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如编卷二

译于是到达郎地作战。卫侯为什么跟随齐、郑呢？起初与鲁国在桃丘结盟，后来齐国发出命令，就舍弃鲁国而跟随齐国，这是选择有利之道的做法。记载齐侯、卫侯、郑伯，一是因为他们的王爵相同，二是因为齐国主持军事，三是因为齐国的意志主导。在郎地作战，大概是鲁国战败了。不写“败绩”，是因为没有大败【明确并非全部避讳】。

译十一年春季，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

这就是在郎地交战时的齐侯、卫侯、郑伯。他们退兵之后，又订立了这个盟约，目的是使他们彼此不怀二心。经文中只称“人”，是因为上文已经提及，不再详细记载。如果说是：“那些人是你们，你们是人，这是另外的盟约。”那么经书记载的意思是：“他们订立盟约，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们来郎地作战，理亏在他们。在恶曹结盟，过错也在他们。那么这是偏袒鲁国吗？回答说：鲁桓公的罪恶，何止是这三个国家呢？只是这三个国家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订立这个盟约，他们的用心不正当。鲁桓公，齐侯、卫侯、郑伯，都是所谓挨家挨户都可以诛杀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不能互相治理。用天子的名义来治理他们，是可以的。但用天子的名义来治理，不是史官所能议论的【史官即指孔子】，只是谨慎地记录这件事罢了。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不因细微的缘故废弃礼制，其余遵从相同的体例。

九月，宋国人捉拿了郑国的祭仲。公子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郑庄公将要去世时，嘱托祭仲立公子忽为君。公子忽是应当继位的人。公子突，是宋国扶植的。宋国人想立他，诱捕了祭仲，用死亡威胁他。祭仲无法抗拒，让公子突回国，立他为君。郑忽出逃。经书记载“宋人执郑祭仲”，祭仲没有罪过。“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罪责在祭仲。祭仲，是字。意思是说：“这是郑国接受遗命的臣子，难道要责备他吗？难道要说尊贵他吗？”况且名和字是一样的，按照称呼来称呼他。意思是说：“我听说郑国的臣子叫祭仲，不知道其他情况。”经书记载者看到郑国动乱如此严重，权臣专权，邻国相互图谋，都怀着贪利之心，导致天道伦常混乱，这是由于王政没有纲纪，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鲁桓公派柔前往参加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的盟会。

鲁桓公命令柔前往参加盟会，结盟吗？与无骇、翚挟溺的例子相同。隐公、桓公时期的史官，书法多遵从相同的体例，圣人不随意做出不同的记载。蔡叔，大概是蔡侯的弟弟【采用陆氏的说法】。

鲁桓公在夫钟会见宋公【《公羊传》作童】。冬季十二月，鲁桓公在阚会见宋公。三传都不记载这件事，经书记载者看到两国急切地会见，各自营谋私利罢了。

十二年春季，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会见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杞，《公羊传》《谷梁传》作纪，曲池，《公羊传》作敺蛇】。《左传》说：“为了平息杞国和莒国的争端。”大概是根据经文来解释罢了。盟会记载日期，是因为盟会者的意图，好像将要最终不互相背叛，所以先谨慎地开始。会见的记载，特别顺应他们的意图而保留罢了。前后都相同，那些不记载日期的，或者是自己遗漏了，或者是省略了。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会见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依据《左传》，鲁桓公想要平息宋国和郑国的争端，所以进行这次会见。宋国是否和解还不可知，所以屡次会见。南燕靠近宋国，大概是宋国的附庸，称“人”是轻视略写【不是说燕国的大夫，其君主也被略写，不称燕伯】。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鲁桓公在虚地会见宋公【《公羊传》作郯】。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〇地会见宋公。依据《左传》，虚地、〇地的会见，都是为了平息宋国和郑国的争端。依据杜预的注，《谷丘》、虚、〇又都是宋国的地方。越过国境去会见宋公，鲁桓公为人谋划竟然这样，他的忠诚吗？还是为什么在路上奔波而不怕麻烦呢？宋国最终不肯向鲁桓公解释与郑国的恩怨，鲁桓公于是与郑国结盟并谋划讨伐宋国。那么那两次、三次的勤勉，也是不可以停止的吗？凡是这些传家的说法，都是这样。看《春秋》之初，《隐公》的篇章，诸侯放纵恣意，又都非常严重。

丙戌日，鲁桓公会见郑伯，在武父结盟。

会见龟地之后，就前往郑国境内。郑伯出来，与鲁桓公结盟，一心仇恨宋国。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诸侯去世通常记载日期，这里晋的去世，恰好与上次的会见同一天，国史两件事都记载下来不再删去，后面的丙戌字，大概是这样的【或者丙戌字上下有一个错误，也不可知，所以不确切地说】。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谁与郑国军队一起？是鲁桓公与郑国军队一起。不称“公”，是因为不能说“公与郑师”，也不能说“公率领军队与郑师”。讨伐宋国，是鲁桓公为郑国讨伐，质问宋公的罪过【如果说战于郎，地名不同】。鲁国、郑国的军队与宋国军队在那宋国土地交战，不嫌像鲁国、郑国自己交战的文字。经书记载者，看到列国兴兵结怨，伤害民众，没有时候得到休息。

十三年春季，二月，鲁桓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经书记载者，看到诸侯分结朋党，互相攻伐，各自逞泄愤恨，没有曲直可言。战败者遭祸，战胜者并非福气。上文与郑师讨伐宋国，鲁国是主谋。宋国修怨，所以告诉盟主，让齐国主兵来讨伐鲁国。卫国、燕国跟随。鲁国因为郑国的缘故，结下宋国的怨恨，而对纪国有恩德。纪国是齐国的仇敌，所以向纪国征师。纪侯亲自率军来援，而郑伯的到来，不用说也知道了。不称“来伐”，因为说战伐就知道了。不称地名，因为是我方土地，靠近。说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就像说，都是被我方打败，庆幸罢了。纪国排在郑国上面，是因为王爵。齐国排在宋国前面，是因为小伯主是讨伐。不称卫子，

译这是根据他们自称的情况来记载的。称燕人，是宋国史官细得略写的笔法。一并称“师”，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军队，无需使用不同的文字来区分。记载这七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表明：像这样的情形，如果不是福伯，谁又会是挑起祸端的始作俑者呢？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

译三月，安葬卫宣公。

朔在灵柩前背对着它，自称国君去从事战争之事，他的过失也就自然显现了。

夏季发生大水。秋季七月。冬季十月。

大水之后，没有值得记载的事情，这也算是善事【指像征伐他国以及兴办工程役事之类】。

鲁桓公十四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在曹地防备郑伯。

有战事就互相救援，没有战事就互相防备，以此来维持友好关系。

没有结冰。

建子之月（十一月），适宜结冰，却不结冰，是因为天气过于温暖。日食之类，是显现于天上的现象。天道遥远而尊贵，反省过错、知晓警戒，以修养心意为先。无冰之类，是显现于地上的现象【也是天所造成而显现于地上】。地道亲近而切近，思考祸患、预先防备，以修明政事为急【修心与修政也是互相说明的】。

夏季五月。

这就是所谓的缺文。缺而不补，是因为“月”字下面或许另有文字，而郑伯语来结盟，本是六月的事却未写月份，或者中间另有六月的事，而郑伯语来结盟在上月，都不可知。如果在“夏五”下面补一个“月”字，连着下面的郑伯作为文句，那就不是事实了。所以宁可缺漏。不然的话，“夏五”下面有什么可疑的？如果不是月份却不补这一字，圣人笔削的权力，难道应该如此过分怯懦吗？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谷梁传》语作御，也作御】。

