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辨疑卷十
谷梁曰：「变之不塟者【云云】其义见《塟例》。」又曰：「不与楚灭，且成诸侯之事。」赵子曰：「据蔡既兴复，以礼改塟，鲁使徃防，依例书之耳。」
译谷梁传说道：“对于改变而不安葬的情况【云云】，其含义在《葬例》中已有说明。”又说：“不认同楚国灭掉蔡国，并且成全了诸侯间的外交事务。”赵子说道：“鉴于蔡国已经复兴，依照礼制改葬，鲁国派人前往吊唁，只是依据惯例加以记载罢了。”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
谷梁曰：「言大夫之卒，虽当祭，礼皆告于君。」啖子曰：「宗庙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应待祭毕。又《礼记》称衞侯曰：『栁庄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虽当祭必告。』据此足明常礼不告。」
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公羊》説乐正子春【云云】赵子曰：「经责其轻进药，令父薨耳，不责其不解医也。乐正子春加一食、加一衣，能令亲愈，即子春之亲长不殁乎？」
秋齐高发帅师伐莒
左氏曰：「莒子奔纪鄣，又説嫠妇以纺度城之事【云云】啖子曰：「此言多从委巷之谈，不近人理，又与经不合，故不取。」
昭二十年夏，曹公孙防自鄸出奔宋。
谷梁曰：「自鄸者，专乎鄸也【言力能专制】曹无大夫，其曰公孙何也？言其以贵取之而不以叛【言其贵足以专制而今能不以邑叛，所以善之而罪曹伯】赵子曰：「按人臣不以邑叛，适常事尔，岂有褒贵之理乎？自缘命卿，故书名，义与公子首同，己见成二年。言自鄸者，缘先据以叛，今力屈奔，与鱼石自宋南里奔、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义正同。叛时不书，不告耳。」公羊曰：「为贤者之后讳也。」然则贤者之后便得恣其不臣乎？此説尤鄙哉！
秋盗杀衞侯之兄絷
啖子曰：「谷梁言母兄称兄，按左氏、公羊以母兄、母弟为义，谷梁则言不以属通，称兄弟皆有义也。今此又云母兄，亦为失矣。」
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
左氏曰：「取太子栾母弟辰公子地为质。」啖子曰：「按左氏以母弟称弟为例，见辰之出奔书公弟，故以此为据。而例不通，故但都言公子而已，又不知是何公之子也。传又言公与夫人每日适华氏食公子，且华亥既杀公子六人，又曽刼公，则逆已甚。」赵子曰：「左氏又云华亥妻每日必先食所质公子而后食，按其事亦悖逆甚矣，何肯如此恭敬，亦不近人情。」
昭二十一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畔。
左氏云：「华多僚谮华防，将纳亡人【云云】啖子曰：「其后防竟杀多僚而纳华向，此乃本有召亡人之谋，何名谮乎？」故略其谮字，明其言有征也。
昭二十二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赵子曰：「若但言出奔，则似入国，故书自南里以明之。」谷梁曰：「专也，何异义乎？」
六月王室乱
赵子曰：「左氏序事大烦碎，故畧之。」公羊曰：「言不及外，亦非也。此自直纪事实，何关不及乎？」谷梁説是也。
昭二十三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
左氏云：「晋将以婼与邾【云云】啖子曰：「既终不与，不足记也。」
晋人围郊
公羊曰：「不与伐天子也。」赵子曰：「按此实不伐天子也。若实伐周，岂为其掩恶哉？」
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晋
左氏曰：「叔孙婼欲杀士弥牟【云云】啖子曰：「按叔孙忠贤，以身奉国，岂肯杀大夫累国乎？」
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曰：「聚徒以攻季氏。」啖子曰：「雩但礼官与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
