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如编卷四
哀姜奔邾，齐人怒其与大夫比，而杀二嗣君，奔在他国，重为齐辱，故召之归。行至齐地，而廹令自裁也。鲁史为内讳，故不书“齐人杀之”。如曰：“我国夫人姜氏，孙于邾将一载矣。及是将归其兄弟之国，行至于夷而薨也。”薨在道，齐人以其防归，今方在齐也。以归，如戎伐凡伯于楚邱以归，以蔡侯献舞归，皆谓归其国，非归于鲁也。不言“以防归”，既薨矣，非防而何也？哀姜之恶，杀之非过，然犹不使霸讨，得加于内之小君者，重凌侮之耻，存隐恻之心，不以恶人之故，茍为快意之文。与书文姜义畧同也。
楚人伐郑
郑即齐久矣。庄二十八年，荆伐郑，頼齐桓合诸侯救郑，制其侵陵之势。至是且七年，荆益强，又与中国争郑而伐之。春秋改书楚者，以其交通中国，渐与我相接近。始者但知彼之为荆而已，今乃从其国号而录之。非复荒逺不常见于赴告之文者也。若彼国革荆为楚，定当不在此年，亦未必不在春秋书荆之前，但不可得知尔。春秋所书，若在一二年间忽有改易，则观者易惑。今既隔逺，知不嫌矣。
八月，公防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公作朾】
齐桓以楚氛寖炽，故为是防，以坚诸侯之志，欲其同心拒楚，而不轻议伐者。惧不服，则损威也。急于固内，缓于攘外，此伯者之畧。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公作缨，谷一本作堰】
僖公自邾入立，邾盖有奉焉。至是邾来责赂，而鲁不与之，故战于偃而败其师也。所以然者，邾为鲁细，其来已久。僖公、季友之意，以为彼非列国之比也。今乃恃其从防伯主，而责赂于我，兴师境上，德不胜怨，是以败之。又柽之防，必邾子也。独书「邾人」，是盖鲁史之文，若不屑录其君然。凡此之类，并是存其事尔，彼此曲直，无足言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郦，公作犂；谷，作丽】
庆父弑闵，奔莒。季友既立僖，以赂求庆父于莒。莒人归之，赂盖未入于莒也。至是，莒人闻庆父已死，兴师来责赂。季友败其师，而获其将焉。此与上公败邾师，并是闵僖间未了之案情事相类，而有不同者：公败邾师，不免谷风负德之讥，故书词从畧；而季友获拏，则以莒尤无状，而克获有功，为内之荣，故文较详也。鲁之四邻，邾、莒为小，得相吞茹，便尔为之。信义之衰，非一日矣。败邾，获莒，何多怪乎？吾故曰：《春秋》乱世之书，比事属辞，其情可见，是非曲直，有不足细论者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防，至自齐。
齐桓杀哀姜，僖公请其防而葬之，不明正其罪以示恩厚，故至葬皆从常文，无所贬也。夫人氏者，犹言女子氏尔，史氏之文亦容有所异同。上既书夫人姜氏薨于齐，此则言夫人氏，不疑非姜矣。春秋于凡恶人，不以一字为贬，絶前夫人孙于齐，及此夫人氏之防，诸家因史有异文，强为之说，欲于贬絶之中分其等级，非圣意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前年，卫防狄难，戴公庐曹，卒文公继世，徙居楚邱。鲁奉伯令为城其国都，其所同往之国，不见于经，有无不可知也。齐桓先城邢，后乃城卫，者盖当时势有缓急，卫犹小能自立，稍辽缓之不至于亡也。要之，皆是齐桓絶美之事，不应更以缓急为讥。观木▯之诗，卫人之德齐如此，则可以见矣。城邢、城卫，并非诸侯专封之事实，与文不与之说，亦无取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请其防而葬之，谥曰哀者，盖以国乱出奔，道死非命，为可哀悯，不正明其罪而絶之。不特此也，庆父虽受诛，亦但逼令自尽，同诸无罪之人，谥曰共。仲与僖叔同立后，遂为三桓之祖。凡此皆公子友所为，原其本意，亦所以自托于其君也。有罪且然，况于定乱拥立，为社稷之臣者乎？汶阳之赐，费邑之封，僖公之报德已厚，而季友受之，吾知其无复谦让之怀，而隂图子孙之利也，深矣。
虞师、晋师灭下阳【公谷下作夏】
并吞虞虢者，晋志也。贪璧马之赂，假之道，遂从晋伐虢，灭下阳，而虞
译哀姜逃奔到邾国，齐国人恼怒她与鲁国大夫勾结，并且杀害了两位继任的国君，还流亡在他国，使齐国受到严重的羞辱，因此召她回国。她走到齐国境内，齐国人逼迫她自杀。鲁国史官为国内讳言，所以不记载“齐国人杀了她”。如果记载，就会说：“我国夫人姜氏，在邾国寄居将近一年了。等到这时，她回到兄弟之国，走到夷地就去世了。”她在路上去世，齐国人将她的灵柩送回来，现在灵柩正在齐国。“以归”一词，就像“戎在楚邱俘虏凡伯而带回”、“俘虏蔡侯献舞而带回”一样，都是指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带回鲁国。不写“以防归”，既然已经去世，除了灵柩还能是什么呢？哀姜的罪恶，杀她并不过分，然而还是不让霸主征讨，将刑罚加在国内的小君身上，这是看重凌辱的耻辱，存有隐痛恻隐之心，不因为恶人的缘故，就随意写成快意的文字。这与记载文姜的义理大致相同。
楚国人攻打郑国。
郑国依附齐国已经很久了。庄公二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依靠齐桓公联合诸侯救援郑国，遏制了楚国侵略的势头。到这时已经七年了，楚国更加强大，又与中原各国争夺郑国而攻打它。《春秋》改称“楚”，是因为它交往中原各国，逐渐与我们接近。起初只知道它是荆蛮而已，现在却按照它的国号来记录。它不再是荒远偏僻、不常见于通报文书的国家了。如果那个国家由荆改为楚，一定不在这年，也未必不在《春秋》记载“荆”之前，只是无法得知罢了。《春秋》所记载的，如果在一两年间突然有更改，那么读者容易困惑。现在既然相隔久远，知道不会引起嫌隙了。
八月，鲁公在柽地会见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公羊传》“柽”作“朾”】
齐桓公因为楚国的势力日益炽盛，所以举行这次会见，以坚定诸侯的心志，希望他们同心抵抗楚国，而不轻易议论讨伐楚国。害怕楚国不服从，就会损害威信。急于巩固内部，缓于抵御外敌，这是霸主的策略。
九月，鲁公在偃地打败邾国的军队【《公羊传》“偃”作“缨”，《谷梁传》一本作“堰”】
僖公从邾国回国即位，邾国大概有供奉。到这时邾国来索取贿赂，而鲁国不给，所以在偃地交战而打败了邾国的军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邾国是鲁国的小国，这种关系由来已久。僖公、季友认为，它不能与列国相比。现在却依仗跟随霸主会盟，向我们索取贿赂，在边境兴兵，恩德压不住怨恨，所以打败它。而且柽地的会盟，必定有邾子参加。只记载“邾人”，这大概是鲁国史官的文字，好像不屑于记录它的国君一样。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保留事实罢了，彼此的曲直，不值得多说了。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的军队，俘虏了莒国的将领拏【《公羊传》“郦”作“犂”；《谷梁传》作“丽”】
庆父杀害闵公，逃奔到莒国。季友拥立僖公后，用贿赂向莒国索取庆父。莒国人把他送回来，贿赂大概没有进入莒国。到这时，莒国人听说庆父已经死了，兴兵来索取贿赂。季友打败了莒国的军队，并俘虏了他们的将领。这与上面鲁公打败邾国军队，都是闵公、僖公年间未了结的事情，情况相似，但也有不同：鲁公打败邾国军队，不免受到《谷风》诗中负德的讥讽，所以记载的文字从简；而季友俘虏拏，是因为莒国尤其无理，而且战胜俘虏有功，是国家的荣耀，所以文字较详细。鲁国的四邻，邾国、莒国是小国，能够互相吞并，就这样做了。信义的衰落，不是一天形成的了。打败邾国，俘虏莒国将领，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我說：《春秋》是乱世的书籍，通过比较事件、组织文辞，其中的情势可见，是非曲直，有不必细论的。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
齐桓公杀死哀姜，僖公请求她的灵柩并安葬她，不明确正名她的罪过以显示恩惠深厚，所以直到安葬都按照常规文字，没有贬低。夫人氏，就像说女子氏一样，史官的文字也容许有差异。上面既然记载夫人姜氏在齐国去世，这里说夫人氏，不怀疑不是姜氏了。《春秋》对于凡是恶人，不用一个字来贬低，断绝前夫人孙于齐，以及此夫人氏的灵柩，各家因为史官文字有差异，强行解释，想在贬绝之中区分等级，这不是圣人的本意。
二年春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前年，卫国遭受狄人的灾难，戴公在曹国搭建茅屋居住，去世后文公继位，迁居楚丘。鲁国奉行霸主的命令为它修筑国都，一同前往的国家，不见于经书，有无不可知。齐桓公先修筑邢国城墙，后来才修筑卫国城墙，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形势有缓急，卫国还小能自立，稍微延缓不至于灭亡。总之，这都是齐桓公极美好的事情，不应该再以缓急来讥讽。看《诗经·卫风》中的诗歌，卫国人感激齐国的恩德如此，就可以看见了。修筑邢国、卫国城墙，并非诸侯擅自分封的事实，与“文公不与之”的说法，也没有可取之处。
夏五月辛巳，安葬我国的小君哀姜
请求她的灵柩并安葬她，谥号为哀，大概是因为国家动乱出奔，死在路上非正常死亡，值得哀悯，不明确正名她的罪过而断绝关系。不仅这样，庆父虽然被诛杀，也只是逼迫他自尽，等同于无罪之人，谥号为共。仲与僖叔一同被立为后，于是成为三桓的祖先。凡此都是公子友所做的，推究他的本意，也是为了向君主自托。有罪尚且如此，何况安定动乱、拥立君主，作为社稷之臣的人呢？汶阳的赏赐，费邑的封地，僖公报答恩德已经很厚了，而季友接受它，我知道他没有谦让的念头，而暗中图谋子孙的利益，很深了。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了下阳【《公羊传》《谷梁传》“下”作“夏”】
吞并虞国、虢国的，是晋国的志向。贪图璧玉、骏马的贿赂，借道给它，于是跟随晋国攻打虢国，灭了下阳，而虞国
亦因此自亡。则是非晋为之，虞为之也。晋不得虞，不能灭虢，故虽晋主兵，而以虞先。晋罪虞之为晋用也。晋之恶，不待言也。虞贪而愚，实为可悯。春秋深恶晋献，故重责虞君。若言汝虽至愚，亦何至于此极，而令晋人得肆其毒乎？爱之甚者恕之，甚怒之甚者罪之。甚圣人之情，何以异于人哉【明非恶虞，反加于晋】先晋不见于经，见经始此。晋自此益强，驯至主盟中夏，若齐僖之启小白矣。
译虞国也因此自我灭亡。这并非晋国所为，而是虞国自取灭亡。晋国若得不到虞国的帮助，便无法灭掉虢国，所以虽然晋国是出兵的主力，却把虞国列在前面。晋国指责虞国被晋国所利用。晋国的恶劣行径，无需多言。虞国贪婪且愚蠢，实在令人怜悯。《春秋》深恶晋献公，因此重重责备虞君。意思是说，你虽然愚蠢至极，但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竟让晋国人得以肆意施展他们的毒手吗？爱之深则责之切，怒之甚则罪之重。圣人之情，与常人有何不同呢【说明并非厌恶虞国，反而将罪责归于晋国】晋国此前未见于《春秋》经文，从此时开始才出现。晋国从此日益强大，逐渐发展到主宰中原盟会的地步，就像齐僖公为齐桓公小白开启霸业一样。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公羊作贯泽】
江黄素属于楚，齐桓威信既着，逺人慕之而来服焉。桓方志在图楚，遂受之而合。宋公以与其君盟，使一意从中国，而后进而问楚罪，可以不战而屈之。故是时虽有夷吾之言，而不暇于长虑却顾者，欲以集吾事而已。
冬十月不雨
此当连下年见义书恒旸也。建酉之月，全然不雨，其戌亥二月，或偶得雨，雨必不多，即是恒旸可知。若一时皆不雨，则不应书十月。若非恒旸，但此一月不雨，亦可不书也。
楚人侵郑
