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如编卷五
东南夷戎，而徐服于中国。徐又以女予齐桓公，为是一再救徐，又为之伐厉，伐英氏，欲以抗楚。而齐之威力卒不能有加于楚也。盖齐伯至此，方日即于衰，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亦其势而已矣。英氏者，从当时号，如于余邱之类，大约非诸夏之国，则称名或异，非史氏横加此文可知。
译东南的夷戎之族，而徐国顺服于中原。徐国又把女子嫁给齐桓公，因此齐桓公两次救援徐国，又替徐国讨伐厉国、讨伐英氏，想要以此抗衡楚国。然而齐国的威势最终也不能凌驾于楚国之上。大概齐国的霸业到了这个时候，正一天天走向衰落，所谓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端，连鲁国的薄绢都穿透不了，这也是形势使然罢了。英氏这个称呼，是当时的称号，就像于余邱这类一样，大概它不是中原诸夏的国家，所以名称或许不同，并非史官凭空添加这些文字，这是显而易见的。
夏灭项。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九月，公至自防，伐英氏之师还，而灭项也。内不言灭，言灭，则防上齐人之文可知也。自冬十二月至此秋，诸侯皆未得归，故齐侯还至于鲁地，而声姜出防之也。公至自淮之防，是防也，鲁人以为美谈【即泮宫之颂是】防勋饮至，喜可知也【以此疑左氏见止之说未必然】伐英氏，诸侯皆不与，然以东畧而出，有奋扬威服之事焉。逾三时始归，故至是以防致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据左氏本，以十月乙亥卒。此从赴齐桓，有一正天下之功，生民受赐。其卒也，公子争立，国内大乱，乃致防出之祸。君子伤之。经于下年，着齐乱之事，所谓一败涂地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孔子修《春秋》，据当时行事而录之，其文简畧亦史书之体，宜尔。至于是非曲直之情状，不容尽见于数言之间，故凡以是非曲直求之者，皆惑也。齐桓卒，公子争立，宋襄率诸侯伐齐，杀无亏，立孝公而还，其事然也，其是非曲直则于传有之，而经固未尝有所谓褒贬予夺之文也。是非曲直，岂容不论？但据传而自为之说，则可矣。必曰：“宋襄如何有罪，故《春秋》以如何之文而罪之。”又曰：“宋襄如何为义兵，故《春秋》以如何之文而予之。”若斯之类，无问中与不中，要之皆不免为矫命而已矣。此说《春秋》者之通病，其意主于尊圣人，而适所以乱圣人之本指，冺冺棼棼，无时而得已者也。桓诸公子皆庻也，而无亏为长，然无亏之立，由易牙、竖貂等，以致大乱，则无亏之不宜为君，明矣。宋襄受齐桓之托，定孝公之位，其事信否，虽未可知，然自无亏之立，齐既大乱，而孝公来奔，则为之兴师以立立君、定乱，非宋襄之责，而谁之责乎【诸侯独宋最为尊也】伐齐之举，固亦有不得已者与所谓伐防者异矣。但孝公之立，其是非盖无足论，亦与夫子纠小白之初畧相类耳。《春秋》之世，无复有至公大义为圣人之所深嘉而乐予者，一言蔽之曰：乱世之事而已。然则宋襄此举，非为全美，要无甚恶，而诸家之说，正所谓楚固失之【不与宋襄】齐亦未为得也【与宋襄】宋所能以之诸侯，独曹伯尔，卫、邾君不自行，宋襄志图伯，征诸侯之师，而二国以微者应命，宋弱故也。卫不庇其所自出【无亏，卫姬子】而顾从宋纳公子昭者，无亏之立政由奄寺，国人莫与，卫文知所去，就是以情事有异，恒常不足多怪。
夏师救齐
鲁闻齐乱，致诸侯攻伐，遣大夫将师救之。师为救齐而出，则书“师救齐而已”。其救之合义与否，无文以见之。而遂以宋襄之伐为甚恶也。据左氏，三月，齐人杀无亏，而鲁救以夏至，则已无及矣。鲁不与宋襄同事，然甗之战，鲁亦未尝助齐。与宋战者，无亏已死，听彼所为，不复与其事也。盖鲁每事常后人，不强人意如此。《春秋》书“救齐”，如言“聊一救之”云尔，无能为也【纳纠，纠死，师救齐；无亏死】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
无亏已死，四公子之徒有与孝公争立者，故有此战。齐师既败，孝公位定，齐乱以宁，是亦宋襄之有造于齐也。宋伯始于此矣。鲁师救齐，则内齐外宋，自其宜也。史臣从鲁人之情而书此战，故以宋及齐明“宋来伐齐”，至是遂见交兵之事。宋实为之尔，非是坐罪宋襄而设此以客及主之文，以见其意也。《春秋》举重，书“战”则伐自见。此以正月伐，而我师往救，至五月有甗之战，则前之伐固不得而不书也。
狄救齐
狄救又后于鲁也。鲁为救齐出师，而狄救亦至，故附书狄。非能忧中国者，怀齐桓之德，闻齐有乱，亦来救之。春秋不没其事，其伐其救同之诸国而已。若其志之善恶，恶乎知之？而恶乎议之？
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
国未有无君而克葬其先君者，书葬齐桓公，则齐师败绩之后，孝公得立，虽不书，亦自见矣。
冬邢人狄人伐卫
卫从宋伐齐，而狄救齐，邢亦不服于宋。此冬，邢、
译夏天，齐国灭掉了项国。秋天，夫人姜氏在卞地拦截齐侯。九月，鲁公从防地归来，讨伐英氏的军队返回，从而灭掉了项国。《春秋》对于内事不记载“灭”，这里记载“灭”，那么防地之上齐人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从冬天十二月到这个秋天，诸侯都没有能够回国，所以齐侯回到鲁地，而姜氏在防地拦截他。鲁公从淮地的防地归来，这个防地，鲁人把它当作美谈【也就是泮宫的颂歌所歌颂的】，在防地举行饮至礼，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因此怀疑左氏认为“见止”的说法未必正确】。讨伐英氏，诸侯都不参与，然而因为向东略地而出兵，有振奋宣扬威德、使人心服的事情。过了三个季节才回来，所以在这里用“防”来记述鲁公的归来。
冬天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根据《左传》原本，齐侯是在十月乙亥日去世的。这里依照齐桓公的讣告，齐桓公有一统天下的功绩，百姓受到恩赐。他去世时，公子们争位，国内大乱，这才导致了姜氏在防地被拦截的祸事。君子为此感到悲伤。《春秋》在下一年记载齐国动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一败涂地。
十八年春天周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
孔子修订《春秋》，依据当时的行事来记录，其文字简略也是史书的体例，应当如此。至于是非曲直的情状，不可能完全在几句话之间显现出来，所以凡是试图从《春秋》中寻求是非曲直的人，都是被迷惑了。齐桓公去世，公子们争位，宋襄公率领诸侯讨伐齐国，杀死了无亏，拥立孝公然后回国，事情确实如此，但其是非曲直则在传文中有所记载，而《春秋》经文本来就没有所谓褒贬予夺的文字。是非曲直，难道可以不讨论吗？只是依据传文自己发表议论，就可以了。如果说：“宋襄公如何有罪，所以《春秋》用这样的文字来谴责他。”又说：“宋襄公如何是义兵，所以《春秋》用这样的文字来肯定他。”像这类说法，无论是否恰当，总之都不免是曲解圣人的意旨。这是解说《春秋》者的通病，他们的本意在于尊崇圣人，却恰恰扰乱了圣人的本意，混乱不清，没有停止的时候。齐桓公的各位公子都是庶出，而无亏是长子，然而无亏的即位，是由易牙、竖貂等人造成的，以致大乱，那么无葵不适宜做国君，是很明显的。宋襄公接受齐桓公的托付，确定孝公的地位，这件事是否属实，虽然不能确定，然而自从无亏即位，齐国已经大乱，而孝公来投奔，那么为他兴师以拥立国君、平定动乱，不是宋襄公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诸侯中只有宋国最为尊贵】。讨伐齐国的举动，固然也有不得已的地方，与所谓讨伐防地不同。但是孝公的即位，其是非大概不值得讨论，也与当初管仲拥立小白的情形大致相似。《春秋》时代，不再有至公大义为圣人所深深赞赏而乐于肯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不过是乱世的事情罢了。那么宋襄公此举，并非完美无缺，但也没有很大的恶行，而各家的说法，正如楚固失之【不赞同宋襄公】，齐也未为得也【赞同宋襄公】。宋国能够率领的诸侯，只有曹伯而已，卫国、邾国的国君没有亲自前往，宋襄公志在称霸，征召诸侯的军队，而这两个国家以微小的身份响应命令，是因为宋国弱小。卫国不庇护自己出身的公子【无葵是卫姬的儿子】，反而跟随宋国拥立公子昭，是因为无葵的即位政令出自宦官，国人都不支持，卫文公知道该何去何从，这就是因为情势不同，平常不足为怪。
夏天，军队救援齐国。
鲁国听说齐国动乱，导致诸侯攻伐，派遣大夫率领军队去救援。军队为了救援齐国而出动，就记载“军队救援齐国”。其救援是否符合道义，没有文字显示。于是就把宋襄公的讨伐视为极大的恶行。根据《左传》，三月，齐国人杀死了无葵，而鲁国在夏天出兵救援，就已经来不及了。鲁国不参与宋襄公的同谋，然而在甗之战中，鲁国也没有帮助齐国。与宋国作战时，无葵已经死了，听任他们所为，不再参与其事。大概鲁国每件事都常常落后于人，不强求人意就是这样。《春秋》记载“救援齐国”，就像说“姑且救援一下”罢了，无能为力【拥立纠，纠死了，军队救援齐国；无葵死了】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无葵已经死了，四位公子的党徒有与孝公争位的人，所以有了这场战争。齐国军队既然大败，孝公的地位确定，齐国的动乱得以平息，这也是宋襄公对齐国有功劳。宋国的霸业从此开始。鲁国军队救援齐国，那么内附齐国外抗宋，自然是适宜的。史官顺从鲁人的情感来记载这场战争，所以用“宋及齐”来表明“宋来讨伐齐国”，到这里就显现出交兵的事情。宋国确实是发起者，并不是坐罪宋襄公而设置这种以客及主的文字，来显示其意旨。《春秋》举重，记载“战”那么讨伐自然就显现了。这里正月讨伐，而我国军队前往救援，到五月有甗之战，那么之前的讨伐固然不能不记载。
狄人救援齐国。
狄人救援又落后于鲁国。鲁国为了救援齐国出兵，而狄人救援也到了，所以附带记载狄人。狄人不是能忧虑中原的人，怀念齐桓公的恩德，听说齐国有动乱，也来救援。《春秋》不埋没其事，其讨伐其救援都等同于各国而已。至于其志向的善恶，从哪里知道？又从哪里议论？
秋天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国家没有没有国君而能安葬先君的，记载安葬齐桓公，那么齐国军队大败之后，孝公得以即位，虽然没有记载，也自然显现了。
冬天，邢人、狄人讨伐卫国。
卫国跟随宋国讨伐齐国，而狄人救援齐国，邢国也不服从宋国。这个冬天，邢国、
狄伐卫，似为齐故伐之，然其情则不过诸侯壤地相错，乘隙相攻伐之事而已。邢、卫皆尝被狄难，至是，邢乃与狄合而伐卫者，诸侯分朋异党，合者可离，仇者可亲。齐桓以前一向如此，齐桓既亡，故态复见，何足怪乎？邢小于卫，而自启兵端，又与狄合，邢之不道可知，终底灭亡，亦自取之矣。狄称人者，与邢同文，如邾人、牟人、葛人之例，无义可说也。
