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诗经通论》 清代 姚际恒

序

卷前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诗经通论》序

顾颉刚

古人熟记于口耳之间的只有《诗经》，无处不引用，无事不吟唱。因为《诗经》借物抒情，委婉含蓄，其辞义不像其他经典那样显豁，所以经学家们的解说往往多有探求隐微、行为怪诞的言论。汉代学者治学，其目标在于通晓经典以应用于实际。三百篇的教化，儒生们极力经营的，只在于如何让天子、后妃、诸侯王遵循规矩，所以一味从劝善惩恶的角度立论，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把人事附会到幽暗渺茫的地方，深信不疑，仿佛亲眼见过一样。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固然应当斥责其荒诞，但在当时，他们自有治理天下的苦心存在。随着时代推移，历史事件日益积累，可以作为劝善惩恶的例子何止有限，何必还要在经典中寻求那些模糊不清的词句呢？然而纠缠既深，摆脱就难。以朱熹（晦庵）那样雄健的魄力，将《毛传》、《卫序》、《郑笺》、《孔疏》全部摧毁，自己编写《诗集传》，独树一帜，但考察他的言论，沿袭旧说的地方仍然不少，可知彻底清除旧说的功业不是一日能完成的。姚首源（姚际恒）先生崛起于清初，受到自由立论风气的影响，广泛考证九经，保存真知，辨别伪说，他的《诗经通论》十八卷，实际上是继承朱熹的规模而更进一步，他的批评正是为了继承。序中说，涵泳篇章，推究文义，从而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明白地表示不是先预设一个成见而勉强附会。他以文学的角度解说《诗经》，使经文处于平易近人的境界，尤为直接地探讨人的深情，开创了批评的新路径。他自标论旨，说宁可得罪前人，也不愿误导后人，这话多么伟大！遭遇时运不佳，汉学勃兴，回归到信古的道路，他的书被儒者排斥，若存若亡，未被各家收录。百年后，韩城人王笃在四川督学，拿出所藏的抄本刻印，世人这才见到他的书，但流传还不广泛。云南人方玉润游历四川得到此书，喜欢他立说的新颖，扩展为《诗经原始》。凡是传播和推崇他的人，不出陕西、四川这一隅，大概是传统束缚的力量稍弱，才得以吸收他豪杰的精神罢了！二十年前，胡适（适之）先生读方氏的言论而认为很好，知道天地间有一部姚氏的《通论》，在藏书最丰富的北平寻找，很久没找到。后来新繁人吴又陵先生北上，行李中带着王刻本，胡适、刘师培（玄同）两位先生欢欣相告，我于是得以借回阅读，当时曾抄写一本，加上标点，想重印却未能实现。民国十四年，编录《古史辨》，因为胡适先生与我讨论姚氏遗著，实际开启了我们治史的门径，因此将往来的书信缀连在书首。一时波涛激荡，人们都知道有姚氏这个人和《通论》这本书了。十六年，双流郑氏的覆刻本于是出版。岁月流逝，至今又过了十八年，郑氏将所刻的书版赠予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先生编辑印行丛书，列为第一集，因为与我早有交情，命我作序。唉，这本书版刻三次变迁都在蜀中，如今我避寇寄居于此，而新印本恰好出版，这是偶然的遇合呢？还是确实有所等待呢？姚氏的《九经通论》，耗尽一生心力写成，积稿等身，未付梓，竟亡佚而难以求得。我寻访至今日，可以告诉同好的是：《古文尚书通论》，阎若璩（百诗）《疏证》中曾附载十几条；《礼记通论》，杭世骏（大宗）《集说》中散入各篇，刘师培先生想辑录而未成，我当完成他的遗志；《春秋通论》，民国十八年东莞人伦哲如先生从北平某书肆购得，可惜已残缺六分之一；《仪礼通论》，民国二十三年我在杭州崔氏藏书楼发现，又抄写一本，看其纸张行格与《春秋》书完全相同，知道都是海峰阁中的清稿。被埋没近三百年的东西，历经劫难而不磨灭，上天借我的手将它拿出，为此喜得睡不着觉。计算九经中只有《诗》、《礼》两经完整。倭寇侵犯浙江，崔氏一楼书听说已被席卷而去，我所抄的还留在旧都，日后燕云收复，倘若藏书楼无恙，愿归还杨家骆先生一并刊印，使与这本书如珠串相连，如瑞玉聚集，他大概会答应我吧？最近来到北泉，得到休静室，遥望峡中风物，想象当年湖山一角，阁照残霞，姚首源先生栖止其中，专心一经而会心微笑的情状。这里秀美甲于巴渝，高耸的是缙云山，浩荡的是嘉陵江，潺潺的是温塘，这本书版藏在这里，丰厚地居于典籍之首，如同明珠在龙颔，腾其光辉，摄人心目，况且又得到贤主人护持而宣扬，姚先生应当释怀长久被埋没的遗憾于九泉之下吧！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顾颉刚序于北碚北泉公园木屋

自序

译姚际恒认为，在诸经之中，《诗经》所蕴含的教化意义最为重大，而解释《诗经》的人相比解释其他经典来说，难度也最大。

译为什么说诗歌的教化作用特别重大呢？《易》、《诗》、《书》都是孔子之前已有的经典。孔子谈到《易》时只说：“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引用《书》时只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如此而已。对于《诗》则不同。孔子教导儿子伯鱼说：“你学习《诗》了吗？”又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教导门人说：“你们为什么都不学习《诗》呢！”他平时自我论述，一再说“《诗》三百篇”，又说“诵读《诗》三百篇”，又说“兴起于《诗》”，又论述《关雎》的意义，又谈论音乐而提到《关雎》，谈论《雅》、《颂》，他与门人问答以及见于《孟子》所引用的他解说《诗》的话，多达几十处还不停止，说孔子在《易》、《诗》、《书》三者中唯独重视《诗》，这是不可否认的。我私下窥探，发现《易》与《书》之外不再有《易》与《书》，即使孔子作《春秋》之外也不再有《春秋》；后世的史书固然与《书》体裁不同，扬雄的《太玄》、王通的《元经》，简直是胡乱创作罢了。那三部经典，一经传承就不再重复。只有《诗》分流成为《骚》、成为《赋》；直接继承的是汉、魏、六朝，有四言、五言、七言，唐代有律诗，以至于又分流为长短句的词、曲，虽然同出一源而流派各异，无非都源于大海，其中触动人心，流行为风俗，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没有比这更显著的了。孔子唯独重视《诗》，难道没有原因吗！

为什么说解释《诗》特别困难呢？想要通晓诗歌的教化，无论词句意义应当详细，而正确的旨意和篇名尤为重要。如世人所传的所谓《诗序》，如果得不到这一点，那就与盲人徘徊无所适从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孔子当时每天用《诗》教导门人，弟子们一定清楚明白，只是不知道是记载在简册上而遗失了，还是本来就没有简册而是口头传授的呢？见于经传，如所谓《诗序》的，略举来说：《鸱鸮》是周公送给周成王的，见于《尚书》；《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硕人》是赞美庄姜，《清人》是厌恶高克，《黄鸟》是为秦穆公殉葬，见于《左传》；《时迈》、《思文》是周公所作，见于《国语》；像这些才是真正的《诗序》。可惜其他的不完全如此，我想这必定在孟子时已经亡佚。解说者都说孟子解释《北山》必定有所依据；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也是推究诗意而得到的。不然，为什么有“以意逆志，这才是得到了”的训诫呢？自从东汉卫宏开始出现《诗序》，开头只有一句话，本于师承传授，大概以简略显示古意，以浑全体现概括，虽然不无一二恰当吻合的，但固滞、胶结、宽泛、拼凑等各种弊病丛集。其下卫宏自己撰写的，尤其极其驳杂，都不待有见识的人就知道它们不是古作了。自从宋代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都起来排斥它。而朱熹也继承了这个趋势，写作辨说，极力抨击《序》的虚妄，由此自己编写《诗集传》，得以肆意推行他的学说；而有时表面上违背《序》而暗中顺从它，而且违背它所肯定的，顺从它所否定的。武断自用，尤其足以迷惑世人。因此感叹之前遵循《序》的人，《集传》一出就全部反对其说，转而遵循《集传》；后来驳斥《集传》的人，又全部反对其说而仍然遵循《序》；更迭相互沿袭，没有止境。研究经学的士人将何去何从呢？我曾论述过，解释《诗》流传于世，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特别繁多，初学者茫然，不知道专一。我认为《传》、《笺》可以略去，今天折中是非的，只在《序》与《集传》而已。《毛传》古老了，只从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虽然有得失，可供观览而不必论述。《郑笺》粗疏破坏，世人多不遵从，更不必说了。只有《序》则愚昧的人尊崇它，认为是子夏所作；《集传》则今世宗奉它，视为准则。我认为汉人的过失在于固执，宋人的过失在于虚妄；固执的过失仅类似于高叟，虚妄的过失甚至像咸丘蒙以《北山》四句诗作为天子臣父的证据了。偶尔看到《周颂·潜》的《序》说：“季冬进献鱼，春天进献鲔”，本于《吕氏春秋·月令》，明显是汉人所作，怎么玷污我西河（子夏）呢！世人本来可以清楚分别看待，不必严厉遵循了。《集传》错误不少，其大的尤其在于误读孔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而且波及卫国，而且波及他国。这使得三百篇成为训导淫乱的书，我的孔子成为引导淫乱的人，这是举世切齿痛恨的。我认为如果只视为淫诗，也就罢了，其流弊，必将连同《诗》一起废弃。王柏的话说：“现在三百五篇难道都定在孔子之手吗！所删去的诗，或许存在于闾巷游荡之人的口中，汉儒取来补亡罢了。”于是认为次序错乱，多有移易；又黜落《召南·野有死麕》及《郑》、《卫》风《集传》所视为淫奔的，其说俨然记载于《宋史·儒林传》。明代程敏政、王守仁、茅坤跟着附和。唉，因为遵循《集传》而至于废弃经典，《集传》本以解释经典而使人至于废弃经典，其初衷也未想到这一点，为祸之烈何至于此！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又有起来追随其事的人呢？这就是我深切怀抱杞人忧天、宋人忧国之心的原因。季札观乐，与现在《诗》的次序相同，而《左传》列国大夫所赋的诗，多是《集传》视为淫奔的，竟认为次序错乱，等到汉代搀入，如同目不识丁，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曾缅怀思考，如经传所言可作为《诗序》的，而不能全部得到，渺无边界，用瓢测量大海，能有多少呢！又见明代人说

