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谳义卷四

译军队驻扎在聂北，是因为救援迟缓而获罪。为三国军队作序，赞美他们成就了保存国家免于灭亡的功绩，功劳与过错不能互相掩盖，这是对待霸者的法则。

译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回鲁国。楚国人攻打郑国。八月，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在柽地会盟。

九月，鲁僖公在偃地击败邾国军队。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获莒国国君挐。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姜氏的灵柩安葬于防地，从齐国返回。

程子说：“记载‘从齐国返回’，是为了彰显齐国的恶行。”

胡氏说：“夫人参与弑杀两位国君，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大义已经断绝，不能再进入宗庙了。记载‘逃亡于邾国，死于夷地’，是为了断绝哀姜的哀荣。齐国人将她送回，夫人姜氏的灵柩安葬于防地，从齐国返回，这是讥讽齐桓公。不称她的姓氏，是因为她死在齐国；不除去她的氏，是因为鲁国接受了她的灵柩。”

谳说：“哀姜帷簿不修，参与弑杀两位国君，大义已经断绝，不能进入宗庙。齐国作为宗族之国，受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既然已经依法处置，也就表示断绝关系了。将灵柩送回鲁国，怎么能再配享宗庙，面对群臣呢？既被宗族之国断绝关系，又被丈夫的宗庙断绝关系，鲁国不应当请求，齐国也不应当送回。齐国以大义诛杀她，鲁国以私意请求她，先前断绝关系而后又请求，这是鲁国的过错。起初诛杀她而最终送回她，这是齐国的失误。如果说‘儿子没有仇恨母亲’的道理，对于大义已经断绝的人，难道还能享受小君的礼仪吗？记载‘死于夷地’，是隐去她的恶行而断绝关系；记载‘送回’，是不认可齐国人送回她的灵柩，除去她的姜姓，以显示她被宗族之国断绝关系；不除去她的氏，是罪责僖公接受安葬，讨伐乱臣的法度，《春秋》的严厉由此可见！”

《春秋》僖公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程子说：“齐桓公驱逐狄人而封立卫国，曾经没有向天子请示。”朱子说：“《春秋》的意思是，诸侯不得擅自封立，大夫不得占据土地。”胡氏说：“楚丘，是卫国的城邑，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城墙而封立卫国。不记载桓公，是不认可诸侯擅自封立，以端正王法。”

谳说：“分封建国是天子的事情，救助患难是侯伯的职责，不因为他的功劳而掩盖他的过错。齐桓公封立卫国，使卫国免于灭亡，可以说是救助患难分担灾祸，对中原有功。然而擅自专断大权，难道不冒犯王室的义理吗？《春秋》认可他救助患难，不认可他擅自封立。先前记载‘修筑邢国城墙’，邢国已经自行迁徙，三个国家的军队共同修筑，符合侯伯救助患难的义理；‘修筑楚丘城墙’，齐侯封立卫国，独自专断天子的大权，圣人如果认可他，就是开启后世僭越的开端。纠正他的罪过而贬斥他，就会埋没他的功劳，在这里有不得已的地方，所以改变文辞而隐晦其事。董仲舒说：‘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道理不计算功劳。’齐桓公相反，这就是五霸得罪三王的原因。后来记载‘诸侯修筑缘陵城墙’，那么他擅自专断的罪过就不可逃避，齐桓公的霸业衰怠了。

夏季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的小君哀姜。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亡夏阳。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会盟。

胡氏说：“根据《左传》，在贯地会盟，是安抚江、黄两国。会盟虽然是《春秋》所厌恶的，然而诸侯都在场，只说远方国家，是赞许这次会盟。”

谳说：“荆楚最强盛，江、黄是它的盟国。齐桓公以礼招抚离叛者，江、黄仰慕道义而跟随。既然在贯泽会盟，攻打楚国的计谋就确定了。各国聚集而成为正兵，可以说是制胜的谋略；两国分开而成为奇兵，共同形成掎角之势。楚国的援助已经削弱，中原的势力更加壮大。阳谷的会盟已经坚固，怀柔远人的德行达到了。《春秋》对外国的会盟不记载在简册上，这次记载会盟、记载结盟，与中原国家的例子相同。与其仰慕道义而进取，齐桓公的考虑周全了，安定内患抵御外侮的功绩显著了。

冬季十月没有下雨，楚国人侵犯郑国。

《春秋》僖公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

夏季四月没有下雨。

胡氏说：“《谷梁传》说：‘没有下雨，是勤于求雨。’每个时节记载一次，是怜悯下雨。怜悯下雨，是有志于百姓的。”

谳说：“怜悯下雨就有心志在于百姓，不担忧下雨就没有心志在于百姓了。忧乐与百姓相同，是君临国家、视民如子的心意。遇到天灾而不恐惧，看待百姓的隐痛而不体恤，是怠慢神灵、虐待百姓的心意。”僖公节俭以满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谷物，见于《鲁颂》，那么有心志在于百姓，是确凿的。至于文公，十二月没有下雨，到秋季七月才记载；十年正月没有下雨，到秋季七月才记载。他没有心志在于百姓，是必然的。《春秋》一个时节记载一次，以彰显僖公的勤勉，历经时节不记载，以讥讽文公的迟缓。比较事情来观察其义理，是明显的。

徐国人夺取舒国，六月下雨。

秋季，齐侯、宋人、江人、黄人在阳谷会盟。

冬季，公子友到齐国参加会盟，楚国人攻打郑国。

《春秋》僖公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

程氏说：“齐桓公本来侵犯蔡国，于是到达楚国而攻打它，责问它不缴纳职贡，是不正当的。然而他所责问的事情是正当的，所以只称述他攻打楚国的正当，而不见他行事的不正，这是以正当掩盖了他的不正。”

又说：“齐桓公攻打楚国，责问包茅不入贡。虽然他的内心未必尊崇周王，但他的事情是正当的。”

朱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大概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在王畿之内，又攻打陆浑之戎，在周朝疆界炫耀武力，其他国家的势力比不上，如果不是齐桓公、晋文公有所遏制，那么周王室就会被它所吞并了。”

胡氏说：

译秘密行军、侵扰边境，称为“侵”；侵蔡，是出于奇袭。宣扬罪状、前往讨伐，称为“伐”；伐楚，是出于正道。“遂”，是承接前事的用语，却含有专断之意；“次”，是驻扎停留。史书记载“遂伐楚”，是讥讽其专断。

译评判说：齐桓公建立霸业二十多年，虽然图谋抵御楚国，但等待春天，未曾轻易发动战争。通过贯之盟约来招致远方国家的援助，通过柽之会盟来期望中原诸侯的顺从。侵犯蔡国以振作威势，楚国的势力也就孤立了。军队驻扎在陉地，使用武力但不暴虐，退兵至召陵，以礼义与楚国结盟。战胜敌人取得成效，这是顺应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道理。《易经》说：“驻扎在左边没有灾祸，没有违背常理。”程子说：“行军作战的道理，顺应时势采取适宜措施，因此没有灾祸。”看到有利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这是军队的常理。背叛就讨伐，顺服就宽恕，这是军队的正道。然而他驾驭楚国的功绩，有免除百姓左衽之祸的功劳，独自会合诸侯，这不是天子官吏可以讨伐的美德。《春秋》以道义端正名分，乐于与人向善。记载“于是讨伐楚国”，是讥讽他专断。讨伐而记载驻扎，这就很好了。这是功过不能互相掩盖，《春秋》对待霸者的法则。

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朱子说：“根据楚国当时欺凌中原，僭越称王，罪行很大。大概说到这件事，楚国决不会顺服，所以只找些不贡献包茅的事去责问他们。楚国认为没有大利害，稍微退让听从，就趁机结盟了。这也是器量狭小，没有大的功业。”

又说：“桓公讨伐楚国，仗义执言，不靠诡诈手段，还算是比这好一些。”

胡氏说：“楚国大夫没有以名氏相称的，说屈完是进用他。称使权在屈完手中。来军中结盟，是嘉奖顺服道义。在召陵结盟，是叙说桓公的功绩。在这里可以看出齐军虽然强大，能按法度使用而不暴虐；楚人已经顺服，能以礼谦下而不骄傲。差不多接近王者之事了。《春秋》中的盟约，在这里最为盛大。”扬子称赞说：“齐桓公时代兴盛，而《春秋》赞美召陵之盟就是如此。”

