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如编卷六

译而元咺也有功于国家。卫侯复国后，猜忌叔武，致使叔武死于前驱之手。推究情由、判定罪责，说实际上是卫侯杀了叔武，是可以的。元咺于是向晋国控诉。晋人不认为卫侯有理，案件审定后，将卫侯押解回周王室。《周礼》说：“杀害自己亲属的，就依法惩处。”卫侯确实应当受此惩处。元咺返回卫国，拥立公子瑕并辅佐他。这是因为国家不能没有君主，而公子瑕的即位是出于晋人的命令，也如同叔武代理国君事务一样，并非其他篡位者可比。等到卫侯被赦免，再次得以回国，形势不允许两人并存，于是卫侯杀了元咺和公子瑕后才进入国都。可见卫侯的无道，竟到了如此地步。当时的周天子、晋侯实际上失于刑罚，本是衰世苟且的政治。身为卫侯，也侥幸免受了周官法律的制裁。元咺忠于所事，来不及顾惜名义，为之奔走呼号，以洗雪冤屈。这大概是激于愤慨的诚心，才有这种倒行逆施的举动。他的行为不足以作为典范，但他的内心确实没有别的企图。仁人君子，如果以商汤、周武王的心为心，本来会赞许他的行为，但绝不能公然告诉天下人说“元咺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君臣之间的大防不可一旦决口而溃败。《春秋》以道义来正名分，所重视的是上下尊卑的名分，所轻视的是是非曲直的情理。应当借元咺之事向大众示众，而不必特意开一面之网，这就是笔削的义理。虽然如此，从义理上论说是这样的。但从书法上探求，元咺之所以是元咺，并没有显示出他是被诛还是被赦，像法官断案那样。大概是根据事实直书，以深刻揭示世道的变迁，这就是《春秋》罢了，难道会琐碎地针对一人一事来论断，时而诛之时而赦之吗？记载“弑其君，及其大夫”，这是以下犯上的事；记载“杀其大夫及公子瑕【及，是以杀元咺为主】”，这是以上杀下的事，都是王法所不宽恕的，是至公大义所在。孟子说：“舜怎么能禁止呢？这是有所接受的。舜不能禁止。孔子又能在其中随意行事吗？”卫侯出逃时不称其名，回国后称其名，这是史官的体例，有略写有详写。依照失国的体例称其名，并非褒贬所在。

译晋国人和秦国人包围了郑国。

在翟泉结盟时，郑国人没有前来，由此可知郑国怀有二心。齐国和晋国称霸天下，没有不把得到郑国视为重中之重的，然而刚刚臣服随即又背叛的，正是郑国。郑国地处南北之间，对两国都有利且能共同存在，这是由它的形势决定的。

介国人入侵萧国。

介国前年两次来到鲁国，至此便入侵萧国。介国大概是东夷的小国，服从于鲁国，借此来损害邻国，就像所说的狐假虎威一样，介国人就近似于此了。如果不是介国两次来到鲁国，那么介国入侵萧国，不过是极其微小的事情，为什么要记载在鲁国的史书里呢？

冬天，周天子派遣宰周公来聘问。

唉！天下政治清明时，天子居于尊位，接受诸侯的朝见和聘问，没有人敢迟到。天子派遣使者慰问诸侯，以显示恩宠，所谓安抚诸侯，那么天下人就畏惧他，这是盛世的事情。自从西周衰微以来，天子走下殿堂去会见诸侯，逐渐衰落以至于东迁以后，朝见和聘问的礼仪废弃残缺而不加修习，王者的踪迹熄灭而《大雅》《小雅》失传。诸侯中强大的，把王室看作一般的诸侯国，天子不能自强以成就其尊贵，而诸侯也不知道该如何尊敬他，只是因为名号还在，不改旧制，共同承奉说“这就是天子罢了”。自从齐桓公、晋文公兴起，才开始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但实际上是霸主执政，礼乐征伐的大权一旦失去，便不可再恢复。这不仅仅是五霸的罪过，也是周王室衰微的形势造成的。如果不是文王、武王、成王、宣王那样的君主，周公、召公那样的臣子，本来就不能有所振作而挽回局面。《春秋》的创作，借鲁国的史书来寄托王法，正是为了彰显其衰乱的迹象，这是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到处都是如此，不能专门归咎于一个人，专门归罪于一件事，就认为拨乱反正的道理就在这里。所谓端正根本，万事就会条理清晰，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三年就能成功，我为东周而感叹，难道只是徒然吗？这是圣人志向未能达到的事情，而不是管中窥豹、用瓢量海那样浅陋的见识所能企及的。议论的人却在一人一事之间，急切地用礼义来约束，说“某人应当被杀”，“某人应当被诛”，无论大小，没有一个能逃脱的。不端正根本而治理末节，即使真的杀了、诛了，也毫无益处，何况是用笔舌代替斧钺呢？这只是徒然显得苛刻急躁，反而显得粗疏，失去了圣人删削史书的大旨。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王室臣子下聘鲁国的很多，像宰咺、宰渠伯纠，都不是太宰三公。到了这里派遣“宰周公”，是因为襄王因狄人的灾难流亡在外，晋文公接纳了他，才恢复回到旧都居住，又再次会合诸侯，让天子接受他们的朝见，以成就共主的尊贵，所以这时王室下交诸侯的礼仪一天比一天隆重。凡是以此防备派遣使者有变化于前三公的尊贵，奉命而出，大概是因为晋文公的缘故，施及于鲁国，至于齐国、宋国，也可以推知了。襄王君臣之所以这样，并不是他们本来就想自我降低以损害自己的威灵，也是因为衰微的形势长期积累逐渐形成，小心谨慎地支撑勉励，奔走往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仅仅能做到这样而已。从当时来看，诸侯看待天子不过像兄弟一样，对于“宰周公”有什么呢？诸侯既然与天子地位相当，那么“宰周公”也就与诸侯的臣子平级了。《春秋》以道义名分记载说：“天王派遣宰周公来聘问”，那么宰周公的尊贵不可以再增加了，而他竟然下聘于我国，这能不说是非常的事情吗？宰周公的尊贵不可以再增加，那么天子的尊贵也可以知道了。这是《春秋》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的防范，而孟子所说的“其义则窃取之者”，本来就不只是像旧史书所记载的意思那样。至于议论宰周公的罪过，想要加以诛戮，那么派遣使者的天王，也难免受罚，这就不是我愿意听到的了。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又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报答宰周公的聘问，用上卿来对应天子的宰官。自僖公以前，鲁国臣子聘问京师，不在经文中出现，大概是因为常事不值得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公子遂前往晋国，不想掩盖事实，显示鲁国对待霸主与对待天朝相同。鲁僖公命令公子遂聘问周王室，顺便让他聘问晋国，一位卿承担两件事，并不是公子遂自作主张前往晋国而称之为“遂”。这与“祭公来，于是迎王后于纪”的情况相同。

三十有一年，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公子遂前往晋国。

晋侯拘捕曹伯，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鲁国于是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不说从曹国夺取，因为这本是鲁国的旧物。从曹国夺取，实际上是接受自晋国。所以公子遂再次前往晋国，拜谢曹国的田地。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举行三望之祭。

郊祀和禘祭不是诸侯所能举行的。鲁国因为是周公的后裔，受命于周，得以举行郊祀。自隐公以来，举行此礼而没有违背常规的，都不记载。这次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因此不举行郊祀，免除牺牲而只举行望祭，因为这与往年不同所以记载。至于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礼制，《春秋》未曾议论。大概不议论的议论，正是为了体现严谨的体例。占卜，是占卜郊祀的日期。不吉，是指龟兆不吉。不吉，就不敢举行郊祀，而免除郊祀用的牺牲，不再使用。郊祀必定伴随望祭，现在既然不举行郊祀了，如果不说仍然举行三望，就好像一切废除了，所以必须说仍然举行三望。并不是仅仅为了讥讽三望而设置这段文字。天地神祇的事情，是君主应当严肃恭敬的，《春秋》重视它，所以言辞繁复而不简略，不同于其他文字。学者应当用心体会。四次占卜，是专门

译占卜郊祀，并不是因为连续举行望祭而占卜的缘故。不举行郊祀，仍然要进行三望之祭。

译秋季七月。冬季，杞国伯姬前来鲁国为儿子求娶媳妇。

此前伯姬前来朝见，如今她的儿子又再次前来求娶媳妇，这都是由伯姬做主决定的。这是因为伯姬对鲁国女子有恩惠且关系亲近，借此机会将自己托付给鲁国。这是小国的实情，踪迹接近于牝鸡司晨，道义上伤害了越过门槛的礼节，事情违背了旧有的典章，但在当时，不足以深深责备。《春秋》因为伯姬前来而记录此事，附带显现当时的情势罢了。记载“求”字，就说明鲁君答应了，因此迎娶归来的文字，可以不详细记载【说明《春秋》所删削的旧史文字很多】。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谷梁传》作“于”】。

记载此事，是让人看到戎狄屡次危害中原各国，大的几乎导致国家灭亡【卫懿公就是如此】，小的也不免流离迁徙。卫成公如果躲避狄人的灾难，谋求保存社稷，不在被讥讽之列，也没有值得赞美之处。记录卫国自行迁都的事情，彼强此弱，自然可以看见罢了。

