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田间诗学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田间诗学》十二卷。

本朝钱澄之撰。钱澄之有《田间易学》，已著录。此书成于康熙己巳年。大体以《小序》首句为主旨。所采纳的诸儒论说，除了《注疏》《集传》以外，共有二程子、张载、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纯仁、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德、严粲、辅广、真德秀、邹忠允、季本、郝敬、黄宗羲、何楷二十家。其中王安石、杨时、范纯仁、谢枋德四家如今没有传本，大概是从其他书籍中采录的。陆佃、罗愿两家原本没有《诗经》注本，大概是在解释草木鸟兽名称时，引用了他们的《埤雅》《尔雅翼》。钱澄之自称：毛亨、郑玄、孔颖达三家之书，录用了十分之二；《集传》录用了十分之三；诸家各自版本录用了十分之四。他的论点颇为精审核切，而对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的论述尤其详细。徐元文称赞他并非有意攻击《集传》，对于汉唐以来的学说，也不专主一家，没有攻击的对象所以也没有专主的一家，没有攻击也没有专主，然后才能有所攻击有所专主。这番话深得钱澄之著书的意图。张英又称赞他曾经写信给张英，说《诗经》与《尚书》《春秋》互为表里，必须考证《三礼》以详知礼制，征引《三传》以审察本末，查考《五雅》以核实名物，博览《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别时代的异同【按：这两本书所叙述的时代大多不可凭据，此语实在失于考证，谨附注订正于此】以及情事的疑信，即便用现在的地理志来考证古代的图经，并且参以平生亲身经历的见闻等等。那么他考证的切实可信就尤其可见了。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凡例

一是编以《小序》为断限。《小序》距离古代不远，其世次本末虽然不能完全凭据，但大体不会谬误。鄱阳马氏极力推崇《小序》，而夹漈郑氏极力驳斥它。朱熹于是每每主张夹漈郑氏的说法。《诗》的道，没有直接陈述其事、直接描写其意的。大抵含蓄咏叹，使人从意言之外得其旨趣。如果不是《序》用一句话来断限，说这是某事，后人凭什么依据来解释《诗》？即便夹漈郑氏又凭什么依据来驳斥《序》说的谬误呢？如果舍弃《序》来解说《诗》，随意解释，泛滥无归，不是附会就是穿凿。诗学的弊端，有说不完的了。

二《小序》是指诗题下的开头两句话，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只有这叫做《小序》，大概是古《序》。这下面的各种话语，不过是就其说法引申发挥，是东汉卫宏所作，往往附会《左传》《国语》来为之。我不敢一概遵从。

三卫宏的学问，传自毛公，所以毛传在《序》之前。而《诗》序由卫宏所作，卫宏的《序》在《小序》之下明确几句话说，是这样的。至于《小序》两句话，自然属于毛公所师承传授，毛公本此来作传。郑康成作笺，以阐发毛公的说法。孔颖达又作正义，一并推演郑氏的旨意。于是毛传才更加大明。然而郑玄与毛亨也时有异同，大抵郑玄相信谶纬，所以多有异说，不如毛传的醇正。

四《朱子集传》一半遵循毛郑，间或提出自己的意见，明白简易，迥出于毛传、郑笺之外，确实不可改变。但也有过于拘泥的地方，理学的谈论，不能一概当作风人之语。至于变风诸作，大半视为淫奔，这都是由郑夹漈误导的，我不敢遵从。我遵从朱熹，如同遵从毛、郑两家，只取他们正确的部分而已。

五宋元明三朝研究《诗》的有数百十家，其书极多。以我所阅览的，仅数十种，选择其议论精当，能阐明前人所未阐明的，全部录下。我未能遍及。其引据的姓氏，备载于前。

六训诂解释都本于《尔雅》，而辅以陆佃、罗愿两家的考证。对于礼乐制度、草木禽兽的名称，也颇为核切。至于山川地理、古今异名、都邑形势，时移代易，遍查地图，兼以游踪所至，到处询问访查，似乎对于图志所载，尤为详核。

七京山郝氏的解说，我初受经时，先父就授以是书，因此知道有《小序》、《大序》的区别，而解经断然应当遵循《小序》。只是郝氏拘泥于《序》说，《序》有难通之处，辄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经迁就传的弊端，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不得其平。至于议论精醇之处，又往往足以阐明《集传》，其功不可抹杀。

八晋江何楷先生作《诗经世本》。先前我被贬南曹时，刻印刚完成，就拿给我看，让我校订。我年少喜好异书，见他以《诗》编年，混同风雅颂而一之，则大为惊骇，秘为帐中物。现在读它，其牵强杜撰颇多；至于考证精详，有恰与《诗》旨相合的，也存之以备一说。何先生授我以《易》，又授我以《诗》，其教诲不敢忘记。所以录存

译这类人很多，而且时常加以辩驳议论。总之，先生的著作自成一家之言，独自流传于世，不必用经学的标准来衡量它。

译关于毛亨、郑玄、孔颖达三家的学说，朱熹的《诗集传》没有收录，而本书中偶尔有收录的，就书写“毛云”、“郑云”、“孔云”来加以区别；或者朱熹不推崇三家而自创新说的，也书写“朱传”来加以区别。如果朱熹已经引用三家的学说纳入《诗集传》了，那么就一概载入本书中，不再区别他们的姓氏。

一是本书多采纳前代儒者的论述，凡是引证很多的，就称某氏；那些偶尔引用的，就直接写出名字。毛亨、郑玄、孔颖达三家则只称姓不称氏，朱熹的《诗集传》直接称为注。除了《集注》之外，还有其他书籍所载朱熹论诗的言论，就书写“朱子”来加以区别。

一是本书中毛亨、郑玄、孔颖达三家的著作，收录的占十分之二；《集传》收录的占十分之三；各家不同版本收录的占十分之四。书中出现“按”字的，多是考证典籍文献，用圆圈标记来加以区别。我按云云，则是我的个人见解，又另起一行来加以区别。这些见解有时与三家和朱注的界限互有异同，就为之纠正；或者各家引证有未核实、言论有未畅达的，就为之核实、畅达；有言论优劣各半的，就去除其劣而保留其优。偶尔有出于自己独创见解的，不过占十分之一二罢了。

一是诗题之下，全部收录序言，是依照注疏本的体例。诗篇之后，总结其章句有多少，附带论断，是依照《集传》的体例。那些申述，或者援引史论，或者引用古语，或者各家异同，一并记载以等待折衷判断，或者特别标出己意，略微有所体认，大抵是为了补充章句解说中未尽之处。有心得就记录，有的载于前，有的载于后，大体上没有大的分别。

一是本书从乙卯年春季开始编纂，家中没有藏书，命儿子钱禄从朋友家中搜集各种版本，选择其中精粹的，亲手编辑，经过七次修改才完成。平生老友片言只语必定记载，或者子弟及门生，一言可取的，也一并载入。