评判说：桓公以德行安抚远方，屈完顺服道义而结盟。这是齐国霸业兴盛的原因。齐军虽然振奋，楚国力量尚强。假如屈完没有保民息兵的心，桓公没有退兵修礼的志向，那么战争的胜负还不能确定。那包茅不贡的大义，感动了楚国的心；诸侯乘势观望，挫败了楚国的士气。于是低头就范结盟，以此显示齐国势力正强。桓公按法度使用而不暴虐，楚人已经顺服；桓公以礼谦下而不骄傲。《春秋》中的盟约，在这里最为盛大。凡是记载盟约的，都是厌恶的。与这次结盟的，是大举桓公的功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以被圣人称赞吧。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

秋季，鲁国与江人、黄人讨伐陈国。

八月，鲁君从伐楚归来，安葬许穆公。

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同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朱子说：“通过拘捕辕涛涂、侵犯曹国、讨伐卫国的事，对比东征西怨、虞芮质成的事，人心顺服与不顺服，就可以看出来了。”

胡氏说：“楚国刚接受盟约，志向已经骄傲自满。陈国大夫的谋划不协调，他本人被拘捕，他的国家被讨伐，被侵犯而怒气还没有平息。桓公的德行在这里衰退了。”

评判说：“桓公器量浅薄容易满足，管仲器量狭小容易骄傲，这就是为什么假借霸权不久就迅速回归的原因。”当楚国尚未顺服时，他的经营到了极点；等到接受盟约之后，骄傲自满的志向产生了。陈国不协调他的谋划，以至于被侵犯被讨伐，既拘捕又讨伐，为什么对楚国宽容而对陈国严厉呢？桓公的德行在这里衰退了。《春秋》记载拘捕、记载讨伐，以彰显桓公的暴虐；列国被贬而记载为人，以端正诸侯的诛伐。所以孔子门下，不讲桓公、文公的事。

经文五年

春季，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〇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鲁君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程子说：“世子是王的副手，不能与诸侯并列。世子出来，诸侯会见他，所以措辞不同。”

胡氏说：“用‘及’来会，是尊崇他。王子以下会见诸侯，就凌驾诸侯；而上与世子会见，就抗衡。《春秋》抑制强臣、扶持弱主、拨乱反正。特别记载‘及以会’，好像是说王世子在这里，诸侯都去会见他，显示不可抗衡。所以说首止之盟，是最大的美事。”评判说：“周王想用宠爱更换世子，桓公会合诸侯以安定他的地位。这件事是正当的，其迹象若嫌诸侯相盟，已不是盛事，何况敢防备王世子呢？以大义来说，诸侯上盟就是不臣；以时宜而论，则辅佐拥戴的事接近正道。《春秋》记录霸者的功劳，行权反正，记载‘及诸侯’而区别会见，尊君抑臣的意思。推究其初心，桓公不得已，大概想使惠后的宠爱不能行其私欲，天下都知道世子是正当的，王室由此而尊贵，世子从此而安定，诸侯从此而和睦。一举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以保存，这是变通而不失其正道的。正道而不诡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郑伯逃跑回国不结盟。

胡氏说：“首止之盟，是好事。违犯众人不结盟，因此被贬斥。所以特别记载‘郑伯逃归’。逃，是匹夫的事。诸侯的尊贵，下行匹夫的事，虽然最终后悔，生病而乞求结盟，如所防备的怎样？记载‘逃归不盟’，是深深贬斥他。”

评判说：大义在人心，君主不得私其好恶；公议在天

译地位低下，人臣不能随意顺从或违背。齐桓公确定世子之位，这是违背周天子的意愿，《春秋》却肯定他，是为了彰显大义。郑文公不参加盟会，这是遵从周天子的命令，《春秋》却贬斥他，这违背了公正的议论。《春秋》两次记载首止之盟，是为了赞美齐桓公的功绩；特别记载郑伯逃归，是为了讥讽郑伯做出匹夫般的行为。后来虽然请求参加盟会，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译楚国人灭掉了〇国，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九月戊申初一，发生了日食。

冬天，晋国人拘捕了虞公。

经文记载鲁僖公六年：

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鲁僖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包围了新城。

程子说：“郑文公逃避了首止的盟约，所以六国攻打他，包围新城。郑国还没有臣服。”

胡氏说：“齐国联合六国的军队，包围新建造的城邑，按理应当像折断枯草一样容易；等到楚国人攻打许国，齐国就解除了对郑国的包围，这又符合分担灾祸、救助患难的义理。”

谳说：郑伯逃避盟约，畏惧敌国，修筑新密来巩固自己，不估量自己的实力和德行，过错很大了。桓公声讨他的罪过，包围他却没有攻下。等到楚国人攻打许国，桓公就转移军队去救援许国，这是符合救助患难、分担灾祸的义理。《春秋》的体例，攻打别国不记载“围”，这里既记载“伐”又记载“围”，是加重谴责的意思。那么新城被围，为什么没有贬斥的措辞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强大的楚国已经臣服，诸侯同心跟从霸主，只有郑国独自依附恶人而不悔改，记载“伐”又记载“围”，是为了彰显郑国不臣服的行为。记载随后救援许国，更是大大的褒奖。

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随后救援许国。

冬天，鲁僖公从伐郑的军事行动中回国。

经文记载鲁僖公七年：

春天，齐国人攻打郑国。

夏天，小邾子来朝见。郑国杀死了他的大夫申侯。

秋天七月，鲁僖公会合齐侯、宋公、陈国世子欵、郑国世子华在〇母结盟。程子说：“齐国攻打郑国没有停止，郑国害怕，派世子来接受盟约。”

谳说：“郑伯在首止逃避盟约，齐国联合六国包围新城，再次兴起攻打郑国的军队。郑国仍然没有臣服，管仲劝谏修明礼制对待诸侯，诸侯按官职接受方物。郑伯于是派世子在会盟中听命，这是德行和礼制的功效吗？”孟子说：“桓公向管仲学习，然后臣下桓公率领大家按照这个去做，即使长久借道也不归还。为什么功业那样盛大，有开始却不能坚持到底，可惜啊！”

曹伯班去世，公子友前往齐国。

冬天，安葬曹昭公。

经文记载鲁僖公八年：

春天，周王正月，鲁僖公会合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国世子欵在洮结盟。郑伯请求结盟。

胡氏说：“‘乞’是谦卑退让、自我委屈的词语。想要结盟而不知道能否得到允许。起初逃跑回国，现在却请求结盟，以此来显示举动。国君的大节，不可以不慎重。”

谳说：王人是地位低微的下士，却排列在公侯之上，这是尊重王命而看重他。然而内臣私下与侯国交往，直书为‘来私好’，出使不称其使者，不因为他的尊贵而尊重他。执行王命的人，即使是地位低微的下士，也不因为他的卑贱而轻视他。所以首止的盟会，将世子区别对待，是尊重的措辞。现在王人下临盟会各国，为什么没有贬斥呢？这时惠王已经去世，王室有危难，王命派遣使者结盟诸侯，以安定周室，这不是霸主的专断，也不同于翟泉的对抗盟约。郑伯起初逃跑回国，最终请求结盟，又是为什么呢？郑国的逃跑，名义上是遵从惠王的命令，不跟从桓公确定世子。现在惠王去世而世子地位确定，桓公举行兵车之会，郑伯有所畏惧而请求结盟，是形势所迫。《春秋》记载“逃”、记载“乞”，都是特别的笔法，轻视的词语，以彰显郑伯不明大义之罪。

夏天，狄人攻打晋国。

秋天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送夫人。

程子说：“文姜与桓公同去齐国，最终开启了弑杀桓公的罪恶，她的罪过很大了。所以圣人在她孙子从齐国回来致祭于庙时，都记载为‘夫人’，而去掉她的姓氏，以显示大义，与国人断绝关系。弑杀桓公的罪恶，文姜实际上不知道，只是因文姜而开启罢了。庄公母子之情不断绝，所以记载为夫人。孙子从齐国回来只称夫人，禘祭致送于庙，也只称夫人，这文姜就明白了。”朱子说：“太庙是周公的庙，先儒认为鲁国也有文王的庙。《春秋》记载禘祭于太庙，用来致送夫人，又不知道在太庙禘祭的礼仪是怎样的。《左传》记载郑国祖先追溯厉王，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先，当时违礼竟然如此。”