译狄人攻打卫国，表面上似乎是因齐国的缘故而发动进攻，但实际上不过是诸侯之间疆土交错，趁机相互攻伐罢了。邢国和卫国都曾遭受过狄人的祸患，到了这个时候，邢国却与狄人联合来攻打卫国，这是因为诸侯结党营私，原本联合的可以分离，原本仇视的可以亲近。在齐桓公之前一向如此，齐桓公死后，旧态复萌，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邢国比卫国弱小，却自己挑起战端，又与狄人勾结，邢国的不义由此可见，最终走向灭亡，也是自取的了。狄人被称作“人”，是与邢国同属一类，就像邾人、牟人、葛人那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可解释。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宋襄以中国无伯，已当继齐桓而起，欲使诸侯服从。虽其不度德、不量力，举事谬舛，见笑四隣。然以当日之事势而论，则宋襄之为此，固未可厚非也。但强大既不若齐、晋，而老成持重，又逺不如桓公有君人之度，是以率尔征召诸侯，德不足而用威。滕最小、最近于宋，而不知事宋，因而执之。虽婴齐之罪，传无其文，不可得知，而宋襄之为政，亦不可不谓之躁且暴矣。乃若无天子之命，而擅执小国之君，不归之京师，斯则王政不纲，诸侯放恣，积习生常，浸寻已甚，不暇一一而讥之也。滕子书名者，盖当时赴告之辞，有曰「滕子婴齐」云云，国史承之，正见宋人待弱小无礼之甚，非圣人故书其名，贱之也。
夏六月，宋公【公羊作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图霸，合诸侯，为此盟也。曹、邾称人者，君臣同辞，畧之也。宋见伯迹，身主此盟，独书其爵，与北杏之防同。凡此或爵或人，自是史书常体，不容以圣人褒贬予夺义求之。
鄫子防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宋襄以三月征东方小诸侯，先令推戴，已如齐桓之存，然后行令中国，以逞其志。而滕子以得罪见执。至六月，为曹南之盟，诸小侯至者，经或不尽书，未必止于曹邾二国也。既罢盟，邾子归其国，而鄫子来防盟于邾。鄫子本欲与此曹南之盟，以其后期，故言防盟于邾，其实未得盟也【非是邾人既盟鄫子，乃复执而用之】邾人以鄫子后至，数其罪而执之，遂用诸次睢之社以祭也。用鄫子，左氏言宋襄使之，盖鄫子来邾在己酉日之前，或宋令至邾，使用于社，欲以属东夷，如左氏之说也。经不言宋人使，而以邾人自用为文者，曹南之盟，宋襄既为之主，邾人听令焉，乃敢执鄫子用之，则宋襄之罪已自不可得而辞矣，不须更言使也。事在千载之前，岂能一一悉其情状？诸所推说，抑其大畧，或然也。杀人以祭，蛮夷之俗，春秋衰乱之世，不保诸夏，无此等事。至于执人国君，用之有若牲牢，不道之极。所谓有王者作，不待敎而诛者，春秋之作出于圣人忧悯恻怛之至心，拨乱世而反诸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岂在语言文字间哉？○左氏言次睢之社，淫昏之鬼，非周社也。经不言者，用之则已甚矣，岂论所祭之神属于何等？不更详录自其宜矣。
秋宋人围曹
曹欲背曹南之盟，故讨之，围其国都也。伐甚于侵，围甚于伐，围国都甚于围邑【前齐桓伐郑，围新城，是不围其国都之事】此年所书，并见齐桓既没，中国无伯，宋襄承其后，凌暴小寡，诸侯失望之事。
卫人伐邢
去冬见伐报之
冬，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公羊作公防】
楚人与中国防盟自此始也。齐桓之伯也，率诸侯以拒楚，所失者一蔡耳。陈、郑、许皆近楚，终桓之防，无擕畔焉。桓卒而国内乱，孝公虽立，不能缵父之绪，伯事去矣。宋襄攘臂其间，方图纠合，而大声疾呼，未能出百歩之外，执君围国，徒尔纷纭。东诸侯之大者，盖莫之与也。是时楚益张，渐有令行诸夏之势，诸侯以中国无伯，皆相率而从楚矣。郑伯首朝于楚，则陈可知也。鲁终始不肯役于宋，而其所以自安之防，则亦唯楚是与而已【僖虽不自朝楚，而此八九年间聘使往来，必更有之，经不尽书耳】齐孝固失伯矣，抑洋洋大风未有改也。如鲁、如陈、如郑，既新服于楚，而亦不敢忘齐桓之大德，欲合南北之交，以茍为安定之计，故是役也，齐为之主，楚为之客，而鲁、郑、陈、蔡从焉，而相与防血盟誓曰：“以修桓公之好也。”桓公于召陵之役尝有言矣：“与不谷同好如何？”以谓今此之盟，亦犹桓公之志也云尔。盖以当日事势而言，庸主具臣为犹不远，固亦不得不出乎此，而此《春秋》之所不深讥也。不深讥者，非许之也。天下无道，兵争益炽，一齐桓之死也，而不啻中流亡檝舟中之人，五内为之无主，其势其情，固若是而已矣。内防者盖公也，陈、蔡若郑，
译鲁僖公十九年春天，周历三月，宋国人俘虏了滕国国君婴齐。
宋襄公因为中原没有霸主，认为自己应当继承齐桓公的霸业，想要让诸侯服从。虽然他不衡量自己的德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行事荒谬错误，被四方邻国嘲笑。但是以当时的事势来看，宋襄公这样做，本来也不值得过分指责。只是他强大不如齐、晋，而老成持重，又远远不如齐桓公有为君者的气度，因此轻率地征召诸侯，德行不足却使用威势。滕国最小、离宋国最近，却不知道侍奉宋国，因此被宋襄公俘虏。虽然婴齐的罪过，史传中没有记载，无法得知，但宋襄公的执政，也不能不说是急躁且暴虐了。然而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就擅自俘虏小国的国君，不把他押解到京师，这是王政纲纪废弛，诸侯放纵恣意，积习成常，逐渐严重，来不及一一讥讽了。滕国国君被记载名字，大概是因为当时赴告的辞令中有“滕子婴齐”这样的话，国史沿用了它，正显示出宋人对待弱小国家极其无礼，并不是圣人故意记载他的名字来轻视他。
夏天六月，宋公【《公羊传》作“人”】与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
宋襄公图谋霸业，会合诸侯，是为了这次结盟。曹、邾称“人”，是因为君臣用同样的称呼，是省略了。宋公显示出霸主的迹象，亲自主持这次结盟，单独记载他的爵位，与北杏的会盟相同。凡是这些有时记载爵位有时记载“人”，自然是史书的常规体例，不能用圣人褒贬取舍的意义去寻求。
鄫子到邾国结盟。己酉日，邾人俘虏了鄫子，把他用作祭品。
宋襄公在三月征召东方的小诸侯，先让他们推戴自己，就像齐桓公存在时那样，然后向中原发号施令，以逞遂他的志向。而滕子因为得罪被俘虏。到了六月，举行曹南之盟，各小诸侯到来的，经文中不一定全部记载，未必只有曹、邾两国。结盟结束后，邾子回到他的国家，而鄫子来邾国结盟。鄫子本来想参加这次曹南之盟，因为他迟到，所以说“防盟于邾”，其实并没有结盟【并不是邾人已经和鄫子结盟，然后又俘虏他用作祭品】。邾人因为鄫子后到，列举他的罪过并俘虏他，于是把他用在睢水之旁的社坛祭祀。关于使用鄫子，左氏说宋襄公让他这么做，大概鄫子来到邾国是在己酉日之前，或者宋襄公命令他到邾国，让他被用于社坛祭祀，想要以此归属东夷，如左氏所说的那样。经文中不说是宋人指使，而是以邾人自己使用为文，是因为曹南之盟，宋襄公已经主持，邾人听从命令，才敢俘虏鄫子并把他用作祭品，那么宋襄公的罪过已经无法推辞了，不需要再说是他指使的。事情发生在千年之前，怎么能一一详尽其情状？各种推论，只是大概，或许如此吧。杀人祭祀，是蛮夷的风俗，春秋衰乱的时代，不能保全华夏，没有这样的事。至于俘虏别国国君，把他当作牺牲一样使用，是不道的极致。所谓有王者兴起，不需要教导就会诛杀这样的人，春秋的写作出于圣人忧悯恻怛的至诚之心，拨乱反正，为天地确立心志，为生民确立命运，岂在于语言文字之间呢？○左氏说睢水之旁的社坛，是淫昏的鬼神，不是周朝的社坛。经文中不说是因为使用他已经太过分了，哪里还讨论所祭祀的神属于哪一类？不再详细记录是理所当然的。
秋天，宋人包围曹国。
曹国想要背弃曹南之盟，所以讨伐它，包围它的国都。讨伐比侵犯严重，包围比讨伐严重，包围国都比包围城邑严重【以前齐桓公讨伐郑国，包围新城，就是不包围国都的事】。这一年所记载的，都显示出齐桓公死后，中原没有霸主，宋襄公继承其后，欺凌暴虐弱小寡助的国家，诸侯失望的事情。
卫人讨伐邢国。
这是为去年冬天被讨伐而报复。
冬天，在防地，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结盟于齐【《公羊传》作“公防”】。
楚人与中原诸侯结盟从此开始。齐桓公称霸时，率领诸侯抵抗楚国，所失去的只有蔡国而已。陈、郑、许都靠近楚国，直到齐桓公去世，没有背叛的。齐桓公死后国内动乱，齐孝公虽然即位，不能继承父亲的基业，霸业就失去了。宋襄公在其中攘臂而起，正图纠合诸侯，大声疾呼，未能走出百步之外，俘虏国君、包围国家，徒然纷纭。东方诸侯的大国，大概没有谁参与。这时楚国更加嚣张，渐渐有号令华夏的势头，诸侯因为中原没有霸主，都相继跟随楚国了。郑伯首先朝见楚国，那么陈国就可以知道了。鲁国始终不肯役属于宋国，而他所以自安的办法，也只是与楚国亲善而已【僖公虽然不亲自朝见楚国，但这八九年间聘问使者往来，一定还有，经文中没有全部记载罢了】。齐孝公固然失去了霸业，但洋洋大风还没有改变。像鲁国、陈国、郑国，既然新近服属于楚国，也不敢忘记齐桓公的大德，想要联合南北的交好，以苟且作为安定的计策，所以这次会盟，齐国主持，楚国作客，而鲁、郑、陈、蔡跟随，互相歃血盟誓说：“为了修好齐桓公的友好关系。”齐桓公在召陵之战时曾经说过：“与我不谷同好如何？”意思是说现在的结盟，也如同齐桓公的志向一样。大概以当时的事势来说，平庸的君主和一般的臣子尚且不远，固然是不得不如此，而这也是《春秋》不深加讥讽的原因。不深加讥讽，并不是赞许他们。天下无道，兵争更加炽烈，齐桓公一死，就像中流失去舵手的船中的人，五脏为之无主，其势其情，本来就是这样罢了。内防者大概是齐公，陈、蔡如同郑国，
未必皆是大夫，齐侯亦当身自与盟，惟楚人则决非其君自来。《春秋》书是盟，有简贱不欲详录之意焉，正为如上所说不足深讥故尔。郑在楚下者，郑伯首朝于楚，而此盟亦非君自来，也不殊楚者，从文便兼明诸侯亦自欲相盟，不专为楚也。不言公防齐侯云云者，齐孝失伯，诸侯不复宗之故也。
译未必都是大夫，齐侯也应当亲自参与盟誓，只有楚人则决不是其国君亲自前来。《春秋》记载这次盟誓，有简略轻贱、不欲详细记录的意思，正是因为如上所说不足以深加讥讽的缘故。郑国排在楚国之下，是因为郑伯首先朝见楚国，而且这次盟誓也不是国君亲自前来；与楚国没有区别，是从行文方便的角度，同时表明诸侯也自己想要相互盟誓，不完全是为了楚国。不写“公防备齐侯”之类的话，是因为齐孝公失去了霸主地位，诸侯不再尊崇他。
梁亡
鲁史所录，以详畧为差，非固欲然，势则然也。梁近秦之国，为秦所并，赴告之所不及，闻而知之，书其亡，所以见天下诸侯相灭亡者多。举其所闻知者，则有一梁，其他不能尽见也。若乃梁君之失道，有足以致亡者，则固亦无待于言矣。天下虽乱，诸侯虽暴强，茍能畏天爱民，慎固封守，犹可以保其宗祏。然亦有不幸而无以自存者，贤愚异状，春秋不能一一别而着之也。孔子作《春秋》，所忧者大，所思者逺，不屑屑于一国一君，而为之次差其赏罚之等，或诛或赦，以为代天子福威之权，有如是也。灭人之国，诚为大恶，然《春秋》或书或不书者，隐显异文，其大致要归于一，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假此言以明之】所忧者大，所思者远也。如宋宰相取四方恶逆之事，奏闻于其君，若但切齿指发于行恶之人，而不知有其他，则亦已末矣。识此义者，然后可以言《春秋》。惜乎愚未见其人也。前郭公之文，说者以为「亡」字之误，意其或然。此二条并书于冬末，而文皆甚畧，盖是此年之事而已，未必系上冬月也。《春秋》无是年之例，此等遂无以知之【亦见书亡梁之事畧之甚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未有城南而无门者也。新作者，更高大之役，民力于所不当为，故书。
夏，郜子来朝【谷作邾】五月乙巳，西宫灾。