译诗歌阐释的弊病在于穿凿附会，因此如果妄发主观臆断，便依然接近凭空捏造；如果喜好新奇言论，终究会陷入牵强附会。于是只能收敛手脚、克制笔墨，不敢大胆直言，只是沉浸于篇章之中，推究文辞义理，辨别前人的说法，从而采纳正确的、摒弃错误的，希望使诗歌的本意不至于产生重大分歧，不被埋没在固执、虚妄、穿凿的误区中；那些无法详尽考知的地方，宁可采用未定的说法，务必恪守存疑的训诫，使得原诗的真实面貌得以完整保存，这总比随意加以粉饰、贻误后世要好。至于经典的确切主旨和篇题，固然无法预先知晓。论述写成后，因此详细叙述了阐释《诗经》之所以特别困难的原因，并且以此记录我的愧疚。

译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年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识。

序

鄂山

我在四川任职六年，常在公务之余教导士子。四川士子中聪慧出众的人很多；但追求作为根本学问的，十人中不过两三个。我私下认为，朱熹的《小学》可以端正他们的趋向，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顾炎武的《日知录》可以扩充他们的见识并锻炼他们的才能，于是先后刻版印刷并收藏起来。文翁石室旧有藏书；我尤其想在御纂诸经及十三经注疏之外，寻求未曾见过的书籍增刻几种，有志于此却未能实现。

王宝珊侍御来四川督学，他考核士子一律以通晓经术为主。今年秋天，选取新安姚氏的《诗经通论》十八卷刻印。这本书是侍御家中收藏的，外面没有刻本，侍御意在惠及士人，所以不独自秘藏。崇尚激励经术，辅助推行教化，是学臣的责任，也是地方长官的责任。只是我有心却未能做到，侍御既尽了自己的职责，又能弥补我的不足，这难道不是我的厚幸吗！

工程完工，侍御嘱托我写序言，因此记下始末如此。至于这本书的宗旨，姚氏自序已经阐明，善于学习的人必定有收获，不再赘述。

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孟冬月，长白鄂山谨序。

序

苏廷玉

温柔敦厚，是《诗经》的教化。孟子论诗说：“不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为词句而损害主旨，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主旨，这才算真正理解。”这几句话已经概括了全部。后人有的拘泥古说而怀疑词句，有的追求新奇而蒙蔽义理，有的固执一偏而近乎穿凿，有的汇集众说而容易混淆，解释经书的人说法互相不同，而作诗的本意几乎晦暗不明。

新安姚首源著《诗经通论》十八卷，极力排斥各种说法，以求符合温柔敦厚的宗旨；但世间没有刻本。韩城王宝珊侍御在四川督学，拿出他家藏的抄本，校订后刻印，不独自秘藏，他惠及士人的心意，也就是他辅助诗教的功劳，侍御的用心由此可见。

道光丁酉年小春月，同安苏廷玉在四川学署作序。

序

周贻徽

我与宝珊先后进入翰林院，后来又同在御史台。癸巳年冬天，我被外放来到四川。第二年，宝珊也来督学，公务之余交往更加密切。宝珊通晓经术，尤其擅长解说《诗经》，每出一句话，往往不是寻常的解释。我说匡鼎解说《诗经》令人开颜，现在在你身上见到了，莫非也有枕中秘术吗？宝珊于是说家中藏有姚氏《通论》抄本，即将付梓以广泛传播。第二天，拿一卷给我看。我读后高兴地说：现在才知道读书贵在能怀疑；不是贵在能怀疑，而是贵在怀疑后能自己分析消除怀疑，并能以此解释别人的怀疑。就拿《关雎》一章来说，《序》认为是后妃所作，《集传》则认为是宫人所作，朱熹并不是有所承袭，心中怀疑因而分析消除怀疑罢了。现在姚氏不认为《序》对，也不认为《集传》对，难道也是有所承袭吗？心中怀疑因而分析消除怀疑罢了。我们读古人的书，不曾没有私下怀疑；但尊重古人，不敢排斥攻击，不是不敢，是不能。偶尔获得新解，却不能贯通全书，综合考核众说，自成一家之言，那么平日私下怀疑的与毫无怀疑的有什么区别！像姚氏这样的人，真是善于怀疑的人。姚氏善于怀疑古人，怎知后人又不拿所疑来怀疑姚氏？然而姚氏的怀疑是从各家引发的，分析消除怀疑而姚氏心中一快；读这本书的人也随之快慰。后人若有善于怀疑的，倘若又从姚氏引发，分析消除怀疑而后人心中一快；而姚氏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姚氏难道是以排斥攻击为能事吗！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人心的灵性不被遮蔽，也只是追求正确罢了，也在于人的好学深思罢了。像姚氏这样的人，真是善于解说《诗经》的人。

宝珊说：“姚氏确实是六义的功臣，各家的诤友；先生的这些话，也是姚氏的知己了。就用这些话给这本书作序，可以吗？”我说：“可以！”于是记录下来。

道光丁酉年仲冬月，桂林周贻徽在锦江盐署拜序。

序

王笃

我幼年跟随外傅张筱原老师学习，首先用《毛诗》训导。渐渐长大，稍懂字义，每读《蓼莪》、《风雨》等篇章，总是有所感触，想歌唱想哭泣，不能自制。而对于其他诗虽然熟读却仍然没有领悟。我私下认为诗感人，有时是这样有时不是这样罢了。

嘉庆癸酉年秋天，连阴雨下了十天，书楼渗漏，整理旧籍，移到别处。这时得到《诗经通论》十八卷，伏案诵读，如同经历奇异境界，如同获得奇珍。才开始领悟以前读诗，只是为了准备取材的途径，即使世所流传的《体注》、《大全》，也只是训诂字句，对于兴、观、群、怨的宗旨终究不相符。先父文端公做官四十年，没有其他嗜好，唯独对书籍搜罗几乎遍尽，购藏达数十万卷，而这本书只有抄本。心想或许有刊行的，偶然没有见到。等到入仕进入翰林院，供职之余

译闲暇时，我常在书坊店铺中留心寻访，想再买一本以便参考校订，但最终没能找到，藏书家中也终究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我更加把它层层包裹珍藏起来，偶尔在和朋友聚会交谈时，摘取其中一两个章节讲述，听的人都很高兴，认为听到了从未听说过的内容。因此劝我刊印的人很多，我也慷慨地想承担这个责任，但多年来，奔波忙碌，没有时间。今年考试结束，回到成都，初秋时节凉爽宜人，家中多有闲暇时光，我从行囊中取出这本书，用心校勘，并让儿子福征协助这件事，经过两个月整理定稿没有错误，急忙交给刻工刊印，以广泛传播。

译诗歌的作用，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何况《三百篇》是诗歌的源头，如果能具备独特的眼光，不妨将其标举出来，作为好学深思者的辅助。因此这本书的写作，确实是感叹赞赏、感激不已而不能自制，并非有意标新立异。读者在这里潜心体会玩味，或许能得以领会作者微妙的情意，窥见删减保留的本意，感发善良之心，惩戒放纵的意志，于是更加验证，也可以看出先贤苦心著论，对于诗歌教化的裨益确实不浅。如果说在旁边标注圈点评论，类似于月峰、竟陵派的见解，这难道是懂诗的人所肯说的吗！书刊刻完成后，因此写了几句话放在卷首。

道光十七年，岁在丁酉，秋季初旬，韩城宝珊王笃恭敬地在四川督学署作序。

《诗经通论》卷前

新安首源姚际恒著

《诗经论旨》

关于诗歌有赋、比、兴的说法，由来已久，这是不可去除的。因为这关系到解释诗歌的意义，以便学者阅读时就能得到理解。赋的意义很明白，不必多说。只是兴、比两者，常有游移不定的毛病。然而在学者方面，也确实无法细致地区别，使它们明确地归于统一。只是现在世人习惯阅读的，都依据《诗集传》，《集传》说：“兴，是先说其他事物，来引起所咏叹的辞句。比，是用那事物来比喻这事物。”话语含糊不清，不是定论。所以郝仲舆驳斥它，说“先说其他事物”与“用那事物比喻这事物”有什么差别，这是对的。我的意见应当说：“兴，只是借事物来兴起情思，不一定与正意相关。比，是用那事物比喻这事物。”这样，兴、比的意义大致可以分明。然而又有不完全算是比，而借物起兴且与正意相关的，这类很多，将如何处理？严坦叔掌握了这一点。他说：“凡是称为‘兴’的，都兼有比；那不兼有比的，就说‘是兴而不兼比的’。”然而辞义之间，未免有痕迹。现在我采用他的意思，将兴分为两类：一类叫“兴而比”，一类叫“兴”。那“兴而比”的，如《关雎》就是。它说“关关雎鸠”，似乎像是比；它说“在河之洲”，则又似乎像是兴。那“兴”的，如《殷其雷》就是；只是借雷来兴起下文的意义，不一定与雷相关。这样，使比不是全比，兴不是全兴，兴有时模拟，比有时类似兴，增加这一条途径，那么兴、比就可以没有混乱了。那比也有两类：有一篇或一章纯粹是比的，有先说比喻之物而后说所比之事的，也属于“比”之；一类叫“比”，一类叫“比而赋”。这样，兴、比的意义就清楚了，而学者可以据此得到理解。如果郝氏直接说兴、比、赋不是截然分开的三种体例，每首诗都有，把三者混为一谈，那是邪说。

