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长厯卷一

译十一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当时太阳位于申位，这是历官的过失，已经两次漏置闰月了。他们只依据实际运行的时间来推算，认为这是十一月，却不考察月建的安排，也不对照天象进行验证。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儿子昭公稠继位。昭公二十年春季，周历正月，距离辛亥年已经一百三十三年，这是辛亥年之后的第八个章首。正月己丑初一早晨冬至，因为漏置闰月，所以《春秋》记载说：“二月己丑，冬至。”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到定公宋继位。定公七年正月己巳初一早晨冬至，殷历却认为是庚午，距离元公已经七十六年。

译鲁定公即位十五年，子哀公将要继位。哀公十二年冬季十二月，火星西流，这不是建戌之月。这个月，蝗虫出现。所以《左传》说：“火星隐没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蛰伏，现在火星还在西流，掌管历法的人有过失。”哀公即位二十七年，退位到邾国。子悼公曼继位。悼公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继位。元公四年正月戊申初一早晨冬至，殷历认为是己酉，距离康公七十六年。元公即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继位。穆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奋继位。恭公即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继位。康公四年正月丁亥初一早晨冬至，殷历认为是戊子，距离缗公七十六年。

康公即位九年，子景公偃继位。景公即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继位。平公即位二十年，子缗公贾继位。缗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初一早晨冬至，殷历认为是丁卯，距离楚元王七十六年【即汉高帝八年】。

缗公即位二十三年，子顷公讐继位。顷公十八年，秦国开始灭亡周朝。周朝共有三十六位君王，历时八百六十七年。周朝灭亡后六年，楚考烈王灭亡鲁国。顷公成为平民。秦国君主五代，历时四十九年。汉高祖皇帝取代秦朝继承周朝。太岁在午，八年十一月乙巳初一早晨冬至。这是楚元王三年。

《后汉书·律历志》

范晔说：“黄帝制定历法始于辛卯；颛顼使用乙卯；虞朝使用戊午；夏朝使用丙寅；殷朝使用甲寅；周朝使用丁巳；鲁国使用庚子。汉朝继承秦朝，起初使用乙卯，到汉武帝元封年间，与天象不合，于是制定太初历元以丁丑。”

《晋书·律历志》

姜岆说：“从伏羲以来，直到汉魏，各自制定历法以求其中道。考察其疏密，只有日月交会的防限和日月食可以验证。文字记载中，只有《春秋》记载了日食的变异。从隐公到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次。考察其晦朔，不知使用什么历法。班固认为《春秋》沿用鲁历，鲁历不正确，所以置闰失去次序。鲁国以闰余为一年的年份作为蔀首，检查《春秋》的置闰，不与此蔀相符。《命历序》说：‘孔子为了治理《春秋》的缘故，退修殷朝的旧历，使其数理可以推演于后世。’如果这样，《春秋》应该用殷历来校正。现在考察其交会防限，不与殷历相应。用殷历考察《春秋》的月朔，大多不及其日。又用来检查经文，大多多出一日；检查《左传》，大多少出一日。只是《公羊》经传异朔，在道理上可以采纳。而经文有蚀朔的验证，《左传》却失之。服虔解释《左传》使用太极上元。太极上元是三统历刘歆所造的历元。怎么施用于《春秋》？在《春秋》中使用汉历，岂不是太遥远了吗？《左传》的违失很多了。不只是这件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季，十一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左传》说：‘辰在申，掌管历法的人再次失闰。’考察其去交分，交会防限应该在这个月，而不是再次失闰。考察刘歆的历法在《春秋》日食中只有一朔，其余大多在二日。因此附会五行《左传》著述脁与侧匿的说法。说《春秋》时诸侯多失其政，所以月行恒迟。刘歆不以历法失天，而为之差说日之蚀朔，这乃是天验。而刘歆反而以自己的历法非议它，这是冤天而负时历。杜预又认为周朝衰微世乱，学者莫得其真，现在所传的七历未必是当时王者的术数。现在确实以七家之历考古今交会防限，确实没有其验证，都是由斗分疏密所致。殷历以四分一为斗分，三统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为斗分，乾象历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为斗分，现在景初历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为斗分。疏密不同，法数各异。殷历斗分粗，所以不施用于今；乾象历斗分细，所以不得施用于古；景初历斗分虽在粗细之间，而日之所在却差四度，日月亏缺，都不及其次。假使日在东井，而用月食验证，却在参宿六度，差违如此，怎么可以考察天时人事呢？现在制定新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为斗分。日在斗宿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验于今世。用它考察春秋三十六次日食，正朔者二十五次，蚀二日者两次，蚀晦者两次，误者五次，共三十三次日食。其余日食经文元日讳之，名无以考其得失。图纬都说三百年斗历改宪。以今新历施于春秋之世，日食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于今，共一千余年，交会防限望，故进退于三蚀之间。此法乃可永载用之，岂是三百年斗历改宪者吗【姜岆，后秦姚兴人，当晋孝武太元九年，岁在甲申】春秋七百七十九日【经三百九十三三〇三百八十六四】十七日蚀【三无甲乙】