胡氏说：“‘用’是不应该用的意思，‘致’是不应该致的意思。夫人是指风氏。当初，成风听说季友的贤能，于是侍奉他并将僖公托付给他。所以季子立僖公为君。经书记载夫人，不称姓氏，贬斥很深了。”

谳说：“尊崇妾母，以亵渎父子的纲常；施行僭越的典礼，以冒犯君臣的义理。这是礼制之所以丧失，名分之所以废弃，嫡妾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僖公的母亲成风，是庄公的妾，配享于祢庙。知道母亲的尊贵，却不知道父亲的卑贱，以非礼的方式加于亲人，这能称为孝吗？禘祭，是天子的重大祭祀，伯禽接受它就已经是非礼了，何况敢施加于妾母呢？《春秋》特别记载，用来致送夫人；不记载姓氏，不将妾母当作夫人。其义理是明显的。

冬天十二月丁未日，周天子去世。

经文记载鲁僖公九年：

春天，周王三月丁丑日，宋公御説去世。

夏天，鲁僖公会合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秋天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

程子说：“天子的宰官与世子不同，说诸侯结盟以显示宰官，孔子的不参与。”

朱子说：“葵丘的会盟，陈列牺牲而不杀，诵读誓书加在牺牲上，一以明确天子的禁令。初次命令三件事，是修身正心的关键。”

胡氏说：“宰周公，是以冢宰兼任三公的人。夫

译冢宰兼任三公，他的职位重要但职责并不相同，为何要会盟呢？因为人臣有进退的节度，出入同样辛劳的道义，这与世子尊贵且地位恒常不变的情况不同。会盟的地点相同，却两次提到葵丘，是为了赞美他。

译断案说：桓公的盟会，没有比葵丘更盛大的了。这时冢宰（周公）下临，诸侯全部会集。宣示禁令则重申它，五次誓盟，不涉及三公。捆绑牺牲、载录盟书，但不歃血。诸侯都明白了他的志向。自从北杏之会，经营霸业，对诸侯勤勉。盟于幽地，众人顺从；召陵之会，楚国臣服。首止之会安定世子，盟于洮地则谋划安定周室。他的志向不能说是不勤勉，他的名声不能说是不正当。九合诸侯的功业，到葵丘就停止了。《易经·丰卦》六二的象辞说：“有诚信而恭敬的样子，是用诚信来发扬志向。”程子说：“古人侍奉君主，能够实行其道的人，是用诚信来发扬其志意，像管仲辅佐桓公就是这样。”《春秋》记载“宰周公”，列在诸侯之上；与会但不盟誓，以此显示桓公知道所应尊崇的对象。再次盟誓并记载日期，显示霸业到此为止了。

甲子日，晋侯诡诸去世。

冬天，晋国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经文记载十年：

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前往齐国。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晋国里克弑杀了国君卓，以及大夫荀息。

夏天，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晋国杀死了大夫里克。

朱子说：“记载‘晋杀其大夫里克’，并不是以弑君的罪名来讨伐他。”《国语》记载骊姬暗中托付里克的妻子，后来里克立场不坚定，于是有了中立的说法。当时他只是为难里克，里克如果不改变太子，就可以安定。由此看来，里克的罪过是明显的。

胡氏说：“里克弑杀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不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是因为惠公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过。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过，为什么呢？里克所为的弑杀，是为了重耳，所以称国名来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

断案说：里克传位给世子却不忠诚，弑杀两位国君却不合道义，难以免于世间的谴责了。当晋献公、骊姬受宠幸时，祸患延及三个儿子以及大夫里克，这时里克参与并知晓内情，不能坚守节操在朝廷上直言争谏，反而想要中立以苟且保全，这可以称为忠诚吗？奚齐、卓子被立为国君，虽然都不正当，荀息承受君命而立他们，里克接连弑杀两位国君，这可以称为道义吗？既不在申生的难中死去，又不跟随重耳出奔，却想要弑杀两位国君来恢复正统，背负叛逆的节操来实行志向，损害仁德以求生存，不免于灭亡，这是他不了解天命遮蔽的缘故，所以招致祸患。记载“杀其君子奚齐”，是不承认他为国君；“杀其君卓”，是谴责他已经立为国君却弑杀他；“确定他有弑君的罪过”，是推原他没有篡逆之心，不与乱贼同列，至死不剥夺他的爵位。荀息不除去大夫的称呼，是彰显他的节操；里克不除去他的官职，是推原他的情由，这是防微杜渐。

秋天七月。

冬天，下大雨雪。

经文记载十一年：

春天，晋国杀死了大夫平郑父。

朱子说：“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献公废黜太子时，荀息不能劝谏。丕郑说：‘遵循侍奉君主的道义，不阿顺他的迷惑’，所见很正。里克说：‘虽然不懂道义，也不阿顺喜好’，就是那种中间排得退的，便退。如果无可奈何，就是死，总只是要求生避死，所以允许他中立。就像隋高祖篡夺周朝，韦孝宽起初也很不平，一见众人被杀，儿子【缺】便投降，反而教隋高祖做几件不好的事。里克当献公在世时不能整治，后来却又杀了奚齐。圣人将‘荀息、孔父、仇牧’同列，正是要保存君臣之义。”

胡氏说：“左氏记载丕郑对秦伯说，请求放出晋君，那么丕郑有罪。为什么不除去他的官职？惠公凭私意杀里克，他的党羽都恐惧。丕郑有这个谋略，是由杀里克导致的。”

断案说：作为臣子，怀有二心侍奉君主，是危险的道路。惠公回国，用汾阳负蔡的田地贿赂里克和丕郑，那么这两人，是惠公的党羽。惠公既已得到国家，违背贿赂而杀里克，所以丕郑恐惧而生异心。于是对秦伯说：“臣下放出晋君，您接纳重耳，这样里克、丕郑的死，就是惠公的私事了。”《春秋》因此称国名来杀他，不除去他的官职，大概是宽恕他吧。

夏天，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糓会见齐侯。

秋天八月，大旱求雨。

冬天，楚国人讨伐黄国。

经文记载十二年：

春天周历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

夏天，楚国人灭掉黄国。

程子说：“楚国人曾经接受齐国的盟约了。记载‘楚灭黄’，齐桓公作为方伯的职责不修明，就显现出来了。”

胡氏说：“国家灭亡，死在位子上，这是得正而死的人了。于礼是合适的，于时是不幸的。像江、黄两国就是这样。记载‘灭’，显示夷狄的强盛，归罪于诸夏的衰弱，责备方伯、连帅不修明他们的职责，使小国的贤君困于强暴。这是《公羊传》所说的‘亡国的好措辞，上下同心协力’。”

断案说：“楚国兴起讨伐黄国的军队，齐国没有救援的行动，霸业在这里懈怠了。齐国自从召陵使楚国臣服，江、黄先前侍奉会盟，克敌制胜的谋略，按兵掎角的态势，考虑得多么深远啊！等到黄国被楚国讨伐，告急的命令屡次传到齐国，固守已经经历了三个季节，救援患难没有听到一句话。为什么先前勤勉而后懈怠呢？《春秋》记载‘楚伐黄’，记载‘楚灭黄’，方伯的罪过就显明了。”

秋天七月。

冬天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

经文记载十三年：

译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夏季四月，安葬陈宣公。

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咸地会盟。

译胡氏说：淮夷遭受祸患，所以诸侯在咸城会盟，沿着缘陵迁徙安置他们。谳说：齐国自从葵丘会盟之后，已经萌生荒废懈怠之心，狄人灭掉温国，侵犯卫国，却不兴起问罪的军队；楚人攻打黄国，灭掉黄国，却没有救援的行动。至于淮夷遭受祸患，近在王畿之地，本应当向周王请示命令，恭敬地执行天罚。然而却在阳谷会盟时，放纵于宠幸享乐，中原各国能依靠什么呢？史书只记载会盟于咸，说明桓公的德行已经衰落了。