江、黄、楚属也，而服于齐，故复为之侵郑。郑终不敢背齐，即楚故，明年复见伐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三不雨，并书首时。盖三时之间，天道恒旸，动至经月不雨，但中间或小有雨，不能润物，故不书。自某月至某月不雨，而亦不于仲、季月书雨也。一切养人之物，得雨而滋，连时不雨为灾，可知有国、有民者，宜何如忧念之！《春秋》所书，有烦而不杀者，盖圣人之意，甚重乎此也。
徐人取舒
诗称「荆舒是惩」，则舒者，楚之与国也。徐人用师取之，东诸侯之服楚，盖亦得徐人之力云。徐亦夷也，以夷攻夷，始见于此。其后如吴之入郢，又其甚也。
六月雨
至此，始大得雨，旱气消也。缘上恒旸，故书此以结之。见旱不竟夏，自此已后得雨，不更书矣。巳月得雨，苗种頼之，知此年不饥。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谷。
江黄之君复亲至齐境，桓与宋公防之，而结好焉。逺人慕义，弃楚即齐，无贰尔。心不须盟誓，盖齐桓至此而服。楚之胜筭不卜而可定矣。江黄不书爵者，楚尚未得书子，况其私属投诚于我，来者不拒，去亦不追。人之可尔，遑问其爵。
冬公子友如齐涖【公谷作莅】盟【谷于子下有季字】
阳谷之后，齐桓重烦诸侯，但与宋公为主，防江、黄之君，定为伐楚之计。其中国诸侯如鲁、卫、陈、郑等，更湏盟以结之。故前定为此盟，而鲁使上卿往受盟于齐，听约束也。陈、卫诸国亦当同之，外事不见也。江、黄不盟者，伐楚之时，不欲使二国从已，致受祸速也。但不得为楚用，斯可矣。
楚人伐郑
三年之间，楚三伐郑。郑欲成矣，以孔叔之言而止。盖阳谷之防，齐桓方谋伐楚，郑方受盟于齐，心有所恃，知其可待，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许男新臣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自庄二十八年，荆伐郑，齐桓一合诸侯救之。自此之后，楚人与中国争郑，一再加兵。齐桓防诸侯于柽，又盟江黄于贯，又再防于阳谷，其虑深矣，其谋定矣。至冬，楚复伐郑，而后乃今连七国之师以伐楚。前此宁为濡忍，毋为轻发，恐轻发之难收，而适足以害我伯事之成。也是役也，本谋在于伐楚，而先侵蔡者，蔡自献舞被虏以后，仅一防于北杏，明年荆入蔡，嗣是蔡不复与中国防盟，一向服从于楚，而桓亦莫之问也。先其近者，置其逺者，姑弃蔡以予楚，而不责其即夷之罪，以为吾欲责蔡，则其事不容但已，必湏与楚相闗。不伐楚而但责蔡，蔡此时唯能庇己者是从，势犹不得比于郑，必且旋服旋畔，则不如其己也。故宁弃蔡二十余年不问，直至伐楚之师出，而义旗所指，首及乎蔡焉。蔡有即夷之罪，宜为鸣鼓之攻，不以伐而以侵者，志不在乎区区之一蔡也。以八国之师临蕞尔之蔡，太山压卵，未足为喻，所谓用牛刀以割鸡，其志不在蔡也，明矣。才侵蔡而蔡巳溃矣，蔡溃而遂伐楚矣。遂者，继事之辞，有因此事生彼事，非初意之所及者；有本欲行彼事，先行此事而以次及之者，皆得以遂言之也。伐楚，则是声其罪而讨之。楚之罪在无王，故以包茅不入为辞，倔强僭窃，皆在其中。包茅缩酒者，所以为辞也，岂真为此一物而已？昭王不复者，周室先王之事，南征不复，疑若楚人弑之，故以为问。其既死而逺者犹欲罪之，则于
译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公羊传》记载为贯泽】。
江国和黄国原本属于楚国，齐桓公的威信已经显著，远方的人仰慕他而来归服。齐桓公正志在谋划对付楚国，于是接纳他们并会合。宋公因为与他们的国君结盟，使他们一心追随中原诸国，然后进而问楚国的罪责，可以不战而使楚国屈服。所以这时虽然管仲有言论，但齐桓公没有闲暇去深谋远虑、瞻前顾后，是想以此成就自己的霸业罢了。
冬季十月不下雨。
这应当连着下一年的记载来体现“恒旸”（长期干旱）的意义。建酉之月（即十月），全然不下雨，其后的戌月、亥月，或许偶尔下雨，但雨量一定不多，由此可知是长期干旱。如果一时都不下雨，就不应该只记载十月。如果不是长期干旱，只是这一个月不下雨，也可以不记载。
楚国人侵犯郑国。
江国、黄国、楚国原本同属一个体系，而江、黄归服了齐国，所以楚国再次侵犯郑国。郑国终究不敢背离齐国，因为楚国的缘故，第二年又再次被讨伐。
鲁僖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
三次不下雨，都记载在季节之首。大概在这三个季节之间，天气长期干旱，动辄整月不下雨，但中间或许小有降雨，不能滋润万物，所以不单独记载。从某月到某月不下雨，也不在仲月、季月记载下雨。一切养育万物的东西，得到雨水才能滋长，连续季节不下雨就是灾祸，可以知道拥有国家、拥有百姓的人，应当如何担忧挂念！《春秋》所记载的，有繁琐而不删减的情况，大概圣人的心意，对此非常重视。
徐国人攻取舒国。
《诗经》称“荆舒是惩”，那么舒国是楚国的盟国。徐国人动用军队攻取它，东方诸侯归服楚国，大概也得益于徐人的力量。徐国也是夷狄，用夷狄攻打夷狄，开始见于此。其后如吴国攻入郢都，又是更严重的情况。
六月下雨。
至此，才大大得到雨水，旱气消散。因为上面长期干旱，所以记载此雨来结束旱情。可见旱灾没有贯穿整个夏季，自此以后得到雨水，不再记载了。巳月得到雨水，苗种依赖它，可知这一年不会饥荒。
秋季，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合。
江国、黄国的国君再次亲自来到齐国边境，齐桓公与宋公会合他们，并结交友好。远方的人仰慕道义，抛弃楚国而投靠齐国，没有二心。不需要盟誓，大概齐桓公至此而让楚国心服。战胜楚国的胜算不占卜就可以确定了。江国、黄国不记载爵位，是因为楚国尚未被记载为子爵，何况其私属投诚于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人既然可以这样，何必问他的爵位。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主持【《公羊传》《谷梁传》作“莅”】盟誓【《谷梁传》在“子”字下有“季”字】。
阳谷会合之后，齐桓公不想频繁烦扰诸侯，只与宋公为主，会合江国、黄国的国君，定下讨伐楚国的计策。中原诸侯如鲁、卫、陈、郑等，更需要盟誓来团结他们。所以预先定下这次盟誓，而鲁国派遣上卿前往齐国接受盟誓，听从约束。陈、卫等国也应当相同，外事没有记载。江国、黄国不参加盟誓，是因为讨伐楚国的时候，不想让两国跟随自己，导致遭受祸患太快。只要不让他们为楚国所用，就可以了。
楚国人讨伐郑国。
三年之间，楚国三次讨伐郑国。郑国想要求和了，因为孔叔的话而停止。大概阳谷会合时，齐桓公正谋划讨伐楚国，郑国正接受齐国的盟誓，心里有所依靠，知道可以等待，所以如此。
鲁僖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自从鲁庄公二十八年，楚国讨伐郑国，齐桓公一次会合诸侯救援郑国。自此之后，楚国人与中原诸国争夺郑国，一再出兵。齐桓公在柽地会合诸侯，又在贯地盟誓江国、黄国，又在阳谷两次会合，他的思虑深远，他的谋划确定。到冬季，楚国再次讨伐郑国，而后才现在联合七国的军队来讨伐楚国。在此之前宁愿忍耐，不轻易发动，恐怕轻易发动难以收场，而恰好足以损害我霸业的成就。这次战役，本来的谋划在于讨伐楚国，而先侵犯蔡国，是因为蔡国自从献舞被俘以后，仅仅在北杏会合一次，第二年楚国进入蔡国，从此蔡国不再与中原诸国会合盟誓，一向服从于楚国，而齐桓公也没有过问。先处理近的，放置远的，姑且放弃蔡国给楚国，而不责备它归附夷狄的罪过，因为我想责备蔡国，那么这件事不能就此作罢，必须与楚国相关联。不讨伐楚国而只责备蔡国，蔡国这时只会跟随能庇护自己的人，势力还比不上郑国，必定会反复归服又背叛，那么不如就此作罢。所以宁愿放弃蔡国二十多年不过问，直到讨伐楚国的军队出动，而正义的大旗所指，首先涉及蔡国。蔡国有归附夷狄的罪过，应当鸣鼓进攻，不称“伐”而称“侵”，是因为志向不在于小小的蔡国。用八国的军队面对小小的蔡国，泰山压卵，不足以比喻，所谓用牛刀割鸡，其志向不在蔡国，很明显了。才侵犯蔡国而蔡国已经溃败，蔡国溃败而于是讨伐楚国。“遂”是继事的辞令，有因此事生出彼事，不是初意所及的；有本欲行彼事，先行此事而以次及之的，都可以用“遂”来表述。讨伐楚国，就是声讨其罪而征讨它。楚国的罪过在于无视周王，所以以包茅不入贡为借口，倔强僭越，都包含在其中。包茅缩酒，是用来作为借口的，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这一物吗？昭王不复返，是周室先王的事情，南征不复返，怀疑是楚国人弑杀了他，所以以此询问。他死后远方的人还想罪责他，那么对于
今之共主而藐然无所顾忌，偃蹇自大，不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之义者，当何如耶？是亦所以为诘问之辞尔。然不斥彼僭王之非，而但举此为言者，亦有说矣。楚自熊渠称王，畏厉王之威而去之，及熊通以王号请于周，周不许，乃自立为武王，及兹又三世矣。以齐桓之力，不能使之革去王号，恪守子男之服也。一旦以是责之楚。必不服，不得受成，则势必用战。战虽或可以胜，而兵端一搆，荼毒生民，未有攸底。此固齐桓、管仲之所不肯为也。故不得已而用其机权，于辞严义正之中，使之受其一而辞其一，则彼之计较于利害曲直之间者，自然出于行成之一防，而我可以坐而收安攘之功矣。圣人微管之叹，固在于召陵之一举，而所以深嘉乐予者，尤以其能不用战也。战者，圣人之所慎。伐楚次于陉，其庶乎得圣人之心矣。楚未服罪，故师行少进，而次于陉。既未得战，自当有止宿之地。虽救邢之师，犹不当便用为讥也。况此之次陉，尤所谓不疾不徐者，乃兵家节制之常。《春秋》据事而书，其为畏与非畏，无用言之。必欲避畏之迹，则如吴之入郢而可然而飘风不崇朝，骤雨不终日，吾亦未见其能善胜也。屈完来盟，言来者，僖公在焉。内辞也，不言楚使者，楚使完来盟之定否，未可得知。《春秋》据内而言，亦但知彼国有人来此乞盟而已，不问彼君之意。若为不湏言使，然后见其非私来也。完请盟，于是为之退师一舎，次于召陵，而后诸侯同与之盟，示有礼于楚也。夫以楚之强恣，而屈服行成，则中国之威稍伸，伯主之义亦着。而自后之以兵相加侵败王畧，其曲全在乎彼有不待言矣，又何多求焉？楚亦非全畏齐，正以不战而退八国之师，较之战而能胜者，利害相去甚悬。况胜亦未易言也，而亦心知齐之此举，必不多求于我，不惜小屈以成齐桓之名，其为谋甚善，亦可谓彼有人焉也。是故楚之为楚，非一切荒裔之比也，其世世与中国争伯，非偶然也。君子以是知齐桓之持之重，施之恕，而成功之难也。许男卒不言于师者，观上下之文，则从可知也。
译如今的共主却轻慢地无所顾忌，傲慢自大，不知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道理，应当如何呢？这不过是用来诘问的言辞罢了。然而不直接斥责那僭越称王的错误，而只举此而言，也是有原因的。楚国自从熊渠称王，畏惧周厉王的威势而废去王号，等到熊通向周王室请求王号，周王室不答应，于是自立为武王，到现在已经三代了。凭借齐桓公的力量，也不能让他革去王号，恪守子男的礼制。如果一旦以此责备楚国，他必定不服，不能达成和平，那么势必就要开战。战争虽然或许可以取胜，但兵端一旦开启，荼毒百姓，就没有尽头。这本来就是齐桓公、管仲所不肯做的。所以不得已而运用权变，在辞严义正的言辞中，让他接受一部分而拒绝一部分，那么他在利害曲直之间进行计较，自然会走向讲和的防线，而我们就可以坐收安定边疆的功效了。孔子感叹“微管仲”，固然在于召陵这一举动，而之所以深深赞许并给予肯定，尤其因为他能够不通过战争。战争，是圣人所谨慎对待的。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这大概符合圣人的心意了。楚国没有服罪，所以军队稍微前进，驻扎在陉地。既然没有开战，自然应当有驻扎的地方。即使是救援邢国的军队，也不应当就此加以讥讽。何况这次驻扎在陉地，正是所谓不疾不徐，乃是兵家节制的常理。《春秋》根据事实记载，至于是否畏惧，无需多言。如果一定要避开畏惧的痕迹，那么就像吴国攻入郢都那样，然而狂风不刮一个早晨，暴雨不下一个整天，我也没见它能善终取胜。屈完来结盟，说“来”，是因为僖公在场。这是内辞，不说楚国的使者，因为楚国派屈完来结盟是否确定，还不可知。《春秋》根据内辞来说，只知道那国有人来此请求结盟罢了，不问那国君主的意思。如果认为不需要说“使”，然后才能看出他不是私自前来，那就错了。屈完请求结盟，于是为此退军一舍，驻扎在召陵，然后诸侯一同与他结盟，向楚国显示有礼。凭借楚国的强横恣意，却屈服讲和，那么中原的威势稍微伸张，霸主的道义也彰显。而此后用兵相互侵伐败坏王道的策略，其过错完全在于他们，这是不言而喻的，又何必多求呢？楚国也并非完全畏惧齐国，正因为不战而退八国之师，与战而能胜相比，利害相差甚远。况且胜利也不易言说，而且心里也知道齐国的此举，必定不会对我多所求取，不惜小的屈辱以成就齐桓公的名声，他的谋划很好，也可以说他们那里有人才啊。所以楚国之所以为楚国，不是一切荒远边地的可比，他们世世代代与中原争夺霸权，不是偶然的。君子由此知道齐桓公持重、施恕，而成功之艰难。许男去世不记载在军队行动中，观察上下文的文意，就可以知道了。