黄帝历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蚀

颛顼历得五百九日 八蚀

夏历得五百三十六日 十四蚀

真夏历

译得到四百六十六天，发生一次日食

译殷历推算得五百零三日，发生十三次日食；

周历推算得五百零六日，发生十三次日食；

真周历推算得四百八十五日，发生一次日食；

鲁历推算得五百二十九日，发生十三次日食；

三统历推算得四百八十四日，发生一次日食；

乾象历推算得四百九十五日，发生七次日食；

秦始历推算得五百一十日，发生十九次日食；

干度历推算得五百三十八日，发生十九次日食；

现今的长历推算得七百三十六日，发生三十次日食。

汉末，宋仲子汇集七种历法来考证《春秋》，其中夏历和周历的术数都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不同，因此改名为《真夏历》和《真周历》。

《隋书·律历志》【中】

刘孝孙、刘焯的《甲子元历》。刘孝孙的历法依据明文，通过月亮运行的迟速来确定合朔，想要使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而不发生在晦日或初二日。即使连续出现两个小月、三个大月的情况，也符合天道的统绪，大致他的方法有三点，现在列举如下：第一，核查日食证明它恒在朔日。《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现在用甲子元历的术数推算，完全符合没有差错。《春秋》经文中记载日食共三十五次，其中二十七日食，经文中写有“朔”字，推算与甲子元历没有差错。有八次日食经文中都没有“朔”字。《左传》说：“不记载朔日，是史官失误。”《公羊传》说：“不提及朔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初二日。”《谷梁传》说：“不提及朔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晦日。”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都是朔日。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在道理上尤其详尽。《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日食【推算符合己巳朔】

庄公十八年春三月，有日食【推算符合壬子朔】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日食【推算符合庚午朔】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有日食【推算符合癸未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日食【推算符合丁巳朔】前后汉及魏晋四代所记载的日食发生在晦日、朔日以及先于晦日的情况，总共一百八十一例。现在用甲子元历的术数推算，都符合在朔日发生日食。

前汉共有四十五次日食【三次日食都先于晦日一天，三十二次日食都在晦日，十次日食都在朔日】后汉共有七十四次日食【三十七次日食都在晦日，三十七次日食都在朔日】

魏共有十四次日食【四次日食都在晦日，十次日食都在朔日】

晋共有四十八次日食【二十五次日食都在晦日，二十三次日食都在朔日】

第二，核查星度差变来验证。《尚书》说：太阳运行到最短的位置时，昴星在正午，以此来校正仲冬，这就是唐尧时冬至之日，太阳在危宿，黄昏时分，昴星在正午。查考《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现在用甲子元历的术数推算，符合尧时冬至日黄昏昴星在正午。《汉书》记载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洛下闳等人考定太初历，冬至日太阳在牵牛宿初度，现在用甲子元历的术数计算，就得到太阳在斗宿末、牛宿初的位置。晋代姜岌用月食来验证太阳度数，知道冬至之日，太阳在斗宿十七度。宋文帝癸酉年，何承天考验证干度，也知道冬至之日，太阳在斗宿十七度。直到隋朝开皇甲辰年，考定历象，以稽查天道，知道冬至之日，太阳在斗宿十三度。

第三，核查节气影长来验证。《春秋纬·命历序》说：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现在用甲子元历推算，符合没有差错。宋元嘉十年，何承天测量日影，知道冬至已经相差三天。现在的历法推算冬至之日，总是与影长之日符合没有差错。