在曹地相防之后，仍然约定结盟。现在郑伯派他名叫语的弟弟来结盟，是履行之前的约定【所谓预先定下的盟约】。提到他的弟弟，是因为郑的亲近显贵之人。郑伯不会背弃我们，由此可知。国内与之结盟的是谁呢？大概是鲁桓公亲自与之结盟。郑伯派他的弟弟这样说，就如同郑伯亲自前来一样。由此可知鲁桓公亲自与之结盟。显示亲信之深厚牢固，适宜鲁桓公亲自与之结盟。不写明，是尊重内国（鲁国）。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临近尝祭的日期【致斋的第一天】，御廪就发生火灾了。这是上天的警戒吗？是神灵有痛惜吗？不可视为偶然啊！因此记载“壬申日御廪灾，乙亥日尝祭”【尝祭本不应当记载，不记载乙亥日尝祭，就看不出迫近之事】。新建的御廪不记载，是不怀疑可以不新建。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公羊传》：卫在蔡前】。

十二年，鲁国联合郑国军队攻打宋国。鲁国因为郑国而攻打宋国，所以宋国先报复鲁国。有明年七国之战，到这时报复郑国，动用四国军队攻打它。四国不是自己起兵攻打郑国，宋国率领他们攻打郑国，这与不主持兵事的例子相同。七国之战不记载宋国率领齐、卫、燕，是因为齐国的志向也想与鲁国为难，不只是宋国。四国被宋国率领，并非不想攻打郑国可知，然而能率领他们的，是宋国。被率领的人，是宋国人；率领别人的人，是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一概称“人”，是轻视且厌恶他们，而略去区别之辞。如果将领卑贱、军队少，那就不知道了【怎么知道将领都卑贱、军队都少】。宋国独自攻打郑国，力量并非不足。动用四国军队，那么其残暴可知。焚烧城门进入国外之事，不值得记载。而且记载得详细，就似乎厌恶专在宋国为甚之辞。郑突完全没有罪了。这些都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君子不可以不察。卫在蔡前，《公羊传》大概是正确的。

鲁桓公十五年，春天，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索取车辆。

鲁国贡赋有缺失，所以天子派使者来征收索取。诸侯不贡车服，这不足辩驳。天子责备贡赋有缺失，委婉其辞说“求车”，你所需要的岂止一辆车而已？礼乐征伐，维系九鼎于一线者，正是你的正使。王室有不合礼的索取，然而君父的过失小，臣子的罪过大。舍弃下面的而责备上面的，舍弃不共戴天的大罪，而责备妄求的小失，这是参与无王道的严重行为，决非《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家父以前曾聘问于鲁，到这时又派他前来，以索取车为辞，不敢加谴责于鲁，只是微微显露其意而已。王室的衰微可知了。衰败的趋势，庸下之才所能做到的，仅此而已。其后或许连这也不能做到了【以此可见齐桓公、管仲的功劳实在不可磨灭】。凡是这求车之类【前求〇后求金】，鲁国岂能傲慢自若，不一一回应呢？其必有以回应无疑。没而不见的，是因为认为这不足言。以回应为善，那就是说也可以不回应。不仅这样，即使以前没有失礼，也还不足言，平常罢了，并非异常。乱极反常之世，君子不以改变我的常道，这是《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

记载在前面，王去世，就知道嗣王的改元即位在其明年了。改元即位，不是鲁国史事故，不得记载。外诸侯也同此例。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国。郑世子忽复归郑国。

突被祭仲所立，立而列于诸侯之会，且四年矣。不是郑伯而是什么？郑忽以世嫡嗣位，四阅月而出奔，未成君而失国，则犹先君之世子也。现在这复归，系世子者，犹曰是郑之故世子云尔。国忽之国也。前此突立而忽出，今此突出而忽归，皆据其实而书之尔，非可得而予之夺之也。不言郑子忽者，子犹君也，上有郑伯，下不得有郑子，国不可以二君也。

译况且他在外流亡四年，称他为“故世子”是可以的，称他为“郑子”则不可以。同时列出突、忽两人的名字，是为了区别嫌疑。郑伯如今出奔到蔡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突。以前的世子如今得以复归郑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忽。诸侯在位时不称其名，失国出奔时才可以称其名。出奔的人是有使人出奔的人的，不写出使人出奔者，是史官避讳的笔法，这是急于记录尊贵者而缓于记录卑贱者。我知道国君出奔了，出奔的情况不止一种，国人以及贵族大臣来不及详细记载【史官另有专门的文字记录】。使郑伯出奔的，是祭仲。祭仲的恶行不待言说就显明了。如果不是祭仲所为，郑伯突为什么要出奔呢？复归，是指先前从国内出去，如今又回来罢了。善恶之事都有，复归的人也有使人归来的人【指迎接他回来的人】。急于记录尊贵者而缓于记录卑贱者，是史官避讳的笔法，遵循同样的原则。

译许叔进入许国。

趁着郑国的动乱得以进入许国，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理应拥有许国。此时如果不进入，以后就再也无法进入了。所谓“入于许”，是指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进入。许国受制于郑国的程度，非常严重。史官看到天下无道，弱小国家复国艰难到如此地步。君子对此感到怜悯，于是趁着空隙进行会盟防备。这里有天道的因素，也有人事的因素。从此以后，周王室的威灵终究不再振兴，而霸主国家却因此昌盛。许国像大山一样稳固，绵延数代。虽然像茂盛的禾苗需要甘霖滋润，也不能立刻晒干（意指复兴不易）。但也差不多能享有欢欣安乐的美好局面，与当年的困顿艰难大不相同了。

鲁桓公在艾地与齐侯会盟【《公羊传》认为“艾”作“鄗”，《谷梁传》认为作“蒿”】

齐襄公即位，再次进行这次会盟，是为了修好。《左传》说：“这是为了谋划许国的事。”这只是推测罢了。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牟国和葛国都是附庸的小国。邾国曾经与会盟有关。这三个国家彼此相距不远。对于它们来朝见，都称为“人”。史官的措辞通常尊重本国而简略对待外国。圣人因而采纳了这种说法。褒贬之意并不在于心中【明确说明不是因为朝见桓公而贬称他们为“人”】。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五月出奔蔡国的是郑伯突；复归于郑国的是世子忽。忽拥有郑国，应当做郑国的国君，这是很明显的。而这个人因为栎地的人杀了栎地的守将，于是占据栎地，为什么还不失去郑伯的称号呢？回答说：“郑伯突，就像说是‘故郑伯’一样。”忽拥有郑国却不能守住君位，智谋不足，力量不够。突有能力进入栎地并控制郑国的命运，这就是他之所以不失去郑伯称号的原因。忽从未被称为郑伯。然而他是君子，君子却软弱且孤立，这是圣人所怜悯的。突曾经出奔却终究不失去郑伯的称号，然而他是小人，小人却占据君子的位置，这是圣人所厌恶的。郑伯这个称呼并非尊贵，盗贼也能成为郑伯，我也就跟着称他为郑伯罢了，他的名分并没有完全得到郑国的认可。后来他完全得到了郑国，俨然位列诸侯，即使他的恶行更加严重，我也不会再称呼他的名字了【明确说明褒贬的原则不能施加于此，所以假借言语来说明】。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袲地与宋公、卫侯、陈侯会盟，讨伐郑国【《公羊传》：宋公前有齐侯，袲作侈】