钦定四库全书

田间诗学卷首

桐城钱澄之撰

诗总论

《六艺论》说：诗，是歌颂风俗、讽喻教化的声音。自从文字兴起以来，质朴简约崇尚质实，当面称赞不算谄媚，当面劝谏不算诽谤。君臣之间的交往，如同朋友一样，在于恳切真诚罢了。这种风尚稍微衰微，奸诈虚伪由此产生，上下互相冒犯。等到制定礼制，尊崇君主、卑抑臣下，于是规劝谏诤的人稀少，情感意志不能通达，所以作诗的人用来歌颂他们的美德而讥刺他们的过错。疏说：《益稷》篇称舜说：“上面用纳言官，适时地宣扬它，符合的就采纳它，任用他，否则就威严地对待他。”这是舜告诫群臣让他们用诗，那么用诗来规劝谏诤，在舜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按：唐尧虞舜时代的诗，并非因为情感意志不能通达，而是直接面对面歌唱诗歌来互相告诫勉励。臯陶与舜互相应答为歌，这就是诗。虞舜所说的，虽然是舜命令夔，而舜继承于尧，明显尧已经用诗了。陈傅良说：春秋的衰微，是因为礼废弛；秦朝的灭亡，是因为诗废弛。我曾经观察，诗涉及刑罚政令的苛刻，赋税徭役的重负，天子诸侯朝廷的威严，以及后妃夫妇床笫之间的隐秘。圣人作诗，让天下平民百姓的细微之处，都能得以向上陈述，似乎像是开启天下轻视君主的心一样。急切劝谏而不醒悟，公开杀戮而不收敛，互相扶持离开却又不忍心，所以商汤周武兴起时，他们的百姓急切而不敢离去；周朝衰微时，他们的百姓悲哀而不敢背离。大概是因为抑郁之气得以抒发，而无聊之意不积蓄。唉！诗不敢作，天下怨恨到了极点，最终不能承受，共同起事灭亡了秦朝。秦朝灭亡后才感到痛快，于是开始有平民百姓掌握天下存亡的权力。唉！春秋的衰微，是因为礼废弛；秦朝的灭亡是因为诗废弛。我本来就知道公卿大夫的祸患迅速，而小民的祸患迟缓而巨大，而诗正是用来维持君臣之道的，它的功用深远啊。司马迁说：古代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上采契和后稷，中述殷周兴盛，到幽王厉王的缺失，始于床笫之间，所以《关雎》作为国风开始，《鹿鸣》作为小雅开始，《文王》作为大雅开始，《清庙》作为颂开始。三百零五篇，孔子都歌唱它们，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乐。礼乐从此可以叙述，以完备王道，成就六艺。班固说：孔子纯粹选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共三百零五篇。遭遇秦朝而保全的，是因为讽诵不独在竹帛上。

【我按】《虞书》说：“诗表达意志，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律吕调和声音。”这是万世论诗的开端，明确诗就是用来配乐歌唱的。《周礼》大师教导六诗：叫风，叫赋，叫比，叫兴，叫雅，叫颂。以六德作为根本，以六律作为音律。那么诗之所以为诗，不在于词句而在于音律，明显了。序说：“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如果不是声音之道，哪里足以感动呢？谢良佐说：“诗就像现在的歌曲。”现在的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至于学习诗则不然。我认为歌曲能感动人的，也是声音造成的。古代的诗以音为主，而词句用来配合它。现在琴上有音无字的很多，都称为琴曲。后来的人跟随它的音而协调以词句，即通过词句而畅达以道理，然而不想丝毫违背音律。诗也是这样。孔子歌唱三百零五篇以符合雅颂，是篇篇可以歌唱的。秦火之后，诗独自存在于讽诵中，也是因为音律保存的缘故。所以

译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颂，都是各自依据其音乐曲调，不是后世那些只懂章句的儒生所能用义理来区分的。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先王用六经来垂示教化，只有诗、礼、乐的作用最为切要。诗、礼、乐虽然分为三者，但其作用是一体的。后来孔子教导伯鱼学习诗、学习礼，而乐就蕴含在其中了。孔子又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呢？”那么礼和乐也都蕴含在其中了。孔子教导弟子弹琴唱歌，匆忙之时也不停止，所以晏子讥讽他“用繁多的歌唱舞蹈来聚集门徒”。《礼记》说：“诵读诗三百篇，歌唱诗三百篇，演奏诗三百篇，舞蹈诗三百篇。”这说明三百篇不仅可歌，也具备演奏和舞蹈的音律节奏。《诗序》说：“情感激发于声音，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疏解说：“推究制作音乐的起源，音乐是摹写人的声音。人的声音有大小高低的区别，乐器有宫商角徵羽的不同。依照人的声音来制作音乐，依托乐器来摹写声音。这是音乐本来效法于人，而不是人效法音乐。只是乐曲一旦确定了规范，就成了后人作诗的准则和旧法。这就是‘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的意思。”根据音乐初创之时，是人能形成文采，才进入音乐；根据制定音乐之后，人作诗，必须先符合音乐的规范，才成为音。音能摹写情感，情感就都能显现。听音就能知道治乱，观乐就能识别盛衰，所以神瞽能够知道其中的意趣。《乐记》说：“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规范，称为音。”注解说：“方，就是文章的意思。”音乐的乐器，弹奏宫音则众宫音应和。如果这样不足以成为音乐，所以要变化它使之杂糅。《左传》说：“如果琴瑟只专一于一种声音，谁能听得下去。”这就是声音必须杂糅的意思。所以说“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那么声和音自然有别。《乐记》注解说：“杂糅比配称为音，单独发出称为声。”《礼记》又说：“审察声音以知晓音，审察音以知晓乐。”那么就是声音变化才成为音，音和谐才成为乐。考察最初制作音乐的人，是依据诗来定声，声音既已成形，就要依照声音来作诗，所以后来作诗的人，都主要对应音乐的规范。所以说“主文而谲谏”，所谓“主文”，是指符合宫商相应之文采，而依违委婉地劝谏，不直接指出君主的过失，所以进言的人没有罪过，听闻的人足以警戒。郝氏说：“声与诗不同。”《诗序》说：“在心为志，发于言为诗。”这就是声与诗的辨别。孔子说“郑声淫”，并不是“郑诗淫”。《礼记》说：“郑音喜好泛滥，使意志淫乱；卫音急促繁数，使意志繁杂；宋音燕女，使意志沉溺；齐音傲慢乖僻，使意志骄纵。”如果说“郑音就是郑诗，卫音就是卫诗，齐音就是齐诗”，那么十五国风中没有宋诗。所谓“燕女溺志”，是哪首诗呢？用声来定罪诗，是错误的。《乐记》：“子贡问师乙说：‘赐听说声音歌唱各有适宜，敢问赐适宜唱什么歌？’师乙说：‘宽厚而安静，柔和而端正的人，适宜唱颂；广大而安静，疏达而诚信的人，适宜唱大雅；恭敬节俭而好礼的人，适宜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唱风；直率而慈爱的人，适宜唱商。’温良而能防范的人，适宜唱齐。商，是五帝遗留的声音。商人识得它。齐，是三代遗留的声音。齐人识得它。大概是用商、齐的声音，来唱风、雅、颂的诗。声与诗自然有别。郑氏怀疑商、齐与风、雅、颂并列为歌，那就是把齐当作齐风，把商当作商颂了。他说‘商是五帝之声，齐是三代之声’，那怎么称呼呢？考察齐就是营丘，本是少昊时爽鸠氏居住的地方；商，是契开始封地的地方，即现在的商州。到相土才开始迁到商丘。夹漈郑氏说：‘自从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音为用，八音六律作为羽翼罢了。’圣人编诗，是为了宴享祭祀时使用，用来歌唱而不是用来解说义理。汉初距离三代不远，大乐氏以声音歌唱为业，往往三百篇，盲史之类的人都能歌唱。等到义理之说日益盛行，而声音歌唱之学日益衰微。东汉末年，礼乐凋零。曹操平定刘表，得到汉雅乐郎杜夔，杜夔年老很久不练习，从三百篇中得到的只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年，又失去了三篇，左延年得到的，只有《鹿鸣》一篇，每逢元旦大会，东厢雅乐常演奏的就是这一篇。议论的人说，古代唱《鹿鸣》，必定同时唱《四牡》、《皇华》三首诗同节奏，所以说‘工歌《鹿鸣》之三，而用《南�》、《白华》、《华黍》三种笙来伴奏’，然后首尾相承，节奏有归属。现在得到一首诗就这样使用，可以吗？到了晋代，《鹿鸣》一篇又没有流传了。自从《鹿鸣》一篇断绝，后世不再听闻《诗》了。马氏说：《诗》被用于歌唱，是为了宴享宾客、祭祀鬼神之用，但在三百五篇中寻求，只有《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是祭祀的诗；《小雅》《鹿鸣》以下，《彤�》以上诸篇是宴享的诗。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国风，《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而下，以至《鲁颂》的四篇，序