十七年，张胄玄的历法完成，奏呈给皇上，交给刘晖与国子助教王颇主管历法。刘晖援引古代史书中影长等的依据驳斥张胄玄说：“《命历序》记载，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冬至。《左传》记载，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张宾历，天正壬子朔冬至符合。《命历序》比《左传》差一天。张胄玄历，天正壬子朔后三天甲寅冬至，比《命历序》差两天，比《左传》差三天。成公十二年，《命历序》记载，天正辛卯朔旦冬至。张宾历，天正辛卯朔冬至符合。《命历序》，张胄玄历也是天正辛卯朔后两天壬辰冬至，比《命历序》差一天。昭公二十年，《春秋左传》记载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依据《命历序》是庚寅朔旦冬至。张宾历，天正庚寅朔冬至都符合。《命历序》比《左传》差一天。张胄玄历也是天正庚寅朔，比《左传》差一天，后两天辛卯冬至，比《命历序》差一天，比《左传》差两天。应当查考《命历序》及《春秋左传》在闰余尽的年份，都必须是朔旦冬至。如果依据《命历序》核查《春秋》三十七次日食符合的地方最多，如果依据《左传》符合的地方最少，因此知道《左传》有错误。现在张胄玄凭主观臆断设置闰月，《命历序》及《左传》的节气朔日都有差错。又宋元嘉年间冬至日影有七次，张宾历符合的有五次，差错的有两次，也在前一天。张胄玄历符合的有三次，差错的有四次，在后一天。”等等。高祖命令群臣广泛议论，都认为张胄玄的历法精密，于是贬斥了刘晖等人。张胄玄所造的历法交给有关部门施行。

《唐书·历志》

大衍历议说【大衍历，僧一行

译【行所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初一，冬至，用周历推算，进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历则是壬子蔀首。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初一，冬至，鲁国史官漏记闰月，冬至不在正月，左氏记载此事，以惩戒掌管历法者的罪过。周历得出己丑二分，殷历得出庚寅一分。殷历冬至常在十月最后一天，那么中气就落后于实际天象。周历食朔差经有时相差两天，那么合朔就早于实际天象。〇所依据的是周历，纬书所依据的是殷历。节气与〇相合，朔日与纬书相合，这就对了。又命历序，认为孔子修订春秋，使用殷历，使其推算结果可以〇于后世，考察其食朔不与殷历相合。等到开元十二年，朔日相差五天了，节气相差八天了。上不契合经典，下不足以〇于后代。大概是哀帝、平帝年间治理甲寅元历的人，依托的不是古法。又说鲁历冬至，又比周历早四分之三，而朔日落后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朔日落后五十一分进入第三章第九年二月】所以僖公五年辛亥为十二月最后一天，壬子为正月初一。又推算日食比殷历更精密，其以闰余一为章首，也是取合于当时。

译又说道：日月相合达到度数称为朔，这不是随意选取的，而是依据日食来确定的。《春秋》记载的日食中，干支为甲乙的有三十四次，殷历、鲁历比实际日期早一天的有十三次，晚一天的有三次；周历比实际日期早一天的有二十二次，早两天的有九次，其虚假之处由此可知。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应当根据月亮盈缩的迟速来确定定朔。殷历虽然恰好符合，但这只是巧合，并非正确。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都与周历相符，这些记载多涉及周、齐、晋的事情，大概是周王颁布的历法，齐、晋两国采用它。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夘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与殷历、鲁历相符，这些并非与日食吻合，所以孔子沿袭当时的史官记录，而这些记载多涉及宋、鲁的事情，与齐、晋不同，由此可知。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地的舆人驱逐原伯绞，与鲁历、周历都相差一天，这是左丘明根据他所听到的记载下来的。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国与楚国在〇地交战，周历、殷历、鲁历都比实际日期早一天，这是楚国人上报的。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卫侯与北宫喜结盟，七月戊午朔，于是与国人结盟，三种历法都比实际日期早两天，这是卫国人上报的。这样看来，各诸侯国的历法不能用一种方法统一。而长历中日子不在其月，就更改闰余，想要以此求得吻合，所以闰月相距近的只有十几个月，远的有七十几个月，这是杜预非常错误的地方。如果合朔比实际时间早，那么经文就记载日食来纠正它；如果中气比实际时间晚，那么传文就记载南至来阐明它。如果在晦日之后两天，就推究定朔来得到它。各诸侯国的历法或许有差异，就考察六家历法的方法来了解它。这四者都是治历的大端，而杜预没有明白的缘故。又说道：《春秋》记载日食不写朔的有八次，《公羊传》说是初二日，《谷梁传》说是晦日，《左传》说是史官弄错了。刘孝孙推算得出朔日，认为左丘明是对的。