兴、比、赋尤其不可少的，是因为它们可以检验一个人解说诗歌的情况。古今解说诗歌的人大多不同，人各有义，就各自成为兴、比、赋。就我的著作来看，如《卷耳》旧都认为是赋，我根据《左传》解释它，则是比。《野有死麕》，旧都认为是兴，无故以死麕为兴，必定没有这个道理，那么详细推求三体，正是解释诗歌的关键。我用贽礼来解释它，则是赋。像这样，诗歌旨意失传，既然没有一定的解释，那么兴、比、赋也是活物，怎么可以不标示出来让人详细推求解说诗歌的是非呢！《诗序》，《后汉书》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是东汉卫宏作的。旧传为子夏所作，宋初欧阳永叔、苏子由等人相信它；不相信的开始于晁说之。后来朱仲晦作辨析，极力诋毁，使《序》几乎无处容身。马贵与忽然吹起已冷的灰烬，又再次尊崇，甚至说有诗就有序，序在孔子之前，这原本出自王介甫。把有《序》的保留，没有的删去，共几千字；无见识的妄谈，不顾世人惊骇。末尾说：“有人说：‘诸小序的说法固然有错乱鄙薄而不能理解的，可以完全相信吗？’我说：‘《序》不是一个人的言论。有人说出于国史的采录，有人说出于讲师的传授，如《渭阳》首尾说法不同，《丝衣》两义并存，其错乱固然有；择善而从就可以了。至于辞语鄙薄，那么《序》是用来解释经文的，不是作文，古人哪有鄙薄的辞语。继承其意就可以了。’”按马贵与尊崇《序》像这样，却还说这种遁辞，大概自己有所不能掩盖的。我想驳斥《序》，只取尊崇《序》的人的话来驳斥，那么学者可以思考过半了。《诗序》平庸荒谬的很多，而其谬误之大及显露弊端的，没有超过《大雅·抑》和《周颂·潜》两篇的，并在本文下详细论述。《抑》前后诸诗，都认为是讽刺厉王，又因为《国语》有武公作《懿戒》以自儆的说法，所以不敢舍弃，于是两存之说，说“讽刺厉王”，又说“也用来自我警戒”；其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可见了。《潜》则完全袭用《月令》，所以知道它是汉人所作。既然为汉人所作，那么它说三百篇时事必定不可信了。看这两篇，还一定要尊崇相信它的说法，可以吗！

《毛传》不解释《序》，而且它的话也完全不知道有《序》的存在。毛苌，是文帝时人；卫宏，是后汉人，距离毛公很远。大概《序》

译“之首”这一说法是卫宏讲师传授的，即谢曼卿之类的人。而其下的内容则是卫宏自己所作的。毛公没有作序，历来人们很少提及，为什么呢？是因为有郑玄的说法。郑玄说：“《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完成的。”自从有了这种说法，人们才认为毛公也作了序，又怎么会说他没有作序呢！唉，世人读书粗疏，不曾细心审察探究，所以甘愿被古人所欺骗罢了。这里摘取一篇来说明。《郑风·出其东门》，《小序》说：“哀悯乱世，思念保全自己的家室”；《毛传》说：“‘缟衣’，是男子的服饰；‘綦巾’，是女子的服饰。希望作为家室相互欢乐。”这两者截然不同。其余的可以类推。现在才知道《诗序》既与子夏无关，也与毛公没有牵连了。郑玄又说：“《诗序》原本是一篇，毛公才开始分开置于各篇之首。”他的话毫无根据。

译《诗序》的源流来历，在《古今伪书考》中已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赘述。郑玄在《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之下注解说：“旧说认为从这一句开始，到‘用之邦国焉’为止，称为《关雎序》，叫做小序；从‘风，风也’直到末尾，称为大序。”然而郑玄在《诗谱》中的意思似乎是大序为子夏所作，小序为子夏与毛公合作而成，却又把小序称为大序，把大序称为小序，令人无法理解。又有人说是《关雎序》为大序，其余部分为小序，这更是错误。如今小序、大序的名称相传已久却没有定论，我的著作中仍然遵循旧说，以上面一句作为小序，下面几句作为大序。又有人把小序称为前序、古序，把大序称为后序。我的著作中对小序必定要辨析其是非；大序颇为多余，不多作辨析。宋人不相信《诗序》，因为《诗序》确实有很多地方不能让人满意；于是朱熹得以自行阐述自己的观点，著成《诗集传》，从此人们大多尊崇它。人们之所以遵从《集传》，是因为《诗序》把他们推向了那边。《集传》想要与《诗序》不同，把郑、卫之诗视为淫诗，不知道这已经犯了极大的错误，于是近人对《集传》的不满甚至十倍于对《诗序》的不满，反而又遵从《诗序》了。那么人们之所以遵从《诗序》，又是《集传》把他们推向了那边。这总归是因为人们只凭耳闻，没有用心思考，所以跟从或背离都没有定准。如果取这两本书来深思熟虑、仔细审视，它们各自有得有失，自然就可以看出来了。

《集传》让世人纷纷指责的，莫过于把诗视为淫诗这一节。它说那些是淫诗，如今也不必多作辩驳。孔子说“郑声淫”，“声”指的是音调，“诗”指的是篇章；两者截然不同。世上多有阐发此意的人，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况且春秋时期各国大夫在宴饮时，赋诗赠答，很多都是《集传》所视为淫诗的篇章，接受者认为很好，没有听说他们不乐意，难道他们甘愿居于淫乱放荡之中吗！季札观乐，对郑、卫之乐都说“美哉”，没有一个“淫”字。这些都足以证明人们也都明白。然而我认为，不如用孔子的话作为证据，他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如果说那是淫诗，那么心思的邪恶就太严重了，为什么孔子用这一句话来概括呢？大概当时确实有淫乱的风气，诗人列举那些事情和言论作为讽刺，这正好是“思无邪”的确证。为什么呢？淫乱就是邪恶；厌恶并讽刺它，心思就是纯正无邪的。现在还认为那是淫诗，岂不是大大违背圣人的教诲吗！于是他在作《论语集注》时，因此胡乱加以解释，那么他的罪过就更大了。详见《论语通论》。

《集传》常常把《诗序》中真实的内容说成虚假的，把贞洁的内容说成淫乱的。把真实的说成虚假的，还可以容忍；把贞洁的说成淫乱的，就不可以了。

现在如果有人非议前人的书，于是自己写了一本书，必定其义理胜过那本书才行。《集传》对于那些不是淫诗的都一概视为淫诗，义理反而大大劣于那本书，于是仍然使人背离它而遵从《诗序》，那么这种计策也是错误的。况且那些遵从《诗序》的人占十分之五，又有表面表示不遵从而暗中相合的，还有心里其实不以为然但最终不能跳出其范围的，占十分之二三。所以我说过“遵从《诗序》的人不如《集传》”，这是深深讽刺它隐藏的真实意图。而且它所遵从的偏偏选取错误的部分，而它所违背的偏偏遗漏正确的部分，更令人无法理解。总之，《集传》只是把《诗序》中的各种诗反转为淫诗这一招罢了，其他并没有胜过《诗序》的地方。两本书对立存在，各自有得有失，那么可以并存；现在像这样，那么《诗序》固然应当保留，《集传》简直可以废弃了。

《集传》主张淫诗之外，其错误乖谬之处自然也不少。我对于其中关系到义理重大的地方，必定加以指出；其余的则略而不提。总因为这本书世人共同学习，宁可得罪前人，也不愿误导后人，这是我平素的志向。天地鬼神大概会鉴察吧！

《毛传》依据《尔雅》作《诗》的训诂，不论诗旨，这最接近古法。其中虽然不无错谬，但自是三百篇不可缺少的书。只是汉人在《诗》前加上其姓氏，是为了区别齐、鲁、韩三家。齐、鲁、韩原本没有这“齐鲁韩”三个字，怀疑是脱漏，现在补上。《诗》既然都已不传。俗人仍然沿称毛诗，这是不对的。人们说郑康成擅长礼学，诗不是他的长处，多用三礼来解释诗，所以不能得到诗的本意。我说康成诗固然不是长处，礼又有什么长处呢！如果真擅长礼，必定不会用礼来解释诗了。况且他用礼解释诗，又都是谬误的解释。用礼解释诗尚且不可以，何况是谬误的解释呢！现在世人既然不使用郑笺，穷究经义的人也往往知道它的谬误，所以全都不加辩驳，其中有驳斥的，是因为《集传》采用了他的说法的缘故。

欧阳永叔首先起来辩驳大序及郑玄的错误，他诋毁郑玄尤其厉害；在当时可以说是有见识，然而仍然局限于小序，拘泥固守。人的见识本来就有对此明白而对彼昏暗，不能周全的吗？他自己作的《诗本义》，颇为未能完善，有时与郑玄在伯仲之间，又足以令人讥笑了。

苏子由的《诗传》大概一本于序、传、笺，他的阐发之处很少；与苏子瞻的《易传》、《书传》也相似。才子解释经典，本来就不是他的长处。

吕伯公的《诗记》，编纂辑录旧说，最为平庸。

严坦叔的《诗缉》，他的才长于诗，所以他的用词宛转曲折，能肖似诗人的心意；也能时常提出不同的解释。只是总局限于《诗序》，偶尔有抵触而已。可惜他的见识小而未能顾及远大；然而自是宋人解说《诗》的第一人。

近日昆山新刊唐、宋、元人的诗解，大约十余种，竟然缺少佳作，似乎也是

译不必刊刻。

郝仲舆的《九经解》，其中没有比《仪礼》更好的，也没有比《诗经》更差的。大概是因为他在《诗经》上严格遵守《诗序》的说法，丝毫也不偏离，虽然明明知道那些说法并不恰当，也一定要委曲迁就地为它辩解，这就是所谓的固执己见、抱残守缺。他的书让人看一遍就可以扔掉，为什么呢？因为看了《诗序》就足够了，何必还要看他的书呢！他遵守《诗序》的意图全在于对抗朱熹。我说朱熹的《诗集传》虽然驳斥了《诗序》，却仍然让人去遵守《诗序》，原因就在这里。大致来说，遵守《诗集传》来对抗《诗序》，固然不可以；遵守《诗序》来对抗《诗集传》，最终也达不到目的。

译《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都是丰道生一个人伪造的作品。虽然名为两本书，但实际上暗中互相呼应，彼此相互印证，没有大的差异。又暗中抄袭《诗集传》很多；又抄袭《诗序》中朱熹所不辨驳的部分，见识卑鄙浅陋，在这里达到了极点，何必辛苦作伪来欺骗世人呢？后来想想，有学问见识的人怎么会作伪，作伪的正是这类人罢了！这两本书忽然出现在嘉靖年间，说是香山黄佐所得到的；当时的人一致被迷惑，几乎像一哄而起的集市。张元平在成都刻印，李本宁在南京刻印，凌蒙初为《诗传》作《适冢》，邹忠彻为《诗传》作《阐》，姚允恭作《传说合参》，都在世间盛行。丰道生又自己写了《鲁诗世学》，专门尊崇《诗说》而偶尔涉及《诗传》，意思是《诗说》原本就是依据《诗传》。又大量引用黄泰泉的说法，黄泰泉就是黄佐，是丰道生的座师，著有《诗经通解》，所以这两本书多抄袭他的内容。因此说出自黄佐家中，又借以显示黄佐有这两本书，所以《通解》中抄袭它们。他的用心如此狡猾，现在世间这两本书已经冷清，但终究还在世上，所以详细论述，不让后人再被迷惑。尤其可恶的，在于更改诗篇次序，扰乱经典，又开启了何玄子等人的先声。丰氏《鲁诗世学》极力辱骂季本。按季本的《诗学解颐》也颇为平庸，与丰氏在伯仲之间，为什么要辱骂他呢？想是因为仇怨的缘故吧。

