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集传辨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集传辨疑》十卷，唐陆淳所述啖、赵两家攻驳三传之言也。栁宗元作淳墓志，称《辨疑》七篇，《唐书·艺文志》同。呉莱作序，亦称七篇。此本十巻，不知何人所分。按元延祐五年，尝从臣言，以唐陆淳所着《春秋纂例》《辨疑》《微防》三书，令江西行省锓梓，其殆分于是时欤？淳所述《纂例》一书，葢啖助排比科条，自发笔削之防，其攻击三传，总举大意而已。此书乃举传文之不入《纂例》者，缕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诘之，故曰《辨疑》。所述赵説为多，啖説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计十七条，但明所以删节经文、传文之故，其去取之义，则仍依经文年月以辨説之。中如「郑伯克段」传，啖氏谓「郑伯必不囚母」，殊嫌茫无所徴，直以臆防，以是为例，岂复有可信之史？况大隧故迹，《水经注》具有明文，安得指为左氏之虚撰？如斯之类，不免过于疑古。又如「齐卫胥命」▯，其説与《荀子》相符，当时去圣未逺，必有所受，而赵氏以为讥其无礼，如斯之类，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归于纪」▯，《谷梁》以为「不言逆，逆之道徴」，淳则谓「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礼闻送媵，不言逆媵，▯固失之；礼闻亲迎妻，不闻亲迎娣侄，淳説亦未为得。如斯之类，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寔有本，而论防多疎；公羊、谷梁每多曲説，而公羊尤甚。汉以来各守専门，论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书与《微防》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窽防。虽瑕瑜互见，其精核之处，实有汉以来诸儒所未发者，要与凿空杜撰、横生枝节者异也。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春秋集传辨疑凡例
集传》取舎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説，着《辩疑》。有三传繁文可以例包者，则但举例如后，不复繁释。学者将览《辩疑》，宜先观《纂例》取舍义及此巻首诸凡之意。
凡三传叙事有先后于经者，今皆移于本经之下。凡三传释经之例，或移于事首发之，或赵氏纂之入总传，其当否各于《纂例》本条中论之备矣。
凡三传叙事不主于经文，又无别意可通者，皆不入。凡三传释经文义皆同者，则唯举左氏，而注云「公、谷同」，者省文之义也。公、谷同者，但举公羊。
凡三传叙事虽同，而《谷梁》文义尤备者，亦但举《谷梁》，而注云：「《左氏》、《公羊》之意同。」
凡三《传》説事迹，虽与经通，其文义繁冗者，皆畧取其要。凡左氏叙战、灭及奔杀等事，委曲繁碎，今悉畧其文，举成败大纲而已。
凡左氏无经之传，今皆不取。其有因盟、防、征伐等事，而説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谟，与经相接者，畧取其要。若説事迹与经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亦不取。
凡《公》、《谷》日月时例，一切不取，其説已见《日月议》。
凡公、谷曷为、何以、何也之类，悉皆繁文，于理不安，今皆删之。时有取者，以便属文之义尔，无他意焉。
凡公、谷发例，皆事事言之，今或发于事首，或移于事终，而注云：「例见某年」，皆不重出。
凡公羊云托始焉尔，既始于隠公，则从始者书之，何云托乎？故皆不取。
凡《公羊》无传之经，或云：「此事无闻焉尔。」今以此语无义，徒为繁文，悉不取。
凡公羊于灾异之下，一一皆云「记异也」，今但以灾异之首，总论记事之意，后皆随事注中言之，省文之义也。凡公羊解经，事理虽不相当，其文义有可存者，则移于他年可施处附之【如桓八年谷伯邓侯下説失国之君类，今移于荘五年纪侯丢国下用之之类是也】
公》《谷》多自云「公羊子曰」、「谷梁子曰」，及引「尸子」、「鲁子曰」，今但目其传而去其某子字。
啖、赵取舍三传，义多举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集传辨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是唐代陆淳所撰述的啖助、赵匡两家攻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部传注的言论。柳宗元为陆淳撰写墓志铭，称《辨疑》有七篇，《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吴莱作序，也称七篇。这个版本有十卷，不知是谁人所分。查考元代延祐五年，曾听从臣下的建议，将唐代陆淳所著的《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命令江西行省刻版印刷，大概是在那时分卷的吧？陆淳所撰述的《纂例》一书，大概是啖助排比科条，自发笔削的宗旨，其攻击三传，只是总举大意而已。这本书则是列举传文中不能纳入《纂例》的内容，详细列出其过失，逐字逐句地诘问，所以称为《辨疑》。书中所述赵匡的说法较多，啖助的说法次之。篇首冠以凡例一篇，共计十七条，只是阐明删节经文、传文的原因，其取舍的原则，则仍依据经文的年月来辨析说明。其中如“郑伯克段”的传文，啖氏认为“郑伯必定不会囚禁母亲”，这实在嫌过于茫然没有根据，完全是主观臆测，如果以此为例，哪里还有可信的历史呢？况且大隧的旧迹，《水经注》中有明确的记载，怎么能指责是左丘明的虚构？像这类情况，不免过于怀疑古人。又如“齐卫胥命”，其说法与《荀子》相符，当时距离圣人时代不远，必定有所承袭，而赵氏认为这是讥讽他们无礼，像这类情况，大多不免有意挑剔瑕疵。又如“叔姬归于纪”，《谷梁传》认为“不说‘逆’，是因为迎亲的道理显著”，陆淳则认为“不说‘逆’，都是丈夫亲自去迎亲”，礼制中听说送媵妾，不说迎媵妾，这固然失当；礼制中听说亲自迎娶正妻，没听说亲自迎娶娣侄，陆淳的说法也未为得当。像这类情况，也不免越辨析越错误。然而《左传》记事确实有根据，但议论多疏漏；《公羊传》《谷梁传》往往多有曲解，而《公羊传》尤其严重。汉代以来各自坚守专门之学，喜欢甜的忌讳辣的，认为丹红的是对的就否定白色的，互相排斥。自从这本书和《微旨》问世，针对缝隙和瑕疵进行攻击，往往击中要害。虽然缺点和优点互见，但其精审核实的部分，确实有汉代以来诸儒所未曾阐发的，大体上与凭空捏造、横生枝节的不同。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集传辨疑凡例
《集传》对三传义理取舍，可以纳入条例的，在《纂例》各篇中已经论述完备了。那些随文解释，不能用条例概括的，恐怕会有疑难，所以编纂啖助、赵匡的说法，著成《辨疑》。有三传繁复的文字可以用条例概括的，就只举例如后，不再繁复解释。学者将要阅览《辨疑》，应当先观看《纂例》的取舍义理以及此卷首各凡例的意思。
凡三传叙事在经文之前或之后的，现在都移到本经之下。凡三传解释经文的条例，有的移到事件开头发表，有的赵氏编纂入总传，其恰当与否，各自在《纂例》本条中论述完备了。
凡三传叙事不主要依据经文，又没有别的意思可以贯通的，都不收录。凡三传解释经文义理都相同的，就只举《左传》，而注云“公羊、谷梁同”，这是省文的意思。公羊、谷梁相同的，只举公羊。
凡三传叙事虽然相同，而《谷梁传》文义尤其完备的，也只举《谷梁传》，而注云：“《左传》、《公羊传》的意思相同。”
凡三传叙述事迹，虽然与经文相通，其文义繁冗的，都略取其要点。凡《左传》叙述战争、灭亡以及奔逃杀戮等事，委曲繁碎，现在都略去其文字，只举成败的大纲而已。
凡《左传》无经文对应的传文，现在都不取。那些因盟会、征伐等事，而论述忠臣义士，以及有正直言论、美好谋略，与经文相接的，略取其要点。如果叙述事迹与经文相符，但对教化无益的，也不取。