又说道：“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出现螽虫。开元历推算得出闰月，应当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置闰了。这一年九月己亥朔，比寒露早三天，在定气日，太阳在亢宿五度，距离心宿近一度。接着火星明亮宏大，尚未应当隐没。直到霜降后五天，才潜藏在太阳下面。于是《月令》说蛰虫都俯伏，那么火星尚未隐没，应当在霜降之前。虽然节气极晚，也不能在十月黄昏出现。所以孔子说：‘我听说，火星隐没之后，蛰伏的昆虫才全部结束。现在火星还在西方流动，掌管历法的人出错了。’正当夏后氏初期，八月火星隐没，九月火星入房宿。等到霜降之后，火星已经在早晨出现在东方，距离春秋末期一千五百多年，却说火星隐没之后蛰伏的昆虫才全部结束。假使冬至常常停留在它的位置，那么孔子就不会说火星在西方流动尚未隐没。明显是九月初的时候。从春秋到现在，又过了一千五百年。麟德历以霜降后五天，太阳在氐宿八度，房宿心宿初伏确定。增加两天，用月食冲来校验，还相差三度。闰余稍多，那么在亥月的开始，火星还在西方方向出现。假使宿度不移动，那么孔子就不会说火星在西方流动尚未隐没。明显不是十月的物候。从羲和以来，火星出现隐没三次观察其变化。那么左丘明的记载，是想让后来的作者参求细微的迹象，来探求孔子的旨意。这一年失闰已久，季秋中气比实际时间晚三天。等到明年仲冬，又得到一个闰月。领悟孔子的话，补正当时的历法，而十二月还可以出现螽虫。到了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发生日食。用开元历考察，那么在日食前又增加一个闰月，鲁历就正确了。长历从哀公十年六月，到十四年二月，才设置一个闰月，这不是正确的。”

又说道：古代历法与近代密率相比，两百年气差一天，三百年朔差一天。向上推算，时间越久越提前；向下推算，时间越久越推迟。天僖公五年，周历正月辛亥朔，余四分之一，南至。用岁差推算，太阳在牵牛初。到宣公十一年【癸亥】周历与麟德历都在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还比麟德历早十五辰。到昭公二十年【己卯】周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历进入己酉蔀首，麟德历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历进入丁卯蔀首，麟德历以乙丑日昳冬至。吕后八年辛酉，周历进入乙酉蔀首，麟德历以壬午黄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时合朔。气差三十二辰，朔合四辰。这是疏密的大概情况。僖公五年，周历、汉历、唐历都以辛亥南至。后五百五十多年，到太初元年，周历、汉历都得到甲子夜半冬至

译《唐历》都将冬至定为辛酉日，那么《汉历》就比实际天象晚了三天。祖冲之、张胄玄将上章年的冬至推算到太初元年，祖冲之认为冬至在癸亥日的鸡鸣时分，而张胄玄认为在癸亥日的日出时分，他们本想使历法与甲子日相合，却恰好与《鲁历》相冲突。由此推演，鲁僖公五年《鲁历》以庚戌日为冬至，而祖、张两家都以甲寅日为冬至，这违背了左丘明确立正时的本意，只是为了迁就刘歆的错误。现在考证麟德元年甲子日，《唐历》都将冬至定为甲子日，而《周历》、《汉历》都定为庚午日，那么从太初元年到麟德元年相差四天，从太初元年上推到鲁僖公五年相差三天【总共相差七天】，这是不足为奇的。