译这些人认为美刺之辞，只能说明文义的主旨，却不能阐明声乐的用途。《左传》记载列国诸侯大夫聘问宴享时赋诗，大多是断章取义，并非说这种宴享必定要赋这首诗。只有《仪礼》所载的乡饮酒礼、燕礼中，工歌、间歌、合乐的节次，以及穆叔所说的天子宴享元侯与两君相见之礼，才专门有其对应的诗。然而考察歌诗合乐的意义，大概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关雎》、《鹊巢》，是描写闺门之事、后妃夫人的诗，与乡宴有何关系，而乡饮酒礼、燕礼却要歌唱它们？《采苹》、《采蘩》，是描写夫人、大夫妻能主持祭祀的诗，与射礼有何关系，而射礼却使用它们？《肆夏》、《繁遏》、《那》，是宗庙配享上天的诗，与宴饮有何关系，而天子宴享元侯却使用它们？《文王》、《大明》、《绵》，是描写文王兴起周室的诗，与结交邻国有何关系，而两君相见却歌唱它们？晋国的荀偃说：“歌诗必求其同类。”如果按照《仪礼》及穆叔所说的，那么相类的少，不相类的多。

译我按：这几首诗，必定是它们的音乐节奏，与所举行的各种礼仪相协调，而不在于考究其文辞意义。

射礼，天子用《驺虞》，诸侯用《貍首》，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作为节拍。如今《诗经》中没有《貍首》，是诸侯僭越而将其删去。孔子收录诗歌，未能得到它。《仪礼》记载乡饮酒礼，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华》，称为升歌三终。笙乐进入堂下，磬在南北面站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的乐声，称为笙入三终。交替歌唱《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称为间歌三终。然后合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这就是合乐三终。乐工向乐正报告说：“正乐齐备。”陈氏《乐书》说：“工歌，只是用琴瑟来咏唱罢了，笙不参与。笙入，只是众多笙乐罢了，间歌不参与。间歌，则是歌唱与吹奏交替进行，还未达到合乐的程度。合乐，则是工歌、笙入、间歌同时演奏，而音乐于是齐备了。”按：笙是用笙来吹奏诗，间歌，是说堂上、堂下一唱一吹，更迭进行。宋宁宗时，姜夔进献《大乐议》，他的议论说：“登歌应当与奏乐相配合。歌者，是登歌和彻歌；奏者，是金奏和下管。古代的音乐，有时用钟鼓演奏，有时用管吹奏，有时用笙吹奏，不一定都歌唱诗。周代有九夏，用钟鼓演奏，这就是所谓用金奏。大祭祀登歌结束后，下管象武，管者指箫、篪、蓫之类，象武都是诗而吹奏其声，这就是所谓用管吹奏。周代六笙，歌唱自《南陔》都有声而无诗，由笙师掌管，以供祭祀享用，这就是所谓用笙吹奏。凡是祭祀升歌《清庙》，彻歌《雍》，一次大祭祀只有两首诗歌。宋神宗朝，杨杰说大乐的过失：一是歌不永言，是说八音律吕都以人声为尺度，如今歌唱者有时咏唱一个字而滥及数个律吕，有时”

“章句已经结束，而乐音还未终止，这就是所谓歌不永言。请求节制那些烦杂的声音，用一个声音歌唱，一个字”

我按：唐开元乡饮酒礼，其音乐有《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十二篇的名称，但其声音已不得听闻了。宋时有赵彦肃，传此十二首诗的乐谱，每句中的字都配合律吕，说是开元遗声。朱子怀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是歌唱诗句，叹者是延续其声，诗词之外应当还有叠字散声来感叹其情趣。汉晋之间旧曲既已失传，那么其词虽然存在而世人不能补全，就是这个缘故。如果只像这样的乐谱，直接用一声配合一字，那么古诗篇篇可歌，就不会再有乐崩的叹息了。又以其清声为调，似乎不是古法。赵又以《鹿鸣》六诗为黄钟清宫，自注说俗呼正宫；《关雎》六诗为无射清商，自注说俗呼越调。按正宫则是宫声七调中的一调，越调则是商声七调中的一调，难道十二首诗专用宫商二调吗？凡是音乐没有五音就不能成声，犹如声音高低不齐备就不能成歌。陈氏《乐书》说：音乐有歌，歌有曲，曲有调。乐府中以清商命名的，是调法的名称。方药地说诗三百篇都是乐，正调即雅乐。音乐不过是高低快慢错综而合节奏为调法罢了。十五字、七调、五音三者不能违背。比较如今俗乐侧调低二字为正调即雅了。七调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十五字即吹家所谓五、凡、工、上、一、四、六、勾、合的十字，而四字、一字、上字、凡字、五指各有高低二音，共为十五字。箫笛去掉合、四、勾用七字，吹者每一调则闭两个字。琴有七弦，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是也。用二声相合命名为仙翁，以调和其调，都是七而用五罢了。

二南论

二南都是文王的德行，由周公、召公施行。周公在国中执政，而召公在诸侯中宣布。德行教化在内部大成，而南方诸侯之国没有不跟随教化的，就是这样。朱子说那些在国中得到的混杂了南国之诗，而称为周南，是说从天子之国扩展到诸侯，不仅仅在国中罢了。那些在南国得到的，则直接称为召南，是说从方伯之国扩展到南方，而不敢将其系于天子。先儒认为周南是文王圣人的教化，召南是先公贤人的教化，这种说法牵强附会。周公封鲁，召公封燕，都是长子世代继承，其次子世代守护采地，在王宫。春秋时所称的周公召公就是他们。僖公九年，鲁公在葵丘会见宰孔和周公。文公五年，召伯来会葬。这是春秋时的周公召公。平王将西都赐给秦国，那么春秋时的周公召公在东都接受采地，保留周召的本名，又不再是岐周的周召了。严氏说文王之国东北靠近纣都，西北靠近犬戎，所以教化唯独向南推行。郝氏说：周岐丰

译也，岐即今天的岐山县，丰即今天的鄠县，是周朝王业开始建立的地方。文王凭借圣明的德行治理岐山和丰地，教化推行到梁州和荆州。梁州和荆州位于岐山和丰地的东南方，所以说“南”。不提及北方，是因为商纣王的都城在北方，而文王拥有三分天下的三分之二，正处于东南方向。六州指的是雍州、梁州、荆州、豫州、徐州以及它们的附属地区，而属于商纣王的只有冀州、青州和兖州罢了。

译我按：《吕氏春秋·纣命文王》篇称文王为西伯，赐给他千里之地，大概是让这千里之地听从文王的节制。《管子》所说的“赐我先君履”，就像后世的州牧一样。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正朔仍然属于殷商，只是文王的教令、赏罚得以施行罢了。又说：文王不敢接受，替百姓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史记》说“献洛西之地”，指的就是这件事。于是洛水以西都归属文王，都是纣王所赐，那里自有国君，而以文王为方伯。《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中，只有《甘棠》与《何彼秾矣》两篇是后王时期所作。武王平定天下，开始封太公为齐侯，任命周公、召公为二伯。如今《何彼秾矣》篇中有齐侯之子，而《甘棠》篇中有召伯之称，都不是文王为西伯时的事情。郝敬认为《二南》中言“南”的，是指政教所及，都是周拥有天下后追述其事，让世代效法文王。我看《二南》都是文王时的诗，只有这两篇是后人所作。其中一篇是为召伯所作，另一篇是古代王姬下嫁，必有同姓诸侯主持，这应当是成王之时，王女下嫁，由召伯主持。所以后来收录诗歌的人，都把它们归入《召南》。详细说法在二诗的解说中。先儒说天子歌《周南》，诸侯歌《召南》。查《仪礼》乡饮酒礼合乐《周南》，则是《关雎》《葛覃》《卷耳》；合乐《召南》，则是《鹊巢》《采蘩》《采蘋》。没听说《二南》的使用有不同。燕礼也是如此。况且射礼天子以《驺虞》为节拍，却唯独取自《召南》，为什么呢？《二南》中对君主都称公侯，又足以验证文王未曾受命称王。《鼓钟》之诗说：“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是说用龠演奏二雅二南。如果文王世子有所谓“胥鼓南”，季札观赏乐舞有“舞象箾南籥”，怀疑“南”作为乐舞，古已有之，未必就是《二南》。而《二南》的诗，其音节必定协合于古之“南籥”，所以因以“南”命名吗？