秋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冬，公子友前往齐国。

经文：鲁僖公十四年。

春，诸侯修筑缘陵城。

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派遣鄫子来朝见。

程氏说：这是为了彰显其行为的不正当。

胡氏说：“本国女子出嫁到别国，明确有所归属，就依附于夫家之国，例如伯姬就是如此。那些尚未出嫁的，为了有所区别，就记载她的字，例如子叔姬就是如此。季姬记载她的字而不依附于夫家之国，说明她是女子而非妇人，这是很明显的。‘及’字，表示以本国为主，本国女子与外国的诸侯相遇，这是讥讽鲁国。”

谳说：鲁公钟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如果有孟光那样的德行，伯鸾那样的贤能，那还可以；否则，淫乱邪僻的行为就会由此产生。《春秋》记载“及”，表示以本国为主，本国女子与外国诸侯相会，其恶劣程度可想而知。季姬只记字而不记国，可见她尚未出嫁。在防地相遇，却派遣鄫子来朝见，这是非常越礼的行为。僖公作为秉持礼制的君主，端正开端之道，实在令人羞愧。

秋八月辛卯日，沙鹿山崩塌，狄人侵犯郑国。

冬，葵侯去世。

经文：鲁僖公十五年。

春正月，鲁公前往齐国，楚人攻打徐国。

三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去救援徐国。

程氏说：“桓公在牡丘结盟，原本打算救援徐国。既已结盟，众人却驻扎在匡地，停止不前。”

胡氏说：“楚国距离徐国遥远，却发兵攻打它，暴横欺凌的罪过就显明了。徐国与齐国邻近，从疆界来说，不可以不迅速救援；从形势来说，也没有运送粮草、跨越险阻的困难。现在史书记载‘盟于牡丘’，显示出诸侯救援患难的不协调；记载‘次于匡’，显示出桓公的德行更加衰落，抵御外患、安定中原各国的志向懈怠了。”

谳说：徐国与楚国，声息踪迹互不相闻。楚国倚仗其强暴，兴师远伐，视中原各国没有霸主。徐国与齐国的疆界相接，齐侯本应分担灾祸、救援患难，却驻扎而不前进，那么霸主的事业就懈怠了。徒有救援的名义，却没有救援的实际行动。后来记载楚国在娄林打败徐国，就知道是因为迟缓而不及事。齐桓公自葵丘会盟以前，勤于诸侯事务，经营霸业，最终成就了召陵之功。葵丘会盟以后，懈怠于政事，楚国灭黄而救援的军队不出，救援徐国而驻扎的军队不进。《春秋》记载“次于匡”，是为了讥讽救援军队的迟缓；记载“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是为了显示霸业的衰落。

夏五月，发生日食。

秋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八月，发生蝗灾。

九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季姬嫁到鄫国。己卯日晦，夷伯的庙宇遭到雷击。冬，宋国人攻打曹国。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国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

程氏说：“不记载秦伯攻打晋国，是因为理亏在晋国，其罪过已经明白，所以如此。记载俘获晋侯，是为了作为君主招致灭亡的警戒。”

胡氏说：“秦伯攻打晋国，而经文不记载‘伐’，是为了专门归罪于晋国。俘获晋侯带回去，而经文不记载‘归’，是为了宽免秦伯。记载‘伐’、记载‘及’，是双方都有罪，而以‘及’方为主；记载‘获’、记载‘归’，是双方都有罪，而以‘归’方为甚。”

谳说：晋侯背弃恩惠，幸灾乐祸，不能反省自身悔过，喜好战争以残害其百姓。况且晋国饥荒时，秦国输送粮食给它；秦国饥荒时，晋国却禁止卖粮给它，这是理亏在晋国。秦国入晋国时利用其资助，出晋国时利用其宠信，这是秦国对晋国有大恩德。如果有人在这里，他对我横逆无礼，我应当必定自我反省。我一定是不忠诚，一定是无礼。三次施恩而不报答，能不自我反省吗？反而刚愎自用，不听忠言，逞一时血气之勇，以至于兵刃相交，被俘受辱，也可以说不幸吗？《春秋》不记载“秦伐晋”，是因为秦伯理直。记载“与秦伯战”，说明晋人有求战的意图。记载“战”而不记载“军队大败”，是因为君主为重，军队次之。记载“获晋侯”而不记载“归”，是为了归罪晋侯而宽恕秦伯。《春秋》的法度，喜好攻战者罪过最大，晋侯应当受此刑罚了。

经文：鲁僖公十六年。

春正月戊申日，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夏四月丙申日，鄫国的季姬去世。

秋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冬十二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会盟。

程氏说：“左氏认为向东略地，楚人灭掉弦国，灭掉黄国，攻打徐国，打败徐国，其势力更加嚣张。桓公在淮地大会，是谋划对付楚国。”

谳说：齐桓公在位三十多年，衣裳之会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先儒认为两次会盟于幽地，经文记载同盟，都是僭越礼制，所以圣人只记录他九次会盟的功绩。然而在盟幽之下，葵丘以前，衣裳之会不沾鲜血，兵车之会没有大战，这是霸业兴盛的原因。葵丘

译此后，直到淮地会盟之前，全都因为会盟时躲避狄人而迁往别处；牡丘之会则是为了匡正徐国而救援它，这就是霸业因此衰微的原因。至于讨伐淮夷，桓公率领诸侯向东征伐，就在淮夷的国土上会盟，霸业从此衰微，桓公的霸业也就到此结束了。

译经文记载鲁僖公十七年：

春天，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

夏天，鲁国灭掉项国。

秋天，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侯。

九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到国内。

冬天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程子说：“桓公行事端正而不诡诈。所谓端正，是指他处理事务而言，并非指他完全符合大道。这就像管仲的仁德，是从事功的角度来说的。”

朱子说：“桓公虽然有些诡诈，但他是直率地去做，他的诡诈容易被人知晓。像晋文公，都是藏头露尾的。”

胡氏说：“齐国不过是公侯等级的封地罢了，管仲掌握政权，就能使国家强大，称霸诸侯。为什么呢？因为他坚守信用而不二心，执行法度而不偏私，秉持尊奉周王的道义罢了。”

谳说：王道盛行时，诸侯和霸主都接受职分，没听说过外诸侯专门结盟的。周王室的宗盟，异姓诸侯排在后面，没听说过外诸侯专门称霸的。然而在那个时候，王政失去纲纪，诸侯的等级没有统属，周王的臣子下聘问而不被答复，周王的军队出兵救援却没有成效。四个国家结党支持卫朔以对抗周王军队，诸侯接纳郑突以扰乱周王法度。戎族在北方强大，楚国在南方兴盛，中原的混乱到了极点。桓公有志于安定内政、抵御外患，招抚离叛、怀柔远方，周王的禁令严明，周王的臣子不下聘问长达二十年，诸侯会盟修好，没有私人争斗长达三十年。孔子称赞他有九次会盟诸侯的功绩。然而功业虽然盛大，但人伦大义不明，根本支派不正，先王重视人伦、美化教化的精神，大概很少见不到了。当桓公图谋称霸之初，王室发生子颓之乱，没听说他有勤王之举，那么君臣之义就废弛了。襄公政令无常，不能匡正挽救于善，背离君父而出逃，那么父子之恩就泯灭了。等到他进入国都之初，子纠流亡在他国，却把他抓来杀掉，兄弟之伦就断绝了。喜好女色而宠幸多人，像夫人那样受宠的有六人，夫妇之伦就紊乱了。纲常是立国的根本，人伦大义不正，难道不会导致混乱吗？桓公死后不久，内部祸乱兴起，难道不悲惨吗！唉！死后不被忘记的，是王道。改朝换代必然改变的，是霸业。实行王道就称王，实行霸道就称霸，这是心中公私的不同，效果验证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圣贤正心修身的道理，有国家的人可以不引以为鉴吗？

经文记载鲁僖公十八年：

春天周历正月，宋公、曹伯、卫国人、邾国人攻打齐国。

夏天，鲁国军队救援齐国。

程子说：“齐国立无亏为国君，是正当的。四国攻打齐国，是不正当的。僖公因为四国攻打齐国不正当而出兵救援，这是邻国的道义。史书‘救齐’，是赞美鲁国。”

胡氏说：“攻打齐国的谋划，是奉承年幼的而夺取年长的，罪过很大，所以责难得很详细。史书记载军队救援齐国，是赞美鲁国。救援是善的，那么攻打的就是恶的了。”