三十有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姬卒【《公羊传》作“接”】。卫国人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侵犯狄人，是为了报复狄人包围卫国。同狄人结盟，是为了讲和。同狄人结盟，是指在狄人的土地上结盟。狄人不称“人”，是极其简略的说法。双方都不提及结盟的人，都是简略的措辞。卫国与狄人相互争斗的事情，通过这次结盟而稍微安定。

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三十有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攻入滑国。

秦国打算偷袭郑国，没有成功，于是攻入滑国后返回。记载此事，是为了给晋国击败秦军做铺垫。

齐侯派遣国归父前来聘问。

齐国前来聘问，鲁国借此修复友好关系。鲁国于是前往齐国，朝见齐侯。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公羊传》没有“师”字】。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秦军出动，并不是为了讨伐晋国。晋国在半路拦截并攻击他们，覆灭了他们的军队，擒获了他们的统帅，功劳虽然伟大，但志向也僭越了。晋文公使用诡计击败楚军，晋襄公刚刚即位，凭借权谋来成就大事，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所谓的父亲报仇，儿子进行劫掠。秦国与晋国兵争的祸患，从此结下，君子对此保持谨慎。如果论辩是非曲直，那么这都是欺诈与武力相互图谋的事情，没有是非曲直可言。圣人不暇论断的事情，不可以用书法来探求圣人予夺的意图。在记载殽地之战后紧接着记载安葬晋文公，那么晋襄公解除丧服出兵作战，其实质也就自然显现了。

狄人侵犯齐国。鲁君讨伐邾国，夺取訾娄【《公羊传》作“取丛”，《谷梁传》作“娄”】。

狄人趁着晋国防备而侵犯齐国、鲁国，鲁国也趁着这个机会讨伐邾国并夺取其城邑。事实已经具备，情志显然可见。乱世的踪迹，前后遵循同一轨迹。通观二百四十年的记载，就可以看见了。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公羊传》作“率”】。

已经夺取了邾国的城邑，却又再次讨伐它，为什么呢？书上说：“不要虐待孤弱，而要敬畏高明。”《大雅》说：“柔软的不吞食，刚强的不吐出。”鲁国作为鲁国，却相反，难怪它忙碌地充当霸主的差役，却担心不得当。君主平庸，臣子低劣，国势日益衰微，而无法挽回。

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人。

记载殽地和箕地这两次战役，显示晋国兵力强大，智谋充足，始终不失霸主地位。

冬季十月，鲁君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君从齐国返回。

到达本国本来有记载有不记载的，像这样从齐国返回，不可以不记载，因为下面有鲁君去世的事情，显示他返回国家后才去世。

乙巳日，鲁君在小寝去世。

就在安适的地方，不在正寝终老，算是小恶，如实记载，没有避讳的必要。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公羊传》作“霣”】。

秋冬季节摧残万物，是天道的常理。应当摧残却没有摧残，圣人认为这都是人事的过失。所以时令物候有异于常，就记载下来以示警戒。降霜不能冻死草木，并不是没有霜【与记载“无冰”不同】，而是霜薄没有威势。李树和梅树都结果，不仅仅是开花而已。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自从晋文公称霸，率领诸侯包围许国，许国仍然跟随楚国，无法使其屈服而罢休。晋襄公继承晋文公的基业，在击败秦国后，狄人的兵威强盛，于是率领陈国、郑国讨伐许国，讨伐其负隅顽抗的罪过。

文公

名兴，是僖公的儿子，在位共十八年。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君即位。

过了年，改换年号，即位一定要在岁首举行。虽然先君尚未安葬，但因为过了年，所以可以称公。继承正统而记载“公即位”，于是开始国史按照当时的行事来记载。不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来体现义理。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公羊传》有“朔”字】。

周天子派遣叔服前来监护安葬。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派遣大夫监护安葬，显示天子有恩惠和礼节。在周史中记载，则说“安葬鲁僖公，派遣叔服”。在二月，是因为鲁国人报告安葬日期，本应当在四月之前，随后等待，所以天子先于安葬派遣使者。

周天子派遣毛伯前来赐给鲁君命令。

派遣叔服监护安葬，恩惠加在先君身上；派遣毛伯赐命，礼节隆盛于嗣君身上。《春秋》记录此事，显示王室衰微，仍然想要安抚诸侯，曲折地施加恩惠和礼节，在于臣子。如果作为报答，诸侯不前往接受命令，赐命的过失在于下面。如果因此反过来讥讽周天子，并归罪于衔命之人，恐怕不是《春秋》的本意吧。衰败的时代，变礼的开端，由来已久，想要在一节一事之间纠正并挽救它，哪有成功的呢？○赐命，是命令他继承世代为侯。就像说：“让你继承父亲的功业，辅佐王室，长久作为东方的屏障，像僖公那样美好。”○不是大正而是小正。

晋侯讨伐卫国。

文公

译当时，只有卫国不朝见晋国。到了这时，晋襄公讨伐卫国，并向诸侯通告伐卫之事。国史记载了这件事，详尽地展现了晋襄公继承霸主地位的踪迹罢了。

译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因为上面有赐予命服的记载，所以记载内臣前往京师。这是为了表明他是去接受赐命，这种行为不同于平常事务，因此不按照常规例例来书写。

卫国军队讨伐晋国。

晋国主持中原事务，鲁国确实尊崇侍奉它。卫国竟然对晋国用兵，鲁国史官记载此事，自然是采取亲晋的措辞，省略了卫国的将领而称“人”。这并不是褒扬晋国而贬低卫国。晋国虽然值得褒扬，但不以书写爵位来表示褒扬；卫国虽然值得贬低，但不以称“人”来表示贬低。不值得褒扬的也书写爵位，不值得贬低的也称“人”。这是其中的原因。用这个道理来探求《春秋》的宗旨，大概就不会有胶柱鼓瑟那样的失误了吧？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防备晋侯。

戚是卫国的土地，晋侯讨伐卫国并夺取了它的土地。到了这时，划定戚地的田界，公孙敖前往防备，以此向霸主表示亲近。本国大夫前往防备霸主，从此开始。世袭卿大夫专权擅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冬天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害了他的君主頵【《公羊传》《谷梁传》作髠】。

楚国虽然是蛮夷，但君臣父子的伦理是一样的。作为世子却杀害君主父亲，这是天下的大变，到了这里达到了极点。听说别国有这样的事，感到恐惧而记载下来，并非出于本意。頵虽然有僭越称王、扰乱中原的罪恶，但不像后世的安禄山等人，所以记载“杀害他的君主”，这与禽兽互相吞噬不同。

公孙敖前往齐国。

既然防备了晋侯，又出使齐国，这是鲁国对大国的勤勉，侍奉大国就是这样。

二年春天，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国军队在彭衙交战，秦国军队大败。秦穆公因为殽之战的失败，发兵讨伐晋国，晋襄公抵御他，秦国军队又失败了。记载“晋及”，是按照主方和客方的文体。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好一些罢了。说有好一些的，那么双方都不好的情况本来就多，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

制作木主以便神灵依附，平常事情不记载，因为迟缓所以记载。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处父结盟【或许是处父前来讨伐，而鲁公与他结盟】。

本国君主受辱的事情，国史记载时，常常有所避讳，以成就其尊贵。总之不掩盖事实，比如记载“与晋处父盟”，“及”字指的是鲁公；省略的是，使得看起来像是本国地位低微的人，不出现君主的名号，那么“及”字就是指鲁公，其实仍然没有掩盖事实。结盟在晋国都城，由此可知鲁公前往晋国。鲁公前往齐国，从未避讳；前往晋国，为何独独避讳？正是因为晋国人前来讨伐，不得已而去朝见，卑屈已经太过分，所以史官的记载残缺而不完整。凡是这些都不是鲁国史书的全文，或许出自圣人的删改，现在都不可考证了。

夏天六月，公孙敖在垂陇防备宋公、陈侯、郑伯、晋国士縠结盟。晋襄公不亲自前往防备，而是派遣大夫主持诸侯的盟会。所谓礼乐征伐由大夫决定，不是在晋国国势衰落的时候，而是在其正兴盛的日子。晋国最终分裂而卿大夫的家变成国家，其端倪已经在晋文公、晋襄公的时代显露出来了。士縠主持这次盟会，而排序在最后，是因为大夫不可以排在诸侯前面。○左氏认为讨伐卫国的人或许得到了土地。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天七月。

僖公二年、三年连续记载不降雨，得到降雨就记载降雨，这里改变了例例，简略文字从不降雨的月份数起，直到得到降雨的前一个月为止，以显示干旱时间之长。后来凡是遇到长期不降雨的，都按照这个例例记载。长期不降雨，只是一种情况。至于君主是否忧虑百姓，即使像传注家所说的那样，也不能用这个例例来推求。

八月丁卯日，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

大事，就是吉禘祭。祭祀没有比禘祭更大的，所以有时说禘，有时说大事，其实是一样的。没有经过大祥祭就举行吉祭，把新神主放入宗庙，都是当时失礼的事情。至于把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扰乱了世次，那就更加严重了。僖公虽然年长，但实际上是继承闵公做君主，怎么能提升他？鲁国人因为僖公贤明圣哲，为他作颂歌，多有夸耀赞美之词。到了这里就确定了这个制度。文公私下亲近所宠爱的人，不知道所谓祭祀要合乎礼制，不违背就是孝道。如果明朝尊崇兴献帝，难道不是千古一致的准则吗？而张桂等人挟持邪说以迎合君主，比起夏父弗忌之流，他们的罪行又何止加重一等呢？