九月齐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云：「孙于齐，齐侯将唁公于平隂，公先至野井【云云】将求于人，必先下之，礼之善物也。」赵子曰：「礼让者，君子之常，岂谓有求然后行之乎？此言不可以训，故略之。」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晋，次于干侯。
左氏云：「如晋，将如干侯【云云】使请逆于晋。晋使公复于境而逆之。」赵子曰：「岂有为客而请逆于主人乎？又岂有令客却至境而后逆之乎？皆不近人情。」
昭三十一年黒肱以滥来奔
左氏云：「贱而书名，重地也【言邾无命大夫也】赵子曰：「按不命之大夫，事接于鲁，悉书，郑宛、莒庆、邾快之类是也。此则何独于三叛人而重地，故书哉？」又云：「或求名而不得【谓齐豹】或欲葢而名彰【谓三叛人】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彰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言齐豹求勇烈名而不得也】赵子曰：「据例
译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祭祀，乐舞人员刚入场，叔弓去世，于是撤去乐舞，完成祭祀。
《谷梁传》说：“记载大夫去世，即使是正在祭祀，按礼制都应向国君报告。”啖助说：“宗庙祭祀是大事，大夫去世是小事，按理说应该等祭祀完毕。况且《礼记》记载卫国国君说：‘柳庄这个人，不是我个人的臣子，而是国家的臣子。如果他去世，即使是正在祭祀也必须报告。’据此足以说明，通常的礼制是不报告的。”
昭公十九年，许国世子止杀死了他的国君许悼公。
《公羊传》引用乐正子春的话【略】。赵岐说：“经文责备他轻率地进药，导致父亲去世，并不责备他不懂医术。乐正子春说增加一顿饭、加穿一件衣服，就能让亲人痊愈，那么乐正子春的亲人就能长寿不死吗？”
秋天，齐国高发率领军队攻打莒国。
《左传》说：“莒国国君逃到纪鄣，又讲述寡妇用纺线来估算城墙高度的事情【略】。”啖助说：“这些话大多来自市井传闻，不合常理，又与经文不符，所以不予采纳。”
昭公二十年夏天，曹国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
《谷梁传》说：“从鄸地出逃，说明他在鄸地拥有专权【意思是他的力量足以专断】。曹国没有大夫，为什么称他为公孙呢？是说因为他凭借尊贵身份取得专权，而不是因为叛乱【意思是他的尊贵足以专断，如今他能不凭借封邑叛逃，所以褒奖他而谴责曹伯】。”赵岐说：“人臣不凭借封邑叛逃，本是常事，哪有褒奖尊贵的道理呢？这是因为他是受命的大夫，所以书名，其义理与公子首相同，已在成公二年见过。说从鄸地出逃，是因为他先前凭借封邑叛逃，如今力量耗尽而逃亡，与鱼石从宋国南里逃亡、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奔，义理完全相同。叛逃时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公羊传》说：“是为贤者的后代避讳。”那么贤者的后代就可以放纵自己不守臣节吗？这种说法尤其浅陋！
秋天，盗贼杀死了卫国国君的兄长絷。
啖助说：“《谷梁传》说同母兄长称兄，按《左传》、《公羊传》以同母兄长、同母弟弟为义例，《谷梁传》则说不以亲属关系通称，称兄弟都有特定含义。现在这里又说同母兄长，也是错误的。”
冬天十月，宋国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
《左传》说：“把太子栾、同母弟弟辰、公子地作为人质。”啖助说：“按《左传》以同母弟弟称弟为例，看到辰出逃记载为公弟，所以以此为据。但义例不通，所以只统称公子，又不知道是哪位国君的儿子。传文又说国君和夫人每天去华氏家吃饭给公子，况且华亥已经杀了六位公子，又曾经劫持国君，那么悖逆已经非常严重了。”赵岐说：“《左传》又说华亥的妻子每天一定先让人质公子吃饭然后自己才吃，按这件事也悖逆得很厉害，怎么肯如此恭敬，也不合人情。”
昭公二十一年，宋国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叛乱。
《左传》说：“华多僚诬陷华防，将要接纳逃亡的人【略】。”啖助说：“后来华防终究杀了华多僚而接纳华亥、向宁，这本来就是有召回逃亡者的谋划，怎么能叫诬陷呢？”所以略去“谮”字，明白他的话有证据。