译宋史历志

宋代施行古《崇天历》说：自从四分历以上，古代有六种历法，都以九百四十分作为日法。又说：从汉代太初历到宋代【英宗时期】，冬至误差达十日。

元史历志

《授时历议》说：“从春秋鲁献公以来，共二千一百六十多年，使用大衍、宣明、纪元、统天、大明、授时六种历法推算冬至，共四十九件事。”现在考察：献公十五年戊寅年正月甲寅初一早晨冬至，授时历推算为甲寅，统天历推算为乙卯，比实际晚了一天；到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初一早晨冬至，授时历、统天历都推算为辛亥，与天象相符。往下到昭公二十年己卯年正月己丑初一早晨冬至，授时历、统天历都推算为戊子，都比实际早了一天。如果改变历法来迁就昭公二十年的冬至，那么献公、僖公的冬至就不符合了。由此可知，春秋所记载的昭公二十年冬至，是日度失行的验证。明代郑世子朱载堉说：“《授时历议》依据前《汉书·律历志》，鲁献公十五年戊寅年正月甲寅初一早晨冬至，引用这个作为开端，大概是因为献公是隐公的五世祖，往下距离隐公元年己未年一百六十一年。许慎、郭璞等儒生，难道不知道献公在春秋之前很久吗？只是因为他们推算昭公二十年冬至得到戊子，既然不能符合，偶然与献公符合，所以援引这个来作为说法。”又说：“改变历法来迁就昭公，则与献公不符合，于是说春秋所记载的昭公冬至是日度失行的验证。那么大衍、宣明等历法推算都得到己丑，难道都是错误的吗？献公甲寅冬至另外没有依据，只依据刘歆的三统历罢了。左氏不足信任，而刘歆就值得信任吗？太初元年冬至在辛酉，刘歆却认为是甲子，与天象相差三天，尚且不能知道，却能逆知上下几百年吗？”那么献公十五年冬至应当在何日？回答说：三统历、授时历的甲寅，失之过早；纪元历、大明历的丁巳，失之过晚；大衍历推算的丙辰，宣明历推算的乙卯，或许接近一些。然而另外没有考证，存疑即可。大凡春秋前后千年之间，气朔交食长历，大衍历推算的接近正确，刘歆、班固所说的全不对，杜预、一行已有定论了。

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所记载的日食，共三十七次。用授时历推算，只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初一，以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初一，不在食限内。大概自有历法以来，没有连月而食的理。其余三十五次日食，都在初一。经文中有时不记载日期，不记载初一。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食在晦日，这两种说法不对。左氏认为史官失误的得到了纠正。其中有时相差一月、二月的，大概是由于古历疏阔，置闰失当的弊病。姜岌、一行已有定说。孔子作《春秋》，只是依据当时的历法来记载，不是大义所关，所以不必详细考究。

春秋左氏注疏

孔氏【颖达】说：古今历法推算闰月的方法，都以闰余减去章岁余，用岁中乘之，除以章闰，所得为积月，命起天正算外，就是闰月所在。古历十九年为一章，章有七闰；八章三年闰九月，六年闰六月，九年闰三月，十一年闰十一月，十四年闰八月，十七年闰四月，十九年闰十二月。这是依据元首初章，如果在后逐渐积累余分，大率三十二个月则置闰，不必总是与初章闰月相同【见文元年孔疏】

又说：日月是动物，虽然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缩，所以有虽然交合而不食的，或有频繁交合而食的。从隐元年到哀二十七年，积二百五十五年，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七次日食。这是虽然交合而不食。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频繁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繁日食，这是频繁交合而食。战国及秦，历纪全差，汉末逐渐观测天时，才开始创造这种方法。刘歆三统历认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到食日而得不到加时。汉末会稽尉刘洪作《乾象历》，开始推算月行迟疾，求日食加时。后代修历，逐渐更加详密。现在作历者推算日食，没有不符合的，只是没有频月食法，都是一百七十三日有余而始一交合，没有频月食的。其解释在襄二十四年【见隐三年孔疏】桓三年春正月不书王，只有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共四年书王，其余十三年都不书王。

杜氏说：“经文之首时，必书王。表明此历是天王所颁布的。其或废法违常，失不颁历，则不书王。”

刘氏【�】说：天王失不颁历，乃国之大事，何得�无异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后，王室有子朝之乱，经文都书王，难道是王室还能颁历？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闰，杜说鲁之司历顿置两闰。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说：“火犹西流，司历过。”杜说季孙虽闻仲尼之言而不正历。如杜所注，历既天王所颁，鲁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乱，王位犹且未定，诸侯

译不知所奉行的历法，还有何人尚能颁布？昭公二十三年秋，史书记载“天王居于狄泉”，那么那年春天就没有天子了。当时没有天子，历法无从颁布，为何那年也书写“王”呢？如果认为春秋的历法必定是天王所颁布，那么周历的差错就不关乎鲁国，鲁人即使知道，也没有理由擅自改正。襄公二十七年《春秋》称“司历再次失误而漏置闰月”，而杜预在《释例》中说鲁国的司历刚开始察觉其错误，便接连设置两个闰月以顺应天时的正朔。如果历法是由天王颁布，应当完全遵从王命，哪里敢擅自设置闰月、更改岁年？哀公十三年十二月出现螽虫，《释例》又说季孙虽然听到孔子的话，却并未立即改正，第二年又出现螽虫，才醒悟到十四年春应当设置闰月。既然说历法是由天王颁布，又说鲁人加以改正，那又何必需要王历呢？杜预的这些话自相矛盾，这里不书写“王”，正是文字缺失的缘故【见桓公三年注疏】