十五国风论

【考察十五国风的次序先后，相传各有不同。周、召、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魏）、唐、陈、曹，这是周代大师乐歌的次序，吴国季札所听到的是这样。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魏）、唐、秦、陈、桧、曹、豳、秦、陈、曹、豳，这是毛氏《诗诂训传》的次序。周、召、邶、鄘、卫、桧、郑、齐、魏（魏）、唐、秦、桧、郑、齐、魏（魏）、陈、曹、豳、王，这是郑玄《诗谱》的次序。周乐的次序在孔子删诗之前，郑玄《诗谱》特意以自己的意思排列先后。先儒相传一律依据毛传为正确。疏说：周、召风作为正经固然应当居首，自卫以下十多个国家，编排先后旧无定说。如果以时代先后为序，那么齐哀公早于卫顷公，郑武公晚于桧国，而卫在齐前，桧在郑后，这不是按时代的先后。如果以国家地域为序，那么郑小于齐，魏（魏）狭于晋，而齐在郑后，魏（魏）在唐前，这不是按国家的大小。如果以采集所得为次序，那么《鸡鸣》之作远在《缁衣》之前，郑国的风必然处在桧诗之后，怎么能后作的先采集，先作的后采集？这不是按采集所得的先后。】

【先父敬修先生曾说：即使从国风的次序，也可以观察周室的世变。二南，是王业的始基，接着是邶、鄘、卫，卫是纣的都城。当文王教化行于南国，声教唯独受阻于纣都，所以风俗的淫乱到妹邦达到极点。虽然凭借康叔、武公的德教，也不能改变，排在二南之后，使它们的风俗相互对照而更加显著。以此显示被文王教化的人，其风俗像那样；不被文王教化的人，其风俗像这样。卫风之后，接着是王，王难道不是卫的延续吗？幽王因褒姒亡周，纣因妲己灭殷，妹土与骊山，千古一辙。《黍离》之诗，与《麦秀》之歌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周朝东迁，距离灭亡不远了。跟随平王东迁的，是郑国。况且以厉王、宣王的亲属关系，各国没有比郑更亲近的，所以接着是郑。自东迁以后，天下不知道有周朝已经很久了。依靠齐桓公、晋文公主持中原盟会，诸侯知道尊崇王室，奉为共主达数百年。王者不出现，天下怎么能没有霸主呢？所以接着是齐、晋。魏（魏）在唐之前，就像邶、鄘在卫之前，排在先的，说明它们是被兼并的。秦虽然不能争夺上国的盟主，但其君主确实足以称霸，况且晋国的存在，有秦的功劳，所以接着是秦。至于陈灵公无道，被夏征舒杀死，中原没有讨伐他的人，让楚子入问其罪，最终把陈国设为县。问鼎之心，从此开启了。收录陈风的人，不仅哀伤人伦之道断绝，也哀伤中原没有霸主。季札听歌诗，自桧以下没有讥讽，是微言大义。然而桧的卒章有顾盼周道的悲哀，曹的卒章有思念周京的感叹。收录诗歌的人大概念念不忘西京。况且平王东迁到王城，敬王又东迁到成周，成周即狄泉，就是曹诗所说的下泉。周从此更加向东，王气尽了。于是又追溯王业】

译开端，而最终以《豳风》作结。《豳风》是周公叙述后稷、公刘的教化，用来告诫成王。后人又将周公所作的诗，以及凡是周公所作的诗，都归入《豳风》，认为周朝的太平盛世是由周公促成的。大概不禁令人产生今昔盛衰的感慨了。

译我按：先王盛世，凡是列国的风诗，诸侯采集后进贡给天子。天子接受后，将其编入乐官的曲目，并据此施行赏罚。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巡狩、诸侯述职的典制不再实行，诸侯不进贡诗歌，太史也不陈献诗歌，已经很久了。然而我观察变风的作品，大抵都是春秋时期的时事。周太师能够歌唱这些诗歌的意思，必定是齐桓公、晋文公主持盟会，率领诸侯共同尊崇周王室，恢复了旧日的制度。当时天子虽然不巡狩采风，诸侯还时常进贡他们的风谣，以保存述职的遗意。不然的话，春秋时期列国的诗歌，为何还统领在周朝乐官之下，而流传于列国大夫的口中之呢？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诗歌也就消亡了”，意思是说不能像先王那样依据诗歌来施行黜陟的典制罢了。于是孔子作《春秋》，用褒贬来代替赏罚。唉！诗歌因霸主而得以保存，《春秋》因霸主而作。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怎么可以诬蔑呢？

郑玄说：孔子收录从夷王、懿王时的诗歌，直到陈灵公，称为变风、变雅。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懿王即位，王室于是衰微，衰微从懿王开始。《公羊传》称：齐哀公被周王烹杀，是受了纪侯的谗言陷害。《卫世家》说：贞伯去世，儿子顷侯即位，顷侯厚赂夷王，夷王任命他为卫侯，从此夷王开始失礼。变风的产生，齐、卫为先，都正当懿王、夷王之时。程大昌说：国风、小雅、大雅、颂，是乐诗。至于邶至豳这十三国的诗歌，都可以采集，但声音不纳入乐律，就直接以徒诗的形式著录在本地。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人赋诗言志，凡是诗歌杂取无择。至于考察它们是否入乐，则自邶至豳没有一首诗在祭祀享用的场合使用，《鹿鸣》、乡饮酒的笙乐，《由庚》、《鹊巢》射箭的奏乐，《驺虞》、《采苹》等等这类，没有超出南、雅、颂范围的。然后才知道南、雅、颂是乐诗，而各国的是徒诗。

我按：《大戴礼记·投壶篇》说：“凡是雅诗二十八篇，其中八篇可以歌唱：《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曹魏时得到汉代的雅乐郎杜夔，能歌唱《文王》、《鹿鸣》、《驺虞》、《伐檀》四篇。根据所载，《鹿鸣》、《白驹》属于小雅，其余都属于二南。南、雅或许可以通称。《伐檀》不是《魏风》吗？为什么也列在雅乐中呢？那么说十三国的诗歌不能入乐，是错误的。《左传》记载吴国季札请求观赏周乐，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三国，而季札听后，就能辨别出各国的风诗，没有异议。古代音乐以人声为主，用律吕来调和，哪有可以歌唱而不能入乐的呢？朱熹引用旧说：“二南是正风，所以用于闺门、乡党、邦国，从而教化天下。”十三国是变风，但也统领在乐官之下，按时存留演习，以备观省而垂示鉴戒罢了。孔子歌唱三百篇，以符合雅颂的音律。汉初瞽史之类的人，大抵都能歌唱三百篇。如果认为十三国的诗歌不进入乐章，那么瞽史演习它们，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南、雅、颂都是王朝国中的音乐，是神人共同习用的。这十三国的风诗，土地不同，声音各异，所以虽然备列在乐官，但不用于燕享祭祀。凡是歌唱一国的诗歌，意思必定各自遵循那一方的声调。就像现在唱南曲，必定操吴音；唱北曲，必定作北调。不然的话，季札怎么能听其声而知其国呢？孔子说“郑声淫”，大概是厌恶其声音好滥淫志，容易使人沉溺罢了，难道是因为它的诗歌吗？十三国之外，其风不记载的是为什么呢？根据谱系说：“陈列各国的诗歌，将要以此知道其缺失，巡视四方设立教化，作为黜陟时……”（此处原文似乎有缺漏或衍文，依文意推测为“徐及吴楚僭称”等语，指吴楚僭越称王）

