连衡以定其位，是相率为禽兽之行也。圣人奉天讨以用刑，因大义以正法，削其属籍以着其罪，斥书其名以诛其心。此《春秋》所以作。《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所以惧。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
秋，翚帅
译朱子说：“武氏子前来，请求赙赠，由此可知他是世袭的爵位。送死者叫赙，送生者叫赙。给予赙赠是合乎正道的，索取赙赠则是不合乎正道的。”
胡氏说：“武氏是天子的臣属，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天子居丧尚未正式即位，这不是王命。赙赠本是用财物来帮助生者的，索取赙赠就是贪求。君主向臣下索取，不称为‘求’，而说求赙、求车、求金，都彰显了天王的失道。”
谳说：“每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天子的土地、天子的臣民，万物都属于天子，哪里至于下到诸侯索取苞茅不缴纳，齐国军队就能奉辞讨伐？赙赠不供给，鲁君难道能逃避罪责吗？‘求’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言辞，未必符合其得到的道义。从前孔子在季氏那里纠正‘取’和‘假’的名称，说：‘君主向臣下索取，就称为取。’名称虽然虚设，但治理与混乱的根本系于其中。上位者向下位者索取，就是不正。《易经·随卦》六三爻辞说：‘随有求，利居贞。’程氏说：‘随着有所求而得到，然而不是正应，所以有不正的嫌疑。’《春秋》记载‘武氏子’来显示周朝使者的不正，记载‘来求赙’来显示鲁国的不臣。不记载‘取’而记载‘求’，鲁君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程子说：“吉凶庆吊，讲求信用、修好和睦，是邻国的常礼，也是人情所应当做的。诸侯去世以及国家的大变故前来告知，就记载。”
朱子说：“鲁君去世记载为‘薨’，外国诸侯去世记载为‘卒’。‘薨’是臣子的言辞；用‘卒’作为贬低，恐怕不一定如此。”
胡氏说：“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而不删削，与邻国交往、对待诸侯的道义，由此可见。去世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谨慎就记载日期，怠慢就记载时节。有时记载名字，有时不记载名字，为什么呢？参加盟会就在聘问的文书上记载名字，慰问就在简牍上记载名字，没有凭证的，即使告知丧事，他的名字也无法得知。”
谳说：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活着不记载名字，死了就记载名字，这是礼的常规。诸侯活着称为侯，死了称为公，各国记载为‘卒’，唯独鲁国记载为‘薨’，这是圣人亲近鲁国的言辞，体现亲亲的道义。宋公在王室作宾，继承先王的祭祀，与各国不同，《春秋》生死都称为公，体现尊尊的道义。诸侯有时记载名字有时不记载名字，参加盟会就记载名字，载入简册；朝见防盟就记载名字，在契约中；聘问告知就记载名字，在简牍上。所以在去世告知时可以得知。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谨慎就记载日期，怠慢就记载时节，以此显示当时诸侯防礼的厚薄。其防礼之理深远啊。
冬天，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程子说：“诸侯告知丧事，鲁国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春秋时期，都不请示而私自定谥号。私自定谥号是为了惩罚其臣下。”
朱子说：“名字，是诸侯之间的邦交，告终易代，就有吊唁抚恤的礼节。春秋时期，根据国势的强弱、私情的疏密来制定礼节。有去世记载名字而参加葬礼的，所以有去世而不参加葬礼的。”
胡氏说：“外国诸侯的葬礼，其事或许因为鲁国参加葬礼而记载，其义则圣人有时保留有时删削，这是春秋的法则。”
谳说：古代用谥号来表彰行为，美恶只有公正，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如果不符合其德行而加上谥号，可以称为孝吗？凡是做臣子的，没有不希望其君主显赫的；做儿子的，没有不希望其父亲荣耀的。这是臣子的常情。然而先王的制度，尊卑有序，正名定谥，礼法有常。人子用非礼的方式加于君亲，不能称为孝。《春秋》中各位君主世代本是侯爵，葬礼就记载为公；圣人保留而不删削，以纠正其僭越爵位、私自定谥的过失。讨贼避号讳辱的事情，《春秋》删削它，以纠正其忘记仇恨、埋没耻辱的罪过。对于宋国就记载为公，体现尊尊的道义。其防礼之理深远啊。
经四年
春天，周王二月，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君主完。