昭公二十二年，宋国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
赵岐说：“如果只说出逃，就好像是进入国内，所以记载从南里以明确之。”《谷梁传》说：“专权，有什么不同义理呢？”
六月，王室发生动乱。
赵岐说：“《左传》叙述事情太繁琐琐碎，所以略去。”《公羊传》说：“说不涉及外部，也是不对的。这是直接记载事实，与是否涉及外部有什么关系呢？”《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昭公二十三年，晋国人逮捕了我国使者叔孙婼。
《左传》说：“晋国打算把叔孙婼交给邾国【略】。”啖助说：“既然最终没有交给，不值得记载。”
晋国人包围郊地。
《公羊传》说：“不赞成讨伐天子。”赵岐说：“按实际情况并没有讨伐天子。如果确实讨伐周天子，难道会为了掩盖恶行吗？”
昭公二十四年，叔孙婼从晋国回来。
《左传》说：“叔孙婼想杀士弥牟【略】。”啖助说：“按叔孙婼忠贞贤能，以自身奉献国家，怎么肯杀大夫而连累国家呢？”
昭公二十五年，上辛日大旱求雨，季辛日又求雨。
《公羊传》说：“聚集徒众来攻打季氏。”啖助说：“求雨只有礼官和女巫而已，怎么足以攻打季氏呢？”
九月，齐侯在野井慰问鲁公。
《左传》说：“鲁公退避到齐国，齐侯将在平阴慰问鲁公，鲁公先到野井【略】。将要向人求助，必须先谦卑，这是礼制中美好的事物。”赵岐说：“礼让是君子的常道，难道说有所求然后才实行吗？这话不可以作为训诫，所以略去。”
昭公二十八年春天，鲁公到晋国，停留在干侯。
《左传》说：“到晋国，将去干侯【略】。派人请求晋国迎接。晋国让鲁公回到边境然后迎接他。”赵岐说：“哪有作为客人而请求主人迎接的呢？又哪有让客人退到边境然后才迎接的呢？都不合人情。”
昭公三十一年，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
《左传》说：“地位低贱却书名，是重视土地【意思是邾国没有受命的大夫】。”赵岐说：“按没有受命的大夫，与鲁国有交往，都记载，郑宛、莒庆、邾快之类就是这样。这里为什么唯独对三个叛人重视土地，所以记载呢？”又说：“有的追求名声而得不到【指齐豹】，有的想要掩盖而名声显扬【指三个叛人】。如果使自身艰难以危害大人，而有名声显扬，攻难之士将奔走效命【意思是齐豹追求勇烈的名声而得不到】。”赵岐说：“根据义例
两下相杀【俱非人君为两下】若非大夫，即书盗【大夫谓王命及君命之大夫】杀者于例既不合书名，而被杀者合书，事须如此耳。左氏若以齐豹是大夫，但为求名，故书为盗，以不与其名者，则诸相杀而书其名者，皆是与其名乎？又据左氏説，齐豹乃是怒絷而杀之，何得妄有求名之义乎？且推之情理，凡杀人者，皆谓怀怨不胜其怒，乃为乱耳。」又云：「三叛人欲葢而名彰，言其贱必不书其名，夫子矫其心而书尔。」若如此，则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贱者不书其名乎？为是将地赂鲁而属夫子令不书乎？何言欲葢也？皆妄为曲説，殊可恠也。
译双方互相杀害【都不是国君作为双方】，如果不是大夫，就记载为盗【大夫是指受王命及君命的大夫】。杀人者按惯例本不应书写其名，而被杀者应当书写，事情必须如此罢了。左氏如果认为齐豹是大夫，只是因为追求名声，所以记载为盗，以不给予他名号，那么那些互相杀害而书写其名的人，都是给予他们名号吗？又根据左氏的说法，齐豹是因为愤怒于絷而杀他，哪里能胡乱有追求名声的意义呢？况且推究情理，凡是杀人的人，都是因为怀恨在心、愤怒难忍，才作乱罢了。」又说：「三个叛人想要掩盖罪行却让名声显扬，说他们卑贱必定不书写其名，孔子矫正他们的心意而书写罢了。」如果这样，那么这三个人预先知道孔子修《春秋》，卑贱者不书写其名吗？还是他们将土地贿赂给鲁国并嘱托孔子令不书写呢？为什么说想要掩盖呢？都是胡乱地曲解，实在令人奇怪。
定元年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防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啖子曰：「説重也。一本用夏正，一本用周正，以此误也。据前已言魏子南面，衞彪傒讥之，此又重言，与前不异，故知必重也。」
