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诗经通义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诗经通义》十二卷，是清朝朱鹤龄所撰。朱鹤龄著有《尚书埤传》，已著录。这本书专门推崇《小序》，而极力驳斥废除《小序》的错误。所采纳的各家学说，汉代采用毛亨、郑玄，唐代采用孔颖达，宋代采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清朝采用陈启源；在解释音韵方面，明代采用陈第，清朝采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以及考定郑氏《诗谱》，都很有条理。只是朱鹤龄学问渊博，往往喜好广博新奇，喜爱而不能割舍，所以引用证据繁富，而有芜杂之弊，这也就像武库中的兵器，锋利与迟钝并存一样。但就其大体而言，则是文质彬彬了。朱鹤龄与陈启源是同乡，根据其自序，这本书大概是与陈启源商议切磋后完成的。又提到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专门推崇古义，而这本书则在古今之间参酌持平，稍有不同。然而《稽古编》中屡次称已见于《通义》，这里不再详细论述，那么这两本书本来就是互相补充而完成的。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诗经通义原序

尚瑗接受教诲，我的愚庵朱先生纠正了我。先生编纂撰写《通义》的时候，我年纪还未满二十，专心精制举业，没有空闲去询问欧阳修、吕祖谦等家的言论。等到先生撰写《埤传》，以《尚书》作为我应试学习的材料，时常拿给我看。后来我从事阅读《左日钞》，才得以参与讨论。但我从八岁起就读《诗经集传》，早晚掩卷背诵。到了十五六岁时，心里颇为不满，认为“郑卫淫风”怎么会达到那种程度，这难道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宗旨吗？而对于毛序、郑笺、孔疏以及《尚书》的孔序、《周易》的王弼注，都曾浏览过，奇怪它们与朱子《本义》、《集传》、蔡氏《集传》界限悬殊，而不能决定遵从或违背哪一家。先生著书满屋，《少陵义山诗集笺注》家喻户晓，后来却厌弃辞章之学，致力于经术。《埤传》《左钞》相继刊印，唯独《通义》一书屡次修改，又因为卷帙繁重，计算费用困难，所以迟疑审慎。而先生已经去世，过了四十多年。友人陆堂说：“汉儒的过失，在于拘守陈旧言论；宋儒的过失，在于完全反对前说。宋儒想要反对的，不仅仅是汉唐。”伊川《易传》谈论义理极为精妙，朱子则推究邵雍的数学，以求超越他。颍滨《诗传》、东莱《读诗记》，这些书都纯正无疵。朱子因为它们的祖述《小序》，多有不满，“郑卫淫奔”的说法，只采纳渔仲、明复、康侯的《春秋》之学，完全废除三传。朱子于是尊崇胡传，后世因此有四传合刻，那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被等同于宋明杂说，而十三经的名号就可以不用了。汉代经学儒者，在秦火之后搜集残缺文献，瑕疵荒谬，固然不可避免。如果全部推翻，即使有神明般的理解和深刻的领悟，难道真能舍弃这些山岩屋壁中所得到的，另外有不传的秘密吗？尼山、邹峄梦中传授而墙上显现的，程子说：“学诗而不求序，就像想进屋却不从门走一样。”朱子论诗完全废除大小序，鄱阳马氏的驳议平允透彻，先生《通义》的所作所宗就是如此。毛公也有不能没有弊端的地方，在于执着于正变之论，而篇章次序错杂，不再详细考究，一概以先后定美刺，《楚茨》至《车辖》十章与《载芟》《良耜》的报蜡，《鹿鸣》《嘉鱼》的宴宾，有什么差别，却认为是讽刺幽王的作品，辞理完全违背了。《崧高》五首诗都赞美宣王，为什么被窜入《大雅》终篇，这是古序的错误，有目共睹。然而去古未远，“刺忽”“刺佗”之类，信而有征，而一概指责为淫奔不得，至于清人在郑，株林在陈，那么《毛诗》、《左传》虽然都献给河间献王，而平帝时立《毛诗》于学宫，已为定着；《左传》经过范升、陈元争讼，等到章帝时才定。为什么要取彼弃此？这是《集传》的过当之处。《通义》一书，荟萃两宋、元、明清诸家之言，在朱子《集传》之外，又广泛寻求遗说。或问语录，罗列参互，衷于至当，间附己意以相发明。昆山顾亭林先生，素来与同志远道寄书，往复质证。同邑陈启源说《诗》，有特识，先生爱重他，时常采纳他的说法。朱子有言：“读先圣之书，须高着眼，大着肚，不容拘泥习套。”又说：“唐人疏义，因讹踵陋，未能有所发明。”唐疏的无所发明，确实如此。经宋儒翻驳，数百年奉为圭臬，由明迄今，因袭更甚。琅嬛说约，高头细字之书，趋时贸利，没有高眼大肚，上下千百年间者。先圣的遗经，愈发堕入迷雾晦暗。亭林、愚庵二氏，穷经复古，兴起考亭而相对，应当乐于扬扢，以益衷于无弊。岁庚

译子冬暮，瑗自豫章院归，遍陈五经传疏，并庋藏所有诸家言论，罗列其是非同异。从先生两孙借观《通议》藏稿，五十年前函丈防笔，情景恍惚如在眼前，负墙恭敬地为之作序。过了五年乙巳年，其次孙泰兴广文士玉刊刻《通议》书成，于是于旧序中增益数语，以表明刊刻此书的缘由。士玉笃好经术，大概能够继承其家学。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业门人张瑗拜书，年七十。