程子说：“春秋初期，弑君不称公子、公孙，大概是因为身为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哪里还能算是先君的子孙呢？古代公族，受刑而死就没有丧服，何况是弑逆呢！”
朱子说：“《诗经·击鼓》：‘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旧说认为这是春秋隐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时，宋、卫、陈、蔡攻打郑国之事，恐怕可能是这样。”
胡氏说：“这是卫国公子州吁。削去他的属籍，特意以国氏称呼他，是为了惩罚庄公不以对待公子的道义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主持兵权而当国。”
谳说：“臣子侍奉君父，天理切于人心。一念之间若有欺骗，一事之中若有不尽，就不能安身，这是忠孝的至情。”春秋时期都违背了这个道理。州吁以弟弟杀害兄长，以臣子杀害君主，是极大的恶行。天理所不容，人伦的大变。凡是百姓无不痛恨，不待教化就应诛杀。天王不施加残执之刑，邻国不闻沐浴之请，反而四国连横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相率做禽兽的行为。圣人奉行天讨以用刑，因大义以正法，削去他的属籍以彰显其罪，斥书其名以诛杀其心。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春秋》作，乱臣贼子因此畏惧。
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秋天，翚率领
师，防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
程子曰：「衞州吁弑其君，天下所当诛也。乃与修好，而同伐人，其恶甚矣。」
译鲁庄公率军，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程子说：“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是天下人都应当讨伐的。鲁国却与他修好，并一同攻打别人，这罪恶太深重了。”
朱子曰：「且如翚帅师，挟卒无骇之类，未赐族。到庄以后，却不待赐而诸侯自受之矣。」
胡氏曰：「宋殇不恤衞，有弑君之难，欲定州吁，而从其邪説，故以宋公为首。」
谳曰：四国党恶，以伐郑，是谓暴兵。隐公辞宋而弗从，是为义事。翚以不义，固请而行，防伐无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贼。无君之心，已着于此，甚矣州吁之奸也。宋殇忌冯在郑，是以伐郑以説宋。衞桓、陈之所自出，虑其不从，也是以睦陈以求宠。羽父强君以崇奸，州吁同恶以相济。迹虽未着，其兆已萌。钟巫之祸既形，是岂一朝一夕之故？易坤初六之象曰：「履霜坚氷，隂始凝也。」程氏曰：「隂始凝而为霜，盖其始虽甚防，不可使之长也。」隐公不能谨之于始，以及于祸。春秋削其公子同于州吁之恶，再序四国之师，着其党逆之罪。圣人之情见矣，讨贼之义明矣。
九月衞人杀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晋
程子曰：「衞人逆公子于邢而立之，书曰：『衞人立晋』，衞人立之也。诸侯之立，既不受命于天子，犹当受命于先君也。」
朱子曰：「衞人者，众辞也；立者，不当立也。」
胡氏曰：人众辞，特书曰「立」，所以着其擅置其君之罪；于晋絶其公子，所以明其专有国之非。
谳曰：「王者受天命而君天下，诸侯受王命而君一国。非王命而立君，岂居正之义乎？衞人执州吁而杀之，迎公子晋而立之。是废立之权出于臣下，上无所禀，内无所承。国人既得以立之，亦得而废之，是以乱易乱也。律以大法，公子不当私有国，国人不得擅置君，皆为失义。《春秋》不书公子，责私有其位之失；书立不宜立，正衞人擅立之罪。以此垂法，君臣之大义明矣。」
经五年
春公矢鱼于棠
夏四月塟衞桓公
秋衞师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程子曰：「诸侯无再娶，仲子不得为夫人，故别宫以祀之。圣人之意，言初献，则知前此用八佾也。」
朱子曰：「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也。」
胡氏曰：「干羽，乐舞之揔名。羽以象文徳，干以象武功。妇人无武事，故不言干。考者，室始成而祀也。」
谳曰：鲁用天子之乐，报徳于周公，不可用于羣公之庙。防从六羽之数，可配鲁之祖考，不可用于仲子之宫。惠公以孟子为夫人，仲子乃惠公之爱妾。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受祀之所。桓公未立，预为其母考宫。隐公启其乱矣。先王制礼作乐，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未闻用于妾母之庙也。末流之▯，甚至陪臣之防，傲然舞八佾于庭，其亦始之不谨者乎？《春秋》书「考仲子之宫」，则「考」者不宜考也。变文曰「初献」，则「初」者谨其失礼之始，「献」者不宜献也。一字褒贬，其义深矣。