谳说：“桓公的威令加于四海，死后不久，四邻谋划动摇他的国家，大概是因为继位不明，人伦大义不正的缘故。礼制规定，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立庶子以尊贵不以年长。尊贵相同看年长，年长相同看德行。桓公没有嫡子，无亏是卫姬所生，孝公是郑姬所生。按尊贵来说卫姬为尊，按年长来说孝公为长。桓公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舍弃尊贵的而立卑贱的，根本既然不正，难道不会导致混乱吗？宋国攻打齐国而接纳孝公，在道理上是逆的；鲁国救援齐国而援助无亏，在道理上是顺的。《春秋》记载攻打齐国以责备诸侯，记载救援齐国以赞美鲁国。”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狄人救援齐国。秋天，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冬天，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

经文记载鲁僖公十九年：

春天周历三月，宋国人捉拿了滕子婴齐。

夏天六月，宋公、曹国人、邾国人在曹南结盟。鄫子到邾地参加会盟。己酉日，邾国人捉拿了鄫子，把他当作牺牲使用。

秋天，宋国人包围曹国，卫国人攻打邢国。

冬天，鲁公与陈国人、蔡国人、楚国人、郑国人在齐地结盟。

程氏说：“宋襄公以不正当的理由攻打齐国，以威势捉拿滕子，以暴虐使用鄫子，以胁迫包围曹国，诸侯失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胡氏说：“这次结盟，鲁公是作为陈、蔡、楚、郑的国君，或者是他们的大夫。为什么对内省略了鲁公，对外则称诸侯及其大夫为‘人’？这是避讳这次结盟，楚国人得以与中原诸侯会盟，从此开始了。”

谳说：齐桓公在诸侯列国中称霸，各国跟随齐国抵御楚国，宋襄公想要称霸中原，诸侯却跟随楚国结盟，这是向夷狄改变。尊崇周王、抵御楚国，盟约尚新，桓公死后不久，郑伯首先朝见楚国，鲁国作为秉持礼制的望国，尚且跟随楚国结盟，中原的势力更加衰微了。《春秋》省略鲁公不记载，是避讳他的恶行。楚人称‘人’，是彰显他的强大，列国被贬称‘人’，是深深厌恶诸侯跟随夷狄。特意把郑人列在下面，是罪责他在中原僭越作乱，深深避讳这次结盟，是为了谨慎对待会盟的开始，保存中原与外夷的纲纪。

梁国灭亡。

经文记载鲁僖公二十年：

春天，新建南门。

夏天，郜子来朝见。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郑国人侵入滑国。

秋天，齐国人、狄国人在邢地结盟。

冬天，楚国人攻打随国。

经文记载鲁僖公二十一年：

春天，狄人侵犯卫国。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夏天，大旱。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捉拿宋公以攻打宋国。

程氏说：“宋国率领诸侯会盟，夷狄捉拿会盟的主持者，而诸侯没有违抗，所以用‘同执’来记载。”

胡氏说：“捉拿宋公的是楚国，为什么不说是楚子捉拿他？是为了把罪责分给诸侯。诸侯都在会盟

译蛮夷抓住盟主，拱手顺从而没有人敢违背，这在道义上真是非常怯懦了。所以把楚人列在陈、蔡之上，用“共同执掌”作为文辞来记载。

译断案说：齐桓公经营霸业，急于抵御楚国。宋襄公想要继承齐国的霸业，跟随楚国会盟，可以说是不知道类别了。宋国乘坐兵车前往，楚国埋伏兵车来拘捕他，豺狼的心肠，哪里可以估量呢？五国坐视，竟然不向楚国伸张一次大义，他们还有人心吗？宋襄公既没有长远的考虑，又看不出事变的征兆，不想着抵御排斥的计谋，反而从事会盟的礼节，被拘捕被讨伐，是自找的。甚至献出防地来胁迫鲁国，在薄地会盟来接受盟约，鲁公不免跟随，请求释放宋公，这是操纵大权，不在华夏而在夷狄了。《春秋》在鹿上把各国诸侯列出来，以示贬斥罪责；这是诸侯的不义。在盂地进用楚国而书写爵位，哀伤中原没有霸主；拘捕宋公却不书写楚国，是不认同它拘捕中原的君主。

冬天，鲁公讨伐邾国，楚国人派宜申来献防地。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

经文鲁僖公二十二年

春天，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

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讨伐郑国。

秋天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人在升陉作战。

冬天，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宋军大败。程子说：“宋襄公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是愚蠢的。”既然与他作战，却又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胡氏说：“泓水之战，宋襄公不在险要处困厄敌人，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前代儒者认为这是至仁大义。然而襄公讨伐齐国的防地，奉承弱小而夺取强大，一次会盟虐待两国的君主，不仁不义。襄公敢这样做，却唯独爱护重伤者和头发花白的老人吗？”

断案说：襄公图谋霸业，先失去了诸侯，不致力于修养德行来招致他们，想以兵威使众人服从。讨伐郑国的战役，司马子鱼劝谏说：“祸患就在这里了！”违背他的忠言，决意出兵。等到军队战败，自身受伤，反而用“不重伤，不擒二毛”来辩解。《春秋》中，楚子以宋公为主持这场战争，是保存华夏与夷狄的纲纪。

经文鲁僖公二十三年

春天，齐侯讨伐宋国，包围缗地。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秋天，楚国人讨伐陈国。

冬天十一月，杞子去世。

程子说：“杞是两位先王的后裔而爵位是伯爵，怀疑前世废黜了他们。这里书写‘子’，后来又称‘伯’。”

胡氏说：“杞成公去世，书写‘子’，因为杞是夷狄。杜预认为实际上称伯，而书写‘子’，是因为成公开始实行夷狄的礼节，所以孔子在他去世时用文字贬斥他。这个说法是对的。”

断案说：《春秋》开始，经文书写杞国以侯爵。庄公二十七年，降称为伯。这里又降称为子，书写去世，不写名字，是简略了。简略的原因，是什么呢？杞国废弃周礼，自安于偏僻简陋，《春秋》也因而将其视为外夷。

经文鲁僖公二十四年

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狄人讨伐郑国。

秋天七月。

冬天，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

程子说：“襄王躲避狄人的灾难，越境在诸侯的境内，书写‘天王出居于郑’，是自取的。王者以天下为家，所以说‘自周无出’，表示没有外域。《春秋》之时，王者的政令仅施行于境内，才出京城，就不是王所有，所以书写‘出’。圣人的法则，拨乱反正，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是诸侯所能专有的，所以书写‘居’。胡氏说：‘特别书写‘出’，是说自取的。’居住，是住在自己所有之处的称呼；出逃而说居住，是说天下莫非王土，拨乱反正，存留天理的意思。”

断案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哪里都可以居住。自周以来没有‘出’的意义，实际上是自出的。夫妇是人伦的大本，王后是天下母亲的楷模。王德，狄人讨伐郑国的功劳，以其女为王后，立非其配，失去了止始之道。隗氏帷簿不修，太叔出逃又回来，以至于用狄人的军队攻打周王，周王出逃到郑国，居住在汜地。唉！王风下同列国，不能以家天下，现在又毁坏宫室而不能保全，没有家不齐而天下可治的。《春秋》忠厚的法则，对于王室的事情，特别委婉其词，书写‘居’以正其名。书写‘出’，不掩盖其实。正其名以处其常，不掩盖其实以应其变，书写‘居’、书写‘出’并行不悖，这是圣人的大权。”

晋侯夷吾去世。

经文鲁僖公二十五年

春天，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

程氏说：“《春秋》灭国的很多，只有卫侯燬灭掉邢国而活着写名字的，是因为灭掉同姓。”

胡氏说：“卫侯为什么写名字？因为灭掉同姓。灭掉同姓而写名字，是说断绝先祖的后裔，蔑视骨肉之恩，所以活着写名字，显示王法不容诛杀。”

断案说：卫侯忘记同姓的亲情，断绝先代的祭祀，是最大的恶。当齐桓公修明霸业之初，两国都被狄人灭掉，桓公修筑楚邱来安定卫国，率领三国来修筑邢国。患难相同，应当相互体恤，何况是文昭的后代，兄弟之邦，不存修睦之心，反而逞相残之志，讨伐同姓以灭其国，挟持奸诈以掩盖其臣，致使臣叛君，下叛上。按照大义，不容诛杀。经文书写“正月灭邢，四月卫侯燬去世”，就知道天道祸淫的道理明白了。《易经》说：“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累，不足以灭身。”圣人斥责而写其名，是诛心的法则。