袲是宋国的土地，宋国为主，三国在其地会盟，商议讨伐郑国的事。主持郑国的是忽。同一个郑国，进入栎地，以此逼迫郑国，将要重新做郑国国君的是突。这也是同一个郑国。要讨伐谁呢？讨伐进入栎地的郑国，是正义的；讨伐占据郑国的郑国，是不正义的。然而诸侯竟然想要讨伐占据郑国的郑国，以接纳进入栎地的郑国。虽然平时有仇怨，但一旦会盟，为什么呢？进入栎地的形势，足以联合诸侯，让他们援助自己。忽怎么能做到呢？有急难时出奔罢了。寻求蚍蜉和蛾子的援助，没有人理睬。于是诸侯中有偏向突的人，说【怀疑是鲁桓公】：郑伯【指突】作为列侯，已经五年了。现在他在栎地，他的势力可以让自己进入郑国，道义上又应当做郑国的国君。我们跟着讨伐郑国而接纳他，那个人【指突】有不感激我们，而始终不背叛我们的吗？所以讨伐郑国【指忽】符合我们的利益。宋公也说：这是我的心意。俗话说：抛弃恶行，顺从善好；又说：树立德行务必滋长，大概说的就是今天吧。于是大家一起讨伐郑国而接纳郑伯【突】。那么诸侯的心意，为什么都出于此呢？回答说：突与我们同类，忽不与我们同类。哪有攻击与我们同类，而帮助不与我们同类的人呢？桓公与宋公等会盟，就是这种心态。其中有怀疑而未决，不得已而跟随的，大概在陈侯那里吧，不得而知。只是跟随罢了。史官看到诸侯抛弃正义，顺从邪恶，结党营私，讨伐异己，盟会之内，昏暗闭塞如同黑夜，唉，真可叹啊。

十六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与宋公、蔡侯、卫侯会盟。

袲地的会盟，还有疑虑。疑虑是因为不正义。讨伐郑国，只是浅浅地讨伐【薄伐】，并没有齐心协力攻打【未能接纳突而返回】。不久又在曹地会盟，终究想要接纳突。蔡国参与会盟接纳突，曾经出奔蔡国，大概是宋国召来的。陈侯不参与，有疑虑还是不得而知。这次会盟，诸侯似乎还有疑虑，不仅仅是因为名义的缘故。郑突的为人，在前事中已经显现了。不然，出动五国的军队面对孤立弱小的郑国【忽】，为什么很久都不能攻克呢。

夏季四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再次讨伐郑国，都是为了接纳突。郑伯突进入栎地，栎是郑国的别都，不能因此就把郑国交给突。讨伐郑国实际上是讨伐忽，这是很明显的。诸侯的心意都说：“这是郑伯【突】，居住在栎地，不是合适的位置。”所以为他讨伐郑国，消除郑伯的祸害，而镇抚郑国的社稷。《春秋》顺从他们的心意而记载，详细列出诸侯的爵位，繁琐而不删减。用来显示当时的讨伐之事，有像这样不顺应天意、不遵从王命、不正义、不仁爱的。蔡、卫、陈地位大致相当，所以蔡国最后到达，则是按班次排列，陈国可能有疑虑，或许如此。

秋季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桓公为了郑伯的缘故，长久在外辛劳，到这时才得以返回【这一年闰六月，大概经历了四个月】。

冬季，修筑向城的城墙。

大概向城被莒国灭亡而鲁国夺取，担心再次失去，所以加固完善城墙，使其可以防守。

十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国。

朔因为谗言杀害了两个哥哥，国人痛恨他。朔即位四年，

译行为不合道义，被两位公子驱逐。一位侯君出逃，另一位侯君便即位了。史官在名字上加以区别，大概是史书的常规做法。《春秋》记载外侯出奔，表明各国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三纲伦理崩坏，已无法收拾。

译鲁桓公十七年春天，正月丙辰日，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会盟。

《左传》说：“为了平息齐国与纪国的争端，并且谋划卫国的事，所以会盟。”考察经文的远近关联，文字包罗万象地加以解说。大概纪国遭受齐国的祸患，没有时候能够停止。鲁国想要平息此事，强大的齐国因此会盟。齐国敷衍地答应，内心并不悔改。谋划卫国的事，不知道是否同时涉及。

二月丙午日，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会盟。

夏天五月丙午日，鲁国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公羊传》没有“夏”字，作“奚”；《谷梁传》作“郎”】。

春天会盟而夏天交战，齐侯的实情可以知道了【因为齐国来侵犯，所以只说齐国】。是疆界之事与微小的国家有关，还是避讳国内战败？这些都不可知。凡是这类事情，大概还是属于较小的战争，虽然小，但杀人很多。史官记载此事，是为此感到伤痛。

六月丁丑日，蔡侯封人去世。秋天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季就像许叔一样，都是他们国家的次弟。他们尊称他为叔、为季，我们也跟着称他为叔、为季罢了。许叔进入许国，那件事、那种情况不能说“归”，并不是因为厌恶。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那件事、那种情况本来与人不同，并不是因为善。蔡国人把蔡季归来的事报告，就记载在防地，只是简略地显示蔡国的事罢了。其他不能详知的事，都不能记载。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只称本爵位，表示存疑，这是可以知道的。

鲁国与宋国人、卫国人一起攻打邾国。

大国没有信用，欺凌弱小寡助的国家【此时邾国应当没有对大国失礼，所以这样说】。

冬天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鲁桓公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公羊传》没有“与”字】。

这是鲁桓公被杀的起因，不可以不谨慎地记载。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既已会见，于是与夫人一同到齐国。夫人在齐国，鲁桓公的死，夫人不能没有责任。自从在泺地会见，鲁桓公就不再回鲁国了，对鲁国人来说没有关联。鲁桓公没死之前想要避讳，不避讳的实情，隐约地表现在文字之间了。不说“及”而说“与”，是用不同的文字来显示意思。意思是说：这是夫人的意愿，但公是丈夫，夫人是妻子。公实际上是带着姜氏去齐国，如果不是公，还有谁和她一起去呢？

夏天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

这是鲁国臣子不忍心说的话。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被杀也就是去世。所以称“薨”，也有多种原因。问鲁桓公为什么在齐国去世？是不忍心说。说：我们的国君在齐国去世了，被杀的事，史官另有文字记载在这里，不能直接写出来。所谓避讳，是因为悲痛所以避讳，就像避讳名字一样，不直说罢了，并不是真想让天下后世的人不知道而称之为避讳。有人说：记载“公薨于齐”，避讳的意思自然显现。这也不对。假如公因病在齐国去世，记载与此相同，通过前后文的区别是可以的，在这里不能区别【难道可以先记载公有病，后记载公薨于齐，以区别于被杀吗】。读这部经书的人，心里有怀疑的成见，就说是这样。夏天四月丙子日，公薨于齐。我从哪里知道呢？

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回来。

记载灵柩归来的日子，明确继承人的位置，等待灵柩到来后才确定，就像当面接受先君的托付一样。不记载的，是不怀疑没有。

秋天七月。

冬天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安葬，是臣子的事。礼仪完备地安葬，就记载“葬我君某公”；隐晦不记载安葬的，是礼仪不完备。公子翚主持此事，可见公子翚的罪恶很深。

庄公【上】

名同，是桓公的儿子，即位时十三岁。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继承旧位，不举行即位礼仪，所以不记载“公即位”。王，是庄王。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这是记载夫人出奔的事。外诸侯记载出奔，看那驱逐的文字，已经隐晦了。内君及夫人记载“孙”，看出奔的文字，更加隐晦。夫人逃到齐国，好像说我们的小君夫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故不居住在我国而自行逃离去。上年公与夫人去齐国，不久公在齐国去世。如果与夫人事无关，为什么逃到齐国呢？这就是所谓避讳很深而其情自然显现，虽然想要避讳，不能完全避讳。文姜的恶极矣，文姜的罪也很大。在街市上杀死她，撕裂她的肉喂饱乌鸦、老鹰、狗、猪，这才痛快。驱逐她出境，还有遗憾。然而《春秋》所记载的，好像唯恐伤害她一样，为什么呢？道义不得不这样。她是先君的夫人，而今君的母亲。君尊称她为夫人，可以不尊称她为夫人吗？大概虽然她的恶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她的罪到了在街市上杀死她，撕裂她的肉喂饱乌鸦、老鹰、狗、猪也不过分，仍然要用夫人的礼仪对待她，不敢用非礼的言辞轻易加在她身上。夫人的恶如何？罪如何？好像没听说她有这些一样。用夫人的礼仪对待她，不敢稍失臣子的本分，以免自己陷入非礼。这样之后，夫人的恶与罪，无法在天地之间容身，也无法逃避天下万世的口诛笔伐，惶恐不安，也不需要我的口诛笔伐了。这是《春秋》的大义，圣人的大法，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后来的儒者，不能克制愤愤不平的私心，以快意极意地寻求笔削的深意，而曲折地加以解说，这就是他们不能没有失误的原因吧？前有夫人姜氏