右二条皆阙所疑可也
郑人入滑
据左氏，滑人叛郑而服于卫，故入之。按滑伯尝一与盟，则亦微国之属于诸夏者。郑从楚而滑弃郑，即卫，郑人为是帅师伐之，而入其国，亦以中国无伯故也。中国与楚人争伯，以德言之，相去诚为无几。今但以一事而观，则中国之伯不为无功，亦自可见。如一郑也，从中国俛首帖耳，则隣郑之小侯无被兵者；从楚则侵伐之师四出，而无以禁之。则是郑人固利于从楚，而特以中国之在所必讨也。故中国有伯，不得已屈而从之，不然即从楚而不疑也。以此言之，谓圣人不录桓、文之功，而重诛宋襄之图伯者，非也。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卫方病邢。邢前与狄同伐卫，狄、邢相救为盟，宜也。宋伐齐纳孝，而狄救之。狄非为孝也，而孝乃与狄盟于邢，何邪？盖狄师方至，而宋已败齐，狄便引去，未尝不与孝公为难。邢受卫兵，亦自汲汲求庇于齐，故有此盟。而传以为谋卫难也。前年盟楚，此又盟狄。齐桓攘外之功，至于孝而遂隳焉。春秋书之，见宋、齐诸大国行事，皆缪盭，不特为王者罪人，而亦无能及齐桓之踵武也。
冬楚人伐随
据左氏，随以汉东诸侯叛楚，鬭谷于菟帅师伐之，取成而还。随本姬姓之国，自楚文以来，盖皆服从于楚，故传以叛言之。楚伐随而受成焉，则汉东诸侯无不属于楚者，楚势之张可知。乃以区区之宋，而欲与之抗衡，难矣。子张问令尹子文何如，子曰：“忠矣而未仁也。”圣人所谓忠者，以其忧国忘家而忠于楚耳。若以天下之大义而言，则僭王猾夏，得罪于文、武、成、康之灵，有甚于楚之诸臣者，鲁论之所谓忠正，春秋之所谓大不忠，其义相发而未始相悖也。以王猛、许衡之所以对其君者观之，则可以见矣【伐随非所责也，明年执宋公以伐宋，则楚之恶为已甚，而子文不得辞其责也。以伐随传明言子文，故于此论之】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
狄盟于邢为邢侵可知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宋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所谓诸侯者，即盂之防、陈、蔡、郑、许之属是也。楚人许之来盟宋境，宋为之主，故先齐、楚也。齐桓之伯也，诸侯服从，乃一加兵于楚，受成而还，上也。晋文之伯也，倚其强盛，一战而挫楚人之锋，诸侯于是归晋，次也。宋襄，国小力薄，诸侯与已者寡，其势不可以行桓、文之事，不获已，求诸侯于楚而与之盟，此即后世讲和之说，而计斯为下者也。盖宋襄之所能为者，仅于此而已矣。此其自为谋，则诚不善，然以言乎有忧中国之心，犹庶防焉。谓《春秋》重诛宋者非也。不书宋公
译梁国灭亡
鲁国史官的记录，因详略不同而有差异，并非原本就想这样，而是形势使然。梁国是靠近秦国的国家，被秦国吞并，来不及向鲁国报丧，鲁国是听说后才知道的，所以记载了它的灭亡，以此显示天下诸侯互相灭亡的情况很多。列举所听闻知道的，就有一个梁国，其他的不能全部见到。至于梁国国君失道，有足以导致灭亡的原因，那本来也不必多说了。天下虽然混乱，诸侯虽然暴虐强横，如果能敬畏上天、爱护百姓，谨慎巩固封地防守，还是可以保全宗庙的。然而也有不幸而无法自存的，贤愚情况不同，《春秋》不能一一辨别并记载。孔子作《春秋》，所忧虑的重大，所思考的深远，不琐碎地针对一国一君，来排列赏罚的等级，或诛杀或赦免，以此作为代替天子行使福威权力的手段，情况就是这样的。灭人国家，确实是极大的罪恶，然而《春秋》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隐晦与显明文字不同，其大致要旨归于一点，所谓“上位者失道，百姓离散已久【借此话来阐明】”，所忧虑的重大，所思考的深远。就像宋代宰相收集四方叛逆作恶的事情，上奏给君主，如果仅仅对作恶的人咬牙切齿、愤慨指责，而不知道有其他原因，那就太浅薄了。懂得这个义理的人，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可惜啊，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前面关于郭公的记载，解说者认为是“亡”字的错误，我想也许是这样。这两条都记载在冬季末尾，而且文字都非常简略，大概是这一年的事情罢了，未必是承接上一年冬季的月份。《春秋》没有这种年份的体例，这些于是就无法知道了【这也显示出记载梁国灭亡的事情非常简略】
二十年春季，新建南门
没有城南而没有门的道理。新建，是加高加大的工程，民众的劳力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所以记载。
夏季，郜子来朝见【谷梁传作邾】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右边两条都缺失，存疑是可以的
郑国人进入滑国
根据《左传》，滑国人背叛郑国而服从卫国，所以郑国进入滑国。考察滑伯曾经一次参与盟会，那么也是属于诸夏的小国。郑国跟随楚国而滑国抛弃郑国，投靠卫国，郑国人因此率领军队讨伐它，并进入它的国家，也是因为中原没有霸主的原因。中原与楚国人争夺霸主地位，从道德来说，相差确实不多。现在只从一件事来看，那么中原的霸主并非没有功劳，也可以看出来。比如一个郑国，跟随中原，低头顺耳，那么邻近郑国的小诸侯就没有遭受兵祸的；跟随楚国，那么侵伐的军队四处出动，而无法禁止。这样看来，郑国人本来利于跟随楚国，只是以中原必定讨伐为理由罢了。所以中原有霸主，不得已屈服而跟随它，不然就跟随楚国而不怀疑。由此说来，说圣人不记录齐桓公、晋文公的功劳，而着重诛责宋襄公图谋霸业的，是不对的。
秋季，齐国人和狄人在邢地结盟
卫国正为邢国所苦。邢国先前与狄国一起讨伐卫国，狄国、邢国互相救援而结盟，是适宜的。宋国讨伐齐国迎立孝公，而狄国救援齐国。狄国不是为了孝公，而孝公却在邢地与狄国结盟，为什么呢？大概狄国军队刚到，而宋国已经打败齐国，狄国便撤军离去，未曾不与孝公为难。邢国遭受卫国兵祸，也急切寻求齐国的庇护，所以有这次结盟。而《左传》认为是谋划对付卫国。前年与楚国结盟，这次又与狄国结盟。齐桓公抵御外敌的功劳，到了孝公就毁坏了。《春秋》记载此事，显示宋、齐等大国行事，都违背常理，不仅是王者的罪人，而且也不能够追随齐桓公的脚步。
冬季，楚国人讨伐随国
根据《左传》，随国因为汉东诸侯背叛楚国，斗谷于菟率领军队讨伐它，取得和解而返回。随国本是姬姓国家，自从楚文王以来，大概都服从于楚国，所以《左传》用背叛来说。楚国讨伐随国而接受和解，那么汉东诸侯没有不属于楚国的，楚国势力的扩张可以知道。竟然以小小的宋国，而想要与它抗衡，难啊。子张问令尹子文怎么样，孔子说：“忠啊，但还没有达到仁。”圣人所说的忠，是因为他忧国忘家而忠于楚国。如果以天下的大义来说，那么僭越称王、扰乱华夏，得罪于文、武、成、康的英灵，有比楚国众臣更严重的，《论语》所说的忠正，《春秋》所说的大不忠，其义理互相阐发而从未违背。以王猛、许衡对待他们君主的情况来看，就可以明白了【讨伐随国不是所责备的，第二年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那么楚国的恶行已经过分，而子文不能推卸责任。因为讨伐随国《左传》明确提到子文，所以在这里论述】
二十一年春季，狄人侵犯卫国
狄人在邢地结盟，可知是侵犯邢国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结盟于鹿上
《左传》说宋国为了鹿上之盟向楚国寻求诸侯，楚国人答应了他。所谓的诸侯，就是盂之防、陈、蔡、郑、许之类。楚国人答应来宋国边境结盟，宋国作为主人，所以排在齐、楚之前。齐桓公称霸时，诸侯服从，于是对楚国用兵一次，接受和解而返回，这是上策。晋文公称霸时，倚仗其强盛，一战挫败楚国的锋芒，诸侯于是归附晋国，这是中策。宋襄公，国家小力量弱，诸侯跟随他的少，他的形势不能实行齐桓、晋文的事情，不得已，向楚国寻求诸侯并与之结盟，这就是后世讲和的说法，而计策这是下策。大概宋襄公所能做的，仅此而已。这他为自己谋划，确实不好，然而说他有忧虑中原的心，还差不多。说《春秋》着重诛责宋襄公的是不对的。不记载宋公
夏大旱
书不雨，则旱可知矣。大旱，非常旱也。一时大旱，不雨，不待言矣。旱未有不雩者，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也。凡此，亦皆互见矣。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公作霍，谷作雩，或为宇】执宋公以伐宋。
鹿上之盟，楚既许以诸侯来，于是防而执宋公也。楚人怀诈，伏兵车。宋恃信而无备，遂见执辱。以宋之愚，固其自取，然堂堂上公，诸侯莫之先也，而见执于蛮夷之长，此诚中国之大变，可为愤叹者也。春秋扶阳抑隂，宜在所讳，而不得不见其文者，国史实录，不容但着防盂之文，使若同诸平世之事。又宋襄急▯，不足称贤，书其见绐，所以着诫。又鲁不与防，而下文防薄释宋，则为有功，在于鲁史。竟欲内楚而外宋，裁以大义，亦无全讳宋耻等诸内恶之理。凡此并合，直书不嫌，使荆蛮得加于中国也。荆蛮加于中国，既有其事，安得而尽讳之？戎伐凡伯，亦其例也。宋襄图伯，不本仁义，徒欲自取尊荣，复何待言？抑其事犹欲休兵息争，为中国之利，非独为一国一身计也。其与楚子为防，亦顾其所以待之何如，岂得便为大恶？防而见执，春秋所伤，不以宋公一人之故，正使不道有甚于此者，春秋犹将伤之也。或者徒诮襄之愚，又恶其素为暴，而以此之见执，剧加嗤笑，谓固然无足悯恤者，其亦异乎圣人之心欤？执宋公不重言楚子，使若诸侯共执者，陈蔡已下，决无敢执宋公之理，不疑非楚执也。且此是中国深耻之事，虽无庸为讳，亦何取于重见楚子之文，为若喜谈而乐道之者乎？下文不言宋防，其意亦犹是也。陈蔡郑皆服于楚，曹许小邦，又不足言矣，其皆无意推戴宋襄可知。况以楚之恣横，诸侯亦自莫能止之，其为齐意合谋以否，不足论也。春秋所书，欲见天下大势，至于如此，是为经意所重尔。若楚成、宋襄等，不过是无道诸侯之事，诛罚讥贬，皆非第一义也，而况于陈蔡诸国乎？舎其大而责其细，失圣人之指，愈以逺矣。执宋公以伐宋者，以宋公为质也。若不言以，则执伐各为一事，不见楚人之情。伐宋不言宋败者，下言献防从可知也。
冬公伐邾
据《左氏》邾人灭须句，公以成风言伐邾，此义举也。经文与凡凌暴小寡无异文，故知美恶之迹，不容尽以书法求之。
楚人使宜申来献防
十九年防楚人盟齐鲁与楚为好也宋襄征诸侯鲁皆不防鹿上及盂宋楚虽同防而宋为之长楚人实忿焉鲁从楚而不敢宗宋故不防者非楚人之所责也秋楚人围宋至是以其军获来献所以亲鲁也凡献防必于其同好之国如曰彼其不为我下也而我伐之大有俘获奏凯而还凡我同好宜相庆也宜申之来此物此志也然则鲁之内楚而外宋明也人知宋襄之图伯不成为春秋之所贱而不知鲁之谋国是者其情事乃如此所谓作颂之贤君者荆舒是惩义又安在果贤耶不贤耶吾盖以春秋考之而知其志趣之不逮宋襄逺也但鲁史以尊内为体圣人以御外为心故辞或有所不尽而读者亦弗之觉焉如云楚人使宜申来献防不斥言宋异于献戎防之文者盖内楚外宋者当日之事也内宋外楚者春秋之心也其事有所不容讳而其恶有所不忍言苟可以畧则畧之而已尔然秋有伐宋之文而冬言献防异于献戎防之隔越也则其事自明亦不疑其非宋矣防盂书楚子者欲见宋致其君乃招执辱自余即复以书人为平文无闗予夺之义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诸侯者，防盂之诸侯也。从楚子伐宋时，犹在。宋公往防之，相与盟，请于楚子而释宋公焉。其事着，其文隐。其事著者，楚执之，楚释之，不言而可见也。其文隐者，无楚执、楚释之文，不使楚人得加于中国，防书之体也。鲁亲于楚，故能使楚子释宋，公然伐宋而献防。楚已得志乎宋，亦自欲释之。鲁非能彊使释也，其为功也未矣。获晋侯不言归晋侯，此言释宋公者，鲁与其事也。见执时，公不与而释，则以公防故，明鲁之善于此，无罪而有功也。而其实非为善事，如前所说，乃所谓文外之意也。