冬天，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秦国。

晋国率领三国讨伐秦国，以报复彭衙之战。这是晋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并没有忧虑中原、匡正天下的大志。鲁国史官记载此事，自然可以简略，不询问将领是谁就罢了【明白这不是尊崇秦国】。

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

鲁国娶元妃，之所以一定要娶齐国的姜姓女子，是想作为依靠的计策，以苟且安定宗庙社稷。因此僖公的丧期未满，就急切地谋划婚姻，年岁有待，而六礼先行。凡是襄仲为文公谋划的，就是这样罢了。至于怀着婚姻之念而忘记悲痛，那就不是文公的本意了。正因为如此，鲁国君臣的不肖，就更加明显而无法掩盖了。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叔孙得臣在伐沈时防备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沈国溃败。

沈国也是姬姓诸侯，却依附于楚国，所以晋国率领各国军队讨伐它。这与齐桓公侵蔡的军队相似，但远远不如，诸侯不亲自行动，志向只在于得到一个沈国，沈国溃败，没有听说进军南方，追究商臣的罪责。他们对晋国的畏惧较少，也可以知道了。晋襄公的霸业不毁，也已经衰落了。《春秋》记载此事，不得不简略。

夏天五月，王子虎去世。

以同盟的礼仪来报丧，鲁国派人吊唁，所以记载“王臣”。

译“将政令交予诸侯”，这也是世道变迁中可以考证知晓的。其他的王室臣子虽然也前往，但史书没有完备地记载，这大概是因为所关联的事务重大才予以记录，这就是所谓的秉持重任以坚守正道。

译秦国人攻打晋国

这是秦穆公渡河焚舟的那支军队，在殽山掩埋尸体后返回，从而称霸西戎。史书称“秦人”，是因为当时中原的形势以晋国为主导，而足以威胁晋国的，就是秦国。秦国屡次使晋国受害，那么祸害就在中原。所以晋襄公虽然隐忍，秦穆公虽然贤明，但《春秋》的笔法常常亲近晋国而疏远秦国，不琐碎地争论军事上的对错。对错之事是小事。秦国攻打晋国，即使是其国君亲自出征，也只称“人”。这是顺着晋人的情感来叙述，如同说：“那秦国人，又用武力加害我们了。”秦人就是秦伯。这是史法的适宜之处，圣人不在其中掺杂私意。这也显示出强大的军事争夺，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尤其残酷。圣王不兴起，私欲正炽盛而未止息，真是令人怜悯悲伤到了极点。

秋天，楚国人围攻江国

晋国称霸时，西边对抗秦国，南边抵御楚国。晋国正尽全力谋划对付秦国并排斥楚国，对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认为这是中原的祸患。史书称“楚人围攻江国”，彰显楚国商臣淫威肆虐、欺凌中原各国，盟国担心被覆灭。晋国不能给予楚国一次重创从而安定和抵御它，其声威从此将更加衰落。

宋国降下蝗虫

蝗虫飞行遮蔽天空，忽然从上面坠落下来，死去的数量多得像雨一样。宋国因为这不是灾害来报告，所以史书记载它。蝗虫从四方而来，那么遭受其害的本来就有了。记载“降下……”，表明这时多有灾异的征兆，天道与人事相互感召。记载一种异象，大概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鲁国依靠盟主来安定，所以再次朝见晋国。晋国因为鲁国对大国有礼，所以与之结盟，以结好。记载“公及”，是顺着鲁国的辞令。

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公羊传》《谷梁传》没有“以”字】

楚国应当被讨伐已经很久了。商臣的罪恶，又不止于僭越称王、扰乱中原而已。像齐桓公召陵之战，联合八国军队侵犯蔡国，进而攻打楚国，那是志在攻打楚国。晋襄公在这个时候不能实行齐桓公那样的事，只是因为江国服从晋国，而楚国人围攻它。江国来告急，不得不救，因此任命将领攻打楚国，以解除其围困，这是志在救援江国而已。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难道不是攻打楚国吗？如果不把救援江国的文字附在攻打楚国的下面，就看不出晋国人用兵的实情，而把阳处父这一支军队当作讨伐逆贼、问罪的行为，中原诸侯为什么都不跟随呢？这是《春秋》辨别嫌疑、阐明细微之处，其文字有不得不完备的地方。如果只记载救援江国而不说攻打楚国，就好像军队到达江国，没有涉足楚国土地，这又不是事实，所以记载完备的文字。

四年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夏天，从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各家的说法各异，不知道听从哪个，存疑即可。○婚礼不完备，所以记载的辞令从简。

狄人侵犯齐国。秋天，楚国人灭掉江国

齐桓公称霸时，江国、黄国仰慕道义，来归附中原，盟国黄国随即被楚国灭掉，桓公不能救援，君子以此为病。江国自从齐桓公之后，大概又侍奉楚国，与楚国通婚【有江芊】。等到晋国兴盛，江国仍然服从中原，与秦穆公结为同盟。楚国人围攻江国，日子也很久了，而晋国最终不能庇护它，致使它灭亡，成为黄国的后续。由此可知晋襄公统领诸侯，比起文公实在惭愧很多，而商臣吞并诸侯，所谓凶恶的人做坏事，唯恐一天不够。如果有王者兴起，不用教化就会诛杀他。可惜这种希望不可期待啊。

晋侯攻打秦国

楚国能成为中原诸侯的祸患，对晋国没有祸患。秦国是晋国门户的寇敌，对中原诸侯未构成祸患。晋襄公用全力攻打秦国，而视楚国人的炽盛如同没有一样。这是他的志向不在天下，而只想富强自己的国家，与桓公、文公所经营筹划的规模，大小相差，本来已经很远了。

卫侯派宁俞来聘问【《公正本》作“速”】

显示出中原诸侯相亲爱友好。

冬天，十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成风不是嫡妻，生前被立为夫人，她去世，怎能不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从此之后，儿子因母亲尊贵，妾室之母都成为夫人，私恩胜过礼制，礼制灭亡，其趋势不可阻止了。

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荣叔归还含玉，并且〇。

因为风氏的丧事报告给周王朝。丧事上记载“薨”，所以不需要说“归”。夫人含玉、〇两件事都加上，用“且”来隔开【都没有讥讽的文字】

三月，辛亥日，安葬我们的小君成风。

前面有安葬我们的小君哀姜的文字，现在记载成风去世安葬，与嫡妻没有区别，不合礼制是明显的。《春秋》所记载的，完全依据当时的事实，不是夫人，而鲁国人认为她是夫人，那么《春秋》也就跟着称她为夫人，成风等人就是这样。是夫人，而鲁国人不认为她是夫人，那么《春秋》本来就不能称她为夫人了。孟子就是这样。《春秋》的大义，正从这里体现。难道说是给予吗？难道说是剥夺吗？

周王派召伯来吊唁安葬【《谷梁传》作“毛伯”】

既记载归还含玉〇，又记载来吊唁安葬；显示出天子恩宠密集，对诸侯不失礼，有如此情况。不称天王，大概是史官的不同文字【所谓礼，是恩惠礼仪的礼】

夏天，公孙敖前往晋国。秦国人进入鄀国。秋天，楚国人灭掉六国。

记载进入鄀国，记载灭掉六国，彰显秦、楚争强凌弱、吞并小国之事，秦人、楚人都被疏远，不详细记录其主将。

冬天，十月，甲申日，许男业去世。

六年春天，安葬许僖公。

夏天，季孙行

译季行父前往陈国。

季行父是季友的孙子，因此以季孙为氏，与仲孙、叔孙并列为世袭卿大夫。季行父的父亲叫仲无佚，在经书中没有记载，所以季氏家族中没有公孙这一辈的人。

译秋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前往晋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当时的大势就是这样。

八月乙亥日，晋侯欢去世。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参加晋襄公的葬礼。

公子遂前往防邑，是因为当时正在办理葬礼。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把谨慎侍奉盟主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如此。

晋国杀了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杀大夫，如果是国君亲自杀的，就称国名来杀。如果不是国君杀的，但国君实际上导致了这一结果，杀的人也称国名来杀。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保留后代，没有成功，因为他所胁迫的是季孙，所以说不一定是国君的意思。晋国杀阳处父，没有成功，因为杀他的是狐射姑，所以说不一定是国君杀的，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记载狐射姑出逃在杀阳处父之后，那么阳处父被杀的事情起因于狐射姑，其踪迹自然显现。

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

记载告朔之礼废弃的开始，告朔是常事不记载，告朔不因闰月而废弃，由来已久了。到了文公时才因闰月废弃告朔，此后即使不是闰月也渐渐废弃不再举行。子贡想去掉祭祀用的活羊，孔子惋惜，就是因为文公造成的。仍然在宗庙朝见，就像说仍然进行三望之祭一样。因为废弃了一项，举行了一项，所以谨慎地记录下来，彰显当时改变礼制的实情。并不是认为朝庙也可以省略，认为朝庙可以省略的人，与孔子所说的“你爱惜那只羊”有什么区别呢？