王号不承天子之风，弃其诗，是视其为夷狄。其余江、黄、六蓼之类，既被驱陷于彼俗，又是小国，如同邾、滕、纪、莒等，视其诗为夷狄，蔑视而不列于此。宋、鲁也没有风诗，为什么呢？回答说：有而不收录。宋是王者之后，周朝以客礼待之；鲁因周公的功绩，也以客礼待之。凡是巡狩述职，不陈其风，以示无贬黜客人的意思。所以夫子只收录其颂。凡是诗歌都可以入乐，而以《南》、《雅》、《颂》十几篇作为燕享祭祀乐章的，大概是周公制作时所确定的。礼乐既定，后来的作者，无缘增入。至于瞽史，未曾不演习它们，不然怎么统领在乐官之下？季札得以尽观呢？诗歌有正变之分，也是由此而来。现在所谓的变风、变雅，其诗都是周公未及见到的。凡是周公时的诗，都是正的。唯独《豳》诗，是周公所作，或是周人颂扬周公的诗，却也被归入十三国，称为变风，为什么呢？其他诗歌或许周公嫌于自夸，不入雅颂，被之乐章就可以了。至于《七月》篇叙述祖德，以告诫成王，其体裁俨然大雅，却把它当作风，且当作变风，因先儒序诗，列在十三国之后，于是相承以为变风，是错误的。又有人认为声音不入乐，《周礼》籥章中，春天白天击土鼓，吹《豳》诗以迎接暑气；中秋迎……

译寒冷时节，也是如此，那么《豳》诗被纳入乐舞，由来已久了。《周礼》又记载在祈年祭时演奏《豳》雅，在蜡祭时演奏《豳》颂，这应当是从这一篇八章中，选取音律体式各自相近的部分，分别加以使用。而如今将《甫田》等诗定为《豳》雅，将《良耜》等诗定为《豳》颂，恐怕未必确实如此。

译二雅论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前来聘问，请求观赏周朝的乐舞，演唱了《大雅》和《小雅》。由此可见，《雅》分为大小，在孔子删定诗书之前就已经显现了。何楷说：“《雅》是一种乐器。《周礼·笙师职》中说：‘舂牍应《雅》，用来教导祴乐。’祴，是夏代的乐舞，先王用它来示警告诫。舂牍、应、《雅》这四者，是用来节制乐舞的。”陈〇说：“《雅》是法度的乐器，用来端正乐舞。宾客退出时演奏《雅》，是为了让他们即使醉酒也不失正态。乐工舞蹈时演奏《雅》，是为了让他们即使迅疾也不失正态。按宾客退出时演奏《雅》，用祴夏乐来示警，那么乐工舞蹈时演奏《雅》的道理也就可知了。”子夏说：“《雅》就是正。”程颐说：“《雅》就是正当地陈述事情。”张载说：“《雅》的体式，是直接陈述，比喻和起兴较少，没有隐晦讽刺、曲折劝谏的巧饰。”而朱熹则认为《雅》是端正的歌辞。《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属于正经。它们在乐舞中的用途，国君使用《小雅》，天子使用《大雅》。然而宴请宾客时，有时向上取用宴饮之乐，有时向下就便，这是为什么呢？天子宴请元侯，演唱《肆夏》，配合《文王》；诸侯演唱《文王》，配合《鹿鸣》。诸侯对于邻国之君，与天子对于诸侯相同。天子、诸侯宴请群臣以及聘问的宾客，都演唱《鹿鸣》，配合《乡乐》、《合周南》、《关雎》等诗篇。观察其次序，以歌配舞，那么《大雅》比《小雅》尊贵是确凿无疑的。刘公瑾说：“凡是上下通用的乐舞，只是《小雅》和《二南》，没有演唱《大雅》的。足以见得大乐是天子的乐舞，与《小雅》不同。”疏解说：“诗的体式既然不同，乐音也就不同。国风之音，各自顺应水土之气，叙述本国的歌辞而创作；《雅》《颂》之音，则是王者遍览天下的志意，总合四方之风而制定的乐舞。《礼记》所说的‘制定《雅》《颂》的声音来引导他们’，说的就是这件事。”

【我按：孔子删定诗书，端正乐舞，雅、颂各自得其所。那么雅、颂之中，那些音律稍微不符合雅、颂规范的，都已经被删去了。】

【朱熹说：《小雅》施行于君臣之间，《大雅》只有人君可以演唱。冯时可说：《小雅》是天子恩泽下及的诗；《大雅》是天子追述祖先的诗。苏辙说：《小雅》言说政事的得失，《大雅》言说道德的存亡。而苏轼说：季札观赏周乐，认为《大雅》曲折而有直率的体式，《小雅》思虑而不贰心，怨恨而不直言，狭隘而不紧迫。那么《大雅》、《小雅》之所以不同，是取其辞意的广狭，而不是取事情的大小。严粲说：《雅》的大小，只是体式的不同罢了。大概优柔委曲，意在言外，是《风》的体式；明白正大，直言其事，是《雅》的体式。纯粹是《雅》的体式，就是《大雅》；夹杂了《风》的体式，就是《小雅》。《离骚》出于国风，言语多比喻和起兴，意思也微妙婉转。世人将风、骚并称，是说它们的体式相同。太史公称赞《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像《离骚》这样的，可以说兼有二者了。说《离骚》兼有国风、《小雅》而不说兼有《大雅》，可见《小雅》与风、骚相类似，而《大雅》不可以与风、骚并提。郝敬说：《小雅》、《大雅》都是王朝的诗，《小雅》多言政事而兼有《风》的特点，《大雅》多言君德而兼有《颂》的特点。所以《小雅》的声音飘摇和动，是《风》一类；《大雅》的声音庄严典则，是《颂》一类。】

【我按】《诗序》说：政事有小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不知道《常武》兴师，怎么就比《六月》大呢？《卷阿》求贤，怎么就比《鹿鸣》大呢？严粲说《小雅》夹杂《风》，《大雅》纯粹是《雅》，那么《小雅》中的《天保》、《六月》、《车攻》、《吉日》等诗，难道不是纯粹《雅》的吗？《大雅》中的《棫朴》、《旱麓》、《灵台》、《凫鹥》等诗，难道不是夹杂《风》的吗？苏子瞻说《大雅》的变诗作于大臣，召穆公、卫武公之类是也；《小雅》的变诗作于群臣，家父、孟子之类是也。然而《大雅》中的《云汉》诗，作于仍叔，他不是周朝大夫吗？《小雅》中的《何人斯》诗，作于苏公，他不是周朝卿士吗？程大昌说：“南、雅、颂，是乐名，就像现在乐曲在某个宫调一样。同为雅音，类别既然相同，又自别为大小，那么声度必有丰俭。廉肉也像十二律一样，既有大吕，又有小吕。”陆深说：“曾经见到古器物铭文中有筦叫小雅，筦有钟叫颂钟，由此知道诗的篇名各自以声音为类，而所配用的乐器也有不同。”这几种说法大概接近真相。我曾看到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戴礼服听古乐，就只怕睡着；听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上雅乐，交给太乐官经常练习，岁时以备仪数，但并不常演奏。常演奏以及郊庙祭祀都不是雅声。直到哀帝时，才罢去郑声，使用雅乐。魏武帝平定荆州，获得杜夔担任雅乐郎，而柴玉、左延年等人精妙擅长郑声，受到宠幸，只有杜夔好古存正，然而雅音最终还是没有流传下来。隋朝开皇年间，乐工造曲为一时之妙，多

译（人们）习惯于郑国的音乐。万宝常所推崇的唯独归于雅正，不被当时的人所喜好。唐贞观、开元年间，所使用的都是教坊的俗乐，太常寺的乐工经常练习这种俗乐，那些不能教习俗乐的人，才去练习雅乐。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厌恶郑声，担心它扰乱雅乐”，指的并不是《郑诗》，郑声就是梁惠王所采用的世俗之乐，也就是所谓的“新声”。凡是声音足以悦耳而迷惑人心志的，都是郑声。唐代那些不能习惯俗乐的人，才去练习雅乐。杜夔不能与柴玉、左延年争宠，万宝常不被当时的人所喜好，那么雅音不如郑音悦耳，这是很明显的了。隋代有法曲，其声音清越而接近雅乐，隋炀帝嫌其声音淡薄，那么雅乐作为音乐（的特点）就可以知道了。现在的音乐源于古代的音乐。我认为《小雅》是雅音中稍微柔和的，通晓世俗的人听来，还足以感动人心，所以说它接近于《国风》。《大雅》则其声音更加淡薄，其体制更加庄重，当时的世俗之人都不足以欣赏它，所以说它接近于《颂》。《乐记》说：“《清庙》的瑟，朱红色的弦而孔稀疏，唱一句而叹三声，有余音缭绕。”接近于《颂》，那么《大雅》的不悦耳，比《小雅》更甚，也就更可以知道了。所以《小雅》用于燕礼、乡饮酒礼，是用来沟通人情而达成欢乐的。《大雅》则直接用于飨宴祭祀，是用来表达敬意的。这两类雅乐本来就有固定的音律体制。王政衰败后，变雅相继产生，取《大雅》的音律，歌颂政事的变化，称为《变大雅》；取《小雅》的音律，歌颂政事的变化，称为《变小雅》。这都是因为音律体制有大小之分。变雅也被谱入乐曲，或者用于无算爵的场合，或者随事类而歌唱。又因为它们的诗篇产生在制定礼乐之后，其音乐不常使用罢了。