齐人执陈辕【亦作袁公谷并作袁】涛涂。
诸侯俱盟召陵而退，而陈之大夫何以独见执也？七国之中，陈、郑、许于楚为近，而国又弱于宋、卫。伐楚之师，本为勤郑而出，郑德齐深，倚齐重，未敢萌畔齐之心。许男新卒，方当以防归固，不必言矣。惟陈尤偪于楚，虽尝从中国防盟，而亦不敢开罪于楚。今者大举伐楚，陈侯勉从齐命，盖亦不得已矣。其心以为楚蛮夷也，择利而为之，故有屈完之使。诸侯既归，楚必且修怨焉，盟于何有？修怨则陈首受祸，齐其终庇我乎？是知弃楚即齐，乃他国之利，而非陈之利也。故于其师之方还，而携贰之心见焉。或以己不能终齐事，若南北两事等情，闻于齐桓，桓为是执其大夫，而一再伐陈，不如是则伯事又将败也。据经文所书，其情自显。至如误军道之说，左氏、公羊盖皆失之后之说者，又以为齐志骄盈，无故而执陈之大夫。春秋书人以贬者，其亦弗思甚也与？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执袁涛涂本，欲问陈侯之罪，故秋遂伐之。及者，鲁及之也。鲁僖善事齐桓，故使其微者，防江、黄之人而伐陈也。江、黄亦请効力于中国，以求齐之庇巳。而其国于陈为近，故从鲁伐之，其事便也。江、黄不敢得罪于楚，而倚齐之威，则遂敢于伐陈。然固不知齐桓之不能庇巳也，卒取灭亡，可悲也夫。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许穆公【公作缪】
僖公从齐伐楚，鲁人作颂以美大之。夫子录其篇，不以为讥也。亲诸夏而御四夷，虽近于夸，犹用为美谈。春秋于是役也，以伐楚至，岂非明示得意之文？夫子亦从鲁人之志而不之革者乎？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兹公作慈，后同】
秋伐陈。陈不服，故大合诸侯之人，帅师侵之，皆同伐楚者也。陈乃请成。于是终齐桓之世，陈不敢自外于中国，而楚亦莫之能害也。则此年之一再伐陈，盖亦伯事之不得而已者，而非其过加侵暴于同好之国也，亦明矣。叔孙氏帅师，自此始。外书「人」者，皆其大夫。详内畧外，故但「人」之而已【不以人为贬】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晋以世子死状告于诸侯，谓世子实有不子之恶，其谋未成而情见势穷，至于自杀也。然而晋献之恶申生之寃，流闻彰布于天下，不假听断而得其情矣。故据事而直书，之所以为万世之烱鍳。前灭下阳，此年执虞公，晋方吞灭同姓，日以富强，而乱本既成，天性之亲自相屠戮，晋事见经之始。比而观之，亦可以知所戒惧矣。申生之事与卫伋、寿畧同，而申生所处尤为无可奈何。张子云「无所逃而待烹」，是其防也。申生茍欲逃死，晋献必不能容，则乌知其不更即于罪戾，而天下后世且不复怜之乎？故以申生防父于不义，而为大仁之贼者，此立敎之言，而非设身处地、忠恕平允之论也。
杞伯姬来朝其子
杞伯姬来，非直来也，朝其子也。曰“朝其子者”，以其子来朝于僖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是曹伯不自来也。今伯姬挈其子以来，则不得言杞伯姬使其子来朝也。如言杞伯姬以其子来朝，则文亦明矣。春秋变文，言“朝其子者”，嫌若伯姬偕其子而朝也。朝非伯姬事也，故言“朝者”，其子尔。伯姬以庄二十五年归于杞，至是十四年尔，子方防弱，可知也。所以“朝其子者”，盖杞实衰微，伯姬以其子求庇于僖，而身率之以来，使之朝也。其实未能成朝礼，而情亦不同于他国之但为朝而来者，故其文不得而不异也。凡此皆当时情事如此，春秋因而录之，不切切然以明正典礼、严示隄防为笔削之意，说者皆过也。
夏公孙兹如牟
聘于牟也，兹叔牙之子，叔孙氏再见，而仲孙氏后出者，盖庆父罪重，未即任之。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公谷并作戴】
王世子者，惠王之世子，郑后立为襄王者也。世子出防诸侯，未有不得王命而自行者。盖齐桓伯功既盛，召陵服楚之后，愈欲乞灵周室，以增伯主之重，使
译齐国人抓住了陈国的辕涛涂。
诸侯们在召陵共同结盟后撤军，那么陈国的大夫为什么唯独被擒获呢？在参与会盟的七国之中，陈、郑、许三国离楚国最近，而且国力又比宋、卫两国弱小。讨伐楚国的军队，原本是为了救援郑国而出征，郑国对齐桓公的恩德感激深厚，倚重齐国，不敢产生背叛齐国的心思。许国国君刚去世，正应当防备楚国入侵以巩固国防，这就不必多说了。只有陈国尤其逼近楚国，虽然曾经跟随中原诸侯参加防楚的盟会，但也不敢得罪楚国。如今大规模出兵讨伐楚国，陈侯勉强服从齐国的命令，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陈侯心里认为楚国是蛮夷，会权衡利弊而行动，所以派出了屈完作为使者。诸侯们一旦回国，楚国必定会报复怨恨，盟约又能有什么用处呢？一旦报复，陈国将首先遭受祸患，齐国最终会庇护我们吗？由此可知，抛弃楚国而依附齐国，是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是陈国的利益。所以在齐军刚刚返回时，陈国怀有二心的想法就显露出来了。或许因为自己不能始终如一地侍奉齐国，像对待南北两方势力那样态度暧昧，被齐桓公得知，桓公因此逮捕了他们的大夫，并两次讨伐陈国；如果不这样做，霸业又将败坏。根据经文所记载的情况，其中的情理自然显现。至于那种“迷误军队道路”的说法，《左传》和《公羊传》大概都失察了；后来的解说者，又认为齐桓公志气骄横自满，无缘无故地逮捕陈国大夫。《春秋》用“人”字来贬斥他，这些人也太不深思熟虑了吧？
秋天，鲁国与江国人、黄国人一起讨伐陈国。
逮捕辕涛涂，本意是想追究陈侯的罪责，所以秋天就讨伐陈国。“及”字，是指鲁国联合他们。鲁僖公善于侍奉齐桓公，所以派遣地位低微的官员，联合江、黄两国的人去讨伐陈国。江、黄两国也请求为中原诸侯效力，以求得齐国的庇护。而他们的国家离陈国很近，所以跟随鲁国讨伐陈国，事情很方便。江、黄两国不敢得罪楚国，却倚仗齐国的威势，于是敢于讨伐陈国。然而他们本来不知道齐桓公不能庇护他们，最终招致灭亡，真是可悲啊。
八月，鲁僖公从讨伐楚国的战场回来。安葬许穆公。
僖公跟随齐桓公讨伐楚国，鲁国人作颂歌来赞美这一壮举。孔子收录了这篇颂歌，并不认为这是讥讽。亲近中原诸侯而抵御四方夷狄，虽然接近于夸耀，仍被当作美谈。《春秋》在这次战役中，记载僖公“从伐楚归来”，难道不是明显表示得意之辞吗？孔子也是顺从鲁国人的心意而不加改变的吗？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同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秋天讨伐陈国，陈国不服从，所以大规模会合诸侯的军队，率领军队侵犯它，这些都是共同讨伐楚国的国家。陈国于是请求讲和。从此直到齐桓公去世，陈国不敢将自己排除在中原诸侯之外，而楚国也不能伤害它。那么这一年两次讨伐陈国，大概是霸业中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不是对友好国家过分侵犯暴虐，这也十分明白了。叔孙氏率领军队，从此开始。对外国记载为“人”的，都是他们的大夫。对内详备对外简略，所以只称“人”罢了。
五年春天，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晋国将世子死亡的状况告知诸侯，说世子确实有不孝的恶行，他的阴谋未成而真情暴露、势穷力竭，以至于自杀。然而晋献公厌恶申生、申生的冤屈，流传天下，广为人知，不需要听取审判就能得知实情了。所以依据事实直书，这就是作为万世明鉴的原因。此前灭了下阳，这一年逮捕了虞公，晋国正吞并同姓国家，日益富强，而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天性至亲的父子互相残杀，晋国的事在经文中开始显现。对比观察，也可以知道应当警戒恐惧了。申生的事与卫国的伋、寿大致相同，而申生所处的境遇尤为无可奈何。张子说“无处可逃而等待烹杀”，就是他的处境。申生如果要想逃避死亡，晋献公必定不能容忍，那么怎么知道他不会更加陷入罪责，而天下后世反而不再怜悯他呢？所以说申生阻止父亲行不义之事，却成了大仁的祸害，这是树立教化的言论，而不是设身处地、忠恕公允的议论。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杞伯姬来，不仅仅是来，而是来朝见她的儿子。说“朝见她的儿子”，是因为她的儿子来朝见鲁僖公。曹伯派遣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这是曹伯自己不来的情况。现在伯姬带着她的儿子来，就不能说杞伯姬派遣她的儿子来朝见。如果说杞伯姬带着她的儿子来朝见，那么文意也明白了。《春秋》变换文字，说“朝见她的儿子”，是嫌恶伯姬似乎和她的儿子一起来朝见。朝见不是伯姬的事，所以说“朝见”的，是她的儿子。伯姬在庄公二十五年嫁到杞国，到现在十四年了，儿子还年幼，可以知道。所以“朝见她的儿子”，大概是杞国确实衰微，伯姬带着她的儿子向僖公寻求庇护，而亲自率领他前来，让他朝见。其实未能完成朝见的礼仪，而情况也不同于其他国家仅仅为了朝见而来的，所以其文字不得不有所不同。凡此种种都是当时的情势如此，《春秋》因而记录，并不急切地以阐明正当礼仪、严厉示警防范作为删改笔削的意图，解说者都过分了。
夏天，公孙兹前往牟国。
这是聘问牟国。公孙兹是叔牙的儿子，叔孙氏再次出现，而仲孙氏后出，大概是庆父罪孽深重，没有立即任用他。
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合王世子。
王世子，是惠王的世子，后来被郑国拥立为襄王的人。世子出来会合诸侯，没有不得到王命而自行其事的。大概是齐桓公的霸业已经兴盛，在召陵使楚国臣服之后，更加想借助周王室的力量，以增加霸主的重望，使
诸侯不敢背巳而从楚焉。故以尊王为辞，请于惠王，使世子代王出而已，率诸侯防之。世子稍失爱于惠王，是举也虽非王意，然不得而不许也。于是王世子为防主，而齐、宋以下往防焉。不纯行君臣之礼【不得言朝】者，避天王也；殊防者，明世子尊，诸侯不敢与之为匹敌也。尊世子，所以尊王也。晋文踵其事而加甚焉，故有河阳之狩。在齐桓犹为念深礼谨，要其意则一而已矣。齐桓之召诸侯，不以定世子位为名，然世子亦自定矣。如以定世子位为名，而显然与天子抗衡，则何以服诸侯，而郑伯怀贰？春秋何以书「逃归」乎？盖齐桓此举一物而三用之：尊王室一也，崇己威二也，定世子三也。此伯者之略，功过皆有之也。书「公及」者，下有防王世子文，不得不言及也。首止，卫地，世子出不为甚逺，亦不得在畿内者，嫌诸侯近王，不朝过门不入，非所以崇敬也。