译春秋属辞

赵子常（汸）说：《春秋》虽然以修史作为经书，但仍然保留了史书的大体格式。比如把起始之年称为元年，岁首称为春，一月称为正月，在“正”字前加上“王”字，这些都是遵循史书的原文。〇唯独解释“王周正月”这一说法，是因为国史所记载的是当时的王所定的正月，月份是周朝的月份，那么时节也就是周朝的时节。孔氏认为月份改变则春季也随之移动，这是正确的。后来在僖公五年春季记载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记载太史说：“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但还未到达夏至点，相当于夏历四月，这叫做孟夏。”又记载梓慎说：“心宿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这些都是因为周人改变了时节和月份，春夏秋冬的顺序则遵循周正，而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以及启闭（指节气）〇则仍然沿用夏历的时节。经文中记载“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冰”、“二月无冰”以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都是为了记录灾异，由此可以知道了。汲冢竹书中有《周月解》，也说：“夏历符合天道，是百代君王所共同遵循的。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月，我们周朝制定正月，以垂示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其所说的损益之意非常明白。经书记载“春烝”、“春狩”、“夏搜”，由此看来，三正的意义完备了。而近代的解说者往往不这样认为。左氏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直到战国之际，中原没有改变历法的变故，鲁国尚未灭亡，〇对于当时的正朔，怎么会有差错呢？然而还有提出不同议论的人，为什么呢？我曾经考察过，说：殷周不改变月份，是根据《尚书·商书》中说的“元祀十有二月”，以及秦人以十月为岁首。说“夏时冠周月”的，则怀疑建子之月不是春季，而且孔子曾经想要实行夏历。查考司马迁记载三代革命，在殷朝说“改正朔”，在周朝说“制正朔”，在秦朝说“改年始”。大概“正”指的是正月，“朔”指的是月朔。何休《公羊传》注说：“夏历以斗建寅之月为正月，平旦为朔；殷历以斗建丑之月为正月，鸡鸣为朔；周历以斗建子之月为正月，夜半为朔。”这是正确的。殷周就把所改变的月份作为岁首，所以说“改正朔”、“制正朔”。秦朝以十月为岁首，而另外使用夏历的月份，所以说“改年始”。其论述已经详细了。《汉书·律历志》根据三统历，商朝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尚书·伊训》篇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在冬至日祭祀先王，越茀行事。其所引用的《书》辞和序言，都与伪孔氏《尚书·伊训》篇的语意不合，而且只说日不说朔。又不说即位，那么事情就在即位之后了。凡是新君即位，必须先朝庙见祖，然后确立君臣之礼。现在即位后不到一个月，又祭祀先王，以嗣王身份见祖，这是什么礼节呢？等到三祀十二月朔，奉嗣王回到亳，这一天应该见祖却没有见，又为什么呢？所谓古文《尚书》，是拼凑附会，不合常理，大概就是这样。解说者竟然想要依据它来证明殷周不改变月份，可以吗？《礼记》中孟献子也说：“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说法都与〇相合。冬至在商历是十二月，在周历是正月；大寒在周历是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的立冬、小雪在夏历是十月，商历是十一月，周历是十二月。唐代大衍历推算《春秋》的冬至，也都在正月。谁说《春秋》不改变月份呢？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动，有兰、射干、芸、荔的感应，天以此为正，周朝以此为春；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鸡孵卵，地以此为正，殷朝以此为春；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端正，蛰虫开始活动，人以此为正，夏朝以此为春。”大概天施于子月，地化于丑月，人生于寅月。三阳虽然有细微和显著的区别，三正都可以称为春。这也是历法家相沿袭的说法。所谓夏历符合天道，是因为它最适宜于四时的中点。谁说建子之月不是春季呢？至于孔子回答颜回关于“为邦”的问题，则与作《春秋》的事情不同。大概《春秋》是当代的书，用来治理当代的臣民。孔子不应当改变周历来迷惑民众的听闻，为邦是为后世君王立法，所以列举四代的礼乐而斟酌其中。这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如果周朝不改变时节，那么何必说“行夏之时”呢？如果孔子果真想要用夏历改变周历，那么又怎么责备诸侯无王，议论桓公、文公而排斥吴、楚呢？何休在哀公十四年〇注中说：“河阳冬季说狩，获麟春季说狩，大概是依据鲁国改变周历的春作为冬，去掉周正而实行夏历。”用实行夏历来解释《春秋》，大概从这里开始。然而何休本来认为建子之月是周朝的春季，只是怀疑春季不应当说狩，而胡乱编造言辞。到了程子的门人刘质夫说：“周正月不是春季，是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于是就怀疑建子之月不应当称为春。这就是胡氏“夏时冠周月”说法的由来。先儒看到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的宗旨没有〇，只是斟酌四代礼乐作为百王的大法，于是认为作《春秋》的本意在于此。所以番阳吴仲迂说：如果跟随胡〇，那么就是周朝本来实行夏历，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而不