二十
译夏天发生大旱。
《春秋》记载“不雨”，那么旱情就可知了。“大旱”，是非常严重的旱灾。当时发生大旱，没有下雨，是不用说的。遇到旱灾没有不举行求雨祭祀的，求雨却没有得到雨水，所以不记载“大雩”。凡是这些情况，也都是相互映照、彼此说明的。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设防【有的版本“盂”作“霍”，有的作“雩”，有的作“宇”】，楚子拘捕宋公并以此讨伐宋国。
鹿上之盟时，楚国已经答应让诸侯前来，于是设防并拘捕了宋公。楚人怀有诈术，埋伏了兵车。宋国倚仗诚信而没有防备，于是被拘捕受辱。以宋国的愚昧，这固然是自取其祸，然而宋公是堂堂的上公，诸侯中没有谁比他地位更高，却被蛮夷的首领拘捕，这确实是中原的大变局，令人愤慨叹息。《春秋》崇尚阳刚、抑制阴柔，按理应当避讳，但不得不显露其文字，是因为国史实录，不能只记载“防盂”的文字，使其看起来像太平无事时的常事。又因为宋襄公急躁，不足以称为贤君，记载他被欺骗，是为了彰显警戒。又因为鲁国没有参与防盂之会，而下文记载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则对鲁国有功劳，体现在鲁国史书中。最终想要亲近楚国而疏远宋国，依据大义裁断，也没有完全避讳宋国的耻辱、将其等同于内部恶行的道理。所有这些情况合在一起，直书其事而不避讳，使得荆蛮得以凌驾于中原之上。荆蛮凌驾于中原之上，既然已有事实，怎么能完全避讳呢？戎人讨伐凡伯，也是同样的例子。宋襄公谋求霸业，不基于仁义，只是想要自取尊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他的行为还想要休兵息争，为中原谋利，并非只为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打算。他与楚子设防，也考虑到对待他的方式如何，难道就能算是大恶吗？设防而被拘捕，是《春秋》所哀伤的，不是因为宋公一个人的缘故，即使有不道义的事比这更严重的，《春秋》仍将哀伤它。有的人只是讥笑宋襄公的愚昧，又厌恶他向来暴虐，因此对他被拘捕这件事，极力嗤笑，认为理所当然，不值得怜悯，这也与圣人的心意不同啊！拘捕宋公不重复提及楚子，使得看起来像是诸侯共同拘捕，陈、蔡以下各国，决没有敢拘捕宋公的道理，毫无疑问不是楚国拘捕的。况且这是中原深感耻辱的事，虽然不必避讳，又何必取用重复提及楚子的文字，像是喜欢谈论并乐于宣扬的样子呢？下文不提及宋国设防，其用意也是如此。陈、蔡、郑都服从楚国，曹、许是小国，又不足道，他们都没有推戴宋襄公的意思，这是可以知道的。况且以楚国的恣意横行，诸侯自己也无人能制止，他们是否与齐国合谋，不值得讨论。《春秋》所记载的，是要显示天下大势到了如此地步，这是经义所重视的。至于楚成王、宋襄公等人，不过是无道诸侯的事，诛罚讥贬，都不是第一要义，何况陈、蔡等国呢？舍弃大的而责备小的，就失去了圣人的旨意，更加远离了。拘捕宋公并以此讨伐宋国，是以宋公为人质。如果不写“以”字，那么拘捕和讨伐就成了两件事，看不出楚人的意图。讨伐宋国不记载宋国战败，是因为下文记载献俘，就可以知道了。
冬天，鲁公讨伐邾国。
根据《左传》，邾人灭掉了须句，鲁公因为成风的建议而讨伐邾国，这是义举。经文与欺凌弱小寡助者的记载没有区别，所以知道美恶的痕迹，不能完全通过书法来寻求。
楚国派宜申来献俘。
十九年，楚国人在鹿上与齐鲁结盟，齐鲁与楚国交好。宋襄公征召诸侯，鲁国都没有参加。鹿上及盂地，宋楚虽然都参加了，但宋公是盟主，楚人实际上很愤恨。鲁国跟随楚国而不敢尊崇宋公，所以不参加的人，不是楚人所责备的。秋天，楚人包围宋国，到这时，楚人带着军队俘获来献，是为了亲近鲁国。凡是献俘，一定是献给与自己交好的国家，意思是说：他们不臣服于我，而我讨伐他们，大有俘获，奏凯而还，凡是与我交好的国家，应当互相庆贺。宜申的到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鲁国内向楚国而外向宋国，就很明显了。人们知道宋襄公谋求霸业不成，是《春秋》所轻视的，却不知道鲁国谋国的情况，其情势竟然如此。所谓作颂的贤君，惩罚荆舒，义又在哪里？果真贤吗？不贤吗？我通过《春秋》考察，知道他的志趣远不及宋襄公。只是鲁史以尊崇内部为体，圣人以抵御外侮为心，所以言辞有时不能完全表达，而读者也不察觉。比如“楚人使宜申来献俘”，不斥责宋国，不同于“献戎俘”的文字，这是因为内向楚国外向宋国是当时的事，内向宋国外向楚国是《春秋》的心意。其事有所不容避讳，而其恶有所不忍言说，如果可以省略就省略罢了。然而秋天有讨伐宋国的记载，而冬天说献俘，不同于“献戎俘”的间隔，那么其事自明，也不怀疑不是宋国了。防盂记载楚子，是要显示宋公导致其君主招致拘捕受辱，其余就恢复以“人”记载的平文，无关予夺之义。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与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诸侯，是指防盂之会的诸侯。跟随楚子讨伐宋国时，他们还在。宋公前往参加会盟，与他们结盟，向楚子请求而释放宋公。其事显著，其文隐晦。其事显著的是，楚国拘捕他，楚国释放他，不言而可见。其文隐晦的是，没有“楚执”、“楚释”的文字，不使楚人得以凌驾于中原之上，这是《春秋》书法的体例。鲁国亲近楚国，所以能使楚子释放宋公，公然讨伐宋国而献俘。楚国已经在宋国得志，也自己想释放他。鲁国并非能强迫释放他，其功劳微乎其微。获晋侯不记载“归晋侯”，这里记载“释宋公”，是因为鲁国参与了此事。被拘捕时，鲁公不参与，而释放时，则因为鲁公参加会盟的缘故，表明鲁国在此事上，无罪而有功。但其实并非善事，如前所述，乃是所谓文外之意。
二十
须句风姓附庸国也，为邾所并。公伐而取之，亦犹郑庄之取戴矣。左氏言“反须句之君，崇明祀，保小寡”。则僖之此举为义，非为利也。经但书“取”，不见其事，盖亦利之而已，假义以行尔。○木讷说可从，叅之。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郑伯复朝楚故也，宋襄以图伯之故，执辱于楚，几致防亡，裁脱虎口，更奋螳斧，搂伐纷纷，徒资嗢噱。然以春秋之大义而论，去宋即楚者为罪，则以宋抗楚者非罪，当仁不让【假此句为言，古人文字都如此】死而后已。如宋襄此举，虽谓圣人予之可也。夫以鲁僖之小心畏忌，私事强楚，则享安仁之福，而世儒从而贤之；宋襄强扶已坏，力弱不支，乃招危辱之祸，而世儒争非笑之。呜呼，抑何其昧于春秋之大义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升陉，鲁地邾人以须句故来伐，有此战也。邾人取公胄，悬之其国门，则公自将也，而不言“公及”者，败可知也。败于大国犹可言也，败于邾，公又自将，不可言也。书辞从畧，所以为内讳也。日者见此战多相杀伤，危及君，悯而录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宋率诸侯伐郑，而郑不肯成者，知中国之弱而襄之无能为也。楚人庇郑而伐宋以救之，宋将不与之战乎？不得郑，已耻矣。身为盟主而行成于楚，以退其师，则不如败亡之为愈也。不行成，则楚师不退【楚人侮宋，与他时救伐相遇者大不同】不退，则必至于战。战而宋幸一胜焉，祸犹未已也。事势至此，固亦难乎为善后之防矣。▯水之战，非宋襄之得已，犹徼幸于万一。既无幸而至于大败，则中国之事去矣。抑犹以内安外拒之分，此直彼曲之情，而庻几乎天下后世之悯之而恕之也。然则存公恕之心，持平允之论，谓宜曲赦宋襄争伯之失，而重责当时诸侯背宋即楚之罪可也。顾诸家之说有不然者，谓《春秋》书法如此，所以重恶宋襄而深切着明，一无隐痛之心焉，岂不谬哉？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谷作闵】
▯之败，宋襄固自取之，不足恤也。然而宋、楚盛衰之势，至此为何如哉？诸侯苟有人心者，宜杂然助之，不能则亦已矣。乃更乘其防败而伐之，围之，不义莫大焉。春秋直书其事，恶自见矣。至于齐孝，本宋襄所立，忘大德而思小怨，非人情之常有，不可解者，盖亦无足论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公作慈】父卒。
宋襄卒，不书葬。凡此之类，无义可求，妄为之说，皆非惟谓鲁不防，为近之。
秋楚人伐陈
左氏以为陈贰于宋故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滕杞降称子，凡此之属，皆旧史之文，非仲尼贬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郑。
襄王怒，郑伯不听命，使狄伐之，具见《左氏传》。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
避叔带之乱也，书出居于郑者，见天子有难，诸侯当勤之也。天子至尊，乃至出居于外，凡属藩翰之臣，苟不重茧往赴，而泄泄自安，是则春秋之所诛絶者尔。若夫天子不能守位，而祸乱之兴，由其自取，则亦其理势之固然。而春秋之义，专责天下之臣子，不闻以贬絶之文而加之君父也。况襄王之为此，以不忍杀弟伤先后之心，故宁使诸侯图之，正所谓观过知仁者，又无可以贬絶之义。诸家之说，皆非圣意，不可不辨也。上有狄伐郑之文，其为狄难可知。叔带之事不见者，鲁史书王室事从畧，避周史也。独书天王出居，见鲁亦当急之尔。
晋侯夷吾卒
春秋自文以前书晋事犹畧，惠公卒不具日月，不书葬及子圉事，皆不见，畧之甚也。此与郑忽、子仪等同，非圣人不与其为君而削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夏，四月，癸酉，卫侯燬卒。
侵伐围入迁取灭亡国史各据事实书之，则其恶之大小，罪之轻重，自见矣。卫侯灭邢，灭同姓也，不须更假生名以着其恶。大罪重，曲礼之云，因三传之文而为之说，未可信其必然也。燬字疑衍者，得之。
宋荡伯姬来逆妇
内女嫁为宋
译须句是风姓的附庸小国，被邾国吞并。鲁僖公出兵攻取须句，这与郑庄公攻取戴国的情况类似。《左传》说“恢复须句国君的统治，尊崇显赫的祭祀，保护弱小孤寡”，那么鲁僖公此举是出于道义，而非为了利益。但《春秋》经文只记载“取”，没有提及具体事迹，大概也是出于利益考虑，借道义之名而行私利之实罢了。○木讷的说法可以采纳，可供参考。
夏季，宋公、卫侯、许男、滕子联合攻打郑国。
这是因为郑伯再次朝见楚国。宋襄公为了图谋霸业，在楚国遭受拘禁侮辱，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刚刚从虎口中逃脱，又挥舞斧钺，四处征伐，徒然成为笑柄。然而，按照《春秋》的大义来评判，离开宋国而依附楚国的是有罪的，那么以宋国对抗楚国的就不是有罪的，应当见义勇为，毫不推让【借这句话来说，古人的文字都是这样】，至死方休。像宋襄公这样的举动，即使说圣人赞许他也是可以的。鲁僖公小心谨慎，私下侍奉强大的楚国，从而享有安仁的福分，世俗儒生因此认为他贤明；宋襄公强行扶持已经衰败的局势，力量薄弱无法支撑，却招致危险和耻辱的灾祸，世俗儒生争相讥笑他。唉，他们对于《春秋》的大义是多么愚昧啊！
秋季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人在升陉交战。
