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阙如编卷八

译没有正式即位，然而代理行使国君的事务，所以也去宗庙朝见并报告朔日。”这是说周朝为了区别于夏、殷两代，假借代理国政的名义，不举行即位的礼仪，因此史官不在防地记载此事。《春秋》传文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显示它与常规不同。《公羊传》说：“王者指的是谁？指的是文王。鲁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鲁公的心意。”何休注释说：“不称谥号【文王的‘文’】，是效法他生前的德行，不效法他死后的名号，与后文所说的‘共之’意思相同。”《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也一定要记载正月，这是为了慎重对待开端。鲁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鲁公的志向。”范寗注释说：“慎重对待国君即位的开端。”程颐传文说：“周历的正月并不是春季，只是假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罢了。隐公自立，所以不记载即位，不承认他作为国君的合法性。”胡安国传文说：“‘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前，这是确立法度、开创基业，出自圣人的内心裁断，没有沿袭他人的说法，这不是史官左丘明的旧有文字。用夏历的时节来统领周历的月份，为后世垂示法度；用周历来记载事务，表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擅自专断。国君过了一年改换年号，一定要举行告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当时的政事，一定要记载即位的事情，而隐公这里却缺失了，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位，对上不接受天子的命令，等等，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张洽集注说：“天统以节气为主，所以月份建子就作为春季【关于不记载即位的说法与胡氏相同】

译我按：天子与诸侯在旧君去世后的第二年改换年号，是从即位的那一年开始计算，实际上是第二年。因为不忍心剥夺先君的年号，所以在次年的正月初一祭告宗庙，举行即位典礼，以此作为自己的元年。元年就是一年的意思，其取义符合“体元”的说法。《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当隐公刚即位时，过了改元的期限，史官就记载为元年了。周朝以建子月为岁首，以子、丑、寅三个月为春季，朝拜宗庙告祭月朔，实在是在建子月，所以说“元年春”。鲁国史书的文字，不能直接书写周王的某年，但所奉行的是周王的正朔，以子月为正月，这是当时周王的制度，所以说“王正月”。《公羊传》所说的“大一统”就是这个意思。这大概是史书记载的正统法则，鲁国的旧有章程。为什么呢？从《尚书》中“元祀十二月”之类的记载推论，有时只写月份而时令自然显现。然而鲁国史书旧题名为《春秋》，那么编年必定要书写四季，“元年春正月”这五个字没有异议，只有“王”这个字有没有则不可知。然而那时周天子还在颁布月朔，诸侯都奉行正朔，在齐、晋等国，他们的史臣即使不是南史、董狐那样的人，也不便目中无共主，不知道书写这个“王”字。何况鲁国奉行周礼，如果轻视周室，蔑弃先代典章，既然知道有王，就不容许不书写“春王正月”，而在其中颠倒更易了。只是在圣人笔削之前，虽然有“王正”的文字，实际上不足以彰显尊王的意义，所以说“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也”。圣人虽然沿用旧文，不妨碍成为变革的大事，只看其意义罢了。难道一定要奋笔疾书，像“天王狩于河阳”那样，才叫做窃取吗？胡安国的说法，大概没有看到必然性。“春王”的“王”，就是周的平王。只有《公羊传》认为是文王，何休解释它，使其通于后王，意思是凡是继承文王的体制、遵守文王法度的人，即使百世也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说“谓文王也”。既然“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已经是史官的常例，那么惠公以前无不如此。所谓的“王”，随着时代所值，各有其王。桓公元年的“王”是桓王而不是平王，庄公元年的“王”又是庄王而不是桓王了。那么创立这六个字的意思，不能凿定为哪个王。既然不能凿定为哪个王，所以以始受命的王来统摄，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把隐公这一年的“王”指实命名为平王，又有什么疑惑呢？隐公因为奉桓公为太子，只是代理国君行事，不想最终做国君。所以不举行即位典礼，史臣因此不记载即位。所谓公即位，是公举行即位典礼，不是到这时才成为国君【嗣子继承君位，在初丧时就已经确定了，见《尚书·顾命》。天子如此，诸侯也相同。杜预说：诸侯去世，五天后入殓，入殓则嗣子即位，这是初丧称为即位，难道要过了一年再即位吗】不记载即位，不是说没有即君位，没有成为国君。三传的说法大致相同，只有程颐认为不认可他做国君，而胡安国、张栻跟随他，都说旧史本来有公即位的文字而孔子删去了，我尤其没有看到其必然性。所谓的摄政，是身体暂时做国君，最终将退隐，并非实在不做国君，只是代行国君之事，像冢宰听政而称之为摄政一样。欧阳修驳斥他，说隐公不是摄政，是不深入考察三传的意思罢了。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