译三颂论

【序说：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态，用它来向神明报告功业。考察这一点，只有周颂如此，商颂和鲁颂的祭祀则不同于此。商颂虽然是祭祀之歌，在祭祀先王的宗庙时，叙述他们生时的功业，这正是死后颂扬德行，并非用功业来告慰神明，其体裁与周颂不同。鲁颂主要歌咏僖公的功德，才像变风中的美诗那样，又与商颂不同。班固说：成王、康王去世后，颂声就渐渐消歇了；王室的恩泽枯竭，诗就不再创作了。大概成王太平盛世之后，其美好与从前没有不同，所以颂声就停止了。陈灵公淫乱到了极点，其恶行已不可言说，所以变风也就平息了。欧阳修说：古诗的创作，有关乎天下的，有关乎一国的，有关乎神明的。观照天下而形成的，个人不能据为私有；体现一国而形成的，众人不能违背；契合神明而形成的，万物不能欺骗。不据为私有，雅就显著了；不违背，风就统一了；不欺骗，颂就明确了。朱熹怀疑鲁国不应该有颂，石庄说：列国凡是有宗庙的，必定有宗庙的诗，诗都必定以颂为名，不只是鲁国才有。鲁国不同于列国的地方，在于升歌《清庙》，下管《象》舞罢了。凡是太史陈述风俗采听，只是民间的歌谣而已。诸侯自己咏叹祖先的功德，与民风无关，所以天子无法见到。那么列国的颂，为什么几乎完全不曾出现呢？回答说：散失的诗很多，怎么知道没有雅、颂混杂其中呢？《王制》说：天子赐给诸侯音乐，就用柷来引导；赐给伯、子、男音乐，就用鼗来引导。《乐记》说：天子制作音乐，是用来赏赐有德行的诸侯的。德行盛大而教化尊贵，五谷按时成熟，然后赐给他们音乐，这是天子所赐的。否则就是自己制作的。像《駉》《駜》《泮》《閟》，是鲁国的诗，其他国家可以类推。】

【我按：周成王用礼乐赐给鲁国的伯禽，让他祭祀周公，鲁国于是有了颂。当时升歌就是《清庙》那一组诗篇，而彻祭就是《雍》诗。《明堂位》所说的“鲁国举行大尝禘祭，升歌《清庙》，下管《象》舞”就是这样。后来鲁国于是把它用于群庙。到了僖公的时代，距离周公已经很久了，宗庙所歌唱的都是天子的乐章，自己觉得有僭越之嫌，所以季孙行父向周天子请求，命令史克创作，以显示不僭越的意义。成王赐给伯禽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鲁国于是有了颂，作为庙乐。后来自己作诗来赞美君主，也称为颂。直到季孙行父开始请求天子，颂扬僖公能继承伯禽的功业，天子命令史克创作了四首诗，让它们在宗庙中演唱，体裁接近《国风》，也有区别。因为出自天子的赏赐，所以孔子保留它们，而其他颂全部删削。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这是根据校正音乐而言，是说某种礼仪应当演奏某种音乐，某种音乐的篇章有的取自《小雅》，有的取自《大雅》，某种音乐的篇章应当取自颂，使它们各得其所罢了。郑樵说：三代之后，汉魏以来，起初风、雅不分，其次雅、颂无别，再次颂亡佚，如鼓吹曲相合歌，混杂风与雅合而使用，这叫做风、雅不分。然而都是享宴之乐，享祭则上位兼用下位的音乐，宴饮则下位得用上位的音乐，风、雅的音乐虽然不同，宴享的使用则相通，所以风、雅还可以通唱。古代雅用于人，颂用于神。汉武帝设立乐府，采诗虽然不分辨风、雅，至于郊祀、房中的篇章，未曾用于人事，以表明神与人不可以从事同样的事情。等到明帝确定四品，有说“雅颂乐，在辟雍享射时使用”，这是雅、颂无别。况且《清庙》祭祀文王，《执竞》祭祀武王，没有不是颂声的。曹魏依照《鹿鸣》创作《于赫》篇来祭祀武帝，依照《驺虞》创作《巍巍》篇来祭祀文帝，依照《文王》创作《洋洋》篇来祭祀明帝，三座宗庙纯粹使用风、雅，这就是颂亡佚的原因。颂亡佚那么乐也就亡佚了。】

【我按：古代享宴宾客，有时上位取用燕乐，有时下位就从天子那里飨元侯，歌唱《肆夏》配合《文王》，这是用《雅》配合《颂》。诸侯歌唱《文王》，配合《鹿鸣》，这是用《小雅》配合《大雅》。天子、诸侯宴饮群臣以及聘问的宾客，都歌唱《鹿鸣》，配合《乡乐》配合《周南》《关雎》，这是用《南》配合《小雅》。所以在飨宴之礼中，《南》《雅》合用，《颂》也可以用于享宴，只是《雅》未曾用于祭祀罢了。】

古序考

【汉朝兴起有鲁、齐、燕三家之学，都列在学宫。司马迁说：“在鲁国讲诗，是申培公；在齐国，是辕固生；在燕国，是韩太傅。”班固说：“鲁国的申公为诗作训诂，而齐国的辕固生、燕国的韩生都为之作传。又说：齐、燕、鲁或者取用《春秋》采杂说，都不是它们的本义，如果不得已，鲁国最为接近。”齐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亡佚于西晋，韩诗虽然存在，没有传授的人，现在所传只有外传十卷罢了。鲁诗出自浮丘伯，浮丘伯是荀卿的门人。齐、燕不知道从谁那里受学，而韩氏之学自认为不如《易》深。最后毛公的诗出，称得到子夏的传授，不与三家相同，传授给毛苌。然而其本源也出自荀卿。毛公是鲁国人，名亨，作