凡《公羊》《谷梁》关于日月时的条例，一概不取，其说法已见于《日月议》。
凡公羊、谷梁中“曷为”、“何以”、“何也”之类，都是繁文，于理不安，现在都删去。有时取用的，是为了便于属文的义理罢了，没有其他意思。
凡公羊、谷梁发起条例，都是每件事都论述，现在有的发起于事件开头，有的移到事件结尾，而注云：“条例见某年”，都不重复出现。
凡《公羊传》说“托始焉尔”，既然始于隐公，那么从开始的就记载，为什么说“托”呢？所以都不取。
凡《公羊传》无传文的经文，有的说：“此事没有听说罢了。”现在认为此语无义，徒为繁文，一概不取。
凡《公羊传》在灾异之下，一一都云“记异也”，现在只在灾异之首，总论记事的意思，后面都随事在注中说明，这是省文的意思。凡《公羊传》解释经文，事理虽然不相称，其文义有可以保留的，就移到其他年份可以适用的地方附之【如桓公八年谷伯邓侯下说失国之君类，现在移到庄公五年纪侯失国下使用之类是也】
《公羊》《谷梁》多自称“公羊子曰”、“谷梁子曰”，以及引用“尸子”、“鲁子曰”，现在只标明其传而去掉某子字。
啖助、赵匡取舍三传，义理多举
例而言，不必随文皆説今恐学者未精，难以例晓，故推两家之例，悉随文辩之。其有不言「啖子」、「赵子曰」者是也。
译举例来说，不必随着经文处处解说。如今担心学者理解不够精微，难以通过举例来明白，所以推演两家的体例，全都依据经文加以辨析。其中那些不直接说“啖子说”、“赵子说”的地方，就是如此。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辨疑巻一
唐 陆淳 撰
隐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春者何？岁之始也。」按春为岁首，不应烦释。又曰：「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赵子曰：「若言春正月王，则不成文理矣，何用解乎？」又曰：「不言即位，成公意也。」赵子曰：「此乃直明公夲意，又是事实，何名成哉？」又曰：「桓幼而贵，隐长而卑。」赵子曰：「诸侯无二嫡，桓何得为贵？若然，是理可得而越，分可得而逾也。」又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赵子曰：「按妾母不得为夫人，若得以子贵，即成风之▯塟不应有讥，而公羊经外妄生此文，遂令汉朝引以为证，首乱大法【汉哀帝云：《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遂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并为帝太后】良可惜哉！」
谷梁曰：「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去「成」字之义，赵子説同。公羊又曰：「隐不正而成之，以恶桓也。」啖子曰：「《春秋》但以其摄，不言即位，亦无成隠之辞。」
左氏曰：「生桓公而惠公薨。」赵子曰：「葢言生桓公之后，他年惠公薨也。若惠公实以生桓公之年薨，即隐公被弑之年，桓年始十一，不应夫子深加以弑君之罪。」杜元凯亦云然，故传文不要「惠公薨」，恐误后学也。
公及邾仪父盟于昧
左氏曰：「邾子克也。」曰：「仪父，贵之也。」公、谷并同。赵子曰：「葢见荘十六年邾子克卒，以为同盟，故书，遂以仪父是字耳。殊不知仪父亦名也，与鲁季孙行父及晋荀林父等，亦以父为名也。缘其未得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卒时不书。至荘十六年邾子克卒者，即其嗣君自以王命为子，故书卒耳。且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纵能自通于大国，自利之事耳，有何嘉而字以襃之乎？若仪父实贤，桓十五年与牟人、葛人来朝，一例称人，何哉？理又可见也。」八年《谷梁传》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赵子曰：「按五帝时用兵极多，那得无诰誓之辞？但縁夫子叙《书》，首自尧典，故以前诰誓之辞不见耳。所云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即是也。故裁取之。凡起例宜于事首，故移附于此。他仿此。」
郑伯克段于鄢
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赵子曰：「克者，能胜之名，无有二君之义【春秋无有二君相胜称克者】又曰：「不言出奔，难之也。」啖子曰：「此乃夫子讥其志在于杀，故不言奔。若言奔，则郑伯但有逐弟之恶，而无杀弟之罪，又不知段之有拒兄之逆也。」又曰：「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啖子曰：「按荘公云：『姜氏欲之，焉避害？』又曰：『不义不昵，厚将崩。』此皆避恶名矣。但以不知大义，乃陷于杀弟，岂子囚母乎？此传近诬矣。」
公羊曰：「克者，杀之也。」赵子曰：「按五经、《春秋》前后例，未有以克为杀者。」又曰：「不称弟，当国也。不称弟者，见其不弟也。」左氏之义当矣。又曰：「其地何？当国也。」按解地之义，谷梁当矣。
谷梁曰：「克者何？能杀也。」赵子曰：「其释克字虽不当【义已见上】然其传意得骨肉情意之中，故除其杀字之义，存其余也。」谷梁又曰：「不称公子段，失子弟之道。」赵子曰：「《春秋》举重，不称弟为重矣，不可更求公子之义。且又非命卿，例不书公子，非独段也。」赵子曰：「鄢当作邬，郑地也，在缑氏县西南，至十一年乃属周。左氏曰：『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是也。传冩误为鄢字。杜注云：『今颍川鄢陵』，误甚矣。按从京至邬非逺，又是郑地，段所以有兵众，故曰克。若逺走至鄢陵，已出境，即无复兵众，何得云克？又传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邬过河向共城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当奔共也。」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
左氏曰：「缓也，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豫凶事，非礼也。」啖子曰：「夫诸侯母在天子，宁有归其▯乎？不辨菽麦者犹不当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辨疑卷一
唐 陆淳 撰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我认为，春作为一年的开端，本就不需要繁琐解释。又说：“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周王的正月。”赵子说：“如果写成‘春正月王’，就不符合文理了，哪里用得着解释呢？”又说：“不写‘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赵子说：“这不过是直接表明隐公的本意，又是事实，怎么能叫‘成全’呢？”又说：“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赵子说：“诸侯没有两个嫡子，桓公凭什么尊贵？如果这样，那么伦理就可以超越，名分就可以逾越了。”又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赵子说：“查考妾母不能成为夫人，如果真能因儿子而尊贵，那么成风之葬就不应受到讥讽，而《公羊传》在经文之外妄生此说，致使汉朝引以为证据，首先扰乱了大法【汉哀帝说：《春秋》的道义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于是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都为帝太后】，实在可惜啊！”
《谷梁传》说：“不写‘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去掉“成全”一字的含义，赵子的说法相同。《公羊传》又说：“隐公名不正而成全了他，是因为厌恶桓公。”啖子说：“《春秋》只是因为他摄政，所以不写‘即位’，也没有成全隐公的说法。”