夏天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宋国杀其

译大夫。秋季，楚国人包围了陈国。将顿子送回顿国。安葬卫国文公。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桓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译经文记载鲁僖公二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己未日，鲁僖公与莒子、卫速在向地结盟。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僖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夏季，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攻打齐国。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援助。

程氏说：“‘乞’是卑微的言辞。凡是请求出兵，无论对方答应与否，是否可用，都难以预料。史书记载‘如楚乞师’，这是示弱的做法。”

谳说：齐国因为无亏之事怨恨鲁国和卫国，于是鲁国联合卫国去攻打齐国。齐国发动侵略战争，固然不义。然而鲁国几乎灭亡，是谁的力量使其安定呢？即使齐国行为不道，也应当化解怨恨、平息争端，遵循先王盟约中‘子孙不相侵害’的命令，那么文、武、成、康的恩泽尚存。鲁国却不考虑这些，残害百姓、毒害民众，甚至到楚国乞求军队，借助夷狄之力攻打齐国，鲁僖公的志向也违背常理了。虽然足以发泄一时的愤怒，难道不念及忘记亲善而辱没祖先吗？《春秋》记载“如楚乞师”，鲁国抛弃华夏、追随夷狄的罪过就显明了。

秋季，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押解回国。

冬季，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鲁僖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地。鲁僖公从伐齐归来。经文记载鲁僖公二十七年。

春季，莒子来朝见。

夏季，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秋季，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莒国。

冬季，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十二月，甲戌日，鲁僖公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

程氏说：“楚国称‘人’，是贬低它，因为它联合诸侯包围宋国。宋国屈服于楚国，所以鲁僖公会合诸侯以宋国为盟地，既然宋国被围，鲁僖公与宋国结盟就没有嫌疑，由此可知宋国也参与了结盟。”

胡氏说：“楚国称‘人’，是贬低。‘人’，是楚国对待诸侯的方式。鲁僖公与楚国结好，所以前往会盟。盟地选在宋国，是因为宋国正被包围，鲁僖公与宋国结盟没有嫌疑，而鲁僖公的罪过也就显明了。”

谳说：宋国居于先代尊贵的地位，楚国背负僭越称王的罪责，本是中国的友邦。鲁国却追随邪道伤害正道，跟随楚国包围缗地攻打宋国，现在又包围宋国强迫结盟。这时晋君重新修习霸业，鲁国不前往晋国却前往楚国，可以说是从高大的乔木落入幽深的山谷了。鲁国与楚国结好，乞求军队攻打齐国，在薄地结盟以解除宋国之围；现在又在宋国解除包围，自以为在诸侯中得志，却不知道羞耻。《易经·同人》的象辞说：“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程子说：“观察同人的卦象，如果君子和小人能够辨别，那么处理事情就不会失去正道。”诸侯不能辨别同异，鲁僖公处事失去正道，都不以正道贬低楚国称‘人’，厌恶僭越作乱、强行掠夺诸侯的行为，却不按次序诛讨跟随楚国的罪过。

经文记载鲁僖公二十八年。

春季，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程氏说：“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两次书写‘晋侯’，是为了极度强调晋侯的恶行。”

朱子说：“楚国侵犯中原，得到齐桓公的遏制。齐桓公死后，又得到晋文公的遏制。就像洪水泛滥，必须强行筑起堤防，否则中原必然被淹没。”

胡氏说：“《左传》记载，当初重耳出亡时，曹国和卫国都不以礼相待。到了这时，侵犯曹国，攻打卫国，两次称‘晋侯’，是讥讽他报复私怨。”

谳说：晋文公重新修习霸业，事情都没有记载在经文中，虽然有拥立周王的功劳，《春秋》却删削不录。到了这时，六次书写‘晋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晋楚之争，关系到中原与外域的盛衰，《春秋》极力压制楚国，并急切地使晋国亲近中原而疏远外域。然而怀有私怨，修习霸业却使用贪婪愤怒的军队，可以吗？《易经·损》的象辞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文公在里鳬须那里已经惩戒了愤怒，难道不能在曹国和卫国惩戒愤怒吗？这时，楚国人包围宋、陈、蔡、郑、许，这些国家相继跟随楚国，虽然曹国新近与卫国联姻，国君不在会盟，军队没有参与包围，其责任也可以宽恕了。把这支军队转而加给那四个国家，难道不是霸主应有的讨伐吗？两次书写‘晋侯’是极度强调的言辞，讥讽他急于报复私怨。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楚国人救援卫国。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

夏季，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军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

程氏说：“城濮之战，不记载楚人侵犯，是因为楚国来救援卫国，而晋文公与之交战。”

朱子说：“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依旧还了他许多委婉的礼节，也符合桓公的心意。然而这也足以看出先王不忍残害百姓的心意尚未泯灭。假如桓公、文公所责备的毫不假借宽容，他们一定不服，兵祸连绵，何时才能停止？到了战国时期斩首数万，再也没有先王的心意了。”胡氏说：“楚国称‘人’，是贬低。交战而记载‘及’，是以交战的一方为主。所以虽然楚国请求交战，但‘及’字用在晋侯身上，是诛讨他的意图。”

谳说：“楚国成为中原的祸患，不是一天了。在会盟中拘禁宋公，没有人敢争辩；联合诸侯包围宋国，没有人敢落后。现在又戍守谷地，逼迫齐国，势力倾覆中原。如果不是城濮战胜的功劳，那么中原不沦为夷狄风俗的，仅有一线之隔。当时，晋国退避三舍，而子玉请求交战，经文以晋国为主语，为什么呢？起初，子玉派人告诉晋国，请求恢复卫国并封给曹国，自己也解除宋国的包围，没有一定要交战的意图。晋国答应曹国、卫国以离间他们的群体，拘禁宛春以激怒楚国，楚国才决定交战。这就是以晋国为主

译这，是晋国所谋求的。用兵的原则，应当以正道行事，靠欺诈谋略取胜，难道是正道吗？虽然如此，晋文公一次战胜楚国，便成为中原的主宰。论其功绩确实很高，但在道义上却有欠缺。将晋侯列于诸侯之上，是记录他的功绩；记载“与楚人作战”，是贬斥他的道义。功绩与过错互不掩盖，这就是《春秋》对待霸主的法则。

译楚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得臣，卫国国君出逃到楚国。

五月癸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陈侯前往参加会盟，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天子。

程氏说：“想要率领诸侯去朝见天子，担心他们做不到，于是召请天子前来相见。人们只看到召请天子的罪过，不明白他想要朝见天子的本心，因此用权诈掩盖了正当的意图。”

又说：“周天子在践土慰劳晋侯，晋侯在河阳召请周天子。”两次记载“鲁公在王所朝见”，不记载其他诸侯，只记载鲁公。又说：“在王所朝见，算不上正式的朝见，这是可以知道的。”

胡氏说：“践土之会，周天子屈尊慰劳晋侯，史书删削而不记载，去掉事实以保全名分。朝见不言明地点，言明地点是因为那不是朝见的合适地方。在宗庙朝见，是合乎礼制的；在野外朝见，是不合礼制的。《春秋》不认为诸侯前往朝见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王所在的地方不合适，因此予以贬斥。”

谳曰：“晋文公慰劳天子的功劳，没有见于经书；驾驭楚国的业绩，才开始登上史册。周天子屈尊慰劳并赐酒，可谓功业盛大。为何要挟持震慑君主的气势，彰显召请天子的行迹？《春秋》贬斥其义而记录其功，因此删削而不记载，以保全君臣的大义。王者有巡狩的礼制，诸侯有方岳的朝见。天子在位而诸侯朝见，不也胜过不朝见吗？这是正本清源的道理。”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陈侯款去世。秋天，伯姬来到鲁国。公子遂前往齐国。

冬天，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盟。周天子在河阳巡狩。

程氏说：“晋文公确实有勤王之心，但不知道召请天子是不顺从的，所以用权诈掩盖了正当的意图。”

朱熹说：“有人问，各家大多把召请天子看作是晋文公的权诈，《集注》认为这是晋文公讨伐卫国以引诱楚军，阴谋取胜，这种说法比较通达。回答说：晋文公做事大多不肯走正道，晋文公用兵，就是战国时期孙武、吴起的气习。”