朱郁仪的《诗故》，也平淡浅显，偶尔有一两点可取之处。

邹肇敏的《诗传阐》，文辞华美；可惜他陷入伪书的魔道而不觉悟。何玄子的《诗经世本古义》，其方法扰乱《诗经》原有的编排，妄凭主观意见定为时代，始于公刘，终于下泉，分别列出某首诗是某位王的时代，大概是继承伪《传》、伪《说》的余毒而更加放肆猖狂。不知道他亲眼见过某首诗作于某代某王的时代吗？如果并非如此，将凭什么取信于人呢？仅凭这一点就可见他的愚蠢了。他的意图是执着于孟子“知人论世”的说法而想以此承担，这更是荒谬。他更大的罪过，在于抹去《诗经》的风、雅、颂。孔子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又说：“雅、颂各得其所。”看季札评论音乐，与现在《诗经》的编排没有不符合的。却扰乱大圣人手定的次序，变更三千年的成经，国风不分，雅、颂失位，罪过岂能胜数！他解释诗意，搜罗古代传注，拾取冷僻书籍，共同采择，用心不可说不勤奋，用意不可说不巧妙；然而一味凭空臆造，喜欢新奇怪异，武断自以为是，又过于冗长繁杂，多填充无用的说法，可以删去大半。我曾论述过，固执的人不可以解诗；聪明的人也不可以解诗。固执的弊端，人们都知道；聪明的弊端，人们还没有知道。如明代的丰坊、何楷就是这样。况且我说解诗，汉人失之于固执，宋人失之于荒谬，明人失之于穿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穿凿也兼有荒谬，没有穿凿而不荒谬的，所以历数古今解诗各家。对于明代丰、何两氏的虚妄幻惑，眩目摇心，不能不深深叹息。何氏的书刻于崇祯末年；刻成后，随即遭遇变乱，何玄子官居福建，被郑氏所害时，逃走了，有人说郑氏割了他的耳朵，有人说中途害了他。印行的不多，书版也毁失了。杭州城只有叶又生家有一套，我在其后人手中重金购得。问福建人，说他们福建也没见过。大致这本书在诗学上固然必须摒弃，但也可以随时供人观览，因为它能广泛搜集博览。凡是涉及古今诗说及其他与诗有关的说法，无不兼收并录；又以经、传、子、诗所引用的诗辞不同的，逐句逐字比较，一一详细注释在下面；像这类情况，所以说可供观览。有志于诗学的人，对这本书不可被迷惑，也不可丢弃。然而将来这本书日渐消亡，世间不可再见，重刻也需要千金，恐怕没有这样的好事者了。

以上论述从汉到明各种诗解，都能论其大概如此。如果众说纷纭，其中解释独特确切的，不管是什么书，必定有所采纳。

诗韵这一道，向来没有定论，不知指向归宿，我说也没有比宋人更好的了。吴才老开始为音的说法，而《集传》奉为准绳。音，是改变本字的读音为其他字的读音。大概他只知有今昔，不知有古韵变音，强行以求而读之，这就是古韵所以亡失的原因。如“天”、“人”本同韵，却在“天”字上注“铁因反”，以“人”字；“将”、“明”本同韵，却在“明”字上注“谟郎反”，以“将”字。这是不知古韵本来相同而妄作其说。既然同为一韵，何必改变！况且世上没有把“天地”读作“订地”，把“明德”读作“盲德”的。又说，此改彼，彼也宜改此。现在试以“天”字为主而改“人”字的读音以之，以“明”字为主而改“将”字的读音以之，不知道“人”、“将”二字又当作什么音呢？不通了。古人用韵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移动，也没有地方口音不同的说法，也不是人可以凭私智揣摩而自为其说的。大致字有其音，音出于口，都是从喉、咽、舌、齿、唇分别得到的。如今韵的东、冬、江

译阳、庚、青、蒸，属于喉音；真、文、元、寒、删、先，属于牙音；鱼、虞、歌、麻、尤、萧、窍、豪，属于舌音；支、微、齐、佳、灰，属于齿音；其中鱼、虞、歌、麻、尤又兼有舌音和齿音，所以与支、微也共同构成一个韵部；侵、覃、咸、盐，属于唇音。像这样的情形，凡是直接呼出它们的读音，自然就能相协，不必刻意改变声母来捏造读音。至于所谓的“借韵”，必须是那些韵部本来就不相通的情况，才可以加上“借”的名称。我现在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叫“本韵”，即上面所说的情况。第二类叫“通韵”，这是指韵部自身本来就可以相通，因而互相通押；有入声和无入声各自相通的情况，详见后文。第三类叫“借韵”，这是指那些本来就不相通的韵部。大致而言，诗中属于本韵的占十分之九还多，属于通韵的占十分之一还少，属于借韵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或许是因为古代的字音原本就与今天不同，如今已无法考证，但终究不能称之为“借韵”。“借韵”指的是不相通的韵部。古人绝不会把不相通的韵部当作韵脚来使用。从此，《诗经》三百篇的韵脚就可以一以贯之，通畅无疑，使古韵的规律在世上得以昌明；其余那些纷纭杂多的说法都可以全部废弃了。详细情况见后文的诗韵谱。

译诗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圈点批注，难道不是类似于月峰、竟陵那样的见解吗？回答说：不是的，我也是为了阐明诗的旨意。知道了辞藻的精妙，它的意义就可以知道了；知道了意义的精妙，它的旨意也就知道了。读书人在这上面思考，就可以明白大半了。况且诗的作用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三百篇》固然算是始祖，如果能够另辟蹊径，不妨加以标举。怎么忍心让千古佳文就这样埋没呢！于是赞叹欣赏，感激不已，不能自制；加上圈点批注，也不过是辅助好学深思的一种手段罢了。

孔子说：“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我认为人们大多错解了圣人的话。圣人只是教人认识它们的名称罢了；如果因此一定要多方穿凿附会来寻求解释，那就错了。比如“雎鸠”，知道它是鸟名就可以了，可是解释的人却说它“情意专一而有分别”，以此来附会“淑女”、“君子”的意义。比如“乔木”，知道它是高树就可以了，可是解释的人却说它“上部稀疏没有枝条”，以此来附会“不可休息”的意义。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原文下面。像这类陈词滥调、凿空妄谈，我看了就厌恶、鄙视。想要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反而导致不明白鸟、兽、草、木的实际情况的，有的；甚至因此误及诗旨的，也有的；像这样的，不仅我没有空闲去做，也不敢去做。所以书中全都省略了，并在这里记下。编完这本书后，侄子姚炳拿他写的诗名解释来请教，其中有关诗旨的，偶尔采纳了几条，足以弥补我的不足；那么又不只是像我上面所论述的那样；深深欣喜家学没有失传。

诗韵谱

《三百篇》自有古韵。现在从简约的法度，用今韵来概括，分为本韵、通韵、韵三类，分别注在诗句下面；查阅这个就可以一目了然地辨别了。

本韵

平声共五部。

东、冬、江、阳、庚、青、蒸为一部。

支、微、齐、佳、灰、鱼、虞、哥、麻、尤为一部。

鱼、虞、哥、麻、尤、萧、肴、豪为一部。

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

侵、覃、盐、咸为一部。

上声、去声

与平声相同。只有入声不通。

入声

与去声相通。不与平声、上声相通。那些没有入声的去声，与有入声的去声，见下面通韵。这两声尤其通用。

通韵

东、冬、江、真、文、元、寒删、先、阳、庚、青、蒸、浸、覃、盐、咸。有入声的各自相通。

支、微、鱼、虞、齐、佳、萧、肴、豪、哥、麻、尤。无入声的各自相通。

韵

不相通的偶尔相通，称为韵。间或有四声通用的，就是同音。

诗经通论卷一

新安首源姚际恒著

国风

大序说：“王道衰微，礼乐废弛，政教失当，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产生了。”解说的人于是把二南当作正风，十三国当作变风。这是错误的。诗没有正、变之分。孔子说：“诗三百，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变则必然邪，现在都纯正无邪，有什么变呢！而且说：“可以合群，可以抒发怨愤。”并没有说变。季札论诗，论其得失，也没有说变。所谓风，是假借天运之风来命名的。天行之风在四季中交替运行，哪有正、变之分呢！至于雅既然分为大、小，没有在大、小中又分正、变的。果真如此，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分正、变而分大、小呢？所以说风、雅有正、变的，这是后人的说法；质问圣人，没有这样的说法。

周南

周南、召南，是周家王业的根本，因为文王当时处于其中，上溯太王、王季，下至武王，都包含在内。所以孔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周、召都是雍州岐山下的地名，武王得到天下以后，封旦和奭为采邑，所以称为周公、召公。这些诗当时所说的周、召，只是采集诗歌的地名，不属于周公、召公。郑氏却说文王受命，在丰建立城邑，把岐邦周、召的土地分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邑，这是不对的。文王是诸侯，怎么能擅自封公的采地！诗中只称文王“在丰建立城邑”，并没有其他涉及。孔氏解释说：“文王既然迁到丰，岐邦土地空了，所以分赐给两位公作为采邑。”这属于主观推测，没有证据。所以知道文王时代没有封周、召，那么解释二南的诗不必切合于两位公也就明白了。召地后来封给召公，所以把甘棠的召伯附在这里。至于周南，本来就没有周公的事。孔氏说：“周南没有赞美周公，或者当时没有创作，或者记录没有流传。”这是遁辞。大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之风，所以系于周公。《鹊巢》、《驺虞》，是诸侯之风，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系于召公。”既然把二南系于两位公，于是认为这些诗都是文王的诗；看到《关雎》、《葛覃》是妇人，诗序认为其他诗也都是妇人。文王一个人，为什么在周南就认为是王者，在召南就认为是诸侯？太姒