译采用夏历的时令，却把子月当作春季。何休的失误，又与此不同。所以朱熹认为，恐怕圣人制定礼法不会如此频繁变更、烦扰混乱、毫无章法。薛氏又说鲁历将冬季改为春季，而陈氏在后文采纳了他的说法，说：“用夏历的时令来冠以周历的月份，这是鲁国史官的做法。”这大概是知道《春秋》将周历改为夏历是不顺应的，于是又把过错推给鲁国。然而说鲁国自有历法，这实际上是刘歆的错误。查考《律历志》说，刘向所汇总的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历以及鲁历，共为六历。从周昭王以下没有世系次序，所以依据周公、伯禽以下作为纪年。从炀公到缗公，冬至日按照殷历，每次都滞后一天，这是由历法家借用鲁国君主的世系逆推周历正朔的吻合与否，因而号称鲁历，并非鲁国人自己所制定，这是很明显的。《宋书·礼志》又说，六历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有考核历法疏密的作用而已。这难道是当时曾经使用过的历法吗？刘歆被《左传》襄公、哀公篇的文字所迷惑，于是说鲁国有司历的官职，而杜预沿袭这个说法就错了。然而持这种说法的人也自觉有缺陷，认为夏历的时令和周历的月份不应当并存，所以直接说《春秋》是用夏历的正月来计算月份。又怀疑如果这样，那么古代的大事一定在岁首，隐公不应当在寅月即位，像这样进退没有依据，本来不值得深入辩驳。而有的人仍然认为这是千古未决的疑难，这是因为《诗经》《尚书》《周礼》《论语》《孟子》中所说的时令月份不能全都吻合的缘故。三种正朔通行于民间已经很久了。《春秋》本是诸侯国的史书，书写周历的正月以表明大的顺从，与颁朔、告朔是一个整体。它所记载的事情，有的应当系于月份，有的应当系于时令，与其他经典不同。《诗经》本是歌谣，又多言民间事务，所以有时用夏历的正月以便行文通俗。《尚书》是王朝史官记录言论的体例，有时书写月份就不书写时令，有时书写时令就不书写月份。况且伪孔安国传的二十五篇，决非真正的古书，其吻合与否，都不应当在《春秋》中讨论。《周礼》所写的正月、正岁都是夏历的正月。各种官职制度，实际上是沿袭夏、商两代而有所增减，其中记载时令月份的，又多涉及民事与巡狩、祭祀，与夏历相同，所以仍用夏历的时令以保存旧典。可见因循变革并非为了上报文书，定为某一朝代的制度，都可以通说，那么又不可在《春秋》中讨论了。至于《论语》说“暮春”，也像《诗经》《尚书》说“春夏”一样，都是通用于民间的常用语，不可据此认为周朝没有改易时令。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干旱，十一月徒杠建成，十二月舆梁建成”。在《左传》之后，那么周朝改易月份，仍然如同《竹书纪年》。又记载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元年正月。《竹书纪年》是后人用夏历追录旧文，所以与《春秋》不同。然而也没有随意用夏历扰乱《春秋》的时令月份。自从啖助、赵匡之后，学者往往习惯攻击《左传》，而对于周朝正月的争论尤为激烈，因为这尤其有害于经义，所以特别详细地记载于此。