升陉是鲁国的地方，邾人因为须句的缘故前来攻打，因此发生了这场战争。邾人夺取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他们的国门上，说明鲁公亲自率领军队，但经文不说“公及”，是因为战败是可以预料的。败给大国还可以说，败给邾国，而且鲁公又亲自率领军队，这是不可言说的耻辱。经文措辞简略，是为了为国内讳言。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看到这场战争伤亡惨重，危及国君，怜悯而记录下来。
冬季十有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而郑国不肯讲和，是因为知道中原各国衰弱而宋襄公无能为力。楚人庇护郑国而攻打宋国来救援，宋国将领能不与之交战吗？得不到郑国的屈服，已经是耻辱了。身为盟主却向楚国求和，以退却楚军，那还不如战败灭亡更好。不求和，楚军就不会退却【楚人侮辱宋国，与其他时候救援讨伐的情况大不相同】，不退却，就必然导致交战。交战而宋国侥幸获胜，祸患也不会停止。事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本来也难以做好善后防备了。泓水之战，不是宋襄公所能自主的，还是抱有一线侥幸。既然没有侥幸而至于大败，那么中原各国的事务就完了。然而，还是从内安外拒的区别，此直彼曲的情理来看，或许能让天下后世怜悯而宽恕他。那么，存有公正宽恕之心，持平允当的议论，认为应当宽恕宋襄公争抢霸业的过失，而重重责备当时诸侯背离宋国依附楚国的罪过，是可以的。但是诸家的说法有不同意见，认为《春秋》的书法就是这样，用来着重厌恶宋襄公而深切明显，毫无隐痛之心，这难道不荒谬吗？
二十有三年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谷作闵】。
泓水之战的失败，宋襄公是自取其祸，不值得怜悯。然而，宋、楚盛衰的局势，到了这个时候是怎样的呢？诸侯如果有良心的人，应当纷纷帮助他，不能帮助也就罢了。反而趁他战败而攻打他，包围他，没有比这更不义的了。《春秋》直书其事，厌恶之情自然显现。至于齐孝公，本来是宋襄公拥立的，忘记大恩而计较小怨，这不是人情常有的，不可理解，大概也不值得讨论了。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公作慈】父去世。
宋襄公去世，不记载葬礼。凡是这类情况，没有意义可求，妄加解说，都不如认为鲁国不派使者参加葬礼，比较接近事实。
秋季，楚人攻打陈国。
《左传》认为是因为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
冬季十有一月，杞子去世。
滕、杞降称子，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旧史的文字，不是孔子贬低他们。
二十有四年春季，王正月。夏季，狄人攻打郑国。
周襄王发怒，郑伯不听从命令，派狄人攻打郑国，详情见《左氏传》。
秋季七月。冬季，天王出居在郑国。
这是为了躲避叔带的叛乱。记载“出居于郑”，是显示天子有难，诸侯应当勤王。天子至尊，竟然出居在外，凡是藩屏之臣，如果不跋涉前往救援，而悠闲自安，这就是《春秋》所诛绝的。至于天子不能守住位置，祸乱兴起，是由他自己招致的，这也是理势的自然。而《春秋》的大义，专门责备天下的臣子，没有听说用贬绝的文字加在君父身上。况且襄王这样做，是因为不忍心杀弟弟伤害先后的感情，所以宁愿让诸侯图谋，这正是“观过知仁”，更没有可以贬绝的道理。诸家的说法，都不符合圣人的心意，不可不辨明。上面有狄人攻打郑国的记载，可知是狄人的祸难。叔带的事情没有记载，是因为鲁史记载王室的事情简略，避开周史。单独记载天王出居，是显示鲁国也应当紧急救援。
晋侯夷吾去世。
《春秋》自鲁文公以前，记载晋国的事还比较简略，惠公去世不具日月，不记载葬礼及子圉的事，都不见，简略得很。这与郑忽、子仪等人相同，不是圣人认为他们不是君主而削除他们。
二十有五年春季，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侵、伐、围、入、迁、取、灭、亡，国史各据事实记载，那么其恶的大小，罪的轻重，自然显现了。卫侯灭邢，是灭同姓，不需要再假借生名来彰显其恶。大罪重，《曲礼》所说的，因三传的文字而为之解说，未必可信其必然。燬字疑为衍文，是对的。
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鲁国女子嫁到宋国。
大夫荡氏妻，又为其子来逆妇也。以姑逆妇，非礼典，可知所以然者，内女来宁，因逆妇以归也。史书之者，见公自主昏，以公为已降矣。至其事势有可疑者，诸家不说，今并阙之。
译大夫荡氏的妻子，又替她的儿子去迎接新妇。用婆婆的身份去迎接新妇，不符合礼制规范，由此可以推知其中的缘由：是娘家女子回娘家省亲时，顺便将新妇迎娶回家。史官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国君亲自主持婚礼，表明国君已经降低了身份。至于这件事在情理上还有令人疑惑的地方，各家注释都没有解释，现在一并空缺不译。
宋杀其大夫
专杀大夫，春秋所重，故有闻则书，有罪无罪，并应书名。其不书者，或当时不得其名，或后来失之，不可知也。宋杀大夫，传无所见，不必强为之说。
秋，楚人围陈。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顿诸姬之微者，介陈、楚之间，而服于楚。陈人病之，顿子奔楚。楚得臣为之围陈，还纳顿子于顿。此见中国无伯，而楚得执其讨伐废置之权，背我者危，从我者安。诸夏凌夷之势，于是为极也。
葬卫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成公立，未逾年，虽先君既葬，犹称子。庆者，莒大夫名。莒与鲁有怨，卫为平之，僖公从其意，故有此盟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已未，公防莒子、卫寗速【公作遫】盟于向。
冬，莒使其大夫来，而公屈意与之盟。于是莒子身自寻盟，以定其约，而卫使其大夫莅之。盖中国无伯，三国行修睦之事，而鲁为之长。春秋录之，见一时之事如此，无褒讥之可言也。
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弗及【公谷作嶲，左本亦作嶲，弗，公谷作不】左氏以为讨洮、向二盟也。盖莒属于齐，而即鲁为盟，僖为之主。齐孝以伯烈在齐，忿鲁所为兴师侵之，情或然也。曰“西鄙者”，言逺也。公自追之至▯，弗及者，不及与之战也。如曰“彼已遁矣，已去矣，弗及矣”。其实齐侵西鄙有所抄畧，重为民患，公不得已帅师往御，而齐亦自退。公但至▯，言弗可得及而反也。公追齐师，则齐来侵可知，必言齐侵，异于追戎、济西之文者，欲见齐再伐我，凌暴极，楚师之乞事非得已，此国史之情也。上言“齐人”者，君臣同辞，录事之覚；下言“师”者，来侵则必是师矣，不得言公但追彼齐人也。
夏齐人伐我北鄙 卫人伐齐
西鄙之侵，未得志乎鲁，故复来伐。孝公之立，至是九年矣。表海之势，稍复其旧，以盟主自居，志欲伏鲁，居然可知。鲁之弱，非一日矣。戎事无备，假辞命以退敌师，仅能自免。春，狄再书。齐伐我，所以起下乞师之文。见诸夏之国，暌离乖异，兵革交加，都无善状，有若是也。卫与二盟，与鲁为援，故齐方伐鲁，而卫为之伐齐矣。卫伐齐，均之为无善状者，卫亦倚楚，皆无道诸侯之事而已。
公子遂如楚乞师
僖附于楚，而齐再加兵，故使卿如楚乞师。如曰：齐君不道，非得大国之师不能一折其冲，俾知惩惧也。鲁欲兴报复之师，又借力于南蛮之长，其为苟贱无耻，亦已甚矣。岂特周公其衰而已乎？所谓荆舒是惩者，果安在哉？乞请也，请于彼言乞师，我之辞也；请于我，亦曰乞师，彼之辞也。从其所为辞书之，故内外同也。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公作隗】
楚之灭国，自齐桓之前，有不悉书者矣。与中国交接，相为盛衰，欲见其迹，故书也。至是，鲁且倚楚为重，骎骎乎有不可御之惧矣。《春秋》书灭夔，见彼同姓之国横【非以不名见无罪】见残灭，楚势之张，有若是甚也。夔子不名，与▯子同，不以有罪无罪论。
冬楚人伐宋围缗【谷作闵】
自宋襄败伤而卒，成公嗣立，且入朝于楚矣。晋文之兴，宋以旧恩，故善于晋。楚人以是为讨，故伐之而围其邑，灭防，伐宋，并见楚势之张，而伐宋为尤甚。前执宋公，伐宋，犹以宋襄争伯之故，而此之伐宋，直以其既事楚而又贰于晋，为是讨之。其志不胥中国而尽归之，窥三川而迁九鼎，固不止也。此与齐桓之初入蔡伐郑者，势又不同矣。城濮一战，信乎其不可缓也。然以春秋大义而言，则楚人者，所谓彼哉彼哉者也，而桓文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矣。如谓大书屡书，特喁喁于伯主之兴，有若王民来苏之望，则不足以与春秋之敎矣。拨乱反正，圣人之大用，其可以易而窥之哉。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
鲁使如楚乞师，楚为之出师。公以之伐齐，取其邑，报二鄙之侵伐也。楚师非公所得以，而公能以之，盖鲁之事楚也谨，故乞之而必得；楚之庇鲁也深，故予之而不疑。自鲁而言，则曰：
译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擅自杀害大夫，是《春秋》所重视的，所以只要有听闻就记载，无论有罪无罪，都应该写出名字。那些没有记载名字的，或许当时没能得到名字，或许后来失传了，无法得知。宋国杀大夫这件事，在传文中没有看到，不必强行解释。
秋天，楚国人包围了陈国。秋天，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回顿国。
顿国是姬姓中微小的国家，夹在陈国和楚国之间，而臣服于楚国。陈国人对此感到忧虑，顿子逃奔到楚国。楚国的大臣得臣因此包围陈国，随后把顿子送回顿国。这显示出中原没有霸主，而楚国掌握了讨伐和废置的权力，背离我的就危险，顺从我的就安全。诸夏衰微的趋势，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点。
安葬卫文公。冬天十二月癸亥日，鲁僖公在洮地与卫国的子莒庆结盟。成公即位，未满一年，虽然先君已经安葬，仍然称“子”。庆，是莒国大夫的名字。莒国与鲁国有怨恨，卫国为他们调解，僖公顺从他们的意愿，所以有了这次结盟。
二十六年春天周王正月，己未日，鲁僖公在向地与莒子、卫国的宁速结盟。
冬天，莒国派遣它的大夫来，而鲁僖公委屈心意与他们结盟。于是莒子亲自前来结盟，以确定盟约，而卫国派遣它的大夫参加。大概是因为中原没有霸主，三国进行修好和睦的事情，而鲁国作为首领。《春秋》记录这件事，显示当时情况如此，没有什么褒贬讥讽可言。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僖公追击齐军到〇地，没有追上。左氏认为这是为了讨伐洮、向两次结盟。大概因为莒国属于齐国，却与鲁国结盟，僖公作为主持者。齐孝公凭借霸主的威势在齐国，愤怒于鲁国的所作所为而兴兵侵犯，情理上或许如此。说“西部边境”，是表示遥远。鲁僖公亲自追击到〇地，没有追上，是指来不及与之交战。如果说“他们已经逃跑了，已经离开了，来不及了”。实际上齐国侵犯西部边境有所掠夺，严重成为百姓的祸患，鲁僖公不得已率领军队前往抵御，而齐国也自行撤退。鲁僖公只是到达〇地，说无法追上而返回。鲁僖公追击齐军，那么齐国来侵犯就可以知道，一定要说齐国侵犯，不同于追击戎、济西的记载，想要显示齐国再次攻打我国，欺凌暴虐到了极点，楚国军队的请求并非不得已，这是国史的真实情况。上面说“齐人”，是君臣同辞，记录事情的简略；下面说“师”，来侵犯必定是军队，不能说鲁僖公只是追击那些齐国人。