译一个人，为什么在《周南》里就认为是后妃，在《召南》里就认为是夫人，这两种说法都讲不通。《集传》最厌恶《小序》，但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却都不能跳出《小序》的框框，那又何必厌恶并辩驳它呢！所以我认为，遵循《小序》的人，没有比《集传》更甚的了。「南」，是指雍州、岐山之南，也就是周、召的所在地。又有人因为《鼓钟》篇中有「以雅以南」，礼制中有「胥鼓南」，《左传》中有「见舞象箾、南钥者」等记载，于是认为《二南》属于「南」，十三国的诗属于「风」，甚至说《诗经》中有「南」而没有「国风」，这些都是邪说。《鼓钟》及上述那些话，都是因为乐曲只用了「南」，而没有涉及其他各国的「风」，所以这样称呼；怎么可以随意依据这些来扰乱风、雅、颂的名称，而且以此来抹杀十三国的「风」呢！《周南》、《召南》，同样属于「国风」。大抵《诗经》因为解诗的人而变得晦涩，甚至因此失传。这类陈词滥调，到处都是，本来辩驳也辩驳不完。

译《关雎》

关关鸣叫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沙洲。文静美好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本韵。○起兴兼比喻。

长短不齐的荇菜，从左从右去捞取。文静美好的女子，醒来睡着都想追求。起兴兼比喻。

追求。她。却。得不到。醒。着。睡。着。都。思念。她。按字面读音。《集传》说读“蒲北反”，不对；后面都照此处理。悠。长。悠。长。翻。来。覆。去。本韵，直陈其事。[评]全篇的关键在这一章。

长短不齐的荇菜，从左从右去采摘。文静美好的女子，用琴瑟亲近她。本韵。起兴兼比喻，以下同。

长短不齐的荇菜，从左从右去挑选。文静美好的女子，用钟鼓使她快乐。本韵。

小序说这是“后妃的德行”，大序说：“高兴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忧虑在于进用贤才，不沉溺于美色。哀怜文静美好的女子，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意。”因为“德”字衍生出这种说法，于是认为这是后妃自己，用淑女指代妾媵。其中不通之处有四。“雎鸠”，雌雄和鸣，有夫妇的象征，所以借此起兴。现在用妾媵与君主和鸣，这是第一点不通。“淑女”、“君子”，是工整的对仗，现在用妾媵与君主对仗，这是第二点不通。“逑”，与“仇”同义，反过来就是“匹”。现在用妾媵匹配君主，这是第三点不通。《棠棣》篇说：“妻子和睦，如鼓瑟琴。”现在说“琴瑟友”，正是夫妇之义。如果认为妾媵与君主琴瑟友好，那就是僭越混乱；如果认为后妃与妾媵琴瑟友好，从未听说后妃与妾媵可以用琴瑟来比喻的。这是第四点不通。夫妇之间，不嫉妒也就罢了，哪有把自己处于坤位甘愿逊让给他人，然后才叫不嫉妒的呢！这是迂腐而不近人情的言论。《集传》因为这种说法不通，就认为是宫中的人所作。如果是说王季的宫人，淑女是否得到，关她们什么哀乐之情！如果是说文王的宫人，诸侯娶妻，侄娣跟随，没有没娶妻就先有妾媵的。前人已经多有驳斥。况且“琴瑟友之”，不是妾媵敢对后妃说的话。《集传》说：“所以那种喜乐尊奉的意思，不能自己，又这样说。”大概是遁辞。并说不去。于此“此”字疑衍。这是伪子贡传的说法，认为是姒氏思念淑女而作，想要与《集传》不同，却不知仍然归于旧说。总之，从小序有“后妃之德”一语，大序因而附会为不嫉妒的说法，导致后世儒者两说对立，都有难以通晓之处；而《关雎》淑女、君子相配合的原旨竟然不知道在哪里了！这首诗只是当时诗人赞美世子娶妃初婚的作品，以显示美好的配偶结合并非偶然，是周家发祥的征兆，从此可以端正邦国，教化天下，不必实指太姒、文王，不像《大明》、《思齐》等篇实有文王、太姒的名字；世人多遵从序说，即序中又何尝有之呢！大概善于解说诗的人，有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如可以意会，文王、太姒是这样；不可以言传，文王、太姒没有实证，那么怎么知道不是大王大任、武王邑姜呢！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解说诗。有人说：如果说出自诗人之手，那么寤寐反侧的说法怎么说？回答说：这完全重在“求”字。男子必须先追求女子，这是天地的常理，人道的至正。因为“求”字生出“得、不得”二义来，反复以形容君子追求的意思，而又显示其哀乐符合性情的正。这是诗人善于言辞的表现。

[一章]诗意只以雎鸠的和鸣起兴比喻淑女、君子的好配偶。“关关”，和声。有人说“关关”者，彼此相关，是声中见意，也很新颖。雎鸠有这种关关的和声，在河洲游泳并乐，其配偶不乱的意思自然可以在言外想见。毛传云“挚而有别”，说“挚”，还是雎鸠食鱼，有搏击的象。但这只是解释鸠的习性，不必与正意有关联。如果说“有别”，那就是附会了。孟子叙述契教人伦，说：“夫妇有别”，这个“有别”字所从出，岂必以夫妇字加在雎鸠上呢！诗人体物纵然精微，怎么能选择一个有别的物来比喻夫妇，而后人又怎么知道诗人的意思果真如此呢！《列女传》因此说：“雎鸠这种鸟，人未曾见过它乘居而匹处。”更是附会。所谓有别，不过是说“不乱群”的意思，不是异处的意思。现在说未曾见过它乘居匹处，那就不是用来比喻夫妇，也大大违背了关关的宗旨了。欧阳永叔说，“不取其挚，取其别。”苏子由说：“物之挚者不淫”。如果这样，又不取其别，取其挚了，其无定论如此。大概都是从传的“挚而有别”而舍弃经的“关关”来解说。《集传》说：“说他们相与和乐而恭敬，也像雎鸠的情挚而有别。”这是依郑氏以“挚”作“至”，谓情至之至。其谬欧阳氏已辨析。以“和乐”贴“至”字；以“恭敬”贴“有别”字。按下尚有“求之”与“求之不得”二义，这遽然作成妇以后立论，谓之“和乐恭敬”，且引匡衡疏语，而谓之善

译解说《诗经》，也太过粗疏大意了。这也是因为“挚而有别”这句话辗转传抄而失真，才导致这样的结果。“窈窕”二字从穴部，与“窬”、“窝”等字同类，相当于后世所说的“深闺”的意思。《鲁灵光殿赋》说：“旋室便娟之窈窕”，骆宾王的诗说：“椒房窈窕连金屋”，元稹的诗说：“文窈窕纱犹绿”，都是这个用法。《毛传》将“窈窕”解释为“幽闲”，“幽”或许还说得过去，“闲”在“窈窕”二字中又从何看出呢！

译第二章：毛传说：“后妃具备关雎那样的德行，才能采集荇菜，备齐各种物品，来侍奉宗庙。”如果这样，认为荇菜是用于祭祀的，所以后妃才去采集，那就是直接叙述其事，怎么能说是起兴呢！这是错误地用《采苹》来解释《关雎》了。自从毛公提出这种说法，郑玄拘泥于“左右”二字，附会为妾媵辅助而寻求，来证实太姒寻求淑女的说法。详见下文。或者不跟随这种说法的人，说荇菜是用来比喻其柔顺，又说用来比喻其洁净，都是错误的。按“荇菜”只是承接上文“雎鸠”而来，也是河洲上所有的东西，所以就用眼前所见来起兴罢了，不必过度深究。毛传说：“流，就是求。”这原本出自《尔雅》；现在只依据毛传的说法，不再提及《尔雅》。后面仿照此例。未曾听说“流”训为“求”的。况且下面紧接着说“求”，上面也不应该作“流”。“寤寐求之”下面，紧接“求之不得”，那么此处正是用荇菜比喻其左右不定，随水漂流，未能立即得到。《集传》说：“流，是顺着水流去采集。”不采用“流”训为“求”的说法，这是对的。“取之”二字则是又添加出来的。

第三章：前后四章，每章四句，文辞意义完全协调。现在将这四句夹在“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两章之上，承接上文递进下文，全篇的精神全在这里。大概必须加上这四句，才能使下文“友”、“乐”两个意思充分满足。如果没有这四句，那么上文的“求”，下文的“友”、“乐”，气势就会微弱而不振作。这是古人文章争夺要害的方法，其声调也急促，与前后平缓的音调不同。所以这应当自成一章；如果连缀在“寤寐求之”之下合为一章，未免拖沓了。而且因此合为一章成为八句，以下两章四句的也合为一章成为八句，更加不协调。

第四章、第五章：这两章说“荇菜”已经采到而“采之”、“芼之”，用来兴起淑女已经得到而“友之”、“乐之”。这两个“左右”也是顺承上文“左右”二字而来，不必拘泥。诗中多有如此的情况。自从旧解都实在拘泥于“左右”为辅助的意思，所以上面导致以“流”训“求”的错误，又导致此末章以“芼”训“择”的错误。“芼”是煮熟的意思，不是选择的意思，非常明显。现在毛公必定认为是选择，因为可以说辅助而选择，不能说辅助而煮熟。按第二章是左右无方的意思，这两个“左右”即指制作荇菜的适宜方法，也没有不可以的。必定拘泥寻求，所谓“固守诗义”了！【《关雎》五章，每章四句。】遵从郑玄的说法。

《葛覃》

葛藤蔓延啊，延伸到山谷之中，前两句不押韵。枝叶茂盛。黄鸟飞翔，聚集在灌木丛中，它的叫声和谐悦耳，押本韵。○这是赋的手法，以下同。[评]三句写景，凑成一章。

葛藤蔓延啊，延伸到山谷之中，枝叶茂密。割取煮烂，制成细葛布和粗葛布，穿着它不知疲倦。押本韵。

告诉女师。告诉。回家。稍微弄脏。我的私衣。稍微洗涤。我的衣服。押本韵。[评]不解释为治葛完毕思念归宁，才能见到其妙处。洗涤。不洗涤。归宁。父母。押本韵。

小序说“后妃的根本”，这个“本”字非常含糊不清。所以大序认为“在父母家”，这是错误地沿袭“本”字来解释。按诗中说“归宁”，怎么能说她在父母家呢！陈少南又沿袭大序“在父母家”，认为“本来在父母家”，尤其可笑。孔颖达以“本”为“后妃的本性”，李迂仲以“本”为“务本”，纷纷模仿，都是小序用字含糊不清的缘故。《集传》不采用这种说法，很好。然而又说“小序认为‘后妃的根本’，差不多接近了。”不可理解。