译又说：长历考察春秋的日月，失误三十六日，月初三，月末二。其经文中上下所记载的日月，有可以考证的证据，明显是史文差错。日食不在交食限内的有四次，连续月食的有两次。大衍历失误一百二十六日，月初三，日食不在交食限内的有十七次，早一个月的有六次，早两个月的有两次，早三个月的有一次，早五个月的有一次，晚一个月的有六次，闰月一次，连续月食的有两次。杜氏依据左氏传，屡次讥讽周历失误闰月，因此长历将前面的闰月推后，以求与春秋的日月相符，所以失误较少。大衍历自行以三十二月为闰率进行推算，不考虑是否与经文相符，所以失误较多。东周的历法已经没有了。刘歆所汇总的六种历法，都不是古代的方法。杜氏说，或者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推算经传中的朔日，都不相符。所谓的鲁历，也不与春秋相符。怀疑是后世好事者所作。凡经文中记载的有七百七十九日，汉末宋仲子汇集七种历法来考察春秋，鲁历符合五百二十九日，失误二百五十日，这就是不与春秋相符。大衍历合朔议论说：春秋日食有甲乙干支的有三十四次，殷历、鲁历早一日的有十三次，晚一日的有三次，周历早一日的有二十二次，早两日的有九次，其虚假可知了。然而大衍历相比长历每月相差一个月，也有相差两个月的，其日月的得失本来就不是用来解释经文的。除去解释经文的日期外，另外记载三百一十六日。长历推算没有月分的有两次，其不合的只有六日而已，这本来就不能用闰率来议论。只是长历相比大衍历少六个闰月，自隐公二年至宣公十年三次失误闰月，自成公末年至春秋终结又三次失误闰月，如果真是这样，四季寒暑都应当颠倒，不只是把申位当作戌位而已。恐怕周历虽然差错，未必如此荒谬。查考经文中有多年不记载日期的，前后屡次见到，长历对此既然没有依据，怎能没有失误？至于说突然设置两个闰月以应合天正，则主观臆断尤为严重，所以解说者怀疑它。现在暂且取它所考察的日月，来证明史文的错误，附在阙文之后。大概三种历法师承不同，而日月的错误没有区别，有并非笔削抄写失真造成的。一并提及大衍历的，是为了显示周历设置闰月没有标准，导致日月不与天象符合。如所记载的日南至在二月，那么虽然月建在子位而实际在亥位，十一月火星仍然西流，那么虽然月建在戌位而实际在申位。然而孔子对于十二月出现螽斯，常讥讽司历的过错，而春秋日食不记载朔日，却唯独对交朔的不合进行辨析，闰余的失误容易看见，而交朔的错误难以知晓。容易看见的有不胜讥讽的，而难以知晓的如果不验证日食就无法得到正确。

天元历理

徐圃臣说：现在考察《春秋》中的各个朔日，有的在其月，有的不在其月朔，有的早一日，闰月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几乎失误闰月实质，开始于幽王、厉王时代，因循不改，遂成为成法。唐代一行说经文遵循鲁历，或者遵循各国所记载的日期，所以不同，由此知道列国各自有历法，也是对的。现在考察，周历、鲁历的朔率早一日，晋、郑、齐、楚等国的记载多采用夏正，以此知道建子为正，乃是东周变法，实在不是周公的本制，所以列国遵守先王的旧制而不认为是错误的。

春秋长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长历卷二

右谕德陈厚耀撰

古历法

古代方法，十九年为一章，到朔分整齐。四章为一蔀，重新得到朔旦冬至。二十蔀为一纪，则日的干支恢复初始。三纪为一元，则年、月、日的干支都恢复初始。这就是历元。

章法十九年，二百三十五个月。

蔀法七十六年，九百四十个月。

纪法一千五百二十年，一万八千八百个月。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年，五万六千四百个月。

日法九百四十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岁法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五分。

一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月法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分。

岁余一万零二百二十七【每年朔虚五千二百九十二分，气盈四千九百三十五分，合并为岁余】。

月余八百五十二分二秒五忽【每月朔虚四百四十一分，气盈四百一十一分二杪五忽，合并为月余】。

推算天正入朔分

放置所求年份【从历元数至此年为所求几何年】减一，以岁法乘之，再以月法收之，为月余，不满一月法的去掉，所得月数再以月法乘之，得数满日法去掉余数，即天正入朔分，依次递加四百九十九，满日法去掉余数，即次月入朔分。

推算冬至日及分

放置所求年份，减一，以岁法乘之，加天正入朔分，得数，满月法去掉余数，余数以日法收之为日，加一日，命名之，即所求冬至日及分。

推算月大小

看入朔分在四百四十一分以下，为月大；以上，为月小。

推算闰年闰月

放置所求年份【不减一】以岁余乘之，得数满月法去掉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