七年春季，鲁公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于是修筑郚邑的城墙。趁霸主有难，而对小国用兵，侵夺其土地，鲁国人这样做，把它当作惯例了。这不仅仅是鲁国如此，当时的诸侯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邾国也是这样。邾国比鲁国小，那么又有比邾国更小的国家。因此，在无道的时代，不单独归罪于一个国家，不专门责备一个人，这是《春秋》的用意。须句被邾国吞并，僖公夺取它，不知何年又回到邾国，至此又夺取它，彼此都不合乎道义。既然夺取了须句，于是利用攻打邾国的军队，修筑郚邑的城墙，以防备邾国人。遂，是趁着那件事而顺势做这件事。

夏季四月，宋公王臣去世。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国君去世不记载葬礼，紧接着就有杀大夫的事情，其国内乱可知。记载“宋人”，是众人作乱而杀了他。大夫不称名，是因为动乱严重，无法详细得知。大夫是否有罪，不以称名、不称名来体现意义。国君刚去世，继承人的位置未定，而重臣被杀，如果不是衰乱到了极点，不会到这种地步。其中的是非曲直，哪里值得讨论呢？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

根据《左传》，赵盾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康公用军队护卫并接纳他。等到公子雍快要到达时，赵盾后悔了，率领军队抵抗秦军，在令狐交战。大概晋襄公去世，安葬太子圉，主持圉的事，只是他的名字罢了。赵盾掌握政权，打算舍弃太子而另立国君。于是秦国送公子雍来，赵盾将要迎接并立他为君。后来因为穆嬴的缘故，突然改变计划，暗中进军，在边境抵抗秦军，公子雍没能进入，最终拥立太子为国君。这就是晋国国君的废立，掌握在赵盾手中。《春秋》只记载交战，不详细记载其情由，这是因为这固然符合严谨的体例，也因为《春秋》所看重的，不在晋秦之间的曲直，只是记录其概况，用以显示两国交战，经过两代之后，最终没有和解，彼此都不合乎道义，实在令人怜悯痛惜。先蔑从令狐逃奔秦国，所以不说“出”。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晋国正有战事，而狄人的祸患波及鲁国，记载此事以显示时事。

秋季，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晋君刚即位就举行这次会盟，这是诸侯将要接受霸主命令的意思。灵公未能亲自处理诸侯的事务，而赵盾以重臣身份代行国君之事，主持诸侯的盟约，这也是权宜之计，处世的变化，有不得不如此行事的情况。《春秋》因此记录下来，用以显示大夫专权，奔走于诸侯之间，其由来已久，其变化将没有尽头，是衰败时代的迹象罢了。贬低诸侯，讨伐大夫，是天子的事情，圣人何必操心呢？诸侯，是齐、宋、卫、陈、郑、许、曹的国君。晋国大夫是赵盾，不排序不称名，是因为《左传》认为鲁公会后到达是正确的。大概诸侯先有会盟的日期，鲁公独自迟到，到达时赶上盟约，所以记载的言辞从简，如同说“他们某某会盟，礼仪已成，不知其详情”的意思。不排序诸侯，就不称名大夫了。记载“晋大夫”，好像晋国没有国君一样。灵公还在襁褓之中，一国的权柄都由赵盾掌握，疑似霸主的是赵盾，说国家没有国君，不也可以吗？

冬季，徐国攻打莒国。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约。

徐国归附中原很久了，现在却与莒国为难，时移势变，不足为怪。莒国人想与鲁国结盟，前来请求盟约，所以派公孙敖前往主持。

八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去世。顷王即位。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

扈地的会盟，鲁公虽然迟到，但赶上了盟约，也就罢了。晋国又来讨伐，为什么呢？晋国，是赵盾。赵盾专权于晋国，而公子遂专权于鲁国，所以没有结盟。赵盾虽然有扈地的盟约，也如同没有盟约一样。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之后鲁国依附晋国才坚定，之后晋国亲近鲁国才稳固。

译这就是所说的礼乐征伐由大夫发出的情况，其形势已经形成，无法改变了。衡雍，是郑国的地方。

译乙酉日，公子遂抵御雒戎，在〇地（公羊传作伊雒戎）与之结盟。

从壬午日到乙酉日仅仅四天罢了，公子遂既然已经与赵盾结盟，又在衡雍出发，到达〇地与伊雒之戎结盟，这是奉专命而行。《春秋》不按照公子遂办事的措辞来记载，就像说“晋侯伐曹”、“晋侯伐卫”一样，是为了表明各为一件事罢了。雒戎不称其君，是轻视他们，这是史官的常规写法。〇也是郑国的土地，传文说：“端正根本，万事就治理好了。”这类事情，如果只就当时的事势而言，那么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都可以停止呢。或许因为排难解纷，而小有补益，也是可能的。至于正本清源的功效，则有不是当日君臣所能做、所能为的了。所以《春秋》所记载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为了彰显其根本不正，而枝节无法治理，纷乱扰攘，变故无穷的轨迹。以此推求，那么圣人的心意就可以看到了。不必认为每个人每件事都一一深致贬绝之意，又或许因为小善微劳而圣人急切地记录，像诸家所说的那样【明代左氏珍的说法也不对】。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公羊传没有“而”字】。

鲁文公派公孙敖吊唁襄王的丧事，从他出发就记载为“如京师”了。公孙敖废弃使命而返回，“复”是指事情没有完成就急忙返回，不是向鲁公复命。他带着吊唁的财物逃奔到莒国，这是公孙敖志在奔莒，借这次出使而行事。公孙敖没有臣子的礼节，在这里达到了极点。鲁公不亲自前往而派大夫去吊唁丧事，所派的又不是合适的人选。公孙敖返回后不能明正其罪，所有这些，都是所谓根本已经丧失，那么其枝节就无法治理的情形。这种状况的由来，不是一代的事了。说这是《春秋》所不讥讽的，固然不可以；然而讥讽既不可胜数，如果讥讽，对于文公、对于公孙敖，圣人又何必斤斤计较呢？直接记载事实，大义自然显现罢了。

发生蝗灾。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

这显示宋国再次发生动乱。大司马，是国家的爪牙，却遭到杀害；司城，即司空，因动乱而出奔。这个国家的刑罚政令纲纪，大概可以知道了。司马不称“大”，是避讳周王朝。不称其名，或许是旧史如此。不通过有无罪过来体现大义。《春秋》记载宋国大夫，唯独很多不称其名。这正应当阙疑不知罢了。传家的说法，未见必然正确。

九年春天，毛伯来求取金。

求取金，是为了共办丧葬事务，不说是王派来的，是因为还没有下葬。但实际上他是奉新王的命令而来。记载这件事，是看到诸侯多有缺礼，导致周王朝自来求取。求，就是责求，诸侯不致送而天子求取，情况严重了。求赙赠，求车马，求金，都是如此。诸侯终究不致送，而天子对诸侯的期望也就更加淡薄了。文公以后，不见记载“来求”的事情，就是这样。唉！天下无道，如何能反过来归于正道呢？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写作的原因。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齐国是夫人的父母之国，只记载“如齐”，不说明其情由，为什么呢？这是史官的常规，现在也没有必要多说。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

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安葬襄王。况且上面有求金的记载，责求之后才前往。鲁国侍奉周王室，不如晋国，不仅仅是把天子等同于霸主而已，这是当时大势衰微造成的。《春秋》所记录的，是事实。如果从大义来说，京师的尊贵，襄王的尊严，所谓众星拱卫北极星、江汉朝宗于海，是不可以改变的。记录其事而大义在其中，所以说“窃取之矣”。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

晋灵公防备赵盾，专断晋国政事，大夫先都等人作乱，杀了先都。经文记载“晋人”，是彰显晋国有这种专杀的事情罢了。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夫人归宁，她的出发和到达，旧史中都有记载，而《春秋》不记录的必然很多。记录这一条，大概是因为出姜最终不在鲁国，但她固然是我国的嫡夫人、小君。记录她到达自齐，是为了引起后事吗？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杀了先都，又杀了士縠及箕郑父。“及”字，表示以首犯及从犯区分。所杀的不止一人，这足以看出晋国的事了。如果说：“他们如此多难，恐怕国家不是他们的国家，政令不是他们的政令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指望呢？唉！不知道他们的结局会怎样了。

楚国人攻打郑国。

于是楚国趁着晋国不在诸侯之中而举兵指向郑国，文公、襄公的霸业只能徒唤奈何了。到了这时，灵公年幼，大臣执政，国内多难，诸侯恐惧。楚国于是开始再次与晋国争夺霸权，攻打郑国；而郑国与楚国讲和，那么晋国的诸侯有多少不背离而去呢？孟子说：“人必定先自取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国家必定先自取征伐，然后别人才征伐它。这说的就是晋国吧？”

公子遂抵御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

郑国归属晋国很久了，一旦遭到攻打，晋国作为盟主，虽然想不联合各国军队去救援，能做到吗？这是当时的常规局面，美恶也不值得多说。既然有此举，《春秋》就随之记录。晋人，就是赵盾，宋、卫、许人都是他们的大夫。内大夫名字出现，其余都隐没不写，是因为认为不值得详细记录，这也是《春秋》的常规措辞。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这显示戎狄的祸患不绝。

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九月，癸酉日，

译发生地震。

大地以安宁平静为常态，至于发生震动，这是很大的变故了。严重的会危害百姓和万物，是否严重则不可预知。大抵遇到这种变故，史书的记载方式就相同，即使不严重，也应当记载地震。