译诸侯不敢背离自己而追随楚国。因此以尊崇周王为借口，向周惠王请求，让太子代替周王出行，自己则率领诸侯加以护卫。太子逐渐失去惠王的宠爱，这次行动虽然并非周王的本意，但周王不得不答应。于是周王太子担任防地的主帅，齐国、宋国等诸侯前往防地会合。不纯粹执行君臣之礼【不能说是朝见】，是为了避讳直接面对周天子；在防地单独驻扎，是为了彰显太子的尊贵，诸侯不敢与他平起平坐。尊崇太子，就是为了尊崇周王。晋文公沿袭这种做法并更加过分，所以有了河阳的狩猎。在齐桓公那里，还算是思虑深远、礼仪谨慎，但其根本意图是一样的。齐桓公召集诸侯，不以确立太子地位为名，但太子的地位也因此得以稳固。如果以确立太子地位为名，而明显与天子抗衡，那怎么能让诸侯信服，郑伯又怎么会心生二心？《春秋》又怎么会记载“逃归”呢？大概齐桓公此举一石三鸟：尊崇王室是一，抬高自己的威望是二，确立太子地位是三。这是霸主的谋略，功过都有。记载“公及”，是因为下文有“防王世子”的文字，不得不使用“及”字。首止是卫国的地方，太子出行不算太远，也不在王畿之内，是因为忌讳诸侯离周王太近，如果不朝见就径直入门，不符合崇敬的道理。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诸侯即防王世子之诸侯，齐侯也，宋公也，鲁侯也，陈侯也，卫侯也，许男也，曹伯也。诸侯自相为盟，不敢与世子盟也。盟者，示之以信，犹所谓有如皦日者也。示之以信者，殆于不相信也。王世子何人也？盟曰：必无相背负，则是谓可以然也。故夫诸侯可相为盟者，以其相背负之事可以然也。王世子不敢盟者，王世子之于诸侯，犹非所当疑也，而况诸侯之于王世子乎？然而王世子在焉，而诸侯盟焉，王世子固盟主矣，不言而喻尔。此亦衰世之事，而仲尼之所心恻者也。
郑伯逃归不盟
防王世子于首止，有郑伯盟于首止，无郑伯，郑伯逃归不盟也。郑伯不肯与是盟，先是盟而去之也。春秋鲁史也，首止之役，僖公在焉。以僖公之在，则自王世子已下至于曹伯皆内也。于是诸侯哆然曰：「郑伯逃归矣！」史氏承其意而书之，所以深诮郑伯，如不齿之者，凡以为内辞也。合诸侯以防王世子，既防而寻盟，乃至失一郑伯，亦非伯事之光。彼王者之世，不期而防八百，今乃仅七国而去其一乎？故不得不深诮郑伯，摈不与齿，而曰：「彼其逃归矣，不盟矣。」深诮郑伯者，所以杀齐桓之耻也。然则郑伯无恶乎？曰：齐桓之伯，虽未必有至诚恳恻之心，然如此防其义正，其言顺，其于天室之安危，中国之盛衰，大有所闗系。从之者为是，则背之者为非。或言王召郑伯，使去齐从楚，故郑伯中变而不肯与盟。然诸侯在首止，未尝明奉王防，则固不嫌于臣抗君子，抗父也。而郑伯乃首鼠两端，中道而背之，去齐即楚，不可以他辞解也。据此逃归之文，圣人之情，亦从可知尔【所谓彼善于此】
楚人灭▯▯子奔黄
安中国而遏防乱者，春秋之大义。其于楚也，一言以蔽之，彼哉，彼哉而已。隐桓之编，不见于经。至其败蔡，入郑，大为中国患，则书之所以起伯事，见中国頼齐桓。其势急也，后且易荆而楚矣。然于彼国蚕食之事，不与吾中国相闗者，天子诸侯既莫之问，春秋亦畧而不书，盖无缘得书也。至是，书楚人灭▯，▯亦南方微国也。▯不事楚，又不设备，故见灭，亦楚自蚕食其地尔。所以书者，以齐桓故也。据左氏，江、黄、道、柏皆▯姻也，方睦于齐，▯子恃之以至灭亡。江、黄两与防盟，若道、柏、若▯，乌知其不私事齐桓而经不见也。今▯子国灭，奔黄，黄人能无惧乎？惧而告于中国，此其所以不得不书也。然不书楚鬭谷于菟帅师灭▯，而但书楚人，则犹畧之也，外之也。其后之从详者，势不得而不详也，亦犹夫始之不见于经而后乃稍稍见也【传所谓渐进者，亦是此意，非予之之谓也】然则齐桓不合诸侯以救之，春秋其有讥乎？曰：桓之伯，仅足以庇陈、郑诸国，然犹或畔而去之，不能定也。至于江汉之间，则楚人方怪其渉吾之地，而桓之力有所不及，亦明矣。召陵一盟，因利乘势，使之不大为中国之患，则桓之志已矣。必欲率东方诸侯，从兵革之役，以与楚人决雌雄于我客彼主之地，谈何容易也？故宁弃之而不之问。夫岂不欲折楚人之锐，使小国得入其宗祊，而他日可无伐郑、救许之纷纷哉？力不足，势不能也。春秋录楚人灭▯，▯子奔黄，特以着楚人吞并之迹，而于齐桓之身，则褒贬之所不在，以为责贤者备之义，非所施于此也。▯子不名者，畧之尔，有罪无罪，不足言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晋人执虞公。
据左氏，此年晋复假道于虞伐虢。八月围上阳，十二月灭虢，虢公丑奔京师。晋师还，遂袭虞灭之，而执其君臣。春秋于此但书“晋人执虞公”，其余皆畧而不书，何邪？晋新见经于我，若疏逺然。彼所为相诈欺、相吞并之事，不一一详之，则举其重者一书之，畧见事端而已。晋献之不道，极于此矣。正不湏以大书【谓灭虢灭虞】详录，一无漏略，而后为深着其恶也。不屑讥者，甚于深讥之；不即加刑者，一刑不足以蔽其辜也。春秋之意，正犹此尔。乃若虞之见灭，由其自取，非晋人能
译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这些诸侯就是之前在首止防范周天子的世子的诸侯，包括齐侯、宋公、鲁侯、陈侯、卫侯、许男、曹伯。诸侯之间互相结盟，不敢与世子结盟。结盟，是向对方展示诚信，就像所说的“有如皦日”那样。需要向对方展示诚信，大概是因为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周天子的世子是什么人？盟约说：必定不要互相背叛，这就意味着可以这样认为。所以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结盟，是因为他们之间互相背叛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不敢与世子结盟，是因为世子对于诸侯来说，本来就不应当被怀疑，更何况诸侯对于世子呢？然而世子在场，诸侯却结盟，世子本来就是盟主，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衰败时代的事情，是孔子心中感到悲悯的。
郑伯逃归不结盟。
在首止防范周天子的世子，有郑伯在首止结盟，没有郑伯，郑伯逃归不结盟。郑伯不肯参与这个盟约，是先参加了盟约然后离开。《春秋》是鲁国的史书，首止的军事行动，鲁僖公在场。因为僖公在场，那么从世子以下直到曹伯都属于内辞。于是诸侯大声说：“郑伯逃归了！”史官顺承他们的意思记载下来，用来严厉讥讽郑伯，好像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样，这都是为了采用内辞。会合诸侯来防范世子，防范之后接着结盟，竟然失去了一个郑伯，也不是霸业的光辉。那王者的时代，不期而防的有八百诸侯，现在仅仅七国却失去了其中一个吗？所以不得不严厉讥讽郑伯，把他排斥在外不与他并列，而说：“他逃归了，不结盟了。”严厉讥讽郑伯，是为了减轻齐桓公的耻辱。那么郑伯没有过错吗？回答说：齐桓公的霸业，虽然未必有至诚恳切之心，然而这样防范，道义正当，言辞顺理，对于王室的安全危险，中原的兴盛衰败，有很大的关系。顺从他是正确的，那么背叛他就是错误的。有人说周王召见郑伯，让他离开齐国跟随楚国，所以郑伯中途改变主意不肯结盟。然而诸侯在首止，未曾明确奉行王的防范，本来就不忌讳臣子对抗君子、对抗父亲。而郑伯却首鼠两端，中途背叛，离开齐国就投靠楚国，不能用其他言辞来辩解。根据这“逃归”的文字，圣人的心意，也可以知道了【所谓彼善于此】。
楚人灭〇〇，〇〇子奔黄。
安定中原而遏制防范祸乱，是《春秋》的大义。对于楚国，一言以蔽之，就是“彼哉，彼哉”罢了。隐公、桓公的编年，不见于经文。等到它打败蔡国，侵入郑国，成为中原的大患，那么记载它的原因是为了兴起霸业，显示中原依赖齐桓公。局势紧急，后来甚至把荆改为楚了。然而对于它蚕食别国的事，如果不与我们的中原相关，天子诸侯既然不过问，《春秋》也省略不写，大概是没有理由去写。到了这里，记载楚人灭〇〇，〇〇也是南方的微小国家。〇〇不侍奉楚国，又不设防备，所以被灭，这也是楚国自己蚕食它的土地罢了。之所以记载，是因为齐桓公的缘故。根据《左传》，江、黄、道、柏都是〇〇的姻亲，正与齐国和睦，〇〇子倚仗他们以至于灭亡。江、黄两国都参加了会盟，至于道、柏、〇〇，谁知道他们没有私下侍奉齐桓公而经文没有记载呢。现在〇〇子国家被灭，逃奔到黄国，黄人能不害怕吗？害怕而向中原报告，这就是不得不记载的原因。然而不记载楚国的斗谷于菟率领军队灭〇〇，而只记载楚人，这还是省略它，把它当作外辞。后来记载得详细，是形势不得不详细，也就像开始不见于经文而后才渐渐出现一样【传所说的渐进，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赞许它】。那么齐桓公不会合诸侯去救它，《春秋》会有讥讽吗？回答说：桓公的霸业，仅仅足以庇护陈、郑等各国，然而还有人背叛离开，不能安定。至于江汉之间，那么楚人正奇怪他涉足我的土地，而桓公的力量有所不及，也是明显的。召陵一盟，因利乘势，使之不成为中原的大患，那么桓公的志向已经满足了。一定要率领东方诸侯，从事军事行动，与楚人在我客彼主的土地上决一雌雄，谈何容易？所以宁愿放弃它而不加过问。难道不想挫败楚人的锐气，使小国得以进入他们的宗庙，而日后没有伐郑、救许的纷纷扰扰吗？力量不足，形势不能啊。《春秋》记载楚人灭〇〇，〇〇子奔黄，特意用来彰显楚人吞并的痕迹，而对于齐桓公本人，则不在褒贬之列，认为责求贤者完备的道义，不适用于这里。〇〇子不称名，是省略他罢了，有罪无罪，不值得多说。
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冬天，晋人捉拿了虞公。
根据《左传》，这一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八月包围上阳，十二月灭掉虢国，虢公丑逃奔京师。晋军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掉它，而捉拿了它的君臣。《春秋》在这里只记载“晋人执虞公”，其余都省略不写，为什么呢？晋国刚在经文中出现，好像疏远一样。它所做的互相欺诈、互相吞并的事情，不一一详细记载，那么举其重要的一件记载，略见事端而已。晋献公的不道，极于此了。正不需要以大书【指灭虢灭虞】详录，一无遗漏，而后才算是深刻彰显他的罪恶。不屑于讥讽，比深刻讥讽更甚；不立即施加刑罚，是一刑不足以掩盖他的罪过。《春秋》的意思，正是这样。至于虞国被灭，是由于它自取灭亡，不是晋人能
灭之，是则诚然矣。然岂有操刃杀人士师，不一问其状，顾取死者之尸而鞭之，数其顽愚之罪，而以为善听断者哉？是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君子之为《春秋》，宜无有与于不仁者。毋亦不察于经文详畧之故，而误之也欤？不言以归者，虞无国也。虞地皆晋有矣。
译消灭它，这确实是事实。然而，哪里会有拿着刀杀死士人和军队，却不先询问一下情况，反而去抽打死者的尸体，列举他们顽固愚昧的罪过，并以此作为善于听讼断狱的表现呢？这是参与不仁到了极点的行为。君子编撰《春秋》，应当没有参与不仁的行为。大概是没有仔细考察经文详略的原因，从而产生误解吧？经文不写“归”，是因为虞国已经不存在了。虞国的土地都已经属于晋国了。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郑逃首止之盟，归而从楚。齐桓于是率诸侯伐之，围其新城。围新城者，非如宋人之围长葛，欲取其邑也，讨郑之罪于其新城焉。围之，郑服则去焉。尔许郑之细也，许固坚，事齐。齐桓犹不使之伐郑，所以爱许也。
秋楚人围许 诸侯遂救许
齐围新城，以讨郑；则楚围许，以救郑。围许，齐不得不救许，而新城之围自解。此兵家之常，非独楚人之好用诈而凌无罪之国也。郑已即楚，而许不偕来，楚人亦以是而讨之。尔遂者，急释郑而救许，伐郑可图再举；不救许，则许必从楚，非许之罪矣。救许之师至，而楚人自退，诸侯亦便还。此所谓交绥者也。春秋录此，用见齐楚相争之势。齐桓虽勤诸侯，所遇实为勍敌，经营数十载，势力才足相当。王室缀旒于上，小侯奔走于下，歳有兵革之事，生民安得帖然？圣师微管之叹，盖伤匪风之发，而幸一时之小憩，犹之乎不得中行而惓惓于琴张、牧、皮之徒云尔。如谓书伐郑、书救许，乃至喜动圣顔，知不然矣。楚人围许，不言救郑者，郑外也；不以救而幸之也。内辞自应尔也。
冬公至自伐郑
此以伐郑至者，师本缘伐郑而出，救许非初意所及。辅成伯事，救许不大于伐郑，故举重而书。盖史氏之辞，不可以一例求。诸家广说其义，互有中否，当文见之。或从畧而不论云。
七年春齐人伐郑
伐郑，围新城，而移师救许，还不更围郑者，楚人为救郑伐许，以诸侯师至而退。若我更围郑，即彼亦当更围许矣。故两释之，而未竟伐郑之事。至此春，齐桓不更烦诸侯，而独自伐郑。郑背中国，必得之而后已，非凌弱暴寡之师比也。楚不更来救者，郑自归楚，楚受之，知非己所得有，不复争之。
夏小邾子来朝
自齐桓之伯，而春秋列国之局一变。二邾皆受朝命，列于五等，而称子矣。盖桓居方伯之尊，其服从者皆进其爵号，以尊之，使人知劝，亦所以壮中国之势，而夸耀于蛮夷也。盖礼乐征伐，命德讨罪之权，并假天子之命以行，而实则自诸侯出，若唐之藩镇矣。小邾郳也。