杜预说：诸侯每年岁首必定在宗庙行礼。那些遭遇丧事继位的，因此改元正位，百官按次序排列。所以国史也在丧期记载即位之事。桓公篡位而立却使用常礼，想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继位的人。《公羊传》：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说即位，这里说即位，是什么意思呢？《谷梁传》：桓公没有王，这里说王，是谨慎开始。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说即位，是正理。继承被弑杀的君主却说即位，那就是参与了弑君。范宁说：诸侯没有擅自立君的道理，必定从王那里接受国家。如果桓公初立就受到治理，所以详细记载他即位的开始，以阐明王者的义理。参与弑君尚且如此，何况亲自弑君的人。程颐说：用天道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胡安国说：彰显他弑君立位的罪过，深绝他【张栻注意同】

我按：“春王正月”的文字，既然是史家的常例，桓公继承隐公做国君，史官也依照惯例书写，圣人因而没有改变。用天道王法来治理桓公，不天无王的恶行，道理上是这样的。说圣人设心措意，必定假借这个字来彰显它，则不然。为什么呢？桓公不天而无王，圣人虽然不说天说王，他用来治理而诛杀桓公的理由，自在天与王的有无，哪里关乎言语的有无呢？须知像桓公这样的恶人，只要立下这“春王正月”的文字，便自有受治受诛的道理，其意义更加显明。前者是鲁国史书的言辞，那么气力轻微，一旦经过大圣人的笔削，即使震霆萧斧的威力不加于此，所以说“春秋成而乱贼惧”，就是这个缘故。凡是继承被弑杀的君主而立的人，虽然过了一年改元不修即位之礼，还遇到灾祸不接受朝贺，所以对先君仁爱恻隐，所以特别异常礼来自我贬损。隐公继承惠公而立，可以即位而不即位，是因为将要让位给桓公的缘故。

译隐公被弑杀而桓公即位，桓公应当废除即位之礼却没有废除，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钟巫之事，桓公实际上是主使者，翚只是动手的人。当时翚为桓公谋划，将罪责推给寪氏，诛杀一两个人来结案，必定是歪曲言辞，说寪氏的人因为小事导致这场祸变，隐公或许是自己招致的。就像齐庄公命令姜氏之类的事情，所以也不明确说明寪氏的罪状，向天子及四方诸侯报告时，不说我国大夫寪氏有弑君这种大逆不道的恶行，而是直接以“〇卒”等情形报告。寪氏尚且不明确承受弑君的罪名，那么翚还俨然像个无罪的人，而桓公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桓公改年号、告祭宗庙，临朝听政、接受朝拜，便把自己等同于正常的继位，以此来抹去他继位缘由的痕迹，这本来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史官是他的臣子，对内的大恶要避讳，看见他举行即位之礼，怎么能不据实记载“公即位”呢？史官既然据实记载，圣人也就沿袭而不更改。桓公弑兄自立，却又强行把自己等同于常礼，好像鲁国最初没有发生这场变故一样，圣人只是沿用旧史的记载而著录，那么桓公和翚的罪恶，不需要另外加上谴责的文字，就已经在千百年之下揭露他们的内心了。如果说圣人深深厌恶他们，所以特意记载他们的即位来寄托自己的心意，那么难道会有这样的人，让人怀疑他是可恶还是不可恶吗？也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深奥的文字了。