《左传》说：“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赵子说：“大概是说生下桓公之后，过了一年惠公去世。如果惠公实在是在生下桓公的那一年去世，那么隐公被杀那年，桓公才十一岁，不应孔子深加弑君的罪名。”杜元凯也这样说，所以传文不要“惠公去世”的说法，恐怕误导后学。
公及邾仪父盟于昧
《左传》说：“邾子克。”说：“仪父，是尊重他。”《公羊》、《谷梁》都相同。赵子说：“大概是看到庄公十六年邾子克去世，认为是同盟，所以记载，于是认为仪父是字。殊不知仪父也是名，与鲁国的季孙行父及晋国的荀林父等，也是以‘父’为名。因为邾仪父没有得到周王的册命，只是附庸之君，所以去世时不记载。到庄公十六年邾子克去世，是因为他的继任者自己以周王的册命为子，所以记载去世。况且附庸之君，没有勤王的善行，即使能自行与大国交往，也是自利之事，有什么嘉奖而用字来褒扬他呢？如果仪父实在贤德，桓公十五年与牟人、葛人来朝见，一律称‘人’，为什么呢？道理又可见了。”八年《谷梁传》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赵子说：“查考五帝时用兵极多，哪能没有诰誓之辞？只是因为孔子编撰《尚书》，首篇从《尧典》开始，所以以前的诰誓之辞不见罢了。所说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就是对的。所以选取它。凡是起例应当在事首，所以移附于此。其他仿此。”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说：“如同两个国君，所以说‘克’。”赵子说：“克，是能够战胜的意思，没有两个国君的含义【《春秋》没有两个国君相胜称克的】。又说：“不写‘出奔’，是难以启齿。”啖子说：“这是孔子讥讽他志在杀害，所以不写‘奔’。如果写‘奔’，那么郑伯只有驱逐弟弟的恶行，而没有杀害弟弟的罪行，又不知道段有抗拒兄长的逆行了。”又说：“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啖子说：“查考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害？’又说：‘不义不亲，厚将崩。’这都是避恶名。只是因为不知大义，才陷于杀弟，哪里是儿子囚禁母亲呢？这传文近乎诬蔑了。”
《公羊传》说：“克，是杀了他。”赵子说：“查考五经、《春秋》前后体例，没有以克为杀的。”又说：“不称‘弟’，是因为当国。不称‘弟’，是显示他不悌。”《左传》的道义恰当。又说：“为什么写地名？是因为当国。”查考解释地名的含义，《谷梁传》恰当。
《谷梁传》说：“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杀。”赵子说：“他解释‘克’字虽然不当【义已见上】，然而他的传意符合骨肉情意之中，所以除去其杀字的含义，保留其余的。”《谷梁传》又说：“不称公子段，是失去了子弟之道。”赵子说：“《春秋》举重，不称弟为重了，不可再求公子的含义。况且又不是命卿，体例不书公子，不只是段。”赵子说：“鄢当作邬，是郑地，在缑氏县西南，到十一年才归属周。《左传》说：‘周王从郑国夺取邬、刘、蒍、邘的田地’是对的。传文误写为鄢字。杜注说：‘今颍川鄢陵’，错误太严重了。查考从京城到邬不远，又是郑地，段所以有兵众，所以说‘克’。如果远走到鄢陵，已出境，就没有兵众了，怎么能说‘克’？又传文说从鄢出奔共，就是从邬过河向共城为便路，如果已南行至鄢陵，就不应当奔共了。”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左传》说：“迟缓了，而且子氏未死，所以称名【云云】，预凶事，非礼也。”啖子说：“诸侯的母亲在天子那里，哪有归赗的道理？不辨菽麦者犹不当
尔，况平王贤君乎？葢见桓公母仲子未薨，误为此説，不知此是惠公之母也。因此又説豫凶事等义，皆非也。」公羊曰：「惠公者，隐公之考；仲子者，桓公之母。」啖子曰：「若言惠公、仲子是二人，则僖公、成风亦是二人。若是二人，则成风是僖公之母，而《春秋》之文以子先母乎？故谷梁之説是。」又曰：「宰，官；咺，名也。」赵子曰：「此止是名氏耳，如宰予之类。王士来鲁，例书名氏，石尚是也。」又曰：「宰，士也。士是贱官，何以得世官为氏？」
译何况平王是贤明的君主呢？大概是因为看见桓公的母亲仲子尚未去世，才误作了这种说法，不知道这其实是惠公的母亲。因此又提出豫凶事等义理，都是不对的。」《公羊传》说：「惠公，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啖子曰：「如果说惠公、仲子是两个人，那么僖公、成风也是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那么成风就是僖公的母亲，而《春秋》的体例难道是以儿子排在母亲前面吗？所以《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又说：「宰，是官职；咺，是名字。」赵子曰：「这仅仅是名字和氏罢了，就像宰予之类。王士来到鲁国，按例书写名字和氏，石尚就是这样的例子。」又说：「宰，是士。士是低贱的官职，怎么能世代承袭官职而成为氏呢？」
谷梁曰：「礼▯人之母则可，▯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解所以言惠公仲子】赵子曰：「按《春秋》凡此例常事皆不书，若王当▯诸侯妾母，则是常事，何须书之？且以此事为得礼，又何以正陵僭乎？经文缘是惠公之母，故▯之，自然须言惠公仲子，而遂云以其可辞受之，乃是夫子回非礼以为合礼，可乎哉！」
及宋人盟于宿
公羊曰：「孰及？」，之内之微者。谷梁云：「及者，内卑宋人，外卑者。」赵子曰：「修二国之好而为盟誓，非君则卿，何得使微者？」先儒注云：「微者，不命之卿也。」按例外之不命卿来鲁皆书名，但不言氏耳。且前后盟而不言内盟者凡七，推寻事迹皆是公自盟【义见《纂例》盟篇】义例昭然，不可或称是公，或称是微人【宿盟云是微，幽盟云是公，皆舛驳也】
冬十二月祭伯来
公羊曰：「何以不称使？奔也。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故不言奔。」啖子曰：「按例，周大夫但不言出，而无不言奔之义。」谷梁曰：「寰内诸侯也。」啖子曰：「按例，寰内例称子，若以伯为爵，则毛伯、召伯、荣叔、祭叔复是何爵乎？是知天子大夫例书字。」
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
公谷皆云：「无骇不书氏，贬也。极，同姓之国，讳灭同姓之国，故书入而贬无骇。」赵子曰：「按非王命之大夫，例不书氏。八年无骇卒，谷梁云隐不爵大夫，故不氏，则名自縁非王命大夫，故不书氏，何关灭同姓哉？又若实灭同姓，则当直书灭极以示讥，不当言入。若灭而言入，实入者将如何书之？」
纪履緰来逆女
公羊曰：「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赵子曰：「所以不称使者，为下有『伯姬归于纪』，文相连，间无异事，省文从可知。公羊不达此意，遂妄为説。假令婚礼不称主人，但致命之辞不称尔，遣卿出境，非君孰使哉？」又曰：「母命之，何不称母？母不通【注云：妇人命不通于隣国，但得命大夫行尔】若妇人命不通于外，而得命大夫令行，则纪侯但不自致婚命，且何伤？命大夫使行也，进退自相违背。且母命既不通于外，又不得称主人，则大夫至彼如何致命乎？益知无理也。又云：「宋公使公孙夀，无母也。」皆为穿凿。公孙夀来纳币，若不言宋公使，则似乎此自为己事，故须言宋公以别之尔。且《礼》篇国君娶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共事宗庙【祭统》云云】如此则称主人，何得妄为异説乎？又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亦言不称主人，亦非也。彼自为非王命耳，故不言王使【説见本传】
谷梁曰：「国氏者，为其来接于我，故进之。」赵子曰：「按非命卿来鲁，例皆国氏，何独进履緰哉？」
伯姬归于纪