译《诗经通义》凡例

所谓“通义”，就是贯通《诗经》小序的含义。因为小序是一首诗的纲领，必须先阐明小序的意思，然后才能评论毛亨、郑玄等诸家的得失。后序中多有汉代儒生附会增补的内容，现在选取欧阳修、苏轼、吕祖谦、严粲等人的说法来进行辨正。错简、讹字也详细订正。科举应试之家专门尊崇朱熹的《诗集传》，所以《诗序》长久被搁置不讲，连同宋、元诸儒的说法也都无从得见。我采集那些符合小序说法的，全部记录下来。因为表彰古义，不得不与世俗之学相抵触罢了。

古本都在经文之前标出小序，后儒于是把《诗序》当作现在的诗题。我认为小序是用来阐明作者意图的，并不是先有小序然后才有诗。郝敬（字仲舆）的版本将小序移至经文之后，最为得体，现在依从他的做法。

古序最为简略，毛亨、郑玄的训释大多不明确，郑玄尤其杂乱驳杂，所以被后儒排斥。学者若能善于理解并参酌比较，那么夹漈先生（刘克庄）的辨伪、朱熹的辨说，都可以不必作了。训释字句，贯穿义理，朱熹的《集传》已经完备。如今全国家家户户传习，所以本书不再重复，引用其文只略加阐释诗中的大意，只有诸儒说法有异同的才加以辨明，有错误的才加以针砭【毛、郑的错误，已经朱熹更正的，这里不再详述】。至于考论时事，多援引经书来证明史实，大概符合孟子论世知人的原则吧。经文之下夹注，又引用毛、郑及《正义》的话，并加以折中评判；宋元以来诸家的说法，一定选取那些符合古义的。

吕祖谦的《读诗记》极受宋人推崇，《华谷诗缉》次之。本书的义例多取材于此。吕祖谦尊崇小序，他关于“诗无邪”、“说正雅郑卫”、“说南陔六诗”的说法，与朱熹时常相互抨击，现在全部载录下来以等待论定。《读诗记》中名物度数、山川地理、禽兽草木，这类内容不可不考证。本书根据注疏辨证颇为详细，足以补充《集传》所未及之处。

毛、郑与欧阳修、苏轼、吕祖谦、严粲诸本所分的章句各有异同，现在一律以《集传》为准。

《诗释文》只有注音，反切却不甚详细。陆德明所谓古人韵缓，不必改字。朱熹开始采用吴才老的《韵叶诗》，但并不完全依从。万历年间陈季立说古字本有古音，与后代不同，不必改动以协韵。我的朋友顾炎武（字宁人）引申他的说法，又说沈约的四声不应当用来规范古人的诗。两家引证精博，可以确信无疑。但仔细核对《集传》所协的音与两家考证的没有很大差别，而四声不用，则平上去入通为一个音，入声转韵，初学者大多不明白。所以现在仍然使用《集传》所协的音【协韵下的音，我的朋友杨旭所补】，但改为读某切，而平上去入一概不分注，大概能使三百篇的文字读起来和谐，再没有以今音规范古诗的过失了【《集传》中有不当协韵、不必协韵的，现在全部去掉】

郑玄的《诗谱》不可废弃，欧阳修已经说过了。朱熹一概不用，恐怕不符合孟子论世知人的原则。但今本注疏大全所列的，十五国及雅颂都各自分时代先后，与欧阳修所说国谱旁行不合，大概不是郑谱的原貌了。现在模仿《史记》年表的体例，合为一图，大概让学者便于观览吧。

钦定四库全书

《诗经通义》卷一 吴江朱鹤龄撰

国风【解说见《集传》】

周南

苏轼说：“文王的教化，称为《周南》《召南》，为什么呢？文王治理国家，对内治理属于周公；对外交往诸侯属于召公。《诗经》说：‘从前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每天开拓国土百里。’说的是他治理外部。《召南》有召公的诗，而《周南》没有周公的诗。周公在内，靠近文王，虽有德行而不显见，所以他的诗不作；召公在外，远离文王，功业明显，所以诗作于下。这是适宜的。朱熹说：‘周公制礼作乐，于是取文王时的诗分为两篇。那些讲文王教化的，系于周公，因为周公主管内治；那些讲诸侯之国受文王教化的，系于召公，因为召公统领诸侯。’文王治理岐山，其东有纣王，其西有昆夷，其北有玁狁，所以他的教化自北向南，先波及江汉一带。”

关关【和鸣】雎鸠【传：王雎。疏：《尔雅》注：雕类。现在江东称为鹗，喜欢在江边沙洲中，也吃鱼。扬雄、许慎都说：白鹂像鹰，尾巴上白。徐邈说：鹗性好伫立，每站立不动，交配时双飞，分别时异处，这就是所谓挚而有别。传云：鸷鸟不双飞，是对的。我按：《左传》：雎鸠氏是司马。注云：挚而有别，所以为司马主法则，与疏语相合。诗人取兴之意，重在有别，难道以鸷鸟为嫌吗？《集传》认为是水鸟，形状像凫鹥，这与王雎不类。○韵注：鸷古与挚通。《曲礼》：前有挚兽，是对的】在河之洲。窈【音杳】眇【徒了反，音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