译这段文字，是说夫人以孙（隐退）的方式回到齐国，并不怀疑她不是姜氏。这次夫人以孙的方式回到齐国，是我国最耻辱、最隐痛的事情，不想多加陈述，认为这样写就足够了【这与哀姜的记载不同，也并非一定不能书写姜氏】。鲁公在齐国去世时，夫人不敢回国。后来局势稍定，夫人也自行回国了。回国后鲁国人指责她，夫人心中不安，隐忍羞惧而回到齐国，不像后来《载驱》诗中“薄薄”、“岂弟”那样游荡傲慢的样子，所以说她以孙的方式回到齐国。

译夏季，单伯护送王姬出嫁。《公羊传》和《谷梁传》将“送”字记作“逆”。关于“送”与“逆”的记载，三传文字不同；单伯有人说是周王的大臣，有人说是鲁国受命的大夫，对此存疑即可。

秋季，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天子将女儿嫁给齐国，命鲁国主持婚事。鲁国接受命令，与齐国举行婚姻礼仪，如同纳女一样。在城外修建馆舍，各家凭己意解说。史官认为鲁国废弃大义，拘泥于小节的谨慎，最终未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这是非常没有志气的表现。

冬季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策命。赐命之中，含有防止僭越的言辞。这是天子尊崇宠信其外臣的最高规格。有时称“天王”，有时单称“王”，史官防止文字差异由来已久，并非孔子新立的体例。“王”本是至尊的称号，不因缺少“天”字而显得贬损。例如称祖先，说“列祖”、“皇祖”，有时也单称“祖”。桓公行为恶劣，天子不能讨伐惩治，过失在于最初赐命时就埋下了祸根。不应当因此触动圣师的愤怒，而削去“天”字来归罪于他。

王姬归于齐国。从我国出发归于齐国，不记载襄公前来迎亲，是因为断绝关系很严重，没有值得记载的道理。这里出现“于齐”的文字，是不得已才记载的。齐国这个称呼，不是当时臣子所忍心听闻的，何况是口中说出、手中写下的呢？所以说不得已。那么鲁国作为主婚国，是否也有不得已之处呢？回答说：大概是这样的，但我（史臣）不知道。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邑。齐国兴兵逼近纪国，迁移其三邑的人民并夺取其土地，这就是所谓“想要消灭这个国家再吃早饭”的意思。鲁国是纪国的谋主，伯姬、叔姬还在鲁国，却正与仇敌结为亲家，坐视纪国日渐灭亡，不再能互相帮助，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史官认为这不仅是外国的事情，实在是国内的耻辱。纪国自从与王室结亲以后，没听说齐国用兵侵伐（事情或许不详，所以只说不闻，意指没有大的侵暴）。到这里才迁移其城邑，虽然襄公的暴虐超过僖公，也是因为襄公尚且娶了王姬，不再嫌忌的缘故。这一冬季连续记载的情事，也可以看出来了。

二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于余丘是什么地方，无法知晓。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它。庄公即位，这是首次用兵，所以这样记载。

秋季七月，齐王姬去世。因为主持婚事的关系，将她比作内女，在她去世时为她服丧。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防会齐侯。《公羊传》将“禚”记作“郜”。元年，夫人逃往齐国。回国没有记载，一是没有告庙；二是不值得记载。记载防会，那么之前回国就可以知道了，这是第三点。夫人与齐侯在防地相会，如同两国君主一样，明显是不合礼的。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三年春季，周王正月，溺防会齐国军队攻打卫国。卫朔出逃，国人另外立君，已经五年了。卫朔依靠齐国，齐国为他攻打卫国以接纳他。鲁国派溺防会齐军攻打同党，对齐国太亲近了。这大概是夫人的意志吧？夫人对于疆域之外的事，大概没有不参与的。庄公还像孩童一样，只是听从罢了。二年，公子庆父攻打于余丘，还不知道于余丘是什么地方。细微之处可以知道（意指没有讨伐齐国的志向）。这一年，溺防会齐军攻打卫国，攻打卫国还可以理解；防会齐军就太过分了。那么溺做什么呢？大概是翚那一类人吧？回答说：我不知道。舍弃上级而询问下级，不符合《春秋》的体例（表明贬斥溺并非《春秋》所重视的）。

夏季四月，安葬宋庄公。

五月，安葬桓王。过了七年才安葬，太迟缓了，各家凭己意解说，存疑即可。“天王”的称呼，是为了极致地尊崇奉祀，但在安葬时却不能使用。称“天王”，就是谥号，不能看到终局，不知道去世的王是哪一位，又不能说是安葬我们的王。桓王是谁没有疑问，不是我们，天下只有一个王而已，哪里会有两个呢？（如果是内君则称公的不少，所以需要说“我君”来区别亲疏。）

秋季，纪季带着〇地投奔齐国。纪季就像蔡季一样。带着〇地投奔齐国，是依附于齐国。纪国知道要灭亡了，保存〇地是为了保存纪国。其保存的希望很微弱，《春秋》怜悯纪国的灭亡，所以一并记载纪季的事情。大概到了庄公三十年，安葬纪叔姬，之后纪国作为纪国的存在才在《春秋》中完全消失。复兴灭亡的国家，举荐废黜的人，延续断绝的世系之心，到这里达到了极致。那么纪季贤德吗？回答说：纪季贤德。我不是因为他用了字就知道他贤德，而是因为圣人不绝他的后嗣而想要保存他，才知道他贤德。在这里他显得贤德，这尤其令人怜悯吧？

冬季，鲁公驻扎在滑地。《公羊传》和《谷梁传》将“滑”记作“郎”。三传都说这是为了纪国的缘故。鲁公这一年十六岁了。想救纪国，救它就可以了。然而一宿再宿，前进又后退，不知所措，是害怕与齐国开战，给我国带来祸患的缘故。齐襄公的暴虐，超过僖公；鲁庄公的劣弱，比桓公更甚。唉！纪侯还有什么指望呢？即使想决意采取大举离去的计策，又怎么可能呢？《春秋》记载鲁公驻扎在滑地，不说明其情由，是为国内讳耻。

四年春季，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享齐侯。宴享，是饮酒，完备地举行礼乐，以示崇敬，互相宴饮作乐。防会不必宴享，防会而又宴享，是礼仪非常隆重，相亲敬到了极点。夫人姜氏对齐侯，以亲属关系论，是同父所生，没有隔阂；以尊贵论，他是齐侯，我是鲁

译夫人，是与国君地位相当的人。所以能够施行两国国君相见的隆重礼节，而没有超过这一规格的。在祝丘宴请齐侯，是以夫人为主人的。她的想法是，如果能得到齐侯的欢心，那么鲁国将永远没有来自齐国的祸患，四方邻国也不敢侵犯欺侮，臣民都能因此享受到福泽，这都是我的功劳。这就是处理事务的权宜之计，因而举国上下都不敢认为这是不对的。大概夫人因为这一缘故，就肆意地这样做，以至于三番四次而不停止。史官在防地一一记载下来，也就是表明夫人干预国家外事，有像这样的情况罢了。其他的事情，就不应该去知道了。

译三月，纪伯姬去世。

内女嫁到诸侯国，诸侯来报告她的死讯，鲁国为她改变丧服，这是因为尊卑地位相同。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会。