谷梁曰：「妇人不专行，此如专行之辞，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耳。」赵子曰：「据桓公逆夫人于讙，下云『夫人姜氏至自齐』，亦以专行为辞，则此例不成矣。」
纪子伯莒子盟于宻
左氏曰：「鲁故也。」啖子曰：「传以子伯为子帛，言是履緰之字，故附防为此説耳【传意以纪既与鲁婚，故使大夫为鲁结盟通好也】
谷梁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啖子曰：「此阙文耳，云『伯之』穿凿甚矣。」
十有二月乙夘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夫人子氏者何隐之母
谷梁曰：「夫人者，隐之妻也。」啖子曰：「隐公身既谦让，不当君礼，母妻卒，安肯用夫人礼乎？」
三年君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声子也。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啖子曰：「按例无有改字以为义者，岂有改其本姓乎？假如此时隐公之母实卒，不行夫人礼，亦当如定十五年姒氏卒，书姓也。」
公羊曰：「天王崩，诸侯之主也【言诸侯大夫赴吊者，尹氏主之】
谷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于天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赵子曰：「《春秋》一字之义，为经邦大训，岂有缘其为诸侯及鲁大夫作主人之恩，遂録之于经乎？」《公羊》唯説讥世卿之义，是。
宋公和卒
左氏曰：「宋宣
译《谷梁传》说：“按照礼制，为别人的母亲服丧是可以的，为别人的妾母服丧则不可以，君子因为可以服丧的理由而接受丧服。”【这是解释为什么称惠公仲子】赵子说：“按照《春秋》的体例，凡是这类常事都不记载，如果周王为诸侯的妾母服丧，这属于常事，何必记载呢？况且把这件事看作符合礼制，又怎么纠正僭越的弊端呢？经文因为她是惠公的母亲，所以为她服丧，自然需要称惠公仲子，于是说因为可以服丧的理由而接受丧服，这难道是孔子把不合礼的事说成合乎礼吗，可以吗！”
鲁国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公羊传》说：“谁与宋人结盟？”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谷梁传》说：“‘及’字表示，对内贬低宋人，对外贬低地位卑微的人。”赵子说：“修整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订立盟誓，如果不是国君就是卿大夫，怎么能派遣地位卑微的人呢？”以前的儒者注释说：“地位卑微的人，是没有受命的大夫。”按照体例，例外情况下没有受命的大夫来到鲁国都记载名字，只是不称氏罢了。况且前后结盟而不称内盟的共有七次，推究事迹都是国君亲自结盟【义理见于《纂例》盟篇】义理体例很明白，不能有时说是国君，有时说是地位卑微的人【宿盟说是地位卑微的人，幽盟说是国君，都是错乱的】
冬天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派遣？是逃亡。为什么不说不逃亡？因为周王天下无外，所以不说逃亡。”啖子说：“按照体例，周朝大夫只是不说‘出’，而没有不说‘奔’的道理。”《谷梁传》说：“是王畿内的诸侯。”啖子说：“按照体例，王畿内称子，如果把伯当作爵位，那么毛伯、召伯、荣叔、祭叔又是什么爵位呢？由此可知天子大夫通常记载字。”
隐公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无骇不称氏，是贬斥。极，是同姓的国家，忌讳灭同姓的国家，所以记载‘入’而贬斥无骇。”赵子说：“按照体例，不是周王任命的大夫，通常不称氏。八年无骇去世，《谷梁传》说隐公不封爵大夫，所以不称氏，那么名字自然是因为不是周王任命的大夫，所以不称氏，这与灭同姓有什么关系呢？又如果真的灭了同姓，就应当直接记载‘灭极’以示讥讽，不应当说‘入’。如果灭了而说‘入’，那么真正进入的又该怎么记载呢？”
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派遣？婚礼不称主人。”赵子说：“不称派遣的原因，是因为下文有‘伯姬归于纪’，文意相连，中间没有其他事情，省略文字从可知晓。《公羊传》不明白这个意思，于是胡乱解说。假使婚礼不称主人，只是传达使命的辞令不称罢了，派遣卿大夫出境，不是国君谁派遣呢？”又说：“母亲命令，为什么不称母亲？母亲不通【注释说：妇人的命令不通达邻国，只能命令大夫去执行罢了】如果妇人的命令不通达外部，而能命令大夫去执行，那么纪侯只是不亲自传达婚命，又有什么妨害呢？命令大夫去执行，进退自相矛盾。况且母亲的命令既不通达外部，又不能称主人，那么大夫到了那里怎么传达使命呢？更加知道没有道理。又说：‘宋公派遣公孙夀，没有母亲。’这都是穿凿附会。公孙夀来纳币，如果不说宋公派遣，似乎这是为自己办事，所以必须说宋公以区别罢了。况且《礼》篇中国君娶夫人的辞令说：‘请君之玉女，共事宗庙’【《祭统》云云】这样就称主人，怎么能胡乱做不同的解说呢？又桓公八年祭公迎娶王后，也说称主人，也是不对的。那自然是因为不是周王任命，所以不说王派遣【解说见本传】
《谷梁传》说：“称国氏，是因为他来迎接我们，所以进称。”赵子说：“按照体例，没有受命的卿大夫来到鲁国，都称国氏，为什么唯独进称履緰呢？”
伯姬归于纪。
《谷梁传》说：“妇人不能单独行动，这里像是单独行动的辞令，为什么呢？迎娶的道理细微，没有值得说的罢了。”赵子说：“根据桓公在讙地迎娶夫人，下文说‘夫人姜氏至自齐’，也以单独行动为辞令，那么这个体例就不成立了。”
纪子伯与莒子在宻地结盟。
《左传》说：“是鲁国的缘故。”啖子说：“传把子伯当作子帛，说是履緰的字，所以附会为此说罢了【传的意思是因为纪国已经与鲁国通婚，所以派遣大夫为鲁国结盟通好】
《谷梁传》说：“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啖子说：“这是缺文罢了，说‘伯之’穿凿太厉害了。”
十二月乙夘，夫人子氏去世。
《公羊传》说夫人子氏是谁？是隐公的母亲。
《谷梁传》说：“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啖子说：“隐公自身既谦让，不当受国君之礼，母亲妻子去世，怎么肯用夫人之礼呢？”
三年，君氏去世。
《左传》说：“君氏去世，是声子。不写姓，是为了国君的缘故，称君氏。”啖子说：“按照体例没有改字以取义的，哪有改其本姓的呢？假使这时隐公的母亲确实去世，不行夫人之礼，也应当像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写姓一样。”
《公羊传》说：“天王去世，是诸侯的主子【说诸侯大夫赴吊者，由尹氏主持】
《谷梁传》说：“外国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在天王去世时，为鲁国做主人，所以隐晦地记载去世。”赵子说：“《春秋》一字之义，是治理国家的大训，哪有因为其为诸侯及鲁大夫做主人的恩惠，就记录在经书上的呢？”《公羊传》只说讥讽世卿之义，是对的。
宋公和去世。
《左传》说：“宋宣
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啖子曰：「若宣公本知穆公反让其子，且让以求名，乃是许也，何足美乎？」
译晋灵公可以说懂得识人了，他立穆公为君，穆公的儿子享受了君位，这是用大义来命令他啊。”啖子曰：“如果宣公本来就知道穆公会推让给他的儿子，并且推让是为了求取名声，这不过是预先许诺罢了，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
公羊》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啖子曰：「按前后例，外取邑书者多矣，唯取鲁邑乃有不书者【赵氏辨此义，见《纂例》取篇】
谷梁曰：「言伐言取，所恶也。」按：有不伐而取邑者，各书实事尔，无他义。
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