郑杀其大夫申侯
申侯旧有宠于楚，其在郑也，盖导之从楚而逃。首止之盟，齐再伐郑，郑病，杀申侯以说于齐，情或然欤？夫上下相贼杀，王者之大禁也。臣弑其君，罪在不赦，其君之无道与否，不论也。君杀其臣，臣之有罪与否，虽不同，而专杀者，《春秋》之所重，故系以国而书“杀其大夫”，以明王禁。自非弑逆大恶，则有罪与否，固不嫌于同辞矣。此《春秋》之大指，犹礼制报服之意也。系以国者，擅国之谓，君君不得曰“非我杀之人”，杀之也。不言君者，恩降于世子、母弟，故不斥君以为杀也。
秋七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盟于寗母【谷作宁毋，陆氏云：公谷本无郑世子华四字】
寗毋之防，左氏详矣。先儒疑经无「郑世子华」四字，意其然也。说详《集传》。
曹伯班卒【公作般】公子友如齐。冬，葬曹昭公。
使上▯往聘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防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欵盟于洮【公羊：未有郑世子华】
寗毋洮一再防盟，左氏之说亦若有可疑者。于集传论之：王人，天子之人，不必定是下士，然后书人序诸侯之上事，在不疑【不序齐侯上，则将置于何处？岂亦以强弱序乎】王人与诸侯盟，其为衰世事，居然可知。或时势非获已，春秋不用为讥。以此测圣人之情，其可也。以王人序诸侯之上，而振振然称齐桓之能尊敬天子，抑何弗思之甚！
郑伯乞盟
乞盟者，请受盟也。谓之乞者，郑自以前逃首止之盟为罪，而卑辞以请于桓，如乞师之必言乞也。史臣从其所自为辞而书之，不变文。言请者，以王人莅盟，伯主为政，而僖公又在焉。郑新从楚来，尊内而外。郑伯如曰：“前逃归不盟，今更乞盟矣。”所以抑彼而伸此，明是防之得郑也，非故加以至辱之名，如后儒之
译鲁僖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了郑国的新城。
郑国违背了首止的盟约，回国后便依附楚国。齐桓公于是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包围其新城。包围新城，并不像宋国人包围长葛那样，是想夺取那个城邑，而是在新城惩罚郑国的罪过。包围它，如果郑国服罪就撤军。许国是郑国的附庸，许国本来坚固，侍奉齐国。齐桓公尚且不让许国去讨伐郑国，这是为了爱护许国。
秋季，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齐国包围新城，是为了讨伐郑国；那么楚国包围许国，是为了救援郑国。包围许国，齐国不得不救援许国，而新城的包围自然解除。这是兵家常势，并非只有楚国人喜欢用诈术欺凌无罪的国家。郑国已经归附楚国，而许国不跟随他们，楚国人也因此讨伐许国。“遂”字表示紧急解除对郑国的包围而去救援许国，讨伐郑国可以图谋再次行动；如果不救援许国，那么许国必定会跟随楚国，那就不是许国的罪过了。救援许国的军队到达，楚国人自行撤退，诸侯也方便回国。这就是所谓的“交绥”。《春秋》记载此事，用来显示齐楚相争的态势。齐桓公虽然勤勉地率领诸侯，但遇到的确实是强大的敌人，经营了几十年，势力才勉强相当。周王室在上如同悬挂的旒旗般微弱，小诸侯在下奔走效劳，每年都有战争，百姓怎能安生？孔子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大概是哀伤《匪风》所反映的乱世，庆幸一时的短暂安宁，就像得不到中庸之道而深切怀念琴张、牧、皮等人一样。如果说记载伐郑、记载救许，甚至让圣人高兴得脸色改变，那是不对的。楚国人包围许国，不说是为了救援郑国，是因为郑国已属外邦；不因为救援而庆幸它。这是内辞应当如此的写法。
冬季，鲁僖公从伐郑归来。
这次说是从伐郑归来，是因为军队本来是因为伐郑而出征，救援许国并非最初的意图。辅助成伯的事，救援许国不如伐郑重要，所以举重者而记载。这大概是史官的措辞，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各家广泛阐述其义理，互相有对错，应当从文字中体现出来。有的从简略角度而不加论述。
鲁僖公七年春季，齐国人讨伐郑国。
之前讨伐郑国，包围新城，然后移师救援许国，回来没有再次包围郑国，是因为楚国人为了救援郑国而讨伐许国，因为诸侯军队到达而撤退。如果我再包围郑国，那么他们也就应当再次包围许国了。所以双方都解除了包围，而伐郑的事没有完成。到了这个春季，齐桓公不再烦劳诸侯，而独自讨伐郑国。郑国背离中原，一定要得到它才罢休，这不是欺凌弱小、残害少数的军队可比。楚国人不再来救援，是因为郑国自己归附楚国，楚国接受了，知道这不是自己能拥有的，不再争夺。
夏季，小邾子来朝见。
自从齐桓公称霸，春秋列国的格局就变了。两个邾国都接受朝廷的命令，位列五等爵位，而称为子。大概是因为桓公居于方伯的尊位，那些服从他的人都提升他们的爵号，以尊崇他们，使人知道勉励，这也是为了壮大中原的势力，而在蛮夷面前夸耀。大概礼乐征伐，任命德行、讨伐罪恶的权力，都假借天子的命令来实行，而实际上出自诸侯，就像唐朝的藩镇一样。小邾就是郳国。
郑国杀了它的大夫申侯。
申侯过去在楚国受宠，他在郑国时，大概是引导郑国跟随楚国而逃避。首止之盟，齐国再次讨伐郑国，郑国感到困窘，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情况或许是这样吧？上下互相杀害，是王者的大禁忌。臣子弑杀君主，罪在不赦，不管君主是否有道，都不论。君主杀臣子，臣子是否有罪，虽然不同，但擅自杀人的，《春秋》所重视，所以系于国名而记载“杀其大夫”，以表明王者的禁令。除非是弑逆的大恶，那么是否有罪，本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措辞。这是《春秋》的大旨，如同礼制中报服的意义。系于国名，是擅自专断国家事务的意思，君主不能说“不是我杀的人”，是他杀的。不直言君主，是因为恩惠降及世子、母弟，所以不斥责君主为杀人者。
秋季七月，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寗母结盟【《谷梁传》作宁毋，陆氏说：《公羊》《谷梁》原本没有郑世子华四个字】
寗母之盟，《左传》记载得很详细。先儒怀疑经文没有“郑世子华”四个字，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说法详见《集传》。
曹伯班去世【《公羊传》作般】公子友前往齐国。冬季，安葬曹昭公。
这是让上〇前往聘问。
鲁僖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会同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欵在洮结盟【《公羊传》：没有郑世子华】
寗母、洮一再结盟，《左传》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在《集传》中论述：王人，是天子的使者，不一定一定是下士，然后记载“人”排在诸侯之上，事情不在可疑【如果不排在齐侯之上，将放在哪里？难道也是按强弱排序吗？】王人与诸侯结盟，那是衰世的事情，显然可知。有时势不得已，《春秋》不以此讥讽。以此推测圣人的心意，是可以的。把王人排在诸侯之上，而振振有词地称赞齐桓公能尊敬天子，这思考得太不周到了！
郑伯请求结盟。
请求结盟，是请求接受盟约。称为“乞”，是因为郑国自己以前逃避首止之盟为罪，而用卑辞向桓公请求，就像乞师一定要说“乞”一样。史官顺着他们自己的措辞而记载，不改变文字。说“请”，是因为王人临盟，霸主执政，而僖公也在场。郑国刚从楚国来，尊重内部而疏远外部。郑伯好像说：“以前逃避回国不结盟，现在再次请求结盟了。”所以抑制彼方而伸张此方，表明这次结盟得到了郑国，并非故意加上极辱的名称，像后儒那样
说也【以乞盟为至辱，则内之乞师亦为辱矣】诸侯既盟矣，郑伯来乞盟，则诸侯当更与之盟，但书乞盟，从省可知也。
译解说认为【如果认为乞求结盟是最大的耻辱，那么在国内乞求援兵也是耻辱了】。诸侯已经结盟了，郑伯来乞求结盟，那么诸侯就应当再次与他结盟，但史书只记载“乞盟”，这是为了简略，由此可以推知。
夏狄伐晋
晋，强国也。与狄错处，兵戈相寻未已。书晋事渐悉，始外之，稍稍内之。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
据《左氏》以为致哀姜也。盖僖公以小君礼葬哀姜，殡庙赴同祔姑，一切同诸夫人，特以凶死于外，有疑焉，故迟至此年，因禘祭而致其主于庙，以正嫡配先君也。致夫人不书，此盖以其有异于常而存之。其用禘非礼，春秋所不议，说已见前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公谷作御】
宋桓之葬，鲁无不遣卿往防之。理没而不见，盖以宋子背殡出防，既归乃葬，故畧之而不书。不然，则亦史文之缺而已。
夏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天子之三公也，于王臣为最尊，故不名不字。宋子，襄公也，背殡出防，以防行，故书子。宋本公爵，辅桓行伯，而国大于鲁、卫，故从本班也。襄王始立，内有叔带之党，宗社未宁，桓为是防，以翼戴天子，镇抚内外，其事至重而不轻，故以宰周公莅之，而宋子虽有新防，亦以身与防而不使卿摄也。序桓之绩，召陵、首止、葵邱，实为卓伟，不可没之。适衰世，有此纷纷，如宰周公、宋子之等，虽变常典，在所不讥，盖不暇讥也。此被髪缨冠之义，为春秋者不可不察。宰周公不殊防者，内莫尊于冡宰，外莫尊于方伯，公侯皆天子臣，非若王世子有君臣相临之义，故得引而同之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盖许嫁而卒为之服也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书诸侯盟，见宰周公不盟也。义与首止同，但彼是世子在防，而诸侯不敢与盟；此是宰孔既防先归，诸侯尚在葵丘，自相盟。宰孔若在，未知得盟以否。夏，但为防至此始盟，则诸侯亦自不敢与宰孔盟，可知也。孟子称五伯齐桓为盛，葵丘之防，束牲载书而不防血，申明五禁，毋得相犯。孟子不道桓文而称述之如此，则知此葵丘之防为圣师褒，二百四十二年之内，不得不以小康见推也。诸侯信桓之深，盟而不防者，宋、鲁诸君久矣，同心共事；唯郑则去来不常，而上年乞盟，实出郑伯之志，无复携贰之端，亦由齐桓之义有以服之，故不防者非为他，为得郑之深异于前事也。又按夏防葵丘，歴三四月，诸侯不离其地，至九月乃复为盟。非有伐国围邑之事，而久劳于外如此，何邪？愚以是知此防之为翼戴新王，填安内外，其事至重且大，而非徒为寻盟修好，但假天子之命以自济其雄伯之私而已也。宰孔之致，宋子之来，其情事亦灼然可见矣。桓盟不日，盖当时史臣以此为常，不用书之；独此备日者，或史臣见此盟有异他日，因而记之。仲尼修书，不加增削，非有深意也。
甲子，晋侯佹诸卒【公作甲戌佹，公谷作诡】冬，晋里克杀【公作弑】其君之子奚齐。
骊姬嬖于晋献，欲立其子，谮杀世子申生，逐羣公子，而奚齐得有晋国。此国人之所欲得而甘心者也。非里克杀之，则无能杀之者矣。圣人之心，犹人人之心也。岂其有爱于奚齐而不以杀之为快乎？然而书「杀其君之子奚齐」，不谓之罪，里克不可也。里克者，晋之重臣，欲中立以免祸，则申生之死，奚齐之立，里克固亦不能辞其责矣。乃献公死，嗣君之位既定，而后杀之，其事虽快于人心，圣人犹不许也。晋献之昏，骊姬之恶，申生之寃，炳然灼然，自当别论。但据里克之事而断之，则受命于先君，遭防继位，里克以人臣而杀之，所知者此而已，其他非所知也。则亦犹夫庆父之杀子般，东门遂之杀恶而已，不复论其为正嫡与否，若国人子与不子也。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者正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与之校曲直是非，而名义所在，一或犯之，而与乎乱贼之迹，则虽自谓天下之贤人，从众人之望而行之，所杀者为无道，所立者为能君，有功于其国者甚大，而圣人断然加之以大恶之名，不可以他事而望圣人之赦除之也。虽欲不惧，不可得已。况此里克者，中立于前，而连杀