夏天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攻打齐国。
西部边境的侵犯，没有在鲁国得逞，所以再次来攻打。孝公即位，到这时已经九年了。表海的气势，稍微恢复旧观，以盟主自居，想要降服鲁国，显然可知。鲁国的衰弱，不是一天的事了。军事没有准备，借用言辞命令来退敌，仅仅能够自保。春天，狄人再次被记载。齐国攻打我国，所以引起下面请求军队的记载。显示诸夏的国家，背离乖异，兵革交加，都没有好的表现，竟然如此。卫国参与两次结盟，与鲁国互为援助，所以齐国正在攻打鲁国，而卫国为鲁国攻打齐国。卫国攻打齐国，同样是没有好的表现，卫国也倚仗楚国，都是无道诸侯的事情罢了。
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军队。
僖公依附于楚国，而齐国再次加兵，所以派遣卿到楚国请求军队。如果说：齐君无道，不依靠大国的军队不能一下子挫败其锐气，使其知道惩戒畏惧。鲁国想要兴起报复的军队，又借助南蛮首领的力量，其苟且卑贱无耻，也太过分了。难道只是周公的衰微而已吗？所谓惩戒荆舒的，究竟在哪里呢？请求，向对方说请求军队，是我的言辞；向我说，也说请求军队，是对方的言辞。按照他们的言辞记载，所以内外相同。
秋天，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公作隗】。
楚国灭国，自齐桓公之前，有不全部记载的了。与中原国家交往，相互盛衰，想要显示其踪迹，所以记载。到这时，鲁国且倚仗楚国为重，渐渐有不可抵御的恐惧了。《春秋》记载灭夔，显示同姓之国横遭【并非以不写名字显示无罪】残灭，楚国势力的扩张，竟然如此严重。夔子不写名字，与〇子相同，不以有罪无罪论。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谷作闵】。
自从宋襄公败伤而死，成公继承即位，且入朝于楚国了。晋文公兴起，宋国因为旧恩，所以与晋国交好。楚国人以此为讨伐，所以攻打宋国而包围其城邑，灭防，攻打宋国，都显示楚国势力的扩张，而攻打宋国尤为严重。以前拘捕宋公，攻打宋国，还因为宋襄公争夺霸主的缘故，而这次攻打宋国，直接因为其已经事奉楚国而又对晋国有二心，因此讨伐。其志向不使中原全部归附，窥视三川而迁移九鼎，本来不止于此。这与齐桓公初入蔡攻打郑国，形势又不同了。城濮一战，确实不可迟缓。然而以春秋大义而言，那么楚国人，就是所谓彼哉彼哉的人了，而桓文之功，也不过是彼善于此而已。如果说大书特书，特别关注霸主的兴起，好像王民来苏的希望，那么不足以与春秋的教化了。拨乱反正，圣人的大用，可以轻易窥探吗。
鲁僖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鲁僖公从攻打齐国回来。
鲁国派遣使者到楚国请求军队，楚国为此出兵。鲁僖公率领它攻打齐国，夺取其城邑，报复两次边境的侵犯。楚国军队不是鲁僖公所能支配的，而鲁僖公能够支配它，大概因为鲁国事奉楚国谨慎，所以请求必定得到；楚国庇护鲁国深厚，所以给予而不怀疑。从鲁国而言，就说：
「我能以彼之师也，欲左欲右，其事在我也。」自楚而言，则曰：「齐之病鲁甚矣，鲁事我谨，我不可以不救。」之一旅之师，朝出而夕奏功焉。鲁得齐之一邑，其利几何？而楚之威灵耀乎中区，固已洸洸赫赫矣。是非僖君臣之为，而谁之为乎？然其失亦匪自今矣。呜呼！天下无道，诸侯放恣，四裔交横。强而无义者楚也，弱而无义者鲁也。假史防之明文，示一王之大法，内中国而外诸裔，先自治而后治人。若鲁僖者，其不为文武周公之罪人乎？
译“我能指挥那支军队，想让它向左就向左，想让它向右就向右，主动权掌握在我手中。”从楚国的角度来看，则说：“齐国对鲁国的危害太严重了，鲁国侍奉我国非常恭谨，我们不能不加以救援。”仅仅出动了一支旅的兵力，早晨出发，晚上就取得了胜利。鲁国得到齐国的一个城邑，这利益有多少呢？而楚国的威望和灵光却照耀在中原地区，本来就已经声势显赫了。这如果不是僖公君臣所为，还能是谁所为呢？然而他们的过失也并非从今才开始。唉！天下无道，诸侯放纵恣意，四方边远部族交错纵横。强大而无道义的是楚国，弱小而无道义的是鲁国。凭借史防的明确记载，展示一统天下的大法，亲近中原华夏而疏远四方蛮夷，先治理好自己而后去治理别人。像鲁僖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罪人吗？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
二十三年，杞子卒，己自称子矣。至是，其嗣君来朝，仍以子行事，可知。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此与桓二年事絶相类，来朝未几，而问罪之师旋入其国。孟子所谓“以大事小，乐天之仁者”，果非春秋之君所能髣髴其一二邪？盖不必问杞之得罪若何，而鲁人之不义不仁，自不可掩矣。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宋成之初年，如楚也，屈于力也，中国诸侯莫之与援，不得而不屈也。既而晋文兴于西，遂弃楚从晋，楚是以有缗之围，犹未也。帅四国之师以伐宋，不惟围邑，而且围其国都。楚必欲得宋以伯中夏，而宋终不肯下，楚以即于靡也。迨明年，而晋文之势勃焉，于是楚始逡廵而去之。此晋楚盛衰剥复之机，春秋录之，以见世道陵夷之极，倚强伯【谓晋】以为重，其势有如是尔。楚人者，君臣同辞，虽以主兵故，序诸侯上，犹欲畧之，不使得同于盟主也。四国已后于楚，书于楚人之下，亦因当时事实尔。
十有二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
围宋之役，鲁亦奉楚之令，不敢不至，以其地差逺，至稍后。国史因微其文曰：“公防诸侯盟于宋。”使若鲁本不与围宋之事，而自往防诸侯。为此盟者，所以为内讳也。其实公防诸侯者，以师防也。盟者，约与四国同事楚不贰也。于宋者，宋都之外也。公防而盟之，同围宋，欲令宋下楚如我也。宋君方在围中，不与此盟，宋围不解可知也。宋方告急于晋，知晋救旦夕至，不肯与楚成也。据经文所书，则若鲁僖犹愈于四国【四国近楚，容有廹胁之患故】不知四维不张，鲁僖之恶实浮于四国。经文隐见之间，君子可以攷而知焉。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
晋文之立，于今五年矣。内治既修，一出而图伯中原。伐曹者，其举事之始也。
晋侯伐卫
宋方告急于晋，晋文用狐偃之谋，伐楚之所必救，以解宋围，而致楚之师，与之一战，大胜楚师，遂继齐桓之业，中国頼以复振，此盖天时人事相为符合，用兵机宜，量彼度此，在晋文亦有不得而不然者也。然齐桓仗义执言，不由诡道，为王事之近，而处晋文之时，用晋文之术，隂权胜而成功，必气习风声为之一变，故孔子以谲而不正评之，而惓惓于管仲之如仁，抑扬予夺之间，圣人之感深矣。晋侯侵曹者，先侵曹也。晋侯伐卫者，侵曹之师还而伐卫也。曹卫皆楚之属，而适有旧憾，是以兵先加之也。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鲁事楚谨，如前所说，亦既明矣。晋人伐卫，卫楚之昏姻，是亦鲁之党也。使公子买将兵戍卫，以拒晋师。既而见晋之盛强，诸侯为之披靡。楚人出师救卫，亦复不能当晋。于是公有惧焉，将叛楚而改事晋矣。晋方仇卫，而我为之戍卫，犯晋之怒，则祸必移于我。乃委罪于公子买而杀之，若曰：「戍卫者，买之为也，非我意也。」以是苟说于晋而纾其祸也。然方是时，鲁犹附楚，未敢明絶楚也。楚来若相诘责：「买以何罪而见杀？」则我为无辞。于是加之以不卒戍之罪而杀之，重失楚意，不得已忍而行此也。不卒戍者，从告楚之辞，书之明，非为畏晋故杀，之所以深讳本情，小杀国耻，而其实则有盖而弥章，掩而愈著者。盖鲁之谋国是者，周章囬惑，不义不仁，使人气尽至此而极。春秋婉曲其文，不胜咨嗟涕洟，伤恻愤懑之至焉。呜呼！谁为为之？东周之治，尚可望于周公之子孙哉！内大夫言刺者，避专杀之文，然刺即是杀矣，不没其实也。
楚人救卫
晋伐卫，欲令楚师必至，而楚亦自不得不至。书救卫，从其实尔，非善之，亦非恶之。晋楚之争，关天下之大势。楚则盛极而将衰，晋乃方兴而未定。春秋内夏外裔，自然录晋之功，恶楚之横。要之，天下无道，征伐出于强侯，以天子之事治之。晋之视楚，不过彼善于此，固非屑屑然论功行赏，按罪定罚。一以为湛湛之雨露，一以为赫赫之霆雷，而谓之见诸行事者也。
译僖公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鲁国朝见。
二十三年，杞子去世，他自己已经称“子”了。到这时，他的继任国君来朝见，仍然以“子”的身份行事，由此可知。
夏天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秋天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这与桓公二年的事情非常相似，杞国刚来朝见不久，讨问罪责的军队随即进入其国。孟子所说的“以大国的身份侍奉小国，是乐于行仁的天子”，果然不是春秋时期的国君所能稍微效仿一二吗？大概不必去问杞国犯了什么罪，而鲁国的不义不仁，自然无法掩盖。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宋成公初年，宋国顺从楚国，是因为力量屈居下风，中原诸侯没有人援助它，不得不屈服。不久，晋文公在西方兴起，宋国于是抛弃楚国而跟随晋国，楚国因此有缗地的包围，还不仅如此。楚国率领四国的军队讨伐宋国，不仅包围城邑，而且包围其国都。楚国一定要得到宋国以称霸中原，而宋国始终不肯屈服，楚国因此走向衰败。等到第二年，晋文公的势力勃然兴起，于是楚国才开始犹豫退去。这是晋楚盛衰交替的关键，春秋记载下来，以显示世道衰败到了极点，倚靠强大的霸主【指晋国】作为依靠，局势就是如此。楚人，君臣同称，虽然因为主持军事的缘故，排在诸侯之上，还是想要略去其国君之名，不让他与盟主同等。四国已经排在楚国之后，写在楚人之下，也是依据当时的事实。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
包围宋国的战役，鲁国也奉行楚国的命令，不敢不到，因为地域稍微偏远，到达稍晚。国史因此隐晦其文说：“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使得好像鲁国本来不参与包围宋国之事，而是自己前往与诸侯结盟。这是为了替国内避讳。其实公与诸侯，是率领军队前往。结盟，是约定与四国共同侍奉楚国而不二心。在宋国，是在宋国都城之外。公前往并与之结盟，一同包围宋国，想要让宋国像我们一样屈服于楚国。宋君正在被围之中，不参与此盟，宋国的包围无法解除是显而易见的。宋国正紧急向晋国求救，知道晋国的救援早晚就到，不肯与楚国讲和。根据经文所记载，好像鲁僖公还强于四国【四国靠近楚国，或许有被胁迫的祸患】，不知道四维不张，鲁僖公的罪恶实际上超过四国。经文隐含显现之间，君子可以考察而知晓。
僖公二十八年春天，晋侯侵犯曹国。
晋文公即位，到现在五年了。内政已经修明，一出兵就图谋称霸中原。讨伐曹国，是他举事的开始。
晋侯讨伐卫国。