左氏曰：「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固请以行。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言故去其氏以贬之】赵子曰：「春秋之初，公室犹强，若公实不许，臣何敢固请而行？葢左氏不知未命不书族之义，造此事端尔。」
谷梁曰：「翚不称公子，以其与弑隐公，贬之也。」啖子曰：「凡事各于本事襃贬，岂有未弑君而先贬乎？翚之不称公子，自为未命尔，后有此义，皆同此説。」
衞人立晋
谷梁曰：「晋之名恶也。」按「晋」是其名，有何恶乎？
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公羊曰：「僭诸侯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赵子曰：「按鲁僭用八佾，非一朝。若不因改革之时言之，则无以明改自隐公始也。事须因此减数时书之。公羊不达此意，云『僭天子则不可言』，如此则僭差之过无由而着，惩劝之道安所寄乎？」又曰：「隐为桓祭其母，成公意也。」赵子曰：「此直公意，何成之有？」
谷梁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啖子曰：「按此时桓公之母防始终，正是考宫之时，故知公羊説是。」又曰：「考，成也。成之为夫人也。」赵子曰：「考者，成室之名耳。《诗》有考室之义，是也。」
邾人郑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使来告命，公将救之。使者曰：『师未及国。』公怒，乃止。」啖子曰：「夫宋人乞救，必当卑辞，岂肯令鲁怒乎？又七年传云为宋伐邾，此则于宋无忿明矣。又至九年传曰宋以入郛之役怨公，益知前后差错也。」
六年郑人来渝平
左氏曰：「更成也。」赵子曰：「传意谓变讐而更和平也。若如此，止当来行成耳，何要言渝也？」故知公羊、谷梁义为长。
七年叔姬归于纪
谷梁曰：「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按不言逆者，皆夫自逆也。不书者，常事不书也。
滕侯卒
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国也
谷梁曰：「滕侯无名，少曰世子，长曰君，狄道也。」啖子曰：「按附庸之君以及外裔皆有名，况滕国文王之子孙，虽至微弱，岂无名乎？又后诸侯卒有不书名者【薛伯等是】岂皆无名乎？」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谷梁曰：「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接于我，举其贵者也。」赵子曰：「按礼云：『五十命为大夫。』天下无生而贵者，若以为贵，非正王纲之义。」
公伐邾
左氏曰：「为宋讨也。」赵子曰：「邾伐宋在五年，不应二年方为之报。」左氏此例甚多，既非襃贬之意，故不取，他放此。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公羊曰：「其言伐，大之也。」啖子曰：「不言执者，尊天子之使，故云伐也。若言不与戎之执王使，其书外裔侵、伐、灭、入者，岂皆是之乎？」又曰：「其地，大之也。」其事实在楚丘，若不书地，如何纪事乎？
谷梁曰：「戎者，衞也。为其伐天子之使，故贬而戎之。」啖子曰：「若衞实伐天子之使，改之曰戎，是为衞掩恶也，如何惩劝乎？」
八年郑伯使宛来归邴
左氏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啖子曰：「郑人请祀周公，已不近人情矣。泰山非郑封内，本不当祀，又何释乎？」
公羊》曰：「泰山之下，诸侯有汤沐邑焉。」啖子曰：「列国至众，若言皆有邑，泰山之下，何能容之？」故去其皆字。
谷梁曰：「名宛，所以贬郑伯，恶易地也。」按：不命之卿来鲁，例名之，不可妄为异説。
我入邴
公羊曰：「言我者，非独我也，齐亦欲之。」书我者，言鲁入尔，何关齐事乎？
宋公齐侯衞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以释东门之怨，礼也。」赵子曰：「诸侯结盟，本非正道【义
译鲁隐公四年，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公羊传》说：“外国夺取城邑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痛恨它开始夺取城邑。”啖助说：“按照前后的体例，外国夺取城邑而记载的很多，只有夺取鲁国城邑才有不记载的情况【赵匡辨析此义，见《纂例》取篇】。”
《谷梁传》说：“既说‘伐’又说‘取’，是表示厌恶。”按：有不攻打而夺取城邑的情况，各自如实记载罢了，没有其他含义。
公子翚率领军队在防地，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左传》说：“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坚持请求出兵。史书说：‘翚帅师’，是痛恨他【意思是故意去掉他的氏来贬低他】。”赵匡说：“春秋初期，公室还强大，如果国君真的不允许，臣子怎敢坚持请求而出兵？大概是《左传》不知道‘未受命不书族’的含义，编造了这个事件罢了。”
《谷梁传》说：“翚不称公子，是因为他参与杀害隐公，所以贬低他。”啖助说：“凡事都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褒贬，哪有还没弑君就先贬低的？翚不称公子，自然是因为他没有受命，后来这方面的义理，都与此说相同。”
卫国人拥立晋。
《谷梁传》说：“‘晋’这个名字是恶名。”按：“晋”是他的名字，有什么恶名呢？
鲁隐公五年，考仲子的宫室，初次献祭六羽。
《公羊传》说：“僭越诸侯还可以说，僭越天子则不可说。”赵匡说：“按鲁国僭用八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不趁着改革的时候说出来，就无法表明改革是从隐公开始的。事情必须趁着减数的时候记载。《公羊传》不明白这个意思，说‘僭越天子则不可说’，这样的话，僭越的过错就无法彰显，惩戒劝勉的道理寄托在哪里呢？”又说：“隐公为桓公祭祀他的母亲，是成全桓公的意思。”赵匡说：“这直接是国君的意思，有什么成全的呢？”
《谷梁传》说：“仲子，是惠公的母亲。隐公作为孙子而修缮宫室，不是隐公的本意。”啖助说：“按此时桓公的母亲防始终，正是考宫的时候，所以知道《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又说：“考，是成。成为夫人。”赵匡说：“考，是成室的名称罢了。《诗经》有考室的含义，是这样的。”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
《左传》说：“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命令，隐公将要救援他们。使者说：‘军队还没到达国都。’隐公发怒，于是停止了。”啖助说：“宋国人请求救援，必定会用谦卑的言辞，怎会让鲁国发怒呢？又七年传云为宋伐邾，这就明显对宋国没有怨恨了。又至九年传曰宋以入郛之役怨公，更加知道前后差错。”
鲁隐公六年，郑国人来改变和平。
《左传》说：“改变盟约。”赵匡说：“传文的意思是改变仇敌而重新和平。如果这样，只应当来行成罢了，为什么要说渝呢？”所以知道《公羊传》、《谷梁传》的义理为长。
鲁隐公七年，叔姬嫁给纪侯。
《谷梁传》说：“不说迎娶，为什么呢？”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说罢了。按：不说迎娶的，都是丈夫亲自迎娶。不记载的，是常事不记载。
滕侯去世。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是微小的国家。