译夏，狄人攻打晋国。
晋国是强国，与狄人交错杂居，战争接连不断。《春秋》记载晋国的事逐渐详尽，起初将其视为外邦，后来渐渐将其纳入内诸侯的范畴。
秋七月，在大庙举行禘祭，并迎致夫人神主入庙。
根据《左传》的说法，这是迎致哀姜的神主。大概僖公以国君夫人的礼仪安葬哀姜，停灵于宗庙，向各国讣告，附祭于姑母，一切同于夫人，只因为她死于外地，有所疑忌，所以推迟到这一年，趁着禘祭的机会，将她的神主迎入宗庙，以确立她作为先君正妻的地位。迎致夫人通常不记载，这里大概是因为情况特殊而予以保留。禘祭本身不合礼制，《春秋》不予置评，前面的论述已经说过了。
冬十二月丁未日，周天子驾崩。
周惠王驾崩，周襄王即位。
九年春，三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公羊传》《谷梁传》作“御”】。
宋桓公下葬时，鲁国没有不派遣卿大夫前往吊唁的。道理淹没而不显现，大概是因为宋襄公背着灵柩出奔到防地，回国后才下葬，所以略去不记。不然的话，那就是史官记录的缺失罢了。
夏，鲁公在葵丘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盟。宰周公是天子的三公，在王臣中最为尊贵，所以不称名也不称字。宋子就是宋襄公，他背着灵柩出奔到防地，以在防地的身份参加会盟，所以称“子”。宋国本是公爵，辅佐齐桓公行伯主之事，而且国势大于鲁、卫，所以按照原本的班次排列。周襄王刚即位，国内有叔带一党的威胁，宗庙社稷尚未安宁，齐桓公因此会盟，以辅佐拥戴天子，镇抚内外，这件事至关重要而不轻率，所以由宰周公主持，而宋襄公虽然有新丧，也亲自与会，不派卿大夫代理。齐桓公的功绩，召陵、首止、葵丘三次会盟，确实卓越伟大，不可埋没。恰逢衰乱之世，有这样纷繁的局面，像宰周公、宋襄公这样的身份，虽然改变了常规法度，也在所不讥，大概是因为来不及讥讽。这就是“披头散发、系紧帽带”去救急的道理，研究《春秋》的人不可不察。宰周公不区别于其他会盟者，是因为内部没有比冡宰更尊贵的，外部没有比方伯更尊贵的，公侯都是天子的臣子，不像王世子那样有君臣相临的关系，所以可以并列同等对待。
秋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大概是因为她已许配人家而去世，所以为她服丧。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
记载诸侯结盟，是为了显示宰周公没有参与结盟。其义理与首止之盟相同，只是那时是世子在会盟现场，诸侯不敢与他结盟；这次是宰孔已经会盟后先回，诸侯还在葵丘，自行结盟。如果宰孔在场，不知道能否结盟。夏天只是会盟，到这时才结盟，那么诸侯自然也不敢与宰孔结盟，这是可以推知的。孟子称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兴盛，葵丘之盟，捆绑牺牲、载录盟书而不歃血，申明五项禁令，不得互相侵犯。孟子不称道齐桓、晋文，却如此称述，可知这次葵丘之盟受到圣师的褒扬，在二百四十二年内，不得不以“小康”之治被推崇。诸侯深信齐桓公，结盟而不歃血的，宋、鲁诸君已经很久了，同心共事；只有郑国去留无常，而上年请求结盟，实在是郑伯的意愿，不再有背离之心，这也是因为齐桓公的道义使他们信服，所以不歃血并非为了其他，而是因为得到郑国的信任与前事大不相同。又查考夏天在葵丘会盟，历经三四月，诸侯不离此地，到九月才再次结盟。没有讨伐国家、围攻城邑的事，却长期在外劳累，这是为什么呢？我由此知道这次会盟是为了辅佐新王，安定内外，事情重大且重要，而不仅仅是为了寻盟修好，借天子之命来满足自己称霸的私欲罢了。宰孔的派遣，宋襄公的到来，其情势也显而易见。齐桓公的盟会不记日期，大概当时史官认为这是常事，不用记载；唯独这次记全日期，或许是史官看到这次盟会有异于往日，因而记录下来。孔子修《春秋》，不加增删，没有深意。
甲子日，晋侯佹诸去世【《公羊传》作甲戌日佹，公羊、谷梁作“诡”】。冬，晋国里克杀【《公羊传》作“弑”】其君之子奚齐。
骊姬受晋献公宠幸，想立自己的儿子，进谗言杀害世子申生，驱逐众公子，于是奚齐得以拥有晋国。这是国人想要得到并甘心于他的。如果不是里克杀他，就没有人能杀他了。圣人的心意，如同众人的心意。难道他偏爱奚齐而不以杀他为快吗？然而记载“杀其君之子奚齐”，不称之为罪，里克是不可以的。里克是晋国重臣，想保持中立以免祸，那么申生之死、奚齐之立，里克本来也不能推卸责任。等到献公去世，嗣君之位已定，然后才杀他，这件事虽然快人心意，圣人也不允许。晋献公的昏庸，骊姬的邪恶，申生的冤屈，明显清楚，自当另论。但根据里克的事来判断，他受命于先君，遭遇变故继位，里克作为臣子杀他，所知道的仅此而已，其他不是他所知道的。这就如同庆父杀子般，东门遂杀恶一样，不再论其是否为正嫡，是否为国人所认可。所以说“《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正是因为臣子对于君父，不可与之计较曲直是非，名义所在，一旦触犯，就与乱贼之迹相同，即使自认为是天下的贤人，顺从众人的期望而行动，所杀的是无道之人，所立的是能干的君主，对国家功劳很大，而圣人坚决加上大恶之名，不能指望圣人因其他事而赦免。虽然想不恐惧，也不可能了。何况这个里克，先前保持中立，而接连杀害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七年，使公子友聘齐。及此，公自如齐，始朝于桓也。嗣是终桓之世，朝聘不旷，鲁之事伯主勤矣。桓、庄如齐，皆非朝。朝齐自僖始。盖葵邱之防，天王使宰周公赐胙于桓，命无下拜，所以崇重之者至矣。于是东诸侯之大者，亦朝于齐，不特曹、许小国无敢后至而已。齐桓率诸侯以尊周室，而诸侯之尊周室，逺不如齐者，祸福利害之所由，在伯主而不在天子也。然则齐桓之尊周，乃其所以自尊，而功首罪魁之论，君子之责备有由来也。虽然，天下之势极重难反，王畿削弱，徒守建空名，蓼萧、湛露之盛，周亦自不能行之，非独诸侯之罪也。论世之士，宜有考焉。
狄灭温温子奔卫
温畿内诸侯苏子之都也，见灭于狄。以视伐邢、入卫，抑又甚矣。
晋里克弑其君卓【公有子字】及其大夫荀息。
据左氏，上年冬十月，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克又杀卓，荀息死之。是二孺子皆未逾年之君也。而春秋于此年正月书「里克弑其君」者，杜氏以为从赴也。夫奚齐、卓子，其为嬖孽一也。杀奚齐而不杀卓子，人心犹不快也。荀息能复立之，则里克能复杀之。荀息之所立者，人心之所不欲立也。里克之所杀者，人心之所欲杀也。使骊姬有三子、四子而輙立之，而輙杀之，无噍类焉。天下后世犹莫之怜者，以骊姬之谮杀申生，其志至憯，不可得而容忍也。然则无问成君不成君，而里克杀之，圣人不唯不恶之，固亦将许之也。然则晋人虽以逾年成君赴，而特变其例，不以弑君书，何为不可乎？曰：不可也。虽使骊姬之恶更有甚焉，奚齐、卓子如卫朔之愬伋、寿，而里克杀之，犹以弑书也。不如是，则立一君、杀一君，乱贼之祸无时而得息也。故里克之杀二子，比于他弑君者，独为人心之所共快，而春秋则以一例治之，虽欲不以弑书，而有所不可者，此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也。然则奚齐书「杀其君」之子，卓书「弑其君」，杀奚齐之罪为轻于杀卓然乎？曰：杀其君之子，犹之弑也。以弑未逾年君为轻于成君者，非春秋之意也。书之者异，从史例尔。至于科乱贼之罪，则从同而已。春秋书「弑君及其大夫」者三：孔父之义形于色也，仇牧之不畏强御也，荀息之不食其言也，皆大臣之能死节者也。荀息从君于昏，许君以死，仅能不食其言，与夫前二人者有间矣。而书法从同者，荀息之罪在于探献公之志，受献公之命，而为奚齐傅尔。至于献公死，立奚齐；奚齐死，立卓子；卓子又死，力不能杀里克，而以其身殉。此其于忠贞之节，其庶防矣。虽忠非所当忠，贞非所当贞，然而君子之论至此，则不复念其前非，而但取其死节可矣。仲由结缨之义，比于易箦为劣，而以视夫偷生茍免之徒，则不可同年而语也。孰谓荀息之死而非圣人之所取乎？荀息不正遇祸，视孔父自然不同，但不可以名字之间而求圣人褒贬之意。名犹字也，圣人何择焉？考其事实，以定其是非，邪正之归，是在后人而已矣。于史书一句一字之内，而屑屑然着人之贤不肖，又使人谛视熟察而后见之者，愚固知其不然也。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北戎在齐之北，即山戎也。许男独从伐者，盖许德齐甚，自请效力于齐，如江、黄伐陈之类。当时小国之情，固如此。北戎不闻为中国患，然经传所载甚畧，未可横断齐桓此举为非。
晋杀其大夫里克
里克之弑二君，为重耳也。惠公入，惧里克之复将杀己，故杀之也。所谓杀之不以其罪者，故不以讨贼之辞言之也。惠公入，不见经者，春秋所录，本非国史全文，难可责以备记无遗。曲为训说，徒滋劳攘，推测圣情，转见荒忽。阙而不言，斯为得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盖夏正九十月之间，齐鲁近北，雨雪多有之。以大书者，寒甚有异于常，或亦得为灾尔。若依《公羊》作大雨雹，则灾及人畜，尤可不疑矣。
十有一年春，晋杀其大夫防郑父【公羊疏云：左氏经无“父”字，公作邳】防郑，
译鲁僖公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僖公前往齐国。
鲁僖公七年，鲁国派公子友出使齐国。到了此时，鲁僖公亲自前往齐国，这是开始朝见齐桓公。从此直到齐桓公去世，鲁国朝见和聘问齐国从未间断，鲁国侍奉霸主非常勤勉。齐桓公和齐庄公前往齐国，都不是朝见。朝见齐国是从鲁僖公开始的。大概因为葵丘会盟时，周天子派宰周公赐给齐桓公祭肉，命令他不必下拜，用来尊崇重视他的程度到了极点。于是东方诸侯中强大的国家，也都朝见齐国，不只是曹、许这些小国不敢迟到而已。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而诸侯尊崇周王室的程度，远远不如齐桓公，这是因为祸福利害的根源在于霸主而不在于天子。那么齐桓公尊崇周王室，其实是用来尊崇自己，关于他是功首还是罪魁的争论，君子对他的责备是有来由的。虽然如此，天下大势极难逆转，周王室疆域削弱，徒然守着空名，《蓼萧》《湛露》那样的盛况，周王室自己也做不到，不只是诸侯的罪过。评论历史的人，应当加以考察。
狄人灭掉了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温国是周王室疆域内的诸侯，苏子的都城，被狄人灭掉。与狄人攻打邢国、侵入卫国相比，情况更加严重。
晋国大夫里克杀死了国君卓子【鲁僖公有儿子叫卓】以及大夫荀息。