译《毛诗故训传》传授给赵国的毛苌。当时的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后来传到东海人卫宏，字敬仲，他从九江人谢曼卿那里学习《毛诗序》，善于领会《国风》《大雅》《小雅》的宗旨，如今流传于世。郑康成遵循并阐发毛公的旨意，特别为之作笺，又阐明毛公的义理，以此驳难齐、鲁、韩三家诗，三家诗于是废弃。郑康成又著有《诗谱》。查考太史公的年表，从共和元年开始，历经宣王、幽王、平王而得出春秋时代的次序，以此建立谱系。想要知道源流清浊的所在，就顺着上下顺序去省察；想要知道风化美恶气泽所波及的范围，就横向观察。这大概是《诗经》的大纲。此后的论诗者，没有超越以毛公、郑康成为宗主的。查考本纪，夷王以上大多不记载在位的年数。厉王三十四年，王更加严厉，又过了三年，王出逃到彘地，召公、周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去世，儿子幽王即位，十一年被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在位四十九年，正值鲁隐公元年。计算共和元年距离春秋之初有一百一十九年，所以郑康成说夷王、厉王以上的年数不明确。依据太史公年表，从共和元年开始，历经宣王、幽王和平王而得出春秋时代的次序，以此建立谱系。郑樵说汉朝兴起时有四家诗，毛诗与齐、鲁两家都没有序，只有韩诗以序流传于世。韩诗有了序而更加明白，汉代儒生多推崇它，如司马迁、扬雄、范晔等人，都认为《周南》《召南》作于周朝衰微之时，这是韩学的观点。毛诗到卫宏为之作序，郑康成为之作注，毛序的学说盛行，又不是韩学所能企及的。有人说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这种说法不对。序有郑康成的注而没有郑康成的笺，它不是作于子夏就很明显了。毛公对于《诗经》，只是作传，他不作序，也很明显了。又说大序作于圣人，小序作于卫宏。说小序作于卫宏，是对的；说大序作于圣人，是不对的。篇名的大字，大概是流传于当时，由采诗的太师所题写，而篇题下面的序，则是卫宏从谢曼卿那里接受师说而写成的。卫宏的序作于东汉，所以汉代文字没有引用《诗序》的，只有魏文帝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的话。大概魏朝在汉朝之后，而卫宏的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程大昌说：古序与大序，现在混同没有区别，然而有可以考证的地方。凡是《诗经》篇题下序言的两句话，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称为小序的，是古序。两句话以外继续申述的，世人称为大序的，是卫宏的话。现在那续序所指陈的事理和比喻的意义，凡是《左传》《国语》曾经记载的，就深刻显著，历历在目。如果这两部书没有提及，而古诗又没有明确的证据，就只是附和诗词顺畅其意，没有一句话能具体指出其人其事。由此可见序的创作，凡是亲身经历作诗的时代，亲眼目睹赋诗的事情，自然可以审定无疑。范晔说续序是卫宏所作，确实是实录。马端临说：《尚书》《诗经》的序，先前的儒生多怀疑它们。到了朱熹全面论述它们的得失，而对于《诗经》国风各篇的序诋斥尤其多。我认为《尚书》的序可以废弃，《诗经》的序不可废弃。就《诗经》的序而言，《雅》《颂》的序可以废弃，而十五国风的序不可废弃。为什么呢？《尚书》只是直陈其事而已，序让读者深得经意，不过是阐明已经说过的事情而已。《诗经》则不同于《尚书》了。然而《雅》《颂》的创作，其文辞容易知晓，其意义容易明白；至于《风》的体裁，比兴的事情多于叙述，讽喻的意思浮于指责。大概有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作诗意图的，序就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为某事而作”。如果不是传授有渊源，探索没有差错，那么谁能臆测当时指意所归，以昭示千载呢？《芣苢》的序，以妇人乐于有子为后妃之美。其诗语不过是形容采摘芣苢的情状而已。《黍离》的序，认为是哀悯周室宫庙的颠覆。而其诗语不过是慨叹禾黍的苗穗而已。这是诗不言明所作意图，而依靠序来阐明的例子。“《叔于田》”两首诗的序，认为是讽刺郑庄公。诗则是郑国人喜爱共叔段的言辞。《溱洧》《椒聊》两首诗的序，认为是讽刺晋昭公。诗则是晋国人喜爱桓叔的言辞。这是诗的序，其事以讽喻，起初不言明讽刺的意图，而依靠序来阐明的例子。如果舍弃序去寻求，那么这四首诗不是扬雄《美新》那样的赋，就是袁宏《九锡》那样的文。“《鸨羽》”“《陟岵》”的诗，见于变风，序认为是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牡》”“《采薇》”的诗，见于正雅，序认为是慰劳使臣遣送戍役而作。深味这四首诗的旨意，其感叹行役的劳苦，叙述饥渴的情状，担忧孝养不能实现，哀悼归休没有期限，文辞没有不同。这是诗的词语，同意而异旨，而依靠序来阐明的例子。朱熹又说孔子对于郑、卫，大概断绝其声于乐以为法度，而保存其词于诗以为警戒。《左传》说季札来聘，请求观看周乐，而所歌唱的邶、鄘、卫、郑都在其中，那么这些诗本来就是雅乐了。如果它们是里巷狭邪所用，那么周乐怎么会有它们，而鲁国的乐工又怎么能歌唱它们呢？列国聘享赋诗，固然多断章取义，然而那些不伦不类的也没有

译讥讽嘲弄，就像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以及穆叔不拜谢《肆夏》、甯武子不拜谢《彤弓》这类情况一样。郑伯前往晋国，子辰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蹇裳》，子游赋《风雨》，子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箦兮》。这六首诗都是文公所斥责的，认为是淫奔之作。然而它们都得到叔向、赵武、韩起的赞赏，由此可知郑、卫之诗并非不用于宴享场合，而这六首诗的主旨应当如《诗序》所说，不应当如文公所说。郝氏说：考察各《诗序》首句是各诗的根本，下文都是阐发首句的意思。先儒认为首序出自子夏，其余都是毛公增补。古人有诗就有题目，或是国史标注，或是掌故记录，曾经圣人删改订正，决非随意之作。而毛公阐明微言大义、详略得当，也极其详尽。有人说毛公有大毛公、小毛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其父子兄弟辗转阐明，所以《传》与《序》之间偶尔有不一致的地方。大体上《笺》不如《传》，《传》不如《序》，毛公补写的《序》又不如《序》首句。读《诗》只应当以《序》首句为宗旨。《礼记》说：“诗言志”，所以古《序》就是诗人的志意。诗辞明显，则《序》不必多说，只陈述诗所未言、后人所不知的内容，所以《序》不可废弃。又说：二南、雅、颂所载文王、武王等诗，都是作于王业既成之后，所以《序》以文事归为文王诗，武事归为武王诗，并非说这些诗就是作于当时。朱子根据诗中有文、武、成、康字样，就怀疑生前称谥号，凡是咏其事者，就认为作于当时；凡是美刺代言者，就认为是其人自作，这就太固执了。朱子又专门用史传来质疑《序》，《序》自然与史传相合。然而《序》古而史传后出，如《曹风·候人》“三百赤芾”的《序》，说讽刺共公，这是对的。朱子说《序》附会《左传》晋文公列举曹国乘轩“三百”之事，这是《左传》牵强附会《诗》来组织文辞罢了，难道真的曹国有三百大夫之多吗？季札观鲁乐，在孔子删诗之前五十九年，而《左传》所述都依据三百篇的次第，现在不说是《左传》附会《诗》，反而说《序》附会《左传》，难道不是颠倒了吗？

译我按：各篇的小序都记载在篇首之下，而《关雎》篇首所载的，郑玄与朱熹都称之为大序，只是分段各不相同，现在特别记录在左边。

《关雎》是歌颂后妃之德的诗篇，是《国风》的开始，用来教化天下而端正夫妇关系。所以乡人用它，邦国也用它。【郑玄认为小序到此为止，从此以下为大序，是子夏所作】风，就是讽喻，也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人，用教化来感化人。诗，是志趣所趋向的，在心中为志，表达出来为言。情感在心中激动，就表现于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就叹息；叹息不足以表达，就长声歌唱；长声歌唱不足以表达，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情感发出声音，声音形成文采，就称为音。太平盛世的声音安详而快乐，因为政治和谐；乱世的声音怨恨而愤怒，因为政治乖谬；亡国的声音悲哀而思念，因为人民困苦。所以纠正得失，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先王因此用来端正夫妇关系，成就孝敬之道，敦厚人伦，美化教化，移风易俗。所以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位者用风化下位者，下位者用风讽上位者，注重文采而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警戒，所以称为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弃，政教缺失，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就产生了。国史明白得失的轨迹，痛心于人伦的废弃，哀叹刑政的苛酷，吟咏性情以讽谏上位者，通达事变而怀念旧俗。所以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百姓的本性；止乎礼义，是先王的恩泽。因此，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之本，称为风；言说天下的事情，体现四方的风气，称为雅。雅，就是正，言说王政废兴的原因。政事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和大雅。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态，用它来向神明报告成功。这称为四始，是诗的极致。【朱熹认为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到此为大序】