宋国正紧急向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用狐偃的计谋，讨伐楚国必定救援的地方，以解除宋国的包围，并招致楚国的军队，与之决战，大败楚军，于是继承齐桓公的功业，中原赖以重新振兴，这大概是天时人事相互符合，用兵的机宜，衡量对方和自己，在晋文公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然而齐桓公仗义执言，不通过诡诈之道，为了王事的近便，而处于晋文公的时代，使用晋文公的手段，阴险权谋胜过而成功，必定风气习俗为之一变，所以孔子以“诡诈而不正”评价他，而深切关怀管仲的仁德，在褒贬取舍之间，圣人的感慨深矣。晋侯侵犯曹国，是先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是侵犯曹国的军队返回后讨伐卫国。曹国和卫国都是楚国的附属，而且恰好有旧怨，所以军队先加于它们。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鲁国侍奉楚国谨慎，如前所说，也已经明白了。晋人讨伐卫国，卫国是楚国的姻亲，这也是鲁国的同党。派公子买率领军队戍守卫国，以抵抗晋军。不久看到晋国的强盛，诸侯为之溃败。楚人出兵救援卫国，也不能抵挡晋军。于是鲁公有所畏惧，打算背叛楚国而改事晋国。晋方正仇视卫国，而我为它戍守，触犯晋国的怒气，那么祸患必定转移到我们身上。于是归罪于公子买而杀了他，好像说：“戍守卫国，是公子买做的，不是我的意思。”以此苟且取悦于晋国而缓解祸患。然而当时，鲁国还依附楚国，不敢明确断绝与楚国的关系。楚人如果来责问：“公子买有什么罪而被杀？”那么我们就无言以对。于是加上没有完成戍守任务的罪名而杀了他，严重失去楚国的欢心，不得已忍心这样做。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是听从告诉楚国的说辞，书写得很明白，不是因为畏惧晋国而杀他，之所以深深讳言本意，稍微掩盖国耻，而实际上却有掩盖却更加明显，掩饰却更加显著的情况。大概鲁国谋划国事的人，犹豫不决，不义不仁，使人气尽至此而极。春秋委婉曲折其文，不胜叹息流泪，伤恻愤懑到了极点。唉！谁造成的呢？东周的治理，还能期望周公的子孙吗？国内大夫说“刺”，是避开专擅杀人的文字，然而刺就是杀，不掩盖其实情。
楚国人救援卫国。
晋国讨伐卫国，想要让楚军必定到来，而楚国也自己不得不来。书写救援卫国，是依据实际情况，不是赞美它，也不是厌恶它。晋楚之争，关乎天下的大势。楚国则是盛极而将衰，晋国乃是方兴而未定。春秋内重华夏外轻夷狄，自然记录晋国的功劳，厌恶楚国的横行。总之，天下无道，征伐出于强大的诸侯，以天子之事治理它。晋国看待楚国，不过是彼善于此，固然不是琐碎地论功行赏，按罪定罚。一个像润泽的雨露，一个像显赫的雷霆，而称之为见诸行事。
既伐卫，乃复围曹。入其国，遂执曹伯，畀宋人，使听其罪也。曹旧役于宋，今而附楚。晋师临之，负固不服，故执以畀宋，欲以怒楚而决战。盖用谲以成功，不得不尔。春秋直书其事，不以文见褒讥。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此见晋文伯功，一战而就也。晋侯自侵曹伐卫以来，深谋秘计，智深勇沈，取决于一战而成攘楚之功。召陵、城濮先后照耀于史，防微管之叹，非为专美，正以晋伯代兴，克嗣青齐之烈，中原受赐，匪云浅小也。然召陵乃深入楚疆，又以不战而屈人；城濮则致师内地，更以隂谋而取胜。以此赫赫之功，较彼堂堂之畧，反为不逮，岂曰过之？盖亦当时之缓急时势使然。英雄举事，每变加厉，圣心用是深加悯叹，而三千之徒所以不道其事者也。楚人者，得臣也，从君臣同辞，例外楚故畧之。陈、蔡从楚，亦不书也。齐、宋、秦以国序，不以将兵尊卑为次，亦畧之也。若书其将，则不得以臣先君，可知也。
楚杀其大夫得臣
书此于城濮一战之后，见楚既防师于晋，又自杀其臣。楚势自是不竞，而晋主夏盟，诸侯不复惧楚也。文与诸杀大夫同，而此不以专杀见义者，僭王之国自杀其臣，罪大者不问其细，岂宜以专杀责之？所谓辞同而意异也。得臣之受诛以否，更非所论矣。
卫侯出奔楚
楚既败，不能庇其所属诸侯，故惧而出奔。亦见晋文之兴，小邦畏威，流离失所，若是甚也。
五月癸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于是诸侯咸服于晋，而从践土之盟也。鲁私事楚，而戍卫之役，旋复撤之，且杀买以悦于晋。至是遂得与防盟。晋方喜于得诸侯，尊王室，伯事有成。凡诸附楚者，不更追其既往，归斯受之。盖亦事势之宜，不得不然也。卫侯出奔，此卫子是叔武摄行君事，来奉伯令，以息祸乱而保国家者，从未成君例，书子，从其所自称，若降爵然也。
陈侯如防
陈亦弃楚从中国也，如防者，诸侯既盟而陈侯至也，见诸侯来服，归斯受之，不以后防为罪也。陈侯既至，当更有盟畧之，不以得盟为重也。凡诸侯叛内即外，不足深贬；其弃外即内，亦不足深褒。惟强是从，惟利是视，孟子所谓“亦运而已”者，人情类然，无足深怪，何美恶之足云乎？《春秋》录之于防，要见一时盛衰离合之大势而已，非有所谓华衮悬于前、萧斧临于后也。
公朝于王所
书公朝于王，所见天子在是，而晋文帅诸侯朝之，以尊天子也。独书公者，鲁史自记其内事，余从可知也。天子在是者，先儒以为下劳晋侯，盖晋侯使人导王出，临践土受朝诸侯，王因以劳师为名，宠命晋文，使受方伯之职。春秋不书者，周史及晋史之事，在于鲁史可得畧之也。王所犹言行在也。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出奔晋。
此后书卫侯元咺，更出更入，详录卫国君臣之迹，见衰乱不道，有如是甚也。诸侯失国则生名，前出奔不名，而此名者，或前偶脱之，不以有罪无罪见义也。卫侯之复，晋文听之，及归而以谗杀叔武，春秋不见其事。似此之类，后人不当以意为说，但据经所录，见时事之梗槩即一卫国君臣，皆恶祸乱相寻，絶可悯叹。抑以见王者不作，伯主为政希防镇抚，敢望小康，为世道之不幸云尔。○元咺奉叔武以守国，不废君命，有功于卫之社稷，不细。以叔武之仁贤而成杀之，成之不可，君卫亦明矣。自非元咺奔愬伯主，叔武之寃何由得白？故元咺之事，自然不可为训，要亦未可厚非。虽圣人之情，亦与人不相逺也。春秋垂世立教之书，原未尝于一人一事屑屑然剖判其曲直，论断其可否，但一以君臣大义裁之，急者在此，则缓者在彼矣。且史笔谨严，唯在据事直书，元咺功罪不相掩，自当听之公论，要无褒贬之文，隐深之义，可容后儒曲说者也。
陈侯欵卒 秋杞伯姬来
公子遂如齐
鲁既服从于晋，践土之防，齐鲁皆在列，故仍与齐通好
译已经讨伐卫国，于是又包围曹国。进入曹国境内，就抓住了曹伯，把他交给宋国人，让宋国审问他的罪行。曹国过去一向服侍宋国，现在却依附楚国。晋军兵临城下，曹国倚仗险固不服从，所以抓住曹伯交给宋国，想要借此激怒楚国从而决战。这大概是运用欺诈手段来取得成功，不得不这样做。《春秋》直接记载这件事，不通过文字来表现褒扬或讥讽。
夏季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国军队、宋国军队、秦国军队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
这显示出晋文公的霸业，通过一战就成就了。晋侯自从侵曹伐卫以来，深谋远虑，智谋深远，勇气沉稳，决定通过一战来成就驱逐楚国的功业。召陵和城濮这两次战役先后照耀史册，防止管仲的感叹，并不是为了独占美名，而是因为晋国的霸业相继兴起，能够继承齐国的功烈，中原地区因此受益，绝非浅薄微小。然而召陵之战是深入楚国疆域，又通过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城濮之战则是把敌人引到内地，更通过阴谋而取胜。用这显赫的功业，与那堂堂正正的谋略相比，反而显得不及，怎么能说超过呢？大概也是当时局势的缓急使然。英雄行事，往往随着情况变化而更加严厉，圣人的心意因此深深怜悯感叹，而孔子三千弟子所以不详细记载这件事的原因也在于此。楚人，指的是得臣，因为君臣同辞，例外地省略了楚国的国名。陈国、蔡国跟随楚国，也没有记载。齐、宋、秦按国家顺序排列，不按将领兵力的尊卑为次序，也是省略了。如果记载他们的将领，就不能让臣子排在国君前面，这是可以知道的。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
在城濮一战之后记载这件事，显示出楚国既在晋国面前战败，又自己杀死了大臣。楚国势力从此不再强盛，而晋国主持中原盟会，诸侯不再害怕楚国了。这与其它记载“杀大夫”的条目相同，但这不因为专杀而体现大义，是因为僭越称王的国家自己杀大臣，罪行重大就不追究细节，难道应该用专杀来责备它吗？这就是所谓文辞相同而意思不同。得臣是否应当被诛杀，更不是这里讨论的了。
卫侯出逃到楚国
楚国已经战败，不能庇护它所隶属的诸侯，所以害怕而出逃。这也显示出晋文公的兴起，小国畏惧威势，流离失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五月癸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
于是诸侯都服属于晋国，而参加了践土的盟会。鲁国私下侍奉楚国，而在戍守卫国的役事上，随即又撤回了，并且杀了买来取悦晋国。到这时才得以参与盟会。晋国正高兴于得到诸侯拥戴，尊崇王室，霸业有成。凡是那些依附楚国的，不再追究他们过去的行为，归顺就接受他们。这也是事势所宜，不得不这样。卫侯出逃，这里的卫子是叔武代理国君事务，来奉行霸主命令，以平息祸乱而保全国家的人，按照未正式成为国君的例子，记载为“子”，顺从他自称的身份，就像降低爵位一样。
陈侯来到践土
陈国也抛弃楚国而追随中原国家，来到践土，是因为诸侯已经结盟而陈侯才到，显示出诸侯前来归服，归顺就接受他们，不因为后来才到而怪罪。陈侯既然到了，应当还有盟约的仪式，不因为得到盟约而看重。凡是诸侯背叛内部而投靠外部，不值得深深贬低；他们抛弃外部而投靠内部，也不值得深深褒扬。只跟随强者，只看利益，孟子所说的“不过是运转罢了”，人情大概如此，不值得奇怪，有什么美丑可言呢？《春秋》在践土记载这件事，主要是显示当时盛衰离合的大势而已，并不是有所谓的褒奖在前、惩罚在后。
鲁公朝见天子所在的地方
记载鲁公朝见天子，是因为天子在这里，而晋文公率领诸侯朝见他，以尊崇天子。单独记载鲁公，是因为鲁国史官自己记录国内事务，其余的可以推知。天子在这里，先儒认为是天子慰劳晋侯，大概是晋侯派人引导天子出来，在践土接受诸侯朝见，天子就以慰劳军队为名，宠信晋文公，让他接受方伯的职务。《春秋》不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周史和晋史的事，在鲁史中可以省略。王所，就是说天子所在的地方。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此后记载卫侯和元咺，更出更入，详细记录卫国君臣的行迹，显示出衰乱不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诸侯失去国家就记载名字，之前出逃不记载名字，而这里记载名字，可能是之前偶然遗漏，不以有罪无罪来体现大义。卫侯的回归，晋文公听从了，等到回国后因为谗言杀了叔武，《春秋》没有记载这件事。像这类事情，后人不应该凭主观臆断来解说，只根据经文所记载的，看到时事的梗概，即使是卫国君臣，都厌恶祸乱相继，实在令人怜悯感叹。这也显示出王者不兴起，霸主执政希望防范镇抚，敢期望小康，是世道的不幸啊。元咺奉叔武守卫国家，不废弃君命，对卫国社稷有功，不细微。因为叔武仁贤而杀了他，成之不可，君卫也明显了。如果不是元咺出逃向霸主申诉，叔武的冤屈怎么能昭雪？所以元咺的事，自然不能作为典范，但也未可厚非。虽然圣人的情感，也与普通人相差不远。《春秋》是垂世立教的书籍，原本不曾对一人一事琐碎地剖判其曲直，论断其可否，只以君臣大义来裁决，紧急的在这里，那么缓急的在那里了。而且史笔严谨，只在于据事直书，元咺的功罪不相掩盖，自然应当听任公论，没有褒贬的文字，隐深的含义，可以容许后儒曲解。