译鲁宣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宣公即位。

《公羊传》中关于“继弑君不言即位”的论述，其用意何在？注释说：鲁桓公篡夺了已逾年的成君之位，鲁宣公篡夺了未逾年的君位，担心二者在道义上有所不同，所以再次发传解释。《谷梁传》认为这是“与闻乎？故也”。张氏认为宣公之罪与桓公相同，按：桓公弑杀并篡立了已逾年十余年的成君，而君臣（公子翚）却极力掩饰，大概是想让自己等同于继承正统，所以有“公即位”的记载。宣公是仲遂想要拥立的人，仲遂弑杀了子恶和视，然后拥立了宣公。子恶即位已经八个月了，但未逾年，所以称“子”。宣公对于自己来说已经逾年，在改元之日，仍然举行即位礼，其意图是认为如果去掉了这两个孺子，那么自己的继承就是继承父亲（鲁文公）而不是继承子恶。这就像燕王朱棣革除建文帝，而自认为继承太祖一样。然而，文公坚守正道，俨然就是继承正统了。于是才举行即位礼。仲遂与宣公，难道不知道闵公继承未逾年之君，等同于继承成君吗？只是认为如果依照这种礼仪，那么自己杀害子恶的罪行就无法掩饰，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与桓公、公子翚的事例大致相同，心意也完全一样。如果说宣公志在成为国君，所以按照他的意愿记载“即位”，以显示子恶假使宣公矫情饰伪，不举行即位礼，《春秋》自然不能写出如意的文字，难道就能说宣公没有这种意图吗？解说的人又说这是圣人贬斥他，不承认他为国君。然而这样的话，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不如《春秋》一书来得确切。正因为情势如上所说，即使想要矫情饰伪，废除即位礼，也有所不能，所以史官据实记载，圣人依照原文记录，借此彰显那些与弑君者同流合污、贪恋权位、不问国贼，却自以为有德，其恶毒到了如此地步的人。

鲁庄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左传》说：元年春天，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文姜出逃的缘故。杜预说：文姜与桓公一同出行，而桓公被齐国杀害，所以不敢回国。庄公父亲被弑，母亲出逃，所以不忍心举行即位礼。《公羊传》说：《春秋》中君主被弑，儿子不记载即位，是为了隐讳。胡氏说：对内没有承受先君之命，对外没有禀告天子，《春秋》贬斥而不记载，以端正父子、君臣的大伦常。张氏说：没有志在讨伐杀父之仇，却安然居位，所以削去即位之文。

我按：桓公举行即位礼，说法已在前面说过。庄公与桓公不同的地方，正在于父亲被齐国杀害，齐国为此杀了彭生，母亲文姜实际上是作孽之人，以至于羞愧畏惧不敢回国。庄公继承君位的原因，不只是家喻户晓，这就是不举行即位礼，而史官不记载的原因。庄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父亲被弑，母亲出逃，而母亲出逃是由于父亲被弑，那么本来应以父亲被弑为重，应当如《公羊》、《谷梁》两家的说法。《左传》唯独说是因为文姜出逃的缘故，是想显示庄公的小孝，徒有思念母亲的诚意，竟然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所谓继承故君而不忍心，只是其文辞而已。然而同样是不记载即位，从鲁国史书的旧文来看，或许只是如三家所说，显示隐痛的真挚情感；从孔子的《春秋》来看，则如胡氏、张氏所说的义理，都包含其中。极其公正严明，极其公平宽恕，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所谓的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有如此情况。关于“内无所承”的说法，我另有解说，这里来不及详述。

鲁闵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左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原因。杜预说：国家动乱，不能完成礼仪。《公羊传》说：继承被弑的君主不记载即位，为什么再次发传？这是因为担心继承未逾年的君主，道义不同，所以再次发传以明确应当隐讳，与前者一样。杨士勋《谷梁疏》说：因为不是父亲也不是君主，担心道义不同，所以再次发传以明确。《胡传》说：庄公去世，子般死，庆父和夫人贪图闵公的防邑而得以立闵公，这是对内没有承受先君之命。鲁国有重大变故，没有告知周天子。闵公已经主持防邑，而周天子不派遣使者，这是对外没有向天子请命。张氏说：不记载即位，也是用来连累齐桓公的。

鲁僖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左传》说：僖公出逃，所以不记载即位。杜预说：国家动乱，自身出逃又返回，所以即位礼有缺失。《公羊传》说：明确臣子一例，张氏指责齐桓公不向天子请命。

我按：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君主的即位，都是因为继承被弑之君而不修即位礼，所以不记载即位，其条例都相同。闵公即位时，防邑尚未有知仁恩先君与否的人，不是他所能参与的事，而是庆父主持的。《左传》记载其事故，说是因为国家动乱的原因。《公羊》、《谷梁》言其义，明确所继承者有故，则都应当隐痛，不得举行即位礼。僖公出逃又返回，改元、朝庙之日，即位礼缺而不备，这也是记载其事。这三者都不是圣人削去的，其不得言诸侯嗣位，无需禀命先君、天子，则张氏所谓反经之学，岂有不应当讲明的？但说仲尼削去以示意，则不符合事实。