《谷梁传》说：“滕侯没有名字，年少叫世子，年长叫君，是狄人的道义。”啖助说：“按附庸的君主以及外裔都有名字，何况滕国是文王的子孙，虽然极其微弱，怎会没有名字呢？又后来诸侯去世有不称名的【薛伯等是】，难道都没有名字吗？”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谷梁传》说：“诸侯尊贵，兄弟不得以亲属关系相通。称他的弟弟，是因为他来接洽我国，举出他尊贵的一面。”赵匡说：“按礼说：‘五十岁任命为大夫。’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如果认为尊贵，不符合正统王纲的道义。”
隐公攻打邾国。
《左传》说：“为宋国讨伐。”赵匡说：“邾国攻打宋国在五年，不应两年后才为之报复。”《左传》这类例子很多，既然不是褒贬的意思，所以不采纳，其他类推。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
《公羊传》说：“说‘伐’，是夸大它。”啖助说：“不说‘执’，是尊重天子的使者，所以说‘伐’。如果说不同意戎人执拿天子使者，那么记载外裔侵、伐、灭、入的，难道都是这样吗？”又说：“记载地点，是夸大它。”事情实在发生在楚丘，如果不记载地点，如何记载事情呢？
《谷梁传》说：“戎，是卫国。因为他攻打天子的使者，所以贬低称他为戎。”啖助说：“如果卫国真的攻打天子的使者，改称他为戎，是为卫国掩盖恶行，如何惩戒劝勉呢？”
鲁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邴地。
《左传》说：“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啖助说：“郑国人请求祭祀周公，已经不近人情了。泰山不在郑国封地内，本来不当祭祀，又何必废除呢？”
《公羊传》说：“泰山之下，诸侯有汤沐邑。”啖助说：“列国很多，如果说都有邑，泰山之下，怎能容纳得下？”所以去掉“皆”字。
《谷梁传》说：“称宛的名，是为了贬低郑伯，厌恶交换土地。”按：未受命的卿来鲁国，例称其名，不可妄作异说。
我国进入邴地。
《公羊传》说：“说‘我’，不是只有我，齐国也想要。”记载“我”，是说鲁国进入罢了，与齐国什么事呢？
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左传》说：“以消除东门之怨，是礼。”赵匡说：“诸侯结盟，本非正道【义
见隐元年传】有何合礼？故但取其释怨之辞，而去其礼字，他皆放此。」
塟蔡宣公
译《左传》隐元年传》中有什么符合礼制的地方？因此只采纳其中解释怨恨的言辞，而删去“礼”字，其他情况都照此处理。」
安葬蔡宣公
公羊曰：「卒何以名？至塟从主人。」赵子曰：「卒名之，着易代且降于天子也【天王崩不书名，诸侯生既不名，故死乃名之，且纪世之次也】塟时举谥而不须重言名，史体自当然，不要立义。」
公及莒人盟于包来
左氏曰：「以成纪好。」赵子曰：「岂有二年之好【左氏据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宻故也】经今六载，始成之。左氏多此类，皆不取，他放此。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凡雨自三日以徃为霖，平地尺为大雪。」赵子曰：「春秋记异，不书常事。尺雪常事，何足记乎？岂有二百四十二年唯两度尺雪哉【经唯两度书大雪】益知其妄也。」文先书大雨震电，又复有雪，明其异耳。非为雨生例，妄发霖例，又与经违，皆不取。
公防齐侯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不朝王】郑伯以王命讨之，来告伐宋。公防齐侯于防，谋伐宋也。」赵子曰：「按此时王室已至微弱，岂诸侯禀命为之讨罪乎？且隐公贤君，即位已来，不曽朝聘于王，平王之崩，不赙又不防塟，则鲁自当受讨，何得责人？明知当时皆蔑弃周室，非独鲁也。左氏説事多不实，或是鲁杂史为餙辞，故左氏因之耳。其理至明，不足为疑。若实奉王命讨不庭，明年伐宋，必异其辞，不应依常例书伐。」
十年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
左氏曰：「盟于邓。」按此文与经不合，故不取。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曰：「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已，归于我。」君子谓郑荘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赵子曰：「诸侯专取他国之邑而以与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以王命讨难，义己见上文】
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赵子曰：「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记，可否以为后世之规，岂得简其大小乎？据例小恶皆讳不书，败是也。长勺之战，为纳讐人之子，故书败，是大恶不讳也。」又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再取，甚之也。」赵子曰：「按此缘与败不同日，又取二邑亦不同日，故各书之以记实，何得曲为义説？凡取皆罪也，何论一月再取乎？若其异月而取，则无罪乎？」
谷梁曰：「不正，乗人之败而深为利，故谨而日之。」赵子曰：「安有彼不败而能取其邑乎？假如兵不败，我直取得其邑，则无罪乎？」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衞人、郕人不防王命【不同伐宋】郑师在郊【伐宋回师】宋人、衞人入郑【乘虚袭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克之，取三师焉【三国兵在戴城，郑伯都围取之】宋、衞既入郑，以伐戴召蔡人，故不和而败。九月戊寅，郑伯入宋【报入郑也】赵子曰：「按三国并大于郑，郑之兵力可知，何能悉取乎？假令三国入戴城，郑总取得之，则合言围取之；若不围，无由总取得。三国在城外，则合云伐败之，不得云取。详据经文，郑因三国伐戴之后，戴已病矣，乗其病而遂伐取之。至九月，郑又伐宋，明年又言郑以虢师伐宋，报其入郑。若此时已取三师，其报怨雪耻斯过当矣，何得重重更报？益见其纰缪也。」
谷梁曰：「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赵子曰：「假如自取，岂为正乎？何乃须言因人之力，始言不正？按经文实是郑取，不得云主其事也。」
齐人郑人入郕
左氏曰：「讨违王命也。」赵子曰：「若然，经必异其文，且齐桓已前，诸侯未有勤王之事。」
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
左氏曰：「滕、薛争长【云云】公请于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薛，任姓也；齿，列也】啖子曰：『周之典礼，自有常度【同姓、异姓诸侯之班，当有常礼也】若朝鲁，则先姬；朝薛，则先任，是乱常礼也。故不取其不敢与任齿。』」
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左氏曰：「郑伯将伐许，
译公羊传说：“卒为什么称名？到了安葬时跟随主人的做法。”赵子说：“卒时称名，是为了彰显改朝换代且降于天子的地位【天王去世不称名，诸侯生前既不称名，所以死后才称名，并且记载世系的次序】安葬时举出谥号而不需要重复称名，史书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不需要另立义例。”
鲁隐公与莒人在包来结盟
左传曰：“为了成就纪国的友好。”赵子说：“哪有持续两年的友好【左传是根据二年纪子帛、莒子在宻地结盟的缘故】经文到现在六年，才开始成就友好。左传多有这类情况，都不采纳，其余类推。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
左传曰：“凡是雨连续下三天以上称为霖，平地积雪一尺称为大雪。”赵子说：“春秋记载异常之事，不记载平常之事。一尺的雪是平常之事，值得记载吗？难道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两次一尺的雪吗【经文中只有两次记载大雪】更加知道它是荒谬的。”经文先记载大雨雷电，接着又有雪，显然是为了说明其异常。不是为了雨水而设立霖的义例，妄发霖的义例，又与经文相违背，都不采纳。