邾人郑人伐宋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郑，围长葛。
经六年
春郑人来输平
程子曰：「国君轻变其平，反复可罪，非君国之道。」朱子曰：「郑人来输平，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输平，变旧盟以从新好也。」
胡氏曰：「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人曷为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觧怨释仇，离宋鲁之党也。」
谳曰：先王疆理之制，修睦以蕃王室，是以义为利也。郑人来平于鲁，输纳以求其成，是以利为义也。郑入春秋以来，日争寻常，以尽其民。今者解怨释仇，求成于鲁，和而不盟，固可为美；以利相结，则非义矣。自是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归，鲁之祊鲁防郑伐宋，以取其郜防之二邑，夺攘之祸起，修睦之义冺矣。春秋书「来输平」，正其义不谋其利也。
夏五月辛酉公防齐侯盟于艾
秋七月
程子曰：「无事，书首月，天时，王月偹，而后成嵗也。」胡氏曰：「时，天时也；月，王月也。书时，又书月，见天人之理合也。」
谳曰：易曰「乾元亨利贞，天之徳也」。故四徳备而成干，四时具而成嵗。秋，天时也；月，王月也。天之用，莫大于隂阳惨舒之义也。王之政，莫大于赏罚威福之柄也。
译朱子说：“比如翚率领军队，挟持无骇的卒队这类事情，当时还没有赐予族权。到了庄公以后，却不再等待赐予，诸侯就自己接受了。”
胡氏说：“宋殇公不体恤卫国，发生了弑君的祸难，想要安定州吁，却听从了他的邪说，所以以宋公为首领。”
谳说：四个国家结党作恶，去攻打郑国，这叫暴虐的军队。隐公推辞宋国的请求而不跟随，这是合乎道义的事。翚因为不义，坚持请求而行事，防备攻打无罪的邦国，想要安定弑君的贼人。无君之心，已经在这里显露出来，州吁的奸诈真是厉害啊。宋殇公忌恨冯在郑国，所以攻打郑国来取悦宋国。卫国桓公、陈国是郑国的祖先，担心他们不跟随，所以亲近陈国来求得宠幸。羽父强迫君主来推崇奸邪，州吁同恶相济。迹象虽然还没有显露，但征兆已经萌芽。钟巫的祸难既然已经形成，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易经》坤卦初六的象辞说：“踩到霜就知道冰将坚硬，阴气开始凝结了。”程氏说：“阴气开始凝结而成霜，大概它的开始虽然很轻微，不可以让它滋长。”隐公不能在开始时谨慎，以至于招致祸患。《春秋》削去公子与州吁同恶的记载，再次叙述四国的军队，彰显他们结党叛逆的罪过。圣人的心意显现了，讨伐贼人的大义明确了。
九月，卫国人杀死州吁于濮地。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程子说：“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并拥立他，史书记载说：‘卫国人拥立晋’，是卫国人拥立他。诸侯拥立新君，既然不接受天子的命令，还应当接受先君的命令。”
朱子说：“‘卫国人’是众人的说法；‘立’，是不应当拥立的意思。”
胡氏说：“‘人’是众人的说法，特意记载说‘立’，是为了彰显他们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过；对于晋绝去‘公子’的称呼，是为了明确他专有国家的错误。”
谳说：“王者承受天命而统治天下，诸侯承受王命而统治一国。没有王命而拥立国君，哪里符合居正的道义呢？卫国人抓住州吁并杀了他，迎接公子晋并拥立他。这是废立的大权出于臣下，对上无所禀告，对内无所继承。国人既然可以拥立他，也可以废黜他，这是以混乱代替混乱。按照大法，公子不应当私有国家，国人不得擅自拥立国君，都失去了道义。《春秋》不记载‘公子’，是责备他私有其位的过失；记载‘立’不应当拥立的人，是纠正卫国人擅自拥立的罪过。以此垂示法则，君臣的大义就明确了。”
经文五年
春季，鲁公在棠地射鱼。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秋季，卫军进入郕国。
九月，为仲子修筑宫庙，初次献舞六佾。
程子说：“诸侯没有再娶的，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所以另建宫庙来祭祀她。圣人的意思，说‘初次献舞’，就知道此前是用八佾了。”
朱子说：“考仲子之宫，是另外建立庙宇。”
胡氏说：“干羽，是乐舞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武事，所以不说干。‘考’，是宫室刚建成而祭祀。”