九月大雩
谷梁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泽未尽，人力未竭，未可雩【言八月、九月乃当雩也】啖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泽尽、人力竭，虽雨何救哉？葢传以日月为例，故有此分别。」又曰：「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隂阳，君亲帅诸大夫而请焉。」赵子曰：「按大雩，即山林川泽能兴云雨而皆祈焉，不必专于上公也。」
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
赵子曰：「此自雉门延及两观，义理分明，据实成文耳。」公、谷乃曰自两观始，违经妄説，殊可怪也。
定四年五月，公及诸侯盟于臯鼬。
左氏云：「将长蔡，而衞侯使祝佗私于苌▯，言践土之盟衞先于蔡【云云】按践土之盟先书蔡名，此传妄也。
十一月庚辰呉入郢
赵子曰：「按楚君寻反国，国不絶祀，故不言灭耳。谷梁妄为义説故不取也。」又云：「呉不称子，不正其乗人之败而深为利，则凡诸入者悉是乗人败，何不总利之乎？」故下除此三句。
定五年夏归粟于蔡
公羊曰：「诸侯之离至，不可得而序【言前后至，故不得序列也】赵子曰：「若实如此，则但不列序，何不言『诸侯归粟于蔡』？若诸侯归之而云尔，则鲁自归之，如何为文乎？」
谷梁》亦曰：「诸侯归之。」义并乖经，故不取。
于越入呉
公羊》曰：「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越者，能以其名通。」按经既无但书越处，此传自不要也。
定六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左氏云：「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不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啖子曰：「切谓鲁之大夫见覇主之卿，必不敢以此言要之。纵实有之，亦非忠言嘉谋，又非成败之由，故不取。」
冬城中城
谷梁曰：「三家张，张为日久。此时阳虎用事，三家始衰，何言张？」又言：「非外民也。」且入春秋已过二百余年矣，岂无缺坏重城乎？筑何讥也？既非新作，何得讥外民哉？定七年，齐人执衞行人北宫结以侵衞。
谷梁曰：「以重北宫结也。」赵子曰：「按例执行人皆书，何独重结哉？」
定八年公防晋师于瓦
左氏云：「鲁于是始尚羔。」赵子曰：「按鲁周公之后，比于诸侯最为有学，故夫子云：『鲁一变至于道。』岂有不知羔贵于鴈乎？」
九月盗窃寳玉大弓
赵子曰：「寳玉大弓，无用之物，阳虎窃取，欲令后代知之以为荣，故曰盗。」予谓此玉与弓，鲁本受封之重器，若失之，必合书于经。虎又家臣，不合书名，故依例书为盗，而云惩其求名，殊非也。本取国重寳，将以赂外国以求容耳。徐思知其不义之甚，故归之，岂有求名之理乎？谷梁曰：「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凡取邑亦非所取，何不尽书盗乎？
定九年得寳玉大弓
左氏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赵子曰：「得者，对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则宋大鼎何不言得乎？」
谷梁曰：「不地，羞也。」赵子曰：「按缘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为名，且书以窃，犹不羞，书地有何羞乎？」
定十年公防齐侯于夹谷
左氏云：「盟载之书【云云】赵子曰：「按经不书盟，传何得云盟？葢左氏欲以归汶阳之田归功于夫子，故缪为此説。殊不知要而得之，非圣人之正也。故自遽辟之已下至齐侯将享公，悉不取。」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左氏云：「二子及齐师复围郈。」赵子曰：「按有齐师，经不当不书。下云侯犯请易于齐，齐有司观郈，若齐与鲁共围之，如何又自令人观之乎？又侯犯岂能以一邑独立乎？
译定公元年，晋人在京师抓获了宋国的仲几。