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左传曰：“宋公不尊奉周王【不朝见周王】郑伯奉周王命令讨伐他，来告知讨伐宋国。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谋划讨伐宋国。”赵子说：“查考此时王室已经非常微弱，难道诸侯会禀承王命去讨伐罪人吗？况且隐公是贤君，即位以来，不曾朝聘周王，平王去世，不赠送助丧财物又不参加葬礼，那么鲁国自己应当受到讨伐，怎么能责备别人？明知当时各国都蔑视周室，不只是鲁国。左传叙述事情多不真实，或许是鲁国的杂史为了润饰言辞，所以左传沿用了它。道理非常明白，不值得怀疑。如果真的奉王命讨伐不朝见的人，明年讨伐宋国，必定会用不同的措辞，不应该依照常规记载‘伐’。”
十年，鲁隐公在仲丘会见齐侯、郑伯
左传曰：“在邓地结盟。”查考这段文字与经文不合，所以不采纳。
六月壬戌日，鲁军在菅地击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左传曰：“庚午日，郑军进入郜地。辛未日，郜地归给我们。庚辰日，郑军进入防地。辛巳日，防地归给我们。”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里可以说是正当了，奉王命讨伐不朝见的人，不贪图土地以劳累王爵，这是正当的体例。赵子说：“诸侯擅自夺取他国的城邑而送给别人，是大罪，却说合乎正当，多么荒谬啊【奉王命讨伐困难，义理已在上文见过】
公羊传曰：“外邦的大恶记载，小恶不记载；内邦的大恶不记载，小恶记载。”赵子说：“建立教化的体例，事情无论大小都记载，可以作为后世的规范，怎么能简略大小呢？根据义例，小恶都避讳不记载，‘败’就是这样。长勺之战，因为接纳仇人的儿子，所以记载‘败’，这是大恶不避讳。”又说：“夺取城邑不记日期，这里为什么记日期？一个月内两次夺取，表示严重。”赵子说：“查考这是因为与‘败’不在同一天，又夺取两座城邑也不在同一天，所以分别记载以记录事实，怎么能曲解为义例？凡是夺取都是罪过，何必论一个月内两次夺取？如果不同月夺取，就没有罪过吗？”
谷梁传曰：“不正当，乘着别人的失败而深图利益，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赵子说：“哪有对方不败而能夺取其城邑的呢？假如军队不败，我直接夺取其城邑，就没有罪过吗？”
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戴国。
左传曰：“蔡人、卫人、郕人不遵从王命【不共同讨伐宋国】郑军在郊外【讨伐宋国回师】宋人、卫人进入郑国【乘虚袭击郑国】蔡人跟随他们讨伐戴国。八月壬戌日，郑伯包围戴国，攻克它，夺取了三国军队【三国军队在戴城，郑伯都包围夺取了】宋、卫既已进入郑国，用讨伐戴国召唤蔡人，所以不和而失败。九月戊寅日，郑伯进入宋国【报复进入郑国之事】赵子说：“查考三国都大于郑国，郑国的兵力可想而知，怎么能全部夺取呢？假使三国进入戴城，郑国全部夺取了，那么应该说是包围夺取；如果不包围，没有理由全部夺取。三国在城外，那么应该说是讨伐击败他们，不能说夺取。详细依据经文，郑国趁着三国讨伐戴国之后，戴国已经疲惫，乘着其疲惫而讨伐夺取。到九月，郑国又讨伐宋国，明年又说郑国率领虢国军队讨伐宋国，报复其进入郑国。如果此时已经夺取了三国军队，其报复怨恨、洗雪耻辱就太过分了，怎么能重重地报复？更加显示其错误。”
谷梁传曰：“不正当其依靠别人的力量而轻易夺取，所以主持其事。”赵子说：“假如自己夺取，难道就正当吗？为什么必须说依靠别人的力量，才说不正当？查考经文确实是郑国夺取，不能说主持其事。”
齐人、郑人进入郕国
左传曰：“讨伐违背王命的人。”赵子说：“如果这样，经文必定会用不同的措辞，况且齐桓公之前，诸侯没有勤王之事。”
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见
左传曰：“滕、薛争长【云云】隐公向薛侯请求说：‘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我如果朝见薛侯，不敢与任姓并列【薛，任姓；齿，列】啖子曰：‘周朝的典礼，自有常度【同姓、异姓诸侯的班次，应当有常礼】如果朝见鲁国，就先排姬姓；朝见薛国，就先排任姓，这是扰乱常礼。所以不采纳‘不敢与任齿’的说法。’”
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左传曰：“郑伯将要讨伐许国，
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至于「君登矣」，此皆烦碎，不足为训，故畧之，他放此。又曰：「郑荘公使许大夫奉许叔居许东偏，又使公孙获佐之。」戒获云：「我死，乃速去之【云云】君子谓：「郑荘公于是知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徳而庭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赵子曰：「诸侯无王命入人之国，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诛矣。而以为有礼，是长乱阶也。」
译公孙阏与颍考叔争夺车驾，直到“国君已登上车”这些内容，都琐碎细碎，不足以作为准则，所以略去不译，其他此类情况仿照此例。又记载：“郑庄公派遣许国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又派遣公孙获辅佐他。”告诫公孙获说：“我死后，你就迅速离开那里【等等】。”君子评论说：“郑庄公在这件事上懂得礼。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有利于后代的。许国没有法度所以讨伐它，臣服了就宽恕它，估量德行而接纳它，衡量力量而行动，观察时机而动，不连累后人。”赵子说：“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就进入别国，罪行已经很大了；又派遣大夫去镇守，简直不容诛杀了。却认为这是合乎礼的，这是助长祸乱的根源啊。”
公薨
左氏曰：「不书塟，不成防也。」啖子曰：「岂有国君之防，而有不成者乎？」故知公谷以贼不讨，故不书塟，此义为当。
春秋集传辨疑巻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辨疑卷二
唐 陆淳 撰
桓元年春王正月
谷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赵子曰：「按实不治，何得言治也？」旧説又云：「元年有王，兾是年内有讨，所以书之。」予谓去王字，理由夫子，不因旧史。夫子修经时，岂不知此年竟不讨乎？何须存之也？又云：「末年有王，言王终不能讨，所以书之。」若然者，总除王字，理不益明乎？按十五年王崩，至十六年嗣王既立，年月已深，过不在嗣王，何不书王乎？足明非责王明矣。但为学《春秋》者，惯习于王正月，不觉遂四处妄加耳。圣人辞意朗然平畅，若讥王，则王未崩之前悉去王字可矣，安肯乍见乍隐，烦碎若此乎？详经意，直以桓公不顾王法，故去其王字，以见其罪耳。
公即位
谷梁曰：「继故不言即位，正也。」赵子曰：「礼当不即位，岂空言哉？故去其言字。」又曰：「先君不以道终，己正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赵子曰：「但言与闻乎弑，义己备矣。」
郑伯以璧假许田
左氏曰：「郑人请复祀周公。」按郑荘之言无所不知，安肯请祀非其祖乎？不近人情矣。説已具隠八年。
公羊曰：「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啖子曰：「其『皆』字义同隐八年。」又曰：「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按许田实鲁朝宿之邑，不得谓之周田。又曰：「系之许，近许也。」按许田自是其邑名，何关近许之事乎？若近许即谓之许田，近郑亦谓之郑田乎？若然，则无常名矣。
公及郑伯盟于越
谷梁曰：「越，盟地之名。」按此不要解，自可知矣。
桓二年春王正月