胡氏说：“根据《左传》记载，晋侯召请天子让诸侯朝见，孔子说：‘以臣下召请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记载为‘周天子在河阳巡狩’，以尊崇周王室并保全晋国的名声，因此为天子讳言，也为晋国辩解，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忠恕之道。”

谳曰：“践土之会，周天子屈尊慰劳诸侯，朝见虽然地点不当，还可以说得过去。温地与河阳，晋侯请求天子让诸侯朝见，以臣下召请君主，这是说不过去的。春秋时期，朝觐之礼已经废弃，述职之制不再修明，晋文公知道朝见天子是顺应时宜，却不知道召请天子是不合礼制的，霸主之所以得罪名义，就在于此。《春秋》以宽恕的态度对待他，因此特别婉转其辞，嘉奖他尊崇天子的义举，体谅他自嫌的心理，特别记载‘巡狩于河阳’，好像在说：天子在此巡狩，诸侯前来朝见，在周王室方面不失其尊贵，在晋国方面不失其正道，这是圣人把握时中的大权。”

壬申日，鲁公在王所朝见。晋国人抓获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卫国的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诸侯于是包围了许国。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会合诸侯包围许国。

《春秋》经二十九年

春天，介葛卢来到鲁国，鲁公从包围许国返回。

夏天，六月，鲁公会合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程氏说：晋文公连年结盟，都在王畿附近，而这次结盟又逼近王城，又与王人结盟，强迫之意甚重，因此讳言鲁公和诸侯，贬称为人，表示厌恶。

胡氏说：“鲁公会合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秦国的小子憗在翟泉结盟，这些都是列国的贵大夫与王子，而鲁公参与了会盟。贬称为人，讳言不记载鲁公，这是正本清源的道理。”

谳曰：王畿是什么地方，可以在此结盟？霸主的无王之心太严重了。诸侯、大夫进入天子的疆域，向上与王臣结盟，王臣向下与列国结盟，下凌上替，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鲁公作为秉持礼制的君主，向下屈从于陪臣的行列，向上与王子虎在王城结盟，这是极大的罪恶。《春秋》隐去鲁公不记载，是为君主讳言，隐藏其罪恶。列国的卿大夫被剥夺爵位，以示贬斥，纠正其罪过。

秋天，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冬天，介葛卢来到鲁国。

《春秋》经三十年

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秋天，卫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卫侯郑返回卫国。

程氏说：“公子瑕、元咺是奉命摄理国事的人。成公得以返回，所以卫国杀死了元咺及公子瑕。卫侯出逃被俘，并非有罪应当废黜，只是因与楚国结怨而已。所以出逃被俘，都不称名，以表明道义上不应断绝关系。”

胡氏说：“称国名而杀，是国君与大夫专断杀害。卫侯在国外，为何称国名而杀？是等待他们杀了人之后才回国。等待他们杀了人之后才回国，是志在杀元咺。”

又说：卫侯出逃到楚国，不称名；被晋国抓获，不称名。现在既然回国，恢复土地，为何称名？不称名，是责备晋文公因小怨而妨害大德；称名，是罪责卫侯郑因嫉妒残害同宗。谳曰：元咺诉讼君主以求公正，专断命令以立公子瑕，确实有罪。卫侯亵渎天伦，杀害无罪之人，难道没有罪吗？起初，卫侯奔楚而能复国，实在是元咺、叔武事奉晋国的功劳。听信谗言而元咺之子被杀，心存猜疑而叔武被杀。

译元咺因此向晋国申诉。晋侯逮捕了卫侯并将其押回京师，元咺回国后便立子瑕为君。卫侯侥幸免死得以复国，却不致力于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反而倚仗权势、坚持作恶、残害刑法，杀害子瑕并波及元咺，这是极大的罪恶。《易经·讼卦》九二爻辞说：“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这大概说的就是卫侯和元咺吧？《春秋》两次记载卫侯回国，都直呼其名，以谴责他残害亲族的罪恶。元咺没有剥夺他的爵位，是因为杀他不符合正当的程序。晋国受理元咺的申诉，没有王命就逮捕卫侯；接受鲁公的贿赂，没有王命就释放卫侯。这意味着赏罚予夺的大权掌握在晋国手中了。《春秋》不记载“从京师回来”，是为了在天下保存王法的尊严；记载“回到卫国”，是为了显示霸主无视王权。如实记载其事，其中的大义自然明白。

译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介国人侵犯萧国。

冬天，周天子派遣宰周公来鲁国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后又前往晋国。

程氏说：“三公兼任冢宰，所以记载为‘宰’。周公随后出行，记载为‘如’。不记载为‘聘’，是谴责他没有完成聘问之礼。记载随后前往晋国，是谴责他不敬。”

朱熹说：“公子遂这次出行，随后前往晋国，并非专门出使。周天子派遣宰周公来聘问，却让公子遂前往，又随后前往晋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敬了。”

胡氏说：“冢宰向上兼任三公的职任，非常尊贵，却来鲁国聘问，天子的礼节没有比这更优厚的了。鲁侯既不朝见京师，却派遣公子遂前往，又因两件事出使，把周王室等同于列国，这是极大的不恭之罪，是履霜坚冰的渐进过程。”

谳说：“三公兼任冢宰，其职责非常重大。却向下到鲁国聘问，按礼制不算尊贵；命令卿大夫回报天子的礼节，却因两件事出境，按礼制不算恭敬。双方都失礼了。”

又，当时周王室衰弱，晋国的霸业正盛，诸侯只知道有晋国而不知道有周天子。晋国不是列国可以比拟的。现在僖公坐着接受天子的聘问而不前往，朝见京师，天子的使节专对鲁国，鲁国的使节回报礼节却兼及晋国。列国邦交之间的聘问尚且不可以，何况王室呢？蔑视君臣的大伦常，只看强弱，这就是导致动乱的原因。《春秋》直书其事，罪过自然显明。

经文记载三十一年。

春天，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公子遂前往晋国。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次望祭。

程氏说：“《春秋》确实有占卜郊祀，但占卜上辛不吉，就占卜中辛；中辛不吉，就使用下辛，不可以再改。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是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因袭的弊端，导致八佾舞、雍彻歌。圣人在这里记载下来。”

朱熹说：“当时周公制定礼制，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葬礼按大夫，祭祀按士；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葬礼按士，祭祀按大夫。难道周公制定礼制，让他的子孙扰乱它吗？”仔细看来，后面却说明了。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子思以此讥讽鲁国。又鲁国的郊祀、禘祭，不合礼制，周公衰微了。夫子因此深深惋惜。胡氏说：“《春秋》因礼制的变化而记载于史册，有的因占卜，有的因时间，有的因望祭，有的因牺牲，有的因牛。在变化之中，又有变化。古代大事决定于占卜，所以《洪范》稽疑，唯独以〇为主。占卜而不吉，就不郊祀了。所以免除牺牲望祭，是天子的事情。现在不郊祀而望祭，所以特别记载为‘犹’，‘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词。”

谳说：礼制，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山川，大夫祭祀五祀，士庶祭祀祖先，这是礼制的常规。郊祀、禘祭，是天子的祭祀典章，侯国实行天子的礼制，是周王过度赏赐而鲁国接受，不对。〇郊祀禹，宋郊祀契，作賔王家，统承先祀，是天子的事情，守非列国可比。周郊祀有两天：至为报本之郊，孟春为祈谷之郊。按《郊记》说：“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这是报本之郊。又说：“郊之用辛”，这是祈谷之郊。自甲子至寅，都是郊祀的时间。四月就失时，五月不合礼。记载“四月四卜郊”，就是祈谷之郊，占卜用辛，应当在建寅之月。月有三辛，占卜至于三巳，烦渎，何况建卯后至于四卜呢？这是经文记载“四卜郊”的意义。礼制以十月上甲系牲，是日至之郊用子，建亥之月应当系牲了。祈谷之郊用寅，建丑之月应当系牲了。经文在正月记载“卜牛自未尽亥”，养之当成牲，而有变故，不叫“牲”而叫“免牛”。四月记载“牲”，牲巳成矣，但以卜郊不从而免之，故不曰“牛”而曰“免牲”。凡免牛、免牲，为之缁衣纁裳，有司〇端奉送于南郊，免者纵而不杀也。《周礼》四望之祭，五岳四凟，名山大川，天子望于山川，无所不通。诸侯所祭名山大川，即在封内封外，不得祭也。鲁用天子之礼，视王室则杀，故望止于三也。呜呼，天人一理也。非礼之礼，人所必辞，况于天乎？圣人因礼之变而书于防，或以卜，或以时，或以望，或以牲，皆所以志其僭礼，以为后世之戒。