前年冬十月，修筑成周的城墙。《左传》说：“在狄泉设防。”这一年正月又说：“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啖助说：“这是重复记载。有的本子用夏历，有的本子用周历，因此产生错误。根据前面已经提到魏子面朝南坐，卫国的彪傒讥讽他，这里又重复记载，与前面没有不同，所以知道必定是重复。”
九月举行大雩祭。
《谷梁传》说按月举行雩祭是正当的，秋冬举行大雩祭，都不是正当的。毛泽未尽，人力未竭，不可以举行雩祭【意思是八月、九月才应当举行雩祭】。啖助说：“雩祭，是用来祈求降雨的。如果等到毛泽耗尽、人力枯竭，即使下雨又有什么补救呢？大概传文是以日月为例，所以有这样的分别。”又说：“古代的神人中有应上公之位的，通晓阴阳，国君亲自率领众大夫去请求。”赵匡说：“考察大雩祭，就是对能兴云雨的山林川泽都进行祈祷，不必专门针对上公。”
定公二年五月壬辰，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赵匡说：“这是从雉门蔓延到两观，义理分明，是依据事实写成文章的。”《公羊传》、《谷梁传》却说从两观开始，违背经文妄加解说，非常奇怪。
定公四年五月，鲁君和诸侯在臯鼬结盟。
《左传》说：“将要让蔡国排在前面，而卫侯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践土之盟时卫国排在蔡国前面【等等】。考察践土之盟先记载蔡国的名字，这个传文是错误的。
十一月庚辰，吴国进入郢都。
赵匡说：“考察楚君不久就返回国家，国家没有断绝祭祀，所以不说灭国。《谷梁传》妄加义理解说，所以不采纳。”又说：“吴国不称子，是不认为它乘人之危而深谋大利，那么凡是进入他国的都是乘人之危，为什么不总说谋利呢？”所以下面删去这三句话。
定公五年夏天，把粮食归还给蔡国。
《公羊传》说：“诸侯的离开和到来，无法按顺序排列【意思是先后到来，所以不能按顺序排列】。赵匡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只是不列顺序，为什么不说‘诸侯把粮食归还给蔡国’？如果是诸侯归还的而这样说，那么鲁国自己归还的，又该怎么行文呢？”
《谷梁传》也说：“诸侯归还的。”义理都违背经文，所以不采纳。
于越进入吴国。
《公羊传》说：“于越，是不能以其名通行的；越，是能以其名通行的。”考察经文既然没有只写越的地方，这个传文自然是不必要的。
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左传》说：“季桓子前往晋国，献纳郑国的俘虏。阳虎强迫孟懿子去回报夫人的礼物。晋人同时宴请他们。孟孙站在房外，对范献子说：‘阳虎不在鲁国，而在晋国休息肩膀，如果不让他当中军司马，有如先君！’范献子说：‘寡君有官员，将让那个人担任。鞅知道什么呢？’”啖助说：“我认为鲁国的大夫见霸主的大臣，必定不敢用这样的话要挟他。即使真的有，也不是忠言嘉谋，又不是成败的原因，所以不采纳。”
冬天修筑城中城。
《谷梁传》说：“三家扩张，扩张为时已久。这时阳虎掌权，三家开始衰落，为什么说扩张？”又说：“不是排斥外民。”况且进入春秋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难道没有缺损坏掉的城墙需要重修吗？修筑有什么可讥讽的？既然不是新建，怎么能讥讽排斥外民呢？定公七年，齐人抓获卫国行人北宫结，用来侵犯卫国。
《谷梁传》说：“为了加重北宫结的罪责。”赵匡说：“考察惯例执行人都记载，为什么唯独加重北宫结呢？”
定公八年，鲁君在瓦地抵御晋军。
《左传》说：“鲁国这时开始崇尚羔羊。”赵匡说：“考察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在诸侯中最有学问，所以孔子说：‘鲁国一变就可以达到道。’难道不知道羔羊比大雁贵重吗？”
九月，盗窃宝玉和大弓。
赵匡说：“宝玉和大弓，是无用的物品，阳虎窃取，想让后代知道以此为荣，所以说是盗。”我认为这玉和弓，是鲁国受封的重器，如果丢失，必定应该记载在经文中。阳虎又是家臣，不应该记载名字，所以依照惯例记载为盗，而说惩戒他求名，非常不对。本来夺取国家重宝，是用来贿赂外国以求容身罢了。阳虎后来思考知道这不义得很，所以归还，哪有求名的道理呢？《谷梁传》说：“不该取而取，叫做盗。”凡是夺取城邑也不该取，为什么不全都记载为盗呢？