鲁文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文公即位。

《左传》无传，杜预说：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旷年无君。孔颖达疏说：即位必在岁首，如果岁首不行此礼，其余月份不得行，便是旷年无君。《谷梁传》说：继承正统而即位，是正当的。我按：诸侯继承正统，逾年改元，正月朝庙，即位礼序百官，然后反凶服。史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已在前面说过了。自隐公以来，凡六君，至此始合其例，然而还未到先君葬期，不被讥讽的原因，是因为即位必在岁首，如果迟至葬后，则须再逾年

译后来得以成行，这是因为旷久没有君主，不符合常理，所以只能权宜行事。成公、襄公、昭公、哀公四位国君都跟随同葬，没有解释【跟随同葬不妨碍尚未安葬文公】。成公元年，张洽说：虽然没有周王的命令，但有父亲的命令，所以史书予以记载。我有不同的说法，见后文。

译元年春季，夏历六月癸亥日，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抵防地。戊辰日，定公即位。

杜预说：“这是定公即位的第一年，但史书不记载‘正月’，因为定公在六月才即位，所以诸侯去世五天后入殓，入殓后嗣子便即位。癸亥日，昭公的灵柩运抵防地，五天后在宫中入殓，定公这才即位。”胡氏说：“不记载‘正月’，表明鲁国当时没有国君，定公没有正式为昭公的去世举行丧礼，定公的即位详细记载在防地，作为永远的鉴戒。”

我按：昭公与定公交替之际，国事变故重重，此前何休拿桓公与庄公交替之际来作比，不知道这种比较是不伦类的【杨士勋对此论述得很详细】。桓公死在齐国，当年灵柩就运回并安葬了，嗣君的地位早已确定，然后等到第二年改元，只是因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而不记载即位罢了。昭公是被驱逐的，所以死在干侯，他去世是在十二月，国内外都没有人主持丧事，到了第二年正月，既然不能确定死者是哪一年去世的，那么这一年的‘元年’就没有归属，直到夏季六月昭公的灵柩才运回，过了五天定公才即位，然后追认并正名，把这一年定为定公的元年，所以只记载‘元年’而已。以灵柩运抵之日为起始，戊辰日即位，是嗣君初次确定地位的事，不是各位国君在春季正月完备礼仪的即位。但是昭公的去世已经隔了年，不能把这一年当作开始去世之年，而在明年正月举行即位之礼，实际上定公二年春季周历正月，像庄公元年不记载即位那样，情势上又不允许。大概是因为国事变故，进退失据，无可奈何，《春秋》根据事实详细记录，记载了以往不记载的即位，来充当春季正月即位的意思，这是变例不得不如此，因为情况变了所以随之改变。如果连这也不记载，那么公子宋成为国君，是从哪里来的呢？至于‘元年春王’的文字，我独自认为只是记载‘元年’而已，下面接着是‘三月晋人……’，《春秋》在首行记载‘元年’二字，次行记载‘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按《公羊传》疏说：三月有‘王’字，就是定公元年‘王三月’这类情况，那么‘春王’属于下面的‘三月’，前代儒者本来也有这种说法】，不记载‘正月’，也像五年‘春王三月……’那样，并不是圣人笔法在‘元年’下面单独记载‘春王’二字，好像脱落或删削，令人惊骇。所以我说是只记载‘元年’而已，《春秋》这一条之所以作为永远鉴戒，所谓‘其由来者渐矣’，到了这里才诛绝他，所谓‘末如之何’罢了。继承先君故业，第二年必须记载‘春王正月’，是因为没有即位。定公尚未确定为嗣君，怎么会有不即位的事，所以不记载‘春王正月’。之所以记载‘春王三月晋人……’，是因为天道不变，周朝未亡，记载‘春’和‘王’有什么不可以呢？鲁国没有国君，本国的事无法记载，执拿宋国仲几的事，是他国来告，所以得以记载。既然有了这一件事，便不能套用无事记载首月的惯例，而解说者于是认为定公不正始，所以去掉‘正’字来断绝他。假如这一年二月、三月无事可记，那么应当仍然记载‘春王正月’，而去掉‘正月’来表明。然而夏季六月既有‘戊辰公即位’的文字，那么在‘元年’下面，虽然同样记载‘春王正月’，也自然与那些继承先君故业却不即位的情况有别，而其义理则更加晦暗而不显明了。圣人的笔法特别裁断，难以推测，姑且论述一下，以等待通达的人。又按：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的元年，没有首时、无事的情况，假使有的话，那么‘春王正月’的文字，自然是因不记载即位而发的。那无事记载首月的惯例，应当是次要的了。