陈侯欵去世。秋季，杞伯姬到来。
公子遂前往齐国
鲁国既然服属于晋国，践土的盟会，齐鲁都在列，所以仍然与齐国通好。
，使上卿聘齐。
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谷无齐侯】
译派遣上卿出使齐国。
冬季，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温地没有齐侯】
左氏以为晋文召王，王至于温，乃复合诸侯而朝之。诸侯有不服从者，假王灵以讨之，所以为伯者之事也。
天王狩于河阳【谷作守】壬申，公朝于王所【谷作于】
诸侯朝王于京师，王廵狩则朝于方岳之下，此平世之事，礼之常也。王室凌替，诸侯莫朝，有伯者出，尊天子以令诸侯，权时势之宜。风天子出，受朝于近畿之地，欲令天子稍尊，而其实天下之大柄尽出于伯主之手。天子虽欲自行其意，亦不可得，此盖不问而知其为衰世之事矣。书「天王狩于河阳」，尊天子也。天子自有常尊，无假于人之尊之，今而失其尊矣。所以尊之之文不可不慎也。慎所以尊之之文，而其实有不可得而掩者，伤天子之失其尊可知也。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温在河阳，河阳即防诸侯之地也【谓外诸侯】必更言河阳者，狩即廵狩之狩，所省廵地，天子廵狩当以五方之一为率。若但言狩于温，则狭小已甚，故以河阳言之，亦犹书所谓「东廵狩」「朔廵狩」之意也。天王出居于郑，明诸侯当以勤王为急。天王狩于河阳，见诸侯当知天威咫尺，合有惴惴祸适之惧焉。公朝于王所，举内以见外，鳯皇所集，百鸟从之，此之谓也。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卫侯为元咺所讼，卫侯辞屈，故晋人执之，而归之于京师。明诛伐之权在天子也。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元咺辞直，晋人知其无罪，使复归于卫也。凡此皆录其事实而已，非有所谓讥贬之文、诛絶之义也。
诸侯遂围许
防温之诸侯既朝王，遂围许也。许偪于楚，不敢背之以取祸，故践土、河阳之防，许皆不至。楚旧所得中国诸侯，今独有一许尔。合十国之师，围其国都，而不得取成者，许之恃楚深也。书围许，以了晋文攘楚之事，见伯主威力莫强，晋文犹不能下一许，是楚虽衰未衰，南北交争之势在于目前。苟得宁熄而已，王道之盛，无思不服，非可庶几也。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执曹伯畀宋人，襄失国矣。今而复归于曹者，晋文假天子命，赦其罪而归之也。曹伯既归国，遂从诸侯围许，见小国奉伯令谨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公至自围许。
书介葛卢与郳黎来，同卑贱之，之辞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礼，以逺人来，故书之。○以围许至，从史防之文，无用曲为之说。
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作狄】泉【公谷有公字】
据左氏内防者，公也，王人王子虎也，晋人以下皆其国之卿也，蔡人无名，亦卿可知也【非蔡人独微▯者，或失其人耳】王子虎，周之贵臣，而下盟列国大夫，春秋不欲别白书之，以彰违礼害教之失，故槩而书人，所以为讳，而其实亦自见也。若其所以为此盟者，践土、河阳一盟，诸侯再致天子翊戴之事，既有成绪，讨许不共逾时未服，至此春诸侯才各散归，而图宁王室，威服中外之事未竟厥功，共相戮力以用绸缪，固其势有不得而止者，此王人所以相从于坛坫，而列国应晋文之命，或君或卿，不以为嫌者也。独鲁君自至，或传有误，亦未可知。要之当日之情，以绸缪计虑相约结为急务，而故典旧章视为可轻陵替之迹，不复避之，此自是衰世之本情，非有大恶，春秋录之，足以见其大都而已，何有雍容坐论微文刺讥，而以为春秋之教者也。○非晋文故欲自尊大，藐王官可知，浸寻至此，不觉已然，学者当心知其意，不可希附声影雷同，苟为之说。
春秋阙如编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如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如编卷六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书「狄侵齐」者，齐、晋同盟国也。见晋文伯烈，虽盛，不能使中国无夷狄之患。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卫侯郑归于卫。卫侯之出奔楚也，元咺奉叔武居守。践土之防，叔武以卫子列盟，安定其国，以待卫侯。闻卫侯得归，喜而出迎。叔武之贤，加于人一等
译左氏认为，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天子到达温地，于是晋文公会合诸侯朝见天子。对于不服从的诸侯，借天子的威灵去讨伐他们，这是霸主所做的事。
“天王在河阳巡狩”（《谷梁传》作“守”），“壬申这天，鲁公在王所朝见”（《谷梁传》作“于”）。
诸侯在京城朝见天子，天子巡狩则诸侯在四方山岳之下朝见，这是太平盛世的事情，是礼制的常规。王室衰微，诸侯不再朝见，有霸主出现，尊崇天子以号令诸侯，这是权衡时势的适宜做法。让天子出行，在近畿之地接受朝见，是想让天子稍微恢复尊严，但实际上天下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霸主手中。天子即使想自行其是，也不可能做到，这大概不用问就知道是衰世的事情。史书称“天王在河阳巡狩”，是为了尊崇天子。天子自有常规的尊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尊崇，如今却失去了尊严。所以尊崇天子的文字不能不慎重。慎重尊崇天子的文字，而实际上有无法掩盖的事实，由此可知哀伤天子失去了尊严。然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是逐渐形成的，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写作的原因。温地在河阳，河阳就是防备诸侯的地方（指外诸侯）。必定还要说河阳，是因为“狩”就是巡狩的“狩”，省略了巡行的地域，天子巡狩应当以五方之一为准则。如果只说在温地巡狩，那就太狭小了，所以用河阳来说，也如同《尚书》所说的“东巡狩”、“朔巡狩”的意思。天王出居在郑国，表明诸侯应当以勤王为急务。天王在河阳巡狩，表明诸侯应当知道天威近在咫尺，应该有惶恐害怕灾祸降临的畏惧之心。鲁公在王所朝见，是以内部来显示外部，凤凰所聚集的地方，百鸟跟随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押解到京城。
卫侯被元咺控告，卫侯理屈，所以晋国人拘捕他，把他押解到京城。这表明诛伐的权力在于天子。
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
元咺理直，晋国人知道他没有罪，让他返回卫国。凡是这些，都是记录事实而已，没有什么讥讽贬斥的文字、诛绝的道义。
诸侯于是围攻许国。
在温地防备的诸侯朝见天子后，于是围攻许国。许国迫近楚国，不敢背叛楚国而招致祸患，所以践土、河阳的盟会，许国都没有参加。楚国以前所得到的中原诸侯，现在只剩下许国一个了。联合十国的军队，围攻它的国都，而不能达成和解，是因为许国倚仗楚国很深。史书记载围攻许国，以了结晋文公排斥楚国的事，表明霸主的威力没有比这更强的，晋文公还不能使许国屈服，这说明楚国虽然衰微但并未完全衰败，南北交争的形势就在眼前。如果能求得安宁就满足了，王道昌盛，没有谁不服从，不是可以期望的。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会合诸侯围攻许国。
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曹伯襄失去了国家。现在返回曹国，是晋文公借天子的命令，赦免他的罪过让他回国。曹伯回国后，于是跟随诸侯围攻许国，表明小国奉行霸主的命令很谨慎。
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鲁公从围攻许国回来。
记载介葛卢和郳黎来，同样用卑贱的言辞，不说“朝”，是因为他们不能行朝见之礼，以远方人来，所以记载。○因为从围攻许国回来，跟随史官记载的文体，没有必要曲意解说。
夏天六月，会合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公羊传》作“狄”，《公羊传》《谷梁传》有“公”字）。
根据《左传》，内部会合的是鲁公，王人是王子虎，晋人以下都是他们国家的卿，蔡人没有名字，也可以知道是卿（不是蔡人特别卑微，而是或许丢失了人名）。王子虎是周朝的贵臣，却与列国大夫一起结盟，《春秋》不想分别明确地记载，以彰显违背礼制、损害教化的过失，所以一概称“人”，这是为了避讳，而实际情况也自然显现。至于之所以举行这次盟会，践土、河阳一次盟会，诸侯再次促成天子翊戴的事情，已经有了成效，讨伐许国不共戴天的罪行，不久未服，到这时春天诸侯才各自散去，而图谋安定王室、威服中外的大事没有完成，共同戮力以加强联络，巩固形势，有不得不停止的时候，这就是王人之所以跟随在坛坫，而列国响应晋文公的命令，有的君主有的卿，不以为嫌的原因。只有鲁君亲自到来，或许传闻有误，也未可知。总之，当时的情形，以加强联络、谋划相约结为急务，而把故典旧章视为可以轻视、衰微的痕迹，不再避讳，这自然是衰世的本来情况，没有大恶，《春秋》记载它，足以看出其大概而已，哪里有雍容坐论、细微文字刺讥，而认为是《春秋》的教化的。○不是晋文公故意想要自尊自大，藐视王官，可以知道，逐渐发展到这样，不知不觉已经如此，学者应当心知其意，不可附会声影、随声附和，苟且为之解说。
春秋阙如编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如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如编卷六
金山焦袁熹撰
僖公【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记载“狄侵齐”，是因为齐、晋是同盟国。表明晋文公霸业虽然兴盛，也不能使中国没有夷狄的祸患。
秋天，卫国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卫侯郑返回卫国。卫侯出奔楚国时，元咺奉叔武留守。践土的盟会，叔武以卫子身份列盟，安定国家，等待卫侯。听说卫侯得以回国，欢喜而出迎。叔武的贤德，超过常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