定公九年，得到宝玉和大弓。
《左传》凡是获得器物叫做得，得到并使用叫做获。赵匡说：“得，是相对于失而言。器物都应该说得，那么宋国的大鼎为什么不说得呢？”
《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是羞耻。”赵匡说：“考察因为还没有出境就得到，所以只用得为名，况且记载为窃取，尚且不羞耻，记载地点有什么羞耻呢？”
定公十年，鲁君在夹谷抵御齐侯。
《左传》说：“盟约所载之书【等等】。赵匡说：“考察经文不记载盟约，传文怎么能说盟约？大概《左传》想要把归还汶阳之田的功劳归于孔子，所以错误地这样说。殊不知要挟而得到，不是圣人的正道。所以从遽辟以下到齐侯将要宴请鲁君，全部不采纳。”
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左传》说：“二子和齐军再次包围郈邑。”赵匡说：“考察有齐军，经文不应当不记载。下面说侯犯请求在齐国交换，齐国有司观看郈邑，如果齐国和鲁国共同包围，怎么又自己派人观看呢？又侯犯难道能凭一个城邑独立吗？
左氏云：「辰请止公子地，公不许而出奔【云云】啖子曰：「若然，则公之于辰未为大恶，辰之出奔乃是自絶于兄，亦是不弟之类，何得书弟乎？与郑段义相反矣。」又云：「辰曰：『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遂与仲佗、石彄出奔。」赵子曰：「岂有二卿无罪，肯随公子出奔？不近人情甚矣！」
定十三年冬晋赵鞅归于晋
公羊曰：「以地正国也【言以晋阳人】赵子曰：「据礼，臣无专土藏兵之义。今乃欲以私邑之强而正国朝，则是末大而本小也，是黜君而进臣也，岂其然乎【言夫子意不尔也】且实以拒范、中行耳，而云正国，非也。又云：「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也。无君命，故书叛。」若无君命，则是君与范、中行同心也。君与之同心，而輙兴兵伐之，是逆乱也。而言归以美之，是训人为逆也。故公羊之义，并乖背经意。但以君宥而召之，又非叛，故书归耳。或问曰：「若然，则奸臣挟君而制之，以纵其暴乱，忠义之士坐而观之，可乎？」答曰：「若尔，则是贼臣也，君所恶也。诛君之所恶，是勲臣也，胡为其不可哉？」
谷梁曰：「贵其以地反也。」赵子曰：「岂有身归而地不归乎？此言鄙近矣。」又云：「其入无君命。」「其入无君命，则是将如何得归乎？假君不拒，苟且自来，其恶可知也，又何得书归乎？」定十五年九月丁巳，塟我君定公。雨，不克塟。戊午日下昃，乃克塟。
谷梁曰：「乃急辞也。」赵子曰：「按凡称乃，缓辞也，不得云急。详经意，讥臣子缓慢耳【乃者，有所阻难，有所须待之意，非急也】
哀元年齐侯衞侯伐晋
左氏曰：「师及齐师、衞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啖子曰：「按《经》不言鲁师同伐，故不取。」
哀二年，晋赵鞅帅师纳衞世子蒯瞆于戚。
公谷皆云：「輙之拒父，古人已知其非，不复更辨【谷梁序论已详矣】
哀七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谷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恶之也。」赵子曰：「例先发，既无别理，故不要重申之。」又云：「其来者，外鲁之辞。」予谓来者，至内之辞也，何外之有？如纪伯姬来，岂是外鲁乎？
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左氏云：「执曹伯阳及司城彊以归，杀之【旧注云：不书杀，不告也】赵子曰：「予论从告之义，已见隐十一年。若实杀不书，故宜略之。」
呉伐我
左氏云：「为城下之盟而还。」赵子曰：「若实为城下盟，则鲁惧至甚，何得不便归邾子，而待齐重请，与呉共伐乃归之乎？自矛盾矣。」经不书盟，故不取也。
哀十二年夏五月，公防呉于橐臯。秋，公防衞侯、宋皇瑗于郧。
左氏云：「衞侯防呉于郧，公及衞侯、宋皇瑗盟，卒辞呉盟。」赵子曰：「按上文公自防于槖臯，不言与衞、宋同防。若实同防，即书之。又若四国同防，如何三国盟而独辞呉乎？呉力犹能藩衞侯，三国敢拒之乎？故知此传谬甚矣。经文衞不与呉防，则子木、子贡之言并无所施矣。」
哀十三年，公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