译冬天，楚子派椒来鲁国聘问。【《谷梁传》作“萩”】

晋国的霸业开始衰落，楚国的势力再次扩张，攻打郑国，聘问鲁国，近处进攻，远处结交，楚国的谋划，是很得当的。主持中原盟会的主宰地位，已经显现出来了。中原国家的势力一天天微弱，而王道的缺失更加严重了。史书称“楚子”，称“椒”，因为楚使来鲁国有邦交的礼节，所以用优厚的言辞，这是史文的常规，并不是真正推崇楚国而褒奖楚国的大夫。以前只称“人”的，是因为荒远之地初次来朝，不能立刻等同于中原诸侯。孟子说：“那是一个时候，这是另一个时候。”其他类似的情况很多，又何必对这段文字感到疑惑呢？

秦人来送僖公和成风的丧服。

自从文公、襄公称霸以来，诸侯宗奉晋国，秦、楚的使者不与中原国家交往。秦国一旦参与盟会，后来就与晋国成为仇敌，战争接连不断。到了这时，楚子派椒来聘问，而秦人也向鲁国赠送丧服。《春秋》记载这件事，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显示晋灵公任用赵盾为将，无法使诸侯归附，而南方的蛮族和西方的戎族的首领都将伺机而动，从而笼络诸侯使其背离晋国。成风去世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以前不送丧服，现在却送丧服，这是借送丧服来表示恩惠和好。鲁国的成风本来不是夫人，但国君把她当作夫人，所以秦国也按夫人的丧服规格来送。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仍然要这样做，不认为这是忌讳，因为成风不是夫人，而夫人之所以尊崇亲近的人，是用相亲相敬的道理。在其他国家，有的聘问，有的吊唁，也可以推知。本国设有丧礼，外面送来的丧服，不值得记载，因为与常规不同才记载。如隐元年宰咺送来的东西以及这次秦人送丧服之类就是这样。僖公、成风与惠公、仲子的书写体例完全相同。解说的人说，把仲子系于惠公，就像说惠公的仲子；把成风系于僖公，说僖公的成风。那么似乎没有看到必然的道理，不仅因为一个妾和一个母亲的体例不同而令人怀疑。古代距离现在太远了，凡是他们的行事不能完全推测而知，也许两人都送了丧服也未可知。凡是秦、楚来到鲁国，也应该有回报聘问的使者。《春秋》不记载，认为是不值得记载。

安葬曹共公。

十年春天，周王的三月，辛卯日，臧孙辰去世。

“春王”的文字，只是岁首的辞令，意义并不关联这一年的事情。那么有时不称“王”的，其也不关联这一年的事情，可以知道了。

夏天，秦国攻打晋国。

秦国是国家，晋国也是国家。有的称“人”，有的不称“人”。史书的辞令有详略，只称其国名，知道攻打别人的是秦国，它的文字不嫌不完备，这与称“人”有什么不同？说秦国有狄人的道义是可以的，因为去掉“人”而说它是狄人，则没有看到这样的道理。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宜申。

与各国杀大夫的，文字相同，意义也相同。只是这件事发生在楚国，那么所谓专杀的罪过，不用多说。史官看到楚君臣有互相图谋的迹象，或者君主被臣子弑杀，或者臣子被君主杀害，就是这样罢了。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在女栗与苏子结盟。

苏子是周王的卿士，顷王新近即位，所以有这个盟约，想要使诸侯都奖助王室，没有二心。凡是衰世的事情，关系到王室的，尤其多有隐避的文字。讽刺讥讽不是所忍心说的。谁制造了祸端，至今成为障碍？圣人忠厚恻隐的诚意，随处可见。国内不出现主名，不能说尽是鲁国的微贱者，但也看不到必然就是国君。史书的辞令本来就不想详尽，现在正当缺略罢了。

冬天，狄人侵犯宋国。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公羊传》作“屈”】

楚国趁着晋国霸业的衰落，窥视中原。已经得到陈、郑，驻扎在厥貉，将要攻打宋国。宋国也服从了。陈、郑的国君都跟随楚国，唯独把蔡侯写在楚子之下，因为蔡国是楚国的附庸，不从现在才开始。陈、郑等国的跟随楚国，是由于晋国自我废弃，不能修明文公的功业，导致这样，不是诸侯的罪过。十年，新城的盟会，宋、陈、郑都在其中，是那时，如果跟随不便，就被楚国所得。楚国有扩张的势头，《春秋》记载它，不容完全抹去事实，然而内尊晋外贬楚，扶阳抑阴的意义，未尝不存于其间。只有霸业的痕迹大大显著，才等同于中原的霸主，辰陵的盟会就是这样。

十一年春天，楚子攻打麇国。【《公羊传》作“圈”】

攻打麇国，不是为了一个麇国。记载“楚子”，显示楚子争夺霸权。这是《春秋》比附事件、连缀辞句的用意。

夏天，叔仲彭生在承匡与晋国的郤缺会盟。【《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仲”字，“匡”一作“筐”，陆氏说“仲”是衍字】

驻扎在厥貉攻打麇国以威慑诸侯，诸侯都将离开晋国而跟随楚国，无法阻止。于是有了承匡的会盟，《左传》说谋划诸侯跟随楚国的是这样。郤缺在承匡，其他国家的大夫固然也有会盟的，有的先有的后，鲁国史书不记载，知道鲁国派彭生去会盟罢了。内外都是大夫固然如此，但专断晋国的是赵盾，专断鲁国的是公子遂，叔仲、郤缺又是大夫的副手，互相防备，不容没有辨别。

秋天，曹伯来朝见。

诸侯继位，服丧期满不朝见天子，而在大国朝见，在春秋时代，认为是常事。

公子遂前往宋国。

狄人侵犯齐国。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这显示山东诸侯又有狄人的祸患，而楚国在南方的嚣张更加无法制约。大概群阴正在增长，阳德日渐消亡，在这里最为严重。齐鲁接壤，侵犯齐国于是

译等到（鲁国军队）到达鲁国境内。史书不记载“侵内”，是因为将击败狄人视为荣耀。既然提到击败狄人后随即入侵，这就显而易见了。根据《左传》的记载，这应该是长狄。但《春秋》经文只说“狄”，这大概是省略了吧？

译鲁文公十二年春，周历正月，郕国国君来投奔鲁国【“郕”字，公羊传作“盛”】。

这显示出周朝子孙流离失所的情况非常严重。《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现在应当存疑不论。

杞国国君来朝见。

记载爵位不同，有的可能是自己降低爵位，有的可能是逐渐晋升，也可能是史官记录有误，无法确定【这与褒贬无关】。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有时单称叔姬，有时称子叔姬，大概是当时习俗称呼不同，史官沿用了这种称呼【孔氏说：周人的字法，称叔，所以有时加“子”字以示区别】。

夏，楚国人包围了巢国。

巢国是吴、楚之间的小国，服侍楚国却又背叛楚国，楚国人包围它，这也显示出楚国经营伯国的事务，所以记录下来。

秋，滕国国君来朝见。秦国国君派术来聘问【“术”字，公羊传作“遂”】。

根据《左传》：秦国国君派西乞术来聘问，并且说将要讨伐晋国。这说明秦国与晋国是仇敌。趁着晋国不能镇抚诸侯，秦国以礼招致他们，使他们产生背离晋国的心思。先前有送葬衣物的使者，到这里又派遣聘问的使者来修好，于是明确说出实情说：将要讨伐晋国。《春秋》在防备中记录这件事，显示出天下局势变化更加剧烈，而王道更加衰微。不是仅仅为一国一人记录其善恶。说：“称秦国国君，是因为他对我国有礼，所以用这种相亲敬的言辞，这是人情的常理，不是褒扬进用的意思。”秦国国君、楚国国君尊崇对方，实际上是为了尊崇自己。

冬，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秦国和晋国交战，也已经多次了。《春秋》记载战伐之事，认为一次已经太过分了，何况到了再三，到了四五次还不止呢？记载河曲之战，简略文字不再详述，就像说：“那两国的人，又在河曲交战了！”这是痛心疾首的言辞。圣人的心意，万世如同亲眼所见。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郓”字，公羊传作“运”，后文同】。

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是为了防备莒国。率领军队，是动员大众。说“及”，明确是两个城邑。

鲁文公十三年春，周历正月，夏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邾子蘧蒢去世【“蘧蒢”字，谷梁传作“蘧蒢”，公羊传、谷梁传作“篨”】。

从正月起不下雨直到秋七月。

从某月不下雨到某月，在文公的编年史中总共出现了三次。大概是雨水阳光不合时宜，是由君主失德导致的。灾害不止在一个国家，那么过失也不止在一个君主。虽然说天象运行恰好如此，但人事不修，进入《春秋》时代以来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也可以知道了。

大室的房屋倒塌【“大”字，公羊传作“世”】。

经文有时作“大”，有时作“世”，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如果是大室，那么应当是周公的庙。大，是至高无上的称呼。鲁国有周公庙，称为太庙，称为大室的，是大庙的房屋。大庙不可能全部倒塌，倒塌的，是太室的房屋。鲁公伯禽的庙，地位尊崇仅次于周公，不应当称为太。世，是不迁祧的称呼。如果经文是世室，那么就是鲁公的庙，没有疑问。《中庸》说武王、周公，春秋必定修缮他们的祖庙，继承志向叙述事迹，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这是孝道的极致，而治理国家如同看手掌一样容易。文公在位十多年，一旦大室的房屋倒塌，简慢的罪过，不用说就知道了。房屋有倒塌的道理，然而确实有无故自行倒塌的，《春秋》记载这件事，兼有两层意思，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废弃导致自行倒塌而已，与记载“新宫灾”的意思也相近。记载倒塌不记载新建，是不需要假借言辞。