根据《左传》，去年冬季十月，里克杀死了奚齐，荀息立公子卓子来办理丧事。十一月，里克又杀死了卓子，荀息为此殉死。这两个年幼的君主都没有在位满一年。而《春秋》在这一年正月记载“里克弑其君”，杜预认为这是依据晋国赴告的文书。奚齐、卓子，都是宠妾所生的孽子。杀了奚齐而不杀卓子，人心仍然不满。荀息能再次立卓子，里克就能再次杀卓子。荀息所立的，是人心不想立的；里克所杀的，是人心想要杀的。假如骊姬有三个、四个儿子，就立一个，就杀一个，直到没有活口。天下后世仍然没有人可怜他们，是因为骊姬谗害杀害申生，其用心极其残忍，无法容忍。那么无论是否成年君主，里克杀了他们，圣人不仅不厌恶，本来也会赞许。那么晋国人虽然以在位满一年成为君主的名义赴告，特意改变惯例，不记载为弑君，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不可以。即使骊姬的恶行更加严重，奚齐、卓子像卫朔诬陷伋、寿那样，里克杀了他们，仍然要记载为弑君。不这样做，立一个君主、杀一个君主，乱贼的祸患就永远不会平息。所以里克杀这两个儿子，与其他弑君者相比，唯独让人心共同痛快，而《春秋》却用同样的法则处理，虽然想不记载为弑君，却有所不可，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春秋》的原因。那么奚齐记载为“杀其君之子”，卓子记载为“弑其君”，杀奚齐的罪过比杀卓子轻吗？回答说：杀国君的儿子，等同于弑君。认为弑杀未逾年的君主比弑杀成年君主罪轻，不是《春秋》的本意。记载方式不同，是遵循史书的惯例罢了。至于判定乱贼的罪责，则是相同的。《春秋》记载“弑君及其大夫”的有三处：孔父嘉的义气显露于神色，仇牧不畏强暴，荀息不违背诺言，都是大臣中能坚守节操而死的人。荀息追随昏君，答应为国君而死，仅仅做到了不违背诺言，与前两人相比有差距。而书法相同，是因为荀息的罪过在于探知献公的心意，接受献公的命令，担任奚齐的师傅。至于献公死后，立奚齐；奚齐死后，立卓子；卓子又死后，无力杀死里克，而以身殉职。这在忠贞的节操上，大概算是接近了。虽然忠的不是应当忠的，贞的不是应当贞的，然而君子评论到这里，就不再计较他以前的过错，只取他死节的气节就可以了。子路结缨赴死的义气，比起易箦来说较差，但与那些苟且偷生、侥幸免死的人相比，则不可相提并论。谁说荀息之死不是圣人所赞许的呢？荀息不正当地遭遇祸难，与孔父嘉自然不同，但不能因为名字之间的差异去揣测圣人褒贬的意思。名和字是一样的，圣人有什么选择呢？考察事实，判定是非，邪正的归属，在于后人罢了。在史书的一句一字之中，琐碎地标注人的贤与不肖，又让人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我本来就知道不是这样。
夏季，齐侯和许男攻打北戎。
北戎在齐国的北方，就是山戎。许男独自跟随攻打，大概是许国很敬重齐国，主动请求为齐国效力，像江国、黄国攻打陈国之类。当时小国的心情，本来就是这样。北戎没有听说成为中国祸患，但经传记载很简略，不能武断地说齐桓公此举是错误的。
晋国杀死了大夫里克。
里克弑杀两位君主，是为了重耳。惠公回国后，害怕里克再次杀自己，所以杀了他。所谓杀他不按他的罪责，所以不用讨伐贼人的言辞来说。惠公回国，没有见于经文，是因为《春秋》所记录的，本来就不是国史的全文，难以要求它完备无遗。曲解训说，徒增烦扰，推测圣人的心意，反而显得荒诞。缺而不说，才是正确的。
秋季七月。冬季，下大雨雪【《公羊传》作冰雹】。
大概是夏历九、十月之间，齐鲁靠近北方，雨雪很多。因为特别记载，是因为寒冷异常，不同于平常，或许也可以算作灾害。如果依照《公羊传》作大雨雹，那么灾害波及人和牲畜，就更毫无疑问了。
鲁僖公十一年春季，晋国杀死了大夫阳处父【《公羊传》疏说：《左传》经文没有“父”字，鲁文公作邳】阳处父，
里克之党也。谋出惠公，不遂而见杀。春秋据事书之，不以有罪无罪见义。左氏所载，里丕党凡数人，举其贵者一人，余从畧。此史家之例。
译里克是里克一党的人。他谋划让惠公出逃，没有成功而被杀。《春秋》根据事实来记载，不因为当事人有罪或无罪来体现褒贬之意。《左传》所记载的，里克、丕郑一党共有好几个人，只列举了其中地位尊贵的一人，其余的人则从略。这是史家的体例。
夏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谷。
此防非有诸侯之事，直以昏姻之故，行家人之礼尔。然夫人不宜与公俱防于外，直书其事，非礼可知。
秋八月大雩
夏之六月渴雨甚也
冬楚人伐黄
黄本属楚，慕齐桓之义，逺从中国，防盟而不共楚职，楚人伐之，桓不能救也。桓岂不欲救哉？度其力不足以及逺，徒敝中国以与楚争，终莫能庇之，故弃之而不惜尔。书者见夷夏盛衰之势，伤齐桓伯业亏损，不如盟召陵时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冬，以被兵告。至是而诸侯之救不至，遂为楚所灭也。前灭▯，不书伐者，▯不与盟防，畧之，又不逾时见灭，但举重而已。此先书冬伐者，见▯之不救，犹可无讥；而黄之见灭，实为桓耻也【管仲尚存】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公作处】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夏四月，葬陈宣公。
楚人灭黄，患未及中国也，而为中国之耻。狄侵卫，侵虽浅，事未足深耻，然兵戈交横，不可扑灭之势，于是为着。前书「日食天变，人事信而有征」，所谓「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者，圣人之情，具见乎辞矣。
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据《左氏》此年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则咸之防，自当为王室而致诸侯，非专为杞谋，可知。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齐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
缘陵杞邑，杞未迁，而豫为之城。不序诸侯者，盖即防咸之诸侯也。既防之后，诸侯各归其国。此言诸侯城之者，未必诸侯身自来，或当各遣大夫帅师，亦得言诸侯城之也。齐桓为伯久矣，此等之事要为常常，无可大褒，亦不应反加贬抑。史家之例，合从简省，亦无怪焉。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谷作缯】
依左氏，鄫季姬来宁。公以鄫子之不朝也，止之。季姬于是及其夫遇于防，而要之使来朝。非鄫子志，欲朝鲁，故言使也。季姬前归于鄫，及来宁，皆不书。春秋内女适人不书者多矣，不足怪也。季姬既见止，示与鄫絶，若将更嫁者【非实欲更嫁，故使得出，遇鄫子】故亦不系以鄫也。春秋书诸国来朝，见内势尊重，小侯尽事大之礼，所以为荣。然亦不没其实，茍为夸耀，情状有异，备见其文。如曹伯使其世子来朝，后书其卒，见曹伯病不能自来，非慢也。杞伯姬来朝，其子见子防弱，来朝者伯姬为主也。此季姬使鄫子来朝，见鄫子失礼于我。今此来朝由季姬止之，如曰鄫子挟恩恃爱，既稚【众稚且狂之稚，非谓防小】且闇不知事大之礼，吾季姬责之使朝，是亦于内无损，无庸于讳也。然其不得为美事，亦不假于言而见矣。
秋八月辛夘沙鹿崩
春秋书灾异，最重莫如天，而地次之。沙鹿、梁山崩，变之见于地者，何大如之？故备日以志，谨明王者，父天母地。诸侯君国子民，精气相通，谴告可畏。沙鹿在晋地而不系国者，天地示变，当闗天下之故。虽在彼国，遇灾知惧，当引而同之。
狄侵郑 冬蔡侯肹卒
凡书侵书伐而诸侯不救者，或彼国力足相当，不烦佽助，未可每见一事便责伯主不能救之。但裔不谋夏，而此狄连年见经侵卫及郑，则桓伯之衰亦可知矣。○蔡自见侵国溃后，从楚如故，中国防盟未有与也，故蔡侯之卒无月日，畧之比于逺方小国，亦史氏之常文，非圣人贱之而去其月日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楚人伐徐。三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公作率，程端学本义云：谷无卫侯二字，公羊卫在陈上】
徐自庄二十六年见伐之后，服于齐者久矣。僖三年，徐人取舒，盖倚齐以凌楚之与国。至是，楚伐之。徐虽夷也，而于我为同好，故此书楚伐徐，诸侯救徐，所以内徐而外楚也。牡邱之防，本为救徐，故又相与寻盟，而遂次于匡。诸侯不自将也，内之帅师者大夫公孙敖也，外诸侯亦皆使其大夫帅师，而不序其人者，
译夏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防备齐侯。
这次防备并非因为诸侯间有战事，仅仅是因为婚姻的缘故，行家人之间的礼仪罢了。然而夫人不适宜与国君一同到境外去防备，直接记载这件事，可知是不符合礼制的。
秋八月举行大雩祭。
夏季六月极度干旱，渴望降雨。
冬，楚人攻打黄国。
黄国原本属于楚国，仰慕齐桓公的道义，远离楚国而亲近中原，参加盟会而不向楚国缴纳贡赋，楚人攻打它，齐桓公不能救援。齐桓公难道不想救援吗？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到达远方，白白消耗中原的国力去与楚国争斗，最终也不能庇护黄国，所以舍弃它而不惜。史官记载此事，让人看到夷夏盛衰的趋势，哀伤齐桓公的霸业受损，不如在召陵盟会时那样强盛。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夏，楚人灭掉黄国。冬，黄国因遭受兵祸向齐国告急。到这时诸侯的救兵没有到达，于是被楚国灭掉。之前灭掉〇国，不记载攻打〇国，是因为〇国不参与盟会，略去不记，而且没过多久就被灭掉，只记载重大的事件罢了。这里先记载冬楚人攻打黄国，是表明〇国不被救援，还可以不加讥讽；而黄国被灭，实在是齐桓公的耻辱【管仲尚存】。
秋七月。冬十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去世。
十三年春，狄人侵犯卫国。夏四月，安葬陈宣公。
楚人灭掉黄国，祸患尚未波及中原，却成为中原的耻辱。狄人侵犯卫国，侵犯虽然轻微，事情不足以深以为耻，然而兵戈交错，不可扑灭的态势，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之前记载“日食是天变，人事确实有征兆”，所谓“上天正将颠覆，不要如此懈怠”，圣人的情怀，都体现在言辞中了。
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咸地会盟。
根据《左传》，这一年秋天有戎狄的祸难，所以诸侯戍守周王室，那么咸地的会盟，自然是因王室而召集诸侯，并非专门为杞国谋划，这是可以知道的。
秋九月举行大雩祭。冬，公子友前往齐国。
十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城墙。
缘陵是杞国的城邑，杞国尚未迁都，就预先为其修筑城墙。不列举诸侯名字，大概就是咸地会盟的那些诸侯。会盟之后，诸侯各自回国。这里说诸侯修筑城墙，未必是诸侯亲自前来，或许各自派遣大夫率领军队，也可以说是诸侯修筑城墙。齐桓公称霸已久，这类事情本是平常，没有什么可大加褒扬的，也不应反而加以贬抑。史家的体例，应当从简省，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谷梁传作缯】。
依据《左传》，鄫国的季姬来鲁国省亲。鲁公因为鄫子不来朝见，扣留了她。季姬于是和她的丈夫在防地相遇，要求他前来朝见。这不是鄫子本意想要朝见鲁国，所以说“使”。季姬之前嫁到鄫国，以及来省亲，都没有记载。《春秋》中鲁国女子嫁人大多不记载，不足为怪。季姬被扣留，表示与鄫国断绝关系，好像将要改嫁【并非真的想改嫁，所以让她出来，在防地遇到鄫子】，所以也不冠以鄫国的国名。《春秋》记载各国来朝见，显示内部势力尊贵，小国君主都尽到事奉大国的礼仪，以此为荣。然而也不掩盖事实，如果是为了夸耀，情况不同，都详细记载在文中。比如曹伯派他的世子来朝见，后来记载曹伯去世，显示曹伯生病不能亲自前来，并非怠慢。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见子防弱小，来朝见的是伯姬做主。这里季姬让鄫子来朝见，显示鄫子对我失礼。现在这次来朝见是因为季姬扣留他，如同说鄫子挟恩恃爱，既幼稚【“众稚且狂”的稚，不是说年幼】又昏昧不懂事奉大国的礼仪，我季姬责罚他让他来朝见，这对鲁国内部没有损害，无需忌讳。然而这不是美事，也不必多说就能看出来了。
秋八月辛夘，沙鹿山崩塌。
《春秋》记载灾异，最重视的是天，其次是地。沙鹿、梁山崩塌，是显现于地上的变故，能有多大呢？所以详细记载日期来记录，谨慎表明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诸侯统治国家、养育百姓，精气相通，上天的谴责和警告令人畏惧。沙鹿在晋地而不冠以国名，是因为天地显示变故，应当关乎天下的大事。虽然在别的国家，遇到灾难知道恐惧，应当引以为同。
狄人侵犯郑国。冬，蔡侯肹去世。
凡是记载侵犯、攻打而诸侯不救援的，或许是因为对方国力足以相当，不需要帮助，不能每见一事就责备霸主不能救援。但是夷狄不谋划华夏，而这里狄人连年见于经文中侵犯卫国和郑国，那么齐桓公霸业的衰落也可以知道了。○蔡国自从被侵犯、国家溃败后，像以前一样顺从楚国，中原的盟会没有参与，所以蔡侯去世不记载月日，略去它如同远方小国，这也是史家的常例，并非圣人轻视它而去掉月日。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前往齐国。