三年春季周历二月……【隐公】七年春季周历三月……【隐公】何休说二月三月都有‘王’字，二月是殷商的正月，三月是夏朝的正月，‘王’字是保存前两代王后裔的意思……范宁说‘文’表示一年的开始，事情没有比这更先的，所以表示恭敬而不亵渎。程传说：事情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无事记载首月，大概是有事则道义体现在事情上，无事则保存天时和周历，天时完备则岁功成就，王道存在则人纪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

我按：《春秋》编年，四季必须具备‘春王正月’四个字的文字。用在继承先君故业的元年，不即位，就是其事了。用在二年及以后，是无事记载首月。庄公五年就是这样。正月无事，而二月有事，就记载‘春王二月某事’等等，这二月就是最先的文字。隐公三年就是这样。二月仍无事，而三月有事，就记载‘春王三月某事’等等，这三月文字还是最先的。隐公七年就是这样。范宁说‘事情没有比这更先的’，就是这个意思。道义过时就有记载了，哪有记载‘夏王四月’的事情呢？那么何氏三统的说法，确实是传说的言论，不是经文的本意。

二年春季，……【隐公】八年春季，……。三月，……【隐公】

范宁说《春秋》记事有惯例：时，如果事情在时的例子上，就只记时不记月；月接在事情后面，就记月而不书月。

我按：只记时不记月，就是二年防戎、五年矢鱼这类情况；记月而不记王，就是八年三月归祊，上面有遇垂的文字。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国执拿曹伯，接着上面楚人救卫的事情就是这样。公羊、谷梁两家以日月为例，孔颖达为左传杜预之学，想要一概扫除。

译至于这一点，我私下认为这个例子也并非完全有定论，而是包含在其他卷册中难以在简短谈话中穷尽的内容。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保持空缺，厌恶那些穿凿附会的解释，这就接近正确了。

译秋季七月【鲁隐公六年】

杜预说：具备四季才构成一年。《公羊传》认为，《春秋》即使没有大事，只要过了首月就应当记载。《春秋》按年编排，四季齐全，然后才称为一年。何休说：表明王者应当奉行顺应四季的正道。《谷梁传》不遗漏季节。

鲁桓公四年、七年，秋、冬两个季节都没有记载。

杜预说：“不记载秋、冬的首月，是史官遗漏了文字。何休去掉两个季节以贬斥桓公，原因不详。程子、胡氏、张氏都持相同观点，何休的本意是什么呢？”

鲁昭公十年、鲁定公十四年，都看不到“冬”字。

杜预说是史官遗漏了文字，何休说是去掉冬季以贬斥。

我按：所谓四季齐全才构成一年，是指每年之中，春、夏、秋、冬四个字必须全部出现，这是史书的固定体例。所以即使某个季节没有大事，也要空写首月，比如隐公七年的“秋七月”，重点在“秋”字，不在“月”字，月份是有时不出现的。所谓过了首月就记载，是指孟月、仲月没有大事，不便记载，必须等到季月结束，然后追记首月，就像“大无麦禾”，必须等到没有禾苗，然后连同麦子一起记载。既然是史书的固定体例，孔子就沿袭而不改变。唯独《桓公》这一篇，两年没有秋、冬两个季节，先儒于是因为桓公是恶人的缘故，认为是删去了空写的六个字，以深刻表达贬斥断绝的意思。让桓公承受这样的恶名，他怎么能推辞呢？然而如果圣人听到这种说法，恐怕会哑然一笑，为什么呢？旧史有遗漏，圣人不再补全，这说明圣人亲眼看到如此，没有刻意也没有必然。或者是因为门徒传授学业、抄写时有遗漏，这又是圣人意料之外的，更不是我所能决定的。现在恰好在《桓公》篇中看到这种情况，而且不止一次，就做出这样的解释，认为这是必然的。这就像春雷偶然响起，对某个作恶的人说：“上天对我说想要击打你、焚烧你，你没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吗？”这虽然是假借天命，但也是假借天命。《桓公》篇缺少秋、冬两个季节，对桓公本人又有什么损害呢？即使四季齐全，诛绝贬责的意思，难道不会鲜明地显现在字里行间吗？一定要删去这两个季节才能充分表达意思，那也太轻视圣人了。所以只有这段经文存疑，只有杜预的说法才符合实际情况。

春秋阙如编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