秋天七月。

冬天，〇伯姬来鲁国求娶媳妇。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邱。经文记载三十二年。

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四月己丑，郑伯防去世，卫国人侵犯狄人。

秋天卫国人跟狄人结盟。

冬天十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去世。

程子说：“齐桓公的霸业，没有继承给晋文公；霸业没有断绝，大概是因为管仲一人任事，不能为齐国寻求人才；晋国专门致力于收集人才，看出都出自狐氏、赵氏。”

朱熹说：“晋文公的诡诈，程子的说法很严密。然而用他的说法去探求本文，未免无关涉及晋文公的本心，而使后世谨慎所举荐的人，只有胡氏得到了。”

谳说：文公老于奔走，可谓备尝艰苦。但知急于事功，何有及于道义？及其

译晚年回国，经略天下始于勤勉，只是借名号来求取诸侯的拥戴，难道真的懂得君臣的大义吗？攻打原国来显示信用，并非他本性如此；大规模检阅军队来显示礼制，也并非他本意如此。修养不立足于日常，成效却强求于一时。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怀着私心报复怨恨，抓住宛春来激怒对方，许诺曹国、卫国来离间他们的盟友。急于图谋霸业，迫切想要战胜敌人，善于作战的人往往遭受最重的刑罚，晋文公能免于此吗？然而在那时，楚人横行暴虐，欺凌灭掉中原各国。城濮之战，关系到夷夏的存亡。《春秋》对楚国贬抑极深，对晋国则宽恕对待。河阳践土之盟，特意委婉其辞，尊崇周王室而保全晋国，这是为了维护君臣之间的大界限。为何却专擅兵力在君主身边并围攻许国，专擅会盟于王畿之地并抗拒盟约？这与齐桓公不靠近三川、盟誓不加上宰周公相比，是有差距的。齐桓公不接纳子华，是担心他助长臣权而压制君权。晋文公为了元咺而拘捕卫侯，纲常伦理之道从此废弛了。虽然如此，齐孝公不能继承齐桓公的基业，晋襄公却能继承晋文公的霸业，并传给后世多代，这是什么原因呢？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取决于人才的进退。齐桓公对于管仲，权力占其一，自己死后事业就衰落了。晋文公刚回国时，就能选用狐偃、赵衰等人，以成就霸业，并传给子孙而不止。这就是用人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怎能不引以为鉴呢？

译经文记载鲁僖公三十三年：

春季，周历二月，秦国军队入侵滑国。齐侯派遣国归父前来鲁国聘问。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山击败秦军。

程氏说：晋国不称国君，是因为晋襄公在居丧期间就参与战事，不可随从军队出征，他忘却亲情、背弃恩惠，罪过极大。秦国行事无道，越过晋国、经过周王室去偷袭别国，众人共同愤恨，所以称晋国人为“晋人”。称“及姜戎”，也是同样的道理。

胡氏说：晋襄公亲自率领军队，贬抑不称国君，是因为迫于葬礼期限，忘却亲情、背弃恩惠，穿着丧服就投入战争，罪过极大。看待秦国如同看待狄人，他的罪行是什么呢？把客人留在馆舍，却谋划对付其君主；因为别人信任自己，就施展欺诈；利用别人的危难，去偷袭其国家；越过别人的边境，却不哀怜其防备；背叛盟约、丧失信用，为了贪婪而劳役百姓，从而抛弃其军队，这是狄人的行径。

谳说：秦穆公幸灾乐祸而图谋称霸，晋襄公穿着丧服临阵作战，这都是违背名义的罪人。当初晋文公刚回国即位时，确实依靠秦伯的力量，襄公忘却父亲的恩惠，改朝换代后将其视为仇敌。至于越过灵柩去从军，固然有罪。穆公越过别人的边境去攻打其防备，难道没有罪过吗？杞子、先轸这些人，怀着私利侍奉其君主，致力于贪婪招致祸乱，轻信而兴兵，违背蹇叔的忠言，导致殽山、函谷关的败辱。幸好他们后来悔过自新，誓言中有值得《圣经》采纳之处。然而《尚书·序》所记载的，是劝善的言辞；《春秋》将其视为狄人，是惩恶的道义。《易经·益卦》的象辞说：“君子见到善行就追随，有过错就改正。”秦伯悔过却不改正，向善不能追随。令狐的战役，彭衙的战斗，战争连绵、祸患结集，确实悲惨啊。《春秋》贬低晋国，书写“人”和“及”，是罪责其居丧期间就投入战争；贬低秦国，书写“国”，是罪责其攻打别人的防备。两国的罪过，就很明白了。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狄人侵犯齐国。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人。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

十二月，鲁公从齐国返回。

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胡氏说：“《左传》认为‘即安’就是小寝，小寝是宴饮休息的地方。”

谳说：“鲁僖公在位三十多年，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是《诗经》所歌颂的，为什么《春秋》缺载呢？大概是因为平常的事不记载，所记录的是事物的变故。”

僖公刚获得国家之初，确实依靠齐国来确立地位。齐桓公修明霸业，僖公跟随参与会盟。首止尊奉周王，召陵遏制楚国，安定内政、抵御外侮的事迹屡次记载在史册上。然而齐桓公死后不久，僖公在盟会中屡次顺从楚国，导致夷狄图谋华夏，向楚国乞求军队，这是得罪中原诸国。幸好晋文公重新修明霸业，在践土尊奉周王，僖公虽然两次朝见周王，不过是因晋国而举事。在宰周公之下，聘问的礼仪不算不隆重。但出使诸侯国时，将周王室等同于列国，这是得罪王室。甚至僭越礼制、亵渎上天，不举行郊祀却仍有所期望，反而铺张龙旗六辔的祭祀，以为这是昌盛的吉兆。僖公如果懂礼，谁不懂礼？最终死在小寝，大概也是幸运的了。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春秋谳义》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谳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谳义》卷六 元 王元 撰

文公

公名兴，是僖公的儿子，在位十八年。按照谥法：慈爱恩惠爱护百姓，忠诚守信接待有礼，称为文。

经文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即位。

程氏说：“君主去世已过一年，虽然尚未安葬，继位的儿子也称国君。年岁已经更新，不可没有国君。”

朱氏说：“过了一年才即位，丧服如何进入宗庙？想古时这类大事，必有变通之法，如同借吉日的例子。”

胡氏说：“即位是告祭宗庙，临视群臣。继承世系在初丧时就已确定，必定过了一年才改元。记载即位，是终始的道义。一年不有两个国君，顺应臣民之心，不可多年没有国君。”

谳说：“文公继承僖公而立，承接先君的国家，继承正统而即位。然而上面没有禀受命令，又不守满三年的丧期，实行即吉的礼仪。王室衰微，丧礼逐渐丧失。《春秋》保留其即位的记载，是取其优于此的意思。”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周天子派遣叔服来会葬。

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周天子派遣毛伯来赐命。

程氏说：“毛伯是诸侯中担任周王卿士的人，按礼称为‘锡’，按恩称为‘赐’。”胡氏说：“文公继承世系，丧制未毕，不是初次朝见继位之君而献功。为什么来赐命呢？”所以谷梁子说：“礼制有受命，没有来赐命。来赐命，不是正道。”

谳说：述职的礼仪已经缺失，赐命的恩宠却增加，上下颠倒了其道。《易经·师卦》上六的象辞说：“大君有命令，是为了端正功劳。”文公即位之初，没听说有禀受命令的请求；丧期结束后，不修习入朝见君的礼仪。有什么功劳可褒奖，而赐命呢？大概是因为王室衰微，诸侯强盛，只实行姑息政策，以为这是取悦下属的方法，却不知道放纵滥施会开启轻慢上级的心理。《春秋》记载“来赐命”，不必贬斥断绝，不君不臣的罪过就显着了。

晋侯讨伐卫国，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卫国人讨伐晋国。

秋季，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冬季，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害其国君頵。

程氏说：“商臣书写为世子，是彰显其断绝尊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