冬，鲁君前往晋国。卫侯在沓地迎接鲁君【公羊传没有“公”字】。

秦国、楚国都来聘问鲁国，鲁国仍然坚持侍奉晋国。这是仲遂谋划国家，并非不对。然而它与郑、卫等国的不同，也是形势使然，不应当因此就认为这是贤明，那是卑劣。况且天下没有天子，所尊崇的，只是晋国的贵大夫罢了。这算是贤明，也仅仅如此了。所以用褒贬来解释《春秋》的人，是浅薄地理解大义。鲁君朝见晋国，还没到晋国，卫侯迎接鲁君，是想借助鲁国来完成侍奉晋国的事。晋国因此得以收复诸侯，也显示出当时的局势在这里小有变化，不是文公一个人的功劳可以知道的。

狄人侵犯卫国。十二月，己丑日，鲁君与晋侯结盟。

鲁君朝见晋灵公，因此与他结盟。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得以相约结盟，使晋国不失霸主地位。

鲁君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地迎接鲁君【公羊传、谷梁传：“还”字上面没有“公”字，“棐”字公羊传作“斐”】。

鲁君从晋国返回到达郑国，郑伯出来迎接，也是想借助鲁国来重新侍奉晋国。这显示出跟随楚国的诸侯，还有抛弃楚国投靠晋国的心意，这就是所谓可以与之行善的人。如果有王者兴起，内心喜悦而跟随他，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可惜啊，霸国的大夫执政。

鲁文公十四年春，周历正月，鲁君从晋国到达。

“还”，是离开那里就算返回了。“至”，是到达国内，因为是从晋国出来，所以应当用“自晋”来记载。

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记载“邾人来攻打”，而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他们，那么与无故加兵的情况有区别了。然而作为周公的后代，却被小小的邾国攻打，鲁国的状况，也可以知道了。

夏五月乙亥日，齐侯潘去世。

六月，鲁君在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处相会。癸酉日，在新城结盟。

《春秋》记录世道变迁，自从周朝东迁，王纲不振，齐桓公、晋文公假借方伯连帅的权力来号令诸侯，对内扶持共主，对外抵御夷狄，礼乐征伐由他们掌握，这是世道的一大变化。到了后来霸业逐渐衰落，政

译在晋国，如果晋灵公年少时不在诸侯之中，赵盾作为正卿主持国事，宋、鲁等国以下听从命令服从，同心协力对外抵御楚国，使得晋文公、晋襄公的基业不致败坏，而中原地区依然保持中原的地位，这是形势变化再变化，事势使然，并非一国一人所能做到的。《春秋》记录霸主主持盟会之事，国内国君书写为“公防”，而以霸主为首，其余诸侯按次序排列。至于新城之战，赵盾实际上掌握晋国政权，这就是名义上是大夫而诸侯尊奉他，俨然就是霸主。然而五等爵位虽然随着时代上下变动，至于列国君臣的名分依然存在。大国的卿可以相当于小国的国君，但国君依然是国君，卿依然是卿。当时行事之际，原本没有不先列诸侯而后列晋卿的，史官根据事实记载，没有什么奇怪的。说圣人把赵盾排在诸侯之下，不给予他主盟的地位，这很不正确。但由此看来，赵盾的专横和傲慢自然显现。一定要书写“公防晋、赵盾、宋公”等等，然后才能看出他的专横和傲慢，恐怕各国的史书都不会这样，不必等到孔子作《春秋》才来纠正。书法与垂陇相同，而赵盾的专政尤其严重，所以略写彼而详写此。在厥貉的会盟中，宋、陈、郑都服从于楚国，晋文公前往晋国，卫国、郑国介入门以求和解，至此举行这次盟会，又举行同盟的礼仪，这是晋国收复诸侯，赵盾能够完成这件事。

译秋季七月，有彗星闯入北斗星。

记录星象变异，是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只记月份而不记日期，是因为从七月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异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这并非仅仅一夜之间如此，所以不能只记日期。

鲁公从防地回来。晋国人把防地的灾祸（或指防地之人）纳入邾国，未能成功纳入【防公作接】。

防地的灾祸（或指防地之人）不应当被立，而晋国人强行纳入，屈服于道义而停止。当时有这件事，鲁国史官因为晋国是霸主，其权臣擅自掌握废立的大权，而小国坚持道义来抗拒，恰好显示出晋国人举动的失误，所以记录下来。褒贬的界限，并不是所说的这样。大概防地的灾祸（或指防地之人），出自晋国，不得立，逃奔到晋国，晋国赵盾用军队把他纳入邾国，或者是赵盾亲自前往，或者是郤缺为将。经文只写“晋人”，无法得知实际情况。

九月甲申日，公孙敖死在齐国。

公孙敖父子曾经在国内被任用，后来违抗命令出逃，不能回来，最终死在齐国，因为他的儿子做了大夫，所以记录他的死，《春秋》记录这件事，用来彰显三桓的世代。说：“死在齐国，表明他是内大夫。”

齐国公子商人杀死了他的国君舍。

昭公在五月去世，舍即位不久，遭遇杀害。这是未逾年的国君。未逾年虽然不称君，称子，而不是篡位夺权，像子般和恶之类的人，他们的臣子杀害他们，无异于杀害已成之君，罪在不赦，是一样的。齐国人秉承商人的命令来报告，不说是弑君，而《春秋》这样书写，用来震慑乱贼，其法度严厉而其道义正当。州吁、无知不称公子，而商人称公子，是因为史文到这里比较详细完备的缘故。书写弑君，那么他们的罪行相同可知，不以去族、不去族来体现道义【这是极恶的等级差别】。

宋国子哀来投奔。

书写来投奔，那么他在本国不安，可知他的国家有动乱，使臣子流散逃亡，这也是衰败时代的事情。子哀是否贤能，无法得知，空缺不写是可以的。

冬季，单伯前往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单伯和子叔姬的事情，经文如此，无法知道具体情况。左氏的说法，也未见其必然正确。大概商人篡位弑君得到国家，恣意欺凌暴虐，鲁国人深受其侮辱，《春秋》记录这些，用来彰显其不道的行迹，令人怜悯悲伤得很。拘捕单伯，拘捕子叔姬，本是一件事，而分开写，是为了区别嫌疑。《春秋》对于内女，惟恐伤害她，有像这样的情况。

十五年春季，公孙行父前往晋国。

商人的不道，鲁国无可奈何。于是派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想要借助晋国向齐国求情。大概当时的局势如此，还指望什么讨伐乱贼、扶持纲常呢？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华耦，华督的孙子，当时称为华孙。因为他来与我们结盟，所以书写他的官职，而以华孙称呼他，就像说高子一样。这是史官的变文，不是借此寄托褒贬。不写“及华孙盟”，应当是因为他有意要结盟，不称君使，也是他因聘问自行请求结盟，未必是他的国君有命令。前年子哀来投奔，现在华孙又来结盟，详细记录这些，是看到宋国祸乱即将发生，他的臣子各自寻求依附我们。

夏季，曹伯来朝见。

曹国侍奉鲁国谨慎。

齐国人归还公孙敖的防地。

公孙敖得罪于鲁国，因为他的儿子哀请求归还他的防地，用卿大夫的礼仪安葬他。他是与叔季为偶的，所以鲁国史官详细记录他的始末。圣人因循这个，用来显示当时的事实。

六月辛丑朔，日食。击鼓用牲祭社。单伯从齐国回来。单伯被拘捕，后来被释放。书写“至”，以了结前事。这是比事属辞的体例，虽然不是内大夫，按理也不应不同。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讨伐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

蔡国属于楚国，已经很久了。厥貉之会，跟随楚子窥视中原。自从赵盾举行新城之盟，诸侯同心排斥楚国，而蔡国始终不到。所以郤缺率领军队讨伐它，并且进入它的国都。这显示晋灵公的时代，晋国人想要修明霸业，与楚国争夺诸侯的大都。然而事情只到此为止，大概也不值得称道了。

秋季，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商人既然篡位拥有齐国，恼怒鲁国人，以王使来请求叔姬，有问罪的意思，虽然因为晋国的缘故释放，单伯仍然不肯，已经用兴师讨伐他。行父因此，前往晋国，把这种情况告诉霸主。大概鲁国一向侍奉晋国，现在被侵犯，这是齐国不仅轻视鲁国，简直轻视晋国。在齐国人来侵犯之下书写行父前往晋国，当时的事势都显现出来了【显示商人非常不道，又显示鲁国受制于齐，又显示晋国霸业衰落不能使齐国畏惧服从而敢如此横行】。

冬季十一个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根据左氏，这些诸侯，是晋侯以及宋、卫、蔡、郑、许、曹的国君。行父前往晋国，晋国联合诸侯举行这个盟会，将要讨伐齐鲁，以防备齐国的灾难。所以鲁公不参与。后来晋国接受齐国的贿赂，未能成功而返回。《春秋》只书写诸侯在扈地结盟，其原因有四点：内君不参与，那么好像不知道那个盟会是什么，一；晋侯出防而不能实行他的霸业，其余诸侯碌碌无为，因人并可得略之，二；晋国新得到蔡国，而霸业更加低下，得到蔡国无关轻重，并没其文，看到这个盟会无一可取，三；史文有详略之分，仲尼不随便做异，四。晋国讨伐齐国，解说者认为讨伐其