谳说：鲁国使用天子的乐舞，报答周公的恩德，不可以用于群公的庙宇。即使从六佾的数量来看，可以配享鲁国的祖考，也不可以用于仲子的宫庙。惠公以孟子为夫人，仲子只是惠公的爱妾。孟子进入惠公的庙宇，仲子没有受祀的地方。桓公尚未即位，就预先为其母亲修筑宫庙。隐公开启了祸乱的端绪。先王制定礼乐，隆重地献给上帝，以配享祖考，没听说过用于妾母的庙宇的。末流的弊端，甚至发展到陪臣的家臣，傲慢地在庭院中舞八佾，这也是开始不谨慎的缘故吧？《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那么“考”是不应当考的。改文说“初献”，那么“初”是谨慎其失礼的开始，“献”是不应当献的。一字褒贬，其意义深远啊。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经文六年
春季，郑人来求和。
程子说：“国君轻易改变其和平，反复无常可罪，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朱子说：“郑人来求和，是变化。大概鲁国先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求和，改变旧盟以追随新好。”
胡氏说：“‘输’，是纳；‘平’，是成。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纳成？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鲁的党羽。”
谳说：先王疆域的体制，修睦以藩屏王室，是以义为利。郑人来鲁国求和，输纳以求其成，是以利为义。郑国进入春秋以来，日日争夺寻常之地，耗尽民力。现在解怨释仇，向鲁国求和，和睦而不结盟，固然可以认为是美事；以利相结，则不符合道义了。从此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归，鲁国的祊地防备郑国攻打宋国，以夺取其郜、防二邑，夺攘的祸患兴起，修睦的道义泯灭了。《春秋》记载“来输平”，是正其义而不谋其利。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公在艾地会见齐侯并结盟。
秋季七月
程子说：“无事，记载首月，天时、王月具备，而后成岁。”胡氏说：“时，是天时；月，是王月。记载时，又记载月，见天人之理合一。”
谳说：《易经》说“乾元亨利贞，是天之德”。所以四德具备而成乾，四时具备而成岁。秋，是天时；月，是王月。天的作用，没有比阴阳惨舒之义更大的了。王的政令，没有比赏罚威福之柄更大的了。
天时备，则嵗功成；王道存，则人纪立。春秋之时，王政不行，天理亦防乎熄矣。圣人奉天讨以用刑，因人事以立法。首时虽无事，过则必书，所以成嵗功而示天之赏罚也。春秋所以扶天理，立人极，其义防矣。
译天时完备，那么一年的农事就能成功；王道存在，那么人伦纲纪就能确立。在春秋时期，王政不能施行，天理也几乎熄灭了。圣人奉行天意来讨伐罪人并施用刑罚，依据人事来制定法律。首时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但有过失就一定会记载，这是为了成就一年的农事功绩并显示上天的赏罚。《春秋》用来扶持天理，确立人伦的最高准则，它的意义深远啊。
冬宋人取长葛
程子曰：「宋之围长葛，嵗且周矣。虐民无道之甚，宋之强取，不可胜诛矣。」
朱子曰：「围其邑而取之，宋之罪着矣。」
胡氏曰：「宋之恃强，围邑久，役大众，取非所有，其罪着矣。」
谳曰：宋围郑邑，取非所有，始惑州吁之邪説，搂诸侯以伐之，围城之师，经年不解，其役久矣，其民残矣。夫郑之土地，受之先王，传之先祖，子孙世守，为可继也。宋恃强而夺之，以快报复之志，王朝不能问其罪，列国不能正其非，不善之积，至于见弑，祸亦惨矣。春秋书围长葛于前，以着残民毒众之罪；书取长葛于后，正其擅兵强夺之诛。诛乱禁暴，其法严矣。
经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滕侯卒
夏城中丘
程子曰：「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创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时，非人君之心也。」
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书其所兴作，见劳民为重事也。」
谳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善政当爱民力，勿夺其时。隐公役不时之民，兴无穷之役，岂养民之道哉？《易·頥》之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程氏曰：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春秋》凡用民力不以其时之得失，功之缓急，必谨而书之，见劳民为重事也。虽时合义，犹且书之，况使之不以时乎？凡书“城”者，皆讥之，务本之道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程子曰：「凡不称公子而称弟者，或责失兄弟之义，或罪其以弟之爱而宠任之过也。」
胡氏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称公子，贬也。」