《集传》说：“这首诗是后妃自己所作”，非常武断。这也是诗人指称后妃治葛的事情，以显示后妃富贵不忘勤俭。前两章说她的勤劳，末章说她的节俭。首章叙述葛藤初生，次章叙述后妃治葛做衣服，末章因治衣服而涉及到衣服洗涤。凡是妇人出行，必定清洁衣服，所以借归宁来说。看她说“稍微弄脏”、“稍微洗涤”而又接着说“洗涤还是不洗涤，归宁父母。”其主旨显而易见。这样，那么叙事次序也与其他篇章相同，本来就是诗人的惯例。如果当作后妃自作，那么必定说细葛布粗葛布做成后所作，于是不得不将首章作为追叙，既属迂回曲折；况且后妃身处深宫，怎么能看到葛藤延伸到山谷中，以及这原野之间，鸟鸣丛木的景象呢？难道是目想而成的吗？必定说不通。

这篇的解释者有重视“治葛”的，有重视“归宁”的。按重视治葛，就遗漏了末章的意义；重视归宁，尤其错误。妇人归宁，是常事，这哪里足以显示后妃的贤德而称颂呢！又多作治葛刚完毕，就图谋归宁，以此来联络上下，尤其滞涩。说得后妃像小家女一样，毫无意义。所以解释这篇的人，对于首章或者认为后妃治葛布既成，追叙初夏，或者认为黄鸟鸣叫触动女工的思绪；对于末章或者认为洁清以侍奉君子，或者认为已嫁而

译孝顺父母没有减退，有人说勤于女红原本是父母的教导，有人说尊敬师傅：这些说法都如同说梦话一样荒谬。

译[第一章] 说后妃治理葛草，就先叙述葛草刚开始生长，这是作诗的体例。下面三句借景点缀，凑成第一章六句，与上面三句的意思不必相连。《集传》说：“葛叶正茂盛，有黄鸟在葛叶上鸣叫。”按上文已说葛草蔓延在山谷中了，如果按《集传》的说法，那一定是葛草又蔓延到灌木上，而黄鸟也聚集在灌木上鸣叫，这哪里讲得通呢！“喈喈”，只是和谐的意思，毛亨的传注加上“远闻”二字，是不对的。意思是后妃处在深宫而听到鸟鸣，但哪里见得深宫一定邻近产葛的地方呢！

[第二章] 郑玄把“服”解释为“整治”，说“整治它而不厌倦”，也可以讲通。然而《礼记·缁衣》引用这句诗来说衣服破旧，“服”作衣服的服。现在遵从《缁衣》的解释。“服之无斁”，便作为本章的起句。

[第三章] 怎么看出“服之无斁”一定从她洗涤衣服这件事上体现呢？又从什么地方看出她洗涤衣服呢？就借归宁（回娘家）这件事来体现。因为归宁，是妇人经常有的事。这里说的“污”、“澣”与上面提到的细葛布和粗葛布的衣服又不一定相关，然而相互映衬而生情，在有意无意间；这是《诗经》作者的妙处。“私”，是贴身内衣；“衣”，是外衣；不是礼服。礼服是不洗涤的。“害澣害否”，何玄子认为“哪些已经洗过，哪些还没洗”比《集传》的“哪些应当洗，哪些可以暂不洗”更直截了当。这首诗不重在末章，而余波似连似断；全篇精神生动之处就在末章。

【《葛覃》三章，每章六句。】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叹我怀念的人，把它放在大路旁。本韵。○这是比喻。

登上那高峻的山，我的马疲惫不堪，我姑且斟满那金罍酒，只为不长久地怀念。本韵。○这是赋，下面同。

登上那高高的山冈，我的马病得毛色发暗。我姑且斟满那兕觥酒，只为不长久地悲伤。本韵。

登上那险峻的山石啊，我的马病倒了啊，我的仆人也病倒了啊，怎么办啊。本韵。[评] 四个“矣”字有急管繁弦之意。

按《左传》襄公十五年说：“君子说楚国在这里能够任用人才。任用人才，是国家急务。能任用人才，百姓就没有觊觎之心。《诗经》说：‘嗟叹我怀念的人，把它放在大路旁。’这就是任用人才。周王以及公、侯、伯、子、男、采地、卫地的大夫各居其位，就是所谓的‘周行’。”《左传》解释诗意是这样。《小序》说“后妃的志向”，也属含糊不清。《大序》说“后妃求贤审官”，本于《小序》说后妃，又用《左传》的说法附会。欧阳修驳斥说：“妇人没有外事；求贤审官，不是后妃的责任。又不知臣下的勤劳，缺少宴劳的常礼，重重地给后妃带来忧伤；这样，文王的志向就荒废了。”他的说法是对的。郝氏说：“妇人没有外事，那么《鸡鸣》篇解佩，十乱中的邑姜，难道不对吗？”这是谬论，与“求贤审官”不伦不类。然而他自我解释说：“后妃因为采卷耳装不满，而知求贤难得。因物托意，讽谏她的君子，说贤才难得，应当爱惜；因其勤劳而宴犒他，斟以金罍，不算过分；只是不可长怀于饮乐罢了。”按这仍像是妇人干预外事。而且解释下面两章尤其牵强。《集传》则说“后妃因为君子不在而思念他”，解释下一章为“托言想登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前往追随，则马疲病而不能前进；于是暂且斟金罍之酒，而想不至于常以为念。”杨用修驳斥说：“妇人思念丈夫，而登山饮酒，带着仆人去远望；虽然说是假托，也伤害大义了。推究诗人的旨意，是以后妃思念文王出行服役而言。‘陟冈’者，是文王登山的。‘玄黄’者，是文王的马。‘痡’者，是文王的仆从。‘金罍’、‘兕觥’，都是文王酌酒以消忧。大概身在闺门而思在道路，像后世诗词所谓‘计程应说到凉州’的意思。”解释下面两章与《集传》虽然不同，而正旨仍作文王行役；同样是臆测。又如以上诸说，后妃拿着顷筐而走上大路，也很不像；其原因大概都拘泥于《小序》“后妃”二字。《周南》各篇难道都说后妃吗！《左传》没有“后妃”二字，一定要拘泥于此来解释，所以失误。伪《传》说：“文王派遣使者求贤，而怜悯行役的艰难。”撇去后妃，接近正确；然而说“派遣使者求贤”，又多迂回曲折。至于张敬夫、严坦叔说“后妃备酒浆而作”尤其穿凿。王雪山说“后妃慰劳妾媵的归宁”，杨维新直接撇去文王、后妃，说“大夫行役之作”，并无根据。

这首诗固然难以详说，然而暂且应当依据《左传》，说文王求贤任用人才，因为路途遥远未到，怜悯他们在途劳苦而作，似乎比较直捷；但采耳执筐终究接近妇人的事。或许首章是比喻体，说采卷耳恐怕装不满，以况求贤置于周行，也惟恐朝廷不充实。也可以讲通。

[第一章] 解释见上文。“周行”，《左传》作“周之行列”，毛亨、郑玄依从它。严氏说：“诗中有三个‘周行’，《卷耳》、《鹿鸣》、《大东》。郑玄都认为是‘周之

译“行列”这一解释，只有《卷耳》篇可以讲通。《鹿鸣》篇“示我周行”，将“示”破读为“寘”，这就自然说不通了。《大东》篇“行彼周行”，又解释为在列位上分发币帛，其含义尤其迂曲。毛亨将《卷耳》的“周行”解释为“列位”，将《鹿鸣》的“周行”解释为“大道”，对《大东》则没有传注；那么“周行”二字就有两种含义：一是列位，二是道路；而“道路”又分为《鹿鸣》中的道义之道，和《大东》中的道路之道。按：严氏认为“周行”有两种含义：一是列位，二是道路；这大致还算接近事实。因为《卷耳》用“寘”字，《鹿鸣》和《大东》用“示”字和“行”字，用字原本就有区别。如果说“道”又分为道义之道和道路之道，那就不对了；两者都是道路的意思，解释见《鹿鸣》篇。按：《荀子·解蔽篇》说：“顷筐，容易装满。卷耳，容易得到。然而不能用来辅助周行。”这是从用心不可怀疑犹豫的角度来说的。诸子百家引用经典，是随事取义，不能作为依据；苏氏、刘氏都沿袭这种说法来解释，是不对的。另外《淮南子》引用此句，认为是言慕远古盛世，也不能用“行”字来解释。

译[二章、三章]“崔嵬”，毛传解释说“是土山上顶着石头”，《尔雅》解释说“是石头上顶着土”；两者说法不同，我认为都讲不通。“崔嵬”二字都不从“石”部，怎么能说是石戴土、土戴石呢！查考《说文解字》：“崔，高大；嵬，高而不平。”只说它高，在意义上才恰当。

[四章]“砠”，毛传解释说“石山上面顶着土”，这是对的。

二章，说山高，马难以行走。三章，说山脊，马更加难以行走。四章，说石山，马更难行走。二、三章说马生病，四章说车夫生病，这都是诗歌体例中的次序安排。

【《卷耳》四章，每章四句。】

樛木

南方有弯曲的树木，葛藟缠绕在上面。快乐的君子，福禄安定他。这是起兴兼比喻，下面各章相同。

南方有弯曲的树木，葛藟覆盖在上面。快乐的君子，福禄扶持他。

南方有弯曲的树木，葛藟环绕在上面。快乐的君子，福禄成全他。

小序说“后妃能恩泽下施”。现在查考伪传说：“南方诸侯仰慕文王的教化，而归心于周朝。”那么用妾依附后妃，用臣依附君主，意义都可以通顺；况且伪传的说法也有证据。《南有嘉鱼》说：“南方有弯曲的树木，甜瓜缠绕在上面。君子有酒，嘉宾来宴饮安定他。”《旱麓》说：“茂密的葛藟，蔓延在枝条上。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违背正道。”语意都相近。只是这首诗采用重章叠句，所以属于国风体例。这个说法可以保留，不必因为它是伪传就抛弃它。