译弑君之罪，随后又接受贿赂，认为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那就错了。自从春秋以来，弑君夺位之事公然进行，习以为常，成为风俗，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霸业鼎盛之时，尚且对此置之不理，何况在晋灵公时期呢？商人所弑杀的，又是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赵盾执政，难道能伸张这种大义，发兵向东征讨吗？只是由于齐侯刚刚即位，拘捕了单伯，拘捕了叔姬，又兴兵侵犯鲁国，放纵骄横一如往常，晋国因此想要追究他恃强凌弱的罪责罢了。至于篡夺君位之事，当时人们所看重的，完全不在于此，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孔子怎么会因为恐惧而作《春秋》呢？

译十二月，齐国人送子叔姬回国。

记录这件事，是因为叔姬被释放了。因为是鲁国的女子，所以说“来归”。就像说齐国人因为我的缘故，送回了我的叔姬。叔姬从此开始不再流离失所，就是这样。不写“子叔姬来归”，是因为上下都记录了商人（齐桓公）桀骜不驯的事情，大义并不系于叔姬身上，所以不能等同于郯国、杞国的两位姬姓女子。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

解释单伯侵犯鲁国西部边境，送回子叔姬。又侵犯鲁国西部边境，侵犯鲁国不止一次，于是攻打曹国并进入其外城。为什么齐侯不知悔改？到了这个地步，我于是看到了商人的用心。商人的用心，认为齐国起初是霸主，晋国接着成为霸主。我如果不能拥有齐国也就罢了，我如果能拥有齐国，桓公时的盛况就可以再现。诸侯服从，我应当像桓公时代那样。鲁国最邻近齐国，现在却不改变对待齐国的态度。晋国，因为侍奉齐国，而且依靠晋国来对抗齐国，这就是它一再侵犯不止，以至于第二次侵犯的原因。曹国、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小国，侍奉鲁国很谨慎，一再前往朝见，没有宗奉齐国的心思，这尤其让人难以忍受，怎么能不攻打呢？而且进入其外城。商人对诸侯的要求如此，而晋国的君臣用来修明霸业的做法却像那样，那么商人还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然而晋灵公、赵盾虽然不强盛，还不至于失去中原霸主的地位，而商人如此桀骜不驯，又能走到什么地步呢？正好足以加速他们的灾祸罢了。这可以作为抛弃顺从、效仿逆乱的警戒。书写“齐侯”，是为了表明亲自举步前往，志在使鲁国臣服。于是攻打曹国，是从这里到那里，这是齐侯的志向。进入其外城，是因为曹国不服从而肆意展示兵威，好像要毁灭其社稷才甘心一样。

十六年，春天，季孙行父在阳谷等候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齐国屡次侵犯鲁国，鲁国想要与齐国讲和，行父在阳谷等候齐侯，请求结盟，而齐侯不愿意。文公以生病为由推辞。齐侯说：“请等到您病愈。”这是他不肯对鲁国释怀的表现。书写“齐侯弗及盟”，是表明这次等候的本意是与齐国结盟，而结盟的事情没有成功，是因为齐侯的志向没有改变初衷。对于鲁国来说，已经过于卑弱了，《春秋》不曾避讳这一点，从而显示出当时事势的真实情况。

夏天五月，国君四次没有视朔。

从二月到这个月，都是因为生病没有视朔。就像说从某月到某月没有下雨，史官的文字简略，这是更加简略的情况。六月仍然恢复视朔，是可以知道的。后来这种礼仪逐渐废弃，习以为常，就不全部记录了。文公以前，大概有遇到生病而不能视朔的情况，这不是怠慢，而是不得已。认为应当不记录，经文中没有见到，道理或许是这样。文公四次没有视朔，怎么知道不是真的有病而经文如此记载，这是其他国君所没有的，所以怀疑他并非真的生病。根据上下文考察，国君既然以生病为由推辞齐侯，齐侯不肯结盟，国君本来就不想等候齐侯，齐侯害怕被羞辱，因而废弃视朔之礼，表示并非欺骗齐国的情意，也是有的。但根据经文的意旨，仍然以视朔为重，而记录其严重旷废的情况，认为大礼的败坏，是由文公导致的，就像所谓“我爱其礼”的意思一样。至于是否欺骗齐国，没有必要预先猜测而言说。

六月戊辰，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公羊传作犀，谷梁传作师，公羊传正本作菑】。根据《左传》，这是通过贿赂而得以结盟。鲁国的君臣不能在政治上强大，以卑辱作为他们的道路，有如此严重的情况。天下无道，鲁国一定要与齐国结盟，认为从此可以没有齐国的祸患。然而商人进行这次结盟，心里有什么诚意呢？口中的血还没有干，凶险狡诈的阴谋又将乘虚而动了。人必定自己轻慢自己，然后别人才轻慢他，鲁国就是这样。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齐国就是这样。唉，这是无道的极致。郪丘，是齐国的地方。

秋天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去世。毁坏泉台。

夫人是文公的母亲声姜，旧时有泉台，现在毁坏了它。《左传》认为是因为有蛇妖的缘故。议论的人大概认为这个台年代久远，妖邪或许凭借它而产生。现在夫人已经去世，为害恐怕还没有停止，急忙毁坏它，以断绝其根源。在夫人去世之下书写“毁泉台”，其情状可见。《左传》虽然多诬蔑，这类事情恐怕或许是这样。然而妖邪由人兴起，应当修德来禳除它，仅仅毁坏这个台，不能说是明智。根据《商书》中雉鸟鸣叫之类的事情推论，那么《春秋》的意旨，也就自然可以知道了。

楚国人、秦国人、巴国人灭掉庸国。

记录这件事，是表明蛮夷地区的小国受役于楚国的，没有不厌恶痛苦的，想着背叛离去。楚国凭借善于谋划而取胜，更加得以肆意进行蚕食。又秦国与晋国为难，最终党同楚国灭掉别人的国家。这些都是夷狄的事情，即使是他们的国君亲自行动，也略去不写。一概以“人”来书写。

冬天，十一月，宋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杵臼【公羊传作处】。

根据《左传》，昭公被弑杀，是因为公子鲍厚施恩惠得到民心，国人拥戴他作乱，襄夫人实际上是内应，派甸人攻打并杀死了他。经文书写“宋人”，“人”不是单指一个人的词，难以确定名字，所以用这种不可知的言辞，也是出于谨慎吧？

十七年春天，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以弑君为讨伐的理由，其大义是正当的。然而春秋时代，真正能实行讨伐贼臣的事情的人，千百中没有一个，何况在这个时候呢？拥立文公就返回，有什么奇怪的呢？四个国家都由卿出使，所以一并书写。《左传》所谓“弑君，是因为国君无道”，

译大概四国军队到达后，询问为何弑杀国君，那么宋国人必定会以昭公失德、公子鲍应当为国君来回答，而讨伐宋国的军队就会因此立即撤退了。君臣之间的道义，他们本来就不懂得。《左传》的作者只是顺着这种意思来说罢了。唉！世道衰微，正道隐没，乱臣贼子横行，〇行邪说，互相勾结利用，以成就他们的私欲，却竟然毫不忌惮。《春秋》的写作，难道是不得已的吗？

译夏四月癸亥日，安葬我国国君夫人声姜【杜预注：公作圣】。

九月才安葬，太迟缓了。左氏说：“是因为齐国的祸难。”凡是这类情况，或许是由事势所迫。《春秋》依据事实记录，未必全都用来讥讽。

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郪丘之盟，还没满一年，就发兵到鲁国境内，声讨罪过。鲁国的罪过究竟是什么呢？齐侯的意思，难道只是想要鲁公结一次盟吗？大概是想让鲁国不侍奉晋国而侍奉齐国。齐国得到鲁国，那么东方的诸侯就都服从齐国，而盛大的威势又显现出先公的强盛，其得意可知。鲁国从此不敢不臣服于齐国，于是有了谷地的盟会。

六月癸未日，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齐侯亲自率军攻打鲁国，鲁国请求讲和，所以有此盟会。鲁国知道晋国不能整治齐国，所以就在齐国面前屈服，不再向晋国求助了。然而虽然有此盟会，齐侯的欲望没有满足，难道就能无事了吗？不久两位国君都死了，所以此事到此为止。

诸侯在扈地设防。

鲁公已经被齐国逼迫，亲自与齐侯结盟，所以晋国联合诸侯，又在扈地设防，鲁公不能参与。史官因为鲁公不参与，所以不叙述诸侯，与之前扈地的盟会相同。晋国因为平定宋国而进行这次设防，齐鲁的事情，晋国也不过问了。这显示出霸主事业的衰败严重，天下纷纷扰扰，将无所归属。如果晋国能修明霸主事业，即使国君未能参与，也不应该如此忽略。