谳曰：诸侯邦交之聘，大夫卿士之职，所以将命而通好也。有其位则任其职，无其位而任其职，可乎？齐侯受先王之土疆，承先君之爵位。弟果贤，则进之；不贤，则退之。使无位之人结邻国之好，以私废公，政由是败矣。自是宠爱之私，施及于子，礼秩如适，遂成齐乱。春秋于年来聘变文书，弟以正齐侯溺爱不明之失，为后世使非其人之戒。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归。
程子曰：「天王之使，道由于衞，而戎得以众伐之，衞不能救，其罪可知。」
胡氏曰：「国而曰伐，此一人曰伐，见其以徒众也。于楚邱者，罪衞不救；王臣之难，以归者，罪凡伯失节，不能死于位也。」
谳曰：「凡伯奉王命以聘鲁，戎伐之于楚邱，衞君无救援之忠，凡伯有失节之辱。是则王政之不行，由诸侯之不臣也。而况非类之异心乎？」《易》曰：「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谓当严戒偹之道也。今凡伯过賔于衞，而戎伐之，衞失戒备之罪明矣。《春秋》书「楚邱」者，正衞不救王臣之罪；以归者，责凡伯不能死节之非也。
经八年
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
程子曰：「鲁有朝宿之地，在王畿之内，曰许；郑有朝宿之邑，近于鲁，曰祊。宛来归祊，始以祊归鲁。夫朝宿之邑，先祖受之先王，可相易耶？郑来归而鲁受之，其罪均矣。」
朱子曰：「入者，内弗受也；义不可而入也。」
胡氏曰：其言「我入祊」，祊非我有，入者不顺之辞。谳曰：先王锡土以报功，鲁、郑利私而易地，自输平之。有请欲易许以归祊，朝宿近于王畿，汤沐隣于方岳，受之先王，传之先祖，后世子孙世守而弗失也。私相贸易，惟利是从，是以先王廵狩之礼不复修，诸侯朝觐之礼不复举，无君无亲，此小人之无忌惮也。《春秋》书「宛来归祊」，归者义不当归而归，罪在郑也。书「我入祊」者，义不可入而入，责在鲁也。书日谨之」，其义明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衞侯盟于瓦屋。
程子曰宋为主盟与郑絶也
胡氏曰：「春秋革薄，从忠参盟，书日谨其始也。」
谳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防，而民始疑。徳既下衰，屡盟屡畔，诅烦约乱，交质兴焉。至是倾危俗成，参盟始矣。自入春秋以来，二国交盟，犹之可也。今三国连衡合党，
译冬天，宋国人攻取了长葛。
程子说：“宋国包围长葛，时间将近一年了。残害百姓、违背道义到了极点，宋国凭借强力夺取，其罪过不可胜数。”
朱子说：“包围别人的城邑并夺取它，宋国的罪过昭著了。”
胡氏说：“宋国倚仗强盛，包围城邑时间长久，役使大量民众，夺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其罪过昭著了。”
谳曰：宋国包围郑国的城邑，夺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起初被州吁的邪说所迷惑，纠集诸侯去攻打郑国，包围城邑的军队，经年不解散，劳役时间太久了，百姓受害太深了。郑国的土地，是先王赐予的，由先祖传承下来，子孙世代守护，是可以继承的。宋国倚仗强盛而夺取它，以逞快报复的志向，周王室不能追究它的罪责，各国不能纠正它的错误，不善的积累，以至于被弑杀，祸患也太惨烈了。《春秋》在前面记载包围长葛，以彰显残害百姓、毒害民众的罪过；在后面记载夺取长葛，以正其擅自用兵、强力夺取的诛罚。诛讨叛乱、禁止暴行，其法度是严厉的。
《春秋》经文七年
春天，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滕侯去世。
夏天，修筑城中丘。
程子说：“凡是记载‘城’的，都是修缮旧有的；记载‘筑’的，才是新建。修筑城中丘，役使百姓不按时令，这不是人君应有的心意。”
胡氏说：“《春秋》凡是使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可见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
谳曰：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好的政治应当爱惜民力，不要耽误农时。隐公役使不按时令的百姓，兴办无休止的工程，这难道是养育百姓的道理吗？《易经·颐卦》的彖辞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以及万民。程氏说：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春秋》凡是使用民力不按时令的得失，工程的缓急，必定谨慎地记载，可见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即使时令合适、合乎道义，尚且要记载，何况是不按时令役使百姓呢？凡是记载“城”的，都是讥讽，这是务求根本的道理。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程子说：“凡是不称‘公子’而称‘弟’的，或者是责备他失去了兄弟的道义，或者是罪责他因为弟弟的宠爱而过分宠信任用。”