那么，《关雎》《麟之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南，是说教化从北向南传播。《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先王用来教化，所以归属于召公。《周南》《召南》是端正开端的道理，王化的基础。因此，《关雎》乐于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忧虑在于进用贤才，不沉溺于美色，哀叹幽静美好，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心的念头，这就是《关雎》的意义。【郝氏说：郑玄以诗三百篇的本事为小序，说是子夏与毛公合作，大概首句本是古序，不详作者姓氏，相传子夏受诗，就怀疑是子夏所作，这是未必可信的。下文是毛公申说古序，这是对的。又说从“风风也”以下到“关雎之义”为大序，也是子夏所作，这是不对的。毛公的序说多有游移旁通之处，而“关雎”居三百篇之首，所以在此总论全经大旨，最后仍归结于“关雎”，本属一篇。而朱熹割取“诗者志之所之”以下到“诗之至也”，另为大序。现在依照古本合并，都是毛公所作。各篇古序只有首一句罢了。我按：极力诋毁小序的，是夹漈郑氏；极力推崇小序的，是鄱阳马氏。在鄱阳之前推崇的，是庐陵欧阳修；在夹漈之后诋毁的，是紫阳朱熹。至于“二南”列国，如果不依据小序，怎么知道作诗的旨意？至于其中牵强附会、没有根据的地方，往往存在，不可废弃，也不可完全宗奉。所谓的“序”，是篇首语；“传”，是每篇的句解。古代都称为传。笺，是郑玄所作。孔颖达说“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後”，怀疑另有传。疏，本是刘焯、刘炫的旧文，而孔颖达为之删增】

附朱熹辨说

《诗序》的创作，说法不同，有的认为是孔子，有的认为是子夏，有的认为是国史，都没有明文可以考证。只有《后汉书·儒林传》认为卫宏作《毛诗序》，现在流传于世，那么序是卫宏所作，就明确了。然而郑玄又认为各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才开始分开置于各篇之首，那么在毛公之前，其传授已经很久，卫宏只是增广润色罢了。所以近世诸儒多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的是后人所增，道理或许有之。但如今考证其首句已有，不得诗人的本意，而肆意妄说，何况沿袭云云的错误呢？然而推究其初，必定自认为出于臆度之私，不是经文的本文，所以暂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因为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所以读者也有知道其出于后人之手的，不完全相信。等到毛公引以入经，就不缀篇后而起冠篇端，不作为注文而直接作经字，不作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断绝，而毛说孤行，那么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所以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而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不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地穿凿附合，宁可让经之本文缭乱破碎，不成文理，而终究不忍明言小序出于汉儒。我对此病已久，然而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的，所以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原其旧貌，因而论其得失云。我按：朱熹《序辨》认为序非孔子、子夏之作，而出于汉儒。苏轼也说：“诗序如果确实出于圣人，那么序如此详细。圣人删诗取三百五篇，现在其亡者六篇，亡诗之序”

译未曾详细考证过。」因此，序文是汉代儒者所作，这是确凿无疑的。然而我观察序文的首句，其来源古老，毛公据此作传，而卫宏承袭了他，于是增补其说法以充实完成序文。而朱熹认为首句虽已存在，却未能体现《诗经》的本意，这也是深刻的论断。大体上，汉代距离古代尚近，学者都有师承，代代相传而失实的情况或许有，但终究不如后人无所师承，完全凭己意推测，对了只是偶然巧合，错了则全然成为妄说。像郑夹漈对于《国风》，大半将其视为淫奔之作，这已经错了，所以我宁愿赞同汉儒的观点。

译田间诗学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田间诗学卷一

桐城人钱澄之撰写

国风【朱熹注：国，是诸侯受封的疆域；风，是民间风俗的歌谣诗。诸侯采集这些诗歌进贡给天子，天子接受后交给乐官编排，借此考察风俗崇尚的美丑，从而了解政治的得失。旧说认为：《周南》《召南》是正风，用于闺门、乡党、邦国来教化天下。十三国的诗是变风，也归乐官统领，按时保存练习，供观省并作为鉴戒罢了】

周南召南谱略【谱说：周、召两地，是《禹贡》雍州岐山的南面，周朝先公太王躲避狄人的灾难，从豳地迁居到这里。商王帝乙初年，任命他的儿子王季为西伯。到了纣王时，又任命文王掌管治理南国江汉汝水一带的诸侯。于是天下三分之中周拥有其二，以此服侍殷商。所以雍、梁、岐、豫、徐等地的人，都受到他的恩德而跟随他。文王受命，在丰地建立城邑，于是将岐邦周、召的土地，分给周公旦、召公奭作为采邑。在他们各自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武王讨伐纣王，平定天下，巡狩考察政绩，陈列吟诵各国的诗歌，以观察民风习俗。这六个州的人，得到两位公的恩德教化最为纯正，所以单独收录，归属太师。分开称为国，得到圣人教化的，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称为召南。是说两位公的恩德教化从岐山开始施行于南国。于是舍弃其余，称这些为风的正经。两国的诗，以后妃夫人的美德为首，以《麟之趾》《驺虞》作为风的终结，以此来风化天下并端正夫妇关系。所以周公制作音乐，在乡人那里使用，在邦国那里使用。有人称之为房中之乐，是因为后妃夫人侍奉君主，女史歌唱这些诗歌以节制义理秩序的缘故。郝氏说：周指岐山丰地，召也是岐周的地名。说周召，是文王时代，周公治理内政，召公治理外务。京畿内称为周，京畿外称为召。说南，是指政教所及之处，都是周拥有天下后追述其事。周南也有南国的诗，如《江汉》《汝坟》，教化由周到达召。召南没有周诗，大概专门说教化及于远方】

周南第一篇

《关雎》序说：这是后妃的美德，是风的开端，用来教化天下并端正夫妇关系，所以在乡人那里使用，在邦国那里使用【全序载在卷首，根据郑玄的说法，从“风也”以下到“关雎之义也”为大序，以此为本序，现在遵从这种说法。乡人指乡饮酒礼，是乡大夫每三年选拔贤能之人的礼仪，经文中说“于是合乐演奏《周南·关雎》”就是此意。邦国指燕礼，是诸侯宴请臣子及宾客的礼仪，经文中说“于是歌唱合乐《周南·关雎》”就是此意。郑樵说：人的情感，快乐的人听到歌声就会感动而流于淫逸，悲哀的人听到歌声就会感动而流于伤痛。只有《关雎》的声音和谐平和，快乐的人听了，快乐不至于淫逸；悲哀的人听了，悲哀不至于伤痛，这就是《关雎》美好的原因。又说：孔子喜欢鲁国太师的音乐，音律合乎法度，所以说“快乐”，但不流于淫逸；“悲哀”，但不流于伤痛，都是从音乐演奏中说的，不是用来区别文义的。黄佐说：燕礼、乡饮，升歌三次，笙入三次，间歌三次，然后合乐三次作为尾声。尾声，是乐曲的末章。《关雎》虽然是风的开端，因为合乐在升歌、间歌之后，所以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作为尾声”。孔颖达说：《关雎》是诗篇的名字。《金縢》说“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那么篇名都是作者自己命名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毛传：起兴。朱注同。毛说：关关，是和鸣的声音。雎鸠，是王雎。这种鸟情意专一而有别。《列女传》说人们未曾见过它们同乘同处。雎，《左传》写作鴡。郯子说：少皥氏以鸟名官，鴡鸠氏是司马。杜预注：因为它情意专一而有别，所以作为司马主管法制。河，是北方流水的通称。毛说：窈窕，是幽闲的样子。孔颖达说：淑女，已经是善的称呼，那么窈窕应当指居处。窈，深远；窕，深肆极。唐诗说：窈窕九重闺。《鲁灵光殿赋》说：旋室便娟以窈窕，都指居所而言。仇，通作仇，配偶。怨偶叫仇，是反语，与“公侯好仇”同义。匡衡说：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诗说：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意思是能保持她的贞淑，不改变她的操守，情欲的感动不介入仪容，宴私的意思不显露于动静，然后才可以配至尊作为宗庙的主祭者】

【我按：尊崇郑玄说法的人，认为太姒思念淑女作为助手，只根据序语这么说。毛氏认为淑女指后妃，朱子认为指文王宫中的人，在后妃刚到时，见到她的德行而作此诗，那么序所说的“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悲哀于窈窕，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都是从宫人的角度说的】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窔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寘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陆佃说：三相参为参，两相差为差。荇菜，《说文》写作莕，是菨余，也写作接余。流，《尔雅》说：求也。荇菜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