秋天，鲁公从谷地回来。

记载回来，从谷地回来表明，齐国屡次侵扰鲁国，现在依靠这个盟会，可以稍微休息了。扈地的设防，鲁公不参与是明显的。

冬天，公子遂出使齐国。

拜谢谷地的盟会。

十八年，春天，周历二月，丁丑日，鲁公在台下去世。

去世的地点必须记录实情，在台下去世，不是正常死亡可以知道，从地点就知道不是正常死亡了【指其他变故】。

秦伯防去世。

秦国屡次派遣使者与鲁国交往，去世就通报。所以秦伯的去世，才在经文中出现。防应该是康公。

夏五月戊戌日，齐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自从十四年记载商人杀了他们的国君，舍弃记载执单伯，执子叔姬，记载侵犯我国三次，记载设防，记载未能结盟，记载结盟。两次显示商人的无道，甚至遭遇被杀，这足以作为篡夺放纵作恶不改者的明显警戒了。记载齐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其中也没有可怀疑的，不需要多做解释。商人不像国君，而齐人把他当作国君杀了，不是杀国君是什么？不只是商人这样，像隋炀帝杨广之类，他们的臣下杀了他们，仍然以“弑”记载，大概是因为在纠正弑君罪名的时候，就不问国君多么恶劣。所谓《春秋》以道义名分，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敢作恶，就是这个道理。记载“齐人”，是因为地位卑贱不足以登名，就用“人”罢了。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国国君文公。秋天，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根据《左氏传》，是惠公即位并且拜谢安葬。拜谢安葬，是齐国派使者来吊唁安葬，所以去答谢。公子遂因为齐国新立国君，叔孙得臣因为拜谢安葬，同时派遣，所以同时记载两位大臣。然而为什么不说是公子遂出使齐国，叔孙得臣出使齐国呢？看出得臣依附于遂，一起到齐国。《左氏传》又说，襄仲见齐侯，请求废掉子恶而立宣公，齐国想要亲近鲁国，就答应了。这次出行是篡弑得以成功的原因，经文没有文字显示，只能按传文知道罢了。

冬天十月，子去世。

子，是国君的世子，未满一年。国君称子，恶【即子赤】文公的嫡子上书，安葬文公子恶，嗣位做国君。而宣公的母亲敬嬴，私下勾结公子遂，谋杀嗣君，而篡夺他的位置。遂为他向齐国请求，回来杀了他。《春秋》忌讳国家的丑恶，所以记载子去世，好像遭遇丧事而去世。国君被杀不记载地点，未满一年的国君，即使是正常去世，也不记载地点，被杀的实情，经文没有文字显示。下面有夫人归齐的文字，国家变故，隐约可见。后人考证传记，自然可知，而经文只能这样。一定说在一两个字之间，深刻显示篡弑的实情，不待传文就明白，那就错了。事情与子般相同，而不称名的，是因为未安葬还称名，安葬后就只称子，显示成为国君的逐渐过程。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夫人是出姜，两个儿子被杀，在鲁国不安，就回到齐国。齐国，是父母之国。回到齐国，是大归。不是大归，就记载“如”了。又不是因罪出奔。出奔就记载“孙”了。大归不回来，所以去世安葬都不出现。

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仲遂杀嫡立庶，行父不仅不能事先力争，事后去乱，反而为他出使齐国，以宣公即位告知并纳贿。这显示出鲁国的臣子都背公党私，无道到了极点。唉！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后世以成季及文子为社稷之臣，我不相信。

莒杀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根据左氏传，是莒世子仆凭借国人杀了他。经文只称国，大概是史官听说那国有杀国君的事，因而记载罢了。孔子作《春秋》，意在列举各国无道的痕迹，显示圣王不出现，祸害如此，拨乱反正，事情非常棘手。至于乱贼的名字，有的出现有的不出现，依据鲁国史书的文字，保存缺漏的志向。有不出现的，固然不嫌失出。专以

译刑书解说圣经，这是不了解它的义理了。如果以错放罪人为嫌，那么隐公以前、获麟以后，并非没有乱臣贼子，为何偏偏侥幸免罪呢？总之，诛杀一人而千万人畏惧，那些名字不见于《春秋》，而罪恶与宋督、楚商臣等人相同的人，一旦面对秦镜般的明察，不能不防备，吓得胆战心惊。所以说：孔子的事，没有比《春秋》更大的了，就是这个原因。

译春秋阙如编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阙如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阙如编卷七

金山焦袁熹撰

宣公

名倭，又作接，又作委。是文公宠妾敬嬴的儿子，公子遂杀害了世子恶和他的弟弟视，然后拥立了他。在位十八年，去世。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是在子卒死后继位，与闵公继位子般的情况相同。宣公年长，按理说不忍心举行即位典礼，史官不记载即位。但现在并非如此，这也如同桓公的心志一样。然而襄仲杀害子恶而拥立宣公，意图大概是认为子恶没能成为国君，不再把他计算在内。宣公直接继承文公之位，俨然就是正统继承，应当举行即位典礼。桓公则是身为弑君篡位的主谋，却隐瞒好像没有弑君，把自己托辞为遭遇变故而继位，这又略有不同。只要看《春秋》记载了即位，那么桓公、宣公的罪恶就显而易见了。

公子遂如齐逆女

自从桓公以来，多次从齐国迎娶女子，难道娶妻一定要齐国的姜姓吗？大概是因为齐鲁都是山东的大国，而鲁国常常被齐国压制，借由两姓的友好关系，作为国家的庇护，这就是鲁国一定要向齐国求婚的原因。现在宣公篡位自立，齐惠公虽然已经承认他，但鲁国仍然害怕齐国前来讨伐，于是公子遂为宣公谋划，认为不跟齐国通婚不行，所以去齐国迎娶女子如此急切。直接记载这件事，实情自然显现。齐国想要亲近鲁国，所以请求通婚，那么一定会答应，让鲁国不怀二心，以利于齐国，其实情也容易看清。唉！最终抛弃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这就是《春秋》所记载的那些诸侯国啊！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公子翚迎娶女子，不提及翚，以此以及叔孙侨如提及。用“以”字，是史官防止文字歧义，这类情况不止一种。称“妇”，是本来针对敬嬴而言的【这条本来明白要说，也没什么可说的，等辨析诸家的说法，才可以说明】

夏季孙行父如齐

国君既然与齐国通婚，于是请求与齐侯结好，防止变故，所以行父去齐国。当时所谓安定国家、稳固社稷、作为公室辅佐的人，他们的功勋劳绩不过如此。

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

因为胥甲父有罪而把他放逐到卫国。有罪，是指河曲之战不服从命令。赵穿同罪却被任用【下文侵崇是】，因为赵盾主持国政，赵穿又是国君的女婿，所以庇护他，而只归罪于胥甲父。称国家放逐，是命令出自晋侯，实际上由赵盾主导。就像说晋国有这件事一样。这是史官笔法的常规。

公防齐侯于平州

通过篡位得到国家的人，既然被列入会盟，就成为诸侯，所以急切地在平州会盟。这是乱世的事情，天王必定诛讨，圣人的笔法不隐瞒，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公子遂如齐。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去齐国，是拜谢会盟成功。取济西田，是贿赂。宣公君臣自我结好于齐国，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到这里事情就完了。经文不提及济西田，怎么进入齐国？然而实情有不可掩盖的，所谓微妙而显明。

秋邾子来朝

鲁国与齐国结好，所以邾国人畏惧，而修习礼节。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

这是记载晋楚争夺诸侯的事情。记载楚子郑人，是楚庄王将称霸中原，而郑人跟随他。侵陈，是陈国常服从楚国，现在灵公受盟于晋国，所以侵犯他。遂侵宋，是宋国是中原国家，又有篡夺的罪恶，所以移师侵犯他。侵陈而遂及宋，也如同齐桓公侵蔡遂伐楚。这显示楚庄王的军队一出，震惊诸夏，几乎不能支撑。诸夏之所以不能支撑，是因为列国既无道，而晋国作为盟主，国君政令不纲纪，大夫承乏，彼盛此衰，形势如此。陈国遭受兵祸，向晋国告急，晋国为了救陈而出兵，所以只记载救陈。军队到达陈郑之间，而楚军已经再次侵宋，那么赵盾所率领的也兼救宋而经略，不全部记载。晋赵盾帅师，霸主征伐，出自大夫，是乱世的事情，履霜坚冰，逐渐导致的结果可知。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防晋师于棐林，伐郑。

晋师，是赵盾所率领的军队。郑国跟随楚国而侵陈、宋，所以诸侯跟随晋师而伐郑。以大夫主持诸侯的盟会，于是以大夫使用诸侯的军队。天下的形势，在这里又变了一次。

冬，晋赵穿帅师侵崇【公作柳】

根据《左氏》则崇是秦国的盟国，而晋国侵犯它，使秦国急迫于崇，而因此向秦国求和。大概晋国正南抗楚国，而害怕秦国危害晋国，所以向秦国求和，是晋国的志向。如果侵犯其盟国，也是兵家的常规，利害不足言。赵盾主持国政，而赵穿又掌管军队，可见权重于晋。

晋人宋人伐郑

楚国正强盛而郑国跟随它，以衰乱的中原讨伐其亲近夷狄的罪过，适宜其不能服，而且留下禽兽。以内晋外楚的道义来说，虽然晋灵公不君，赵氏专政，帮助篡夺的宋鲍，而出兵伐郑，还是值得赞许的。如果以春秋天子之事来说，那么召陵、城濮还难免成为罪魁，何况那日的纷纷扰扰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