胡氏说：“兄弟是先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低。”
谳曰：诸侯邦交之间的聘问，是大夫卿士的职责，用来传达命令、沟通友好。有其职位就承担其职责，没有其职位却承担其职责，可以吗？齐侯承受先王的疆土，继承先君的爵位。弟弟如果贤能，就提拔他；不贤能，就退免他。让没有职位的人结交邻国的友好，因私废公，政治因此败坏了。从此宠爱的私情，施及于儿子，礼制秩序如同嫡庶不分，于是造成了齐国的动乱。《春秋》在年来聘问时改变文辞，称“弟”，以纠正齐侯溺爱不明的过失，作为后世任用非其人的警戒。
秋天，鲁公攻打邾国。
冬天，周王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邱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
程子说：“周天子的使者，道路经过卫国，而戎人得以聚集众人攻打他，卫国不能救援，其罪过可知。”
胡氏说：“国家而说‘伐’，这里一个人说‘伐’，可见他是带着徒众。在楚邱，是罪责卫国不救援；周王臣子的灾难，‘以归’，是罪责凡伯失节，不能在职位上殉死。”
谳曰：“凡伯奉周王命令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邱攻打他，卫国国君没有救援的忠诚，凡伯有失节的耻辱。这就是周王政令不能施行，是由于诸侯不臣服。更何况是异族异心的人呢？”《易经》说：“警惕呼号，深夜有戎人入侵，不要忧虑。”说的是应当严加戒备的道理。现在凡伯路过卫国做客，而戎人攻打他，卫国失去戒备的罪过明显了。《春秋》记载“楚邱”，是正卫不救援周王臣子的罪过；“以归”，是责备凡伯不能守节殉死的错误。
《春秋》经文八年
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程子说：“鲁国有朝见住宿的地方，在王畿之内，叫许；郑国有朝见住宿的城邑，靠近鲁国，叫祊。宛来归还祊地，开始把祊地归还给鲁国。那朝见住宿的城邑，是先祖从先王那里接受的，可以互相交换吗？郑国来归还而鲁国接受，他们的罪过是相等的。”
朱子说：“‘入’，是内部不接纳；道义上不可以进入。”
胡氏说：他说“我国进入祊地”，祊地不是我国所有，“入”是不顺当的言辞。
谳曰：先王赐予土地以报答功劳，鲁国、郑国为了私利而交换土地，自取平定。有请愿交换许地以归还祊地的，朝见住宿的地方靠近王畿，汤沐邑邻近方岳，是从先王那里接受的，由先祖传承下来，后世子孙世代守护而不丢失。私下互相贸易，只听从私利，因此先王巡狩的礼制不再修习，诸侯朝觐的礼制不再举行，无君无亲，这是小人无所顾忌的表现。《春秋》记载“宛来归还祊地”，“归”是道义上不应当归还却归还，罪在郑国。记载“我国进入祊地”，是道义上不可以进入却进入，责在鲁国。记载日期以示谨慎，其意义明显了。
夏天，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辛亥日，宿男去世。
秋天，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程子说：宋国作为主盟，是与郑国断绝关系。
胡氏说：“《春秋》变革薄俗，推崇忠诚，参与盟会，记载日期以示谨慎其开始。”
谳曰：“殷人作誓，百姓开始背叛；周人作防，百姓开始怀疑。道德既已衰微，屡次结盟屡次背叛，诅咒烦多约定混乱，交换人质兴起了。到了这时，倾危的风俗形成，参与盟会开始了。自从进入春秋以来，两国交盟，还可以。现在三国连横合党，
驯致列国同盟，其兆始于此矣。前此防盟各于其境，今盟瓦屋，在于王畿。驯致翟泉抗盟，其端亦始于此矣。春秋端本澄源，参盟书日，谨其始也。」
译逐渐导致诸侯各国结盟，其征兆便从这里开始了。在此之前，诸侯各自在境内结盟，如今在瓦屋结盟，却位于王室领地之内。逐渐导致翟泉抗盟，其开端也由此开始了。《春秋》追溯根本、澄清源头，在记载盟会时注明日期，是为了谨慎对待事情的开端。
八月，塟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螟。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经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程子曰：「周礼大行人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春秋诸侯不修臣职，王法所当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见荅，失道甚矣。」
胡氏曰：「如隐公者，贬爵削地可也，刑则不举。遣使聘焉，其斯以为正乎？」