左氏云：「呉子将以公见晋侯。」啖子曰：「按此时呉子争长而不后晋，岂肯帅鲁侯以见晋乎？又言将囚子服景伯，以宗祝之言恐之，乃舍景伯。按呉通中国，备知情伪，以鬼神诳之，岂肯信乎？此言近儿戏也。」赵子曰：「据左氏有单平公，而不书于经者，缘呉晋敌礼而防，如今賔主对举酒，自然单子无坐位，故不书。且经文有及字，是两伯之义，分明也。公羊乃云呉为防主，与经不同，不足取也，故留其两伯之词而已。为敌礼而防，故晋史即云晋为先防，而外传呉语中即云呉先防，各自防其主而了然可见。」公羊又曰：「呉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赵云：「实此防为黄池，鲁地，故鲁独防之耳。若更有诸侯，不当不序。先儒或云不列序者，乃以防雨覇为义。予谓若欲如此，即云公防某侯伯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岂不成两覇之义哉？」
谷梁曰：「黄池之防，呉子进矣【言进之故
译左氏说：“辰请求阻止公子地，鲁公不答应，公子地便出逃【等等】。”啖子说：“如果这样，那么鲁公对辰并没有犯下大恶，辰出逃乃是自我断绝与兄长的关系，也是不悌的一类，怎么能记载为‘弟’呢？这与郑伯克段于鄢的意义相反了。”又说：“辰说：‘我带着国人出走，国君和谁在一起呢？’于是和仲佗、石彄一起出逃。”赵子说：“哪有两位卿无罪，肯跟随公子出逃的？这太不合人情了！”
定公十三年冬天，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
公羊说：“用土地来匡正国家【意思是凭借晋阳的人】。”赵子说：“根据礼制，臣子没有独占土地、私藏兵器的道理。现在却想用私邑的强大来匡正国朝，这就是末大不掉、本小末大，是废黜君主而提拔臣子，难道会这样吗【意思是孔子的意图不是这样的】。况且实际上是为了抗拒范氏和中行氏，却说匡正国家，这是不对的。又说：‘发动晋阳的军队，去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因为没有君主的命令，所以记载为叛乱。’如果没有君主命令，那就是君主与范氏、中行氏同心。君主与他们同心，却擅自发兵讨伐，这是叛逆作乱。而记载‘归’来美化他，这是教人作乱。所以公羊的解释，都违背了经书的本意。只是因为君主宽恕并召他回来，又不是叛乱，所以记载为‘归’罢了。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么奸臣挟持君主来控制他，以放纵其暴乱，忠义之士坐视不管，可以吗？’回答说：‘如果这样，那就是贼臣，是君主所厌恶的。诛杀君主所厌恶的人，是功臣，为什么不可以呢？’”
谷梁说：“看重他用土地返回。”赵子说：“哪有身体回来而土地不回来的？这话太浅陋了。”又说：“他进入没有君主的命令。”“他进入没有君主的命令，那么他将如何得以归来呢？假如君主不拒绝，他苟且自来，他的恶劣可想而知，又怎么能记载为‘归’呢？”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
谷梁说：“‘乃’是急迫的辞气。”赵子说：“按照凡是称‘乃’，都是舒缓的辞气，不能说急迫。详细考察经书的意思，是讥讽臣子缓慢罢了【‘乃’者，有所阻碍困难，有所等待之意，不是急迫】。
哀公元年，齐侯、卫侯讨伐晋国。
左氏说：“军队和齐军、卫国的孔圉、鲜虞人讨伐晋国，夺取了棘蒲。”啖子说：“按照《经》不记载鲁军一同讨伐，所以不采纳。”
哀公二年，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瞆进入戚地。
公羊和谷梁都说：“辄抗拒父亲，古人已经知道这是不对的，不再重复辩驳【谷梁的序论已经详细说明了】。
哀公七年，鲁公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攻入邾国，带着邾子益来到鲁国。
谷梁说：“‘以’，是不应该的意思。称益的名字，是厌恶他。”赵子说：“惯例先发生，既然没有别的道理，所以不需要重申。”又说：“他来到，是疏远鲁国的辞气。”我认为“来”是到达内部的辞气，有什么疏远呢？比如纪伯姬来，难道是疏远鲁国吗？
哀公八年，宋公进入曹国，带着曹伯阳回来。