《诗集传》依据小序的说法，并且把“君子”解释为指后妃，特别违背常理；所以招致许多儒者的驳斥。然而即使说“君子”指文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又一定要说是众妾所作，尤其固执。

[二章]郑氏说这一章是重申殷勤之意。查考国风诗歌多采用重章叠句体，然而其用字自有先后、深浅的不同，怎么能一概说是重申殷勤之意呢！如果像《桃夭》中“室家”、“家室”颠倒以协韵，那是没有意义的；后面仿照此例。

【《樛木》三章，每章四句。】

螽斯

蝈蝈的翅膀，众多啊；适宜你的子孙兴旺啊。这是比喻，下面各章相同。

蝈蝈的翅膀，喧闹啊；适宜你的子孙绵延啊。

蝈蝈的翅膀，聚集啊；适宜你的子孙和睦啊。

小序说“后妃子孙众多”，大致是对的。但兼指文王也可以，何必单说后妃呢！大序说“说如果像蝈蝈一样不嫉妒，那么子孙就众多。”把蝈蝈解释为不嫉妒，牵强附会没有道理；前人已经驳斥过它。《诗集传》也说这首诗是众妾所作。邹肇敏说：“朱子认为《关雎》是宫人所作，《樛木》、《螽斯》是众妾所作；难道当时周王室充任姬妾的，都像是班姬、左贵嫔、上官昭容那一流人吗！”他的说法很痛快。我认为他一定要说这些诗是后妃、宫人所作，而不是诗人所作，大概是有原因的：想要把后世那些涉及淫佚的诗，都认为是男女自作，而不是诗人讽刺的话。本意在于此，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凡是《诗集传》说某某所作的，大多是诗人所作。后面仿照此例。

[一章]“螽斯”的“斯”，是语助词；就像“鹿斯”、“鷽斯”一样。《豳风》中“斯螽动股”，则又把“斯”放在上面，就像“斯干”、“斯稗”一样；不可以把“螽斯”二字作为名字。苏氏说蝈蝈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说一生九十九子，现在俗传蝗虫一生百子，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数出这些数字的呢？“尔”指人，《诗集传》一定认为指蝈蝈，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为了避免“尔”字指后妃不便，“天保定尔”，臣子称君主为“尔”了。而且想要让全章都讲蝈蝈，比喻体例吗？比喻体例何必以不出现正旨才叫比喻呢！况且称蝈蝈的子孙，也没有道理。

【《螽斯》三章，每章四句】

桃夭

桃树。嫩。嫩。鲜。艳。它。花。[评]艳丽得很；华，平声韵。这个女子出嫁，使她的家庭和睦。本韵。○这是起兴兼比喻，下面各章相同。

桃树嫩嫩，果实累累。[评]实，变韵，转仄声。这个女子出嫁，使她的家庭和睦。本韵

桃树嫩嫩，枝叶茂盛。[评]叶，倒韵，转平声。这个女子出嫁，使她的家人和睦。本韵

小序说“后妃的德化所致”；每篇必归属于后妃，竟然成了习套。尧、舜的时代也有四凶，太姒的时代又怎么能使女子全都贤良，所有出嫁的女子都“宜室”、“宜家”呢！即使不是后妃的时代，那时的男女又难道全都翻墙、钻洞吗！这是迂腐而不通情理的话。大序又说“不嫉妒，那么男女就端正，婚姻就适时，国家没有怨民。”查考孟子说“大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虽然是委婉劝谏的话，然而在道理上还算接近。如果后妃在宫中不嫉妒，与“国家没有怨民”有什么关系，岂不是很可笑吗！所以《诗集传》不讲后妃而讲文王，也可以；伪传则认为赞美后妃而作，即使说是后妃，也可以；都比说是后妃的德化所致要好。然而《诗集传》单指文王，终究觉得偏颇；伪传称后妃为“之子”，也似乎轻慢亵渎：都不妥当。季明德说：“之子，指嫁者而言，但不知是谁的女儿。其必文王

译至于公子、公孙以及后妃在宫中教导的人，虽然这属于推测，但在情理上似乎相近。只是将出嫁前在公宫接受三个月的教导，不知道这种制度在周初是否已经存在呢？我的意思是，这是指王的公族之女，诗人在她们刚开始出嫁时赞叹赞美她们，说她们将来必定能够尽到妇道。

译《集传》说：“诗人因所见之物起兴，感叹女子贤德，知道她一定能使家庭和睦。”这完全是凭空臆造，简直不成话。尤其荒谬的是，附会《周礼》中“仲春时节，命令男女聚会”的说法，说“桃花盛开，正是婚嫁之时”；这简直像妇孺的浅薄之语。况且不仅“果实”、“枝叶”又属于夏季的景象，这种说法无法自圆其说；简直像是没看到下文一样。而《大序》所说的“婚嫁合乎时令”，是指男子三十岁、女子二十岁的年龄；至于《桃夭》这首诗，毛亨、郑玄都认为是比喻女子年轻力壮的时候。孔颖达说：“这里说‘年盛时’，是指年龄正值二十岁的盛年，并非指季节月份；下文说‘宜其室家’，才是依据季节月份而言。”又说：“正当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孔颖达恐怕后人误解，所以如此明白地加以疏解；然而《集传》仍然以桃花盛开为婚嫁之时，这难道是没有看到注疏吗！大概古代嫁女是在农事完毕之后，霜降之后，冰泮之前，所以孔颖达说是“秋冬”。详说见《匏有苦叶》篇。何况《周礼》是伪书，尤其不可依据。况且如果按这种说法，这就是“赋”了，怎么能说是“兴”呢！种种错误，哪里能一一辩驳！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桃花颜色最艳丽，所以用来比喻女子；开创了千古词赋中描写美人的先河。本来是用花来比喻容貌，而果实、枝叶是由花连带提及的，诗歌的体例次第就是这样。毛传把“果实”解释为比喻德行，把“枝叶”解释为比喻形体极其茂盛，显得拘泥；而“形体极其茂盛”这句话尤其不妥。吕祖谦说：“《桃夭》既写了花，又写了果实，又写了枝叶，没有其他含义，大概是余兴未尽而反复赞叹罢了。”这样解释，又显得太没有意义。大概解说诗歌贵在神会，不必拘泥于字面。如“花”，比喻容貌了。“果实”，比喻德行可以，比喻生子也可以，因为妇人以有子为贵。有果实的时候，它的“叶子”正茂盛，这是承接有果实而言，唐人诗句“绿叶成阴子满枝”即是此意。不必一定有所比喻。“家人”即与“室家”、“家室”同义，不必区分。

【《桃夭》三章，每章四句】

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赱赱武夫，隔句，称为“辘轳韵”；后面仿照此例。凡说“隔句”及“与某字”者，都是本韵，不再标注；其他韵则标注。[评]隔句对。公侯干城。本韵。○这是赋，下面同。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肃肃武夫，公侯好仇。本韵。[评]变化。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肃肃武夫，公侯腹心。本韵。[评]再变化。

小序说这是“后妃的教化”。“武夫”与后妃有什么关系！更加迂腐且无理。胡林仲说：“诵读这首诗的意义，必定有人应当承受。就像文王狩猎而得到吕望之类的情形。由此看来，藏器隐鳞，才华固然难以估量。如果说触目皆是琳琅满目，山川生辉，那么武王何止有十位乱臣，孔子也不会称赞人才难得。”他的说法特别有见识，可以说是不随声附和的人。查《墨子》说：“文王从渔网中提拔闳夭、太颠，西土臣服。”金履祥主张这种说法，接近正确。

[第一章]《集传》只依据旧说，解释“丁丁”为敲击木桩的声音，然而没有详细说明怎么让人知道。“椓”，通；《说文》解释为“击”。“杙”，叫做齻，先敲击齻入地中，然后布置在上面。“干城”、“好仇”、“腹心”，人们知道一层比一层深入，然而又不是像其他章节那样的同类例子。“干城”，是捍卫遮蔽之物。“仇”同“逑”；“好仇”直接借用淑女、君子的字义。“腹心”，是人身体内部的器官。章法都极其变化。

【《兔罝》三章，每章四句】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本韵。这是赋，下面同。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本韵。

这首诗不详。小序说这是“后妃的美德”，更加混乱。大序说“太平则妇人乐于有子”。毛传说：“芣苢，是车前草，适宜怀孕。”大序说“妇人乐于有子”，是窃取毛传“适宜怀孕”的说法；大概毛亨是文帝时人，卫宏是东汉人；后面仿照此例，不再详述。查车前草，是通利的药物；说它治疗难产或许有，但不能适宜生子。所以毛亨说它“适宜怀孕”；大序因此说“乐于有子”，更加荒谬。车前草难道是宜男草吗！《集传》没有话可说，凭空臆造说：“教化流行风俗美好，家庭和睦；妇人无事，互相采摘这芣苢而赋诗取乐。”尤其没有意义。妇人以蚕织为事，采桑才是她们适宜做的；现在舍弃这些不做，而在原野上采草互相嬉戏娱乐，却说是风俗美好，可以吗！因此伪传、伪说有“儿童斗草”的说法。解说诗歌到了这种地步，真让人绝倒；岂止是让人开颜一笑而已！韩诗序认为这是“悲伤丈夫患有恶疾”，“芣苢虽然恶臭，我仍然采采”

译“采之”，据校勘本。而不停止。”，用来兴起“君子有恶疾，我仍然守候而不离去”。《列女传》又用“宋女、蔡妻”的事例来证实它。查考芣苢是车前草，并没有恶臭；这虽然是旧有的说法，也不敢盲从。季明德说芣苢是宜子，何玄子又说它是堕胎；都是邪说。按韵脚分为三章，每章四句；然而每两句只换一个字，实际上是六章，每章两句。章法极为奇特多变。

译【《芣苢》三章，每章四句。】

《汉广》

南方有高大的树木，却不能在那里休息。“休”字与下文的“求”字押韵。《韩诗》中“息”字作“思”，应当遵从它。汉水中有游荡的女子，不可追求。这是本韵。思。汉。水。广。阔。啊。不。可。以。游。渡。思。江。流。长。远。啊。不。可。以。用。筏。渡。这是本韵。思。这是起兴兼比喻的手法。