谳曰：诸侯上朝于天子，王臣下聘于诸侯，所以达上下之情，明君臣之义也。隐公即位九年，于此朝王之礼不见于经，贬削之刑弗加，修聘之使反至，王灵不振，其若是乎？于以见王之不王，而臣之不臣也。考《春秋》之世，天王八聘于鲁，鲁公一如京师，不过因防伐秦，而非特修朝礼于王也。鲁为懿亲、秉礼之国，怠慢若此，其他强侯大邦，槩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诸侯出乎？诸侯之不臣如此，征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春秋》谨而书之，不待贬絶，恶自着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挟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防齐侯于防
经十年
春王二月，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程子曰：「于防伐宋，于中丘为师期也。」
朱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盗也
胡氏曰：「内大恶，其辞婉；小恶，直书而不隐。故取郜、取防，直书不隐也。」
谳曰：「鲁隐春秋之初，宋、郑初无深隙，始自子冯之怨，累兴报复之师，狐壤之仇，鲁始党宋以伐郑。归祊之后，鲁反党郑，与宋仇日争寻常，残民毒众。公既防齐于防地，翚复先期于中邱。郑则假王命以济其私，鲁则乗败人以为利，贪而弗正，其能久乎？钟巫之祸，形矣。」春秋书名而削氏，正其擅兵防伐之诛；齐、郑贬爵而称人，着其假命行私之罪。内兵书败，书取，虽欲隐之，乌得而隐之？此《春秋》之直笔也。
秋，宋人、衞人入郑。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郑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经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来朝
程子曰：「诸侯虽有相朝之礼，而当时诸侯于天子未尝朝觐，独相率以朝鲁，得为礼乎？」
朱子曰：「滕薛来朝，争长，此一叚湏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见成周盛时，诸侯非特入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诸侯为之。」
胡氏曰：周衰典制大坏，诸侯放恣，无礼义之交，惟强弱之视。滕、薛二君不足言者，又讥旅见也。
谳曰：诸侯邦交之制，则有殷聘世朝之仪。周室既衰，诸侯僣礼，或累往而不答，或来朝而不辞。无礼义之交，惟强弱之视，先王之制亡矣。今滕、薛之于鲁，均为侯爵，同受天子之命，同君国而子民，特大小之职异耳。述职之礼既阙，旅见之礼弗辞，其僣殆有甚焉。公之志亦荒矣。《春秋》直书其事，不待贬絶，恶已着矣。
夏公防郑伯于时来
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薨，不书地，弑也；贼不讨，不书塟，无臣子也。」朱子曰：「鲁公书薨，臣子之辞也。」
胡氏曰：「不书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没其实之忠；不书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隐避其恶之礼；不书塟，示臣子于君父有讨贼复仇之义。」
谳曰：隐公有志于让，弟桓公有志于弑兄，善恶之防判于此矣。惟逊不当逊，启桓之心；辨不早辨，及翚之祸。迹其在位十有一年，纲常之道既沦，何所承而正？位王聘两至而不答，王防来讣而不奔，赙赠有待于求，妾赗何谓而至？易祊易许，以紊王制；伐邾伐宋，以凟神盟。不能察羽父之谗，以致成钟巫之祸。《易》曰：「履霜坚氷，隂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氷也，岂朝夕之故哉？其所由来渐矣。经讳而不书弑，示臣子不忍之情；薨不书地，所以不没其实。贼不讨，则塟不书，无时而终事也。此《春秋》所以作，乱臣贼子所以惧。
春秋谳义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谳义》>
译八月，安葬蔡宣公。九月辛卯日，鲁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发生螟灾。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鲁隐公九年
春季，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程子说：“《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职分，这是王法应当惩治的。不能端正典章刑罚，反而去聘问，而且对方不回应，违背正道太严重了。”
胡氏说：“像隐公这样的人，贬低爵位、削减封地就可以了，刑罚则不施加。派遣使者去聘问，这难道是正当的吗？”