楚人攻打徐国。三月，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于是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公羊传作率，程端学本义说：谷梁传没有卫侯二字，公羊传卫侯在陈侯之上】。
徐国自从庄公二十六年被攻打之后，顺从齐国很久了。僖公三年，徐国人夺取舒地，大概是倚仗齐国来欺凌楚国的盟国。到这时，楚国攻打它。徐国虽然是夷狄，但对我们来说是同好，所以这里记载楚人攻打徐国，诸侯救援徐国，是为了亲近徐国而疏远楚国。牡丘的会盟，本是为了救援徐国，所以又互相重申盟约，于是驻扎在匡地。诸侯不亲自率领军队，内部率领军队的是大夫公孙敖，外部的诸侯也都派遣他们的大夫率领军队，而不列举人名，
详内而畧外也。疆场之事，难可隃度，况在千载之前，用兵机宜，益不可知。救徐之役，未知果合诸侯自行鼓勇而前，扬威江汉否也？但以大势而言，则楚人至此己若气吞中原，而齐桓伯业日就隳废，亦自可见矣。公子庆父之子称公孙，公孙敖之子称仲孙，为仲孙氏。仲孙氏典兵，始此。
译这是注重内部而忽略外部的做法。边境战事，难以预料，何况是在千年之前，用兵的机宜，更加不可知晓。救援徐国的战役，不知道是否真的联合诸侯亲自击鼓奋勇前进，在江汉一带宣扬威势呢？但就大势而言，楚国人此时已经气势吞并中原，而齐桓公的霸业日益衰败废弃，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公子庆父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敖的儿子称为仲孙，于是形成了仲孙氏。仲孙氏掌管军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徐齐之与国也，楚伐之。厉，楚之与国也，齐率曹伐之，所以报也【厉在齐楚之间】
八月螽【公作▯】九月，公至自防。季姬归于鄫。
盛暑之月，虫为灾也。女子始嫁，书归于某。此季姬是中絶而遣归其国，故书法与始嫁同也。纪叔姬归于酅，非嫁也，亦书归于嫌疑之际。君子慎之，亦宁失不经之意云尔。
己卯晦震夷伯之庙
九月之晦，日雷击夷伯之庙。以天戒为重，故详书之。
冬宋人伐曹
曹、宋之细也，为同盟之国，且十有五年矣。今而见伐，亦犹鲁之伐邾，欲加之罪，则伐之而已尔。诸夏自相攻伐，亦见齐桓之伯衰，诸侯渐不奉其约束矣。
楚人败徐于娄林
前书诸侯之大夫救徐，而徐竟为楚所败，则诸侯之不竞，亦可知已。徐属于诸夏，故娄林之败，必书，义同灭▯黄也。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此志秦晋交兵之始，齐桓之伯衰矣。而晋方乱，此重耳之代兴，所以迟迟而宋襄得以承乏也。秦伐晋而获其君，其君又秦所纳也。则秦缪之得备五伯之数，其迹亦隐然可见也。凡此并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王室陵夷，世变愈亟，不可复振之事。圣人笔削至此，不胜忧叹。东周之志所盱衡者逺矣。若夫彼此曲直之情，乃为细节，传有其文，自可攷见。圣经简要，不屑屑于斯也。韩晋地战于韩，则秦之来伐从可知也。两君自帅师以战，而至于见获，则师之胜败自不须言。晋师虽未败，而晋侯被获，为辱己甚，非翅于败绩，亦可知也。此与蔡侯献舞书法不得同者，上言晋侯及秦伯战，晋侯之名理无可见。下文获晋侯亦不得与上异文，获晋侯不即释之，但言获则以归可知。史笔谨严，无庸赘也。秦始见经，而书法与晋为平交，不似齐若楚之以夷夏为内外者。晋虽宗盟大国，献公以来未尝与中国之防。秦杂西戎，而其国乃丰镐旧都。缪公于五伯最贤，孔子录其誓辞于百篇之末，非吴楚僭窃之比也。故自晋文主夏盟之前，以鲁视秦晋，则皆外也。则又皆非荒裔也，不容独内晋而尊之，外秦而卑之也。凡此并因当时事世而定，其文无庸以意扬抑于其间也。
春秋阙如编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如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如编卷五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作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鹢【谷作鶂】退飞过宋都。
宋以石鹢之异来告，故书于防。石陨，鹢退，非人所为，祸福轻重或关天下，天道不可以知，知则谨录其事，示人君当纠省而已。星自天而陨，在地为石，不言星陨而言石陨者，以其从上而下，似出天意，与书震夷伯之庙同重乎？其陨之震之者也。六鹢退飞，传以为风也。鹢之遇风，何岁蔑有，至于退飞，歴时良久【以言过宋都，知其久矣】非耳目所尝闻见，不可以恒理推，是亦隂阳之变使然，不可忽也。以正月之朔有陨石之事，曾不逾月，而又见此鸟之异，以其相寻而至，皆在于宋，駴目怵心于斯为甚，故特言是月以见其意，抑又以明二事非同日并见而不可知。鹢退定在何日，故以是月为文。或鹢退比于石陨为轻，不须备日，理亦如然。凡皆史氏旧文，圣人因而不革，其间细末之事，难以一方求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
周内史所谓鲁多大防者也。季友为季氏之祖，有辅僖之功，其后世执鲁政，与仲、叔鼎峙，而季为之首。春秋书三家事，亦见世卿擅国，非社稷之福矣。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夷病鄫，不独一鄫受之而已，惧其蠢焉而动，为中国之患，故齐桓合诸侯为兵车之防，临于淮水之上【当在淮北】以震摄之。鲁颂所称「淮夷攸服」者，此其事也。城鄫不书者，为惠不终，不足书也。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楚之病徐亟矣。徐与淮皆
译夏季五月，发生日食。秋季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徐国是齐国的盟国，楚国攻打它。厉国是楚国的盟国，齐国率领曹国攻打它，这是为了报复【厉国位于齐国和楚国之间】。
八月，发生蝗灾【公羊传作〇】九月，鲁僖公从防地回国。季姬嫁到鄫国。
盛夏的月份，昆虫成灾。女子初次出嫁，记载为“归于某”。这位季姬是被中途休弃而遣返回国，所以书写方式与初次出嫁相同。纪叔姬回到酅地，并非出嫁，也记载为“归于”，这是因为在嫌疑难辨的情况下。君子对此持谨慎态度，这也是宁可违背常规也不愿失礼的意思。
己卯日，晦日，雷击夷伯的庙宇。
九月的晦日，雷电击中了夷伯的庙宇。因为上天警戒意义重大，所以详细记载。
冬季，宋国人攻打曹国。
曹国和宋国都是小国，却是同盟国家，而且已经结盟十五年了。现在曹国被攻打，就像鲁国攻打邾国一样，想要加罪于人，就攻打罢了。中原各国互相攻伐，也可见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了，诸侯逐渐不遵守他的约束。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先前记载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而徐国最终被楚国打败，那么诸侯的不争气，也就可想而知了。徐国属于中原各国，所以娄林的战败，必须记载，其意义与灭亡〇黄相同。
十一年，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
这记载了秦晋交战的开始，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了。而晋国正处混乱，重耳后来兴起，因此迟迟未能称霸，宋襄公得以趁机填补空缺。秦国攻打晋国并俘获其国君，而这位国君又是秦国所拥立的。那么秦穆公能够位列五霸之一，其迹象也隐约可见了。所有这些，都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决定，王室衰微，世道变迁日益急促，无法再振兴的事情。圣人记录到这里，不胜忧虑叹息。东周史官所关注的深远啊。至于彼此谁对谁错的细节，左传中有记载，自然可以考证。经典简要，不屑于在这些细节上纠缠。韩地是晋国的地方，在韩地交战，那么秦国来攻打也就可想而知了。两位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交战，以至于被俘获，那么军队的胜负自然不必多说。晋军虽然没有战败，但晋侯被俘获，耻辱已经极深，不亚于战败，这也是可以知道的。这与蔡侯献舞的书写方式不同，上文说晋侯与秦伯交战，晋侯的名字按理不应出现。下文“获晋侯”也不能与上文文字不同，俘获晋侯后没有立即释放，只说“获”，那么被带回秦国也就可想而知了。史笔严谨，无需赘述。秦国首次出现在经文中，书写方式与晋国平等，不像齐国和楚国那样以夷夏区分内外。晋国虽然是宗盟大国，但从献公以来未曾参与中原的盟会。秦国混杂西戎，但其国土却是丰镐旧都。穆公在五霸中最贤明，孔子将其誓辞收录在《诗经》百篇之末，这与吴楚僭越称王不同。所以，在晋文公主持夏盟之前，从鲁国的角度看秦晋，都是外邦。但也都不是荒远的边裔，不能只把晋国视为内邦而尊崇，把秦国视为外邦而轻视。所有这些，都根据当时的事势而定，文字上无需刻意褒贬。
春秋阙如编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如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如编卷五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中】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同月，六只鹢鸟退飞过宋国都城。
宋国因为石头和鹢鸟的异常来报告，所以记载在防地。石头坠落，鹢鸟退飞，不是人为的，祸福轻重或许关乎天下，天道不可预知，知道了就谨慎记录此事，以示君主应当反省而已。星星从天上坠落，在地上成为石头，不说星陨而说石陨，是因为它从上而下，似乎出于天意，与记载雷击夷伯庙宇同样重视它的坠落和震动。六只鹢鸟退飞，左传认为是风的原因。鹢鸟遇到风，哪一年没有，至于退飞，历时很久【从说飞过宋都，可知时间久】，不是耳目曾经听闻见过的，不能用常理推断，这也是阴阳变化的结果，不可忽视。以正月朔日有陨石之事，没过一个月，又看到这种鸟的异常，因为它们接连而至，都发生在宋国，令人震惊恐惧到了极点，所以特别说“是月”以显示其意，又以此说明两件事不是同一天发生而不可知。鹢鸟退飞具体在哪一天，所以用“是月”来表述。或许鹢鸟退飞比陨石轻微，不需要详细日期，道理也是如此。凡此都是史官旧文，圣人沿袭而不改变，其中细微之事，难以用一种标准去衡量。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夏季四月丙申日，鄫国季姬去世。秋季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周朝内史所说的鲁国多灾祸啊。季友是季氏的祖先，有辅佐僖公的功劳，他的后代掌握鲁国政权，与仲孙、叔孙鼎足而立，而季氏为首。春秋记载三家的事，也可见世卿专权，不是国家的福气。
冬季，十二月，鲁僖公在淮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
淮夷使鄫国受苦，不仅仅是一个鄫国遭受，担心他们蠢蠢欲动，成为中原的祸患，所以齐桓公联合诸侯举行军事会盟，驻扎在淮水之上【应当在淮北】以震慑他们。《鲁颂》所称“淮夷所服”的，就是这件事。不记载修筑鄫城，是因为恩惠不能持久，不值得记载。
十七年春，齐人和徐人攻打英氏。
楚国使徐国受苦已经很急切了。徐国和淮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