鲁公在滑地驻扎，等待郑伯到来。郑伯以国内有难为由推辞【指郑突在栎邑】，这是不想保存纪国。这次在垂地相会，是齐国和郑国互相投合。郑国的内乱依然如故，为什么郑伯不到滑地却到了垂地？灭亡纪国，郑国并无好处【两国土地不相连】，一定是齐国跟随的党羽强大，用来巩固自己罢了。有人说：垂是卫国的土地，谋划拥立卫朔。拥立卫朔的罪恶，等同于灭亡纪国的罪恶。《春秋》一国不立两位君主，其作为君主的道理只有一个罢了。这就是衰乱的时代，也是孔子心中悲恻的原因。这其中的郑伯突与将要给予的仪父，对外也是一位郑伯【突】，对内也是一位郑伯，为什么郑伯这么多呢？回答说：郑伯是突，他世代继承郑国的正统，以郑伯的身份位列诸侯。既然人们称他为郑伯，我就跟着称他为郑伯罢了，无需多问【表明不凭书法来予夺人的身份】。陈侯没有名声。朱墨互相沾染，是因为相近【此例前后多同】。

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

大去，就是说大归。不再返回。纪侯的力量已经耗尽，计谋再也没有办法了。不离开，就会被俘获杀害。如果苟且偷生，就只有面缚衔璧在仇人的马前而已。纪侯对此心中有极大的不忍，因此不等到被迫迫窘辱加身，就决然舍弃离开，道义上不再回头。大去，就是去别的国家。不说“奔”，去哪个国家呢？大概不知道他去往哪里。离开之后，国家随之灭亡。不说“亡”，是不用说也明白。况且纪季还在鄣，还好像纪国没有灭亡。没有记载齐国灭亡纪国的文字，不是与其他灭国的情况相比。《春秋》详细记载纪国的事，是为了彰显齐国的罪恶，到了极点，是很严重的。有什么可怀疑的纵失呢【纵失，是齐襄公的罪恶，是何休所说的】。

六月乙丑，齐侯安葬纪伯姬。

纪侯离开了，纪国的土地都并入齐国了。安葬纪伯姬，齐侯是主丧者。外国的葬礼记载，都是以我方前往吊唁为文，所以记载“葬”云云。这次安葬纪伯姬，是记录齐国和纪国的事，用来记述伯姬的终局，不以我方前往吊唁为文【表明前往吊唁也不值得记载，只是以齐纪之事记录】。纪伯姬，是内辞，就是说齐侯为我们女儿安葬。齐侯对纪国太过分了，使得他的夫人不能享受臣子的礼仪安葬，而安葬在仇敌手中，有什么隐痛比这更甚？如果说齐襄公有这点小善，即使有滔天之恶，似乎应该稍减，我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秋季七月。冬季，鲁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

齐人，就是齐侯。说齐人，是因为齐侯打猎，左右随从众多，所以像是泛指的辞令，不直指齐侯。说是鲁公不可与齐侯相见。相见就会杀他。相见而不杀他，是因为鲁公的大恶，所以避讳。然而说鲁公和齐人，那么齐侯在这群人之中，自然可知，并非完全掩盖事实。即使齐侯不在，而鲁公只和其他人一起打猎，自然也不可。总之，还算说得过去，不如和齐侯一起那么严重。所以记载“齐人”，使得看起来像是小过失。记载“夫人姜氏”，其辞明显【防享之类】。姜氏不还是桓公的妻子吗，不能以应该隐痛而不隐痛来责备她。记载“公”，其辞微妙。公还是桓公的儿子，对公的期望，不仅仅是能隐痛而已。现在看公的行事，竟然如此，这一定是不知道桓公死的情状，然后才可以。不然的话，怎么办？“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像这样的书法，圣人的情感，不难看见。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夫人姜氏到齐军中去。

齐师，是齐侯率领军队所在的地方。到齐师去，是有诸侯的事，而夫人强行参与其中吗？鲁国，不是没有君主，不是没有卿大夫可以派遣。而夫人到齐师去干什么呢？只看史官所记载的，其迹象应当如此而已，其他的不应该知道。

秋季，郳犂来朝见【《公羊传》作倪黎，《谷梁传》作黎】。

鲁公和邾仪父在蔑地结盟。见到邾子的开始，郳犂来朝见。见到小邾子的开始，齐桓公的兴起，春秋列国的局势为之一变。即使是这两个曹姓的君主，也是其征兆。

冬季，鲁公会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

齐国想要拥立卫侯朔，三年，溺会同齐军攻打卫国，没有攻克，拥立他。四年，齐、陈、郑的君主在垂地相会，大概是为卫朔谋划。到了这时，齐国联合四国的军队攻打卫国，而鲁公又亲自率领军队会同，那么诸侯的不道义到了这时已经极点了，而鲁公听从齐国的命令，是多么谨慎啊！大概国内是夫人在执政【以多次会同齐侯知道她参与外事】，而鲁公本来只是听从命令，下面则布腹心，任臂指，从事疆场之事的人，大抵都是溺的党徒，都是夫人的党羽。鲁公在其中，虽然已经长成君主，也还像一个幼儿一样，左提右挈罢了。所以自从夫人防禚、诸儿未被弑杀以前六七年间，鲁国不是周公子孙的鲁国，而是夫人姜氏的鲁国。夫人姜氏的鲁国，就是齐襄公的鲁国，而不是鲁国夫人的鲁国。那么鲁国凭什么有公？而公又怎么能推诿说：“这不是我的缘故，而是夫人的缘故呢？”公会同齐人

译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这期间并没有看到夫人的踪迹，但我认为这都是因为夫人执政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事情的表现形式在那边（如防、禚等地），而功效却显现在这里，道理上必然如此，事物本来就是这样。唉！依据事实直书其事，其中的含义自然显现，这就是《春秋》中通过排列史事、组织文辞来委婉表达、成就篇章的教化所在。与书中记载“人”攻打卫国相比，这件事既然恶劣，又是齐侯主导军事，所以都使用了“人”这种齐鲁两地相接的笔法，凡是见到齐侯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夫人姜氏。鲁公与齐侯，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互相回避，使得看起来好像始终不与齐侯相见。唉！《春秋》的防范真是精微啊。

译鲁僖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周王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

所谓“王人”，就是周王的臣子。周王听说五国军队挟持卫侯朔去讨伐黔牟，于是派遣子突去救援卫国。由此可知，卫侯朔是得罪了周王的。子突到达时，或许迟到而赶不上事态，或许知道局势不可为，虽然想救援，却无可奈何。大概未必是子突独自与五国军队交战而失败，直到力量耗尽无法支撑，才让卫侯朔得以进入卫国。卫国的黔牟军队，是自己与五国军队作战，而子突只是作为辅助罢了。然而子突的到来，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来的。子突，是周王的臣子。史书记载“王人子突救卫”，使得看起来像是子突率领自己的军队救援卫国而不能成功、没有功劳的样子。大概如果说是天王派遣子突救援卫国，那么无论诸侯抗命以至于失败无功，损害了天子的威严，还是堂堂天朝统治万国，却不能阻止五国讨伐卫国，仅仅像邻国友邦那样互相防备祸患，说救援、说救援罢了，这难道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吗？王人，是周王臣子中地位低微的。子突之所以地位低微，还难以确知。史书记载“王人”，正是要明确他是周王地位低微的臣子，而不是所谓张扬六军威势的意思。认为王人救援卫国而不能击退五国军队，不能阻止卫侯朔进入卫国，虽然很不美好，但这件事还是可以陈述的。子突之所以地位低微，还难以确知，那么何必去辨析他的字和名呢？我只知道他是子突罢了。大概当时，王室虽然已经非常卑微，王室的威灵虽然已经非常衰微，然而孔子作《春秋》，本来是想扶持并尊崇它，使它赫然如同天帝，不让强弱的情形、大小的势力，在其中得以逞强。在极其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五国讨伐卫国、卫侯朔进入卫国之间，记载“王人救卫”，这是圣人心中伤痛，也是让后人知道或指责或赞美我的感叹所在。不让强弱的情形、大小的势力在其中逞强。卫侯朔和黔牟谁适合做卫国国君，谁不适合做卫国国君，在这里不是讨论的重点。哪有臣子对于君父，却公然与他计较是非曲直的情理呢？即使卫侯朔没有罪恶，五国军队也不是因为偏袒邪恶而行动，记载“伐”、记载“救”、记载“入”，道理也是一样的。《春秋》所急迫的，正是端正的大纲罢了。让天子的尊贵地位下降而与列国诸侯平起平坐，等待史官的听候和防备，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卫侯朔，在进入卫国之前，是出逃在外的国君。卫国境内还有国君（黔牟）。既然得以进入卫国，那么朔本来就是卫国国君了。境内的国君（黔牟）被放逐到周地，不再成为卫国国君了。“卫侯朔”是记载他尚未进入卫国时的称谓。难道不厌恶他吗？之所以称他的名字，不是因为厌恶的缘故。他勾结五国军队，让他们帮助自己，抗拒天子的使者，毫不忌惮。或战或谋，过了半年才得以进入卫国。即使想记载他“归国”，怎么可能呢？