高高的柴草杂乱丛生，我要砍取其中的荆条。这位女子将要出嫁，我要喂饱她的马匹。这是本韵。汉。水。广。阔。啊。不。可以。游。渡。思。江。流。长。远方。啊。不。可以。用。筏。渡。思。这是赋兼比喻的手法。以下各章同此。

高高的柴草杂乱丛生，我要砍取其中的蒌蒿。这位女子将要出嫁，我要喂饱她的驹马。这是本韵。汉。水。广。阔。呀。不。可以。游。渡。思。江。水。长。远。啊。不。可以。用。筏。渡。[评]三章文字一字不换，这才叫作“一唱三叹”。

小序说这是“德行广博所及”，也接近原意；但不必拘泥于使用诗中的“广”字。大序说这是“追求却得不到”，这话有毛病。欧阳修驳斥它，说“教化施行于男子，却不施行于女子”，这是对的。大抵是说男女都坚守正道才算是得；而其中抒发情感、节制情性的意旨，属于诗人的讽喻，可以思考但不必强求其义理。

[第一章]孔颖达说：“怀疑‘休息’应作‘休思’。为什么呢？诗的大体，韵脚在辞句之上。怀疑‘休’、‘求’二字押韵；二字都作‘思’。只是没有见到这样的版本，不敢擅自改动罢了。”查《韩诗》传如此，孔颖达偶然没见到罢了。“乔”，高。借说乔木可以休息却不可休息，来比喻游女本来可以追求却不可追求；不必死板地认为乔木本来就不能休息。毛传解释“乔”为“高耸”，未免开了坏头。郑玄为之解说曰“高起枝叶的缘故”，既然高起枝叶，为何不可休息？《集传》又附会为“高耸无枝”，更加荒谬。那么孟子所说的“乔木故国”、“迁于乔木”，都是高耸无枝的吗？如此解诗，那就不仅仅是“固执”而已了！

[第二章、第三章]古时候宾客到来，必定共同供给草料和柴薪。所以“刍薪”本是连用的词，柴薪用来衅祭，草料用来喂马。这两章的上两句都是为了喂马，所以说“刈”（砍割）。楚，是柴薪类；蒌，是草料类。本来说草料却先说柴薪来起兴，诗意如此。郑玄不明白，竟说：“楚，是杂薪中特别高耸的，我想砍取它；用来比喻众女都贞洁，我又选取其中特别高洁的。”意思幼稚而迂曲尤其严重。向来的人都跟随他，因为得不到正确的解释的缘故。况且诗中说“翘翘错薪”，怎么能把“翘翘”归属于“楚”与“蒌”呢！“翘翘”，是柴草的样子，形容柴草错杂不平。正是形容“错”字的意蕴，后世因此有“翘楚”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两章的上四句，是说那女子已有丈夫，他们将砍取荆条蒌蒿来喂马，等待她归来而亲自迎接了；这是不可得的，就像乐府诗中所说的“罗敷自有夫”一样。欧阳修说这是“即使为执鞭者，也欣然向往”的意思；如果这样，仍然接近于调戏了。《集传》说这是“喜悦到了极点”，尤其不对。因为说了“喜悦到了极点”，于是把“汉广”四句说成是“敬重之深”来对应它。不知敬意在哪里？只是想要凑对成文，而不顾其理如此。

【《汉广》三章，每章八句。】

《汝坟》

沿着那汝水堤岸，砍伐那树枝树干。没见到君子，心中。像。调。饥。这是本韵，赋的手法。[评]奇妙的比喻。

沿着那汝水堤岸，砍伐那新长出的枝条。已经见到君子，不把我远远抛弃。这是本韵，赋的手法。

鲂。鱼。红。尾，[评]造句深奥。王室如、毁、虽。则。如同毁坏，父母很近。这是本韵，比而赋的手法。[评]虚字转折有力，诗中多有此句法。

小序说“道化施行”，完全含糊不清，哪篇诗不可以用它！查此诗有两种说法。大序认为是妇人作的；那么“君子”指她的丈夫，“父母”指丈夫的父母。伪说是商人苦于纣王的暴虐，归心于文王，作了这首诗；那么“君子”、“父母”都指文王。两种说法似乎都讲得通。苏轼认为妇人作而“父母”则指文王；《集传》本于此。查妇人只知道家事罢了，国事未必能听闻。在商代早就知道归心文王，呼为“父母”，绝不像。又《韩诗外传》说“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位而做官。”似乎把“孔迩”当作“死期很近”来解释，讲不通；而且对上两章的“君子”怎么解释？后汉周盘读《汝坟》的末章，慨然兴叹，于是应孝廉的举荐，大概是本于韩诗的说法。

查上述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在“王室如毁”这一句未免意思松懈。刘向《列女传》：“他的妻子说国家多难，只有勉强坚持，没有谴责发怒，给父母留下忧愁。”严氏解释“王室如毁”，说“王室的事务虽然急如火，然而父母很近，不必挂念家事而懈怠王事”，也很牵强。况且父母远，难道就可以懈怠王事吗？后一种说法，在“王室如毁”这一句意思很协调而且关系重大，大概是指商朝的王室像被焚毁而将要灭亡。“君子”、“父母”也不嫌其重复，如“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民之父母”，都是如此。“

译“君子”是国君的通称；“父母”则是更加体现亲爱之情的称谓。因此，后一种说法更为优胜。

译[第一章]“调”，另一版本作“輖”，意为沉重；不必依据《韩诗》改作“朝”。

[第二章]何玄子说：“当时大概是周文王因为修述职贡的缘故，往来于商朝，汝坟的人得以见到他而感到欢喜。”虽然是想象之辞，但也值得保留。

[第三章]“鲂鱼赪尾”，比喻百姓的劳苦。“孔迩”，正好呼应上文“不遐弃”的意思。

【《汝坟》共三章，每章四句。】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押本韵。于。嗟。麟。兮。末句无韵，以下同。此章为赋体，以下同。[评]仅一个“麟”字，其余都是遥想神韵。

麟之定，振振公姓。押本韵。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押本韵。于。嗟。麟。兮！（“而”原误作“于”，据校勘改正。）

《小序》说这是“《关雎》的应和”，其义理非常迂腐。《集传》认为这样理解是对的。大概本于《毛传》所说“麟信而应礼”，这话本来难以理解；所以吕氏根据《小序》的“应”字，认为是应对的应；严氏认为是效应的应。若是应对的应，那就是古人推行《关雎》的教化，以麒麟出现作为祥瑞的应验。若是效应的应，那就是有《关雎》的德行而招致这种效果。纷纷如此摹拟附会。《大序》说“衰微世代的公子都诚信宽厚，如同麒麟出现时的时代”；其中说“麒麟出现时的时代”，欧阳氏、苏氏、程氏都讥讽其不通；即便说“衰微世代的公子”，“衰世”二字也难以讲通。意思是说古代治世应当有麒麟应验；商周之际为衰世，文王的公族也像麒麟应验一样。那么说治世有麒麟应验，指的是哪个时代呢？可以说荒诞极了。衰世又为什么不以麒麟应验而以人来应验呢？人重于兽，难道衰世反而优于治世吗？怎么解释呢？

这首诗只是用麒麟来比喻君王的子孙族人。大概因为麒麟是神兽，世间不常出现；君王的子孙也各自非凡人，所以兴起比喻而赞叹赞美罢了。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解释这首诗的人大多穿凿附会，全都讲不通。诗因为说到麒麟，就列举麒麟的“趾”、“定”、“角”作为辞藻，诗歌次第叙述本来就是这样；不必讨论它的趾是什么，定是什么，角是什么。又“趾”、“子”、“定”、“姓”、“角”、“族”，只是取来协韵。不必有深意；也不必有用趾如何来比喻子如何，用定如何来比喻姓如何，用角如何来比喻族如何。只有趾、定、角由下及上，子、姓、族由近及远，这是诗歌的章法。“振振”，有兴起振兴之意。《毛传》解释为仁厚，意图附会麒麟之趾。说：“麒麟诚信而应礼，是以足至者也。”不知道“振”字难道是仁厚的意思吗！况且他因为趾的缘故，所以解释“振振”为仁厚，那么定与角又为什么没有解释呢？《毛传》在这里解释“振振”为仁厚，在《螽斯》中也一样；这是迁就于此而迁就于彼。《集传》则在这里解释为“仁厚”，在《螽斯》中解释为“盛貌”；又两样说法。都可笑。末句“于嗟麟兮”，口中说的是麒麟，心中却指向公子；完全是遥想神韵，也不可拘泥地分疏。

《集传》解释这首诗谬误最多，说：“麒麟本性仁厚，所以它的趾也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所以他们的儿子也仁厚”。其谬误有五：诗本是用麒麟比喻公子、公姓、公族，不是比喻文王、后妃，谬误一。不用麒麟比喻公子等，而用趾比喻公子等，谬误二。一个麒麟既比喻文王，又比喻后妃，诗中从未有过这种比例，谬误三。趾与麒麟不是两样东西，子与父母是一体而分为二；怎么能用麒麟与父母、趾与子来分配对应！谬误四。这里用趾的仁厚比喻子的仁厚，对于“定”却说“未闻”，又说“或曰：不以抵也。”，对于“角”却说“有肉”，为什么都没有像仁厚那样确切的解释呢？谬误五。他解释“于嗟麟兮”说“意思是这就是麒麟”，尤其拘滞不得神情语气。又说：“何必身、牛尾而马蹄，然后才是王者之瑞呢！”按“于嗟”，是赞叹赞美麒麟的辞语，如果这样，就成了排斥的辞语了。首尾冲决，比、兴尽失，完全讲不通。况且既然用麒麟比喻文王、后妃，又把麒麟作为王者之瑞；麒麟既然是王者之瑞，文王也是王者，为什么麒麟不出现而呈瑞呢？既然用麒麟比喻文王、后妃，用趾比喻公子，那么人就是麒麟了，古代王者之瑞又为什么不生人而只生麒麟呢？这是盛世反而不如衰世了。这都是盲从《序》的过错，所以迷乱到这种地步。我说遵循《序》没有比《集传》更甚的，确实不假。

《汉广》篇每章四句重复；此篇每章一句重复，且不用韵：章法都极其奇特变化。

【《麟之趾》共三章，每章三句。】

《诗经通论》卷二

新安首源姚际恒著

召南

说明见前。

《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评]妙语，误导了后世解诗的人。之子于归，百两御（音迓），押本韵。之。兴而比也，以下同。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押本韵。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