谳曰：诸侯上朝天子，天子大臣下聘诸侯，是为了沟通上下之情，明确君臣之义。隐公即位九年，在这期间朝见天子的礼仪不见于经书，贬削的刑罚没有施加，修聘的使者反而到来，天子的威灵不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由此可以看出天子不像天子，臣子不像臣子。考察《春秋》时代，周天子八次聘问鲁国，鲁公只有一次前往京师，不过是因防地伐秦，并非特意修朝礼于天子。鲁国是王室至亲、秉持礼制的国家，怠慢到这种程度，其他强侯大邦，大概可以知道了。天子不像天子到这种地步，征伐怎能不从诸侯手中产生？诸侯不像臣子到这种地步，征伐怎能不从大夫手中产生？《春秋》谨慎地记载，不必贬斥断绝，罪恶自然显现。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挟去世。
夏季，修筑郎邑城墙。
秋季，七月。
冬季，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鲁隐公十年
春季，周天子二月，鲁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
夏季，翚率领军队在防地会见齐人、郑人，讨伐宋国。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邑。辛巳日，夺取防邑。
程子说：“在防地伐宋，在中丘约定军队会师的日期。”
朱子说：“夺取两邑并占有，这是盗窃行为。”
胡氏说：“内部的大恶，措辞委婉；小恶，直书而不隐瞒。所以夺取郜、夺取防，直书而不隐瞒。”
谳曰：“鲁隐公在春秋初期，宋、郑起初没有深仇大恨，开始于子冯的怨恨，屡次兴起报复的军队，狐壤的仇恨，鲁国开始偏袒宋国讨伐郑国。归还祊地之后，鲁国反而偏袒郑国，与宋国日常争讼，残害百姓毒害民众。隐公既在防地会见齐侯，翚又提前在中丘会师。郑国则假借王命以成就私欲，鲁国则趁人失败以谋取利益，贪婪而不正，能长久吗？钟巫之祸，已经显露了。”《春秋》书写名字而削去氏，正是为了惩罚其擅自出兵征伐的罪行；齐、郑贬低爵位而称人，彰显其假借王命行私的罪过。内部出兵记载失败，记载夺取，即使想隐瞒，怎么能隐瞒呢？这是《春秋》的直笔。
秋季，宋人、卫人进入郑国。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戴国，夺取了它。冬季，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进入郕国。
鲁隐公十一年
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
程子说：“诸侯虽然有互相朝见的礼仪，但当时诸侯对于天子未曾朝觐，唯独相率来朝见鲁国，这算是合乎礼制吗？”
朱子说：“滕、薛来朝见，争夺尊长地位，这一段必须看清官制。滕侯说：‘我是周朝的卜正。’由此可见成周兴盛时，诸侯不仅入朝担任王卿士，连卜正这一官职，也都是诸侯担任。”
胡氏说：周王室衰微，典章制度大坏，诸侯放纵，没有礼义交往，只看强弱。滕、薛二君不值一提，又讥讽他们旅见。
谳曰：诸侯邦交的体制，有殷聘世朝的礼仪。周室既衰，诸侯僭越礼制，有的屡次前往而不回应，有的来朝见而不辞谢。没有礼义交往，只看强弱，先王的制度灭亡了。现在滕、薛对于鲁国，都是侯爵，同受天子任命，同为国君而视民如子，只是大小职位不同罢了。述职的礼仪既缺失，旅见的礼仪不辞谢，其僭越恐怕更严重。隐公的志向也荒废了。《春秋》直书其事，不必贬斥断绝，罪恶已经显现。
夏季，鲁隐公在时来会见郑伯。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程子说：“薨，不记载地点，是被弑杀；贼人不被讨伐，不记载安葬，是没有臣子。”朱子说：“鲁公记载薨，是臣子的言辞。”
胡氏说：“不记载地点，显示臣子对君父有不掩盖事实的忠诚；不记载弑杀，显示臣子对君父有隐避其恶的礼数；不记载安葬，显示臣子对君父有讨贼复仇的道义。”
谳曰：隐公有志于让位，弟弟桓公志在弑兄，善恶的界限在此判明。只因不当逊位而逊位，开启了桓公的心；辨别不早进行，招致了翚的祸患。看在位十一年，纲常之道既已沦丧，凭什么来匡正？天子聘问两次到来而不回应，天子使者来报丧而不奔丧，赙赠有待于请求，妾室的赗赠为何而至？交换祊地交换许地，扰乱王制；讨伐邾国讨伐宋国，亵渎神盟。不能察觉羽父的谗言，以致酿成钟巫之祸。《易经》说：“履霜坚冰，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直到坚冰，难道是朝夕之间的事吗？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经书避讳而不记载弑杀，显示臣子不忍之情；薨不记载地点，所以不掩盖事实。贼人不被讨伐，则不记载安葬，没有终结丧事的时候。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乱臣贼子之所以恐惧的原因。
《春秋谳义》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