秋季，鲁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这与桓公十六年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意义相同而有不同之处。那次讨伐郑国，只是报告讨伐郑国罢了，并没有完成讨伐郑国的功业；这次讨伐卫国，卫国局势已定，已经完成了讨伐卫国的功业。事情有所不同，但记载的文体相同，是因为在“至自伐卫”之下，无法另外区别其文体。

出现螟虫。

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

讨伐卫国，接纳卫侯朔，都是齐国主导所获得的成果。卫国贿赂齐侯以分配给四国，不仅仅是让功于鲁侯。鲁班还在宋国，下面记载这件事，是终结讨伐卫国的事。记载“齐人来归”，是说鲁公无意想要，是齐国人送还给我罢了。

鲁僖公七年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齐侯来到鲁国边境，夫人出城在防地会见他。

夏季四月辛卯日夜间，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因为它们常见，所以称为恒星，不是一颗星星。比如建卯之月，黄昏时弧星在中间，弧星在舆鬼星南面，此时南方的星星都应当排列出现，就是这样。应当出现却没有出现，这就是异常了。半夜才出现，众星坠落，好像雨落在地上一样。一件事有两种异常，所以详细记录。凡是这些天象，违背常规，一定关乎人事，不是凭空产生的。天道幽深，圣人有所不知，猜测虽然屡次命中，反而成为小智慧了。

秋季发大水，没有麦苗。

恒星看不见，是异常而不是灾害；大水没有麦苗，是灾害而不是异常。一年之中，灾害和异常都出现了，异常关乎天下，灾害重在鲁国。这次大水，大概在建午之月。当时麦子刚熟，未收获的禾苗，气力微弱，大水突然到来，都被淹没，百姓将缺乏粮食，是国家的大忧患。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夫人到达齐国地界，在谷地会见齐侯。大概像是轮流做主客一样。我曾经考察桓公时期的篇章，鲁国和齐国的旧事，十年有郎之战，十三年有七国之战，鲁国胜了一次。十七年又在奚地作战。大概齐国强鲁国弱，鲁国不敌齐国，由来已久了。自从桓公被杀，鲁国人认为杀彭生足以讨伐贼人，因此又与齐国结为兄弟之邦，不再记得他们是仇敌之国了。鲁国既然不能讨伐齐国，那么齐国又何必忌惮鲁国，而不听说有疆界的争夺、边吏的告急呢？六七年间，不仅两国日益亲近，而且四邻诸侯既然都听从齐国的命令，也就没有一旅军队偶然踏入鲁国边境的。这难道全是偶然吗？推究其所以然，都是夫人造成的。夫人，是女子中有才智的

译罢了。认为我儿子年轻，不懂世事，军国大事，我自会与齐侯商议。所以第一次在防地会盟，第二次在禚地享礼，第三次到齐国军队驻地，第四次在防地会盟，第五次在谷地会盟。不顾先王留下的旧制，不体恤众人的非议。大概是以国君自居，而防止她像母鸡司晨那样干预政事。庄公呢，正认为母亲确实圣明善良，国家依靠她而安定繁荣，宗庙社稷凭借她而镇抚安定，哪里还谈得上禁止和防范？只担心梁地破败的笱网吗？所以在夫人去世安葬时，诔述她的美德，加上美好的称号叫文姜。所谓“文”，是指妇人没有武事，说“文”就是赞美她美德完备。如果不是夫人确实有超越同辈的才智，而只是以无事为由与齐侯往来频繁如织于齐鲁之间，那么史官在防地记载这件事，能怎么说呢？又怎么能得到这个谥号“文”于身后呢？唉！春秋时代，王道教化不明，纲纪不举，邪说暴行，败坏伦常。究其所以如此，未尝不自我附会于权宜之计，认为这是礼的变通，弯曲一尺而伸直一丈，违背常理而合乎大道。每件事都这样，难道只是夫人姜氏一人吗？

译鲁庄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和蔡国的军队。甲午日，整治军队【《公羊传》作“祠”】。夏季，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公羊传》作“成”】，郕国向齐军投降。秋季，军队回国。

这是记录围郕这一事件的始末。鲁国想要讨伐郕国，齐国为此召集陈、蔡两国共同讨伐郕国，但不见陈、蔡军队到来，所以怀疑陈、蔡没有赴约。或者陈、蔡军队到了但迟到，包围郕国的只有齐、鲁两国的军队，所以说“怀疑”。陈、蔡没有到来，或许是因为他们国内另有事务推辞，齐国的命令是否有效尚不可知。情况变化多端，如果只从一方去探求，那么失去事实真相的情况就很多了。甲午这一天，在郎地整治军队，准备使用武力。等到夏季，我国军队与齐军包围郕国，国都齐军为主力及者，这是内辞（谦辞）。郕国受困向齐军投降，齐国是大功臣。郕国向齐军投降，意味着郕国服从，投降齐国如同投降我国，军队可以回国了。齐军回国，我国军队也回国。凡是用兵的始末，或者旧史详细记录而孔子删削的情况很多，所以“公至自某”的记载，有时书写有时不书写，像这类情况，不能用鲁国全史的标准去要求，也有无关大义，姑且保留以备查考的文字，在笔削之际有所遗漏，圣人心胸宏大，不屑于琐碎计较。唯独这一年围郕之事，记载“次”、记载“治兵”、记载“师还”，从春正到秋，节次清晰可见，不同于其他文字，大概是看到旧史文体例法好的地方，删节而记录，保留一二以见大体，并非有隐深的含义，需要后人推测解说。有人认为是因为灭同姓的缘故，所以特别详细记载，那时齐国只是接受投降，未必就夺取其国，鲁国也是跟随齐国而归罢了，鲁国讨伐同姓的情况很多，围郕一事并非罕见，探求过深，恐怕未必正确。至于记载“师还”，认为是善辞，这又是错误的，不能依据它【哪有出兵最终不回来的呢】。不记载公、齐侯，是为了避开他们相见的文字。

冬季，十一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国君行为邪恶，像齐襄公那样，也可以说是到了极点。《春秋》记载弑君，惯例专门归罪于臣子，不再议论国君是否有道。

鲁庄公九年春季，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无知弑杀襄公自立，到这一年春季已经过了一年，似乎可以成为国君了。记载“齐人杀无知”，表明国贼被人所杀，正得其宜，还有什么国君呢？如果州吁在第二年也被杀，也应当依照这个例子记载，这与晋国卓子等人不同。