谷梁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赵子曰：「十一年郑伯卒，十二年衞侯晋卒，何不正之乎？故知皆谬，而传因谬强为义也。」十年有王，云正曹伯卒，亦同此説。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宋华督见孔父之妻于路，遂弑殇公。」啖子曰：「古者大夫犹皆乗车，其妻固当乗之，不可在路而见其貎。葢以旧言孔父义形于色，而作传者以为女色之色，遂妄为此説耳。且见《谷梁》説及之义极明，不足疑也。」谷梁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赵子曰：「按孔父之事，自是史册载之，非殇公自书也，何闗君之不忍乎？」又曰：「孔氏，父字，谥也。」啖子曰：「孔，字；父，美称也。孔氏之先皆以字连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为氏，岂世世改乎？又春秋时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证也。」又曰：「不称名，葢为祖讳也。」按《春秋》，鲁国之史也，非夫子家传，安得祖讳乎？
滕子来朝
赵子曰：「滕侯爵，自齐桓覇后，方与▯、薛皆降号以从会位。此时未有覇者，无人黜之，故知在防也。」
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公羊曰：「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逺也。赵子曰：「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逊，皆书之，何得云大恶讳乎？又若以年逺不讳，则桓公为齐所杀，何不明书乎？」由是言之，可讳则讳，可讥则讥，不以年月逺近为异也。
谷梁曰：「以者，内为志焉尔。」赵子曰：「言以者，明四国同防以成此事，何独言公为志乎？」又曰：「取不成事之辞而加之焉，于内之恶，而君子无遗焉尔。」赵子曰：「据经文乃直书事实耳，有何加乎？」
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
左氏説僖伯諌辞，自「清庙茅屋」至「声明以发之」。赵子曰：「据纳鼎，直以受凶赂而纳于太庙，故讥耳，非为服章名数有愆，故不当别记烦文也。且夫议礼度者，贵识其安上治民之大体，若夫服章名数之差，品礼之末节也。今事不相涉，故当舍尔。孔圣既防之后，学者莫识大本，所务唯此而已。故左氏传及国语并戴圣礼记多记此等，学者当求
译桓公去世。
左氏说：“不记载安葬，是因为桓公的葬礼没有完成。”啖子说：“哪有国君的葬礼，会没有完成的呢？”所以知道公羊、谷梁认为因为贼人没有讨伐，所以不记载安葬，这个义理才是恰当的。
《春秋集传辨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辨疑》卷二
唐 陆淳 撰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
谷梁说：“元年有王，是用来匡正桓公的。”赵子说：“实际上并没有匡正，怎么能说是匡正呢？”旧说又说：“元年有王，是希望这一年内有讨伐贼人的行动，所以记载它。”我认为去掉“王”字，理由在于孔子，不是沿袭旧史。孔子修订《春秋》时，难道不知道这一年终究没有讨伐贼人吗？何必保留它呢？又说：“末年有王，是说君王最终没能讨伐贼人，所以记载它。”如果这样，干脆全部去掉“王”字，道理不是更明白吗？查考桓公十五年周天子去世，到十六年继位的周天子已经确立，时间已经很久，过错不在继位的周天子，为什么不记载“王”呢？足以说明并不是责备周天子。只是学习《春秋》的人，习惯于“王正月”的说法，不知不觉就在各处胡乱添加了。圣人的言辞意思明朗平畅，如果讥讽周天子，那么在周天子去世之前全部去掉“王”字就可以了，怎么会忽隐忽现，烦琐到这种地步呢？详细考察经文的意思，只是认为桓公不顾王法，所以去掉“王”字，来显示他的罪过罢了。
桓公即位
谷梁说：“继承先君而不说即位，是合乎正道的。”赵子说：“按照礼制应当不即位，难道是空话吗？所以去掉‘即位’二字。”又说：“先君不得善终，自己却正当即位，这是对先君没有恩义。”赵子说：“只要说参与弑君，义理就已经完备了。”
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左氏说：“郑国人请求恢复祭祀周公。”查考郑庄公的话无所不知，怎么肯请求祭祀不是自己祖先的人呢？这不合人情。解释已经在隐公八年具备。
公羊说：“天子的郊外，诸侯都有朝见和住宿的邑地。”啖子说：“这个‘皆’字的意思与隐公八年相同。”又说：“为什么叫许田？是忌讳说夺取周朝的田地。”查考许田实际上是鲁国朝见和住宿的邑地，不能称为周朝的田地。又说：“连系在许，是因为靠近许国。”查考许田本来就是它的邑名，跟靠近许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靠近许国就叫许田，靠近郑国也叫郑田吗？如果这样，就没有固定的名称了。
桓公和郑伯在越地结盟
谷梁说：“越，是结盟地方的名称。”查考这不需要解释，自然可以知道。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
谷梁说：“桓公没有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意思？是匡正与夷的死。”赵子说：“十一年郑伯去世，十二年卫侯晋去世，为什么不匡正他们呢？所以知道都是错误的，而传文因为错误而强行解释义理。”十年有王，说是匡正曹伯的死，也是同样的说法。
宋督弑杀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左氏说：“宋华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于是弑杀了殇公。”啖子说：“古代大夫都乘车，他的妻子当然也乘车，不可能在路上看见她的容貌。大概是因为旧说孔父义形于色，而作传的人以为是女色的色，于是胡乱编造了这个说法。而且看《谷梁》对‘及’的解释非常明白，不值得怀疑。”谷梁说：“怎么知道先杀孔父呢？臣子已经死了，君王不忍心称他的名字。”赵子说：“查考孔父的事，本来就是史册记载的，不是殇公自己写的，跟君王不忍心有什么关系呢？”又说：“孔氏，父字，是谥号。”啖子说：“孔，是字；父，是美称。孔氏的祖先都用字连着父，所以有弗父、金父。如果孔是氏，难道世世代代都改吗？又春秋时名叫嘉的人多字孔，这是证据。”又说：“不称名字，大概是为了避祖讳。”查考《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不是孔子的家传，哪里会有祖讳呢？
滕子来朝见
赵子说：“滕侯是爵位，自从齐桓公称霸后，才与邾、薛都降低称号以服从会盟的位次。这时还没有霸主，没有人废黜他们，所以知道是在防地。”
桓公会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来促成宋国的动乱。
公羊说：“内部的重大罪恶忌讳，这里为什么明确说出来？因为年代久远。”赵子说：“查考逆祀、僖公、昭公出逃，都记载了，怎么能说重大罪恶忌讳呢？又如果因为年代久远就不忌讳，那么桓公被齐国所杀，为什么不明确记载呢？”由此说来，可以忌讳的就忌讳，可以讥讽的就讥讽，不以年月的远近作为区别。
谷梁说：“用‘以’字，是内部作为意志。”赵子说：“说‘以’字，是明白四国共同会盟来促成这件事，为什么单独说桓公作为意志呢？”又说：“拿不成事的言辞加在上面，对于内部的罪恶，君子没有遗漏。”赵子说：“根据经文只是直书事实罢了，有什么添加呢？”
从宋国取郜大鼎，纳于太庙
左氏解释僖伯的谏辞，从“清庙茅屋”到“声明以发之”。赵子说：“根据纳鼎，只是以接受凶恶的贿赂而纳于太庙，所以讥讽，不是为服章名数有差错，所以不应当另外记录烦琐的文字。而且议论礼制的人，贵在认识安上治民的大体，至于服章名数的差别，是礼制的末节。现在事情不相涉，所以应当舍弃。孔子去世后，学者不认识根本，所务求的只有这些罢了。所以左氏传及国语并戴圣礼记多记录这些，学者应当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