左氏说：“抓获曹伯阳和司城彊回来，杀了他们【旧注说：不记载杀，是因为没有报告】。”赵子说：“我论述从告之义，已经在隐公十一年见过。如果确实杀了却不记载，所以应该略去。”
吴国讨伐我们。
左氏说：“为了签订城下之盟而返回。”赵子说：“如果确实是为了签订城下之盟，那么鲁国的恐惧到了极点，为什么不立即归还邾子，而要等待齐国重重请求，与吴国共同讨伐才归还他呢？自相矛盾了。”经书不记载盟约，所以不采纳。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鲁公在橐皋防备吴国。秋天，鲁公在郧地防备卫侯、宋国的皇瑗。
左氏说：“卫侯在郧地防备吴国，鲁公和卫侯、宋国的皇瑗结盟，最终推辞与吴国结盟。”赵子说：“按照上文鲁公自己在槖臯防备，不记载与卫、宋一同防备。如果确实一同防备，就会记载。又如果四国一同防备，为什么三国结盟而唯独推辞吴国呢？吴国的力量还能庇护卫侯，三国敢抗拒他吗？所以知道这个传文谬误得很厉害。经文中卫侯不与吴国一同防备，那么子木、子贡的话就都没有施展的地方了。”
哀公十三年，鲁公在黄池防备晋侯和吴子。
左氏说：“吴子将带着鲁公去见晋侯。”啖子说：“按照此时吴子争长而不落后于晋，怎么肯率领鲁侯去见晋呢？又说将囚禁子服景伯，用宗祝的话恐吓他，才释放景伯。按照吴国通达中原，完全知道真情假意，用鬼神来欺骗他，怎么肯相信呢？这话近乎儿戏。”赵子说：“根据左氏有单平公，而不记载在经书中的，是因为吴晋以敌对之礼相会，如今宾客主人对举酒，自然单子没有座位，所以不记载。况且经文中‘及’字，是两伯的意义，分明可见。公羊却说吴国是相会的主方，与经书不同，不值得采纳，所以保留两伯的说法罢了。以敌对之礼相会，所以晋国史官就说晋为先相会，而外传吴语中就说吴先相会，各自相会自己的君主而清楚可见。”公羊又说：“吴国在这里，那么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到的。”赵子说：“实际上这次相会在黄池，是鲁地，所以鲁国独自相会罢了。如果更有诸侯，不当不列次序。先儒有人说不列次序的，是以防备雨霸为义。我认为如果想这样，就说鲁公防备某侯伯防备晋侯和吴子于黄池，难道不成两霸的意义吗？”
谷梁说：“黄池的相会，吴子进了一步【意思是进的原因
哀十四年西狩获麟
赵子曰：「《公羊》云：『孰获之？采薪者。』」按经文言狩，若言采薪，则与经违矣。
谷梁曰：「引取之【非狩人获，故曰引取】按公、谷并以经不言狩人之名，故有采薪、引取之説，不知举兽获之义，是以尔也。谷梁又云：「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此据鸲鹆来巢言之。按鸲鹆据巢书来，麟但以获书之，皆实其事而言耳，何烦妄説？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此据有蜮之类言之耳。书「有麟，西狩获麟」，则似麟无数，理不要书，有何烦妄説？若言书「有」即是不使恒有，「有年」岂不恒有？
春秋集传辨疑巻十
译哀公十四年，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
赵子说：“《公羊传》说：‘是谁捕获的？是砍柴的人。’”我认为，经文说的是“狩”（狩猎），如果说成是砍柴的人，那就与经文相违背了。
《谷梁传》说：“是引来并捕获的【因为不是专门的猎手捕获，所以说‘引取’】。”我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因为经文没有提到猎手的名号，所以才有砍柴人、引来捕获的说法，他们不知道“获”字本身就包含了捕获野兽的含义，因此才这样解释。《谷梁传》又说：“不说‘来’，是不把麒麟视为外来的，即不认为麒麟不属于中国。”这是依据“鸲鹆来巢”的记载而言的。我认为，鸲鹆因为筑巢所以记载“来”，麒麟只因为被捕获所以记载“获”，这都是如实叙述事实罢了，何必凭空妄加解说呢？又说：“不说‘有’，是不让麒麟在中国成为常有的事物。”这是依据“有蜮”之类的记载而言的。如果记载“有麟，西狩获麟”，那就好像麒麟数量众多，按理说不必记载，又有什么必要妄加解说呢？如果说记载“有”字就意味着不让其恒常存在，那么“有年”（丰收之年）难道不是恒常存在的吗？
《春秋集传辨疑》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