鲁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公羊传》《谷梁传》作“暨”】。

无知之乱，公子纠逃奔鲁国。齐国大夫有来鲁国的，鲁庄公与他们结盟，确定拥立公子纠的计划，不避讳与大夫结盟，是因为当时齐国没有国君，不嫌弃大夫地位相当。齐国来鲁国的大夫不止一人，多少不可知，不记载具体人名，是从略。

夏季，鲁庄公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子”字】，齐国小白进入齐国。

两位公子的党羽，有的在齐国内部【指在齐国内】，有的在外部【鲁国、莒国各有支持者】，鲁庄公正挟持公子纠讨伐齐国【讨伐齐国中拒绝公子纠的人】，而小白已经从莒国进入齐国了。齐国小白进入齐国是带兵进入的【齐国内也有拒绝小白的人】，鲁国拥立公子纠，后来公子纠没能进入齐国，公子纠的死是必然的。那么两位公子谁应该立为国君呢？回答说：公子纠。公子纠比小白贤吗？回答说：一言以蔽之，不过是争夺国家罢了。公子纠的贤德，我从哪里知道呢？

秋季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小白地位确定后，才能安葬齐襄公。

八月庚申日，与齐军战于干时，我国军队大败。

鲁国本来是为了拥立公子纠而来，虽然小白进入齐国，安葬了他的先君，鲁国为公子纠谋划，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春季在蔇地结盟，夏季讨伐齐国，不应该到此就退兵，所以有干时之战，还想一决雌雄。积弱的鲁国，终究无法支撑，虽然这是国家的耻辱，但《春秋》的书法，不能讳言。如果讳言大败，似乎这场战斗只是小受挫折，双方互有杀伤。那么那些齐国人，怎么能趁机夺取公子纠并杀了他呢？记载“我师败绩”，是为了掩盖杀公子纠的耻辱。纷纷的说法，没有看到实情。

九月，齐国人夺取公子纠并杀了他。

终了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之事，干时之战，虽然大败，军队狼狈而还，但公子纠本来在鲁国，齐国人怎么能夺取并杀了他？回答说：夺取，是鲁国给他的。鲁国给他而齐国得以夺取？考察《左传》，并非鲁国给他而齐国得以夺取，而是齐国命令鲁国杀他，鲁国于是杀了他。那么杀公子纠的是我们。现在却记载“齐人取子纠杀之”，好像说鲁国把公子纠交给齐国，齐国人夺取杀了他，还不止于此；好像说鲁国坚决不肯交出公子纠，齐国人强行夺取并杀了他，那么以八月有我军大败的明文，表明鲁国为公子纠，以至于军队溃败，山崩地裂，如此严重，然后齐国人得以夺取公子纠并杀了他。所以把罪责归于齐国，以掩盖鲁国的耻辱。认为不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就算了，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没能成功，反而杀了公子纠来取悦齐国，这件事怎么说得出口呢？所以把罪责归于齐国，是说这是齐人的意愿，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是鲁国杀的】，但他们的意愿确实如此。这是圣人的史法。有人说：隐瞒可以吗【指不记载杀公子纠】？回答说：那么公子纠的下落如何呢？而且公子纠、桓公争夺君位是一样的，而桓公更加不顺。桓公称霸，有一匡天下的非常之功，他开始时也有篡国杀兄的非常之恶。齐小

译白公与鲁允相比，更是不可相提并论。鲁允隐忍退让，而白公却纠葛争讼。圣人的心胸广大光明，如同天地无所不包容，日月无所不照耀，一并记录事情的始末来告知万世，让世人知道齐桓公之所以兴起，那些策划谋划之事仅止于此，并没有所谓用后来的功劳弥补先前的罪过、以后事掩盖前事的情况，不像世俗儒者所说的那样。所谓“齐人”，不问这话出自何人之口，只要其意旨是从齐国而来，那就是齐人的言辞。

译冬天疏浚洙水，是为了防备齐国。鲁国的不争气，真是到了极点！自从桓公与夫人前往齐国被杀，鲁国人不敢深究其中的实情，只以杀一个彭生来抵命，便了结了讨伐贼人的案子。此后，为周天子之女主婚，在城外筑馆接待，虽然互相猜忌，却终究不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不久，夫人从防地出奔，齐侯重修继好息民的旧例，凡是征伐的命令，没有不顺从的。庄公难道真的是因为齐国是甥舅之亲，而心悦诚服地到了这种地步吗？他的本意是认为这样做足以安定国家，利于百姓罢了。其他的事情，并非力量所能达到的。幸而那国发生了弑君的事件，祸乱接连不断，公子出逃，子纠是我鲁国出身的人（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女子），对于庶出的公子纠来说，他应当成为国君，于是逃奔到我国，鲁国便产生了居奇牟利的心思，认为如果真能把子纠送入齐国，子纠感念援救他的恩德，会怎样报答呢？那么拥立子纠的好处，比先前依附齐国、顺从齐国、不敢对齐国有二心的好处，要高出万倍。于是与齐国大夫结盟，让他们做内应，而我挟持子纠去攻打齐国，似乎可以成功。然而齐国大臣中帮助子纠的少，党同小白的人多。小白已经进入齐国，而鲁国的军队到来已经来不及了。事情迫不得已，发生了干时之战，而我们的军队又大败。子纠跟随庄公回国，而齐国怨恨鲁国正深，这是庄公暗中恐惧的。小白要杀子纠，就为他杀了子纠；要活捉管夷吾，就不敢杀管夷吾。而鲁国的屈辱和国防的士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起初拥立子纠，不是出于恩德，而是为了谋取利益。最终杀子纠，不是出于残忍，只是为了解除祸害。然而鲁国起初攻打齐国拥立子纠，不仅仅是说拥立子纠而已，本来志在杀死小白。不杀死小白，局势本来就无法安定。干时之战，管夷吾射中小白的带钩，不是管夷吾射的，是子纠射的，也不是子纠射的，是鲁国射的。如果小白是仁人长者，那就算了；如果小白不是仁人长者，怨恨管夷吾不如怨恨子纠深，怨恨子纠尤其不如怨恨鲁国深。况且怨恨子纠，已经为他杀了子纠，怨恨鲁国，将如何来缓解呢？虽然为他杀了子纠，这就足以缓解怨恨吗？不能。那么齐国的军队前来，大概没有几天了。不为它做准备，这是玩忽防备而加重我国的祸患。这就是疏浚洙水的工程之所以兴起，在这一年的冬天，而《春秋》记载它，以显示鲁国谋划国事的人，他们的道理只到此为止了。所以我读《春秋》到庄公的篇章，而深深感叹鲁国的不争气。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庄公在长勺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齐国的军队果然来攻打鲁国了，长勺，是鲁国的地方。齐国的军队到达这里，庄公能够打败它，不需要说“伐”，攻打是显而易见的。打败齐国军队，是我能打败它（明确不是没摆好阵势就打败的）。记载庄公打败，是说齐国仇视我深啊，我屈服于齐国也很厉害，依靠庄公这一举动能够打败它罢了。用兵不厌恶欺诈，为什么说这是恶行呢？况且这一举动也不是欺诈，《左传》详细地叙述了。

二月，庄公侵入宋国。

侵入，只是军队到达那个国家，不以讨伐罪名为名；或者那个国家担忧我的盟国，就侵入它以牵制它，用来缓解它的忧患。

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

宿国不是自己想迁移，是宋国人迁移它。记载这件事，是看到强大欺凌弱小，不仁义。

夏天六月，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庄公在乘丘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齐国、宋国一同攻打我。驻扎，是停留有所等待。等待讲和。记载驻扎在郎，是说他们害怕我而不敢与我交战。打败宋国军队，击败宋国军队而齐国自己退兵了。是说两国不能对我施加更多的伤害，只是遭受失败罢了。这是内部的辞令。

秋天九月，荆国在莘地打败了蔡国的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

楚国，是蛮荆的国家，吞并僭越，日子很久了。桓公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诸夏靠近楚国的国家开始害怕楚国了，但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此后打败随国，打败郧国，灭掉申国，灭掉邓国，灭掉息国，仍然不记载，大概桓公、庄公之间详细记载的，只有齐、宋、郑、卫的事情，以及陈、蔡、许，就已经简略了。蛮夷的首领，蚕食他们的土地，声音气息似乎还遥远，没有见于赴告的文书，当时的史官不能记载。到了这一年，打败蔡国军队，俘虏他们的国君带回去，那么他们称霸南方，不只是傲慢自大而已，大概已经震惊华夏，而且迅速有不可遏止的趋势了。周宣王不再兴起，元老没有传闻，哪里还有来威慑的希望呢？幸好小白安定齐国，得到夷吾辅佐他，恰逢这个时候，而有称霸的心思。大概所谓中流失去船只，一个壶值千金，这是圣人抚心忧虑，不得已的极思。记载“荆”，声音气息开始接近，从它的州来说，好像不太清楚它是什么国家一样。此后逐渐昌盛炽烈，越近越亲，就跟着称“楚人”，而且称“楚子”，又有什么奇怪呢？带回去不说“执”，带回去不就是执吗？执宋公，如果忌讳不说执，那么用什么文字来表明它是执呢？蔡侯被执且归于楚国，就同出奔的例子，记载他的名字，明确失去国家罢了。把蔡侯献舞带回去，献舞值得怜悯。是说这是中国诸侯的耻辱，不厌恶执人者，而罪责被执者不能死，不是这样的意思。

冬天十月，齐国的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齐桓公开创霸业，诸侯受到他的恩赐很多。然而他初年灭掉小国以示威，虽然他们失去了侍奉大国的礼节，但报复已经太过分了。圣人在他的

译前前后后善与恶的事迹都一并保留，不互相掩盖。谭国这个小小的国家失去了它的国君，所以称其为“名”。认为不称“名”才是优等的做法，这并非《春秋》的本意。出逃的人其国家尚且存在，而逃往某国的人则已经没有了国家。

译春秋阙如编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如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如编卷三

金山焦袁熹撰

庄公【下】

十有一年春，周历正月。

夏五月戊寅，鲁庄公在鄑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宋国再次侵犯我国，庄公再次击败他们。如果有人说：“我们的国君非常勇武，来犯者就击败他们。”

秋，宋国发生大水灾。

这是外国的灾祸，庄公派遣使者去慰问。这是小小的善举，但终究比只顾自己要好。

冬，周王的女儿嫁到齐国。

也是由我国主持婚事，所以王姬从我国出嫁到齐国。齐侯前来迎亲，史书没有记载，是因为认为这本来就应该来迎亲，不值得特别记载。不像元年那样详细记载，那是为了另见义理【新与仇敌国家交往】，而且其事在前文已经具备，这里可以简略。圣人的笔法有所裁断，并不完全照录鲁史的原文。在围郕一事下，已经论述过了。

十有二年春，周历三月，纪叔姬嫁到酅。

庄公三年，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屈身侍奉仇敌，以保存宗庙祭祀。四年，纪伯姬去世，纪侯离开国家，纪国也就灭亡了。叔姬回国，离开父母之国大约已有七八年。叔姬在隐公七年嫁到纪国，计算她的年龄大概五十多岁了。她自认为身体属于纪国，道义上不应再嫁他人。纪国的五座宗庙还存在于酅地，又因为齐桓公的信义逐渐显著，不同于他的兄长，不可亲近，所以立志要回到酅地，以终其未亡之身。以此表明自己是纪国的寡妇，而不以依靠嫂叔为嫌，她的节操值得嘉奖，她的志向极其令人怜悯。所以《春秋》既详细记载了伯姬的去世和安葬，也一并记载了叔姬嫁到酅以及她的去世和安葬，不因为媵妾地位卑微而简略。这也可见史官所记载的，原本不限于一定的体例，而解说经书的人不能一一了解其中的实情。记载“归于”与“嫁”用词相同，上面系属纪国，不嫌它像是出嫁【酅尚属纪国，不记载“归于”还能记载什么呢】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万杀死了他的国君宋闵公【《公羊传》作接】以及大夫仇牧。

卫国的州吁，宋国的华督，齐国的无知，宋国的万，书法相同。这大概是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史官的措辞，如此后来就改变了。圣人沿袭这种写法，没有特定的义例。既然明确这是弑君的贼人，也不需要借助其他文字来寄托意思。记载“及其大夫三人”，等同于为君主赴难，书法不能有所区别。大宰华督也被杀，但本来不需要圣人就知道他不可与仇牧并列。与仇牧连名记载，说法见后传。

冬十月，宋万出逃到陈国。

经过两个月才让他出逃，确实是放走了贼人，但或许是因为力量不能立即讨伐，还不可以深加罪责。宋人用贿赂请求陈国，陈人才交出他，这是宋国无罪，罪在陈国。记载“宋万出奔陈”，明确陈国是藏匿逃犯的主子，结党作恶很严重。不记载“宋人杀万”，我未能详知。难道是因为陈人交出宋万以获取贿赂，所以不值得记载？而只记载“宋人杀万”在“出奔陈”之下，那么似乎是在陈地杀了他，这不符合事实吗？对此存疑是可以的。

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谷梁传》作齐人】齐桓公开始联合诸侯以修明霸业，诸侯推举齐国为尊，所以齐国排在宋国前面了。“人”是众人的称谓，诸侯亲自到来，也可以称为“人”。或者四国之中有派遣卿大夫来的，不另外说明。那时记录的措辞，大多崇尚简略，不要用褒贬去求索。

夏六月，齐人灭掉了遂国。

十年灭掉谭国，这里又灭掉遂国。可见齐桓公图谋霸业的初期，必定借助威力。后来许多小国承奉齐国的命令，如同天威。既然自己不再侵犯，被灭的国家就少了。

秋七月。冬，庄公会同齐侯在柯地结盟。

自从在长勺之战失败后，两国互相猜忌怨恨，所以北杏的会盟，鲁国没有参加。大概齐国也没有召请，鲁国也没有前来。然而齐国想要图谋霸业，没有可以放过鲁国的理由，而鲁国这时更加心里畏惧齐国，看到诸侯亲近依附齐国逐渐增多，怎么能刚正自立，招致孤立危险的祸患呢？所以在这里与齐侯会盟，凭借曹沫的力量，收回以前失去的土地。盟誓既定就退兵了。桓公志向在于成就霸业，不念旧恶，显示信义。鲁国从此一心跟随齐国，国家得以稍微安定。

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攻打宋国。夏，单伯会合攻打宋国。依照《左传》的说法，大概是宋人参加了北杏的会盟，后来背叛了，所以齐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他。又向周天子请求出兵，显示不敢擅自讨伐王臣，后来将借天子威灵来制服他。宋国屈服，其余就没有敢背叛的了，这也是尊崇周王的意思。周王知道齐桓公想要尊崇自己，所以命令单伯率领军队会合攻打，以完成这件事。三国的军队已经逼近宋国，单伯随后到达，在宋国会合。没有交战，是因为宋国讲和了。宋国不敢交战，是明显的。

秋七月，荆人进入蔡国。

十年击败蔡国军队，俘虏了哀侯。哀侯在楚国。齐桓公施行霸业，开始在北杏会盟。蔡人背叛楚国跟随齐国，所以楚军进入他的国家。从此蔡国常服从楚国。齐国正忙于东方诸侯的事务，不再过问。直到僖公四年，才开始联合诸侯侵犯蔡国，于是问罪楚国，成就了一匡天下的功业。起初力量不足，形势不能立即图谋楚国。《诗经》说：“不要耕种大田，只会长出高高的杂草。”齐国大概知道了。记载此事，是因为看到蛮夷内侵，其势力嚣张得很。齐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